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0 16:19:48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新兴市场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1.国际碳金融市场。碳排放权作为一种新兴的虚拟产权和金融产品，开启了人类限制碳排放、减少碳排放的市场化路径。英国排放交易体系、澳大利亚排放贸易体系、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先后于2002年、2003年开始碳排放权交易。欧盟（欧盟+挪威+冰岛+列士敦士登）碳金融市场于2005年1月1日在《京都议定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法律约束下正式启动交易。荷兰CLIMEX交易所、欧洲气候交易所、欧洲能源交易所、BlueNext交易所、北欧电力交易所、纽约绿色交易所、蒙特利尔气候交易所2009年以来，也先后开始进行核证减排量（CER）的交易。碳金融市场的基础金融工具有远期、期货、期权、互换、掉期。融资工具包括项目融资、运输贷款、汽车贷款、房地产开发贷款、节能产品贷款、住房抵押贷款、绿色信用卡。风险管理工具拓展到天气衍生商品、可交易灾害期权、LeuPrima自然灾害债券基金、碳排放信用担保、绿色建筑覆盖保险。2013年，欧盟排放体系碳金融交易总量102.6亿tCO2e，总交易金额为528.49亿美元，其中欧盟配额（EUA）交易量为86.5亿tCO2e，交易金额524亿美元；CER7亿tCO2e，交易金额4亿美元；联合履行项目减排单位（ERU）交易量9亿tCO2e，交易金额1亿美元。从2014年5月19-23日欧盟市场一周的情况看，一级市场有三次配额拍卖1048.6万吨，价格分别为4.6、4.59、5.23欧元每吨。二级市场一周配额成交量50.5万吨，最低价4.7元每吨，收盘价5.11元每吨；州际交易所一周的2014年12月CER期货价格下跌25%至0.09元每吨，五种CER期货合约一周的成交量为857.6万吨。2014年9月1日的交易价格EUA为6.44欧元，CER为0.16欧元。
2.中国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现状。我国的碳金融，是从参与国际市场开始的。2006年开始以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供给方的形式参与国际碳金融交易。到2014年8月17日，中国在联合国CDM理事会（EB）注册的CDM项目3804个，实际签发减排量的CDM项目1400个，约占全世界CDM项目总数量的50%。中国区域性试点碳市场从2013年6月18日深圳排放权交易所率先上线配额交易，到2014年6月19日重庆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开市，全国七家区域性碳金融市场平台全部开始配额和自愿减排量（CCCER）的市场交易。到2014年9月1日，全国七个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控排企业2000家，交易总量1225万吨，交易总额35264.4万元，平均每吨28.79元。深、沪、京、粤、津、鄂、渝七个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的累计交易量分别为1659554吨、1553460吨、961855吨、1293173吨、1059760吨、5284288吨、145000吨，累计交易额分别为113154196.47元、60917272.70元、58057517.80元、70586610.52元、21891494.20元、125417791.75元、4457500.00元。最新交易收盘价格分别为65元、39元、54.60元、43.65元、20.35元、23.79元、30.74元/每吨。其中深、沪、京、粤、津已经完成第一个履约年，履约率都在95%以上。
二、未来碳金融市场展望
1.国际市场展望。2014-2015年期间，我们将看到新西兰、巴西、智利、韩国、日本、新加坡、瑞士、土耳其、哈萨克斯坦、乌克兰以及WCT体系的魁北克、美国RGGI以及东京都等国家和地区的碳金融市场或已建成、建设中、完成立法、计划中、承诺中。国际碳金融市场2013年到2020年每年的全球市场总供给预测为471、457、382、414、358、327、348、373MtCO2e；如果美国只包含电力市场需求，同期全球市场总需求预测为531、601、620、508、450、458、521、573MtCO2e；如果将美国总体经济运行纳入，则同期全球市场总需求预测为574、660、843、784、736、730、796、879MtCO2e。
2.中国碳金融市场路线图。中国碳金融市场2006年以来，到2018年的12年发展路线图可以划分为：2006年以CDM项目供给方式参与国际碳金融市场；2008年奥运期间开始在国内进行零星的自愿减排（VER）交易；2011-2012年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规划、准备、制度安排阶段；2013-2014年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平台相继启动交易阶段；2015-2016年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平台调整、改革、整合阶段和全国性统一碳金融市场体系筹划及立法；2016-2018年，全国性统一碳金融市场体系建立。
三、碳金融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国际碳金融市场两大问题及对策
1.法律悬空问题。国际碳金融市场的最高制度安排《京都议定书》只约定了2012年12月31日以前的减排承诺。2013年1月1日以后的承诺和文本修改需要四分之三的缔约国先在国内完成程序和授权，签署后才生效。至今还没有达到生效的缔约国签字国数量。接近2年来，国际碳金融市场处于法律悬空期。有关各方应该在AR5明确了气候变暖结论的2014年让新的法律框架生效，运用碳金融平台的市场张力，推动全球节能减排，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2.排放大国按照《京都议定书》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问题。美国是全世界人均碳排放量和整体绝对碳排放量的排放大国。却一直没有批准和签署《京都议定书》，甚至影响了其盟友———日本这个另一排放大国曾打算退出《京都议定书》。使得本来供不应求的碳金融市场有时供需倒挂，加上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以及欧盟2007年、2012年不让配额余额进入第二年的下一阶段使用等因素，使全球碳金融市场价格曾出现高峰30欧元和低谷0.1欧元的“需求-价格悖论”。AR5的，应当引起各国的进一步高度关注气候变化，进一步加大限制碳排放的力度，进一步推动碳金融的市场力量。美国联邦政府应当顺应民意，履行大国义务，鼓励全美学习、推广加州、RGGI的限制排放市场化措施，借鉴欧盟的碳金融市场经验，与全球各国一道，共同应对“同一个地球”的气候变化。当然，中国也是排放大国，已经承诺按照国际公约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应对气候变化和限制碳排放责任。建立七个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和筹划全国性统一碳金融市场并继续CDM项目的注册、产生CER，是中国通过碳金融市场途径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行动。
（二）国内碳金融市场两大问题及对策
1.有规无法问题。中国还没有碳金融市场法律。七个碳金融市场平台是在政策上建立起来的。有的市场平台虽然取得了国务院及其政府部门的法规和特区等地方性法规的认可，但总体上属于有规无法。不利于市场的长期发展、健康运行，不利于与国际碳金融市场接轨。全国性还有24个省市的碳排放权配额交易没有明确的思路和方案，各界期盼的全国统一碳金融市场也缺乏法律依据。建议全国性的统一碳金融市场机制、市场交易和国家立法，作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之一，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后取得重大的实质性进展。
1.教学理念落后。教学理念体现着高校的教学思想，市场是活的，人也是活的，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特质，而不同的特质则关系着其与市场的特定联系。诚然，从目前高校市场营销专业的教学理念来看，以就业为目的的教学思想是十分明智的，抓住市场，教市场所需，授市场所要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不少高校在构建这一理念时却陷入了完全以市场为准绳，完全以就业为教学的怪圈当中，使教学变得刻意为之，盲目被动，严重忽略了人的本质，不能充分释放学生的兴趣爱好，亦阻碍了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不可取的。2.教学内容简单。众所周知，市场营销专业注重的是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用所学到的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这在市场营销中更加瞩目。但事实是，受传统教育教学的影响，简单，枯燥，说教形式，解释样式的教学在市场营销专业的课堂上比比皆是。以中医教学为例，中医是一门临床学科，讲究的是手眼脑并行，因而在市场营销专业教学体系的构建中也应将这一教学内容镶嵌进去。否则，学生根本不能准确理解和把握专业知识的内涵和实质，不能将学到的东西转化为自身的财富。与此同时，中医在教学案例的使用上，也呈现出与时代不符，与市场脱节的现象，太多的案例都是以前的旧事件，旧故事。这就无法跟当下的人才教育需求和市场需求想契合，存在较大的局限性，缺乏一定的针对性。3.教学方式死板。灌输式教学依旧是当前高校教育教学的基本方式，教师在讲台上高谈阔论，学生就只能在课桌前被动学习，记录笔记。市场营销专业是一个对实践性要求较高的专业，如果还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学习的话，师生间缺乏互动，课堂上气氛沉闷，这是很难调动起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中医在这一方面的体现更加明朗，中医是一门临床学科，望闻问切这四个字已然展现了中医以实践为根本的教学与治疗方式，因此在中医教学中，无论哪一门课程的教学都是不可能只是依靠教师的三言两语就能融会贯通的。教学方式的死板直接影响了高校市场营销专业教学体系的构建，这是必须要加以改善的。
二、高校市场营销专业教学体系的构建思路
1.提升教学理念，以人为本。构建市场营销专业的教学体系，首先要建立起一套正确的教学理念，以人为本，强调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全面发展。要立足社会，从学校的实际情况出发，设计具有学校特色的教学体系。在这一点上，中医学院的思路应该是继续发扬“师承家授”的中医传统继承模式，努力契合中医个体化、经验性和地域性的特色，导师制不失为市场营销专业教学理念的一种尝试。当然，要从学校的长远发展和学生的今后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可急功近利，亦不可片面追求短期利益。2.创新教学内容，培养品格。教学内容是中医学院市场营销专业必须给予重视的一项事业，这是构建教学体系的第二个重点。在教学内容上，要在紧跟市场需求，传授知识和技能的同时，注意加强对学生素质教育的培养，使之先做人再做事，具备良好的品质和医德。列举案例时，要采用经典案例和新近案例结合的手法，多将当下临床出现的情况整理成教案传授给学生，使他们感受到中医在时下的功用和魅力。3.开拓教学方式，注重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高校在市场营销专业教学方式的选择上，必须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一方面，可以多开设一些实践课，诸如以戏剧小品的方式安排教学活动，将理论知识演化为学生们的相互交流，从而加深印象。另一方面，则可以安排学生到实训基地实践，让他们在真正的市场上感受营销的本来面目。如中医学院在教学时，就可以邀请从事医药营销的专业人士走入课堂为学生们讲课，或带领学生亲自走入医药市场感受营销在市场上的景象。
Krugman（1998）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基础上提出了三元悖论理论，其核心内容是指：若一国资本完全流动，货币政策独立和固定汇率制不能共存。即一国政府在制定宏观政策时，只能在独立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制和资本完全流动三个目标中任选其二，却无法三者并存。图1是Krugman（1998）提出的三元悖论三角形，三条边分别代表独立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制和资本完全流动，每个顶点代表相交的两条边的政策目标能得到同时满足，但不可能同时满足三条边。如上方顶点表示一国同时坚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和固定汇率制，但必须实施资本管制；右下方顶点表示一国实施固定汇率制和资本项目完全开放，但无法实施独立货币政策，该国利率受到世界利率或其他大国的货币政策的制约；左下方顶点表示为满足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完全流动，必须以牺牲固定汇率制为代价。
二、研究设计
从宏观经济政策体系来说，货币政策、外汇政策和资本市场开放是搭建有效的开放经济的三大方面。
（一）独立货币政策独立货币政策表明一国政府可根据本国经济增长现状来实施宽松或紧缩的货币政策，通过对利率的自由调节来稳定经济，当经济过热时采用提高存贷款利率，当经济增速变缓时则采用降低法定准备金率来刺激经济增长，以此来保证长期内一国经济平稳增长，而不用受制于世界利率r*或其他大国货币政策。Daly（1998）发现中央银行独立的国家采用提升货币政策有效性和提高存贷款利率的方法来使该国保持稳定持久的经济增长，从而带动对外贸易以及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1：独立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有积极作用。
（二）固定汇率制固定汇率制可以稳定本币价值和国内物价，降低外汇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及风险担保成本，从而保护和促进外部投资增加和国际贸易发展。但是，固定汇率制的弊端是当开放经济受到外部市场冲击时，政府无法通过汇率浮动来吸收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安辉和黄万阳（2009）运用VAR方法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影响显著，ML条件成立。邹璇（2010）发现汇率刚性削弱了一国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且当该国资本流动性越强时，受到投机资本冲击的概率越大。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2：固定汇率制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有消极作用。
（三）资本完全流动资本完全流动是争议很大的宏观经济政策之一。一方面，资本完全流动使开放经济暴露在投机性热钱流动中，增加银行体系信用风险（谈世中，2002），干扰正常的资本运转，从而导致一国经济不稳定。这一点在最近20年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包括2008年金融危机中得到证明。但从长期经济增长来看，资本流动性越强，表明一国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转移效率越高，信息不对称性越低，同时对国际贸易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同时，一国在国际资本市场中的参与程度越高越能通过组合多样化来分散市场风险，并进一步降低离岸服务外包收入的波动性。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3：资本完全流动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有积极作用。
（四）离岸服务外包收入波动相比发达国家来说，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市场及资本市场体系和制度仍在完善之中，因此市场效率较发达国家仍然偏低。在货币政策方面，Ajzenman（2008）发现在新兴市场国家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由于货币政策维持稳定能够降低经济波动的预期，因此独立货币政策与贸易收入波动性显著负相关。在外汇政策方面，郑重（2011）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新兴市场国家最优外汇政策的选择取决于外部冲击的类型，在世界价格的冲击下，固定汇率制平抑投资、产出和消费的波动的效果优于浮动汇率制；但在世界利率的冲击下则刚好相反。在资本市场开放政策方面，由于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运行效率远远不如发达国家，因此资本流动性越高，这些国家受到外部投机资本冲击的风险就越高。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4：独立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波动有消极作用。H5：固定汇率制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波动有消极作用。H6：资本完全流动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波动有积极作用。
三、模型建立
（一）变量体系1．因变量。本文研究的是离岸服务外包发展，因此选择了两个因变量指标：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离岸服务外包收入波动性。（1）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OSO）。由于对离岸服务外包的统计数据缺乏，因此本文选取新兴市场国家的其他服务贸易出口额②作为替代变量。（2）离岸服务外包收入波动性（Vol）。本文参考刘金全和刘志刚（2005）的度量方法，用样本长度固定的滚动标准差对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率中的条件波动性进行度量。滚动标准差是指在整个样本观测区间中给定一个滚动时窗长度m③，t时（其中t的变化范围为从m到T）的滚动标准差为从t－m＋1时到t时的m个样本标准差。2．自变量。本文研究的是三元悖论理论中三大宏观经济政策对离岸服务外包收入及其波动性的影响，主要涉及三个自变量：独立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制和资本完全流动。Ajzenman（2008）对Krugman（1998）的三元悖论理论中的概念加以量化，形成可进行实证分析的变量，建立了三元悖论指数。本文对该模型进行适当调整，并用于分析：（1）独立货币政策（MI）。因为某些基准国的货币政策总是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不同国家货币政策制定的过程，因此，本文先使用目标新兴市场国家与基准国实际利率的相关性来度量目标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政策受基准国影响的程度，再取相反数来反映货币政策的独立程度。为使指标可比，将美国作为基准国，使用美国的年实际贷款利率来表示实际利率，并且使用相关系数本年与前一年、后一年（即t，t－1和t＋1）的三年移动平均数来使指标平滑。对公式作运算处理来使指标的值保持在（0，1）之间。这一指标的值越高，表示目标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政策受世界利率以及他国货币政策干扰越少，即越趋于独立。（2）固定汇率制（ERS）。本文先使用目标新兴市场国家月度对美元汇率的标准差来表示各新兴市场国家年度汇率波动性，再取其相反数表示这些国家每年的固定汇率，并且对公式作运算处理以使得指标的值保持在（0，1）之间。但是，这样直接使用该公式会存在缺陷，即月度汇率的细小波动将会引起标准差的较大波动，因而导致度量的指标值与维持固定汇率的国家政策目标相悖离。因此，在使用公式前应对月度汇率波动设置一个门槛，若某年12个月的月度汇率同上月相比波动幅度均在＋／－0．33％之内，或一年之中有10个月及以上月份的汇率没有产生任何变化，那么我们就直接将ERS的值设为1，表示该国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该方法参考了Shambaugh（2004）。这一指标的值越高，表示汇率波动性越小，外汇政策越趋于固定汇率制。（3）资本完全流动（KAOPEN）。金融研究领域的学者普遍认为，国家间资本完全流动的程度是极难度量的指标。本文沿用美国学者Chinn和Ito（2008）创造的KAOPEN指数，该指数来源于IMF的每年汇兑安排与汇兑限制年报（AREAER）。Chinn和Ito（2008）在年报基础上设置了k1到k4四类0－1变量来分别表示多重汇率、限制现金账户交易、限制资本账户交易④和取消出口的条件等资本流动限制政策。然后将k1、k2、SHAREk3和k4进行标准化，再取主成份表示对资本完全流动的限制程度，再对其取倒数表示资本完全流动的程度，这就是KAOPEN指数，其数值介于（0，1）之间。这一指标的值越高，表示目标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完全流动程度越高。其中，k1表示是否存在多重汇率的dummy，不存在为0，存在为1；k2表示是否存在现金账户交易限制的dummy，完全开放为0，存在限制为1；k3表示是否存在资本账户交易限制的dummy，完全开放为0，存在限制为1，SHAREk3表示k3当年以及之前四年的平均数。k4表示存在取消出口的条件，不存在为0，存在为1。F（x）表示对上述4个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3．控制变量。本文选取四个外生变量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分别是各新兴市场国家以1999年为基期的每年实际GDP的对数（GDP），每年广义货币M2数量占本年GDP的百分比（M2），每年国内总储蓄额占本年GDP的百分比（Savings），以及每年货物贸易出口额占本年GDP的百分比（Trade）。
（二）实证模型为了验证假设1－3，本文设定了以下线性回归模型。
四、实证分析及结果
本文的数据来源是UNCTAD数据库以及IMF的汇兑安排与汇兑限制年报（AREAER），样本来自于世界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最高的50个国家中的14个新兴市场国家（EME）⑥。按照地理位置划分为亚洲国家6个，欧洲国家2个，非洲国家1个，北美洲国家1个，拉丁美洲国家4个，并且完全涵盖金砖五国⑦，因此样本具有代表性。本文选取这些国家1999～2011年的年度数据作为样本，总体样本共计182个。
（一）描述性统计表2列出了本文新兴市场国家总体样本及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和金砖五国两个细分样本中各变量的基本统计量以及数据来源。如表2所示，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实际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OSO）的平均值远远大于新兴市场国家总体样本平均值，而金砖五国的实际收入额平均值更是达到总体样本的2倍多，其中，亚洲6国的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占14个新兴市场国家总体收入额的75．67％，贡献率远远超过其他各洲国家。另外，金砖五国的收入额也占总体样本的73．09％，尤其是印度和中国，分别占总体样本的35．02％和34．23％，分列世界离岸服务外包承接国的第一位和第二位。图2是比较三种类型经济体的三个自变量数值平均值直观差别的雷达图。从总体上看，三个自变量独立货币政策（MI），固定汇率制（ERS）和资本完全流动（KAOPEN）的取值范围大体介于0．3到0．7之间。其中，三种类型经济体的独立货币政策（MI）的取值非常接近，表明新兴市场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货币市场完善程度存在共性，导致各国制定货币政策时受到世界利率和大国货币政策影响的程度大体一致。而金砖五国的固定汇率制（ERS）和资本完全流动（KAOPEN）均最小，反映金砖五国的资本完全流动在新兴市场国家中最低，而且汇率越趋向于浮动汇率。图3显示了新兴市场国家及其细分市场在1999～2011年间独立货币政策（MI）的变化趋势。由图3中可见，独立货币政策（MI）经历了S型的剧烈变动。自21世纪初的高位跌至2004年的最低点，表明21世纪第一个十年前期，由于美国正处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繁荣时期，同时实行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引发新兴市场国家将大规模外汇储备投资美国国债，从而受到美国货币政策制约。当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时，新兴市场国家意识到正在为美国的债务买单，开始逐渐摆脱美国等大国货币政策的影响，因此独立货币政策（ERS）在危机后逐步回升。图4显示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及其细分样本的固定汇率制（ERS）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除了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在2003年前后汇率稳定趋势稍有加强之外，新兴市场国家坚持固定汇率制的程度在十几年间总体呈下降趋势。其中，相比新兴市场国家总体样本和金砖五国来说，亚洲新兴市场的汇率稳定性较高。值得注意的是，当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来临时，所有新兴市场国家的固定汇率制（ERS）均显著下降，跌至13年间的最低点，说明当一国经济面临外部冲击时，放弃固定汇率制而选择浮动汇率制，以此来缓冲国际危机对本国实体经济的冲击仍是新兴市场国家的主要措施，也直观表明了浮动汇率制能有效降低对外贸易及离岸服务外包产出波动的功能。图5显示了资本完全流动（KAOPEN）的变化趋势。该指数数值随着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而上升。KAOPEN指数的变化异常平稳，甚至有些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在1999～2011年间从未变更过对资本完全流动管制的政策。如图所示，三类新兴市场国家的KAOPEN指数均表现出缓慢上升的趋势。其中，总体样本的指数水平高于两类细分样本，而令人意外的是，金砖五国的资本完全流动水平最低，表明这些国家相对于拉丁美洲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对外开放政策更加保守。值得注意的是，当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时，不同于一些欧洲国家，所有新兴市场国家不但没有限制资本流动，反而呈现出明显的逆市开放趋势。
（二）回归结果及分析为验证H1～3是否成立，本文使用混合最小二乘法（PooledOLS）对模型（6）进行估计，对三类新兴市场样本数据作回归，回归结果呈现于表3。第（1）～（3）列是对新兴市场国家总体样本进行回归的结果，由于三个指标存在完全共线性，不能同时出现在一个模型中，因此将三大指标两两放入模型中进行回归，其中调整R2均在0．535以上，表明三元悖论模型对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具有较高的解释力度。在第（1）列和第（2）列中，独立货币政策（MI）对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无显著影响，H1未得到支持。可能的原因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尚不完善，货币政策刺激产出增长的传导性还未能对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在第（1）列和第（3）列中，固定汇率制（ERS）与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呈现显著负相关，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H2得到支持。这一结果与Daly（1998）将对外贸易收入额作为因变量的结论保持一致，说明离岸服务外包作为服务贸易的组成部分，延续了对外贸易总体收入额的实证分析结果。在第（2）列和第（3）列中，资本完全流动（KAOPEN）与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无显著影响。H3未得到支持。第（4）～（6）列是对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样本的回归结果。与总体样本相异的是，在第（4）列和第（5）列中，独立货币政策（MI）与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呈显著正相关，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H1得到支持。这一结果说明，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政策运行效果较好，对经济产出以及离岸服务外包等对外贸易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刺激作用。在第（4）列和第（6）列中，固定汇率制（ERS）基本与总体样本保持一致，对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产生负面影响。H2得到支持。在第（5）列和第（6）列中，资本完全流动（KAOPEN）对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没有显著影响，H3没有得到支持。说明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体制不够完善，效率较发达国家资本市场来说比较低下，因此，资本完全流动程度高并不能给提高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带来显著的正面影响。第（7）～（9）列是对金砖五国样本的回归结果。其中，独立货币政策（MI）的系数为正，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金砖五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性不足。但是，固定汇率制（ERS）对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浮动汇率制比固定汇率制能更好地适应国际市场波动，促进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平稳增长。令人吃惊的是，资本完全流动（KAOPEN）的系数显著为负，且通过1％水平检验。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是，金砖五国的资本市场体系尚有较大风险，盲目开放资本项目流动，不但不能提高离岸服务外包收入，反而可能加剧国际市场上的投机性热钱流动，从而引发经济波动。为了验证H4～6，本研究继续采用PooledOLS估计了模型（8），回归结果呈现于表4。PanelA显示的是新兴市场国家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异常波动性的回归分析结果。由PanelA可见，货币独立政策和固定汇率制的异常波动率均对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异常波动无显著影响，因此，H4和H5没有得到支持。这也许是由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失灵，因此货币政策独立带来的稳定经济效应没能降低离岸服务外包波动性。而资本完全流动的异常波动则对因变量有显著的积极作用，系数在1％水平上通过检验，H6得到支持。说明对新兴市场国家总体样本而言，资本流动性越高，离岸服务外包收入波动的风险越高。PanelB和PanelC分别显示了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和金砖五国的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异常波动性的回归分析结果。两个面板数据结果与总体样本基本保持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资本完全流动性的显著性水平较总体样本有所降低，说明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和金砖五国相比新兴市场国家总体来说，资本流动性对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波动的影响度较低。
五、研究结论及对中国的启示
以经销商为主体的间客式信贷模式及其风险
经销商既是汽车的销售者，也是信贷风险的管理者。银行在与汽车经销商建立合作关系的同时，也为经销商的信贷风险控制带来了新的问题。
1、银行对经销商的选择风险。银行在没有切实了解经销商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的基础上，仅凭经销商存入一定数额的保险金便与其建立合作关系。经销商为了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往往会美化借款人条件，使银行难以掌握借款人的还款能力。
2、银行与经销商的利益冲突。汽车经销商的经营目标是实现利益最大化，而银行的经营目标是在确保信贷资金安全的基础上获取一定的收益，这是导致银行与经销商出现利益突出的根本性原因。经销商为了获取丰厚的售后服务利润，便不会考虑银行所承担的风险。
以汽车金融公司为主体的间客式信贷模式及其风险
该汽车信贷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以上两种模式中的不足，具备贷款售车程序简单、服务到位、操作规范等优势。但是，由于我国汽车金融公司起步较晚，尚不具备丰富的经营经验，并且受诸多因素的制约，从而导致其经营规模难以扩张，短时期内无法得到快速发展。然而，从发展远景上看，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汽车消费环境的日益改善，势必为汽车金融公司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充分发挥其汽车信贷风险管理与控制的优势。
汽车信贷风险的防范措施
（一）建立健全内部控制机制
银行和汽车经销商必须加强内部风险管理，以提高防范汽车信贷风险的有效性。首先，执行岗位责任制。贷款管理部门应当强化风险责任意识，明确风险管理的目标，将总责任经层层分解之后落实到每个工作人员身上。会计、财务、信贷管理、计划审批、风险管理等各部门应当构建相互协调、密切配合的工作关系，对授信额度、利率、期限进行动态管理；其次，建立个人消费贷款档案，完善资信审查和贷款签订手续。
遵循审贷分离的原则，对客户进行定期检查和监督，并对经办人的工作行为和工作流程进行督查，防止其出现道德风险；再次，落实企业消费贷款合同的复审制度，加强信贷合同管理，杜绝出现无效合同。重视贷后管理工作，通过建立贷款风险预警机制，掌握客户的还款能力，将客户违约风险降低最低；最后，建立不良贷款催收制度，信贷管理部门要准确判定已经成为风险的贷款，并加大贷款清收工作，做好催收记录。
（二）规范汽车信贷市场
从宏观的角度出发，为了有效规避汽车信贷风险，应当从规范汽车信贷市场做起，为汽车信贷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国家政府部门以及央行、银监会等金融监管机构应当加大汽车信贷市场的监管力度，出台和执行完善的法规制度和管理办法。首先，央行、银监会等金融监管机构应当与政府监管部门相联合，构建有效的监管体系。国家应当完善制度体系建设，改善当前无法可依、有法难依的现状；其次，有关部门应当重视汽车金融公司的发展问题，帮助汽车金融公司远离尴尬的经营境地，扶持汽车金融公司发展壮大，成为汽车信贷的重要主体；再次，针对汽车信贷市场现状，应当继续创新信贷模式，如汽车信贷证券化，通过丰富金融工具以创建新的信贷模式，合理规避信贷风险。
内容摘要：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链环节，将会有较多的大型企业进入，分享其利润并构成竞争关系，其市场结构也由原先的垄断市场结构演变为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西部作为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的市场、技术条件不同于发达的沿海地区，从而导致新兴产业生命周期的变异和市场结构形成、演变的独特规律。实践证明，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市场结构模式只是市场结构范式的具体运用。
新兴产业指新技术产业化形成的产业。近年来，西部地区新兴产业经历了一个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过程，同时其市场、技术、资金、政策环境等方面都独具特色，但它们的成长道路折射出了西部许多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这使西部同一产业内不同技术链环节的市场结构与中东部差异很大，进而使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对西部新兴产业市场结构丧失了相当的解释力。
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不仅仅是个微观市场结构问题，而是关系整个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重大问题。在熊彼特批判完全竞争模式的缺陷及在信息不对称理论得到广泛认同后，市场完全竞争理论仅仅作为一种理想的但不切合实际的市场发展模式。而对于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范式的研究，实际上是关于完全垄断范式和寡头垄断范式，也将成为西部地区新兴产业发展模式选择的争论。
西部地区新兴产业市场结构特征分析
西部新兴产业内部层次明显，因技术、市场、资金、人才、政策环境等多方面的特殊性，战略环节导入期较长，形成垄断市场结构，而非战略环节分散竞争，而且不具备重要的研发技术，因此竞争力差，具体表现为：
（一）市场不确定性降低
产业技术创新的开发，能否商业化运作存在不确定性。同时缺少有关特定市场未来发展方向的相关信息，市场发展更难以预测。西部地区新兴产业发展滞后于发达国家或地区，其需求对象及市场发展方向都相当明确，因而市场不确定性减少。
（二）市场容量大
西部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人们收入快速增加，国内市场规模迅速扩张，潜力巨大，同时对新兴产业，国家或地方政府有资金、政策等方面的扶持，以避免国外产品的冲击。
（三）产业链复杂
新兴产业包含着围绕特定产品或服务所开展的一系列生产或服务活动，存在上下游的链接关系，并形成了一个彼此紧密联系的产业链网络体系，其中支撑产业活动的关键技术的链接即核心技术链，它是支撑核心产业链运行和发展的基础。核心元件技术是指产业中核心元件的开发与设计技术，而产品架构技术指那些在终端产品实现过程中所使用的系统设计技术和重要组装技术（洪勇等，2007）。
新兴产业内部不同技术环节市场结构的变动趋势
西部地区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新兴产业关键技术环节的结构性进入壁垒将发生变化，表现为：
承接产业转移给西部带来了巨大的技术转让和直接投资，但发达国家或地区努力保持技术垄断和技术优势，牢牢把握住其核心技术。当西部产业某一环节的技术突破时，我国东部或发达国家为了继续获取超额利润，将被迫转让部分核心技术。
资本积累不断增加。资本短缺曾经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随着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深入及近年产业转移的不断增加，西部金融形势发生巨大的改变，一些大型企业也能够较容易地获得廉价的银行信贷资金，资本约束大为减轻，部分产业甚至出现资本过剩现象。知识技术的溢出效应。知识技术的传播、扩散及增值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种趋势，主要因为新兴产业技术势差的普遍存在，从势位高的组织向外扩散，创新技术也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不断伸展，加上西部企业缺乏成熟的技术保护机制，加速了技术的扩散。
市场需求因素。随着产业的发展，其商品将不断成熟，市场容量也不断增加，人们对该产业的技术、顾客、产品开发、竞争者情况等也有了确切的感知。另外，为了避开关税壁垒、反倾销及地方行政制约，规模企业可能会在西部直接投资建立生产企业，进一步提升市场的知名度及需求。
与世界先进企业相比，西部地区企业还处于弱势地位，难以实现技术垄断；它们也难以像发达国家优势企业那样，生产出相互兼容的第二代产品，增加用户的转换成本，对两代产品实施捆绑销售（吴照云、余焕新，2008）。因此，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链环节，将会有较多的大型企业进入，分享其利润并构成竞争关系，其市场结构也由原先的垄断市场结构演变为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而非核心环节也发生巨变，企业向集团化、集群化方向发展，竞争形态也由分散走向寡头。
西部地方政府在新兴产业市场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一）对新兴产业核心环节给予大力扶持
新兴产业核心环节肩负着振兴西部民族工业的使命，同时顶着技术创新的压力，应该受到重视，给予技术方面的扶持，比如，建设和完善科研基础设施对这类企业开放的机制，加速科技资源向这类企业的流动等。西部地区的新兴产业核心环节不仅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也是资金密集型的，因此特别需要资金和人才的支撑，如政府财政投入、企业自身的研发投入、风险投资资金等。例如广西区政府通过完善和规范市场，完善中介服务，动员大量社会资金投入高技术产业领域。
（二）对新兴产业非核心环节给予适当的引导
对于新兴产业中的非核心技术环节，政府有必要对其给予及时和必要的引导，避免其低水平重复建设、无序竞争的局面，而发展产业集群是解决此类问题的一个重要选择。产业集群，是指特定的领域里相互联系的公司和机构在地理位置上的集中，建立在社会关系和网络基础之上，形成上、中、下游结构完整，支持产业体系健全，具有灵活机动等特性的有机体系。政府可以制定相应的规划，引导进入新兴产业非核心环节上企业形成产业集聚，进而形成集群。
（三）明确市场规则
核心环节获得的高额垄断利润，会诱使众多厂商进入该环节。因此，政府要采取相应政策措施，防止产业进入成长期的混乱，如政府对特定新兴产业的企业进入和退出行为作出明确的规范。对进入进行管制是为避免厂商的过度进入导致过度和低效的竞争，降低退出壁垒是为经营不善的厂商提供一条正常、高效和低成本地转移配置不当资源的途径（杨蕙馨，2000）。
（四）加强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和引导
西部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中国有制占据主体地位，而以国有制为主体的大公司和大集团，一方面容易造成政企不分，另一方面由于产权单一，不易形成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有限的提供公司持续发展资金的能力，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的未来扩张能力（牛文等，2006）。相反，民营企业却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因此，西部地方政府应在税收、资金、技术等方面给民营企业一定的扶持，引导创建合适的组织形式，拓展发展空间。
（五）推动企业优化重组
推动企业优化重组，强强联合，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增强与国际规模企业竞争的实力。国际规模企业，在各自保持自身独立发展的同时适时进行重组与联合，优势互补已成为国外企业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手段之一。而西部新兴产业，无论零部件生产企业还是整个产品生产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技术交流合作不多，更别提重组与联合。因此，地方政府应在促进新兴产业企业之间的合作、专业化分工方面有所作为。
参考文献：
1.吴照云，余焕新.中国新兴产业市场结构演变规律探究—以有机硅产业为例[J].中国工业经济，2008（12）
2.杨蕙馨.从进入退出角度看中国产业组织的合理化[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1）
3.陆奇斌等.中国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关系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4（10）
4.孙天法.中国产业发展的市场结构选择[J].中国工业经济，20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