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17 18:04:11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中西消费观差异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随着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进度的不断加快,商务广告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商业的化身,商务广告的措辞是为了让消费者了解其产品的用途和价值,更多情况下是为了激起他们的兴趣和欲望并劝说他们购买,从而获得相应的利益。
由于商务广告的特殊性和英汉语言及文化的差异,商务广告诱导性的实现方法有所不同。翻译中如何传递原广告语的劝导性,成为广大译者面临的一大难题。本文拟从英汉商务广告语劝导性的实现方式出发,探讨如何在翻译过程中再次实现目的语广告的劝导性。
二、劝导性在英汉商务广告中的不同表现
作为一种呼唤性文本,商务广告对读者内心的经历、知识、感情等一系列个人意念进行呼唤、诱导、启发,从而引起读者的共鸣并做出反映。其目的性鲜明,最终是为了诱导消费者购买其产品。为了达到这一特殊目的,消费者的思维方式便成为广告撰稿人在创作广告时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英汉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化体系反映在人的思维方式上,便形成了思维方式的差异”[1],可见思维方式与语言文化体系是相辅相成的。同样,由于英汉思维方式的差异,商务广告的诱导性在英汉广告语中的表现不尽相同。具体差异表现在以下方面。
1.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
抽象思维,是指不通过具体事物,仅靠概念就进行一系列判断、推理的思维活动。“由于这种思维需要遵循逻辑规律,因此又称作是逻辑思维”[2]。英美人注重抽象思维,具有较强的运用抽象思维能力,擅长用抽象概念表达具体的事物。他们经常用抽象的概念分析事物,从而达到对其理性的认识。结合英语的语言特点,我们会发现英语中表示说明性和功能性的词语很多,而具备形象性的词语却少之又少。同时,英语的表达多使用名词和介词,“还会经常使用大量的涵义概括、指称笼统的抽象词汇来表达复杂的理性概念”[3]。这都表明了英美人善于运用抽象思维,同样这一特点也决定了广告多采用抽象的语言形式实现劝导功能。如:
Over 5 million passengers extend their vote of confidence.(海湾航空公司)
“Confidence”本身就是比较抽象的词,让人看不到、摸不着,没有具体的事物可以表达出来。这则广告通过使用“extend their vote of confidence”比较抽象的表达手法,表达出海湾航空的乘客流量大,满意度高,从而让更多的乘客选择海湾航空公司。
与抽象思维不同,形象思维是指事物还没有被呈现出来时,就已经在人脑中形成一种具体的样子。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偏向具体的形象思维,习惯用具体的事物表达抽象的概念。与纯粹意义上的抽象思维相比,直观经验更易于为他们所接受。所以,汉语表达方式更具体,常常以实表虚,用具体形象解释抽象事物。结合汉语语言特点,我们不难发现,汉语中的字词一般都是人们通过感官可以直接感受到的,比较形象和直观。此外,汉语还善于用动词描述事物,这样不仅使语言显得更具体生动,更凸显出以动代虚的效果。因此,汉语广告的劝导功能,多通过具体的语言形式实现。如:
用第三只眼睛看世界。(海鸥牌照相机)
将照相机比作眼睛,一来是说明该相机的清晰度很高,就像人眼一样清晰;二来则是表明相机像人眼一样,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这样的比喻,让人能很容易地想到这台相机的功效,同时勾起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2.分析性思维和综合性思维
“英语受古希腊思想的影响,推崇严密的理性思维,具有重理性、重分析、重形式完备的特征”[3]。简单说来,分析性思维是指把一个完整的对象分解为各个部分,将其属性、特征、本质等方面分开来认识这个事物。他们虽然也会强调整体性,但更多的是整体中的个体,提倡个人主义。亚里士多德曾提出事物的本质不能脱离个体,而是存在于“一般的个体中”,也就是说,个体是事物存在的根本方式。这深刻地影响着英美人的思维方式。于是,在英美广告中,多出现“you”,“your”,“me”,“my”等表示个人的词汇或是表达自由和独立的词汇,引起起消费者的共鸣。如:
A Mars a day keeps you work, rest and play.(Mars巧克力广告)
Your world should know no boundaries.(美林证券公司)
汉语因受到儒、道、佛等,传统思想的影响,一般把天地、自然和人类看做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有“天人合一”之说,强调思维上的整体性,善于从全局观点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性思维是指在思想上把要研究的对象看做是一个整体,将其属性、特征、本质等方面综合起来进行研究。这种整体的思维方式对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语言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得人们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为迎合消费者的喜好,许多广告也在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各种情谊。如:
好迪真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好迪洗发露)
念念中秋到,家家好利来。(好利来蛋糕)
3.崇尚科学与崇尚传统
英国位于大不列颠群岛之上,四周被海洋包围。这种特殊的海洋性地理位置,使得英国人更倾向于对未知事物的探索,具有冒险精神。简单说来,英美传统文化是基于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来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的。在英美人看来,“探究事物的本质,了解宇宙和世界的起源才是思维的中心”[4]。他们会借鉴前人的经验,但不会被传统羁绊。这样的文化传统造就了英美人重科学、重认知的思维方式。因此广告撰稿人在创作广告时,更多考虑到的是产品的实用性,这样便能唤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如:
A Blend of Taste and Style. A graceful combination precision optics and sleek design,in a compact all-weather body,make it the obvious choice of over 20 million people worldwide.Olympus,a compliment of your style.(奥林巴斯相机)
不同于英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儒家思想,更注重伦理道德。儒家思想提倡“以德治国”,维护“礼治”,重视“人治”,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重道轻器、重人文轻科学的思想传统。在解决问题时,中国人往往过分依赖于世人的经验,缺乏探索创新的精神。在广告语中,也能体现出这种传统,广告撰稿人经常会把“专家”、“皇家”或是“国家免检产品”等称号放在较为醒目的位置。这样一来,不仅吸引了消费者的注意,还获取了他们对产品的信赖。如:
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国家免检产品,优质更超值[5]。
(洗衣粉广告)
三、翻译过程劝导性的实现
语言文化的差异,使得中西方广告在传递劝导性方面采取不同的方式。奈达曾提出:“要真正出色地做好翻译工作,掌握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甚至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运用在特定的文化中才具有意义。”[6]因此翻译商务广告翻译,译者应当充分了解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一则广告可能在源语言的环境中十分成功,但如果在翻译过程中不注意原文预期的目的,也不结合目的语的文化,就很难在目的语国家达到同样的效果。商务广告翻译要以目的语读者为主,采用他们能够接受的表达方式,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为达到这一目的,应以归化为翻译的基本策略,再灵活使用各种翻译方法。
1.零归化
“零归化”[7]就是我们所说的直译法,但在直译过程中,不单指逐字翻译,还包括目的语读者在没有语言文化障碍的情况下,与原文保持语意及形式上的对等。如果通过直译就可以达到预期的目的,即可采用这种方法。如:
Bigger than bigger.(苹果手机)
译:岂止于大。
这是苹果公司在推出苹果6系列手机时打出的广告语,由于首次推出大屏手机,于是选择“bigger”来表达该系列的主题,而比较级则更加突出了这一主题。译文“岂止于大”与原文所突出的主题一致,不仅说明此次手机的屏幕越大,其他的功能也有了很大的突破,更能够满足消费的需求,这样一来便深受消费者的喜爱了。
又如:只为点滴幸福。(蒙牛牛奶)
译:For Every Drop of Happiness.
这是蒙牛企业在2013年首次切换形象时打出的全新广告语,以幸福为主题,给人带来一种美好的感觉,而说到“点滴”,又让人们容易想到牛奶,十分符合蒙牛的企业特性。当时译文为“Little Happiness Matter”,这则广告的译文乍一看似乎合情合理,但深究起来,却与原意截然相反。“little”在英语中含有否定之意,我们把译文回译成汉语后就会发现是“幸福并不重要”,与原文的含义差之千里。因此,我们在直译过程中不能任意搭配词语,而是需要结合目的语的语言文化,进行仔细研究后谨慎用词。
2.部分归化
当源语言与目的语之间有些许差异时,即可采用“部分归化”[7]。译者可对译文进行适当的调整,从而符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达到广告的预期效果。具体方法如下:
(1)增补型翻译
这类翻译主要包括两种形式,第一种是把原文内的关键字词进行引申和或是加以解释,深化其意义,从而凸显宣传目的。第二种就是为了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再加上一个词或是一句话,从而形成对偶或是押韵的句式,使译文更加完美。如:
A diamond lasts forever.(戴比尔斯钻石)
译: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戴比尔斯钻石的这则广告可以称得上是最经典的汉译广告。为了符合目的语消费者的表达习惯,在原意的基础上添加了一句话,一来加深消费者对钻石的印象,二来与前一句形成押韵的句式,读起来朗朗上口,十分符合汉语的表达方式。两句话都在强调钻石有收藏价值,不禁吸引了大批消费者前去购买。
(2)删减型翻译
删减型翻译多用于那些原文写得不够精练、信息过剩的文本,删除那些冗杂的成分,使语言更简练、精确。这种方法在英汉商务广告翻译中比较少见,但有时还是有其作用的。如:
Wherever you are,Whatever you do,Allianz Group is always on your side.(安联集团)
译:安联集团,伴你左右。
安联集团的这则广告如果直译为“不论你在哪里,不论你在做什么,安联集团永远在你身边”,未免觉得有些繁琐。后半句的“伴你左右”其实已经可以把原文两句话的意思表现得淋漓尽致。简单精练的广告语不仅能加深消费者对产品的印象,更能激起他们的消费欲望。
3.完全归化
广告本身就是创造性文本,应富有创造力,具有语言魅力和活力。但当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语言文化差异过大,无法传达广告所要宣传的效果时,便可完全改写原文,从而达到预期的效果。广告翻译所指的“完全归化”就是“再创造翻译”[7]。如:
It happens at the Hilton.(希尔顿酒店)
译:希尔顿酒店有求必应。
在这则广告中已经很难找到原文的痕迹,若译为“发生在希尔顿”,就会让中国的消费者感觉莫名其妙,无法真正领略到原文的内涵。而译为“希尔顿酒店有求必应”就会给消费者带来一种希尔顿酒店服务周到,能满足您所有的要求的感觉。这样一来,自然会有许多顾客前来光顾。如:
Connecting People.(诺基亚)
译:科技以人为本
在这则中文广告词中,已经和原文没有任何关系,基本脱离了翻译的范畴。但译文的可读性和句子的精辟程度与原文不相上下,意境甚至比原文更深刻。诺基亚作为手机生产商巨头,提出“以人为本”表明其充分考虑到了消费者的心理,反而更能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
四、结语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一则好的商务广告翻译不仅能更好地宣传企业及其产品,更能作为一种促销手段劝说消费者购买该产品。由于英汉文化的差异,商务广告在实现劝导性的方法上也不尽相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应拘泥于原文,而要根据语言文化差异对原文的非信息成分进行改动。因此,在翻译商务广告时,不仅要保持源语的个性内涵,更要迎合目的语消费群体的文化传统心理和消费观念,使译文接受者与源语接受者可以产生相同或对等的反映,从而真正达到广告的目的。
参考文献:
[1]Eugene A.Nida.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on[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3:82.
[2]董晓波.英汉比较与翻译[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3.10:146.
[3]李成明,杨洪娟.英汉语言对比研究[M].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7:287.
[4]刘晓梅.目的论.与汉英广告翻译[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7(02):57-58.
[5]彭家玉,杨贤玉.英汉思维差异在语言上的反射[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01):17.
[关键词]价值观;旅游消费行为;情境化;进展;启示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2-0117-10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2.016
引言
旅游消费需求与行为研究是旅游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之一[1-2],也是最具实际意义的研究领域之一,主要研究旅游者的消费心理、消费类型、目的地选择、行为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等,揭示旅游消费行为产生和发展的规律。经济学是对消费研究最成熟、显得最具有严密性的学科[3],在此影响下,旅游消费研究注重借鉴经济学研究范式,从经济背景、方法、机制和对策等经济学视角开展研究,相对忽略了影响旅游消费的社会文化因素。东西方消费文化的形成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超前消费是欧美文化的典型特征,谨慎、节俭消费则是东亚国家消费文化的表现[4],不同文化背景的消费者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特征,引导着旅游消费者的感知、倾向和行为,跨文化旅游消费行为研究逐渐成为学术领域热点[5-8]。然而文化内涵极其广泛,难以操作化,学者认为价值观是文化的内核,可以被用来衡量文化对行为的影响[7,9-10]。
价值观是人们形成的一种对具体行为模式和生活意义的持久信念,是对具体事物及行为模式的意义、效用的评定标准,在个体认知系统中具有核心位置[11]。价值观自20世纪30年代引入心理学研究后,中西方学者对价值观进行了大量的研究[12],与消费行为关系的研究一般从个人价值观系统(personal value system)和文化价值观系统(cultural value system)两个层面展开,文化价值观层面注重从跨文化角度研究国家尺度的主体价值观与消费行为关系,个人价值观层面较关注个人价值取向的差异、影响因素及其效应,但这两个层面不是割裂的,而是相互渗透和影响的,文化价值观系统影响个人价值观系统,反过来又建构了文化价值观系 统[9,12]。价值观的重要性在于指导社会态度和个体行动,对消费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和导向作用,被认为是消费者决策系统和行为模式的根源性因素[11,13-1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和全方位的变迁,中国居民消费价值观正经历一个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相互交织、冲突与融合,同时建构具有自身特色消费价值观的过程[15],中国人勤俭节约的传统消费方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减弱,逐渐呈现出时尚享受的现代消费方式[16],强烈冲击着城乡居民的旅游消费行为;反之,旅游者的行为倾向、选择及活动也反映出文化价值观和个体价值取向的差异。价值观与旅游消费行为的研究一直较为薄弱,本文通过梳理和分析国内外价值观与旅游消费行为关系的研究文献,有助于从价值观角度揭示并解读旅游消费行为的规律性特征,为旅游者的消费行为寻求一种精神动力或伦理支点,为企业开展价值观驱动的旅游营销活动提供科学指导。
1 研究路径
旅游消费行为是消费者的一种外在活动形式,往往反映旅游者内心深处所渴望的终极状态或价值观,内隐性价值观与外显性旅游消费行为之间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两种路径:“由内而外”的路径(价值观旅游消费行为)和“由外而内”的路径(旅游消费行为价值观)。不同研究路径在研究内容、目的和方法等存在一定差异,也有各自的不足(表1)。
1.1 “由内而外”研究路径
“由内而外”的理论路径是指从旅游者价值观切入,基于实地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数理统计、结构模型等定量方法,实证检验价值观与旅游消费行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较为宏观的研究视角,也是目前研究的主流思路。旅游者价值观度量及其与旅游消费行为关系的理论建构是两个关键问题:(1)价值观度量。一是借鉴Rokeach、Kale、Schwartz和Hofstede等主流价值观理论,运用他们开发的价值观量表度量旅游者价值观[17-22];二是针对具体消费情境,重新发展旅游消费价值观概念,提炼价值观内容[23-28]。(2)价值观与旅游消费行为关系的理论建构。一是选用上述价值观量表,直接检验价值观与旅游消费行为之间的关系[17-19,23-25];二是结合社会文化背景,试图寻求具体消费情境下的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以增强价值观对旅游者行为的解释力度,检验价值观与旅游消费行为的关系[20-22,27-28]。
“由内而外”的研究路径较多运用定量研究方法,数据主要来源于实地问卷调查,辅助访谈调查、开放式问卷等收集和确定调查项目,编制问卷。学者多运用频率分析、描述性分析、探索性分析和因子分析等方法对问卷数据进行处理并提炼旅游者价值观维度[19-20,22,24-28],在此基础上,构建理论模型,选用适合的定量方法揭示价值观与旅游消费行为关系,如运用配对比较法(pair-comparison)分析价值观与旅游消费行为的匹配程度[5],运用多变量变异数方法(MANOVA)[22,25]、分层对数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og linear analysis)[23]等检验价值观与旅游消费行为之间关系,运用典型关联方法(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分析在团队旅游消费者中,持有不同价值观的旅游者所偏爱的旅游活动和产品属性[24]。SEM因为在模型构建、多变量处理、路径系数测算和模型拟合优度检验等方面具有优势,有助于揭示旅游消费行为的影响机制,较多地运用于检验价值观对旅游消费行为的影响[20-21,28],获得了较好的验证效果。然而,不同文化、语境或区域情况下,旅游者价值观存在差异,应综合考虑旅游者人口学、文化背景和实地消费情境,加入适当的中介或调节变量,从主位视角探测与旅游行为相关的文化价值观并检验两者关系[19-20,23-24]。
1.2 “由外而内”研究路径
“由外而内”的理论路径是指从旅游产品属性或旅游者行为特征切入,将问卷调查与实地访谈等相结合,探寻旅游者所追求的最K意图或价值取 向[29-34]。这是一种较为微观具体的研究视角,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但日益增多。价值观是抽象和稳定的,而旅游者行为变化较大且针对具体情境,致使旅游者内在隐性价值观与外在显性消费行为的直接相关性较弱,价值观对旅游消费行为的解释力度亟待增强[32]。Watkins和Gnoth运用Kale等学者开发的LOV(list of values)量表,研究日本游客在新西兰的旅游消费行为时,发现LOV量表不能很好解释旅游者行为[19],依据Kluckhohn-Strodtbeck的5维价值取向理论构架,使用“手段-目的”链理论(means-end chain,MEC)和阶梯访谈法(laddering)等质性研究方法,从理论的、主位的和整体的视角探究日本游客的价值取向,并解释其旅游消费行为,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文化价值观、个人价值观与旅游行为之间关系的模型(图1),进而构建了价值观与消费者行为关系的一般理论模型,为其他消费领域的研究提供理论框架与启示[33-34]。
“由外而内”的研究路径倾向运用质性研究方法,非结构化问卷、焦点群体访谈、阶梯访谈等调查方法是数据收集的主要方法。“手段-目的”链理论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使其价值观得到满足[10],将顾客感知价值划分为3个层次:产品属性(attributes)、消费结果(consequences)和消费者价值观(values),构建了价值观与消费行为之间的密切联系[35],从微观视角揭示并阐释驱动旅游者行为的价值观动因,为价值观与旅游行为关系研究提供一个较好的理论框架与研究范式[32]。阶梯法是研究MEC最为常用的一种定性研究方法,根据访谈方式的不同特点,分为硬梯法(hard laddering)和软梯法(soft laddering)两种[34]。阶梯法可以根据旅游者自身的理解来界定价值观,而不是预先设置的价值观,从而能更好地检验具体消费行为与其相对应的个人价值观关系,使调查结果与旅游行为联系更为紧密,有效建立MEC理论的“属性-结果-价值观”路径结构,弥补了从宏观视角定量研究的不足之处,如运用在目的地选择[31,33,36]、博物馆和遗产旅游[37-38]等领域。然而,学者也质疑MEC结构和阶梯法可能会“强加”价值观和旅游者行为之间的可能并不存在的联系,且旅游者并没有意识到该关系或者有哪些确切的意义[32-33]。McDonald等指出运用“手段-目的”理论研究旅游者价值观是没有疑问的,但对经常使用的阶梯法提出了批评和质疑,在决定和阐释旅游者的最终价值观方面仍需要完善,在具体运用时需要明确区分硬梯法和软梯法,以及加强对价值观运用的规范性讨论等[39]。
部分学者融合“由内而外”和“由外而内”两种研究路径,将定量和质性研究方法相结合,依据“手段-目的”理论,以内容分析法作为阶梯访谈资料的分析工具,绘制旅游产品属性、结果和价值链关系的价值层级图(hierarchical value map,HVM),目的在于将访谈资料进行客观、系统的分类,并加以量化,以探查与不同旅游消费行为相对应的主要价值观,如遗产地游客的需求动机因素[30]、旅游目的地选择[31]、个人价值观对城市边缘绿地经济使用价值的评价[40]等。
2 研究内容
2.1 旅游者价值观内容与结构
旅游者价值观不同,对旅游消费行为的理解和诉求也就存在差异,价值观内容的界定与度量是探讨两者关系的前提和基础。表2梳理了2000年以来学者关于价值观与旅游消费行为关系研究的部分成果。
表2显示,较多学者没有重新界定旅游消费情境下的价值观内涵,主要借鉴主流价值观理论,度量旅游者价值观,提炼价值观内容和结构,并用来分析其对旅游消费行为的影响,但也有学者指出旅游行为的价值取向与一般行为存在差异,需要根据具体旅游消费情境与研究目的,重新提炼或建构旅游消费行为中的价值观内容与结构。Deborah和Richard通过剖析经典价值观理论在旅游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构建了由二维空间组成的旅游者个人价值取向:内部导向/外部导向和情感支配/认知支 配[23]。Jewell和Crotts探寻遗产地游客价值观动机与需求,游客的价值取向是快乐与学习互补的满意休闲体验、真实性等,发现遗产旅游者有独特的价值观动机与需求[30]。同样,Watkins和Gnoth也认为依赖Hofstede跨文化理论的客位研究亟须新理论和新方法,发现日本游客前往新西兰旅游的价值观包括:内在和谐/精神、即时/现实的关注、人的需求、内部导向价值/外部导向价值[33]。
2.2 价值观与旅游市场细分
价值观与旅游市场细分关系的研究是最早开展的热点领域之一。这类研究主要运用主流价值观理论和定量研究方法,测度旅游者的价值观取向,并基于所得结果的个人价值观差异,细分旅游市场或探查不同市场旅游者的价值观差异,揭示价值观与旅游细分市场的关系。Boote对价值观与旅游者住宿选择关系的研究可能是最早的相关研究文献之一,显示价值观对市场细分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不仅仅是运用传统的人口学变量进行细分[43]。Pitts和Woodside、Muller分别运用RVS(Rokeach value survey)、LOV量表,检验价值观与旅游细分市场的关系,揭示不同市场旅游者具有显著的价值取向差异[17-18]。同样,McCleary和Choi运用RVS量表对美国和韩国游客进行价值观评分,显示价值观能有效辨认细分市场,不同市场在宾馆选择标准上存在显著差异[44]。挪威学者Mehmetoglu等运用本国监测旅游者使用的价值观量表,将旅游者分成4个部分:传统理想主义者、现想主义者、物质主义者和现代主义者,发现个人价值观是市场细分的有效手段且能很好解释旅游者行为[25]。基于价值观对旅游市场的科学细分,旅游营销者可以根据旅游者的心理需求,设计相应的旅游产品吸引、影响并满足旅游者[45],如Pike通过研究短期度假旅游者对目的地属性、结果与价值取向的认知,显示个人对目的地认知的突出属性有所不同,但存在一个共享的期望结果和价值观,据此,目的地营销组织可确立一个涵盖多重消费属性的品牌定位主题[42]。总之,在具体旅游消费情境下,价值观往往比人口学特征更能阐释旅游行为活动差异[46],能较好地理解旅游者行为,为跨文化市场营销战略的制定提供一个理论基础。
2.3 价值观与旅游活动偏好
旅游者的价值观触发旅游动机,呈现不同的旅游消费活动偏好,是理解旅游行为动机和活动偏好的基础,可以被用来预测旅游与休闲活动决策、旅游目的地与活动选择等。Pizam和Calantone以学生旅游者为调查对象,研究一般价值观、特定价值观与旅游行为之间的联系,显示一般价值观和特定开发的价值观结构可以成功预测41%~81%的旅游者行为[47]。文化距离会影响游客的决策行为[48],文化背景相似的旅游者可能表现出相似的消费决策与行为特征,而不同价值观取向的游客在旅行计划时间、旅游方式、行程安排和旅游信息搜集方式上有不同的特点[49]。Kim和Lee研究发现英美和日本游客存在明显的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文化差异,旅游动机表现为集体主义文化的日本游客重视与家人在一起和身份/地位,而新奇性动机对表现为个人主义文化价值取向的英美游客更重要[50]。目前学者主要从跨文化角度,研究国家层面的文化价值观与旅游消费偏好,而国家内不同区域和不同群体消费者的个人价值观与旅游行为偏好关系的研究相对缺乏。
2.4 价值观对旅游消费行为影响
价值观对旅游消费行为影响的研究侧重运用定量研究方法,通过构建价值观与旅游消费行为之间的理论模型,检验两者关系。Hedlund基于SVS(Schwartz value survey)理论,使用普遍主义、仁慈、权力和成就测量旅游者价值观,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显示普遍主义与接受经济牺牲去保护环境的意愿程度具有相关性,且环境关心与意愿程度、购买生态旅游产品意图之间都有显著的正相关性[21]。Wong等将水平-垂直维度嵌入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理论框架,划分出4种文化价值取向:垂直/水平个人主义、垂直/水平集体主义,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方差分析(ANOVA)等方法研究志愿旅游者行为,显示若个人文化取向与影响目标追求的权力相融合,会导致志愿或自我放纵型旅游者增长[27]。Xu和Fox分析人类中心价值观和生态中心价值观对旅游环境保护及态度的影响,显示中英两个国家在价值观、态度与行为之间具有相同的因果结构关系[28]。
2.5 中国旅游者价值观研究
中国人价值观研究主要以整体性结构或具体价值观(职业价值观、生育价值观等)为切入点予以探讨[12],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起源于儒家文化的中国消费者价值观感知与西方主流价值观不相一致,以西方人为研究对象开发出来的价值观量表并不适合东方文化背景的消费者,基于相关研究的薄弱性,中西方学者对中国消费者价值观开展了研究。Bond和Chinese Culture Connection开发了在本质上非西方的调查问卷,被称为中国文化价值观调查(Chinese cultural values,CCVs)[51-52],这个量表被经常运用于测量包括旅游行为在内的中国消费者价值观。Wong和Lau根据香港出境旅游团队的问卷调查,从CCVs中抽取与旅游行为相关的13个价值观条目,运用因子分析法提炼4个反映中国文化的旅游者价值观维度:社会整合、儒家工作动力、个人幸福和道德规范[24]。基于CCVs,Tsang以香港旅游与服务业职员为调查样本,提炼5个与服务业相关的价值观维度:对工作态度、对人的态度、道德规范、地位与关系和节制[26]。此外,Mok和DeFranco构建了中国文化价值观的概念框架:尊重权威、相互依赖、面子、群体取向、和谐和外部属性,并分析不同价值观维度对接待业与旅游业的营销涵义[53]。
梁雪松等比较了东西方旅游者的价值观与行为取向,东方旅游者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追求群体主义取向,行为保守,热衷团体旅游,而西方人受宗教文化影响,崇拜个人主义,追求自由,喜欢冒险旅游[54],同样通过对香港出境旅游团队研究显示,他们偏爱团队旅行以及具有安全感和自费的旅游活动[24]。Li和Cai运用LOV量表研究中国海外团队旅游者,内在价值观和外在价值观对旅游动机都有显著影响,行为意图受到内在价值观显著影响[20]。学者还从饭店营销、游客满意度、目的地选择、感知价值和旅游动机等视角调查和分析旅游者行为特征与期望的消费结果,并运用阶梯访谈法、回归检验等定量和质性研究方法,构建并检验价值观与旅游消费行为的关系,探寻和阐释不同旅游消费行为的最终价值取向[55-60]。此外,还有学者研究了明代居民文化价值观与旅游消费的相互影响[61]。总之,研究发现中国传统文化观念显著影响消费者的满意度与忠诚度、旅游消费活动等[41,62],将“面子”“关系”“中庸”“权威”等中国儒家思想观念融入旅游消费价值观,可以更合理解释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旅游者消M行为逻辑。
3 研究评述与启示
旅游者的消费价值观是形成旅游动机、态度和活动偏好的根源性因素。近年来,从动机、感知、态度等心理变量研究旅游消费行为的成果日益增多,跨文化旅游研究也成为热点,但作为文化的核心变量价值观与旅游消费行为关系的研究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中国旅游者的消费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转变的双重影响,价值观与旅游消费行为研究的理论框架应嵌入中国情境,包括概念形成和测量、变量选择和构建、机理分析和阐释等应具有中国情境化取向。表3通过比较高度情境化与低度情境化的研究特 征[63],为价值观与旅游消费行为关系的中国情境化取向研究提供启示。
3.1 在理论建构上,价值观与旅游消费行为关系研究应嵌入中国现实和具体消费情境
理论建构是研究的核心和灵魂,移植西方经典价值观理论分析中国旅游消费行为可能出现“水土不服”问题。目前学者主要采用“由内而外”(价值观行为)和“由外而内”(行为价值观)两种思路研究价值观与旅游消费行为的关系,不同研究路径的视角、切入点、方法和目的等存在一定差异,但若将内隐性的价值观与外显性的旅游消费行为直接关联仍然缺乏足够的理论证据,也难以描述价值观体系如何作用于旅游行为。此外,目前较为关注价值观对旅游消费行为的影响或者通过消费行为透视旅游者的价值取向,但旅游行为是否或多大程度影响旅游者的个体价值观,这方面的研究较为缺乏。中国是一个正在发生快速社会经济转型的文化大国,社会转型期的消费者价值观可能正处在一个逐渐摒弃传统消费观和认同现代消费观的过 程[15],价值观内容的现代性与传统性并存,这必将对旅游者的消费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也决定了中国旅游消费行为研究的复杂性和挑战性。旅游者具有多维的价值取向,易受到消费情境的影响,在不同的旅游消费时空场景中,旅游行为受到内外变量的调节,其价值观内容与具体维度排序存在分异特征,可能导致价值观与旅游消费行为之间的相关性较弱。因此,中国旅游消费行为研究要深刻植根于中国国情,凸显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观念和社会转型现实,并根据研究对象和目的,选择合适的情境化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构建嵌入社会文化和具体消费情境下的理论框架,揭示价值观与旅游消费行为的相互影响。
3.2 在概念形成上,从主位研究视角提炼旅游情境下的价值观内容和维度
旅游者价值观的界定和度量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目前研究主要借鉴国外主流价值观理论,虽然归纳了不同文化背景下消费者行为的相似性,比较其差异性,部分量表也进行了跨文化检验,为我们提供一个跨文化视角来理解价值观体系,但其理论基础源于西方文化,体现了西方文化坐标,并不可避免地带有对其他文化的偏见,这难以透视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消费者价值观。因此,旅游者价值观概念的形成与测量应从客位研究(etic approach)转向主位研究(emic approach),在借鉴西方经典价值观理论的基础上,也吸纳学者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研究成果,融入“人情与面子”“中庸”“社会取向”和“关系取向”等儒家文化观念。同时,根据具体研究情境,以研究对象的视角和方位观察、发现和解决问题,挖掘和提炼中国旅游者消费价值观特征,并将其与文献研究相结合,从主位视角重新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旅游者价值观概念,使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开发旅游者价值观量表,测量过程要符合中国情境的需要,以提炼价值观内容和维度。
3.3 在方法运用上,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增强价值观对旅游消费行为影响的解释力
方法研究对旅游学科的发展往往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64],能增强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和说服力。价值观与旅游消费行为关系的研究以定量实证研究为主,数据主要来源实地调查问卷,相对忽略了对实证结果的阐释。学者认为在跨文化研究中,方法论相对缺乏,并期望寻求一种在方法论上的理论建构,以更好理解旅游者行为[34]。McIntosh和Thyne等呼吁在旅游研究领域中应更多使用质性研究方法,特别是在文化价值观研究领域,质性研究可以较好替代以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的定量研究,尤其是在理解和解释旅游者购买、消费或体验产品或服务的价值意义时[32,65-66]。以“手段-目的”理论和阶梯访谈法等为代表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能有效探测旅游消费行为的价值观,相关研究日益增多。然而,单独运用定量和质性研究方法在文化语境、情境场地、结构效度等方面都受到一定的质疑,应加强两种研究方式的综合运用,运用不同场景、来源等数据,采用多元研究方法论,取长补短,提高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和结果的普适性,为研究提供不同角度的支持。因此,通过定量研究将旅游消费行为的表面现象量化,在此基础上,运用定性数据挖掘现象的本质,融入关系、人情、面子等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观念,结合社会转型背景,增强对旅游消费行为的解释力度,为量化结果提供论据,也提高了研究的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
3.4 在对象选取上,加强对不同群体和区域消费者个人价值观与旅游行为关系研究
研究对象和调研样本选择是研究结论科学性的保证,也增强了研究的创新性。目前研究对象以国外旅游者为主,以国家为尺度,研究跨文化旅游者价值观与消费行为关系,而针对个人价值观层面的研究相对偏少。“中国文化价值观”量表(CCVs)被学者较多地运用测量中国旅游者的消费价值观,但量表形成的调查对象是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等华裔大学生,而基于大陆旅游者调查的价值观研究明显偏少。国家内部具有不同的区域文化,不同群体的个人价值观取向也存在差异,作为文化内核的价值观将长久影响着本区域成员的态度和行为,致使旅游者的消费心理和行为模式表现出区域和个体的差异性,从价值观层面研究区域消费差异是研究的主流方向之一[9]。中国存在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居民在价值观与旅游消费行为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目前研究对象以城镇居民为主,而对浸润中国传统文化的农村居民消费价值观与旅游行为关系研究尚未发现,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居民消费价值观正在重组与嬗变,将推动农村居民旅游消费规模扩大和消费模式升级[67]。因此,以不同群体和不同区域的旅游者为研究对象,通过个体价值观与旅游消费行为关系的研究,从价值观视角透视消费行为的逻辑和差异,揭示旅游消费行为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有助于旅游消费行为理论体系的构建。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Fan Yezheng. Tourist demand and consumer behavior has always been the frontier problems of tourism research[J]. Tourism Tribune, 2005, 20(3): 10-11. [范I正. 旅游者需求与消费行为始终是旅游研究的前沿问题[J]. 旅游学刊, 2005, 20(3): 10-11.]
[2] Tsang N K F, Hsu C H C. Thirty years of research on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management in China: A review and analysis of journal publication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11, 30(4): 886-896.
[3] Wang Ning. From the Ascetic Society to the Consumer Society: Transformations of the Institutions of Consumption, Incentives to Labor and the Structures of Subjectivity in Urban China[M].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9: 1. [王宁. 从苦行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中国城市消费制度、劳动激励与主体结构转型[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1.]
[4] Ye Dezhu, Lian Yujun, Ng Yew-Kwang, et al. Consumption culture, cognitive bias and consumption anomalies[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2, (2): 80-92. [叶德珠, 连玉君, 黄有光, 等. 消费文化、认知偏差与消费行为偏差[J]. 经济研究, 2012, (2): 80-92.]
[5] Pizam A, Jeong G H. Cross-cultural tourist behavior[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6, 17(4): 277-286.
[6] Wu Xiaoyi, Lin Derong. A review of cross-cultural tourists’ consumer behaviors[J]. Tourism Science, 2008, 22(3): 49-53. [伍晓奕, 林德荣. 跨文化旅游者消费行为研究综述[J]. 旅游科学, 2008, 22(3): 49-53.]
[7] Zhang Hongmei, Lu Lin. A review of studies on cross-cultural tourist attitude and behavior[J]. Tourism Tribune, 2008, 23(4): 82-87.[张宏梅, 陆林. 跨文化旅游态度和行为述评[J]. 旅游学刊, 2008, 23(4): 82-87.]
[8] Li M. Cross-cultural tourist research: A meta-analysis[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 Tourism Research, 2012, 38(1): 40-77.
[9] Lu Taihong, Liu Shixiong. Consumer behavior research based on regional difference: Ways and methods[J]. Journ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04, 44(2): 18-23. [R泰宏, 刘世雄. 区域差异的消费行为研究路径与方法[J].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 44(2): 18-23.]
[10] Rokeach M. The Nature of Human Values[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3: 1-10.
[11] Pan Yu, Gao Li, Zhang Xing, et al. A study on consumers’ concept of value under China’s cultural backgrou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easurement table and comparison[J]. Management World, 2014, (4): 90-106.[潘煜, 高丽, 张星, 等. 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消费者价值观研究――量表开发与比较[J]. 管理世界, 2014, (4): 90-106.]
[12] Jin Shenghua, Zheng Jianjun, Xin Zhiyong. The struc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values[J].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2009, 41(10): 1000-1014.[金盛华, 郑建君, 辛志勇. 当代中国人价值观的结构与特点[J]. 心理学报, 2009, 41(10): 1000-1014.]
[13] Richins M L. Special possessions and the expression of material values[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994, 21(3): 522-533.
[14] Kim J, Forsythe S, Gu Q, et al. Cross-cultural consumer values, needs and purchase behavior[J]. Journal of Consumer Marketing, 2002, 19(6): 481-502.
[15] Zheng Honge.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Consumer Revolution: Change of Consumer Concept in Urban China[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31-32.[郑红娥. 社会转型与消费革命――中国城市消费观念的变迁[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31-32.]
[16] Lü Wei, Wang Lili, Jiang lin. The effects of individual traditional and modern on credit and debt[J]. Management World, 2009, (12): 106-119.[吕巍, 王丽丽, 江麟. 个人传统性/现代性对信用负债的影响研究[J]. 管理世界, 2009, (12): 106-119.]
[17] Pitts R E, Woodside A G. Personal values and travel decisions[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86, 25(1): 20-25.
[18] Muller T E. Using personal values to define segments in an international tourism market[J].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 1991, 8(1): 57-70.
[19] Watkins L, Gnoth J.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using Kahle’s list of values scale for Japanese tourism behaviour[J]. Journal of Vacation Marketing, 2005, 11(3): 225-233.
[20] Li M, Cai L. The effects of personal values on travel motivation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2, 51(4): 473-487.
[21] Hedlund T. The impact of values, environmental concern, and willingness to accept economic sacrifices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on tourists’ intentions to buy ecologically sustainable tourism alternatives[J].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Research, 2011, 11(4): 278-288.
[22] Moura F T, Gnoth J G, Deans K R. Localizing cultural values on tourism destination websites: The effects on users’ willingness to travel and destination image[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4, 54(4): 2091-2100.
[23] Deborah C, Richard P. Modeling tourists’ multiple value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0, 27(1): 69-92.
[24] Wong S, Lau E. Understanding the behavior of Hong Kong Chinese tourists on group tour packages[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01, 40(1): 57-67.
[25] Mehmetoglu M, Hines K, Graumann C,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 values and tourism behaviour: A segmentation approach[J]. Journal of Vacation Marketing, 2010, 16(1): 17-27.
[26] Tsang N K F. Dimensions of Chinese culture values in relation to service provision in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industr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11, 30(3): 670-679.
[27] Wong J, Newton J D, Newton F J. Effects of power and individual-level cultural orientation on preferences for volunteer tourism[J]. Tourism Management, 2014, 42: 132-140.
[28] Xu F, Fox D. Modelling attitudes to nature, tourism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national parks: A survey of visitors in China and the UK[J]. Tourism Management, 2014, 45: 142-158.
[29] Rekom J. Adding psychological value to tourism products[J]. Journal of Travel and Tourism Marketing, 1994, 3(3): 21-36.
[30] Jewell B, Crotts J C. Adding psychological value to heritage tourism experiences[J]. Journal of Travel & Tourism Marketing, 2001, 11(4): 13-28.
[31] Klenosky D B. The “pull” of tourism destinations: A means-end investigation[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02, 40(4): 396-403.
[32] McIntosh A J, Thyne M A. Understanding tourist behavior using means-end chain theory[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5, 32(1): 259-262.
[33] Watkins L, Gnoth J. Japanese tourism values: A means-end investigation[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0, 50(6): 654-668.
[34] Watkins L, Gnoth J. The value orientation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culture[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1, 38(4): 1274-1299.
[35] Gutman J. A means-end chain model based on consumer categorization processes[J]. Journal of Marketing, 1982, 46(2): 60-72.
[36] Klenosky D B, Gengler C E, Mulvey M S. Understanding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ski destination choice: A means-end analytic approach[J].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1993, 25(4): 362-380.
[37] Crotts J C, Rekom J. Exploring and enhancing the psychological value of a fine arts museum[J]. Tourism Recreation Research, 1998, 1(4): 37-48.
[38] McIntosh A J, Prentice R C. Affirming authenticity: Consuming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s 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9, 26(3): 589-612.
[39] McDonald S, Thyne M, McMorland L. Means-end theory in tourism research[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8, 35(2): 596-599.
[40] López-Mosquera N, Sánchez M. The influence of personal values in the economic-use valuation of peri-urban green spaces: An application of the means-end chain theory[J]. Tourism Management, 2011, 32(4): 875-889.
[41] Hoare R H, Butcher K. Do Chinese cultural values affect customer satisfaction/loyal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08, 20(2): 156-171.
[42] Pike S. Destination positioning opportunities using personal values: Elicited through the repertory test with laddering analysis[J]. Tourism Management, 2012, 33(1): 100-107.
[43] Boote A S. Market segmentation by personal values and salient product attributes[J]. 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 1981, 21(1): 29-35.
[44] McCleary K W, Choi B M. Personal values as a base for segmenting international markets[J]. Tourism Analysis, 1999, 4: 1-17.
[45] Muller T E. How personal values govern the post-visit attitudes of international tourists[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 Leisure Marketing, 1995, 3(2): 3-23.
[46] Madrigal R, Kahle L R. Predicting vacation activity preferences on the basis of value-system segmentation[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94, 32(4): 22-28.
[47] Pizam A, Calantone R. Beyond psychographics-values as determinants of tourist behavior[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1987, 6(3): 177-181.
[48] Crotts J C. The effect of cultural distance on overseas travel behaviors[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04, 43(1): 83-88.
[49] Litvin S W, Crotts J C, Hefner F L. Cross-cultural tourist behavior: A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involving Hofstede’s uncertainty avoidance dimens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04, 6(1): 29-37.
[50] Kim C, Lee S.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ourist motivation between Anglo-American and Japanese tourists[J]. Journal of Travel and Tourism Marketing, 2000, 9(1/2): 153-170.
[51] Bond M H. Finding universal dimensions of individual variation in multicultural studies of values: The Rokeach and Chinese value survey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8, 55(6), 1009-1015.
[52] Chinese Culture Connection. Chinese values and the search for culture-free dimensions of culture[J].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1987, 18(2), 143-64.
[53] Mok C, Defranco A L. Chinese cultural values: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ravel and tourism marketing[J]. Journal of Travel & Tourism Marketing, 2000, 8(2): 99-114.
[54] Liang Xuesong, Ma Yaofeng, Li Tianshun. A comparative study on cross-cultural behavior of tourists between East and West in cultural marginal region[J]. Tourism Tribune, 2006, 21(1): 36-39. [梁雪松, 马耀峰, 李天顺. “文化边际域”中东西方旅游者行为比较研究[J]. 旅游学刊, 2006, 21(1): 36-39.]
[55] Cui Xiaolin. On the application of laddering insight approach in hotel sales[J]. Tourism Tribune, 2001, 16(2): 52-56. [崔晓林. 梯级洞察方法在饭店营销中的应用[J]. 旅游学刊, 2001, 16(2): 52-56.]
[56] Wang Yuewei, Chen Hang. Analysis of tourist satisfaction factors based on “means-end” chain model: A case of Liaoning tourists to Taiwan[J]. Tourism Tribune, 2011, 26(6): 46-52. [王跃伟, 陈航. 基于“手段―目的”链的旅游者满意因素分析――以辽宁赴台旅游者为例[J]. 旅游学刊, 2011, 26(6): 46-52.]
[57] Wei Baoxiang. Ethic tourist’s destination choice based on means-end theory: A case study of Hui tourists in Linxia[J]. Human Geography, 2012, 27(1): 136-141. [魏宝祥. 基于方式―目的理论的民族旅游者目的地选择研究――以临夏回族旅游者为例[J]. 人文地理, 2012, 27(1): 136-141.]
[58] Gai Yuyan. Values orientation of residents’ tourism consumption under the change of urban family[J]. Qinghai Social Sciences, 2012, (3): 33-36. [w玉妍. 城市家庭变迁下的居民旅游消费价值观取向探讨[J]. 青海社会科学, 2012, (3): 33-36.]
[59] Zhang Hongmei, Hong Juan, Zhang Wenjing. The hierarchy relationship model of tourists perceived value on tourism destination[J]. Human Geography, 2012, 27(4): 125-130. [张宏梅, 洪娟, 张文静. 旅游目的地游客感知价值的层次关系模型[J]. 人文地理, 2012, 27(4): 125-130.]
[60] Qu Ying, Jia Hongyan. A study on the push-pull motivation mechanism in domestic coastal urban tourism destination context: An application of “means-end” approach[J]. Tourism Science, 2013, 27(4): 11-23. [曲颖,贾鸿雁. 国内海滨城市旅游目的地推拉动机关系机制研究――“手段-目的”方法的应用[J]. 旅游科学, 2013, 27(4): 11-23.]
[61] Rao Pinyang. Change of cultural values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tourism activities in the Ming dynasty[J]. 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2012, (4): 141-145. [饶品样. 明代文化价值观的嬗变与城市旅游活动的发展[J]. 中州学刊, 2012, (4): 141-145.]
[62] Jin Lin. On influences of Chinese cultural values on travel behavior of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SA: Case study of Chinese students a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J]. Journal of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2008, 28(2): 7-12. [金. 中国文化价值观对我国在美留学人员旅游行为影响研究――以美国马萨诸塞大学中国留学生为例[J]. 天津商业大学学报, 2008, 28(2): 7-12.]
[63] Zheng Yaqin, Jia Liangding, You Shuyang, et al.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search in China: Lessons from ten highly contextualized Chinese studies[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3, 10(11): 1561-1566. [郑雅琴, 贾良定, 尤树洋, 等. 中国管理与组织的情境化研究――基于10篇高度中国情境化研究论文的分析[J]. 管理学报, 2013, 10(11): 1561-1566.]
[64] Lu Lin. Research progress on tourism development in metropolitan areas[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68(4): 532-546. [陆林. 都市圈旅游发展研究进展[J]. 地理学报, 2013, 68(4): 532-546.]
[65] Steenkamp J, Ter-Hofstede F. International market segmentation: Issues and perspectiv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arketing, 2002, 19(3): 185-213.
关键词:不文明行为游客管理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民旅游呈迅猛增长的态势。据国家旅游局提供的资料显示:2005年,国内旅游人数达到12.12亿人次,较2004年同比增长10%;中国出境总人数达到3103万人次,较2004年同比增长7.5%。中国已成为亚洲最大的客源输出国。但是,我国公民在旅游活动中表现出的不文明行为受到了包括国际社会公众舆论的批评,损害了中国“礼仪之邦”的形象。对此,我国政府给予高度重视,中央文明办、国家旅游局联合颁布了《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与《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其目的是要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引导我国公民全面提升自身的旅游文明素质。
然而,使社会旅游文明水平得到提高只将眼光放在游客身上是片面的。相关专家的研究表明,我国游客不文明行为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有缺乏社会公德和文明修养、中西方文化和习俗的差异、管理不到位、我国旅游市场尚不成熟等原因。提高游客的文明素质有赖于社会道德的整体提高,更有赖于高素质的从业人员将科学的管理措施真正落实到位。本文认为对我国游客表现出的不文明行为除进行教育、宣传和引导之外,更重要的是制定科学、人性化的管理措施,加强对游客行为的管理。
国内外游客管理的相关研究
游客管理是指旅游管理部门或机构通过运用科技、教育、经济、行政、法律等各种手段组织和管理游客的行为过程。通过对游客容量、行为、体验、安全等的调控和管理来强化旅游资源和环境的吸引力,提高游客体验质量,实现旅游资源的永续利用和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作为一种管理理念,游客管理已为发达国家旅游目的地广泛应用。从20世纪60年代起,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在西方国家先后形成了一系列游客管理理论:游憩承载力(RCC)、游憩机会序列(ROS)、可接受的改变极限(LAC)、游客体验与资源保护(VERP)、游客风险管理(VRM)等。除此之外,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一些游客管理方法和模型,如游客影响管理(VIM)、游客活动管理程序(VAMP)、最优化旅游管理模型(TOMN)等至今仍指导着世界上众多同类型的旅游目的地的游客管理。它们都建立了反应游客体验质量和资源条件的指标体系,并且确立了最低可以接受的标准,以及为保证相应区域的状态满足上述标准而应当采取的管理手段和监测技术。
在我国,游客管理仍属于新兴的研究领域。总体来说,无论是对实践的总结还是对理论的探讨都明显不足,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于一些特殊类型的旅游目的地,如生态旅游、遗产旅游等。游客管理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大多散见在一些专著的部分章节或论文中,专门的研究成果数量极为有限。本文通过文献检索,收集了部分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何方永(2005)提出了对游客管理的三种理解:游客管理就是游客行为管理,即游客责任管理,目的是规范与引导游客行为,以减少对旅游目的地的环境与资源的破坏;游客管理是游客体验管理,其目的是为了提高旅游体验质量,增加游客满意度;游客管理是协调环境保护与游客需求关系的一种工具。不同类型的旅游目的地,游客管理的内容侧重点不同。
张建萍(2003)指出旅游者管理的目标是要塑造“有责任的旅游者”。袁南果、杨锐(2005)认为游客管理模式的目标是为了保证环境不受到不可接受的负面影响,从而制定管理措施来引导限制游客活动,将破坏降到最低点。
刘亚峰、焦黎(2006)认为游客行为管理的内容包括:环境卫生方面的常规行为管理,破坏管理和安全行为管理三个方面。他们指出,不同的旅游景区对游客行为的要求是不同的,如在生态旅游区,对游客的活动范围、装备乃至所穿的鞋子往往都有要求;在文物古迹景区,一般重点是监管触摸、涂刻及拍照等行为。除配备足够的人员的监管外,导游的配合是有效的补充,为此必须注意对导游的管理。管理的方式主要通过提醒、宣传教育,但强制性手段也是必不可少的。李萌等(2002)认为游客不文明行为是景区管理的一个部分,景区管理部门要重视对游客进行引导和管理:景区工作人员首先应以身作则,发挥示范作用,带头爱护环境;景区应建立方便反映问题的渠道,便于游客反映问题和意见,及时消除不满情绪,预防破坏行为的发生;制订比较完备的规章制度对可能出现的各种不文明行为尤其是故意破坏行为加大制约力度;在旅游活动项目的安排中应有意识地增加与环境、景观保护有关的内容,使游客在生动有趣的活动中获得相关知识。
马勇、李玺(2006)将游客管理的方法分为激发型管理和约束型管理:激发型管理是一种软性管理,主要通过沟通和交流,充分激发旅游者的自我约束能力,包括教育、示范和引导;约束型的管理也称强制性管理,通过制定相应的行为规则,并借助强制力保障该规则得到遵守。吴必虎(2001)通过对国内外游客管理技术的归纳与总结,认为游客管理可分为直接管理与间接管理两种方式。直接管理是指直接改变旅游者的意志和行为,如限制利用量、限制某些类型的活动等。间接管理方法是指通过改变影响游客意愿和行为的因素,来改变游客的行为本身,如对设施作物理变更,加强对游客的宣传等。张建萍(2003)认为应该通过导游或宣传手段对旅游者进行教育,通过法规、法律、制度等手段对旅游者行为进行制约,通过技术手段加强对旅游者的管理。李毅(2002)则提出了对游客管理的具体措施,即严格控制游客数量,有效控制游客活动,加强对游客的宣传和教育,重视导游管理和培训。
游客管理的成功经验
(一)西班牙管理经验
2005年,西班牙入境游客达5560万人次,大大超过本国人口(4200万人),创汇378亿欧元,外国游客数量和旅游收入均居世界第二位。西班牙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旅游大国,除了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外,还有着文明的旅游氛围和管理井然的旅游景点。
西班牙所有的旅游景点都不准开饭馆和咖啡馆,也不准零售任何食品、水和纪念品,更不准乱停车。沿街叫卖的小商小贩在景点是绝对禁止的,违者严惩不贷。西班牙旅游景点内不准吃东西,游客吃饭、喝水必须到城里的饭馆、咖啡馆,买纪念品必须到附近出售纪念品的商店。旅游景点里厕所全部免费,厕所布点合理,而且非常干净,洗手池,洗手液、手纸和烘干机等一应俱全,因此不可能发生随地大小便之类的不文明行为。
坐落在首都市中心的马德里王宫和布拉沃古典绘画博物馆,大门口没有任何人维持秩序,但是有两排弯曲的白色栏杆引导人们前进,游客有秩序地鱼贯而入。在这样的文明环境里,人们会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任何不文明的行为,就会让人觉得是一件十分丢人、极其难堪的事情。马德里大街小巷到处都能在路边看到体积不大的圆形垃圾箱,相隔20到30米就有一个,方便行人将垃圾扔进垃圾筒。西班牙有关部门对个别不文明行为采取两种措施:一种是不严重的事件用文明的劝说方式加以制止;另一种是对于个别严重的不文明事件予以报警,由警方出面处理。
(二)意大利威尼斯管理经验
历史悠久的世界著名水城威尼斯是一座面积不足8平方公里的小城,城市中居住着不足8万居民,而每年平均接待1200万游客。巨大的客流量严重威胁着当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为了保持威尼斯的吸引力、减少旅游业对当地的负面影响,当地政府以及旅游主管部门制定了一系列游客行为管理政策。
为了有效维护当地的文明旅游氛围,威尼斯政府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方法,具体表现为:
首先大力开展环境保护教育和宣传活动,以培养和提高旅游者以及当地居民的旅游资源环境保护意识,形成环保内在驱动力。当地旅游政府部门以及旅游企业共同倡导旅游可持续消费理念,即倡导旅游者的消费观念、消费结构、消费行为和消费模式向有利于环境、资源合理利用和人们整体素质提高的方向发展。
其次,在加强旅游者环保意识教育的同时,切实加强执法力度,从而有效地规范了游客行为、保护了旅游资源环境。威尼斯的旅游环保法规比较健全,除了严格执行欧盟、意大利的各种环保法规以外,威尼斯还专门制订了相关旅游法规,例如威尼斯市政府为规范旅游者行为而专门出台了名为“您不能”的行为规范手册,其内容包括游客不能在街头吃午餐、不能乱丢垃圾、不能在河道里游泳、不能在城内骑车或是驾驶其他任何车辆、不能在公共场合脱衣服、不能身着泳装行走街头等等。对于游客的不文明行为执法官员会不留情面的给予高额罚款,如对在圣马可广场上野餐的游客的处罚高达250欧元。
我国游客管理制度的缺陷
随着国外游客管理理论的引入,人们已经开始关注游客管理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国内的游客管理研究领域狭窄,缺乏系统性,理论研究成果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在实践中可操作性低。在实践领域,大多数旅游目的地的游客管理都只是权宜之计,缺乏包括游客管理程序、方法、效果评估与监控等内容的系统的游客管理运行机制,导致游客管理无效或低效,这与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极不相称。归纳起来,我国游客管理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视经济效益,缺乏对游客管理重要性的认识
在我国,大多数旅游经营管理者的关注点还在如何吸引大批的游客,过于重视旅游的经济效益,对大批量游客进入后带来的负面影响没有考虑或考虑不周全,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前瞻性。一些旅游地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为了让游客尽量配合消费,不仅缺乏对游客环保意识和文明旅游的教育,甚至对一些游客的不文明行为视而不见;一些旅游地在缺乏统一规划和环卫设施的情况下,盲目开发,急于产生规模效益;一些旅游地的管理者尽管在理论上已经认识到了保护与开发并重的重要性,但在具体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技术上,尤其是游客管理方面,缺乏应有的认识和知识,缺乏可操作的措施和手段。
(二)对从业人员的培训与管理不到位,基层管理人员素质低
我国旅游业从业人员队伍缺乏稳定,基层管理人员素质相对较低,加之许多旅游景区和企业对从业人员的培训和管理不到位,缺乏对从业人员的管理能力和管理责任意识的培养与要求,使得他们没有担负起应有的责任,不具备起码的职业道德。媒体经常有这样的报道,在国内的许多景区,游客随意在文物古迹上拍照、嬉戏,或者在景区乱扔垃圾,景区工作人员却对这类不文明行为“习以为常”或“视而不见”,很少上前劝导制止。旅行社对组织的出境旅游团很少进行必要的跨文化差异和得体行为举止的宣传和提示,而在旅游过程中导游和领队也没有担当起提醒和监督的职责。一些导游在讲解时,甚至宣扬迷信,误导游客去触摸文物,以求带来好运。
(三)缺乏科学规划,服务设施不完善
科学合理的规划直接影响着游客的行为及旅游活动。在我国的许多景区,游客的不文明或破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景区缺乏科学的规划,服务设施不完善所造成的。停车场的位置,游道的设计、游憩方式的选择、牌示系统的引导都与游客的拥挤和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密切相关;没有或不合理的功能分区会提高游客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垃圾桶的数量、位置、分布、开口不合理,卫生间数量不足,缺少让游人休息的设施等等。这些客观原因都会导致不文明行为的增加。
(四)景区管理混乱,相关服务系统缺乏
在我国许多景区管理混乱:对商贩摊点没有统一的规划管理,商贩只管卖,不管环境卫生的清理;对食品饮料的食用没有要求,加之景区内的商品价格高出市场价格,许多游客便自带食品饮料,随处休息食用;商贩围追游客出售商品,随意圈地占点收取拍照费,游客“挨宰”的情况经常发生;景区收费不合理,重复收费情况严重;清扫人员不到位,垃圾满溢,不及时清运。特别是黄金周期间,很多景点都是人满为患,处于超负荷接待状态,相关服务跟不上,缺乏必要的疏导与调控,导致游客的种种不便,导致不文明行为频频发生。景区本身的管理已经非常混乱,更无法对游客进行管理、对游客的行为进行约束与监控。
加强游客管理和提升我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的建议
我国旅游管理部门、景区、企业要共同构建起科学的游客管理体系,采用管理技术防止或消除游客不文明行为的发生。具体建议如下:
(一)制定旅游者行为规范,加大对旅游者的宣传教育
加强各种类型的旅游者行为规范的制定、宣传和实施。例如英国的《在英旅游告诫20条》,除了告诫游客不要乱扔废弃物、乱涂乱画、触摸展品外,还针对具有不同文化习俗的外国游客的提醒,如:“要压低嗓门,特别是在夜间和那些幽静的地方,如教堂和乡村”、“如果要把别人摄入自己的镜头,须先征得对方的同意”等等。所制定的行为规范一定要切实可行,并通过各种手段进行宣传和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以达到对游客进行教育和引导的目的,使游客认识到哪些行为是正当的,哪些行为是不文明的,意识到自己对旅游景区环境应负的责任,从而有效约束自己的行为。
景区要加强对游客宣传的力度,例如:在进入生态旅游地或遗产地之前,先让游客观看通过生动形象手段布置的展览或现代化技术摄制的短片,使游客增长知识,唤醒游客的责任意识,自觉进行文明旅游;在景区入口处,免费发放《入园须知》或旅游指南,提前向游客告知一些禁止的行为,使游客在入园前就了解有关规定,在游玩过程中自觉遵守;在景区醒目的地方利用大型电子显示屏滚动播出游览须知及文明宣传短片,在显要位置悬挂文明标语,设置文明提示牌等等。对目前的出境旅游团至少要进行三个层面的宣传教育:基本的文明行为教育,不做损害他人、妨碍他人的事,如随地吐痰,衣冠不整,乱扔废弃物,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等;国际礼仪教育,如仪表仪容,着装礼仪,会面的礼仪,餐饮礼仪等等;跨文化交际常识教育,了解与特定旅游目的地人民交往时必须注意的文化差异。
(二)加强从业人员的培训与管理,提高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
旅游管理部门、旅游企业要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与管理,引导他们发挥对游客的示范、监督和制约作用。无论是高层管理者、导游员还是保洁工人都必须是文明行为的典范,要主动对不文明行为进行监管,要能够做到随时捡起乱丢的垃圾,以实际行动引导游客。
旅行社需要加强对导游和领队的素质教育和管理,要求他们在旅游途中尽到引导、提示、监督的责任。另外,旅行社需要对导游词严格把关,严禁无中生有的编造,加强导游词的知识含量和科学性,发挥导游“文明的引导者和传播者”的作用。
(三)采用“激发型”和“约束型”并举的游客管理措施,进一步约束游客行为
目前,在我国旅游者整体素质不高、良好习惯还没有形成的情况下,一方面要用教育、宣传、引导、鼓励等方式提升国民的旅游文明行为,唤起游客的社会责任感,激发游客自觉提高自身的素质。例如,旅行社向出境旅游团发放文明旅游行为倡议书、出境旅游须知等宣传资料;请游客参与管理,旅游途中或在景区里,请游客担任诸如“文明礼仪监督员”的角色,唤醒人性的优点,抑制人性的缺点;在旅游活动的安排上,有意识地增加增长科学知识、爱护环境、遵守文明规范等有关的内容。另一方面,采用约束型措施,通过制度和技术手段加强对游客行为的制约与管理;诉诸法律法规,加大不文明行为的成本,加大处罚力度。让不良行为的人付出高昂的代价,吸取教训。以罚治脏,以罚治不文明,已是被国内外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经验。
(四)完善配套设施与管理,采用人性化的游客管理技巧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人会受到周围环境的暗示,在不知不觉中会产生与环境相应的行为与心情。一个场所越是脏乱差,游客对自身不文明行为的控制能力就越低;相反,如果游客置身于优雅、整洁的环境中,他的环境意识、文明意识、社会责任感会得到激发。因此,提供一个清洁卫生、设施齐全、服务周到的旅游环境,是景区消除不文明行为的重要措施。
各种公共设施,如垃圾桶、卫生间、游人休息处的设置、数量、分布一定要充足合理;对景区内的车辆、滑竿、商铺等要统一管理、统一价格,遏制尾随兜售、强买强卖、占道经营等现象;在景区内设置“最佳摄影点”,提醒游客在正确的位置拍照,减少游客乱爬乱拍情况的发生;景区要设有专门的游客服务中心,为游客提供免费咨询和地图、手册等资料;建立完善的解说系统(包括导游讲解、咨询服务、影音材料、标志、牌示、地图、手册等),这样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信息,还能达到对游客安全提示、行为提示等的管理功能;景区内的牌示、标志等的位置要得当,信息要醒目、简洁、准确;景区内的游道、游览线路的设计要合理,使游客不走回头路,达到分流游客的目的等等。
除此之外,游客管理技巧的人性化更能赢得游客的配合,比如,制作诸如“小花多可爱,请您别伤害”之类的人性化的标示牌、温馨提示和公益广告;采取措施尽量缩短游客的排队等候时间和枯燥感,采用提供排队的详细资料、超额估算剩余时间、使人们排队时有事可做、提供幽默滑稽互动表演、利用计算机预订系统引入绩效排队体系等等。总之,景区要为游客创造舒适的游览环境,为游客的文明游览提供便利。
结论
游客管理作为旅游景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景区正常运转的前提之一,而我国在这方面一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游客管理不仅可以维持旅游资源质量、优化游览环境、保证游客心情舒畅,从而提升游客的满意度,还可以减少因旅游者不文明行为造成的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维护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带动游客旅游文明素质的提高。针对我国游客的不文明行为,景区应该在分析不文明行为产生原因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采取有效的管理和防范措施,努力降低游客不文明行为给景区带来的负面影响,使景区和游客达到“双赢”。
参考文献:
1.曹霞,吴承照.国外旅游目的地游客管理研究进展[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1)
2.何方永.城市游客管理研究.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3.张建萍.生态旅游理论与实践[M].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
4.袁南果,杨锐.国家公园现行游客管理模式的比较研究[J].中国园林,2005(7)
5.刘亚峰,焦黎.旅游景区游客管理探讨[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25(3)
6.李萌等.游客不文明旅游行为初探[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1)
7.马勇,李玺.旅游景区管理[M].中国旅游出版社,2006
【论文关键词】休闲产业 PEST模型 政策需求 相对路径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闲暇时间的不断增多,“休闲”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而日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随之衍生的休闲产业也在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我国的休闲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宏观环境的制约。因此,运用PEST分析方法,通过对我国休闲产业所处的政治法律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技术环境等一般环境进行分析,从而客观评价我国休闹产业的发展现状与政策需求,为我国休闲产业的发展提供现实的研究范式和路径选择。
休闲与休闲产业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近十几年来,发达国家的休闲产业进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并成为驱动消费、繁荣经济的重要因素。据美国著名的休闲研究专家杰弗瑞·戈比预测.在稍后的几年,经济产业结构中休闲产业的从业人员将占整个社会劳动力的80%~85%.休闲产业的中心地位将会进一步得到加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休闲产业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还面临着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文化、技术等一般环境的制约,因此,客观分析我国休闲产业所处的宏观环境,了解我国休闲产业发展的政策需求,寻求我国休闲产业发展的相对路径,是发展我国休闲产业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休闲与休闲产业的界定
自从人类进入T业社会以来。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生活观念的更新变化,使休闲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并[I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那么,究竟何为休闲?首先,我们从休闲的词源角度进行考察。“休闲”一词.我国常用词典的解释是:休息,闲暇休闲的英文是“Leisure”,主要是指必要劳动之余的自我发展。在希腊语中“休闲”为“Skole”,拉‘r语为“so1a”,意为休闲和教育,即休闲是建立在教育的基础之L。其次国外对“休闲”的界定。亚里士多德认为休闲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马克思认为“休闲”是指“用于娱乐和休息的余暇时间”;“发展智力,在精神上掌握自由的时间”;是“非劳动时间”和“不被生产劳动所吸收的时间”。Il托l马斯·古德尔、杰弗瑞·戈比认为休闲一般被定义为空闲时间,即除了T作和其他责任之外的时问。[21约翰·凯利认为休闲普遍地是一种自由状态。13忮普尔认为休闲是人的一种思想和精神的态度。p)在我国,就“休闲”概念的界定而青,马惠娣认为:“休闲是指已完成社会必要劳动之外的时间,它以缩短劳动工时为前提,劳动-r.n~的缩短会使劳动时间更紧凑,劳动条件更好,休闲活动更丰富,对劳动产生更有益的影响。”楼嘉军认为:“所谓休闲是个人闲暇时问的总称,也是人们对可自由支配时间的一种科学和合理的使用。”I许斗斗说:“休闲作为人类的一种现代社会现象,在本质上是人们社会生活的一种方式。”【7季忠认为:“休闲是现代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和存在状态”、“是主体自由自在活动的过程”。f综合国内外学者对休闲的定义,休闲的内涵大致包括:一是“休闲”相对应的载体是“时间”,是必要劳动时间之外的时间;二是休闲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方式、状态和过程;三是休闲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人们体悟人生与领略自我、自我发展与自我完善、实现自由三个需要之中。
“休闲产业”是体闲的衍生品,是与人类休闲密切相关的物质和精神的生产集合体。近年来我国学者对于“休闲产业”的界定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已经形成初步共识,但仍存在一定的分歧。于光远认为,休闲产业是指为满足人们的休闲需要而组织起来的产业,它是休闲得以实现的条件。191马惠娣认为,休闲产业是指与人的休闲生活、休闲行为、休闲需求(物质的与精神的)密切相关的产业领域,它不仅包括物质产品的生产,而且也为人的文化精神生活的追求提供保障。[1ol李再永认为,所谓休闲产业是指当人们的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休闲时间的增加而兴起的产业,它主要为人们的精神享受提供服务,以满足人们的“美、感、游、创等心理需求为主,主要包括旅游业、美容业、文化娱乐业、居民服务业、体育产业、教育产业等。…卿前龙把休闲产业定义为:由消费者的休闲消费需求引发的、国民经济中那些生产休闲物品和休闲服务的行业总称.它广泛存在于国民经济i大产业之中。我们将存在于三三大产业中的休闲产业部rj分别称为休闲第一产业、休闲第二产业和休闲第三产业,分别简称为休闲农业(广义)、休闲工业和建筑业、休闲服务业。在现代社会中,休闲服务业是休闲产业的主体产业部门。l1:l由此可以看,这些界定主要集中在:一是休闲产业是与休闲、休闲活动、休闲行为、休闲心理等密切相关的产业领域;二是休闲产业延伸的范围以及产业划分;三是休闲产业在国民经济以及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二、休闲产业的PEST模型及其内涵
休闲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宏观环境的影响,并且宏观环境在休闲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宏观环境又称一般环境,它是影响一切行业和组织机构发展的外部性因素,主要包括政治法律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技术环境四个方面。PEST分析是一种分析宏观环境的方法,休闲产业的PEST分析就是对休闲产业所处的政治法律环境(P)、经济环境(E)、社会文化环境(s)和技术环境(T)等一般环境进行分析,它与一般环境的关系用函数关系表示即LI=f(P,E,S,T……)。休闲产业的PEST模型见图1。
政治法律环境主要指影响休闲产业发展的政治法律因素。影响休闲产业的政治法律变量主要包括国家的社会制度,政治经济体制,政府的方针、政策,国家的法律法规及社会的参与等。它是休闲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经济环境主要指影响休闲产业发展的经济因素。影响休闲产业发展的重要经济变量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内容。宏观经济环境主要指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及其增长趋势,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及其变化情况以及通过这些指标能够反映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微观经济环境主要指与休闲产业发展相关的消费者收入水平、消费偏好、就业程度等因素。经济环境是休闲产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社会文化环境主要指影响休闲产业发展的社会文化因素。影响休闲产业发展的社会文化因素包括居民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审美观点、价值观念等。它是影响休闲产业的主要因素。
技术环境主要指影响休闲产业发展的技术因素。技术环境是降低休闲产业发展成本,提高休闲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的辅因素。影响休闲产业发展的技术变量主要包括科技发展的现状与趋势、科技发展的重点领域、原材料的供应能力以及科技利用效率等。
对我国的休闲产业进行PEST分析,不仅可以客观了解目前我国休闲产业的实际现状,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我国休闲产业所面临的宏观环境的分析,提取有利于我国休闲产业发展的政策需求和相对路径。
三、我国休闲产业发展的PEST分析
(一)政治法律环境
政治法律环境是影响休闲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休闲产业的发展不仅需要体制保证,而且需要法律保障。目前尽管我国休闲产业的发展只是初现端倪,但传统意义上的以旅游业和服务业为支撑的第三产业却具有了相当的规模和效应,在政府体制、产业政策、战略规划和法律保障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也为我国休闲产业的发展作出了良好的铺垫。如1998年国务院将旅游业确定为国民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全国有24个省级政府把旅游业作为发展经济的一个支柱,或者是作为一个重点支持、优先发展的产业,并分别出台了相应的鼓励政策。为此,国务院相继出台了《旅行社管理条例》和《导游人员管理条例》等一系列的行政法规。1996年文化部颁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文化经济政策的若干规定》,并于2000年颁发《国务院关于支持文化事业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等一系列法规性文件。国家体委颁布了《关于开放公共体育场馆的通知》,推出了“绿色健身工程”等,为人们的健身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在地方,各种与休闲产业发展相关的产业领域,地方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总体规划,并给予了一定的财税、融资和扶持政策,积极影响到我国休闲产业的发展。
从目前我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宏观环境来看,休闲产业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但在微观环境层面还存在着一系列制约因素,尤其在政治法律环境上。具体而言:(1)我国政治经济体制还处于转型期,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原有的计划式的政治经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休闲产业的发展,这需要进一步转换政府职能,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加强对休闲产业的信息引导、疏通与管理。(2)日前我国已形成门类齐全的行业分类标准,在具体的与休闲产业相关的领域也制定了一系列的总体规划,但缺乏对休闲产业的行业分类标准和战略性规划。(3)政府在对休闲产业的扶持政策、财税政策、融资政策等产业政策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强化。(4)我国目前的产业法还需进一步完善,休闲产业立法更为缺失,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产业法以及为休闲产业立法,为我国休闲产业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5)我国的休闲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部¨是主导因素,缺乏中介机构以及公民的有效参与。
(二)经济环境
改革开放3O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我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6619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到1175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140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增长到约9997元,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达到约3224元,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也分别由1978年的约58%和68%下降到约37%和46%。
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旅游业、文化产业、娱乐业、服务业和体育业等休闲产业的发展,并为我闰休闲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全国假日办的2008年“十一”黄金周旅游统计报告,“十一”黄金周期问,全国共接待旅游者1.78亿人次,比2007年“十一”黄金周增长22.1%;实现旅游收入796亿元,比2007年同期增长24.2%;旅游者人均花费支出448冗。2006年我国文化产业从业人员1132万人,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比2005年提高17.1%,实现增加值5123亿元。2002年公布的中国群众体育现状第二次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城乡居民以家庭为单位全年体育消费平均为397.42元。据推算,2010年中国的体育产业增加值至少可达281.2亿元。
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有利于休闲产业的发展,但还存在不利于我国休闲产业发展的经济变量因素,具体表现在:(1)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相对于休闲产业发达的国家而言,人均GDP偏低,恩格尔系数偏高,休闲消费还处于初级阶段,休闲消费动力不足。(2)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城市和乡村之问差距较大。同样,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也存在较大的差异。(3)休闲产业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利用率和市场化程度低。我国休闲产业主要集中于服务业.还没有形成与休闲产业互动的整个休闲产业链。资源开发的盲目性大、利用率低,休闲产业的发展主要依靠政府和民营经济.市场化程度较低。(4)休闲产业对经济的贡献率低。在美国.休闲产业已处于国民生产总值第一的位置,其就业人口占全部劳动力的1/4。在西班牙,休闲产业已是国家经济中的第四大产业部门,其收入占GDP的4.5%。在El本,休闲产业产值达7160亿美元,约占GDP的7.4%。在韩国,休闲产业产值也达到了21.2万亿韩元。而我国的休闲产业占GDP的比重还比较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与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三J社会文化环境
充足的闲暇时间是休闲产业发展的前提。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使我国在保障公民合法休息权利、完善职工休假制度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职工工作时间方面.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关于职_T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的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T作40小时。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实行统一的工作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为周休息口。在国家法定假lE方面,根据《全国年节及纪念Et放假办法》可以分为全体公民放假的节日、部分公民放假的节lE及纪念日和少数民族习惯的节日,在带薪休假制度方面,国务院根据劳动法和公务员法制订T《职1二带薪年休假条例》,条例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氽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单位的职’【连续作1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此外我国职工可以享受的其他休假还有:寒暑假、探亲假、病假、事假等。闲暇时间的逐渐增多,休假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为我围休闲产业提供了潜在的巨大市场。据初步统计,我国休闲产业形成后,将提供亿个1二作岗位,实现上万亿元经济收益.休闲产业面临巨大的发展契机。
人们受教育机会增多,知识水平普遍提高,直接影响到我国休闲产业的发展。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2007年研究生教育招生42万人,在校研究生120万人,毕业生31万人。普通高等教育招生566万人,在校生l885万人,毕业生448万人。各类中等职业教育招生800万人,在校生2000万人,毕业生530万人。全圈普通高中招生840万人,在校生2522万人,毕业生788万人,全国初中招生1869万人,在校生5736万人,毕业生l964万人。近年来,我国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公民素质的普遍提升,带动了休闲产业及相关产业的不断发展。
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同时,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发生r巨大的变化。人们的消费观念和审美能力不仅仅停留在物质需求层次上.开始重视精神需求层次、自身健康和自我实现的价值,并把更多的时间和物质用于休闲产业的消费上。休闲也日益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
建国以来,我同的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罔公民寿命逐渐延长,农村人口不断减少,并开始出现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资料显示,我国男性和女性人口的平均寿命分男fj从建国初期39岁和42岁提高到70岁和73岁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El的比重不断下降,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人们对自身生活品质、缝康方面的需求不断提升.并刺激了与休闲相关产业的消费:
目前我圜休闲产业所面临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困境表现在:(1)我国在T作日、法定节假Et和带薪休假制度等方面还有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我国的工作口、法定节假习和休假制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缺乏一定的弹性,在人性化和个性化方面以及社会福利条件还有相当的差距。(2)休闲教育严重滞后,优秀的休闲学者、企业家以及休闲规划师、策划师和营销师等休闲人才短缺,休闲培训机制不健全.这就亟需突破人才瓶颈。(3)人们对于休闲、休闲产业的认识和休闲方式还停留在低端水平。把休闲仅仅简单地理解为旅游、度假等,而休闲的方式也仅仅局限于此。(4)人目老龄化以及城乡人口的比重需要相关的配套机制和刺激措施,影响到休闲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和行业分布特征。(5)社会医疗、保险、福利及救济等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就业、教育等现实压力制约着人们的休闲消费。这就需要完善社会保障,拓宽就业渠道,降低教育成本,从根本上解决影响休闲产业发展的制约性因素。
(四)技术环境
技术环境是降低休闲产业发展成本,提高休闲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的辅因素,是休闲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生产自动化,人们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下降,以至于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享受体闲生活。
目前我国在关键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网络文化发展、社会信息化以及信息产业竞争力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在科技投入方面,据国家统计局数字显示,2006年国家用于科技事业的财政拨款为l689亿元,是1980年的26.1倍,年均增长达13.4%。2007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达3710.2亿元,是1991年的26.1倍,年均增长22.6%。2007年,全国从事科技活动人员达454.4万人,是1991年的2倍;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折合全时人员达173.6万人年,科学家和工程师所占比重由1991年的70.3%提高到82%。目前,我国的研发人员总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
技术环境的变化更加有利于我国休闲产业的发展。我国目前不断加强先进科技在休闲产业中的应用、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休闲产业的科技支持系统、积极贯彻科学发展观,对重大休闲项目的决策进行科学的咨询、评估和可行性研究。并发展信息技术,提升休闲服务的质量与水平。但技术环境的制约因素主要集中在:(1)政府电子化整合程度较低,缺乏单一的政府入口网站,影响到休闲产业的整体规划和协同治理。“没有高度发展的电子化政府,就无法跨越政府的层级鸿沟,也无法将数量庞大的行政机构和单位用电脑连接起来,以便向民众提供整合性的服务。”till(2)技术创新与技术应用、产学研的结合存在脱节现象,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率低。(3)在休闲项目开发上,缺乏缜密的论证与科学合理的决策,存在盲目开发、重复开发甚至破坏性开发的现象,导致资源浪费率高,有效利用率低的恶性循环。(4)社会信息化和产业信息化与发达国家之间还有较大的差距,特别是在农村边远休闲资源丰富的地区,需要大力发展现代信息通讯技术,促进社会信息化和产业信息化。
四、我国休闲产业发展的战略规划、政策需求与相对路径
(一)我国休闲产业发展的战略规划
我国休闲产业所处的政治法律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技术环境,直接决定了我国休闲产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这就需要整体构筑我国休闲产业发展的战略日标,并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管理,为我国休闲产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我国休闲产业的发展的战略规划,首先,既要着眼全局,又要联系实际,适时、适度地统筹城乡休闲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战略规划,而且我国拥有丰富的休闲资源,并具有不同的地域特色。因此,在制定休闲产业发展的整体战略规划时,必须具有全局性,并根据各地的资源特色,着手进行城市休闲区、乡村休闲区、滨海滨江旅游度假区等的研究,避免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其次,抓住重点,科学分析我国休闲产业的主导因素,厘清休闲产业发展的整体思路,我国休闲产业门类齐全、种类繁多,在国民经济的三大产业中均有涉及,因此,必须明确重点。发展休闲产业中的主导产业,形成产业集群.发挥整体优势。再次,加大休闲产业投入,拟定休闲产业结构.实行休闲产业监管。政府在战略规划中应充分联合民间力量,加大与休闲产业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科学合理的界定休闲产业的产业结构,并积极地实行产业监管,建立科学的决策一实施一监督模式。此外,我国休闲产业发展的战略规划既要具有现实性,又要具有前瞻性,建立分阶段的目标和任务。整体把握我国休闲产业未来发展的趋势。
(二)我国休闲产业发展的政策需求与相对路径
近几年来,我国休闲产业的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对休闲产业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但制约我国休闲产业发展的困境依然存在,特别是在影响产业发展的宏观环境层面。因此,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文化和技术环境成为我国休闲产业发展的政策需求,同样也成为解决我国休闲产业发展宏观环境制约的相对路径。
具体而言:(1)政治法律规制。政治法律环境是影响我国休闲产业发展的体制性因素,发展休闲产业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转型期的体制特征,从政治经济体制、政府政策和法律保障三方面着手,为我国休闲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和法律保障。
其一,在政治经济体制方面,通过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加强对休闲产业的信息引导、疏通与管理。其二,在政府政策方面,科学制定我国休闲产业的战略规划,制定休闲产业的行业分类标准,继续加强在财税、融资等产业政策方面的扶持力度。其三,在法律保障方面,进一步完善我国产业法,并科学研究休闲产业立法细则。此外,政府在主导休闲产业发展的同时,还应积极调动民间力量和公民积极有序的政治参与。(2)经济资金扶持。休闲产业的发展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要解决我国休闲产业发展的“瓶颈”,其一,要集中进行经济建设.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为休闲消费奠定物质条件。其二,调整休闲产业的产业结构、提高资源利用率、市场化程度和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形成产业集群效应。其三,加大在产业研究、产业开发和产业推广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3)社会文化资源整合。社会文化资源是影响我国休闲产业发展的软环境,是与制度、技术等因素等相呼应的。对社会文化资源的整合主要表现在:一要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富于弹性的休假制度。二要发展休闲教育,培养优秀的休闲人才,突破人才瓶颈。三要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拓宽就业渠道,降低教育成本,从根本上刺激人们的休闲消费。(4)技术支持。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我冈休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对我国休闲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府应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进一步促进社会信息化和产业信息化,建立单一人日的政府网站,整合各种资源,实现整体性治理。二是实现产学研一体化,进行技术创新与技术应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率_二是对休闲资源的开发应充分发挥科学精神,运用现代科技进行缜密的论证与科学合理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