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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业论文赏析八篇

发布时间:2023-03-21 17:06:34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手工业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手工业论文

第1篇

工科类工业设计专业手绘教学通常要求学生先修与之密切相关的素描课程,为专业针对性更强的产品手绘打下结构、透视、构图等基础。素描表达可以体现形体的光感、量感、色感、质感、虚实感、空间感和节奏感等,但鉴于课程学分的局限性和学生接受能力的限制,工科类先修素描课程以设计素描培养为主,培养学生学习立体造型形态表现的规律,启发学生掌握对心理物象的视觉表达能力。素描课程以技术性的强调、结构的表达和对透视的认识理解为主要内容,学生需要后续的一系列专业手绘课程系统教学。这里强调的是,只有正确掌握了物象的结构和透视表达,才是一切创意表达的根本。

二、手绘技法教学中的“摹”的作用与不足

工业设计专业产品手绘是通过手绘技术手段,直观而形象地表达设计师的构思意图、设计目标的表现性绘画。随着手绘表现技法的不断变革,计算机辅助设计基本取代手绘,用于制作精细的视觉效果,手绘表达以说明性画法为主,辅助线、爆炸图、结构分析、场景辅助说明等都出现在手绘图中。设计师记录突发性创意思维,形象地传达工程图样、加工工艺流程等。在手绘作品中,设计师的设计意图一目了然,更有助于系统设计思维的建立。因此,“摹”通常是针对现有优秀产品的,这样不但可以拓展学生的眼界,丰富学生的表现手段,而且比单纯的技术训练具有更强的针对性。这里的“摹”除了对优秀手绘作品的临摹,也包括对现有产品的实际写生。

1.“摹”在手绘教学中起着重要作用第一,有利于学生在临摹的过程中学习优秀的表现技巧和优秀作品的风格及语汇。特别对于绘画基础薄弱的工科类学生来说,这是一种迅速见效的方法。产品内部结构的分析是学生的学习难点,临摹作品中已提取出准确的内结构线,可直观地指导学生学习理解复杂曲面的转折及表现方法。如图1中,产品表面分析出的内结构线直观地表达了产品的形体走向,并且丰富了画面效果。手绘产品初学者还可以借助一些工具,如用硫酸纸拷贝优秀手绘作品,最直观地学习其构图、外轮廓线、内结构线和色彩及整体绘画感觉。第二,有利于学生理解三维空间中深度空间转化为二维空间的方法。工科类学生因缺乏对素描课程长时间的深入训练,对深度空间的理解受到观念印象的限制。教学中教师提供优秀临摹作品时可有针对性地强调这方面的练习。如,教师提供30度角观察产品的范例,强化训练学生理解深度空间中物体实际长度在转化到二维平面中时产生了缩短效果。如图2立方体手绘表现中,立方体ab点间的距离随着角度的不同,发生缩短变化。第三,有利于培养练习者的观察能力和手绘转化能力。学生面对优秀的产品写生,就创意而言仍停留在“摹”的层面上。学生通过写生学习优秀产品的设计创意,在平面临摹的基础上自主提高观察能力,练习三维空间的转化、实际产品结构转换、手绘线条表达及材质色彩的转换,如图3为优秀学生作业。

2.“摹”的不足第一,平面作品的临摹过程是由平面到平面再到关系,缺少了三维空间转化分析的练习。第二,实际的产品写生可以加强三维空间的转化训练,但仍是以“摹”为目的的练习,缺失了创意设计的训练,导致工科类学生存在创意阶段手绘能力相对较弱的现象。

三、“摹”与“创”的结合教学

“创”是手绘训练的最终目的,临摹学习为熟练地表达创意服务。手绘教学中以“摹”为基础结合创意训练不失为两全之策。第一,简化造型。一切复杂的曲面造型都可以简化为最基础的几何形态。几乎每件产品都可以被分解重构,研究物体各部分是如何连接的,它的相关细节是什么,从而可以概括出构成它的最基本的造型。理工类学生具有逻辑思维较强的特点,更易于理解、掌握产品的功能结构。另外,如何拆分和简化物体,也是基本的手绘法则之一。教师应在学生临摹和欣赏优秀作品时引导其分解产品结构,达到同时学习技法和训练设计创意的目的。第二,由基本形进行加减法发展为扩展形。手绘作为一种思维传达的载体,更多的是在于思维的再现及扩张。在基本形上进行简单的元素不同位置的加减,是人脑进行积极思维、探索设计外在表征,连续性的思维可促成方案的多样性,直接影响着学生创新思维的扩展。对一件优秀作品的原型展开再设计训练,结合理论联系实际、教学点评等方式,可检验并提高学生的设计实践能力。第三,教学中提品实物及手绘表达的示范作品,推动学生理解实际物象向结构线条、色彩、质感表达的转化。信息化时代,大量优秀手绘书籍和网络资源随处可寻,但仍需要教学工作者进行归纳整理,或自行编绘,为学生提品实物和手绘表达双重参考资料,以增强学生对结构的把握,以促进学生学习实践课题项目的设计流程和设计方法。对产品实物的全方位观察,有助于学生主观分析现实中不存在的产品内结构线,以此检查产品形态表现正确与否。另外,在优秀产品中必然有产品细节,每个细节必然有它存在的意义及功能,这样产品的诠释才是完整的。在单纯临摹草图时,学生往往忽视细节。对现实产品进行观察时,应更为突出细节,这样产品手绘效果便得以全面展示。第四,加强三视图转换立体效果的训练。一方面,教师在课程中设立专题训练,提供现有产品的三视图,引导学生以基本几何体为起点,结合加减法的扩展,逐步由三视图转化为立体形态,促进学生建立虚拟空间思维,独立完成概念呈现与形象化的过程。另一方面,教师提供立体透视效果图逆向训练、立体形态转平面三视图训练,通过此类专题训练进一步加强学生的空间虚拟思维能力。第五,结合练习各种不同类型的产品。形式上由简到繁、由易到难、由小到大;形态结构上由规则抽象形产品(无机形态)到自由抽象形产品(有机形态),再到具象形产品,逐步增加练习难度。学生在练习中直观地看到自己手绘能力的提高,建立手绘表达的自信心。

第2篇

论文关键词:物业服务;多元化经营:盈利模式优化

目前,中国的民营物业服务企业普遍存在着企业规模小。难以发挥群体优势,物业管理服务费用标准和收缴率偏低等问题,尤其是以管理住宅为主的企业,导致物业公司长期低水平运营,服务质量无法有本质的提高,形成了阻碍物业管理发展的“恶性循环”。而且许多企业存在着经济效益差,亏损严重等问题,使物业管理企业长期处于收不抵支、难以吸引高素质人才、竞争能力差、无发展后劲的状态。

为了使物业服务企业能摆脱经营上的困境,就必须在经营管理模式上有所完善、创新、突破。本文就物业服务企业多元化的经营模式,改善目前物业服务企业的经营现状,使其能得到长足的发展问题展开讨论。

一、物业公司业务扩展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物业管理市场蓬勃发展,社会对物业公司的需求不断扩大。据2008年年底不完全统计,我国物业管理企业已达20000家,从业人员达到几百万人。同时,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房地产市场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以往的中小型物业,发展成为大型、商住两用型、高档社区型等多形态的地产模块,这就使小区业主对物业管理的要求随之升高。而物业公司提供的服务能否满足业主的需求进而创造公司利润,成为摆在物业公司面前的一道难题,因此就需要物业公司从最初简单的常规服务扩展到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服务,以应对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提升自身服务的品质,以实现满足业主需求多元化与经营利润不断增长的双赢局面。

二、物业管理多元化经营的具体实施

传统意义上的物业管理,至今仍影响着物业公司的经营模式,“物业管理”这一概念,既是一个新生事物,却又拘泥于固定经营模式的一种产物。物业管理的核心就是“服务”,物业公司要满足业主不同的需求,并且把常规服务拓展到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服务,就需要物业公司在物业管理中实现两种规模化经营方式,一种是外延扩大再生产方式,表现为外接整体楼盘进行全委托管理,即管理面积的扩张;另一种是内涵扩大再生产方式,就是通过拓展服务范围、延伸服务领域来增加业务,例如开展代收代缴的收入、特约服务的收入、受托经营的收入和咨询服务的收入等。拓展途径为:①专业技术的对外扩张(如成立清洁、机电、消杀、专业公司等),向社会提供专业技术保障;②提供物业管理顾问、咨询、培训等;③各种形式的有偿服务和经营,如家政、中介租赁等等。

1、为业主搭建消费平台。作为全新的经营模式,网络推广不失为一个好方法,物业公司可以搭建一个整合各种资源的平台在餐饮、购物商场、专卖店、日常用品店等行业,找到口碑较好的企业,与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通过物业公司搭建的平台,业主在所加盟店中购物可以享受相应的折扣,这样既可以为企业提供相对稳定的消费群体,也完全可以通过这些企业对外扩大物业公司的自身影响力,并且在这期间物业公司可以得到相关的提成费用,或依托双方的现有资源做到优势互补,信息传递和广告在保证物业公司的经营收入的前提下,通过这个平台使得物业公司、居民、加盟企业都得到了相应的好处。与此同时,在社区网上增加一个新的板块,提供其加盟店的最新信息,供居民浏览参考,使居民可以最快的了解到加盟店的信息。

2、开办代购飞机、车船票等业务。对于部分商住两用型住宅或中高档社区的业主,由于其工作或生活的需要,可能需要经常性的往返于国内或国外,因此对机、车船票的购买要频繁一些。而社会上的专业票务公司良莠不齐,花费大量的时间买票、订票会占用一些经商业主的精力和时间。因此物业公司可以在获得有关方面批准后,在这方面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成立社区购票代办点或引进购票代办点,满足业主购票方面的需求,而且物业公司集体购票在时间和效率上会形成较大优势。

但是,物业公司并非专业的车票代购中心,同时,网上票务订购业务的兴起对该服务的形成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因此物业公司代售飞机、车船票等业务的开办比较适合大中型社区,小型小区居民数量相对较少,导致代购票务的业务相应减少。代购量的减少。一方面加大了物业公司与各个客运部门谈判的难度;另一方面,代购量不多将导致物业公司很难从中赚取一定利益,物业公司会考虑其中的机会成本而做相应的取舍,而大型的社区不存在此类问题。代购收益按照所在地的代购票务的市场价,制定略低于市场价的代购价。

由于国家严格控制,代购业务如果得不到批准,小区物业公司可以与铁路部门协商,在小区引进具有火车票出售资格的火车票票务中心或者由物业服务人员收集小区业主购买票务信息然后由物业公司去火车票售票点购买。

3、雨伞的免费发放。雨伞是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用具。赠送雨伞将在无形中帮助物业公司拉近与业主的距离。物业公司可向业主分批派发印有不同商品或服务的广告的雨伞。新颖独特的雨伞可以不仅提高的雨伞的使用率,达到良好的宣传效果,还能增加业主对物业公司的信任。

这种途径的赞助资金是物业公司通过与其他商家的谈判而取得的非物业服务性质的收入,所以这笔资金的所有权可以归物业公司所有并归其自主支配。

4、小区户外电子广告牌。电子广告牌可以图文并茂地传达信息,并具有滚动播放功能。物业公司可购买户外电子广告牌并安装在小区合理位置,用以预报天气变化、报告城市交通状况等信息,提醒业主出行时注意天气变化,选择好的行车路线等。同时,户外电子广告牌也是一种良好的广告媒介。物业公司可以在电子广告牌中引入滚动广告,以维持电子广告牌的正常运营,同时实现盈利。户外电子广告牌的使用很大程度上给予业主生活工作方便,拉近物业公司与业主的距离。

以上例子可知,物业公司扩展多元化业务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每一项业务的推出都需要把有关规定的限制、盈利点、困难和问题考虑充分。当然,物业公司还可以使用小区内的丰富资源进行业务上的扩展从而达到盈利上的多元化。

三、多元化经营带来更深层的思考

我国物业行业具有物业服务企业数量众多,经营和管理的方式相对落后的特点。尤其是针对住宅物业服务,由于科技含量少和服务手段的落后,许多方面的服务质量达不到业主的要求,继而产生业主拒缴物业服务费的普遍想象,物业服务企业为维持经营,往往选择采用提高收费标准或者降低服务质量以维持生存,导致许多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纠纷多、矛盾不断升级,形成恶性循环,直至退出项目。本文提出一种经营管理模式可以缓解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问的矛盾,并开拓物业公司在盈利多元化上的思路。具体的实施就是:

这种管理模式一方面是物业公司通过对小区内的业主共有资源的运营,如商业广告的;商机企业引进:如咖啡店营运等,通过不同的方式确定收益模式和收益途径。由此得到收益的渠道;另一方面,在进行此项运营活动之前必须与业主或业主委员会签订合约,得到对住宅物业共有部位运营的许可和盈利分配方案。从这两方面提前化解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存在的矛盾点。采用此种管理模式,必须从以下三方面进行事先详细约定:

1、约定共有资源的使用范围。所谓社区共有资源的使用约定,就是对物业公司使用的共有资源的范围进行界定,并由业主对物业公司使用共有资源的途径和方法提出建议并进行监督,明确哪些共有资源允许经营,哪些种类的经营可以进入小区,以保障小区业主的共有权益,防止物业公司过度使用公共资源,降低小区的居住舒适度,确保业主良好的居住环境。

2、建立合理的财务运作方式。建立合理的财务运作方式,主要控制点有三个方面:一是物业公司必须提前和业主约定对共有资源的经营收入中,用于小区物业管理费用占整个收入的最低比例,防止物业公司为牟取私利,过度利用社区资源或降低管理费用,从而激发矛盾。二是物业公司应该定期向业主公开收入来源信息,达到财务信息的共享,保障业主的知情权。三是对这部分收入的监督管理必须形成有针对性的财务监督制度,物业公司与业主委员会要保持及时有效地财务信息方面的沟通。

3、协商机制的预先制定。由于小区业主居住位置的不同以及各业主对生活环境的期望差异,共有资源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导致部分业主的不满,为了处理不同业主的意见及可能会出现的纠纷,所有的经营行为必须与业主委员会或业主代表达成高度一致,同时。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的协商机制,使双方在处理矛盾时有据可依。协商机制该如何制定,就需要针对小区特点进行磋商,这也是对物业服务企业管理运作能力的考量。

四、新型管理模式的优化

物业管理是服务行业,因此,服务水平的高低、服务技术的好坏、服务内容的规范,就成为业主评价物业管理水准的重要标准。但是,业主往往忽视了另一个方面,那就是“管理”也能够给业主带来巨大收益。物业管理的基本内容,就是对社区房屋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环境卫生和相关秩序。照这个概念看来,“物业”并不包括人,也就是说,物业管理主要的内容是管理物业,而非管理人。明白这个概念,我们就不难看出,物业管理的本质,就是针对物的管理。而由于所有的物都是由人使用,所以,物业管理更离不开对人的服务。物业管理在中国发展了二十余年,最初是作为房地产售后服务的特征而一直保留了下来,在借鉴了国外发达国家的“物权产业管理”等概念后发展而成。现今我国物业管理要想打破传统模式,发展创新,就需要引进多元化的经营和管理模式,而多元化经营和人性化的管理是一对双生子,彼此共通共融,缺一不可。

在物业多元化经营当中,由于很大一部分利益涉及到对物业小区共有资源的利用,例如需要使用电梯两侧张贴广告,利用墙体进行墙体广告等等。这部分的广告收益涉及到共有资源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会降低社区内业主的居住质量。

如何提高业主的居住舒适度,同时又能提高物业公司盈利水平呢?下面的利益平衡机制很能说明问题:

一方面,业委会可以很精确的限定物业公司对共有资源的使用范围和使用方式。这样就使其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之内,对业主的生活舒适度不会产生本质性影响。另一方面,物业公司在对共有资源进行多元化经营的结果是增加收入,这样,业主交纳的物业管理费将会有所减少,因而对经营的心理抵触就会减少,双方的利益在这一点上达到一致,就会减少因为物业管理费难以收取而使物业企业退出小区管理的现象。第三,共有资源的合理利用,也可以为本小区内的业主提供生活上更多的便利、便捷,有利于提高居住质量。

物业管理作为一种无形服务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而这些特点要求物业服务企业最好能够提供长期稳定的持续服务:①综合性,物业管理服务不仅包括物业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而且包括对物业管理区域内绿化、清洁、交通和公共秩序维护等内容,服务内容复杂;②持续性,与一次不同,物业管理服务的提供是一个持续的不间断的过程,物业服务企业必须保证物业共同部位的长时间完好和共用设施设备的全天候运行;③稳定性,严格的不动产登记制度和物业产权变更的高昂成本,使得物业服务业与其他服务业相比,业主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需要双方就物业的保值增值更好的沟通和协商。

第3篇

在作毕业设计的这段时间,我按照预期进度安排,在老师、同学还有建筑公司的同事们的指导帮助下终于完成了设计任务。设计初期,我复习了《结构力学》、《钢结构》、《钢筋混凝土》等课本所学知识,查阅了《建筑设计规范》《荷载规范》等规范。在设计中期,利用所学专业知识进行建筑、结构设计。设计后期,主要进行图纸的绘制。

毕业设计是对函授本科所学知识的综合应用,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训练。透过毕业设计,我复习了以前在课堂上学习的专业知识,学习和体会到了建筑结构设计的基本技能和思想。我深刻的认识到:作为工程师,就应具备严谨的科学态度,本着建筑以人为本的思想,力求做到安全、经济、实用、耐久、美观;设计过程中,就应严格按照建筑规范的要求,同时也要思考各个工种的协调和合作,还有建筑周边环境的考虑等等。这些就要求工程设计人员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不仅仅要抓住建筑结构设计的主要矛盾,同时也要思考一些细节的问题。在毕业设计的过程中,我深刻认识到规范是设计的航标,务必多思考、多体会,在设计中严格遵守规范要求,同时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更加注重对建筑规范的学习,不断加强对建筑规范的理解,只有这样,才能较少错误的出现。

“三人行,必有我师”。在毕业设计的过程中,我与同学们相互学习,注重交流。遇到很多设计上的问题,我都做到不耻下问,不断向优秀的前辈们学习,得到了他们的很大帮助,同时自己也学习到了很多专业课堂上面没有学习到的实战经验。脚踏实地,认真严谨,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不怕苦难、坚持不懈、吃苦耐劳的精神是我在这次设计中最大的收益。我想这是一次意志的磨练,是对我实际潜力的一次提升,也会对我未来的学习和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通过两年多的本科函授学习,我学到了很多土木工程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有了较快掌握一种新事物的能力,建筑专业知识是我之前从未接触过的领域,不仅对我工作有很大的帮助,也提高了我相信继续努力必能成功的自信心。在思想觉悟上,我对自己始终有较高要求,能用科学发展观来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能清醒的意识到自己所负担的社会责任,对个人的人生理想和发展目标,有了更加成熟的认识和定位。毕业设计的写作是对两年多函授知识的实际运用,包括工程力学、岩土工程、结构工程的基本理论和知识,还有工程制图、工程测量、结构设计和施工等方面。在毕业设计的过程中,不仅巩固了我的这些专业知识,还使我掌握了文献检索和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第4篇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阐述了服务营销的基本概念,医疗服务营销也是服务营销的一种,它有其自身的一些主要特征,本文列出了一些实施服务营销的理念和措施并分析了现在医疗服务营销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为医院建设发展提供借鉴。

一、服务营销的基本概念

在服务营销文献的研究中,Fisk等(1993)对1992年以前的服务营销文献进行了回顾,发现1986年以来,服务营销的实证和理论研究的严密性不断提高,服务营销研究的主题主要包括:

(1)服务质量:关注企业中全面质量管理及顾客满意度,并为评估服务质量设计模型和测量工具。

(2)服务接触/服务经验:研究的重点是顾客与服务企业雇员之间的相互作用。

(3)服务设计:研究成果以服务蓝图和服务路径图为主。

(4)顾客保留和关系营销:关注企业如何吸引并保留顾客。

(5)内部营销:将雇员视作顾客的观点。

服务营销理念的基本属性如下:

(1)服务营销是一种关系营销。营销的核心概念即交换,就是企业内部关系及外部各子系统、环境的关系。培养其亲和感、归属感,满足其高层需求以期建立长期稳定的良好关系。

(2)服务营销是一种参与营销。企业要参与顾客消费,顾客参与企业的若干经营环节或自我选择、自我服务。

(3)服务营销也是文化营销。服务精神强调了人性化、文化性特点,必然要求有一种强大的服务理念为内核的企业文化作统领和底蕴,以形成良好的企业形象,品牌形象。

二、医疗服务在医院的实际应用

医疗是一种特殊的服务行业,所提供的产品就是满足社会民众不同层次需求的健康和医疗服务。随着我国医疗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及医疗机构产权结构的深刻变革,新一轮的医疗行业竞争将愈演愈烈。今天,人民群众对健康和医疗的需求,无论从观念上、物质和精神层面上都有了新的内涵。

1.医疗服务的主要特征

(1)医疗服务的无形性。无形性即:病人在购买治疗服务之前,无法肯定他们能得到什么样的服务。这一特点决定:其一,无法在客人消费之前直观地展示服务产品,以及使用价值,这就加大了商家与其潜在顾客进行有效沟通的难度;其二,顾客在购买产品之前既无法看到,也不能试用,无法预期其消费效果,不能预计其成本与效益,从而加大了顾客的购买风险。

(2)医疗服务的直接性。医疗服务的直接性即服务的生产与消费是同步进行的,医务人员提供服务的时候也是顾客在消费服务的时刻。因此,医疗服务活动、医务人员、患者三者的协调配合是提高医疗产品质量的重要条件。而医务人员与患者的即时产生和即时消费受客观条件、医务人员和患者的生理,以及心理等方面的影响,因此,即时生产和即时消费的产品质量具有不稳定性,从而加大了患者的消费风险。服务人员应树立服务营销观念,在服务过程中,尽量降低患者的消费风险,提高医疗单位的声誉。

(3)医疗服务的差异性。把服务当作产品是建立在顾客观念的基础上的,但由于在同一时间、地点,不同的客人有不同的需求,而在不同时间、地点,同一客人的需求侧重点不同,服务产品与宾客需求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另外,服务人员也会由于个人的情绪、意外情况、即时需求等不能提供同一标准的规范化服务。

2.医疗服务的营销理念

(1)切实贯彻以患者为中心的营销理念。患者营销理念是以“患者的需求都是不同的”、“产品或服务最终要满足顾客的需求”为理论基础,以顾客的消费心理、行为日益成熟,日益多元化、差异化、个性化为市场基础的营销模式。奉行人性化医疗服务也是现代化医院管理的基本理念,对医院来说就医环境、诊疗流程、医患接触和沟通交流,均应充分体现人性化的氛围。医务人员的行为仪表、周到热情的生活关怀、亲切温馨的语言交流和精神安慰,以及医院内部卫生环境、诊室病室的色调、光线等都应充分体现一种人文的呵护和人性的关爱。让患者感受到一种踏实的归属感,使患病的躯体在这种人文的环境中得到休养生息;另一方面应着重体现在对患者人身权利及人格的充分尊重与平等。首先病人及家属应该具有对病情、诊疗措施及方式的知情权、选择权,通过建立医护人员与病者之间的信息通道,让病人及家属分享对疾病诊疗方面的信息。人性化服务亦包含个性化服务和心理护理,注重每一患者情绪变化和情感需求;应该是具体的和面面俱到的服务,针对不同个体突出人格人性特点进行情感关怀。如何探究病人心理特性及个体差异,在此基础上因人施教,解除病人的心理障碍及负担,是心理护理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2)树立内部营销服务的观念。单位内部人员都必须把自己视为其他同事的顾客(例如海尔下道工序是上道工序的客户一样)。如果员工没有把彼此当成顾客,并且没有像团队一样有效率地合作来协助满足彼此的需要,内部品质和服务都会受伤害,而外部顾客最后也将蒙受其害。因此,内部顾客观念常常被用来对企业员工推销服务理念与正确的价值观。一流的企业往往借助内部顾客观念使“顾客至上”深入员工心里,理所当然地视之为自己的职责。

(3)提供知识化的服务。医院应该是知识技术密集型的服务行业。医院在对患者医疗服务过程中,如何营造知识服务环境是现代医院面临的一个课题。首先知识服务是社会和广大患者的需求;此外知识服务也是医院参与医疗市场竞争,完善服务功能所必备的条件,同时知识服务还是现代医院社会公益价值的体现。所以有远见的医院管理者应将医院内的知识服务融于医疗服务的内涵之中,并贯穿整个医疗服务的始终,以知识服务为载体;彰显医院人文和科学知识的风采。患者在患病期间渴望获得防病治病知识,通过人性化、个性化健康知识传播,实现医方与患方的深刻沟通和互动,达到患者与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的默契合作。有利于患者身心的康复并建立真诚的友谊和信任,也为医院赢得了永久的忠诚客户。

(4)注重服务的有形展示。医院应该注重医疗服务的有形宣传,给患者一个更加放心的有形环境,促进医患交流。例如可以通过发放健康教育知识手册、建立门诊及病区信息宣传栏、创办医院特色报纸宣传医院政策和提供疾病预防知识、应用闭路电视播放疾病防治专题讲座及医学科普宣传专题片、根据不同地区的疾病谱分类及慢性病流行特点定期进行面对患者及家属的疾病专题及健康教育讲座等方式给患者一个更加立体、形象的医院。中国其他服务行业也推行有形展示,如海尔空调安装人员自带鞋套、无尘安装、安装完毕10分钟内必定有电话回访等等这些服务的有形展示都给顾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超级秘书网

三、挑战与措施

加快医疗服务业发展,提高医疗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中国政府近年来十分专注的国计民生问题。但此间国内专家研究却表明,10多年来,我国医疗服务业的增长却不符合上述导向和预期,明显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更低于美国等西方高度发达国家60%~75%的一般标准。

1.挑战

中国加入WTO后,境外医疗服务大鳄也纷纷涉足大陆市场抢占先机。并且,我国将在加入WTO后,会逐步放开一些医疗服务市场。同时,对外商设立合营、合资医院的数量、地域、股权等限制也将有所宽松,这无疑将会对我国医疗服务业产生巨大的挑战。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服务营销理念的挑战。

(2)服务营销规模的挑战。

(3)服务营销创新方面的挑战。

2.措施

虽然外资企业在中国开展医疗服务营销具有相当大的优势,但他们的营销理念、营销方式及模式等的本土化,则还需一段时日,这为我国医疗服务业迎头赶上提供了机会。我国各级医院要迎接挑战,化挑战为机遇,可以采取下列对策:

(1)树立顾客满意和关系营销观念。

(2)加强服务产品创新。①创造服务新需求。②开发服务新产品。

(3)实施差异化策略。差异化策略的实质是创造出一种能被感觉到的独特服务,实现差异化有许多形式,主要包括医院品牌形象、顾客服务、服务产品等。

(4)实施内部营销。为成功地开展内部营销活动,医院应做好下列工作:①认真挑选并训练医务人员。②不断了解内部顾客的实际需要,关心他们的个人发展,以提高医院的凝聚力。③服务行为一致化。④建立高效的绩效评估系统和奖励系统,强化激励机制,教育和激励员工不断提高服务水平。

(5)增加服务的有形性,实施服务的实体化策略。通过创造良好的服务环境和气氛,建立顾客对企业形象和服务质量的认识,使顾客感到兴奋和惊喜,从而提高顾客对服务的满意度。

参考文献:

[1]田志龙戴鑫戴黎樊帅:服务营销研究的热点与发展趋势[J].管理学报,2005,(2):217

[2]杨洪昌刘金星:服务营销理念的再思考[J].商业研究,2000,(3):120

第5篇

关键词:新税收制度;建筑业;应对

2009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中国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新《暂行条例》、新《实施细则》),原来关于建筑业营业税的规范性文件已失去了法律效力,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依各自的权限于2009年上半年相继下发文件对原有文件进行清理。

相对于1994年1月1日施行的老《暂行条例》和老《实施细则》,新《暂行条例》、新《实施细则》在建筑业营业税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其中最主要的是调整了建筑业营业税的计税依据,相当一部分建筑业的纳税人不能系统掌握新条例的政策精神,从而面临较大的税收风险。对建筑业来说,应当重点关注以下五大税收政策变化:

1从事货物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在提供建筑业劳务过程中使用自产的建筑材料及安装设备的,应当就货物和劳务分别缴纳增值税和营业税

新《实施细则》第六、第七条规定:一项销售行为如果既涉及应税劳务又涉及货物,为混合销售行为。对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者零售的企业、企业性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包括以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者零售为主,并兼营应税劳务的企业、企业性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在内)的混合销售行为,视为销售货物,不缴纳营业税;其他单位和个人的混合销售行为,视为提供应税劳务,缴纳营业税。但以下两种情况除外:①提供建筑业劳务的同时销售自产货物的行为;②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

从新《实施细则》的规定可以看出,提供建筑业劳务的同时销售自产货物(属于列举的范围)的混合销售行为,应当分别核算应税劳务的营业额和货物的销售额,应税劳务的营业额缴纳营业税,货物销售额缴纳增值税不缴纳营业税。这比旧规定少了资质和合同签订方面的要求。根据国税发[2002]117号文规定具备建设行政部门批准的建筑业施工(安装)资质,且签订建设工程总包或分包合同中单独注明建筑业劳务价款的纳税人,才能按混合销售分别纳税。

对于《实施细则》的规定可以这样理解与把握:混合销售行为的流转税不是“一刀切”,既不是一律全额征收增值税,也不是一律全额征收营业税。建筑业的纳税人,不论是否有建设资质,在计征营业税时,均不包含货物的销售额,在计征增值税时,均不包含建筑劳务收入。所以,存在混合销售行为的建筑业纳税人,应设置不同科目,将工程项目中的应税劳务收入和应税销售收入分开核算,按各自税率分别计提与缴纳营业税、增值税,避免核算上的错误加重自身税收负担,并给企业带来纳税风险。

2工程总承包人不再是营业税的法定扣缴义务人,总承包人按扣除分包价款后的营业额差额纳税

老《暂行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建筑安装业务实行分包或者转包的,以总承包人为扣缴义务人,而新《暂行条例》将些项内容删除。新《实施细则》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纳税人将建筑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的,以其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其支付给其他单位的分包款后的余额为营业额”,第六条规定:“取得的凭证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的,该项目金额不得扣除。”

这是对建筑业总包人的税务规范。新《暂行条例》在纳税义务方面已经解除了工程总承包人的法定扣缴义务。建筑业的总包人不再被法定为分包人的扣缴义务人,省去了代扣代缴税款环节,由分包方自行于劳务发生地缴纳税款。总包方差额纳税的方法在老《实施细则》也有相应的规定,前提都是取得合法凭证。所不同的是新《实施细则》规定只有总包方发生分包业务可以差额纳税,其他企业的再分包业务应按取得收入全额缴纳营业税,因为转包属于法律禁止的行为。新《实施细则》还删除了老《实施细则》对“转包”的相关规定。

为应对上述税收政策的变化,建筑企业应加强分包合同的管理,约束分包方层层再分包行为;应加强发票管理,监督分包企业及时开票,已进行分包结算的要确保取得分包发票,以便取得合法凭证进行差额纳税。此外,作为总包方的建筑企业,在理顺下游分包方的业务的同时,要处理好向建设方开具总包发票的金额及税款计算问题,防止出现不合理开票现象。例如总包工程款为100万元,其中分包为40万元,如何开具发票更合理?正确的处理模式应为:总包人向建设单位开具100万元的发票进行工程结算,分包方向总包方开具40万的发票进行分包工程结算,然后总包将分包开来的发票进行营业额抵减并申报纳税,也就是说,总包开100万元的发票,但计税依据只有60万。

3工程总承包人全额纳税后,分包人或转包人仍应当就分包或转包收入缴纳营业税或增值税

新《实施细则》规定:未提供分包人或转包人发票的工程总承包人应全额申报缴纳营业税,但总承包人的纳税并不能抵销分包人或转包人的应纳税款。提供建筑劳务的分包人或转包人仍应按营业税法规定,就其提供建筑业应税劳务所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依法申报缴纳营业税。

这是对上述第二点变化的延伸与强化,主要是对建筑业分包人进行规范。通过总分包间的业务关系,用总包单位的利益来约束分包单位合法取得发票,堵住税收漏洞。

为应对税收政策的这个变化,作为分包方的建筑企业应严格执行主管税务机关对于分包发票开具的规定,防止开具的分包发票不规范被总包单位拒收,既影响工程款的结算又造成税款损失。作为总承包方的建筑企业在结算时应认真审核分包发票的各项信息内容,特别是工程项目信息内容,防止取得不能抵扣的分包发票。例如,河北省地税机关要求从2010年4月1日,超过50万元的工程项目要进行项目登记,生成全省唯一的15位数字组成的工程代码。若该工程存在分包,则分包单位必须在该登记项目下注册,在上述15位代码基础上再生成4位数字组成的工程代码,用来代表分包信息。总包单位取得的分包发票如果不符合上述规范,将不能抵扣,全额纳税。

4建安企业外购设备计征营业税时,不允许从计税营业额中扣除

原政策即《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3]16号)规定:“通信线路工程和输送管道工程所使用的电缆、光缆和构成管道工程主体的防腐管段、管件(弯头、三通、冷弯管、绝缘接头)、清管器、收发球筒、机泵、加热炉、金属容器等物品均属于设备,其价值不包括在工程的计税营业额中。其他建筑安装工程的计税营业额也不应包括设备价值,具体设备名单可由省级地方税务机关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列举。”也就是说,对列举范畴内的设备,不论是由建设方提供的还是由施工企业购买的,均不组成承包人营业税的计税营业额。而新的《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六条明确规定,只有建设方提供的设备的价款不征收营业税。由施工方提供外购设备的,属于混合销售行为,应根据新《实施细则》第六条的规定来处理。

为应对税收政策的这个变化,建筑企业在签订合同时应加强与建设单位进行沟通,讲解税收政策的变化,在不影响甲供材料总金额的情况下,争取让建设方多提供设备,少提供消材,以获得最大的税收优惠。

5预收工程款发生纳税义务

对于建筑安装业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财税主管部门先后下发过两个文件进行明确:一个是《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若干征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4]第159号),另一个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建筑业营业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6]177号)。财税[2006]177号文规定,建筑安装合同中明确规定付款(包括提供原材料、动力和其他物资,不含预收工程价款)日期的,按合同规定的付款日期作为营业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对预收工程价款,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工程开工后,主管税务机关根据工程形象进度按月确定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而新《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规定:“纳税人提供建筑业或者租赁业劳务,采取预收款方式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预收款的当天”。即从2009年1月1日起,建筑施工企业尚未开工时收到的预收款项以及开工后收到的预收工程款,在收到的当天即发生纳税义务。

为应对税收政策的这个变化,建筑企业应改进营业税的提取计算方法,在计算确认本期应纳税营业额时,增加考虑本期新增的预收款,并注意抵减前期已经计算缴纳营业税款但在本期确认为收入的预收款。

参考文献:

[1]李明.《新税制下建筑业纳税会计与纳税筹划》.中国市场出版社.2010年.

第6篇

论文关键词:金融成长,国际贸易中心

荷兰是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权国家,构建了第一个现代意义的金融体系,加快了其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本文以荷兰金融与产业成长历史为线索,分析荷兰成为超级大国的基础和根本原因所在,从而揭示金融成长如何保证和加快产业成长,为我国发展提供借鉴。

一、农业商品化、工场手工业规模化与商人资本

(一)农业商品化与“商品农”

荷兰独立后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导致农业的分工和专业化以及商品化,各地因地制宜发展专业化农业生产,农产品的商品率相当高国际贸易论文,成为欧洲国家粮食的重要供给国。荷兰弗里斯兰的哈姆马农产品的商品率甚至达到92.3%,1572年由于弗里斯兰经历战争商品率下降。

在沿海地带渔业成为重要产业,与当时其他国家不同,荷兰的三大渔业(鲱鱼、鲸鱼和鳕鱼业)不仅仅限于捕捞,而且还进行加工、包装或提炼,渔业成了一种工业。荷兰省北部岛屿以及荷恩与阿姆斯特丹之间地带17世纪上半叶从事海上渔业加工的乡村男劳力占其总数的50%[1]。1562—1657年出口到波罗的海的鲱鱼中75%是荷兰运输,1661—1720仍占60%,此后比重大幅度下降,1730—1740,荷兰一国要占欧洲全部鲱鱼年产量的1/2以上。

农产品、畜产品和渔业从生产、加工到销售已形成大规模商品生产,高产量、高商品率和众多的从业人员说明荷兰的农业已突破传统生产方式,农业已形成一种产业,支撑着荷兰经济强国的基础。德·弗雷斯(1971)[2]总结认为,荷兰乡村经济转变的主要特征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农”的形成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作为前向联系,农产品的商品化维系着为之服务的运输和市场网络。凭借繁密顺畅的流通渠道,乡村农产品贸易不仅遍及国内,而且扩大到国际,成为荷兰庞大商业帝国机器运转的“基本剂”。作为后向联系国际贸易论文,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刺激了人们对于土地开发的投资兴趣,推动了作为农业生产资料的肥料和饲料的贸易扩大,促进了乡村手工业的兴起和教育的兴办。直至整个18世纪,荷兰农业始终在欧洲保持了最先进的生产水平。

(二)工业与金融业的形成

纺织业特别是呢绒工业是荷兰的第一支柱产业,已形成生产的大众化,而且纺织业的结构调整(如新呢绒生产取代旧呢绒生产)使荷兰保持着持续的优势。至17世纪,来登成为欧洲最大的毛纺织中心。

国内工业中居突出地位的是造船业。在17世纪初期造船业已成为荷兰居第二位的支柱产业。政府兴建的国内四通八达的运河和造船业的大型化、机械化使荷兰水上运输趋向经济化——运输成本低廉化。造船业既为荷兰的海外贸易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又为荷兰国内经济飞跃提供了基础,促进了荷兰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形成和发展,同时推动了海上贸易在全球范围的兴起。

(三)商人资本与农业、工业成长

在农业、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成长过程中,商人资本起着重要作用。在经济发展起始阶段,由于经济规模较小,商人资本和产业资本采用正式或非正式合作方式,通常融为一体。当荷兰农业商品化、工场手工业规模化迅速扩大时,产业成长的预期收益吸引更多商人资本流向农业和工业,由于商人资本具有雄厚的资金、专业的商业技能,从而逐渐控制了生产和销售的全部过程;同时,与商人资本早期实行合伙制的原有生产者逐渐丧失生产资料国际贸易论文,沦为工资劳动者。产业资本的增加进一步加强了农业产业化和工业的发展,即产业成长。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专门从事农业、制造业的产业部门和专门为产业融资服务的金融部门。

二、现代金融制度的建立与国际贸易中心的确立

(一)现代银行制度与对外贸易

农业商品化和工场手工业规模扩大以及造船业的经济化促进了荷兰的对外贸易,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大内在地要求金融机构为之提供便利的国际贸易支付体系。在威尼斯银行业模式基础上建立的金融机构框架已不能使支付体系顺畅、有效。此时,1609年建立的阿姆斯特丹银行进行了一个划时代的改革——银行券代替硬币,同时要求进出口商在该行开立账户,600弗罗林以上的支付必须使用汇票。“银行券的发行与流通是金融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是金融对经济推动作用产生一个飞跃的转折点,最初发行是为了节约金属铸币和在支付体系内提高效率,但却为后来信用货币制度的建立做了重要尝试,开辟了通过创造廉价货币以促进经济发展的道路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1]阿姆斯特丹银行的业务创新对荷兰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提高了支付效率,这是其最初的目的,而且事实也达到了预期目标。更为重要的是支付的便利吸引了更多的其他国家的商人在阿姆斯特丹银行结算,既带来了资金,也使阿姆斯特丹由一般的商品集散地演变为国际贸易中心。第二,信用工具的产生大大满足了产业成长所需资金。农业商品化和工场手工业规模的扩大,使得仅依靠内源融资不能满足产业成长的需要国际贸易论文,传统的银行借贷既受资金来源约束,也有筹资成本过高的影响。信用工具的产生使得货币乘数作用出现,从而为产业成长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对外贸易迅速成长为荷兰的支柱产业。第三,降低了筹资成本。银行业务的创新大大便利了资金的借贷,也促进了银行业的竞争,大量银行聚集在阿姆斯特丹,使得银行的借贷利率比欧洲其他国家要低几倍,低利率贷款为产业扩大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有力支持。正如马克思所言:“在荷兰,商业信用和货币经营已随着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而发展,而且在发展过程中,生息资本已从属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这一点已经表现在利息率的低微上”[2]。

(二)证券市场与贸易垄断

海外贸易的迅速成长激发荷兰人纷纷组织贸易公司,同时带动了银行业和保险业的扩大,产业成长(海外贸易)大于金融成长,资金需求成为瓶颈;同时荷兰在早期实行的合伙制贸易方式问题凸显:这种具有短期行为特征的贸易方式与荷兰迅速壮大的海外贸易不相匹配。为解决长期资金问题,1606年荷属东印度公司成立之时即发行了世界上第一张股票,这张股票让荷兰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辉煌。该公司采用股份制向全社会募集资金,有的股东只有几十个荷兰盾,表明股份制在荷兰已成为普及的筹资和投资方式。1608年国际贸易论文,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建立,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股票交易所。尽管只有联合西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股票在此交易,另外还有政府发行的各种类型的债券(更多股票和证券交易在非正式市场交易),这个市场却拥有成熟的交易技术,包括期权和期货合约的使用。阿姆斯特丹是当时欧洲的商业中心,与此相匹配,该交易市场成为国际股票市场的中心。——17世纪荷兰资本积累比欧洲各国的资本总和还要多,对外投资比英国多15倍。投资于欧洲、东印度和美洲的外国债券的资金超过3.4亿荷兰盾。英国国债的很大一部分由荷兰人持有,每年有上千万荷兰盾的利息收入[3]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更为重要的是17世纪中叶的“金融革命”——各省从向商人—银行家借款转为直接向富人出售国库券。阿姆斯特丹成为当时欧洲最著名的短期和长期信贷供应者,成为一个规模空前的国际金融市场。

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为对外贸易提供了丰富的资金,也解决了企业所需的长期资金问题;同时,证券市场的大众化使得金融成长快于产业成长,从而保证和加快了现代商业(海外贸易)的成长。.

股份制帮助荷属东印度公司打败英属东印度公司,奠定了其贸易垄断地位;证券交易所和阿姆斯特丹银行的建立为对外贸易提供了雄厚的资本和便利的支付体系;资金的自由流动使阿姆斯特丹成为资金的集散地:一方面,现代金融制度的建立和金融工具的创新使国际资金大量流向阿姆斯特丹,另一方面,发达的金融体系又为荷兰和其他国家提供了廉价而便利的资金来源。金融成长把广大居民购买力的利益和产业成长(海外贸易)直接结合起来,促进了荷兰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荷兰成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同时国际贸易论文,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至此,现代金融制度已成功帮助荷兰确立了国际贸易中心,金融成长和产业成长进入成熟期。

三、资本自由流动与产业衰落

海外贸易汇集的大量财富和诸多物产,源源不断流入荷兰,进而转化为巨额商业利润和资本,至17世纪中期,荷兰已成为世界商业霸主。然而,曾促使阿姆斯特丹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资金自由流动,出现国内资本脱离产业转向借贷资本,贷款回收的困难和泡沫经济的破灭,动摇着其金融体系的稳定。

首先,转口贸易的兴盛改变了商人资本的性质。商人资本原为获取商业利润而参与并逐渐控制国内产业生产,当转口贸易变得更为有利时,商人资本便倾向于进口而非制造,资本则由产业资本转向商业资本,显然阻碍了国内产业进一步成长。由于转口贸易的特殊作用,以阿姆斯特丹为首的商业城市,期望靠转口贸易扩大财富国际贸易论文,无视国内工业成长的根本利益,激励政府实行低关税,对国内工业放弃保护,也就意味着对国内产业成长的阻碍:海外贸易脱离国内产业成长,失去交换的基础;放弃国内工业保护,也就意味着商品生产国商品竞争力的提升和直接贸易的兴起,荷兰的转口贸易失去依托。商业资本在荷兰商品经济发展中不是逐步让位于工业资本,而是使工业资本越来越屈从于自己,这一演变趋势与西方近代资本结构演变的总趋势恰好相反[4]。

其次,金融成长脱离国内产业成长,失去基础和载体。金融业在促进海外贸易迅速成长的同时,荷兰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然而至17世纪后期,荷兰资本更多用于对外借贷而非国内产业投资。荷兰金融业的高度发达具体表现在利息率的低微上,而同期其他国家的利息率则是荷兰的几倍。由此不仅导致商人资本从产业资本转向借贷资本,而且促使商人(尤其是大商人)在国内低息借贷,国外高息放贷,进一步加剧国内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减少。

第三,银行坏账形成金融危机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到18世纪末期国际贸易论文,荷兰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已由商业资本主义演变为借贷资本主义。对外大量放款为荷兰赢得了金融资本家的美誉,然而对外放款的对象:一是外国政府、君主,一方面增强了外国的军事和工业实力,另一方面战争使得大量贷款成为坏帐,严重影响着荷兰的金融业;二是对外金融投机,到17世纪下半叶,其影响超过对外贸易。1758年,荷兰商人购买的英格兰银行、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股票占这些股票总额的1/3[5]。南海“泡沫事件”导致投资者损失惨重。坏账的形成和商人资本的损失大大降低了荷兰的金融竞争力。各种投机活动导致一系列银行破产倒闭,引发1763年的金融危机。

四、启示

1.产业成长是现代金融体系形成与成长的基础

农业、工场手工业、海外贸易等产业的兴起增加了融资需求,银行券、汇票、期权、期货、国库券等金融工具创新蓬勃发展,证券交易所、阿姆斯特丹银行、非正式交易市场等现代金融体系产生,产业成长引致金融成长;另一方面,金融成长又为农业、工场手工业、海外贸易等产业提供充足的资金,进一步促进产业成长,在这一过程中金融业本身得以成长。

2.现代金融体系保证和加快了海外贸易的成长

阿姆斯特丹银行建立的支付制度第一次显示了现代金融制度的威力,促使阿姆斯特丹迅速成为国际贸易中心;荷属东印度公司发行的股票既保证了企业长期生存,又促使荷兰海外贸易迅速获得垄断地位;资金的自由流动促使阿姆斯特丹成为国际资金的集散地。因此,银行券、国库券、股票等金融工具的创新、银行制度和证券市场等金融制度创新既保证和加快了国际贸易中心的确立国际贸易论文,又促进了金融业自身的成长,使荷兰保持了一个多世纪的世界霸权。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荷兰是“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3],或如亨利?塞所言荷兰是“商业和金融资本主义的象征” [4]。

3.金融成长与产业成长必须保持合理关系

金融成长以产业成长为基础。“郁金香事件”显示了泡沫经济的危害,此后历史上多次的泡沫经济与此都有相似之处——金融成长脱离产业成长必然带来泡沫的破灭;“南海事件”表明资本自由流动的负面效应,美国历史上也多次发生外国投资者遭受巨大损失的金融危机。因此,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成长超过产业成长所需以及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危害已引起各国关注,尤其是拥有外国巨额证券资产时更应引起重视,国家金融安全成为政府的职能之一。

作者:史恩义 男,1967年8月生,山西襄汾县人 工作单位:山西财经大学国际贸易学院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投资

学位:经济学博士

参考文献

[1].范?德?沃德.乡村史系学报与荷兰乡村史的研究[J].欧洲经济史杂志,1971,31(1):236.

[2].德?弗雷斯.黄金时代荷兰的乡村经济1500—1700[J].经济史杂志,1971,31(1):266-267.

[3].唐晋.大国崛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26.

第7篇

关键词:职业教育学;职业教育研究;起源

一、概论

按照Schlieper的观点,这里职业教育学应理解为“职业教育的科学”这一大概念(Schlieper,1963),即其涵盖经济教育学、技术教育学、农业教育学等领域。职业教育学是教育科学中,就人们在获取就业和生存的资格与能力并使其在社会公众生活中采取对社会和生态负责任的态度的过程之前提与条件、目标、可能性与现实性进行科学研究的子科学(Lipsmeier,1978)。职业教育研究的是“对完成组织化的工作过程有意义的专业资格以及人格的与社会的态度和定向之获取的条件、过程和结果” (Senatskommission,1990)。

根据对职业教育过程中关于“职业”结构的传承力(Tragfaehigkeit)的最新讨论(Lipsmeier与 Rauner的论争,1998),必须将其严格地定义为:“能力本位的工作过程”。

如果人们要建立一个严格的科学概念和一个同样严格的研究概念(按照Beck的观点,是生成“基于真理要求的经验上可测量的”陈述,Beck,2003),就要对基于职业教育学的职业教育研究进行简要深入地分析。而要恰当地正确估计职业教育在其理论反思和理论导出特征方面的社会化建构过程的价值,就要以一个广义的研究概念为基础。这一概念涉及重要和透明的范畴、原理和前提的建立等已有知识的系统化、对职业教育的理论反思、经验数据的收集与分析、应用恰当的方法对这些知识进行的完形(Vervollstaendigung)与扩展以及对职业教育实践的反思性处理,总之要在考虑有效性的情况下确保结果的客观性与可测量性原则(Senatskommis- sion,1990;Rosenthal,1977)。

尽管对“研究”的理解相当开放,但从研究的观点来看,许多职业教育学的著作和文献,例如程序化的设计(如1969年德国教育审议会Deutscher Bildungsrat的学徒建议)、教育政策或教育理论的方案 (如1901年凯兴斯泰纳的应征论文)以及实践(praxeologisch)开发成果(如1907-1911年普鲁士教学计划的颁布),都不会被视作研究。这些有着重大作用的历史文献可以被研究(如诞生史或作用史),但不是研究的结果(Kell,1999)。

这里提到的起源,研究的广义概念要求追溯职业培训的历史,而不能只从1900年随着职业学校教师培养的学术化(首先是经济教育学的教师)形成的科学的职业教育学的建立算起,也不能只从1969年《联邦职业教育法》关于职业教育研究的官方决定算起(原《联邦职业教育法》第60-72条)。为此,正如 Dobischat/Duesseldorf(2002)所说的那样,对按照机构分类的研究的描述,特别是对职业教育学以外的,亦即以其他学科和多学科的方式进行的职业教育研究(如van Buer/Kell/Wittmann,2001;Senatskom- mission,1990),应有一个界定。尽管如此,考虑职业教育与社会背景的联系,这里所提及的职业教育研究的起源跨越了传统的科学分工以及基于此而对职业教育学的诠释。

职业教育,或者简要地说对社会所需工作的正规或非正规的培训,自古以来其主要目标就是才能 (Tuechtigkeit)和应用(Nuetzlichkeit)。但大约首先是在传授手工技能的培训过程被简化(reduzieren)后,就不再仅仅局限于满足社会存在的观点,而是追随由此产生的社会目标。手工业界,这一数百年来在职业教育措施方面占统治地位的主办者强调,至少自中世纪行会职业教育开始,对职业教育就有一个深入的教育学理解:学徒培养不能只将学徒引入行会的工作世界,而且还要引入其生活世界,同时这也意味着,它还承担着社会的和教养的任务。手工艺领域里的学徒漫游以及商业领域里的国外培训,都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Bruchhaeuser,1989)。

行会作为一个跨职业利益与就业利益的社会机构,不会只把培训任务局限于后备力量的培养,以补充因社会运转(Betriebsamkeit)而空出的工作岗位,而必须在社会的、经济的、技术的和政治的背景下对这些工作岗位进行符合逻辑地观察。

二、早期(前工业化时期)的职业教育研究

自中世纪早期开始,倘若存在相应的教育科学和社会科学,就会有基于职业教育学的职业教育研究。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行会在重商主义政治的框架内更多地与国家(Staatsraison)发生紧密联系时,早期的经济学、政治学、国家学和法律学只着眼于职业教育的问题与困难(Stratmann,1967)。手工业律师Adrian Beier是第一个按照教育学观点从事研究的人,$tratmann在职业教育学的讨论中提到他 (Stratmann,1967;Stratmann,1993;Beier,1683)。

属于早期的职业教育研究者,即首批系统的、具有比较强烈描述定向的学者有:Amman(1568), Sachs(1568),Garzoni(1585,1641),Weigel(1698)和 Marperger(1704)。还有前工业化时期商务类学校的创立者Paul Jakob Marperger(1656-1730)及其1723年发表的论文,Johann Gott_fried Gross(1703—1768)及其论著(1739),他们在商业职业教育其他一些学习地点建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才出现(Bruch- haeuser,1989)。Ortloff在1799年发表的论文也属于基于职业教育学的职业教育研究。

这同样适用于自中世纪以来行会的许多分析以及关于帝国手工艺条例(1869-1871)和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职业建构”,直至1972年的职业教育基础年折算条例,一方面涉及不断磋商着且从未最终解决的国家标准政策和教学论问题,另一方面也涉及职业“亲缘”(Verwandtschaft)关系(Stratmann, 1967)。这里只列举了一些重要的驿站(Station)。

Kell强调,对人类工作及对工作准备的“后思考”(Nachdenken),也就是“研究”的“前形式”植根于对工作问题的观察——“如果这些问题不能通过传统关联的行动去解决,就需要对问题进行分析,亦即对解决问题的策略进行开发”(Kell,1999)。这些策略可被称为格式化策略(Formalisierungsstrate- Sie:Bruchhaeuser,1989;Amold/Lipsmeier/Ott,1998; Sprenger,2000)。Kell进一步指出,合理化策略的开发和应用“在欧洲通过宣言(Aufklaerung)获得了新机遇”(Kell,1999)。

早期职业教育研究的成果体现在:职业教育走出了行会的“峡谷”,走向了社会需求的道路,为此相应的客观的和可测量的陈述(结果)与“理论”(普适化)构成了必要的尽管还不充分的前提。无疑,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只是一个大的计划。

三、工业化时期的职业教育研究

伴随始于1750年的工业化,欧洲大陆则是在19世纪开始,经济真正走上工业化轨道(Blankertz, 1969),职业培训过程也获得新发展。处于萧条之中的大量的手工业职业培训,越来越多地被学校形式的职业教育予以补偿和扩充。根据1816年颁布的《手工艺法》,学徒到相应学校学习的规定得以确保 (《库尔黑森手工业条例》第63条),后通过1869- 1871年的《手工艺条例》更为稳定,并通过1969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法》得到最终保障。国家通过在经济政策中的手工业自由(Gewerbefreiheit)措施,在1808年构建了(职业教育的)框架条件(Stratmann/Paetzold/Wahle,2003)。自1851年开始的世界博览会(伦敦,许多国家参展,始于伦敦1756年举办的手工艺与艺术博览会)带来了更多的信息,“面向工业的教育”(Erziehung zur lndustrie)要求在较短的时间内,使那些由农民和手工业者组成的民众有能力将现代技术与工业、与国家生活融人一体(nscher, 1972)。这成为当时国家的一项紧迫的任务。1766年开始,声望极高的哥廷根科学院与手工业职业培训联手,在对手工业问题有奖征集答案时引发了“一场科学论争”(Stratmann/Paetzold/Wahle.2003)。 Kunth(1757—1829)、Beuth(1781—1853,“普鲁士促进手-T.)lk发展协会”主要创始人)、Nebenius(1785— 1857)、List (1781—1848) 和Freiherr vom Stein (1757-1831)决定推动手工业经营者参加国家和社会的改革。这意味着,教育问题已处于促进手工业发展的中心位置(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1994)。在一系列的计划文件和调查(研究)中,通过比较,职业教育的“双元化”,即通过学校形式的教育对企业培训予以补充的必要性(学校化过程,Kell,1999)成为(研究)主题(例如,Diesterweg,1817;Hermann, 1826;Finckh,1829;Koehler,1830;Nebenius,1833; Trefzer,1833;Preusker,1830;Ammermueller,1837; Dilthey,1839;Schoedler,1847。 涉及这一主题的后续研究者有:Lipsmeier,1971;stratmann,1967; Thyssen,1954)。从19世纪中期开始的实际情况表明:不仅传统的策略,即通过学校形式(主要是通用学习内容)对手工业实践进行的补充,而且国家针对性的调控措施,即曾经导致时代错误(anachro- nisch)的措施如艺术手工艺学校的建立,和国家中产阶级政策如1897年的《手工业保护法》的出台 (Blankertz,1969;Lipsmeier,1971),都既未能缓解日益增长的工业化压力,也未能解决伴随工业化出现的社会问题。新的原动力——“职业教育研究”出现了(Bucher,1877:Schmoller,1903)。这是由社会政策协会(Verein ruer Socialpolitik)的评估与报告首先提出的,并对此发挥了促进作用(见Bd.10,1875;Bd. 15,1879;Bde 62-70,1895—1897;Blankertz,1969)。

经过广泛的讨论,这些意愿不仅加快了致力于企业职业教育的系统化的努力(Jost,1982;Rinneberg,1985),加快了致力于从进修学校到职业学校的课程论与教学论的标准化(Profilimng)的努力(集聚化运动,由Ruecklin、Pache、Seharf发起,见Monsheimer,1956;Lipsmeier,1978;Blankertz,1969)——但这些仅仅只是置于作计划的桌面并未被视作研究予以分类,而且加快了致力于向这些教育机构提供教育理论及获取社会政策保障的努力。这在所谓“侧门命题”(Pfortenthese)的职业教育理论中得以凸现。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凯兴斯泰纳(Kerschensteine)、 Spranger和Fischer(Mueller,1967)。由此奠定的基础对职业教育的政策和课程产生了极大影响(如学校教学车间的建立、公民教育课的引入),但从科学观点来看(将其视作研究)还是存在问题(Blanke~z, 1969)。20世纪20年代,在这些观点被广泛宣传之后,西门子和巴沙克(Barschak)公司却陷入意识形态的疑问之中,因为其与职业现实仍有差距。但从满足职业教育学的科学要求方面,这一时期做了很好的前期工作(Greinert,1975;Muellges,1967)。

强调基于职业教育学的职业教育研究,尽管凯兴斯泰纳教育理论的尝试最后失败,但通过教育理论的创新使得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和解”。2ielinski却认为,这是职业学校“悲剧的根源”(Klinski,1963)。

职业教育研究作为一门科学大约是从1900年开始的,毫无疑问,那还是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准层面上建立起来的,可以确定有6个方面的结果和发展:

——商务类教师的培养(自1900年始,见Pleiss, 1963)和技术类教师的培养(自1834年始,其间多次中断,从1960年起所有培养地点实现统一,见 Lipsmeier,2003)均转移到科学型大学进行,其相应的参照学科逐步实现科学化;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发展,1920年帝国学校大会的决议(Lipsmeier,1970)最终且严格地确立了至今仍适用的职业学校教育任务的核心内容,积极的研究和开发行动实现了学校在组织、课程和教学论与方法论方面的稳定(Thyssen,1954;Sratmann/ Schloesser,1990);

——各类具有极大不同的职业学校教师协会的建立,并自1990年起对其成员提出了专业化要求 (Baar,1923);

——自1886年起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符合科学要求的职业教育学杂志(Gruener,1974);

——较早地对职业教育信息的分类和结构化进行探索,并将其建立在可靠的(二次)统计调查及系统数据收集的基础之上(Simon,1902;Pache, 1896-1905;德意志帝国统计,1987、1909);

——首次出现基本满足科学要求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时代感且考虑全面的著作——“进修学校学”,对法律、组织、教学论和方法论进行了系统描述(Siercks,1908;Sehlling,1909;Mehner,1912),关于学徒培养的论文也是这一时代的产物(如Jauch,1911)。

1908年建立的“德国技术学校委员会” (Deutscher Ausschuss ruer technisches Schulwesen——DATSch)通过其“论文与报告”(1910,参见 Herker,2003)以及1925年工业界成立的“德国技术劳动学校研究所”(Deutsches lnstitut fuer Technis— che Arbeitsschulung——DIFTA)对职业教育的反思、分析和实施的科学化给予了强烈的推动。这是心理技术(Psychoteehnik)对职业教育产生重大影响的时期(Erismann/Moers,1922),主要对职业适应性 (Berufseignung)以及从业者体力的和心理的要求方面进行研究,其代表人物有Wundt、Stem、Ruttmann和Muensterberg。这一时期也正是泰勒分工作为科学的企业运行(方案)的时期,结果思维型的工人包括工业培训过程的显著成果被忽视了(Lipsmeier, 2003)。所有这些行动都或多或少地对自1925年开始的工业类教育职业(Lehrberuf)的职业条例政策产生影响。这里不准备对Dobischat/Duesseldorf 所代表的被视为德国现代职业教育研究的机构化、内容拓展和形式化(Formierung)的起始情况赘述(Dobisehaff Duesseldorf,2000),因为这些机构的开发工作比研究要多得多。只在一些出版物,如《技术教育》杂志里可以找到相关的研究。此外,还可注意到,1920年起所出版的有意义的著作,对基于职业教育学的职业教育研究是一个大的促进,例如Zieger(1916)和 Kuehe(1923)编著的手册、帝国工作介绍与失业保险署的“职业手册”(1930)以及帝国劳动管理机构的“职业咨询手册”(1925),还有1928年的“基本问题”和Dehen关于工业学校(1928)的专著等。

纳粹时期的一些深入的而且与许多具体成果相关的职业教育学的思考与行动,从职业教育研究分类来说,还不能表明其正确性,其原因不仅在意识形态方面,而且因其是“敌视”经验的。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研究也可予以证实(Seuben,1977;Kipp/ MillerKipp,1990)。Kell依据职业教育的研究主题,将纳粹时期职业教育机构的工作进行了分类,对将其作为研究进行的分层产生很大疑虑——“政治目标、主观理论与系统化的、积聚的经验知识对劳动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Kell,1999)。

四、后工业化时期的职业教育研究

标准与经验不仅在纳粹时期是典型问题,而且贯穿在战后关于职业教育学(Lipsmeier,1972;Abel与 Blankertz的论争)和经济教育学(Peege,1967)的科学理论的论争之中,并至少持续至20世纪60年代末。正如被多次所诊断的那样,其结果:一是这一学科依然带有意识形态的偏见,其相应的研究也是抽象推理定向的(例如,Lemper,1970;Sloan/Twardy/Buschfeld, 2004),二是在内容方面相对贫乏的职业教育研究,主要是经验定向的单一研究(例如,Abel,1957;Lemperff Ebel,1965;Heid,1966;Jungk,1968;Baethge,1970)。德国研究联合会(DFG)下属的审议委员会的评价也有这一估计,如“在自我开发意义上的‘职业教育研究’在60年代才被考虑。它成长于一个过程之中,在这过程中具有范式意义的单个研究凸现了其历史作用的标记”(Senatskommission,1990)。

直至那时,研究更多呈现出“特殊的、有选择的和主题化的初期开发”的特点(Dobischa/Duessel- doff,2002;参见:Rosenthal,1977)。

从研究角度看,在1969年职业教育政策的论争中,这一缺失情况显得更加清晰:针对德国教育审议会(Deutscher Bildungsrat)在其学徒培养建议书 (Lehrlingsempfehlung,1970)中提出的要求与对缺失的批评,雇主组织以这只是个别情况为由进行反击 (Bundsvereinicgung,1969),并认为学徒培养的状况是无法用经验性的调查来把握的。日后,Lutz和 Winterhager(1970)、德国青年研究所(Deutsces Jugendinstitut)在1973—1974年(Crusius;raatz;Daviter; Epskamp)的研究,以及1972年出版的其他一些论文 (如Heinen/Welbers/Windszus、Diekershofe/Kliemt/Die kershofe),才使这一研究获得成功(Lipsmeier:论争的关联与证明,1978)。

除了从经济教育学的典型实验对企业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的方法进行开发与研究以外 (Schmidt-Hackenberg,1989),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职业学校领域奠定了良好的职业教育研究基础,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出现了研究重心的推移(以下列举一些题目)。

——青年工作者的培养:Abel/Doering,1961; Hardt,1965;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1974;Hoehn,1974; Schweikert-~,1975;Muench等,1979;Epping等,1980;

——职业教育(第二条)途径:Belser,1960; Kahlert,1965;Heid,1966;Jungk,1968;Storch,1974;

——全日制职业学校:Gruener,1967、1968; Reisse,1977;Alex,1982;Kaiser,2000;

——职业基础教育年:Muench等,1973;Bunk等, 1974;Holz等,1974;Bunk/Zedler,1976;Muench等. 1976;下萨克森州文化部,1976;Gerds/Glaser,1978; Erbe/Hoppe,1983;Hoehn,1983;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融合:Blankenz, 1972;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文教部长,1972;德国教育审议会,1974;Fucke,1976;Pischon等,1977;德国联邦教育与科学部,1980;Boianowski,1982;Kell等, 1989;

——课程研究/课程开发:Zabeck/Doerr/StiehI, 1973;Boehm等,1974;Strarmann,1975;Roemer,1975; Achtenhagen,1975;HogeJKaiser~eisse,1978;Pampus/ Benner,1988;

——学习地点合作:Muench等,1981;Paetzold, 1990;Dehbostel等,1996; 工作小组/Euler,1988; Paetzold/Walden,1999;Euler,2004。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伴随着自60年代开始的自动化与人本性的论争,这一时期基于社会科学的职业教育研究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准(Kirchner, 1973;Feuerstein,1978;Mertens,1982;Dostal,2002),但基于职业教育学的职业教育研究的状况在总体上还不能令人满意,尽管如此,研究仍然取得了一定成果,如首次提出了职业教育研究的科学标准:

——开发了各类专业术语并以专业词汇 (Wefelmeyer/Wefelmeyer,1959;Schliper/Baumgardt/ Stratenwerth,1964;Eiehberg/Schulz,1968;Greener/ Kahl/Georg,197“Herderbuecherei,1973;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1977)和手册(Blaettner等,1960; Loebner等,1963;Amold/Lipsmeier,1995;Lauterbach等,1995-2005;Kaiser/Paetzold,1999;Euler,2004)的形式予以诠释;

——职业教育学和经济教育学的杂志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特别是通过新杂志的创刊(如《职业教育的科学与实践》,Berufsbildung in Wissenschaft und Praxis,1972)达到越来越高的水准;

——职业教育的数据(例如,自1974年才有联邦教育与科学部的“基础数据”、自1973年起才由联邦教育与科学部每年颁布“国家承认的教育职业目录”、自1977年起才根据1976年颁布的《教育位置促进法》的第5条由联邦教育与科学部每年《职业教育年度报告》)和职业教育学与经济教育学的科学理论论争(Lipsmeier,1972)及其相应的研究方法的标准还较欠缺。

标准的建立,特别是1991年“职业教育研究网工作协会”(Arbeitsgemeinschaft Berufsbildungsforschungsnetz)的建立(Czycholl,1993),使得“职业教育学与经济教育学”在“德国教育科学协会” (Deutsche Gesellschaft fuer Erziehungswissenschaft)中成为一股活跃的力量,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五、自1969年以来的职业教育研究的定位、机构化和多元化

一个一致的看法是,通过1971年建立的联邦职业教育科学研究所(Bundesinstitut fuer Berufsbildungsforschung),不仅对职业科学定向,而且对以职业教育学为重点的职业教育研究是一个新的激励,这从1966年Blankertz等人进行的评估中可得以佐证(Blankertz/ Claesses/Edding,1966;Hegelheimer,1969)。由于“机构化的职业教育研究在法律框架内未被窄化为确定的领域和问题”,因而关注“更多的是要使在职业教育事业中着手进行的研究被纳入研究计划的优先权”的问题(Rosenthal,1977)。

自那时开始,对优先权标准的探询就贯穿于机构化的职业教育研究的始终。

《职业教育法》(第60条第2段第2句)关于优先权的规定着重其普适性,故在此没有太大作用,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的主管委员会不得不早就着手采取多次协商的办法来解决。1973年,主管委员会提出了“研究政策准则”(Forschunspolitischer Grundsatz)方案,Raddatz在对其后续的修订中认为,所拟定的重点“实际上并非如此”(Raddatz,1995)。随后,主管委员会确定了4个研究重点(1979),但这只是一个“规定框架”,并非一个优先权列表。不同时期关于优先权的论争都没有结果。Raddatz指出,主要原因是雇主与雇员之间存在分歧(Raddatz,1995)。对两者具有同样的机会而进行补充咨询后,Raddatz确信,主管委员会对“研究规划的基本问题”的讨论兴趣不大(Raddatz, 1995)。1989年,Raddatz对咨询的评论是:“注意,讨论表明,‘职业教育研究要从纯粹的相互并列的单个研究项目发展成为系统’,实际情况表明,主管委员会主席对首次进行的关于研究政策基本准则的论争得出了这样一个积极的印象。”(Raddatz,1995)

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的评估委员会在1986年的报告中,为在研究计划中体现教育政策和社会政策的适度性,也负责任地提出在研究问题中已广泛应用的协调性原则(Konsensprinzip,1987)。在这一报告的咨询部分,主管委员会认为,关于研究的重点和长远视点的陈述不属于研究计划范畴,相关的决议关于优先权的前提是:只有当其超越职业教育研究总框架的分支部分或者超越研究计划所确定的主题范围的总和,才具有(优先)意义。

尽管主管委员会的决定完全正确,并考虑了对研究重点或优先权建构(Prioritaetenbildung)标准的寻求,尽管联邦政府还心存疑虑,却仍然决定在这一领域遵循协调性原则,因为它将促进“所需要的贴近实践的职业教育研究”(联邦教育与科学部,1987),而研究所所长的看法与此却不大一致(Puetz,2000)。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希望能借助Delph方法来确定研究计划的结构及其优先权。尽管成功地获得了大量研究建议并将其归类为7个所谓的“研究走廊”,尽管在2003年研究计划的遴选中还成功地应用了这一原则(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2003),但Delph方法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这里所要求的协调并未实现(Brosi/Krekel/Ulrich, 2002),至少优先权的构建并未成功。其原因在于雇主协会与雇员协会对研究主题的建议存在很大的分歧,其结果由于相互的这一成见而导致许多重要的内容被取消(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2003)。对这两个利益集团来说,要按照德国工会联合会(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

DGB)的要求求得统一,就必须使“职业教育研究为职业教育的继续发展提供坚实的决策基础”(德国工会联合会,2003)。

毫无疑问,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来,在职业类的学校领域里开展的典型实验以及70年代末期以来在学校外的职业教育领域里开展的经济类职业教育的典型实验(Wirtschaftsmodellversuche, Alex,1996),“通过有规律的事先安排好的科学伴随给大学职业教育研究的发展以强烈的推动”(Sen atskommission,1990)。

还要指出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职业教育学的伴随研究出现了所谓“双重腐蚀现象”:其一,这一研究被大量转移至高校外机构(Lipsmeier,1989);其二,伴随研究的经费被大量削减。尽管近年来,对伴随研究的科学成果提出了批评(Rauner,2002;Tramm/ Reinisch,2003),但通过对德国研究联合会(DFG) 1994至2000年间开展的“商务领域职前教育的教与学过程”的重点研究计划的对比表明(Dubs,2001; Beck,2003),典型实验的伴随研究在近30年来对职业教育研究的继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Nickolaus, 2003;Euler,2003)。德国研究联合会(DFG)下属的“职业教育研究审议会”(Senatskommission ruer Berufsbildungsforschung der DFG)强调“典型实验和伴随研究的必要性”(Senatskommission,1990)。此外,尽管针对“缺失”不乏颇有见地的批评,但这一观点对德国研究联合会在备忘录中对职业教育研究特征的确立产生了极大影响(Arnold,1992)。

从职业教育学的角度看,职业教育研究中,其“研究理论基础”需要首先确定标准(Arnold,1992;Beck, 1995;SloanetTwardy/Buschfeld,2004)。Beck认为,有“作为人类学问题的人性图像”(Menschenbild als Frage der Anthrologie)范畴和“作为社会哲学问题的社会图像” (Gesellschaftsbild als Frage der Sozial- philosophie)范畴(Beck,1995)。Lempert早在1974年对利益集团在职业教育政策的基本定位的分析中,就将这两个范畴作为其思想基础(Lempert,1974)。无疑,还应例入标准的是职业教育学的重心,即“工作与技术的设计”(Gestaltung der Arbeit und Technik)。这是技术与教育研究所(1TB)的一个研究重点(Kmeger等,1986;Alheit等,1990;Rauner,1995)以及“社会歧视的减少”(Abbau sozialer Benachteiligung,Lempert,1974)。

在这一背景下,—些学者认为,“工作与学习”的主题特别适合成为职业教育研究的优先权建构范围。工作与学习是“社会再生产与转变的中心过程”(Lempert, 1974)。对“工作与学习”进行稳定分析的范畴性框架建筑在“解放的观点”之上(Lempert,1974),也就是“民主的职业教育研究”(Lempert,1974)。还有一些学者强调了“工作与学习”的研究在设置标准范畴中的重要性(Kell/Lipsmeier,1980;Senatskommission.1980;Rau ner,1995;Lipsmeier,1997;Heid,2002;Dobischaft/ Duesseldorf,2002)。对“工作与学习”这一主题所具有的研究特征的作用问题,对企业继续教育研究工作协会(Arbeitsgemeinschaft ruer Betribliche Weiterbil— dungs-forschung)的研究计划——这里指工作过程中个体能力开发的观点(企业继续教育研究工作协会,2001、2002),以及对技术与教育研究所的工作过程研究——这里凝聚为工作设计的观点(Pahl/Rauner/ Spoettl,2000;Fischer等,2001),可能还存有异议。

第8篇

关键词:形式美;艺术美;美学;哲学

一、近代工业发展对传统陶艺的冲击

在人类历史上,资本主义工业大革命的出现,使得人类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因其机械大生产代替传统手工业,使得生产力大大提高,那种贯穿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传统依靠手工的生产的方式受到强烈冲击,当然陶瓷作为典型的传统手工制造业也深受其影响:首先,近代工业革命引起传统手工陶瓷制作行业的衰落,由于模具的实用和批量生产的出现,直接造成生产成本降低,利润的增加,传统的作坊制作使得个别劳动率远低于工厂的规模化生产,这造成大量传统手工作坊的破产和转型。其次,近代工业的跨越式发展迫使传统陶艺转型。因为在生产效率和利润上,传统的陶瓷制作都无法与机械产业化生产抗衡,这迫使传统手工业不断寻求机械生产所不能替代的形式――转向艺术的发展道路。最后,现代陶艺是当代大工业浪潮推动下艺术思潮革命的产物。工业化大生产使人类生活得到了极大提高,在大生产浪潮下也引发了近代工业化的文艺思潮,这种思潮大大推动了现代手工陶艺的诞生。

二、现代陶艺的概念诞生

关于现代陶艺,是一个没有确切定义的概念,但可以肯定的是现代陶艺必定是现代工业化大生产的衍生物,正如上文所说,工业化的浪潮推动了传统手工业的转型,这种转型就是那种工业生产所不具备的特性――现代陶艺。正由于这样国内学界大多认为现代陶艺诞生于美国和日本,因为中国近代的资本主义发展进度缓慢,远落后于西方国家,这也界定了中国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不可能出现现代陶艺的萌芽。

对于现代陶艺来说,如何区分它与传统陶艺的概念,这也仍是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在学界也颇受争议,不同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但总的来说莫不过三点是公认的:首先,现代陶艺不以陶艺的实用性为最终目的。在现代陶艺形式的作品中,较多注重作品艺术形式的表达,却并不注重作品的实用性,因为实用性已经由工业化大生产解决,当然作为大批量生产的工业设计制品也是现代陶艺的组成部分,而艺术观赏和装饰为现代手工陶艺的主要目的。其次,存在对陶艺材料本身美的一种现实表达。由于陶瓷泥土的可塑性,拼接型非常好,现代陶艺作品形式本身就能表现泥土的特性。例如,有陶艺家制作的陶瓷钱包。最后,不可否认当代艺术家在现代陶艺发展过程中做出的巨大贡献。当然现代学界大都把日本的八木一夫和美国人彼得沃克斯看作现代陶艺的鼻祖,当然毕加索等艺术家也对现代陶艺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它们都尝试了不同材料以及不同形式的表达。

三、当代社会中陶艺的价值

当代社会陶艺已经进入千家万户的过程中,特别是欧美和日本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陶瓷艺术已经极大的融入到大众的生活,已经成为大众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但在中国,由于经历了上百年的内乱,国家已经积贫积弱,现代艺术远落后于西方诸国,但随着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以来,国家综合实力发展迅速,现代艺术的也在中国扎根,随之而来的便是现代陶艺在中国的崛起,其发展程度虽不及现达资本主义国家,但仍取得了不小成就。在当代社会,陶艺的价值具体表现在:首先,陶瓷技艺本身以满足人们的审美和实用的需求为目的。陶瓷技术自从诞生起就是人类生活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具,它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第二,现代陶艺潜移默化的提高了大众的审美品味。虽然现在高档手工陶瓷艺术仍把大众消费排挤在外,但依靠廉价的工业艺术品生产,廉价的陶瓷艺术品仍然进入千家万户,这也潜移默化提高了大众的审美品味。最后,现代陶艺不仅仍具有地域性,民族性的特色,更是走向大众化的艺术。陶瓷艺术现代已经不仅仅属于某国,某些艺术家的专利,而是成为世界各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艺术。例如在中国,陶吧在大中城市到处可见,已成为人们休闲放松的场所。

四、未来陶瓷艺术的发展趋势

正如前文所说,陶艺已经走向大众化,平民化,在未来陶艺的发展将比以前甚至可以说人类任何时期的发展速度更加迅速。对于陶瓷艺术来说,首先,陶瓷艺术将会有越来越多人加入其中,成为大众化的艺术。现代国内各大艺术院校纷纷开设陶艺课程,为陶瓷艺术的发展培养了大量人才,而国内陶吧等自由艺术创作的场所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使得陶艺创作的门槛大大降低。其次,陶艺的发展会脱离陶艺其本身材料的界限发展。随着材料技术的进步,陶瓷材料再未来将可能与其它材料混合使用,陶瓷艺术是什么将更加模棱两可,新艺术的诞生不可能是完全的陶瓷艺术。最后,对陶瓷艺术的消费逐步走向文化消费。陶瓷进入艺术领域,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生活必需品消费,而成为艺术的文化消费,随着社会发达程度的提高,这种消费将更加明显。

五、结语

对于当代来说,现代陶艺的发展还远不及上述提到的几点,不过陶瓷的使用和变化可以说贯穿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对于现代陶艺而言,这仅仅只是工业化时代为起点或者说属于我们生活的时代的产物。对陶瓷的使用和装饰见证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对陶瓷艺术的追求更是任何时代,任何艺术家所向往的高贵的事业。最后,由于水平有限,在知识的认识上较为肤浅,所以就只能提出一些鄙陋的个人观点,论文还存在较多不足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