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0 16: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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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在分析双语教学与跨文化关系的基础上,探讨了文化差异对组织行为学双语教学的影响,并对在组织行为学双语教学中实施跨文化教学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在组织行为学双语教学中进行跨文化教学比较中西方文化差异,在课堂上设置具体的“情境”和“语境”,教师应熟悉西方文化知识,学生要进行多渠道自主学习。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各种国际交流活动的日益频繁,需要大量既懂外语又有专业知识的国际化人才。为了使高等教育能够适应这一需要,培养出国际化的人才,教育部早在2001年就提出:“本科教育要创造条件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2007年又明确指出:“推动双语教学课程建设,探索有效的教学方法和模式,切实提高大学生的专业英语水平和直接使用英语从事科研的能力”。在这些政策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高校积极开办双语课程,培育双语人才,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双语教学的热潮。在此背景下,组织行为学课程双语教学便应运而生。组织行为学课程开设双语教学,开创了全新的“教”与“学”的思路,学生通过对原版教材的提前预习及仔细阅读,再通过授课教师的英文授课,学生能够以英文的思维方式思考国外的原著学科,能更好地跟踪本学科发展的前沿理论与方法,保证组织行为学学科知识的及时更新。同时,也有利于传达组织行为学核心知识和核心理论,增强对世界一流学术大师及其思想的了解,把握学术精髓。然而,在取得种种进步的同时,我们也在实际教学中碰到了许多因文化差异所带来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严重阻碍了组织行为学双语教学过程的顺利开展,并明显制约了双语教学效果的提高。有鉴于此,本文将对组织行为学双语教学中所涉及的跨文化教学进行探讨,并给出一些对策建议,希望有助于促进我国双语教学的顺利开展。
一、双语教学与跨文化的关系
所谓双语教学,是指在学习母语的同时用非母语进行部分或全部非语言学科的教学, 其实际内涵因国家、地区不同而存在差异。在双语教学中,由于语言具有交际功能, 当交际的双方分属于不同的社会文化群体时,就产生了跨文化交际。同时,又由于各个民族的语言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本民族文化的印记,所以在习得一种民族语言知识的时候,就是习得这个民族的文化和他们的传统。所以双语教学与跨文化交际是紧密联系的。在双语教学过程中,文化教育是重要的环节。由于双语课程不仅承担着语言能力目标的实现,还承担着专业知识目标的提升。因此,在双语教学中,为了更好地实现以上两个目标,就有必要在双语课程中渗透文化知识,进行跨文化教学,从而将学生培养成掌握学科知识的双语人,双语文化人。
另一方面,英语大师王佐良先生曾说过:“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因此,语言教学不仅仅要掌握“语言规则”(the rules of the language as code),即:懂得语法正确与否,而且还要掌握“语言使用规则”(the conventions governing the use of the code),即:决定语言是否得体。在组织行为学双语教学中,教师只有通过对中西方文化差异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对比,加强跨文化知识的导入,才能使学生对西方社会逐渐形成系统、全面的了解。进而增强跨文化意识,提高语言水平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二、文化差异对组织行为学双语教学的影响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两者密不可分。在双语教学中,由于母语和目的语所蕴含的两个民族的价值观念、文化取向、思维方式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许多语言现象单单从语言本身是无法解释清楚的。具体来讲,文化差异对组织行为学双语教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文化差异会影响学生对组织行为学双语教学课程知识点的理解
组织行为学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其研究对象往往是和我们人类社会联系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等范畴。由于组织行为学课程双语教学大多使用国外原版教材,因此,学生对于该门课程双语教学知识点的理解就和目的语(大多为英语)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相关。也就是说,文化差异对学生在理解双语教学知识点时有着很大的影响。例如,当笔者在给学生讲解霍夫斯泰德评估文化的五个维度时,其中有一个维度是各种文化背景下人们的长(短)期取向(long-term orientation & short-term orientation)。长期取向是指人们总是想到未来,而且看重节俭、持久与传统,而短期取向是指人们看重此时此地。由于我国的社会环境和传统教育,课堂上大部分学生都认为长期取向比短期取向更可取。考虑到文化差异,笔者告诉学生,美国是一个多元国家,允许各种文化共同存在。按照组织行为学的观点,长期取向并不一定比短期取向更可取。短期取向下的人们更容易接受变革,他们对于工作的忠诚度也很稳定。因此,长(短)期取向是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价值观取向,它们共同存在,其本身并没有优劣之分。这样,就让学生对该知识点有了准确的理解与把握。
(二)文化差异会影响学生进行组织行为学双语学习的思维习惯
具体来讲,这种影响突出表现在语篇分析和词汇理解两反面。一方面,学生倾向于总是潜意识的拿所学语言与自身母语进行比较,导致无法跳过难句或语法,而对整个语篇的含义进行分析。大学生是成年人,他们的认知模式和思维模式早已定型。关键不在于是否迁就学生的习惯性思维(汉语思维),而在于帮助并引导学生了解、掌握新的认知方法(学习第二语言)。另一方面,词汇是语言的基本单位,是一个民族文化概念的指代方式,它最容易受到文化渗透。学生受困于中式的词义理解,往往难以领会一些西方语言的词义。例如,在组织行为学双语教材中,多处涉及到“宣传”这个词汇,例如“广告宣传、新闻宣传、公关宣传、产品宣传和企业宣传”等等。汉语里“宣传”指的是“对群众说明和讲解,使他们相信并且跟着行动”。而英语词典中对“propaganda”的定义是“政治团体为影响公众所散布的信息。通常是夸大甚至是虚假的信息”。可见,“宣传”一词在两种不同的文化环境有着不同的褒义和贬义,从而反映出不同的文化特点。所以,“产品宣传”用的是“product promotion”,而不能想当然的认为是“product propaganda”。
(三)文化差异会影响学生对组织行为学双语教学教材的案例理解
案例教学法是不少课程讲授中颇为常见的方法。然而,西方原版教材对一些案例的选用表达常有别于我国的本土教材,经常会由于文化的差异而让学生对案例的理解不准确。在组织行为学的双语教学中尤其如此。如在讲授“群体冲突”一节时,由于文化的差异,学生们受传统理念的影响,对“冲突”这个概念的理解还停留在“冲突的存在是管理不善的结果,应当避免冲突”的认识上。如果就理论解释理论,学生们是很难接受“冲突从绩效的角度,是可以产生价值的”这一观点的。为此,笔者在课堂上就我们学校如何充分利用竞争手段,通过增加工资、奖金、表彰、晋升、待岗等形式,产生积极意义的“冲突”、创造新局面的实例,借用我们自己的文化,说明了“冲突是任何组织都不可避免的,且往往是保证高绩效所必需的”、“冲突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只有从绩效的角度,才能判断冲突的价值”等观点。
三、组织行为学双语课堂进行跨文化教学的必要性
(一)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双语教学面临着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使其克服畏惧心理的难题,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就是引入跨文化教学。在双语教学中,通过文化比较和文化差异分析,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和体验西方文化下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模式,从中体会到二元文化的有趣差异;另一方面,还可以推进学生的探究式教学。“探究式教学”是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以学生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为前提,以教材为基础,在教师启发诱导下,学生主动探究问题、自主建构知识体系的一种教学方式。将跨文化教学引入双语教学,能够促使教师通过多种形式的文化沟通活动解难释疑,使学生形成学习的主动性、探索性和创造性,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能够培养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
组织行为学课程的双语教学,既是一门学科基础课程的知识技能传授,也是对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和提升。许多语言学家经过研究,普遍认为除了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语言技能,还需要培养他们的文化能力。当前大学生普遍表现出英语交际能力差,沟通自信不足,过分偏向英语应试教育。只有将跨文化意识充分融入双语教学的各个环节,鼓励学生进行课堂英文问答、讨论、演示和课后英文写作等,才能使学生的交流沟通水平在专业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得以提高。
(三)能够提升学生的个人修养和文化感悟
文化通识和个人修养越来越成为国内外本科生教育的主要指标。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一种语言便是一种文化,而一种文化便是一种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以文化作为感召力的双语教学可以使学生在更宽广的课程领域接受两种文化的熏陶,有助于开阔学生的视野,使他们摆脱传统狭隘观念的束缚,形成一种对文化的潜在反应能力,以开放的心态和跨文化的素养迎接全球化社会所带来的诸多挑战。
四、组织行为学双语课堂进行跨文化教学的方法
由于缺少西方国家的语言环境,在组织行为学课程的双语教学中,学生不能身临其境的去学习和感受西方国家的社会文化,这就要求教师要设法在双语教学的各个环节中,最大限度地将文化背景和文化内涵导入教学过程。
(一)比较中西方文化差异
要在双语课堂上努力增强学生对中西文化的敏感性。如对许多中国人来说communism,collectivism,interdependence等都含有正面积极的意义,但这些对西方人来讲却含有反面、消极的意义。相反capitalism,bourgeoisie,landlord,ambition等对中国人来说有一定的贬义,而对西方人来说则带有褒义。这些词汇在不少社会科学中都较为常见,如果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本身也会对学生的课程内容理解产生障碍。而一旦正确引导学生分析中西方学者这种文化背景和学理的差异,将有助于其形成双重文化的学习能力。
(二)在课堂教学中设置具体的“情境”和“语境”
情境教学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有目的地引入或创设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以形象为主体的生动具体的场景,以引起学生一定的态度体验,从而帮助学生理解教材,并使学生的心理机能得到发展的教学方法。情境教学法实际上是一种极具实践性和可操作性的教学方法。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技术展示跨文化管理活动的视频资料、模拟组织行为学场景、角色扮演等方式将组织行为学实践中的跨文化冲突展现在课堂上,给学生创设一个跨文化管理实践的情景。教师也可以担任其中的一个角色,这样给学生以身临其境的感觉,让学生可以体验跨文化的实践活动。
组织行为学双语课堂上很重要的是要营造出双语教学的氛围,这种氛围既包括了课堂知识点的双语讨论和辩论,也包括对课程案例的现实模拟表演。前者能够锻炼学生用西方语言进而到用西方思维来考虑问题,激发其用英语表达观点的愿望。后者则是将整个教学过程组织成近乎实际的交际活动,让学生体会在不同场景下应该讲什么,从而达到良好的双语教学效果。
(三)教师应该同时熟悉专业课程材料和西方文化知识
教师在教学中的作用毋庸置疑,只有教师具备较强的跨文化意识,才能培养出具有跨文化意识的学生。而双语教学对教师的专业课程熟悉程度和语言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与其他的非双语教学的课程不同,组织行为学引入双语教学,还要求教师更加熟知西方的一些文化故事和名人名作。这既考验着双语教师多学科的知识广度,也要求其花更多精力进行备课工作。如果教师不能在授课前进行充分地查阅和注释,也就无法帮助学生准确地理解文章。
(四)鼓励学生进行多渠道自主学习
双语教学的课堂时间是有限的,仅仅依靠每周一、两次的课堂讲授,学生的英语思维是不可能形成的。这就要鼓励学生在课堂之外,能够自主阅读西方经典文化名著,观看反映西方文化生活和历史的电影、电视剧,并多浏览英文的知名媒体网站和主流论坛。同时,在生活中有意愿与西方人士和一切西方元素的事物进行接触,从而自发创造感受跨文化差异和熏陶西方文化的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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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体系;高职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显性课程;隐性课程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4)03-0016-04
目前,提高高职学生人文素质的呼声越来越高。鉴于此,高职院校要倡导“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既培养学生“做事”的本领,也培养学生“做人”的修养。课程是完成高职教育目标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元素。因此,构建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是培养高职学生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的重要途径。
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定位及培养目标
作为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定位是: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是培养高职学生的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的必修课程或选修课程。
高职院校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培养目标:一是让高职生了解、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和精髓,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民族文化精神,促进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文化自觉,并把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精髓内化为自己的人格。二是让高职学生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中领悟美的真谛,培育他们欣赏美、体验美、鉴赏美的意识,升华他们对生活美、艺术美的追求。三是让高职学生掌握人文知识,进而培养高职学生的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四是通过人文知识、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的培养,提高高职生“做人”的自觉。所谓“做人的自觉”表现在以下几点:善于自我和谐相处,善于与人和谐相处,善于与物和谐相处,即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相处。
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特征
就课程性质来说,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具有民族性和本土性。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也是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因而,本土性与民族性是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显著特征。
就课程目标而言,中国传统文化课程重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唤醒和引导学生身上的“人文需要”,使学生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如果说自然科学课程的目标是使学生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社会科学课程的目标就是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那么,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则是把学生培养成真正意义上的人。
就课程的知识性来看,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主要传递的是人文知识。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常常通过量化的课程体系设置和教学活动的实施,保证所培养的人才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结构。具备一定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是培养高职学生的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的基础保障。因为高职学生只有具备了一定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才有可能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内化为自己的人格和精神。所以,构建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体系,是高职院校学生人文素质培养最基本、最核心、最重要的教学保障。
就课程结构来看,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具有层次性、拓展性。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由一门公共必修课“中国传统文化”和两门拓展选修课“文学欣赏”和“中华美学”组成。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功能,主要侧重于高职学生的认知功能和文化传递功能。
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层次性体现在教学计划和教学安排的层次结构中,每一层次都有较明确的课程要求。“中国传统文化”传授的是高职学生必须掌握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知识,其核心是精神及中国文化在各个领域的体现和积极作用。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伦理为本位的文化,所谓伦理,就是如何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即如何做人。中国传统文化课程重在培养高职学生“做人”的自觉意识,是培养高职学生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的一门基础性课程。
“文学欣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拓展课程。通过中国古代文学的学习,重在培养高职学生的文学艺术修养,提高文学鉴赏能力,美化心灵,陶冶情操。因为文学是通过文学形象陶冶人的情感的,所以,文学教育对于人的个性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中华美学”同样是中国传统文化更高层次的拓展课程。本门课程是上升到美学的理论高度研究美,重在通过美育塑造学生的人格。美育可以丰富学生的情感,唤起学生的理性力量,使学生达到情感与理性的完美统一。爱因斯坦说过:“一个人对社会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他的情感、思想和行为对人类利益有多大作用。”而情感是需要培养的,尤其离不开美的陶冶作用。美育是以美的形象为手段,激发学生美的情感,使他们的精神感到自由、愉悦,情感得到升华,进而使心灵得到净化。美育在丰富学生情感的同时,还给他们以理性力量。美育之可贵不仅在于它能丰富学生的情感,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体现了人性的更深沉的理性,因而也具有最大的广泛性。美育通过审美活动使学生的理性渗透于感性的个体存在之中,让他们获得情感与理智的满足,从而达到情与理的高度融合。
就课程类型来看,中国传统文化课程适宜采用讨论式教学模式。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传递的是人文知识,人文知识是一种“反思性的知识”,具有个性化、隐喻性和多质性。如对“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黄鹤楼》)、“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无题》)的理解,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理解,这就体现出人文知识的个性化。因此,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教学最忌“灌输”和“绝对化”,应采用讨论课的教学模式,给学生创造一个自由、真诚、开放的教学氛围,让学生在体验、移情、理解和对话中反思,感悟人生的真谛,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构建以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
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大课程体系
课程是实现或制约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一个最基本的元素。其基础性决定了它的重要性。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最终目标都会指向课程。
课程包括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所谓显性课程是根据教学计划安排的,与一定的学科、实践相联系的育人媒体,它包括学科课程和实践课程”。①“所谓隐性课程即那些没有在课程计划或学校政策中显现,但却是学校教育实践和教育结果中必不可少且有效的组成部分,包括学校正规课程中隐含的教育因素、学校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学校的管理体制和制度、教师的人格和学校领导的风格以及与学校文化系统相通的社会文化等”。②
隐性课程的资源皆隐含于学校文化之中。这些资源是以暗示的形式传导的,关键在于用心去体验和情感投入,效果具有长期性、间接性。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是整体课程的两个部分,但从逻辑学意义说,它们在内涵上是不相容的,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课程整体。首先,二者并非是主从关系,而是相互对立、相对独立的两个课程领域。其对立性是指隐性课程是相对显性课程独立存在的一种课程形式;其次,二者是一个互动的转换关系,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是统一的整体,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显性课程中潜含着隐性课程的成分,隐性课程强化着显性课程的效果;再次,二者是一种相互补充关系,只有当二者相互认同、彼此支持时,才能共同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学习和个性发展,取得最佳的教育效果。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应是一个包含着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在内的全方位的潜移默化的教育养成过程。因此,本文所探讨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概念,是指广义上的课程概念,其包括显性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和隐性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由显性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与隐性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一起构成一个全面、正确、和谐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体系。其中,显性课程由核心基础课程和拓展课程构成;隐性课程由活动课程、网络课程、柔性课程等构成。
一是以外显为主的常规结构形式,就是指常规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结构,即显性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结构形式,即在教学计划中以课程科目形式出现的课程编制方案。显性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设置是以主干课程为纲,辅之以相关课程。由于高职院校的特点和学制所限等原因,笔者认为,可设置一门核心公共必修课“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体系中的主干课程,侧重讲授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精神;设置“文学欣赏”和“中华美学”为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体系的选修拓展课。
二是内隐的非常规结构形式,即隐性中国传统文化课程。隐性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结构形式无固定的模式,所谓课外活动、讲座、参观、学校环境等都属于这种形式。它以潜移默化的形式规范高职学生的举止行为、价值观念、精神世界。这是一种通过潜移默化方式间接影响学生的教育形式。
要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知识真正成为学生的人文素质,就必须与学生的实际活动以及这些活动中的体验相结合。而这种实际活动是在某种环境、某种氛围中进行的,因此,只有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相互配合,高职学生的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的教育目标才能得以实现。
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体系的构成
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体系的结构由一门主干必修课“中国传统文化”和两门拓展选修课“文学欣赏”和“中华美学”构成。
主干课程“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公共必修课程,笔者建议将课程命名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十六讲”,侧重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和精神的讲解,侧重领悟中国传统思想,使学生明白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没有独立于“行”以外的“知”,倡导学生在生活中践行中华民族文化精神。
拓展选修课“文学欣赏”重在培养高职学生的文学欣赏能力和审美水平,让高职学生在文学欣赏中愉悦性情、陶冶情操、美化心灵、开阔思维。文学欣赏课的学习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美的享受和体验的过程。因此,“文学欣赏”的教学内容不必涉及太多的文学欣赏方面的理论知识,重在作品欣赏,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中国古典文学的魅力,在享受、体验中达到课程的培养目标。为此,高职院校“文学欣赏”课教学内容或教材的选取就显得至关重要。
首先,选择古典诗歌,通过诗歌欣赏培养学生诗性的智慧,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诗性智慧表现为感情的凝聚、直觉想象和境界的升华等方面。因此,要从人文精神出发拓展诗性思维,通过教育和引导,让学生感受到诗性的无处不在,并把它最终落实到做人的基点上。因此,我们呼吁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教师要更好地从人文思维的角度,借助于“诗性的智慧”,更好地培养学生的“人性美”和“知性美”。
其次,选择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因为《红楼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巅峰之作,它巨大的艺术魅力和没有结局的残篇给读者带来太多的想象空间。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没有读过《红楼梦》,那就是一种不可原谅的遗憾。据调查,我们的高职学生绝大多数没有读过《红楼梦》,或对《红楼梦》了解甚少。当然,通过几节课的学习,不可能让高职学生对《红楼梦》有全面的了解或较深的认识。但我们的课堂教学永远都只是一种引导和启发,通过课堂引导、启发,把学生引进门,最终还是学生自主学习、自我思考、自我提高。“文学欣赏”课通过对《红楼梦》主要人物形象的分析来认识《红楼梦》的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培养学生的审美水平和鉴赏水平。
“中华美学”是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体系中更高层次的拓展选修课。人文素质教育中,审美教育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审美教育是通过潜移默化的形式来提高学生的思想境界和塑造学生的健全人格的。
教育家先生曾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并终生以推广美育为己任。在当时与蔡先生持相同或相近看法的人还有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在晚年总结自己的教育经验时,也一直强调:“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的,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的,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之所以要用美育代宗教,是因为对中国人而言,倡导美育比倡导基督教要现实得多,因为几千年来中国人虽然有精神信仰,但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上帝存在。
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重视审美教育的,在儒家那里“乐教”和“诗教”占有重要地位。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涉及音乐评论,这些评论都很深刻。台湾学者徐复观认为中国古代教育是以音乐为中心的教育,并且认为:“礼乐并重,并把乐安放在礼的上位,认定乐才是一个人格完成的境界,这是孔子立教的宗旨。”③徐复观认为儒家是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而这种“为人生而艺术”主要表现在音乐方面,同时也表现在诗歌方面。在《论语》里,孔子多次强调学习《诗》的重要意义。儒家认为只有通过“乐教”和“诗教”辅之以“礼”,才能培养出温柔敦厚的完美人格。而道家则不同于儒家的将人格视作对仁义的归依,而把人格看成对包括礼义在内的世俗之物的超越,主张在回归自然、天人合德中实现人格的独立自由。在中国历史上儒道两家是互补的,共同滋养着中华文化的灵根。李泽厚把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归结为一种“乐感文化”和“实用理性”。他认为:“儒家不是宗教但却包含着宗教的热情,虽然不是哲学但却包含着哲学理性。它培养了一种人格、操守、感情、人生理想、`生活态度。”④
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实际是在延续儒家的审美教育传统。“如果说宗教对人类心灵起着一种净化作用,使人对宇宙、对人产生一种神秘感和美感,对自己的同类或其他生物表示体贴和怜悯,那么依著者之见,诗歌在中国已经代替了宗教的作用。”⑤因为当今中国人的伦理价值真空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所以,我们在今天重提“以美育代宗教”,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也是我们提倡高职开设“中华美学”的目的所在。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人文性,奠定其成为高职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课程体系的基础。明确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定位,建立科学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体系,合理分配学分,保证充足的学时,配备良好的师资,进行严谨的教学以及严格的考核等制度设计,是大学人文教育成功的基础。
注释:
①②谭伟平:《大学人文教育与人文课程》,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2-84页
③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④李泽厚:《世纪新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
⑤林语堂:《中国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1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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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泽厚.世纪新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