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0 16: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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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江南；耕作农具；土壤耕作
TheSoilCultivationSysteminJiangnanofModernTimes
Abstract:Thesoilcultivationsystemisanessentiallinkofthefarmcropssystem,whichhascloserelationwithcropsplantersystem.ThisarticlewillaimatthesoilcultivationsysteminJiangnanofmoderntimes.Firstly,wewillcarryontheconcretesoilcultivationlinkofeachmaincrops,thendiscussthecultivationsystemindifferentcropsdistributionareacombiningwiththecropsplantersystem.
keywords:Jiangnan;cultivationfarmtools;soilcultivation
土壤耕作制度简言之就是土地如何耕作的问题，实质在于通过犁、耙等工具的机械作用改变土壤耕层构造和地面状况，以调节土壤水肥气热等因素，为作物播种、出苗、生长与发育提供适宜的土壤环境。其由一系列的技术环节所构成，主要有翻耕、耙地、耖田、起垅、开沟、筑畦、中耕、耘耥等[1]。从历史上来说，土壤耕作制度是不断发展的，对此诸多前贤学人已有相关研究[2]。对于江南所在的中国南方水田的土壤耕作制度而言，以郭文韬先生的研究最为突出。他认为古代中国南方水田的耕作系统大体分为三个环节，即水田的耕耙耖、旱作的开垅作沟及套复种的免耕播种。具体来说，又有两种结合方式，一种是稻麦两熟田的水耕与旱耕结合，即耕耙耖耘与开垅作沟的结合，另一种是套种田的耕与不耕结合[3]。不过，虽然诸多前贤学人已有开创之作，但由于他们的研究基本都是总体性的，故对于作物种植过程中具体的土壤耕作环节问题却论述不多。基于此，本文就力图对这一问题进行较为细致深入的探讨，时空范围则限定在近代的江南东部平原地区[4]。在具体论述过程中，我们将先对近代江南地区的耕作农具进行简要论述，然后再对各主要作物种植过程中的具体土壤耕作环节进行探讨[5]，最后再与作物种植制度相结合以探讨不同作物分布区内的土壤耕作体系问题。
1、近代江南地区的耕作农具
土壤耕作需要借助于一定的耕作农具，而这些农具又是与一个地区的环境特征及具体的作物种植相适应的，因此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耕作农具也应该是土壤耕作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近代江南地区的土壤耕作农具有两个系统：一个是畜力耕作系统，主要农具为犁、耙、耖，由畜力牵引进行；一个是人力耕作系统，主要农具为铁搭，由人力使用进行[6]。当然，这两个系统间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某些情况下也可相互结合，如在冬播作物的种植过程中，前期的土壤耕作可凭借畜力或人力进行，但后期的开垅作沟与中耕管理环节却通常只能由人力进行。
畜力耕作系统的最主要工具就是犁。与自然环境与具体的作物种植制度相适应，近代江南地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犁型，即小犁与大犁，也就是水地犁与旱地犁。水地犁主要用于水稻播种及插秧前的水田耕作，而旱地犁主要是用于耕稻板田，也就是割稻后的土地耕作，另外棉花等旱作也是使用这种犁。水地犁犁头为尖形，犁耳为鱼背状，这样在耕作时土就自然会向左右两侧分散。旱地犁的构造略同于水地犁，惟是犁底较短，犁辕较长，犁身稍偏于后，原因在于旱地犁较水地犁耕作时费力，所以犁身较短，这样耕作时就能减少负土量。同时，旱地犁重量较轻，犁辕较长，则这样耕作时拖拉才会更加有力[7]。由于自然环境的关系，水地犁在江南地区的应用中占优势地位。犁外，就是耙与耖。耙的作用在于把大土块弄碎以利于作物种植的进行。耖则是水稻耕作过程中的特有农具，其作用在于进一步把土块弄碎，起熟化水田土壤的作用。对此，《王祯农书》云：“耖，疏通田泥器也，耕耙后而用此，泥壤始熟矣。”但其更主要的作用还在于把泥浆荡起混匀，再使其沉积成平软的泥层，以利于插秧的进行。正如邝璠所云：“耙过还要耖一番，田中泥块要匀摊。摊得匀时好插秧，摊弗匀时插也难。[8]”对于秧田整治而言，又有一种称为耱的农具。耱又名耢，用于摩平整细田面，通常是一块平板，摩刮起的泥土运至凹处逐渐填放、刮平。在江南水田地区这项作业通常被称“落平”[9]。对此，《王桢农书》亦有言：“平板，平摩种秧泥田器也。用滑面木版，长广相称，上置两耳，系绳连轭架车，或人拖之。摩田须平，方可受种。即得放水浸渍匀停，秧出必齐。”
铁搭是人力土壤耕作的主要农具，其也有多种形制，以适应于不同环境与不同工作环节下的工作。如在浙江平湖县，每年秋收之后，为种植春花作物，此时须将田土翻转一次，俗称翻寒田，工具就向用大铁搭，亦称铁耙（俗称寒田铁搭），此种为铁搭中之最大者，四股之端各有铁角，翻土最为有力。春花收获后，在种水稻前，田地亦须翻转一次，俗称翻白田，相比之下，翻寒田是深耕，故用大铁搭，而翻白田较浅，只用中等铁搭（俗称尖刺），其股端为尖形。种水稻所用工具则为小号铁搭（俗称摊耙），功用在于将田土摊匀。又凿沟所用之铁搭，名带翘，大小略小于寒田铁搭，股较细，为防止折断，在尽头横套铁条一枝[10]。嘉善县，铁搭则有满封、套封、平齿、尖齿之分类，满封、套封用于水田翻耕，而尖齿、平齿大多用于旱地耕作[11]。铁搭整地后，通常再用相同的工具弄碎泥块，也有用人力拖拉耙进行的，在耙上放大石条，由人拉动耙田。
曹幸穗先生认为，近代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出现了一种简单化趋势，即人力代畜力，从“犁耕文化”倒退到了“锄耕文化”[12]，而其实质就是人力耕作系统对畜力耕作系统的代替。当然，这种趋势不是从近代才开始的，而是很早就已出现。如据曾雄生的研究，南宋以后，由于人口的迁移、增长及在此基础上的多熟制的推行，江南地区能够用于饲养耕牛的土地日益减少，于是耕牛的饲养量也就日渐降低。到了明代，这种现象更加严重，以致于人们不得不以铁搭代替耕牛耕地，所以《沈氏农书》与《补农书》也很少提到养牛的情况[13]。只是到了近代这种趋势更趋严重。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人口压力所导致的土地零细化。由于人均耕地面积少，因而单靠人力加简单的铁搭就足以胜任了，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耕牛的使用也就变得没有必要。如在崇德县：“耕地面积狭小，又无荒山草地，平时耕种，人力足以胜任，故牛之饲养尤少，几云绝迹。[14]”开弦弓村，也是“农田较小，每户的土地又是如此分散，以致于不能使用畜力，农民只用一种叫做‘铁鎝’的工具”[15]。常熟兴隆镇亦存在同样的情形，“田少劳多，历史上很少养牛，个别富裕人家偶有饲养”[16]。对于这种情形，德国人瓦格纳也说：“南方的稻田常是极小，以致兽力无所施，这上面固然全靠锄头（即铁搭——笔者注），即在较大的田地上，锄头的使用也是完全普遍的。[17]”与之相反，在那些相对耕地面积较多而人力较少的地方耕牛的饲养就会增多。如在吴江县，其东北部地区相比于西部地区，由于人口少而耕地面积多，故全县的耕牛基本上就都分布于此[18]，自然畜力耕作系统也就更为盛行。当然，这种趋势并非是直线进行下去的，在某一短暂时期内也曾有所反复。如运动后，江南地区的耕牛饲养就一度有增长的迹象[19]。之所以如此，除移民习惯的因素外，背后的关键原因可能还在于人口大量死亡所导致的战后人地关系的相对松弛。
2、水稻种植过程中的土壤耕作
水稻整地，分秧田与本田两种。秧田整地，多选择土质肥沃、灌溉便利的冬闲田或绿肥田为之，细细耕耙。如果是冬闲田的话，一般都要冬翻，预备播种前再行翻垦，灌水后反复耙碎，然后进行掏秧沟的工作（据笔者所见，此项工作通常用脚踏进行）。通常沟深半尺左右，两沟间即为撒播稻谷的畦面（俗称秧扇），有时为保证秧沟笔直，先用草绳对面拉直，再沿绳掏出秧沟。秧沟做好后平整田面，并去除稻根等杂物，再用推秧板推平田面，然后便可播种了[20]。为防止过多的稗草混于秧苗间，有时会采取如下措施：“将面泥丕刂去，扫净去之，然后垦倒，临时罱泥铺面，而后以所浸谷下之。[21]”据笔者在江南农村所见，每条秧畦宽约1.5米左右。秧田整地的基本技术要求，姜皋认为要“宜平宜松”[22]。
本田整地，因前作的不同而有多种形式，如《双林镇志》所载：“冬日刈稻后即将田垦转，以深为贵，至来春三月重加翻劚，谓之钞田，欲其土块细碎得水易融合也。有冬不及垦，直至插秧时爬转者，曰筅箒田，以稻本尚留也。又有垦板田，有虽垦而未加钞者，曰镬蓋田，以土片大如镬蓋也。又有并不垦转，蓄水在田，近夏至径插青，谓之烂水田，此皆惰农所为，良农不出此。至若得种春花之田，菜麦既收，翻平沟稜而细削之，谓之折麦稜。[23]”不过总体言之，主要分为三种，即冬闲田、绿肥田与冬作田，此外还有一种就是长期渍水的冬水田，只是在江南地区并不占重要地位。但不管哪种形式，具体耕耙耖的三个环节基本不变，只是每一环节进行的次数各不相同，通常耖只在插秧前进行一次，耕与耙则可能需要进行多次[24]。
冬闲田，俗称白板田，一般先要进行冬耕，但不耙。对于冬耕的基本要求是力求早，正如农谚所言：“正月犁田是块金，二月犁田是块银，三月犁田是块铁，四月犁田是个鳖”[25]，这样经过一个冬天的冻融与曝晒，土壤疏松，又可除草沤肥与消灭害虫，因而对于春种有极大的好处。正如宋应星所言：“稻田刈获不再种者，土宜本秋耕垦，使宿藁化烂，敌粪力一倍。[26]”而对于冬闲田的具体耕作环节问题，包世臣曾有详细论述：“刈稻即起板，勿耢。……入春冻解，又耕之，及时，又耕之，乃耢。冬不耕者，老土耗下泽，流土刮上膏，土板不经冻，块硬稻柔，不能起土，收常减。春不耕者，土性冻涩不和，亦减收。[27]”是为三耕一耙。当然，各地情况并非整齐划一，如吴兴县第六区，先冬耕或春耕一次，分秧前再耕一次，然后耙平；第九区则是先冬耕，然后临插秧前再耕一次，然后耙平，则在这两个地方耕作环节为两耕一耙[28]。而在桐乡县，传统习惯则是多不从事冬耕：“农民狃于习惯，每年种稻一次后，多不从事冬耕，坐令大好空间，逐年荒废，殊堪惋惜。[29]”
对于绿肥田，通常为二耕一耙，立夏至小满时节犁转土地直接把绿肥翻入土中，或者先把绿肥作物砍成二至三段再翻耕。第一次通常干耕，几天后灌水以让绿肥充分腐烂，然后插秧前再浅耕一次，耙耖后便可插秧[30]。对于绿肥田的土壤耕作，松江县广大农民的基本经验之一是“早车（耕）田，慢种秧”，就是说翻耕红花草和移栽之间应保持一定的间隔，以利红花草充分腐熟[31]。其具体的土壤耕作环节为：小满前一周左右时，把绿肥翻入土内七八寸深，小满时节再用水车向田内车水，当田内积水到达一定程度时再用牛牵引进行耕田，耕过之后再用耙进行碎土作业；没有耕牛的农家则用铁鎝进行耕翻[32]。
冬作田则通常为两耕两耙，冬作物收获后随即平整沟稜，先干耕，时间允许的话可以进行一两天的晒田作业，然后灌水耙田，待插秧前再进行一次耕耙作业，随后耖平即可插秧。在旧松江府地区，冬作田的具体耕作环节为：耕田开始前先整理田畴，然后犁翻土地，有用牛力，亦有用人力者，耕后耙，是为第一次；耙后灌水入田，四五日后再犁、再耙，是为第二次；也有少数农家为力求精细而进行第三次者[33]。嘉善县冬作田的传统大田耕作亦多为两耕两耙[34]。
而对于长期渍水的烂水田，一般是一年只种植一季水稻，水稻收获后通常不耕，只是到来年插秧前再行耕耙耖的工作，一般只进行一次。对于这种田块，由于常年积水而又只耕耙一次，因而对于作物的生长很是不利，所以曾在中国工作的德国农学家瓦格纳说：“耕作仅限于种稻之前幾时，……土壤的耕作这样少，而土壤的流通空气也很少，结果便看见这种长在水中的土地完全普遍的发生一种沼铁，很有害于植物的生长。[35]”
以上我们主要从畜力耕作系统的角度论述了近代江南地区水稻种植过程中的土壤耕作环节。与之相比，人力耕作系统由于没有畜力等外力的协助，因而在具体的耕作环节上可能就相对简单一些。如在开弦弓村，人们先用铁鎝翻地，“翻地以后，土地粗，地面不平。第二步就是耙细和平地，使用同一工具。一个人翻耙平整一亩地需要四天”。平整土地后灌水入田，每亩田再用一天的时间加以平整，然后就可以插秧了。也就是说，具体的耕作环节只有一耕两耙，并不进行冬耕。至于铁搭耕地的具体过程，则如下[36]：
农民只用一种叫做“铁搭”的工具，它的木把有一人高，铁耙上有四个齿，形成一个小锐角。农民手握木把的一端，把耙举过头先往后，再往前甩，铁齿由于甩劲插入泥土，然后向后拉耙，把土翻松。
平湖县的人力翻垦工作，也只是在春花作物收获之后、将种水稻之前，用铁搭将田翻转一次，然后用摊耙将田土摊匀，即行插秧[37]。吴兴第一区，本田整地也是只靠人工进行，虽亦为冬闲田，但冬季多不耕地，通常只是于预备插秧时用铁鎝翻土一次，再耧平即可[38]。在此更是只有一耕一耙。至于具体的耕作法及效率问题，光绪《松江府志》则有此记载：“一土大一锄，以旧稻幹根为准，以锄去根二，三锄去根六，所谓三铁搭六稻幹。如此来而往复，一人日可锄一亩。”
对于翻垦稻田的技术要求，沈氏认为一是要深，二是要趁好天气，他说：“古称‘深耕易耨’，以知田地全要垦深。切不可贪阴雨闲工，须要老晴天气，二、三层起深。[39]”此外的另一项技术措施就是要力求做得平整，这样才能够使整个稻田都能够均匀的得到水的维护[40]。田整好后插秧，当秧苗长到一定程度时便进行耘耥的工作，以清除田间杂草与疏松土壤。
3、其他作物种植过程中的土壤耕作
棉花，对于前作而言亦有好几种情形，即冬闲田、草子田与冬作田。冬闲田，一般也要进行冬耕，把表土翻到下层，把底土翻到上面，然后来春播种时再整理一遍。“隔寒将地岔起，以冀害虫冻死，曰岔地。清明后耙松，曰倒地，以牛犁之，曰翻。若土块过粗，再驶一过，曰划。[41]”不论冬季还是春季的整地，“宜多次”，如此才能使“泥土细熟”[42]。当然，在具体的整地环节上可能各地情况不一，如在嘉定，冬闲田就先于冬间翻耕一次，然后到播种前再仔细整地一次[43]。太仓县则不冬耕，通常是于清明前后耕起整地[44]。绿肥田，则到谷雨左右再行耕田，连同绿肥作物翻入田中以做基肥，在川沙就有此种方式施行：“掩入苜蓿头以作基肥，总以土壤匀细、经画井然为合宜。[45]”冬作田，又具体分为两种情况。如果是元麦、蚕豆等冬播作物的话，则到立夏左右收获之后再行耕耙土地。如在嘉定就是如此，春花收获后直接用犁耕地，然后用铁耙（又称为划耙）弄碎土块，并平整土地[46]。太仓县具体环节亦同[47]。如果是小麦、油菜等冬作地，由于小麦与油菜的收获期要到小满左右才开始，而这通常已错过了棉花播种的最佳时机。正如农谚所云：“谷雨早，小满迟，立夏种花正当时”、“立夏花，大把抓；小满花，不回家。[48]”为把握农时，人们便采取了免耕播种的方法，即在冬小麦收获前一二十天把棉籽播于麦田内，待小麦收获后再行发育。对此，包世臣曾说：“沟塍种小麦者，及小满可于麦根点种。刈麦，棉长数寸，锄密补空，每窝三茎，深锄细敲，无减专种。[49]”在川沙这种方式被称谓“攒花”，只是小麦通常要条播方可。但由于可将“花子及时播入”，因而也就“毋庸翻垦”[50]。
与水稻整地相比，棉花整地过程中没有耖的工序，耕耙次数也没有那么多，相对较为简便一些。但棉花种植过程中需要做畦开沟，这项工作要在耕耙之后进行。在南汇，做畦的工作俗称分畹，“令土凸起成行，畦背之阔无过六尺，高七寸，此行与彼行交错如犬牙，俾一泄水”，但通常是“阔以三尺为度”，且“尤须中高边低，取其泄水”。做好畦播种后开沟。沟分两种，即直沟与横沟，直沟是与畦相平行的沟，横沟又称腰沟，与畦相垂直。“每塍周围务开极深水沟一条（深一尺五寸阔一尺），其在田心每隔三四畹开沟一条（较周围之沟略浅狭），每畹头开小水沟一条（长约五六尺），尤须开浚极深腰沟一条，不然多雨时恒恐水积伤苗。[51]”与南汇相比，嘉定的畦宽在1.5米至3米之间，通常在2米左右，也是中间稍高、两边稍低以便于泄水，畦与畦之间为排水沟，沟深在10到20厘米之间，每隔二三畦的沟开得稍微深一些，畦的两头也分别开沟一条，类似于腰沟的开浚。棉花播种于畦的中间，临近排水沟的两侧则种植大豆[52]。畦做好后播种，在棉花的生长过程中再进行多次的中耕锄草工作。
麦类作物，水稻收获前几天先排水干田，收获后随即耕翻土地，很多情况下根本就不进行耙的作业[53]。即使耙的话，由于时间紧促，一般也只能是一耕一耙，然后作畦开沟，畦宽通常与上述棉花畦相类似。沟也分两种，即横沟与腰沟。正如《王祯农书》所言：“起土仑为疄，两疄之间，自成一畛。一段耕毕，以锄横截其疄，泄利其水，谓之腰沟。”对于麦田整理的技术要求，《农政全书》有言：“玄扈先生曰：耕种麦地，俱须晴天，若雨中耕种，令土坚土各，麦不易长，明年秋种亦不易长。南方种大小麦最忌水湿，每人一日只令锄六分，要极细，作垅如龟背。”沈氏则认为：“垦麦棱，惟干田最好。如烂田，须垦过几日，待棱背干燥，方可沈种。”张履祥亦说：“种麦又有几善，垦沟揪沟，便于早：早则脱水而埨燥，力暇而沟深，沟益深则土益厚；早则经霜雪而土疏，麦根深而胜壅，根益深则苗益肥，收成必倍。[54]”畦做好后播种，在作物的生长过程中要注意适时清沟理墒，对此徐光启曾言：“冬月，宜清理麦沟，令深直泻水，即春雨易泻，不浸麦根。[55]”在此过程中有时还同时进行敲菜麦沟的工作，就是用铁锹拍打麦的畦棱以使之紧实，一方面起壅土的作用，一方面也有利于行水。
其他一些冬播作物，如油菜、蚕豆等，与小麦的整地技术基本相同，在此不赘述。只是就油菜来说，在某些地方畦可能要作的比麦窄一些，如笔者在湖州所见的油菜畦，大约只有50——60厘米宽，高约30厘米左右，畦面很窄，宽约十几厘米左右，极为类似于北方的红薯沟。草子，一般都是采取免耕播种的方式进行播种。“于稻将成熟时之时，寒露前后，田水未放，将草籽（红花草）撒于稻肋内，到斫稻时，草子已青，冬生春长，三月而花，蔓延满田，垦田时翻压于土下，不日即烂，肥不可言。[56]”
桑树[57]，作为一种多年生植物，对于已成型之桑园自然翻耕无法用牛力进行，只能由人力用铁搭进行。按照沈氏的记述，一年之中，桑园的翻土要进行两次。第一次是在秋后、冬季前进行，称为垦，“垦地须在冬至以前，取其冬月严寒——风日冻晒。必照垦田法，二三层起深”。第二次是在春季进行，称为倒，也就是按与第一次相反的方向进行，“若倒地，则春天雨水正多，地面又要犁平（即扒平——陈恒力注），使不滞水，背后脚迹，尽数揉平”。对于垦地与倒地，要在晴朗天气时进行，“非天色极晴不可。若倒下不晒一日，即便逢雨，不如不倒为愈”。此外，桑园还要随时锄草，称为丕刂，亦是“尤要天晴，尤要草未生而先丕刂”[58]。包世臣也认为：“凡桑田皆宜春秋两耕，隔间三尺。[59]”当然，每一个地方不一定都是完全按照包氏、沈氏等所说的方法进行，如在吴兴，翻耕就只在冬季进行一次[60]。
4、余论
土壤耕作制度是与一个地区的作物种植制度紧密相连的，有什么样的作物种植制度就有什么样的土壤耕作制度与之相配套，以达到用地与养地的有机结合。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性，江南地区可大体分为三个作物分布区，即桑稻区、稻区及棉稻区[61]。棉稻区，作物种植夏作以棉稻为主，轮作方式以一年棉一年稻与两年棉一年稻占主要地位。同时，由于地势较高，受水害的程度轻，因此本区冬季作物的种植就相对比较普遍，但由于冬播作物的种植主要是在轮种水稻时才种植，棉花播种后则通常是休闲或播种绿肥，而棉花又是本区最主要的作物，所以总体的作物种植制度以两年三熟或三年四熟为主。稻区，则由于地势过于低洼很大程度上并不利于冬季作物的种植，因此本区大部分地区是以一年一熟为主，只种一季水稻，冬季或休闲或种绿肥作物。但由于本区自然环境的差异性及开垅作沟与良好的水利设施等保障措施的实行，水稻——麦油等一年两熟的种植制度在本区也占有一定的地位。桑稻区，则一方面由于地势低洼，另一方面也受蚕桑高收益的影响，冬季作物的种植也并不普遍，在种植制度上则以一年一熟制占优势地位，绝大多数地方一年只种一季水稻，冬季或休闲或种绿肥作物[62]。
由于作物种植制度的不同，则各区间土壤耕作体系也必然就有所不同。棉区，棉稻轮作，则土壤耕作体系结合了水田的耕耙耖、旱作的耕耙与开垅作沟及棉麦套种与草子撒播过程中的免耕播种环节。具体耕作环节为：一年棉一年稻，则结合方式为：耕耙（或免耕播种）、开垅作沟——免耕播种（若种绿肥）——耕耙耖——耕耙、开垅作沟；两年棉一年稻则为：耕耙（或免耕播种）、开垅作沟——免耕播种（若种绿肥）——耕耙、开垅作沟——免耕播种（若种绿肥）——耕耙耖——耕耙、开垅作沟。稻区，一年一作的话，则为耕耙耖——免耕播种（若种绿肥）；一年两作，则为耕耙耖——耕耙、开垅作沟。桑区，由于桑的情形比较特殊，只有人力垦倒这一环节，而对于粮食作物而言，由于一年一作占优势地位，则土壤耕作制度主要为耕耙耖——免耕播种（若种绿肥）。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由棉区至桑区，土壤耕作制度呈现逐渐简化的趋势。棉区由于冬季作物种植广泛，且夏作物采取水旱轮作的方式，因而土壤耕作制度也就最为复杂；桑区，田以一年一熟为主，地也只是以人力垦倒，因而也就最为简单；稻区，即有大量的一年一熟制，也有相当程度的一年两熟制，因此土壤耕作体系处于两者之间。
[1]刘巽洁等：《中国耕作制度》，农业出版社，1993年05月第1版，第195页。
[2]如郭文韬：《中国古代的农作制与耕作法》，农业出版社，1981年12月；（日）天野元之助：《中国传统耕作方法考》，载华南农学院主编：《农史研究》第3辑，农业出版社，1983年4月。
[3]郭文韬：《略论中国古代南方水田的耕作体系》，《中国农史》1989年第3期。
[4]大体相当于原苏、松、嘉三府、太仓直隶州全部及湖州府大部。
一、坚持并创新校本教研制度，引领教师专业成长
坚持开展校本教研制度建设，对于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与能力，提升教学质量是大有裨益的。当然，在教研制度的建设中，首先必须建立成教师之间学习研讨制度，可将教师按所授课程组成不同的教研组，由教研组长负责组织定期的集体备课、相互探讨切磋，做到见贤思齐、相互提高，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开展校际间的联片教研制度，邀请外校的专业教师一同参加教研活动，通过观看优质示范课堂、相互对话、座谈、研究等形式，使教师充分交流，解决教育教学工作中的疑难问题。其次，注意开展教学反思活动，鼓励教师在教学前、教学中、教学后均开展反思活动，发现问题，共同分析探讨，及时加以解决，在反思是不断前行、不断进步。这些都是加快教师主动成长与专业发展的有益方法与途径。
二、加强教师学习制度建设，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除此之外，还要注重教师自身学习与进修方面的制度建设，如建立教师自学制度、互助交流制度、师徒结对一对一制度，引导教师加强自身学习,不断充实教育新理念。为此，学校也积极为教师的学习与提升创建良好的平台，如学校组织开展计算机网络知识培养工作，鼓励教师利用网络这个巨大的知识载体，开展网络资源利用、相互学习与交流活动。在学习与教学手段的辅助上，可切实加强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制度建设，尽力引进远程教育资源，既能帮助老师利用信息技术更新教学观念，也可以帮助其较快地获得专业知识与技能，更好地运用在教学活动当中去。对于青年的教师或教学经验尚不丰富的老师，可由教学经验相对丰富、专业能力强的老师，与其结成一帮一的对子，相互听课交流帮助，这样既能促进青年教师尽快成长，又促进了老教师的知识和观念能够不断的更新。
当然，如何通过学校制度建设来帮助教师专业成长方面，还要许多值得我们思考与研究的地方，如从建立教师教学效果的评价考核制度，建立教学评比制度等来督促老师不断更新教学观念，提升专业能力，起到引领教师专业成长的效果。
论文提要法庭言语具有典型的制度性特征：任务指向性、严格限制性和推论特殊性在引入“权势”因素进行分析之后，法庭言语还具：法庭言语过程的权势充斥性，法庭言语角色之间话语权的不对称性，法庭言语的策略性以及法庭言语角色的身份及制度性角色与关系的语境决定性等特征。法庭言语特征及其规律的研究，对法律职业人员的言语规范以及审判质量的提高有一定的意义。
1制度性话语
很多领域都对institutionaldiscourse有研究，如文学、新闻传播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语言学等。单从语言学的角度看，人们对课堂话语、医患话语、新闻访谈、法庭话语、政论话语等的研究中都引入了institutionaldiscourse的研究方法，有人认为它是“职业话语”的代名词，有人把它翻译成“机构性话语”，也有人提出了“领域语言”这一术语，等等。
一般而言institutional在经济学中被译为“机构的”，本人认为institutionaldiscourse译为“制度性话语”更为贴切。如文学研究中认为文学语篇是institutional的，复旦大学的陈引驰(2008)说“事实上，作为整体的文化活动的文学……是与一定时空的历史、文化、社会境况血肉相联的制度性(institutional)存在。”可以说文学语篇有其规约性conventional，而从institu-tional角度进行研究的话，就综合了更多的社会制度因素。在《制度分析与文化传播》(2008)一文中，作者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也需要从“制度(institutional)”角度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综合社会制度因素来研究法庭言语，当然也可以从“职业话语”或者“领域语言”的角度来研究。
目前西方学界对discourse的研究已进入言语层面，而非仅仅是对言语的结果形式——话语的静态研究。因此他们讨论的制度性话语特征实际上已经考虑了很多言语因素。
2制度性话语特征研究
JurgenHabermas(1984)认为制度性会话是“策略性话语”的典型，策略性话语是“充满权势的”并且是“目标指向的”；“策略性话语”与“交际话语”相对，他认为“交际话语”，以其理想的表现，研究的是交际双方如何权力均等地进行交流以达到互相理解。
PaulDrew和JohnHeritage(1992)认为会话分析研究中的传统观点是“一般话语是社会生活中最主要的互动形式，制度性互动则是与一般会话相对而言的言语活动及其设计的一些系统的变体和限制”。这些变体和限制包括：言者的话语是指向某一特殊任务或目标的，对一方或双方话语角色针对所进行的话题该说什么内容也有专门的限制。
很多人曾尝试对制度性话语与日常话语进行区分，但是事实上两者之间很难有明确的划分。StevenLevinson(1992)认为“我们的目的只是想指出制度性话语中的一些家族相似性特征，如任务指向性、严格限制性和推论特殊性等。”
2002年，Thomborrow，J.从制度性话语和一般话语的分析着手，认为仅从这三个方面分析还不够，制度性话语的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在“权势”作用下言语角色之间话语权的极不对称性。这样，她又引入了一个参照因素——权势。根据这一观点，制度性话语又具有以下几个特征：权势充斥性、话语的不对称性、策略性、言语角色及关系的语境决定性等。
3法庭言语的制度性特征体现
根据以上学者对制度性话语特征的总结，我们结合法庭言语的情况作如下分析：
3．1任务指向性
法庭言语角色，在他们自身的行业或技术的能力范围之内，根据他们对庭审的任务或功能的一般特征的理解来组织他们的话语。也就是说，在庭审过程中，法律专业人员和非法律专业人员的言语行为，都指向制度性任务或功能，这一点明显表现在他们所追求的总目标上——就被告的有罪或无罪做出判决。即使原被告之间或(交叉质证中的)对方律师与证人之间的目的对抗，言语角色都明确知道他们之间互动的总任务或总目标是什么。
3．2严格限制性
法庭言语的限制性主要表现在言语角色之间的互动和话题上。在法庭言语活动中，一些来自权势的或法律强制性的限制会使法庭言语具有一些形式特征，具体表现为程序规则、话轮控制以及公诉人或律师的明知故问等，言语角色必须根据这些特征来调整自己的言语行为。如针对公诉人或律师的明知故问，听话者必须作出回答，否则将被认为是藐视法庭。具有制度性特征的言语角色是根据每个人可用的话轮的预先分配情况来定义的：法官指示，律师提出(制度上允许的)问题和反对对方的问题，证人回答律师的问题，等等。在主题上的限制主要体现在所有言语角色的言语都要与审判的主题相关，在不同的庭审阶段有不同的次主题，法官对庭审中的主题起检查和维护作用，任何有偏离主题的言语都将被法官制止。
3．3推论特殊性
在法庭言语活动的制度性语境中，制度性互动中产生的一些推理、推论及涵义也具有一些特别(“制度性”)之处。如法官对非法律专业人员的描述、主张等不能露出吃惊、同情或赞成等表情；沉默会被看作是藐视法庭，或者对某证据没有异议而被法官采信，等等。日常谈话中“你儿子还好吗”是一种表示关心的问候语，但是在法庭上，如果一个刑事被告人这样问法官，则会被看作是一种威胁。
3．4权势充斥性
社会语言学在制度性话语研究中有两个重要概念：权势和亲和。权势的层级性是相对于亲和而言的，它们都属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制度性话语的研究通常都着重于揭示不对等或非等同关系以及语言中权势的使用。法庭言语角色之间的权势不对等引起了他们之间权势的层级性，权势的层级性又影响着各言语角色之间的话语权的大小。我们认为法庭言语中的权势直接影响到话语权，话语权主要受权势的三个方面因素制约：①权力和权威：法庭言语角色的权力和权威具有其法律基础。法庭审判属于法的适用的内容，即由特定的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按照法定职权实施法律的专门活动，具有国家权威性。在我国，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是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的专门机关。法的适用是司法机关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实施法律的活动，具有国家强制性。由于法的适用总是与法律争端、违法的出现相联系，总是伴随着国家的干预、争端的解决和对违法者的法律制裁，没有国家强制性，就无法进行上述活动。司法机关依法所作的决定，所有当事人都必须执行，不得违抗。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确认适用法律的体制是必要的，我们就赋予了司法人员以权威。②在法庭言语互动中一方通过语言的使用对另一方的控制：法庭言语中的权势还具有其语言学基础。法庭言语各角色都会通过使用一定的语言或言语策略对对方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比如，法庭上最有效的控制方式就是提问。律师可以在对证人的提问中加入隐藏的预设，可以通过提问使对方的回答出现前后矛盾，通过提问证明证人对所述问题认识模糊或一无所知而否认其证词的证明力，通过提问来限制对方回答的内容(如选择问句，“只回答是或不是”)，等等。③知识：掌握专业知识才能使用专业话语，因此专业知识对话语权起作用。在审判过程中，法官、律师和公诉人具有法律知识，并熟悉庭审程序。另外，在办案过程中，法官和公诉人接触了一些与案件相关的材料，对案情的了解也比被告人相对更多。因此，法律职业人员与非法律职业人员相比，具有更大的话语权。
总之，法庭上的权势包括权力和权威、知识以及在法庭言语互动中一方通过语言的使用对另一方的控制。谁的权势越大、所掌握的法律知识和庭审程序等越多，谁就越有话语权，也就越有可能控制权势较小的一方。
3．5话语权的不对称性
话语权的不对等造成了法庭言语角色之间的层级性。LeahKedar(1987)认为言语中体现话语权的三种方式是：提问、控制话题和打断。廖美珍(2003:53)在法庭问答互动研究中注意到了从问答角度来看“证人、被告人与公诉人、辩护人以及审判人员的关系一般是不可逆的”。
以上两个图也印证了Goodrich(1987)的话“法律是一种官僚体制，很多权势都体现为一种组织内的层级”。根据上图，我们认为就法庭言语角色的话语权而言，大致有三个层级：
第一层级是法官。法官在法庭上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因此而被赋予了权力。法官在法庭上具有最高权威，法庭所有其他人员对法官的讲话尽量贴近正式礼貌用语。法官可以根据庭审需要向所有在庭的人发出指令或提出疑问，做出决定。他提问时对方必须作出回答。但是除了对律师等的请求做出许可或否定外，他们一般不回答问话。
第二层级是公诉人或控辩双方律师以及原被告。法庭上除了法官之外，公诉人或律师的权势次之。因为他们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并熟悉法庭审理程序，他们懂得怎样使用专业语言或语言策略及言语策略等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并具有一定的权力。因此，他们在法庭上最为活跃，他们对法官一般不发问，只提出请求，采用的是正式的、礼貌的用语。他们可以向他方律师和证人等发问，但采取的问话方式不相同。对于他方律师的问话，则与他方用语相对应；对于他方律师及他方证人，问话的礼貌程度降低。他们有权要求他方律师或证人回答他的提问；而在刑事案件中，国家公诉人代表国家提起公诉，因此比辩护律师更具权势；而民事案件中的原告及其律师与被告及其律师相比更具话语优先权。
第三层级是证人及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证人分一般证人和专家证人。专家证人因为具有专业知识而更具权势，他们除了回答问题之外还会在法庭上宣读鉴定结果或者提出建议。一般证人及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最不具权势，他们不能向法庭上的任何一方提出问题，也不能打断或引入新话题，一般只能答话，且答话的内容常受法官或律师的影响，不能凭自己的意愿偏离或转换话题。因此，他们很少有话语主动权，只能等待他们的话轮，有时证人甚至要等上好几天才能有机会获得话轮，在话语权这一点上是完全被动的。但他们并非毫无话语权，因为他们对语言的使用也具一定的手段。
3．6法庭言语的策略性
“由于刑狱诉讼等法律事务关涉到个人或群体的财产得失、毁誉荣辱乃至生命予夺，……人们对这一领域的语言的运用是超时空的、永恒的。”(潘庆云，2003)。为了争夺话语权，法庭言语各角色都会通过使用一定的语言策略和言语策略对对方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法庭言语活动中的各角色之间关系复杂，各言语角色之间的目的不一；同时，法庭言语活动又受很多程序规则、时间等的限制，这就要求法庭言语各角色，包括法官(根据我国的审判制度，法官在庭审中也可以参与实体调查，因此在法庭事实调查阶段法官也对原被告进行提问)，在言语活动中使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都能达到最佳效果，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都会自觉不自觉地使用各种语言策略和言语策略，归结起来说，主要是要达到控制对方话语的目的。
3．7言语角色及关系的语境决定性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人民法院的依法判决必须经过开庭审理才能实现。开庭审理即人民法院在当事人和所有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全面审查认定案件事实，并依法作出裁判或调解的活动。因此，我们可以把审判看作是一个以言行事的“大言语行为”，其目的是“全面审查认定案件事实”、“适用法律”、“作出判决”。可以说，法庭审判的功能决定了法庭言语从本质上就是制度性的。如果从语境角度进行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点：
社会文化语境：不同国家因为社会文化的不同，实行的审判制度也不一样，因此各个国家的法庭言语进程及其话语语篇的构成也各具其特征。如就法庭辩论来看，各国均规定控辩双方可对案件的证据和事实、法律适用等问题提出观点，发表意见，进行论证和相互辩驳，一般由方首先发言，辩护方反驳，如此反复辩论几轮。不同的是英国和美国由方作最后陈述，而法国、德国和中国大陆则是被告方享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法庭审判场合：在进行法庭审判时，除了庄严肃穆的法庭物理场景外，还有严格的程序和纪律约束、严肃性话语主题等。其中，法庭纪律体现了庭审的严肃性。如未经法庭允许，不准录音、录像、摄影等。在法庭审判场合中，因为法庭言语角色的参与而使审判场合具有了社会性特征。这样一个严肃的场合，决定了话语基调的严肃性。另外，言语内容不是随意的，而必须与案件事实有关、与相关法律有关。说话的轮次也必须按照庭审的程序规则进行。
庭审话题：法庭言语活动中的话题是庭审要解决的法律争端。如审判长在宣布开庭时说“现在开庭!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今天对上诉人张某(小妹)、被上诉人张某(大姐)继承纠纷一案进行审理。接下来我们就进行法庭调查”。之后，根据庭审程序阶段，法官确定的主话题是“继承纠纷”，那么在该庭审中，所有言语角色的话题都要与具体的“争议财产”和“继承法”相关规定有关。在法庭调查阶段，法庭要调查的是当事人双方所出示的用来证明他们对某部分财产享有继承权的相关证据，因此针对他们出示的每一个证据进行的法庭调查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次话题。在法庭辩论阶段也一样，针对法庭调查确认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针对每一个辩论焦点发表的辩论意见也构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次话题。
言语角色：言语角色指交际事件的参与者，即使用语言的人，包括言者和听者。在具体的交际过程中，各言语角色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言语策略。
我们先看制度性身份的专业人员——审判人员。“话语的制度性不是由物理场景决定的，而是由某职业活动中的工作人员的制度性或职业性身份决定的(PaulDrewandJohnHer-itage，1992)。”制度性话语的交际行为反映社会的作用、反映某些机构的作用，这是从话语的功能方面来考虑的。法官的功能就是通过司法审判来体现和维护社会公正。法官在法庭言语活动中的功能有：a．参与角色功能——交际事件的参与者、话语的最终接听者。b．职业角色功能——参与交际的某个方面的角色，即审判主持者。专业角色跟某个单位和职业连在一起，充当某个职业角色的参与者所说的话，通常不代表“他们自己”，而是代表某个单位。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法官会自称“本庭”、“本院”、“法庭”等，如“你们的辩论法庭听得很清楚”。
其次是法庭言语角色的社会属性特征。“社会语言学在研究语境时根据的是言语交际者在谈话中引入的社会属性，包括：年龄、性别、职业、社会阶层或阶级、民族、地区、亲属关系等。他们认为：这些属性的关联性一是取决于谈话发生的特定场合——也就是谈话是否日常交谈、发生在法庭还是商业谈判中等等；二是取决于说话者在这些场景中所从事的特定的言语活动或言语任务。”(PaulDrewandJohnHeritage，1992)
在法庭诉讼过程中，言语活动在法庭这一特定的场合中进行，言语角色为了实现各自的目标进行交际，他们之间的任何社会关系只归结为这样的社会关联性：第一，审判人员、公诉人、律师属法律职业人员，原告、被告、证人等属非职业人员。在法庭言语中职业人员与非职业人员之间的交际互动中最明显的特征见于职业人员对非职业人员的话语控制，其中尤见于律师对证人的控制。第二，诉讼当事人之间的任何关系，如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等，都首先被归结为“原告”和“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这是由他们所参与的法律诉讼这一活动或任务决定的。另外，法庭言语中的原被告角色并非任意，他们受法律和程序规则限制。
总之，法庭言语的这些制度性语境因素不仅制约了法庭言语的进程、角色的身份及制度性角色与关系等，而且还是形成法庭言语其他制度性特征的根本原因。
4结论
学校的核心功能是保证和不断改进对学生及其相关消费者的服务。学校根据学生及其相关消费者的需求、学生和未来对人才素质的需求、国家方针与法令法规的要求，确定学校的办学理念，它包括办学宗旨、办学方针、育人目标、办学特色、发展目标、管理机制等部分。这些办学理念如何转化为可操作的管理行为，远期发展规划如何转化为各阶段的具体目标，关键要建立的目标计划体系。全面目标计划体系将学校近期、中期、长期发展规划，分解转化为学校各学年的目标任务。据此学校制定学期工作计划，各部门根据学校工作计划制定部门工作计划，直到具体岗位与个人。各层面的目标具体全面，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工作计划分层制定，分层审批，分层管理。总目标指导分目标，分目标保证总目标，构成一个全面的目标计划体系，并围绕目标的实现展开一系列的管理活动。全面目标计划体系与传统的计划管理相比，其创新表现：
(1)多维测定，使目标更具客观性、可操作性。学校各项目标是建立在对上一学年质量、团队素质、综合效益的比较，部门之间质量、效益的比较，与同业之间的比较，外部环境的变化等数据和情况认真测定、的基础上确定的。
(2)学校内各级各类人员都参与目标的制定和实施，根据学校总目标和上一级的目标确定本岗目标。
(3)从总目标到分目标全面而具体，目标涉及学校各方面的主要工作，如在校生巩固率指标，学生家长满意率指标，中考指标，高考指标，德育指标，各年级素质教育指标，学生安全指标，教职工队伍建设指标，后勤服务工作指标、成本控制指标等。
(4)目标时时处于受控状态。一是对目标的制定进行评审，确保总目标的可操作性并能有效分解到部门和个人；二是对目标的实施进行监控，把握各部门及个人目标达成的趋势，及时调整措施，确保目标的达成；三是对目标的达成进行验收。学校所有人员都要参与管理并以目标来指导行为。学校各项工作、各部门、各岗位、各级各类人员的工作过程，都处于目标计划的指导之下。
二、质量管理体系
目标计划体系建立之后，需要通过一系列组织精细、严谨、扎实的管理活动，引导教职工将目标落到实处，落到管理的全过程，而不是将目标束之高阁或秋后算帐。为此，学校需建立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
ISO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StandardizationOrganization)首个字母的缩写，ISO9000是国际标准化组织颁布的一组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标准的总称。我国在1992年正式采用了ISO9000族标准，大量于的质量管理。
ISO9000的本质是：建立一个保证及提高质量的系统的管理体系，明确保证质量应达到的基本要求，通过对一个组织的各个管理环节的有效控制，使出现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程度，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和提升。以扎实有效的过程管理，确保目标的达成。
在国内基础教育领域应用ISO9000尚无先例的情况下，我们借鉴其基本思想和管理模式，结合教育行业和学校管理的特点，在全国率先创造性地建立起了适用于基础教育领域的学校质量管理体系，这个过程的本身就是重大创新，突破了原有的教育思想观念。该体系的主要特点是：
(1)建立起“教育是服务”的管理机制。教育被视为一种服务，传统的受教育者学生及其家长、社会成为“消费者”，学校的教职工成为内部“消费者”。学校对内部消费者需求的关注及其和谐成为满足外部消费者需求的保证。在这样的视点下，学校关注满足消费者的利益与需求成为必须，学校对消费者是一种服务关系成为必然。保证和不断改进对学生及其相关消费者的服务成为学校的核心功能得到了确立。学生是学校的第一类消费者，学校教育的“产品”，是学校生存、信誉的决定性因素，因而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不断提高的多元需求成为学校工作的聚焦点，受到全面的关注。这一管理体制的确立规范了学校、教师的教育服务行为。在教育教学、后勤等各项管理中，对如何确保以学生为中心，提出了基本要求，建立了学生、家长满意度测评机制，把学生、家长满意度作为衡量学校管理业绩和各级各类人员业绩的关键指标。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了全面的强调。
(2)突出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尽一切可能关注人的需求成为学校管理工作的精髓。在全面关注学生与家长的需求，并使其确保得到落实的同时，注重发挥教职工的积极性，鼓励教职工积极参与学校管理，在要求教职工努力达到体系中基本标准的同时，以制度鼓励全员创新、创造性工作，不断超越体系的要求，只有做得更好，而没有最好。
(3)坚持全面、全员、全程管理。一是对学校教育、教学、科研、行政、后勤工作全面进行质量设计并全部进行质量控制，紧扣教育教学这一学校的中心工作，将凡是质量的因素都纳入强化管理的范畴，基本实现了“凡事有准则，凡事有负责，凡事有程序，凡事有监督”。以此为前提，将质量管理的重点向全体学生、学生的全面发展质量以及教育、教学这一中心环节的质量管理倾斜。二是把学校各级、各类人员都做为“服务网”、“质量链”中的一环，强调全员参与和团队配合。同时强化全员的教育与培训，使学校每个部门、每个人员都有强烈的消费者意识，服务意识，质量意识，不断提高服务水平。三是抓好过程管理。紧紧抓住教育、教学的每一环节，过程的每个阶段的质量管理，以阶段性目标的达成保证高质量结果的实现。注意对管理、教育、教学工作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的“接口”进行设计和质量控制，以保证学校各项工作能紧紧围绕着教育质量目标和谐、高效地开展。
(4)规范了对制度本身的管理。对各种文件的制定、审批、修改、印制、发放、保管、回收、销毁等各环节进行严格控制，保障了制度本身的有效性、完整性、严肃性。
(5)管理职责明确，流程清晰，规范具体，指导性与可操作性强。从校长直至每一个员工的岗位职责都建立了文件，使不同岗位人员都清楚有哪些职责和基本工作要求。每项工作都建立管理的流程，说明管理的步骤和要求，在此基础上，细化了工作规范。新入校的干部和教师通过、培训，能在短期迅速有效地开展工作。
(6)充分发挥了纠正与预防的功能。通过事前的预防，过程的检查，事后的及时纠正等一系列制度，保障了各项工作的有效落实，使学校管理不断持续提升。如通过强化学生安全管理，完善学生护导措施、安全教育措施、防火防爆防中毒措施、学校安全工作检查制度等，确保了学生的安全。又如通过家校的沟通管理，既保障了家长能及时了解孩子在校情况学校发展状况，又保障了家长的意见能及时反馈到学校，得到及时解决，密切了家校关系。
(7)强化了监督机制。通过内部质量审核，以科学有效的检查原则、、步骤等，体现了检查的客观性。平时抽查与阶段性检查相结合，加强了对管理过程的监视和测量。建立体系后申请认证，外部检查机构必须对学校进行系统全面的评审，通过认证后每个学期来学校进行评审，若评审不合格，将被取消认证资格。这种外部驱动机制解决了“自己的刀不能削自己的把”的问题。既加大了监督的力度，又增强了监督的客观性、公正性
三、全员业绩考核体系
学校两支队伍建设（人力资源管理）始终是学校建设的根本，建立学校质量管理体系有效解决了质量的过程管理，从过程上保障了质量，但没能有效地解决管理中第一要素“人”的管理、评价与激励，这是学校管理中的重中之重和难点所在。我们吸取国内外人力资源管理的先进思想和经验，创建了全员业绩考评体系(TIP考核体系）。从对象上分，其包括团队考核、个人考核。从考核模块上分，包括过程质量、业绩、职能素质与表现考核。
该体系与传统的考核制度相比，取得了重大突破，主要表现在：
(1)用系统的使人与事复合。传统的考核管人的权力主要集中在人事部门，管事的权力则分散于各学部领导身上，致使考核资讯相互脱节，学部和人事部门均难以获得全面、完整的资讯，导致考核结果往往片面、主观。
(2)用联系的方法使团队、个人、业绩成为整体。形成个人à团队à学校，紧紧围绕质量、效益的价值、利益导向，培养团队精神，凝聚整体意识。
(3)用评价链贯通目标à过程à结果，保障目标的实现。
(4)用工作行为的过程，职能素质、能力表现，业绩的统一，促进教职工综合素质的增值、创值，使学校目标的可持续性提升更具保障。
(5)用激励的机制，引导教职工发挥潜能，超越现行管理制度，不断创新、创造。
本文以2001年的《婚姻法》修正案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为基础，对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与探讨。首先，概述了什么是夫妻财产制，归纳了夫妻财产制的种类，更讲述了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的完善。在对夫妻财产制度作了概括阐述后，分析了《婚姻法》对现行夫妻财产制度的完善。新的《婚姻法》中完善了夫妻婚后所得共同制及约定财产制的规定，确定了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制，使我国夫妻财产进一步健全。同时，由于《婚姻法》受立法技术、认识因素的影响，仍存在不少问题，诸如没有通则性规定，约定财产制规定不明确，欠缺特殊时期财产的规定，等等。针对所发现的以上问题，提出了一些个人的立法建议，以期望更加完善我国现行的夫妻财产制度。
关键词：夫妻财产制共同财产制约定财产制个人特有财产制非常法定财产制
夫妻财产制度是夫妻财产关系中一项极为重要的法律制度，在婚姻家庭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夫妻共同生活中，必然牵涉财产关系；而在夫妻财产关系中，又以夫妻财产制度最为显著。它不仅调整夫妻财产关系的重要法律依据；也是评判男女是否平等的重要标志，因为财产权的平等是男女平等的基础。再者，由于夫妻双方作为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必然与他人有着各种经济交往；所以，夫妻财产制度又关乎与第三人的交易安全及其利益保障。基于夫妻财产制度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2001年的《婚姻法》修正案（下文中或称之为新《婚姻法》）中，顺应社会形势的发展与人民生活的变化，对我国夫妻财产制度作了重大改动，使其进一步完善。作为新时代的法律学习者及未来的法律工作者，在即将完成学业进入社会之际，结合自己所学的法律知识与有限的生活观察就我国现行的夫妻财产制度发表一下个人的认知及见解。
一、夫妻财产制度概述
（一）概念与种类
夫妻财产制（matrimonialregime），又称婚姻财产制，是关于夫妻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以及债务的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的清算等方面的法律制度。夫妻财产制度是夫妻间权利义务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国的婚姻家庭法中都作有详细的规定。同时，各国由于受自身立法传统、风俗习惯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的影响，在对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中又各不相同。夫妻财产制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就当代的夫妻财产制度而言，有着多种形式。对其从不同角度可作以下分类：
1、从各国关于夫妻财产的立法形式来划分，有法定财产制与约定财产制两种类型。
（1）法定财产制，就是指法律明文规定适用的夫妻财产制的形式。具体说，即指在夫妻婚前或婚后均未就夫妻财产关系作出约定，或所作约定无效时，依法律规定而直接适用的夫妻财产制。由于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及民族传统习惯不同，各自规定的直接适用的法定财产制形式也不尽相同。如日本采用分别财产制作法定财产制，德国民法中采用剩余共同制，我国台湾地区以联合财产制为法定财产制等。
（2）约定财产制，是相对于法定财产制而言的。是指法律允许夫妻双方以协议的方式确定使用的财产制的形式。现今，大多数国家都允许夫妻缔结财产契约，如英国、法国、日本、瑞士等国家。许多国家的立法中都规定了约定财产制具有优先于法定财产制适用的效力。
2、按夫妻财产制的内容，可分为统一财产制、联合财产制、共同财产制、分别财产制与妆怒制。在各国有关夫妻财产制的立法中，它们有的被作为法定财产制直接适用，有的被作为约定财产制供选择适用。
（1）统一财产制，是建立在夫妻一体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财产制。即指除特有财产外，将妻的原有财产估定价额，转归其夫所有，妻保有对估价金额的返还请求权。这种财产制带有浓厚夫权主义色彩，多为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民事立法所采用，如1804年《拿破仑法典》将其作为约定财产制之一种予以规定。现今瑞士民法将其附加规定在联合财产制中作为约定财产制之一种。
（2）联合财产制，又称管理共同制，指除特有财产外夫妻各保有其财产所有权，但财产联合一起由夫管理。这种制度从夫妻别体主义出发，已开始注重妇女权益、讲究男女平等。瑞士民法典中称之为夫妻财产合并制，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采用其为法定财产制。
（3）共同财产制，是指婚后除特有财产外，夫妻的全部财产或部分财产依法合并为夫妻共同共有财产，夫妻共同行使权利、承担义务，婚姻终止时加以分割的财产制度。依共有范围的不同，又可分为一般共同制、婚后所得共同制、动产及所得共同制、劳动所得共同制、剩余共同制等多种形式。这些形式为世界上不少国家分别采用，如我国采用婚后所得共同制为法定财产制，德国民法中采用剩余共同制为法定财产制、一般共同制列为约定财产制等。
（4）分别财产制，是夫妻独立财产制。即指夫妻双方婚前财产及婚后所得财产全部归各自所有，并各自行使管理、使用、收益和处分权的夫妻财产制度。该制度不排斥夫妻一方将其财产以契约形式交另一方管理，也不排斥双方有共同财产。英美法系的多数国家及大陆法系的少数国家如日本，以此制为法定财产制；也有部分国家将其作为约定财产制供选择。
（5）妆怒制，是关于怒产的提供、所有、管理、处分、收益及返还等的法律制度。妆怒又称嫁资，即妇女因结婚而陪嫁到夫家的财产。妆怒制影响深远，近现代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德国、巴西、意大利等，曾经或仍在法律中规定妆怒制。
3、按夫妻财产制的适用情况不同，对夫妻法定财产制可作通常法定财产制与非常法定财产制的分类。
（1）通常法定财产制，指在通常情况下，婚姻当事人双方无约定时依法律的直接规定而适用的财产制。大多数国家的法定财产制即属此类，我国的《婚姻法》中就有此类法定财制的规定，见其第19条第1款规定。
（2）非常法定财产制，是指在特殊情况下，当出现法定事由时，依据法律的规定或经夫妻一方的申请由法院宣告，撤销原依法定或约定设立的共同财产制改设为分别财产制。该制度是对通常法定财产制的必要补充。
（二）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的类型
以来，我国夫妻财产制的立法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1950年的《婚姻法》规定夫妻财产制是一般共同制；1980年《婚姻法》将婚后所得共同制作为法定财产制，且允许夫妻财产可自由约定，也就是说：我国的夫妻财产制是法定制与约定制的结合。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即依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作出的规定，有共同财产制、个人特有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这也是我国婚姻法学界对夫妻财产制的分类。
1、共同财产制，在我国专指法定的婚后所得共同制，即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或双方所得财产归夫妻共同共有，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夫妻财产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夫妻关系缔结后，双方或一方所得财产，夫妻双方享有平等的共有权，构成共同共有的财产所有权关系。该制度内容上淡化了夫妻双方作为单独个体的权利，但最能反映夫妻之间的本质关系。所以，据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状况，男女两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分工角度及我国民族特色、传统观念；现行婚姻法仍以其作为夫妻财产制的基础。《婚姻法》修改时期，全国妇联调查结果有77.1%的人同意上述规定。
2、个人特有财产制，是指对专属于夫妻一方单独所有的财产作出特别规定的法律制度。它排斥任何形式的夫妻共有，又称夫妻特有财产制。凡属于夫妻一方个人所有的财产，一般来说应该由其本人管理、使用和收益；在离婚时仍归个人所有，不予分割；在财产所有人死亡时即作为个人遗产，按我国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处理。它是我国2001年对《婚姻法》修改时新增设的一项夫妻财产制度。
3、约定财产制，是指夫妻以契约方式，约定婚前财产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以及债务的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的分割等事项，并排除法定财产制适用的制度。依照民事法律的基本精神，约定财产制优先于法定财产制；只要约定合法，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从法定。约定财产制是现代社会夫妻财产制度发展的趋势，体现了对财产所有权的保护力度，强调财产所有者独立的支配权。我国现行婚姻法扩大了约定财产制的内容，进一步完善加强了约定财产制。
二、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新《婚姻法》中得到的完善及其意义
（一）新《婚姻法》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夫妻财产制度
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日益提高，夫妻婚前婚后的财产日益丰富，财产关系也日趋复杂。原有的夫妻财产制度已不足以调适日益变化的夫妻财产关系。顺应时代的发展和客观的需要，夫妻财产制度作为婚姻家庭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需完善。因此，2001年的新《婚姻法》在综合原婚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基础上，同时参考婚姻法修正案反馈的意见及法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对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完善，使其相关规定更具体全面且增加了一些新的规定，形成我国现行的夫妻财产制度。
1、明确了共有财产范围，完善了夫妻共同财产制。
1980年的《婚姻法》第13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权，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这一规定表明，我国在夫妻共有财产上实行婚后所得共同制。它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有简单化、平均化倾向。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财产日益丰富多样化，该规定的弊端也显现。即对共有财产范围规定的不明确，使之与个人财产的界限也不明确，进而忽视了夫妻一方的独立性，无法满足各自权益要求。而新《婚姻法》第17条明确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该规定在婚姻家庭立法上有重大进步。它以列举式和概括性规定具体了夫妻共有财产的范围；且明确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知识产权属于共同财产的条件，即解决了其既得利益的规属问题。此项规定增强了法律的可操作性，完善了婚后所得共同制，使其作为我国法定财产制的主导地位不变。
2、明确界定了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制度，完善了对个人财产的法律保护。
我国1950年《婚姻法》均未设立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制度，但在1980年《婚姻法》第13条规定中可推定夫妻双方婚前财产归其个人所有，且对婚后财产可约定为个人所有。此后，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中明确规定“专属个人专有的物品，一般归个人所有”，再次承认夫妻双方的某些财产为其特有财产。新《婚姻法》将司法实践的成功经验上升为法律，正式规定了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制。该法第18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一）一方的婚前财产；（二）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四）一方专有的生活用品；（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而且，新《婚姻法》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出：属夫妻一方的财产不因婚姻延续而转化为共同财产。这就有效地防止和减少实际生活中有些人利用婚姻谋取不当利益。可见，新《婚姻法》满足了个人特殊经济生活要求，划定了共同财产与个人财产的界限，有利于及时有效地解决夫妻财产权益纠纷；它对个人财产的法律保护进一步完善了。
3、补充了夫妻约定财产制度。
夫妻约定财产制是在我国1980年《婚姻法》中得到的正式确立，该法第13条第1款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夫妻双方共有，但另有约定的除外。”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出台，原是为适应日益复杂的夫妻财产关系，满足人们对财产制的要求，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最终确保夫妻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处理财产，维护交易安全及第三人权益。但该法中的规定过于自由宽泛，使得法律适用不当、立法本意得不到保障。为此，新《婚姻法》趋利避害对约定财产制的有关规定进行了完善，单列一条进行专门具体规定，即第19条。在新《婚姻法》中明确规定：夫妻财产约定的范围为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约定的种类为各自所有，共同所有和部分共同、部分特有；约定的效力及于夫妻双方，不可对抗善意第三人；约定的方式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还作了救济措施规定，即无约定或约定无效适用法定。这样一来，夫妻处理财产的自利得到尊重，交易安全和第三人权益也得到了维护，也防止了夫妻间订立不公平财产协议。
4、完善了离婚时夫妻各方财产权益的保护。
新《婚姻法》的离婚制度中，考虑了我国目前农村的现实情况，作出了特别规定即第39条第2款：“夫或妻在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中享有的权益等，应当依法予以保护。”在我国，农民大多数以土地为重要生产资料、生活来源；而在农村，离婚后的习俗是女方离家且丧失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益（大多如此，赘婿例外）。她在娘家没有土地耕种，前夫家有其地却种不得。长期以来，此处的妇女权益即为法律真空地带，无明确规定也就不受保护。新《婚姻法》此番作出了明文规定使人们有法可依，使夫妻离婚后各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得到有效保障。新《婚姻法》增设的“救济措施与法律责任”一章中，更把对夫妻一方财产权益的保护延至了离婚时共同财产分割上；且赋予了各方在离婚后维护各自财产权益的诉讼救济权利。即第47条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综上所述，足见新《婚姻法》对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的完善极尽所能，可谓面面俱到。
（二）新《婚姻法》完善了夫妻财产制度的意义
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在新《婚姻法》中得到的完善，对我们社会生活意义重大。归纳了以下几点：
1、新《婚姻法》中对夫妻财产制度的明确具体规定，有利了法律与实践的结合，其实务性更强。该法对夫妻共同财产内容的充实，个人特有财产的界定以及约定财产制的明确；都使法官在解决夫妻财产纠纷的法律实务中有法可依，也限定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减少了法律适用的争议。
2、新《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关系的全面规定，健全了法制，更有力地体现了私法的公平正义原则。该法第39条、第47条的规定中，把对夫妻财产关系的规范延至婚姻关系解除后各方财产权益的保障。这使私法的公平正义原则在离婚夫妻的财产分割中得到实现，且对依法判决后受损方财产权益的维护给予了诉讼补救，完善了诉讼法制。
3、新《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度的完善，有力地倡导了个人合法创造财富的风气，保障了婚姻缔结长久。该法对个人特有财产制的规定就，有效遏制了生活中以婚姻谋取他人财富的不正之风，保证了婚姻缔结的纯洁，有利于夫妻关系稳固长久。该法的司法解释（一）中对婚前财产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否定，满足了个人财产权利的独立要求，也倡导了个人合法创造财富的风气。
4、新《婚姻法》完善了夫妻财产制度，较好地促进了市场经济稳定发展。因为，该法完善的夫妻财产制度融入了民主意识，充分尊重了个体的独立权利，使意思自治得到较好体现；同时，这也保证了社会交易安全，维护了第三者合法权益。这都是在该法的第19条约定财产制的规定中得到证实的。
三、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立法不足之我见
我国新《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度的完善，使得新形势下的夫妻财产关系有了较合理的规范，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但任何法制的建立、健全都有其局限性，并非十全十美、包罗万象，更不可能一劳永逸、一蹴而就。同理，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尚无法解决一切有关夫妻财产的社会问题，即无法完全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它还没有形成一个较完善的法制体系，某些规定不够全面严谨。现在看来，现行夫妻财产制度立法具体存在以下几个方面不足：
（一）通则性规定缺乏
夫妻财产关系涉及夫妻双方的财产利益及第三人的权益和交易安全，应该有一个通则性规定。夫妻财产关系的通则性一般规定，体现了夫妻财产制的立法宗旨，是夫妻处理财产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夫妻财产制不可缺少的内容。陈苇认为，它应该涵盖夫妻对家庭生活费用的负担、夫妻间财产的知情权、夫妻间造成财产侵权的救济及日常生活债务的承担等方面的原则性规定。而我国新《婚姻法》在完善夫妻财产制度时，却没有对夫妻财产关系作出通则性规定。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的一个立法缺陷、不足之处。
（二）法定财产制不完善
新《婚姻法》可看出，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实行法定与约定相结合的双轨制。而由第17条和第18条又可知，我国的法定财产制包括婚后所得共同制（这是主流，处主导地位）与个人特有财产制。虽然，此次《婚姻法》修改中增设了个人特有财产制，明确了夫妻共有财产的范围，对法定财产制有了较好完善；但仍有不足之处。
1、未对夫妻婚前财产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产生的孳息、增植的归属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我之所以认为这是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的立发不足；是因为婚前财产的此种孳息与增值，它们既是婚前财产的添附又是夫妻的婚后所得，对其性质认定及归属问题争议较大，不利于夫妻和睦、交易安全。特别是像股权、股票之类的婚前财产的增值的归属，它们的产生需夫妻的经营，若得到对方管理，其归属认定更必要，否则，易有财产纠纷、争议。有的认为，原有财产（即婚前财产）的孳息为共同财产，特有财产的孳息仍为特有财产。而依新《婚姻法》第18条规定，夫妻一方婚前财产为个人特有财产。上述主张即为婚前财产孳息为个人特有财产。还有的认为，在婚姻家庭法领域，由于夫妻共同财产制的限制，婚前财产在婚后所生的孳息虽仍由原物所有人收取，但这些孳息的所有权归属于夫妻双方而不仅仅归属于原物所有人个人。也就是婚前财产的孳息认定为共同财产。这些不同的理论观点，在实践中是存在的。特别是在夫妻离婚时的财产分割中，法官判决依据不足就易导致当事人对判决的不服，判决难以执行且有不公平现象产生的机会。所以，此处法律漏洞应予弥补，作出明确规定，让人们有法可依。
2、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形成的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归属问题，在新《婚姻法》中未予明确规定。这对夫妻离婚时分割财产意义重大，若存有争议却无法规可依就又形成法律空白。在新《婚姻法》中第17条把知识产权的既得利益归为夫妻共同所有。众所周知，知识产权的财产权与取得实际经济利益有时并不同步，其财产期待利益到底有多大在离婚时处于不确定状态。而一般情况下，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知识产权的取得离不开另一方的支持，进行研究的投入往往包括大量夫妻共同财产。依现行司法解释的规定“夫妻一方婚后所得尚未取得经济利益的知识产权，离婚时归一方所有，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可根据具体情况，对夫妻他方予以适当的照顾”。这就是说，该知识产权的财产利益期待权归夫妻一方所有。该规定与婚姻法的精神相抵触，《婚姻法》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它以财产所有权的取得为依据，而不以实际取得为依据。那么，夫妻一方婚内所形成的未取得财产利益的知识产权，也就不仅是一方的财产。同时，该司法解释也明显违背公平原则，不利于保护弱者或牺牲较大一方。
3、新《婚姻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这对夫妻关于共同财产管理权的规定步甚明确。虽然，司法解释对此作了补充规定，对“平等的处理权”作出了解释。但它仍未明确“处理权”的内容，亦未设立夫妻财产管理制度。夫妻对共同财产的“处理权”没有具体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夫妻对财产的处理就具有很大随意性，不利于保护另一方的财产权及第三者的利益和交易安全。
4、对法定财产制的规定不够严密。新《婚姻法》第19条规定有“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第十七条或第十八条的规定”，而第17条和第18条分别规定的是共同财产与个人特有财产，两者并不兼容。更严重的是，第17条第1款第5项规定“其他应当归一方所有的财产”，第18条第5款规定“其他应当归一方所有的财产”，两款都为口袋型条款，都可作扩张性解释；且二者作为概括性规定相互冲突，从而导致法官对列举之外的新型财产如何处理没有一个确定性的指向。这样就易引起适用法律的混乱，在司法实践中给了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由于认识的不统一就造成裁判的不一致，影响法律的权威和统一。
（三）约定财产制有关规定不明确
新《婚姻法》对约定财产制的内容作了较大的补充和完善，符合我国当前的经济生活。但约定财产制的立法表述在实践中还存有欠缺，许多方面还不全面、不明确，没有形成系统的体制。
1、对约定财产制的约定时间，新《婚姻法》未作出明确规定。关于约定时间，世界各国基本上有两种立法例：一种是只允许在婚前订立；另一种是既允许在婚前订立，也允许在婚后订立或变更。如《瑞士民法典》第182条规定“婚姻契约可在婚前或婚后缔结”；法国民法规定“夫妻间的的七月应在结婚前订立”，婚后对财产契约的变更只有在经判决确认后有效力。而《日本民法典》则不允许婚后约定，该法第75条规定在婚姻申报后，不得变更。但我国新《婚姻法》对此未作任何规定，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虽然我们可以推定夫妻双方“可以于婚前约定，也可以在婚后约定”，但却失去了法律应有的严谨性。。
2、新《婚姻法》对约定成立的条件未作出规定。新《婚姻法》规定了约定的几种情形却未规定成立条件，不得不说这是起立法的不完善。任何合同、契约都应有其成立的要求，不然难以适用法律保护。我国《合同法》就对合同成立的形式要件及实质要件作有规定，某种具体合同又有不同成立条件要求的规定。夫妻财产约定也可说是一项契约，自然应有其成立的条件对起生效予以规范。就其成立条件来说，首先要考虑的是约定主体。约定财产制中的财产约定只能是夫妻双方就其财产所订的协议，这是特定主体之间的财产契约关系，其人身性极强；所以，必须由婚姻当事人亲自订立，且具有缔约能力。其次，就是约定的原则，即约定应遵循自愿、诚信、公平合理原则。婚姻当事人应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作出财产约定，且意思表示真实的，对约定不可附以不合理的条件，如以不结婚或离婚相要挟订立财产协议自始无效。任何一方不得以欺骗、胁迫手段将个人意志加于另一方；明显对一方不利的显失公平的约定无效；因一方重大误解而作出的约定也无效。这才有利于维护夫妻合法财产权益。第三，约定应合法，不违背社会公共道德；所作约定不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合法利益。
3、对约定的对外效力规定不严谨，约定的确认程序缺乏。新《婚姻法》未作出约定的确认程序规定，也就使约定缺乏公信力。约定虽为夫妻之间对财产作出的协议，但它关系第三人的利益与交易安全。夫妻之间的财产约定为二人合意，若无公示确认即可作任意解释；第三人不知情，其权益难以保障。还有，就是新《婚姻法》虽规定约定应采用书面形式，以及约定不对抗善意第三人；但是，一纸书面约定很容易被毁的，第三人善意与否也难知，夫妻一方的举证责任难度大。这就给夫妻一方与第三人合伙侵害夫妻另一方权益提供了法律空隙，不利于保护夫妻一方的合法财产利益。所以，新《婚姻法》的约定财产制立法不完善。应对约定的确认程序予以规定，这也明确了约定的对外效力。夫妻约定应予以公示，这才能对抗第三人，也遏制了夫妻以财产约定逃避债务。目前，我国在夫妻财产约定的公示程序问题上，主要有登记、公证和律师见证三种主张。
4、财产约定既为契约，就应有变更、撤销等一系列相关程序。而我国新《婚姻法》对约定财产制的规定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不能变更或撤销财产约定，也就意味着法律不禁止。但从维护财产约定的严肃性出发，应对当事人的此项权利作出必要的限制，不可如此放任。没有义务何来权利，世上没有绝对的自由。新《婚姻法》此处不足，即为没明确规定财产约定可变更或撤销；更没对当事人变更或撤销约定时加以限制规定，如原则、程序等内容的规定。
（四）相关规定对债权人保护不利
从夫妻财产制的定义中，我们知道夫妻财产制度也包括有关夫妻债务清偿问题的规定。那么，新《婚姻法》中就应对债权人合法利益作出保护措施。可是，纵观新《婚姻法》只在其第19条第3款、第41条中对夫妻债务有所规定，而这两个条款对债权人的保护是不利的，出现了立法的不足。
1、新《婚姻法》对夫妻个人债务的承担没有明确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个人债务如何清偿，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在第19条第3款中仅规定了夫妻约定财产各自所有时，各自所负债务，他人知道约定的，各自清偿。如果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个人债务由个人偿还，对债权人而言利益难于得到保护。因为婚姻法虽然规定了约定财产制、个人特有财产制，但婚后所得共同财产制仍占大多数，夫妻个人财产仍然有限，而夫妻共同财产只有在离婚或一方死亡时才能分割，变成个人财产。这样，在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无法偿还个人债务时，虽然另有夫妻共同财产，但只要夫妻关系存续下去，债权人就无法要求以夫妻共同财产来清偿夫妻个人债务，这显然不合情理。然而，要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夫妻共同财产来清偿夫妻个人债务，却又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也许从第19条第3款中可推定出该依据，但毕竟没有具体规定，从而成为法律对债权人保护的不足。
2、新《婚姻法》未明确规定夫妻对共同债务的清偿责任。虽然，新《婚姻法》第41条中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但却并未明确夫妻的清偿责任如何，况且它只针对夫妻解除婚姻关系时；并未提及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债务的清偿作何处理，特别是夫妻共同财产不足清偿共同债务时，应如何解决。这样一来，债权人的利益难以实现，特别是夫妻婚姻关系一直存续下来，而夫妻共同财产不足时。还有，若夫妻恶意串通财产约定或假离婚规避共同债务时，对债权人的更难以保障。
3、新《婚姻法》对夫妻双方离婚时的债务分担协议，以及法院对夫妻共同债务承担作出判决的效力能否及于债权人未作规定；也就对债权人的利益实现存在隐患。在离婚案件的审理中，诉讼当事人为夫妻双方，其中任何一方均可在诉讼中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以维护自己各项权益，当然包括财产利益。而作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债权人，虽可提起民事诉讼成为债务纠纷的当事人，却不能成为离婚案件的诉讼当事人，也不能成为其诉讼参与人，因此无法在离婚案件中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况且，在离婚诉讼中由于许多原因，夫妻共同债务常处于难以确定状态。一方面，夫妻双方在离婚诉讼中是相对立的当事人，对夫妻共同债务的有无、多少存有争议；另一方面，夫妻作为共同债务人，双方存在共同利益，与债权人是利益对立的饿双方。在与债权人存有争议的情形下，如允许夫妻对共同债务进行协议或法院进行判决，势必涉及债权人的实体利益，而债权人却无法行使抗辩权。其结果是承担债务一方无力偿还或死亡时，就会出现原夫妻另一方据这种不完整的法律规定，以债务的承担已由原夫妻协议或法院作出的判决为免责事由，主张只协议或判决书规定承担部分夫妻共同债务或根本不承担债务；从而使债权人繁荣债权落空或难以实现，损害债权人利益。造成上述情形，既是对协议或判决效力的不明确的原因，也可说是夫妻对共同债务的清偿责任不明确的后果。
（五）特殊时期财产的规定欠缺
在此所说的特殊时期财产，其实是指夫妻分居期间所得的财产。依新《婚姻法》规定，我国实行婚后所得共同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始于结婚，终于配偶死亡或离婚。夫妻分居期间，仍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其财产性质的认定，依司法解释规定，夫妻分居两地分别管理、使用的婚后所得财产，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说明夫妻分居期间的财产仍为夫妻共同财产，我国法律对夫妻分居期间的财产性质未作特别调整。新《婚姻法》没有改变这一规定，它忽略了这类财产的特殊性质。夫妻分居解除了夫妻同居的义务，夫妻间的经济联系也减少；若仍把夫妻收入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已不合理。且新《婚姻法》把分居作为婚姻关系解除的法定事由，只要满一定期限。那么，我们就应对夫妻分居期间的财产作出相应的规定；相应的也应对此期间的债务承担问题作出规定。如此以来，可谓是对法定财产制的例外规定，也就是我国《婚姻法》中须设立非常法定财产制。
四、完善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的个人见解
就上述所发现的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存在的问题，作出以下相应的解决问题的立法建议。
（一）增加夫妻财产方面的通则性规定
法律应规定夫妻有维持家庭的责任，夫妻双方有以共同财产或个人财产负担家庭生活费用的义务；还应规定夫妻间有财产及债务知情权，特别是对夫妻共同财产的管理情况，双方应相互告知；还要规定夫妻应正确行使管理夫妻共同财产的权利，一方恶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夫妻共同财产或他方个人财产损失的，要承担赔偿义务。最后，应规定夫妻就以上规定发生纠纷的，双方有申请调解或诉讼的权利。
（二）增加夫妻共同财产与个人财产的认定和管理的规定
1、对夫妻婚前财产所生孳息、增值的归属问题，我们知道目前学者有许多主张。有位学者主张，由于我国的婚前财产是包括在个人特有财产中，而没有列为单独的一个种类；因此，对孳息的归属不应按婚前财产与特有财产来区分，而应按孳息的性质来区别对待。同意此种观点，对属消费性的天然孳息，如果实、粮食等应以属共同财产为益；不需投入时间精力的法定孳息，如利息等应为个人财产；而对双方都投入了时间精力后所取得的孳息，则属共同财产。换言之，就是无论天然或法定孳息，应以双方是否投入了时间与精力来区分；投入了的属于共同财产，没有投入的仍属个人财产。简而言之，法律应明确规定：夫妻一方婚前财产所生孳息、增值，若另一方付出了时间精力的，视为共同财产；另一方未付出的，则为个人特有财产。
2、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形成的作品，离婚时其知识产权经济收益尚未实现的，法律应明确规定知识产权的期待利益为夫妻共同财产。同时，由于该财产权与实际收益具有不同步性，法律还应作出可操作性规定：夫妻离婚时，对该期待利益要进行评估，由夫妻一方对另一方作出补偿；难以评估的，则留待知识产权经济利益实现后原夫妻再行分割。
3、法律应对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管理作出明确规定。新《婚姻法》应增加以下规定：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包括使用、收益和处分；夫妻一方在处分共同财产时应征得另一方同意，夫妻双方应协商一致；对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另一方有善意维护的义务，且双方间可委托管理并适用民法通则有关委托的规定。
4、对夫妻法定财产制的规定加以完善。即取消新《婚姻法》第18条第5项的规定，把第19条第1款改为“-----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规定”。也就是，改第17条中第1款第5项的规定以限制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所得的其它财产，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或主张个人财产的一方无证据证明的，推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这样一来，即避免了适用法律的混乱。
（三）进一步健全夫妻约定财产制
1、新《婚姻法》应明确规定夫妻间的财产约定可以在婚前约定，也可以在婚后约定；而且，婚前约定的，婚姻成立时生效；婚后约定的，协议达成时即生效。这样一来，就体现了法律的严谨，对夫妻约定财产制在约定时间方面作了完善。
2、健全夫妻约定财产制应规定约定成立的条件。即规定：夫妻的财产约定必须由本人签订，并且夫妻双方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约定内容不得违反法规和社会公俗，不得恶意逃避夫妻个人债务或共同债务；约定的签订双方应遵循自愿、诚信、公平合理原则；约定若违背以上任一项，应视为自始无效。
3、增强约定的效力，应对约定予以确认。法律中应规定：夫妻婚前财产约定应当向婚姻登记机关提交财产清单和协议，进行登记备案；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约定，应当到公证机关公证；夫妻以上的财产协议和清单可以公开，第三人可履行一定手续后查看。这样一来，夫妻的财产约定就取得了对外效力，可对抗第三人了。当然，夫妻一方与他人交易时，应诚信告知他人夫妻间的财产约定；未尽告知义务而给他人或夫妻另一方造成损害的，要进行赔偿及补偿。
4、既有约定的订立，就要完善其变更、撤销程序。法律中应明确规定：夫妻可对财产约定进行变更或撤销；夫妻变更或撤销财产约定，必须以书面形式进行；变更或撤销婚前所订财产约定的，还要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备案；变更或撤销婚后所订财产约定的，须到原公证机关进行再次公证；违反上述规定对财产约定进行变更或撤销的，视为没有变更或撤销。如此以来，我国现行的夫妻约定财产制可说体系完整了。
（四）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力度
1、法律应明确规定夫妻个人债务由夫妻个人偿还；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须偿还的个人债务，夫妻个人财产不足清偿时，夫妻须协商以共同财产偿还，而后另一方有权追偿。这就保障了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实现。
2、新《婚姻法》中应明确提出夫妻对共同债务的清偿责任负有连带责任；夫妻共同财产不足清偿共同债务时，应以夫妻一方个人特有财产先予偿还，而后由其向另一方追偿；上述规定适用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时及解除夫妻关系时。
3、夫妻离婚时的债务分担协议及法院对夫妻承担债务所作的判决仅对夫妻双方有效，效力不及于第三人（债权人）。也就是说，法律应规定夫妻离婚后债权人仍可向原夫妻任何一方主张完全债权，其任一方都有清偿义务；但他可在清偿后以分担协议或法院判决及清偿证明向另一方主张债权，进行追偿。这也是实现夫妻债务连带清偿的一项有力措施，是其效力的伸展。
（五）增设非常法定财产制
就夫妻分居期间的财产及债务问题作出的考量。分居期间本也是夫妻关系的存续期间，期间财产、债务问题无明确规定理应有法定财产制规范。但由前所述，鉴于其特殊性，我主张增设非常法定财产制对这一特殊时期的财产、债务问题加以规范。其内容有夫妻分居其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各方所有，而其间夫妻各方所负债务为个人债务，由各自承担，法律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以上全文，就是对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的认知及见解。其中，不乏有对众多学者理论的参悟。学艺未精，理论修养有待提升；所作的立法建议也就不怎么具体，仅作出粗略的概述予以探讨。
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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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政调解制度；法律规定；不足；完善
行政调解是指由国家行政机关出面主持的，以国家法律和政策为依据，以自愿为原则，通过说服教育等方法，促使双方当事人平等协商、互让互谅、达成协议、消除纠纷的诉讼外活动。
但客观地分析，随着人们对行政调解制度的专注度以及使用率逐渐增加，我国现行的行政调解制度存在的不足也日益显现出来。尤其是法律规定严重缺失，使得调解活动过程中，调解人员仅凭经验办事，甚至自创调解程序进行调解。从而导致当事人对调解协议及结果的不信任，以至于调解制度所发挥的作用还十分有限。这其中的原因非常值得认真分析。
1我国行政调解制度法律规定的不足
1.1行政调解设定不统一，缺乏规范性
我国行政调解没有一部统一的法律，而是分散在不同的法律文件中予以规定。目前设定行政调解的法律文件种类形式多样，层次参差不齐。“据不完全统计，涉及行政调解的法律有近40部，行政法规约60部，行政规章约18部，地方法规约70部，地方规章约45部，另有大量一般规范性文件。”有关行政调解的规定分散在如此众多的文件中，人们难以掌握。并且这些规定内部不协调，相互冲突的地方屡见不鲜。在名称上也不统一，有用“调解”的，有用“处理”的，不仅纠纷当事人无所适从，就是行政主体的工作人员也搞不清楚。由于法律法规过于分散，导致难以形成合力，因此，在实践中发挥的作用也很有限。
1.2行政调解制度内容简单，对象范围狭窄
目前我国的行政调解相关法律条文十分简约，其内容仅涉及调解发生的情形、调解的主体和对象。而且调解的对象相对含糊，并无确切的范围和限度。对象主要包括民事纠纷对财物损害赔偿纠纷，对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轻微违法行为权属争议行政赔偿、补偿的数额争议。呈现出较大的人为确定因素，容易与其他处理纠纷的方式相混淆，不利于当事人选择正确解决纠纷和争议的方式。调解范围设置的局限性，将难以充分发挥其在现代行政管理中应有的作用。由于规定得不详实，缺少与之相应的程序，操作性不强，容易导致凭经验办事，使行政调解的运作呈现一定的盲目性和任意性。
1.3行政调解缺乏基本的程序性保障
我国设定行政调解的法律文件几乎都只设立了行政调解，而没有设立具体调解程序实践中行政调解主体往往依照其他行政程序或自创调解程序进行调解，随意性大。程序是公正、合理、及时解决纠纷的有力保证，行政调解缺乏基本程序保证，当事人很可能因程序不公而对调解结果不满，从而使调解协议难以自觉履行。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中，对调解程序规定的极少，只在《合同争议行政调解办法》中有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而《办法》也只规定了申请—受理—调解—终结—归档五个简单的程序，缺少了行政调解所必须的一些程序性措施和原则，比如在调解之中，应该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对重要事项进行调解采用听证程序等。这是程序民主、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这些程序性缺陷常常使当事人对行政主体失去信任，导致行政调解功能难以发挥。
2完善我国的行政调解制度的设想
根据上述分析，我国行政调解制度在法律规定方面存在诸多不足的地方，导致该制度在实践中操作性不强，不能将其应有的功能充分发挥。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积极完善行政调解制度。针对我国现有的行政调解规则，笔者认为应当从统一法律规范，扩大对象范围，规范程序及赋予协议法律效力等四方面进行设想。
2.1行政调解法律规范统一化
2.1.1确立行政调解制度的基本原则
一项制度所确立的原则具有最高效力，对于活动的开展具有指导意义。同样的，行政调解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凡是法律上明文规定可以适用行政调解，方可适用，同时要以当事人自愿为前提。如果法律没有规定，当事人不愿意的，决不能强行调解。行政调解应当遵循一定的原则：
（1）合法原则。
行政法治原则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行政调解作为一种行政行为，当然也应当遵守合法性原则的要求。具体表现在行政调解必须遵循法律、法规的规定，要受到法的理念与精神的支配，公平、公正地化解纠纷，有效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自愿、自治原则
自愿是行政调解得以进行的前提条件。行政调解行为与其他绝大部分行政行为的区别之一就是其不具有强制性，行政机关在调解中只能是组织者、中间人，其不能在当事人拒绝接受调解时强制进行。自治是指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强调当事人的亲力亲为，自觉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按照自愿、自治原则，当事人有权决定是否接受调解，在调解中如何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对调解结果是否接受等，但需注意的是，该项原则必须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不影响和损害当事人、第三人的权益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适用。
2.1.2设立统一的法律规范
我国的法律文件对于行政调解规定从实体法上看较为分散。然而挪威、美国都先后制定了《纠纷解决法》。欧盟、联合国也正在起草倡导适用调解手段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法律文件。可见，诉讼外调解是现代法律制度发展的一大趋势。我国应该适应社会的变革要求，修订相关法律。在条件成熟时，应该考虑制订统一的《行政调解法》。在《行政调解法》中，明确界定各种制度化调解机构的全县、效力、人员构成及资质条件；确定国家和各级政府对不同的调解所应承担的资源投入、管理、监督、保障的职责和权限范围；解决调解以及其他纠纷解决程序与正式的司法程序之间的冲突，减少各种机制之间的冲突和重复，使包括司法在内的纠纷解决机制整体运行更为合理和有效；建立对调解的司法审查与救济程序，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正。
2.2行政调解范围普遍化
从美国的经验来看，其调解发展非常迅速，适用范围也在逐步扩大。近年来，调解解决争议范围进一步扩大，对于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租佃关系的民事争议和小型的刑事案件等诸多纠纷均纳入到调解的范围之中。然而如前所述，我国行政调解范围大致局限于民事纠纷、轻微的刑事案件以及行政赔偿和补偿的数额争议这几个方面，实际上，调解机制在涉及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争议中，能够较好地发挥作用。因此，行政调解范围应从现有的解决与行政管理有关的民事争议，扩展到行政争议的解决中去。只要不与法律规定相抵触，或侵害行政相对人之外的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行政纠纷就可以适用调解。
参考文献
［1］熊文钊.现代行政法原理［M］.法律出版社，2000.
［2］朱最新.社会转型中的行政调解制度［J］.行政法学研究，2006.
近年来，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建立与蓬勃发展，商品房买卖市场日益活跃，一种新型的房屋销售制度--商品房预售应运而生。商品房预售俗称“卖楼花”，是指房地产开发商将正在建设中的商品房预先出售给预购人，由预购人根据预售合同支付房款(既可一次付清，也可分期支付，视合同约定而为)并在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后依法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一种房销售形式。可见，相对于一般的现房交易，该种销售方式有利于房地产开发吸收资金，对于解决房屋在开发建设中资金不足的问题起重要作用。但是，商品房的预售在我国还刚刚起步，现行立法尚不够完善，实践经验也还欠缺，对房屋预售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还模糊不清。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商品房预售制度的法律研究，澄清一些理论与实践问题，使之能在房屋交易市场上发挥最大的经济功能。
一、预售合同的法律性质
我国《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商品房预售，开发经营企此应当与承购人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预售人应当在签约之日起30曰内持商品房预售合同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依据该条，我国的商品房预售以当事人双方签订书面合同为形式要件。站在预防法学的观点来看，就是先以“契约"的方法，将当事人彼此的权义关系加以定位，俾减少因权义不明所生的争执或纠纷。另外，对该种契约的性质也必须予以明确，这是对当事人彼此权利义务具体定位的必然要求，也是保证法律能够具体准确地调整社会关系的客观需求。
（一）预售合同是买卖合同
1、商品房预售合同符合买卖合同性质。《台湾民法典》第98条规定:"解释意思表示应探求当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于所用之辞句。"因此应该从当事人真实意志的角度去探求预售合同的法律性质。房屋预售合同签订之时房屋尚未开工或正在施工，合同的标的物并非现实物而是将来物，有一个"成长"过程。但双方的意图都在于房屋竣工后的产权转让。预购人支付价款是为了取得房屋所有权，开发商接受价款也自然负有了交付房屋的义务，这与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基本特性是相吻合的。预售合同实为房屋作为商品交换形式在法律上的必然表现，合同当事人的行为在本质上仍是买卖行为。预售合同有关付款、标的物交付、权利担保、瑕疵担保和违约责任等条款内容也多与买卖合同相同，具有明显的买卖合同性质。
2、商品房预售合同是非即时交付合同。商品房预售与成品房的买卖相比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交易标的物的非现实性、合同履行的非即时性。即合同成立时标的物还不具备立即现实交付的条件，合同不能即时完全履行，仍需要一定时间，是一种远期交付合同。但这种远期交付合同又不同于附期限合同，附期限合同是指期限到来时合同才生效，而预售合同成立时即已生效，只是履行期限的延后。
3、房屋预售合同不是承揽合同。在学理上，有人采"承揽契约说",将预售行为视为是房屋的加工承揽。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由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合同的标的是承揽人依定作人的要求最终完成并交付的工作成果，承揽合同签订时该标的尚不存在，在这一点上与预售合同具有相似性。但预售合同与承揽合同的区别还是显而易见的。
（1）、合同订立的目的不同。预售合同旨在实现房屋产权的转让，由购买方取得房屋所有权，预售方获得房屋价款．而在承揽合同中，工作成果完成后所有权是直接归属于定作人的，承揽人只是依约取得报酬而并非是工作成果的价款。
（2）、确定合同标的具体状况的主体不同。在实践中，预售合同多为标准合同，通常由预售方单方面拟定，对于预售房屋的面积、地段、楼层朝向、房屋的结构、装修状况、设备等基本情况都是由预售方依据房屋开发的总体规划确定的。购买方只是在预购方己确定的范围内选择欲购房屋，对房屋不能提出特殊要求。在承揽合同中，定作人对标的物在种类、规格、质量等方面往往有特殊要求，承揽人必须严格按照定作人的要求进行加工制作。
（3）、违约后的救济措施不同。在预售合同中，房屋竣工交付时，如果购买方未按合同约定付清价款，因为此时房屋的所有权仍属于预售方，预售方完全可以拒绝转移房屋的所有权。在承揽合同中，如果定作人不依约支付报酬，虽然承揽人占有完成的工作成果，但该工作成果的所有权人是定作人，承揽人只能对完成的工作成果行使留置权。
4、预售合同不是分期付款买卖合同
商品房预售的融资功能较为突出，实践中的常规做法是，由预购方根据施工进度分期交付房款，这种做法类似于分期付款买卖。分期付款买卖的特点在于标的物交付给买受方后，价金尚有二期以上仍待支付。在价款的支付方式和付款完毕前标的物所有权的归属上，预售房屋交易与分期付款买卖是相同的。但商品房预售行为在性质上绝不是分期付款买卖。
首先，分期付款买卖的标的物在合同生效时就要交付给买受人，由买受人占有、使用、收益。而在商品房预售中，标的物是在建房屋，合同成立生效时，该标的物还不存在，根本谈不上再转移给购买方占有。
其次，分期付款买卖的标的物在转移占有后，必然还有二期以上的价款未支付。而商品房预售并非必须采取分期支付价款的履行方式，预售方和购买方完全可以在合同中约定由购买方一次付存款。而且实践中，在交付房屋前，预售方通常是要求购买方以贷款缴清价金或以现金付清剩余房款。
最后，分期付款买卖使买受人在经济能力较差，无力一次性付清标的物价款的情况下仍可提前享受生活上所需的新商品，是卖方对买方的融资。而在商品房预售中，购买方先要支付房屋价款或至少支付部分房价，预售方将收到的这些资金投入到房屋建设中去，有利于解决建房过程中的资金周转问题，这实为买方向卖方的融资。
二、预售商品房的抵押问题
根据1997年我国建设部的《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的规定，土地使用权者可以以待建成在建的建筑物或其他附着物作抵押担保，购房者也可以对依法获准建造的预购商品房设定抵押。但从实践看来，预售商品房抵押存在三种形式：开发商设立的抵押；购房者设立的抵押；开发商和购房者设立的重复抵押。
(一)房地产开发企业对预售商品房设立的抵押
商品房预售合同是买卖合同，房屋竣工交付前的所有权人是房地产开发企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财产有完全的自，房地产开发企业当然可以用在建的房屋进行抵押。但这时就存在一个问题，如果预售方已经通过签订预售合同将房屋预售给购买方，购买方依据预售合同享有的权利并非物权，而是针对特定对象的一种请求权和获得将来利益的期待权，在性质上属于债权。而预售方将待售房屋抵押后，抵押人获取的抵押权则是一种物权。如果预售方不能如期与抵押权人结清债务，依据物权优于债权的原理，抵押权人特优先对房屋行使抵押权，这对购买方显然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对已经预售的商品房在立法上应禁止再抵押。虽然2003年6月1日的司法解释规定，预售方必须将抵押情况如实地告知购买方，对于预售方隐瞒不告的，购买方有权要求返还已付房款及其利息、赔偿损失并可请求预售人承担赔偿损失。但笔者认为产权有无暇疵是购买者最关心的事，应从立法上禁止开发商以预售房屋设立抵押，一方面是对开发商实力的考验，另一方面，也是保证购房者利益的需要。对于特殊情况，须以预售房屋设立抵押的，应严格规定设立条件和设立抵押贷款占开发房屋价值的比例，避免开发商完全“借鸡下蛋”。并且，对于设立已抵押的合同，在开发商未将贷款还清前，应将购房者的部分房款提存于银行，在交易房屋权利无瑕疵的保证的前提下，开发商才能得到该笔房款。
(二)购买方对顶售商品房设立的抵押
购买方对顶售商品房设立的抵押，实际上多为预售商品房的贷款抵押。这种抵押是以未来将取得的权益作为抵押物。有人认为，以未来取得的房屋产权作抵押与房地产抵押的特定性相矛盾，房地产抵押的标的应该是现存的房地产。其实，由于我国对预售商品房合同实行登记备案制度，这种未来可以得到的房地产，经过登记、备案已经特定了，因此它是可以作为抵押物的，与房地产抵押的特定性并不矛盾。况且，预售商品房抵押也是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英美创设的"浮动担保"制度，已由不动产抵押发展为不受法律禁止的一切财产的抵押，承认企业以将来取得的权利(如债权)作为抵押权的客体。因此，预售商品房的购买方可以对预购的房屋设立抵押。购买方以预售商品房设立抵押，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抵押行为方可有效:
1、抵押大是预售商品房的购房人。
购房人购买在建的商品房后，对所预购商品房享有"所有权之期待权"，购房人以预售的商品房作为抵押，是对其享有的权利进行的处分。
2、购房人与预售人签订了《商品房预售合同》，按合同约定支付了到期购房款，抵押时要提供付款凭证。
3、商品房预售合同须为有效合同。
预售商品房抵押是以预购的商品房作为抵押标的，要使抵押行为有效，预售人与购买人之间的预售关系合法有效是重要前提。若预售行为违法无效，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抵押行为必然无效。
4、预售商品房抵押须办理抵押登记
根据我国房地产管理法和担保法的规定，当事人以房地产抵押时，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部门办理抵押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生效。以房地产设立抵押，必须进行登记，抵押行为自办理登记手续时生效。经过抵押登记后，抵押权人方取得抵押权。
（三）双方重复抵押。实践中，经常出现开发商已设立抵押的预售房屋，购买方在购房时又以该房为标的设立抵押，使抵押权人和预购方的利益风险系数明显增加。对重复抵押行为，应当禁止。
三、预售商品房的转卖问题
所谓预售商品房的再转让，又称“炒楼花”，是指在商品房预售以后，买受人将其预购的未施工交付的预售商品房另行转让的行为。对这种行为，有学者认为，商品房预售后的再转让具有较大的投机性，主张从立法上产加禁止。我国现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45条对此既未予以明确允许，但也未明令禁止，而是授权国务院作出具体规定。在1995年建设部的《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中也并没有禁止"炒楼花"。在实践中"炒楼花"行为大量存在，因"炒楼花"而发生的纠纷也不断出现，立法上如果一味对"炒楼花"．采取回避态度将不利于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育。笔者读为，从长远利益来看，为了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完善，应允许预售商品房房再转让。预售商品房再转让在本质上是合同关系的转让，不仅转让合同的权利，义务也要一并转让，实为权利与义务的概括转移。我国合同法对合同的转让是允许的，那么对于"炒楼花"也就不宜一律加以禁止。
预售商品房再转让的原因也是非常复杂的，并非一概是为了炒卖之目的，购房人很可能因为资金周转或风险转移的需要而进行再转让，如果一概禁止，则将限制购买方合法权益的行使。
另外，在国务院对"炒楼花"行为还未作出规定的情况下，各地多制定地方性法规对顶售商品房的再转让加以规范。综观这些地方性法规，对"炒楼花"都是采允许态度的，只是规定了严格的限制条件。
预售商品房再转让过程中的差价对转让人有巨大的诱惑力，刺激着他们的投机心理。在房地产市场不健全的情况下，带有投机性的"炒楼花"行为很可能导致房价上涨，扰乱房地产市场秩序，严重时还会产生"泡沫经济"，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客观上，"炒楼花"行为的风险性的确是存在的，但我们不能因为它具有投机的这种负面效应就因噎废食，而应该努力健全房地产管理体制，在法律上对这种行为加以正确骑引导和严格的规制，以尽量降低其投机性，使其最大化地发挥出活跃房地产市场的作用。笔者认为，预售商品房的再转让应满足一定的条件、履行必要的程序:
1、预购方已经办妥了商品房预售合同的登记备案手续，在转让预售房屋时，该预售合同在有效期内，这是预售商品房再转让的前提条件。
2、预购方已向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交付购房价款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商品房预售款。
3、预购方与受让方必须签订转让合同，载明转让的预售合同编号、转让原因、金额、面积、双方的权利义务等内容。转让合同需经开发企业认可并签字盖章。
4、转让双方必须持预售契约、转让合同及有关证件到销售登记的交易管理部门申办预售转让登记，履行登记备案手续。
5、预购方和受让方依法向税务部门缴纳土地增值税J印花税等税费。
四、预售商品房纠纷问题
由于商品房预售是一种新鲜事物，有关立法还不完善，一些开发商为了获取暴利，故意作虚假承诺，利用立法的漏洞损害购买方或其它人第三者的利益，预购方又处于明显弱势地位。导致商品房预售市场的纠纷不断暴露。其中比较常见的是标的瑕疵问题和交付不能或不能如期交付问题。我们认为，正确处理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必须针对不同性质的纠纷采取不同的原则。
（一）标的瑕疵纠纷及其处理。标的瑕疵在商品房预售纠纷中占有相当比例，常见的标的权利瑕疵问题和质量瑕疵问题。标的权利瑕疵主要是抵押问题和权利证书，已经交付并办理产权登记的房屋如果仍存在抵押，购房者可以要求开发商提供担保或要求退房；已付清房款但没有交付的，购买者可以要求开发商提供担保；既未付清房款也未交付的，购买方在享有知情权的基础上，与开发商协商解决。权利证书的取得，我国法律已有规定，不在赘述。质量瑕疵主要是指面积缩水、质量标准与宣传不一致甚至不符合正常使用或个别地方影响正常使用等，笔者认为应加大质量保障的立法，确保购买者的利益。房屋缩水，司法解释已有明确规定。对于存在质量瑕疵的预售房屋，司法解释也作出了具体规定。如质量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
但该规定，过于规范，不利于操作，仍须进一步明确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的范围。另外，笔者认为开发商售房过程中所作的承诺与实际不一致的，法律应规定开发商承担支付房款20%以上违约金，因为在购房过程中，购房方一般处于弱势地位，合同中一般对此违约没有约定，同时有时该类违造成的损失难以计算，致使该类违约出现后，无法追究开发商的违约责任。如果由于开发商的虚假宣传影响购房方购房意图的，购房者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如开发商在出售某一栋房屋时，对购房方说，该房前面建一层门面房，某甲因看中该房前面视野好，于是购买二层商品房一套，后来，该开发商为赚取更多利润，将一层门面房改为二层，此时甲有要求退房并要求开发商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
（二）交付不能或不能如期交付纠纷及其处理。引起此类纠纷的原因具有多方面因素，有的因建房资金不到位，有的因预售方将已预售房屋转卖而引起等。对于此类纠纷，2003年司法解释规定了购房方催告权和解除合同权。笔者认为，从切实维护购买方的合法利益角度出发，开发商在催告后三个月内履行的，同时要承担违约责任。如果预售方在经催告后三个月内仍不能履行的，购房方有选择要求开发商继续履行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或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损失可比照房屋价格上涨或实际损失计算）的权利。对于延期履行合同，如果未约定违约金数额，可按照已付房款额比照银行逾期还款罚息计算。
参考资料：
1、李永然《房地产法律谈》(续篇)台湾木然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钱明星、姜晓春《中外法学》1996年第5期
关键词:农村;养老保险;必要性
一、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内涵及特点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国家和社会根据一定的法律法规,为保证劳动者在达到国家规定的解除劳动义务的劳动年龄界限,或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退出劳动岗位后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它包含以下两层含义:第一,社会养老保险是在法定范围内的老年人完全或基本退出社会劳动生活后才自动发生作用的。判断是否“完全或基本”退出社会劳动生活的标准,则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是否脱离,或者对劳动者而言,参加的生产活动是否属于其主要社会生活内容而定。另外,法定的年龄界限亦根据各国实际情况相应确定。第二,社会养老保险目的是为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为其提供稳定可靠的生活来源。因此,养老金在分配过程中不再遵循按劳分配或按需分配原则,而是依据劳动者的社会贡献、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要和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来确定额度[1]。
养老保险是世界各国较普遍实行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①由国家立法,强制实行,企业单位和个人都必须参加,符合养老条件的人,可向社会保险部门领取养老金;②养老保险费用来源,一般由国家、单位和个人三方或单位和个人双方共同负担,并实现广泛的社会互济;③国家可测算出未来大概的养老金开支,并根据某些既定标准来确定养老保险待遇;④养老保险具有社会性,影响很大,享受人多且时间较长,费用支出庞大,因此,必须设置专门机构,实行现代化、专业化、社会化的统一规划和管理。
二、我国当前养老保险制度的现状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经过了50多年的发展,历经多次改革,目前,我国城镇已初步建立了较高水平、较为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养老保险金基本实现了社会统筹,但由于我国城乡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我国城镇和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也不相同,农村养老保险从1991年开始试点,此后一段时期,农村养老保险工作迅速开展,截止到2005年底,全国有近2000个县开展了农村养老保险,5400多万农民参保,积累基金达300多亿元,已有200万名农民开始领取养老金。尽管如此,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仍存在着覆盖面小、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少、保障水平低的特点,一个综合的可持续发展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尚未形成,这样,在土地初级保障的基础上,绝大多数农民的养老缺乏保障,这不仅会加剧城乡差距,而且也会酿成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在我国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三、在我国农村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一)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险是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到来的需要
国际上,一般把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0%的社会、或者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7%的社会叫做老龄化社会。目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到1.34亿,超过总人口的10%。其中65岁以上人口1.1亿,占总人口的8.5%,而且全国70%以上的老龄人口分布在农村地区,农村老龄化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更为严重的是老龄化速度在未来的30年间将持续加速,根据预测,2030年农村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率将上升到17.93%,比城镇的比率高出4.8个百分点,因此,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解决好迅速增加、数量庞大的老年人口的老有所养。与发达国家“先富后老”不同,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的发展水平不一致,绝大部分地区处于“先老未富”,甚至是“先老还穷”状态,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人口总量较少,人口老龄化的负担相对较小,而中国农村基数大,老年人口数量很多,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超过了整个欧洲各国老年人口之总和。因此,为了迎接农村人口老龄化高峰期的到来,使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老有所养,就有必要适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二)建立农村养老保险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要求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使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城乡居民生活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却在不断扩大,1964年中国城乡居民收人比为2.2∶1,1978年为2.4∶1,到了1994年就达到2.87∶1,2001进一步上升到2.9∶1,2004年则为3.45∶1,目前仍有扩大的趋势,而我国二元化格局下的城乡养老保险差别也很大,以国家近年来社会保障费用支出为例,2001年,占人口70%左右的农民的社会保障费支出仅占全国保障费总支出的11%,而占总人口30%的城镇居民却占全国社会保障费的89%。人均占有方面,城市人均社会保障费455元,农民仅人均15元,相差近30倍;从覆盖面看,城市已达90%以上,而农村只有2.4%。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巨大差距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羁绊。要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和谐,就必须建立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有效实现国民收入再分配,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和不公平,使社会稳定发展,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三)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解决土地和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有效途径
由于我国农村人多地少,农民人均拥有的土地数量有限,根据国土资源部日前公布的2005年度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093hm2,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加之城市化过程中耕地消失的速度快于农业人口消失的速度,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显得更是脆弱。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后,我国农产品还要面临世界低成本农产品的更大冲击,其价格还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相应地,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获取的收益也就难以得到保证。因此,单纯依靠有限的土地已经难以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了,土地保障的作用正日益削弱。
我国农村家庭养老保障功能也正在弱化,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进行以及现代观念的冲击,我国农村过去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逐渐被父母和子女居住的现代小型核心家庭所取代,家庭结构不断简化,家庭规模渐趋缩小。我国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户常住人口由1980年的5.54人下降到1994年的4.54人,每个劳动力负担人口(含本人)也由2.26人减少到1.57人,农村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受到巨大冲击。对于我国如此众多的农村老人依赖自己不稳定的老年劳动收入来养老,农村老年人的生活保障确实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社会问题。因此,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解决土地、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有效途径,是广大农民的迫切需要,它不仅可以保障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也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
(四)从西方历史经验看我国已经基本具备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
从一些欧洲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丹麦、瑞典、葡萄牙与西班牙分别于1891年、1913年、1919年与1947年开始通过立法在农村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当时这四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中国1999年可比值水平的79.3%、99.9%、46.6%与73.3%。欧盟15个成员国将农民纳入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在时间上大致从20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末完成。与这些国家当时的农业产出、人均收入等指标比较,我国整体经济水平和农村经济水平都达到或超过这些国家当时的条件[2]。另外,比照国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国家,一般有两个规律,一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滞后城镇30-50年;二是农业占GDP的比重在3.1%-41%之间,平均为16.2%。而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于1951年,当时政务院颁布了《劳动保险暂行条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事实上已滞后城镇50多年。2003年,我国农业GDP比重为14%,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国际上已经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建立该制度时的比例。而目前我国政府财政收入保持年均高速增长,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后盾;同时,我国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中存在着社会保障支出不足的问题,这也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深入实施提供了潜在的经济支持。因此,我国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已经基本具备条件。
(五)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是保证经济可持续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
党的确立的在农村实行,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带动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就业结构的变革,以及小城镇的发展,农村已经初步构筑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经济体制框架。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是率先进入市场经济的群体。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优胜劣汰是竞争的必然结果。农民不论亦工、亦农、亦商都必然要承担市场风险。逐步在农村建立发展社会养老保险,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证[3]。
由此可见,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我们国家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必要条件,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新农村、保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目前需要迫切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陈英.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建立的可行性[J].科技资讯,2006(17):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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