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1 17: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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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同时面对一个没有德性的人和一个身有残疾的人时，我们会指责前者而同情后者，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德性是人们在后天就能习得的，而先天的自然天赋我们却无能为力。这就说明了我们都是承认德性是后天习得的。［3］然而后天习得又有很多方法，比如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化等等，但是这三种方法中哪种是最行之有效的呢？当然是学校教育了。为何学校是进行道德教育最好的地方呢？［4］学校教育的长期性：学生在学校的学习占据了他们成长的大部分历程，就连家庭教育的时间都无法与之比较，而社会的教化又都是在学生成熟或已形成自我价值观、世界观后进行的，很难在对学生的性格或是德性起多大作用的，所以说学校教育的长期性在对学生进行德性教育具有时间上的优势。学校教育的系统性：主要是说学生在学校接受的学习内容是一个系统性的东西，进行的学习也是系统进行的。而家庭教育却是遇事而行，就是当孩子出现问题时，家长才会去思考解决方案而对孩子进行引导教育。社会教化则会根据个人的兴趣不同而影响的方面也会不同，也就不具有系统性。因此道德的教育最好是在学校进行，系统性的教授才会令学生更易接受。学校教育的完整性：学校教育的完整性是指学生在学校进行学习时，不仅包括知识的学习，还有情感的培养，意志的锻炼，行为的训练、养成，加之与同学、同伴的共同进步。学校教育的渐进性：主要是说学生在学校接受的学习内容都是教学工作者或是专家根据学生的特点设置的，并且学习内容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层层递进。从以上学校教育的特点的论述，我们了解到学校进行教育的优势，所以就确定学校是进行道德教育最好的地方。在确定了地点之后，我们就应当来审视内容，即德育是否可教？
1．1人的剖析
1．1．1人具有不确定性和可塑性并存。人来到这个世界时是无暇的，他在成人后所具有的知识或是技能都是通过后天学习习得的，就是说人的可塑性是很强的。而人与人的特点是不一样的，接受不接受教育也是不一样的，因此所达到的效果是不确定的。1．1．2德性的必要性。正如我们前文提到的，对于没有德性的人，我们会指责，因为德性是一个人自身具备的最基本的品质，这也是区别于动物的重要品质。
1．2道德的性质
1．2．1道德是一种知识体系。道德是具有一定的知识体系，这样在理论知识的指导下人们才能有所实践。如果德育缺失了知识体系、思想根基，那么德育的实践就只能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也就谈不上有什么效果了。［5］1．2．2道德是需要实践的。道德不仅仅是一种理论知识，并且还是需要实践的，并且还是不同于普通的技能。道德的知识只有在理论的指导下在实际生活中进行实践才是一个完整的过程。然而质疑者会认为不可在中小学开展德育课程，他们主张在其他课程的讲授中渗透德育内容，像这种含糊笼统的方法确实省却了不少的工作量，但是往往一件事情有多少的诱惑力就会有多少的危险性。［6］由此我们证明德育是可教的，并且我们应当继续在中小学开设德育课程。
2德育队伍建设的重要性
一、专业美术对师范美术具有促进作用，但两者美术技能的功能不同
一直以来，专业美术院校的影响力巨大，培养了大量的著名美术家，但师范类美术专业培养的真正的美术教育家不多。究其原因，与我国师范美术教育一度与专业美术教育用同样的教学方式有很大关系。要想扭转这种局面，首先要树立区分意识，要充分认识到师范美术教育与专业美术教育是不同的。过去，师范院校与专业院校开设的课程几乎一致。如素描、国画、色彩画等，甚至教育模式也几乎相同，即分阶段模式。这样培养出来的美术教师与专业美术工作者所拥有的素质也几乎一致，往往社会也难以将两者区分开，而将其置于等同的位置。但是实际上两者是不同的，师范院校的美术教学培养目标是为社会培养美术教育人才，主要是对美术教育的探索，学生除了要有专业的美术技能，还要有教师的专业素质，要有将美术技能传授给学生的能力；而专业美术院校的培养目标则主要是为社会培养艺术家，主要是对艺术的探索，美术技能及创造力是其培养的重点。因此，师范院校在进行美术教学时，要让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认识，不要一味重视美术技能的训练，而要重视教师技能的训练，培养学生作为教师的综合素养，促进美术教育的发展。因此，在实际的师范美术教学中，教师和学生都要对美术技能的作用有正确的认识，与专业院校有所区分，不但要重视美术技能的培养，而且要重视教师素养的培养，提高学生的教学能力，使其步入工作岗位后可以充分利用所学的教学方法将美术技能教授给学生。师范美术教育者要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将美术的精髓传授给学生，将自己拥有的专业技能化作一种形象的表现形式，促进师范美术教学的发展，为社会培养出高素质的美术教育人才。
二、师范美术教育要突出师范性，在重视美术技能的同时，要重视
综合能力的培养大到师范院校的美术教育专业、美术教师，小到美术专业的师范生，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对美术技能过分重视，而将“师范”抛之脑后，没有重视综合能力的培养。师范美术教育与专业美术教育的一个明显区别就是师范性，而且其教育目标就是培养美术教育人才，而美术技能是美术教师必备的素养，但是同时美术教师也必须有教师的基本素养，如，如何教课，如何使学生真正掌握美术知识及技能等。因此，在师范美术教学中要重视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美术教师该有的教师素养学生都要有，学生也要掌握一些基本理论知识，如具备心理学、教育学、课程论等理论素养，从而在走上工作岗位后可以很好地驾驭美术课堂。
三、结语
1.师德课程内容缺乏时代性，知行难以合一。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教师职业道德的内涵和要求也在不断丰富和扩展，这就要求在对学生进行师德教育时应对课程内容体系进行重新构建，体现时代特点，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学生师德提升的需要。有学者就提出：“在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视野下，教师职业道德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创新意识与精神应成为教师职业道德的核心内容；二是协作态度与能力应成为教师职业道德的有力支柱：三是自主观念与行为应成为教师职业道德的灵魂所在。”但正如前面提到的，长期以来，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使用的大多是各类师范生通用的教师职业道德方面的教材，内容说教成分重，道德要求相对宏观，选用的案例也较陈旧，没有把时展和教师现实生活需要对师德的新要求纳入师德规范和师德教育的范畴。师德教育内容体系自建国以来基本保持不变，即：教师职业道德原则、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教师职业道德范畴。这就导致师范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对现实生活中的师德认识，对师德教育所提出的目标失去兴趣，这样的学习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如果在认知层面学生体会不到师德的个体价值和意义，师德就不可能完成自律行为的转化。
2.师德教育方法单一，重知识灌输轻情感体验。完整的师德是知、情、意、行的统一。对师范生进行师德教育，要“推进师范生职业道德情感、意志和行为的初步体验和发展”。这种体验和发展必须依赖于具体的德育实践情境的构建，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认真体验，而不是一味地只强调对道德知识和规范的灌输和说教。虽然近几年来，很多高校和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但从师范生师德教育的总体情况来看，由于受传统理念及教学环境、资源等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大多数学校还是停留在传统的课堂讲授上，很少采取一些恰当的教育教学策略去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这种由外向内的灌输教育，不可能带来教师职业道德的自主内化；另外，虽然每个高校都安排有实习环节，但大多数地方本科院校的实习时间只有8周左右，并且基本都安排在大四学年，这样的时间仅仅只够学生完成对岗位职责的基本适应，但很难让学生在感受感动中实现师德品质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当学生在实践中发现自身的不足时，因为临近毕业，可能已经没有时间去认真思考该如何提升和完善了，就算思考了，也需要到入职后才有机会去检验思考的成果。而这样一些问题，如果介入较早的话，完全有可能通过学校的系统指导更有效率地解决。所以，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把师德职前培养的责任推给了职后培养。特别是对于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来说，今后所面对的教育对象不论在体力、生理、心理，或是价值上，都几乎无力改变或修正教师的行为，除非教师觉察并修正自身的不良行为。因此，我们才更需要在知识灌输的基础上通过各种体验式的方式加强对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师德教育。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使学生形成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对幼儿的关爱和理解态度、对教书育人的热情以及敬业精神等情感特征。
3.师德教育观念偏差，重群体行为约束轻个体需求差异。长期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一直过分凸显集体主义，引导大众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这种文化在师德教育中的影响体现在对师范生个体的教化采用的是规训与抑制的方式。我们以往的师德教育往往强调教师职业道德原则、规范等，明确地规定教师应该怎么样，不能怎么样，过分突出未来的教师应该树立为教育事业献身的责任和义务，希望所有的教师都成为“春蚕”、“蜡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等精神上的完人，而在物质上却又要求他们必须是两袖清风才堪称师德典范。这些教育理念表明师德教育的目的更多强调的是社会需要的满足和社会价值的实现，却在根本上忽视了师德教育还应关注师范生个体的需求差异和个体价值实现，因而不能真正唤起学生在师德教育中的主动性与自觉性。事实上，师德教育的过程是引导学生实现师德规范由他律向自律的转化过程。这一过程的完成依赖于教师对教育事业及其道德要求的认识和领悟程度，其基本要求和最高要求之间有一个较长的过渡带。古语云：“经师易得，人师难求。”虽然无私奉献与牺牲是师德的至高境界，在师德教育中需要倡导，但是不能作为普遍的行为要求。师德教育首先要让每个师范生达到师德的基本要求，成为“经师”，在此基础上再逐步成长为“人师”。如果只是笼统、抽象地确立过高的师德要求，或是一味地进行规训式的行为约束而不注重个体情感培养，便很容易让师德教育变得不“可亲”、不“可爱”，进而引起师范生的反感和抵触。特别是从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幼儿教师普遍工作辛苦但薪酬很低，在对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进行师德教育时更要注意“接地气”，才可能唤起他们的情感共鸣。
二、师范生职业情感低：师德教育的结果实效性不强
知“道”而后行“德”不仅是中国传统师德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当代师范生解决职业角色认同的起始阶段。教师职业道德的职前培养主要是职业道德意识教育，判断这种教育的实效性主要依据是师范生对教师这一职业角色的认同和确定。但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师德教育的结果并不容乐观。
1.师范生师德学习的意识不强。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影响，很多师范生虽然有从事教师工作的意向，但普遍对于师德的认识还比较肤浅，认为只要通过师德课程的考试就算具备了一定的师德素质，但并没有去主动了解一些师德知识背后所代表的深刻内涵，也不能充分认识到师德素质在教师个体素质中的重要地位，更意识不到师德层次提升的过程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和反思的过程。具体到学前教育专业的师范生来说，由于他们对幼儿园教学一线的关注度不够，因此并不非常清楚作为幼儿教师究竟应该具备哪些师德品质，也就不可能提前做好师德实践的准备。
【关键词】初中语文；教学反思；管理学；改革
随着初中语文新课改的逐步推进与初中语文教育教学与改革的不断深化，初中语文教育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教学技术对初中语文老师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在这一要求下，初中语文教师如何提高自身素质便成为初中语文教育教学与改革中的一个关键点。
1 反思初中语文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初中语文教育教学中，初中语文教师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初中语文教师的岗位责任不明确：当前初中语文课程作为主课之一，一名初中语文教师往往集班主任与任课教师于一身。更为严重的是，在广大农村中学，由于师资匾乏，一名初中语文教师除担任班主任与某些班级（有些为跨年级）的语文教师外，还兼有学校的管理岗位职能。这一局面的存在，囿于学校导向、个人认识、精力分配等主客观因素，部分初中语文教师很难制定清晰、明确的岗位职责。
1.2 教学过程中很难实现精细化：语文课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课程，一位合格的初中语文教师，就课程内容本身而言，应解读出语文的文字美、艺术美、逻辑美、德育美、思想美等多维知识体系，并通过不同的讲授和互动方式及工具，与学生进行交流，达到授业目标。但是在“唯成绩导向”的原则下，语文教学过程机械化、功利化，很难实现精细化、人文化的教学过程。
1.3 教师对自己的教学工作缺乏自我检查、评估及改进：对于大多数初中语文教师而言，往往更倾向于将精力用于参加或被动参与学校的教学效果考评中，教学反思多为任务性地、零散地记录教学得失。在实践中，很少有初中语文教师将教学反思固化为一种行动力，对阶段性教学工作成果进行自发地自我检查和评估，并建立形成与之相关的教学反思档案制度。由于不善自发检查及评估，对阶段工作结果的成绩和不足分析不力，很难准确掌握自我提升的进程。
2 初中语文教师教学反思的改进举措
综上，初中语文教师要充分利用教学反思工具，从“教学目标清晰化、教学过程精细化、教学反思结果化、教学改进持续化”四个方面，对教学反思进行科学梳理与重构，从而助推初中语文教师自身素质的不断提升与完善，为初中语文教育教学与改革提供强大的能力保障。
2.1 制定多维的综合教学目标：语文的学科性质决定了教学目标的多维性。初中语文教师要根据教学任务，研读教学大纲之要求，并针对所教授学生的能力、素质缺陷、兴趣点等，制定本学期的语文教学目标。主要是“依据前阶段（学期）的工作成果，进一步明确本阶段（学期）的工作任务，制定本阶段（学期）的工作目标”。
2.2 对多维教学目标的精细化执行：初中语文教师要针对制定的多维教学目标，创新教学手段与模式，通过启发式、情境式、角色式等多样化的教学模式，注重传统教授过程与现代教学媒介的整合利用，实现师生之间快乐的“教学相长”的教学过程。除了实现以成绩为主要结果导向的教学目标外，初中语文教师还要注重德育、心理、团队意识等目标的教学。
但是，无论教学目标如何多元化，这些目标在实践中都应该有机联系在一起，不能简单地分解目标，孤立地进行单一目标的执行。在教学目标执行过程中，要注意建立详细的教学反思档案，记录在各阶段、各目标实施过程中完成成果、工作创新等。
2.3 持续改进教学反思，不断推进语文教师专业化水平：当前，我国大多数初中语文教师的教学工作止步于此，即制定教学目标，继而完成教学目标。教学反思中往往就是按部就班地记录教学目标及教学任务的执行过程及细节，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这是一个不完整的教学过程，教学反思的作用尚未真正发挥实效。鉴于此，在以上两阶段之基础上，丰富“教学反思结果化、教学改进持续化过程”。
目前课堂中反馈不当问题的重要原因就是教师没有对反馈形成足够清晰、正确的认识。因此,教师要对学生进行恰当的反馈，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就必须解决头脑中的认识问题。教师必须意识到课堂反馈的重要性:它是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课堂教学效果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和谐的师生互动不能仅靠简单的“好”、“很好”这样的反馈语来建立，而需要教师全身心地投入到课堂中。教师不仅要关注教学要求和教学内容，更要关注学生的需求，用心去体会并捕捉学生语言中的闪光点，从不同角度给予肯定，并与学生倾心交流，促进学生全面成长。恰当的反馈能够帮助学生明确自己当前的学习状态、已经取得的成绩或存在的不足。它促使学生及时调整或改变自己的学习方法和策略，最终帮助学生学会学习。
二、教师需注重反馈的情感性
课堂，作为师生间交流的场所，它不同于工厂。因为教师和学生同为社会中的活生生的人，所以他们之间的交流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心与心之间的情感的交流。反馈过程是课堂交际、师生互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汉语教师的课堂反馈同样也是与留学生互动交流的一种方式，是认知和情感交流的过程。它不仅是为了提供正确的答案，更是师生间的人际互动。如果汉语教师能够关注来华留学生对反馈反应上的情感需要,并努力满足这种需要，积极营造和谐的课堂环境与轻松的学习氛围，提供反馈时做到情感上肯定先于认知方面的纠正，保护他们的自信，必定能诱发积极的学习情感状态，进而促进留学生的语言学习。因此，汉语教师不仅要对留学生多多给予真诚的肯定性反馈，经常性地帮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进步，以提高其汉语学习兴趣，而且要从内心深处尊重他们，欣赏他们，关爱他们，信任他们，让身处异国他乡的留学生体会到温暖，有种归属感。这样就容易调动留学生的积极性，增强留学生的学习动机，使留学生热心参与到汉语课堂学习中来。同时，教师作为课堂教学中的强势力量，应该利用自身的中介地位，保护学生弱势力量的自尊和自信，降低焦虑，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这也有利于将教师的反馈输入真正转化为学生摄入。
三、教师需注重反馈的时效性
在汉语教学中对留学生的课堂表现给予及时的反馈是必要的。了解自己活动的进展情况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推动力量，会激发来华留学生进一步学习的愿望。教师及时提供反馈信息能帮助学生及时发现、纠正错误，调整学习的进度，使用合适的学习策略来完成学习任务。反之，如果学生在学习过程之中，不能知道其进展情况，也就不能指望学生会继续保持巨大的学习热情。但同时汉语教师要注意的是，对于开放性问题，特别是学生处于继续思考的状态中，教师则可以留给学生更广阔的思考空间和足够的讨论时间，不要匆匆做出终结性的评判，要延迟反馈，给学生以适当的点拨和引导，让学生畅所欲言，相互启发，使他们的思维得到启迪。
四、教师需注重反馈的启发性
要保证反馈的启发性，教师需保证反馈的准确性、针对性、选择性和指向性。准确的反馈能使学生迅速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准确把握个人的语言水平。其次，教师针对不同学生的个性、语言水平，给出具体恰当的反馈方式，对激发学习兴趣极有帮助。且要根据当时学生的学习状况和特定的教学情境做出准确的回应，避免笼统和含糊。再次，由于课时有限，教师反馈必须有所选择、有所侧重。最后，反馈还要有指向性，反馈就是要学生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是要强化、修正学生学习内容，总之，教师要通过认可、点评或纠错等反馈信息，给学生的学习过程以方向性的引导，帮助学生改进学习。
五、教师需注重反馈的有效性
一般说来，肯定性反馈比否定性反馈能更有效地激励学生积极的学习动机。因为前者能使学生体验成功所带来的愉悦感和自我满足，后者则会挫伤其自尊心和自信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肯定性反馈语可以滥用。任何的肯定和否定都应让学生感到是有理有据的，教师不恰当的反馈会削弱学生的学习动机。有实践证明,不断发出否定式的反馈已经不利于形成学生积极健康的学习心理,无实质性内容的肯定式反馈也于事无补。因此，要适当使用肯定性反馈和否定性反馈，确保教师反馈语的有效性，促进学生的语言学习。
（一）关于教师如何有效使用肯定性反馈语
人们通常认为教师肯定性反馈的频率与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成正比、与学生的学习收获成正比,但事实上并非总能达到这一效果。这是人们认识上的一个误区,仅仅只有有效的肯定性反馈才能对学生的学习有促进作用。从宏观上讲，基于研究过程中所发现的,对于肯定性反馈语,学习层次不同的学生有着不同的反应和偏好。教师在使用肯定性反馈语时应恰如其分,给不同层次的学生以真诚有效的认可和鼓励，有几点原则：（1）肯定宜明确，避免大话、套话；（2）肯定要一贯，避免心血来潮；（3）有选择地肯定，避免泛泛而谈；（4）肯定要得体，避免事与愿违。具体教学上，目前课堂中教师对学生的肯定性反馈多为一种简单的认可,无论是什么样的课堂表现或回答，都只是说“好”、“很好”，这样的反馈会流于形式。低年级的学生也许尚能从中获得一些强化,到了高年级,这种表扬就会越来越低效。学生已经太习惯于教师这种“简单认可”,在接受认可时可能根本感觉不到成就感。“简单认可”不应该成为教师的自动反应,肯定性反馈应该更真诚才行。有效的肯定性反馈会高度注意学生的学习进步的取得和技能的掌握，其关注点在于学生的努力或成绩本身,而非被“发挥学生的积极性”所束缚。因此,教师在进行肯定性反馈时必须让学生了解到自己的进步所在，知道自己已取得的成绩,总结出已有的有效的学习方法,从而进一步有效地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具体来说，教师除了对学生进行“好”、“很好”之类的肯定话语之外，还应对学生的课堂表现作“详细点评”或“重复”学生的表述，这都能给学生带来成就感和胜任感，提高他们学习的兴趣。如：教师对课前演讲同学做点评,既可增强班级的凝聚力,又让演讲的学生感受到自身表现的价值，有一种“器重”的暗示，课上他/她的注意力将更集中，发言也更积极。而对于不算完美的回答，教师也应带着欣赏性的口吻给予反馈，指出其中有价值的地方。为了鼓励学生参与课堂活动，只要学生做出了努力，如回答问题或是主动参与课堂活动，不管是否完全正确与否，教师都应该对学生的热情给予肯定和表扬，特别是那些比较沉默的学生，只要他们有一点进步，就应该对他们进行恰当的表扬。
（二）关于教师如何有效使用否定性反馈语
对于学生在课堂表现中出现的错误，教师在反馈时要注意保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应避免使用完全否定的评价结构。教师可首先对其表现加以肯定、认可，然后再通过适当地转换语言形式提供内隐性的否定反馈，委婉地提出建议，尽量避免伤及学生的自尊。用这种方式学生能够知道自己哪里做得好或者做得不好,如何才能改正,从而有意识引导学生自我修正，达到良好的反馈效果。当然，对于学生所犯的错误，如果老师能以幽默的语言进行反馈则是最好的，可以委婉地指出学生的错误又可活跃课堂的气氛，但要把握好度，否则就会变成讽刺，而且，并不是人人都很有幽默感。教师纠错是语言课堂上不可避免的行为,也是学生评价较高和比较期待的行为。教师不要总是直接提供正确答案，应给出时间和空间让学生自己修正错误，为学生提供更多语言输出和与教师互动的机会，这更有利于学生语言能力的发展。教师应根据学生错误的类型选择有利于其修正的否定反馈形式。对语音错误应选择由教师提供正确答案的纠错方式，即正确示范和让他人回答；对语法错误应选择形式协商的纠错方式，即重构、要求重述、引导自我修正和疑问式重复，来帮助学生自主地监控和调整自己的语言。另外，虽说教师应考虑学生的愿望和需求，给他们及时的指导。但教师在课堂中要注意不能过于频繁纠错，以免增加学生的学习焦虑和压力，影响交际的连贯进行，同时避免其他学生因怕出错而放弃参与的念头，使课堂中应有的互动减少。
六、教师需注重反馈的多样性
“行动胜于言语”。有时，面带微笑、眼神关注、仔细倾听比用词语反馈效果更好。教师的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一个手势或走近学生拍拍他的肩、摸摸他的头等暗示、鼓励的方式，可能胜过千言万语。所以教师与学生交流时应利用好自己的肢体语言，比如眼睛多与学生接触，以一种欣赏、温柔的目光注视学生，讲课时与学生近距离交流等，这些都可以改进学生的学习状态。汉语教师还可采取口头反馈和书面反馈相结合的方式。如：在作业评语中针对当天课上该留学生的表现给予书面反馈。另外，课堂竞赛胜者加分、赠送小礼物的办法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反馈形式。
七、教师反馈需注重个体差异
【英文摘要】Onthebasisoftheteacher-trainingeducationhistoryintheworld,thispaperanalysestheteacher-trainingapproachesadoptedinAsian,EuropeanandAmericanCountriesfromthreefundamentalaspectsoncomparativeeducationperspective,andinthispapertherearediscussedindetailsomerepresentativeviewsinteacher-trainingpractice.Meanwhile,thepaperalsogivessomeadviceonthereformofourteacher-trainingapproaches.
【关键词】师范教育/师资/途径
teacher-trainingeducation/teachingpersonnel/approaches
【正文】
中图分类号：G6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146（2000）02－0001－09
一作为历史发展链条
一个环节的师资培养途径之争
在当今据称为知识经济的时代，人们出于知识和人才对于生产增值、社会财富、国力竞争、人类向着理性、民主和科学的进步所起的重大作用而对教育投入了越来越多的目光。同样，人们由于教育对于知识的正向增加和人才对于社会生产方式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对师资质量及师资培养与培训也投入了比往昔多得多的关注。
如果从观念层面分析，这些关注有的源于知识经济的突然来临与师资培养和培训体制变革的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如对师资质量的关心或焦虑及对师资质量如何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探讨等；有的源于师资对于人类文明进步所起的作用的认识或源于对目前我国师资培养和培训体制本身的不够完善，如对我国当前高师课程体系中人文性、师范性和学术性薄弱的探讨分析等；[1]有的源于对教师专业化理论和实践的不足、师范生师范性不够强而不少非师范生在教学中也能够脱颖而出的现实的认识，觉得综合大学培养的非师范专业的学生毕业后也可能成为好教师，那师范学校还有什么用呢？从而出现了“师范院校无用论”；另一种关注与之相对，出于对100年来、尤其是建国50年来我国师范学校所起的作用的认识，认为我国的师范学校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师范院校无用论”是否会否定近百年来师范教育的成果？从而出现“师范体制不可废”论；有的源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对教师学历的规定，认为既然依法中专学历为不合格学历，那么中师是否可升格，或并或废？
这些关注，或反映在教育系统之外，或体现在教育系统之内；或出现于教育理论界，或出现于教育实践界；或表现为会议上的激烈争辩，或表现为条分缕析和善意的批评。尽管形式和场合不一，反映的却是对当前我国师资质量或师资培养途径或体制的普遍关注。这些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压力”，构成了我国师资培养途径或体制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站在历史的维度上，如今的师范教育体制和师资培养途径之争并非新现象，而是历史发展链条的一个环节。在中国100多年近现代师范教育的发展历史中，类似的争辩至少发生过两次。[2]而这一次争辩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我国目前师范教育的现状及21世纪发展前景所作的思考，它不是新瓶装旧酒，而是反映了新的历史条件对我国师资培养途径的新要求，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传承性，是社会发展对师资培养途径变革的必然压力。
压力的积累可能会导致变革，时展要求中国师资培养体制进行变革，社会系统哪怕是一个子系统的变革都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当我们从理论上分析这些关于师资培养的观点或争论时，尽管我们发现这些观点或争论具有经验主义的部分合理性，但是其观点或争论本身所存在的悖论或非理性部分却也使这些观点或争论丧失了部分合理性，从而不能成为指导我国师资培养和培训改革和发展的“理论”。
“非师范院校毕业的学生也可以为良师”，从教育实践看，这是一个不错的命题，然而，这个命题一旦与“师范院校无用论”联系在一起，成为“师范院校无用论”的立论基础，就有“不理解”之嫌了。因为这个命题体现了“以实是代应是”的方法论的谬误，它无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缺乏统计的意义。事实上，正如没进过大学校门的人可以为科学家、艺术家但不能以此作为论证高等教育无用的证据一样，非师范院校毕业的学生可以为良师也不能成为师范院校无用论的立论根据。就是师范院校体系确实可废，这个命题也应在立论根据之外。
与“师范院校无用论”一样，“师范院校无用论会否定我国师范教育成果”的担心也是缺乏理性的表现。事异时迁，沧海桑田，废退兴替，史海茫茫，多少辉煌不见！如果一种体制走到尽头，狂澜不可挽，担心是无济于事的，师范教育体制也不例外。然而，1996年全国师范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坚持基本稳定独立的师范教育体系，基本稳定中师、师专、本科三个层次的师范教育结构。看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地认识我国师范教育与师资培养途径，理性地分析人们对师资培养途径的关注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种观点，释惑而流清，对我国师资培养体制的发展是及时而有益的。本文的下面两节将用比较教育的方法，结合在我国师范教育与师资培养和培训中产生的问题，借鉴国外师资培养的有益经验，对我国师资培养途径进行比较分析。
二以解决问题为宗旨的师资培养途径的比较研究
人们对于师资培养途径的关注大致可以概括为学术性和师范性、定向性和非定向性、职前师范教育和在职师范教育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在各国师资培养和培训实践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是师资培养体制研究的三个根本方面。下面对这三个方面分别进行比较。
1学术性和师范性
目前，国内学者对学术性和师范性这对矛盾尚有不同的意见，如史秋衡同志认为“学术性和师范性的协调共存是高师教育的首要问题”[3]，而杨汉清同志则认为学术性和师范性是师范教育发展中一个独特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4]（P605）诸如这些并非对立的不同意见表达了这样一个学术观念：学术性和师范性在师范教育和师资培养中是不可回避的，对于师资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世界师范教育300多年的发展史、中国师范教育100年的发展史已经充分表明，学术性和师范性是师资培养的两个基本范畴、一对基本矛盾，这两个范畴构成的这对基本矛盾的矛盾运动直接体现了师资的质量以及师范教育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程度；学术性和师范性既是在师范教育实践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同时也是师范教育中最高的哲学范畴；对这两个范畴及其矛盾运动的把握，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策区别、体制差异等直接构成了师范教育的现存状态和发展链条。
体制和政策的差异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学术性和师范性之间的矛盾运动，然而教育观点和理论研究的层次也会对这对矛盾构成重要影响，从而有可能会导致决策的不够科学。我国的教育理论界较多地重视了学术性和师范性相对立的方面，而对这两个范畴相统一的方面则关注不足。许多学者是从教师的“素质”角度来研究学术性和师范性这两大范畴的，然而无论是半综合性质的对教师素质的概括还是简单枚举式的素质列举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经验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都有把学术性和师范性相割裂、相对立的危险或倾向，退一步讲，就是教师需要具备哪些理想状态的素质，这些相互对立、应该互不相容的理想状态下的素质如何体现为教师的学术性和师范性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
又有许多学者认为：学术性和师范性体现在专业科目或课程设置比例上。从师范教育的一般发展来看，专业或课程设置的比例的确反映了人们对学术性和师范性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师资培养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程度。从师范教育特定的发展阶段来看，专业或课程设置的比例体现社会需求的程度总是相对的。在某些教育理论影响下，专业科目或课程设置的比例可能会发生“钟摆”式运动，也可能出现“矫枉过正”的情况；在一个既定的师范教育体制下，由于各种不同社会力量的结构性制约，专业科目或课程设置的结构变化的允许空间往往并不大，从而适应社会需求的变革缓慢，社会要求的师范性或学术性都不易在课程或专业科目设置的比例变化中得到迅速的、实质性的体现，因而“学术性和师范性体现在专业科目或课程设置的比例上”这一观念暴露出了其理论的不足，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师资培养体制改革的观念误区和钟摆状态。
1986年，美国的霍姆斯协会（theHolmesGroup）发表的《明天的教师》的调查报告在公众和业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份报告也被誉为“美国80年代关于师范教育改革的最有影响的报告之一”[5]。曼宁（D.ThompsonManning）对几百年师范教育的历史进行了回顾，以历史的教训来确定霍姆斯协会报告的历史地位，明确指出：如果美国拒绝霍姆斯协会的建议，那么美国教育改革的推动力还会依然如故[6]。从曼宁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在20世纪初美国就存在学术性和师范性之争。许多业界人士认为“学术”（人文艺术）比“技术”更重要，杜威（JohnDewey）极力协调二者的关系，也重视实践的教学；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琼为什么不会阅读》使美国人认识到基础教育的落后，故而在70年起了“回到基础”运动，然而美国的师范教育在此期间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7]重术轻学的情况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80年代，商业、工业、科学和技术创新方面往日不受挑战的领先地位正在被全世界的竞争者赶上这一事实使美国深感危机，向平庸的教育开战、重建师资队伍成为美国80年代教育改革的强音，霍姆斯报告顺时应势，重视学术性、注意学术性和师范性的平衡的观点，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不过也有人认为霍姆斯协会的建议“可能会促进教师人文艺术即学术水平的提高，不过这种提高可能会是以牺牲专业的教育学院为代价的”。[6]（P23）
在目前的高等教育管理和专业课程设置体制下，中国近期内很难指望专业科目和课程体系有较大比例的变化，学校既不能削弱师范教育科目来加强学术性科目，也不能削弱学术性科目来加强师范性，这既是体制的悖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认识产生的误区。如何在既定的当前体制下解开这个悖论、消除这个误区，对于我国师资培养质量的提高应该具有现实意义。
流行的理论观点认为师范教育是一个集学科专业（学术性）和教育专业（师范性）于一体的双专业师资培养体系，然而现实情况是“我国高师课程体系中明显存在普通文化素质教育不足，其中人文素质教育尤其缺乏”、“我国高师教育对课程体系的师范性重视程度每况愈下”、“我国高师课程体系的师范性则严重不足”、教育专业课程“内容显得较空洞，不切实际”、学科专业课程“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专业面不够宽，学科专业设置仅与中小学课程相对应，毕业生只能教授一门课，而不了解相关的科目，不利于学生所学的知识间的整合与发展；二是专业课程不能充分反映最新科学成果”。[1]（P53—55）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师范生在学科专业方面不如综合大学毕业生，在教育专业方面又构不成优势的状况。
这种现实状况促使我们思考：学术性和师范性是否就是学科专业水平和教育专业水平的划分？如果从哲学层面分析，“双专业师资培养系统”的观点其实和“通过专业科目或课程设置比例来体现学术性和师范性”的观点具有逻辑的一致性，它们实质上体现的都是学术性和师范性相对立的哲学思想及其相应的实践成果。
看来，学术性和师范性这两个范畴本身也需要重新进行检讨了。学术性和师范性在师资培养系统中具有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特性，实质上应是师资质量整合的统一体，我国过去的实践恰在统一性这方面注意不够。
教师具有相当的学科专业知识是其教学生涯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教师需要具备的学科知识在深度和广度上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学科专业知识对于教师来说是一个“怎样好也不过分”的领域。过去我们存在着把教师的学科专业知识理想化的倾向，其实，能胜任教学工作的学科专业与教师在教育内容上自觉不自觉地精益求精、学术造诣不断提高的要求不能混为一谈。我们不能拿科学家或这一领域专家的学术标准来要求教师的学术水平，学科专业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不是衡量中小学教师学术水平的唯一标准，这一标准只有与师范性相联系才具有了师资质量的意义。由此分析，教师的学术性不是学科专业知识的学术性，而是与师范性相统一的学术性；教师的师范性也不是教育专业知识的师范性，而是在一定学科知识基础上的师范性。教师的学术性和师范性应是指教师具备能胜任某一阶段教学的专业知识基础和相关学科基础，能够根据教学的真实环境和教学内容的变化而采用不同的教学技术，在科学、准确的知识传授过程中培养学生适应社会变化的能力，引导学生亲向科学、民主、文明的人类社会并为之而不断奋斗。
在学术性和师范性相统一的哲学原理的指导下，我们就不会再抱怨非师范毕业生也可为良师了，因为他们具有学科知识上的优势，师范性可以在日后的工作中弥补；我们也不必为课程比例难以在近期改变而束手无策了，在既定的课程体制下，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改变我们相对“空洞、不切实际”的师范性教育内容，在学科专业科目的教学中进行人文素质的教育，在学术性和师范性相联系的教学法中体现师范性和学术性的高度统一，在有限的教育专业教学中体现学术性和师范性的有机联系，体现真实教学情境下对师范性的要求，体现师范生为社会正义进步而努力的人文思想。
2定向型和非定向型
自从詹姆士·波特（JamesPorter）把通过师范学院培养师资称为“定向型师范教育”、把通过普通大学培养师资称为“非定向型师范教育”以来，定向型师范教育和非定向型师范教育就逐渐成为教育理论界界定师范教育体制的描述性的学术语言。
如果按照“定向”和“非定向”的理论分析，亚太地区的师资培养体制可分为四类：一是定向型的师范教育体系，如朝鲜、新加坡、越南、老挝、印度尼西亚、马尔代夫、新西兰等国；二是以定向型师范教育为主的国家，如中国、韩国、菲律宾、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尼泊尔、泰国、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等国；三是以非定向型师范教育为主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日本等国；也有分不清楚是以定向型为主还是以非定向型师范教育为主的国家或地区，有研究把它们归于混合型，如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参见曾红：《对亚太地区师范教育若干问题的探讨》，硕士论文，1996年，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图书馆藏。）欧美各国基本是以非定向型师范教育为主的师范教育体制，[8]其中美国的师范教育在其17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经历着一个从中等师范学校提高为独立的高等师范学院（约80年），又从独立的师范学院发展成为综合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即教育学院或教育研究生院（约40年或60年）的演变过程”，[9]如今美国已发展成为一个以非定向型师范教育为主的国家。前苏联也在不断变革师范教育体制，80年代中期，前苏联的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长还要求综合大学要“充分利用自己的学术力量，在发展高等师范教育中起关键作用”，[4]实质上是要加强非定向型的师范教育体系在前苏联师资培养体制中的重要作用。
在用“定向型”和“非定向型”理论分析各国的师范教育和师资培养体制的同时，我们也发现这个理论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首先来自于世界各国先后出现的师资培养体制多样化的现实，这种现实已使我们很难判断许多国家是定向型还是非定向型的师范教育体制，我们只能说某某国家是以定向型为主的师范教育体制还是以非定向型为主的师范教育体制，有时以哪个为主也难以分辨，这样，定向型和非定向型理论在这个国家就再难以成为主流的学术理念了。其次，这种挑战来自于由于对师资培养体制多样化的绝对理解而产生的对师范教育体制的认识，比如有些学者提出“师范学校退出历史舞台是无法阻挡的潮流，是师范教育发展的必经之路”。既然如此，科学地理解定向型和非定向型理论及其现实处境，正确认识作为这个理论的支柱之一的师范院校的发展问题，也就具有了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波特的定向型和非定向型理论不是规范意义的学术研究，而是经验主义的带有描述性质的“二分法”。它的贡献在于有利于对所界定的师资培养体制的优劣进行比较，从而为师范教育体制提供了一个分析的框架，这种分析方式在它所处的时代具有实证的性质，是比较恰当的分析方式，但是随着师资培养体制的发展，情形发生了变化。一是由于各国师资培养体制的多样化，如原来非定向型师资培养体制的国家出现定向型师资培养途径，原来较定向型的师资培养体制的国家发展了非定向型师资培养途径，或在非定向型师资培养体制内部出现定向型师资培养途径，非定向型师资培养途径与中小学整合形成新的师资培训途径等等，原来较单纯的师资培养体制已发生了变化，混合型师资培养途径的出现和不断发展削弱了以定向型或以非定向型界定某国师资培养体制的社会基础。二是由于招生体制的变化和终身学习（life—longlearning）思想的影响，定向型和非定向型理论赖以存在的基础——它们之间的比较优势——也在悄然地发生变化，如综合大学的毕业生可以通过继续教育的方式在定向型的师范院校学习教育专业课程，从而获得教育学硕士或教育专业硕士学位，弥补自己师范性的不足；同样地，定向型师资培养系统的毕业生也可以通过继续教育的方式到综合大学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或教育水平，这就是说，在现代社会，定向型和非定向型师范教育体制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它们之间的比较优势——也在削弱。
但这是否意味着定向型和非定向型理论已经丧失了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而成为一种过时的理论分析模式呢？似乎不能这样认为。定向型和非定向型理论所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的削弱是社会进步的结果，是当今社会的现实，但“削弱”并不是消失。在如马尔代夫、老挝、缅甸和柬埔寨这些较为贫困落后的国家里，结构合理、层次完善的定向型的师资培养体制尚未形成，有些国家还长期接受国外的教育援助，国内师资培养不够规范，有些只是应急手段而不能称为“体制”，在这些国家里，师资培养现代化的任务任重而道远。在中国这个以定向型为主的国家里，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争论，但这些争论反映了在改革时期人们对师范院校的不同认识，有些认识难以形成决策的根据。就政策来讲，政府目前还是要坚持保持三级师范的独立设置地位。就是在被某些学者奉为师范教育圭臬的美国，定向型师资培养途径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如一些私家协会、州、地方学区和联邦机构引导和支持了许许多多的非大学师资培养计划（non—universityprograms）如选择性证书计划、师范公司等，就是一些综合大学的教育学院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定向型师范教育体制的变式。
正因为如此，波特的理论仍然是师资培养体制分析的一种理论，在许多国家的师范教育实践中，它所界定的比较优势还相当程度地存在，因此它并未过时。但我们如果从师资培养质量的角度来分析，我们突然发现，定向型和非定向型作为师资培养体制分析的模式，它并不能涵盖如今多样化的师资培养途径，它只是师资培养体制分析的一种理论，不能无限扩大；同时，波特的理论也不是什么“言必称希腊，盛必比汉唐”的理论，师资培训的现展已经表明，它并不必然地与师资培养的质量相联系，它所反映的只是两种师资培养途径的差异，并不必然地标志师资的质量，良好的体制只是有利于质量的提高而不能必然造成质量的提高，这方面同样不能扩大，不能把体制扩大到等同质量。
在科学地定位波特理论的同时，我们也无法忽略一个与这个理论有关系的另一个问题，即上文提到的独立设置的师范院校发展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一、“师范学校退出历史的舞台是无法阻挡的潮流，是师范教育发展的必经之路”说主要是以美国师范教育的历史发展而做出的趋势判断，其实，美国目前也只是以非定向型师范教育为主的多样化的师资培养途径，因此，此说似乎作为一种理论假设更恰当些；二、美国的师资培养体制是美国社会文化作用于师范教育的结果，其师资培养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但其师资培养体制则无法成为其他国家师范教育发展的样板，其师资培养体制也不具备普遍的适用性；三、各国历史传统、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不同，师范教育发展也不可能有固定统一的模式，就是假如美国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不存在了，也难以就此推断其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师范学校一定会消亡，例如，韩国中等学校的师资，已经由综合大学培养，但是其小学教师的培养却是由专门的教育大学承担的，全国11所教育大学（每个道1所）构成了颇具特色的高等教育师资培养体系，并显示出专门师范教育体系的勃勃活力；四、定向型的师资培养体制与非定向型师资培养体制相比有其独特的优势，不具备完全的劣势，而且其体制也在不断变革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否定定向型的师资培养途径，在理论上欠充分、在实践上也还存在不现实的因素；五、中国的师范学校是在救变图存、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借鉴外国的师范教育而产生的，在其百年的发展史上，师范学校的存废问题也争论过多次，主张废师范学校的人甚至用了无理性的刻薄诟詈之语来攻击新生的师范学校，什么“师范学校成绩不甚佳妙，大可废止”、“高等师范学校实是大学及专门学校的赘疣，大可割去”、“师范教育不应另设专校，以免畸型发展之流弊”等等，[2]（P7）如今师范院校无用论和消亡说一起，构成了对当今师范教育系统独立存在的合理性的极大冲击，也有可能会形成当今我国师范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动力之一；六、在1996年的全国师范教育工作会议上，中国政府作出的基本稳定独立的师范教育的决议是对我国师范教育体系地位和作用的肯定，也是对师范院校无用论的驳斥，独立的师范教育体系目前尚适合我国的国情，近期内不会消亡，师范学校消亡论似乎过于超前。
3职前师范教育与在职师范教育
职前师范教育作为为想从事教师工作的社会公民而提供的职业准备教育并非是古已有之的师资培训途径。在17世纪以前欧洲漫长的历史时期，无论是从事世俗教育的学者还是从事宗教教育的圣职人员都是在知识或技能方面具有专长的人，学高为师，他们没什么任职资格规定，也没有接受过专门的教育培训，他们所采取的教学方法也不过是自己在知识接受和积累过程中耳濡目染的经验。中国古代闻道在先，学成则为师，在师法、家法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古代知识分子，为师并不是他们最高的理想，为官从政才是他们最高的理想。然而，入仕不易，宦海不虞，于是他们进则入仕弃教，退则从教待仕，他们虽有丰富的人文知识，却没有受过专门的教育培训，其教学法也大多建立在教学经验积累的基础上，这点与欧洲类似。
建立在受教育特权基础上的古代师资状况到了近代由于教育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得到了改变。近代社会的变革提出了普及义务教育的要求，教育的平民化对师资的要求、国家对教育方向的控制、教育理论的不断科学化等促成了近代师范学校的建立。后，中国在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西学东渐对传统文化的强烈冲击、救亡图存对新式人才的需要、国人对师资的需求及近邻日本的近代化示范等因素影响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新式师范学堂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的出现开辟了职前师资培养的途径，体现了教育平民化的现实，在师范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职前师范教育因此而生，受过规范的师范训练的师范生在世界近代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教师的任职资格也在世界各国产生了。因此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产生而起的重大历史作用就在于：它使人们对教师职业的认识改变了，学高只是为师的必要条件之一，教学的技术及为师的伦理道德也逐渐成为教师任职资格中不可缺少的，教师职业本身因而包涵了学术性和师范性的统一。
在我们讨论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产生了重大历史作用的同时，我们也难以忘记师范教育近代化过程中的真实历史，忽略以下历史事实是不恰当的：一是由于教育学和心理学长期以来自身的局限性，教师的师范性具有而且只具有相对的作用，它的作用在于相对缩短了学生对于教育规律认识的时间，毕业之前就掌握了一定的教学技能，这种师范性的相对作用一直延续到现在，并不断成为人们论证师范教育无用论的口实；二是长期以来，师范教育系统以培养基础教育的师资为目的，所授学科专业知识虽不高深，但能胜任教学工作，且终身有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教师无在职培训的动机，师范学校也无提供师资在职培训的体制；三是在师范学校产生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广大师范生担负的是扫盲和普及义务教育的任务，由于师资严重缺乏，他们因受过相对良好的师范教育，在学科专业和教育专业方面均占优势，从而成为师资队伍的中坚力量；四是由于传统社会的相对闭塞和知识更新速度的缓慢，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基础教育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技术变化不大，教师本身的流动性也不大，社会缺乏在职进修的土壤。
这些真实的历史状况表明：在职前师范教育产生和存在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社会需要的不是师范毕业生的再教育，也不是师范学校提供继续教育，而是大量的师资准备教育即职前师范教育；师范教育存在的矛盾不是职前师范教育和在职师范教育之间的矛盾。而是社会所需要的师资不断增长与职前师范教育师资供量不足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至今仍然存在，如在亚太地区许多发展中国家，教师一方面十分紧缺，另一方面师范院校只限于职前师范教育，这就造成了师资缺乏和师资质量低下两方面的社会问题。在发达国家如美国虽然也提到教师缺乏问题，但那是与发展中国家涵义不同的问题，发达国家的教师缺乏不是师资培养能力不足造成的，而是职业的流动性和对教师在学术性上和师范性上较高任职资格造成的，即发达国家的教师缺乏不是由于职前师范教育不足而是由于在职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看来，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水平会极大地制约一国师范教育的层次和水平，我们不能忽略表面相同的概念所含的不同的社会含义，字面上的比较不利于相互借鉴和问题的解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发展对教育质量不断增长的强烈要求、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造成中小学教育内容的变革速度加快，一些新的教育理论的出现和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的不断更新等等已使一次性的职前师范教育不能满足教育革命性发展的需求，在职师范教育成为新时代对师范教育的要求。在这种时代的要求下，各国开始逐渐重视中小学教师的在职培训。英国70年代出现了概念化的教师在职教育与培训即INSET（In-ServiceEducationandTrainingofTeachers）一词，伦敦大学教育学院还设有INSET系，在地方教育当局（LEA）的主持下，组成了以大学、教育学院、教师中心为主的全国性培训网络，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并把中小学教师的在职培训与其薪水相联系，日本、美国等国也有类似的政策。法国将中学教师的在职学习写进了《继续教育法》，以法的形式予以确定。中国的《教师法》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教师接受培训的权利以及教育行政部门、学校主管部门和学校因此而负有的法律责任。
近半个世纪以来，在职师范教育在世界各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形成了多种层次、多种类型的在职师范教育形式。从提高教师的任职水平和任职资格的维度，有学者把世界范围内的在职师范教育分为四大类：补缺型、资格培训型（包括补偿学历型与学位进修型）、适应型（新任教师的入门教育和补充更新的适应性培训）和研究提高型。易长发同志认为中学新任教师入门教育大致有“新教师带引式”、“集中培训式”和“新教师研修式”三种形式，并把“以课程为基础的在职培训模式”分为“学位课程培训式”、“单科课程培训式”，把短期进修在职培训模式分为“老教师培训”、“备课培训”、“一般性培训”、“专题研究式”培训和“广播电视讲座式培训”，对以学校为中心的在职培训方式和以学校为中心的教职员发展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注：参见易长发：《外国中学教师继续教育培训模式例析》，《比较教育研究》，1999年第3期。）。米切尔（YoungMichael）则在现代化的分析框架中分析了英国80年代以来的师资教育改革，认为师范教育系统发生的对英国有作用也许具有世界意义的转变是从以学科为中心转向以课堂中出现的问题为中心，从以大学培训师资为中心转到以中小学为中心。[10]
在对国外这些多层次多类型的在职师范教育进行比较研究时，我们发现形成以下认识是必要的：
一是在职师范教育的出现及其在各国教育系统中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结果，是师范教育发展的必然阶段，它反映了社会的发展与师资水平的不平衡，以及师资水平与社会相适应的矛盾运动。
二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会制约在职师范教育的层次和类型。如在亚太地区的一些国家，教师严重缺乏，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如提拔初中教师去教高中，招收中学毕业的学生为民办教师，这样补缺型和学历补偿型就成了这些国家在职师范教育的主体。在这些国家，在职师范教育计划有时无法落实，不少教师（包括“民办”、“代课”或正式教师）走上教学岗位后就无暇再受到培训，在职师范教育虽要求强烈，无奈供量不足，从而影响了这些国家高水平的发展。而美国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较高，适应型在职培训和研究提高型的在职培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新任教师（beginningteacher）以资格培训型为主，补缺型的在职培训在美国不占重要地位。80年代以来，美国还进行了一项长达十几年师范教育改革计划，该计划用以吸引并指导非教育专业大学毕业生或有相关经验但没有正规教师资格的人成为教师，被称为“选择性教师证书”计划，[11]由于选择性教师证书计划的实施，许多州逐步取消了过去长年实施的“紧急教师证书”。
三是在职师范教育应以提高师资队伍的质量为最终目的。在近半个世纪的在职师范教育实践发展的过程中，一条最基本的规律就是在职师范教育具有多重目标，但这多重目标必须与教师的学术性或师范性相应提高契合，才具有实实在在的社会意义，否则就有悖于在职师范教育的本质。在这里最需要避免的一种倾向就是教育主管部门、培训机构或培训对象的急功近利的态度和不切实际的决策及行为。在职师范教育必须符合自己的国情国力，必须以切实促进师资质量的适当提高为目的。
四是不同程度地促进在职师范教育的制度化和科学化。受终身教育思潮的影响，英国学者詹姆·波特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三阶段师范教育的构想：第一阶段是个人教育阶段，即高中生毕业后；在相应的大学或师范学院里学习的阶段；第二阶段称准备教育阶段，这是指任教后的试用阶段；第三阶段是在职教育阶段，也就是被录用为正式教师后的继续教育阶段。波特理论的一个重大理论价值就是他把师范教育看为一个终身教育的过程，它启示我们促进在职师范教育的制度化和科学化就是要促进职前师范教育和在职师范教育的一体化；另外，建立在职进修的激励机制、严格教师的任职资格、规范教师的聘用、规范教师的实习试用期培训、提供有效的培训物质条件，建立在职师范教育的质量监控体系、加强在职培训的科学研究等等是必不可少的。
五是借鉴脑科学和生命科学研究的成果，加强教育学心理学的研究。加强教育专业的科学研究是职前师范教育和在职师范教育落到实处的一个重要支柱，既要加强在新的技术条件下、新的社会条件下教育理论的研究，又要加强在新时期教育理论指导下的教法和学法的研究，改变教育专业空洞不切实际的状况，使教学真正成为一门职业（teachingprofession）。
三作为21世纪我国师资培养途径改革建议的结论
1教师的职业化研究务求精进
从中外师范教育的比较研究中，我们发现，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古代欧洲无不学高为师，教师非职业化是一个事实，就是在今天，教师的非职业化仍有较大的市场，他们不承认教师的职业性质，不承认教学是一门专业，他们顽固地坚持“只要掌握了任教学科知识，人人都能做教师”[11]（P62）（美国的一些人的观点）、“非师范学校毕业的人照样可为良师，师范无用”，对定向型师范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予以否定。
我们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对这种观点予以驳斥，但我们也如坐针毡地面对着教师职业化不足（注：赵微同志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师范生的职业训练极为欠缺。”见《中国特殊教育》1998年第4期，第36页。）的现实，忧虑不安地关注着我国师范性严重缺失的状况。责人无过，闻过则喜，师范无用论的论调、教师非职业化的现实状况给了我们师范教育工作者重于九山的巨大压力，使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实事求是地审视我国师范教育的不足，理智地为改变这种不足作出建议。
我们当然可以把师范教育的不足归于历史、归于历史上教师非职业化的传统、归于社会经济制度的制约、归于相关领域的不够成熟，但这种归因无益解决当今我国师范教育不足的现实。长期以来，教师肩负众多的社会使命，有着众多的神圣光环，他们应有哲学家的睿智、雄辩家的口才、书法家的功力……然而教师的神圣并没有提高他们的职业地位，人们好像只把他们看成是教书匠，他们似乎不具备医生、律师那样的专业知识，他们似乎不能融学术性和师范性于一门专业。
如此看来，如何促使教师的学术性和师范性有机地融合起来，使教学在人们眼里能成为一门专业，便成为摆在师范教育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教师职业化的研究既是一个跨世纪的课题，又是一个世界性的重大课题，也是一个不断具有新的内涵的课题，其中似应包括加强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课程与教学的研究、生命科学和脑科学的研究、以发展心理学为核心的心理学的研究以及社会职业的比较研究等一系列的研究，这些研究所取得的系列成果将为教师的职业化做出理论贡献，为教师正名，为师范教育的发展提供理论的支柱。
目前，教师职业化研究已引起国内外有些学者的重视，在建构性学习、教师的专业地位、从心理学角度对教师素质研究等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还很不充分，因此为了师范教育发展的需要，教师的职业化研究务求精进。
2定向型师范体制内部需改革
从对定向型师范教育和非定向型师范教育的比较研究中，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定向型师范教育体制与非定向型师范教育相比，并没有比较的劣势，定向型师范教育体制在一国的存在也有其理论的根据，随着社会的发展，定向型师范教育体制也需要不断变革。
从体制设计角度分析，目前我国的师范教育体制大致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是综合大学或师范院校教育系本科生的出路问题。按照传统的体制设计，综合大学或师范院校教育系本科生的培养目标是教育管理、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专业的教师。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体制设计出现了弱点，教育系本科毕业生缺乏系统的学术训练，缺乏学科专业的知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就业出现了很大困难。
二是师范生层次提高问题。我国的学历教育层次单一，以学术标准为主，在这种情况下，师范生的学历提高，或者以牺牲师范性为代价，去报考综合大学的非师范专业，或者去报考教育专业，而又面临着知识结构不适应问题。美国的做法可作为借鉴。美国在长期的师范教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样化的学衔，如今在教育方面大约有120个学衔，如B.A／B.S，M.S.／M.A，M.Ed.／M.S.Ed.／M.A.Ed.，M.A.T.／M.T.／M.S.T.等。
三是高师院校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问题。我国高师课程体系目前还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特征，业已暴露出多方面的不足，[1]亟需改革。教学内容改革也是一个重大课题，例如：如何改革高师院校学科专业科目的教学内容以使其既能体现该学科的基础体系又能反映该学科的现展成果？如何改革高师院校的教育专业课程以体现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结合、发展教师的“临床能力”和“扩展能力”以及提高教师的学术素质和运用现代技术手段的能力？如何改革“两课”教学以切实提高师范生的思想政治水平和人文素质？等等。
鉴于以上问题，借鉴国外的经验，我们建议：切实改革高师院校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代化的高师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以教育专业硕士点的建立为契机，建立多样化的教育学衔制度；慎重对待、积极促进综合大学和师范院校的教育系改革，使教育系成为引领教育理论研究的中心以及教育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优化机构；改革师范院校科研体制和教学体制，促进科研体制和教学体制在提高院校办学质量基础上的整合统一；加强相关的教育研究，为改革准备理论基础和实践论证。
3建立终身教育性的师范教育体系
终身教育是20世纪教育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教育思想之一。虽然世界各国教育实践与终身教育的要求还相差较远，然而许多国家把终身教育作为指导本国教育改革的理论基础之一。为了适应终身学习的社会的到来，终身教育性的师范教育体系的建立就显得很有必要了。所谓终身教育性的师范教育体系就是指在终身教育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师范教育体系，这个体系把教师的培养、任用和在职培训结合成一个相互衔接的体系，这个体系使得教师能在职前师范教育结束后的教学生涯中的任何阶段，只要他需要，就可以接受在职的培训和提高。终身性的师范教育体系把职前师范教育和在职师范教育联接成一个连续的整体，重视教师的实习和试用期的培养和培训，把在职师范教育制度化，并把教师接受在职学习的主动动机与培训的物质条件结合起来，把在职师范教育看作是适应终身学习的社会的义务和为之所采取的行动。可以预见，终身教育性师范教育体系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教育体系，是当今师范教育革命性发展的方向。
发达国家为建立终身性师范教育体系已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大成就。目前，我国的师范教育理念、物质条件、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基础教育体制、高等教育体制、师资水平等一系列方面距离终身性师范教育体系的建立还有相当大的差别。然而我们可以在终身性教育思想的指导下，以建立终身性师范教育体系为改革目标，根据我国的现实条件，促进包括职前师范教育和在职师范教育的内部改革以及职前师范教育和在职师范教育的一体化、师范教育与基础教育的一体化在内的一系列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师范教育的改革，为适应21世纪终身学习化的社会源源不断地提供优秀的师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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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通识教育;师范大学;本科教学;教学改革
1通识教育的内涵
通识教育如今日益受到我国教育界的关注，但是“我国通识教育在整体上仍然处于探索期”、“尚未形成一套公认的通识教育模式”[1]，对于通识教育的理解也各有不同。通识教育一词源自拉丁语StudiumGenerale，即“来自各方的人一起参与学习”的意思。通识教育的概念起源于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自由教育，主张“培养内外一切善德”，从而培养出能成为国家统治者和社会精英阶层的公民。在二十世纪4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颁布的《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简称“红皮书”）中将通识教育集中进行了阐述，认为通识教育是主要通过提供文理基础教育内容的方式，让学生获得共同的学习经验和基本公民素养的教育理念。2007年，哈佛大学通识教育委员会在新一轮的教学改革中明确提出，“通识教育的作于在于建立大学学习和大学之外的桥梁和纽带，让学生掌握全面分析问题、客观地看待社会、明了个体社会职责的思想方法”。由此可见，通识教育不等同于对专业教育的补充，也不是空泛地指传授一般的知识来普及教育，更加不是简单地增加学生学习兴趣和知识面广度的选修课。“它是一种世界性高等教育理念。”[2]它不与专业教育对立，而是两者互相联系和补充。它需要完整的教育体系来实现。“通识教育是人的教育”，重在启发学生思考和培养学生更好在社会上发挥自我的能力。
2南京师范大学本科通识教育模式
南京师范大学共有26个学院，除强化培养学院之外，其余25个学院的课程结构由以下四部分组成：通识教育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主干课程和自主发展课程。在学分要求上，各个学院有些细微的差别，大致是50个通识教育课程学分，30个自主发展课程学分，专业主干课和学科基础课程为70个学分，总共150学分。在课程设置上，通识教育课程包含了公共课程和博雅课程两大类，其中公共课程即为公共必修课，包含了大部分的政治课类课程。强化培养学院是南京师范大学本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教育活动的特区和研究生优秀生源基地。强化培养学院设有理科强化班、工科强化班和文科强化班，学生入学后在大一下才会选择相关专业。强化培养学院在专业课程、自主发展课程和通识教育课程之外还设置了平台课程，减少了对博雅课程要求的学分，提高了对科研自主发展课程的学分要求。
3存在问题
3.1课程设置不合理
从学校在通识教育课程设置上可以看出，通识教育课程的比例失调，政治思想课的公共基础课占了80%，无法体现通识教育的目标——培养学生成为优秀公民，狭隘地理解了通识教育的理念。尽管博雅课程种类丰富并且数量较多，给学生丰富的选择，但是这些五花八门、杂乱无章的博雅课从缺乏学科之间的整合和知识统整。许多课程仅仅是对某门学科的简单介绍，缺乏深入探讨，难以达到提高学生思维水平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校很多博雅课如果不点名，学生便不会去上课，甚至出现了某门50多人选的课，有的时候只有5个同学去上课的情况。课程设置不合理导致了通识教育对于有专业教育的学生显得意义有限，造成了学生对于博雅课的重视程度不高，采取随意敷衍了事的态度，使得课堂效果大打折扣。
3.2评价与考核机制不健全
学校对教师教学过程的评价与考核是规范课堂教学的重要手段。目前，南师大仍然没有颁布详细的博雅课考评体系，尽管在《南京师范大学关于博雅课程的实施意见》中，学校明确规定了教学要求，但是对于博雅课并没有专门的组织机构进行监督与考核。各个学院有专门的机构对于学生的专业课进行教学检查和最后的考试要求与监督，可是博雅课并不在其管理范围之内。这种评价机制的缺失，大大影响了博雅课的开展效果。教师对学生的评价与考核是教师了解通识教育状况和更好地改进教学效果的重要途径，也是能够促进学生学习积极性并且提高其能力水平的一个重要手段。博雅课的考评应该依据课程目标，着重对学生思维和能力的考核，并且及时给予学生反馈来更好地指导其接下来的学习。由于博雅课的成绩最后不会计入学生个人的期末考评总分，所以许多学生不在意自己的博雅课成绩，也没有认识到通识教育的重要性。老师也应学生的要求，对学生的考核上要求不严格，平时不点名，没有作业的课成为学生热捧的“大水课”。在学校选课的过程中，学生选课的标准取决于“这门课有没有作业”和“这门课点不点名”，那些严格要求学生的老师的课因为没有同学选择而无法开课。
4改进对策
4.1明确教育理念
进行通识教育绝对不单单是开设通识教育类的课程，从学校到教师，从教育者到学习者，都应该充分明确通识教育的根本理念，认识到通识教育的重要作用。反之，通识教育只能作为专业教育的补充，流于形式。
4.2改进课程体系
在明确教育理念的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改进课程体系，在博雅课程的设置上学校应该研制一套“符合自己学校品牌特色和本科生培养目标的通识教育体系”，并且突破单个学科的限制，以社会为主题进行开课。作为师范大学，可以设置体现师范特色的以教育为主题的课程，提高大家对教育体系甚至是教育产业的认识和思考能力。比起已经开设的教育学这些理论性太强的课程，可以开设一些以师生关系、家庭教育、学生性教育等社会热点问题为主题的课程。学校应该充分考虑学生应具备哪些必要的能力，将一些新的课程纳入必修的通识教育课程内。比如当今社会，对法律和国际关系的理解是社会公民需要的能力，可将法律类课程和国际关系类课程作为分布必修类课程中，让学生掌握这些重要的能力。除此以外，还应该控制每门课程的选修人数在30人左右，以此保障课堂互动与交流的充分性，并给教师丰富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果以充分的支持。
作者:姜子芸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参考文献：
一、在名著阅读中获得真体验
(1)寓教于乐，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学生课外名著阅读，兴趣因素相当重要。阅读既有认识和教化作用，也有娱乐作用。就一般人的阅读经历来看，多数是从兴趣人门，才逐渐迷上读书的。一上来就对学生大谈作品的社会意义、艺术成就，很容易把学生吓退。激发学生的阅读热情，要重视开局的读物推荐。不但要根据大纲或我们向学生推荐的书目，更要针对学生的知识储备、理解能力，帮助他们选择那些思想性艺术性强，更要选趣味性强，与他们的理解能力和阅读情趣相适应的读物。因此，让学生先读《三国演义》、《巴黎圣母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鲁滨逊漂流记》等。这些作品情节曲折，可读性强，很容易吸引学生。当他们的阅读积累了一定的量，理解能力欣赏水平也有了相应的提高之后，再指导他们读《红楼梦》、《呐喊》、《复活》、《老人与海》等寓意深刻的作品，就比较容易接受。
(2)可喜的阅读成果。以一个课题实验班为例，到高二上学期末，人均课外阅读文学名著8.27部。学生的视野非常开阔。有10人读过古典四大名著；42人读过《三国演义》，36人读过《水浒传》，36人读过《西游记》，27人读过《红楼梦》，26人读过《简爱》，24人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围城》、《呼啸山庄》、《鲁滨逊漂流记》、《傲慢与偏见》、《呐喊》、《家》、《儒林外史》、《子夜》、《老人与海》、《漂亮朋友》等也都是阅读人数比较多的。最受青睐的作家依次是鲁迅、莫泊桑、雨果、海明威、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狄更斯、巴尔扎克、契诃夫、马克·吐温等。最受欢迎的都是思想内容积极向上，健康高尚，充满人文主义精神的文学作品。很多学生不但熟知这些作品的故事情节，熟知书中的典型形象，而且在思想上受到良好的影响熏陶。了解作品，熟悉文学掌故，崇尚正直、善良的性格，追求独立自由的思想境界。表现出良好的文学素养和美好的精神风貌。
二、在古典诗歌阅读中获得真感受
中国是诗的国度，唐诗宋词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璀璨瑰丽的珍宝。缺少有意设计的零星的诗歌学习对学生的影响非常有限，而自觉地对学生进行系统的多层面的诗歌教育，才更有意义。对学生进行诗歌教育，既强调分阶段相对集中，更注意保持连续性，防止随意的散乱的偶然行为。我们设计在高一品读唐诗百首左右，高二品读唐宋词百首左右。品读的诗作都经过精心选择。尽量选择那些思想性艺术性都达到较高水平的经典诗歌作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形成由点连结成线，由线连结成网络的文学史的观念。注意量与度的把握。适量扩展，学生能够接受消化，防止过多过滥，影响课本的正常学习。所选作品力求能实现思想性与艺术性兼顾的较高标准；同时还考虑到了学生的理解能力和阅读欣赏偏好。对作品中一些不够健康的情调，及时正面引导。
对学生进行诗歌教育，有明确的目的，具体的内容和多样的方法。
(1)正确积极的思想影响。我国古典诗歌的主流是健康的向上的，在各个方面都放射着人文精神的光辉。
在指导学生品读这些诗作时，引导学生去发现这些美好的精神，汲取丰富的思想营养。引导学生从李白的《丁都护歌》，杜甫的“三吏”、“三别”等作品中感受诗人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从杨炯的《古从军行》，高适的《燕歌行》等作品中感受诗人热烈澎湃的爱国激情，渴望报效祖国，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从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陈陶的《陇西行》，陆龟蒙的《新沙》等作品中体会诗人对统治者榨取万民膏血，不惜敲骨吸髓，以供自己穷奢极欲醉生梦死，为炫耀武功而穷兵默武的强烈批判，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注，培养他们的平民意识和批判精神。从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韩愈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李贺的《马诗》中感受诗人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深刻苦闷与强烈不平，感受诗人强烈而又独特的个性追求。从雍陶的《题情尽桥》，陈玉兰的《寄夫》等作品中感受诗人笔下深厚的亲情，纯洁的友情。从王维的《汉江临眺》，孟浩然的《临洞庭上张A相》等诗作中深人体会诗人所描绘的辽阔的山川风物，神奇的自然风光，感悟他们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热爱自然的博襟。从白居易的《问刘十九》，王驾的《社日》等五七言小诗中感受诗人热爱生活，悉心观察细小生活场景的独特情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