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0 16:15:26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传播学发展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1982年开始，藉由施拉姆先生访华带来的研究热潮，新闻传播学科快速发展起来，召开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大众传播研究占据传播学研究的主流。1986年，量化分析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陈力丹1986年在《新闻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历史的探讨》中总结1979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中的40个研究话题时，有13个话题涉及到量化分析方法的应用。1987年，《新闻学论集》第11辑发表祝建华的文章《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来源》，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国新闻传播学范围内较早的、鲜明的以“科学方法论”为论证对象的文章。逐渐的，在传播学界，量化研究不再饱受质疑，而是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运用起来。同时，也不仅仅局限于频率统计一类较为基础的数学和统计学手段，更多样的分析手段被引入学科研究中。例如岳南在1987年第3期《新闻学刊》上刊登了《新闻价值及其数学描述》一文，文中使用数学模型（二元一次方程）构建新闻价值这一因变量与读者需求、信息量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在这之后，在新闻传播研究过程中，数学模型的应用逐渐多了起来。如《新闻学刊》1987年第4期刊登的洪颖的文章《深度报道——党报报道结构的再次调整》，运用了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在这一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人员的眼界开阔了，研究也迈向了新的、更高的台阶。上世纪90年代中末期，传播学量化研究趋于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这其中，也不乏优秀的研究调查，如柯惠新、陈崇山、喻国明等人进行的亚运宣传效果调查研究。在研究中，不仅对数据进行了频率统计处理，更对数据间的相关系数、显著性进行了考量。通过路径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式处理数据，避免了以往采取推断式的研究方式可能产生的误差，以科学的方法对受众态度成因进行测度。这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是比较新颖的研究方式。在这一阶段中，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课题更加丰富和广泛，但大都停留在理论的引用和单纯借鉴上。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比较少。如张莹、申凡等对1994年至2003年10年间《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统计，发现在这十年研究中，定量研究相较于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数量很少，依赖性较强，创造性不足。
二、高速发展时期
迈入新世纪的新闻传播学本身，迎来了自学科引入国内后最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依据王海龙，沈翠婷的《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量化分析》对我国2000—2009年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统计显示：这10年间，新闻传播学科立项数量增长幅度达到了惊人的331%。在这一形势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中的运用也变得更加的普遍和广泛。2004年，有学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对于四种报纸的阅读情况考察为基础，考察了受众对于议程设置的敏感程度。这是一次将统计学中显著性水平测定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成功运用。谭天对2007—2009年间，刊载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这三本核心期刊上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论文数占实证研究总论文数的比例分别达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现出单调递增的趋势。说明量化研究，在新闻传播中越来越受到大多数研究学者们的青睐和信任。
三、展望与未来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源于西方的社会调查和统计的思想就已经传入我国。随着这么多年社会学科和新闻传播学自身的发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同。
1、统计方法应用多样化
对数字处理更加精确随着量化研究方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统计学和数学方法被引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张少臣等对上海五所高校学生对于政府信任度进行调查，对调查数据进行多元回归方程分析和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媒介接触习惯和媒介评价作为重要变量，出现在最后的结构方程中。尤薇佳等对受众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如何选择媒介和对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从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关联度和个人信任倾向五个维度出发，进行路径分析，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有效通过对于外部媒介接触条件的测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这一隐变量是如何随着媒介渠道选择变化而变化。对于突发事件者如何选择媒介通道和优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较好的建议。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归（PLS），研究的焦点是多因变量对多因变量回归建模，能在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条件下进行建模，更易于辨识系统信息与噪声,对因变量也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2、量化与质化研究之争仍未平息
【摘要】本文对我国新闻传播学学科出现以来对于量化研究方法的使用进行了梳理。量化研究方法与质化研究方法一样，是新闻传播研究中的重要研究方法，并且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和青睐。厘清我国量化研究的发展脉络，对于后来研究者具有很高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量化研究 新闻传播学 研究方法
我国的传播学研究在上世纪70 年代才开始艰难起步，一路顶着“宣扬资产阶级观点”的思想压力，逐渐为学术界所承认。并在上世纪90 年代蓬勃发展起来。我国传播学的量化研究，伴随着这股“东风”也从无到有，茁壮成长起来。但一些纯粹的方法论者，面对质化和量化的研究分歧，仍坚守着各自的阵地。厘清我国新闻传播研究中量化方法的发展历史脉络，对于传播学的研究和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研究的起点
传播学在20 世纪20 年代初和60 年代前后曾有零星的火花在中华大地上出现，但真正作为一门学科建立和发展是在1978 年。然而，传播学中的量化研究的引入却比传播学的发展曲折得多。在1980年，还有传播学者这样评价到：“不少美国的新闻学理论的文章和著作，利用了统计、逻辑和数学的方法……其实，不过是些唯心主义糟粕。”说明当时的学者对于量化研究仍存在不少偏见和否定的态度。
直到1982 年6 月，由北京新闻学会发起，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人民日报等组成调查组,由陈崇山、柯惠新两位学者牵头，进行了突破性的尝试，第一次开展了对北京市读者听众观众的调查，刊登在1982 年出版的《新闻学会通讯》上。在这次调查研究中，共覆盖295 个样本单位，样本数量2432 人，出具6 份调查报告。对北京市13 岁以上的受众阅读报刊、收听广播、收看电视节目的媒介接触情况进行了调查和研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建议。这次调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我国研究人员第一次尝试用量化的思维来解决新闻传播中的问题，也是运用现代科学方法调查受众的起点。但是这一科学研究思想逐渐建立并被接受，已经是1986 年后了。
二、缓慢发展中前进
1982 年开始，藉由施拉姆先生访华带来的研究热潮，新闻传播学科快速发展起来，召开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大众传播研究占据传播学研究的主流。
1986 年，量化分析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陈力丹1986 年在《新闻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历史的探讨》中总结1979 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中的40 个研究话题时，有13 个话题涉及到量化分析方法的应用。1987 年，《新闻学论集》第11 辑发表祝建华的文章《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来源》，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国新闻传播学范围内较早的、鲜明的以“科学方法论”为论证对象的文章。
逐渐的，在传播学界，量化研究不再饱受质疑，而是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运用起来。同时，也不仅仅局限于频率统计一类较为基础的数学和统计学手段，更多样的分析手段被引入学科研究中。例如岳南在1987 年第3 期《新闻学刊》上刊登了《新闻价值及其数学描述》一文，文中使用数学模型（二元一次方程）构建新闻价值这一因变量与读者需求、信息量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
在这之后，在新闻传播研究过程中，数学模型的应用逐渐多了起来。如《新闻学刊》1987 年第4 期刊登的洪颖的文章《深度报道——党报报道结构的再次调整》，运用了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在这一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人员的眼界开阔了，研究也迈向了新的、更高的台阶。
上世纪90 年代中末期，传播学量化研究趋于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这其中，也不乏优秀的研究调查，如柯惠新、陈崇山、喻国明等人进行的亚运宣传效果调查研究。在研究中，不仅对数据进行了频率统计处理，更对数据间的相关系数、显著性进行了考量。通过路径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式处理数据，避免了以往采取推断式的研究方式可能产生的误差，以科学的方法对受众态度成因进行测度。这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是比较新颖的研究方式。
在这一阶段中，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课题更加丰富和广泛，但大都停留在理论的引用和单纯借鉴上。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比较少。如张莹、申凡等对1994年至2003 年10 年间《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统计，发现在这十年研究中，定量研究相较于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数量很少，依赖性较强，创造性不足。
三、高速发展时期
迈入新世纪的新闻传播学本身，迎来了自学科引入国内后最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依据王海龙，沈翠婷的《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量化分析》对我国2000—2009 年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统计显示：这10 年间，新闻传播学科立项数量增长幅度达到了惊人的331%。在这一形势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中的运用也变得更加的普遍和广泛。
2004 年，有学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对于四种报纸的阅读情况考察为基础，考察了受众对于议程设置的敏感程度。这是一次将统计学中显著性水平测定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成功运用。谭天对2007—2009年间，刊载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这三本核心期刊上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论文数占实证研究总论文数的比例分别达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现出单调递增的趋势。说明量化研究，在新闻传播中越来越受到大多数研究学者们的青睐和信任。
四、展望与未来
其实，早在20 世纪20 年代，源于西方的社会调查和统计的思想就已经传入我国。随着这么多年社会学科和新闻传播学自身的发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同。
1、统计方法应用多样化，对数字处理更加精确
随着量化研究方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统计学和数学方法被引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张少臣等对上海五所高校学生对于政府信任度进行调查，对调查数据进行多元回归方程分析和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媒介接触习惯和媒介评价作为重要变量，出现在最后的结构方程中。
尤薇佳等对受众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如何选择媒介和对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从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关联度和个人信任倾向五个维度出发，进行路径分析，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有效通过对于外部媒介接触条件的测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这一隐变量是如何随着媒介渠道选择变化而变化。对于突发事件者如何选择媒介通道和优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较好的建议。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归（PLS），研究的焦点是多因变量对多因变量回归建模，能在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条件下进行建模，更易于辨识系统信息与噪声,对因变量也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2、量化与质化研究之争仍未平息
正如谭天在《新闻传播学应加强质化研究》中指出的，质化研究不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自身分析欠缺精确性、研究没有同一程序、很难建立公认的质量衡量标准的问题，而且质化研究可以解决量化研究局限于表层信息、无法获得具体深入问题本质的弊端。而张敏更是指出，量化研究只是一种方法，对方法的迷信是不可取的。所以，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作为研究工具，其实是不分你我、彼此补充的，只有充分协调利用这两种有效的工具，我们才能在研究传播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科学精神为指导，对于新闻传播学科中亟待解决的各种问题有着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参考文献
①张敏、任中峰，《传播学沿着哪条道路奔跑——量化和质化之争的历史回顾与理论启示》[J]《. 当代传播》，2011（5）
②陈崇山、赵水福，《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广播电视受众研究》[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1（8）
③陈力丹、王亦高，《我国新闻传播学量化研究的艰难起点——以20 世纪80 年代新闻传播学三种期刊为例》[J].《当代传播》，2009（2）
④亚运宣传效果调查组，《亚运宣传效果综合调查报告》[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1（4）
⑤ 张莹、申凡，《从〈现代传播〉（1994-2003 年）管窥我国十年来的传播学研究》[J]《. 现代传播》，2004（5）
⑥王海龙、沈翠婷，《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量化分析——基于对2000～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统计》[J]《. 青年记者》，2010（8）
⑦谭天，《新闻传播学应加强质化研究》[J]《.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5）
⑧胡正强，《论中国现代新闻传播学中的量化研究传统》[J].《国际新闻界》，2010（3）
⑨李春成、张少臣，《大学生的政府信任度及其结构模型初探》[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1（6）
⑩尤薇佳、李红、刘鲁，《突发事件Web信息传播渠道信任比较研究》[J]《. 管理科学学报》，2014（2）
⑾申艳、刘次华，《偏最小二乘回归的应用效果分析》[J]《. 应用数学》，2004（17）
我国大多数新闻传播院系开设传播学课程双语教学的时间一般在5年以上，笔者所在的山东理工大学已开设了7年，在教学过程中笔者积累了大量双语教学的心得和成果，也看到了双语教学中暴露出的不少问题，现将其总结如下：
1.1教学方法和手段不太成熟
教学手段单一，在授课过程中枯燥的填鸭式教学，传统的板书配合幻灯片模式讲授，教学观念落后，教授本位，学生被动接受，学生学得苦不堪言，老师在教授过程中体会不了互动的乐趣。很多老师只是一味的翻译原版传播学教材，重点放在传播理论的刻板讲授上，忽略了与实际传媒现象相结合，缺乏案例教学，课上的干巴乏味，把双语专业课上成了专业英语课。课堂上单一的讲授专业词汇，句子和语法，偏离了开设传播学这门课程的初衷。
1.2学生英文水平参差不齐
学生的英语水平是推广双语教学的基础，但不同学生的英语素养差别很大，对那些英语听力和词汇量方面比较薄弱的学生而言，想要全部听懂老师传授的内容，跟上教学进度是件比较困难的事情，目前一刀切的授课模式，对于英语能力强的学生信息量方面就显得不足，而英语能力弱的同学则对授课内容理解困难。
1.3任务重课时紧，进度不好掌控
传播学囊括了大量的理论和不同流派的观点，其中不乏需要深入讲解才能领悟的学术问题，但大多数高校开设此门课程只有48个学时，相比于母语授课，双语教学又增添了一重语言关的难度，花费在单词和句子解释上的时间较多，授课只能删繁就简取其精要，无法做到精细化授课。同时，不同年级不同班级的英语水平不同，授课进步也受其影响，难以精准把握。
2.提高教学质量的改良措施
2.1采用以激发学生兴趣为目的的立体化教学手段
双语教学因其语言的特殊性，决定了课堂教学不能像传统的“注入式”教学一样，而应采用学生为中心的新型教学理念，首先研究如何持久的吸引学生的兴趣点，教学过程中可以运用举例、对比、互动甚至插入小游戏等方式引导学生，在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案例教学法和互动式教学效果极佳，能很好的吸引学生，使得这门理论性强、不易理解的学科延伸出趣味性，由案例引出相关专业理论便于学生理解并且印象深刻，在互动教学中许多老师只关注到了课堂上的互动，忽略了课下时间，上文提过传播学课时紧张，双语教学又耗时多，注定了课堂上很难保证有大段时间来互动，这样就不好掌握学生思维动向和对课程的理解程度，可以安排课下专门的答疑教室和答疑时间，或借由互联网随时随地的进行，网上答疑的好处是网络的匿名性，增加了学生的活跃程度，师生间隔膜减小，沟通顺畅，交流充分。
2.2分阶段推进不同教学模式，尝试语言分流教学
上文提到双语教育中，学生层面上英语水平参差不齐，传统“一刀切”模式明显不适合实际教学情况。对此我们可以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美国加拿大等国家早就开始了双语教学，并总结出双语教学四种基本形式，它包括：浸入式教学即学校使用第二种语言进行教学；过渡式教学即入学时使用母语教学，但一个阶段过渡后只使用第二种语言教学；保持式教学即入学时使用母语教学，一定阶段后部分课程使用第二种语言授课，其他课程仍然使用母语；翻译式教学即授课过程中以母语为主，但会使用第二种语言的教材，教师选择部分重要内容翻译成母语。这四种模式难度是依次递减的，浸入式教学最难，对学生的英语水平要求最高，而翻译式教学最易，在开设双语教学的时候，可以分阶段进行，由最简单的翻译式教学开始慢慢过渡到浸入式教学，当然如果学生整体水平不高，最终实施过渡式教学也未尝不可，中间各种教学模式的衔接和更迭，由授课老师根据授课情况，灵活把控，自主决定。同时可以尝试实行语言分流教学，对同年级学生进行摸底英语测试，按照英语水平划分出快慢班，也可根据学生意愿自主选择班级，不同班级双语应用比例以及授课进度不同，英语水平大致相同的学生同班授课对授课老师而言轻松不少，能根据实际情况，准备出适合学生水平的教案和授课内容，教学质量自然容易提高。
2.3教材选择采用原版和自编讲义双轨制
在传播学的双语教学中，很多教师选择教材时倾向于英语原版教材，直接使用英文原版教材是好处在于，它们基本都出自传播学大师之手，理论阐述详尽深刻，可以有效的提高学生的英文能力，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英文原版专业书籍过于晦涩艰深，很多学生望而生畏，而授课老师也容易依赖甚至迷信原版教材，无法自主教学，可以实行双轨制，一方面选用难易程度适中的英文原版教材，另一方面在其基础上按照教学需求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做出全新教义，去掉许多重要性不强的、失去时新性或者不适合英文口语表达的内容，辅助以最新行业动态及学术前沿，达到知识性和趣味性兼顾，课堂上教师以讲义为主线，要求学生及时抄录讲义，原版教材则更多的放在课下，学生以预习及复习的形式阅读，期末考试两者兼顾，这样会更好的体现出授课重点。
2.4考核方式趋于灵活化
关键词：高等教育;人文素养;素质教育;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拓展课程;综合素质培育课程;课程规划模式
一、引言
早在十九世纪，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校长就曾提出，高等教育的目标不应与社会实际需求脱节。在追求职业需求、满足个人的兴趣爱好、职业志向的同时，高等教育还应该为国家培养服务型人才、促进学生人性和理性方面的健康发展。担任耶鲁大学二十年校长的里察•拉维因(RichardCharlesLevin)认为，拥有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是耶鲁教育最大的失败。他倡导的教育是追求自由的精神，负责任的公民，具有远大的志向，和独立思考与批判的能力。威大校长和耶大校长的高等教育理念都在强调，作为负责任的公民应该为社会的需要服务。当今美国的高等教育，不论是理工科或文科专业均特别重视人文教育与专业技能的平衡发展。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大众传播学术界已经开始探索高等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新闻人才的问题。曾经开创大学培养职业技能性新闻记者的密苏里大学，也终于在九十年代初开始培养具备高人文素质、广博知识，但仍具备专业技能的新闻传播人才。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国家迫切需要大量的应用型专业人才。高等教育(highereducation)步入大众化也迫使当今高等教育的基本理念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进程进行相应的调整。那么作为一所应用型的高等学府，我们培养出的学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和技能，才能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本论文是以目前美国与台湾地区的新闻传播学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教育理念为参考基础，以新闻传播学专业为例，提出一个课程规划模式方案，并为大陆培养应用型新闻学专业人才，规划一个为期四年的本科新闻传播学专业课程案例。
（一）高等教育人才培养
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具备高综合素质、敬业精神、判断能力和国际视野的“人”，培养具备专业知识的“才”。高等教育担负的职责不仅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精英教育，更大的使命应该是为国家培养社会建设与改革需要的人才。这种人才不仅必须具备扎实、全面的专业基础知识，具备专业实践经验与技能，并且能够充分掌握和运用其专业知识。但同时也必须具备广博的人文素养与深厚的知识积累，以及具备独立思考与批判的精神。高等教育本科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与职业院校教育人才的培养有基本理念上的差异：高等教育是以培养高层次的人才为目标，是培养为社会各行业提供未来的领导阶层的人才；而职业学院教育则为各行业培养基层的技术性专业人才，这种人才发展的潜力主要是在其专业领域成为未来的“工程师”。那么目前海峡两岸培养的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具有何种发展方向上的特征？目前海峡两岸的高等教育多往实用性、职业化的方向发展。为了培养应用技能型人才，现今两岸许多大学校都不约而同地开设大量专业性、实践性的课程，传授狭窄的专业理论知识，两岸的高等教育机构已逐渐成为职业培训的场所[1]。在课程规划方面也呈现出缺乏培养人才理念的办学现象。开设课程往往不是以培养现代专业人才的目标为导向，而是以任课教师的个人能力或兴趣开设课程，其结果是规划出的大学四年课程如同一个“大杂盘”，缺乏教育的方向感。那么，新闻传播学课程规划的理念应以什么为建构的依据？我们应该培养具备哪些方面素质的新闻传播人才？当今社会的发展对于现代人的素质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我们应该依据什么标准来确定新闻传播学教育的课程内容？
（二）新闻传播学专业课程规划
教育的核心是课程，而课程的规划与设置应该考虑到社会的需要。为适应二十一世纪社会发展与改革的要求，课程设置的理念必须同时代的发展步调相一致。当今我们需要培养的不仅是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而且是具有智慧的专业人才。智慧是人的综合知识和判断事物的集中体现。自然科学向我们提供知识，但是它无法为我们提供智慧，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为我们提供了智慧的养分。因此我们需要从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中获取智慧。人文素质的养分主要取自于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众多领域的肥沃土壤。文、史、哲知识不仅可以培养我们全方位的、广博的知识基础，也为培养我们独立判断与批判能力提供条件。素质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具备较为宽广的视野，培育广博的文化素养和深厚的知识基础，也为培养学生好学善思的素质提供养份。通过人文素质的养成教育、通过广博的知识文化积累，和高雅的文化环境氛围的熏陶，学生不仅可以拓宽其知识面，还能在思想、道德、文化、审美、身体等多方面得到全面的提升，也为培养人的自主创新的能力提供条件。创新能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后天训练开发出来的。创新人才的培养依赖有针对性的教育，是可以通过后天的训练和锻炼获得的[2]。要想培育学生的创新能力，首先要注重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学生的文化水平高、知识面广，融会贯通的能力就强。其次要培养学生的想象力，想象力是指人们能够在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基础上，在头脑中构成自己从未经历过的事情的新形象[3]。丰富的想象力是创新的基础。人文学科中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政治学、社会学等课程为培养人的文化素质，及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打下基础。素质教育的培育需要整合学习专业化和学习职业化的教育目标。素质教育与技能教育两者间应该是一种有机的结合。素质教育是学生技能培养的延伸和提升，它不应局限于教授学生如何解决问题，而是需要帮助学生如何思考问题，如何看待问题。对素质教育与实践性课程的授课比例需要进行合理的配置与均衡的发展。在规划课程时需要了解专业课程与实践课程之间的内在联系，并考虑课程与课程间相互渗透的设计。开设每一课程应明确认识该课程存在的目的和意义。每门课程的安排必须能充分体现出应用型的教育理念。在撰写教学计划时需要明确说明开设每一门课程预计达到的目标，并根据这个目标设计每一门课的具体内容和撰写课程大纲。此外，需要具体说明学生学习某一专业课程后应该“掌握”、“具备”何种能力。例如，具备独立进行创作的能力等，并且说明在技能的训练上要达到何种程度。在课程设计的过程中要把握处理好技能训练与文化素质、人文素质、审美素质间关系的问题。基于上述理念，本论文以莆田学院新闻学专业四年本科修读172总学分，设计以修读83学分的专业课程为案例，提出一份“新闻学专业四年学习课程规划表”（见表—）。此表根据学生对不同传播媒体的兴趣，区分为A、B两个专业轨，供学生选读。不论选择A轨或B轨作为未来发展方向的学生均须修读至少47学分的专业核心课程，以及必须修读至少36学分A、B两专业轨共同选修的专业性课程。此项新闻传播学专业课程的规划可大致归纳为“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拓展(延伸)课程”和“综合素质培育课程”三类。
二、专业核心课程
专业教育是一种系统性、专门化的知识培养。专业核心课程是指在专业范围内要求学生学习的课程，旨在帮助学生掌握该专业领域的基础知识和最新的专业发展动态，同时也在培养学生分析运用专业知识的能力。[4]为满足传播业界对于人才技能之要求，学生需要系统地学习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和原理等知识，并掌握对该专业应用所需的基本技能。此类课程包含所有专业所需修读的基础理论，或专业技术原理性课程。为满足新闻传播业界对人才技能方面的要求，课程规划方案要求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在四年内必须修读一定学分的专业理论与技能性训练课程：专业必修学分：47学分（包括实习学分）专业选修学分：36学分（可选择修读的学分为68学分）专业拓展（延伸）课程：必修学分：32学分专业拓展（延伸）课程：必修学分：32学分综合素质培育课程：必修学分57学分新闻专业本科四年必须修读总学分：172学分1.专业素质培养课程：此方向着重传授传播学理论性与原理性、传播史、传播法规等课程。此课程也包含专业实践性的基础课程。此类课程均为必修课程。2.专业技能性课程：此类课程以实践为导向，主要是培养学生操作影视媒体器材与相关设备的能力。
三、专业拓展(延伸)课程
新闻媒体报导所呈现出内容的质量与媒体工作者自身的知识水平、品德、和能力有直接的关系。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除了必须修读上述83个专业核心课程学分外，我们进一步要求本专业学生需要自行选择修读拓展其志趣的“专业拓展课程”。这是属于专业知识培养性质的课程。它是培养学生能够掌握某一科学、或某一个领域，并且具备该领域一定深度的专业知识，在进行采访时能够提出具有专业性、深入性的采访问题，并能做出具有深度的新闻报导。例如，对未来有意在体育方面发展的新闻专业学生可到体育学院修读相关的课程，以培育学生在此领域的专长。学生亦可在其他领域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医疗、自然科学、环境科学、艺术、地质学、海洋学、生理学、人类学、生物学、信息科学等领域，拓展其专业知识。此课程要求学生在其兴趣拓展的领域至少修读两个专业领域，且每一领域修读不得少于12个学分的课程，修读拓展性课程的总学分不得少于32学分。
四、综合素质培育课程
此课程设置的目的旨在全面提升学生的基本素质，开拓其视野，使其对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有基本的了解。课程内容也应包括培养学生健康的人生观，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并培养他们分析事物和创新的能力。此类课程包含工具性知识的培养，如外语、基础研究方法等。这一模块要求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在四年内必须修读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的课程至少57学分，其中修读文学、历史、哲学，每一类不得少于12学分的课程。根据上述理念，本论文更进一步提出由三个模块组成的“新闻学专业四年课程规划模式”（见表二）。
五、结语
以应用型高等教育新闻传播学培养专业人才的理念为基础，本论文提出一个“新闻学专业四年课程规划模式”的案例。形成此模式的概念亦可运用到其他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其他专业领域。此模式的有效执行，除了需要学校各院系彼此共同配合方可达成外，也需整合如中文、历史及目前开设的公共课程等，并须重新规划设置如目前台湾各院校普遍设置的“通识教育中心”。此中心的设置可向全校所有科系学生提供各类综合素质培育课程，供不同专业学生选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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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及其主要内涵
20 世纪初至四十年代，随着信息科学的大力发展，推动了传播学科在美国的创立，并对教育传播学的产生和发展起到重要影响。此时，教育学科开始引入了传播学的理念，用多种传播方式来提高受教育的效果。到了 20 世纪五十—六十年代，教育传播学科领域逐渐形成，并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到了七十年代，教育传播已经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一些高校开始开设相关的教学课程，以传播学理念为基础，推行教育的信息化、系统化。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国的教育传播学开始萌芽和发展。1982 年以后的数年时间里，传播学学科的创始人威尔伯?施拉姆教授多次到我国介绍西方传播学的思想，专门讲述了教育传播学的相关内容。到八十年代后期，国内的一些学者陆续出版了一些教育传播学方面的论文及教材。主要著者有南国农、李运林、邵培仁、魏奇、钟志贤、高蕴奇等。这些论文和教材的出版，对于教育传播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完善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1988 年由南国农、李运林编写的《教育传播学》教材作为高校学生的主要教材，影响力最广。这是国内第一本系统完善地阐述教育传播理论的书。
教育传播学是学科融合的产物，它与教育学、社会学、信息学等学科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是一门理论性和实用性都很强的课程。关于教育传播的涵义，笔者认为，要结合传播类型的分析来把握。教育传播所传播的是教育信息，传播内容为教育内容。因此，根据教育传播的规模，可以划分为自学传播、个别传播、课堂传播、远程(教育)传播等类型。它尤其强调教育信息流动的双向性和动态性，通过教育信息系统的有效运转以此获得较好的教育效果。[1]在此，可以给教育传播下这样一个定义：教育传播学是综合运用传播学和教育学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和揭示教育信息传播活动的过程与规律，以求得最优化的教学效果。[2]其特点是：明确的目的性、内容的严格规定性、受者的特定性、媒体和通道的多样性。
由于教育传播学开始仅仅从教育的媒体着眼，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在教学中应用（因为幻灯、电影等媒体的声像信息是通过用电的设备表现出来的），且国内最早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的又集中在电化教育领域，所以人们经常把它等同于电化教育，这是不准确的。随着教育技术学的内涵和外延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传播学科亦有了较大的发展，因此教育传播学这个名称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接受。[3]无论是基于课堂传统的教学模式，还是现代化的多媒体组合教学模式以及远程教学模式，都可以在教育传播学的理论框架内找到合理的解释。
二、教育传播学在我国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没有受到高度重视
学术界对教育传播学科的重视忽冷忽热，且目前进入低潮，从而影响了教育传播学的发展速度和水平。多数学者在研究过程中缺乏持久性、深入性和系统性，研究氛围不够浓厚，抄袭外来的观点居多，理论观点比较零散，使得整个学科的理论体系不够系统和深入，显得大而空。这与学者研究重心的转移有很大关系。20 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我国教育逐步进入信息时代，教育传播学的研究就进入了低谷。数据显示，当前研究教育传播学的人员85％来自高校，只有5％来自中小学教师。可以看出，基础教育一线的教师对教育传播重视不够。[4]理论创新是在原基础上的提高和发展。创新理论更适应于客观规律，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更强。由于教育传播学是国外引入的，一些理论和案例不一定适合我国的国情，因此，不少专家一直呼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传播学理论体系。但受我国当前的理论研究不深，缺乏中国化的逻辑体系，使得对这一学科的研究出现“有学无史”的尴尬局面。结果就出现了学科理论体系建构严重滞后，学科基础不牢的发展困境。另一方面，当前学者针对新出现的教育传播问题研究不多，缺乏理论创新，对一些新出现的问题关注不够，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有心无力。一些理论仅是面上的泛泛而谈，缺乏实践性和系统性，出现了学者研究氛围不浓、老师教学热情下降、学生不喜欢听课的“三输”现象。[5]
（三）教学与实践严重脱节
当前，教育传播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一种具体形式，其沟通和传播的思想、手段与工具亦不例外地在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的推动下，正在发生着改变，现代教育传播活动日益多元化和全方位化。但是，目前的教育传播学课程的教学活动却存在一些问题，如教学方法老套，考核方式单一，学习兴趣不高，课堂气氛沉闷，难以实现教学优化。尤其是理论严重滞后，不能有效的指导实践。对于一些新问题，比如新技术与新媒体构筑的信息化教学环境，各种新型教育传播过程、传播模式、传播效果等，缺乏总结与探索。（四）理论研究进入低潮教育传播学作为教育技术学的基础学科之一，但长期受教育技术这门学科方向发展的影响，对教育传播学的研究忽冷忽热。上世纪末国内学者对教育传播学的研究极其高涨，而到本世纪初却呈急剧下降趋势，发展缓慢。个别学校（比如北京师范大学）的教育院系甚至取消这门课程的教学。这个学科在一些院校被逐步边缘化，课可上可不上，缺乏名师授课，这种情况下，要人缺人，要钱缺钱，理论研究怎么可能深入呢？至今全国没有几个专业的教育传播学研究机构，即使有机构，人员、设备亦不齐全，一些教师主要集中在教育技术学，热衷于搞信息技术的应用及其产业化，很少有人静心去深入研究。当前研究梯队中，存在严重断层，专业的研究者主要是 55 岁以上的老教授，研究这方面的中青年教师非常稀缺，年青教师对研究教育传播的新问题没有热情，长此以往，这一学科的发展将滞后、徘徊。
三、加强我国教育传播学研究的主要思路
当前，教育传播学的研究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挑战。要进一步推进教育传播学的研究，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加快建立一批专业的研究队伍，整合资源以搭建研究平台
目前，从事教育传播学研究的学者不太多，理论研究还处于弱势阶段，而开设教育技术专业和传播学专业的大学很多，这些高校要组织研究团队，利用好自己的教师队伍，由知名博导、教授牵头，成立学科带头人，围绕前沿性的特定问题开展专题研究，构建完善的教育传播理论体系框架。另一方面，当前教育传播学研究的资源分散，平台不大，没有一个完善、系统的资源库，无法形成有效的合力，因此，有必要对其所研究的资源进行整合，建议由相关机构分工协调、相互配合，协力建设一个资源库平台，通过各类信息资源的有效整合，便于研究人员更好的查询和利用。[6]
（二）大力运用新媒体创新教学方式，利用新媒体提高传播效果
传播学理论认为，通道指教育信息形成后，由一方传送到另一方所建立的联系方式。通道在传播过程中处于传者和受者之间，是两者实现信息沟通的中介因素。传播通道不畅，教育效果差，教育目的就无法实现。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新媒体的繁荣，更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提供了基础。以互联网为主体的新媒体，与以报纸、电视、广播为代表的旧媒体共同发展形成数字化传播环境，为自主性学习、互动式学习、探索性学习、个性化学习、娱乐化学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和可能，也为学习者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提供了无限空间。[7]因此，教育传播面临新的形式，必须创新传播工具，运用QQ 群、博客、微博等新网络媒介，提高传播效果。比如苏州就创建了教育博客，成为苏州教育工作者的网上家园，取得良好的效果。此外，可以用研究性教学提高课堂效率，这种模式将学、思、做紧密结合，使沉寂的课堂变得活跃，被动的学习变得主动，值得借鉴。
（三）加强多学科、多国家的交流与协作
当前，从事教育传播学研究的专家主要来自教育技术学的教师，缺乏传播学科、信息技术学科等专业的专家，从而学科的知识结构单一，研究视野比较窄，研究水平也比较浅，导致这一学科的研究深度和广度都相对有限。而且缺乏与国外专家学者的交流，对国际上当前学科发展前沿介绍和了解比较少，学科理论更新比较慢。面对上述问题，有必要加强与各个学科、各国的学者进行交流，通过专业会议、论坛、讲座、研讨、外聘、兼职等方式，吸收其它学科的精华及前沿知识，丰富教育传播学的学科体系。
关键词：体育传播；学科建设；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8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13）01-0110-04
研究背景
1978 年传播学正式传入中国，至今已有 20余年。多年来，中国传播学从推介基本概念，到 1996 年学科地位被国家教委认可，再到 2002 年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传播学分会的成立，传播学在中国由引入普及逐渐走向独立深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早已出现了拓荒者，并开展研究，形成新的学科。随着中国体育事业、传媒事业的发展，以社会发展需要为背景、以学科发展必然趋势为前提，形成了传播学、体育学交叉研究领域的体育传播学。
近年来，随着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繁荣，体育事业的发展，不仅需要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还需要更多的高层次体育事业管理者、体育产业经营者、体育信息传播者等大量的应用型人才。1985年上海体育学院率先设立了体育新闻写作班， 标志着中国体育新闻教育的诞生。1997年，成都体育学院按照国家招生计划，正式招收体育新闻学方向硕士研究生。这是我国高等院校首次正式招收这一专业方向研究生，标志着我国体育新闻高层次人才培养正式纳入高等教育体系。作为二级学科“新闻学”“体育人文社会学”下属的“体育新闻学”硕士点在我国普通高校已初具规模。
体育传媒的巨大发展迫切需要与之适应的体育传播专业教育。因此，对体育传播专门人才（即体育传播主体）的培养和教育就愈发重要。根据调查，目前在我国高等院校还没有“二级学科传播学”下的“体育传播学”专业方向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也尚未建立一个完整的体育传播理论和高级体育传播人才培养体系。2012年初，中国传媒大学在二级学科“传播学”下，增设了“体育传播硕士研究方向”，标志着“体育传播学”高层次人才培养正式纳入高等教育体系。
以此为前提，本研究以体育传播学科建设与人才的培养为研究对象，旨在为体育传播学科建设与人才的培养提供新的视角。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资料法
查阅与本研究相关的国家政策文件；阅读相关著作包括教育学、社会学、传播学、体育学等方面的著作；查阅中国期刊网相关论文60余篇。
2.2 调查访问法
以体育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招生状况为调查对象，通过互联网浏览10余所高等学校招生网页，采集信息。访谈传播学界、体育学界、体育传播研究人士共6名，探讨体育传播学科建设的相关问题，获取体育传播学界前沿信息。
2.3 对比研究法
将体育传播学与体育新闻学、传播学、新闻学的建设与发展进行比较分析，选择了体育新闻学与体育传播学的对比；国外新闻传播学研究生与大陆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对比。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体育新闻学与体育传播学科之异同
“新闻学更注重过程和制作细节。传播学研究效果，而不注重过程。学传播理论的学生虽然也需要了解传媒，但他们需要了解的主要是结果，是传播对受众的影响、对公众舆论的影响等，他们不需要了解过程，不需要了解每一条新闻的每一个制作环节。” 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罗德・艾伦在接受访问时发表了对新闻与传播异同的见解。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本质区别。
体育新闻作为新闻的一个类别，从传播的性质方面说，它和各类内容的新闻一样，具有共同的特点，即对新近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体育新闻同其他新闻相比，又有不同之处。这是由于新闻事实本身的性质以及事物本身的特征决定的，不同事物的性质不同，其发展规律和特点也就不同。因此，所构成的新闻事实的外部特征也各有差异。体育新闻具有如下特征：发生的规定性（时间、环境、技术的规定性）；数字特征（比赛成绩、比赛结果的数字呈现）。
与体育新闻学不同，体育传播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对体育思想、知识、理论、规则与运动方法、手段、技能、技巧等的衍生和传递，也包括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传递。它不仅涉及到体育界之间通过比赛、互访等形式的交流、传播，同时也有体育事务经营管理中的传播现象，更涉及到体育与大众传媒的相互关系。
体育传播学既是传播学在体育领域的表现和运用，又是体育学在传播学中的延伸和拓展，是传播学和体育学相互渗透的结果。研究体育传播学有助于建立体育传播学的独立理论体系、为体育传播活动提供理论依据、为大众传媒的体育报道实践提供依据。
3.2 体育传播学硕士培养目标的定位
新闻学、传播学同样隶属于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我国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主要有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层次。本科阶段大多以培养实践能力为主要核心，博士阶段强调培养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而在硕士培养阶段，各个学校的培养目标却不甚明确，是继续强化本科阶段实践能力的培养？或是提升理论学术研究水平？这已成为困扰高校新闻传播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一大问题。体育传播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亦是如此。
通过对传播学、体育学培养目标的解读，对比体育新闻学硕士培养目标，我们把体育传播学硕士专业方向的人才培养目标确定为：面向体育及传媒界发展的需要，培养具有较高专业体育理论、传播理论和文化洞察力，适应媒体业界发展需要的复合型、创新型和应用型的高层次体育传播研究与实务人才。他们对于现代体育传播现象有职业敏感，并能够利用现代体育传播理论分析体育传播现象；运用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策划、组织和开展各类传播活动，对大众体育传播的相关问题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
3.3 我国高等学校体育传播学科的建设现状
3.3.1 我国高等学校体育传播学（硕士）招生现状
为了解我国高等学校体育传播学学科建设现状，笔者通过互联网浏览10余所高等学校招生网页，收集了目前我国高校体育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招生信息，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体育传播学科建设的现状（见表1）。
在被调查的11所高校中，体育院校6所，综合类院校5所。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高校体育新闻传播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主要存在于体育院系，招生专业方向主要隶属于二级学科“体育人文社会学”“新闻学”。中国传媒大学的体育传播硕士研究方法是唯一隶属于“传播学”的招生专业，目前招生工作正在准备过程中。
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受美国新闻传播教育影响很深，奉传统的密苏里、哥伦比亚新闻教育为典范，主要以人文学科为基础。课程设置一方面重视采、写、编、评类的基础业务能力，另一方面开设大量的新闻传播理论和人文社会科学类的基础课。据调查，在当前的体育新闻传播教育之中，所有的体育新闻（传播）专业都将文学基础类和新闻传播理论类课程作为基础主干课程（见表2）。
上述课程仅是我国高校体育新闻（传播）硕士研究生必修课程的一部分，但大多数院校都以此类课程作为基础主干课程。上海体育学院、成都体育学院是我国体育类院校中开设体育传播学教学较早的两所院校，其课程设置也相对成熟，可为其他高校体育传播学科的建设提供参考。
3.4 体育传播人才培养模式的探讨
媒介的发展速度、媒介总量、规模和对人才的评价标准直接影响到传播学科学生的就业。目前，我国媒介仍处于发展上升阶段，为新闻传播学科学生就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些媒介的用人要求也正向复合型、专业型、创新型新闻人才转变。无论是国外的媒体实践还是新闻传播教育的经验都证明我国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已经出现EPS趋势，即Elite-精英性，Popular-大众化，Special-特色、专业性或专门性。因此，如何培养高级体育传播研究与实务人才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3.4.1 构建“多元化”指导教师队伍，实现多个专业领域指导教师“协作式”培养
从国外研究生发展过程来看，随着研究生教育目标的多样化，培养方式也从单一的“研究式”派生出了“专业式”、“教学式”和“协作式”等方式。美国是传播学的发源地，传播学教育质量居世界前列。美国的传播学研究生教育注重实务与理论并重。如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学生做硕士论文时，有两名导师，一名来自于新闻学院的导师（媒介工作者），一名来自于他们所选修专业方向的导师。该学院认为通过让业界人员和指导教师一起合作，能够获得最好的教学和指导结果。
体育传播学在高级人才培养过程中可以采用“协作式”培养模式。组织锻炼“多元化”的指导教师队伍，教师队伍中既有体育学、传播学、新闻传播学、体育传播学领域的专家，又有媒介高级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协作培养的方式，由多名专业方向的专家共同形成导师小组，协同所修专业的导师，对体育传播学硕士研究生进行培养。
3.4.2 构建厚基础、跨媒体、精专业的课程体系
课程设置是培养目标实现的重要保证。进入20世纪70年代，课程内涵发生了重要变化，呈现出六大趋势：1）从强调学科内容到强调学习者的经验和体验；2）从强调目标、计划到强调过程本身的价值；3）从强调教材这一单因素到强调教师、学生、教材、环境四因素的整合；4）从只强调显性课程到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并重；5）从强调“实际课程”到强调“实际课程”与“空无课程”并重；6）从只强调学校课程到强调学校课程与校外课程的整合。
建设体育传播专业课程，必须凸显体育的专业性特征的要求及当代体育传播的特征要求。围绕体育传播学科的培养目标，提高课程的综合相关程度；确定好公共基础课、专业课、选修课的比例，精简必修课程，强化实践教学，优化课程结构。打破学科界限，实行“大学科"教育，加强基础素质、强化专业理论、重视媒体业界实践、实现一专多能的课程体系的设置。
3.4.3 组建仿真实践教学体系，强化实践能力的培养
英国传播学者S・Splichal和C・Sparks在对22国的新闻教育进行考察之后，提出了传播人才应该具备4个方面的素养：广博的知识、客观的视角、批判的态度、准确的判断。实践能力是媒介工作者的基本能力，是以上四个方面的基础，实践能力的培养是体育传播学科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将媒体运行与体育传播学科课程体系紧密结合，组建仿真的实践教学体系，强化体育传播学人才的实践能力。可以通过三种途径培养学生的能力，课堂内的概念课、校内媒体工作机会、校外媒体实习机会。实际上，在新闻传播领域，各院校对于“媒介”融合趋势下的新闻传播教育改革开展得如火如荼。例如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新闻传播实验中心”、中国传媒大学的“校园电视台”“校园广播台”等等。
体育传播学科的实践教学体系可参照前人的优秀实践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传播实践能力的培养不是唯一的，不可忽视体育基础理论、体育传播实践能力的培养。
3.4.4 学界与业界紧密联合，以业界需求为导向，共同培养体育传播人才
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罗德・艾伦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访问时说到：“我们必须有超前意识。今年进校的学生要几年后才进入市场接受检验，我们应当考虑到他们毕业时市场需要什么。我们一方面要倾听传媒业界的意见，同时要自己做判断，根据业界对现状的分析预测他们在未来几年的具体需求”。体育传播学科的产生源于学科发展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媒体业界的需要是检验体育传播人才培养质量的唯一标准。“学界与业界紧密联合，以业界需求为导向，共同培养体育传播人才”才是体育传播人才培养的落脚点。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4.1.1 通过对传播学、体育学培养目标的解读，对比体育新闻学硕士培养目标，我们把体育传播学硕士专业方向的人才培养目标确定为：面向体育及传媒界发展的需要，培养具有较高专业体育理论、传播理论和文化洞察力，适应媒体业界发展需要的复合型、创新型和应用型的高层次体育传播研究与实务人才。
4.1.2 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高校体育新闻传播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主要存在于体育院系，招生专业方向主要隶属于二级学科“体育人文社会学”“新闻学”。中国传媒大学的体育传播硕士研究方法是唯一隶属于“传播学”的招生专业，目前招生工作正在准备过程中。隶属于二级学科“传播学”下的体育传播学科（硕士）建设刚刚开始，高级体育传播人才的培养仍处于探索状态。
4.1.3 探索高级体育传播人才的培养方式。构建“多元化”指导教师队伍，实现多个专业领域指导教师“协作式”培养；构建厚基础、跨媒体、精专业的课程体系；组建仿真实践教学体系，强化实践能力的培养；学界与业界紧密联合，以业界需求为导向，共同培养体育传播人才。
4.2 建议
4.2.1 重视基础理论的教学革新。全面整合可以利用的教学资源，促生优化效应。
4.2.2 改变学界与业界脱节的培养模式，加强与传播领域的合作，强化实践能力培养的措施。
4.2.3 真正实现以学生为本、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办学宗旨，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从专业人才的高度培养业界广泛认可的人才品牌。
参考文献：
[1]钟新.英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严格分界――专访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罗德・艾伦[J].国际新闻界，2002（4）.
[2]王永盛.体育学科研究生培养质量保证体系的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11）.
[3]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简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4]高钢.学界与业界在交流中融合、发展――新闻学者的思考与期待，中国新闻教育改革的三个方向性融合[J].中国记者，2009（3）.
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文化，孕育了具有英国鲜明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虽然国情，体制不同，但了解、学习和研究英国新闻传播学的教育机制和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的我国新闻传播教育有着可借鉴之处。本文主要探讨了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实践教学层面，认为英国传播学教育在强调实践性、丰富教学手段，注重评估及反馈、强调复合性师资及课程设置等方面具有自己的独特优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渊源
英国的新闻媒介发展较早。如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路透社成立于1851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以民营形式组建于1922年。如今，路透社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新闻通讯社之一，bbc制作的广播节目和电视节目在全球已拥有了1.2亿的受众。在印刷媒体方面，英国现有各种类型的报纸1400余种，其全国性的报纸12家；另有7000余种杂志，2400家出版社。正是媒介的快速发展促进了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孕育成长，同时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根据相关资料，大众传播学教育在英国一般被称为“媒介研究”（media studies），最初是从英文和文学批评专业发展而来的①。英国的传播学研究在上世纪30年代便初见端倪，相对而言，其新闻学专业的教育起步较晚。传播学研究起源于一些社会科学家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了兴趣，于是创办了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旨在培养传媒批评者与分析者。而作为培养职业新闻记者的新闻院系，则是90年代后才在英国产生②。伦敦大学曾于1919——1939年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但在此后的三十年间一度中断，直到1971年卡迪夫（cardiff）大学开始开办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此后各英国高校才陆续开办了相关的传媒院系和专业。如今,英国大量高校都设立了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领域的学位点。据学者统计，大约有70家英国高校开设了传播学和新闻学教育或进行媒介研究，其中还包括爱丁堡大学、拉夫堡大学、莱切斯特大学等许多综合性大学③。
二、部分英国知名新闻与传播教育机构
总体而言，英国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较为明显。传播学领域的覆盖范围较为宽广，包括文化、广告等各方面的理论性知识；而新闻专业的教学特点则趋于实践，在一定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有大量的实训课程和实训内容。英国的各个高校在各个专业领域侧重不同，同时在不同领域中又各有自己的特色。
1、谢菲尔德大学新闻本文由收集整理传播学院
谢菲尔德新闻传播学院成立于1994年，是英国传播学研究和新闻教育领域的顶尖学院。该学院的专业齐全，与英国传媒业联系紧密。学院颁发的学士学位是唯一个获得英国三个新闻行业机构：bjtc（英国记者培训协会），ntcj（全国记者培训委员会），ptc(期刊培训委员会)认可的证书。目前，该学院在本科生阶段不分专业，只开设了新闻学学士一个专业。而研究生阶段的专业则进行了细分，包括：新闻出版学（ma print journalism），广播新闻学，杂志新闻学，网络新闻学，国际传播等④。
该学院的特色之一就是侧重实际业务方面的培养和训练，教学目标就是以培养实践人才为基础。除了一些理论知识，研究方法等课程外，专业课程更侧重技能和实用性，包括了大量的实践，如新闻采访、出镜、新闻写作和报道等。在本科的课程中，学生不仅需要训练扎实的速记等基本功，学院也注重学生从全方位的了解新闻产业，包括各个媒介机构中，如电视、广播、网络、报纸和杂志的运行，学习如何做新闻，正视新闻和新闻产业面临的关键问题。此外，其多媒体应用课程教学设备齐全、精良，配备了各种采访仪器、摄像机、照相机、计算机及软件等，为学生实践能力的锻炼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2、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
莱斯特大学的大众传播研究中心在英国的媒介和传播的教学和科研中也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研究中心认为对大众传播的学习就是了解在复杂宏大的社会下传媒的作用及进程。因此该中心的新闻传播教育主张在广泛的社会学科中汲取养份，比如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和文化研究等⑤。
目前，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设置了两个本科专业：通讯、媒体及社会理学士（bsc communications, media and society）及传媒、社会学学士（ba media and sociology）。其硕士提供的专业有大众传播、全球化与传播、新媒体与社会等。总体而言，莱斯特大学的传媒偏向传播学研究，在最近的几年中，大众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包括媒介研究、电视和道德、广播剧和健康教育、国际新闻、东欧电影、国际流行音乐工业、媒介和体育、编辑出版等等，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
从课程内容看，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的研究政策是以基本的传播理论为起点，辅助于比较、分析及调查等定量性研究方式，从而探讨各项大众传播媒体的运作过程、传播效果以及和社会文化的关系。⑥近年来，研究范围已扩张至全球及传播多元化领域。其传播学教育希望学生不仅对媒体研究领域有深入的了解，懂得分析和研究，并且还能掌握在当今信息和媒介充斥的时代生活工作所必需的技能。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与特点
1、教学注重实用性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英国新闻学课程最成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实用性强。这主要是因为在英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中，就业导向一直很明显，大多数新闻专业都宣称他们与业界联系密切，致力于培养满足业界需要的毕业生。而掌握实用的新闻技能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因此各个院校都不断强调其专业的实践性。
新闻学教育的实践性从英国各传媒院系的专业设置就已能窥其一二。谢菲尔德大学的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教育就按媒介细分了专业方向，如广播新闻学、杂志新闻学、网络新闻学等，然后再根据专业方向设置不同的实训课程。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数字技术的来临使得英国新闻的教育工作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英国大多数新闻专业课上，学生们除了制作广播电视节目、编辑报纸杂志外，还要学习制作网页。这些实践课程使大多数英国新闻学学生毕业后都能自信地走上新闻岗位，胜任自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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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有许多大学认为，仅有新闻实践或是新闻教育对于本科阶段的的学生来说是不够的。因此，有些大学开设了双学位课程，使学生在学新闻的同时，可以同时学习另一个专业如现代史、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
2、教学手段丰富多样
英国高校的上课形式除了最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的课堂讲座外，还包括了许多特色的教学方式，如研讨会(workshop)、团队合作(teamwork)、讲习班、小组辅导、个人辅导等各种形式。
课堂讲座和国内大学上课形式基本相近。但英国的教育体系非常严谨，课程安排，课前需了解的资料，学校会预先通知学生让学生准备。在学期开始前，授课老师通常会发一份课程说明，上面有详细的课程计划，上课内容，考核评估方式等内容，而且每单元的课程后会附一份详尽的阅读书单，包括书、期刊、网络资讯等。由于每堂课的信息量大，因此学生通常需要课前做大量阅读功课。
英国的教学非常重视小班教学，在课堂上也多采用课堂讨论的方式。由老师提出主题，学生围坐在一起讨论，大家轮番发表意见，没有固定统一的答案。从谢菲尔德大学传媒专业的讨论议题中可以看出，议题更多的涉及到传媒、经济、文化、政治、社会、民族等多个领域，通过不断跟进和讨论，学生得以深化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小班教学保障了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充分的指导，并且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促使学生主动思考，同时也利于开阔思路，集思广益。
3、师资构成呈复合性
由于英国各传媒院系都积极的与媒体产业保持联系，因此经常有媒介机构、企业、政府和国际组织任职的高管们来为学生开讲座或者授课。他们讲座内容经常涉及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案例，亟待解决的当前热点难点问题等，很受学生欢迎。同时各学校也常邀请一些产业实践者和在各媒体工作的校友回母校与学生交流，这对学生了解媒体工作的方式以及职业生涯的规划颇有裨益。
普遍而言，英国高校在引进教师时会采用“双轨制”，也就是招聘具有博士学位、以理论研究见长的教师，同时也招聘具有多年从业经验、以实务见长的教师，并且对两类教师采取不同的考核和评估标准。这种复合型的师资队伍能有效的减轻困扰传播学教育业界和学界难融合的现象。另外，英国的师资构成较为国际化，其学生结构更呈现出国际化特征，约50%的研究生是外国留学生。对于新闻与传播学教育而言这一特征也成为了一定的优势，一方面，学生构成的国际化特点带来的文化间的相互融合，增加了彼此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对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另一方面，新闻传播学科本身具有非常鲜明的跨学科性质，而国际化的趋势更有利于培养宽口径、复合型的传媒人才，也有利于对于传媒实践的深刻理解。
4、评估反馈体系较为完善
在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中，考核评估体系较为多样化，通常不以期末的考试成绩作为单一的评估标准。学生每修完一门课，老师都会给出评定成绩。但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方式并不是期末考试，而是根据学生的论文（多为理论课）、作品（多为实践课）等做出综合评价，而且多为复合式成绩，也就是由几种成绩所占的百分比算出最后的结果。
在实践课上，老师会根据实际操作，作品，个人和团体设计方案和工作日记等综合起来评定成绩。而理论课则常常结合主题演讲、小组合作的方式给出一部分成绩，最后再加上论文的成绩来作为评定理论课的成绩。期末时，英国高校的学生一般会收到各个课程的评估问卷，用以调查每一教学模块(model)的教学效果和学生的意见、建议。这份问卷设计得较为详细，不仅涉及课程安排，授课质量，而且还会涉及到教学设备、试验设备、图书馆资料、学习场所等内容。学生的反馈意见将由学院再组织讨论，被认为需要修改的地方则在下一学年执行，由此不断促进教学效果，完善教学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