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0 16:19:28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生物学博士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 基因芯片； 流行学习； 高维数据； 支持向量机； LLE
中图分类号：TP3-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8228（2013）11-06-03
0 引言
流行学习是近来发展起来的维数约减算法，在图像处理和指纹识别方面有很好应用。它要求基于非线性的数据结构，这与生物系统的非线性特点相适应。基于流行学习的非线性降维包含两类：①全局方法，包括等距映射算法（ISOMAP）与最大方差展开（MVU）[1-3]；②局部方法，包括局部线性嵌入算法（LLE）、拉普拉斯特征映射算法（LE）和局部切空间排列（LTSA）[1，4]。
基因芯片是崭新的生物学技术，与传统的基因检测技术比较，基因芯片最大特点是能同时定量和定性检测成千上万个基因信息。但对于不断增多的实验数据，若不能及时有效地处理，就会导致“数据资源”变为“数据灾难”。基因芯片数据特点是基因数多而样本数少，即存在维数高、样本少的“维数灾难”问题。所以解决的方法就是通过维数约减。本文主要应用等距映射算法、局部线性嵌入算法和局部切空间排列算法来处理高维基因芯片数据。
我们对基因芯片数据的分析主要通过三个步骤：数据预处理；数据降维；支持向量机分类。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比较三种基于流行学习的非线性降维在基因表达数据分析中的分类效果。
1 流行学习算法
1.1 局部线性嵌入（LLE）
LLE算法总体由三部分组成，即先找出K个近邻点，再计算出局部重建权值矩阵，最后由局部重建权值矩阵与其近邻点计算出该样本点输出值。具体过程如下。
步骤1 计算出每个样本的K个近邻点。所谓近邻点就是相对所求样本点距离最近的K各样本点，其中，K是一个自己输入的数值。常用的距离主要有欧式距离，但在高维空间数据非线性分布中，欧式距离效果往往没那么显著，这时，可以采用Dijstra距离。这是一种测地距离，它能够保持样本点之间曲面特性，在其他非线性降维算法中也有着广泛的应用。
步骤2 计算局部重建权值矩阵，定义重构误差函数：
M是一个n*n的对称矩阵，M=（I-E）T（I-E）[4-5]。
最优解Y*是由矩阵M最小第d+1个至最小第2个特征值所对应的特征向量组成，因为最小的特征值为零。LLE算法问题归结为稀疏矩阵特征向量求解，计算量相对较小，不过算法不能提供从高维空间到低维空间的投影映射[4-5]。
1.2 等距离映射算法（ISOMAP）
等距离映射算法的重要之处在于两点间距离的测定，测地距离近似计算有两种，一种是样本点xi和它的领域点间的测地距离使用它们之间的欧式距离来替代；另一种是，样本点xi与它领域外的点用它们之间最短路径来替代[3，6]。其计算步骤如下。
步骤1 建立领域关系图G（V，E），根据每个xi（i=1，2，…，n）计算k个近邻记作Nj，根据点xi为顶点，欧氏距离d（xi，xj）为边，建立了邻域关系图G（V，E）。
其中，确定近邻点常用如下两种方法：一是利用ε-近邻方法，考虑点对xi，xj是其近邻点，若；二是利用k-近邻方法，要事先给定k，然后确定其近邻点。
步骤2 计算出测地距离矩阵D（dij）n*m，在邻域关系图G（V，E）寻找最短路径，即
步骤3 在距离矩阵D（dij）n*m运行在古典MDS上，寻找其低维构造点Y={y1，y2，…，yn}[5]。
ISOMAP算法用残差E来衡量降维误差，即E=1-R2（DG，DY），这里DG为距离矩阵，DY是d维空间中欧氏距离矩阵，R2是线性相关系数。一般，降维维数d越高，E就越小。通过E曲线出现拐点或者E已经小到一定阈值就可以来确定降维的维数d[7]。
1.3 局部切空间排列（LTSA）
局部切空间排列是浙江大学张振跃等人在2004年提出的非线性降维方法[8]，LTSA基本思想是采用样本点所在领域的切空间以表示点的领域，并对每一个点建立了领域切空间，而后将这些局部切空间排列起来建立流形的全局坐标。LTSA首先也需要选择各样本点的近邻点[9]。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步骤1 选取领域
计算每个样本点的领域。记Xp=[xp1，…，xpk]是样本点Xp包含自身在内的最近k个近邻点。
步骤2 局部线性投影
对Xp进行中心化处理，得到，再对进行奇异值分解，即，获得右奇异向量组成的矩阵Vp。
步骤3 局部坐标系统的排列
构造排列矩阵，这里，Wp=I-[lk/，Vp][lk/，Vp]T。计算的最小d+1个特征值所对应的特征向量u2，…，ud+1，T=[u2，…，ud+1]T即为计算的嵌入结果[8，10]。
2 支持向量机（SVM）
支持向量机分类实际上是通过非线性变换将输入空间变换到一个高维空间，然后在这个新空间中求取最优线性分类面，这种非线性变换是通过定义适当的内积函数来实现[11-12]。
为了解决两类不平衡问题，这里需要引入惩罚因子C，当yi=+1类时，0?αi?C+；当yi=-1时，0?αi?C-。
内积函数K=（xi，x）也称核函数，目前常用的核函数主要有三种：
⑴ 多项式形式的内积函数，即：
K（x，xi）=[（x·xi）+1]q
这里得到的支持向量机是一个q阶多项式分离器。
⑵ 径向基内积函数
径向基内积函数是普遍使用的核函数，因为它对应的特征空间是无穷维的，有限的数据样本在该特征空间中肯定是线性可分。
⑶ S形函数内积
K（x，xi）=tanh（v（x·xi）+c）
这里，支持向量机实现的是一个两层的多层感知器神经网络[11-12]。
3 实验方法
在基因变量里，存在噪声基因，这些基因对分类意义不大，因此，在进行降维前，需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即基因筛选。本文预处理方法采用t值统计方法[13-16]。
其中，与是一类中，同一个基因的平均值，n1与n2是每类的样本数量，s1与s2是类的方差。计算出每个基因的t值，在按照t值大小排序，一般认为，基因排序靠前的对应在一类有较高表达值，而排在后面的对应另一类有较高表达值。我们取出t值较大的与t值较小的基因作数据分析。
本文使用的支持向量机以径向基BRF作为核函数，为了选取一个较好的σ以及惩罚因子参数C，选用5-倍交叉验证方法，得到交叉验证准确率来确定。处理过程如下。
（a） 计算t值统计量，选出前100个t值最大基因和后100个t值最小基因。
（b） 对预处理之后数据，基于流行学习的数据降维分析。
（c） 经降维之后的训练集采用5-倍交叉验证方法，计算出最优的σ与C，构造分类器模型。
（d） 用分类器模型对测试集进行测试，计算识别率。
4 实验结果与分析
本文选用的基因数据来源于Leukemia的组织样本，共有7129个基因。其中，训练集包含38个样本（27个ALL，11个AML），测试集包含34个样本（20个ALL，14个AML）[13]。数据集可以从网站http：//datam.i2r.a-star.edu.sg/datasets/krbd/获得[17]。
通过处理，得到不同特征基因数三种方法识别率比较，如图1所示。
图1表明非线性降维LLE最优识别率比其他两种方法高，在维数2与3时得到最优识别率为97.0588%，34个测试样本有33个被正确识别。等距离映射ISOMAP效果最差，而且各维识别率都较低，在基因表达数据应用并不适合。经过流行学习算法处理与未处理的最优识别率比较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经过LLE的降维后，34个测试样本有33个被正确识别，识别率达到97.0588%，也远高于未经任何降维处理的识别率。
从图2可以看出错误划分的样本便是划横线的那个。
5 结束语
本文根据基因芯片数据的特点，把新的基于流行学习的非线性降维算法应用于该数据。通过预处理可以去掉与分类无关的噪声基因，而非线性降维则可以提取特征基因，消除对分类不良影响的冗余特征。通过比较三种算法可知，局部线性嵌入（LLE）的识别率优于其他两种，也高于未经降维处理的数据。面对海量数据的工业应用，LLE可以提高基因芯片数据分析的准确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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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里走出来的生物学家
1957年3月出生于房县城关镇的邓子新，从贫困山区的农家孩子到名牌大学的教授，从农村青年到蜚声海内外的分子生物学专家，邓子新以他的勤奋和执着，走出了一条自强不息、勇攀高峰的成功之路。
1977年恢复高考，邓子新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华中农学院，成为生化系微生物专业的大学生。1982年，邓子新入了党，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后经人推荐，他拜师在世界链霉菌遗传系研究中心霍普伍德先生的门下。邓子新在英国没有辜负祖国、老师对他的期望，发现了链霉菌启动子在大肠杆菌中能起作用，揭示了链霉菌异源基因表达和调节的新内容，赢得霍普伍德先生的信任和欣赏，破例让他立即到东英大学注册，提前转攻博士学位。邓子新只用三年半时间，完成了别人六年才能完成的学业。1987年5月，他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辨，戴上了英国皇家博士帽。
1988年5月，邓子新携妻子一起回到祖国。回国后，他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在重视和强化自己基础研究能力的前提下，重点开展了应用基础性研究，中心课题是丝状细菌链霉菌抗生素生物合成的遗传学，但他们的研究进行得很不顺利。
邓子新早在英国时就对分子生物学很感兴趣，并在实验中发现一些细菌的DNA发生了降解，而另一些细菌的DNA则不降解。整个DNA的提取、电泳等过程都是一个人操作的，在同样的环境、操作方法和实验条件下，为什么不同生物来源的DNA会出现降解特性完全相反的差异呢？他很快发现，自己的新发现得不到同行的认可，一方面由于解答质疑总要花上一年半载，另一方面太新的想法容易被人看成是在“忽悠”经费，所以往往申请了也白搭。
邓子新还是个多面手，在微生物分子遗传学、抗生素药物代谢工程和化学生物学领域，发展了一系列重要抗生素产生菌的体内外分子操作技术，设计了一系列新抗衍生物，取得了一批抗生素基因簇或其药物衍生化合物的专利。虽然这些工作使他陆续获得了不少经费支持，但他一直“痴心”的这个DNA降解之谜却得不到经费支持，不得已，他就从自己的其他项目“借用”资金，国内做不成的实验，就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
1997年，邓子新和同事已经将有关基因分离出来，分析结果显示，这些基因编码的蛋白质与硫有关。但当时他们第一次拿到DNA上存在硫修饰的证据，那时还没有遗传学、生物化学、尤其是没有化学分析的最终证据，难以服众。
2000年，上海交通大学创办Bio-X生命科学研究中心，邓子新在此中心组建了微生物遗传学团队，并从武汉来到了上海。交大看重他们的研究，给他们提供了较好的工作条件和启动经费，这无疑是项目得以顺利展开的最好催化剂。
2003年，他着手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重点项目，然而答辩没有通过，说明认可的程度很低，但基金委认为这是一个有潜力的项目，因此以提供基金委生命科学部主任基金的方式给了他一笔30万元的资助。这是在非共识的情况下得到的经费，邓子新很感动，因为这毕竟是对他挑战常规的一种鼓励。
DNA骨架上第一种生理修饰之谜被破解
2007年，邓子新与其科研团队在这个原创性新领域不断努力，有一种被用作药物的DNA修饰物，原本一直是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合成的，现在，中美科学家共同发现，原来细菌早就会干这件事——5种酶合力，能将硫掺入到DNA骨架中。这种被称为磷硫酰化的DNA修饰，是迄今在天然DNA骨架上发现的第一种生理修饰。
邓子新领衔的实验室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合作，成功解析DNA硫修饰精细化学结构为“R-构象的磷硫酰”的研究成果《细菌DNA大分子上的磷硫酰化》，发表在《自然》系列之《化学生物学》网络版上。这是迄今为止在天然DNA骨架上发现的第一种生理修饰。
“这一发现，再次证明大自然蕴含无穷神秘，人类会做的事情，它早就会做了。”邓子新表示，天然DNA骨架上磷硫酰化的发现无疑构成了对DNA结构又一新的补充，如同甲基化的修饰导致了一系列新的发现一样，DNA磷硫酰化的发现将产生分子生物学领域新的“信息”流，并打开一个新的学科领域。
有关专家认为，这个新领域刚刚打开，众多研究内容的延伸可能形成一系列新的跨越不同学科的研究生长点。比如透过DNA磷硫酰化修饰找到全新功能的核酸酶，用细菌来合成磷硫酰化寡核苷酸用于生物化学和基因治疗等，都将具有重大的生物学或生物工程学意义。
期待陆地海洋领域学者一同“下海”
“陆地微生物的多样性成为天然药物的第一宝库，那么海洋就是生物多样性的第二宝库。”中科院院士邓子新如是说。“共生是海洋低等生物繁衍和生存的保障。”
随着探索和研究的进行，越来越多的化学和生物证据提示，海洋低等生物中分离的天然产物其实是由共生微生物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与海洋低等生物共生的微生物，才是许多海洋药源天然产物的真正制造者。药物产生是生物共生的需求，也是人类资源的外延。如果能够从海洋共生微生物入手，找到或克隆出相关化合物的生物基因簇，那么就可以解决药源限制的瓶颈问题，从而促进海洋药物的发展。”
我国的海洋共生体研究及海洋药物研发还处在初级阶段，存在着很多的不足和限制。对此，邓子新认为，应该鼓励陆地微生物学和化学生物学家“下海”，加强对海洋共生微生物代谢产物和功能基因簇的克隆。针对样品采集过程中各自为政、重复研究而造成资源浪费甚至破坏的情况，邓子新建议，“强化海洋生物采集技术与设备的投入，提高采集效率，同时统筹规划样品采集的利用和保护，加强相互协同，并且借鉴陆地微生物，如放线菌的研究经验，优化和完善整个体系的研究”。
由于99.9%以上的共生微生物还不能被分离培养，同时海洋微生物都是未经驯化的野生菌，因此药源制备非常费力，难以规模发酵。对于野生型微生物的特点，邓子新也有独特的理解，他认为，可以优化培养装置、发酵与代谢调控技术，或者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将其“驯化”为易于遗传操作、发酵性能良好的微生物药物工业产生菌。
目前我国从事海洋药物研发的单位非常有限，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青岛等几个城市。邓子新表示，期待国内外陆地和海洋领域的学者能够共同加入，利用学科交叉的优势，协同作战，共同促进我国海洋药物的进一步发展。
近几年来，我国在抗生素药物基础研究方面的优势不断增强，研究机构有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覆盖面非常宽，研究的跨度也很大。抗生素产业涉及到各个部门，从学科来讲涉及到上中下游，从产业来讲，企业也有强烈的愿望。政府、科研机构希望通过各种不同的机制能够推动基础研究和产业发生互动。任何一个研究机构在目前的情况下都很难包打天下，从原始资源一直做到优产资源，所以我们希望资源与技术对接，基础与产业互动。在基础研究方面，通过国家建立的科研平台形成强有力的科研积累，研究人员与企业共同在生产过程中发现需求，通过资金投入、项目管理和科技政策的制定等等，促进有用资源的产业化。
1高水平科研平台的建设
1.1高水平科研平台的建设
在教育部“985”工程专项基金支持的基础上，心血管内科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建设心电生理与心律失常实验室。在学科带头人的领导下，高水平科研平台建立并稳步发展。2012年，随着心电生理与心律失常实验室被评为广东省“十二五”医学重点实验室，也是当年心血管领域唯一的重点实验室，进一步促进了临床医学科研条件的建设和学科发展。通过制定实验室建设方案，增强实验室各项软件和硬件设施，优化人力物力资源，建立了一个集开放、协作和竞争为一体的高水平科研平台。
1.2构建临床医学科研平台
实验室包括:细胞膜片钳实验室、细胞培养实验室、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动物实验室、倒置荧光相差显微镜实验室、学术交流办公室。各实验室有机结合，强大实验支持，加上良好的实验环境和医学科研条件，吸引了众多院内外优秀科研工作者，推进了科研项目的开展和顺利完成，促进了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协作，有利于相关学科的建立和飞速发展。
1.3配置先进的实验室仪器设备
目前，实验室已经积累了总价值约2000万元的先进仪器设备。包括:(1)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仪器:酶标仪、高效液相色谱仪、普通PCR仪、梯度PCR仪、荧光定量PCR仪、分光光度计、全自动凝胶成像系统、超声细胞破碎仪、超净工作台、高速冷冻离心机;(2)细胞实验仪器:细胞膜片钳设备、细胞压力加载系统、流式细胞仪、全自动磁珠分选仪、普通倒置显微镜、倒置荧光相差显微镜、生物安全柜、台式离心机;(3)动物实验仪器:离体心脏灌流装置、多导电生理记录仪、彩超相控阵探头、冷光单孔手术灯、体视显微镜、血管压力直径测定仪等。仪器设备种类齐全，形成了系统的研究体系，更好的服务于科学研究。先进的科研仪器设备，为科研工作者提供了必要的科研设施，能够基本满足科研工作对于科研仪器设备的需求。同时，这些专业的实验室配置有利于科研项目的申请和开展，促进了学科的建设和稳步发展。
1.4特色化实验室管理和发展
作为心血管内科高水平科研平台，心电生理与心律失常实验室的宗旨是服务于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为更好的尊承其服务宗旨，实验室建立了管理制度。对实验室科研档案管理、实验技术积累、实验室安全卫生保障、实验室仪器设备维护、科研实验收费等分别制定了详细规章制度，制定课题组之间定期交流机制，为实验室正常运作与稳步发展提供保障。同时，实验室实行以课题组为单位的负责制度，各课题组负责人(或导师)对各自课题组的经费使用情况、科研进度和科研成果的可靠性负责。这种运作模式，在保证研究课题独立性的前提下，有利于不同课题组之间、不同科室之间的交流与协作，利于科研水平的提高和学科发展。心电生理与心律失常实验室着重研究心血管疾病中的心律失常发病机制和影响，主要分为三个方向:心力衰竭与心律失常方向，心脏保护与心律失常方向和动脉粥样硬化与心律失常方向。为了促进上述研究方向的发展，实验室积极选派优秀人员出国留学深造。同时，邀请该领域与实验室长期合作、有影响力的专家为课题组成员，为研究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随着实验室临床医学科研条件的建设和各项科研项目的开展，实验室已建立了心律失常在细胞、离体和在体水平的系列研究方法，综合多道生理仪、膜片钳等专业研究手段和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实验室已具备开展心电生理与心律失常实验的全部仪器设备和实验方法。
2强化科研积累和人才培养
2.1科研业绩沉淀，促进科学研究在医院重点学科发展经费的支持下，科室运用膜片钳技术，建立了心脏离子通道实验平台;构建心律失常的整体动物模型;建立离子通道在动物整体模型上的整合;利用细胞压力加载系统，在细胞水平上，研究心力衰竭离子通道的改变以及对心脏重构的影响。努力构建设备先进、种类齐全、操作规范、学术氛围浓郁的优秀实验室，为吸引优秀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努力使实验室成为广东省乃至全国心血管研究方面的高级人才培育基地。心电生理与心律失常实验室的建立，为学科科研工作者提供了良好的科研条件和浓郁的学术氛围，为科研项目的申请和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才培养是实验室服务宗旨之一，2010—2012年，在实验室建设与稳步发展阶段，科室共招收了11名博士研究生和27名硕士研究生，已有27名顺利完成科研工作并取得相应学位。科室共申请并获得多项专利，发明专利有“便携式心内除颤装置”;实用新型专利包括电极导管、心脏起搏电极、数码临时心脏起搏器和下肢动脉造影标记尺。基础临床科研取得长足进步:获得7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8项省部级科研项目，1项广州市科技名院名科特色项目，1项中山大学临床医学研究5010计划项目。其中，省部级项目中包括多项卫生厅科研项目。获批的项目中，既有心电生理方面，也有心律失常和心力衰竭方面的研究;既有基础研究，也有应用研究，学科影响力日益增强。
2.2依托平台建设，促进科研与人才培养良性循环人才是学科建设的根本，随着平台的建设人才辈出，科室获得1项教育部霍英东基金会项目，1项广州市珠江科技新星项目，3项“逸仙优秀医学人才”计划项目，2项中山大学青年教师培育项目，累计科研经费591．6万元。科室每年获批项目数、科研经费总额和SCI收录论文篇数及影响因子均呈递增趋势(见图1、图2、图3)。1人荣获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创新人才资助项目，2人荣获日本第一三共医药学奖学金。实现了实验室建设—科研项目—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向全国培育和输送了高质量的心电生理和心律失常的专业研究人员。与其他科室相比，科室获得的人才培育项目居全院之首，且有1人荣获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学科着重培育广东省和全国优秀研究生，争创全国百优博士论文。
2.3促进学科发展，增强学科影响力在学科带头人的领导下，自2008年以来，心血管内科每年举办逸仙心血管病论坛。每年来自国内外心血管病方面的专家和学者达到500多人，会议论坛内容包括心律失常与心力衰竭分论坛和冠心病与高血压分论坛等。作为区域性的学术会议，意在立足广东，辐射华南，加强与国内外交流，给省内外心血管医生提供一个沟通、学习和交流的平台。近年来，随着心电生理与心律失常实验室的成立以及学科影响力的日益增强，以心电生理与心律失常实验室为科研和学术交流平台，学科的科研水平得到稳步提高。同时，学科建设得到长足稳定发展，参观和交流的人员来自全国各地。2011年，科室荣获广东省临床重点专科。临床医学科研条件的建设对于提高科研水平、加强学科建设、加速人才培养、增强心血管内科的综合实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3结语
关键词：余甘子精粉；没食子酸；单宁酸；反相高效液相色谱
中图分类号：R28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2349（2016）10-0069-03
Determination of Tannins and Gallic Acid Content in Emblica Powder
at Different Storage Temperatures by RP-HPLC
REN Jiao1， CHEN Ping1， WANG Fen1， ZHOU Guoli1， FAN Yuan2
（1. Yunn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unming 650500， Yunnan；
2.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Yunn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unming 650500， Ynnan）
【Abstract】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 change of gallic acid and tannic acid activity in emblica powder stored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and to analyze best storage temperature for active ingredients in emblica powder. Methods： Emblica powder was kept in dark place in 30℃， 5℃ and -20℃ of environment and RP-HPLC was used to determine gallic acid and tannic acid content. Results： With the increase of storage temperature， the gallic acid and tannic acid content in emblica powder increased from -20 to 5℃ to some extent and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from 5℃ to 30℃. Conclusion： The gallic acid and tannic acid content in emblica powder is different at different storage temperatures. When stored at 5℃， its content is highest. The study can provide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storage and conservation of emblica powder.
【Key words】emblica powder， gallic acid， tannic acid， RP-HPLC
余甘子（Fructus Phyllanthi）是大戟科（Euphorbiaceae）、叶下珠属（Phyllanthus）植物余甘子（Phyllanthus emblica L.）的果实。又名油甘子、滇橄榄、橄榄子、庵摩勒、久如拉、麻顶帮，气微、味甘、酸、涩，性凉。它在中国、印度、伊朗、阿富汗等17个国家的药物体系和我国中药、藏药、蒙药、傣药、维吾尔民族药等传统药物体系中应用极广。余甘子整株植物作为药食两用的植物，各个器官应用广泛，共涉及42种药用或保健功能[1]。作为一味重要的传统民族药，已被载入多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以下简称《中国药典》）。
余甘子精粉是采用喷雾干燥技术，通过提取余甘子果实的有效成分而得到的一种速溶粉。余甘子精粉呈土黄色或浅黄色，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E多种氨基酸，富含鞣质、有机酸、酚类，还含有相当数量的能清除自由基的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其中每克含量高达482.14单位[2]。且无明显的毒副作用[3-4]。具有清热凉血、消食健胃、生津止渴、抗衰老、防癌症等多种保健与治疗的作用而广泛应用。
目前对余甘子精粉质量的控制多集中在黄酮和多糖类成分。酚类化合物是其药理作用的物质基础之一[5-7]，其中没食子酸、单宁酸为传统中药的常见酚类成分之一。
余甘子精粉在不同温度储存中活性成分易发生褐变对其产品的稳定性均有较大的影响。为提高余甘子精粉的利用，本实验采用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在不温度储存条件下，余甘子精粉中单宁酸和没食子酸的含量[8]确定最适宜储存的温度。
2材料与方法
2.1实验试剂滇橄榄精粉样品（龙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单宁酸对照品和没食子酸对照品（索莱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50%甲醇；0.2%磷酸（色谱纯）；甲醇（色谱纯）。
2.2仪器Agilent HP1100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安捷伦公司）；Agilent C18柱；电子天平CP114（奥豪斯仪器上海有限公司制造）；HH-S数显恒温水浴锅（金坛市正基仪器有限公司）；温度计；回流装置；抽滤器。
2.3HPLC的色谱条件
2.3.1 单宁酸的测定条件Agilent C18色谱柱；流动相 水：甲醇（20%：80%）；温度25℃；流速：0.5 mL/min；波长275 nm；进样量2 uL；时间：10 min。
2.3.2没食子酸的测定条件Agilent C18色谱柱；流动相 0.2%磷酸：甲醇（95%：5%）；温度25℃；流速1 mL/min；波长273 nm；进样量10 uL；时间15 min。
2.4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2.4.1 单宁酸对照品溶液的制备精密称取0.00044 g单宁酸对照品，置于10 mL容量瓶中，用7 mL乙醇、2.9 mL水和0.1 mL丙酮的混合液定容，即得。
2.4.2没食子酸对照品溶液的制备精密称取0.0025 g没食子酸对照品，置于10 mL容量瓶中，用50%甲醇定容，即得。
2.5样品溶液的制备
2.5.1单宁酸酸样品溶液的制备取适量余甘子精粉，过60目筛，精密称定3份5 g余甘子精粉，分别置于密封袋里，放在30℃、5℃、-20℃环境下避光保存72 h，置具塞锥形瓶中，按料液比1：30加入60%乙醇浓度，称重，提取温度85℃、回流提取时间1.5 h[9]，再次称重，冷却至室温，用60%乙醇溶液补足失重，摇匀，真空抽滤一次，测量滤液体积，取2 mL续滤液用（0.45 um）微孔虑膜过滤，即得所需供试品。
2.5.2没食子酸样品溶液的制备取适量余甘子精粉，过60目筛，精密称定3份5 g余甘子精粉，分别置于密封袋里，放在30℃、5℃、-20℃环境下避光保存72 h，置具塞锥形瓶中，精密加入250 mL的50%甲醇溶液，称重，回流提取1 h[10]，冷却至室温，再次称重，用50%甲醇溶液补足失重，摇匀，真空抽滤一次，测量滤液体积，取2 mL续滤液用（0.45 um）微孔虑膜过滤，即得所需供试品。
2.6标准曲线的制备单宁酸标准曲线的制备 精密称取对照品2.58 ug，置于10 mL容量瓶中，用乙醇、水、丙酮体积比为69.9、29.8、0.3%的溶液溶解并定容至刻度，摇匀，作为储备液。按上述单宁酸色谱条件分别取2、4、6、8、10 uL不同体积进样，以单宁酸的峰面积为纵坐标，以标准品的质量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曲线，其线性回归方程y=5719.5x-1924.8，r=0.9974，结果表明：单宁酸峰面积值与质量有良好的线性关系，线性范围为0.516～2.58ug。
没食子酸标准曲线的制备 精密称取对照品2.5 mg，置于25 mL容量瓶中，用50%的甲醇溶解定容至刻度，摇匀作为储备液。分别精密吸取0.1、0.5、1、2、4 mL于10 mL容量瓶中，50%甲醇稀释至刻度，摇匀，即配制成浓度为1、5、10、20、40 ug/mL的标准溶液。按上述色谱条件进样20 uL，以没食子酸的峰面积为纵坐标，标准品的浓度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曲线，其线性回归方程y=114.7x+2.4554，r=0.9999，结果表明：没食子酸峰面积值与浓度有良好的线性关系，线性范围为1～10 ug/mL。
3实验结果见表1-3及图1-2。
4结论
以上实验数据可以看出：不同温度储存下余甘子精粉中的单宁酸、没食子酸活性成分会发生变化，其中较高温易促使单宁酸、没食子酸等活性物质含量下降，当储存温度在5℃时单宁酸、没食子酸的含量最高。
近年来世界卫生组织已将余甘子指定为世界广泛种植的3种保健植物之一[11-13]。我国目前余甘子精粉产量较大，应用广。如果不注重储存的温度，可导致余甘子的褐变，影响到余甘子产品的质量。本实验利用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对其不同温度储存下的含量测定，研究并分析余甘子精粉适宜的储存温度，可以较好的保证其质量，为余甘子精粉的储存及养护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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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朱鹮 野生种群 人工种群 再引入 保护研究
中图分类号：Q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9（b）-0248-01
朱鹮是亚洲东部的特有种类，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2000年前被列为国际极危物种。自1981年来我国在陕西省洋县重新发现7只世界上仅存的野生朱鹮以来，朱鹮的保护一直受到国家各级政府和林业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并采取了保护野生种群、开展人工饲养繁殖和建立异地野生种群等一系列拯救性保护措施，使朱鹮种群数量得以恢复和壮大。由于朱鹮数量的迅速增加，濒危等级已由极危降为濒危。本文综述了近年来朱鹮保护和研究工作现状，提出了当前我国朱鹮保护面临的问题及下一步亟待开展的工作，为该物种的保护和管理提供了科学的建议。
1 现有种群
1.1 野生种群
自1981年中国重新发现野生朱鹮种群以来，经过30年的努力，野生朱鹮及其栖息地得到了有效保护，野生种群数量已从1981年的7只增加到2008年的630余只。分布范围从洋县扩展到周边的城固、西乡、汉中、南郑、勉县和佛坪等7个县市。分布面积从最初的不足100km2增加到3000km2以上。
1.2 人工种群
我国研究人员在加强野生种群保护的同时开展了易地保护拯救方案，通过人工饲养拯救这一濒危物种。从1981年5月开始，在陕西的洋县、北京、周至、宁陕、日本佐渡、河南董寨、浙江德清，共建立了八个朱鹮人工种群。截止到2008年底，人工饲养的朱鹮数量已达到630余只。
2 再引入种群意义
现今，朱鹮种群不断增长，栖息地减少、食物缺乏以及生态容纳量接近饱和是野生朱鹮所面临的生存压力。因此，孤立的朱鹮野生种群，如果遇到自然灾害或者突发疾病等事件，很可能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严重时会造成整个种群的灭绝。所以，我们应该建立第二、三个异地野生种群，做好展朱鹮再引入工作，这样，就能从根本上解决朱鹮种群所面临的危机情况，进而摆脱人工繁殖的被动局面。濒危物种的再引入是指通过人工方法将饲养下繁殖的个体或野生个体重新引入到该物种的历史分布区，建立一个可以自我维持的野生种群，使濒危物种在其已经灭绝的历史分布区得以恢复。再引入是濒危物种保护的最高水平和最终目的，是一种野化和扩大种群分布的创造性保护措施，当前正在被广泛使用。
因此，在完成就地保护、异地保护、半野化训练及相关论证后，2007年陕西省宁陕县首次实施朱鹮再引入项目。
3 再引入种群现状
3.1 种群现状
2007年5月31日，陕西省宁陕县首次再引入朱鹮，并放飞26只。至2009年1月，26只再引入朱鹮中，有6只因为食物缺乏收回后经恢复训练后重新放归野外，6只自然死亡，3只失踪外，其余个体目前状况良好，成活率达到了65.3%，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秋季觅食群体，夜宿地点较为稳定，成为第一个由人工繁殖到野外独立生存的朱鹮种群。
3.2 繁殖现状
3.2.1 配对
2008年至2011年共形成10个繁殖配对，而且有如下特点。
（1）在人工饲养条件下有繁殖经历的个体在释放后多重新选择配偶，仅有1对例外。
（2）在配对选择过程中雄性起主导作用，雄性之间有激烈的争偶打斗行为。
（3）朱鹮最早性成熟的年龄可短至11个月。
（4）婚配制度仍为常年配对的一夫一妻制；但在一方配偶失踪时，原有的配对可重新组合。
（5）雌雄年龄差异较大。
3.2.2 繁殖成功率
2008年至2011年4年产卵21窝66枚，平均窝卵数3.14±1.06（n=21）；孵化幼鸟46只，平均每窝孵化幼鸟2.19±1.29（n=21），平均孵化率71.51%；出飞幼鸟33只，平均每窝育成幼鸟1.57±1.03（n=21）只，平均繁殖成功率51.67%。
3.2.3 种群存活率
释放个体40只，已知失踪6只，死亡9只，死亡原因有食物缺乏、天敌、高压电击等。释放个体的存活率为62.5%。繁殖出飞幼鸟33只，育雏期死亡10只，死亡原因为自然死亡和王锦蛇捕食；出飞后已知死亡1只，死亡原因不详。
3.3 保护现状
3.3.1 栖息地的保护
为了给朱鹮的野外正常生存创造良好栖息环境，宁陕县针对朱鹮的觅食地、夜宿地和营巢地等活动场所的栖息环境实施了多项保护措施。水稻田是朱鹮的主要觅食地，为保证朱鹮能够获得足够的食物，必须保留足够面积的水稻田。为此，宁陕县相关部门计划在朱鹮活动区域以发放补偿金的形式，鼓励农民保留种植水稻田。在水稻收割后翻犁蓄水，保证一定面积的冬水田，禁止在朱鹮觅食水田使用农药化肥。
3.3.2 再引入种群的保护
（1）种群监测和巡护基地工作人员通过无线电跟踪和野外巡护等手段对朱鹮进行昼夜监控、跟踪观察和保护，监测朱鹮的活动范围、觅食地和夜宿地，及时发现抢救伤病朱鹮。
（2）繁殖期的保护再引入的朱鹮能否在自然界繁殖后代是朱鹮再引入成功与否的关键。工作人员对朱鹮巢、卵和雏鸟进行全天监护，驱赶蛇类、鼬科动物和猛禽等天敌。雏鸟在日龄25日左右进行环志，确保今后可准确获得其生物学或生态学信息。
3.4 存在问题
（1）食物来源不足：在野外朱鹮主要取食水稻田中的泥鳅、黄鳝、蛙类和昆虫等，但是宁陕县水稻田面积却在逐年减少。2008年水稻种植面积比2006年减少了1000多亩。随着朱鹮再引入种群的壮大，栖息地减少，食物来源不足，将成为制约朱鹮再引入种群发展的重要因素。
（2）资金投入不够：朱鹮再引入项目实施至今，配套资金已用于朱鹮野化放飞基地的硬件设施建设、野化训练设施建设和朱鹮调运等费用上。基地朱鹮人工饲养繁殖，野外投食等方面资金的缺乏给再引入后续工作带来困难。此外，地方规定禁止在朱鹮觅食水田施用农药化肥，虽保证了朱鹮食物的安全，却使水稻的产量明显下降。对于种植户的补偿虽已列入规定，但由于资金不足，补偿措施尚未实施到位。许多种植户为保障自身利益，不得不将水稻田改为旱田，这也是水稻田面积明显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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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兹克奖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但这是奥托对建筑界的研究和贡献得到广泛认可的必然结果。
“奥托的职业生涯堪称世界建筑师学习的范本，他对于国际建筑界的影响也势必会一直延续下去。”普利兹克基金会主席汤姆・普利兹克表示，“惊悉他去世的消息，我们深感悲痛。评审团能够在他生前给予他这项荣誉，我们感到非常欣慰。”
普利兹克奖被誉为“建筑学界的诺贝尔奖”，在业内备受关注。它1979年由普利兹克家族的杰伊・普利兹克和他的妻子辛蒂发起，凯悦基金会赞助，是每年一次颁给建筑师个人的奖项，以表彰获奖者在建筑设计创作中所表现出的才智、洞察力和献身精神，以及其通过建筑艺术为人类及人工环境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每年约有500多名从事建筑设计工作的建筑师被提名，由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建筑师及学者组成评审团评出一个个人或组合。从1979年至2015年，普利兹克奖已颁给40位建筑师。对于世界上的建筑师而言，获奖意味着至高无上的终身荣耀。
普利兹克奖评委会主席彼得・帕伦博将奥托称为“现代建筑的巨人”，解释说该消息之所以突然提前是因为他不幸去世。评审团这样评价道：“在奥托的一生中，创造了很多非常有创意的、令人惊奇和前所未见的空间和结构。他让人们开拓了眼界，给世人以深远的影响：不是留下让人参考复制的形式，而是通过他的研究和发现带给人们通往新路径的方法。奥托对建筑界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的技能和才华，还有他的慷慨。他富有远见，不断探索，毫不吝啬地分享他的知识和创意。他团结协作，致力于资源集约利用。基于此，2015年普利兹克奖颁发给奥托。”
“我的建筑设计理念是希望创造更多可以对穷人进行帮助的新型建筑，尤其是那些遭受了自然灾害和重大灾难的人们。”奥托去世前曾经表示，“对于我来说，比获得这项大奖更重要的是竭尽余生继续去完成我正在做的事情。”
奥托认为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建造的是和自然界共生的社会。他认为这里指的自然界是广义的，包括了无生命、有生命和已经死去的，这个观点和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十分相似。奥托对自然的规律非常重视，想方设法从里面寻觅到适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通理，从形而上的高度来理解和思考建筑。他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饶有兴趣地研究仿生建筑，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整体”的观点。
这位建筑大师的思想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建筑范畴，他的理想是用最少的资源和最合理的建筑来构建世界。“世上美的建筑很多，但好的建筑就少多了。”他指出，“一个设计者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好的人类学家，对人类文明的进步起很好的辅助作用。建造房屋，不仅仅是给人们提供住所，更是在辅助人们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重心。”
有一次，为了迎接柏林爱乐乐团在柏林总统府花园3个小时的演出，奥托和他的团队用了大半年的时间设计舞台的棚顶。他在演出后对记者说的一段话至今令人记忆犹新――“我对会永久存在的东西不感兴趣，我此类作品并不多。同样的，在那些永久的、可以作为纪念碑存在的建筑上刻自己的名字，我也非常不喜欢，那会让人很不舒服。我对那些只能短暂存在的设计情有独钟，或许我要为之付出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时间去准备，但在作品呈现的那一刻，我是如此幸运。”
奥托在建筑领域率先提出并运用环保可持续性、节能、设计技术、高效等理念，他的帐篷与皂膜、充气结构与液体结构、悬挂结构、反向悬挂结构、网壳结构和分子结构等在实际项目中一次次得到实施和验证。奥托推出的轻型建筑创造了一个新的空间实现形式，为建筑带来更好的发展。
推崇轻型材料和整体建筑
奥托1925年5月31日出生于德国西格玛尔，在柏林长大。在父亲和祖父都是雕刻家的家庭中，他很小便开始接触装饰和结构。据说他的名字“弗雷”是母亲参加了一次关于自由的讲座后给取的，“弗雷”在德语中意味着自由，她相信这个名字会给孩子带来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
小奥托心怀当发明家的梦想，对从缝纫机到飞机模型的所有东西都兴趣盎然，爱不释手。15岁那年，他在中学老师的帮助下开始接触滑翔机并于同年通过滑翔机考试领到执照，在对滑翔机的学习中第一次接触了空气动力学原理和拉膜技术。除此之外，他还喜欢制作飞机模型，这对后来的张力结构设计很有影响。
奥托1943年考取柏林工业大学建筑系，但学业因“二战”爆发被迫中断。他入伍，经过一年的飞行训练后于1944年成为一名歼击机飞行员，被送往前线。“二战”结束前在德国纽伦堡附近被捕，成为战俘，先后在美国和法国的战俘营待过。
在战俘营里，奥托被任命负责规划整个营区的建筑分布。因为除了帐篷没有更多的其他建筑材料，所以必须尽可能地对有限的资源加以利用，搭建出所有可能会用到的房屋。它们经济实用，可拆卸性强，并且随时都能被移动。他对人生中的这段重要经历终生难忘，这让他接触到很多价格低廉的轻型材料，学会了如何从资源极其匮乏的状态中无中生有，摒弃陈规，突破创新，认识到山穷水尽其实为柳暗花明提供了重要的机会。
奥托1948年回到柏林工大继续自己的学业，学习了与现代建筑有关的音乐学、生物学、人类学、历史学课程和现代艺术史。1950年，他成为战后第一批获得资助前往美国留学的德国青年。这位年轻的建筑师在美国结识很多同时代的建筑学家，参观了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密斯？凡？德？罗和理查德？努特拉等很多著名的建筑师工作室。他尤其对美国设计师马修・诺维奇为北卡罗莱纳那州设计的多顿竞技场印象深刻，马上被它网状的屋顶结构所吸引。马修的这种结构设计正是奥托当时研究的课题，他从中受益非浅。
在美国学习了半年之后，奥托重新回到柏林攻读博士学位，潜心研究轻型材料和整体建筑。“我那时经常会思考建筑与自然的关系。自然是很容易被摧毁的，不单单是通过战争，不和谐的建筑对自然来说也是一种破坏。如何通过比较自然的方式，使建筑的内在与外界环境达到和谐统一，是我要研究的课题。”奥托在接受采访时说。
他1953年发表博士论文《悬挂的屋顶》，着重探讨了如何利用网状结构和拉膜技术，实现建筑内部构造与外部环境的统一。论文在建筑界迅速引起极大的反响，给很多人带来了启发。“奥托带领我们回到了人类历史早期，那是一个把帐篷当做居所的年代。”斯图加特轻型材料研究所的一位教授评论道，“帐篷是最早期的人类房屋形态，它具有恒温、可移动、灵活性强、牢固、美观、实用等特点，这种建筑形式是奥托整体建筑理念很重要的一部分。”
奥托1954年获得柏林工大土木工程学博士学位，在斯图加特市郊沃姆布昂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直到去世的前一天，这位建筑师和工程师一直在那里为建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努力工作。他为离工作室不远的工作车间起了“破烂的小木屋”绰号，在这个自己的“乌托邦”里，各种建筑模型、图纸、材料以及一些简易的物理实验设备随处可见。奥托喜欢动手做实验，以便纠错和寻找平衡，直到发现合适的材料。他不满足于建造房子，更喜欢从形而上的高度来理解和思考建筑。奥托一生中独立完成的建筑屈指可数，更多的是给予别人一些设计上的想法，使他们的设计能够成为现实。
主张人、建筑和自然合一
作为奥托的成名之作，1972年慕尼黑奥林匹克竞赛场是他与著名德国建筑师君特・贝尼斯的团队共同完成的。在他的工作车间，至今还能看到部分当年使用过的模型，其中包括女性丝袜。正是贝尼斯团队的设计师弗里茨・奥尔用自己夫人的丝袜作为辅助材料制作模型，才使他们的设计方案从一百多份投标书中成功胜出。
组委会开始时对这一方案中提出的“空中缆索网顶棚结构”持怀疑态度，觉得整个设计不现实，数据不完善，预算也不可估计，根本不可能被建造出来。为此，贝尼斯向专攻轻型结构研究的奥托求助。他们通过一次次的物理实验，重新修订数据，精心选择建筑材料。在没有运用任何高科技运算系统和建筑设计软件的情况下，使这一方案完美实现，至今仍被人称颂为建筑史上的“奇迹”。
不同于1936年纳粹时期奥林匹克场馆以砖石筑成的厚重屋顶，1972年慕尼黑奥林匹克竞赛场打破传统体育场封闭单一的形象，开拓性地使用了轻型拉膜结构的棚顶，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开放性、轻盈、新型的建筑结构。新型的半透明帐篷式设计诠释了人们与自然沟通的渴望，场馆流线型的线条自然流畅地与奥林匹克公园成为一体，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民主乐观的新德国。1972年这里曾举办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1974年举办世界杯总决赛。1975年，奥托在曼海姆音乐厅创造了轻量构造建筑多功能厅。他利用这些作品，向人们传达了人、建筑、自然合一的理念。
在此之前，奥托在很多建筑上面尝试过使用轻型拉膜结构的顶棚设计。例如，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卡塞尔国家园林展设计音乐厅，60年代为不莱梅圣・卢卡教堂设计顶棚，1967年完成的蒙特利尔世博会德国馆设计……当时，他的确成为建筑界谈论的焦点。然而正是奥托开创的轻体结构，使我们看到人类并不一定需要用臃肿的结构把自己和自然隔离开。
奥托1961年在柏林工大创立了研究方向为“生物学与建筑”的研究机构，以推动轻型材料和拉膜式结构在德国的研究与应用。1964年，他受斯图加特大学的邀请协助创立轻型材料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奥托时常和学生们一起探讨一些有关人类学和建筑学的问题： “建筑到底是什么？”“如何看待那些古建筑？”“它们向我们传达哪些思想？”“究竟什么样的房子适合人类居住？”“怎样用轻型反对野蛮？”他希望通过探讨这些问题，使年轻一代的建筑学者认识到一个设计者同时也必须是一个好的人类学家，应该对人类文明的进步起很好的辅助作用。建造房屋不仅仅是给人们提供住所，更是在辅助人们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重心。
奥托经常对他的学生开玩笑地说，自己身体里有一种“建筑基因”，这种基因促使他用毕生的时间去实现自己的梦想，直到生命的尽头。在这位建筑大师心中，始终有一个乌托邦：水源充足干净，鲜花四季开放，终年绿意盎然，常年气温18～28°C。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像《圣经》描述的那样，过着与大自然相亲的生活。
[关键词]墨菲；生态批评与教学；文学指事；文学环境主义与主观性；生态乌托邦
[作者简介]蒋靖芝，湖南大学博士研究生，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湖南长沙 410082）。
帕特里克・墨菲（Patrick D. Murphy）是美国当代生态批评运动的领军人物，也是国际生态批评理论的杰出贡献者。他著述颇丰，运用巴赫金对话理论从方法论角度探讨和阐述生态批评的建构方式，并为生态批评的多元化、区域化和国际化展开了多途径的尝试，成效显著。墨菲的生态批评学术之旅是政治实践和多学科整合演替进行的。本文通过对墨菲的研究脉络进行梳理，由此管窥当代西方生态批评的发展态势，希望能为中国学者提供参考。
一、生活教学实践与生态女性主义
墨菲教授年轻时曾经参加反战团体，为此父亲中断了对他读大学的资助，于是他不得不卖掉自己心爱的牧马人汽车，凑出学费继续学习。大学本科刚开始主修的是英文，因为他认为文学能改变人的意识，个人的思维方式和人类集体生活的意向是可以改变的，而且为了人类集体福祉是可以重新定位的。但他在选修一门名为“麦尼佩斯讽刺体”的文学批评课程时发现，这与他理想的课程相距甚远，于是转修历史①。墨菲教授在大多数国内学者心中是一位生态批评专家，但笔者认为他首先是一位教师，因为他的研究思想是在教学过程中实践积累并发展起来的。在他教过的一届荣誉学院的高年级跨学科研讨会上，他将写作课程扩大和发展，了解到学生来自各个交叉学科，他就将想要写的书籍和主题以对话的形式让这些学生参与进来。他将这门课程命名为“他者与再他者：生态，性别，文化”，并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应用到环境问题、性别问题及文化研究中②。同时，他还将其理论研究拓展到教学实践中，为学生提供多途径的自然写作训练，或者引导他们阅读自然环境等方面的文学作品。他认为，“环境”一词对学生写作来说太抽象或者只是一种静态的物象，但是环境问题对他们来说就会有诸多迫切的意义，尤其是他们熟悉的一些具体的地方性话题。于是他常训练学生有关“毒物写作”或“人人都住在下游（意指都受到污染的危险）”等主题，后来又在此基础上让他们实践美国/全球都关注的能源危机和气候变暖的主题写作。在写作过程中，他刚开始依据的教材是乔拉・杨（Jora Young）1997年出版的《生态希望》（The Ecology of Hope），因为这本书里学生能读到有关环保的美国社区任务完成的积极案例，同时又可以鼓励他们在将来采取可能的措施，而不只是简单地辩护或描述黑暗和厄运的场景。他也用了比尔・麦克本（Bill Mckebben）的《希望，人类和荒野》（Hope，Human and Wild，1995），从国际化而不只是美国本土化视野来教授学生写作。教授“人人住在下游”是因为他读了桑德拉・斯坦格拉伯1998年写的《住在下游》（Living Downstream），想让学生收集证据然后对数据分析。而后，他又鼓励人文和健康专业的学生对斯坦格拉伯2001年出版的《信仰之旅：一位生态学家的母性之旅》（Having Faith： An Ecologist's journey to Motherhood）这本书进行研究写作。这类书籍和乐观的期刊文章，都为学生提供了更有效的非虚构写作模式环境①。这种写作要求教师有丰富的阅读经验和广泛的阅读材料。墨菲就是将学术著作和非学术著作版本精心比较研究后再根据学生的专业背景进行选择教学，他想通过生态批评教化人们关注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生存。
墨菲在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读本科时遇见了一位访问学者，后者启迪了他读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达摩流浪者》（The Dharma Bums），通过这本书他又了解到了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并开始着手研究他，后来由于某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农民诗人温德尔・贝利（Wendell Berry）。温德尔的诗歌唤起了他童年时代对土地的积极向往，使他恍然间意识到文学批评不再是“无关紧要的透明的艺术”，而是一个作者们高度参与的文本世界，能使批评者在日常实践中反思自己的行为，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和生活，能批判性地、创造性地实现与读者的互动和对话。在完成其博士论文有关美国现代诗歌的研究后，他继续研究斯奈德和贝利两位自然文学作家，然后将学术关注转向了生态文学研究。尽管他早期关注的是地球的性别意象，但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是他对已出现的各种女性主义理论研究比较抵制后才发展成形的②。
墨菲认为，生态女性主义首先是妇女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中为自己的生存斗争而产生的一系列实践运动，包括她们的家人以及她们生活的社区在当下环境不断恶化的畸形社会发展形势下，自然成为她们中心阐释的议题③。生态女性主义指的是一种立场，这种立场从历史、经验、象征和理论等方面，在对女性所进行的统治和对自然所进行的统治之间建立起重要的联系。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一开始就特别关注处于边缘地带的妇女声音，同时也极度关注有色人种的妇女的声音，这些可以在期刊《生态女性主义/生态批评》1997年春季版的特别报道“菲比：女权主义者学术杂志、理论与美学”列出的五条贡献中可以看出来。对本土美国人及墨西哥裔作者们的前所未有的关注，是因为他们的写作是如此频繁地明确地表述地方、文化、剥削和压迫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关系④。随后，墨菲将这些文学文本研究扩大到加勒比海地区、中美洲和亚洲。在分析新西兰毛利作家的生态女性主义观点时，他指出：现代文明导致耕地减少，促使女性相互竞争而非分享和供给繁衍生命，这是一种炫耀消费而非必须生产，使得女性身上的权利被剥夺和异化。
由于2000年美国的生态批评都倾向于散文，墨菲认为这是一种“非小说偏见”，他主张需要有一种更具鉴别力的分类，这种分类要有包容性并且能区分自然书写和自然、环境文学，这也包括诗歌、小说和戏剧。他给自然文学下了一个比较宽松的定义，认为其取向就是应该关注自然世界的细节，人类和非人类世界的关系，在整个自然内人性的位置通过想象的再现和哲学叙事表达出来。墨菲认为，自然导向文学作为主体，人物或场景的主要元素要么具有非人类性质，要么是某种文本谈论有关人类和非人类的互动、有关自然的人类哲理，或通过文化也可不顾人类文化将融入自然的可能性。
墨菲倡导生态合作原则，提倡有机食品和原始生活方式并非是一种倒退，反而是一种与环境融合的进步，并且认为这是生态可持续发展最合理的一步，呼吁人类在资本积累和繁衍过程中重视自然和社会的交互作用，不要只重视生产的使用价值而忽略了由此带来的交换价值，那样的话福利自然就会终结。墨菲强调，生存应是地域性的，但也是全球的、面向未来的、综合的，因为它选择地融合了资本主义之前和之后的合作社会关系。对当前包括土地在内全球资源抢夺的理解，是我们重新认识本霍尔德特-汤姆森、米斯、席瓦等人倡导的生存观作用的基础。这不仅是考察南半球地区的经济斗争和种族抵抗，也是了解当代国际女性作家的窗口。这种了解能使我们感激这些作家们所作的努力，并进一步传达并讲授这些作家们所探索的主题。
二、生态文学批评的语言指事与气候叙事
墨菲从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物质理论出发认为，文学指事在生态文学批评中能够唤起批评者的责任意识，同时也强调语言指事是文学活动的一个关键的功能。当然这也包括很多方面，主要的倾向是融合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的跨学科批评。文学批评应该诚实地面对研究的文学文本，生态批评的基本方向应该是支柱性的而不是基础性的方面，是地方性的而不是全球性的。墨菲甚至还提出，为了保护环境应该成立一个不同于WTO的WEO（World Ecological Organization），以此来结盟和聚集力量应对环境变化。WEO应该义无反顾地代表非人类其他物种的基本权益的保障①。
墨菲认为，要在国际范围内实质性地解决当今生态批评面临的主要问题，即：语言的表述以及其他表述（包括虚拟现实）与我们周遭环境的调和关系；通俗文学（尤其是科幻小说）对提升环境责任意识和行为的潜在影响力。文学和文化批评者可以高效地向自然灾害和环境退化的另一个重大影响作出反应，也让我们在环境主体教学过程中反思我们的教学实践以及我们的教学文本的重要性。墨菲将自己作为一个父亲、老师以及佛罗里达州的居民的生活经验，穿插到自己的文学和文化分析中，这样有助于弥合个人和批评之间的鸿沟，有助于增强讨论问题的针对性。墨菲通过理论和应用实践将文学指事简单化，对民族国家以及虚拟现实等问题逐一探讨。墨菲认为，文学的指涉关系存在于作者意指他们的外部世界，甚至有时是有意创造一个想象的虚构世界中，如科幻小说等。读者解读文学是与自己生活的世界及与他们生存那个世界的方式紧密相关的。文学语言的指涉性不是纯语言学意义上的理解，而是一种依赖读者完成的解释世界的过程；可以说，文学语言的指涉性是作者和无数读者完成的。所以，在探讨美国乃至世界文范围内的环境文学议题时，墨菲认为有必要扩大环境文学的阅读群。他也孜孜不倦地将生态批评融合到自己课堂的教学方法实践中，将他的观点放在一个动态的非自然灾害的大家庭框架下，如飓风和全球变暖等议题中来讨论，以吸引读者的批评注意力。
墨菲认为，生态文学的指事具有地域性。“只要略微环顾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大部分的当代农业书写中都是注重区域主义和地方主义。如温德尔・贝利就是将肯塔基州的家庭农业乃至整个南方农村生存的具体问题展开来写作的。贝利的作品中显示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而非只是站在另外一个人的立场那么轻描淡写。这在他的《好土地的礼物》（The Gift of Good Land）中就再现了一种看护者关怀的模式写作。”①墨菲认为，斯奈德和郝斯（House）作品中的生态地域性是一种政治实践：“这种反民族的生态地域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强调人类栖居是基于食物生产的承载空间以及土地使用的可持续性发展。”②批评的原则应该立足于起点，不要认定有什么宝座可以坐享其成，要以一个原点为起点开展多种形式的批评。倡导本土化解释批评，有助于维持生态批评作为原点的实验性建构批评，以便不断接收更正和修正。地域性批评取向也有助于保持协调多层次鉴赏文学生产的多样性③。墨菲的生态批评提供了对当下文学和文化现象的广泛讨论，且特别着眼于通俗文学体裁（如科幻小说）以及实际的灾难和灾难场景的描写。墨菲的批评理论建立在广泛阅读现代文体（如科幻小说、神话故事、犯罪小说、伪纪录片等）的基础上，这些研究为当代美国自然文学写作提供了令人鼓舞的批评视角，以一种诙谐的笔墨暗讽了当今美国环境文学中再现的傲慢消费观④。
文化意指在文学文本中的关联性是多维度的。墨菲重点研究了生态文学中的性别文化，并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态女性主义观；同时，他还关注生态文学中气候对地球影响的描述，形成了自己气候对文化影响的理解，不过他认为气候对文化的影响是缓慢的并且深受地域的影响。在《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生态批评探索》（Ecocritical explorations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一书的“飓风和傲慢”这一章节中，他阐述了美国政府在应对国家极端气候和人力驱动强化措施方面的反应。他列举了从2004年8月到2005年9月这一年内美国共发生8起飓风事件，风力强度基本是在4―5级之间，袭击了美国几乎整个南部，有些地区还被反复袭击。佛罗里达州是墨菲居住的地方，他深有感触。飓风在美国小说中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主题，有时是作为情节设计，但有时也是文学作品主要关注的因素。这类小说除了潜在的教育功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还伴随着许多非小说里飓风的研究，美国人民以及美国各级政府有关飓风对美国海岸线和附近居民的生活产生的持续的、毁灭性的破坏，表现了持续地令人吃惊的漠视和无知的傲慢。显然单靠科学家和记者们来教育美国人民意识到这种反复发生的自然灾害的现实是不够的，也很难让美国人民明白这些方式是由于美国人的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以及政府政策都加强了飓风这类自然灾害的破坏性。文学作家、批评家还有教育工作者也应该起作用①。
墨菲认为，飓风并不是不可预测的，也是正常气候的一部分，只要美国人将飓风视为“不可想象”的事件，那么他们就不会为不可避免的外部损害做准备，也不愿意重新考虑“准备”这个词的意思，例如没有想到构建灾害应急区域作为长期的准备。这不仅在获得历史经验上有意义，而且在有关三角洲生存和全球变暖导致海拔平面上升的地质资料的预测项目中也有积极的意义。墨菲提及20世纪早期描述热带风暴的书籍，如《艾萨克的风暴》（Isaac’s Storm）描述了1900年艾佳尔维斯顿飓风，《突兀的大海》（Sudden Sea）描述的是1938年飓风摧毁新英格兰的情形。墨菲认为，气候文化的研究应该不仅仅让我们对飓风带来的物理破坏要警觉，而更应该完善气候监管服务②。其实从本质上讲，墨菲所指的生态文学批评的语言指事就是指美国的环境话语，也就是这个国家的主观性话语。“话语的谱系学分析不仅和阐释话语的学科构成有关，它还要‘探求构成我们人类世界的权利体系’”③。
三、横截性生态批评与生物中心主义
墨菲将生态批评和生态女性主义结合起来，于2013年在《横截性生态批评实践：理论问题、文学分析以及文化批评》（Transversal Ecocritical Praxis： Theoretical Arguments， Literary Analysis， and Cultural Critique）一书中提出了横截性生态批评的概念。这种实践的对话是基于苏联理论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尤其是读者与批评者之间的伦理责任角度提出的。墨菲认为，巴赫金为生态批评阐释提供了各种形式的话语方式，他提供了一种让批评者参与文学文本及其修辞的方法，而这些方法也正是生态批评者们所希望研究的，并能将这些作品的相互关系和形式与我们现实参与生存的世界多途径地联系起来，有些是建构的，有些是需要我们解构的④。墨菲也关注到了西方文学批评的“语言学转向”，这个转向挑战了西方思想传统的认识和本体论模式，他期望将生态批评哲学的关注中心转向语言结构，并以此解构生态批评的美学实践。巴赫金将话语和写作看作是个人行为在某个特定时刻、具体环境组成的结构形态。因此，巴赫金非常强调说话者M作者的社会性影响：一方面，如文化、政治、经济和其他人文学院或参与组织；另一方面，说话者M作者本人作为个体存在的物理特性是受遗传学、生理学、地质学、神经生物学及生态系统其他方面的影响。墨菲将巴赫金理论的开放性运用到生态批评理论的构建中，认为在他者和主体的对话中，应考虑不只把文学艺术看作自足的文本结构的共时体（transgredience），而且要考虑历史社会诗学的范畴。于是，墨菲将斯拉格的“对话实践”⑤和巴赫金的跨梯度共时研究结合起来，提出了横截性生态批评。
其实，横截性（transversality）是微分拓扑学概念，是对空间中两个对象处于一般位置的数学刻画，后来又运用于经济学中，指一个动态最优化的问题。墨菲说：“横截性不仅需要我不断地梳理批评理论，还要经常更新我的阅读有关科学、自然和社会的书籍。在多数情况下，我只是将政治科学和经济学结合起来运用到我的阅读当中。”①他在《劝导性美学生态批评实践》（Persuasive Aesthetic Ecocritical Praxis）一书中解释了加尔文・施拉格的横截性概念：施拉格（Schrag）发展横截性作为一种对话参与并且在差异中丰富囊括了对话交流传递方式的真实性……横截性整体是一次对话沟通的成果，它由多角度的观点、看法、信仰系统和地区间关注②。墨菲从身份特性、与遗传学相关的主体性信息、化身和自我等方面探讨了读者与批评者之间的关系，并将这些范畴引申到崇高的审美范畴的历史角度上来，从生态女性批评的角度匡谬崇高的理解。随后又将注意力转移到消费文化的问题上。借助广泛的例子，墨菲从文学、文化和经济工作的实例中找到利益的道德基础，进行跨学科的生态批评。他分析芭芭拉・金索沃（Barbara Kingsolver）所写的《毒木圣经》（The Poisonwood Bible），通过多个家庭成员就同一主题进行对话的策略，从生态文学批评视角关注种族问题，金索沃以外国殖民者视角讲述了非洲的新殖民主义是生态破坏的另外一种形式。“你们不可以带来蜜蜂。你也不可能把整个世界带到这里来。因为这里没有足够的空间给他们了。”③作者意在说明，西方的牧师致力于给非洲带来拯救和进步，可实际上确实失败了，而且这些牧师们还不承认这种失败。主人公的小女儿妮儿认为，丛林生活让她想起了她们失去了的一切，她总以他者的视角观察生活中的一切，尽管她努力让自己适应所处的环境，其实她更多地是保持以一种主体间性的姿态生活在人群里④。
墨菲认为，生态进步不能与资本主义或的某些概念相混淆，这些理论在很多情况下都需要新的实践来加以补充说明。如后期资本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的新实践，都是被新技术所鼓舞而忽略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生物圈承载空间的限制⑤，给人类生活的地球带来了持续不断的破坏。要实现地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应以地球生物为中心而不仅仅以人类为中心。很多情况下，我们的“主体、身份以及躯干还有自我意识，这些因素不能被构建为恒常的，不变的或者是人的唯一特性，或者说，人就是其中某一个或者是至少其中的某一个。应该是这些因素的相互影响存在的过程，一些偶然事件，突发状况和根本性的重新定位等，都会影响这过程。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他们会朝我们设想的情况发展”⑥。应当培养一种生态责任意识，这种责任意识也许会减少需要重点关注的自我认识，但是会帮助我们理解多物种与不同环境间的相互作用。墨菲自创了一个英文词”SIBS”，其完整的英文表述是subject-identified-bodily-selves（主体―身份―身体―自我），就是指人类对待地球的物种应该要像对待自己的兄弟姊妹一样，“睦邻式”①相处生存，这将使我们能够整合或实现共处的可持续性发展模式。文学也会帮助我们理解如何有利于星球进化并且继续能将人作为参与者以期能让地球持续生存。
四、自然与文化的生态美学实践
生态美学在英语世界多指景观设计、环境美化、水资源利用、森林保护以及城市建设的构思构图，有着比较大的实践操作性，所以就有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文化恰好是这两种关系的投射。如果文学和艺术是宣传手段，那么生态批评又会是什么呢？实践生态美学的直接结果就是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墨菲认为，气候变化在小说中呈现的时间（Kairos）维度问题不应纯粹依赖某个独特的文本、电影、综述或事件等产生的及时发声，而应该关注一些非相关的个人经历，而这些经历会改变一些情景的化学变化，需调整方向。批评者需要考虑文学和电影处理气候变化时的不同风格，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手段的价值②。
自然与文化的差异在生态文学中是如何运用语言构建自我表现的？墨菲认为，在苏珊・库珀（Susan Fenimore Cooper）的《乡村时光》（Rural Hours）中，自然包括荒野自然和区域自然。作者以悠闲的文笔让我们见证了实体自然与人类文化之间的交融，还有美国小范围的区域自然（荒野）得以让我们称之为家的地方③。库珀把她的观察日记总结起来对比自然历史和植物以及伦理呼唤，编辑成从春到冬的完整年轮的记录。像梭罗（Thoreau）、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约瑟芬・约翰逊（Josephine Johnson）、玛西亚・邦塔（Marcia Bonta）、安妮・拉巴斯蒂尼（Anne LaBastille）等自然派作家都是这样做的。有的作家没有沿用四季轮回作为组织结构，他们会倾向于把观察到的事实放大到荒野自然与人性自然结合的背景中呼吁采取一种环境伦理。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的《塞尔伯恩的自然历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以另外的一种结构书写自然――书信体，这同时也是18世纪英国小说的常用模式④。
性别文化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又是社区的基本组成部分。因此，自然中的自我不是独立于文化和社区的荒野里的自我，而是扩大了的自我在社区和社区本身的定义扩展，兼具自然和文化以及社区边界延伸的生存状态。许多女性主义理论家及文学作品即使在放眼其他问题时，都会涉及讨论一种替代性经济学。需要明白的是，这种替代性经济学包括各种不同但又连贯的影响经济理论和实践范式的改变，同时，这种替代性经济学将会减少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异化，并以可持续发展实践为目标，以便人类社区扩大到能涵盖更大的环境社区之中⑤。墨菲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与文学环境主义及主观性联系起来，通过小说的比较，从消费主义视角展现消费社会环境下生态女性的生存观。
行动主义和学术之间的界限是长期困扰生态批评者的问题，墨菲处理这个问题熟练、清新直率而且理论严谨。墨菲的批评理论重视读者的反映，他认为：“尽管当今读小说的人已不多，文学和其他形式的审美生产还在继续坚持承诺通过情感的和知识上的持续渗透来促进意识形态的反映，以期能够深深打动一些人。”
墨菲批评的主要是政治科幻和经济类作品，因为他大多数情况下是阅读政治科学和经济类读物，关注时事对环境的影响，倡导跨学科研究。墨菲借用高级宏观经济学术语，来倡导生态批评应该是一种满足一阶条件也同时满足横截性条件的解，提出横截性概念是一个动态最优化的问题，一阶条件是最优化的必要条件，满足一阶条件的解不一定是最优解，但是如果同时也满足横截性条件，那么我们找到的这个解就可以断定为最优解。他其实就是在暗讽当今的商业模式，即用今天借的钱去还以前借的钱的这种消费模式。他怀疑这样能否真正给人类提供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生存状态？当下流行的消费文化有其社会使用的载体，其表达和隐含的目的都是电影和文学所热衷表现的。
五、世界政治与生态乌托邦
墨菲认为，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生态批评的未来在于世界政治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生态美学的焦点是文学意指性和隐喻性相结合的可持续经济实践的过程。墨菲探讨了日本文学和中国文学的消费文化对生态文明的影响。他在分析日本当代作家m布美雪的《她物有所值》和石牟礼美智子的《天堂湖》时，重点比较了小说所展现的消费社会语境下生态女性的生存观。他认为，小说需要一个比较框架来欣赏阅读的复杂性和广泛的应用性，在其意指性和隐喻性上均是如此①。日本社会信用的历史与经济的关系，反映了一部分日本女性的生存观，因为日本女性代表的是日本社会基本消费和奢侈消费的两大群体。在《她物有所值》中，日本女性受债务的驱动，被引诱进信贷公司，被带入一种无法印证自己身份的黑暗世界。宫布描写了日本女性如何反抗社会压力让她们进入过度消费模式，以及在这期间日本女性如何转换为商品，如为还清债务成为性工作者②。墨菲还将两部日本小说和两部中国小说（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和姜戎的《狼图腾》）作了对比，认为这几部小说都是无视事物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以及破坏性经济活动，都将利益放在首位，忽略人类和环境的需求和人类自身利益的警示。《狼图腾》更多地展示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和对话，呼吁人与动物之间的和谐相处。
生态乌托邦是世界政治的一种理想存在状态。生态女性主义一直贯穿在墨菲的生态批评思想体系中，包括他的生态乌托邦也是建立在性别探讨基础之上的。当然，这并不等同于生态女权主义，而是倡导一种与人类生存环境建立紧密联系的理想生态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