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17 18:04:10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文艺研究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建立多样、综合、整体化的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历史趋势，主要看文学艺术对象是否提供可能性，文艺学研究的历史经验是否提供必要性，人们的思维方式是否提供可行性。
(一)文艺学研究对象的丰富性、系统性与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综合性
研究方法作为认识的工具，始终受制于研究对象，它是对象的“类似物”，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手段，借助它使主观方面与客体保持相互联系”[①]。因此，依据研究对象及其特征，才能产生相应的研究方法。毫无疑问，文艺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问题在于如何看待文学。
文学是自然科学、哲学、神学的附庸，是一个独立实体，还是一个系统，这在人类认识的不同历史阶段，认识是不同的。在古希腊美学和文学思想的萌芽时期，把文学和美当作自然现象的一部分；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一直到黑格尔，始终把文学看作是哲学的一个环节；中世纪神学则把文学作为维护宗教统治的工具；当今，文学被看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按照现代系统观，宇宙万事万物无不以系统的方式存在着，文学也不例外。与自然系统相比，它是由人“根据一定的原理”创造的“所谓立体性地统一起来的一个整体”[②]。当属人工系统。作为人工系统，它既是人与自然结合而成的复合系统，又是与社会生活环境、文化环境双向联系的开放系统、动态系统，它所具有的要素、结构层次、功能远比自然系统丰富和复杂。系统原则揭示，文学内部的各个要素(作家、作品、读者；生活、创作、欣赏等等)都不是孤立的，它既自成系统，又与其他各子系统发生联系，构成一个综合化的大系统。不仅如此，它还置于艺术文化背景之中，与其他门类的艺术构成艺术文化系统。文学要存在、发展，又必须与社会各个方面发生关系，不断互相传递信息，进行系统的反馈运动，来实现自身的反馈调节运动。因此，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多要素、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网络复合系统。
实际上，文学系统的内部要素、结构、功能远比这丰富复杂。即便如此，也可略见一斑。文学对象的丰富性和系统性，为建构多样、综合、一体化的文艺学研究方法体系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文艺学研究的历史表明，以文学的“某个部分、方面、侧面、层次、因素、阶段”[③]。为研究对象，就创立了各自不同的文学研究方法。比如，以研究文学与社会生活关系为对象的文艺社会学方法；以语言为对象的符号学、语义学、结构主义方法；以作家、读者为对象的文艺心理学方法；以文学活动流程为对象的信息论方法；以文学功能为对象的价值学方法等等，不胜枚举。前苏联学者布什明在探讨文学研究方法时充分认识到：“文学则承认用与对象的本质相适应的各种可能的方法，从文学的各个方面来研究文学是有可能和有必要的”[④]。前苏联著名学者卡冈对这一问题更是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他认为，艺术是一个由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知觉组成的特殊的信息系统，而它又置于整个艺术文化的大系统之中，依据它们各自的结构层次及相互关系，形成了许多既有联系，又各自独立的新学科和新方法。他以下图[⑤]。文学艺术对象的丰富性、系统性必然带来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综合性。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说：“对于今天的艺术——所有的艺术来说如果说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选择。这里没有占统治地位的艺术流派，没有非此即彼的艺术风格”。这一分析虽有所偏颇，但却预示着文学艺术研究方法多样化的历史趋势的来临。在当今，从多种角度，运用多种方法综合展开研究的趋势，正是当代科学日趋分化和整体化的一种表现，是“寓于多”时代的要求。企图以“一言而为天下法”的定于一尊的研究方法将一去不复返。有望建树的学者，总是不遗余力去寻求新的研究角度，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以促进“知识旧体系的更替，新体系的建立”[⑥]。
(二)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历史、现状的回顾和反思
我国文艺学研究方法形成多样化的态势，既是对文学艺术本体观念变革的产物，又是对文艺学研究方法历史经验反思的结果。建构多样、综合、整体化的文艺学研究方法体系，有必要从历时和共时、纵向和横向两方面考察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历史和现状，在新的审视点上进行必要的反思。为此，我们将从4个坐标系上进行粗略考察。
1、中西传统文学研究方法的扬弃
在西欧，从古希腊时期到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是由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形而上学的逻辑演绎法(又称抽象的哲学思辨法)和培根创立的形而下学的逻辑归纳法。其次还有历史归纳法、社会学方法、美感经验的心理分析法、某些自然科学方法。这些方法虽有消长、斗争，但总是能够延续下来，至今仍被运用，故称为传统方法。
在中国，由于本民族的思维方式“缺乏思辨思维和形式逻辑，主要强调直观和经验，并同伦理道德挂钩”[⑦]。中国文学研究方法主要通行的是经验主义的现象描述法、伦理道德的社会学方法。
上述传统方法的长处是：
第一，形而上学的逻辑演绎法强调从哲学角度对文学艺术进行研究，重视哲学对文学的指导作用。加之它遵循严格的逻辑规律，论证严密，思辨性强，有助于建立文学的知识体系。
第二，注重文学艺术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从哲学、社会、历史、心理学角度探讨文学的价值功能，这在今天也是有益的。
第三，传统方法经过无数文艺理论家的继承和发扬，不仅为后人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资料，而且也形成一整套的逻辑方法、研究模式。比如演绎法与归纳法的论证程序、原则、方法等，时至今日仍有积极意义。
从上述三方面看，传统方法开辟了从某一方面、某一角度深入研究文学的道路，为今后从宏观上，从整体上认识文学做了充分的必要准备。但是随着一个个“多元时代”(普里戈金认为，我们今天生活的是一个既有决定论现象，又有随机性现象；既有可逆现象，又有不可逆现象的多元时代。)的到来[⑧]。上述传统方法并不能涵盖如此复杂的文学艺术现象，暴露出明显的不足。
第一，传统方法存在一定的猜测性、假设性，缺乏科学性。抽象的哲学思辨方法的致命弱点是把文学艺术作为哲学的附庸，用某种先验的哲学观点和体系解释文学艺术，一旦两者不符，便将文艺削足适履。同时它所遵循的逻辑论证原则是从一般推出个别，一旦大前提错了，结论也就错了。这种方法有较大的猜测性和假设性。印度学者N·K·简恩说：“从科学的观点看，这种方法已过时，运用这种方法，人们推测出一般陈述(假说)，并据此演绎出许多陈述。倘若每个演绎出来的陈述都被实验证明是正确的，它就支持了假说。倘若情况并不是如此，则暴露出这个假说的局限性。”[⑨]
事实也是如此。从科学认识史上看，中世纪基本研究方法是演绎法，一切以圣经、教父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为出发点和归宿，不能越雷池一步。但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哥白尼运用观测实验的科学方法，了托勒密地心说，而建立了日心说；刻卜勒发现了行星运动规律；塞尔维和哈维发现了血液循环，了传统观念[⑩]。从文艺学研究史看，培根以科学实践观和归纳法把“美学由玄学思辨的领域转到科学领域”，“对审美现象进行心理分析”[11]。而黑格尔运用抽象的哲学思辨法，导出了文学“是理念的感性的显现”的错误结论。所以，抽象的哲学思辨法存在着较大的猜测性和假设性。而中国所采用的现象描述法，虽能从感性经验入手，以“极精炼而又隽永的语言点出关键”，其中也不乏“极明亮的思想火花”，但是它是一种猜测的、笼统的、直观的方法，缺乏思辨色彩，因此猜测性、假设性更大。归纳法较之演绎法有更多的积极意义，但归纳法的产生是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上的，强调“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统一，甚至抹杀二者的差异”[12]。因此不免流于经验，缺乏理性、科学性。
第二，归纳分析和综合分离。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是辩证统一、互相提供前提的思维方法。归纳是演绎的基础，为演绎提供根据，而演绎又为归纳指明方向，提供前提。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和哲学观点的分歧，历史上产生的演绎法和归纳法，长久以来争论不休，各执一端。文艺学研究领域中形而上学方法与形而下学方法的论争，就是认识史上这两种方法争论的反映。黑格尔在《美学》绪论中对此有过总结。他说：“谈到科学研究的方式，我们就走到两个相反的方式，每一个方式好像都要排除另一个方式，都不能让我们得到圆满的结果”。“一方面，我们看到艺术的科学只围绕着实际的艺术作品的外表进行活动，把它们造成目录，摆在艺术史里，或是对现存作品提出一些见解或理论，为艺术批评和艺术创作提供一些普泛的观点。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艺术的科学单就美进行思考，只谈些一般原则而不涉及艺术作品的特质，这样就产生出一种抽象的美的哲学”[13]。黑格尔从主观到实践上，都力图将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但由于哲学观上的唯心主义，未能科学地解决二者的真实关系，自己的研究不免又回到了抽象的哲学思辨上来。
第三，以部分研究代替系统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是单打一的方法，基本上就文学的某一部分、某一侧面、某一要素进行孤立研究，而且还误以为穷尽了对文学规律的认识，这样就以单项、线性、平面式的研究代替了多项、立体、网络式的研究，比如哲学思辨法以本体论研究代替美学研究；社会学方法以外部研究取代内部研究；美感经验的心理分析法以心理分析取代社会批评。这样，传统研究方法就不能全方位地揭示文学的自然质、功能质和系统质，无助于全面认识文学。
对传统研究方法的利与弊的分析，是以系统方法为参照物，以建构多样、综合、整体化的文学研究方法为目的去透视的结果，其中该扬之处，继承发扬光大；该弃之处，舍弃弥补改造。
2、西欧当代文艺学研究多元方法林立
到19世纪末，随着自然科学、心理学、文化学长足的进步，西方文艺学研究方法学派林立、纷繁复杂。其名目之多、时间推移之快、重点转移之频，都是前所未有的。归纳起来，大约有如下几种：精神分析、科学美学、语义分析、符号学、现象学、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新批评、原型批评、接受美学、文化学、民俗学、社会学、比较文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等。上述方法，无论其存在时间的长短，都有其一定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从某种角度看，还有其不可互相替代的某些方面的功能。但同时也应看到，它们有自己适宜的国情、范围，必然有不可弥补的缺陷。对此也应科学地进行分析。
总的来说，当代西方多元方法的合理因素是：
第一，开展多角度的研究。传统研究方法把文学艺术作为一个静态的封闭实体进行研究，确认它的不可分性，因此至多研究它与社会、与哲学的联系，与科学的差异。而多元方法则分解文学实体，从社会、作家、作品、读者各个不同层次分别进行深入研究。即便像作品这样一个层面，也要继续开辟新的研究角度，出现了语义、符号、结构、形式、阐释等研究方法。这不能不承认多元方法打破了传统方法拘泥一格的模式，发现了新的研究对象，扩展了新的观察视点，树立了新的阐述目标，为多侧面、多角度、立体地研究文学和开辟新的天地做了必要的准备。
第二，各学科相互渗透，各种方法互相借鉴。西方研究者虽然往往片面夸大自己研究方法的正确性、有效性，但是为开辟新的研究角度，又不能不自觉地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各学科之间是互有借鉴和渗透的。比如心理分析导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发端于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文化学、民俗学、社会学、“三论”是外来学科的方法的移植。由此可见，多元方法在各学科相互渗透，借鉴方面是有成效的。
第三，从某一角度的深入研究。从总体上看，多元方法林立、并存；从局部上看，各派对立、排斥，都想以自己的优势取代别的方法，因此迫使各派在某一角度、某一方面深入开拓。比如结构主义历经俄国的形式主义、捷克的布拉格学派和法国的结构主义，从雅各布森的“音素、语素、词、句等组合关系入手”[14]。研究文学，到罗兰·巴特建立的“功能层、行动层、叙述层”的研究模式，再到热奈特的4种主要叙述类型的研究[15]。步步进展，层层深入，开拓了从语言方法研究文学的空间。应该承认，在某角度的深入研究上，多元方法所做的贡献远远超过以往的文学研究。
尽管多元方法有其历史的功绩，但由于它们大多以西方不同的唯心主义哲学为基础，因而有其不可弥补的缺陷。卡冈在评价不同的科学对艺术的研究时说：“迄今仍然是非系统的、杂乱无章的，在最坏的情况下，这种研究建筑在嫉妒的竞争中，而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研究建筑在漠不关心的‘和平共处’中。”[16]这就是说，多元方法往往是各自独立、各走极端、互相排斥、互相取代。要改变这种状况，关键“在现今科学知识发展的水准上依靠系统研究的原则”对文学“展开综合研究”。这项任务，西方研究者是无能为力的，只能历史地落在文艺学研究者的身上。
3、前苏联文学研究方法的兼收并蓄、改造创新
前苏联从19世纪的俄国开始，传统的研究方法是社会历史方法。到20世纪初，由“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和“诗歌语言研究会”兴起的形式主义方法曾一度相当活跃。但不久，由于它把内容与形式割裂开，出现了将形式绝对化的倾向，而遭到了过分严厉的批判。之后，前苏联研究方法滑向了另一个极端——庸俗社会学。“庸俗社会学是出于片面地解释关于意识形态的阶级制约性原理，从而导致文学史过程简单化和公式化”[17]。因而从50年代中期起，前苏联开始着手纠正这方面的问题。50年代被称为回顾和反思(或“解冻”)时期，主要是清算庸俗社会学的错误，从60年代开始，前苏联把方法论问题的研究提到首要地位，在组织上设立专门机构，出版专门刊物；在实践上大量介绍各种研究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和应用研究。一大批著名学者，如尤·鲍列夫、卡冈、赫拉普钦柯、斯托洛维奇、叶果罗夫、马尔科夫、彼得罗夫等人，致力于新方法的研究，并著有专著。至此，在文学、美学研究领域，庸俗社会学得到彻底清算，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并存，并把研究方法推向新的阶段。
前苏联在文学研究方法上历经的曲折、反复以至于最后达到繁荣，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值得借鉴。
首先，强调对各种方法的兼收并蓄。前苏联政治生活的变迁、文学本身的变化、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自然科学的发展，彻底改变了在文学艺术和研究方法上的“大一统”和单打一局面，进入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历史的开放的时期”，对传统的、西方的、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的各种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兼收并蓄。这种做法反映了前苏联学术界研究学风的宽容、研究思维方式的辩证。一般而言，在研究中某种方法兴起确立之后，易排斥其他方法，一种思潮流行时，又容易否定过去，割断历史。鉴于历史教训，前苏联在进行方法论研究时，这种片面、对立、极端的倾向较少发生。因此在清算庸俗社会学时，并没有抛弃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在强调内部研究时，也不否定外部研究；在吸收外来研究方法时，又不妄自菲薄；在坚持传统时，又不盲目自尊；在运用美学研究方法的同时，也不放弃自然科学的研究手段。这就保证了文艺学研究方法的研究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发展。
其次，注意对各种研究方法的改造。历史上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各种方法都有它适应的国情、对象和范围，当它被移植或吸收时，必须根据自己民族的情况加以改造。前苏联学术界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以的理论改造各种研究方法，特别是西方的研究方法。比如风靡整个欧洲的接受美学到了前苏联，则被改造为“历史功能”研究。历史功能研究强调“分析一部作品的时候，不仅要看到它在作者生前的时代所起的作用，而且要看到它在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以外——在未来的时代所起的作用”。“用巴赫金的术语表示，历史功能阐释就是‘对应关系’的研究”，包括“作者同前辈的对话、作者同当代读者的对话、作者同未来时代读者的对话”。[18]从历史功能研究所强调的研究重点和三种对应关系类型看，它注重作品对读者的作用，这就把文学研究的重点从文本转移到读者身上，这与接受美学极其相似。但是它又克服了接受美学的某些片面性，把作家、作品、读者联系起来，更强调作品在当时、当下、未来三维空间中历史地、辩证地发挥作用。与接受美学相比，它们之间既有一脉相承之处，又更具历史性、辩证性。
此外，像结构主义这样的研究方法，前苏联学术界既充分肯定它是“深入研究艺术篇章的手段之一”，能起到“为研究工作者开辟广阔天地”的重要作用[19]。同时又严格地将结构分析与结构主义区分开来，并给予新的解释。所有这一切表明，前苏联在引进新的研究方法的同时，一方面兼收并蓄，一方面加以改造，为我所用。
再次，敢于创新，勇于开辟一条新路。
前苏联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的研究方法的产生、新的应用领域的铺开；二是综合研究的兴起。从前者看，主要是表现在类型研究，历史功能研究、阐释和评价的方法产生及各种方法的应用上；从后者看，主要是从“综合角度，用多样的研究方法来全面评定一部作品或一个文艺现象的外在作用和内在价值”[20]。
前苏联文学研究在挣脱了庸俗社会学和教条主义的羁绊，开创了百花齐放的活跃局面之后，及时认识到开展综合研究的必要性。20世纪60年代末，前苏联科学院成立了艺术创作综合研究专门委员会，70年代初提出“综合考察和系统研究方法相符合”的思想，许多著名学者转向综合研究，并致力于应用。像鲍列夫和斯塔菲茨卡亚在1980年发表的《社会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方法》指明了归纳综合的趋势。卡冈的《对艺术作综合研究的系统方法》、《作为系统的艺术文化》等文章，则是综合研究的结晶。在综合研究中，他们一方面坚持的一元论，坚持历史的逻辑方法，另一方面又提倡多种方法的运用、补充、渗透。只有这样，才“不会变为方法论上的多元论和折衷主义，而只会成为对作品实行全面分析的因素”[21]。
前苏联对文艺学综合研究的主张、做法及成果，无疑是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新路，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4、我国文艺学研究方法变革的趋势。
我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趋于单一。“五四”时期，西方各种方法涌入，但迫于战争、动荡，未能深入研究。以来，由于独断论、机械论和“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我们的研究领域狭窄，思维方式保守，方法单一。具体表现为：就研究的内容看，注重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文学的功能方面的研究，忽略文学的艺术美学特性的研究；就思维方式看，是单向、平面、线性定性的机械论、还原论；就思维角度看，是单一、静止和封闭的；就思维空间看，只有当下，而无历史的、时代的、当代的，只有中国，而无外国；就思维模式看，“一内容二形式，鉴定式的结论，调查式的评述”。文学研究上述问题，一直到1983、1984年开展“方法论”的讨论，才有所认识、有所纠正。
1984年，我国兴起的方法论讨论热潮，已经形成“多元发展的态势。表现为：文学观念和批评观念的多元、批评方法的多元、批评实践总体结构的多元”[22]。随着各种各样方法的介绍和应用的尝试，目前“综合态势，已显露端倪”。但是这种综合仍然处于不自觉的交织糅合，而不是自觉的、融会贯通的、整体化的综合，还没有出现有影响、有见地的专著。与前苏联70年代相比，我们的方法论研究还需告别“告知、尝试”阶段，走向综合、整体化的阶段。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抹煞1984年的方法论讨论的历史功绩。应该看到它是对历史经验反思的结果；是肃清“左”倾教条主义、机械论、独断论影响的产物；是我们民族方法论自觉意识的觉醒，它必将促进新的文学观念、新的思维方式的诞生。
总之，从历时和纵的方面看，中外传统方法的扬和弃；从共时和横的角度看，西方多元方法的利与弊，前苏联文学研究方法的历史经验，我国当代研究方法发展趋势，都说明必须建构多样、综合、整体化的研究方法的体系。
(三)文学研究方法与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可以理解为“人们按一定的方式、规则、程序输入和输出信息的思维活动形式”[23]。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24]
从人类认识史看，主要经历了原始、农业、分析和综合4个时代；人的认识对象中心由模糊的表象世界——实物中心——系统中心——元系统中心；人的思维方式由原始思维——以实物为中心思维——系统思维——元系统思维。
在人类的幼年时代，由于生产力极为低下，人类根本无法认识和解释自然现象，相信一切出于“神之手”。在认识对象上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都是以混沌模糊的表象呈现于世。因此原始思维是一种“以‘集体表象’为基础”“无逻辑特征”的形象思维，古代神话就体现了这种思维特征。
从奴隶社会到整个中世纪的农业时代，人类主要思维方式是“以实物为中心”[25]。在农业时代，由于“人们与自然界之间的交换活动仍然停留在实体交换水平”[26]。许多门类的科学知识尚未形成，科学认识的方法停留在直接观察上，认识论的模式是“以实物为中心”，即只局限于相互孤立的、具有感性特征的实物和现象上，去探求它们的质。前苏联学者库兹明在分析这一时代的思维特征时指出：“在这个阶段，认识是从现象上，即还是从外表上来看待对象的，认识还没有揭示出对象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没有揭示对象受它所属的那个系统的制约性和对象的质的过程”。这就是说，“以实物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具有直观、笼统、猜测、感性、孤立的特点。在文学研究领域，则表现为把文学作为一个实体，只从外部(自然现象或哲学)探讨文学的某些特征，因而文学一直是自然哲学、哲学和神学的附庸。
从农业时代到分析时代，其中有一个过渡，即前分析时代(14～16世纪)；分析时代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在这一时期，人们的交换活动中心已由实物转向能量，科学长足进步，科学研究则分门别类，研究方法由观察改为科学实验，思维对象自然仍以实物为主，但已不作为实体，而能够进行解剖分析；思维方式则主要是形而上学。这种思维的优点是“对事物研究细致、具体、严密，在科学发展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其缺点是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特点，主要表现为还原论与机械决定论。
所谓“还原”原意为简化、简缩、缩小。它的基本思想是：主张把复杂的对象分解为简单部分，从简单部分特性的已知来把握对象整体，主张以低级运动形式解释和说明高级运动形式，进而说明世界的图景。这是一种解剖式和分解法，排除一切偶然性和变量，抓住一条线索追踪来源，探寻因果联系的单项、平面、线性思维。
机械决定论又称拉普拉斯决定论。它认为万事万物都是已经决定的，无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只要找到一个宇宙方程，了解宇宙的起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就可以用力学的方程给予明确的描述，给予绝对的正确预言。[27]这种思维是一种直线因果的思维定势。
分析时代的形而上学方法在文学研究领域的表现是：从研究对象看，它把文学当成一个独立实体并加以分解，孤立地进行某方面的考察；从研究内容看，已涉猎了较多方面，如文学与社会、文学特性、心理因素、形式因素等等，但分门别类地进行孤立研究，尚不能联系起来；从思维特征看，是单项、平面、线性因果的。应指出，我国文学研究中所流行的庸俗社会学方法，如果从思维根源上看，则与形而上学有一脉相承之处，而且还比它走得更远。
由于分析时代科学知识的积累，人们不仅发现了各门科学的具体规律，而且还发现了各门学科间相互联系以及相互联系所产生的一般规律，这就扩大了各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大多数科学都经历了一个把关于自己的研究对象的观念不断扩大和加深的过程，比如马克思关于社会结构的学说对于深入系统研究社会，达尔文的进化论和遗传学对于深入研究生物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于物理学，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对于化学……这些理论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确立了彻底唯物主义的系统性思想……科学进入一个新阶段”，即以“系统中心”代替“实物中心”。[28]
“系统中心”以“构成现象系统的‘种类’为中心，而个别现象和对象这时则表现为总体的构成部分，表现为它的因素、成分”。对象的系统性则要求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立体地观察事物，系统思维正好适应了这种要求。在文学研究领域，则要求把文学作为一个系统，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多侧面、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这一时期出现多元方法便是系统思维的必然产物。
20世纪40年代以来，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人们“所研究的现实被看成是多中心的、超系统的统一体，一种复杂现象的综合”。人们认识的内容不再是实物或系统，而是“复杂的对象——综合的多系统的现象及其全部各种层次的和多侧度的关系”[29]。即元系统。元系统要求人的思维具有显著的综合性特征。实际上，目前“综合考察、综合研究、综合创造、综合发展、综合规划和综合管理等等，已成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活动方式”。[30]在文学研究领域，建立多样、综合、整体化的研究方法体系，就是元系统思维方式的必然要求，也是科学发展水平进入新的阶段的历史必然趋势。可是与这种必然要求和趋势相比，我国当今的思维方式仍停留在农业和分析时代，呈现出“封闭、求同、单向、直观、超稳定、亚节奏”的特点。[31]表现在文学研究领域，则是公式化、程式化、概念化。审视过去、展望未来、立足现在，我们再不能固守传统格局、固步自封、妄自尊大，而是要奋起直追，在我们的民族文化心理、思维方式以及研究方法上来一个彻底革命，以迎接文学综合时代的到来。
[①]黑格尔语。转引自〔苏〕鲍列夫《美学》，第17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②][日]增成隆士：《美学应该追求体系吗？》，转引自《美学文艺学方法论》上册，第145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
[③][苏]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第73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④][苏]布什明：《文艺学的方法论问题》，《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⑤]此图载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第80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⑥][苏]鲍列夫：《美学》，第18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⑦]普里戈金：《跃进时代中哲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6年第3期
[⑧]普里戈金：《跃进时代中哲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6年第3期
[⑨][印度]简恩：《科学方法的历史发展及其基础现代模式》，《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6年第3期
[⑩]生：《西方认识论史纲》，第112～11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11]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册，第202～20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12]生：《西方认识论史纲》，第16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13]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18页，商务印书馆，1979
[14]傅修延、夏汉宁：《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第162页、第42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15]傅修延、夏汉宁：《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第162页、第42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16][苏]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第73～74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17][苏]柯静采夫：《文艺学中的庸俗社会学》，《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第3期
[18]吴远迈：《苏联的文学研究方法的新趋向》，《文学评论》，1983年第1期
[19][苏]鲍列夫：《美学》，第532～533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20]高利敏：《当代苏联文学研究方法和批评新观念的发展》，《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2期
[21][苏]鲍列夫：《美学》，第526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22]滕云：《批评的主体意识、多元态势与综合态势》，《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2期
[23]陈晓明：《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向何处去》，《新华文摘》，1985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465页，人民出版社，1972
[25][苏]库兹明：《马克思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系统原则》，第2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26]李晓明：《模糊性：人类认识之谜》，第42页，人民出版社，1985
[27]《大科学的群体论》，《望》，1986年第3期
[28][苏]库兹明：《马克思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系统原则》，第54～5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29][苏]库兹明：《马克思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系统原则》，第54～5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罗杰弗莱（RogerFry,1866-1934)是英国著名艺术史家和艺术批评家，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批评家之一。他早年从氓博物馆学研宂，M于欧洲鉴藏圈的顶级鉴定大师，后来兴趣转向现代艺术，成为后印象派绘画运动的命名者、主要诠释者和现代艺术批评最卓越的实践者。他提出的形式主义美学观成为现代美学史的主导思想之一，著有《贝利尼》（1899)、《视'觉与设计》（1920)、《变形》（1926)、《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1927)等。《弗莱艺术批评文选》首次在中文世界里将罗杰弗莱的重要文章汇于一集，其中有对后印象派极富影响的辩护，也体现出他将形式主义、现代主义理论从学院化、教条化的倾向中拯救出来的努力，反映了他对艺术教育、博物馆业、建筑、设计艺术的多样兴趣。
本书既为考察弗莱的艺术批评思想提供了重要文献，也为当下围绕艺术与审美经验的讨论提供了检验的机会。列奥施坦伯格（LeoSteinberg,1920-2011)是美国著名文艺复兴艺术史专家，20世纪铖杰出的艺术批评家之一，著有《文艺复兴艺术及现代健忘中的基督的性征》《米开朗琪罗敁后的绘画》《莱奥纳多永远的最后晚餐》《遭遇劳申伯格》和《另类准则：直面20世纪艺术》等。鉴于对美国艺术界的巨大影响，他与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Greenberg)、哈洛德罗森伯格（HaroldRosenberg)—起，被誉为美国“文化三伯格”。《另类准则：直面20世纪艺术》是他的艺术批评文集，涉及对罗丹、莫奈、毕加索、波洛克、贾斯伯约翰斯及其他当代艺术家的研宄。这些批评显示了他敏锐的目光、精确的观察，还有将严谨的形式分析融入图像学的主题分析的超常能力，堪称现代艺术的图像学研究的卓越范本。凭借这部评论20世纪艺术的书，施坦伯格将艺术批评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迈克尔弗雷德（MichaelFried,1939-)是美国当代最杰出的艺术史家和艺术批评家之一，著有《聚精会神与剧场性：狄德罗时代的绘画与观众》（1980)、《库尔贝的现实主义》（1990)、《马奈的现代主义》(1996)、《艺术与物性：论文与评论集》（1998)等。作为晚期现代主义理论家的代表，弗雷德努力捍卫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艺术价值，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开始深入批判极简主义艺术的破坏性。《艺术与物性：论文与评论集》汇集了弗雷德批评生涯的代表作，其中包括为“三位美国画家展”所写的雄心勃勃的导论，以及划时代的论文《艺术与物性》。这些文章不仅提供了理解盛期和晚期现代主义的基本术语，而且开启了批判美国极简主义艺术的大门，直到今天仍在为人们矣于视觉艺术中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论战提供理论资源。而全书的长篇导论以及新近撰写的“中文版序”，则涉及了包括其批评思想演变、与格林伯格的分歧等广泛议题，为我们深化现代主义研究、反思当代艺术批评提供了重要参考。
简罗伯森（JeanRobertson)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海隆艺术与设计学院艺术史教授，克雷格迈克丹尼尔（CraigMcDaniel)是印第安纳大学海隆艺术与设计学院教授、美术系主任。他们两人合作出版的《当代艺术的主题：1980年以后的视觉艺术》聚焦于过去30年间反复出现的七大重要主题：身份、身体、时间、场所、语言、科学与精神性。第一章提供了对该阶段世界艺术潮流的-个简明的概括，分析f五种关键性的变化（新媒介的兴起、对多样性的日益关注、全球化、理论的影响以及与日常视觉文化的互动）如何导致艺术范围的急剧扩展。接下来的七章，每一章都介绍了一个主题，提供了对该主题的历史影响的纵览，分析了当代艺术家是如何在具体的作品里对该主题作出回应和表现的。中文译本根据英文第二版译出，包含对来自不同种族、文化和地理背最的艺术家（包括将近20位中国当代艺术家）的材料、理论观点和风格方法的分析。在时间上，它正好构成了影响深远的阿纳森的《西方现代艺术史》的-个姐妹篇，从而将现当代艺术史研究推进到当下。
二战后世界贸易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迅速上升；产业内贸易快速增长。这些经济现实是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70年代以来，迪克西特（Dixit）、诺曼（Nonman）、埃蒂尔（Fihier）、克鲁格曼（Krugman）、布朗德（Brander）和斯本塞（Spencer）等人相继独立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国际贸易的论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某些条件下，对本国尚不具备比较优势又有发展潜力的产业，一国政府可以通过补贴、关税等支持保护手段使产业中的企业迅速达到一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开发能力，依靠企业竞争优势的强化来参与国际竞争，从而构筑起新贸易理论体系。新贸易理论在政策上的含义就是战略性贸易政策。
新贸易理论体系主要由两大理论构成：一是主要以内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利润转移”理论；另一是主要以外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外部经济”理论。
“利润转移”理论
第一：用出口补贴为本国寡头厂商争夺市场份额。这种论点认为：向国内厂商提供补贴，使国内厂商采取进取性市场战略，从而迫使外国竞争对手作出相应的让步，国内厂商的市场份额由此扩大。这是战略贸易政策理论中影响最大，也是被引证最多的一种论点。
第二：用关税来抽取外国寡头厂商的垄断利润。这种论点认为：在存在潜在进入的情况下，使用关税来抽取一家外国寡头厂商正在享受的垄断利润是合理的。如果没有任何潜在的进入，关税只会扩大国内价格与国外价格的差距，导致福利恶化。但如果存在国内厂商的潜在进入，则这种进入的威胁限制了外国厂商的定价反应，使他们执行一种吸收部分关税的定价，以阻止这类进入的战略。只要关税被部分地吸收，价格上涨的幅度就会低于关税的幅度，消费者剩余的损失就会远远被征收到的关税所抵消而有余。
第三：以进口保护作为出口促进的手段。该论点为传统的幼稚产业保护论提供了理论依据。由于本文主要是分析科技兴贸问题，因此这里重点论述一下该论点。该论点认为一国政府可以通过贸易保护或局部封闭本国市场，赋予本国企业在国内市场的销售特权，受保护的企业的生产和销售都会增加，企业由此可获得静态规模经济；同时国外竞争对手由于市场份额的缩小而失去规模经济，此消彼长，国内企业就可能拥有了与国外企业竞争的优势。企业除了可获得静态规模经济之外，还会由于累积产量的不断增加而积累职工的生产经验，在“干中学”的过程中生产成本会不断下降，以及企业研究与开发所产生的技术创新可改变企业的生产函数，降低边际成本，从而使企业获得动态规模经济。在这里，政府通过贸易政策影响了本国厂商及其外国竞争对手的决策行为，从而改变了竞争格局，使不完全竞争产业特别是寡头产业中的超额利润向本国发生了转移。
“外部经济”理论：
某些产业或厂商能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出口的扩张，但由于这些外部经济不能完全被相关厂商所占有，这些产业或厂商就不能发展到社会最优状态。如果政府能对这些产业和厂商提供适当的保护和支持，则能促进这些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提高其国际竞争优势，获得长远的战略利益。
二、战略贸易理论对我国的启示及相应的对策
（一）我国出口现状及面临问题
1998年我国出口位居世界第九位，可以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但是从出口商品构成来看，我国能够大批量进入国际市场的还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虽然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推动下，1996年机电及运输设备业的出口总额首次超过轻纺产品的出口总额，不过仔细分析一下不难发现，我国的机电产品出口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加工装配业务的出口，并未脱离劳动力密集的生产方式，所需的技术、原料、零配件、生产设备都从国外进口，与国内产业的联系较少。换言之它只是部分改直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为出口以价值更高的产品（如机电产品）为载体的装配劳动。这种贸易结构与我国的劳动力丰裕、工资成本低是相吻合的，并且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使我国得到了一些贸易利益，如增加就业，提高人民的收入，增加国家的外汇收入。但现在的问题是：这种贸易结构在国际竞争中是否具有竞争优势？能否长期化？
关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新说法：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曾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对H—O理论进行实证分析，根据H—O理论，美国应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里昂惕夫对美国的200种进出口商品进行统计分析后却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对此经济学家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有一点已非常明确，这就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主要不是用产品本身来区分的，而是用投入要素来区分的。也就是说，同样一种产品在发展中国家可能是以密集的劳动生产的，在发达国家则可能是以密集的资本生产的。就象服装、鞋帽、玩具、食品之类，就产品来看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在许多发达国家则是资本密集型的。即使在这些国家也要投入较多的劳动，但这些劳动是同较多的资本结合进行生产过程的，结果就是更多的劳动生产率。面对发达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上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不具有竞争优势。
贸易障碍增多：虽然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因工资低而劳动成本较低，发达国家进口会进一步提高其福利水平。但面对国内充分就业的压力，仍会以各种壁垒阻碍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从而使以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总是处于不利地位。事实上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例如我国的纺织品出口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的限制。
我国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正在减弱：从1995年开始，加工贸易开始成为我国产品出口的第一大方式。从1998年统计数据来看，加工贸易额1730.4亿美元，出口额1044.7亿美元，分别占该年进出口总额的53.4％和56.9％，且1998年加工贸易进出口额是1991年的3倍，同期进出口总额为2.4倍，由此可见加工贸易增速快于全国进出口总额的发展速度。我国加工贸易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仅广东、上海、江苏、山东和福建五个沿海省市加工贸易合计占到80％以上。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快速增长，我国沿海地区工资增长很快，据1995年与198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沿海地区工资水平大幅提高，其中上海上升了77.9％，北京上升了48.9％，广东上升了42.1％，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正在减弱。面对东南亚、南亚甚至非洲国家更具竞争力的劳动力优势的压力，如何使外贸更好发挥对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进入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知识经济初显端倪，世界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发达国家科技与产业飞速发展，据OECD统计，其主要成员国的知识经济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高新技术产业在制造业的比重不断提高，目前已接近30％；出口商品结构逐步转到以高新技术产品为主的方向，OECD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目前已接近4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发展迅速，到2002年OECD国家此类服务出口将占其服务出口总额的一半左右。根据世界银行《1998年世界发展指南》的资料，1996年的一些新兴市场高新技术产品占工业制成品出口达到相当高水平，新加坡为71％，马来西亚为67％，韩国为39％，墨西哥为32％，台湾省为50％。世界科技革命及全球产业结构的深刻变化，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市场科技与产业巨大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对我国的长期出口竞争力提出严峻挑战。
因此，实施科技兴贸战略，大力推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加快我国出口产业的技术创新，全面增强国内出口企业的竞争优势，是我国外贸跨世纪发展的重大课题。
（二）启示与对策：走科技兴贸之路
我国要想由一个贸易大国成为一个贸易强国，充分发挥国际贸易对经济发展的引擎作用，实现出口的可持续增长，科技兴贸是必由之路。科技兴贸是产业科技化的必然结果，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导致产品质量提高和结构的优化，最终才能体现于出口商品质量提高和结构的优化。因此要想实现科技兴贸，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关键。
高科技产业在我国尚属于幼稚产业，为扶持其发展，根据战略贸易理论，在贸易政策方面政府应给予适度保护。首先在关税方面：尽管随着“入世”的临近，我国关税税率在不断下降，但政府仍应以有效保护率理论为指导制定适宜的关税税率，设置合理的关税结构，对高科技幼稚产业维持适度的高关税。其次，灵活运用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政府采购等非关税手段。对政府采购、进口配额和进口许可证实行招标制度，将招标的收入补贴给消费者，尤其是被保护行业的下游工业。最后，对高科技产业的保护要有合理的期限。当被保护企业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应该逐步降低关税和非关税的保护作用，更多的使用生产补贴，这不仅能引进竞争机制，提高效率，而且还能针对不同的产业灵活实施有差异的补贴率，更好发挥政策对产业的作用。
关键词：陆九渊；易学；心学
陆九渊(1139-1193)，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尝于江西贵溪象山建“精舍’’聚徒讲学，学者因称象山先生。陆氏为“心学”创始人，其易学思想构成了心学的根本内涵，他本人也成了中国古代易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但由于陆氏并未留下解说《周易》经传的专门著作，导致后人鲜有对其易学思想做出深入研讨。本文拟以散见于《象山先生全集》中的零散资料为依据，着重讨论陆氏对易学的心学建构。
《周易》与主体心性之间的关系，构成了陆氏易学最具普遍性的主题。通过对《易》卦爻符号的心学分析，实现以道心为体、以济世为用的目的，是陆氏易学的全部思路。他认为《易传》以来的易学研究并没有实现上述理想，究其根本原因则在于没有将主体心性介入其中，这就使得易学研究游离于人的主体存在，出现了宗派纷呈、观点混乱的局面。陆氏认为，要拨乱反正，必须首先回答《易》与心之间的关系问题。易学的任务于是被限定在了对《易》卦爻符号的心学分析之上。
“心”成为陆九渊易学的本质关怀，它植根于对易理的心学描述和对不同于象数派和理学派的易学建构。象数学派以数理和逻辑为手段，试图为《易》提供各种事物形式和性质的机械框架，从而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客观的物理世界。理学派以天理(事物的规律性)为事物之所以然，将一切实在视为独立自存的主体，从而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形而上学的观念领域。显然，它们都是以回避主体人的心理感受为前提的。陆九渊则认为，主体人的“心”与《易》的本质内涵、以及与外在世界的关系，始终是易学研究所无法解决的问题。而在此前的所有易学努力中，人的主体性问题显然并没有被强调到足够必要的程度。因此，陆氏主张用人的心性活动作为易学准则，认为人心充塞宇宙，既为宇宙之本，又是《易》之本根，力图用主体人的精神(尤其是道德情操)作为易学原则。
陆九渊正是在对象数派和理学派充分反思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心学体系的。象数派宣称：卦爻符号与实在之间是严谨的形式对应关系，即便是义理派所弘扬的义理，也是以象数为基础的，是象数基础上的义理。亦即，是在事实基础上的价值选择和意义对应。汉儒倡导的“逸象”，其初衷正是要澄清每一个个别卦爻符号的确切含义；邵雍的《皇极经世书》则代表了这种思考的又一高度。陆氏则认为：“易之书所以不可以象数泥而浮虚说也”(《象山先生全集。程文》——以下所引该书，径注篇名)。象数学只能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限制在每个具体的形式框架和严谨的对应关系上。这种对《易》符的精细分析最终带来的将是易学的经验材料，而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成果。陆九渊《语录》篇则云：“数即理也，
人不明理，如何明数?”《易数》篇云：“吾尝言天下有不易之理，易理有不穷之变，诚得其理，则变之不穷者皆理之不易者也”。主张从“理”这一总体系的意义关联上重新思考《周易》，并赋予个别卦爻符号以意义。易学研究的哲学内涵。陆九渊则是要在此基础上完成对易理(天理)的心学认可。其《与朱济道》云：“此理在宇宙间，未尝有所隐遁。天地之所以为天地者，顺此理而无私焉耳。人与天地并列而为三极，安得自私而不顺理哉!孟子曰：‘先立几乎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可见，陆氏虽然亦承认“君子以理制事，以理观象”(《语录》)，表现出与程朱理学的某种一致性，但是，陆认为天理并非是脱离人心而自主地存在于形而上的世界，这是与程朱理学的根本区别所在。
陆氏以“理”为纯粹主观的产物，不是如程朱所说“理具于心”，而是本心即天理。天理乃人心所固有的法则，通过诚己之心方可显露出来。陆九渊说：“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语录》)。又说：“此理充塞宇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杂说》)。这种心学思想落实到易学中，则表现为“爻之义即吾心之理，蓍卦之德即圣人之心”。其释《系辞》文“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云：“涤人之妄则复乎天者自尔微，尽己之心则交乎物者无惑累。蓍卦之德，六爻之义，圣人所以复乎天交乎物者，何其至耶?以此洗心，则人为之妄，涤之而无余。人妄既涤，天理自全，退藏于密微之地，复乎天而已。由是而吉凶之患，与民同之，而己之心无不尽。心既尽，则事物之交，来以神知，往以知藏，复何累之有哉!”(《程文》)《易》符本义正是为了去妄、复理，使本心发扬光大。
因此，并不是只要揭示了易符的数理结构或客观的理性原则，就完成了易学的使命。易学涉及到除开象数和理学之外的心性方面的范畴。亦即，《易》不仅表达了象数和理学先在的，而是从主体人的内心发出的。此心生来固有，所以称为本心，丧失本心则不见天理。因此，理在陆氏易学思想中，不仅不是起点，甚至也不是终点。他说：“道塞宇宙，非有所隐遁……故仁义者人之本心也”。(《与赵监》)他认为本心即理，理根于心，其发则充塞宇宙，人心即天理。
对理、心关系的这种看法，同样存在于陆九渊关于八卦起源的认识中。其《与吴斗南》云：“塞宇宙一理耳。上古圣人先觉此理，故其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于是有辞有变有象有占，以觉斯民。后世圣人虽累千百载，其所知所觉，不容有异，曰若合符节，曰其揆一也。非真知此理者，不能为此言也。”圣人尽其心而作《周易》，至诚如神。后人对易理的认识，最终获得对主体心性的投合，故既能成己，又能成物。理充塞宇宙、积淀于《易》八卦中，其在人则为仁义之心。因此，研《易》者应当致力于探讨《周易》和人类精神领域之间的关系，实为一种文化精神极其充沛、人生境界极其高尚的学术标准与追求。而这一点也事实上构成了心学解易派的主流特色。，
理学派将“理”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但却不明白“此心本灵，此理本明”(《与刘志甫》)、只有心中“无私”才能顺“此理”而动的道理，从而使得易学研究最终只能游离于人类精神领域，作一种枯燥的形而上学的阐释。陆九渊认为《易》表达了一种人们从中以某种方式来想象的意向性体验，因而更为注重研究易学的心性基础。《语录》云：“格物者格此(按此指明心中之理)者也。伏羲仰象俯法，亦先于此尽力焉耳。不然，所谓格物，未而已矣”。《与朱元晦》云：“此理至矣，外此更复有太极哉!以极为中则为不明理，以极为形乃为明理乎!”陆九渊把理(天理和易理)限定在人类心性范围之内，认为易学不是要去探讨数理或形而上的问题，而是要去探讨如何反思人类心灵自身以及心性主体在“理”中的能动作用问题。
总之，陆九渊倾向于展示一个借助易符所显现出来的心学结构。与《易》有关的实在皆为心性的实在，强调易符、实在和心性主体之间的关系是易学的重要内容，客体实在和主观心性及其关系全部包含在《易》卦爻的特征里。《与李宰》云：“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与傅齐贤》云：“心苟不蔽于物欲，则义理其固有也”。“理”为明心之理，无需外求。并认为此即《系辞》所谓“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简则天下之理得矣”(《与曾宅之》)的本意。
所谓“此理”，不仅是卦爻象所显示的某卦和某爻之义理，而且指宇宙人生的根本原理。相应地，易学理解不仅是个人的主观活动，而且更是一个人把自己放在“天地人”之理中的投入和参与。个人被放在天理之网中，他们总是在天理的背景下展开心性活动，展开易学理解。他们不再是用客观分析(如象数派那样)或形而上之理(如理学派那样)解释某一卦爻，而是通过主体的心性以及卦爻的心性背景(圣人之心)之间对话，找到天理的内涵。天理既规定着卦爻和主体人的心性，又必须借助于后者而得以呈现。由此，以易符为中心的心性分析遂取代了易符的象数结构和理学认可。
陆九渊主张“此心本灵，此理本明”(《与刘志甫》)、“自昭明德”(《与吴斗南》)，迥异于程朱“即物而穷理”的理学思路。他认为《易》实为存心明理之书，心性是超易符的，易学研究本质上是要求达到一个超易符的心性实在。
例如，《与曾宅之》解释坤卦六二爻辞说：此理也。故曰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孟子曰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天之所与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铄我也。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所以，陆氏主张根据心性重新理那个“理”字。《与黄康年》云：“此道充塞宇宙，天地顺此而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顺此而动，故刑罚清而民服”。强凋“此理”的普遍性，并以“此理’’重新规范我们的行为。而此理(天理、易理)与人心并无差异，在易学理解中，心性得到了“同圣人心”的契合、并达到了天理允许的境界，从而获得了一个完美的天人合一、物我相谐的心流背景。
可见，易符与实在之间的对应是一种间接的情感和心性领域上的对应，不限于逻辑或形而上之“理”上的一致关系。陆九渊对易学的这种心学建构，放弃了客观方式的直接指称，而是要寻求易卦爻符号背后所蕴藏的人类共同的心性理解。所以，易象不是死象，象在意义层次上恰好表现了心流和情感传递。易象属于感受的层次，必须有主体人的参与。《周易》六十四卦结构的组合体系，其功能在于模拟天地人三道的天理背景。这种背景是由“象”揭示出来的，而这种揭示过程则是要推求出一个心学意义上的心性答案，讲究某种精神境界。
象数派易学的本质在于澄清易符的意义，力图使易符表达具有最大程度的科学性。理学派则致力于建立一个合“理”的、可供人们加以分析和理解的易学模式，两者都从属于某种方法学。陆九渊则致力于建构真正本体论层面上的易学——心的易学。研究易符的确切含义并不是易学的本质和全部任务，因为易符表达了外部世界和自身心性存在的各种实在和景象，主体心性将永远是易学研究所不容忽视的内涵。所以，陆氏易学不仅不是一种方法论，而且还是对方法论的批判，是对各种形式的或客观理性之理解的前提和限制的批判。对易象的理解成为心性的素材，而不再仅仅是方法论上的改进。对《易》的不同层次和功能的解释，本质上反映了人类精神和心灵结构的不同方面和内容。
我们正处于世纪之交，正处在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关键时期，加强对学生的文明礼仪教育，教会学生做人，是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进素质教育的一项紧迫任务。基于此，我们从本区中小学生的实际出发，进行了中小学生文明礼仪教育的探索。力求通过学校、社会、家庭的密切配合和共同努力，在文明礼仪教育上取得突破，并以此带动学校其它各项教育工作的开展，为培养跨世纪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基础，立足于抓好这一最基础的教育，我们于去年底向全区中小学生、教师和学生家长印发了《福州市中小学生文明礼仪常规》、《福州市教师礼仪常规》等一批文明礼仪教育的文件，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一是要求全区各中小学校全面强化师德教育和学生文明礼仪教育，整体优化学校文明礼仪环境。将师生文明礼仪教育的成效，列入“文明学校”和“德育工作先进集体”的评估体系。
二是把《中小学生文明礼仪常规》列入学生思品课教学内容，力求学生“知”与“行”的统一。
三是强调各学校把文明礼仪教育与各项校内外活动的开展结合起来，做到形式活泼，内容丰富，扎实有效。四是强调教师的为人师表，在文明礼仪上率先垂范，并将其列为教师年度考核及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
论文摘要：艺术管理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随着科技的发展、文化市场的繁荣和对外开放的深入以及管理手段的多样化、信息化、柔性化，画院、文化馆、美术馆、艺术研究所、博物馆、制片厂等艺术品创作部门的管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面对加入WTO后中国艺术行业的新情况，在信息时代我国艺术管理会有那些新趋势，本文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二又章从宏观角度分析了加入世贸后，国外艺术经营公司对我国艺术管理的影响，分析提出了知识经济、信息社会我国艺术管理的六大创新趋势，对我国艺术行业管理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扣果从原始艺术算起，人类的艺术活动已有数十万年的历史，人类的艺术史同人类的文化史一样r:老，然而艺术管理却是刚刚正式提出的一门新学科普通艺术的研究对象，包括音乐、舞蹈、戏剧、影视、美术、文学、建筑等，国内学者彭吉相把艺术进行如下分类:实用艺术(建筑艺术、园林艺术、实用工艺、书法艺术)、造型艺术(绘画艺术、雕塑艺术、摄影艺术)、表情艺术(音乐艺术、舞蹈艺术)、综合艺术伐剧艺术、戏曲艺术、电影艺术、电视艺术)、语言艺术(诗歌、散文、小说)。艺术管理学就是借鉴相邻学科的成果，以揭示文艺规律的文艺学为基础，以研究一般管理和方法的现代管理学为指导建立起来的研究文化艺术产业管理活动规律的学科。它兼有理论性和应用性，主要属于应用学科根据1989年东方国版社翻译出版的日本日下公人的专著《新文化产收论》,”文化艺术产业”概念，可分为三类:其一，是生六与销售图书、报刊、雕塑、影视、音像制品的行业等。其二，是以劳务形式出现的文化艺术服务行业(如戏剧、舞蹈的演出、体育、娱乐、策划、经纪业等)。其三，是向其他商品和行业提供文化艺术附加值的行业(如装满、装饰、形象设计、广告、文化旅游等)。
一、加入WTO后国外艺术经营公司对我国艺术管理的影响
加人世贸组织后，国外艺术机构对我国艺术管理的影响，可概括为“六个有利因素”和“四个挑战”。
1、六个有利因素
一是有利于我国艺术发挥自身优势，在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中求得发展。我国优秀的艺术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加人世贸使我国艺术管理更规范，信息灵通，人的观念更新，增强了艺术品消费能力。
二是有利于学习吸收国外艺术生产与制作的先进技术、艺术管理经验和营销方式。开放我国文化艺术类零售和批发市场，我国艺术机构有了进人国际市场的机会，国外艺术机构也可以进来经营。这有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及时调整思想观念，部署新的营销策略，使我国艺术类产业在市场竟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三是有利于促进我国艺术管理科技信息化进程。当今世界，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加速艺术管理的科技信息化进程，已成为制胜的关键，“人世”有利于提高艺术管理的科技手段，及时掌握全球艺术的最新信息。
四是有利于深化艺术管理体制改革创新，形成全国统一的竞争有序的艺术市场。
五是有利于完善艺术品、古玩文物法规和政策，依法管好艺术市场。“人世”后有利于进行修改，促进加速地方性法规和措施细则完善补充、修订，有利于健全各级行政执法机构，依法管理，以适应“人世”后艺术产业发展的需要。
六是有利于艺术管理人才的竞争培养，提高行业员工队伍素质。重视艺术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形成不同层次、不同知识结构，懂技艺，善管理的员工队伍，这样才能在国际和国内文艺市场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2、四个挑战:
一是对人的思想特别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会造成一定影响。外国艺术产品进人我国市场，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他们宣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伦理道德对群众尤其青少年会有消极作用，一些西方敌对势力乘机进行思想艺术文化渗透，我们对此要保持清醒的认识。
二是对我国传统艺术创作、发行体制冲击较大。我国艺术创作、发行长期沿用老体制，市场经济思想行为不够，加之艺术创作、发行市场分工不明确，法律法制意识不够强，要走出现有艺术品流通体制的局限，还须下一番功夫。
三是对我国艺术创作、发行市场影响较大。由于发达国家科技的发展，资本的积累，艺术创作、发行市场已经比较成熟。他们有雄厚的资金和最新科技的支撑，电子艺术出版物价廉物美，已称雄于国际市场。我们的电子艺术出版物从数量到质量没有形成优势，“人世”后，我国电子艺术出版物市场面对的形势更加严峻。
四是对我国网上艺术品发行和电子商务形成一定制约。我国网上艺术品处于初建阶段，交易较少，电子商务应用还不广泛。国外网上艺术品发行运作较好，已有成功经验，电子商务早已应用，比较配套。“人世”后，国外艺术品经销商会想方设法以独资或合作方式建立网上艺术品发行和艺术品电子商务，这对我国网上艺术品发行和艺术品电子商务的发展既促进又制约。
二、知识经济信息社会我国艺术管理的创新趋势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具体的竞争压力“赋予企业管理新的内容、方法和手段”()，不仅体现在对科学管理的继承和完善上需要更新岗位设计和工作流程，更体现在对经营观念、经营战略、组织结构、组织行为、管理规范、管理方法和管理技术、以至在公司文化整合上进行系统性的调整。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以及网络技术的普及，艺术管理应如何进行变革以适应这种现状，未来艺术管理将怎样发展创新来满足环境的要求，这里提出六个创新范畴:
1、艺术管理信息化
所谓管理信息化，就是利用艺术产业资源系统(ERP)、管理信息系统(MIS)等现代手段，提高经营管理素质，提高经济效益。在艺术管理方面，通过建立统一的文艺产品数据库并对信息进行收集和加工，为艺术管理人员提供信息，实现辅助决策;通过对财务管理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等的整合，提高艺术企业管理水平，提高艺术部门核心竞争力。
“人世”以后，中国艺术企业将面临具有高信息化水平的国际企业的挑战，拼的就是获取信息的速度。谁先抢到有价值的艺术品定单，谁就抢到了市场;谁能有效、快捷地掌握、利用信息，谁就会取得各种竞争资源，在商战中取胜。其次，竞争的本质是创新的速度。而信息资料是艺术企业进行创新的依据，没有信息资料的迅速获取，创新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再者，艺术企业如果不尽快加强信息化建设，没有一整套的信息管理系统，包括资源管理、艺术生产管理、电子商务管理、供应商管理、客户关系管理，艺术企业就无法实行有效、快捷的管理，就不能降低成本，就会失去商机。因此，一些专家在分析“人世”以后我国企业的发展时，将信息化作为艺术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并断言:只有大力推进信息化的企业，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为了改变我国企业管理的现状，国务院在《关于加快推进企业管理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提出的目标是，五年内我国大企业全部信息化。具体目标:到“十五”末期，大多数国家重点企业基本建立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大多数大中型企业至少实现比较完善的财务管理信息化;力争绝大多数企业在“十五”期间建立企业网站及主页，有条件的企业要积极开展网上营销。我国艺术部门在改进和做好传统方式艺术管理的同时，着力在网络艺术管理、电子商务艺术管理、信息流通、编印发大众电子艺术品管理等领域谋求新的发展，并争取与国外一流艺术集团合作，创办中外合资的大型艺术机构。
2、艺术宏观管理科学化、法制化
管理机制是指各组成部分相互推动、协调、制约而形成的管理运行的具体形式，从功能看，可分为目标机制、激励机制、调控机制和约束机制等。利用科学管理的目标原理、价值原理、人本原理、系统原理、实践原理，高效实现艺术管理的职能，包括从确定目标到制订计划、组织实施、协调控制，激励个人和组织、领导和指挥全体成员使各个环节在内的整个过程总体目标最优，以提高效率为手段，最大限度地增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法制化运作有利于艺术行业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没有法律、法规的引导、规范和制约，市场机制难以有序运行。因此，艺术行业要实现法制化运作，应当按照国家和地方已出台的有关文化艺术管理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进行管理，只有实现依法管理，艺术行业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据媒体披露:一些省市在艺术市场管理中既发生过将世界艺术珍品当作黄毒清扫，让无辜的大学生受辱的事件，又出现过将艺术骗子当神接待的闹剧，暴露出的就有识别手段、艺术管理法制不健全方面的问题。法制化运作有利于规范艺术经营行为，艺术管理要想得到健康的发展，必须靠法律、法规对艺术品生产经营进行引导、规范和调整，否则，艺术行业难以向深层次、高水平发展。
3、艺术原创人员的个性化创新管理
文化艺术企业要把人力资源管理放在重要位置，企业文化建设更要在这方面发挥其特有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的流动是客观法则，现在很多企业注意在分配上向人才倾斜，认为薪酬多了，人才就不走了。这当然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要以动态的目光着眼于吸引、发现和发挥人才的作用，而不仅仅只以静止的目光着眼于留住人才，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对人才理解才是第一位的。不管是在国内的还是在国外的，我国知识分子、优秀人才都有高度的爱国热情和强烈的事业心，艺术企业应当唤起他们的文化认同感，尊重他们，理解他们，依靠他们，为他们搭建一个在祖国实现他们自我价值的平台，在艺术产业内部形成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文化氛围，使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为企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艺术管理需要寻找一个平衡点，既能充分发挥艺术从业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又能保证画院、文化馆、博物馆、制片厂等机构的有效运转。对于艺术原创人员，尊重他们的个性、创作习惯，在让他们充分认识到本部门瞥理员工的规章制度、明了单位的发展规划与最基本的工作任务的前提下给他们自，最大程度地调动其能动性、创造性。对艺术原创人员不必要求每天打卡上班，而是充分尊重个人，相信他会管理好自己，同时让他知道信任不等于放任，要让他感觉是他自己在管理自己。
具体来讲，每年的艺术原创人员工作评价包括两部分:一、由艺术家自己完成的，包括:①一年中都做了什么?②拿到了什么创作奖项?③对所参加的创作的贡献是什么?④帮助别人做了什么?⑤参加了哪些社会活动?二、由管理者指出他的优点与不足，以及今后该做些什么。对于新加入人员的管理，建议他先了解别人都在做些什么，然后根据自己的兴趣，确定自己的创作方向;并且每一个新加入者，管理者都应使他尽快熟悉与适应单位的环境，并在他作选题的过程当中随时观察引导。
4、艺术管理民主化
赫塞尔本在其主编的关于管理趋势和变化的专著—《未来的领导》中对“扮演新领导角色所需的新技能”提出了新的假设:员工的利益可以和组织的利益结合起来、生产活动中人们能够完全支配自己的劳动。这样就能够使得劳动者和组织更密切合作，既增加了劳动者的效用又有助于实现组织的战略目标。他指出:如果一个项目肯定会有益于自己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将会满怀热情地投人到这一项目之中。如此，领导角色的工作重点将会由指挥和命令转移到提供便利条件和授权上，培养人们的工作兴趣，以此作为领导的基础，实行民主。领导者必须能够熟练地扮演以下五种角色:促进者、评估者、预测者、指导者、最终帮助者。”艺术组织管理的作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计划、控制、组织、人事等;同样，艺术组织管理人员的职能也超出了今天传统的领导范畴，而转向预测、协调和激励。今后艺术组织管理人员必须增加以下三项职责:其一，明确艺术组织地位，指明艺术组织前进的目标;其二，调动员工的能动性，使艺术组织充满创造力;其三，力争诚实正直，建立相互信任，并以此作为艺术组织管理的基础。
5、艺术管理柔性化
艺术人力资源管理要柔性化。所谓柔性化，就是在新时代，劳动者文化素质日益提高，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知识差距日益缩小，整个劳动市场上双向选择，劳资双方(组织与受聘者)的关系，从“契约关系’旧渐演变为“盟约关系”。原来金字塔式的逐级刚性管理柔性化，就是说，以原来的命令方法越来越难以奏效，权威的维系，越来越难以凭借权利。同时，信息的网络化，大家可以处于一个信息平台上，改变了过去一项信息逐级下达，上多下少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出现新的特征:内在重于外在，心理重于物理，身教重于言教，肯定重于否定，激励重于控制。
艺术机构往往实行宽容型管理，这样一个开放性系统，能营造出有利于艺术机构人员创造的环境、条件。艺术机构不把近期经济利益作为判断决策管理水平的标准，亦不以此作为对部门、员工考核评价的最高标准，而将创造性、能否发现危机、化解危机、抓住机遇、争取机构的长远经济利益作为最高标准。为达此目的，有时甚至牺牲近期利益也在所不惜。艺术机构的决策与管理结构不是高度集中统一的“垂直型”、“金字塔型”，而是充分发挥各层次各部门和授予员工、艺人创造性权力的分散结构的管理模式。
宽容型管理绝不是削弱机构的凝聚力，恰恰相反，强有力的凝聚力形成，必须在开放性基础上的宽容型管理中才能实现。因为只有这样，艺术机构才能吸收新鲜的思想和理念才能广纳人才和培养新人，才能设计创作出新的艺术品，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不断地更新艺术机构的成分和提高艺术机构的品味。
6、艺术管理意识整体化、管理效果最优化
艺术管理这一概念似乎涵盖的范畴比较大，横跨了视觉艺术、听觉艺术、表演艺术、综合艺术4大类，但若从管理的经营性质来看，艺术管理的业务领域实际上只包括两大类，一类是营利性艺术业务；一类是非营利性艺术业务（表1）。在这两大类业务中，营利性业务实际占据着艺术管理的绝大部分业务，而随着商品化、市场化的深入，所有艺术中介（企业）营利性成分的比重会越来越大，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文学类业务，如图书馆、报刊社等属于广义的文化产业，暂不把其纳入艺术管理的业务范畴）毫无疑问，所有这些营利性业务必然会成为艺术中介（企业）经营的核心业务，没有这些营利性业务作支撑，现代化的艺术中介（企业）将不复存在；没有这些营利性业务创造的经济价值，非营利性业务的维持也将无从谈起。由此可见，在当代市场条件下生存的各种企业，包括艺术企业，都毫不例外地要遵循现代企业管理的基本方法和原理，因为这些方法和原理是基于人类社会各种管理活动、管理现象研究总结出来的系列规律，它具有普遍性和重复性。换言之，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彼得•德鲁克的知识管理理论、哈默的核心能力理论、彼得•圣吉的学习型组织理论等，这些现代经典管理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同样适用于当代艺术中介（企业），那些自命清高、自命不凡，把自己看作是阳春白雪的艺术管理都是肤浅的。
艺术管理学研究必须借鉴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
我们知道，人文学科之所以称之为“学科”而不称之为“科学”，是因为人文类学科所要表达的是一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研究的对象是一种感性对象、经验对象，对它的研究通常采用观察、描述、思辨等非实证性方法和手段，即以经验为基础，通过归纳走向概括。相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所以称之为“科学”，最根本的原因是具有实证性，以及重复性和他证性（可测量性），且排斥任何哲学式诡辩。虽然艺术管理兼具有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特点，但在本质上更多具有社会科学的特点，因此我们把艺术管理的学科属性定位为一门具有很强人文气质的社会科学，原因就在于此。既然其本质是一门社会科学，那艺术管理学也必然具备实证性特点，艺术管理学研究也就可以像其他社会科学研究那样达到一种可预测和可控制的程度，比如通过调查预测某种年龄层次的人更认同某种艺术，或调查某社区、群体的文化趣味、审美倾向，从而对艺术的生产和消费进行控制。如此说来，艺术管理学研究在某些必要的时候也就自然可以采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完全可以运用统计学、数学之类的工具来建立分析模型，也完全可以运用各种管理工具来辅助经营决策，比如在艺术管理实践中的财务分析、战略分析、经营环境分析等就可以运用统计工具进行辅助决策，这样可以让我们大量的艺术管理行为建立在相对可靠的理性分析之上，而不是性情多变的主观判断。实际上，在艺术行业范围内，许多我们看似主观、感性的现象，仍然可以通过某种途径和方法来转换成理性分析。比如日本的艺术设计界，就针对产品设计开发过程中各种难以驾驭、难以评判的感性因素开发出一套理性评判学科——感性工学，其基本思路就是把艺术设计过程中涉及的各种感性因素通过设码、编码、译码等环节转换成一种理性判断，为设计提供具有实际分析价值的数据参考，这可以大大提高设计的科学性和成功率。可以说当今日本的产品、时尚设计之所以能在全世界受到欢迎，与其设计界能利用像感性工学这样具有科学、理性思维的分析工具是分不开的。当然，在一个几千年来人文伦理异常强大的国度要求我们的学者在思考问题、研究问题时具备更多的科学精神，这是非常不习惯的，也是非常艰难的，这种转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其实，在知识交融的今天，艺术界完全不必谈理性色变，谈规则色变，不妨换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或许会给研究带来一种新鲜的空气和意想不到的局面。在这个开放的世界里，任何把自己关闭起来，拒绝吸收外界营养的行业，最终都会走向消亡。
艺术管理学研究必须淡化“门户色彩”
目前，我国艺术管理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较强的“门户色彩”，大部分教材名义上是艺术管理学，实质上是某一门类艺术管理学。我们知道，美术管理替代不了艺术管理，表演艺术管理也替代不了艺术管理，它们都只是艺术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艺术管理却应该涵盖美术管理、表演艺术管理等，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问题，本末不能颠倒。当然，艺术管理学也不应只是横跨在各门类艺术管理之上的一些纯粹理论，它还应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能具体指导各门类艺术管理的实践，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完整的艺术管理学。完整的艺术管理学术体系应该由“艺术管理一般理论与原理”和“门类艺术管理理论与原理”这两大部分内容构成，这两大部分内容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缺一不可。而“门类艺术管理理论与原理”又包括音乐与舞蹈类管理理论、戏剧与影视类管理理论、美术类管理理论、设计类管理理论四部分。艺术管理一般理论与原理，主要研究的是各门类艺术管理中具有共性的规律，如同现在的“艺术学理论”所承担的任务一样，它着眼于艺术管理的整体性和宏观性，研究艺术管理的基本思路、基本任务、基本方法、基本原则、基本过程等。它是整个艺术管理知识体系中最基础的部分，也是最具代表性的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核心的部分，这部分研究能保证整个艺术管理学研究的基本走势，价值取向，以及学科系统性。门类艺术管理理论与原理，主要研究的是各门类艺术管理中各自独特的规律，如同现在的“美术学”“音乐学与舞蹈学”等所承担的任务一样，它着眼于艺术管理的微观性和具体性，研究各门类艺术管理中的特殊问题、特殊现象、具体任务、专门技术等。它是整个艺术管理知识体系中延伸的部分，这部分研究能保证艺术管理学研究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就我国现阶段而言，我们更应该注重艺术管理学的整体性研究，这是目前我们所缺欠的，当然，在注重整体性研究的同时还应注重内容的可操作性，因为艺术管理学毕竟不是一门像哲学一样的思辨性学科，它的存在始终要以指导具体实践活动为最根本目的，否则，我们的艺术管理学便是一座美丽飘渺的空中楼阁。
(一)语言语境的篡谋
语言在明示暗示性代词指称、省略结构、非标记性重复词汇(结构)、关系连词等形式接应方式上也存在差异。翻译时对这类单元“自然而然”的变通通常被理解为中性和透明，但根本原因却是译文“自然”对原文“自然”的侵凌。似乎，内容与形式一旦对立，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倚重和偏爱前者。形式方面的牺牲多数情况下被认为无关紧要。可以说，翻译可能的一个条件取决于对形式的某种篡改和舍弃。
译语语言对语篇的篡写可从“互文性”概念得到解释。当符号由一个文本进入另一个文本，两个文本之间便形成一种参照呼应的“互文关系(intertextuality)”。(Lemke,1985)Sebok(1986)将能构成文本互文的要素归纳为七种：指涉(提及另一文本标题、章节指明来源)、套语、文学典故、自我引用(self-quotation)、惯常用语(被不断使用但出处不明的思想、观点)、谚语格言以及对某一先在文本体验的表达。Lemke从另一角度指出，互文也存在于具体文本和其所属的文本系之间。同一类型文本组的互文包括四种相似，即文体、主题、结构和功能。“互文性”强调，一些文本要素能引发超越文本的前文本(pre-text)的知识和价值体系，是一种通过暗含义(connotation)发挥作用的指意机制，而不仅仅是某种主观联想。处理互文性要素时，必须注意它们进入文本之后的信息地位(语场、语式、语旨、时间、地点等特征)、作为话语行为的指涉意图以及与其它符号相互作用的符号功能。除了考虑原语本身的互文关系以外，译者还需考虑它进入译语系统后的互文运作。有时，译者会遇到非常尴尬的情况，因为文化背景的差异，严格的直译可能增加读者负担，而采用通常的补偿手段，如加注、扩展等，原文的语篇特征又可能发生变化。较为典型的一例莫过于Nabokov翻译的普希金作品《奥涅金》了。他在译文所附的注释远远超过原文本身，结果，他的翻译更像一部阐释性学术著作。另一方面，如果过分强调译语系统的互文，给原作强加上读者熟悉的形式，异域的文化色彩多半就会丢失。西方小说早期被套上章回体结构，拜伦《哀希腊》被梁启超、马君武、舒曼苏、等人套入元曲、七言古诗、五言古诗和离骚体，即是如此。他们通过套用中国特有的文体和结构，在译作和本土文学之间强行建立了互文。这样，接纳语境彻底改变了原文，语言间的差异被抹除，译语征服收编了原语。这也许只是较为极端的情况。实际翻译中，互文机制在语篇体式方面的控制不会采取纯粹的异化或归化，更多地是两种手段的糅合。译文总是某种“杂合”，既不属于原生的异域文学，也非本土原创。在强调多元化的今天，人们也许更主张直译，要求翻译尽可能忠实地保留原语自身的特色，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译语的允许和接纳才是原语移植之后得以获取新生命的条件。
(二)情景语境的篡谋
第一，文本必须首先通过引介与导入。翻译发起人、出版社或者其他机构依据一定标准判定哪些文本可被翻译、值得翻译，并附带提出要求。译者本人也能充当发起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化消费主义日益盛行的今天，文化商品化和商品文化化已经消蚀了传统的文化和商品之间的区分，利益驱动对翻译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决定作用。经典、严肃作品在翻译的衰落和畅销书籍、影视的激增，说明市场已经成为牵导翻译的无形巨手。
第二，读者以及使用翻译的目的也对翻译产生重要影响。读者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一个具有明显时代特点、身处特定文化背景的实体存在，他们会因行业、教育、社会经历、文化心理、观念以及阅读取向等诸方面的差异对信息的价值和重点要求不同。读者期待构成话语的隐形牵引。忽略读者的现实和欲求，作品很难进入读者视野，更不用说生存延续了。
第三，由于文化间的距离，原作者进入翻译后的命运要依赖译语文化的态度。十九世纪英国翻译家GeorgeFitzgerald认为，译者完全没必要臣服原作者，原作只是给他提供一种在译语操作的可能性。今天，一切以原著为中心，译文应该屈从原文，还是反过来，一切以译语为中心，原文必须接受译语的改写操控，仍是理论界热衷的话题。
第四，作为话语实践的翻译活动本身在文化内部的地位同样影响翻译。在文化多元系统(polysystem)中，翻译文学并非任何时候都从属于原创文学。当本土文学尚处于发展初期，体系还不完备(如以色列建国初期)，或者，相对于其它文学体系仍居于边缘地位，自我创新能力较弱(如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文学)，或者正经历危机转折之时(如美国二十世纪60年代、中国二十世纪初的文学)，翻译文学将占据首要地位。(Gentzler,1993:116-18)这种情况下，翻译主要致力于引进外来作品的形势以改变现状，开创文化新局面走出自身困境，因而，翻译会贴近原文，尽量复制、保存原文形式要素及文本关系(textualrelations)。其它情况下，翻译处于次要地位，目的主要是引入、吸纳他人新异的思想观念，因而，翻译会更多依赖自身既有模式和审美规范。
第五，译者毋庸置疑地构成翻译的核心和关键。他根据自己对上诉因素的综合考虑，居中调停，最终决定多大程度以及怎样操纵原文，代替原作者“恰当、合理、正确”地讲话。译者不可能像某些翻译理论家要求的那样“隐形”、“透明”，他时时处处都会把自己铭刻在译文里。(三)文化语境的篡谋
文化语境主要指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知识信仰、风俗习惯、历史事件、行为准则等构成人们心理空间的意识形态体系或精神氛围，它在话语交际中起宏观定向的作用。
翻译过程中，“译者总在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当时政治、思想意识、经济、宗教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李运兴，2000：122)文化篡谋在不同时期人们对“翻译伦理”的认识和表述上非常明显。张培基、喻云根等在《英汉翻译教程》(1980年出版、2000年重印)一文中强调，译者的第一素养是“要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较高的马列主义、思想的理论水平，…要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和深入理解原作的内容。”立场、观点不同，译者的理解和分析就有差别，采取的方法必然影响原著的实现。翻译历史表明，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有可能要求极端的方法操纵原著。中国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一本翻译教材在谈到翻译时虽然强调“信”是翻译的首要标准，却似乎自相矛盾地提出另一条准则，即，翻译活动必须服从译语文化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