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0 16:17:26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老人消费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老龄消费者；自我概念；购买决策
一、 引言
世界正在进入人口老龄化的状态，中国的老龄化进程也在加速发展，60岁以上的老人占全国人口的11%，预计到21世纪20年代，老年人口数将达到2.43亿，占总人口的17%，会形成一个庞大的老年消费群体。预计到本世纪中期，中国60岁以上老人将超过4亿人，其中8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可能突破8 000万人。根据中国国家老龄委提供的数据，2011年中国老年人用品市场的总需求量将超过10万亿元，而现阶段全国为老年人提供的产品不足市场需求的10%。目前已有许多学者对老龄人口消费决策行为进行研究，但是很少有学者关注中国老龄人消费自我概念特点与购买决策风格的关系研究。我们认为研究老龄消费者自我概念与购买决策的关系，有利于更好的服务老龄市场。
我国关于自我概念与消费行为方面的研究始于最近一段时期。刘凤娥和黄希庭（2001）将大学生消费者自我概念分为四种类型，即情感自我、表现自我、发展自我和心灵自我。杨晓燕（2002） 研究了中国女性消费者自我概念与消费态度的相关性。她将中国女性消费者自我概念分为五个维度，即情感自我、表现自我、发展自我、心灵自我和家庭自我。曾智（2004）通过研究自我概念的四个结构成分表现自我、情感自我、发展自我、心灵自我与大学生消费行为之间的关系，得出他们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陈玉国 （2005）探讨了消费者决策风格与不同世代的相关关系。赵恒（2007）研究了消费者的自我概念和手机消费中品牌的关系，结果发现，消费者自我概念同品牌形象之间的一致性在不同消费者人群中具有差异。陈延斌（2007）使用购物决策量表研究了大学生自我概念与消费决策间的关系。李晓蕾（2008）研究了中国女大学生消费自我概念特点与购买决策风格相关关系。张旺芝（2008）以石家庄市为例，对城区老年人消费行为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试图以老年消费者为对象，引入自我概念理论，并考虑到老年人的性别、健康状况等相关特性，以情感自我、表现自我、心灵自我、家庭自我四个维度研究自我概念与老龄消费者购物决策相关关系。
二、 研究框架与研究假设
本文对老龄人消费自我概念特点的研究综合选取了杨晓燕（2002）等的结构成分研究思路，确立老龄人消费自我概念的四个维度，即情感自我、表现自我、心灵自我、家庭自我，并基于这四个维度，从整体的视角来分析老龄人的自我概念特点。情感自我展示的是个体对待环境中各种事物的感受方面；表现自我的特点是喜欢通过各种方式向他人展示自己的个性和思想；心灵自我展示的是自己对内心世界方面的关注，注重内心世界的感受和体验；家庭自我是消费者在家庭物质生活方面的观念和形象特征。并且，不同性别与不同健康状况的老龄人口消费自我概念都会呈现不同的差异性特点。由此，提出本研究的第一个假设：
H1：不同人口统计变量的老龄消费者在消费自我概念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H1a：不同性别的老龄消费者在自我概念的四个维度情感自我、表现自我、心灵自我和家庭自我四个维度上存在差异。
H1b：不同健康状况的老龄消费者在自我概念的四个维度情感自我、表现自我、心灵自我和家庭自我四个维度上存在差异。
老龄人进入到一定时期之后，身体健康状况会逐渐成为制约或促成他们消费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性别作为人口统计中非常重要的变量，也会对老龄人的消费行为起着重要的影响。例如，男性购物时表现得会更加果断，而女性可能在选取物品或服务时考虑的因素会更多一些，女性对于距离远近、是否是名牌产品、是否有折扣等可能会给予较多关注。由此，提出本研究的第二个假设：
H2：不同人口统计变量的老龄消费者在购买决策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H2a：不同性别的老龄消费者在购买决策方面存在差异。
H2b：不同健康状况的老龄消费者在购买决策方面存在差异。
消费行为是人们对自我认知的外在体现。对自我的认知不同，往往会做出不同的购买决策。自我概念从某种意义上是由个体所拥有的某些物品，如汽车、住宅等所界定和展示的。然而，不同的个体对这些物品的注重程度是有差异的。老龄人的消费自我概念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他们的购买决策。由此，提出本研究的第三个假设：
H3：老龄消费者自我概念的不同维度对购买决策有显著影响。
H3a：情感自我对老龄消费者购买决策有显著影响。
H3b：表现自我对老龄消费者购买决策有显著影响。
H3c：心灵自我对老龄消费者购买决策有显著影响。
H3d：家庭自我对老龄消费者购买决策有显著影响。
老龄人的购买决策服从其内心对自我的认知。性别作为人口统计变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自我概念与购买决策关系之间也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老龄人由于健康状况的不同，自我认知对购买决策的影响也可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由此，提出本研究第四个假设：
H4：不同人口统计变量会调节老龄消费者自我概念与购买决策的关系。
H4a：性别差异会调节老龄消费者自我概念与购买决策的关系。
H4b：健康状况的差异会调节老龄消费者自我概念与购买决策的关系。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量表涉及到老龄人口统计变量， 如籍贯、性别、健康状况，也包含与情感自我、表现自我、心灵自我、家庭自我相关的题项。我们选取长春市6个区：朝阳区、南关区、二道区、宽城区、绿园区、双阳区老龄人口为样本对象。首先，通过查阅2009年资料得出这6个区的人口比例，算出每个区所要发放的样本量。然后，分区进行问卷发放和回收。本次调查选取样本400份，共收回有效问卷321份，有效回收率达到80.25%。在对数据进行整理之后，得到样本特征如下：女性占51.8%，男性占48.2%，男女比例基本均衡；从健康状况的分布来看，身体状况一般的居多，达到54.9%，而很差和较差的分别为4.5%和15.3%，健康状况较好的占20.9%，很好的仅为4.4%。经检验我们发现，自我概念量表及购买决策的Cronbach's 系数均超过0.70。同时，老龄消费者自我概念量表KMO值为0.638，巴特利球的显著性概率为0.000。老龄消费者购买决策的KMO值为0.618，巴特利球的显著性概率0.000，均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表1是对老龄消费者自我概念的性别和健康状况所进行的方差分析。从表中的统计分析可知，性别对心灵自我有着极显著的影响，对总自我概念也有显著影响，对情感自我、表现自我、家庭自我影响则不显著；健康状况对总自我概念及其四个结构成分都有显著的影响。性别和健康状况的交互作用对总自我概念的影响极其显著，并且对情感自我和心灵自我的影响显著，对表现自我和家庭自我的影响不显著。表2是对老龄消费者购物决策的性别差异和健康状况差异所进行的多元方差分析。通过多元方差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老龄消费者购物决策受性别差异影响的显著性为5%，而受健康状况和文化程度的影响显著性为1%。性别与健康状况的交互作用对老龄消费者购物决策的影响也非常显著。
通过检验老龄消费者自我概念对购买决策的影响关系，我们发现感情自我、表现自我、心灵自我和家庭自我对老龄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都是显著的，从而我们进一步选用分组回归分析来检验性别和健康状况对老龄人消费的调节效应。计算结果在表3中给出。由分组回归分析结果可见，女性消费者中情感自我对老龄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力未通过检验；两组中表现自我对购买决策的影响力均通过检验，标准系数分别是0.216和0.369，这说明女性消费者中表现自我的影响力显著强于男性消费者；两组中心灵自我对购买决策的影响均通过检验，标准系数分别是0.173和0.206，也这说明女性消费者心灵自我的影响力显著强于男性消费者；两组中家庭自我对老龄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力均通过检验，标准系数分别为0.273和0.300这说明女性消费者中家庭自我的影响力也略强于男性消费者。
由表4中可见，在健康状况较差的老龄消费者中，情感自我对购买决策的影响力未能通过检验。健康状况很差时表现自我对购买决策的影响力未能通过检验。随着健康状况的改变，各自我概念维度对购买决策影响的作用渐进性并不明显。例如很好与较好相比较，心灵自我的标准系数分别为0.185和0.211，可见，健康状况较好的心灵自我影响力比很好的心灵自我影响力显著。然而，通过较好与一般的比较， 又会发现心灵自我的标准系数分别为0.211和0.173，健康状况较好的心灵自我影响力又比健康状况一般的心灵自我影响力显著。
四、 研究结果与讨论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由于退休金、养老保险等的增加，以及子女对老年人的赡养和回馈，老龄人的购买能力在逐渐增强。通过本文的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许多老龄人出于对自我概念的满足从而做出不同的消费决策，老龄消费者在不同性别和不同健康状况方面存在显著的消费差异，针对老龄人的上述消费特征，企业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来展开他们的营销策略。
1. 针对老龄人的特定情感需求，设计富有人文关怀的产品。目前，我国正步入老龄化阶段，各个城市的老龄人口比例不断上升。但据统计，我国的主流产品市场并没有重视这一逐渐庞大人群的需求，针对老龄人的产品和服务比较单一，大多集中在保健品领域，或是仅处在边缘产品形态上。虽然现代的老年人越来越开放，接受新鲜事物的认知程度正在不断提高，但是，普遍来说，他们对产品的要求更注重效能性和可操作性。如今的城乡二元化化社会，造成很多年轻人和老年人相隔两地，子女在外打拼事业，老人晚年难免会有孤单寂寞的感觉，所以我们认为，适合现代老年人的产品更应该彰显人文关怀，无论在产品设计上还是服务管理上都应该照顾到老年人所特有的情感需求，才能成为市场的赢家。
2. 从物有所值型出发，加强符合老龄人消费习惯的定价策略。企业可以根据老龄人性别等方面不同实行差别定价。对于女性老年人，产品应更多考虑情感诉求。而针对男性老年人，则更多地考虑产品的功能，选取相对较高定价，以彰显产品的价值。同时，对于老龄人这样的特殊群体，需要运用特殊的广告运作方式来进行市场开发，尤其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老龄人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意识和从前相比都发生很大的改变。如今的老龄人的消费心态正朝着年轻化、时尚化的方向发展，他们远比我们想象中更能接受新鲜事物，因此应该适当把握新颖时尚元素，注重情感自我，对一些注重时尚的老龄人提供相应的时尚服务。一些老龄人还可能更愿意花一些钱来补偿年轻时候的消费缺憾。因此，企业也可以针对老龄人的这些特点，注重产品和服务的时尚性。
参考文献：
1. 陈延斌. 大学生服装消费决策风格量表编制及其与自我概念关系研究.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7.
2. 陈玉国.消费者决策风格与不同世代之研究.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5.
3. 李晓蕾.中国女大学生消费自我概念特点与购买决策风格相关关系研究.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8.
4. 刘凤娥，黄希庭.自我概念的多维度多层次模型研究述评.心理学动态,2001,（2）.
5. 杨晓燕. 中国女性自我概念与消费态度. 南方经济,2002，（11）.
6. 曾智.大学生自我概念与消费行为研究.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4.
7. 张旺芝.城区老年人消费行为实证研究.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8.
8. 赵恒.基于自我概念的品牌态度实证研究.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号：09YJA790081）、吉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项目号：36209407053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项目号：11YJC790158）资助。
陈凯歌的电影《搜索》就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现实甚至比电影来得更血腥更残暴。杭州K192公车上，一个男人连扇一个小伙子5个耳光，小伙子被打得鼻血横流，镜框也被打飞，断成几截，挨打的原因是他没有给这个男人抱着孩子的妻子让座；上海地铁中，一个男子辱骂一个女子，并把前来劝架的另一男子打伤，因为该女子没有给人让座；济南公车上，一位带小孩的母亲扇不让座男子耳光，还扬言“替你妈教训你！”
让座，本是相互帮助、发扬美德的事。但是，一些人凭着“应该让座”和“维护美德”的正义感，在公共场合骂人、打人。社会美德能以一种更冷静、更有效率的方式维护吗？难道“生气”已经成为国人生活的常态选择吗？
台湾作家龙应台说过：在一个法治上轨道的社会里，人是有权利生气的。她的犀利发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曾经震动一代中国人。今天，我们再次向社会发出提问：“中国人，你为什么爱生气？”
社会为公民提供了在权益受到损害时进行申诉的渠道。社会得以形成的原因之一，在于保障个体的安全，帮助公民更有效率地解决问题。人们建立一个社会，也需要付代价，花费成本。遇到问题时，却不依赖辛苦建设的法治系统，而运用原始的以暴制暴方式，是不是太不划算？究其原因，恐怕是制度的保障和执行还不严密，人们的法律意识较为淡薄，并且，人们求助于正规途径没有直接“生气”这么省事儿。
但是，看看“生气”带来了多少麻烦吧。“十一”黄金周的华山景区，上万人下不了山。部分滞留山顶的游客和景区人员发生冲突。他们封堵了景区入口，让大巴车无法接客，造成更严重的滞留。人们发生争执，让本来拥堵的场景更加混乱。从内蒙古包头去陕西华山旅游的董立文夫妇在景区要求退掉未消费过的摆渡车车票时，惹怒了一群人并被对方用刀捅伤。
如果料想到这些后果，中国人，是否该问一句：我们为什么要生气？
人都有情绪的起伏，因为外界的环境、人自己内在的感受随时都在变化。在穿行于地下的地铁里生气，在奔驰在路上的公车中生气，在巍峨屹立的高山上生气，在异国他乡翱翔于天空的飞机上也生气。9月7日，塞班岛飞往上海的航班上，多名中国乘客互相殴打。就在这次事件的5天前，苏黎世飞往北京的航班上，两名中国男子因座椅问题大打出手，飞机因此迫降。
专家称，一旦飞机上乘客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如果再加上五六个人劝架，飞机的平衡姿态就会受到影响，还可能导致飞机失事。
迫降会带来时间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发生的飞机失事更是不堪设想。所以，中国人，为什么在飞机上，也要生气呢？
更让人惊讶的是，在中国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传统的知识分子，也开始生气了。一次游行中，韩德强教授遇到了反对游行口号的老人。教授很生气，就抡起手扇了老人一耳光。
为什么对和自己观点不一致的人生气呢？是不再有倾听的耐心，不再有对不同思想的容忍度，不能再体会到思想碰撞的乐趣，还是觉得，扇一记耳光比从逻辑上说服对方更容易？
说起生气，个别官员也是火气十足。9月初，一名南方航空的空姐因放置行李问题被一官员打伤。
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建设成就，在物质层面得到极大满足，但是，精神层面如何进步却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命题。遇到问题，先看看法律怎么说，有时也会发现，法律条文含糊不清；遇到麻烦，先找找相关机构，有时会发现，各种机构可能相互推诿。但这些，也还不是随时生气、发怒、打人的理由。恐怕也会有人会把“生气”归结于一大堆社会问题：没办法呀，值得生气的事情太多了。你看看，出门吧，马路上到处堵车，逛风景又开始堵人。看病吧，挂个号排老长队，医生又可能给冷脸看。和人打打交道吧，这些人，这么没素质……
但是，社会只要在发展，就要面临问题。一味“生气”并以暴力方式进行表达，并不是一个理性和成熟社会中应有的状态，只能加剧社会矛盾。地铁里面的暴力事件、景区的拥堵冲突、飞机上的大打出手、老人挨教授巴掌，提醒着我们如何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降低浮躁、减轻压力、解除焦虑、尊崇法律。
清华大学教师刘瑜说：“由于制度涉及一个实施成本的问题，我越来越接受的看法是，制度固然重要，而文化是降低制度实施成本最有效的因素。”
媒体人许文广曾写过这样一条微博：从新加坡到民丹岛要坐55分钟快轮。乘客八成以上是国内来的同胞。闸门一开，大家争抢着涌向甲板。我听到裹挟在人群中两位老外的声音：“这船难道不会等我们吗？”“不是人人都有座位吗？”被后面的乘客推着向前冲的我，苦涩地回味着这两个问题：手里握着船票的争先恐后的我们，到底怕错过什么呢？
是啊？我们到底害怕错过什么？我们为什么喜欢生气？
也许，当我们平和下来，不再担心错过，不再生气的时候，我们的时代又在不知不觉中前进了一小步。
（选自《中国青年报》）
近三年，广州公益迅猛崛起。不管是从参与人数、NGO组织数量，还是公益活动本身的影响力和传播力，都取得显著进步。不断涌现的公民行动，让广州被媒体评论为“中国最具公民社会气质的城市”。这些变化，与一个人、一堂课、一个机构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更正并致歉
2013年5月刊
P38 导语部分倒数第2行“却知是幽默戏谑的主儿”应为“却是幽默戏谑的主儿”。
P45 第3列第4段第2行“黄洋、林某与宿舍小葛平摊购买桶装水费用”应为“黄洋、林某与舍友小葛平摊购买桶装水费用”。
P49 第2列第8行，“‘大想’（理想）”应为“‘大想’（李想）”。
在此更正，并向作者、相关人士和广大读者致歉。
专题有感
有人说，广州这个城市给人的感觉貌似不温不火，缺乏血性，各家自扫门前雪。其实我觉得这是偏颇了。
去年“保钓”反日游行示威中，全国上下，群情激奋。在新闻和微博上看到了西安、成都等内陆城市在游行时的新闻，眼见广州的游行日将近，我一度担心场面是否能得到控制。
到那天，我仔细留意新闻，庆幸直至游行人群解散，不理智的破坏行为寥寥。但这不是让我印象最深的。当深夜加完班经过其中一个游行区——环市路，我惊诧地发现还有不少年轻人三三两两地聚集着，其中不乏穿着校服的学生。细看，原来他们在街头清理游行队伍留下的垃圾。
顺理成章，我以为他们是被组织去的，但在微博上，我看到自己认识的一个90后朋友也在场。他只是发了条微博，@了几个人提议去环市路“帮帮忙”收拾然后吃宵夜，几个朋友响应，就去了——如此自发，如此“顺便”。
这让我感触很深。都是以爱国为名，都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一面造成了破坏与污染，一面在反对破坏与清理污染，截然不同的细节。
在内地，公益行为往往项目化：去帮助一个群体，去反对一件不好的事，去拯救一种动物。而在广州，公益的体现常常指向了一些貌似很细小的事情：社区服务，群众普遍教育，公益宣传，人居环境改善等。
从小看大，我认为公民的体现更多时候不在于捐了多少钱，救了多少人。而在于以一颗公民的心去传递，去影响，哪怕去改变周围的一个人。仅仅以项目为号召去做公益，项目结束了，公益还做不做？究竟有多少人真正培养出了公民精神，还是仅仅挂上一个公益的光环？
默默捡起路边的一个塑料瓶，这就是公民的行为，简单，自然却卓有成效。至少这种看似简单的行为，不至于滋生腐败。义务清理社区卫生，免费宣传常识，这些能够切实改变内心的行为，是绝对没法给郭美美买一辆玛莎拉蒂的，但能润物细无声地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文明。我打心里为广州鼓掌。
星慕文化 王小蔡
无惑未来
Q1近日，中南财大的一位打印店老板火了。几年来，他帮众多大学生解决论文问题，无论是模板格式还是结构逻辑，他一眼就能看出论文哪有问题，博士论文也不例外，连老外也慕名来找他帮忙。他30多岁，只读过专科。这样看来我们这些寒窗苦读的人岂不是浪费了青春？
正为论文苦恼的阿凯
阿凯：
“模板格式”——压根跟论文的知识点没一点关系。
“结构逻辑”——熟读唐诗三百首的现实版解读。
上了这么多年的学，这个问题还想不明白的话，奉劝一句，努力读书吧。最重要的，这里面还有一个如女神坐上宝马车般残酷的事实就是——学费都交了，现在后悔晚了点吧，同学。
施乃
Q2为什么电视购物广告上推销的东西看起来那么不靠谱，尤其是那些健身器材保健药品效果吹嘘得那么神，电视台还老播，真有那么多人会买吗？
广告皆祸害
广告皆祸害：
从商业角度讲，有需求就有市场，其实绝大多数电视台的日常收入，很重要的一部分来源就是这些“不靠谱”的电视购物广告。
从电视购物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我等年轻人平常网购、海淘，那才是真的不靠谱。
成功案例：对于没时间陪太皇太后她老人家逛街的小编，果断教会她网购后，就再也不用被激情澎湃的“紫要九百九似八元……”所困扰，而且没人跟小编抢电视了。（温馨提示：要是担心有人跟你抢电脑，给她网购一台平板吧！）
最后值此母亲节父亲节的间隙，小编必须要来一句公益口号：关爱空巢老人，让夕阳不再寂寞。让聒噪的电视购物广告，尤其是那些“神奇的”药品保健品，滚得远远的吧！
施乃
Q3“你觉得青春是什么？”“长得好看的人才有青春，像我们这种人就只有大学了。”这是一个男生看完《致青春》后的感想。想想现在的社会，你难道不觉得这种无奈就是一种现实吗？
“很有自知之明”的豆豆
豆豆：
从生理学角度讲，青春是一个年龄段，每个人都有——无论你长得惊为天人还是另一种惊为天人。如果你被这种问题困扰很久，甚至夜不能寐，在寝室内彻夜长谈，那就证明你正在经历青春。
如果你真的觉得长得不好看就没有青春的话，其实，没了就没了吧，没啥大不了的。但是切记，不要在中年以后再尝试弥补这种定义下的青春——负面材料请百度“雷书记”。
施乃
Q4《中国合伙人》挺好看的，真是一部屌丝逆袭的励志片，这种小人物变身高帅富的神话真的有可能发生吗？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怎么能变成这样呢？
创业者小王
小王：
真的有可能，人家说了，电影是以新东方教育集团的发展历史为背景的，而且现实生活中确实也有一些这样的例子。
论文摘要:西部农民工选择到经济发达的东部城市务工以期获得理想的收入，用以改善家庭生活。然而就业地域的不同选择所引致的收入反差，使农民工不得不考虑其选择务工地区的距离和自身的成本。文章通过对以广东、安徽、甘肃三省为代表的在东、中、西三地区务工农民工收入的比较研究，结果表明西部地区农民工为获得理想的高收入而选择东部城市务工，实际中却是在东部城市务工收入要低于在中、西部城市的收入，并重点对这一困境如何对留守老人养老造成影响进行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农业产业结构的逐步调整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地区，特别是西部农村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缘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致使尽快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流动，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广大农民的殷切期盼和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为此国家和地方政府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引导和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流动。这种流动表现为两大特点:其一，在城乡关系上，民工主要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其二，在地域关系上，民工则由西部落后地区向东部发达城市转移。民工进城务工在促进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务工所得的收人也成为其改善家庭生活和维持家庭生计的主要支柱。但由于就业地域选择而导致的收人地域差异使得事实收益并未达到其心理预期，给民工家庭生活尤其是留守在家的老人养老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本文以西部地区农民工选择不同的就业地区所得收人对农村留守老人造成的影响为思路，通过对以广东、安徽、甘肃三省为代表的在东、中、西三地区务工农民工收人的比较研究，认为西部地区农民工为获得理想的高收人而选择东部城市就业，其结果形成在东部城市务工收人反而低于在中、西部城市的收人地域差异，并重点分析这一困境对西部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所造成的影响，进而提出解决农村留守老人养老问题的有效对策。
一、西部农民工务工收入地域差异的实证研究
学者和相关部门的调研统计数据显示，西部农民工为获得较为理想的收人，一般选择广东、浙江、上海等东部城市作为就业的目的地。本文选择广东、安徽和甘肃作为东、中、西三个地区的代表省份分析比较农民工在不同地域就业的收人情况。
1.西部农民工多选择东部地区就业
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统计数据(见图1)分析，自1985年以来，西部农村外出务工人员选择在东部地区就业的比重逐年上升，1985-1995年期间选择东部(不包括东北地区)地区务工的民工比重为21.33%，到了下一个五年，即1995-2000年，这一时期选择东部地区就业的比重上升到了29.47%，而到了2000-2005年该比重已经高达46.46%，年均增长率为6%。相反地，选择西部地区就业的民工比重近年来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选择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就业比重在2000年后超过西部地区，成为西部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最主要目的地。可见，选择离家较远的东部地区务工就业的农民工已趋近一半甚至更多，东部各省大中型城市成为西部农民工务工的最主要输人地。
2.农民工选择东部地区就业的动机分析
首先，“在家庭联产承包制提供了最初的迁移动力之后，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和收人水平差距扩大的趋势，为这种潜在的迁移提供了追加的动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实行“先富后富”的经济发展政策，东部地区率先改革开放，国家给予东部地区诸多特殊的照顾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得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更早也更多的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各种利益，东部各地区人民的收人水平普遍高出中、西部地区。因此，地域间发展不平衡为广大西部农村青壮年选择东部地区就业提供了一个外在的拉力。
其次，农民工外出务工，可以尽可能快的增加直接收入。西部地区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差，人均收人水平远远落后于中、东部地区。生活在这里的人民渴望摆脱或通过较高的收人来改善这种境况的愿望强烈。这样的愿望为民工选择东部地区就业又提供了一个内在的推力。在“拉力”和“推力”的共同作用下，西部地区农民工在东部地区就业就成为“合乎情理”和“似乎理性”的选择。
3.农民工务工收入地域差异的形成及原因分析
上文的分析表明，大多西部农民工为获得高收人离弃了土地以及在中、西部的就业机会而选择东部城市务工，但实际上“西部地区农民工在东部地区获得的实际收人最低”(盛来运、彭丽荃，2006)。
表1反应了2006年、2007年以及2008年广东、安徽和甘肃三省职工人均工资收人及消费支出的情况。作为外来人口，农民工在输人地的各项权益不仅要受到严格的限制，而且其收人、支出水平(购买同一商品与当地居民享受相同的物价水平)也要受到当地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并且受这一环境影响的程度与当地居民不相为二。考虑到农民工所主要从事的行业为制造业和建筑业，三省职工人均年工资收人以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职工工资收人的加总平均数为代表。以2008年为例，三省职工人均工资收人分别为广东23851.5元，安徽21476.5元和甘肃19338.5元。选择广东地区就业比选择安徽和甘肃可获得分别高2375元和4513元的年工资收人。消费支出方面，由于农民工群体消费的特殊性，即食物和居住等支出是农民工消费支出的最主要部分，并且这一特征在任何地区都具有同一性。因此，表中以最具刚性的食品消费和居住消费作为农民工务工的消费性支出。仍以2008年为例，同表中工资收人相类似，消费支出也因不同的地域呈现不同的高低水平，在高工资收人的广东省，职工人均年消费总支出为8968.42元，而安徽和甘肃两省的职工人均年消费总支出为5261.74元和4417.47元。农民工在广东省的人均年消费支出总水平比在安徽和甘肃分别高3706.68元和4550.95元。在不对农民工选择不同地域就业的迁移成本作统计分析的情况下，表1实际收人一栏中农民工分别选择广东、安徽、甘肃(以下数据均以此为序)三省就业的人均月实际收入为2006年1002.9元、900.5元和854.4元;2007年为1117.7元、1143.4元和1114.9元;2008年为1240.3元、1351.2元和1243.4元。有所不同的是，2006年三省职工人均实际收人由高到低排序为广东、安徽、甘肃，并且各省职工的实际收入差值也并不很大;2007年的排序为安徽、广东和甘肃，值得一提的是安徽省超出广东省的职工人均实际收入水平而位居第一，甘肃省职工人均实际收人迅速上升且已接近广东省的人均水平;2008年的排序进一步变为安徽、甘肃和广东，广东作为职工人均工资收人最高的省份，实际收人却降为三省最低。事实上当考虑到农民工在不同地区务工的迁移成本时，该数据变化的程度将会更加剧烈。
以上数据上的变化映射出农民工选择东部城市就业的“收人反差”困境，即农民工理想高收人在现实中的实际低收人的表现。可见，农民工合理的选择应该是在距离较近的中、西部地区就业，而远赴东部城市打工并非是“完全理性”的选择。
农民工在东部地区务工导致收人反差的主要原因有:
第一，较高的消费支出以及在劳动力市场的弱势地位，使农民工只能获得微薄的收入。相比而言，尽管选择在东部地区就业能够获得相对较高的收人，但不可否认的是东部地区的人均消费水平也高出中、西部地区很多，农民工工资收人与消费支出两项冲减之后的实际收人显示，在东部地区务工的民工实际收人要远低于中西部地区。如广东省2008年在岗职工人均年工资收人为23851.5元，安徽省在岗职工人均年工资收人为21476.5元，而甘肃省的在岗职工人均年工资收人为最低的19338.5元。消费支出项中广东省的数据显示最高为8968.42元/人·年，而安徽省和甘肃省则分别是5261.74元/人·年和4417.47元/人·年(参见:表1)。在不考虑民工迁移成本的情况下，三地区的职工人均消费支出由多到少依次排序是广东、安徽和甘肃。可见，东部发达城市过高的消费水平是西部农民工选择东部地区务工反不如选择离家较近的中西部地区能获得更高收人的主要原因。
第二，较高的迁移成本。我国东西跨度大，农民工跨省流动的交通费用高低与地域距离直接相关。相比中西部各省，农民工从西部到东部地区务工的交通费用为三地区最高。此外，每逢节假日客流特高峰，铁路客流的最大集散地和乘客滞留点都出现在广东、上海、北京等东部省份，尽管民工返乡愿望强烈，但一票难求，不但增加了不必要的花费，从而使农民工务工的迁移成本增加，也相应的提高了民工务工的心理成本。
第三，西部农民工素质相对偏低，无法在东部城市选择收入较高的行业就业。东部地区开放时间早，现代化程度高，西部地区进城务工人员的素质却普遍偏低，他们在东部地区从事的行业以操作程序简单的生产制造业和建筑业为主，这类工作虽然操作简单，但工作环境差、体力消耗大，对员工身体损伤的几率也高，而与之相反的是农民工得不到相应较高的薪酬回报。此外，农民工在择业前，由于受到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得不到从事条件较好和薪酬较高工作的岗前培训，最终只能“被迫”地接受低收人行业就业的现实。
二、农民工务工收入地域差异对留守老人养老的影响
西部地区农民工怀着为获得较高经济收人的梦想而选择到东部城市务工就业，但现实的情况并未能满足他们的这一愿望。民工主观期望与客观现实之间于是形成了一个收人反差的困境，这种反差的消极作用不光涉及到民工本人，也间接地影响到民工“身后”等待济养的留守老人。对于留守老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影响留守老人的经济收入
有研究表明，留守老人的经济收人与子女的收人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留守老人除了自己与配偶的劳动所得外，大部分要靠以子女为核心的家庭成员提供经济支持。而对于上了年纪或是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留守老人来说，其生活所需的几乎全部都要靠子女来提供，收人从子女直接转移到老人，老人的生活质量对子女收人的依赖性很高。
传统养老模式中，土地一直是老人养老的主要保障，但对于土壤贫痔的西部地区来说，尤其是在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留守老人的劳动能力降低的情况下，土地的经济产出不但得不到保证，反而成为留守老人生活的沉重负担，成为老人生活困难的又一个根源。同时，国家有关“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主要在城镇，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变化不大。自古以来，中国农村就缺乏来自政府的保障”，国家对于西部农村的福利性投资较少，大多数地方医疗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国家对于困难家庭的救助也仅以数量极其有限的“五保户”和“特困户”为主，政府的救助政策对大部分贫困家庭依然照顾不及，这对于普遍贫困的西部农村来说，达不到应保尽保。尽管近年来国家在西部农村也不同程度地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因制度本身的缺陷和在运行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对于老人的保障作用也不明显。 转贴于
可见，在土地的养老功能“虚化”、国家对于留守老人的救助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子女外出务工得不到较高的收人，势必会影响到留守老人的经济收人进而影响到老人的生活质量，对于老人的养老是个“致命的遗憾”。
2.影响对老人的照料，增加社会照料的负担
值得注意的是，核心家庭外出务工对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的冲击只是表现在内容的转变上，即从子女对老人的的家庭日常照料为主转变为对留守老人的经济供养为主。子女远赴东部城市务工，与老人的时空距离拉大，无法达到对老人生活关怀、照料的愿望。我国西部农村地区由政府和社会主办的照料机构数量本身有限，照料的对象也仅以少数的孤寡老人为主，如今大量留守老人的出现给社会照料机制带来了更加严峻的挑战，在农村得不到较高的收人，国家和社会的投资又极度缺乏的情况下，面对广大留守老人照料难问题，无论是家庭照料还是社会照料都将陷人一个窘境，即不光家庭照料无法实现，而且也加大了通过雇佣第三方个人或组织照料老人的困难。因此，在“现代化的社会照料体系尚未全面建立起来”的情况下，成年子女从西部农村远赴东部城市务工不光无法照料老人，而且本应由青壮年子女完成的一些苦力农活、家务劳动等全部由留守老人承担，甚至在有些家庭老人还要肩负起照看孙辈的重任，这对于体弱的老人来说，已经远远超出其所能够承受的极限，是对老人晚年安逸生活的极大剥削。
3.冲击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实施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民政部依据国务院的相关决定，有计划的组织、试点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由于政策相对于实践的滞后性，并且受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影响，当代老人无力承担自身的养老费用，广大农村老人的养老保险费用历史性的落到子女身上，给青年一代加上了沉重的养老负担和经济压力。实践中农村的养老保险费收缴困难，老人参保积极性不高，让这一本身能够很好的缓解农村养老境况的政策在西部农村失去立足的根基，从而无法实现政策实施的目的。如今大多民工选择东部省份务工却又得不到相应较高的收人，农民工务工收人的反差势必将更进一步加重该政策推行的困难，进而影响到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全面发展。
4.制约农村经济发展，持续影响老人养老
农民工选择东部地区就业对农村经济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青年人是社会的主要消费群体和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力带动者。如今大量的青壮年外出务工，使农村本地的产业发展遭到重创，经济产出降低，使得一些福利机构和便民设施难以立足，老人的养老环境也就得不到相应的改善。其二，农民工就业地域的收人反差直接导致农民工返乡后的农村资本拥有总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从而影响到当地的人均消费和农村相关产业的生产性投人(比如农业机具、化肥等)，使得农业等一些产业减产或生产得不到相应的保障。农村经济常年得不到发展，贫困落后的局面也就无法改变，对老人养老的影响是持续的、长远的。
三、基于政府责任的对策探析
逐步缩小西部地区农民工地域选择上的不同造成的收人反差，有效解决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这对于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笔者建议，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以解决农村留守老人养老问题:
第一，国家应不断强化支农惠农的方针政策，扶助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村家庭经济的发展，依然是解决农村贫困落后，实行家庭养老的重要条件。通过引导农村产业升级，建设现代农业，推广先进农业生产技术，改善西部水利设施来增加农民的经营收人，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贫困面貌。同时，国家要加强相关立法，对于各主要农民工输人省份和城市，要切实保护好农民工的各项权益，通过提高农民工工资收人或降低不必要的支出来增加农民工的收人。这样一方面农村以自身的产业发展转置了剩余劳动力，留住了大量的人力资本，同时，对于那些选择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也受到社会各界的保护，获得应有的劳动报酬。总之，有了较高的收人作支撑，农民工既可选择本地或较近城市就业，方便对老人的照料，也可以提高广大农村留守老年人的养老保险参与水平，着实改善农村养老境况。
第二，“农村留守老人以牺牲传统家庭养老资源为代价支持了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因此，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有必要且有可能从城市化和现代化带来的经济增长收益中，拿出一部分收益用于补偿农村养老资源流失给留守老人带来的损害”。作为家庭养老重要补充的社会养老，国家应在西部农村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尤其是对以城乡“敬老院”或“养老院”为主的社会照料机构和农村医疗基础设施配备等方面加大投资力度，并积极开发新的照料模式，建立完善的综合性、多功能老年人服务机构，为老年人提供日常照料、组织文体活动等方面的服务，尽可能地方便老人生活和满足老年人精神需求。
此外，国家历来所推行的各项政策都以东部发达地区作为首选的试点区域，不可否认这样的选择有其合理的方面。但是，在发达地区优越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政策在失去原有适宜的“温床”后，政策是否还能够适应这样的环境，是否还具有相应的产出效力?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事实上，很多在东部发达地区能够很好地执行并能取得一定效果的政策，在西部地区却是另外一种相反的状态。因此，国家应当改变或者适当调整以往的做法，一方面提高政策的“免疫力”，保证所实施的政策切实可行;另一方面更要注重以西部地区作为政策改革和试点的重点地区，要实施依据西部农村实际情况、对缓解农村养老困难有显著效益的各项政策，特别是社会保障政策，切实改善西部农村的养老环境。
引言 1 物联网的应用研究现状
1. 1 物联网的应用研究
物联网用途广泛,遍及智能交通、环境保护、政府工作、公共安全、平安家居、智能消防、工业监测、老人护理、个人健康、花卉栽培、水系监测、体育竞赛与体育训练、教育培训、食品溯源、敌情侦查和情报搜集等多个领域[3]。
1) 物联网在社会经济与生活中的应用 2) 物联网在物流方面的应用 1. 2 我国物联网应用研究现状评述
我国对物联网的发展与应用的研究非常多,这些研究丰富了物联网的理论研究领域,对我国物联网的理论体系完善起到添砖加瓦的作用,满足了当前我国物联网发展的特定需求。
1) 上述文献中提出的主要观点
本文仅对物联网应用方面的文献作梳理,未涉及大量关于物联网技术的文章。上述文献从物联网应用的各个角度展开,形成一些明确的、共识性的观点: ①物联网的广泛应用将是继计算机、互联网与移动通信网之后的又一次信息革命,或称为信息产业革命的第三次浪潮; ②互联网与物联网的整合,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实现全球 “智慧”状态; ③物联网带来了新的产业革命,可利用物联网信息通信技术改变未来产业发展模式和结构; ④作为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物联网可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实现信息的共享、反馈;⑤物联网将是一个新兴产业,物联网产业是具有万亿元级规模的产业; ⑥当前我国物联网发展的障碍集中于安全、成本、效率、标准化、整体规划等方面。总体而言,文献较客观地描述了我国当前物联网的发展现状,阐述了发展物联网的益处,对我国未来物联网产业的发展前景进行预测,同时探讨了物联网在各行业、各领域的应用方向。此外,关于物联网的应用研究角度非常丰富,研究人员众多,不仅限于高校、企业,还包括政府人员; 同时研究视角奇特,既包括新兴低碳经济与物联网的关联,也包括传统的科学发展观、与物联网的关系分析。
2) 研究可能存在的不足
物联网毕竟是新兴事物,因此,不可否认当前物联网理论与应用研究的作用与贡献。但是也应看到上述研究的不足,总体表现为研究内容较空、雷同,学术界对此的讨论非常热烈,但是多浮于表面,实践应用不足。部分研究仍然仅着眼于物联网的基本概念和细微的应用点,研究内容也不够深入,仅是对物联网技术的套用。部分文章文不对题,对物联网的分析、应用有些牵强附会。应用研究性的文章“为应用而应用”,缺乏应用的基础分析,提出的措施空泛。物联网应用性文章研究从点着手,但是也仅限于点,而非线、面。例如研究主题为“物联网应用于物流管理”的多数论文仅是对采购、生产、配送、销售、回收 ( 召回) 等供应链过程各个环节的监测,缺少全过程的协作,同时侧重于信息的共享,缺失物联网产业链各主题对实物智能管理的协作。研究物联网技术应用于监测,而无后续支持: 仅是安全防范,未能做到控制处理。多数论文均将物联网作为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进行分析,对物联网商业模式与产业运营的研究较少、较浅。关于物联网产业链中物流配套支持的理论研究较少。
关键词：新农村，医疗卫生建设，存在问题，建议
根据中国民主建国会黔东南州委会落实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活动实施方案安排第二阶段工作要求，我参加了中国民主建国会黔东南州委会直属第一支部组织的以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贵阳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医护人员为主的调研小组，开展了“如何有效地推进黔东南州新农村医疗卫生建设”的调研活动。我们先后到鸭塘、龙场、万潮、旁海等乡（镇）卫生院与卫生院院长、业务骨干座谈，听取他们对当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我区农村的落实情况及存在的问题的意见及建议。又与参合农户进行座谈，听取农户的意见及建议。
现对黔东南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行以来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各方面的意见、建议总结如下：
一、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部分农民的参合积极性不高，基金难以征收。究其原因主要是对合作医疗政策缺乏了解、认识。首先对参加合作医疗表现积极的一般都是经常有人生病的家庭和今年享受了医疗补偿的家庭及其邻居。他们认为“新农合”政策就是好，而目前家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的家庭却持反对态度，他们说今年一年都没有发生过打针吃药现象，明年就不想参合了；其次是壮年群体参合费收缴将会是一大难题，如有村民说他只交老人孩子的参合费，而不交自己的，究其原因是他本人身强力壮不生病，交了不起作用。再有就是低收入家庭医疗消费观念尚未建立，部分农户对政策不理解，仍处于等待观望状态，对这部分农民收缴参合费存在一定难度。
2、农民思想上依然存有侥幸的心理。部分农户的医疗保险意识不强，没有真正认识到合作医疗的意义，怕交了钱而不得病，钱被别人使用，心理上不平衡。用村民自己的话说“我交了钱而没有得病就要亏了，没啥意思”。
3、参保期限制了新生婴儿的享受，在参合费收缴后出生的婴儿因没有交今年的参合费就意味着新生儿出生的第一年得不到大病医疗保障，而新生儿患病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4、参保农民期望值较高。对不予报销部分思想准备不足，造成部分人员不理解；对逐级转诊制，农民认为限制了自由选择医院的权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原则是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保“大病（住院）”的同时，兼顾“小病（门诊）”。部分农民抱怨门诊报销封顶线太低而体会不到报销的优越性；对费用总额减去自费部分后再按比例报销不理解，农户认为既然政府给报销部分医疗费，为什么还要减去自费部分。
5、基层医疗卫生资源有待进一步激活。论文参考，存在问题。由于各乡镇卫生院医疗环境相对较差，技术水平受到一定制约，而农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不能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医院的“转诊证明”具有很强的责任性，医务人员不能对患者提出的转诊要求给予满意答复，部分患者家属不理解，从而对合作医疗政策产生了不满情绪。
6、医院认为：次均费用太低，造成患者不能治愈就得出院，然后再住院治疗，造成重复检查，反而增加了患者负担，由于没有治愈出院，药效不能持续，治疗效果不佳，造成患者对医院的医疗技术产生怀疑。
二、根据以上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如下建议
1、通过报销实例，用事实说话，使其帮助我们宣传“新农合”政策，让农民切实感觉到合作医疗的好处。清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针对大病而设，根本原则就是防止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2、要抓住宣传对象做到有的放矢。农民是新农合医疗的主体，对政策的理解程度直接影响到这一制度的推行效果。如仅把统一制定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宣传提纲》等资料发放到农民的手中，但由于农民生活环境和条件有限，能认真阅读和理解的农民没有多少。我们必须采取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如利用赶场天在大街上进行宣传、在村宣传栏上举办特刊、组织医务人员进村给农民检查身体、举办“新农合”知识竞赛等，让农民真正吃透上级政策，理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3、改善农村医疗条件，让农民就近就医。一是优化农村卫生资源。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动员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兴办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多渠道筹集资金，重点加强乡、村两级医疗机构建设，逐步配套必要的医疗卫生设备，合理优化农村卫生资源。二是增加农村卫生投入。对目前部分乡镇卫生院医疗设备投入不足，药品周转资金短缺状况，要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机遇，积极立项，争取资金，有针对性地加大投入，改善医疗条件。三是加大医务人员培训力度，加强县、乡、村卫生机构纵向业务合作，采取上级医疗单位派员帮教，到上级医院跟班学习等方式，不断提高乡、村卫生机构的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努力做到农民“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疑难重病不出县”，尽量减少农民医疗费用负担，用优质低廉的医疗服务使农民受益，不断提高农民的满意度。
4、合理调整补偿标准，更大线度让利于民。一是从实际出发，及时调整补偿标准，降低起付线、提高封顶线。二是适当扩大补偿范围，合理提高分级报销比例，实行二次补偿。积极探索大额为主，兼顾小额费用补偿方式，尽可能大病大补，小病小补，提高农民的参合积极性。三是逐步降低药品价格。进一步完善药品采购制度，在定点医院设立明白药房、放心药房、平价药房，尽量使医院药价与市场同价。
5、取消次均费用限制，应控制费用总额，由医院根据患者病情掌握费用支出，大病费用高些，小病费用低些。论文参考，存在问题。论文参考，存在问题。全年费用不超出控制总额即可。论文参考，存在问题。论文参考，存在问题。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疾病象毒蔓一样危害我们的身体，我们应该提高警惕，防患于未然。论文参考，存在问题。有句俗话说的好：治标更要治本，我认为，只有做好防病工作，农民才能更好的安居乐业，创造更多的价值；只有做好防病工作，才能真正的减轻农民的疾苦；只有做好防病工作，才能解脱新农合入不敷出的困境，只有防病才能消灭疾病，这应该是我们的真正目的。
参考文献：
1、李郁葱。我国新农村合作医疗体制试点问题与对策探讨。《现代商贸工业》2008年第20卷第07期
2、吕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明年将基本覆盖全国《中国医院院长》2007年18期
3、汤敏。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可持续发展的思考《社区医学杂志》2007年9X期
4、陈竺部长介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运行情况《健康大视野：医术人生》2007年10期
论文摘要：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发展使得国家有能力和条件关注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改善民生，同时社会保障的建立与完善促使广大农村人口释放的消费潜力拉动经济的增长。广大农村各具发展特色，在分析农村养老保障参与意识、影响因素等情况的基拙上，本文认为应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替代措施，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养老覆盖面，并留有充足时间让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参与者学会适应。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中国人预期寿命正在延长，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我们得以享受众多人口带来的益处时也面临着一项挑战:我国人口老龄化结构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新的生育政策的施行，对养老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在人口变得普遍地区性流动和寿命日益增长的情况下，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已不能完全满足养老的现实要求。所以应趁着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的显著经济成就和综合国力的提升的大好形势下，改革和完善当前中国养老保障体制。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对人口老龄化结构的定义，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人口中，如果60岁以上人口所占的比重超过10%，或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超过7%，就进人了人口老龄化结构。2000-2050年是老年社会形成和发展阶段，2010年以前老龄化相对缓慢，2010年以后开始加速。我国是农村人口占较大比重的国家。农村老年人口总数也远高于城市老年人口。截止2008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为1.6亿人，其中农村老年人口近1亿人，所以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迫在眉睫。本文重点探讨目前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影响因素，但从中可得出一般性的结论。在下文中，关注传统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现状，其中以呼和浩特某村为例，最后尝试给出可供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二、传统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状况
传统老年养老保障(当然包括农村)方式是养儿防老，重视家庭在老人养老方面发挥的作用。社会以儒家孝道为内在约束，对家族群居的重视可以使财产保全，人丁兴旺则使家族延续。强调生育能力尤其是男孩的生育能力在传统社会中是基于在战争、天灾、疾病等引发的高死亡率的考量。虽然秦汉时出现老人以自身之力养老的情况，但是几千年来中国仍以养儿防老、家庭养老为主线。
老人绝大部分积蓄都用在子女抚养、教育、结婚等方面开销，所以当生处养老阶段时，老人自身花费更需要依靠子女。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分工对社会成员的素质的要求不断提高，成年子女学习年限不断延后，在中国的现有国情下，子女成年后仍需依赖父母，所以老人对子女的投人不断加大。而与此同时独生子女政策的施行，养老比(60岁以上人口/16至59岁人口x 100%)趋于变大。下一代对上一代人口的责任越来越重。
传统农村土地对老年养老保障方面的作用不再显著，不断增加的人口对日益减少的农村耕地的效益成边际递，即单位土地上所需人口超过一定数量，对劳动力的增加不会产生更大效益或趋于零。对生产力的释放产生突出效果，但是农村生产力的发挥有待科技的投入和集约化生产。考虑到目前农村人口素质及土地流转的不足，农村生产力的提高尚待时日，而工业化、城市化对土地的占用，土地对农村养老保障中发挥的作用需要审视。再者由于文化传承出现中断等一些原因，农村社会中传统的敬老意识衰弱，歧视虐待老人现象也比较严重，这对农村养老提出了挑战。
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推进是时代进步的标志，它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同时基于长久国家利益的考量，成功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有利于拉动中国的内需。中国投资、消费、出口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侧重点长期在出口和政府的主要投资，然而消费对经济的贡献更为深远，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使巨大的农村人口解除后顾之忧，消费提高自身生活水平时带动经济的增长。
三、举例说明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呼和浩特某村
对该村的调查是基于如下考虑:它处于经济增长迅速发展的乡镇中，传统居住农村人口占较大比重且伴有大量流动人口，人均占有土地量少，具有县镇人口的大部分特征。据调查该村正式就业人数比例所占人口比重极低，全村130多户仅有30多户有正式工作，包括政府单位工作人员、教师、工厂员工等，其余人口多以奶牛养殖和从事第三产业的形式谋生。其中60岁以上人口基本不再工作。女性临工和待业人口的30%。全村现有大专以上学历者(包括现就读人数)约为人口的14%，按父母年龄为60岁左右的家庭计，每户养育子女均在2-3人，其中上世纪80年左右生人初中学历水平居多，而80年代中后期生人现处24岁左右年龄段的人口大专以上学历所占比重在同龄人中多达70%。在该村社会养老保障方面，新型合作医疗参保人数为73%左右，27%人口未参保原因在于有正式的退休金及较小儿童不符条件同时外出就读人口户口迁出。始于2005年的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基本覆盖全村人口，政策规定就读大学生发放双倍补助。70岁以上老人享有国家发放的特殊补助，在某些情况下，老人一次性领取两千元左右(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在内)。
基于调查，本文认为该村老年社会养老保障情况为:
1、参与政府社会养老保障投保的人口比重低。其中女性办理政府社会养老保障及基金缴付的人口低于男性。调查认为女性预期自身寿命比男性高是影响因素，事实上守寡女性人数较鳄夫人数多，但不乏传统家庭养老因素的影响。年纪较大者对新出台的社会养老保障政策缺乏兴趣。
2、子女素质、数量对社会养老保障的影响。在子女处于20-30岁年龄段的父母更有可能参保。这是因为这一年龄段的子女多为大专以上学历人员。该群体对政策的把握，未来的构想，理财的态度均优于他人，但同时这一年龄段人对养老保障基金的缴纳基于就业、地区流动、年纪偏轻的考虑不积极。
3、领导机构及其相关社会保障机构作用发挥有限。文中所提到的村民对政策解读不深，社会养老保障的办理与基金的缴纳办法信息的告知是以书面形式仅贴于办理机构墙壁上，村民因文化水平低解读不明。涉及到村长管辖范围时，村长办事效力低下也影响到养老保险的办理。再者，其它诸如新型合作医疗、最低生活保障是需要通过新划分的街道居委会及相关经办人，但村民均对此不了解。相关信息是通过作为非正式渠道的棋盘室、街角等传播。经办人系非正式临时人员且不经常在岗位上。
4、替代措施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完善影响较大。没有办理政府养老保障的村民认为最低生活保障金和国家特殊补助金和子女教育费用减免对其生活的改善有较大影响。同时因村里面向中小学生等外来居住人口提供出租的房子，租金占收入来源的相当比重。从另一角度讲，适龄子女就读不断增大的开销也影响他们社会养老保障的办理及基金的缴纳。
四、经验总结
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起步晚，农村人口基数大，地区发展复杂。调查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在微观方面会提出某些经验。本文认为:
虽然影响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因素众多，但是经济与社会进步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一心一意发展经济，在通货膨胀、物价涨幅保持在合理范围，提高国家综合国力才最终有利于做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工作。
需要认识到短期内政府社会养老保障范围的完全扩大是不现实的。当经济没有发展到一定水平，意识还比较传统时，农村家庭养老的模式依然存在现实意义:部分老年人对预期寿命相对较短，用微薄的收人维持现在的生活更为有意义，而不是用于以后的将来。储蓄主要用于家庭、子女，在子女尤其是在教育上的投资，可能使老人未来有保障。共同居住主要依靠子女可流动的收人。
替代的生活保障措施有助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最低生活保障金，国家特殊补助等转移支付在增加农村养老保障的安全性的同时也影响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覆盖面的扩大与进一步完善。在通货膨胀率较高的情况下，投保者希望较高的回报率。
【关键词】网上蔬菜超市运营模式规模
在中国知网里，输入农产品和电子商务两个关键词，一共检索出32条结果，时间跨度从2000年到2008年，从期刊论文到硕士、博士论文，研究角度和深度各异；但输入网上蔬菜超市时，检索结果是0条记录。由此不难看出，就具体的一种农产品的商务模式，特别是B2C的模式，研究非常缺乏并滞后。因为现在国内农产品B2C模式的实践已经在一些城市出现。不管它们的模式最终能否成功，至少能给我们一些思考和启发。
一、我国网上蔬菜超市的市场现状
通过在搜索引擎中输入相应关键词，搜索结果显示北京、上海、合肥、武汉、温岭等地都出现了这种模式，这几个城市的报道相对较多。某网站对合肥的网上蔬菜超市进行了如下的报道，他们生意最好的时候，一天四五十个定单很正常。可是随着规模的扩大，一系列问题逐渐出现：
其一，是批发菜的问题。为了和早上卖菜的时间错开，基本都是晚上10时过后，骑着三轮车到菜市场批发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一些批发户有时故意将价格抬高。这给他们采购上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其二，新客户难发展。一些居民习惯了在小摊上讨价还价地买菜，对于网上蔬菜超市还一时无法接受。
其三，利润空间小。现在有的时候一天只有不到10个定单，这么少的定单只能暂时维持生存，利润空间也非常地小，还要考虑交通费用等支出。
虽然上面只是对某一地的某一家公司的报道，但终归也具有的一定代表性。
二、网上蔬菜超市的运营模式
网上蔬菜超市作为我国一种新兴的农产品电子商务模式，整个经历的时间不长，正处于一种探索状态。下面我们以目前网络里搜索出的几家公司为例展开。
首先，我们来看合肥的网上蔬菜超市，它主要面向社区，定位于一般消费群体，和一般蔬菜市场的群体重合，社区用户只要打个电话或直接在网络上下订单，就会有公司配送人员送货上门。同时，它们也开了实体店，实行网上和网下相结合。在产品种类方面，它们不仅直接供给蔬菜，还供给蛋、包装食品、大米等上百种。在组织发展方面，实行全国加盟，地区独家模式。目前已经拓展到南京、上海等地。在货源方面，直接从周边的批发市场进行批发。在销售价位上，优势不明显。其赢利模式来源于产品差价。
其次，我们来看浙江温岭的易购网络（ES580）便民服务中心，这家网上蔬菜超市，涉及蔬菜水果、日常用药、家政服务等服务。在价位上与批发市场价格相当，赢利模式也是来自产品差价。同时他们与社区管委会联系较紧密，其性质更像一个社区的公共服务平台。
最后，我们来看看上海的两家公司，一家是上海易果网，它与上海欧洋农场合作，由欧洋农场负责供货，易果网的销售配送队伍负责网上销售，利润按比例分成。所面向的人群也是一般消费群体，价位优势不明显。
另外一家是上海和乐康。它主要定位于高端市场，销售有机产品，赢利模式主要是赚取差价，其价位是普通的3-6倍，货源主要来源于浙江的农场。
三、网上蔬菜超市的利润逻辑要素
在这里，我们来探讨一个常规的企业利润逻辑，利润=收入—成本=销量*价格—成本，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网上蔬菜超市的赢利的几个基本要素：消费方式或习惯、价格、规模。
1.消费方式或习惯问题。对于网上蔬菜超市而言，消费者网上消费习惯或通过电话订购的习惯很重要。从上面的几家公司消费群体来看，目前主要有三种购买类型：一是子女没有时间照顾家里的老人，通过网络或电话为其家人订购，订购量有多有少；二是上班族由于日常工作节奏太快，没有时间去购买蔬菜；三是有些送礼品的人，需要一些土特产、原产地或很难获得的产品，他们可能会通过网络搜索，然后咨询或订购。总体来说，网上蔬菜超市应该与本地区的生活方式、收入水平等因素结合起来，寻找一种可行的运营模式。比如武汉绿时达，它目前选择的就是一些高档社区市场和高档的礼品市场，提供优质的有机产品和资源相对稀缺的土特产等。
2.价格要素。根据其定位不同，网上蔬菜超市价格也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一是普通蔬菜面向普通社区居民，其价格与菜场价格相当，货源与菜场相似，甚至直接从批发市场采购。另一种是高端市场，主要是一些绿色和有机蔬菜，此类价格高，消费人群主要是对健康很重视的高收入者。从市场反应来看，部分消费者认为这部分产品的价格还是略微高了些。对此，网上蔬菜超市必须有一个合理的价格策略，当然这个可能要从整个农产品的产业链着手去解决。
3.规模问题。不管是收入部分还是成本部分，都与规模有着根本性的关系。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购买人群的数量，二是购买产品的数量。对于网上蔬菜超市，如果所服务对象通过网上或电话订购人数不多，或者人数规模有限的情况下，产品数量也跟不上，那么要实现赢利是很难的。所以公司为了平衡这个问题，每次购买需达到一定的数量才免运费。当然，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关键还是要看消费需求和消费习惯。
四、结论
网上蔬菜超市的这种商业模式为我们的农产品市场增添了新的元素。要更好发展这种模式，良好的利润逻辑是基础。针对前面的分析，本文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找准目标细分市场，注意规模问题。比如武汉绿时达对目标市场进行了良好的分析，不管企业客户，还是个人市场，都提供优质的土特产、相对稀缺的原产地产品，因为这些产品具有较强的供需信息不对称问题；二是实行从规模经济到范围经济的转型，挖掘网上业务的拓展性，增强赢利能力。
参考文献：
[1]绿时达为中国农业新血液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