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1 17:08:12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历史文化遗产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1.综合性的体制管理模式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在保护管理体制中所采用的是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综合性组织模式。其中，历史苏格兰（HistoricScotland）是苏格兰政府的执行机构，6代表苏格兰部长7对苏格兰的历史环境进行相关的宣传、推广及保护活动。它不仅负责苏格兰所有的世界遗产地管理，同时也负责与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相应的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实施。爱丁堡市政府（EdinburghCityCouncil）是国家、中央政府的延伸和代表，它主要负责规划开发、土地使用，直接管理、监督和协调各种遗产保护，颁布城市范围内建筑遗产以及世界遗产地的特殊法令等。在市政府机构内部有专门的世界遗产官员来处理与世界遗产相关的各项事务，并在进行城市规划系统的审批阶段起到关键的作用。8这两者作为主导，负责了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宏观层面的政策法规与大部分资金拨款。同时，爱丁堡老城新城还设有相对独立和专业的咨询执行机构爱丁堡世界遗产信托（EdinburghWorldHeritageTrust）9，它作为第三方中介，专门处理与世界遗产保护管理有关的具体性事务，其与行政机构的紧密联系，内部以职业专家学者为核心组建技术团队，确保可以对各项保护管理项目提供经费保障和实际的技术支持，同时也有效地避免了政府因缺乏专业经验而对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工作造成负面影响。此外，还有科本协会（CockburnAssociation）10、苏格兰建筑遗产协会（ArchitecturalHeritageSocietyScotland）11、苏格兰城市信托（ScottishCivicTrust）12、苏格兰国家信托（NationalTrustforScotland）13等民间社团组织，共同对爱丁堡老城新城进行重要的监督、教育和推广作用。这种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专家咨询机构、民间私人团体同时参与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运作体系模式范围广泛、执行严格，且较为完善，确保了在爱丁堡老城新城保护管理过程中的相对开放性、科学性和公正性。
2完善具体的法律保护体系爱丁堡十分重视在规划系统和调控方面对老城新城的建筑、历史环境进行严格保护管理。其规划政策法令、古迹保护法令、历史环境政策条例主要来自国家、区域、地方三个不同的层级。在国家宏观层面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作为区域和地方的规划政策框架的基本法《1997年城市与乡村规划法（》苏格兰（）TheTownandCountryPlanning(Scotland)Act1997）、《2006年规划法》（苏格兰）（ThePlanningetc(Scotland)Act2006）；专门针对单体建筑、纪念物以及具有独特考古和历史价值地区的保护法律《1997年规划（登录建筑物及保护区）法令》（苏格兰）（ThePlanning(ListedBuildingandConservationAreas)(Scotland)Act1997）、《1979年古迹及考古地区法令》（1979AncientMonumentsandArchaeologicalAreasAct）；苏格兰历史环境保护管理基本政策的指导文件《苏格兰历史环境政策》（ScottishHistoricEnvironmentPolicy）（SHEP）14(2008)；苏格兰政府在土地利用规划方面的政策法规《苏格兰规划政策》（ScottishPlanningPolic）（SPP）15。在区域层面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发展规划》（TheDevelopmentPlan）、《爱丁堡与洛锡安区结构规划》（EdinburghandtheLothiansStructurePlan）。与苏格兰政府国家、区域政策法令相比，由爱丁堡市政府颁布实行的一系列地方性政策法规则更为详细，如《爱丁堡城市地方规划》（EdinburghCityLocalPlan）（ECLP）16、《爱丁堡保护区特色评估》（ConservationAreaCharacterAppraisals）等，它们十分有效地对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建筑以及整体景观环境进行保护，同时也更具有实际操作性。由以上分析可见，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从国家、区域、城市的不同层面，构成相当完善具体的法律保护体系，从根本上保证对世界遗产地建筑环境原真性和完整性的保护，法律内容较为细致、规范，并且具有量化标准，例如，在《规划法》中，不但明确规定了列入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四个要素“必须具有建筑学价值、历史学价值、普遍价值和与国家重要人物或重要时间相关”，而且还细分了相关的时间标准，因此具有很强的操作性。17其次，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均将文化遗产纳入城市规划的范畴，通过对规划开发进行评估控制，来防止对区域内的历史文化遗产造成破坏，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值得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地加以学习。此外，在其法律法规中“保护区”的特色评估政策也十分具有借鉴性，目前爱丁堡共有39个保护区，其中的中世纪旧城保护区、乔治亚新城保护区、迪恩村庄保护区（DeanVillage）以及西端保护区（WestEnd）构成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区域的大部分，对爱丁堡世界遗产地提供了较为完整的保护。一旦世界遗产地内有新开发项目进行申请，保护区的特色评估就可以与现有法定规划政策，具体导则以及特定场地的发展要求等一起，共同建立起框架，来严格评估和控制新项目对保护区特色和形象所产生的影响，同时也对遗产地规划政策以及开发控制决定的建议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3多元化的保护方法策略在完善的体制安排与法律体系基础上，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地还通过多元化的方法策略，积极保护老城新城的历史建筑及景观环境，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和遗产地投资、旅游环境，为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寻求更大的空间。为了复兴世界文化遗产地的的历史价值和提高公共空间景观环境品质，爱丁堡进行了“首都街道”计划（CapitalStreetsProgramme），CastleStreet、St.AndrewSquare、Grassmarket以及RoyalMile、SouthBridge等世界文化遗产地老城新城中的街道广场环境得到了有效的整治和改善（图2）。爱丁堡还进行了店面标志和广告视觉景观控制的项目尝试，即在爱丁堡老城新城最主要的街道RoyalMile沿街区域范围内，所有新店铺采用的标志都需要得到苏格兰政府的规划审批许可，而原有店铺如果会对保护区的特色和形象产生明显的破坏，政府也能够要求其进行去除。同时，爱丁堡也十分注重处理好城市建设发展和文物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取得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共赢。目前，爱丁堡老城新城中约有75%的建筑为A，B，C级登录建筑，相关政策法规的实施以及职业保护专家提供的建议保证了众多法定登录建筑在单体结构、建筑环境、庭院、建筑室内等方面进行整体性保护。18为确保保护工作与新建筑建设之间的协调共生，相关政策从原先登陆建筑以“最佳的使用方式是延续原建筑的设计功能”为主导过渡到以持续合理发展为标准的改建方式，改建中应尽量减少变化，并适应新的抗震、防火、卫生、结构规范等建筑标准，符合无障碍设计标准，使建筑利用在较长的时间跨度内具有适应性。在老城区，一些新建建筑在尊重历史文脉的原则下，采用新技术、材料、建筑语汇反映时代特征，在设计中都很好地参考了老城传统建筑的形式与特色、保存了文化价值的理念，并有机融入其周围环境，保持与历史、景观的紧密联系。它们与老城区历史建筑相互辉映，共同构成爱丁堡独特的城市特色。比较成功的案例如苏格兰国家博物馆、Canongate112、苏格兰诗歌图书馆等（图3）。
4多方位互动式公众教育爱丁堡通过多方面资源的整合，确立了世界遗产层级化教育的原则，在大学、中小学、普通民众等不同年龄段、教育背景层面，构建起一个互动性强、立体多方位的世界文化遗产公众教育网络体系，以此推广世界文化遗产，提高城市历史遗产保护意识和价值观，增强城市公众的文化认同感，对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产生了十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在高校教育和学术研究方面，爱丁堡大学的苏格兰遗产保护中心（ScottishCenterforConservationStudies），设有专门的遗产保护硕士学位。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理论与研究是其中开设的必修课程之一。同时，有关爱丁堡遗产保护管理的研究不断进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世界遗产历史、考古、环境监控报告、气候变化影响、项目保护报告、城市经济发展、游客分析等。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爱丁堡还针对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每十年召开一次国际性的系列学术会议。以上研究为《爱丁堡世界遗产管理规划》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并正确有效地指导了爱丁堡世界遗产教育的实践。针对青少年为核心开展遗产教育也是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主要特点。爱丁堡在中小学进行了一系列相关的课程、讲习会、设计竞赛等推广工作，例如CurriculumforExcellence、AuldReekiesession、LOOKINGuP！19等，以此来提升青少年对世界遗产及其价值的认知。这些项目目标鲜明、可操作性强、形式多样生动，通常以爱丁堡世界遗产地研究的某个特定主题为目标，在过程中不仅局限于建筑或历史单一细节内容的讲述，而是将世界遗产地的研究内容与学校实际课程内容相结合，丰富有趣的项目整体策划在读写、艺术、信息技术等多方面均提供了培养学生多种能力技巧的可能性。在普通大众层面上的教育则更为社会化和日常化。爱丁堡主要通过主题展览、大众传媒（电视节目、网站）、导游线路、城市活动、宣传出版物等多种方式途径，来提供多样化信息，增强民众对世界遗产的认知度和热爱感，培养人们自觉保护世界遗产的意识。其中的“爱丁堡开门日”（EdinburghDoorsOpenDays）活动20已成为爱丁堡每年一度最盛大的建筑、遗产、文化节日，DOD其实是欧洲遗产日（EuropeanHeritageDays）21的一部分，在爱丁堡已举办20年，由科本协会组织，与爱丁堡市政府合作，每年向公众免费开放一些最好的，现代的或历史悠久的建筑，其中的许多建筑在平日是不向公众开放或是需要收费的。这些建筑遗产大部分位于爱丁堡的老城和新城，活动历时两天，包括导游、文化活动、展览、讲座等，大大增强了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
二、结语
关键词:“关联理论” 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10(c)-0223-01
关于民俗文化产品翻译,应该适用什么样的翻译理论,怎样翻译才能使目的语读者花费最小的努力而达到最佳的认知效果,一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不同的翻译选择不同的翻译理论进行指导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翻译理论选择上,主要有语言学派、阐释学派、功能学派、文化学派、建构学派和学派。无论哪种学派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不足。总的来看,语言学派中的“关联理论”对民俗文化产品的翻译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1 “关联理论”在翻译操作层面的主要观点
“关联理论”主要从宏观和微观操作两个方面对如何进行翻译做了解答。关联理论的创始人Gutt(认知语言学大家Sperber和Wilson的学)认为:语言交际活动中,包含明说(explicature)和暗含(implicature)两种意义,明说表达一种信息意图(informative intention),即只限于提供交际内容的意图,话语接受者可从中获得语境假(context assumptions),而暗含则传达一种交际意图(communicative intention),即让话语接受者明白说话人有一个传递信息意图的意图。但由于不同语言间的文化差异,原文用明示手段提供的信息中所暗含的交际意图,往往因不同语言读者认知上的差异而难以被译文读者识别,Gutt主张应将那些“译文读者因语境差异不能从语义内容中推导出的暗含意义转化为明示意义”。通常有两种具体操作方法:一种是间接翻译。译文只保留原文的认知效果和基本意义,表现形式可做较大改动。Gutt建议,译者应从原文中提取“与该语篇产生最佳关联的信息”,可以对原文形式和内容进行增、删、改。一种是直接翻译的阐释法。在具体应用此法时,Gutt指出“译者可使直接翻译的阐释法变得较为容易一些,那就是通过诸如解释、夹注、集注之类的附加的交际渠道为译文语境提供部分所需信息”,以努力保留原文所有的“交际线索”,旨在“按原语设置的语境做完全等同于原语的阐释”。
2 关联理论指导下的部分东北二人转翻译实例
东北二人转是东北地区典型的民俗文化产品,在东北民间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深受群众的喜爱。再把这样一个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产品向世界进行介绍之时,必须借助英文进行翻译。网上对东北二人转的介绍有这样一段:二人转的表演手段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二人化妆成一丑一旦的对唱形式,边说边唱,边唱边舞,这是名副其实的“二人转”;第二种是一人且唱且舞,称为单出头;第三种是演员以各种角色出现在舞台上唱戏,这种形式称“拉场戏”。二人转的典型曲目是《西厢》和《兰桥》,单出头的典型曲目是《红月娥做梦》,拉场戏的典型曲目是《包公赔情》。网络上有人给出了这样的翻译: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errenzhuan.The most important is the duet sung by a clown and a player who acts the role of a woman.It is part song, part dance,and part storytelling.The most prominent items include The Western Bower and The Blue Bridge.The second type is a solo,in which the player sings and dances, such as Hong Yue'e Had a Dream.In the third type the actor sings the part of a woman or an old man,as in an opera. This is called lachangxi.An example is Lord Bao Gong Makes an Apology.
笔者认为这样的翻译虽然基本表达出了原文的意思,但是会使西方人的理解十分困难。因为原文中所给出的明示意义,无法让西方人产生最佳的语境关联。根据Gutt的观点,此时我们需要为目的语读者创设这样的语境,可以用两种方法：一是省略原文中的枝节部分,只求源语与目的语的主要精神相同；二是采用注解的方法。根据Gutt的观点,可以把原文加上如下注解,以创设关联语境:errenzhuan.:a kind of art,popular in northeast China,in which one\two or many persons perform singing while dancing;the purpose of which is to show love to each other at the beginning, therefore,the performance of a male and a female is typical.这样的修改虽然多费了笔墨,但是可以让西方人非常容易理解。
简而言之,Gutt提出的“关联理论”在翻译实践中彰显了强大的魅力,它不仅能够丰富和发展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而且能够充分发挥其在实证研究中的指导功能。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业；钻石模型；城市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8-0069-03
1 钻石模型理论
钻石模型又称钻石理论、菱形理论及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是由美国哈佛商学院著名的战略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提出的。这里主要用于研究唐山的文化创意产业在唐山为什么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完整的“钻石模型体系”。
（1）生产要素：波特将生产要素划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初级生产要素是指天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工人、资金等，高级生产要素则是指现代通信、信息、交通等基础设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研究机构等。
（2）需求条件：指本国市场对该产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如何，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国内购买者需求结构与特征、需求规模和需求增长方式及国内需求的增长率等。
（3）相关及支柱产业：主要是指原材料、零部件等上游产业及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水平。
（4）企业战略、组织结构与竞争状况：指企业建立、组织和管理的环境及国内竞争的性质。
（5）机会：指企业能否借助偶发事件，如世界或地域需求的剧烈波动、政府的政策变化、战争等，形成和提升产业的竞争优势。
（6）政府：指政府政策与其他各因素的相互影响关系。
2 唐山市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分析
从“钻石模型”的角度，着重分析唐山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现状。
2.1 生产要素
唐山是中国评剧的发源地，评剧、皮影、乐亭大鼓被誉为“冀东三枝花”，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唐山市共有不可移动文物点1321处，其中一、二批不可移动文物点836处，“三普”不可移动文物点485处。唐山市有世界文化遗产2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处（见下表），省级文物保护单位51处，市级重点文物单位10处，县（区）级保护单位62处，但这些只是初级生产要素。近几年来，唐山市进一步加大了文物保护的资金投入，投资1.5亿元扩建了唐山市博物馆，投资近1.5亿元在迁安、丰润和乐亭分别建成综合性博物馆，投入3000万元对世界文化遗产清东陵进行保护，筹集2300多万元对纪念馆重新布展，拨款149.7万元用于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拨款30万元用于更换和竖立国家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牌。
2.2 需求条件
文化消费需求是指市内市场对某类产品或服务的需求。文化消费需求状况决定唐山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状况，也决定唐山市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的状况。目前唐山市文化消费需求呈上涨趋势。2011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GDP）5442.4亿元，首次迈入5000亿大关，在河北省排名第一。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11.7%，增速高于全国2.5个百分点、高于全省0.7个百分点。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486.5亿元，同比增长5.0%；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3269.9亿元，同比增长13.1%；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1686.0亿元，同比增长10.9%。唐山市人均GDP在71626元左右，在全省位列第一名，已进入文化消费高速增长期，因此具备一定的市场需求。
2.3 相关及支柱产业
近年来唐山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受到各界关注，所谓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即在其文化创意产业领域中，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文化产业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包括研究机构）在空间上集聚，通过协同作用，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因此，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产业集群包括下游产业的文化产业企业、互补产品的供应商、专业化基础结构的供应者和提供培训、教育、信息、研究、技术支持的其他机构，如大学、智囊团和技术标准机构等。文化产业集群的发展能为上下游企业提供市场机会，而上下游企业的发展则会增加文化产业的知识与文化含量，从而可以提高文化创意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2.4 政府支持方面
为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部署，唐山市把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作为建设科学发展示范区、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将其作为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创新体制机制，完善政策措施，优化发展环境，文化产业发展呈现良好态势。唐山市政府先后出台了《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意见》，明确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发展战略、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制定了《唐山市振兴服务业发展规划纲要》和《促进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明确激活市场主体、增强发展活力、大力振兴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现代服务业，推动了唐山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战略目标；委托中国城市主题文化设计院编制了《唐山渤海明珠城市主题文化发展战略规划》、《南湖中央公园主题文化发展战略规划》和《乐亭三岛主题文化发展战略规划》。此外，还制订了《唐山市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实施意见》、《唐山市创建文化名城实施意见》、《唐山市建设科学发展示范区文化支撑体系》等指导性文件，出版了文化产业蓝皮书《唐山市文化产业形势分析与预测》，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各项政策保障。唐山市政府把文化创意产业项目作为重要抓手，下大力气抓文化创意产业项目的储备、签约和落地，形成了以工业文化、演艺文化、地域文化、旅游休闲文化和影视动漫文化为主体的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
2.5 机遇
在不断强化自身实力的同时，唐山市注重利用各种机遇来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深入发展。首先是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领导保证、思想保证和组织保证。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在文化建设发展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性、针对性、实践性极强的判断和论述。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两大一新”的战略目标。其次是多年来文化建设的成果为文化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产业经历了由小到大、从弱变强的发展历程，从2003年起，文化产业增加值增幅高于同期GDP增幅5～6个百分点，文化产业的增长势头明显快于一般经济领域。再次，新技术不断涌现为文化产业创新形式、拓宽渠道提供了技术支持，极大拓展了文化节目传播的出口和通道，使传播渠道拓宽、传播速率加快，对文化内容的需求更为迫切，这为以内容创作生产为核心的文化产业提供了快速发展的机遇。
3 唐山市文化创意产业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
3.1 文化创意产业优化了唐山市的结构模式
文化创意产业对城市的结构模式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优化产业结构。文化创意产业通过向传统产业的渗透、融合，加快了产业结构的升级；第二，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文化创意产业以集群的形式存在，成为城市另类的增长空间。
3.2 文化创意产业创新了唐山经济增长模式
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把文化要素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导要素。文化带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刺激内需带动经济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也创造了就业机会，吸引大批人才，带动唐山市经济的发展。
3.3 文化创意产业促进唐山市经济价值提升
城市竞争力可以理解为在相同条件下，对产业附加值和观念价值的挖掘，文化创意产业能够有效增加产品附加值，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从而促进城市价值的有效提升。
3.4 文化创意产业增强了唐山市的吸引力
Ashworth和Vogt认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能够通过提升城市形象，起到“地域营销”的作用。城市形象是人们对城市的看法、观念和印象的总和，有效的城市地域营销既可通过多元文化的融合达到提升城市整体形象的目的，同时也有利于输出城市文化和张扬城市个性，树立城市品牌优势。文化创意产业能够有效提升城市品牌，从而增加城市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孙福良，张英.中国创意经济比较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134.
[2]程波，姜蕊苹.重庆市创意产业科技创新战略研究[J].经济论坛，2011（3）.
[3]王兴全，孙洁.上海发展创意产业的战略分析[J].社会科学，2010（7）.
论文关键词：城市，现代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城市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城市发展了，但我国原来非常富有特色的城市、具有悠久历史的城市逐渐地失去了记忆，干百个城市差异越来越少，面貌却越来越趋同。城市文化遗产是城市历史发展的见证。是城市历史研究的重要依据。建设现代化城市是当今城市发展普遍追求的目标。保护历史的连续性，保留城市的记忆，保留可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具有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因此，保护城市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应是城市规划的任务之一。
1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建设现代化城市的重要内容
城市经济越发达，社会文明程度和现代化水平越高，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就越显重要。因为城市是文化的产物，又是文明的生成地。城市出现的时候，正是人类文明的曙光升起的时候。城市本身就是一件杰出的文化产品。城市科技的进步，经济的繁荣离不开人文创新的引导，离不开文化繁荣。现代城市是现代文明和现代经济的聚集地，它的本质即文化。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铸在城市的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一个没有文化的城市是一个没有品位的城市，不可能生存发展和持久的。文化足进步的动力，是历史的积淀。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通过漫长的历史时期逐步形成和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见证，可以再现前人、前朝或远古的民情风貌，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活化石，代表着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和独特的自然风情。是在更高层面上展现出人类生活的文明，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2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建设现代特色城市的基础
城市的魅力在于特色，而特色的基础又在于文化。所谓特色，就是个性。城市特色，是指一座城市内涵和外在表现明显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个性特征。城市的危机在于趋同化，失去个性。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特色内涵的重要集中表现。可以表现独特的城市民俗风情，传统的文化痕迹，富有创造性的个性特征。是超越国界和民族的，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具有普遍的吸引力。
3城市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大致包括的几个方面
法定的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虽未定级但确有价值的古建筑、纪念建筑物、民居、遗址遗迹以及反映城市发展阶段的代表性建筑物、构筑物等；有历史价值的风景名胜地；较完整地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风貌特色的地段与街区；能够体现历史上城市规划成就及反映城市发展历史的规划格局、风貌特色和空间秩序。除以上建筑实体性的历史文化遗产外．文化传统也是重要内容之一。传统的戏剧、绘画、音乐、手工工艺、民族风情、传统物产等都属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之列。
4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面临的问题
随着城市化进程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加速，近20多年来，我国城市有了巨大的发展和变化，成绩是辉煌的，有目共睹。但是也要看到，不少城市和地区，只顾单纯的经济开发和规模的扩张，而忽视对历史文化遗产、对城市特色的保护，破坏也是十分严重的，值得引起高度重视。带有共性的问题包括：1)建设性的破坏。2)改善市民居住环境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缺乏妥善协调。3)法制不全，执法不力。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方法的特点是要从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城市规划、文物保护、建筑设计等各方面统筹考虑，采取综合的措施，把保护与建设协调起来，从城市是一个大系统的观点出发，进行高层次的保护。
5城市规划对于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应起到重要的作用
1)分析总结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发展和现状特点，确定合理的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并通过城市规划，在城市空间上给予落实。
2)确定合理的城市布局、用地发展方向和道路系统，力图保护古城的规划格局和历史环境。
3)把文物古迹、园林名胜、遗迹遗址以及展示名城历史文化的各类标志物在空间上组织起来，形成网络体系，使人们便于感知和理解名城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
4)通过高水平的规划设计处理好新建筑与古建筑的关系，使整体环境不失历史文化名城的特色。
6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层次和基本要求
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大体分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保护城市文物古迹。对古建筑、古墓葬、古遗址、石窟寺、石刻、近代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等，根据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定为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要经过整修公开展示，也有的在不妨碍保护的原则下，继续合理使用。当前，不提倡恢复重建那些已完全不复存在的“文物古迹”，因为经过重建的已不再属于文物，且不具有文物价值。
第二层次，保护有典型历史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地段。历史地段的保护原则是保护整体的环境风貌，保护建筑物的外观和道路、绿化等，建筑内部允许改造与更新。要特别强调与现代生活的结合，使这些地段为现代的社会生活继续发挥作用。
第三层次，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名城不只是看城市的历史长短，而在于承载的优秀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关键是要看其保存有丰富的有价值的历史遗产多少。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新建筑和老建筑的关系，新旧建筑之间在风格、色调上相协调，使整体格局达到和谐，不失文化名城的特色。要严格控制文化遗产保护区、历史街区内的空间过量的不适当的经济开发、旅游开发以及不相配的人工景点建设。
历史文化名城，除了要保护有形的、实体的内容外，还要保护无形的、传统的、原生态文化。所谓原生态文化是指由民众创造并拥有的，在民众中自然传衍着的文化形态。也就是说，要继承和发扬优秀的在特色地域中生长的历史文化。
论文摘要：文化遗产的物质性与精神性是一对矛盾。物质性是指其外显的形态特征，精神性则是其文化内涵。物质性是外在形式，精神性是实质内容，形式表现内容。对文化遗产进行研究，不仅要对其物质实体进行研究，更重要的是揭示物质背后蕴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科技信息。正确认识文化遗产的物质性和精神性是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工作的前提和必要条件。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矛盾双方是对立统一的，即矛盾双方不仅具有相异性和区别性，同时矛盾双方又是相互依存、互为存在的前提条件的。物质与精神是一对矛盾，二者是对立统一的。文化遗产的物质性与精神性也是一对矛盾，它们既对立又统一，物质性和精神性不仅相互区别，各自具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而且互为存在的前提条件。正确认识文化遗产的物质性和精神性是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工作的前提和必要条件。
一、 “文化遗产”概念的由来及其演变
在探讨文化遗产的物质性和精神性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考察一下“文化遗产”这一概念的由来及其演变过程。“文化遗产”是从“遗产”一词演变而来的。遗产是个古老的词汇，指的是先辈留下的财产，即个体从家族那里继承的私人财产。这种意义上的遗产，只是一种私有的物质财富，物质性和私有性是其主要性质。进入19世纪中期以来，遗产的内涵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开始有人把祖先留下的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公共财物视作遗产。这样，原来仅限于家庭范围的“遗产”一词，被扩大到国家范围内，私有性转化为公共性，于是，产生了另一层意义上的遗产，也就是文化遗产。文化遗产是一种公共财富，是文化传承和文明延续的纽带，是需要人们世代传承共同珍爱的精神财富。冯骥才认为，“早先遗产只是一种个人的与继承权相关的概念，是物质的概念，而文化遗产是精神的概念，是一种公共的遗产，是一个民族的、一个国家、一个地域共有的精神的财富。”[1]“把文化遗产当作精神财富继承，是人类了不起的一个进步”。[2]“文化遗产”概念产生以后，人们在关注其物质性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其精神性。新的遗产观被人们广泛接受，人们在遗产观上形成共识，于是，掀开了人类历史上遗产保护的新篇章。
二、 文化遗产的物质性和精神性
文化遗产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注：本文提及的“文化遗产”仅指物质文化遗产，不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遗产通过物质载体向受众展现其精神内涵，物质性和精神性是其最基本最重要的两种性质。
作为历史文化的物质载体，文化遗产是活着的历史的记忆。一般认为，文化遗产都是物质的、有形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无论是可移动的文化遗产，还是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它们无一例外都是用一定的物质材料构成的，离开了物质材料，它们也就不复存在。文化遗产的物质性指其外显的形态特征，包括材料、形状、大小、色彩、结构、艺术特点和实用功能等，是文化遗产的物化形式。各种各样的形状，千姿百态的造型，五彩缤纷的色彩，都是文化遗产物质性的体现。文化遗产的精神性则是蕴藏在物质形态之下的文化内涵，即它所反映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社会生活、民俗风情等多方面的内容，包括其制作技巧，历史背景，以及在当前环境下的状况、价值以及对现代生活的影响等等。
如果说物质性是文化遗产存在的外壳，精神性则是其内核。物质性是外显形式，精神性是实质内容，形式表现内容，内容寓于形式之中，二者互相依存，辩证统一。物质性是静态的，而精神性是动态的，动态的精神蕴于静态的物质之中。精神性通过物质性来表现，离开物质性，精神性无从体现，如果将物质性看作皮，那么精神性则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可以说明文化遗产的物质性和精神性的依存关系。
如何准确看待文化遗产的物质性和精神性？王以培先生认为：“文物在文，不在物；物是文的载体，文是物的灵魂。如果我们失去了记忆，忘记了文物背后的文化与文明，那么，即使身穿金缕衣，手捧和氏璧，照样一贫如洗；相反，倘若我们将逝去的往昔与经历的岁月铭记在心，让后世了解我们这个时代，正如我们了解祖先和远古岁月，那么，我们还担心失去什么呢?”[3]作为先人文明印迹的文化遗产，其珍贵性自不待言，人们在欣赏它们时，首先注意到的是其可视的、具象的部分，而忽略了其内在的具有生命力的内涵。事实上，这些内在的精神性因素，不仅凝聚着古人的智慧，更是其价值所在。文化遗产之所以是文化遗产，就在于它是携带了诸多历史文化信息的载体。如果物质性是其“硬件”，精神性则是其“软件”，如果物质性是“躯体”，精神性则是“灵魂”，二者无法分割，缺一不可。因此，对文化遗产进行研究，不仅要对其物质实体进行研究，更重要的是揭示物质背后蕴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科技信息，了解其中奥妙，发掘其中有价值的成分，做到古为今用、批判继承、推陈出新，使之为当前的现实服务。
文化遗产是作为物质被制造或建造起来的，在被生产建造之初，使用价值是其主要价值，在演变成为文化遗产之后，它的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原先的使用价值被大大降低或纯粹废弃，相反，它的历史文化价值凸显出来，成为时代的象征，文明的见证，联系民族情感的纽带，维系国家统一的基础，成为人们参观和研究的对象，引以为自豪的资本。因此，对文化遗产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物质的层面上，而应该提高到文化的精神的层面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表面看内在，真正把握文化遗产的精神实质和文化内涵。我们在鉴赏、研究、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时，必须确立既见“物质”又见“精神”的眼光，不仅要从物的角度着眼，还要深入揭示其中蕴涵的精神和文化内涵。“假如我们像仓库保管员似地一味关心文物之存亡，说明我们至少是缺乏激情和创造力，假如我们不顾文物的‘健康’，歪曲文物的精神，说明我们至少是缺乏理智。”[4]
我们现在保护文化遗产，其实质是通过保护其物质性达到保护其精神性的目的。保护其物质性是手段，保护其精神性才是目的，通过对物质形态的保护达到保留其精神内涵的结果。“这些物化形态和文化遗存之所以值得保护，则是因为它们背后有‘活’的精神、‘活’的文化。物质性载体是它们存在的手段，精神性价值是它们值得保护的依据。精神性、人文性与物质性、材料性的合一，才使‘遗产’成为真正的‘文化遗产’。‘遗产’是人的‘遗产’，也是有生命的‘遗产’。通过它们，人们可以体验‘活’的意义、‘活’的历史，可以体验生命的延续、时间的绽开。”[5]既然文化遗产的精神性是其实质所在，因此我们对它的保护就应该以保留其所携带的历史文化信息为目的，而不能仅仅停留在物质性保护的层面上，这样的保护是不科学的，至少是不全面的。由于精神性是由物质性来体现的，因此，在保护时，为了不使其精神性受损，应尽量保证其物质性不受伤害，这也是文化遗产要保持其原真性的理论根源所在。
关于文物之“文”与“物”，叶秀山先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文物为文化之“物”，人文之“物”。……“物”本来就是物，为什么还要饰以“文”？我们看到的那些品类繁多的陶器、瓷器，虽有不少精美的花饰，但相当一部分还都是实用的生活用品，像壶、罐、盘等等，此时“物”前之“文”，当不指那器皿本身上的花纹装饰。那么它们“文”在哪里？为什么现在人们不在“用”它们了，反倒由普通的“物”，转化成为“文物”？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不可以设想和“后现代”派相反的一种思路，即不是把一切的“文献”作“文物”看，而是将一切的“文物”都作“文献”看，即随着时光之流逝，此类“物品”之“实质”性、“物质”以及由之而来的“装饰”隐去，而其精神性、文化则显现出来，故而“物”成了“文物”。……“文物”作为“文物”之存在，而不仅仅作为“（历史）实物”之存在，是此种“时间”性、“生命”性事物存在之“明证”。作为“过去”的“目击者”，“注视”着“现在”和“未来”，保持着自身的“发言权”，“今人”要“知（道）”“过去”，要“设计”“未来”，必须“倾听”这些“目击证人”之“诉述”，和它们“对话”“讨论”。……“人”会说话，“物”不会说话，但“文物”却会“说话”。文物展现一种“意义”，这种“意义”不是“实物”本身所能涵盖得了的。我们看到的一方古砚、一领衣冠、一个陶壶，都不是说一下“这是xx”之所能穷尽的。这些“文物”不只是“告诉”我们它们的名字和用途，它们向我们说的是很多很多的“话”，可能还不断地在“说”，它们有“说”不完的“话”，不断在“倾诉”。我们眼前的“文物”无不一一向我们“打招呼”，“邀请”我们与它们交谈，以便“相知”。[6]
叶秀山先生的这段话很好地诠释了文物之“文”与“物”，也就是文化遗产的物质性和精神性。从解释学的角度看，一件文化遗产就是一个文本，这个文本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作为物而存在的，是一个符号系统。另一方面，它具有一定的意义，这个意义才是它真正要表达的东西。我们研究它，便是与它对话、交流，理解其物质形式所表达的思想、文化、观念等等。物质形式是理解文本意义不可缺少的中介，但不是真正的或本质的理解对象。只停留在文本的“物质”层面，而忽略了文本的“精神”层面的理解，实质上是理解本质的失落。理解文化遗产不应该是一个单纯的主体对客体的单向涉入，而应该是今人与古人的一个对话过程，这个对话过程的中介是以物质实体形式存在的文化遗产。如果能以这样的视角看待文化遗产，对它的认识和理解才是全面的、积极的；如果能以这样的视角对待文化遗产，对它的保护和利用才是合理的、科学的。
三、 物质性与精神性：认识与实践
文化遗产不同于一般的物品或商品，它们是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载体和人类历史发展的见证，具有符号和象征的作用，与人类的文化情感、群体认同具有密切的联系。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在于，它并非生来就是文化遗产，而是作为普通的物品被生产出来的，由于不可避免地负载了大量的时代文化信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演变成为文化遗产。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化遗产的物质性是与生俱来的，精神性则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增加的。在人类历史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其物质性必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改变，甚至会变得非常脆弱，亟待保护，如果不加以保护，物质形态一旦消失，将会使其携带的历史文化信息消失殆尽，这对后人造成的损失是极其巨大而且永远无法弥补的。正因为如此，文化遗产才显得更加弥足珍贵，保护的任务更加迫在眉睫。
在我国，从唐代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千多年间，“文物”一词基本上等同于“古物”、“古玩”、“古董”或“骨董”，那时，人们更重视的是物的层面，主要看重的是其经济价值和观赏价值，没有从文化的角度来认识。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考古学进入中国以后，才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文物”一词，人们开始在文化的层面上认识文物，探讨其在历史、科学、艺术等方面的价值，文物开始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中发挥作用，它的历史文化价值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近年来，“文化遗产”一词渐渐被人们广泛使用，较“文物”而言，“文化遗产”是一种更为规范、更为科学、更为准确的说法，它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与社会意义也更加普遍、更加深刻。从“文物”到“文化遗产”概念的演变也反映出人们对文化遗产精神性的重视程度愈来愈高。
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全世界的普遍重视是近些年的事，2002年，《伊斯坦布尔宣言》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引起了世界的普遍关注。2003年10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获得通过，同时加大宣传力度，使得这一概念深入人心。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过去的实践结果的凝固，表现为死的“物质”，它的传承主要是对“物”的世代保存和保管。相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过去的实践过程的当下演变，表现为活的“精神”，它的传承主要是对活“精神”的继承与发展。物质文化遗产中包含有精神性的成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也包含着物质的成分，它的展示和传播都离不开物质。对非物质遗产的重视是因为其中蕴含了特定民族独特的智慧，是一个民族得以延续的命脉和源泉，这一点与物质文化遗产是相同的。人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应给予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性以更多的关注与重视。
在当前文博界，只见“物质”不见“精神”的现象还比较多见。只见“物质”不见“精神”会导致两种错误的认识，一种是把文化遗产当作普通物品来对待，全然看不到它的历史文化内涵，这种认识的直接后果是由于看不到文化遗产的价值而忽略了对它的保护，进而导致文化遗产的毁损甚至消失。另一种是把文化遗产当作商品来对待，过分看重其经济价值而忽视了其他价值，把文化遗产当作摇钱树，作为换取经济利益的资本，经济利益的驱使必然导致重开发轻保护的严重后果，违背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从而造成对文化遗产的破坏。无论是哪种认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都是极其不利的，都是应该及时纠正并坚决摒弃的。
综上所述，文化遗产的重要在于文化的重要，而不是遗产的重要，在于文的重要而不是物的重要。对这一点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就不会在文化遗产保护的路途中迷失方向，就不会再有有悖于我们文化责任的行为发生。对文化遗产的物质性和精神性进行辨析，既是认识的需要，也是实践的需要。科学的实践需要正确的理论作指导，错误的认识必然导致实践的失败。前车之鉴，后世之师，我们已经在文化遗产保护的道路上走了很多弯路，为了民族命脉的延续，传统文化的传承，为了对得起我们的祖先，对得起我们的后代，我们一定要珍爱宝贵的文化遗产，尤其要珍视负载其上的文化内涵，使之为当前的文明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冯骥才文化遗产思想学术论集[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42-43.
[2]冯骥才.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使命——当代著名作家冯骥才在东南大学的讲演[N].新华日报,2007-08-22.
[3]王以培.文物在文，不在物[J].南风窗,2004,(4).
[4]蔡达峰等.历史研究与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转自人大复印资料网.
都江堰市位于四川成都平原西北部，处于四川省五大精品旅游区的枢纽位置，距成都20分钟车程。都江堰市因“水”而兴、因“堰”而名、因“道”而盛，是一座山水幽秀、文化浩瀚、风情浓郁之城。城区景区依山傍水，岷江五条分支河流穿城而过，山、水、城、林、堰、桥、塔浑然一体。两千年古堰，八百里青城，源远流长的水文化和底蕴深厚的道教文化赋予独特的灵性和包容性，李冰治水精神深刻融入和积蕴为一种“上善若水”的城市灵魂。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造就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天府之源的美誉。
自然人文并重，保护开发共举
都江堰市从1999年申报世界遗产以来，市委、市政府历届领导班子义不容辞承担起了保护生态环境和弘扬历史文化的责任，严格执行联合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认真贯彻“严格保护、统一管理、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方针，持之以恒地保护管理好这块人类瑰宝。都江堰市独特的自然生态之美和历史文化特色得以日益凸显，并得到了社会普遍认同。2000年，青城山一都江堰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06年作为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一部分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2007年成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都江堰市还先后获得了“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国家园林城市、最佳中国魅力城市、四川省文明城市”等称号和“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迪拜国际改善居住环境良好范例奖”，是四川省人民政府正式命名的“长寿之乡”。2007年2月，都江堰市作为成都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功摘取了“中国最佳旅游城市”桂冠。
传承历史文脉，加快科学发展
都江堰市在优越的先天资源禀赋和后天与时俱进积累的基础上，近年来在区域发展定位和产业布局进行了科学思考，积极探索了一条自然人文和谐下的产业发展之路。始终不渝地坚持保护为先为重的发展理念，循序渐进地推进自然生态和历史文化资源的合理配置，因地制宜地发展现代生态农业、集约环保型工业、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业。承前启后推进了全市“四位一体”科学发展。2006年，四川省委、省政府高瞻远瞩地提出把青城山一都江堰打造成为国际休闲度假旅游区的战略目标，在成都市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框架内，都江堰市充分依托和利用生态资源、道文化、水文化、养生文化等要素，以“中国式养生之源”为主题，以“全域成都”来考量和推动旅游基础设施，以国际化的理念建设国际标准、国内领先、品位独特的休闲度假旅游区。
国际视野规划，全域理念打造
着力推进风景名胜区建设精品化。以国际化视野，从全域角度，大力实施龙门山(都江堰段)旅游资源整体开发，带动龙门山旅游产业带的建设与发展；积极推进道教文化博物馆、“道解都江堰”实景演出等项目建设，巩固青城山一都江堰AAAAA级景区创建成果。着力推进旅游设施国际化。以满足国际游客需求出发，不断完善接待设施和旅游交通体系，加快高品质五星级酒店建设，打造高档酒店集群，延伸旅游产业链。着力推进服务产业现代化。加快城市中心游憩区建设，深度挖掘历史文化内涵，高水准举办都江堰放水节、道教文化节、都江堰夜啤酒节、国际熊猫节等特色节会文化旅游活动，积极培育时尚化、多元化、特色化现代服务业态。着力推进综合环境国际化。建立健全旅游执法管理体系和综合管理长效机制，切实加强旅游市场秩序综合整治和服务质量监管，确保旅游综合环境安全有序。着力推进人才服务国际化。进一步规范和提高旅游服务从业人员的服务技能与综合素质，培养和建设一支与旅游国际化相适应的一流的旅游行业管理队伍、旅游经营者队伍和专业人才队伍，努力以人本化、个性化的服务满足各类游客需求。着力推进宣传营销国际化。通过细分目标市场，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对象实施和调整旅游营销策略、营销方式、营销措施，努力提高境外旅游营销的有效性，扩大我市境外客源市场，提升我市旅游在境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论文摘要] 本文从文化遗产资源保护与旅游经济开发的角度出发，针对目前邯郸市历史文物旅游开发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对策及建议。
一、邯郸市历史文化简述
邯郸位于河北省南端，太行山东麓，晋冀鲁豫四省交界处。1994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战国时期，邯郸作为赵都城长达158年之久，此后邯郸又作为汉代赵国都城400余年。绵绵7000多年的历史铸造成了邯郸历史文化层次————磁山文化、赵文化、石窟文化、“曹魏”建安文化、广府太极文化、梦文化、磁州窑文化、成语典故文化。据多年考古调查，邯郸历史文化遗存极为丰厚，有文物古迹多达1500余处。其中属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处，即磁山文化遗址、赵邯郸故城、赵王陵、响堂山石窟寺、磁山窟（包括磁县漳河流域和矿区滏阳河流域），北朝墓群（128）邺城遗址、娲皇宫、129师司令部旧址。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97处：主要有丛台、黄粱梦吕仙祠、张庄桥墓群、清泉寺等。有市级文保单位近300位处，县保文物 150余处。这些文物涵盖古遗址（磁山）古墓葬（赵王陵）、古建筑（黄粱梦）、石窟寺（响堂山）、石刻、古文献、革命纪会旧址等多方面的内容。成为邯郸发展旅游业的重要资源。
二、邯郸历史文物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
1.资金紧张, 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有限;2.宣传力度不够，文化遗产价值未充分体现;3.旅游开发层次较低,缺乏文化内涵;4.旅游资源开发为单向开发;5.开发主体单一，以政府主导型为主。
三、邯郸历史文物旅游开发的对策建议
针对邯郸历史文物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1.正确处理开发利用与保护的关系。开发时应考虑到长远利益，明确历史文物旅游资源首先是“文化遗产资源”，然后才是“旅游资源”，在开发的同时要注重保护，必须制止破坏性的商业行为， 使历史文化遗产得到可持续利用。针对保护方面资金不足的最大难题，要从旅游收人中划出专项资金用于其维护工作。另外还要创造条件，争取将该历史文化遗产列人世界遗产备选名录，这样既能使该资源获得全面的保护，还提高了知名度，使地区性旅游资源得到可持续利用。
2.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对外知名度。采取多种形式，通过多种渠道，让更多的人了解邯郸历史文化。如政府与新闻、出版、文化等部门密切协作，利用广播、电视、国际互联网、期刊杂志、宣传画册等等传播手段，印发有关体现当地磁山文化、赵文化、石窟文化、“曹魏”建安文化、广府太极文化、梦文化、磁州窑文化、成语典故文化及民间文化传统，展现当地自然风光的旅游册；在国内主要城市设立办事处或代办点，积极参加国内各种旅游交易会，邀请国内外记者进行考察、拍摄专题片、进行专题报道；通过举办大型活动，如永年广府太极文化节、成语典故文化节、梦文化节、磁州窑文化节、响堂寺庙会等活动，不断扩大邯郸历史文化价值的影响力，提高旅游的知名度。
3.编制科学的旅游资源开发规划。把旅游地资源、客源市场、旅游服务与旅游设施视为一个有机整体，以三者同步规划为其指导思想，对旅游业发展作出战略构思。在市场定位上，根据旅游业发展现状，以周边地区为发展重点，着重面向晋冀鲁豫四省地区以内的游客，采取阶段性发展的步骤，逐步扩大影响;在景区规划上，应以磁山文化遗址、赵邯郸故城、赵王陵、响堂山石窟寺、娲皇宫等国家重点文物资源为核心，全面整合旅游资源，形成颇具特色的文化遗产旅游专线，打造旅游品牌。在项目开发上，充分利用优越自然环境，挖掘当地的风土人情，使文化遗产游与自然风光游、民俗文化游等其他类型的旅游资源相结合，针对过去历史文物古迹旅游知识性强而趣味性弱的情况，加强其参与性与娱乐性，把以观光为主的单向旅游开发逐步发展为观光、度假、疗养、娱乐等多种功能并存的双向旅游开发。延伸旅游产业链条，使旅游资源真正转化为旅游经济。
4.突出地区特色，加大开发力度。旅游的本质在于其吸引力因素，因此，应遵循特色原则,充分挖掘其文化内涵和精神底蕴，突体现文化遗产一定时间和地城范围内的唯一性和垄断性价值,同周边的地区形成优势互补.如磁州窑文化旅游开发应收集磁州窑各个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建设磁州窑博物馆和陶瓷会展中心，利用手工制陶参与性、互动性强的特点,开展传统陶艺制作旅游项目等，为保护磁州窑文化遗产,弘扬磁州窑文化，发展陶瓷旅游提供了更好的载体；而响堂山石窟开发就应将其与周围的风月关、老爷山摩崖石刻、寺后坡、皇姑庵、水浴寺、小鬼道等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整合，形成响堂山南北朝佛教文化旅游专线，并根据元宝山风景区与南响堂寺石窟一衣带水的地理位置，以滏阳河水为媒介，结合文化遗产与自然风光资源，建设成为集文化、山水、生态为一体的综合旅游景区，提升其整体吸引力。
5.搞活发展机制，加大投资引资力度。积极争取上级文化遗产部门对历史文物保护的专项资金支持和旅游部门的政策支持，进一步加大旅游招商引资的力度，积极鼓励旅游投资主体多元化。按照“谁投资，谁管理，谁受益”的原则，采取独资、合资、合作、租赁等多种形式开发旅游资源和经营旅游业，制定各种优惠政策，进一步调动民营资本、区外资金投资文化遗产旅游的积极性，并与驻区大企业、区外旅游企业联合开发的旅游资源。还要加强教育和引导，调动全民创业的积极性，支持景区附近的群众投身旅游产业。如鼓励赵王城景区附近左西村、引豹村、张庄桥村、小屯等村的群众在景区周围发展旅游商贸、服务、游乐等项目，为旅游业的发展增加活力和后劲。
6.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人才的培养。旅游的发展必须有一系列的配套设施予以支持,其中占重要地位的有交通运输业、住宿餐饮业、旅行社及导游素质等。
参考文献：
关键词：历史文化名城；文化软实力；多元投入体系
Abstract：Protecting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is the important content of enhancing Beijing’s culture soft power. The key problem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Protection in Beijing is capital deficient. It’s very urgent to establish a diversified capital input system of government leading and driving social capital into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protection. Combined with Beijing’s practical factors, this paper analyzes four typical patterns of social capital investment, and puts forward that we should take the different pattern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types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protection.
Key words：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culture soft power；diversified input system
中图分类号：C912.8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2）-03-26（5）
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是提升名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任务非常艰巨，风貌保护、房屋修缮、人口疏解、环境整治等资金需求量巨大，以政府投入为主导的投资方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迫切需要建立社会多元参与的投融资体系。国内外实践经验表明，政府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更新改造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加大财政投入的同时，还通过制定政策法规、税收减免、资金补助、贷款优惠等方式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中来[1]。这些国内外典型模式可以为北京创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的融资模式提供有益借鉴。
1社会资本参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动力机制分析
从国内外实践经验来看，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不仅是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内涵的体现，也已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资源――一种兼具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等多重价值的资源。这种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性开发越来越被社会所重视，带动了社会资本的积极参与，社会资本也因此成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要力量。社会资本参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具有三大动力：
1.1文化遗产保护性利用产生经济价值的市场动力
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众多的文化遗产，这些历史文化遗产，尤其是物质类文化遗产往往具有稀缺性、独特性和不可再生性，这既对文化遗产保护提出高要求，同时也使得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投资价值，吸引了各类社会资本的投资。社会资本对历史文化遗产投资主要产生三个方面的经济回报：一是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性利用带来的直接经济回报。社会资本在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修缮的基础上，可以直接开发为旅游景点或者引入文化休闲、创意设计、特色商业、商务会所等多种业态来获取经济收益，而且在这种经济收益中附加了文化遗产的独特价值，往往要高于一般性建筑物载体所带来的经济收益。二是文化遗产的品牌影响力促进社会资本品牌价值的提升。利用文化遗产的品牌效应已经成为文化遗产产业化运作的重要途径之一，虽然有些文化遗产的直接保护性利用的投入与经济回报难以实现平衡，但是文化遗产的品牌影响力可以拓展到社会投资主体的其他业务领域，促进企业其他业务领域市场竞争力提升和社会品牌价值提高。三是社会资本通过股权投资、债券投资等方式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可以获得一定的直接收益。
1.2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社会责任感
历史文化名城是全人类的财富，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每个社会公民应尽的责任与义务。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社会公众自觉参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积极性显著提高，各类型慈善基金成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资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法国有大约350多家基金会服务于文化遗产领域，仅文化遗产基金会一家投入就相当于政府投入的一半[2]。
1.3政府政策引导的激励机制
从国外发展经验来看，政府税收政策是激励社会资本进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要推动力。法国、美国、英国等国家均制定了相应的法规制度，规定公司或个人向文化遗产保护慈善基金会捐赠可以获得税前扣除，企业投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可以进行税收减免，等等。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社会资本投资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积极性。我国也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到历史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中来，但与国外相比，支持力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2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引入社会资本的主要瓶颈
近年来，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过程中，北京市积极探索通过政府资金投入引导各类社会资本进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总体上看，社会资本参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积极性并不高，主要原因在于：
2.1改造成本与投资回报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旧城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核心。受人口密度大、居民搬迁补偿期望值较高等因素影响，旧城特别是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成本相对较高，人口疏解、房屋修缮、市政设施改造等资金需求量巨大。而《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等政策文件对旧城提出整体保护的要求，建筑高度、容积率都有严格限制，尤其是历史文化街区内严禁大拆大建，只能实行保护性更新，其保护更新所得收益很难弥补前期的巨额投入，同时政府又缺乏相应的政策扶持和利益补偿机制，导致社会资本参与历史文化街区更新改造的积极性不高。
2.2房屋产权复杂，改造协调难度大
由于客观历史原因，北京旧城范围内房屋产权复杂，涉及到系统产（军产、宗教产、教育产等）、直管公房、代管产、代经产、售后公房、私产、混合产权等多种产权，甚至同一院落房屋由众多产权单位、众多使用单位构成，整体腾退改造难度大。据统计，北京现有市级以上文保单位只有40%左右对外开放，大部分被机关团体和居民占用；大部分四合院落都属于多元产权主体。地方政府协调各种产权主体利益都面临很大难度，对于社会投资主体则更为困难，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社会资本参与历史文化街区改造的积极性。
2.3社会资本参与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受到诸多政策法规约束
一方面，社会资本参与文保单位保护的途径比较有限，现有政策法规大多鼓励单位和个人以捐赠、资助等方式参与文保单位的保护，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不强，建立博物馆、保管所或者辟为参观游览场所的国有文物保护单位，不得作为企业资产经营，也影响了社会投资的积极性。虽然北京市已经尝试通过转让市区级文保单位使用权筹措保护资金，但目前尚无法律条文可依。另一方面，四合院产权关系复杂，但四合院产权交易制度尚不完善，使得产权交易困难，导致社会资本介入院落保护利用的通道不畅。
3国内外社会资本参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的典型模式
随着文化遗产保护在城市文化发展乃至城市发展中地位与作用的日益提升，国内外各类型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都在积极探索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形成了产权售让、文化单位自治、契约模式等一些较好的模式与路径[3]。本研究结合社会资本参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问题，在现有的政策框架下，探索若干适宜社会资本进入的发展模式，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提供参考借鉴。
3.1企业主导的历史文化街区与其他区域“捆绑式”开发模式
为提高社会资本参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有机更新的积极性，国内外许多地区通过建立容积率转移、容积率奖励等制度，对参与历史文化街区更新改造的开发企业在其他区域给予一定的建筑面积补偿，保障企业在保护历史风貌的同时实现一定的投资收益[4]。如上海太平桥旧区改造过程中，为保护“新天地”传统风貌，采取容积率外推方式，将“新天地”地段的容积率损失转移到周边写字楼和住宅地块，“新天地”成功转型成为集传统风貌与文化休闲、现代商务于一体的高品质区域，并带动了周边写字楼、住宅价格的全面上涨，弥补了“新天地”地块的亏损，实现了项目的整体盈利[5]。
在该模式下，通过容积率转移，在容积率移入区实现较高经济回报弥补了在历史文化街区的较低经济回报甚至是亏损，从而激发了企业参与历史文化街区改造的积极性，而且还可以使得企业有机会获得某些具有较高价值地块的优先开发权，从而实现企业更大收益。该模式实施应关注三个方面：一是制定严格的转移容积率核定标准和转让规则。不同区位、不同用途土地的地价均不同，容积率在移出区和移入区的价值衡量标准不同，需要设定好兑换标准与规则后方能进行顺利转移。美国使用“开发信用”进行兑换，根据保护区的重要性、稀缺度和难易度，确定开发单位的开发信用，越是控制难度小的地区，每个开发信用单位所包含的面积就越多。如严格限制开发的保护区域每16公顷一个开发信用单位，湿地每32公顷一个开发信用单位，农用地每81公顷一个开发信用单位。台湾则以每年地方城市的土地公告现值为基准，设定价值转化公式的方式进行。二是根据移入区综合承载力设定转让上限。过量容积率转移容易造成移入区环境恶化、城市管理失控。台湾1999年颁布的《古迹土地容积率转移办法》明确规定了不同区位的移入区所应承受移转的容积率上限，一般不超过该土地基准容积的30%，在城市更新区和特殊地段，可放宽至50%[6]。三是建立移出区与移入区之间的利益平衡机制。由于涉及中心区与郊区、中心区内部不同地块之间的利益调整，容易出现相互掣肘。通常对于移出区的补偿利益应大于所有权人就地直接开发的所得利润，对于移入区的开发利益应大于正常开发所得利润，即实现开发企业、容积率移出区、移入区三方共赢。
3.2居民、政府和社会投资者产权合作开发模式
国内外一些地区通过采取产权入股、产权托管、产权租赁等方式，较为妥善地解决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遇到的权属复杂及其带来的收益分配问题[7]。如苏州市西山镇明月湾村为保护10多处明清古宅，采取政府成立股份公司，政府以修缮费和公共设施的建设费用入股，私人古宅按完好率、文物价值等由相关部门进行评估并作价入股。入股后户主搬出古宅，古宅产权不变，交由股份公司将古宅整治修复后以通票形式开放经营。为确保私人户主利益，公司前期采用固定租赁金的方式实行保底分红，赢利后实行按股分红的经营机制。广东深圳客家文化珍贵遗产大万世居的保护、开平碉楼修缮整治也采取产权租赁或托管模式实现了较好的发展。
产权合作模式在国内仍处于探索阶段，一般来说，该模式适用于古建筑群的开发，在这种模式下，社会投资者可以实现古建筑群的整体性开发，从而获得规模开发效益以及整体品牌打造带来的更高附加价值；居民则可以依托资源获取一定的经济回报，改善生活质量。其实施过程中需关注三个方面：一是项目要有良好的盈利前景及盈利模式。历史街区或古建经过准确定位、特色化运营以及宣传营销能够实现持续盈利，为产权所有者带来稳定收益，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起产权所有者参与的积极性。二是项目实施必须有一家牵头单位。该牵头单位可以是政府性质的国有开发公司，或是一家具有较强实力的大型社会企业，政府应在税收优惠、低息贷款和财政补贴等方面给予企业一定扶持。三是建立规范的利益协调与分配机制。在房产评估、修缮费用分担、收益分红、退出等环节都需要建立利益引导和约束机制，保障参与方的投资收益。
3.3政府引导的非盈利性基金会运作模式
组建基金会是国际上筹集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一种重要途径。许多西方国家通过建立各种各样的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会，吸纳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等社会资金，用于遗产保护和文化振兴。如日本1990年创立了艺术文化振兴基金，由政府出资500亿日元，民间捐款120亿日元，为包括博物馆在内的许多文化和艺术团体提供了资金支持。英国国家信托组织是英国最大的遗产保护慈善组织，拥有43万名志愿者，通过政府资助、社会捐赠和遗产经营收入等方式筹措资金用于遗产保护[8]。国内一些城市也正在积极探索非赢利性基金会保护模式，如无锡市于2007年4月成立文化遗产保护基金，实行政府引导、民间运作，首期募集资金超过2 480万元，通过委托国联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对基金运作，主要用于资助保护文化遗产的企业和个人、开展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及相关专著出版、编制公布地方保护法规、资助吴文化节系列活动等。
该模式成功运作需要具备四个条件：一是需要有最初的资金注入来启动该项目。国外主要通过政府资金、捐赠、集资或借贷。北京市可以利用旧城保护专项资金、部分土地出让金、旧城改造中收取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二是通过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本跟进。政府财政投入只是启动资金，而社会资本才是基金资金的主要供给方。发达国家多采取个人捐助减免所得税、注资资金会的私人机构所得税减税、资金会运作项目所得税减税等优惠政策来吸引社会资本进入。三是组建专业化团队负责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运营。四是基金运作需要建立完善的监管机制。包括基金的资金筹措、项目评估、投资、预决算、退出等环节的监督管理，以保护好投资者的投资权益。
3.4政府或国有企业资本市场融资模式
通过向社会发行债券、信托、项目融资等手段直接融资的方式是国内外大型文化遗产项目开发过程中采取的一种方法。如郑州市以信托方式吸引民间资金用于商代遗址保护，于2005年4月公开发行“商都建设项目贷款资金信托计划”，居民可在农行网点购买该信托产品，委托一家专业信托投资机构将募集的资金向项目开发公司放贷，统一用于商代遗址保护等政府投资项目。
运用该模式进行文化遗产项目的开发需要关注以下三点：一是债券或信托产品的预期收益率要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和国债的收益率，才能调动机构或居民个人投资的积极性。二是债券发行主体一般为政府投资的国有投资开发公司。企业拥有的国企背景、在城市基建领域的主导地位以及政府的财政担保，将保障项目投资的安全性，降低外来投资者的风险顾虑。三是投资项目要确保有一定的收益，能够有效缓解政府财政压力。
4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的对策建议
4.1建立政府资金引导机制，出台引导社会资本进入的扶持政策
一是参照无锡市文化遗产保护基金等成功经验，尽快设立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基金。由市政府拨付启动资金，专业化机构运营管理，吸引各类社会资本跟进，用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专项支持。二是进一步拓展“微循环”模式，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政府负责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单位、企业、个人和原居民多方共同出资参与修缮。三是研究制定社会资本参与遗产保护的财税政策。对直接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企业及个人进行所得税前抵扣；对捐助现金或房产到遗产保护基金会或公益组织的公司或个人，可以申请所得税的减免或抵扣；对参与保护活动的企业或个人给予资金补助、贷款贴息、提供优惠贷款等方面扶持。
4.2针对不同类型保护项目采取不同的社会资本进入模式
不同的社会资本进入模式有不同的使用条件，借鉴上述研究的四种典型模式，结合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不同项目，进行分类引导。
对于成片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性改造，应该积极吸引具有较强实力的开发企业以历史文化街区与其他区域“捆绑式”开发模式参与保护。在该模式下，可以通过为参与历史文化街区改造的企业优先提供市域内其他价值较高的开发地块、或者提高企业开发其他地块的容积率等方式，保障企业在其他地块的较高收益来提高对历史文化街区改造的积极性。近期，可考虑在区县内部开展历史街区与非历史文化街区地块捆绑开发试点，远期应从市级层面统筹新城建设与旧城保护，进行跨区县异地补偿。
对于产权复杂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可以采取居民、政府和社会投资者产权合作开发模式。其中，对于具有一定开发利用价值的文物保护单位、相对规模较大的四合院群落等可以在积极引入大型开发企业的同时，采取产权作价入股的方式吸引产权单位、使用单位及个人参与。对于预期收益不太明朗，经营存在一定风险的项目，可以采取产权租赁或托管方式由政府或开发公司统一修缮利用，定期向业主支付租金。
对于公益类保护项目或旧城景观维护类项目，可以采取政府引导的非盈利性基金会运作模式。该模式适用范围包括：一是具有较高保护价值，同时又不具备商业开发价值的文物修缮工程，包括文物古建的一次性大修、长年持续性修缮等；二是博物馆、文化馆等大型公建的日常运营和其他社会文化公益活动。三是历史文化名城景观环境的改造项目，包括市政基础设施配套、环境卫生维护、园林绿地建设等。
4.3完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的法律法规和工作机制
完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等相关文件，健全实施配套细则，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相关立法工作，积极开展历史建筑保护性利用准入标准、旧城人口疏解、四合院房屋产权交易等相关政策创新。
强化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作用，加强城建、规划、文物和房管等多部门联动，形成合力；进一步完善专家顾问、公众参与的保护机制，形成制度化的保护决策程序。
建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项目的投资服务体系。结合北京市正在推进的固定资产投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完善现有的旧城改造项目审批机制以及重大项目区县属地协调服务工作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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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剑虹，王建新．浅论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投入[J]．未来与发展，2011（7）：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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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沈海虹．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的发展权转移[J]．中外建筑，2006（2）：50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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