发布时间：2023-03-17 18: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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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体制 文化体制 体制改革
一、相关概念
（一）行政与行政体制的含义
行政：所谓政府行政就是指政府部门组织为了实现公共的利益和目标，以公共权利和法律为基础，对社会公共事务和政府内部自身事务进行的管理和活动的服务活动。
行政体制：行政体制又称行政管理体制，主要是指政府系统内部中行政权力的划分、政府机构的设置以及运行等各种关系和制度的总和。从国家的层面看，是指行政机关与立法、司法机关的权力的划分。行政体制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体制决定行政体制。狭义行政体制的内容包括职能定位、权力配置、运行规则和法律保障等四个方面。本文是指狭义的行政体制。
（二）文化与文化体制的含义
文化：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是人类在发展进化过程中逐步掌握的能改善人类生活的知识、能力、习惯的总称。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这里是指狭义的文化。
文化体制：所谓文化体制，是指文化领域内各种文化组织所赖以设立及运转的具有特定内在逻辑关系的制度体系，包括文化政策法规系统和文化组织系统两大部分，它是一定历史时期政党意识形态在文化领域的结构化表现形式，是执政党意志在文化领域的体现。
二、新时期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与文化体制改革历程
按改革进行的时间特特征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与文化体制改革大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从表1中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的时间很相近，改革的内容相关性也很大。说明行政体制和文化体制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三、行政体制与文化体制改革的关系
文化体制与政治体制同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体制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体制决定行政体制。从以上行政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历程来看，两者的改革相生相伴，具有密切的联系。
（一）行政体制改革影响文化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与变迁，行政体制改革始终在不间断的进行，文化体制也在不断的演进过程之中。文化体制与行政体制就像一对孪生姐妹，在人类历史的演进过程中悄然生长。伴随着行政体制的变革，文化体制也在不断的进行调整。
不同的行政体制运行下产生迥然不同的行政文化。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成功迎请荷兰执政者威廉与玛利亚为英国的国王和女王。先后制订并颁布了《权利法案》、《王位继承法》，确立君主立体。英国没有成文的完整的宪法文件，因此为了巩固新生的制度和保障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制订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有限王权和自由平等思想进一步深入人心。
（二）文化体制改革为行政体制改革提供指导思想
当一国需要发展的时候，不仅需要“硬件”的支撑还要“软件”的指导，文化是不可或缺的“软件”，而文化体制改革形成一些先进的思想理念正海能为行政体制改革提供指导思想。
认为：事物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事物的发展与变化，内因起着关键的作用，但外因是其重要的影响因素。同样，在政府的行政过程中存在着众多的影响因素――行政环境。简单的说，行政环境就是直接或间接地作用或影响行政管理主体及其活动过程、活动方式的外部要素总合。这些要素既有物质的，又有精神的；也有社会的、自然的；还有国际的、国内的。它们共同影响并制约着行政管理的思想观念、方式方法、并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过程之中。
（三）行政体制与文化体制改革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矛盾论认为：同一事物的两个矛盾同时产生，并相互消长，随着矛盾的消长，事物也随之不断变化。行政体制进行变革的时候会带动落后文化理念、价值观的变革，当文化体制改革中出现先进的思想理念时，行政体制中的职能定位、权力配置、运行规则和法律保障等也要跟上潮流，进行相应的调整或变革。可以说文化体制的变革促使行政体制的转变，而行政体制转变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文化体制。因此，可以认为行政文化的革新与行政体制的改革是相辅相成的，两者不可分割，相互促进，又彼此消长，不断推动人类政治文明向前发展，不断加速人类社会向文明迈进的步伐！
参考文献：
[1]蔡涓娟.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10（19）：86-87.
[2]邓凡.在行政体制改革中加强行政文化建设[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4）：18-19.
[3]傅才武，陈庚.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路径与理论模型[J].江汉论坛，2009（6）：112-118.
关键词：风险；科技风险；风险社会
全球性风险社会的到来使得任何一个国家及个人都无法逃避，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的特殊国家来说，更是面临着各种各样复杂的风险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运用风险视角观察当代中国的现实状态，深思并反省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道路，不失为一种冷静、理性与深刻的方式。
1 当代风险理论研究成果
1.1 国外的风险理论研究成果
风险在现代社会中已然成为了一个复杂而重大的基本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众多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在各自的领域对风险问题展开了研究，其中，以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最为突出和成熟。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在宏观研究维度上是相当有影响力的，它同样在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理解中，被当做认识论前提，因此我们重点介绍它。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有三类，下面我们分而述之。
1.1.1 风险社会理论
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是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贝克是第一个从学理的高度把风险概念阐述清楚的西方学者。他于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被公认为风险社会理论的开山之作，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在专著中提出风险社会这个概念。随后针对卢曼的《生态交往》一书，他又发表了《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学》。在1999年出版的《世界风险社会》著作中，他又预测了全球性风险社会的到来。此外，贝克的其他作品还有：《自由与资本主义》、《反思现代化》、《自反性现代化》、《风险社会理论修正》、《关于风险社会的对话》、《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风险社会再思考》、《再谈风险社会：理论、政治与研究计划》、《风险社会及其超越：社会理论的关键议题》、《9.11事件后的全球风险社会》等。
贝克毫无疑问是社会学关于风险研究的集大成者。他的风险社会理论以反思现代化为视角，沿着风险分配的逻辑、个体化法则、科学和政治的衰微这三条路线展开。他不仅将现代性的膨胀及其副作用结果的风险归结为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而且提出要在“反思性科学化”所带来的科学和政治的解放中找到问题解决的希望――建立“世界公民社会共同体”，从而体现了一个制度主义者的理想，真正开辟了社会学对风险的研究范式。
与贝克一样，吉登斯也认为风险社会是现代性文明的结果，导源于全球化的发展和被科学技术所人为制造出来的风险。他主要作品包括《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性后果》、《失控的世界》、《超越左与右》等。
贝克和吉登斯都从宏观制度结构因素分析中指出，随着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而大量出现各种各样的风险与全球化过程一道遍布于世界范围，它们更具不确定性、难以预测、管理或避免。他们的伟大贡献在于把 “风险社会”作为一个概念和理论被世界广泛接受。
1.1.2 风险文化理论
这一流派从人类学、文化学的视角来解读风险社会的涵义，体现了人类对风险认识的加深。以玛丽・道格拉斯、威尔德韦斯和斯科特・拉什为代表。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在1982年所著的《风险与文化》一书中把风险分为了三类：社会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自然风险。他们宣称，虽然事实上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副作用和负面效应所酿成的风险可能已经有所降低，但是我们对这第三类风险即自然风险的察觉和认知程度却是大大增加了。
拉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当代社会发展导致的不确定性风险。在《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中，拉什认为：在“风险文化时代，人们的主要任务就是防止和排除诸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等飞速发展后所造成的包括生态风险、核风险在内的各种可以危及人类毁灭人类的巨大风险”。
1.1.3 风险系统理论
尼古拉斯・卢曼，是西方社会学界关于风险研究的另一位集大成者。他的有关现代社会风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沟通》、《技术、环境和社会风险：一个系统的视角》、《风险：一个社会学理论》和《现代性的观察》等。
卢曼的风险复杂自系统理论完全从现代社会的结构和内在机制来阐释风险的来龙去脉。他从系统――功能分化的角度阐述了风险得以产生且不可避免的原因，深入而又细致地运用社会系统理论来分析风险。较之于贝克和吉登斯，卢曼对风险的理解要宽泛得多，他认为贝克主要关心的是技术性的风险，是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而在社会生活中还有其它风险，因此他把注意力转向“决定风险运行的结构性因素”而不是风险运行本身。
卢曼与贝克关于风险理论的区别在于：在认识论基础方面，贝克倾向于建构主义的现实主义，而卢曼倾向于强建构主义；在方法论上，贝克的是制度主义的方法论，而卢曼则是系统主义的方法论；在风险应对策略上，贝克强调的是反思性科学化和全球“亚政治”的策略，卢曼更为悲观一些，但也强调了二阶观察的重要性。
1.2 国内的风险研究成果
虽然国内对风险问题的关注晚与西方，但是大致从2003年以后，这个问题骤然成为了国内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话题。总体来看，我国的研究还处于初始探索研究阶段。到目前为止，国内对风险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领域，其它领域的研究则相对较少。这些研究大致也可以分为三类，下面我们具体介绍。
1.2.1 西方风险理论的引入
国内对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既有综合性述评研究，也有专门针对某一风险社会理论家的相关研究，但是从国内出版的著作来看，基本上都是综合性研究。薛晓源、周战超与杨雪东是国内最早一批翻译，评介及研究风险社会理论的学者，他们的作品主要有：薛晓源、周战超主编的《全球化与风险社会》、薛晓源、李惠斌主编的《当代西方学术研究前沿报告（2005-2006）》、薛晓源、李惠斌主编的《当代西方学术研究前沿报告（2006-2007）》。此外，从哲学角度研究风险的有两本专著：庄友刚的《跨越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与刘岩的《风险社会理论新探》。而李瑞昌从公共管理学角度出版了《风险、知识与公共决策》。这些成果将风险的界定、分类、特征、根源、以及风险与现代社会发展为重点，并且结合了实证分析及应用分析来探讨问题，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
1.2.2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本土化研究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制度转型和体制转轨具有特殊国情的国家来说，如何借鉴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有益成分，把它与当前中国社会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风险问题结合起来，并就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道，也就成为了学者们思考的主题。为此，他们进行了多视角、多学科和多行业的探讨，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这样的著作主要有：冯必扬的《来自竞争的风险――我国转型期竞争与社会风险》和《不公平竞争与社会风险》、丁元竹等的《中国2010年风险与规避》、杨雪冬的《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童星与张海波等的《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及识别――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刘挺的《经济全球化与社会风险》、李航的《我国转型期弱势群体社会风险管理探析》、刘先春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挑战与对策研究风险・机制・对策》、 曾家华的《风险与发展-没有风险意识是最大的风险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和谐社会-社会公正与风险管理》 和谢建设《风险社会视野下的农民工融入性教育》。
1.2.3 与风险相关的其他研究
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陈秋玲的《社会风险预警研究》、谢进川的《传媒治理论-社会风险治理视角下的传媒功能研究》、贾英健的《风险社会的人学研究》、蔡定剑的《公众参与：风险社会的制度建设》、李福胜的《国家风险：分析・评估・监控》、何翔舟的《政府管理活动中的风险成本问题实证研究》和李维的《风险社会与主观幸福――主观幸福的社会心理学研究》。
国内学者在风险研究的学术论文数量上是相当可观的，但绝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学与管理学领域内。总的来看，国内学者在对风险的研究中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新思想、新观点，但是我们的研究才刚刚起步，难免与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存在一定的差距。相比以贝克、吉登斯和卢曼为首的风险社会理论家来说，目前国内风险理论的研究还缺乏系统性、整体性和深刻性。
2 当代科技风险研究成果
2.1 国外的科技风险研究成果
现代技术对自然产生的负效应导致了以蕾切尔.卡逊为代表的生态批判主义这一新的科技批判思潮，在其1962年出版的著作《寂静的春天》中，作者以技术宏观负面效应的实证研究对科技风险产生的事后效应进行了批判，揭发了DDT等人工化学物质污染破坏土壤、森林以及河流等生态系，通过由食物链导致的生物浓缩也威胁到了人类的健康和生命这一事实。
从技术微观负面效应的实证研究探讨科技风险的学者还有：查尔斯.培罗的《当科技变成灾难：与高风险系统并存》、刘易斯的《技术与风险》、威廉.M.埃文《危机四伏：预防技术灾难》、沃兹尼亚克《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与教训》等。比如培罗在《当科技变成灾难》中分析了技术事故及灾难的成因，论述了高风险技术的特征，批驳了动辄将事故归咎于操作失误、系统设计缺陷等传统的错误认识，提出“正常事故”理论（NAT）。作者的基本观点是技术系统的事故具有某种不可避免性，因而是“正常”的。
此外，科学家波拉克在《不确定的科学与不确定的世界》书中，坦率地说出科学的不确定性，以及诸多技术的风险性。卡尔.德尔里卡的《双刃剑――遗传革命的前景与风险》揭示了现代传遗传学的正、负两方面，以及它对我们每个人的潜在影响。C.J.范莱文与T.G.韦梅尔的《化学品风险评估》一书探讨了工业化学品的来源和排放对环境及人类的影响所进行的风险评估和管理。生物地球化学家巴什金编著的《现代生物地球化学：环境风险评价》，系统介绍了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一般特征，并对导致人类和生态系统环境风险的有关机理进行了分析。斯图亚特・艾伦的《媒介，风险与科学》从传媒学的角度描绘了环境风险、艾滋病、由转基因食品和BSE（疯牛病）等带来的食品恐慌，以及克隆人等问题，从而再现了科学和风险的一些关键议题。
2.2 国内的科技风险研究成果
在国内，科技风险还是一个新的探索性话题，从2004年开始个别专业研究团体开始介绍翻译国外相关著作，在学术期刊杂志上也陆陆续续的出现了一些研究论文，在2008年和2009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举办了两场有关科技风险的研讨会。
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应该是国内最早涉足科技风险研究的专业团体，他们在2004年后推出了北大科学传播丛书五册。比如《在理解与信赖之间：公众、科学与技术》就涉及了科技风险研究、风险预知、风险沟通以及科技风险引起公众的理解与信任等问题。第二个专业团体是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的“科学技术与现代社会风险”课题组，他们致力于对现代风险和风险治理的总体性的研究。从2005年起，他们也先后出版了现代风险管理译丛图书五部，这些书中对核、遗传、生殖和通讯等高新技术的风险给予了深刻的分析和评论。第三个机构是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他们在2010年联合英国的多个研究中心出版了“社会风险治理经典译丛”六本。这套丛书的特点就如主编张秀兰所说是从治理而非管理的维度展开的，她认为治理是指一种公共管理活动，具有新公共管理的义涵。
2008年1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30周年纪念大会举行“科技风险与人类未来学术会议”。这次会议集中关注科技发展给人类带来的风险问题，逐层分类讨论了不同类型的风险。另一场会议则更多的从伦理学的角度探讨了的工程技术中的利益与风险问题。2009年5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在昆明举办了“利益、风险和工程伦理”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主要围绕工程技术的风险问题、工程利益分配问题、工程技术人员道德、工程伦理规范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探讨。还有一场是由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与英国肯特大学等联合举办的社会变迁中的风险研究国际会议，其主要议题有三个：风险管理的变迁、社会科学对理解风险问题的贡献和有关中英当前风险和社会管理的问题。
从国内目前收集到的科技风险方面的期刊论文来看，大致是从四个角度进行研究的，代表性的论文有：伦理学角度的有：崔伟奇的《科技伦理：在风险观念的语境中》、杨雪聘的《科技风险的伦理思考》和庄友刚《风险社会中的科技伦理：问题与出路》等；专门讨论技术风险的有：张成岗的《技术风险的现代性反思》、王前与朱勤的《STS视角的技术风险成因与预防对策》等；管理学角度的有：曾国屏的《科技风险与治理》、赵南元《科技风险与社会管理能力》和马缨的《科技发展与科技风险管理》等；哲学角度的有：吴国盛的《生活方式、发展模式与科技风险》、赵万里的《结构性风险与知识社会的建构》与《科学技术与社会风险》、蒋劲松的《风险社会中的科学与民主》、费多益的《科技风险的社会接纳》与《风险技术的社会控制》等。
3 结束语
对风险与科技风险的关注与研究是当今时代一个紧迫而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大多数中国人对待风险与科技的态度是盲目乐观、片面肤浅的，因此加强这些方面的研究并采取适当的方法进行传播，对于增强国人的风险意识与感知，给予科技更多的人文关怀以及伦理价值观的反思，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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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斯科特・拉什.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J].与现实，2002，（4）.
[3]岩佐茂.环境的思想与伦理[M].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179.
[4]泰勒-顾柏，金.社会科学中的风险研究[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主编序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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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恒力.利益、风险与工程伦理-第二届全国科学技术与工程伦理学术研讨会综述[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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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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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海派绘画 特点 新阶段
海上画派, 简称海派, 是清末民初在上海浙江一带形成的一个画家群体, 大师会集, 成就斐然, 曾一度引领中国画界, 在中国绘画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卢辅圣指出, 19 世纪中叶以来产生深远影响的“海派”, 既非惯常意义上的绘画流派, 更非地域性质所能界定,而在较大程度上呈现出模糊、多元、变动不居的特点，从而导致了人们对于“海派”概念使用和评价的莫衷一是。但不管怎样，海上画派以生动活泼、雅俗共赏的写意花鸟和人物画为主体的新画风, 与正统派陈陈相因的复古画风相抗衡, 冲破了元明以来的框范, 将中国绘画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一、海派绘画不同前代的新特征
海派绘画艺术是其现实性、艺术性与国际性和商业性的统一。
（一）、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阶段进程
海派绘画发展时期，正值西方列强，清廷腐败垂死的特殊时期。这一时期民族救亡图存，“学习借鉴”西方文明，是彼时社会图强求存的共识。在十九世纪60至90年代，清廷推动的“”，虽然在理论上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但其实质内容，就是师“西洋”富强之术，来振兴国家。而《天演说》等西方译著的广泛传播，使进化、国家、国民等新概念在彼时社会得以确定并产生影响。这种中国特殊时事格局的形成，其原因，正是西方资本主义侵略扩张，，使中华民族濒临亡国灭种的危难时局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其根源性，正是西方资本主义通过其全球侵略扩张，一方面掠夺他国的资源和财富，另一方面，则推行他们的价值观和文化。企图影响被侵略(非西方)国家的发展进程，使其中止本国的传统演进，而直接向新阶段转化。通过以上分析，海派绘画形成发展时期，中国社会由封建帝制向民国体制转变的过程和原因，是极其明显的。而这一进程，正是中国社会步入新阶段的进程。因此，发展于这一时期的海派绘画，必然受到彼时社会情境的制约和影响，而呈现出与彼时社会历史景况相对应的，更相对民族绘画古典形态的中国绘画新阶段的特征。
（二）、绘画创作的偕俗性、商品性以及画家的入世观
海派绘画的新阶段特征，还体现在画派艺术创作的“偕俗”性，以及由作品商品属性所带来的绘画作品的“量产”、“重复”，以及完全根据买家需要的作品“订制”方式。“新阶段特征”并不仅仅是画派发展的进步和积极的一面，它只是相对于所谓中国绘画的古典性和既有特征而言的。古典绘画多是画家通过所谓“澄怀观照”来达成绘画境界的营建。澄怀，强调自我的修炼，观照，则是对世事人生的体味思考。因此，艺术创作往往是避世的、个体的精神观照的产物。而海派画家在作品中所反映的爱国自强精神，对时事的关切，以及“冬令施米，夏令施药”的济世情怀。则非常鲜明的反映出，作为艺术家对世事的关切，对民族前途的忧患，这一方面反映出中国社会由封建制度，向民国近代转变的社会大变革中，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挣脱封建帝制枷锁的“民主”意识的形成，更是作为一个画派在新的时空条件下，区别于古典绘画的新阶段的体现。而这一新阶段的实质内容，同时也反证出海派绘画社会学因素对画派发展的深刻影响和实际作用。
（三）、海派画家绘画艺术的新阶段特征
海派绘画的新阶段特征，正是通过海派画家绘画艺术所彰显的。吴昌硕绘画艺术的新阶段特征，是通过吴昌硕绘画图式的现代特征来体现的。吴昌硕的“图式”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石鼓文篆书字体的“间架结构”，迁想妙得，而进行的对所描绘客体形态的重新组合、变化，形成的独特的构图形式。其二是将作品题跋的书法，作为“块面”和一个“形”的元素，参予到画面的经营之中。同时，印章在画面不同位置的“布局”，既产生所谓诗、书、画、印的合璧，同时也形成了平面的点、线、面的现代构成特点。其三，“苦铁画气不画形”的主张，明确宣示了通过作品形成的符号化，而凸显海派绘画新阶段的精神理念的重塑。“气”的提出，既有“金石气”以及涉及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气”的内涵，更重要的是强调了作品超然象外的，具有观念意味的艺术思维方式。任伯年绘画艺术的新阶段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任伯年花鸟画题材的广泛性，构图的抽象性，这里所说的“抽象”，是指其花鸟构图的设置和造型的变异性特点。同时，因偕俗性影响的绘画色彩的丰富多样、艳丽夺目，一反传统花鸟画的以水墨为主的特征。其二是任伯年在任熊、任薰人物画传统基础上，对人物造型的处理，通过夸张、变异、线条的疏密，疾徐的对比变化，极具韵律和节奏，呈现出中国绘画新阶段的特征。其三，任伯年人物肖像画的人物面部结构处理方式，以及《酸寒尉像》等作品的没骨大写意画风，力避传统人物画陈式，也呈现出了鲜明的新阶段特征。
关于海派绘画，薛永年在《海派对扬州八怪的发展与中国画》指出，在特殊环境中形成的海派画家，虽同处艺术商品化进程时代,“扬州八怪”仍隶属于传统“养士”范畴,而海派画家则已叩开了现代社会的大门。嘉道之后，清政府的腐败程度已经到了极顶，因此，有识之士率先冲破封建桎梏，举办各种有益于社会的事业。就美术届而言，创立学校便是一个例证。光宣之时，有师范学堂的设置，江苏的两江优级师范，有图画手工科设置，为后来创办美术专门学校起到了领先作用。与此同时，出现了一批出国留学的美术青年，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就有容闳去法国巴黎；光绪十三年（1887年），有李铁夫去英国阿灵顿美术学校；接着，自1989年至1911年，先后有周湘、陈师曾、高剑父、李毅士、李叔同、冯刚百、何香凝、高奇峰等，或去日本、或去德国、墨西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西欧绘画的逐渐东来，这批留学生对发展我国绘画事业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他们把西方的办学经验以及西方绘画的画法带回中国，此后，他们兴办学校，担任教席，使中国的绘画产生新的发展趋势。除此之外，还值得我们重视的，那就是海上画家的集体力量，他们互相激励，形成一股振兴中国画的力量。当时上海是新兴的城市，这个城市，既具封建性，又带有殖民性，其风尚有本土的，有海外泊来的。就在这种复杂的、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的形势下，使得清末民初的海派绘画，呈现出了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新局面。
（四）、绘画作品的平民性及画家自我意识的觉醒
海派画家，名家众多，各呈鲜明的个人面目，突显了画家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显现出现代绘画语境中的所谓“多元特征”。海派绘画的新阶段特征，还表现在以现代社会之民权民生为基础的“民主”意识，形成了对古典绘画文人士大夫人生理想和精神诣归的高贵传统的颠覆，使绘画从“精神圣坛”走向民间，出现所谓平民艺术。海派绘画，在历经第一期、第二期的“偕俗”后，最终以吴昌硕的以俗为雅、变大俗为大雅来完成了中国绘画的新阶段建构，并在其后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画坛。海派绘画发生、发展并最终鼎盛于中国社会，由封建体制向民主共和政治转折的社会政治风云激荡，且面临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和疯狂殖民掠夺的非凡时刻。海派绘画，必然伴随着中国社会由封建帝制走入近代民国的新的政治体制，而呈现出其必然的新阶段特征。
二、中国绘画的新阶段
正如张鸣坷在《寒松阁谈艺琐录》中所载“ 自海禁一开,贸易之盛无过上海一隅。而以砚田为生者,亦皆于而来侨居卖画。” 可见，正在兴起中的近代工商业都市文化对他们的吸引, 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社会与人的变化促使文化艺术也相应地发生了巨变，市民文化或者说通俗文化因此而在上海蓬勃兴起。就这样, 海上画派使绘画从文人士绅的雅玩走向贴近大众的、市民的艺术。海派用清新、活泼、通俗的形式, 突破了传统绘画超逸、绝俗、不食人间烟火的隐逸情调。伴随这个经济的繁荣, 富商和广大市民阶层对文化的需求日益增长, 这就为绘画作品开辟出广阔的市场。随着传统绘画的逐渐转型, 其世俗化、商业化和多元化的特质使海派日益与前代绘画中的相关特质形成明显的区别, 并逐渐切入近代城市市民文化的格局之中。绘画不再局限于过去表现传统文人画的隐逸情调, 他们笔下的山水是可游可居的, 是让人感到亲切的自然风景。花鸟不再局限于梅兰竹菊四君子, 而是画一些富有象征寓意的题材, 以服务于购画者为宗旨, 坚持以满足需求为主的基本态度和艺术取向。虽然在题材上有所变通, 但大多表达祝祷祈盼富贵吉祥的大众意愿, 常见的题材除梅兰竹菊四君子之外, 还有松、荷、紫藤、芭蕉、桃花, 牡丹、玉兰、绣球、石榴, 批把、鸳鸯、孔雀、振鱼、鹤、鹿、猫等，这种绘画风格,迎合了市民、 商人的口味有关。
总而言之, 海上画派的兴盛,促进了美术教育事业,把对西洋技法的参用推向消化,提高了美术出版刷、美术理论与评论的水平,加强了美术对工商业的参与程度,因此,海上画派的成就不仅在整体上提高了国画的现实感、生动性和观赏性,符合新兴市民阶层对美术审美的要求,而且带动了其他相关领域的发展,推进了美术文化事业的繁荣,这为上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全国美术的中心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19 世纪末到20 世纪上半叶的海上画派,是中国绘画史上的崭新阶段, 对近现代中国美术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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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维度转向多维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谈谈十六大以来行政管理学研究取得了哪些成就。
高小平：概括地说，行政管理学研究在三个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一是基础理论的创新，加强了对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公共服务理论的研究，为建立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完善行政管理学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二是政府管理实践问题的研究，加大了行政改革、应急管理、社会管理和政府服务等方面的研究力度，为推进政府改革、提高行政能力、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作出了贡献。三是行政管理技术与方法的创新，更加重视实证研究、案例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为政府引入绩效管理、目标管理、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网络管理的方法提供了理论与技术咨询服务。
《中国社会科学报》：十年来，行政管理学的成就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取得的？有哪些鲜明的特点？
高小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调整、发展历程，可以从改革和创新两个维度来分析，并划分为两大阶段。从1978年到2002年，是以改革为引领、创新蕴涵其中的时期，重点放在改革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传统行政管理体制、职能和组织结构；2002年之后，进入到改革和创新并重、创新引领的时期，重点是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转变职能，创新行政流程、工作方式和运行机制。近十年正处于第二个阶段的开始期，或者说是两个阶段的转换期。我们分析行政管理学研究取得的成果不能离开这个背景。
通过回顾可以发现，十年来我国行政管理学从研究改革为主向改革与创新并举发展，从研究实践为主向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发展，从通过个别问题的拓延性研究为主向系统化研究指导下的对策研究为主发展。行政管理学研究从以往的单维度研究（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转向多维度、全景式、精细化研究，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大体系相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语境中建立行政管理研究的新坐标。
借鉴国际成果 打造中国特色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行政管理学发展进程中，国际学术流派和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
高小平：对。人类关于管理和治理的研究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其知识体系呈现交叉性、辐射性和融合性。我国行政管理学研究不断深入，得益于学科的分化整合过程与国际化“生态”的有机结合。行政管理学是综合性学科，科际整合特征比较明显，研究行政管理学必须研究行政生态，即行政的经济生态、政治生态、社会生态以及学科生态，才能获得“生态动力”。
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借鉴国际上的研究成果。国内多家学术研究机构和学者翻译了一大批国外行政管理学领域的经典著作、教材，向国内学术界和实务界介绍西方行政管理学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动态，举办或参加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从2005年至今，由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发起，电子科技大学与国际知名学术机构共同主办的公共管理国际会议连续举办了五届。
与此同时，我国学者注重行政管理学的中国化，打造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其在学科和理论上的影响力已超越了行政管理学自身的范围，成为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把行政管理学科的基础打造得更加牢固，我国行政管理学研究者不断加强对行政管理基础理论和深层次问题的研究，展开了行政哲学、行政方法论、公共性思想、行政战略、行政伦理等内容的思考，十分关注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对现代化的意义。2003年4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与南京财经大学联合召开“全国行政哲学研讨会”， 此后每年或两年召开一次行政哲学研讨会，聚集了国内行政哲学研究的力量，涌现了一批有较高质量的论文，深化了对行政哲学本身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这对于运用传统行政管理思想去研究和解决全球化背景下行政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探索行政活动的本质和规律，建立学术理性规范，具有重要意义。
积极为政府管理改革建言献策
《中国社会科学报》：行政管理学是一门应用性学科，请您谈谈这十年来行政管理学研究是如何为政府改进行政管理发挥作用的。
[关键词]城市化 都市化 文化研究 都市文化研究
一、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理念
席卷全球的城市化进程正对当今世界产生至为重要、深刻与全面的影响。从学理上讲，社会学一直将城市化定义为一种城市居民增长的人口现象。另一方面，尽管城市化包括城镇化、城市化与特大城市（都市）化三种形式，但依托于规模巨大的人口与空间、富可敌国的经济生产总量、发达的交通与信息服务系统而出现的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无疑代表着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环节，对人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当代城市化进程称之为“都市化进程”（Metropolitanization Advancement）。
如同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日渐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枢纽与中心一样，依托于其上而出现的不同于农村、城镇、中小城市的都市文化模式，对当代人类社会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首先，大都市不仅是经济、金融、商业、信息技术的中心，在精神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等方面同样具有霸权地位，并主导着当今世界文化市场的消长与盛衰。其次，依附于大都市而产生的新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从其一出现就是全球性的主流话语，并迅速地淹没了不同国家、地区固有的也许已延续了上千年的地方经验与价值传统。正如斯宾格勒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1] （P353） 一样，对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当代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而言，完全可以将之引申为“当代世界文化，即是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最高代表，都市文化本身即是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的最高环节，在它内部已摄含了前此各低级阶段如乡村、城镇、中小城市文化的要素与精华，因此当代国际化大都市为我们在更高的历史阶段、更全面的整体视角及更深刻的本质层次上研究城市文化提供了现实对象。在当代，不是一般地研究城市文化——历史上的城市文化或当代普通城市的文化，而是只有把研究对象放在作为中心及最高环节的大都市文化模式上，才能在深刻的思想意义与直接的现实意义上把握住人类文化发展的本质与规律。这是在当代研究都市文化的重要性所在。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城市化水平低，农业文明传统沉重，以及它们作为物质基础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观念、方法、工具等方面的制约与局限，使中国当下的都市文化研究显得相对贫乏，远不能满足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需要。目前国内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话语谱系。一是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这是由于受西方大都市群理论影响而开辟出的新方向。尽管它好的一面是使都市研究作为一个重要对象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学术视野，但由于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对都市文化结构及其人文精神层面很少触及到，即使注意到文化要素，它们一般也停留在文化产业等实用与商业层面，对其深层的文化价值重视不够。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与前者相反，这些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影视、广告、网络、流行文化与时尚等都市的审美外观或文化幻像上，由于缺乏必要的切入都市社会现实的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它们往往割裂都市审美文化外观与产生它的经济社会基础的内在联系，因而也不能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
因为国际化大都市不过是晚近五六十年才出现的，而全球性都市文化模式存在的时间还要更短，因而出现上述问题也是非常自然的。可以相信，都市文化研究要想真正成为一门成熟的世界性前沿学科，其道路也必是相当漫长与曲折的。在当下，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首先树立起对都市化进程的理性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当代的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的出现，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从主体角度讲，都市的出现使人类在整体上被“都市化”了。尽管一个当代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可能对城市生活方式激烈地批判与否定，但无论现实中的衣食住行，还是更高层次的文化消费与精神享受，他们都不可能与大都市绝缘。因而，那些激烈反对都市文明的学术与思想，基本上都不是理性的产物。如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说：“企图从那些节奏缓慢的乡村中，或者是那些单纯的、自然状态尚未消失的地方寻找解救城市的良药或许会让人油然升起一种浪漫情怀，但那只是浪费时间。”[2] （P502） 从对象角度看，都市环境本身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与个体存在的最新空间形态。在都市里固然存在着许多令人苦恼的问题，如社会学家讲的过度城市化、城市危机等，但另一方面，这并不能构成反对城市文明或大都市文化的理由与借口，因为它们不仅是当代人生存最重要、最直接的社会环境，也给个体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随着经济生产与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及世界文化市场的初步形成，国际化大都市文化对人类及其个体的影响更是变得无处不在，要想脱离这个现实背景去谋求更高层次的生存与发展，是不可能有任何现实意义的。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全面发展的个人”是人类社会生产的终极目标，其内涵是“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局部生产职能的痛苦的承担者”。[3] （P500） 这当然也是当代人在都市化进程中的最高发展理想。但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特别指出的：“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4] （P21） 也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又是不可能在低级的原始和谐状态或不发达的社会关系基础上达成的。把这两方面的要求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当代人“全面发展”的理论基础。具体而言，一方面，由于影响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转移到国际化大都市，另一方面，由于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更高阶段与历史的新篇章，因而，如何减少人自身在城市化进程的异化，如何在国际化大都市的社会背景中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就成为当代中国都市文化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最深刻的价值理念。在这个意义上，都市文化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理性的方法、观念、理论与解释框架，以便整理他们在都市化进程中混乱的内在生命体验与杂乱的外在都市社会经验，帮助他们在“都市化”了的生命主体与迅速发展的都市现实世界之间建立起真实的关系与联系，实现他们生命的本质力量并在真实的世界中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二、文学：从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
当下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各有不尽人意之处。对于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其问题主要是失之于“实”，忽略了都市的文化层面或文化的精神价值内涵，这是作为实证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必然表现。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其问题则在于失之于“虚”，它们掩盖了都市文化繁华表象背后的本质或深层结构，充其量只能生产出各种时尚化了的知识与趣味。由此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 尽管两种话语都可以揭示出当代都市文化的某些侧面或局部，但又都是不全面的，因而不可能指望依靠两者之中的任何一者去建立一门具有相对严密的学科形态及较为纯粹的学理价值的都市文化理论；（二） 这也带来积极的启示，即，要想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必须在努力吸收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等学术资源的同时，又能够通过理论创新在这两大话语谱系之间建构出一种对话、交流的知识生产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在知识结构与学科框架上为当代都市文化学科的诞生准备好充足的条件、奠定下坚实的基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座桥梁，以打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在分类框架与学术传统上固有的各种障碍。
从中国当代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实际状况特别是就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具体语境看，我们认为，只有文艺学、美学最适合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桥梁，这可以从原理框架与经验研究两方面加以阐释与论证。
从原理框架的角度，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中国文艺学从一开始就不是只关涉原理与知识生产的纯学术，它的一个具有理论基础性质的命题即“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尽管初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如果从逻辑上严格考究，则直接混淆了“文学”与“人学”在本体存在、知识谱系与学科形态上的重要差异，以是之故，在文艺学近百年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中，与“文学”关系最密切的形式、审美、文学语言、文本结构等纯粹学术问题是相当边缘化的，相反却是作为“人学”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直接表现的阶级性、社会性、意识形态、生产与消费等外部研究一直是主流话语。对此中是非尽管难以一概而论，但这种学科形态与学术传统，给中国文艺学赋予了相当浓厚的社会科学属性与功能，则是无须做更多论述的。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在文艺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之间并没有过于森严的学科壁垒。在当代都市化的背景下，由于“文学”之“文”已发展为“都市文学”或“都市文化”，而“人学”之“人”也摇身一变为与农夫、小家碧玉等传统生命主体很不相同的“都市人”，因而从中推出“都市文化学是研究都市人的学问”，也是不存在学理障碍的。其次，从美学学科的原型结构看，在康德哲学体系中，审美（判断力）一直是知识（纯粹理性）与伦理（实践理性）之间的桥梁。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序言中，也把这个“判断力原理”称为“谜样的东西”。对此正如劳承万的阐释：“构成谜的是矛盾的双方。一方面，判断力是一个‘先验原理’，它能够‘运用于对世界本体的认识’，‘同时开示着对实践理性有利的展望’，这似是逻辑理性之类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又能对主体产生‘愉快及不快情绪’，尽管不是直接的关系。康德补充说，‘从这些概念（即认识中的诸概念——引者）永不能引申出一个对于愉快及不愉快情绪的直接结论来’。……这就构成了审美判断的特殊性质。”[5] （P123） 引申一下，如果说纯粹理性是一切社会科学最必要的主体条件，实践理性是一切人文学科最深刻的价值基础，就不难推出，以判断力为学术对象与起点的美学研究——它一方面与认识论的概念、逻辑等有联系，另一方面又与伦理学的欲求、价值等相牵连——正是关注主体价值建构的人文学科与注重经验事实阐释的社会科学之间最具合法性的中介与桥梁。从学理上讲，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正可以使文艺学固有的“社会—人生”意向与美学固有的“悟性—理性”意向，在当代都市化进程中开拓出新的知识境界与前沿学科形态。进一步说，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在都市文化的学理架构中实现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学科交叉建设，在充分保留前者的人文价值与后者的科学精神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互动，既有助于社会科学摆脱其僵硬的实证本性而变得灵动，也可为人文学科飘邈的审美天性提供真实可靠的地基。在这个新的学术空间中，实现科学性、人文性、审美性的良性循环与互动，催生出一门以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的人文社会科学来，其现实意义也是自不待言的。
从经验研究的角度看，中国文艺学、美学与都市文化研究的学科亲缘性，不仅不偶然，相反还是以相当深厚与为数众多的经验研究为根基的。从学科背景上讲，中国都市文化研究与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都市文化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在中国，尽管在学科分类上都市文化研究最应纳入的是社会学之下的文化社会学或其他学科下的艺术设计、城市建筑等，但由于中国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的特殊性，从一开始它就与中国文学、特别是其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等结下不解之缘。一些西方的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学者，之所以对中国文学学者研究都市文化想不通，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都市文化研究与中国文学的学科渊源，可追溯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思潮。在某种意义上讲，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运动，是中国文学从自身分化出文化研究的直接原因。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 它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学创作，对寻根文学的阐释与评论直接导致了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话语转型。由于文化批评更关注文学文本背后与外部的东西，如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人种与民族、深层心理结构、性本能等，因而极大地拓展了文学批评的理论思维空间。而对当时以时代背景、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为三项指标的文学批评模式的反感，同时又不满于简单运用西方文艺观念与审美尺度解释中国文学现象，也是造成文艺批评方式发生变革的重要原因。（二） 在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观念与话语引导下，文艺学、美学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做基本理论与纯粹学术研究，而是将有关理论成果直接运用于迅速发展变化着的现实世界，于是，非文本的影视网络、非文学的大众文化、非艺术的审美文化、非学理的文化消费与文化娱乐、非书斋的日常生活与超级市场，以及与经济学等密切相关的文化产业、旅游文化等，就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成为文艺学、美学的研究对象。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思潮中，文艺学、美学既是其始作俑者，又是其学术重镇，既掀起了巨大的学术波澜，也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举其要者，如王岳川、王宁、徐贲等人的后现代文化研究，高小康、王德胜、肖鹰等人的大众文化研究，陶东风、姚文放、王纪仁等人的当代文化研究，吴中杰、陈炎、周宪、李西建等人的审美文化研究，王一川、尹鸿、戴锦华等人的影视文化研究，金元浦、花建等人的文化产业研究，也包括一些新的边缘学术方向的建设，如童庆炳、李春青等人的文化诗学研究，胡经之的文化美学研究，刘士林的中国诗性文化及江南美学与文化研究，王杰等人的审美人类学研究等。从文艺学、美学学科发展出来的文化研究，在扩展文艺学、美学研究的对象与空间的同时，也使自身的传统研究方式与评判尺度发生了重要变化。对此中是非尽管至今仍有争论，但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它直接呼应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当代历史进程在中国学术研究范式与思潮上的具体反映，因而在生命力与影响力两方面都是不容忽视的。（三） 它还具体体现为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向。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大本营，古典文学研究向以老成持重、传承有序乃至相对保守为特色。但受“文化学转向”影响，特别是由于引进了西方文化人类学、现代民俗学等新思维与新方法，在这个原本平静的领域中也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以叶舒宪、肖兵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人类学派，在“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的总名目下，对许多中国古代典籍作了全新的阐释与评估。尽管其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打破古典文学相对封闭的学术框架、丰富人们的学术观念与研究的技术手段等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其实，受“文化学转向”学术思潮的影响，文学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在上述二级学科，如当代文学界对都市文学题材的研究，现代文学界对海派、京派文学的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界对上海与巴黎或其他国际化大都市文学（文化）的比较研究等，尽管道术各有不同，但都殊途同归于都市。对都市文化研究而言这些也都应予以充分关注与思考。
转贴于
三、当前都市文化研究的特点与学术渊源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也进入到全面发展的新时期。首先，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更明确地定位在城市化与城市发展上。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不仅像北京、上海、广州等近现代大都市日新月异，一些新的中心性城市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生长出来。随着城市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化与城市化开始淡出，各种区域性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乃至于建设世界级大都市群，开始成为中国现代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这为都市研究的深入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其次，都市生活方式与都市文化模式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中心。在都市的新天地中，生存的物质条件与精神环境的巨变，使人们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精神趣味等方面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变化。都市化进程带来的新经验、新思想及新问题，也在寻找一种可以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理论与解释框架。与中国当下迅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创新显然滞后了许多。而正是由于都市文化研究本身在学科上的空白，才为在文化研究中获得一定研究经验与方法工具的中国文学介入这个新的学科领域提供了契机，其在逻辑上仅是把研究对象从“文化”进一步确定为“都市文化”而已。
从文学学科背景出发研究都市文化，只是晚近十年才发生的学术转型，现在从任何角度做评价都为时过早，因而，这里仅就其发生过程中的特点与学术渊源略作说明。
当代都市文化研究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地缘性。当代都市文化（文学）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集中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如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原因是这些城市本身及所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高，且与国际大都市的交流与联系十分密切，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文学研究者，出于对当代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的亲身体验与学术敏感，率先开拓了以国际化大都市为学术背景的中国文学研究新方向，使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空间与有机构成部分。
二是延续着文学的文化研究之学脉，在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及古典文学研究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都市文化研究话语。早在文学的文化研究中，中国文学的研究对象就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其主题即由传统的乡村让位于当代的城市，如文化研究涉及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影视文化、文化产业等，本就是当代都市空间最典型的文化形式，只是最初人们未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而已。随着当代中国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三大都市群的初步形成，特别是上海等182座国内大中型城市（截至到2004年）相继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目标以后，作为文化研究更高形态的都市文化研究，必然要进入到中国文学的学术框架中。在文学批评方向上，如蒋述卓、李凤亮等从1996年开始，先后承担了“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审美意识培养”（广东省“九五”社科规划项目）、“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人格培养”（国家教委专项任务项目）等科研项目，出版和发表了《城市的想象与呈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文学：涌向都市的潮声》（《粤海风》1998年第1、2期）等著作与论文，认为城市文学应该成为都市人诗意栖居的精神方式，并提出通过建立城市诗学，从积极的角度肯定都市文学、都市艺术的生产对都市人审美意识、精神人格的塑造作用等。在文艺学、美学方向上，如高小康、刘士林等从1995年开始，将文化研究进一步定位在“文艺与当代城市生活方式研究”（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上，高小康发表与出版了《论文艺活动的都市化》（《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游戏与崇高──文艺的城市化与价值诉求的演变》（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化市场与文学的发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3期）等著作与文章，开辟了从城市生活方式角度阐释文学与文化的新思路。刘士林出版与发表了《阐释与批判——当代文化消费中的异化与危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学批评的终结》（《文论报》2000年3月15日）、《90年代的娱乐文化研究》（《东方》2000年第2期，《新华文摘》2000年第8期转载）、《当代文化趣味的粗俗化》（《天涯》2000年第5期）、《关于城市音乐文化的阐释语境问题》（《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当代江南都市文化的审美生态问题》（《光明日报》2005年10月11日）等专著与论文，从城市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比较、文学批评被文化批评取代、文化消费与城市精神再生产、城市文化研究的中国语境、都市文化与审美生态等角度，推动了文化研究在对象上的具体化与在学理上的深入。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孙逊、潘建国等从中国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近代小说与晚清上海书局等独特角度入手，发表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东京故事”》（《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清末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清小说》（《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等论文，在城市生活背景与文化语境中阐释中国古典小说，为中国古典小说与文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学术空间。
三是以文学为学科背景的都市文化研究具有明显的前沿学科与交叉学科性质。就前沿性而言，如有学者指出：“都市文化研究具有前沿性，是因为它所面对的各种都市文化经验与问题几乎都是前所未有的，许多新问题都是传统人文社会科学没有遇到的；有些问题尽管在表面上看与过去的一些历史现象相似，但由于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结构的巨大变革，这些问题在性质、程度和范围等方面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异，这也是在学科建设上之所以要提出‘都市文化学’的根本原因之所在。”[6] 将都市文化研究界定为“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是对中国都市文化研究在学科归属上的首次界定，对于其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就交叉性而言，以文学研究为学术背景，广泛借鉴与吸收相关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如发表于《学术月刊》2005年第8期的《江南都市文化历史源流及现代阐释论纲》，一方面，它不同于对江南文化传统的文史研究范式，突出了阐释历史经验中的现代性价值，目的是“从城市化进程这个在当代具有全球意义的时代背景出发，通过发掘与探索中国都市文化传统及其精神遗产的现代性价值，从而为21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建设提供一种本土性的理性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不同于当下一般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那种宏大研究范式，而是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选择了江南都市文化——这个“以中国民族为生产主体、在本土历史文化背景中创造出来的都市文化模式”，主旨在于“还原与建构出一种真正属于中国民族的都市文化的特殊形态与深层结构原理”。[7] 这不仅表现出都市文化研究鲜明的学科交叉性质，同时也在努力探索中国都市文化走向学科独立的经验基础与理论方法。
总之，与西方的城市（都市）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不同，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渊源正在当代中国文学学科的理论建设与学术发展之中。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现代化运动中，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及其成果构成了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原始发生形态；而晚近十年开始的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社会发展目标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则为中国文学研究从文化研究转向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质条件与学理契机。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再到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转型，其现实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8] （P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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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孙逊. 都市文化研究：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N]. 光明日报，2005-9-13.
论文摘要生命价值追寻和良好的人文素质是高职大学生健全人格的必备条件。大学语文教学立足人文性目标定位，借助经典篇章，关注学生精神世界，探寻生命意识和人生价值，对于构建和谐校园具有现实意义。
教育的最初目的是关注人的生命，然而，在这样一个将实用功利哲学发挥到极致的消费主义年代里，本着实用性的高职教育中，似乎只有学科专业知识才获得了合法性，而人格的塑造与完善、审美情趣的养成、意志力的磨练、为人处世之道等难以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实现。
作为人文教育工作者，不仅需要传承知识，同时要从民族文化传承与文化安全、受教育者的审美情感教育、对生命的理解和欣赏等角度来审视《大学语文》教学的社会功能。
1、人文关照、生命呼唤是来自时代需求
每年的l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可见精神健康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据世界卫生组织权威统计，抑郁症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疾患，成为影响我们健康成长的隐形杀手。高校作为缩微的社会形态，这种症状对大学生的影响也日趋明显。目前在全国各高校陆续发生学生自杀案件是对这种现象的诠释。
一份反映近几年大学生生命观现状和未来的调查显示，“有超过10%的大学生对生命持漠视态度”，遭遇挫折时有“1.7%的人想到用结束生命来解决”，在对待大学生自杀行为上，“16.7%的人认为可以理解”，在接受调查的大学生中，甚至有接近1/3的人承认自己也曾产生过轻生念头。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淡薄问题已经成为学校教育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也成为全社会关注的话题。构建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凸显崇尚生命、注重生命的人文价值，把大学生培养成为具有健全人格的人，是当前大学生生命及人文教育的必由之路。
《大学语文》以人文性为价值取向，蕴涵着丰富的人生哲理思考和智慧资源，能培养学生汲取正确对待生活并且适应生活的精神养料；在与语文的对话中得到精神的滋养和生命愉悦的享受，并对人生善恶进行鉴别，积累人生经验，张扬人性美，对人的生命发展起着核心性的决定作用。在大力推行建设和谐校园的今天，《大学语文》教学中渗透生命与人文关怀教育，不仅能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而且能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心理素质，这是语文人文性的有效体现，更是和谐社会与和谐校园的强烈召唤。
2、树立健全人格、培养人文素质是大学语文的目标定位
语文课程性质应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所谓工具性，即语文的实用功能，听说读写；所谓人文性，就是“精神性”，“人文教育”就是“精神教育”、“立人教育”。“人文性”，从感性的层次讲，是对人的理解，对人的容忍，对人的接纳，对人的尊重，对人的爱护和关怀；从理性的方面来讲，是对人终极价值的追寻，对人类命运的忧患。文学是人生的另一种存在，充溢着真情真性、至情至性的生命美学。
《大学语文》以经典作品的赏析为主，通过具体作品的解读，还原一种生命精神，使学生感动于这种生命状态；或者通过作品的解读，将一个时期的文学精神揭示出来，使后人感奋于这样的精神形态，从而达到通过文学来认知社会与人生的目的。通过这样的语文课，学生可以获得安身立命的基础，从而成为一个真正有文化"根"的中国人。把人文精神贯注到整个语文教育过程中，关注入的精神世界的构建和人格养成，对现代社会日趋严重的人的精神异化现象给予纠正，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道路。通过读经诵典的过程，体验《诗经》、《楚辞》的古朴、俊雅，诸子百家的睿智、博大，秦汉时代的雄浑、豪迈，魏晋时期的自然风骨，唐诗的典雅和谐，宋词的飘逸灵秀等，使民族文化重新弥漫于校园，净化学生浮躁的心态，重归健康和充实。
3、探寻生命意识，关注当下人生是大学语文课程内容
3.1 传统文化传递生命意识。大学语文中的经典文本是几千年来先哲智慧的结晶，反映的是前人的生活与情感。古代文学作品中沉淀了诸多母题--爱情婚姻、人生价值、仕与隐，这些话题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生命的探寻、自由人文的追求。
事实上敬畏生命，爱身养生、安贫乐道理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我们可以透过经典文选，看到国人“倡导贵生、重生，尊重生命、强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孔子讲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这实际上是人们对一切生命的尊重、关爱、敬仰和维护。而儒家经典中所透露的“忧道不忧贫”，则体现了一种达观的快乐情怀。“君子固穷”，不仅透露出安贫乐道的忍耐力，同时更是一种对生命的安顿和精神的超越。陶渊明的“纵浪大化中，无喜亦无惧”是对生命的豁达、“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澹远宁静的生活态度；“千古第一文人”苏轼的诗文中浸透了一种旷达超脱又积极向上的生命态度和以山水审美消解生命悲苦的东坡人格。在这种经典人文关照中，体会出怎样以坚强的意志应对磨难和挫折，以对生命执著的眷恋和对社会的强烈关注支撑自己走出困境。
3.2 经典阅读审视当下人生。对大学生而言，现实世界的、悖论、问责是最真实不过的，人文教育唯有穿透现实，方能承受生活的重压。大学语文课程面向的多是大一新生，正面临着对自身的重新认识定位、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调整，以及成长过程中接踵而至的挫折，加之对青春、爱情等问题的敏感、困惑和茫然，使他们迫切的需要获得指引和帮助，更容易从阅读中寻求人生经验和价值导向的指引。教学过程中可因地制宜，结合不同的文学作品的阅读，因势利导，与学生现实世界结合。如《伤逝》教学过程中，提示学生可以尝试进行角色代入和角色转换，探讨涓生对待职业的态度和失业后心态等问题，引导学生体会不同的叙事视角叙述效果差异的同时，学会对生活中出现的人际关系障碍等学会换位思考。通过分析涓生的懦弱和缺乏责任感，在困难面前没有和子君携手面对，而是选择退缩与逃避，引导学生思考个体生命在爱情中的责任；而子君在这一失败了的爱情中所体现出的欠缺，则是经济未能独立以及由此引发的自我丧失与人格依附等问题。
4、因势利导、倡导真爱的途径渗透大学语文生命与人文关怀教育
《大学语文》的人文性要求授课教师要关注人生，以人为本，教学要用文本的积极因素去引导学生们在生活中做积极乐观、勇往直前的人。
4.1 因势利导，榜样激励，培养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大学语文教育中需要因势利导，激励学生树立远大志向，充分发挥文本中榜样的示范教育作用。许多作家的人生经历、选择以及由此体现出的人生观是蕴涵其间的人文精神最生动的体现，对学生具有垂范作用。鲁迅为改变和提高国人的精神素质而选择的弃医从文，并在时代的风雨中以深邃的目光和坚毅执着的勇气持续发出自己的声音，显示了铁骨硬汉不屈不挠的人格魅力。巴金一生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和晚年后对自己的严厉解剖和批判，更是对自我人格不断追求完善的典范。此外，郁达夫的率真、徐志摩的浪漫、汪曾祺的冲淡、北岛的叛逆都以其独特的人生选择来展示和丰富着人文精神的不同侧面。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对作家人生选择的关注，可以感受其中的人文精神，影响、鼓励和安慰着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在形成中的大学生，对其健康完善之人格的形成颇具影响力。
作品本身的内涵往往蕴涵着丰富的人生哲理。王蒙的《安详》倡导一种雍容大度的生活态度，而不纠缠于琐碎小事的困扰；法国思想家蒙田的《热爱生命》里，倡导人生要过得“丰盈饱满”，“领略美好时光”；英国著名女作家伍尔芙的《笑的价值》认为微笑面对人生的心态能“帮助我们保持平衡感”，可以像“利刃一样应对外来的矫饰、虚套和压抑”，只要能认清自己的优点和不足，就能微笑面对花开花落、云卷云舒。
4.2 倡导真爱，以关怡情，燃起生命的热情。真实鲜活的生命是充满七情六欲，在我们生活的道路上，亲情、友情、爱情于我们而言仿佛就是我们需要呼吸的空气，但在生活中往往我们会有呼吸艰难的时候：家庭遭遇重大变故；友情陷入谷底；爱情触礁搁浅……面对如上情况，该如何理性应对?文本中的课文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参照：《祭十二郎文》《追悼志摩》《怀念萧珊》，或哭亲人，或悼友人，心情郁结忧伤，但在哀伤中仍有对生活的美好展望；《关雎》《静女》《蒹葭》等篇章，或表达两情相悦的缱绻深情美好，或表达“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痴情守望。所谓“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在山光水影的熏陶中，心灵的狭隘、偏激、冲动、暴怒、苦闷、创伤都可得到修复。“海上明月共潮生”的《春江花月夜》展现青春洋溢之美；“东南形胜”、“烟柳画桥”的《望海潮》展现风情之美；《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富有诗情画意；《瓦尔登湖》寂寞、恬静、智慧……这些课文提供了丰富的审美视角，用山水的灵秀、壮阔、幽深、诗情画意来涤荡心灵的埃尘，让我们去体味生命的美好，愿驾生命之舟徜徉在人生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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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叶澜．让课堂焕发生命的活力[J].教育研究，l997(9)
关键词：民俗；传统节日；民族体育；体育文化
中国传统的民族节日是人们适应不同时期的社会实践而逐渐形成的。民族体育源自于民族竞技，其文化内容与民俗活动相结合，在节日中作为一种休闲娱乐方式。随着中国对于民族文化的重视，民族体育在民族节庆中呈现出来，不仅代表了民族性，同时也采用这种方式将极具民族色彩的体育文化传承发展。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日益加快，人们的观念意识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多元文化的社会环境中，将具有民族代表性的民族体育文化作为民俗节庆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活动，就会对该文化以这种传承的形式加以保护，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演进。
一、民俗节庆中民族体育运动的文化内涵
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适应生存环境，且在生存环境中进行生产斗争而逐渐形成民族特有的文化积淀。民俗节庆是少数民族的文化瑰宝，不仅发挥着促进民族间文化交流的作用，而且还为民族文化传承创造了载体。少数民族在民族节庆中，多会开展体育活动，无论是生产类的节庆，还是宗教祭祀类的民族节庆，都与民族体育存在着必然的联系[1]。比如，纳西族、土家族的传统节日中，会举行各种体育赛事以作为节日庆祝活动，诸如飞石锁、打飞棒等等，而广为熟知的骑马、射箭等等则是许多少数民族在民俗节庆中必须要举行的体育活动。这些体育运动都是从最原始的狩猎活动中演化而来。水上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传承至今，则是源于渔文化。比如，京族在民俗节庆中会开展游水捉鸭活动；苗族的独木舟、傣族的赛龙舟都会在传统的民族节日中举行；高山族在民族节庆中会举行顶壶竞走等等。由此可见，少数民族的体育运动在民俗节庆中展开，不仅仅是作为节日间的娱乐活动，更是将其作为民族文化。很显然，民族体育运动都与当地的生产活动存在着直接的关系。进入到商品经济时代，这些生产活动逐渐被技术更为先进且极具科技含量的工具来完成，于是，生产活动转化为体育活动[2]。比如，赫哲人的“狗拉雪橇”，西南独龙族人的溜索和天梯，原本早期是为了适应生存环境而使用的民族交通工具，现在已经成为一种运动项目，同时也将该种运动作为体育文化得以传承。
二、少数民族民俗节庆中民族体育运动的文化特征
（一）民族体育运动具有民族文化的传承性
少数民族的节庆往往会与民俗相融合，形成了特有的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体育就是民族节庆中的一道独居特色的文化风景。民族体育与社会意识存在着不解之缘，主要在于少数民族生存于特殊环境中，为了对自然现象有所控制而酝酿的各种行为方式成为了原始民族体育活动的萌芽。少数民族对于自然环境中的万事万物都赋予了精神色彩，如此而形成了信仰而扎根于意识深处。一些民族体育运动就源于这些信仰，因此会在民俗节庆中举行，代表着更深层次的文化涵义[3]。伴随着文体活动在各民族的节日中展开，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民族的风土人情和道德规范相融合，成为了民族文化中一部分，由此而使得民族体育运动发挥着民族文化传承的作用。
（二）民族体育运动实现了人文互动
少数民族的生活环境决定了生活方式，他们要不断地与大自然搏斗，才能够生存下去。如果对少数民族的体育文化追根溯源，可以追溯到狩猎活动，这是古老的生存来源。少数民族的祖先采用这种方式解决生存问题，满足自己的物质生活。随着生存环境的稳定，也具备了改造自然的能力，使得这些古老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习俗。民俗节庆是少数民族定期举办的活动，信仰色彩浓重，将体育运动融入到这种民族节庆活动中，不仅为节庆增添了喜悦气氛，对于民族祖先的生存方式也是一种尊重和怀念。民族体育运动作为文化符号，促进了民族体育和民俗文化的水融[4]。民族传统文化丰富多彩，将体育运动融入其中，民族文化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这种节日与体育活动的互动，使得民俗节庆的文化内涵更为丰富。
三、民俗节庆中民族体育运动的文化价值
节庆民俗中所开展的民族体育运动将各个民族的文化气息展示出来，其中所蕴含的丰富文化是不言而喻的。诸如，彝族在节庆中所举行的跳火绳运动、达斡尔族所举行的曲棍球运动、藏族的赛牦牛运动等等，都具有鲜明的民族体育文化特点，更是民族体育演变过程的诠释。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而言，少数民族体育的延续，融合了各种时代性因素，经过体育文化的积淀而形成了文化结构，民族性决定了民族体育文化的特有风格。目前中国社会处于文化大融合时期，同时也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正处于传承的关键时期，鉴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本质上与体育存在着趋同性，虽然其在显性上以体育运动的形式呈现，但是这种肢体活动是建立在教育文化的层次之上。特别是当民族体育运动被融入到民俗节庆活动中，就使得体育活动成为了文化的一种表达形式，也可以认为体育运动是以媒介的方式发挥教育功能[5]。
少数民族体育活动带有浓重的少数民族文化色彩，在民俗节庆中展开，与民俗文化活动产生互动效应，使得民俗节庆不再是单一的纪念性活动，而是更能够满足多种民族活动需求，使人们在维护民族文化的同时，还通过体育运动赋予了民族以更富于时代特点的新的涵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与民俗文化的融合，如果从民族的原生态的角度研究，其更具有民族文化传承的价值。
结论：
综上所述，少数民族节庆中的民族体育运动是民族社会文化的浓缩，特别是在现代的社会中，民族体育更能够体现人文性特征，在目前的多元文化中独树一帜，更为突出文化的传统型和传承性。在民族节庆中开展民族体育运用，是以节庆为载体传承体育文化的一种途径，以彰显民族价值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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