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0 16:18:13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山西文化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1985年1月在陕西省作家协会和中国小说学会的主办下,《小说评论》在西安创刊,它是全国唯一的专事小说研究的杂志。随着刊物的顺利发行,《小说评论》周围很快荟萃了一大批致力于小说批评及文学研究的省内外学者:胡采、阎纲、张韧、缪俊杰、蒙万夫、吴亮、白烨、肖云儒、陈孝英、曾镇南、何镇邦、费秉勋、刘再复、乐黛云、肖云儒、刘建军、王愚、雷达、何西来、季红真、蔡葵、刑小利、贺绍俊、周政保、吴秀明、畅广元、李健民、邰尚贤、李星、徐岱、孙豹隐、管卫中、李运抟、赵俊贤、王仲生、李国平、朱寨、秦兆阳、宋遂良、南帆、李昺、李洁非、周海波、丁帆、仵埂、郜元宝、韩鲁华、孟繁华、鲁枢元、温儒敏、王彬彬、孙绍振等等,他们及时评述当代小说创作、发表小说理论研究成果,很快《小说评论》杂志成为陕西小说批评研究的重要阵地。90年代,陕西文学的批评队伍由两部分人员构成,一是活跃在80年代文坛上的笔耕文学组成员,二是来自学院的一批中青年学者,他们以饱满的热情与良好的知识结构为文坛注入新鲜的血液,这批老中青三代批评者依托《小说评论》、《延河》文学月刊,从批评的理论基点、方法、风格等多方面展开多维的探索。陕西文学批评格局性的变动在90年代。长篇小说《白鹿原》、《废都》的面世,在当代陕西文学史上是界碑性的事件。实、贾平凹等作家对传统经典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手法的超越,引发了文学批评界对传统批评模式的深层反思与话语策反。90年代文学批评阵地《小说评论》的成长以及陕西文学批评队伍的壮大,表明文学批评多元化发展条件已经具备。
在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结构中,除了传统的社会历史学批评外,还有深受社会历史批评学影响又独具理论视角和批评方法的其他批评模式,如印象主义批评、心理分析批评、历史美学批评、地域文学批评、神话原型批评、文化诗学批评等,形成了陕西文学批评多种模式并存、风格纷呈的局面。这种多元化的文学批评模式,根本改变了陕西文学批评单调的文学地图,文学批评逐渐走向多维发展的空间。印象主义批评模式最初来自法国,批评者重视对批评对象的主观感受以及由此生发的对作品意旨的理解和发挥。笔耕文学研究组不少人驾轻就熟印象主义批评模式,他们的文章标题就以“有感”、“印象”、“漫谈”命名,行文不断出现“感到”、“似乎”、“恐怕”、“使你”等字眼,如肖云儒的《贺抒玉小说印象》、王愚的《贾平凹创作漫谈》。文本中批评者的阅读感受与印象随处可见,王愚这样评价贾平凹:“读贾平凹的作品,会使你情不自禁地去这丛山环绕、流水淙淙的山区,热爱山区生活中正在成长中的新一代,而这种热爱常常会激发你对我们整个生活、整个人民的深挚而又亲切的感情,这也就是贾平凹的贡献。”[4]王愚将个人的感受和情感浇注于批评对象,其批评散发出生命的激情和才情。笔耕文学研究组成员经历了当代革命史上的曲折动荡,对历史与革命、文艺与人生有着独特的体悟,这使得他们的见解富有深度、直抵事物本源。
心理分析批评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而形成的文学批评模式,它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能被广泛运用,在于东方文化重直觉、重体验、重灵性的精神活动与西方心理分析因素的契合。1993年畅广元等着的《神秘黑箱的窥视》是心理分析批评模式的重要成果,该书以贾平凹、路遥、实、邹志安、李天芳五作家为研究对象探微创作的神秘黑箱,论文有: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探析》、费秉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分析》、李继凯的《矛盾交叉:路遥文化心理的复杂构成》、肖云儒的《路遥的意识世界》、李凌泽的《乡土之爱与现实忧患的变奏———实小说创作论》、孙豹隐的《谋理性与感性的统一》、陈瑞琳的《野火?荒原———对邹志安创造的“爱情世界”的思考》、陈孝英的《邹志安,一个又不安分的灵魂———与邹志安陈瑞琳对话》、屈雅君的《回首向来萧瑟处———李天芳论》、李星的《道德、理性、文化和人》。另外,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韩鲁华的《贾平凹、路遥创作心态比较》、畅广元的《〈白鹿原〉与社会审美心理》、李继凯、李春燕的《新时期30年西安小说作家创作心态管窥》等论文也是心理分析的收获;专着有费斌勋的《贾平凹论》、李继凯的《新文学的心理分析》和阎庆生的《鲁迅创作心理论》;屈雅君、李继凯编的理论研究专着《新时期文学批评模式研究》是9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重要的理论收获,此书系统分析了影响新时期文学的八类批评模式,开篇首章对心理批评进行研究,对陕西及全国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具有一定的意义。
美学历史批评②作为文学批评方法,要求将美学方法和历史方法结合起来,在艺术与历史分析的相互渗透中剖析文学作品。“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是文艺理论的文学价值标准和批评原则。当代陕西文学批评基本上是在美学历史批评的方法体系中进行,50、60年代强调文学与社会、时代环境的关系,80年代兼及文学与美学的关系,90年代美学历史批评将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哲学、人类学诸多学科的新成果融入其批评体系中,实现美学与历史的双向渗透,使研究水平达到新高度。这方面王仲生的实研究成果喜人:《从与农民共反思走向与民族共反思———评实80年代后期创作》、《白鹿原: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白嘉轩:文学史空缺的成功填补》、《人与历史历史与人———再评实的〈白鹿原〉》。王仲生“历史的观点”突破对历史的静态认识,关注到历史纠结处的关联性,把人与社会、环境、文化焊接一体,置于社会结构演变的流程中。他这样评述实的历史观:“人,人的命运,始终居于白鹿原的中心位置,他们不再是历史事件中的工具性存在,历史结论的形象性注释,他们是活生生的历史存在和血肉生命。这反映了实历史意识的现代性。”王仲生在研读文艺理论的基础上,有机汲取了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成果,承认历史与人的平等关系和对话原则:“真正的历史对象,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客体,也不是任主观意识摆布的玩偶,它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一种对话。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5]
此外,李星的《在历史与现实之交———读实中篇小说〈四妹子〉》、《走向〈白鹿原〉》、李震的《20世纪中国乡村小说的基本传统》、周燕芬的《贾平凹与30年中国文学的构成》等文,也是美学历史批评结出的硕果。神话原型批评是新时期文学批评中出现较晚的批评形式,早在1962年就有一组原型批评文章载于《现代英美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1982年荣格的《心理学与文学》也有译介,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直到1987年叶舒宪选编的《神话一原型批评》一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神话原型批评才激发起人们自觉运用的热情。其实,叶舒宪1986年在《民间文学论坛》第1期发表《英雄与太阳:〈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原型结构与象征思维》,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此后推出了运用原型批评的系列成果,专着有《探索非理性的世界》、《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的原型重构》、《太阳女神的沉浮———日本文学中的女性原型》(与李继凯合着)、《诗经的文化阐释》、《高唐神女与维纳斯》等。叶舒宪的研究成果填补了神话原型批评的学术空白,季红真给以充分肯定,认为原型批评对于人类精神之谜的解密极有意义:叶舒宪把原始思维即非理性的象征思维纳入原型批评的理论框架中,揭示集体无意识层面上文学原型的置换变形,拿到一把打开现代人和前人心灵沟通的钥匙。[6]叶舒宪的批评研究集中在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范畴,对陕西文学尚未涉猎,但对整体慢半拍的陕西文学研究而言,陕西神话原型批评由于叶舒宪等陕西师范大学学人③的践行,在全国文学批评中一时独领。
文化诗学批评段建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将陕西文化诗学批评研究水平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专着《白鹿原的文化阐释》是这方面的力作。段建军多年从事文艺美学研究,对西方哲学美学烂熟于心,萨特、尼采、海德格尔、杜夫海纳、福柯、巴赫金的思想影响着其学术的建构。在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与西方文论的交汇中,他提炼出“肉身化存在”的文化命题:“长期受封建主义和理性主义压抑贬损的人类肉身是一种非常高贵的存在。它通过自己独特的肉身化思维,把整个世界人化。于是,世界具有了人的形体结构、情感愿望、生命追求。这个人化的世界实际是人肉身的诗意创造物。”[7]段建军在文本研读的基础上,将“肉身化存在”文化命题贯穿于陕西小说乡土经验的文化阐释中,并生成一套话语体系和审美理想。段建军文评的风格质朴、自然,没有西方文论的艰涩生硬,字里行间流淌着诗意、散发着智性,充满文学批评的创造性。王刚曾这样评述段建军的文学批评:“既遵循和重构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审美趣味和伦理价值,又融汇应用了西方文论的方法论工具,生成了自身亲和、朴拙、兼具形象性和学理性的批评话语。”[8]
关键词:陕西文化产业 ;产业升级 ;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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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陕西文化产业升级面临的问题
陕西作为文化资源大省,文化资源丰富,文化产业具有一定的规模。为增强陕西省文化产业发展的竞争力,提高陕西文化产业的规模化和集约化水平,必须关注当前陕西文化产业升级发展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在全国文化产业不断升级的态势下,陕西文化产业升级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
1.文化产业集聚度不高
陕西省内区域文化产业以关中、陕北、陕南三区为划分。在各个区域内部,又坚持了一批文化产业园区和产业基地,且初具规模。例如西安曲江新区文化旅游区,集文化旅游、休闲、娱乐等功能于一身,发展为产值较高的文化产业园区。但是陕西省内文化产业的集聚程度不高,不能充分发挥产业集聚效应。以影视基地为例,已有和在建的西安、宝鸡、渭南等影视基地,具有规模小、结构单一、资源分散、品牌力度弱小的特点,没有形成实力雄厚影视产业基地,产业集聚程度低。西安浐灞生态区是陕西省重点文化园区,发端于中国2011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的举办,未来的发展特色之一是文化创意产业,以生态文化和休闲文化为主题,构建文化产业新布局。打造全新的浐灞文化园区,也反映了园区规划的困难,生态产业、金融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多元发展,不能突出体现浐灞生态园区的文化特色,也难以体现浐灞园区文化产业的集聚度和规模效应。国内很多地区在大力推动动漫产业的发展,陕西的动漫产业也分散于各个文化产业园区内,没有形成特色鲜明、集中度高的动漫产业链。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创意产业园,集中了动漫产业、游戏产业的开发,虽然规模大,但是没有形成全国性有影响力的动漫创意类产品品牌。虽然当前文化产业园区建设成就斐然,但是入选国家级文化产业基地的太少,不能起到充分挖掘陕西文化丰富资源的作用。
2.文化产业产值相对较低
陕西文化资源丰富,但是文化产业的产值相对较低,而且集中于个别城市。2011年,陕西省文化产业增加值为374.86亿元,占到全省GDP的3%以上。2012年,陕西省文化产业增加值为500.4亿元,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陕西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可以从西安市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看出。西安市文化产业增加值2009年为151.02亿元,2011年文化产业增加值提高到250.7亿元。2012年西安市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334.68亿元,占到陕西省文化产业增加值60%以上,已经成为西安市支柱性产业。仅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的文化创意产业产值自2009年以来,年均超过百亿元。虽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相比较而言,北京、江苏、浙江的文化产业增加值更高。2012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为2189.2亿。2009年,江苏省文化产业增加值就达到1065亿元。2011年,浙江省文化产业增加值超过1000亿,约占全省GDP的4%左右。2012年,仅杭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就高达1060.7亿。杭州宋城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打造了“宋城”品牌,以主题公园和文化演艺为模式,2010年实现营业收入44476万元。比较而言,陕西的文化产业规模距离沿海省份还有一定距离。陕西文化产业的增加值空间比较大,是产业升级时需要大力提高的部分。
3.文化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不足
发展地区文化产业,包括新兴新闻出版业、广播影视业、特色文化艺术业等,一方面离不开政府财税政策的支持,另一方面也离不开金融市场政策的支持。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近年来陆续出台一些政策,旨在扶植新兴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例如对动漫类软件实行出口增值税免征政策和营业税减征政策。深圳市对当地文化创意产业制定了一系列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使文化创意产业享有高新技术企业的所得税优惠。厦门市出台了当地文化产业发展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具体运用财政奖励、财政补助、商业贷款贴息等方法,支持当地文化创意产业、旅游产业、传媒产业的发展。地方政府对当地文化产业的财政投入也出现持续走高的态势。山东省2012年对省内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财政投入达到101.75亿元,占到山东省公共财政支出近2%的比例。2012年,山东省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成立,省财政投资达0.5亿元。投资基金旨在鼓励当地文化产业的成长发展,体现了财政支持和金融市场政策的双重支持。比较而言,陕西文化产业的增加值不高,在一定程度反映了政策支持力度不足。一方面反映了金融市场政策支持的后续力度不足,必须加大投融资渠道来源,为陕西文化产业的升级提供投融资保障。另一方面反映了对于文化新兴产业的财政税收支持力度也不充分,应当借鉴其他省份的现有经验,在财税政策方面提升政策扶植力度。
二、陕西文化产业升级的优势与条件
1.陕西文化产业升级的资源空间大
陕西作为文化大省,天然地为文化产业不断升级提供了良好的沃土。文化产业升级的空间很大,包括现有已经开发的资源,也包括尚未充分挖掘的文化资源。以陕西文化旅游产业而言,其升级的空间就非常大。陕西省以宝鸡为中心城市发展周文化旅游区,以咸阳市为中心城市发展秦汉文化旅游区,以西安为中心城市发展汉唐文化旅游区。周秦汉唐历史文化极为珍贵丰富,历史遗迹、历史遗址、人文传统,都体现着历史文化资源的博大,是陕西现代文化产业升级的资源宝库。以陕西文化创意产业而言,产业升级也有相当的空间。文化创意产业需要大量文化创意人才的支撑,陕西作为教育大省,文化人才的储备资源丰富。省内多所高等院校,培养专业与文化产业发展相关。随着市场的需要,文化创新、文化管理的专门人才也会经过教育的专门培养。无论是历史文化资源,还是现代人文资源,都是陕西文化产业升级的资源基础。十报告将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提出,为陕西文化产业升级的资源优势提供了良好的发挥空间。
2.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的集聚空间大
陕西现有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已经具备一定规模,文化产业升级发展的空间广阔。陕西省现有国家级、省级、市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和示范基地,逐步推动发展的模块包括动漫产业基地、红色文化演艺基地、艺术品交易基地、影视基地和文化创意产业基地等。不同类型的文化园区和基地,在现有基础上都具有较大的重组和发展空间。西安市的特色文化景区之一是城墙景区,体现了国内独一无二的历史人文特色。城墙景区已有一批旅游内容,包括南门入城仪式、唐都不夜城灯会、中秋晚会等文化节目。虽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旅游内容,但是城墙文化旅游的内涵丰富,可以不断提高产业集聚程度。在未来还可以和其他文化产业园区进行合作,使城墙文化旅游的内涵更加丰富多彩。现有的文化旅游园区,可以不断拓宽其旅游、休闲的模式,不断整合现有的文化产业资源,实现园区的集聚升级。一些正在规划当中的产业园区,如秦文化国家遗址公园、五陵塬文化旅游区等,其未来产业集聚升级的空间也非常大。结合陕西省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的实际,不断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程度和集约化深度,以政策带动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的集聚升级。
三、陕西文化产业升级的政策选择
1.以产业布局政策为突破,促进文化产业升级
文化产业布局政策是从整体和全局出发,对文化企业在地域和空间上的布局进行考量,力求使文化产业能够高效率运作。文化产业布局优化的路径之一,就是不断提高产业内部的集聚程度,来推动文化产业升级。文化产业集聚度越高,越能体现陕西的文化软实力。同一类型的文化企业,组成相同的产业群,不同类型的文化企业,构成上下游产业链。在地域内联系紧密的多样文化企业,互相竞争、又互相协作,形成一个文化产业集聚区。
陕西境内文化遗产丰富,关中、陕北和陕南具有不同的文化遗产特色,不同的城市也具有不同的文化特色。西安以汉唐文化遗产为特色,咸阳以秦汉文化遗产为鲜明特色。西安市文化产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布局和规模,形成了曲江文化产业园、高新文化产业园、浐灞生态园、临潼产业园、秦岭北麓、城墙景区等不同的文化产业布局带。西安曲江文化旅游产业园区旨在发挥文化产业集聚的带动力,以大雁塔北广场、遗址公园、会展中心等为基础,扩展了旅游、影视、会展、商业等多层次产业门类。咸阳市旨在不断发挥秦汉文化资源遗产的特色,以五陵塬文化产业园区为依托,不断优化产业布局,保护物质文化遗产,加大文化产业基础设施投入,发展园区的文化旅游、田园餐饮等相关产业。通过合理的产业布局,打造秦汉文化特色品牌,促进五陵塬文化产业园区不断升级,带动咸阳文化产业整体发展。只有不断整合陕西现有的文化产业园区等资源,开发潜在的文化产业资源,布局好不同的文化产业地带,布局好文化产业带的内部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发展不同的特色文化产业,不同的园区突出文化旅游、影视、出版、动漫等不同的产业重点,才能促进陕西文化产业良好升级发展。
2.以财税政策为引擎,促进文化产业升级
全球已经进入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积极发展本国新兴实体产业和文化产业,以弥补金融业过于膨胀带来的隐性风险。党的十报告指出,要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的规模和集约化水平。从政策层面而言,国外政府对文化产业的财税促进政策做法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一些州政府调整了对当地文化产业的财税政策,特别支持文化创意产业。不同的州政府出台了不同的财税激励政策,包括对文化娱乐产业的减税方案、对非营利性文化机构和教育产业的财政补贴政策等。
借鉴国外对文化产业的财税政策,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从财政补贴政策和税收政策层面支持陕西文化产业升级发展,尤为重要。相比较而言,国内其他省市对当地文化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强,也值得陕西省政府的借鉴。综合国内外文化产业发展来看,陕西文化产业发展离不开财税政策的扶持。陕西公共财政可以投资于急需的文化产业基础设施,包括道路、通讯等部分。陕西省市各级财政补贴可以部分用于文化类新兴产业的初期发展。陕西文化产业的税收政策方面,需要贯彻国家对文化产业的税收扶持政策。例如,对刚成立的新兴文化企业,自其投产年度起免征三年到五年的企业所得税。在财政补贴政策层面,陕西省可以采用灵活的补贴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升级。对一些品牌效益高的文化企业,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对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实施项目经费补贴措施等。对产业园区和基地的重大文化设施建设,可以实行适当的财政补贴。
3.以投融资政策为推力,促进文化产业升级
首先是针对产业升级发展的信贷政策。陕西省政府应当出台相关信贷政策,对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发展给予信贷支持。信贷支持内容包括贷款优惠和信贷额度支持等内容。陕西省的信贷政策要配合国家货币政策的走向,在国家2013年继续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方向下,省内对新兴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进行适度的银行信贷优惠政策,可以更好的促进文化产业优化升级。信贷政策应当具备针对性。信贷倾斜要优先给予经营模式稳定的文化企业。金融信贷政策要支持企业之间的并购融资,理顺上下游企业之间供应链融资,推进文化产业的整合升级。对于会展、演艺、动漫游戏的制作等相关设备的企业,可以支持对此类企业发放融资租赁贷款。不同类型和发展阶段的文化企业、园区和基地,适合不同类型的投融资方式。需要大规模融资的文化企业和园区,适合商业银行对文化企业提供银团贷款的融资模式。银团贷款模式可以加强商业银行之间的协作,降低单个银行或者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是可以探索的模式之一。处于发展初期的文化企业和园区,产业集中度偏低,适合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对文化企业提供联保联贷的融资模式。这种模式也可以提高金融机构投资的安全性。
信贷政策支持陕西省文化产业发展,应当尤其重视文化类民营企业的发展。省内民营文化企业,存在规模小、竞争力弱的问题。制约省内民营文化企业发展的问题之一,就是企业融资困难问题。这个问题和其他类型的中小企业一样,融资难制约着企业的扩大生产。只有重视对省内民营中小型文化企业的信贷优惠政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棘手问题。只有培养一批有品牌竞争力、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力的民营文化企业,才能推动陕西文化产业不断升级。
其次是针对文化产业升级发展所需的资本市场政策。资本市场作为现代高效便捷的投融资市场,涵盖了股票市场、债券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等多种市场。新兴文化产业如果能得到资本市场的有力支持,会弥补货币市场融资短缺的不足。陕西省应当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提高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的直接融资规模。陕西省政府可以出台相关激励性文件,引导省内文化类企业进入国内主板市场,引导省内文化类企业运用公开增发、定向增发等多种再融资方式实施并购重组。陕西省政府要激励省内金融机构进行适度金融创新,发展文化类金融衍生品,主要包含文化期货、文化期权和文化金融互换三种类型。资本市场健全与否,影响到区域文化产业的升级发展。资本融资渠道的健全与否,也制约着文化产业的升级发展。风险投资的特点是高风险与高潜在收益并存。陕西省应当鼓励风险投资进入文化产业领域。陕西省应出台有利于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风险投资政策,为风险投资的运作和退出提供保证。支持、引导文化企业拓宽融资渠道,逐步形成多元化肉融资机制,才能更好的保障文化产业不断升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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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春霞 单位: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东林镇政府
由于人们不断增强的健身活动意识,以及不断提高的全民参与度,充分地发挥了一些群众文化载体(广场、校园、社区等)的功效,目前,在群众文化已经取得一定成就的今天,群众文化随着人们不断丰富的物质文化追求,其重视的已不仅仅是量,其更强调的是质的飞跃。同时,部分地区群众文化活动既包含纵向交流也包含横向交流,即这些群众文化活动主体除了本体外,还包含有其他群体,这种活动形式不仅丰富了本体的文化生活,提高了其活动质量,同时使增加的参与成员可以相互交流、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丰富了群众文化的内涵。
由于群众文化工作好比一套软件设施,它不如一些专业团体等比较容易拿业绩,它的业绩在短期内不能够明显的表现出来,因此低效率与低成果性容易使人们忽视对其的关注。致使曾在一段时间内,因为没有宽阔的思路、没有灵活的方法以及没有足够的办法招数使得群众文化工作只能流于传统以及形式,不能够得到较大的发展进步。然而,相关部门忽略了一点:只要有群众,群众文化便能够得以存活,群众文化存活了,群众文化工作便能够得到实施。开展群众文化工作就必须要坚持以“群众”为中心,以这一点为基础来推动公共文化的快速发展与进步。其中群众是文化最直接的来源,文化最原始的存在便是群众的生产生活。群众文化工作最主要的任务便是赋予文化最原始的存在以艺术色彩,然后将其展现在舞台上,展现在大众的视线里,将最原始的群众生活以文化的形式来展现,以此来愉悦心境、陶冶情操、歌颂美德。此外,由于不同层次的群众的需求各异,而其作为文化享受的主体,因此对文化的需求也因人而异。因此,有必要开展一些有针对性的文化工作。对于不同的主体,开展不同的工作,比如要对农村群众供给充足的文化数量,对城镇社区群众则要提供公共文化产品,而对校园群体要增加对主题的教育引导等等。同时要确保群众文化真正植根于群众中,只有植根于群众中的群众文化才能有效地发展壮大,并且取得有效地成果。因此,在群众文化工作开展中,要深入到群众中去调查、搜集信息,信任并依靠群众,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挖掘出散落在民间的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以及优秀的传统礼仪等。并且在进行调查搜集民族文化时,要以尊重文化原创性为准则,将群众本意原封不动的表现出来。同时要以群众易于接受并且有兴趣参与的活动进行整理创作。在管理过程中对搜集到的民间的有效资源要善于整合研究,并要与时俱进,对管理中的理念要开拓创新,争取对群众文化由“办”向“管”转变。比如,可以把在农村普遍存在并且深受大众喜爱的乡村剧团以及乐队等进行整合培训并且对其加以拓展,为当地群众提供就近的精神文化生活。并且要及时地归类入档每一个成功的群众文化内容,这样方便对群众文化工作进行积累总结,并学习经验进行更好的提升。由于群众文化工作需要综合型的高素质人才对其进行组织、沟通及管理,所以,政府应当对群众文化进行合理地管理,并配置完善其机构编制,并且对群众文化工作中需要的人才与设施设备做好配备,同时完善对人才的管理制度。
由上文的分析可知,群众文化事业作为一种公益性事业,它是与时俱进、不断前进。同时它是一项长期的光荣事业,因此,文化工作者们应该任重而道远,这项事业既不能够一蹴而就,也不能够一劳永逸,它需要几代人甚至是几十代人的坚持努力与奉献才能够成就。我们要充分认识到群众文化的特点,并充分利用好其特点,同时要加大对其的发展力度,使群众文化扎根群众,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此外,面对新的形势,群众文化也要体现出新的发展姿态,既要体现时代特征又要营造多样性的活动主题,奋力追赶当下的人们物质生活水平。
关键词:陕西;周秦汉唐;历史文化产业;资源整合;“一带一路”;产业升级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3-0080-04
文化建设与产业开发是当前重大的时代课题。陕西所孕育的中国最辉煌历史时期的周秦汉唐文化,所体现的历史精神既各自独立,创造和拥有了属于自己时代的辉煌,又彼此相接,沉淀与彰显了中国精神多元丰富的基本内涵,串连成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奠基与发展的四个关键时期。这四个时期所包含的创新、进取、开拓与开放精神,正是中国精神最宝贵的文化正能量,对建构中华品格、促进社会和谐具有十分宝贵的时代意义。本文拟在梳理分析以周秦汉唐为代表的陕西历史文化资源精神内涵的基础上,结合相关产业发展实践以及“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就如何调整开发思路,对这四大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有机整合,全面实施集聚化多元发展略作探讨。
一、周秦汉唐历史文化资源的精神内涵分析
陕西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其作为古代中国的统治核心区长达千年之久,文化内容丰富多元,其中最核心的是缔造了中国古代社会最繁荣历史阶段的周秦汉唐文化。
1.创新求变的西周文化。西周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奠基与成型时期。周人以前所未有的开拓与创新精神创造了以“德”“和”为思想核心的西周文化,把中华文明史推向了第一个高峰。它的内涵极其丰富与浩大,是在炎黄、夏、商文化基础上,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进行了全面革新和改造以后呈现出来的新文化形态,在社会制度构建、青铜礼乐文明、文学、文字、科技等多方面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开创了一个以礼乐文明为核心、具有多种内涵的早期中华文化体系,广涉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婚姻家庭及伦理道德等领域的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包含了明德慎罚的治国理念、敬天保民的精神信仰、厚德载物的文化意识、忠信仁爱的道德追求,以及“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的社会准则。不但为周人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新的价值标准和精神动力,也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深层结构和本质精神,对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人伦道德等影响极其深远,主导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成为我们今天民族复兴、构建“以人为本”精神家园与和谐社会重要的精神潜质、丰厚资源和原发动力。
2.改革进取的秦文化。秦是中国政权第一个大一统时期。它不但缔造了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成为重要的历史节点,亦向世界显示了一个强大帝国的文化内涵与力量。秦文化最核心的内涵在于其锐意革新、变法图强、创新进取的精神,充分积累了一个落后地区如何奋发砥砺,通过不断学习一步步走向成功的宝贵经验。帝国统一前,秦不循礼制、开拓进取,彰显出刚健有为、永不服输、不断进取的实干精神;帝国统一后,秦亦非简单地恢复周礼旧制,回走老路,而是实行更符合时代需要的郡县制,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建设秦直道等,从多方面全面实施政治创新:确立了皇权机制为核心的全新制度构建,完善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国家法制体系。试行礼法并用,一方面加强礼的建设,使礼乐礼仪成为维护社会和政治秩序、巩固等级秩序、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及权利义务的规范和准则;另一方面运用法律的强制力来捍卫政权,从而开创了中国政治新篇章,彰显了中国文化不断自我完善、推陈出新的精神风貌。
3.开拓奔放的西汉文化。西汉王朝是古代中国真正迈向世界的开拓时期。这一阶段,东西交通大动脉――丝绸之路得以开辟,以国号为族名的中华民族主体民族“汉族”从此形成,以儒学体系为国家统治根基的文化方略得以确立。西汉开拓了大面积的领土疆域,以坚实的脚步昂首向世界起航:开辟丝绸之路、联通世界,开启了与西方文明的对话。因此,西汉文化像征着一个灿烂的创造性时代,它更为宏阔精深,在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医学科技等领域全面发展,以其国际化的文治和辉煌卓绝的武功,深刻地影响着后世中国的历史进程和文化内涵。西汉的文化血液中蕴含了中国人全部的共同根脉、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广泛体现在政治思想、科学技术、文化巨著、百姓生活等方方面面,影响力绵延至今。尤其在意识形态领域,西汉文化自上而下确立了以“仁义礼智信孝”为根基的新儒学思想体系,成为今天中华文化系统的基本内涵。 西汉文化所体现了雄浑奔放、热血豪情的民族气概,涌现了大批如汉武帝、霍去病、张骞、司马迁等英雄人物,形成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不但用不同的方式从不同领域书写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传奇,也维系并保证了中华汉民族国家内部的安定、统一和发展。
4.开放繁荣的唐文化。唐王朝是中古时代最繁盛的发展时期。以长安为首都的唐代中国成为当时最繁荣、开放的世界性大国。唐文化最显著的特征是它双向的开放性:不仅有玄奘、鉴真等国人走出国门去学习和弘扬佛文化,而且开门纳客,迎来了世界各地的使者、学者、商人……他们可以自在地学唐政治制度、建筑、礼仪等各种文化内容,不但促进了东西方民族、艺术、风俗、宗教、婚姻等文化得以充分交流和融合,更极大影响了唐自身的政治、贸易、文化、社会、军事、法律、思想等领域的革新创造,从而成就了中国古代文明最辉煌的时代。唐文化呈现出当时举世无双的繁荣气质:唐长安城是世界“文化之都、文明之都、时尚之都”,唐诗发展为中国古诗不可逾越的巅峰时代,[1]唐艺术兼容了广博的西域文化特征与多种宗教色彩,唐代女性在政治、社会地位上体现了高度的人本意识和自尊自信,[2]唐科举制打破了士族、门第的壁垒,促进了人才的繁荣……无论是物质的丰富、贸易的频繁、生活的富足,还是民族的融合、艺术的交融乃至宗教的共处,都充分彰显出兼收并蓄的文化多元化、全方位发展的大国气象。
5.周秦汉唐历史文化的中国精神:包容、开放、创新、进取。指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包括弘扬中国精神、复兴中华文化。[3]中国精神的本质内涵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就意味着,中国精神是多因素、多层次的复合体,内容非常丰厚。除了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之外,还包含勤劳、节俭、勇敢、包容、进取、开拓、创新等民族的时代的传统美德。这些传统美德生发于周秦汉唐各个时期,彼此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和相互支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常变常新,共同组成伟大的中国精神。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迫切需要进一步激发民族血液中开拓进取、改革创新的精神,吸纳新的文化因子,赋予中国精神时代特征,塑造新的中国精神以助力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周秦汉唐的文化精神恰恰系统全面地反映了我们时代所需要的中国精神的核心内涵,它在每一时代都充分彰显了中华文化的青春气质,饱含着忧患与反思,创新与进取,开拓与开放。整合起来,是今天中国精神的集中表现;分开来,折射着中国精神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沉淀与积累;向全社会传递的,是蓬勃的生命力和历久弥新的时代正能量。
二、陕西周秦汉唐历史文化产业板块的发展现状与不足
周秦汉唐文化资源为今天陕西历史文化产业的发展奠定了极为坚实的基础。但是,面对当前国内文化产业整体欣欣向荣、遍地开花的发展形势,与其他省份横向比较,我省相关历史文化产业开发却呈现出动力不足、内涵不深、带动不强的滞缓现象,导致四大板块产业发展的层次不一、总体滞后问题较为突出。
1.周文化板块:散乱而低。从全国看,陕西境内分布的西周遗迹和文物历史最悠久、资源最丰富、分布最广泛。近年来在文物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方面亦取得了多项突破,比如宝鸡在原有周公庙、钓鱼台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基础上相继建设了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宝鸡周秦文化产业园,开发出了周礼文化园、青铜博物馆等产业。但众所周知,四大板块中周文化的传播范围最小、影响最弱,产业开发也最初级。这与陕西周文化资源在产业开发利用角度上存在着诸多操作性实际困难直接相关。从物质载体层面,西周板块缺乏周王陵等重要载体和关键依托来拉动大型项目的突破,现有开发多以博物馆实物展示陈列这种单调的方式为主,游客的旅游体验单一,文化吸引力不强;从文化载体层面,由于时代久远,西周文化内容多呈现断裂性、碎片状、飘渺感和静态沉积等特征,[4]文化内涵艰涩高深,如青铜文化、玉器文化、周易文化、丧葬制度、礼乐制度等,除一些专业人士,普通人群往往很难理解其深邃的文化内质;从实践层面,我省针对周文化的开发至今尚未有成功的先行经验可资借鉴,很多地区至今仍滞留在规划或招商层面,现有项目也相对零、散、小,未能全面彰显周文化魅力,限制了周文化的研究、交流和推广。
2.秦文化板块:强却单一。秦文化是当前陕西历史文化产业开发的重点之一。自2002年我省全面启动文化产业工作以来,在四个板块中,秦文化因紧紧依托“世界第奇迹”的秦兵马俑景区建设而实现了率先突破、强势进取,发展效益非常显著。以秦兵马俑坑博物馆为核心的秦文化园区成为陕西旅游业的拳头产品,并以此为基础,相继开发了一系列衍生产品,如秦俑卡通形象、《大秦帝国》《中华帝王谷》等影视精品。从学术上看,秦文化研究齐头并进,以秦始皇帝陵墓及其庞大的陪葬坑群为龙头的学术探索覆盖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风俗等众多领域,形成了中国秦文化研究体系,为秦文化的传播和壮大打下了坚实基础。但是,透过秦文化产业的强盛外貌,我们也看到了另一方面的隐忧,即秦文化的开发目前主要还停留在兵马俑层面,而代表秦文化进取精神的万里长城、秦直道、宫殿建筑、大一统制度建设等,这些伟大而具开创性的文化资源相对黯然,基本上处于初级开发、甚至未开发的空白阶段,似乎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这就造成陕西秦文化发展一枝独秀、强而不大的单一格局,远未能实现有效组合众多资源、形成集聚式发展的强大冲击力,从而也难以成体系地传递秦文化的精神内涵。
3.汉文化板块:大而不强。西汉文化因王朝存续时间长、国力强大等因素,文化资源遍及我省各地,更因人们对汉民族血统与身份的认同,有关文物、遗迹、文化风俗等均有着较深厚的民间基础,得到最广泛的大众认可与接受,文化内涵的传承延续至今、从未断续。我省汉文化产业于2006年正式启动,先后建设了汉长安城遗址公园和以汉阳陵景区为代表的汉代皇帝陵多个项目,汉中的刘邦足迹、拜将台等文化之旅项目,规划耗资600亿的汉城湖景区、昆明池休闲景区复建等等,几乎都是大手笔投资,目前已成规模。但深入分析,迄今为止的汉文化产业板块仍呈现出“大而不强”的态势。一方面,汉文化的旅游影响力完全不能在全国乃至于世界形成应有的品牌竞争力,更缺乏领头羊项目;另一方面,已有的开发主要还停留在表面的器物形态、景区规划上,没有真正彰显出汉文化的宏大内涵,因而亦不能真正释放出汉文化本身蕴含的强大吸引力。而事实上,汉字、汉服、汉礼、汉族……这些文化元素每一个都凝聚着巨大的文化魅力,更不要说我们还拥有数量可观、规模宏大的资源载体,因此要真正形成有全国影响力的汉文化系列项目,有待于开发的空白还非常之多。
4.唐文化板块:繁荣虚浮。唐文化是迄今为止我省历史文化资源中保护最好、开发最强、影响最大的板块。近年来,四个板块中对唐文化的开发着力最多、投入最大、涉及面最广,其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都已得到了比较充分的挖掘、保护和开发,陆续出现了展示盛唐气象的国家5A级景区曲江遗址公园、大雁塔广场、大唐不夜城、大唐西市、大明宫遗址公园、大唐华清城等龙头产业,不乏精品工程;围绕唐十八陵的规划也是起点高、视野广,前景十分看好;还先后排演了多出反映大唐文化的剧目,如长恨歌、霓裳羽衣舞等。此外,伴随着唐文化旅游方面的斐然成绩,唐文化研究也在同步跟进,涌现了很多好的影视、文学、学术等力作。但仔细审视,我们也会发现,唐文化的产业发展虽然面面俱到、气势恢宏,但综合了各景区的建设、各种演出的内容,竟然颇多雷同,几乎千人一面,没有形成各具特色、百花齐放的局面。更重要的是,从文化开发的内涵要求看,目前之所有项目都未能深刻地挖掘出唐文化之宏大蕴含,形式繁荣而内容虚浮,难以实现对其富有正能量的文化精神进行大力宣扬之愿景。
三、推动陕西周秦汉唐历史文化产业板块全面升级思路建言
开发周秦汉唐文化资源,必须立足高、放眼宽、格局大,要充分适应当前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价值、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需求。周秦汉唐见证了华夏民族的成长、壮大,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基因库。这几个时代不但具有个性鲜明的时代特色,而且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上也是一脉传承的,其时代特色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基本脉络和中华文化的主体。将这些文化基因活化,对周秦汉唐时代社会生活进行文化解读与创意再现,形成特色项目,融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旅游休闲,是我省实施文化强省战略、推动文化旅游开发的重要抓手和项目突破点,这对于做好、做大、做强陕西文化产业并使之参与国际竞争,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工程承接地气,人民精神生活提升都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十三五”将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重要时期。文化产业的发展决定着陕西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四大历史文化产业板块的升级,无疑将对陕西文化产业的整体发展和优化起到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针对当前陕西周秦汉唐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重点打造陕西周秦汉唐文化板块,提升文化板块的层次和内容,建设国际一流的文化发展平台。
1.周秦汉唐中国精神的分块体现与凝聚提升。对周秦汉唐文化的时代精神要有意识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抽象提炼出符合时代需要的中国精神,用物质载体的形式将四大文化内涵一一呈现出来。
(1)建设大型龙头产业项目――风情小镇。首先,建设符合各自风格和特色、重点体现各个时代内涵的风情小镇。小镇的建设要能够表现每个时代的文化特点,给游客以视觉的冲击力,引发游客内心深处的文化情怀,最后上升为核心价值观的升华和内化。其次,统筹规划周秦汉唐风情小镇,要打破原有景区各自为政、分别建设的模式,避免各小镇之间内容重复、特色模糊、风格不清晰等问题,通过四个风情小镇的有机联系、层次表达,准确阐释其传承关系和联系纽带,既各自独立,展示时代的风采;又相互联系,有机整合为一个完整统一的体系,全面展示中国精神。
(2)学术并进,形成产、学、研一条龙。尽快全面设立相对应的周秦汉唐文化研究中心、分中心,开拓中华传统文化学术视野下的学术平台,努力打造全球交流平台。通过正确认识承载周秦汉唐文化精神的资源载体,从形成背景、构成要素、理论基础、社会价值等多方面加强分析、研究,从中抽象出蕴含的民族性、时代性特征,将之贯穿、渗透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和实践中。
2.“一带一路”进程中周秦汉唐文化产业的跨界融合。“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经济新的开放战略、新的发展战略,是新常态下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推动经济平稳增长的新机遇、新引擎,[5]这一战略也为陕西对外开放、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我们应借其东风,实现四大产业在多领域的跨界融合。
(1)挖掘、保护和传承优秀的周秦汉唐文化,实现时代对接。周秦汉唐文化涉及领域广泛,具有诸多开创性文化成就,也都是在开放、交流中吸收、融化而得到完善和发展的。一方面,这些文化遗产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根基,需要在保护中继承、继承中发展;另一方面,这些文化也是世界遗产,来自于世界,作用于世界,是中国和世界联系的纽带。在“一带一路”进程中,文化联系更容易拉近各地区之间的距离,有关联的文化也更容易在各国间形成良好的合作,因此要积极地搭建文化桥梁,实现各地区之间的互通共融。
(2)要壮大周秦汉唐产业,须文化与经济联袂并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既承担着公共宣传服务的义务,也肩负着促进经济、推动发展的责任。因此,周秦汉唐文化板块在建设、升级中既要发掘出更多有价值的文化精品,也要开发符合市场需求的项目,完善配套服务设施,使其既能吸引来、也能留得住游客,更要浸入游客的内心,实现产出效益最大化。
(3)将生态文明理念贯穿在四个板块的建设实践中。在文化的保护、建设、开发、经营等环节中始终贯穿生态文明理念是时代要求。要呈现出优美的环境、和谐的人居状况,始终坚持绿色、循环、低碳,要总结、宣传、培育与各板块相适宜的生态文化,建立文化板块(景区)的生态保护法规条例,做好生态保护预案,预防生态事故的发生。
3.新常态格局下周秦汉唐文化产业板块的结构升级。新常态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在此形势下,文化产业不同于传统行业,有望迎来高速发展期。其发展既能保持换档期国民经济发展的中高速增长,也能优化国民经济产业结构,提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鉴于此,四大板块应打造综合性的文化产业基地,以此提升整体板块功能,将现有的单一功能向多元化、专业化方向发展,争创学术研究、文化旅游、产业服务、综合治理等各项领域的综合标杆。
(1)创建国际一流的旅游景区。在全国构建独具特色的大型景区,使其维持或占据国际国内相关资源的唯一性或至高性,真正成为国际顶级的旅游景区。首先,在保持四大文化之历史遗迹原有的风貌、韵味前提下,进行保护性修复和开发,对于不复存在但影响深远的文化遗迹或记忆进行恢复性、创造性复建或现代化展示;其次,充分利用现代观念和手法表现各时代文化内涵,重点突出能够表现时代特征的大事件、代表文化、典型人物等,用耳熟能详的事例和切身的体验让游客感悟到中国文化精髓。
(2)打造国际顶尖学术研究与交流中心。在原有旅游功能的基础上,强力打造相关的学术研究与交流中心,这是四大文化板块结构完善、功能多样的重要环节。根据资源分析,陕西不仅要在秦文化的研究上首屈一指,也应在四个板块的整体研究上占领领域高端,并渗入各板块、各景区的建设与消费中,逐渐成为国际性重点研究基地、中心,成为领域品牌。
(3)完善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质量与内涵。四大板块的产业升级必须依靠强大的后勤保障和一流的服务支持系统,这样才能顺畅、持续运转,保障其它工作有效开展。因此,在未来升级的四大产业板块中应建立完善的服务体系,在水电路信、交通、住宿、饮食等方面能够满足不同区域、不同层次、不同年龄等各类旅游消费人群的需求,满足研究人员对于研究环境、基础设备、生活设施等的需求。
(4)建立现代化社区体系、实现新型城镇化。目前看,四大文化板块的资源地很多处于农村,因此在建设中遵照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精神,既要建设现代化的城镇,也要保护传统文化;既开发资源,也要注意保留原居民的生活传统。有必要借鉴国内外经验,创新乡镇管理模式,用现代化的社区模式取代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彻底打破开发文化小镇须迁走当地居民的旧做法,在保持原生态的生活状态基础上,呈现原汁原味的历史文化风情。
4.大数据背景下周秦汉唐产业的项目升级。“大数据”是指由云计算提供技术支持、以多元形式、由许多来源搜集而来的庞大数据组,现已普遍运用于有广泛关联的文化创意产业之中。[6]周秦汉唐历史文化产业板块的建设要给社会提供更新颖、更多样化的文化项目,使游客、学者、居民等人群能有更方便、更深入的体验和享受。为此,产业的升级实现还需要运用开拓性思维、创意性策划,结合现代技术和产品运作模式,提供更多、更丰富、符合市场需要的文化产品。
(1)产业园区项目层次多样化,满足不同类型文化需求。周秦汉唐产业板块的升级首先要符合不同类型人群的多层次需求,且能传播正确的价值观和优秀的文化内涵。比如,可以建设虚拟园区、展示3D全息影相、实现产品制造销售的智能化等等。同时,还应注意在产业园区内合理地区分公共的文化事业项目与盈利的文化产业项目,让二者并行不悖地运行,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2)文化产品开发的形式多元化,从不同角度阐释文化内涵。周秦汉唐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其中蕴含的精神价值丰富多样,需要多种类型的文化产品形式来表达这些内在的文化精神。因此,除了现有的文物、遗址等实物形态,还可以通过生产服装、饰物、配件、食品以及影视作品等多种形式的衍生产品反映不同的文化内涵,以此有效地延长产业链。
(3)现代信息技术的充分运用,促进产品流通更迅速便捷。现代产业的发展均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实现高速、广域的生产和流通。所有围绕周秦汉唐文化的产业项目开发都应及时采用世界最新的信息技术,彻底突破传统制造、实地游览和本地消费的限制,完善网站功能,全面开展电子商务,给全社会提供最便捷的全方位信息与流通服务,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产业板块的不断换代升级。
参考文献:
[1]李元洛.唐诗宋词――中华文化的两座高峰[J].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2).
[2]青子衿.唐人自信中的女性亮色[J]. 文史杂志,2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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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曾文芳.陕西周文化资源的现状与开发思路[J]. 理论导刊,2015,(7).
中新网陕西铜川7月14日电(贺向前)地处陕西省中部的铜川市首次面向全球华人征求药王孙思邈中医药研究论文,征集到的获奖论文将在该市10月举办的国内首届“中国孙思邈中医药文化节”中的中医药文化高层论坛进行交流。
陕西是中医药的发祥地之一,境内中草药资源丰富,达3600多种。从远古的岐伯、神农尝百草,至享有“药王”美誉的唐朝医学家孙思邈,历代名医辈出。
铜川位于陕西省中部,历史上属京畿重镇,文物遗存众多。唐代伟大的医药学家、养生学家孙思邈出生于铜川市西南部的耀州区,撰《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被称为“药王”。相传铜川药王山是孙思邈隐居行医之地。铜川市决定打响“药王”品牌,把药王养生休闲旅游产业作为加快转型,提速发展的战略支柱产业。为此,该市将从今年起,打造中医药产业集群,使铜川成为西部中药材信息服务、集散中心,力争把铜川打造成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
据悉,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办的、铜川市人民政府承办的首届“中国孙思邈中医药文化节”将于10月中旬在孙思邈的故乡——陕西铜川举行,活动期间,该市将举行盛大的开幕式及文艺演出、公祭药王孙思邈仪式、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授牌仪式、中国(铜川)国际保健养生产品博览会以及药王孙思邈中医药文化高层论坛。
据介绍,这次征文主要面向海内外医药卫生界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与临床工作者。征文内容主要有:孙思邈学术思想研究、孙思邈医德医风研究、孙思邈养生保健方法与长寿研究、《千金方》中方剂的临床应用和科学研究等10个方面的内容。(完)
关键词:探险家;传教士;汉学家;西方;文化交流
1.文化传播简述
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是以人的活动方式以及由人的活动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为其内容的系统。①我们被所处文化制约的同时,也在创造着文化。人类文化是种类丰富、多姿多彩的,在当今这个“越变越小”的地球村,不同文化间的摩擦与碰撞变得越来越频繁,因此跨文化交流显得格外重要,甚至是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的挑战。
中国作为一个神秘的东方国度,从古至今,吸引着无数的“探秘者”来一探究竟。而且中国需要走向世界,正是这些“探秘者”将中国介绍给了世界,一层层地掀开她神秘的面纱。
2.马可・波罗及《马可・波罗游记》
在西方关于中国的游记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要数《马可・波罗游记》(也称《东方闻见录》),它第一次较全面地向西方介绍了发达的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国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马可・波罗也因此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
马可・波罗(Marco Polo)是13世纪来自意大利的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和商人,他在中国游历了17年。他在狱中口述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故事,其狱友鲁斯蒂谦(Rustichello da Pisa)写下著名的《马可・波罗行记》记述了他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并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此时的文化交流还处于较低的程度,而明清之际的传教士则逐步加深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
3.以利玛窦为例的传教士
明清之际,以天主教传教士为媒介,中西文化实现了第一次正式的接触与交流。在二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传教士们不自觉地充当了欧洲与文化交流的桥梁,而利玛窦提出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在这次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利玛窦(Mat teo Ricci,1552)是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揭开了明清之际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历史,同时也揭开了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利玛窦积极向欧洲介绍中国的情况,使欧洲了解中国。他率先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开创了把中国传统典籍介绍到西方的先河。尽管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传教,但客观上也沟通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使得传教活动带有浓厚的中西文化交流的色彩。
由利玛窦等传教士所开创的早期汉学,为此一时期西方社会系统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开端,对西方学术乃至社会思想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也促进了中西双方在更高水平上的交流与对话。②这些传教士汉语研究的成就主要有:开创了汉外辞典的编纂工作、开拓了中国语法的研究、开启了中文拉丁拼音化的历程、丰富了中国近代汉语词汇。③但更为系统和深入的汉学研究则是现当代一些汉学家所作出的贡献。
4.汉学家
汉学家,本应译为中国学家,是指专门从事汉学研究领域的人,一般被称为汉学家的人都是指不在中国从事研究的非中国人或海外华人。近代最有影响的汉学家有美国的费正清和瑞典的高本汉等。
4.1费正清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头号中国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始于费正清,是因为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费正清首先成为由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演变的过渡性学者,他完成了从古典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的过渡,创立了以地区研究为标志的现代中国学。作为东亚地区研究的开创者,费正清把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作为东亚研究的主体,经他独著、合著、编辑、合编的作品多达60余部,还有大量的论文及书评,主要著作有《美国与中国》、《在亚洲的下一步》、《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书目指南》等,费正清的研究触及现代中国的各个方面。在其有限的专业领域内,涉猎了中国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历史人物。费正清的区域研究在众多中国学者中独树一帜,费正清学术生涯的最大成就,就是创立当代中国学。这种“中国学”,就是有别于偏重语言学、文化学、传统汉学的中国学。它和欧洲传统汉学的最大区别在于,特别强调运用多种档案、多种语言、多种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从而导致一种被称之为“新汉学”的中国学的形成。
4.2高本汉
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瑞典人,歌德堡大学教授、校长,远东考古博物馆馆长。高本汉是瑞典最有影响的汉学家,瑞典汉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建立,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高本汉在中国历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欧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探讨古今汉语语音和汉字的演变,创见颇多。
作为世界语言学的巨擘,高本汉认为没有一种学术领域比汉学更广的,他对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学更是情有独钟。为此,高本汉把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研究看作汉学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他的代表作主要有:《中国音韵学研究》,该书影响极大,标志着中国现代音韵学史的开端。他以《切韵》为枢纽,上推先秦古音,下联现代汉语的方言,对汉语语音史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并对汉语的中古音系和上古音系进行了语音学的描写,为每一个音类构拟了具体的音值。这为汉语音韵和语音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中国学者一般都接受了高本汉的总原则,只是在细节问题上进行了订正。
高本汉学术研究最重大的贡献是对古汉语语音系统的构拟,中国语言学界对于古代语音原来只能借反切方法照韵图加以考证,高本汉则用一套注音字母对古音做描写,与反切系统的韵部相互检验,又以现代汉语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语言中的古汉语译借音进行对照比较。
5.总结
一个民族只有通过与其他民族的交流学习中,才能永葆青春,不断地进步。
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势必会更加深入,我们也应该在清楚认识本国文化的基础上,加深对西方文化的认识,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交流,使自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① 于语和、庾良辰《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论》第一页.[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4)
② 张宗鑫.明后期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以利玛窦为中心的考察.山东大学.2012(4)
③ 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4(7)
参考文献:
[1] 马可波罗及《游记》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学术月刊.邬国义.[A].2012(8)
[2] 从利玛窦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看中西文化交流.学术月刊.吴强华.[A].2003(5)
[3] 《汉学研究》.学苑出版社.阎纯德.[J].2009(11)
[4] 传教士: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山东师范大学.王智玲.[M].2007(6)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1995年借世妇会的东风在北京成立,是中国女性文学领域的全国性学术团体。成立12年来,已经在北京、南京、厦门、北京一承德、贵阳、哈尔滨、开封一洛阳等地召开了7次学术研讨会,并与中国作协、中国版协、中华文学基金会等单位共同牵头主持了两届中国女性文学的评奖,对中国的女性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工作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次会议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和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主办,山西省女作家协会、《名作欣赏》杂志社、山西文学院、山西大学文学院以及河北教育出版社协办。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张平,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傅书华,山西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毓庆,山西省女作家协会主席蒋韵等专家学者和著名作家叶兆言、毕飞宇等人出席了开幕式。
本次大会收到论文七十余篇,专著近二十部。在大会发言中,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开拓者、第一位女性文学博士生导师刘思谦教授和第一位以女性文学话题登上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著名学者、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生导师李玲教授分别就两性和谐和社会发展、女性文学的体性等宏观问题作了高屋建瓴的发言。
与会者就文学历史和性别视野、女性文学主体性建构、民国时期上海知识女性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女学生与现代妇女写作的发生、当代女性文学创作及批评中的误区与出路、文学母题与女性创作、女性创作主体的精神世界、美女作家与消费文化以及高等院校的女性文学教学等诸多当代女性文化和女性文学的热点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家认为,女性文学创作通过二十多年的繁荣和发展,各路创作主体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女性文学观照人生和世界,反思传统性别文化和女性自身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写作的女性将性别意识和性别视角同国家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乃至宗教情怀的意识整合在一起,女性文学的总体格局呈现出令人瞩目的多元化发展态势,创作日趋繁荣和理性,视野和主题更加宽广和深刻,而女性创作主体队伍的代际关系也愈发协调和熔融。
此外,本届大会还对高等教育国家级女性文学教材《女性文学教程》进行了研讨。作为中国第一部高校女性文学教材,《女性文学教程》的出版在当代文学历史、女性文化和文学发展历史、女性文学学科建设历史以及出版历史上均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是长期以来活跃在教学一线的专家学者们多们教学实践和性别研究成果的结晶,也是以女性文学委员会为标志的众多学者们多年默默耕耘的汗水和智慧,它涵盖和部分代表了中国女性文学教学和研究的顶级学术水准。《女性文学教程》的学术视野开阔,涵盖古今中外,追求科学性、实用性和启发性,注重知识性、学理性和可读性。
关键词:高校图书馆 学术性机构 研究所 科研团队 学科建设
1 引言
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高等学校作为国家知识创新的主要平台,无论开展科学研究还是技术创新,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科学技术支撑所发挥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图书馆是学校三大支柱之一,与学校的教学、管理、科学研究和校园文化紧密联系。作为学术性机构它又是学校科研系统中重要的子系统。随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高校图书馆充分利用文献信息、专业人才和现代化技术的优势,积极开展文献信息利用与服务工作,基本满足了教学科研对文献信息的需求,“文献信息中心”的职能得到很好的发挥。但在学术研究方面,包括科学研究、科研队伍建设、知识创新服务等与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中定位的“学术性机构”还存在着显著的差距,高校图书馆“学术性机构”建设已成为学术界与学者们探讨的焦点。
山西财经大学图书馆在学术性机构建设方面坚持以突出优势、整合资源、服务高校和承担项目、融通外资、服务地方为原则,积极整合图书馆资源,充分利用校外资源,加大学术性机构建设的投入,创新管理制度,着力打造具有自己优势和特色的一所(信息资源研究所),一点(情报学硕士学位授权点)、一队(校级信息资源管理创新团队),搭建了图书馆服务创新和知识转化的学术平台,学术性机构的职能得到了较好的发挥。笔者根据多年图书馆管理与科研管理工作实践,结合学术性机构建设和同行的相关研究成果,就地方高校图书馆学术性机构建设展开研究。
2 以研究所(室)为基地,推动学术性机构建设
2002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规定:高等学校图书馆是文献信息中心,是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学术性机构,是学校信息化和社会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建设和发展应与学校的建设和发展相适应,其水平是学校总体水平的重要标志。然而,目前有一些高校图书馆没有很好地发挥“学术性”的作用,仍然停留在简单的借还阅的传统服务层面上,这无疑制约了图书馆的改革与发展。
地方高校图书馆最终是“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学术性机构”,担负着文献信息组织与管理,信息资源的挖掘与整合,信息资源成果的产出与转化任务,承担着组织学术研究团队、创新学术管理机制、推动学科建设、促进学术性机构建设和发展的重任。要想建设好“学术性机构”,地方高校图书馆就必须开展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工作,要汇聚科研团队的智慧,充分发挥馆员的作用,形成系统化、规范化的科研优势,开发研究项目,最终形成核心竞争力,提升创新力。因此,地方高校图书馆首先应进行学术性机构建设的中长期规划,创造条件,积极组建研究所(室),为馆员提供研究平台,推动学术性机构的建设。
山西财经大学图书馆在研究所组建方面做了一些尝试,收效甚佳。按照学校的科学研究管理条例,经校方批准,2004年图书馆组建了“信息资源研究所”,以研究所为学术研究基地,聚合科研团队,凝练研究方向6个,即经济信息研究、网络信息资源管理与利用、经济数据挖掘与整合、企业竞争情报、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信息管理系统设计等。研究所按照既定目标走内涵式、规范化发展道路,着重围绕文献信息服务、信息网络化建设、图书情报人才培养等产出标志性的成果,努力提高为学校教学科研服务的能力,竭力扩大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影响力,精心培养了一支具有较强科研能力,较高素质的信息资源管理研究队伍。
研究所根据研究方向和任务,分工合作,形成特色,产出了一些有一定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的成果。以信息资源研究所为研究基地,2004年至今,共承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2项,省级各类项目12项,80余篇,出版著作1部,获省级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项。研究所紧密围绕既定目标展开研究,现已成为山西信息资源研究的汇聚地,2005年研究所申报并获得情报学硕士学位授予权。2010年研究所科研团队被学校批准为校级“信息资源管理创新团队”。
3 以科研项目为纽带。拉动学术性机构的建设
学术性机构是以科研团队承担高层次的科研项目、发表学术论文、出版研究著作、产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为判断的标准。而现阶段有些图书馆并没有意识到它的作用和意义,也有一些图书馆在起步阶段,且多为承担项目临时组建项目研究组,随着项目的结题而解散,而更多的图书馆是馆员个体在做某些方面的研究,这些都没有形成合力,没有精心组建成科研团队。因而地方高校图书馆要对学术性机构建设和科研团队建设做整体与长远规划,保持科研团队的生命力,以实现学术性机构的可持续发展。一个项目组的核心为项目负责人,一般而言,项目负责人均为学术带头人,对科研创新的指向性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学术带头人,还是团队成员都要求有良好的科研工作基础和深厚的学术积累,高素质的研究人才是图书馆实现学术性机构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山西财经大学图书馆关注人才的培养和学术潜力的挖掘,积极组织科研团队,开展学术性机构建设,采取“抓重点、抓亮点、带动全面”的策略,大力推进项目立项,尤其是科研团队的项目、高层次项目,强调标志性项目的产出,在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比较中打造出自己的特色和空间。一是挖掘馆藏特色资源,培育并承当省级项目。图书馆收藏有明清以来山西票号与晋商的文献资料及山西旅游文化等文献资料和多媒体资源,为了能使这些资源更好地发挥作用,组织承当了省科技厅《山西票号与晋商信息资源管理系统》和《山西旅游、晋商文化数据库》项目,成果直接服务于学校的教学科研,服务于社会用户。二是积极整合校内资源,吸引外资,开展研究。学术研究团队承担了山西省科技厅《山西财经文献资源共享平台》、《山西科技文献共享与服务平台管理与利用机制研究》等项目,获项目经费100多万元,成果主要是为山西信息资源共享服务。三是融合校内信息人才和技术优势,开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为区域经济建设服务是地方高校图书馆应承担的任务,它可以使图书馆学术性机构的职能得到进一步延伸。在分析本馆文献信息、人才队伍和现代化技术优势的基础上,整合校内资源,组织科研团队密切关注山西经济社会发展主题,积极申报承担项目,进行集体攻关。几年来先后承担了山西省科技厅《山西不锈钢竞争情报预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软科学项目、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基于数据挖掘的山西煤炭企业信息化研究》、《山西煤炭企业危机预警机制研究》、《山西文化强省战略研究》等项目,收到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四是引导团队成员关注重大研究项目。图书馆以申报高层面项目为目标,目前承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云计算在图书馆的应用》和《基于技术融合的图书馆数字资源利用服务机制研究》等项目。
以科研项目为纽带,拉动全馆科研水平的整体提升,加快科研团队的建设,强调标志性项目的产生,打造自己的特色和发展空间。图书馆科研项目的研发紧扣服务高校、服务社会主题,密切关注学校和社会经济建设重大需求和亟待解决的问题,2004年至今承担科研项目14项,获项目经费资助158万元,科研项目的研发,进一步加快了学术性机构和信息资源管理科研团队的建设。
4 以情报学学科建设为驱动,带动学术性机构的建设
学科本身是一个知识体系,学科是一种知识领域的划分,是相对独立和比较完善的知识体系,它是人们对知识对象进行分类,以达到学习和传播已有知识,探索和研究新知识的目的。
高等学校教育的结构就是以学科为基础的一种系统结构。学科建设是高校建设的根本和核心,是高校办学特色和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志。学科建设促进了学校的科学研究,同时也带动了图书馆学术性机构的建设。
地方高校图书馆作为“文献信息中心”和“学术性机构”,在履行“保存”与“传播”文献信息的同时,根据教育部和学校的教学要求,开展文献检索课教学。20世纪80年代中期,高校图书馆面向全校开设了文献检索课,教学研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20多年的教学与研究为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尤其是近年来,研究生的招聘与引进,图书馆人才队伍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图书馆也逐渐从简单的文献信息服务转向知识利用与创新,学科建设和学术性机构建设正式列入议事日程。地方高校图书馆应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以学科带头人为核心,以信息资源为平台,以研究所(室)为基地,以科研团队为支撑,凝练学科方向,开展学科建设,以学科建设拉动学术性机构的建设。
山西财经大学图书馆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结合学校学科建设中长期发展规划和社会需求,开展情报学学科的建设,打造情报学教学和科研团队,集中有限资源进行重点突破。2005年在学校的鼓励与扶持下,组织了情报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授权点的申报并获得国务院学位办的批准。随后又参照学科体系要求,突出重点,体现特色,优化结构,做好学科内涵建设,努力使情报学学科形成自己的优势特色,提升学科的学术影响力。
情报学学科有清晰的研究方向,有教学科研团队,在教学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项目与团队相结合,学术研究与学术性机构建设相结合,进一步激发了导师团队的合作精神,增强了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后劲。导师们先后承担了《情报学研究生教育模式研究与创新》、《基于质量管理的情报学研究生教育绩效评价研究》、《经济信息检索与利用对大学生综合分析能力的培养与实践》等3项省级研究生教育教改项目,项目研究汇聚了团队的智慧,培养了研究生的科研能力,促进了情报学学科建设,带动了学术性机构的建设。今后将以情报学学科为抓手,以科研团队为支撑,以学术性机构为重点,着力打造具有财经特色和优势的情报学学科,尤其是以情报学学科建设和山西经济社会发展为研究内涵,进一步激发团队的合作精神,增强情报学学科的发展后劲和竞争力,带动学术性机构建设。
5 以管理制度为保障,完善学术性机构建设
对于地方高校图书馆而言,建立科学规范的学术管理制度的核心是要客观摆正图书馆在学校教学改革和科技创新体系中的位置,提高科学研究能力,完善学术性机构建设。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高校图书馆要保证学术性机构的建设按照既定的计划完成,必须要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这些制度包括学校和图书馆两个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