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0 16: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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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论文魏晋南北朝玄学对诗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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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当下,明清间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渐渐地热了起来。因为只有在1500―2000年这样一个长时段的历史叙述中,全球化的一些本质才会显现出来。从晚明以后,对中国的研究都已经不能仅仅固守中国本土的传统,晚明所传入的西学已经成为揭开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思想变迁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但学界在对“西学东渐”研究充满热情的时候,对由来华传教士所开启的“中学西传”历史的研究要相对薄弱一些,当然近年来关于“中学西传”的研究著作和论文也有了一些,不过相比之下是无法和数量庞大的对“西学东渐”的历史研究成果相比较。
特别是近年来个别西方汉学家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开始了一种所谓的“汉学转向”,即从原来的以西方文献为主,转向以中文文献为主,转向对中国本土研究。这一说法的问题在于,首先,这是西方汉学家们所提出的,这是针对着他们自己的学术传统而言的,相对于在西方学术界以往对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以传教士为主的特点,提出应注意中国本土文献,应注意中国文人对基督教的接受和反映,这的确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转向。但这样的说法对中国学术界来说意义不大,因为,从陈垣先生到方豪先生,中国学者们绝大多数都是从中文文献出发的。所以,在研究中一定要区分西方汉学界和中国本土研究这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他们有着不同的学术传统。这些年来我们翻译了不少西方汉学著作,这对我们的学术研究是很重要的,但由于缺乏对国外汉学史的系统研究,很多人分不清这两个领域问题意识、学术传统的不同,盲目地跟着国外汉学家跑,缺少一种学术自觉。
其实,从中国学术自身的发展来看,在对“西学东渐”的研究中,加强对基督教的传入在中国的接受和反映无疑是正确的,因为,至今我们对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仍停留在较低的水平,只要同中国佛教史和道教史的研究比较一下就可以感到这一点。对明清以来的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基本中文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对重要人物和地区的教会史的专题研究都是我们要长期努力做的事。但同时,对“西学东渐”的研究绝不能归结为“中国基督教史”,因为,晚明以后西学的传入对中国社会和思想的影响是广泛的,不仅应开拓出社会史和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就是中国基督教史本身也应纳入整个明清史的总体框架中,为此,才能真正对明清以来的“西学东渐”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说明和研究。如果说转向中文文献的话,那些自恃很高,感觉很好的个别汉学家们应该好好去读读黄一农、汤开建先生的文章和著作,在这方面他们需要向中国学者学习的路还很长。
对中国学者来说,在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呢?是对“中学西传”的研究,因为,这里既有寻找文献的困难,对研究者有较高的语言能力要求以外,“中学西传”的研究实际上已经进入欧洲思想史研究,进入欧洲早期汉学的研究,在学科上这已经完全属于另一个学科。在这个研究方向上,中国学者中虽然有金国平先生这样的大家,但毕竟是凤毛麟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德卫教授的这本书是值得我们向学术界推荐的。
二
中国学术界对“中学西传”的研究虽然在总体上无法和“西学东渐”的研究相比,但也着实取得了一些成绩,无论从翻译的角度还是从研究的角度都比十余年前有了长足的发展。 已经翻译的著作有:何高济等先生翻译的《利玛窦中国扎记》、王尔敏《中国文献西译书目》,何高济翻译的《鞑靼征服中国史》、《中华大帝国史》、《大中国志》、《中国新史》、赵殿红翻译的《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秀笔记研究》、耿N翻译的《希腊拉丁作家远东文献辑录》、毕诺的《中国对法国哲学的影响》、《中国文化西传法兰西》、郑德弟等人所翻译的《耶稣会士中国书信集》、郭强翻译的《中国近事报道》、吴莉韦翻译的《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余三乐翻译的《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澳门文化杂志社翻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钱林森等翻译的艾田浦名著《欧洲之中国》、丛林翻译的《中国来信》、杨保筠等人翻译的《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潘琳翻译的《山东的灵与肉》、李岩翻译的《白晋生平和著作》等;《已经出版的研究著作有计翔翔的《鞑靼战记》《十七世纪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大中国志》和安文思的《中国新史》为中心》、张国刚的《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吴莉韦《当诺亚方舟遭遇伏羲神农:启蒙时代欧洲中国上古史论争》,吴莉韦张国刚《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严建强《十八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及其反应》,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张西平《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史》等等,由于篇幅有限这里无法将这类著作一一列出。和在中国学术界的“中学西传”研究中,孟德卫教授的研究有那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呢?我感到至少以下几点:
其一,比较系统地梳理了欧洲早期汉学的学术脉络。中国学界对欧洲早期汉学史的研究如果从莫东寅先生的《汉学发达史》算起也有60多年的历史,其间吴孟雪的《明代欧洲汉学史》是较早从总体上把握的著作,但略显简单。计翔翔的《十七世纪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昭《大中国志》和安文思的《中国新史》为中心》是国内较早对欧洲汉学展开研究的专著,这本书在对曾德昭的《大中国史》和安文思的《中国新史》个案研究上尚很难有人超越,他在局部的深度上就是孟德卫教授也有所不及。但这毕竟是一个个案研究,不能给我们一个欧洲早期汉学的全局把握。张国刚带着他的团队所写的《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虽然涉及的面要比孟德卫教授的书要广,因为,书中有关于俄罗斯汉学的几章,这是孟德卫的书所没有的。但总的看,全书略显零散,在来华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之间的把握上尚未像孟德卫这样有一条逻辑的思路相连,全书各章之间的关系过于松散。吴莉玮的《当诺亚方舟遭遇伏羲神农:启蒙时代欧洲中国上古史论争》无疑是一本值得注意的书,在问题史的研究上有重要的突破,但它并不是一本欧洲早期汉学史的著作,而只是将欧洲早期汉学史中的一个问题加以展开,放在欧洲近代思想史的框架中加以研究。她和张国刚的《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更为系统,但它侧重的是中国文化传入欧洲后的思想影响史,而不是欧洲早期汉学的学术史。张西平的《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欧洲汉学的兴起》的写作思路和孟德卫教授有所接近,但在对欧洲早期汉学的理解上两者略有差异,在欧洲早期汉学的历史线索把握上孟德卫的书显得更为系统,而张西平所涉及的欧洲早期汉学的历史跨度要比孟教授长一些。
无论如何,相对于中国学术界较为薄弱的欧洲早期汉学史研究来说,孟德卫教授的书第一次给了我们一个较为完整的欧洲早期汉学的图景。
其二,对欧洲早期汉学发生的宏观研究和具体研究做到了较好的结合。学术的进步是在个案研究与宏观把握两个维度的交错中发展的,没有很好的个案研究,通史性的研究就很难有好的宏观把握;反之,如果没有宏观性的通论性著作,个案的研究无法贯连起来,历史的整体面貌就无法掌握。在很长时间里学术研究较多是从宏观展开的,通论性著作层出不穷。近年来,历史研究回到历史的现场,学术史研究的深入展开,产生了一批优秀的个案研究著作,大大推进了学术的发展。但同时,研究的细碎化开始出现,真正有宏观视野的著作反而很少见到。在全球化研究兴起的今天,对于产生于初期全球化历史过程中的欧洲汉学研究,如何把握好个案研究和宏观研究两个维度,使个案研究置身于全球化的总体研究之中,将总体的研究通过个案的展开而深化是对每一个研究者的考验。孟德卫教授最值得中国学者注意的就是在这两个维度的把握上。全书不仅仅给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全球化初期欧洲早期汉学的发展线索,也在具体的个案研究上有深入的探讨。
例如,在对德国早期汉学家对《中文之钥》寻找的研究上,在对柏应理所代表的来华耶稣会士所翻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的研究上写得都很精彩,很多文献的使用是中国学者所不及的。
在对世界各国汉学史的研究上我们实际面临一个学术进展上的矛盾,没有一本较好的国别汉学史著作,很难推动对国别汉学史的研究,但在没有很好的个案研究时,断代史和专书、专人的研究很难有令人满意的国别汉学史著作。目前除严绍T先生的日本中国学史研究和阎国栋先生的俄罗斯汉学史研究这样的通史性著作受到学术界好评外,其他类似的研究总体上不尽如人意。问题就出在如何处理这个矛盾。孟德卫先生的著作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值得中国学者关注的。
其三,更为深入地介绍了欧洲早期汉学发生的文化和思想背景。对西方汉学研究的难度在于,研究者必须同时熟悉中国和西方两个方面的思想文化背景,中国学者仅仅依靠自己熟悉的中国知识背景是远远不够的,西方汉学的发生、发展有着自己的文化思想背景和逻辑。从学术上讲,这门洋人所做的关于中国的学问,并不能完全归于中国学术史,它本质上是欧洲学术史的一部分,是西方东方学的一部分。因此,这对中国学者就提出了一个挑战,从事西方汉学研究的学者在知识和学术修养上必须打通中西。近年来中国学者在这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在我读了孟德卫教授的著作后,感到我们仍需努力。在对西方思想和文化的理解上,我们对西方学者应持一种更为谦逊的态度。
在谈到这一点时孟德卫教授说:“总之,欧洲和中国在思想上首次伟大相遇的背景表明,这是一个欧洲人充满着求知欲,在精神上、学术上走向世界的时代。然而,当欧洲人开始接触异域国家,如中国时,却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对异域文化进行阐释和消化,这些方式制造了复杂的综合和有时显得幼稚而又自相矛盾的调和。以上就是本书的主旨。”这样,在对基歇尔《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 1667)的研究中,他很好地揭示了他的欧洲文化背景,他认为,基歇尔身上赫尔墨斯思想式的那种对综合的热情也体现在他不朽的作品《中国图说》对中国的看法上。基歇尔从源头上将一切文化都还原成一种和谐的统一体,同时埃及文化又是最早的,因而中国文化被视为是从埃及衍生出来的。《中国图说》收入了关于中国的各种信息,该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基歇尔选取的材料都是一流的。基歇尔身处耶稣会罗马学院,又是有名的耶稣会士,这使他能够接触到从中国归来的传教士。他的书中包含了大量直接从这些传教士手中获得的有关中国的信息。但由于他学术上的赫尔墨斯思想观点以及对埃及文化的推崇,使他在这本书中加入了与在华耶稣会士的观点有所不同的自己的阐释。传教士们景仰中国,认为中国是理性的典范,而基歇尔则将中国贬低为一个堕落的埃及殖民地。传教士们赞颂中国的语言文化,基歇尔则将汉字贬低为对埃及象形文字的拙劣模仿。这里所讲的赫尔墨斯思想对欧洲的影响在中国学者的研究著作中鲜有深入论述。
又如在对欧洲早期汉语的热情关注的分析中,书中详细分析了欧洲在16―17世纪对普遍语言学想往和追求的原因,从而将欧洲早期对汉语的学习放在了一个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背景下,使我们加深了对欧洲早期汉语学习的理解。
书中提到,当时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培根在《学术的进步》(Advancement of learning, London, 1605)一书中写道:
中国和远东各国用真正的字符来书写语言,这种字符既不表示字母也不表示整个词,而是表示事物或观念;这样一来,那些语言不通的国家和省份就可以互通文字,因为字符要比语言更普遍地被人接受。
培根所以倡议发明一种新的普遍语言,是出于对现存欧洲诸语言的不满。他在倡议中把汉语作为一个模型。虽然他只是简要地提到了汉语,却对17世纪中期普遍语言方案的实施者,如达尔加诺和威尔金斯,产生了很大影响。德国思想家莱布尼茨对中国语言的关注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本书中关于对欧洲文化史的介绍和研究是值得中国学术界注意的。
三
在对1500―1800年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从总体上来说中国学者的优势在于中文,虽然,现在欧洲的汉学家正在独立地编辑藏在欧洲的一些中文文献,但在对文献的理解上,在对中国本土文献的发掘上中国学者大有用武之地。沿着这样的方向展开研究是我们长期所应坚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