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0 16:15:25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艺术研究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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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艺术化”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美学、文艺思想所提出的一个美学的、文学艺术的、也是文化的命题。所谓“人生艺术化”，也就是要以美的艺术精神来濡染人格与心灵，使人的整个生命境界成就为艺术般美丽而富有意义的诗性境界。
“人生艺术化”的核心精神源自梁启超。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在《“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为学与做人》等文中率先提出了“生活的艺术化”的命题，并将“生活的艺术化”的精神阐释为“无所为而为”的“趣味主义”精神，是“把人类计较利害的观念，变为艺术的、情感的”，“喜欢做便做”。这种“为劳动而劳动，为生活而生活”的境界梁启超将其誉为“趣味化艺术化”的境界。它的要旨是“责任”与“兴味”的统一，所谓“责任”是宇宙众生运化的大境界，“兴味”则是个体情感的激扬勃发。它倡导实践主体由情而动，有真性情，有大情怀，能将小我之兴味与众生宇宙之运化相融通，最终超越小我之成败得失而体会“无所为而为”的真生命创化之“春意”，从而使人生从烦闷至清凉，从平淡显灿烂。因此“生活的艺术化”非逃避责任，也非游戏人生，而是要求个体从生命最根本处建立纯粹的情感与人格，实现生命的大境界大价值，并从中体会到生命的美与意味。
“生活的艺术化”的命题与精神最早为朱光潜所承续。20世纪30年代初，朱光潜在《谈美》中专列了一节“慢慢走，欣赏啊——人生的艺术化”。他较为集中而具体地发挥丰富了梁启超所提出的命题，并将其表述明确为“人生的艺术化”。这一提法日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逐渐定型为中国现代美学与文化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朱光潜着重从艺术切入，强调艺术的精神就是“无所为而为”的审美精神，我们的学问、事业、人生都要像创造艺术品一样贯彻美的艺术精神。朱光潜对艺术的审美本质及其美感要素作了具体的阐释。他提出，“人生的艺术化”既是“人生的情趣化”，也是“人生的严肃主义”。
三四十年代，丰子恺、宗白华等也对“人生艺术化”命题的丰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丰子恺提出了“真率人生”的命题，成为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思想宝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宗白华则从意境出发对生命的自由诗境进行了生动而深刻的阐释构建，成为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思想最为绚烂的华章之一。
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思想是有自己孕生的历史语境的。一战结束后，1919年至1920年初，梁启超携学生赴欧主要国家20几个名城考察。梁启超本是中国现代较早主张文化开放的先驱者之一，他曾主张要对不同文化作无制限的输入。但是，这次欧洲之旅却使他看到了西方文化中物质主义和工具理性所潜藏的弊端，虽然他把中西文化分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有某种简单化的倾向，但他却极其敏锐且不无超前地提出了现代社会中精神文化与价值理想对于人类的意义问题，提出了情感与人格建设在人类生活中的价值问题。20年代，他以“趣味”为核心范畴，建构了“无所为而为”的趣味哲学与“生活的艺术化”理想。20年代至40年代，“人生艺术化”的理论得到当时文化界人士的热烈响应。而这一时期，也正是中华民族苦难深重之时，尖锐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决定了这种美学与文化思想在当时不可能成为主流话语。直接投身到民族解放的历史进程中，是当时解决中国问题的更为有效而现实的道路。但是，仍然有一部分知识分子选择了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路径，试图以民族和大众启蒙者的姿态来思考问题并提出自己的答案。与梁启超一样，朱光潜、丰子恺、宗白华等也都是融通古今的饱学之士，同时也都有域外的经历，对西方文化有切身的体会。相对于国人，他们较早敏感到了西方现代化道路所伴生的某些问题。他们所提出的“人生艺术化”的道路相对于当时的民族困境来看，不免过于高蹈，但这恰恰又是这些人文知识分子对于现实的真挚发言。而它的价值与意义在今天进一步彰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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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的文化思想与历史实践看，对于人生的艺术化（性）追求并非只是中国现代美学与文化的专利。就其主导倾向与精神特征来区分，我以为其中大体呈现为三种不同的类别。
第一类是对生活形式的艺术化（性）追求。主要是把艺术化理解为装饰性或新奇性。具体表现为对生活用品、生活环境及人体的艺术化装饰与修饰。如19世纪唯美派代表人物王尔德喜欢在自己的身体上装饰以向日葵，佩特则重视对日用器皿和居室环境的修饰。今天，对自己的头发、指甲、面部等身体各部位的修饰早已为人们所接受，而对生活用品、居住环境、购物环境等的艺术化追求也正成为一种能为大众普遍接受的情趣。“日常生活审美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这类情趣的一种表现。这类艺术（审美）化追求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提升生活的品位与情趣，但其着眼点主要在生活的外形式上，对于形式的过分重视亦可能流衍为奢靡、颓废与媚俗。第二类是对生活技巧与社会关系的艺术化（性）追求。即把艺术化导衍为生存与生活的技巧，具体表现为生活方式、生存态度、人际关系等的处理艺术。如中国传统士大夫所推崇的“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生存方式与态度，实际上就隐含着处理现实关系的某种圆滑技巧。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则，本来应该是“学而优则仕”的。但在实际生活中，很多人是不能如愿的，这可能有多重原因。于是，士大夫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可进可退的，在某种情况下是明智的在某种情况下显然是圆滑的生存哲学。林语堂以“中等阶级生活”为基础的“生活的艺术”，以及种种所谓公关的艺术，在一定意义上也可归于这个类别。这种艺术化化衍得当，确实有助于人际关系的润泽，但过分重视则可能流为精神的退化。
这两种人生艺术化的理论倾向及其生活实践，严格说来是对生活中的局部艺术性要素的追求，而非人的整个生命境界与人格心灵的艺术化。
第三类则体现了对人格与心灵境界的艺术化追求，是人生艺术化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的基本取向。这个艺术化就是人类对自我精神与人格之美的追求。这个艺术化的本质实际上隐含着的是对于美和艺术精神的理解与把握的问题。在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中，美与艺术的精神主要被阐释为以情感为根基、理想为品格的弘扬价值、追寻意义的诗性生命精神。这个精神包含了对真率、生动、热情、圆满、完整、和谐、秩序、创造、自由等品格的向往，要求超越粗鄙、麻木、虚伪的纯物质人生。
前两种艺术化可以说是艺术因素对生活的渗透与泛化，而最后一种则是艺术精神对生命与人格的提升，它要求从根本上改造人格境界与生命境界。它所选择的武器就是美的艺术，它所追求的境界就是生命的审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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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艺术化”命题的核心是要将人的人格与生命境界成就为艺术，即要使人的生命在美的自由升华中获得诗意提升与诗性实现。这种人生理想与精神旨趣在其孕生的历史语境中具有不容讳言的乌托邦色彩，因为在严峻的民族战争中，光靠“人生艺术化”是不可能力挽民族于危亡的。但是在今天的文化建设中，“人生艺术化”命题所深蕴的诗性光芒，却具有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意义。
与艺术化相对的是科学化。艺术化代表了情感的、个性的、整一的、生动的、诗意的等创造模式。科学化代表了理性的、统一的、逻辑的、规整的、现实的等实践方式。在人类早期，我们并未严格区别艺术活动与科学活动的界限。理性的实用的活动中就蕴涵着艺术的审美的因素。随着生产实践的发展，文化的进步，艺术与科学逐渐区别开来。这种界限尤其在现代性进程中日趋严格。现代科学的迅猛发展及其伴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也自然而然地促生了关于现代性问题的反思。
穷究宇宙的奥秘，科学与美并非不可通约。穷极人生的究竟，伦理与美也非互不关联。完美的人的是真善美的统一，这一认识在康德、席勒的人本主义哲学与美学中已明确提出。康德认为以情为本质的审美判断力是沟通纯粹理性的知和实践理性的意的桥梁。席勒提出可以通过审美自由的中间状态，使人实现从感受的受动状态到思维和意志的能动状态的转变，成为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相协调的自由完整的人。“人生艺术化”理论正是顺着这一理路而来的。当然它所针对的不仅是西方美学所主要批判的人性分裂问题，更基础的还是在民族困境中的人性麻木、自私庸俗的无情俗情问题。而在对后者的探讨中，它也警觉到科技文明发展所可能带来的与西方社会相似的现代性问题。由此，“人生艺术化”命题也把人格建设、人性完善的历史实践问题和人生意义、价值信仰的形上问题一并提到了现代中国人的面前。
一、设计界面的涵义
界面的说法以往常见的是在人机工程学中。“人机界面”是指人机间相互施加影响的区域，凡参与人机信息交流的一切领域都属于人机界面。“而设计艺术是研究人一物关系的学科，对象物所代表的不是简单的机器与设备，而是有广度与深度的物；这里的人也不是“生物人”，不能单纯地以人的生理特征进行分析。“人的尺度，既应有作为自然人的尺度，还应有作为社会人的尺度；既研究生理、心理、环境等对人的影响和效能，也研究人的文化、审美、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要求和变化”。
设计的界面存在于人一物信息交流，甚至可以说，存在人物信息交流的一切领域都属于设计界面，它的内涵要素是极为广泛的。可将设计界面定义为设计中所面对、所分析的一切信息交互的总和，它反映着人一物之间的关系。
二、设计界面的存在
美国学者赫伯特．A．西蒙提出：设计是人工物的内部环境(人工物自身的物质和组织)和外部环境(人工物的工作或使用环境)的接合。所以设计是把握人工物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接合的学科，这种接合是围绕人来进行的。“人”是设计界面的一个方面，是认识的主体和设计服务的对象，而作为对象的“物”则是设计界面的另一个方面。它是包含着对象实体、环境及信息的综合体，就如我们看见一件产品、一栋建筑，它带给人的不仅有使用的功能、材料的质地，也包含着对传统思考、文化理喻、科学观念等的认知。“任何一件作品的内容，都必须超出作品中所包含的那些个别物体的表象。”分析“物”也就分析了设计界面存在的多样性。
为了便于认识和分析设计界面，可将设计界面分类为：
1)功能性设计界面接受物的功能信息，操纵与控制物，同时也包括与生产的接口，即材料运用、科学技术的应用等等。这一界面反映着设计与人造物的协调作用。
2)情感性设计界面即物要传递感受给人，取得与人的感情共鸣。这种感受的信息传达存在着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情感把握在于深入目标对象的使用者的感情，而不是个人的情感抒发。设计师“投入热情，不投入感情”，避免个人的任何主观臆断与个性的自由发挥。这―界面反映着设计与人的关系。
3)环境性设计界面外部环境因素对人的信息传递。任何一件或一个产品或平面视觉传达作品或室内外环境作品都不能脱离环境而存在，环境的物理条件与精神氛围是不可忽缺的界面因素。
应该说，设计界面是以功能性界面为基础，以环境性界面为前提，以情感性界面为重心而构成的，它们之间形成有机和系统的联系。
三、设计界面存在的方法论意义
当机械大工业发展起来的时候，如何有效操纵和控制产品或机械的问题导致了人机工程学。二战后，随着体力的简单劳动转向脑力的复杂劳动，人体工学也进一步地扩大到人的思维能力的设计方面，“使设计能够支持、解放、扩展人的脑力劳动”。在目前的知识经济时代，在满足了物质需求的情况下，人们追求自身个性的发展和情感诉求，设计必须要着重对人的情感需求进行考虑。设计因素复杂化导致设计评价标准困难化。一个个性化的设计作品能否被消费者所认同?新产品开发能不能被市场所接受?在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实力还并不强大，设计开发失利承受力还不很强的情况下，如何系统地、有根据地认识、评价设计，使其符合市场，就需要对设计因素再认识。利用界面分析法，正是使设计因素条理化，避免将人作为“生物人”的片面和走出笼统地说“设计＝科学十艺术”的简单误区。
现代的人机工程学和消费心理学为设计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它们的成功就在于实验、调查和数理表述，是较为可系的。同样对设计艺术而言，进行设计界面的分析，也要有生理学、心理学、文化学、生物学、技术学学科基础。从理论上来说，它要直接建立在信息论和控制论的基础之上。相对于机械、电子设计和人机设计，以往人机界面设计把握了技术科学的认识和手段，忽视了人文科学观念与思想。它的界面设计只能存在于局部的思考范围内，只成为一个设计的阶段。
有人以功能论来评判设计。“功能决定形态”曾是20世纪上半叶的设计格言，它的提法是片面的。这是因为：第一，功能不是单一的，它包括使用功能、审美功能、社会功能、环境功能等。“过分追求单一的功能会导致将许多重要内容(装饰性、民族性、中间性)被排斥掉”。而且“有些内容并不是‘功能’的概念所能包括了的，更何况物质和精神的内容也并不是时时处处等质等量的融洽在一个统一体中，随产品的不同、时期的不同，它们各自的主次地位也随之变化”。在现今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情感因素越来越成为设计的主要方面。物质意义上的功能在保持其基础地位的情况下，却日益不能代表情感诉求的表述；第二，按“形态服从功能”而设计的产品，对于不熟悉它的使用者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产品要为人们所理解，必须要借助公认的信码，即符号系统；第三，满足同一功能的产品形态本来就不是唯一的，象汽车等成熟的产品，年度换型计划等措施成为商品经济中日益不可避免的现象。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出现设计的专业需求，而这时人们的基本物质需求已能满足，简单地以物质来决定设计是不恰当的。
相反，设计界面体现了人一物交流信息的本质，也是设计艺术的内涵，它包括了设计的方方面面，明确了设计的目标与程序。
四、设计界面的分析
按照设计界面的三类划分，有助于考察设计界面的多种因素。当然，应该说设计界面的划分是不可能完全绝对的，三类界面之间有涵义上也可能交互与重叠，如宗教文化是一种环境性因素，但它带给信仰者的往往更多的却是宗教的情感因素。在这里环境性和情感性是不好区分的，但这并不妨碍不同分类之间所存在的实质性的差异。
1功能性界面
对功能性界面来说，它实现的是使用性内容，任何‘件产品或内外环境或平面视觉传达作品，其存
在的价值首要的是在于使用性，由使用性牵涉到多种功能因素的分析及实现功能的技术方法与材料运用。在这一方面，分析思维作为一种理性思维而存在。如果作为一种处理方式来设计产品，则这种产品会使多种特征性(如民族性、纯粹性)因素中性化，如果去除产品商标，就很难认出是哪国的或哪个公司的产品。当然，这方面也说明了产品中存在着共同性因素，它使全人类能做出同样的反应。人的感觉和判断能力有着国际性的、客观性的特征。
功能性界面设计要建立在符号学的基础上。国际符号学会对符号学所下定义是：符号是关于信号标志系统(即通过某种渠道传递信息的系统)的理论，它研究自然符号系统和人造符号系统的特征。广义的说，能够代表其他事物的东西都是符号，如字母、数字、仪式、意识、动作等，最复杂的一种符号系统可能就是语言。设计功能界面，不可避免地要让使用者明白功能操作。每一操作对人来说应是符合思维逻辑的，是人性的，而对机械、电子来说则应是准确的、确定无疑的，这双方的信息传递是功能界面的核心内涵。
2情感性界面
一个家庭装饰要赋予人家居的温馨，一副平面作品要以情动人，一件宗教器具要体现信仰者的虔诚。其实任何一件产品或作品只有与人的情感产生共鸣才能为人所接受，“敝帚自珍”正体现着人的感情寄托，也体现着设计作品的魅力所在。
现代符号学的发展也日益这一领域开拓，以努力使这种不确定性得到压缩，部分加强理性化成分。符号学逐渐应用于民俗学、神话学、宗教学、广告学等领域，如日本符号学界把符号学用于认识论研究，考察认识知觉、认识过程的符号学问题。同时，符号学还用于分析利用人体感官进行的交际，并将音乐、舞蹈、服装、装饰等都作为符号系统加以分析研究，这都为设计艺术提供了宝贵与有借鉴价值的情感界面设计方法与技术手段。
3环境性界面
任何的设计都要与环境因素相联系，它包括社会、政治和文化等综合领域。处于外界环境之中，“是以社会群体而不是以个体为基础的”，所以环境性因素一般处于非受控与难以预见的变化状态。
联系到设计的历史，我们可以利用艺术社会学的观点去认识各时期的设计潮流。18世纪起，西方一批美学家已注意到艺术创造与审美趣味深受地理、气候、民族、历史条件等环境因素的影响。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指出：“文学艺术是人的创造物，原则上是由创造它的人所处的环境条件决定。”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认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无论是工艺美术运动、包豪斯现代主义或20世纪80年代的反设计，现代的多元化，“游牧主义”(Nemadism)都反映着环境因素的影响。
环境性界面设计所涵盖的因素是极为广泛的，它包括有政治、历史、经济、文化、科技、民族等，这方面的界面设计正体现了设计艺术的社会性。
以上说明了设计艺术界面存在的特征因素，说明在理性与非理性上都存在明确、合理、有规则、有根据的认识方法与手段。
成功的作品都是完善地处理了这三个界面的结晶。如贝聿铭设计的卢浮宫扩建工程，功能性处理得很好，没有屈从于形式而损害功能；但同时又通过新材料及形式反映新的时代性特征及美学倾向，这是环境性界面处理的典范；人们观看卢浮宫，不是回到古代，而是以新的价值观去重新审视、欣赏，它的三角形外观符合了人们的心理期望，这是情感性界面处理的极致。
五、设计界面的运用原则
1)合理性原则，即保证在系统设计基础上的合理与明确。
任何的设计都既要有定性也要有定量的分析，是理性与感性思维相结合。努力减少非理性因素，而以定量优化、提高为基础。设计不应人云亦云，一定要在正确、系统的事实和数据的基础上，进行严密地理论分析，能以理服人、以情感人。
2)动态性原则，即要有四维空间或五维空间的运作观念。一件作品不仅是二维的平面或三绝的立体，也要有时间与空间的变换，情感与思维认识的演变等多维因素。
3)多样化原则，即设计因素多样化考虑。当前越来越多的专业调查人员与公司出现，为设计带来丰富的资料和依据。但是，如何获取有效信息，如何分析设计信息实际上是一个要有创造性思维与方法的过程体系。
4)交互性原则，即界面设计强调交互过程。一方面是物的信息传达，另一方面是人的接受与反馈，对任何物的信息都能动地认识与把握。
5)共通性原则，即把握三类界面的协调统一，功能、情感、环境不能孤立而存在。
六、设计界面的应用方法
设计界面所包含的因素是极为广泛的，但在运用中却只能有侧重、有强调的把握。设计因素虽多，但它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的结果是物化的形，但这个形却是代表了时代、民族等方面的意识，并最终反映出人的“美”的心理活动。
设计界面的运用，核心是设计分析。在一些国际性的大公司，如索尼、松下、柯尼卡等，都有许多的成功案例可为借鉴。如柯尼卡公司设计其相机时，首先不是去绘制“美”的形和考虑技术的进步，而是进行对象人的日常行为分析，作出故事版(STORY)。它先假定对象人的年龄为35岁，名：Xxxx，从而分析他的家庭、喜好与憎恶，分析他的日常行为，进而考察其人在什么场合需要僚机，从而为设计提供概念(CONCEPT)与目标(TARGET)，进行设计。经过分析，设计师有了明确的概念与目标，并随信息的交互产生了创造力。
[论文摘要]门楼是客家民居中最为人注意的突出部位之一。由于受特殊的历史文化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客家民居门楼充满着浓郁的客乡风情，其外在的艺术表现形式往往内在地蕴涵着深刻的客乡文化，体现了客家人的生活生产方式、风俗习惯、及审美观念。
客家民居建筑主要有围楼、走马楼、五凤楼、四点金、殿堂式、围龙屋和中西混合式等，围龙屋是其中最普遍也是最具特色的。它与北方的四合院、陕西的窑洞、广西的杆栏式、云南的一颗印合称为中国民间五大传统民居建筑形式，被誉为“中国古建筑的奇葩”，“东方文明的一颗明珠”。客家民居不但在外型上具有独特的“客”味，在具体的细节中也能突出地反映“客”的文化特征。门楼乃客家民居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蕴含着浓郁的“客家”文化底蕴。客家民居建筑的独特外形及其浓郁的客家文化特征早已受到了中外客家学研究者的重视，①然而，客家民居门楼却似乎被忽略，在对客家民居建筑的研究中几乎未作探讨。本文旨在对此作一初步的探讨，从客家民居门楼的设置及其装饰艺术，揭示其设计中的民俗与文化内涵。
一、客家门楼的类型及影响门楼安置的因素
门楼是一栋大型建筑物的最主要甚至是整栋建筑物的通道口，是人和物进出的主要通道。客家民居的门楼通常包括大门、侧门、斗门三大类。大门是整个民居的中心，其位置与造型、装饰都是非常重要的。有安全、交通、分隔、采光、保温等功能，还具有风水、象征功能。围龙屋、五凤楼、土楼等所有的客家民居都必有大门。门的造型和色彩对客家民居的整体装饰效果影响很大，因此，一般都将其纳入建筑总设计的重中之重。围龙屋的大门两旁，设方形石座，有的设石狮。大门进去则是下厅，过天井之后则是上厅。
侧门是围龙屋、五凤楼等府第式客家民居特有的门类，是堂屋两侧横屋的外大门，呈对称在大门两边。小的民居有一对，大的民居有三对，根据两边的横屋排数而定。
有些客家民居正大门前有禾坪，其周围有高高的墙，在墙的两端各开一个大门，叫“斗门”。门楼的功能有如现代住宅小区的出口和保卫室。客家民居通过房屋的外墙和围墙把整座民居、门坪、池塘等围成相对独立、而紧骤的一个区域。一般来说，整座民居里居住的都是叔伯、妯哩等近亲，传统的近亲意识比较浓郁。
一方水土养一方文化，因自然气候、地理环境等条件的不同而形成了各地区、各民族带有鲜明的、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的文化。客家民居门楼的安置与客家人的生活与生产以及具体的生产生活方式、环境息息相关，也与客家人独特的审美情趣、心理有关，贯穿着独特的理念。
1．百年开基观念
在客家人看来，客家民居的修建将是百年立基的开始，而客家门楼的安置则是整个建筑中的关键事项，甚至被认定将影响整个家族未来发展是否兴盛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它的朝向、它的安置时刻、它的大小规格甚至于它细微局部的装饰如色调设计等，所有这些都有着严格的规定性。
敬祖是中国传统家族制度的一个核心。客家人的敬祖思想表现得更显著更强烈，他们对祖宗的崇敬在客家民居中得到充分的表现，不管是土楼、五凤楼，还是围龙屋，祖堂总是处在中轴线上，是整座民居的中心，祖堂正对大门人口，开间比环周的房间显著加宽，一进民居大门，一眼就能看见它显要突出的地位。
2．家族、宗族观念的影响
客家人有着强烈的家族聚居观念。客家地处山岭重叠的山区，往往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其间溪流密布，山水之间大小不一的盆地便成为客家先民南迁时～村一族聚居的好地方。光绪《嘉应州志》说：粤东“无平原广陌，其田多在山谷间，高者恒苦旱，下者恒苦涝。”严酷的生存环境也往往要求他们共同开发耕作。为适应当时当地的环境，客家人的民居建筑也形成了典型的集群居住特征，通廊式方楼、圆楼突出地显示出了家族宗族的群体性。居于中心的祖祠显示着宗族的尊严，而防盗、防火、饲养、加工储藏等各种生活设施综合在一起，血缘近亲聚居在一个屋顶之下，连为一体，达到在生活和生产中互助合作的目的。这种建筑形式显然有利于家族宗族的安居乐业和兴旺发达。而所有这些观念则都使整个建筑处于一个宏观的整之中，使门楼往往成为整个建筑的核心出口，维系着整个家族的大统一。
3．劳动和生活条件的影响
客家生活除去出外谋生的外，留下者多以农业为主，因此，农业生活对房屋布置也起着很大的影响。为了从事农业生产方便及就近看守农作物，住宅常常建于所垦种的田野中，造成住宅各个分散，并不紧密排列的布局。为了要解决农务上打谷、晒谷、扬谷及其它杂粮整理的需要，一般住宅大门外就都有禾坪的设置。再外筑围墙、池塘和斗门，使之显得相对独立与安全。
4．门楼突出的防护功能
客家民居的外墙很厚，围龙屋除中间大门及横屋前端的小门外，很少再设其他门户出入。土围楼就只有一个大门出入。整座民居窗户开得少而且狭小，具有特别强的防御性。一方面则是因为客家人所有的“家当”都集中在楼内，必须给予很好的保护，另一方面是对“敌人”或者“外人”的防范。客家住宅大都建于平地山坡交界的地方，前置禾坪、后设堂楼、左右夹峙横屋以及“围龙”、炮楼、枪眼，既可以护卫自己，又可以居高临下，击退敌人。为了避免敌人的侵入，所有民居在房屋内部的门却开得极多窗也很大，可以畅行无阻。这既使敌人难于攻入，而自己却能迅速调配力量。此外，春房、磨房、鸡舍、猪圈、牛栏、柴房、谷仓、水井等设于宅内，在必要时可作为老弱妇孺及贵重财物的避难场所。
5．地理环境和风水观念
客家民居非常注重地理环境，包含龙脉(山神地理走势)风水等，特别是其中的风水观念，门楼则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客家先民热衷于祈求自己住宅的安全与族人的平安。汉族本来就有信赖风水先生的习俗，而客家人显得尤为热心。所谓风水，是以相看墓地、家宅的防卫和形状来判断凶吉的迷信；所谓风水先生就是鉴定风水的人。迷信风水与客家住宅的兴建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讲究风水，必须慎重地观测研究其来龙去脉，选择优良的位置。因此往往找到的位置不一定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而必须以高价购买，所以对客家人来讲，要盖房子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不但是选择地形注重风水，就是选择吉日良辰兴工，又必须与全家的出生时辰相配合房子的高矮大小式样，除财力因素外，基地的高低房屋的方向及建筑的结构都决定于“地理风水”的要求。因此，尽管同在一个地方，有些是圆楼，有些是方楼，主要是依靠风水先生鉴定的结果而修筑的根据古老的传说，面向正南，可以人丁兴旺，所以建筑大都采取朝南的方向。但在客家山区民居的方向依山形而定的多，理想的座北朝南并不多见。因而有些在地理环境上不能向南的，也都尽可能使大门单独朝向南方，使一些住宅出现大门与住宅本身方向不一致。此外，受门前有水可以“聚积财富”、“有财有势”的观念的影响，如果建筑附近有河的，大门都面向河流上游，以示财势源源而来。没有河流的，则在禾坪前面砌筑鱼塘来象征它，希望取得吉利的兆头。当然，造夯土墙需大量的泥土，挖塘的泥土起到重要作用。
二、客家民居门楼装饰的社会文化与审美特征
建筑装饰是附加于建筑构件上的一种艺术处理，如柱梁的雕饰、屋面脊饰、外檐装饰，大门入口装饰等。其艺术特征是充分利用材料的质感和工艺特点进行艺术加工，恰当地选择我国传统的绘画、雕刻、书法、色彩、图案等多种艺术特点，相互结合，灵活应用，从而达到建筑风格和美感的协调和统一在客家传统的民居建筑中，所有这些装饰的目的除了美化建筑物外，也有着严肃的心理和文化意义，尽管它们在生活中不一定会影响建筑本身的实用价值。
1．客家民居门楼装饰的一般社会意义
在我国传统封建等级社会中，民居建筑的装饰是显示户主地位和财富的标志。据史料记载，民宅使用装饰装修的制度规定极严。宋制规定“非官室寺观，毋得彩画棱宇及朱黑漆梁柱窗雕。”明制规定，“庶民所居房舍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及彩色装饰”。直到清代，有关民居建筑装饰的制度限制才被放宽，南北各地民宅装饰有了很大发展，不但在木材上施以雕饰，而且充分运用了传统的石雕、砖雕等优秀工艺，各地各民族结合和发挥各地区的传统技艺和特点，创造了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装饰。
在客家民居的门楼装饰中，也深刻地体现表现门第贫富贵贱观念。门楼装饰中的各种木雕、石雕绘画装饰，其目的是把装饰部位显示出来为人们观赏，也是表现门第贫富贵贱的一个重要部位，故户主都不惜花费资财，从用料、式样、题材到色彩、装饰等各方面，竭其能力而为之。有些在海外的客家华侨不惜花重金从海外运来材料，耗时多年建一客家民居。
客家民居主大门是客家礼仪、礼俗的重要场所和必经之地，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般地说，客家礼仪活动，如敬祖、嫁娶、做寿、乔迁、回乡等都首先要进大门。而平时则无所谓大门侧门，只要方便即可。因此，大门的装饰大都尽可能用木雕、石雕装饰梁柱，图画装饰墙面。这足以说明大门的地位以及风俗特点。
2．客家民居门楼装饰与表达祈望心理的文化特征
现存的较完整的传统客家民居主要是清中期和清晚期时的建筑，典型的如粤东大埔县黄塘乡张弼士故居“光禄第”、大埔百侯的“通尔第”、黄砂乡的“进士第”、梅县松口铜琶村谢姓“荣禄第”等。这些建筑外型堂皇美观，布局严谨，多采用我国民族传统建筑工艺中最先进的“抬梁式”和“穿斗式”混合结构，且其用料讲究，多采用三合土或青砖为墙，雕梁画栋，工艺精美。清晚期，客家华侨将传统的客家房屋结构结合西洋的建筑艺术，在故乡修建了一些中西混合式民居，典型的有梅县白宫的“联芳楼”、程江乡的“万秋楼”等，其外观上吸收了西洋的艺术装饰，内部则仍然是道地的客家民居传统结构。
从现存完整的客家民居看，门楼装饰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意匠特征。它的表现充分运用了我国传统的象征寓意和祈望的手法，将客家人的哲理、伦理等思想和审美意识结合起来。门楼装饰的象征性，通常是形声或形象来表达。如用狮、麒麟表示吉祥、瑞庆、权势，牡丹有富贵之意义，用莲花托大斗(斗与升同形)，斗中置三层，意为连升三级等。这些图案花纹大多反映了客家民众的吉祥愿望，幸福追求，欣赏趣味，美学观念以及风俗习惯等。
在中国传统建筑中，门楼的楹联、匾额是极有特色的建筑装饰，也是民族精神和文化在建筑上的一种体现。这个传统随着客家人的南迁也带进了坐落在偏僻山区的民居中，并生根发展。门楼上首先是楼名。在客家民居中，几乎每一座楼都要取一个楼名。楼名大多用吉祥文字组合，讨吉利祥和的兆头如梅州梁姓人的承德楼、梅县桥溪的继善楼、大埔百侯的通尔第等。其次是楹联，很多以楼名作藏头嵌字联，作为大门的对联，进一步阐明涵义、催人奋进构成传统族训的核心。如大埔的方形石楼泰安楼泰然一室，安住层楼；怀永第：怀远于德，永享其隆维新楼：维系循良世泽，新绳教友家风；等等。客家民居内各户房门都张贴对联，可以说是有门必有对联。客家门楼的对联往往是无声的教诲，它对恪守封建伦理与家族规范持续不断地起着灌输、训诫、警策的作用，教育子孙后代如何做人、如何处世、如何奋斗、如何成才，从而形成客家民居内部独特的文化氛围，体现了客家人的价值观念与审美理想，是客家人重教思想在民居建筑中的一个很有特色的表现。
此外，客家人在新屋建成，进住之前要“出煞”是为着净宅而进行的赶鬼驱邪仪式。新迁的第一日，当日凌晨，正厅放大桌一张，桌上有白米一斗，干谷二斗，泥刀、油尺、墨斗、大红包等。厅堂正中放八仙桌数张，摆到大门前，桌上用白棉布数丈，直铺到门口，风水先生头裹红巾，身穿素衣，左手抓雄鸡，右手握七星宝剑，口中念咒，把鸡杀死，鸡血洒在白布上，直出大门，把鸡丢在大门外，泥水匠、木匠用红木棒大力打布，齐出大门，随即鸣炮、打锣鼓，大闹助威送出大门。“出煞”完毕后，早上吉时进新屋，进屋时，请本族有名望有多子多孙的老人夫妇“开大门”，男左女右，站于大门，等待外面祭门神完毕，由老夫妇开门，开门时，说吉利话：“左开门，财丁来”“右开门，富贵来”。合说：“财丁富贵一齐来”。主家即掌灯入门，家具随进。此俗，如今的客家乡村依然流行着。新迁时，大门的装点最隆重，一般要贴乔迁对联，在大门上方还要挂大块红布，以镇凶避邪。
3．客家民居门楼装饰的审美情趣
客家民居门楼装饰的目的，首先是为了使门楼建筑物美观悦目，并不是随意使用装饰就能表达出来的。因而也是客家民居外观装饰最重点部位，无论在装饰题材，用料工艺、色彩，甚至尺度处理上都是最突出和隆重的。客家民居门楼外观属比较庄重朴实的屋檐式。较富裕的住家常对大门两侧墙面进行装饰，墙裙、墙基、门楣用麻石雕饰。檐下梁枋用木雕，木雕装饰结合实用功能在建筑构件上进行装饰，增加了建筑的精巧与美观，大门上方的梁柱木雕通常采用通雕或空雕法，外观表现简朴粗犷，适合于远视。门屏等雕饰则用浅浮雕、工艺精致，适合于近观。门楼装饰中的收口部位，通常进行雕饰处理，既藏拙又美观。如大门梁架的桃尖粮头，有的地方称为楚尾或倒吊莲花。
因为客家民居很少大面积使用鲜艳耀眼的色彩，而多以白、灰或以材料原色为主，因而在门楼装饰的色彩处理上，常以较为鲜艳的色彩进行重点装饰。如红、黑、金、
总之，客家门楼在客家建筑中是如此之重要，甚至已经成为决定客家民居的最基本因素，它寄托着客家人对未来的憧憬，也成为他们对未来的信心之源。比如，全家人的生活似乎都受到门楼朝向的指引。因此，当客家人建新房时，总爱去找风水先生，寻求的最佳朝向。当觉得家里人不太顺畅时也往往会归咎于门楼朝向。直到今天，客家农村地区，甚至在非常现代化的城市中间的高级公寓中都常常可以看到经过特别“纠偏”的门户朝向。客家门楼特殊的建筑过程、客家门楼的特殊组成及其上面的一些装饰都有着特殊的文化内涵，如，门外的狮子具有特殊的镇邪作用，门上的一些绘画亦有着同样的意义。显然，客家门楼浓缩了客家文化特色，深刻地反映了客家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或许，所有这些皆可称之为客家人的“门楼心态”，在客家人的生活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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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式审美关中人文汉唐艺术
引言
对于一个土生土长的关中学子，能够根植于这片沃土来研习艺术，无疑是幸运的。也许是这片土地太具神秘感了，对于我来说熟悉和陌生经常会交织在一起，如果把关中大地比拟成一个人的话，他必定是具有多面性的。这种丰富性格的形成也源自于他历经了十三个王朝漫长的洗礼，然而在这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对其鲜明个性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周、秦、汉、唐四朝。
一、关中的地域与人文
关中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缘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形势。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自西向东分为三个阶梯。关中位于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背靠第一级阶梯的高原山地，下临第三级阶梯的平原地带。关中南有秦岭横亘，四有陇山延绵，北有黄土高原，东有华山、崤山及晋西南山地，更兼黄河环绕，可谓山川环抱，气势团聚。关中腹地为渭河、泾河、洛河及其支流形成的冲积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
关中之名，始于战国时期，关中本是一个极富战略色彩的说法，意为四塞之中。四塞是一种笼统的说法。关中周围大小关塞甚多，历代亦时有损益。一般认为西有散关（大散关），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取意四关之中（后增东方的潼关和北方的金锁两座），四方的关口控制着关中地区几个主要方向的出入通道。闭关可以自守，出关可进取。形势有利，就出关进取；形势不利，则闭关自守。再加上陕北高原和秦岭两道天然屏障，使关中成为自古以来的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在冷兵器时代,这四关堪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关中土地肥沃，河流纵横，气候温和，《史记》中称其为“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和“四塞之国”。此外中华文明的摇篮在黄河流域，而黄河文明的摇篮是在渭河流域（关中）。从神话、传说和考古发掘看，出自中国西部的炎帝和黄帝是公认的最早圣王和“人文初祖”。炎帝和黄帝的族居地和墓陵都在关中地区。经考古发掘证实，关中是华夏古文明最重要、最集中的发源地之一。关中平原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文明摇篮，也是整个亚洲最重要的人类起源地和史前文化中心之一。
谈到文化离不开历史，关中的历史几乎就是陕西的历史了。从东到西，都有着悠久的过去。关中是中国黄河流域古代文化的发源地，石器时代开始这里就有了文明。渭南的大荔猿人和龙山文化遗址；西安的蓝田猿人和半坡、姜寨遗址；宝鸡的北首岭遗址都是黄河流域具有典型代表性意义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体现，展示着这片土地五千年前的辉煌。周秦至唐，中国封建社会的前半部的历史，也基本都是围绕着关中而展开。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一统局面中，有两次是以关中为基础完成统一的。秦汉和隋唐都是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又以关中为基础统治天下。在这段历史当中既有残酷、血腥、闭关自守，也有温情、宽厚与兼容并包。
二、汉唐文化艺术特点
汉唐文化是中国文化繁荣阶段的代表，同时又是中华民族勇往直前的向上精神的一种象征。汉代正是中国思想文化的辨证期，西域的开通为中西文化的交流拉开了序幕。丝绸之路使汉文化和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文化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对世界文化给予极大的冲击。而唐代当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大唐盛世时期，首都长安更是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最早进行“对外开放”。作为文化的代表汉唐艺术所体现出的是更多的是宽容与自信并存。
中国古代以“温柔敦厚”为诗之旨，这和中华民族的气质、生活条件、地理环境、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观念及其他文化因素密切相关。表现在造型艺术上便是含蓄美、内在美。雕塑亦然，象中国书画用笔藏锋那样将力量包裹在内部，给人更多品尝的余味。关中大地上孕育的汉唐时期的雕塑就是中国式审美的典型表现。
1.浑然天成的统一
即艺术的整体感，大到汉唐墓园的整体构思营造，小至每一件雕塑作品的刻画都是始终统一在一个整体的氛围之中。或因山为陵、或以墓冢形还原祁连山千余年前硝烟滚滚的战争场景，都是在营造一个整体的气氛，在这种整体感的统领下再依靠感觉和理解出发，通过取舍、夸张、变形甚至抽象，用写意的手法突出每一个对象的特征，使每一个局部都和整体产生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如霍去病墓前的石雕就是典型的例证，这些动物的描绘看似与陵墓所表现的整体无关，但恰恰正是它们活化了自然环境，赋予陵墓一种天然气象，象征性再现墓主征战建勋的环境，这不仅在形式上是一种创新，于当时流行的形式之外另辟蹊径，而且在陵园造型艺术观念上也是就一种突破，它已经在原来的厌胜辟邪寓意上增加了再现生前环境、表达人与自然之和谐关系的新层次。
2.简洁风格与非凡气度
尽管汉唐时期是中国的鼎盛时期，但其艺术风格却是简约自然的。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并没有泯灭人对自然和谐的追求，受到中国绘画的影响在汉唐时期的石雕中圆雕、浮雕、线刻等多种雕塑语言是并存的，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其概括简约的艺术风格，相反其多变性使雕塑空间更具充分的自由性。如霍去病墓石雕所采取“因势象形”的手法，充分利用岩石，进行最低限度的艺术加工，对岩石形状与动物形象的双重需要加以多变性运用的。使石兽的造型显出空间的自由而不斤斤计较于形似；唐代对动物、人物的刻画都是出于一种崇尚丰满、健美、刚强的造型审美心态，崇尚力的凝聚形象。形式在写实状貌的基础上刻意追求丰满强健的形象感染力。素有“东方第一狮”美誉的顺陵走狮是唐陵石雕成熟期的作品，其造型雄伟，气势磅礴，眉宇间无不体现出威镇环宇，昂首天外的雄风。大气至极却有细腻有佳，而这种细腻并不复杂，恰到好处，使得石雕具备了统一大气的完美气质。给人运行成风、一气呵成、痛快爽利的艺术享受。
3.含蓄的感情表达
把艺术当作传情达意的手段，重视立意也是汉唐艺术的一大特点——寓情于景、于物，象征性的艺术处理给予了观者极大的想象空间。汉霍去病墓前对各种猛兽动物的描绘，早已超出了具体表现的人或兽的本身，他们造就的不仅是祁连山这个自然环境。而最终想传递给人们的信息是祁连山所代表的一代名将霍去病坚韧的性格和他所创建的丰功伟绩。
再来看看作为霍去病墓群雕的主题性雕塑——马踏匈奴，那蜷缩双腿，蓬乱须发，左手握弓，右手持箭，还要垂死挣扎但又面露无奈表情的匈奴人被那坚实有力，气宇轩昂战马不可一世的踏于脚下，悬殊的抗衡场面不正是在深刻的揭示正义力量坚不可摧的主题思想吗？看那神态机警而威猛的吊睛白额大虎，顶部花皮紧蹦，肢爪强劲有力，长尾巴搭于背部，将猛虎在等待猎物前的小心与谨慎表现的淋漓尽致。石雕巧妙的运用了石块本身的起伏变化以及纹理特征准确的勾勒出猛虎雄健丰满的体魄。特别是动势的准确把握将“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人石棱中”的意境充分展现在观者眼前。
“绳”字“神”谐音，中国文化在形成阶段，曾经崇拜过绳子。《风俗通义》记载；上古之时地球上没有人，天神文娲“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又因绳像蟠曲的蛇龙，中国人是龙的传人，龙神的形象，在史前时代，是用绳结的变化呈呈现的、《易·系辞》记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可见，在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先民们彼此传递信息、表述思维、帮助记忆，都是用绳子打结。“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结”字出是一个表示力量、和谐、充满感情的字眼．不论是群策群刀的“团结”，还是牢固、安定的“结实”，甚至甜蜜的“结发夫妻”、“永结同心”，“结”给人的都是一种团圆、亲密、温馨的美感。又“结”与“吉”谐音，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吉，有着丰富多彩的内容。福、禄、寿、喜、财、安、康…无一不属吉的范畴。“吉”既是人类千古永恒的追求主题，那么，“结艺”这种具有生命力的形式美，也就作为传统文化的精髓，流川至今。
中国结的外形美观复杂．目千变万化，应用范围极广。
在我国古代，人们穿戴衣服，最旱是不用钮扣的，通常是以带束衣，谓之“衿”．例如山西侯马市东周墓出土的陶范腰带上的蝴蝶结，具有纽扣的实用功能。河南信阳楚墓出工的彩绘木桶前胸佩玉上的结，正是一种美丽的装饰。唐代的铜镜图案中，用一只飞鸟口衔一个“结”在天空展翅飞翔，有永结“秦晋之好”的含义。山西洪洞广胜寺水神庙壁画宋代的妇女穿戴的襦裙服上，美丽的结饰飘于裙侧、留传到明清两代，“结”的装饰就更为普遍，用绳做成盘花纽襻，其名目之多，工艺之精，堪称一绝。
中国结不仅具有造型、色彩的美，而且它的命名，如：双钱结、盘长结、如意结等，都体现了我国古代的文化信仰及浓郁的宗教色彩，体现着人们追求真、善、美的良好愿望。
在新婚的帐钩上、装饰一个“盘长结，寓意一对相爱的人永远相随相依，永不分离。
在佩玉上装饰一个“如意结，引申为称心如意、万事如意。在扇子上装饰一个“吉祥结”，代表大吉大利、吉人天相、祥瑞、美好。在剑柄上装饰一个“发轮结”有如轮转行，弃恶扬善之意。在旱烟袋上装饰一个“蝴蝶结”，蝴、福谐音，寓意福在眼前，福运迭至。年三十晚上，长辈用红丝绳穿上百枚铜钱作为压岁钱，以求孩子“长命百岁”，端午节用五彩丝线编结成绳，挂于小孩脖子上，用以避邪，称为“长命缕”。本命年里为了驱病除灾，用红绳扎于腰际。云南的彝族，至今还有这样的习俗，女婴诞生以后，父母就在她头上盘绕几圈红头绳、因为他们相信，红头绳是纯洁、和平、美满的象征．带上它可以免去天灾人祸，所以岁复一岁，年年更换，一直到少女出嫁。所有这些无不都是用“结”这种无声的语言采寄寓吉祥。
中国女性含蓄、端庄，在表达情爱方面往往采用委婉、隐晦的形式。故“结”就义不容辞地充当了男友相思相恋的信物、将那缕缕丝绳编制成结，赠与对方、万千情爱、绵绵思恋也都蕴其中、梁武帝诗有“腰间双绮带，梦为同心结。宋代诗人林逮捕有“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头潮已平”的诗句。一为相思，一为别情。都是借“结”来表达情意。
但是，自从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化的传入，科学技术的大量输入。许多费时的民间技艺，在机器大量制造下消失了、绳结艺术、这门我国古代基本女红，由母亲传给女儿的一种起家庭生活用品，联想起过去，具有回忆的柔情、它不仅与日常生活接近，而目是人类已有文明形式最早的载体，传达着无限久远的文化内容和对于历史的记忆、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生活在近乎自动化的社会环境中。更加需要情感的补偿，因而对柔性纤维材料的选择，无疑在意识深层与社会背景相通。
随着人们追求美的趋势，中国结又重新在人们手里流传，受到人们青睐，以至呈现出一种中国结艺复兴的趋势。
中国结艺在日本、东南亚各国广为盛行，韩国把它作为手工艺品中的精华，港合拍摄的影片中也常常能见到，北京的协和百货店开设了专营中国结饰的柜台。它的实用性和艺术性也在不断增强，被称为“软雕塑”的室内壁挂，也是用结来编织的。在日常用品如手袋，扇子等加上一结饰，更容易印发思古之幽情。将不同的结案饰做成项链、发夹。耳环、腰带等采搭配衣着，不但衬出女性端庄娴淑的气质．更具有一份典雅的高贵感。在贺卡上带一个结饰，加上长长的流苏，代表着无限的祝福与心意。
[摘要]：2007－2008年，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的回溯和反思构成了电影研究领域核心的话题，电影产业制度的优化和院线的改革也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电视艺术研究在聚焦电视剧创作的同时，对文艺栏目和纪录片的思考也日趋深入。
Abstract:Thekeytopicsaboutthemoviestudiesin2007-2008aremainlyfocusedonexploringandreflectingthedevelopmenthistoryofChinesemovieinthepast30yearssincethereformandopenpolicywaslaunchedin1978.Therefinementofmovieindustrysystemandreformoftheaterchainmanagementarealsowidelydiscussed.Thestudiesoftelevisionartaremainlyfocusedontheproductionsoftelevisiondrama,andtheresearchmakesprogressinthefiledoftelevisionartcolumnsanddocumentary.
Keywords:China;Movie;TelevisionArt;ResearchDevelopment;AnnualReport
2007－2008年，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的回溯和反思构成了电影研究领域核心的话题，随着一批国产大片的上映，对于大片现象的研究和探索也取得了较大发展，电影产业制度的优化和院线的改革成为人们关注的议题。在电视艺术领域，对近年热播的家庭伦理剧、东北农村剧、军旅剧的批评趋于活跃，围绕着大地震和奥运会制作的电视文艺节目也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纪录片的研究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上篇：电影学研究综述
一、中国电影史研究
随着中国电影百年华诞的到来，一系列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电影百年发展历程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的丛书、论文相继面世，丁亚平所著的《影像时代的中国电影简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着重探讨了中国电影视觉再现与存在的历史，也是全球性背景（理想空间）、时代政治经济力量（现实空间）以及社会文化精神（真实空间）消长变化及发展的历史。邸世杰，刘洪才主编的《广播电影电视专业技术发展简史（下册:电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概要地回顾了我国电影技术各专业的百年成就，以及为中国电影百年发展做出的贡献。
在通史的研究之外，2007－2008年电影史研究的特点是出现了不少带有浓厚地方性色彩的研究著作。傅葆石的《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着力重构抗战前后（1937－1950）上海和香港之间的双城故事，藉此呈现中国电影文化的复杂多义。陈文平、蔡继福编著的《上海电影100年》（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以断代史的方式，评析各个时代上海电影发展状况、特征以及审美流变。沈寂编著的《上海电影》（文汇出版社，2007）通过不同类型的影片概述上海电影的初创、发展、成熟的过程，折射时代特征和上海电影的独特风格。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口述上海——上海往事》（上、下）、（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2007）则试图通过众多影人口述的方式，对建国后上海电影自身的发展同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的联系进行分析，构成对建国后多部上海电影文本的独特解读。
除上海电影史研究之外，2007－2008年另一热点是香港电影史研究。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和中国电影资料馆共同编著的《香港电影10年》（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深入透析香港电影发展的新态势,以“融合与发展”为中心命题，围绕“”这个关键词，从产业、文化、创作等三个方面探讨以来电影的发展变化。赵卫防的《香港电影产业流变》（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对香港电影产业的发展进行多维度的诠释与分析，力求完整而深刻地描绘出香港电影产业的流变过程。朱家昆的《香港类型电影漫谈》（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为读者展现了香港类型电影的兴衰。此外，还有的灰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帝后列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朱家昆的《闲话香港电影》（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等。
2007－2008年也出现了一些对于电影发展历程上重要团体或者个体的个案研究。吴筑清、张岱编著的《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故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意在填补中国电影史上关于延安电影团这一段历史的空白，不少图文史料均为首次发表，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邹健的《中国新生代电影多想比较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概述了中国电影新生代的诞生、转轨和嬗变。谢晋编著的《谢晋电影选集》（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从谢晋导演现有的电影作品中精选出18部作品，收录了谢晋导演的导演阐述，以及著名电影评论家的影评、剧照等。《谢晋画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精心收集和整理了谢晋导演生平资料与他拍摄的众多影片的珍贵图片资料，该书的问世恰好成为人们对一代电影大师2008年不幸去世的最好的纪念与缅怀。
2008年正值改革开放三十年，《当代电影》、《电影艺术》、《北京电影学院学报》都开辟了相关的专栏，对中国电影在这三十年里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和存在不足分别进行论述。丁亚平的《社会空间与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电影发展》（《当代电影》2008年第11期）、李道新的《重构中国电影——从学术史的角度关照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电影史研究》（《当代电影》2008年第11期）、饶曙光的《观众本体与中国商业电影之三十年流变》（《电影艺术》2008年第3期）、周星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电影观念的变化》（《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等论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30年以来中国电影美学、叙事范式等各个层面的发展与流变。
二、中国当代电影研究
在2007－2008年的当代电影研究中，《2008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作为国内第一部年度电影艺术创作报告，由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组织撰写。全书共包括十二个章节和一个专题研究，分别为中国电影创作年度综述、年度热点、年度创新、年度症候、年度走向，导演艺术、剧作艺术、表演艺术、摄影艺术、声音艺术、新技术、港产合拍片的年度分析，以及专题研究中国进口分账影片态势分析。影协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推出这部艺术创作报告的目的，意在从电影创作本体上把脉国产影片，把理论家、评论家的判断与声音传递给社会大众，以期在电影理论评论中坚持主流文化的声音。
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编著的《2008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是产业研究中心在《2007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倾力推出的第二部电影产业研究报告。全书分为年度产业发展总报告、专项研究报告和电影市场调查三大部分，客观详实地勾画出年度电影产业发展脉络，前瞻性地分析电影产业链各环节发展态势与潜在问题。此外，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编著的《2007电影产业研究之国有影视企业卷》（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电影产业研究之影院发展卷•2008》（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黄勇主编的《2008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新华出版社，2008）、张晓明、胡惠林、章建刚主编的《2008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崔保国主编的《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07－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都运用了最新的事实和翔实准确的数据，综合使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分析方法，全面系统反映2008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状况和发展特点。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进一步改革发展，电影的全球化议题在近年来也吸引了不少学者的目光，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市场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成为研究者注目的焦点。尹鸿编著的《跨越百年：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电影》（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系统记录和分析了中国电影近10年来在全球化、数字化和产业化的大背景下所进行的转型，帮助我们更积极更有建设性地看待中国电影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当代电影》2008年第2期设置“文化软实力与中国电影”专题，倪震的《软实力和中国电影》、饶曙光的《感染的力量——文化软实力和电影》和张颐武的《电影与21世纪中国新的发展——文化软实力的展开及其意义》等论文，指出电影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总体战略中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近年来，国产电影不断的寻找着自主品牌的创立途径，并为此进行了长期而不懈的探索，国产大片便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应运而生并不断前进。2007年电影《集结号》在无论在票房和口碑上都得到了广泛的赞誉，对此，贾磊磊的《事件电影：〈集结号〉》（《当代电影》2008年第3期）、胡克的《建构现实社会型主流大片电影观念——〈集结号〉的启示》（《当代电影》2008年第3期）、黄式宪的《牺牲与辉煌：乐观的悲剧及其崇高之美——略论〈集结号〉在大片文化品位上的可贵拓展》都表达出了对于中国大片在经历了五年磨砺之后走向成熟期的乐观态度，并由此观照中国大片的前景和未来。
三、电影理论研究
在电影理论研究的著述方面，丛书成为2007－2008年中国电影研究的一大特色。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了“北京大学影视艺术丛书”，包括了梁明、李力的《电影色彩学》和王志敏的《电影语言学》，前者对电影中色彩的运用和意义阐释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后者对电影成为一种语言的可能性进行充分的论证和阐述，把以往单纯的理论研究真正变成了指导实践的创造性思想。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在2007年推出了“影片分析系列教程”，包括单万里、张宗伟主编的《纪录电影分析》、饶曙光主编的《中国电影分析》、李迅、祝虹主编的《欧洲电影分析》、胡克、游飞主编的《美国电影分析》、周涌、张希主编的《亚洲电影分析》等。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复旦博学•当代电影学教程”系列丛书也在2007、2008年相继面世，2007年葛颖的《电影阅读方法与实例》针对电影阅读逐层深入的行为逻辑，提出了表层意义场、深层意义场和核心意义场等三层意义场的文本解读方式。2008年黄文达主编的《外国电影史教程》以叙事电影的发展为主线，强调从全面、多元的角度认识、理解电影。金丹元的《电影美学导论》主要阐述电影美学的原理和基础知识，结合具体作品的分析来探究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电影美学的发展趋势。
范志忠的《当代电影思潮》（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通过对当代电影的叙事范式和美学流派的梳理，认为电影艺术作为成熟的一种标志，必然创造出特定的叙述范式，规范着电影人本人乃至后来者的创作与制作。汪方华的《现代电影：极致为美后新浪潮导演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提出“被体验的真实”的影像本体观并做出具体的美学原则的阐述。戴锦华著的《电影理论与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每一章节重点介绍一种电影理论流派的主要特征，并通过对一部影片的细读来展示对这一理论方法的运用。杨健的《拉片子：电影电视编剧讲义》（作家出版社，2008）应用拉片子的方法，通过七部教学片、七部参考片、两部电视剧，传授影视编剧基础理论和剧本写作基本技巧。其他论著还有苑媛主编的《光与影——意象对话看电影》（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康尔主编的《电影艺术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薛凌的《电影艺术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田川流、王颖主编的《电影学论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彭澎主编的《电影艺术文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等。
在电影美学方面，王丽君的《当代电影美术先锋设计及其审美形态》（《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介绍了当代电影美术先锋设计在美学上表现出的一种独异的、颠覆现存价值体系的反叛精神和多远平衡的哲理表达。在这个方面的论文还有金丹元的《回归本体——对于当下电影美学研究的质疑》（《电影艺术》2007年第1期）、陈犀禾、刘宇清的《电影本体与电影美学——多元化语境下的电影研究》（《电影艺术》2007年第1期）。电影符号学的研究是继电影美学之外另一个研究重点，余纪的《电影符号学质疑》（《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对语言学意义上的电影符号学存在权利提出质疑，认为电影的每一个镜头都是全新的、多义的，甚至是任意阐释的。吴迎君的《反思电影叙述学的研究误区》（《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对电影叙述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挖掘。赵勇的《电影符号学研究范式辨析》（《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则对不同的符号学研究范式加以分类区别。相关的论文还有王志敏、陈捷的《电影语言：新概念与新版图》（《影视艺术》2007年第10期）、史可扬的《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美学困顿》（《影视艺术》2007年第10期）等。
四、翻译与介绍
在电影译著图书方面，对于经典电影大师的介绍依然是不可替代的热点。弗朗索瓦•特吕弗的《我生命中的电影》（黄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收录了法国新浪潮领军人物特吕弗的重要论文和资料。奥蒙的《电影导演论电影》（车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对电影导演的作品和他们的电影理论之间的关系做了系统的考察。康拉德所著的《奥逊•威尔斯》（杨鹏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是国内首部对威尔斯进行系统介绍的评传。基亚罗斯塔米等所共同编著的《特写：阿巴斯和他的电影》（单万里、李洋、肖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由阿巴斯个人的电影笔记、相关访谈以及法国电影评论家撰写的关于阿巴斯电影的批评文章组成。苏伯的《电影的力量》（李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的立意虽然在于解剖与分析决定一部电影好坏的奥妙，但其实质却是对美国价值观进行解剖与分析。戴尔•牛顿和约翰•加斯帕尔共同创作的《低费用电视电影拍摄101》（贺微等译，重庆出版社，2007）是一本由两位低费用独立制片的美国顶级制片人撰写的国际性经典畅销书，介绍了从脚本到屏幕的低预算数字影片制作的各个环节。梅内盖蒂的《电影本体心理学——电影和无意识》（艾敏、刘儒庭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荟萃了本体心理学的创始人梅内盖蒂教授对世界一百部经典影片的剖析。纳卡什的《电影演员》（李锐、王迪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对演员的诞生、功用和在电影史上的地位进行了评定和研究。德•斯贾汀的《日本异大师》（连城译，吉林出版集团，2008）中所提及的全部电影制作者均不同程度地代表了日本的“异色（叛逆）电影制作者”。
在论文方面，对于外国电影的介绍和研究也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发展态势。与一直以来在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欧美电影研究相比，近年来对于亚洲电影的关注逐渐增多，成为一个新的亮点。《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设立了“韩国电影研究专题”，对近年来在国际影坛逐渐显露出强劲的发展态势的韩国电影进行分析。此外，东南亚电影的发展在这几年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陈时鑫的《新加坡电影业：发展、困境与挑战》（《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阮氏宝珠的《越南电影业：旅途没有终点，我们一直在路上》（《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章旭清的《当代越南电影的三副面孔》（《当代电影》2007年第1期）都将研究目光投向了这一极具潜力的领域。
在欧洲电影研究方面，对于德国和意大利电影的关注有所增加。《当代电影》2008年第3期在“外国电影”专栏中整合了德国电影专题。包括张艾功的《德国电影新现实主义潮流与东德身份的认同》、崔军的《媒介：疏离的激情——德国电影中的东德记忆》、汪方华的《柏林墙：东德政治题材影片的一个胎记》，对德国电影中东德因素加以观察。《电影艺术》2007年第6期在“国际视野”中设置意大利电影专题，顾博的《贝洛奇奥电影中的意大利政治变迁》、徐源的《困境中的光芒——从比萨透析当代意大利电影发展现状》等，都对当代意大利电影进行了介绍。
纵观2007－2008年的中国电影学研究，虽然在电影本体的理论研究尚多停留于宏观层面，缺乏更加深入和细致的探讨，但是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关于电影产业发展和市场体制的变革等议题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研究，并向着务实、系统、学理的方向迈进。
下篇：电视艺术研究综述
一、电视剧创作批评研究
2007－2008年，中国电视剧市场依旧延续着红火的发展态势，理论界对电视剧的批评也趋于活跃。欧阳宏生、秦丽、林林的《多样化的题材•多元化的风格》（《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1期），侯洪、杨俊杰、刘杰的《2007年中国电视剧年度报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2期），毛凌滢的《现实题材的永恒魅力与艺术创新的积极探索——2007年中国电视剧创作综述》（《电视研究》2008年第2期）等文章分别对2006、2007年度的电视剧创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
2006年，国家广电总局出台多项措施，积极引导电视剧的创作，电视剧创作现当代题材的电视剧数量占了总量的绝大多数，其中以亲情、爱情伦理叙事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剧《金婚》、《亲兄热弟》、《家事如天》、《家有爹娘》、《继父》、《双面胶》、《女人不哭》、《保姆》等在2007－2008年均创下不错的收视成绩。黄美华、曾庆瑞的《现实主义召唤电视剧回归——从近两年播出的电视剧说起》（《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中指出中国电视剧在现实主义精神的感召下，注意创造出与积极健康的审美意蕴。此外，梁英的《观察和呈现故事的新角度——家庭剧〈金婚〉的叙述视角分析》（《电视研究》2008年第4期），董楠、赵婧怡的《电视剧〈亲兄热弟〉的人物关系解读》（《当代电影》2007年第5期），张子扬的《家文化的探索与重建——电视剧〈家事如天〉观感六则》（《当代电视》2007年第7期）等文章则对这两年家庭伦理、婚姻关系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创作进行了细致的解读与剖析。
近几年，从《刘老根》、《马大帅》、《插树岭》、《希望的田野》到《乡村爱情》、《圣水湖畔》、《福星临门》、《清粼粼的水，蓝莹莹的天》,东北农村题材电视剧迅速抢占荧屏，成了收视主力军,并带动了相关批评研究的发展。张德祥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新突破》（《当代电视》2008年第4期）、普丽华的《影视轻喜剧：新农村生活的“热媒介”》（《现代传播》，2008年第2期）、马梅的《电视剧〈乡村爱情〉的美学追求》（《中国电视》2007年第3期）等论文，分别从宏观和微观方面分析了乡村题材电视剧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个体文本创作的审美追求。
除此之外，以军旅题材、革命历史题材、现实题材、“红色”经典改编为代表的主旋律题材电视剧生产创作的好势头依然不减。以《井冈山》、《恰同学少年》、《士兵突击》、《闯关东》、《夜幕下的哈尔滨》为代表的主旋律电视剧的崛起，也引发了批评界的关注。张智华的《贴近大众彰显人性引导“励志”——2007年主旋律电视剧辨析》（《电视研究》，2008年第2期）、刘潮的《对经典的重新诠释和思考——论热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的继承和突破》（《电视研究》2008年第12期）、傅思的《百年关东传奇事生生不息中华魂——谈五十二集电视连续剧〈闯关东〉》（《电视研究》2008年第3期）等论文，都从不同角度指出主旋律电视剧贴近大众情怀，塑造平民偶像，彰显人性，进而引导大众积极向上，追求生命的理想。
二、电视剧理论研究
2008年适逢中国电视剧诞生50周年，赵玉嵘、王若芳、果青、陈友军编著的《中国早期电视剧史略》（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年），在钩沉历史史料的基础上，对中国早期电视剧的发展脉络作了较为全面的描述和勾勒，是一部填补中国早期电视剧历史研究空白的重要学术著作。周靖波、戴清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文艺大系：1977－2000理论•批评卷(上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收录了1977－2000年公开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有关广播影视的理论与批评文章共125篇，以有代表性的广播剧、电视剧为主，分析其利弊得失，勾勒了该期电视剧批评的基本轮廓、发展流变。胡智锋、董小玉主编的《求异与趋同—中国影视文化主体性追求与现代性建构》（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尹鸿的《中国电视剧文化50年》（《电视研究》2008年第10期），李岚、罗艳的《我国电视剧产业三十年改革发展与未来趋向》（《电视研究》2008年第12期），则分别从电视剧文化、电视剧产业、电视剧创作的方面来把握电视剧发展的历史脉络与未来趋势。
陈友军的《现实题材电视剧艺术真实形态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对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的纪实性电视剧文本的艺术真实，虚构文本的现实主义艺术真实和虚构文本的非现实主义艺术真实等多种形态的叙事特征和语言系统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此外，曲茹的《以“故事”为核心——论电视剧艺术的审美价值体现》（《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杜莹杰、路宝君的《中国历史电视剧的定位、类型极其美学价值》（《现代传播》2007年第2期）、李冬茵的《电视剧创作与审美日常化》（《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4期）则分别从审美价值的高度、审美取向的嬗变与受众审美习惯的不同角度来研究电视剧美学特征，拓宽了对电视剧审美研究的思路。
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戴清撰写的《家的影像：中国电视剧家庭伦理叙事研究》，通过类型分析的方法梳理了当代社会转型时期“家的影像”中表现的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及其现代性超越的文化价值，揭示“家的影像”中所表现的民族审美风格及其对传统审美心理定式的时代超越。此外，蒋梅的《视觉文化与电视剧叙事指向》（《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11期）、陈晓春的《试论电影和电视剧的叙事功能》（《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等论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出发点对电视剧叙事话语作了思考和辨析。
由刘萍编著的《影视导演基础》（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王强的《电视剧创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杨惠宽的《实用影视制片手册》（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郝冰的《影视特技制作》（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郝俊兰的《电视音乐音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施玲的《影视配音艺术》（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等著作，分别从电视剧的导演、创作、制片管理、特技制作、音乐制作等环节作了全面的介绍和阐述，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三、电视文艺栏目的研究
继2004年《超级女声》火爆成功以来，《梦想中国》、《加油！好男儿》、《我型我秀》、《舞林大会》、《红楼梦中人》等各种类型的选秀节目层出不穷，既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平民明星”，又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还制造了无数的热评争议。王彩平、钱淑芳的《电视变形记》（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通过对《超级女声》与《美国偶像》等节目的跨文化比较研究，透视境外节目的本土化历程。亢美歌、李伟明的《娱乐选秀节目的社会价值与迷失》（《电视研究》2008年第7期），在肯定娱乐选秀节目的审美价值的同时，又明确了其对社会价值观迷失所负的责任，强调指出电视娱乐节目需要不断推陈出新才能满足多元文化发展的时代要求。洪艳的《电视选秀节目的批判分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7期）从欲望叙事的角度解读以“超女”为代表的中国电视选秀节目，指出在“奇观逻辑”主导下的选秀节目在娱乐的基础上将“狂欢”推向了极致。
“年年春晚年年看”。春晚作为一独特的文化现象，作为中国观众仪式化的过年节目，持续受到观众和学者的关注。靳斌的《丰富多元欢乐和谐——2007年春节联欢晚会评析》（《电视研究》2007年第5期）、陈临春的《解析2008年〈春节联欢晚会〉》（《电视研究》2008年第11期）、黄梦阮、詹正茂的《文化传统与国家话语——谈2008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主题宣传》等论文，指出每年农历除夕在央视现场直播的春节联欢晚会的意义已经超出电视节目本身，它构成了大众电视传媒语境中的主流话语体系，成为具有政治宣传意义的文化符号。
2008年是中国悲喜交加、大事频仍的一年。5•12大地震与奥运盛事构成了2008年中国电视传播中的两大热点。围绕着大地震和奥运会制作的电视文艺节目也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张颐武的《创造历史的时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意义》（《电视研究》2008年第10期）、曾庆香的《仿像与奇观——北京奥运开幕式的符号分析》（《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等论文，对奥运会相关电视文艺节目从符号学、美学、价值观与内容等方面做了评析。陈临春的《〈爱的奉献〉，吹响爱的集结号》（《电视研究》2008年第7期）、孙江华的《浅析电视公益广告的社会功能优势——以5•12抗震救灾公益广告为例》（《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对抗震救灾相关电视文艺节目从策划、内容、社会功能作了阐释。
四、纪录片研究
2008年，中国电视纪录片诞生50周年。张同道《中国电视纪录片50年》（《电视研究》2008年第10期），分别考察了自1958年以来中国纪录片所经历的国家话语、民族记忆、个人表达与市场呼唤的四个时期的传播方式、美学特征和文化形态。刘效礼主编的《2007中国电视纪实节目发展报告》（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联系当下国际市场电视纪实节目的发展态势，从创作生产、管理评估、品牌运营链条入手，关注当前电视纪实栏目的运作模式。杨状振、王立新的《2007年中国纪录片创作报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2期）、何苏六、李智的《和时代语境映万千气象——2007年中国纪录片书评》（《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回顾了2007至2008年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轨迹，指出中国纪录片必须只有坚持“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战略，才能不断走向成熟。
在纪录片创作的各种元素中，真实性无疑是纪录片创作者和研究者不懈探索的一个重要课题。陶涛、张德宏的《虚拟真实•主观真实•质朴真实——论纪录片真实的三个层面》（《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王凌雨的《碎片的拼贴——“真实再现”的创作原则》（《电视研究》，2008年第12期），分别从本体论、美学、文本研究等方面对纪录片的真实性作了全面多维的观照。此外，张梓轩的《断裂与传承：中国纪录片娱乐化倾向溯源》（《电视研究》，2008年第7期）、罗以澄、张昌旭的《数字纪录片：在真实与虚构之间》（《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3期），袁博的《纪录片与剧情片声音的比较研究》（《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等则从技术与艺术创作的视角对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创作要素作了深入的探究。
关键词：实验室波普艺术波普广告艺术文化
矛盾使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空间变成了一个大的实验室，各种各样的文化思潮都是在这个实验室里得到产生、检验、重生和升华的,广告艺术文化也不例外。它借助社会发展出现的审美矛盾冲突，为时代的潮流要求，不断地把艺术和设计，甚至是多种语言形式融合在一起，试图寻求它独特的社会美学风格。不同的社会时期有不同的审美倾向，广告艺术文化要以不同的精神姿态表现、影射时代的审美特征，就必需不断地寻求最佳的时代设计表现语言，才能求得它的社会商业出路；波普艺术的诞生发展，给广告设计艺术注入了新的血液，借助波普表现语言发展起来的广告艺术文化，我们暂且称之为波普广告艺术文化。波普广告艺术文化也跟其他的广告一样，也是要不断地进行试验和尝试才能更好地寻求社会商业出路的，因此，我们说，波普广告艺术文化是实验室里的文化。
随着科学技术、工业的发展，知识爆炸的社会面临着层出不穷的问题，政治、经济、道德、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在所难免，传统的美学文化也受到前所未有的一次考验和历练。事实证明，传统的绘画已很难满足所有人的精神需要，在这样的情况下，20世纪50年代，在社会这个实验室里，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波普艺术”应运而生，并且成为那个时代时尚的代名词。广告艺术往往是通过把握艺术文化潮流来把握流行的商业文化的，当波普艺术冲击着传统绘画领域并试图打碎生活与艺术的界限时，作为大众文化实用艺术的广告艺术也同样被“波普”风潮所波及。为了迎合人们的审美口味，也为了自身的生存需要，广告设计者把波普艺术的观念和其大胆的表现手法尝试引用到广告设计中来，使得广告艺术几乎在一夜之间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时尚的大街小巷上时，让那些追求“酷”生活的现代年轻人喷发出了对它火一样的热情。这种不循规蹈矩的广告艺术实验，它粗糙却很是标新立异，它抽象但又个性鲜明，它平面但意会的简洁图案、随性但隐喻的诉求文字、抽象但张扬艳丽的色彩，还有纯粹舞动的表现线条，所有这些都恰恰象征着青春的一种挥霍，一种潮流年轻人的自由自在的写照。这次广告艺术与波普艺术的混合反应，不管是物理反应还是化学反应的实验结果，都暂时迎合了具有复杂审美倾向的年轻新一代的口味，抓住这样的一种口味倾向，设计者更是相信了安迪·沃霍尔说过的一句话：“Everythingisbeautiful.Popiseverything.”（所有的事物都是美丽的，波普就是所有的事物。）
因此，任何事物都成了设计者尝试用来设计广告艺术的构成元素，所有的构成元素都被试图在实验过程中求证它们的存在价值，或许是浮躁的现代年轻人喜欢新奇的艺术视觉冲击力，或许是毫无禁忌的表达游戏更能体现时尚气息和现代人的生活态度，年轻人喜欢借助这种文化潮流来宣泄情感，标榜自己的个性，同时证明自己跟艺术文化走得最近；虽然广告艺术的这种波普实验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一些人的审美倾向，但波普广告艺术毕竟是踩着年轻的步子而来，它在一点点地逼近人们的生活、影响人们的生活，淋漓尽致的波普广告艺术，也诱发了我们对广告艺术领域的更多期待。但通俗、趣味、大众和即时的时尚之风，无论是在概念上还是在行为方法上，它们都是有待于人们的发掘和发展求证的。因此，波普广告艺术文化也仍然需要设计者们不断地探索和把握，仍然需要时间、空间对它的考验，仍然被不同时期、不同人群的审美情趣所左右，它注定要带着实验室的味道一路走去，这样，它才能把准流行文化的脉搏，才能更具时代的时尚精神内涵，才能更好地立足于商业市场。
波普广告艺术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又产生在观念艺术这样的文化背景中，在一定嬗变的时期内，其概念的定义，需要一定的实验求证过程。波普艺术是踏着工业的尘埃而来的，是后现代美术的征兆。一开始，波普艺术就是以理性的、批判的、自然的、直白的、嘲讽的、矛盾的等这样一种复合姿态出现的。对于这样一种新的艺术形态，理论家们关于“波普”的定义最初也曾有过多种不同的解释，那么，在艺术文化多元化的新观念激发下，借助“波普”来刺激和推动广告艺术发展和变化而形成的波普广告艺术文化应怎样来定义，这是人们需要解决的一个课题。当科技不断地被运用到艺术领域里来时，艺术和生活的界限逐渐消解，纯艺术的波普艺术和大众艺术的波普广告艺术，它们无论是在手段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有交集，更何况它们还存在于不同的社会时期和不同的地域里。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对它们的含义界定是不同的，正如“……各种不同类型的图像正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地增加。因此……例如广告、电影和电视等，也要求我们对其作出新的文化阐释。”①那么，怎样把握波普艺术和波普广告艺术之间的界定，需要一个相当的求证过程，这个过程就是社会的肯定和人们的认可。什么是波普艺术，什么是波普广告艺术，这要由它们在人们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来决定的。这个决定需要时间和空间的验证，况且，概念又是一个抽象物，要想正确地把握一种新生事物的概念，需要人们长时间的实践活动才能证明概念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因此，我们说波普广告艺术文化的概念也一样，在多元化的艺术文化概念遍地开花的社会时期里，在一定时期内，其概念的定位注定是要在社会实验室里来等待着最终的最佳结论。
广告艺术要想借鉴和融会波普艺术来实现它的不一样的社会价值，就得寻找两者之间的艺术交汇点，寻找就是不断地尝试和实验。要想波普广告创造出最大的商业经济价值，再精明的广告设计者也要在艺术思想、题材选择和表现手法上学会怎样去把握波普艺术的内在魅力，消化并有效地利用其积极因素，这样，波普艺术才能真正地服务于广告艺术，最大限度地为广告艺术带来商业卖点。达尔文的《进化论》里说道：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波普广告艺术也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要发展、要立足于市场，甚至要渗透到商业的各个领域去，这需要波普广告艺术既要恪守传达信息的职责，又要满足不同的消费群体的欣赏需求；既要对审美潮流“见风使舵”，又要不断地紧跟时代的潮流。当波普艺术作为一种大众文化扩张到广告设计领域时，要个性化、要全球化品位的广告艺术设计，当然不能对波普艺术进行简单的复制、移用或是全盘照搬，而是要设计者不断地探索和寻求设计艺术与波普艺术的切入点。考虑时代、人文、时间、空间的不同，尝试运用、投放市场、总结经验，最终找到更能赢得人心、深入人心，更能保持鲜活生命力的经典波普广告艺术文化的发展思路。所有这些，都是设计者们绞尽脑汁地去尝试、去研究的结果。有研究就有设计实验的可能，设计者的设计实验行为，其实就是波普广告艺术在社会实验室里的实验行为过程。
波普艺术的发展经历了矛盾曲折的道路历程，通过把脉文化潮流而发生发展的广告艺术，受波普潮流起落的影响，波普广告艺术文化也随时经历着市场的考验。流行的艺术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往往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的晴雨表，社会的某个时代、某个阶段都有它相应的不同的艺术风格产生、流行，就算是同一种风格,也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手法、解释技巧等现象出现，并且，波普经历的盛衰也是众所周知的。社会在进步，人们的生活条件不断提高，审美情趣也随着在发生变化，怀着想做现代先锋设计师雄心的广告设计者，密切关注波普艺术在社会文化领域的变化动态，随时准备尝试调整自己的设计思路，以便使自己的思路能赶上潮流、引领潮流。如：当波普喊着“颠覆”或盛行或混沌于人们的生活时，设计师就在审视波普元素在设计中的地位，领会波普的实在精神意义和其他设计元素的关系，种种。以此企图形成鲜明个性风格，独占市场，因为，毕竟广告艺术不是设计师一个人的艺术行为，而是社会对商业信息的视觉艺术要求的行为。广告的目的是为了传达商业信息，信息又在观众读取时经过消化形成“加式”的信息艺术内涵，观众的参与使波普广告艺术受时尚文化思潮的影响很大，波普广告艺术要不断地迎合和引领人们的审美时尚。它需要学会怎样精致地去言明他物，需要随着时尚文化、艺术思潮的浪头，调整和挑战自己的艺术领域极限，让设计更加具有品位，以求社会、商业市场对它最大限度地接纳。调整和挑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不断地实施试验的过程。
我们不难看出，当人们试图要给波普广告艺术定义时，当设计者们不动声色地把波普的精神引领到广告艺术中来时，实际上，他们在做着一件非常了不起的艺术文化实验活动，他们真正地使“波普艺术”的“打破艺术与生活的界限”“艺术生活化”的宗旨得以实现，从而也使广告设计艺术进入到一个全新的表现、视觉效果境界，波普广告设计艺术文化的社会生活化，正是关注大众文化的艺术思潮的结果“……通俗的、大众的、可消费的、便宜的、大批生产的、年轻的、机智诙谐的、诡秘的、有刺激性和冒险性的……”②是它的本色，它的视觉符号通过与“波普”的日益撞击与交融，使现代的街头表现得异常的活跃，易于辨别的公共图像使冰冷的街道多了几分调侃和浪漫。大众文化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它时刻影响着设计文化的发展，就像有一句话说的“更有意义的是，大众文化对于设计的影响作用也从此成为设计领域中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③既然是课题，就不会没有试验，波普广告艺术就是一个要有试验的设计艺术课题，所以我们说，它是社会实验室里的产物。
注释：
①（德）汉斯·贝尔廷等著，常宁生编译.艺术史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次印刷，第24页。
②门小勇主编.平面设计史.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第155页。
③同②，第156页。
参考文献：
[1]（德）汉斯·贝尔廷等著，常宁生编译.艺术史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次印刷.
[2]李世丁，袁乐清著.沟通秘境：广告文案之道.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2001年4月.
[3]（英）杰里米·安斯利著，蔡松坚译.设计百年——20世纪平面设计的先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2005年2月.
论文摘要人与人交谈，要给对方的不是“字”，而是“情”；演唱者要给观众的不是“歌词”而是“感情”。美妙动人的歌声来自情真意切的情感表达。
引言
高尔基曾在论文学艺术创作时说过：“重要的不在于你说的是什么，而在于你如何说。”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歌曲的艺术创作。当我们拿到一首声乐作品时，首先要做的事就是熟悉作品，而这首作品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死的东西．它必须通过歌唱者的演唱才能使听众充分体会和感受，有的演唱者能做到声情并茂并通过美妙的声音把歌曲的思想内容表达得淋漓尽致：而有的呢，虽然他的声音也很美妙，但他只是照本宣科。一字一音的完成谱面上的东西，没有赋予作品情感色彩，以至于演唱时神情呆板，手足无措、毫无热情：有的甚至矫揉造作。失去了歌唱的意义。虽然我们在唱歌时，毫无疑问对声音的发声方法和技巧是要有一定要求的，但更重要的是对情感的表达。德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汉姆波尔说过：“如果有人问我歌唱艺术的含义是什么?我不会从声音技巧的角度去说明。我要说的乃是感动听众的才能。如果歌唱者仅仅是指声音唱出来，那么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位技工匠而已。”由此可以看出感情表达的重要性。因此歌唱者只有从各方面丰富自己．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和音乐素质。很合理的对作品进行二度创作、三度创作、四度创作……。这样你的歌声才能真正打动和感染听众。本论文就试着从下面几个方面浅谈如何提高歌曲的艺术表现及其处理的基本方法。
1、歌曲内涵的理解
内涵是指作品的内在含义，即这首歌曲所要想表达的思想和情感。理解作品的内涵是演唱歌曲的基础。歌曲是作曲家的艺术结晶，其中渗透着他们的心血、意图和感情。由于作曲家作品的特殊性，他不可能像画家、雕塑家和文学家那样可直接就和观众见面，而且一目了然，而音乐作品必须通过表演者的再创作，把纸面上的音符变成美妙的声音，让歌唱者真实、朴素、美好的歌唱向听众传达歌曲的思想感情，所以当我们拿到一首歌曲时必须首先对歌曲作者的生平、时代背景、创作特点、风格流派、以及有关地区的民俗、民情有所了解，才能很好的掌握作品。“如果对此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微。这就无法理解作品，更达不到艺术表现的境界，只能是唱音符，唱一个一个的字音，就不可能把自己从事的表演专业发展到更高的水平。”这是我国著名声乐教育家喻宜宣教授说过的一句话。声乐家沈湘教授也告诫我们：“不要把时间单放在发声练习上，要知道提高了综合修养，声音上也会提高，如果有了认识，即使走弯路也不会太远。”一首歌或长或短，都是凝聚着作曲家和作词家强烈的感情，这就需要我们歌唱者认真去发掘和领会。
例如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聂耳和合作的歌曲《梅娘曲》，它创作于1934年，当时正值期间，是民族存亡的危急年代，这首歌曲是话剧《回春之曲》中的插曲。它表现了侨居南洋的青年高因民族危亡回国参加，但不幸负伤，失去了记忆力。他的恋人梅娘闻讯回国探望。想用歌声唤起情人的记忆，歌词深情、细腻。旋律如泣如诉。歌词的旋律都是从碎人心肺的呼唤：“哥哥，你别忘了我呀”和柔情似水的“我是你亲爱的梅娘”开始。感情真挚、委碗、亲切。歌曲的第一段：回忆在南洋时富有浪漫气息的爱情生活的甜蜜，为此演唱时既要表现出美好回忆的语气，又要体现出呼唤亲人的深情，音乐在舒缓的中速进行中展开丰富的内心想像，在深入规定情景中去抒情达意。歌曲的第二段：叙述他们参加抗战的爱国热忱和牺牲精神。音乐也增添了因梅娘不能同去的别离时的惆怅和忧郁之情。歌曲的第三段，描写情人伤重已不认识梅娘的痛苦心情。歌曲中连续的强拍休止及三连音的运用，似抽泣、如呜咽。催人泪下，感人至深。演唱时同样要注意体现梅娘在规定情景中的处境，当深情呼唤无望时：“但是……但是你已经不认得我了，……”那种不可抑制的内心痛苦之情。总之，对作品的理解越深，感受越深，在演唱时的表达则越纯真。越完美。
2、歌曲意境的想像
歌曲的意境想像，就是要尽量去启发音乐的想像力。歌唱者应将歌曲的内容和音乐形象，变成自己头脑中的一幅幅活动的画面。就好像电影演员和戏剧演员进入角色一样身临其境。要尽可能将自己融入角色的感情、环境之中，这就是一个好的演唱为什么能演什么像什么的原因。例如：尚德义作曲的《七月的草原》这首歌，歌曲的前奏一开始就一下子把我们带到了一片广阔、美丽的大草原上，阵阵微风扑面徐来，地面上绿浪滚滚，此时仿佛闻到了一阵阵青草的清香：绿色海洋上：蜜蜂采花、蝴蝶起舞、毡房像银星、羊群像云朵。赛马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多彩的服饰，一切是那么的美!此作品具有鲜明的新疆维吾尔民族舞蹈音乐，它能烘托出人们载歌载舞的欢腾情绪，演唱者自己仿佛置身于一片热烈、欢快的歌舞场面之中。又如在演唱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中的插曲《黄河怨》时，眼前又会出现一个被敌人蹂躏的妇女，独自站在黄河岸边，哭诉自己内心的仇恨和痛苦，凄凉又悲愤……这样一幅画面。只有这样动其真情才能用自己的歌声感动听众。“因而歌唱者解释音乐的能力不是一日之功，它是一种生活的积累，这种积累越多，越丰富，灵感也越活跃、越丰富。因此，作为歌者。应随时用眼睛和耳朵去搜集和倾听各种生活的画面和声音，去感受生活，从而增强我们对生活和人物的理解能力和想像能力，进而深刻的理解和表达作品的内涵。”
3、音色的运用
当我们在演唱一首歌时。除了要明确思想感情外，还要考虑运用什么样的声音音色才能符合作品情感表达的要求．才能更生动形象的塑造各式各样的音乐形象。比如说演唱进行曲时要选用雄壮铿锵的声音。演唱圆舞曲时应用明亮华丽的音色，而演唱摇篮曲时则需要柔和甜美的声音等等。总之，我们要善于调整出自己不同的音色，力求符合不同歌曲的不同情绪。“你可以把声音设计为‘轻柔的纱布在微风中飘渺’、‘树叶轻轻落下’这样的声音控制上，又如唱一首柔美而又轻巧的歌曲时，可把声音比喻为‘透明的露珠’、‘春夜的雨滴’等等。”
一般来说，抒发强烈感情的需要柔美圆润、连贯自然的声音：表现欢快高兴情绪的需要明亮有光彩的声音：演唱气势宏伟或抒发强烈爱国情绪的要洪亮、高亢的声音。例如歌曲《斑竹泪》共有四个乐段。每一个乐段都有每个乐段不同的内容和情绪，所以我们就必须去很好的对自己的音色进行调整以符合每个乐段的不同情感色彩。第一段描写古舜帝和妃子一起游山玩水，所以要用圆润甜美且连贯自然的音色去唱出他们相依相偎、相亲相爱的情形：第二段是回忆他们俩在一起互相追逐打闹非常尽兴的一段，所以明亮、轻快、活泼、跳跃的音色特点比较符合：到了第三段整个的情绪与前两段形成巨大的反差。在这里要运用阴暗、空洞甚至是抽泣、哽咽的音色去表现妃子在皇帝突然驾崩后悲痛欲绝、哭天抢地的情形：到了第四段。演唱者就必须跳出前面第一人称的情绪，以第三人称来评判这一场爱情，声音音色应该是高亢、亮丽且稍微坚定的语气特点，烘托出这场爱情悲剧的凄凉和洪烈。
4、“渐”字的妙用
前面谈到在进行歌曲的艺术表现时，如何去表达丰富的歌曲内涵，以及怎样用不同的音色去表达不同的情感，那么如何使感情的发展升华，或是不同的片段与片段之间的衔接更趋于自然完美呢?这就必须做好一个字——“渐”，即音符上面的“渐快”、“渐慢”、“渐强”、“渐弱”等这些常见的力度符号或文字。它们在表达丰富歌曲情感和细微的感情变化时，使其更细腻，在不同情感交替转换时，使其更统一也更完美。
如《唱支山歌给党听》是一首具有很强艺术感染力的抒情歌曲。作者在歌曲的第三乐段中运用了大量的渐强、渐弱去再现第一乐段的主题，我们在演唱时如能充分地发挥这些渐强、渐弱的表现力，就能使歌曲的旋律更加舒展、起伏，情绪更加高昂、激动，从而表达出主人公对党深厚真挚的感激之情。
又如《岁月悠悠》中最后的结束句“旧情不堪重回首”中最后一个“首”字，演唱时这个拖音一定要尽量融合在尾奏的旋律中并逐渐弱下去直至消失，并且眼神也表现出很迷茫的样子慢慢飘向远处，仿佛岁月在追忆中悠悠地远去……
总之，要做这些并非一日之功，需要几年如一日的练习，其中还涉及到对声音技能、技巧的要求，才能与情感融合在一起，更能完整的去表达歌曲的意境。
5、各种对比手法的关系
5.1快、慢关系
当我们唱比较快速、活泼的曲子时，内心应有稳定感。强调旋律的流畅和连贯，不能因为这首歌快就一拍紧似一拍的往前赶，这样就显得紧张和慌乱。以至于失去了旋律的美感。越是快的歌曲，越应以句子为小单位，在交代清楚每一乐句的思想前提下。把它一气呵成，以完整、优美的线条表达出歌曲的感情。例《姑娘生来爱唱歌》这首歌速度为“快板”，其中“噻啰噻啰”的歌词比较多且非常快，这就要气息跟情绪的稳定和“落”，再带上姑娘们爱唱歌和会唱歌的那种比较活泼、火辣、且自豪、外向的小姑娘情绪，歌曲情绪就能很好的表现出来。
同样的，唱慢曲子时也不能因为它速度慢而一拍拖着一拍唱。显得沉重而无表现力。例《岁月悠悠》是一首慢板的歌，在演唱时应带上回忆故友、追忆情谊的情感加上旋律线条的流动感向前推进，以饱满的热情融入到歌曲旋律中去，情感越深，就越有韵味，且不显得拖沓。
5.2强、弱关系
我们在《基本乐理》中就学到过各种拍子的强弱规律，因此在歌唱时只有做到强弱分明。才能使曲子具有一定的律动感，但是我们在实践中时，总是唱得强有余而弱不足，有的甚至是把强弱给唱颠倒了。如《大森林的早晨》中歌曲开头的前两个字是从弱拍起的，而多数人都没有太在意，只认为开头就是要唱成强蝗，这样的话就破坏了歌曲的强弱规律。当然。强音也不是从头到尾都一样强的，例如：唱一个延音的强音时，它都有一个由弱到强，或由强到弱的过程，因为在唱的过程中得有一个感情情绪由内而外的深情铺垫，这样唱出来才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强音需要弱音的铺垫，弱音也需要强音的衬托。就好像生活中矮的能显出高的，胖的能衬出瘦的，红花需要绿叶的衬托。
5.3高亢与低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