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1 17:08:27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中国孝道文化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孝感；孝文化；孝人物；孝景观；时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738(2011)05-0090-04
百善孝为先，孝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孝感是全国唯一一个以“孝”命名的中等城市，孝感自古出孝子。古代著名的《二十四孝》中孝感就有三大孝子:董永、黄香和孟宗，历代《孝感县志》有记载的孝感孝子就有493名。一代又一代的孝子风范凝聚成丰厚的孝文化资源，滋育了历代的孝感儿女，使孝感人热爱孝子，崇尚孝德。
现如今，经过十年洗劫了的孝道精神又正在经历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社会出现了严重的道德危机。一些人的道德底线丧失殆尽，子女遗弃父母、不孝敬父母甚至殴打父母的现象屡屡发生，以至于有人感慨，如今社会的人际关系就是一种裸的金钱关系。在此背景下，孝子之都孝感市为继承和弘扬孝子精神，树立新时期尊老敬老良好风尚，自1996年开始进行“十大孝子”的评选，至今已评选了四届。“十大孝子”的评选掀起了孝文化研究的热潮，2005年孝感学院和湖北职院先后成立了“孝文化研究中心”和“湖北省孝文化研究会”。两个学院先后组织召开了中华孝文化研讨会、孝文化与和谐社会研讨会、孝感建设“中华孝文化名城”国际学术研讨会、“孝感孝文化与科学发展观”国际研讨会等大型学术研讨会，吸引了来自国内以及美国、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的众多知名专家学者参会，开展了一系列孝文化学术研讨活动。《孝感日报》、《孝感学院学报》和《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还分别开辟“孝文化研究”、“孝感孝子”等专栏，组织开展孝文化研究征文。一系列活动的开展及其丰硕成果使孝感成为我国继济南后孝文化研究的第二个重要基地。近十年孝感孝文化研究成果丰硕。
一、有关孝文化研究学术专著与孝文学专著
孝感学术界有关孝感孝文化研究的专著主要有:《孝文化史料征集》《孝感孝文化》、《孝感孝子》、《孝文化研究》、《中华孝文化研究》、《孝感地方传奇故事》、《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构建现代和谐社会――中外学者论“中华孝文化名城”建设》、《孝文化文艺新作》、《新二十四孝》、《当代学者论孝》、《孝经新解(通俗读本)》、《孝文化文学作品选读》、《孝文化景观》、《中华孝文化名城――孝感》、《旅游与孝文化资源开发》、《中国孝文化概论》、《中国孝文化史》等孝文化研究与教育丛书。另外，有关孝文学著作有:《千古孝子黄香》、《三国孝子孟宗》、《孟宗的故事》、《补碗》和《无敌孝子剑》。其中，《孝文化史料征集》全书由孝文化遗迹、人文景观、文物精华和拾萃四部分组成，是孝感孝文化系统考证的奇葩。《孝文化研究》对“孝文化的本质”、“中华民族的人格思想”、“先秦以来历朝历代孝文化的演进与发展轨迹”以及“孝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均进行了深入和有益的研究，称得上是“孝感孝文化研究”中一个新的里程碑。《旅游与孝文化资源开发》收录了孝感“旅游与孝文化资源开发”征文活动的40余篇优秀论文，它把孝文化研究与孝感经济建设结合起来，使孝感孝文化研究实现了质的飞跃和划时代的新突破。《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构建现代和谐社会――中外学者论“中华孝文化名城”建设》全书内容分为两部分，即孝文化内涵与意义的理论创新研究和孝感建设“中华孝文化名城”的实践探索研究，该书充分反映和体现了孝文化研究的新成果、新观点、新见解，对孝文化的现代化研究和孝感市“打造城市名片，建设中华孝文化名城”的实践活动具有重大启示和指导意义。
二、有关孝经学、孝、孝道、孝观念、孝意识的研究
孝感孝文化研究中心的学者对《孝经》、孝、孝道、孝观念、孝意识的研究高度重视，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相关研究论文主要有:《与的关系及其扬弃》、《漫谈汉代“以孝治天下’’的社会实践》(上)和《漫谈汉代“以孝治天下”的社会实践》(下)、《浅议孝的演进与文明轨迹》、《孝观念的源流与演变》、《孝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孝观念的源流与演变》、《中国古代文学与孝之初探》、《论的孝意识及其特色》、《唐代妇女孝行特征:女之孝重于妇之孝》、《与孝道思想》、《论、之孝亲意识与中国古代孝文化》、《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孝文化传统看贾宝玉的结局》、《中的异类孝子形象》、《“孝”字的创生及其原义释》、《不同文化土壤上的两支奇葩――中西“孝道”之比较》和《中西孝道差异及其原因探析》等。其中，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有:《与的关系及其扬弃》对《孝经》与《二十四孝》的产生及其内涵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上阐明了二者的关系，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示了二者中必须弃除的糟粕和应该吸取的精华，并结合实际进行了论证；《漫谈汉代“以孝治天下”的社会实践》从忠孝的思想基础、《孝经》的理论基础、天子的孝道榜样、举孝廉的用人制度等方面论述了汉代的“以孝治天下”的社会实践；《孝观念的源流与演变》通过对“孝”、“孝悌”、“孝忠”、“孝廉”的分析，进一步探索孝的概念及其演进的过程，透视中国特有孝道文明的历史轨迹，从而揭示孝文化的内涵，展示孝文化的无穷魅力，指出孝观念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优良品德；《中国古代文学与孝之初探》从中国古代文学与孝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着手，指出古代与孝相关的诗歌、小说、戏曲和部分记叙性散文主要是通过塑造孝子形象对孝进行文学性诠释，其中一部分作品以史实为据塑造孝子形象，另一部分作品则通过虚构塑造孝子形象，二者结合起来，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对孝的完美诠释，这种诠释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另外罗移山等一批学者还分别以《周易》、《儒林外史》、《牡丹亭》、《红楼梦》和《聊斋志异》作为个案，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作品中的孝意识、孝道思想和孝行实践，并分别从文化同质与文化异质、中西文化差异和人性与神性等不同视角，分析了中西“孝道”、孝爱观的不同，并指出中西“孝道”、孝爱观可以相互取长补短，以此促进中国孝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
三、有关孝文化的内涵及其当代价值的研究
孝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孝感学界在挖掘中华孝文化内涵，发挥其当代价值的研究的成果有:《论孝的文化内涵》、《略论中国传统孝文化
内涵的特征》、《浅论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十大特性》、《论先秦儒家孝文化的扬弃》、《析魏晋南北朝孝文化的特征》、《中华孝文化的存在方式三题》、《孝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孝文化与孝文明》、《关于中国传统孝文化内涵特征及其功能的思考》、《关于孝感孝文化形态及其当代价值的若干思考》、《论孝德与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关系》、《传统孝文化道德观与当代道德价值观之比较》、《析孝感雕花剪纸的孝文化内涵》、《体味孝感雕花剪纸的孝文化底蕴》和《推进孝德文化科学发展的基本途径》等。对于孝文化的内涵，《论孝的文化内涵》指出“孝”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包括生命意识、知性精神和道德观念三大要素，强调了目前对“孝”文化的研究，挖掘其生命意识和知性内涵尤其重要；《略论中国传统孝文化内涵的特征》和《浅论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十大特性》则分别梳理出孝的自然性、推及性、无我性、义务性、实践性等五个方面的内涵特征和久远性、普遍性、延伸性、人民性、阶级性、民族性、世界性、现实性和发展性等十大特征；《析魏晋南北朝孝文化的特征》分析了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孝文化的特征，指出要继承先秦儒家孝文化的精华，必须弘扬善事父母、赡养双亲，敬爱父母、敬爱长者等孝道，创新赋予显亲扬名、光宗耀祖，爱护身体、珍爱生命等内容以时代精神，抽去忠孝合一、移孝于忠，葬之以礼、慎终追远等内容中过时成分，彻底批判包办婚姻、传宗接代，提倡建立起新型的婚育观和民主平等思想。另外，叶继宗教授等学者还分别从孝文化与现代文明、孝德与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关系、孝文化与孝文明、传统孝文化道德观与当代道德价值观之比较等方面对孝文化进行了探讨，指出孝德、孝文化在弘扬中华传统道德，全面提高人们的道德素质，推动我国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方面的深远意义，并从时代性、政治性和社会性等不同的视角对孝感孝文化进行审视，提出了科学界定孝德文化内涵、全面整合孝德文化资源、广泛开展孝德文化活动、大力发展孝德文化产业等四条科学发展孝德文化的基本途径。
四、孝文化与经济建设、孝文化名城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研究
对于孝感如何利用自身的文化资源促进孝感经济建设、孝文化名城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孝感政界、学界对此进行了较多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孝文化与经济建设关系的研究论文有:《对孝文化的经济分析》、《孝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经营研究》、《孝感孝文化产业集群开发战略研究》、《基于孝文化的银色营销策略》、《以中华孝文化开发农村银色市场》、《以中华孝文化塑造产品品牌模式研究――以湖北孝感市为例》、《从孝文化谈文化营销与农产品加工企业品牌塑造》、《基于孝文化的孝感市旅游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科学发展多利共赢――着力建设“四园”
打造孝文化旅游经典》、《旅游和孝文化资源开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朝阳产业》、《日本“一村一品”理念指导孝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湖北省孝感市孝文化资源旅游开发的思考》、《孝感董永资源旅游开发原则及模式探究》、《董永资源旅游开发刍议》、《对依托孝文化发展应城文化旅游的思考》、《以特谋发展以特赢市场――实践“科学发展观”有感》和《浅议孝文化节日礼品开发》等。其中，《对孝文化的经济分析》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孝文化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对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所发挥的多方面的促进作用，以及孝文化在我国现阶段经济中的积极作用，阐述了引起孝文化作用发生变化的原因及其发挥作用的趋势。黄宏磊等学者通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对孝感孝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经营、孝感孝文化产业集群开发、孝感孝文化为基础的银色营销、孝文化特色产品品牌塑造、孝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科学发展等提出了各自的建议和对策。上述研究成果对指导围绕地方孝文化特色进行特色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孝文化名城建设相关论文有:《孝感创建“中华孝文化名城战略构想”》、《孝文化在推进现代文明建设中大有可为》、《中华孝文化名城建设空间》、《孝文化与孝感市城市品牌营销策略研究》、《基于孝文化的孝感市文化软实力建设》、《孝感孝文化名城建设的CI战略》、《中华孝文化名城品牌经营战略》和《基于孝文化的孝感市城市品牌战略》等。在上述研究中，吴崇恕教授等一批学者分别就创建中华孝文化名城的战略、孝感孝文化对孝感文化名城的建设的促进作用以及孝感中华孝文化名城的建设空间进行了研究，并以孝感市为例，讨论了基于孝文化的城市品牌建设目标定位、文化软实力的培育、孝文化名城建设的CI战略和文化名城品牌经营战略等问题，并提出了相关有益建议。
孝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研究论文有:《中华孝文化与代际和谐》、《创建现代文明家庭何以立孝》、《对于孝文化建设之难点“婆媳关系”的思考》、《关于孝文化在构建和谐校园中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和《论中华孝文化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等。上述文章分别就如何利用孝文化资源促进代际和谐、家庭和谐、婆媳和谐、校园和谐以及和谐社会建设及其保障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设性建议和办法，为孝感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
五、有关孝德教育的研究
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教育尤为重要。孝感学院、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把推进中华孝文化与高等教育相融合，在推进中华孝文化领域的产、学、研、用，培育以中华孝文化为特色的育人文化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和研究，湖北职院成立了全国首家中华孝文化学院。相关研究论文有:《“孝”的历史流变及其现代德育价值研究》、《赋予孝德教育新的时代意义》、《论孝文化的回报德行》、《传承中华孝文化精华
建设特色高校校园文化》、《从儒家孝道思想的生命意识解读大学生极端行为》、《浅论孝文化在高校校园文化中的构建》、《解读孟宗的故事》、《“孝文化”建设与学校教育――关于“孝文化”建设的思考》、《和谐校园呼唤孝道教育》、《以弘扬孝文化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突破口》、《运用开展家庭孝道教育的思考》和《孝道与道德底线教育》等。在上述研究中，《“孝”的历史流变及其现代德育价值研究》分析了现在我国孝道缺失的原因，强调传统孝文化对提升公民个人的道德素质、重建家庭美德、构建社会公德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赋予孝德教育新的时代意义》分析当前孝德教育被弱化的原因，指出要发掘传统孝文化的时代内涵，创新孝德教育的实践，提倡情行并重，引导大学生自觉践行孝德。还有李友清教授等学者分别就目前在我国学校、家庭和社会忽视道德底线教育引发的弊端、开展孝德教育的意义、如何进行孝德教育、孝德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以及孝德教育与国民素质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研究和探讨。这些成果无疑对孝感中小学及大专院校和社会开展孝道教育、弘扬孝文化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六、孝人物、孝景观及孝资源的保护研究
对于孝感古代孝子和中华孝文化景观及孝资源的保护研究的论文有:《孝感“孝文化”中的“董永与七仙女”――“孝感是董永故里”的印证》、《“黄香故里”考辨》、《(黄香故里考辨>之考辨――与张昕先生商榷》、《中华孝文化景观》和《孝文化资源的科学保护》等。上述文献分别就“孝感是董永故里”、“孝感是孝子之乡”、黄香的故里、事迹及文物文献进行了考证，并就中华事亲景观、孝亲景观和孝行景观等中华孝文化景观进行了综合考察，指出弘扬孝文化，积极开发利用孝文化资源，确保孝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对孝文化资源的科学保护。
[参考文献]
[1] 孝感文史办.孝文化史料征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2] 昊崇恕.李守义.孝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6.
论文摘要：孝道被先秦儒家视为“诸德之首”，是先秦儒家人文伦理的基石。本文首先阐述了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接着又对孝道思想进行了辩证的分析，指出孝是一个优弊共存的“杂糅体”，即有其适应时展的合理性因素，又有其阻碍社会发展的局限性，最后指出弘扬先秦儒家孝道思想对于当今社会仍有重要意义。
先秦儒家开创了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所构建的孝道观，则是这一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是儒家人文理论的基石。注重孝道，是中华民族由来已久的道德传统，是中国人个人道德的根源。它不但对中国古代社会和民众产生了广泛的思想影响，而且对当今中国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作用。
一、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社会，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人际的政治伦理关系都是以氏族、家庭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因此，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便是具有浓厚的血缘宗法成分。一般说来，同一血缘关系的人，为了本氏族的安定和繁荣，需要相互关心、帮助。父母有责任抚养、教育子女，子女应该尊敬、赡养父母。这样，就有了同一血缘关系的孝。
“孝”不是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到了私有财产的出现，一夫一妻制使得父子关系确实可靠，且导致承认并确定子女对其先父财产的独占权利的情况下才开始产生的。“孝”作为一种道德规范，要求子女奉养、尊敬和服从。到西周时期，随着父权家长制的确立，“孝”和以“孝”为主的宗法道德规范最终确立并完善起来。由于周代建立了完备的宗法分封制，建立了以“立子立嫡”的君位传统世袭制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孝”的观念及其作用进一步升华，并与政治相结合成为调整和维护政治关系的行为准则。“有孝有德”就成为了西周的“道德纲领”。周代的“孝”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奉养、恭敬父母；第二，祭祀先祖。春秋战国时代诸子之学勃兴，学者们对“孝”有了更深的见解。孔子继承了西周的“孝”观念，并把它系统化，确定为普遍的伦理模式。
在《论语·学而》中，“孝”被作为“仁”之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弟子人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孔子认为“孝”不仅体现在父母生前，最难的是保持到最终。“父母既没，敬行其身，无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矣”。孟子对孝作了进一步的详细说明和发挥，认为“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懒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亦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离娄下》)。战国后期的墨家认为：以爱亲利亲为己任，就是孝，孝不必图回报。此外，《韩非子》《吕氏春秋》都有专篇论“孝”，战国时还产生了《孝经》，这些文献表明孝道的框架在先秦已经完成。《孝经》把孝与治理国家的政治手段相结合，适应了统治者的需要，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孝的道德观念也就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最有影响、最富特色的规范之一。
二、对先秦儒家“孝道”的辩证分析
先秦儒家孝道思想有其丰富的内涵，几千年来，它已经成为指导我国人民家庭生活的行为准则。先秦儒家孝道有其合理性因素也有其不合理性因素，对此我们应作辩证分析。值得肯定和提倡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赡养父母。赡养父母的规定表明在以家庭为社会基本单位的状况下，子女对父母应尽的道德义务。这种道德义务是人类种族繁衍的需要，也是人生自然规律发展的要求。当子女没有独立的生活能力时，父母有抚养他们的义务；而当父母年老体衰，丧失劳动能力时，子女则应尽赡养扶助的义务。传统孝道中赡养双亲的这一规定符合人类社会延续发展的要求，反映了人生从小到老的自然规律性，是积极合理的内容，应该继承弘扬。
2．爱亲、敬亲。每个人生下来都离不开父母亲人的养育，在这种养育的亲密关系中，必会自然地形成子辈对养育自己的父母亲人的爱戴尊敬之情，但这种感情害怕时间一长，由于受到多种干扰而被丢弃，因而儒家提倡孝这一文化道德规范，以维护人类的这种美好感情。父母是自己生命所由，也是一切人际关系中最自然、最亲密的人际关系。因此很难想像一个人连给予自己的生命的父母或者养育自己的人都不爱不敬，他怎么能生发对他人、社会、国家、民族的爱呢?怎么会有健全的人格结构和良好品质呢?因此，爱敬父母可以说是人类的一种永恒价值。
3．尊老敬老。儒家把孝不仅仅限于父子关系，而且要求尊重家族中的一切老者尊者。根据“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思想，他们由尊养家庭老者再扩大到尊养社会上所有长者和老人，要求人们不但孝敬自己的父母，而且也要用同样的感情去敬爱别人的父母。尊老的确是中华民族的独特传统，它已经以言语、警句的形式，积淀于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和潜意识之中，这也是我们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
另一方面，先秦儒家孝道又有其不合理因素，先秦儒家把“孝”作为仁之本，把“孝”看成“诸德之首”，使“孝”这一伦理范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被强化，其影响是非常大的，其消极作用也十分明显。
1．“无违”之孝道。使家庭伦理表现出浓厚的封建专制色彩，父子之间存在着权利与义务的不平等，产生了权威人格倾向传统孝道讲究“父慈子孝”，但一向讲“子孝”的场合多，讲“父慈”地方少。“子孝”要求儿子对父母尽义务，做到“事父母，能竭其力”，无条件地绝对顺从父母，父亲死后还要尽三年之丧，三年之内“无改于父之道”，这一思想，表现出浓厚的封建社会家长制的意识，父子之间人格上具有明显的隶属关系。这“无违”之孝道，是建立在无条件的服从的基础上，这样的孝道，对维护家庭制度是有功的，却不容易培养出独立的人格。
2．“忠孝合一”的观念，使孝成为封建专制统治的基本道德力量。“孝亲”本是家庭中的道德规范，最初与忠君并无直接关系。到封建社会，地主阶级以宗法式家庭形式组织社会，建立了以皇帝绝对权威为基础的封建家天下。在这种封建等级制社会里，父亲是一家之长，皇帝是一国之尊。对封建家长的绝对尽孝，扩大到国家就是对君主的绝对尽忠。这样，孝亲与忠君便密切联系起来。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也大力宣扬“忠孝合一，移孝忠君”的思想，还提出：孝是忠的前提忠是孝的结果。为了忠，必须讲孝，当忠孝不能两全时，则要求人们“舍孝尽忠”。在当代民主社会，封建皇权统治已不复存在，但对孝具有服务于专制统治特性与历史应保持清晰的理智，防止其流毒影响。还有一些观点，如“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这些封建性糟粕，不管当时还是其后，都应予批判与否定。
三、先秦儒家孝道的现代意义
孝作为家庭伦理规范，有维持家庭稳定的功能和作用。人们用孝来调节家庭关系，使之扎根于家庭、风行于社会，成为人们遵守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在古代，中华民族有着敬老孝亲的良好风气，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弘扬养老敬老的孝道德传统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弘扬孝道思想是解决养老问题的重要保证
我国是世界上人IZl总数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老年人绝对数最大和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面对这种形势，如何安排和解决好亿万老人的养老问题，将是我国21世纪的重大战略任务之一。其实，家庭养老是迄今为止最古老、最基本和最富有生命力的养老方式，而家庭养老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就是传统的孝文化。传统孝文化中养老敬老的规范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即传统伦理的“孝”成为处理亲子关系的规范和最高准则，成为支撑家庭养老功能的文化价值机制。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出现了日益弱化的趋势，突出的表现就是小辈不养老不敬老。有些子女只顾自己和小家庭的利益，拒不赡养甚至虐待自己的父母，迫使一些老人和子女对簿公堂，家庭赡养纠纷日益增多，有的甚至发展成刑事案件。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积极寻求社会采取措施之外，更重要的是呼唤人们的真情良知。因此，弘扬中国传统孝文化，积极倡导尊老、敬老、助老的传统美德。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弘扬孝道思想有助于解决当前家庭代际矛盾
孝，其基本含义就是家庭亲子关系间的道德规范。孝观念最初是基于对人们家庭生活的维护，以一种家庭伦常的形态而出现的。从现代家庭来看，家庭结构和亲子关系较之古代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家庭这种组织形式依然存在，家庭依然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中长辈与晚辈之间的关系依然需要调节，所以说孝依然具有其存在的现实意义和天然基础。
从现实情况来看，当代人尤其是青年人的尊老、敬老、养老观念在淡化，个人利益观念逐渐增强，许多青年人的伦理道德意识丧失，不孝敬父母、不赡养父母、无视老年人权益，不少老年人不仅得不到子女必要的尊重和理解，甚至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受到子女的侵犯。一些与儿女同住的老人更是承担了繁重的家务劳动。他们生活上得不到照顾，情感上缺乏关爱，不少的老人倍感孤独与绝望。以上种种不孝的现象反映了现实生活中许多家庭代际关系的困境，说明许多家庭尚未真正树立起尊老养老的观念和赡养老人的责任感。因此，弘扬尊老敬老的传统孝观念就显得非常必要。它不仅能维护和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也是维护家庭和睦稳定、建设和谐平等的现代亲子关系所必需的。
(三)弘扬孝道思想是提高当代人道德素质的起点
“孝”是亲情之爱，是生生不息的爱心，是形成个人品德之根源，“道由孝生”，孝乃“德之本”，是“立人之本”、“人伦之本”。先秦儒家强调“百善孝为先”，认为孝是实现一切善行的力量源泉和根本，奉行孝道是追求各种美德的起点。人世间诸多美德，都是以“孝行”为基础衍生出来的。孝行源于父母对子女无私的爱，人生之初，最初感知的必是父母之爱，面对的是家庭内成员之间关系，对人的爱心也就首先应该施加于家庭成员的身上，这便是孑L子所倡导的“孝悌”之道，“弟子，人则孝，出则悌”。子女最先从父母那里感受到人间的爱，这种爱必然培养出子女对父母的爱。因此，施爱施敬当从亲始，这是有一定的天然的合理性的。那些提出以家庭道德为起点强化孝道教育，使子女爱父母、爱家庭而逐步发展为爱学校、爱家乡、爱祖国的观点，是合乎道德教育规律的，它是培养个人道德素质的起点，是提高当代人道德素质的切人点，它也是当代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在对少年儿童进行道德教育时，注重培养他们的孝道，以使他们从小具有爱心，形成社会责任感，这对培养“四有新人”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oo3，(9)
[2]肖群忠．《伦理与传统》[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9)
地震逃生 用生命探索生命
许笑天说，经历大难不死的人，活着就是一种幸福。幸福不仅是一种生活的满足和感受，同时也有磨难。往往经历一场大灾难之后，人们才知道生命的弥足珍贵，幸福感就会愈加强烈。
采访许笑天，第一感觉就是他是个乐天派，笑容灿烂，总是将喜悦与快乐传递给身边的人。几十年来，他潜心研究笑文化，并创建“广维笑文化生命价值体系”，希望实现“笑的梦想”。
提及唐山大地震那段不堪回首的特殊经历，许笑天说是一场噩梦，想起来总会不寒而栗。因为就在那场骇人听闻大灾难中，他一夜间失去了父母等11位亲人，心灵受到重大的创伤。极度的悲哀，曾使他突然不会哭也不会笑了。那段时日，他精神恍惚，浑身没有力气，做什么都没有心气。他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灾后综合症，各项指标正常，主要靠心理调节。他到处求医问药，效果均不佳。
许笑天后来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练习微笑可以调节心理性疾病。回到家里，他在镜子前练习微笑，开始压根儿就笑不出来，神经好像麻痹了一样。坚持练到15天时，脸上开始出现笑容，练到一个月时，奇迹终于出现了，久违的笑容重新回到他的脸上。
同时，许笑天发现了笑的秘密：笑是可以训练的，快乐是可以创造的。他悟道：只要心灵强大，就能战胜一切灾难；只要心理健康，身体就会强壮。从此以后，许笑天走出悲伤，成为笑面人生的乐天派。
如今的社会竞争激烈，生存压力大，许笑天发现，人们笑容少了，愁容多了，健康亮出了“红灯”。亚健康状态煎熬着人们，随之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风湿骨病、抑郁症、癌症等，都威胁着人类的生命。
如何让人们快乐起来笑起来健康起来呢？许笑天揭开笑文化养生之谜，创编出“三笑养生”、“笑健操”、“笑走操”、“笑美操”训练方法。他提出情致养生“笑、唱、跳”，运动养生“美、飞、跑”，经络养生“拍、打、敲”九字大养生观，不用一针一药，靠自我科学有序的笑运动完成。
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期间，许笑天自费录制“笑笑歌”、花钱买了台广场扩放机，天天在北京紫竹院公园、人民大学义务推广“笑健操”。好多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风湿骨病、抑郁症、癌症患者均收到疗效。
文化溯源 用笑文化传播孝文化
许笑天说，为了深入研究“笑文化”，他通读了很多经典古籍，力图从浩如烟海的中华千年文化中找到“笑文化”的根脉与源头，继承、发展并汲取创造的灵感。从“笑”字由来到“笑”字书法，从“笑”字成语典故到“笑”诗名句，从“笑文化”溯源到笑民间艺术“出土彩陶”，从粗俗的民间笑话到舞台上雅俗共赏的相声艺术，从电视脱口秀到春节晚会语言类小品节目，涉猎广泛，研究深入，逐步了解到中国“笑文化”深厚的历史渊源。
许笑天认为，解码“笑文化”，就从这个“笑”字说起。《说文解字》曰：“竹得风，其体夭屈，如人之笑。”本义：因喜悦而开颜，或出声。笑，喜也。“笑”是一个会意字，从竹（竹子）从夭（弯曲），竹子被风吹弯且发出声响，如人笑时，常会曲体弯腰发出笑声而得名。
许笑天说，笑字由上面“竹”字头和下面“夭”字组成。竹子是自然界绿色生命中最顽强的植物，竹笋能从顽石底下拱出来，在阳光下节节长高，可见生命力极强。笑，是快乐的象征，是正能量的标志。历代文人墨客，书法家、书画家、诗人、作家都将“笑”字当作创造的灵感与源泉，书圣王羲之、诗圣李白、文学家坡留下墨宝佳作，万世流芳。
当我问到“笑文化”与“孝文化”的关系时，许笑天脱口而出：“笑到孝道，感恩知报。天天博父母开心一笑，就是最好的孝道。”
许笑天认为，笑容的“笑”与孝道的“孝”虽然是两个同音不同义的字，表面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但细想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儿女孝，老人笑，一笑尽百孝。由此可见，笑容的“笑”是孝道的灵魂所在，如果儿女为父母行孝道反叫老人不开心，那就不是真孝道。
许笑天推广“笑孝文化”，身体力行，从身边做起。他把自己的工资收入大部分用在笑知识普及上，用自觉的志愿行动为大众造福，不计回报。他创办了“笑爱会”，他经常带领“笑爱会”志愿者到学校、企业、社区、敬老院做公益活动，受益人近百万。
如今，许笑天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笑文化研究实践上，他对笑与心理学、笑与行为学、笑与养生学、笑与社交学、笑与经济学、笑与美学等诸多学科做过深入研究探讨，撰写多篇论文和著作，在有关刊物发表、出版社出书并发行。并创建出“广维笑文化生命价值体系”，该体系分为四大系统、两大平台。
授业解惑 用感悟启迪人生
许笑天也是位出色的讲师，他的讲课风格快乐而幽默，经常博得阵阵喝彩。他提出：笑开心之门，绽放美之花，笑传正能量的快乐人生观。人生最大的快乐，就是自己快乐的同时，也让别人快乐。
为推广笑文化，许笑天创办了笑文化讲学堂，创编出“笑传正能量之笑人生价值”系列讲座，将笑文化融入到运动养生、营销管理、婚恋家庭、社会交往四大模块之中，树立快乐人生观和价值观，传授笑的训练方法。
与此同时，许笑天为了传播和丰富发展笑文化，不仅创编了笑文化生命价值创富体系，而且还根据自己的研究实践撰写论文，著书立说。如今已经出版的《笑出健康》一书，就介绍了关于笑的养生、操的运动、练的方法，深受读者的欢迎。
孝是子女的感恩心理的自然流露。这种对于父母的“爱敬之心”是孝道的根本,而所有外在的孝道礼仪则都是使这种“爱敬之心”合理畅快地表达,因此孔子更为重视作为孝道根本的子女对父母的“爱敬之心”。孔子云: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无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子女假如心中没有对父母的爱敬之心,只是满足父母的物质生活需要,那样与养狗养马又有多大区别呢?《为政》篇又云:“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因为孝的根本是子女心中对于父母的“爱敬”,假如没有了根本,子女无论怎么做,即使是天天让父母吃山珍海味,住广厦别墅,也不能称为孝。子女与父母基于血缘亲情的相亲相爱,是人群大众相亲相爱的本源与始点,假如父母子女间都不相亲相爱,又怎么奢望人群大众能够相亲相爱呢?故《论语.学而》云:“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是仁的根源,也是仁的始发处。人人皆有敬爱父母之心,循此本心,顺此本性,扩而充之,由最亲以及于最疏,自然流出,绝不勉强。故中国传统的社会与文化,建筑在孝的伦理上,从人类内发而自然的爱敬为起点,而扩展出去。《孝经·开章明义》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确实一语道出了儒家文化及中国文化的根源与其非凡之处。
二、孝与“报亲恩”
孝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子女对父母的感恩心理。中国诗人在很早以前,就对父母的养育之恩进行了热情的讴歌,“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诗经·蓼莪》)“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强烈体现了子女思报亲恩的感恩心理。
孔子在《论语》中亦表达了子女对于父母的感恩心理。孝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子女对于父母感恩情感写作论文自然流露的思想,孔子在与其弟子讨论“三年之丧”的对话中这样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子女就算只念到幼时父母对自己的养育之恩,也应该为父母守三年之丧。
父母无微不至地疼爱自己的子女,为子女无怨无悔地付出,子女自然从心里产生报答父母之恩的心理,对父母自然怀有“爱敬之心”,向父母行孝尽孝,而子女这一点对父母的“爱敬之心”,则是儒家文化最为重视、培养的文化根源。
三、孝与“无违”、“几谏”
“父为子纲”是儒家孝道伦理自近代以来最为人所诟病的地方,而孔子的“无违”之教也会使人很容易认为“父为子纲”由孔子开其端。对于儒家文化有一定了解的人用孔子的“几谏”来说明孔子并没有主张“父为子纲”,“父为子纲”是日后法家思想掺入,又由后世君王及一些儒者提倡形成的。在这个地方,我们需要认真分析,看看孔子是否有这种思想,或者是否有会导出“父为子纲”的思想倾向。“无违”之说出现于《论语·为政》篇,其文云: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子问孝,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假如我们用“父为子纲”来解释这里孔子所说的“无违”,那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若是这样,孔子就没必要接着对“无违”作出“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的解释。孔子这里的“无违”指的应当是子女需要不违背礼的要求侍奉父母,却没有无论父母对错,子女都要无条件听从父母命令的意思。
假如父母有过时,子女应当如何做呢?孔子这么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几,微也。父母有过,当微纳善言以谏父母也。”即所谓“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也。”[2]父母有过时,子女应当向父母进谏,但是进谏的方式应该是和气悦色,以温柔的声音微微表露自己的意见,只要让父母觉察到自己的观点即止。子女不能够认为自己有道理,就明白指出父母的不是,并要求父母应当如何如何,这样做是不为孔子所答应的。
四、孝与“父子相隐”
孔子及日后的孟子所代表的儒家正统将亲子之间的血缘亲情视为其文化的根源,无论怎样都不能破坏此根源,因为在他们看来,破坏了此根源,就没有了儒家文化的一切。在孔子的孝道思想中,当父子亲情与国法出现冲突时,孔子认为维护父子亲情是最重要的。《论语·子路》篇云: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躬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叶公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认为“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的做法是正当的,而孔子则从维护血缘亲情的立场上,主张“父子相隐”。在上面提到的“几谏”上,孔子亦表现了同样倾向:假如子女屡次“几谏”,父母依旧保持己见,那么子女心中忧伤,也只能“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3]了。因此站在国家立场上的韩非批评儒家说:
“楚之有直躬,其父窈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韩非子·五蠹》)“君之直臣,父之暴子”、“父之孝子,君之背臣”,当亲情与国法冲突时,孔子趋向于取亲情而舍国法。“父子相隐”顺应于人的自然情感,但其有时又会与国法相违背,这在日后一些中国人的思想行为中产生了极大的冲突,造成了一些人生悲剧。父子相隐”有人类自然的心理基础,但孔子及其儒家过于重视亲情的倾向,在现代社会,若不加以限制、转化,是无法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
五、孝与“以孝治天下”
中国过去的皇帝大都称要“以孝治天下”。那么,“以孝治天下”及日后无所不包的“泛孝主义”思想在孔子那里毕竟如何?《论语·为政》云:或问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孔子上面话的意思是说:在家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家庭治理井然有条理,这也是从政,为什么能说只有出外做官才能称为从事政事呢?孔子这里将治家与治国联系在一起,《大学》中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与孔子这里的言论是一致的。在西周至春秋时期,家国同构,治理整个天下与治理一个小家庭是一样的。家庭里的一切关系均能由“孝”引发来。以孝治家,以孝治天下,这在当时是很可能存在的历史现象。因此,可以说“以孝治天下”是孔子孝道思想中内含的倾向。《论语·为政》又云: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于不义为忧,而独以其疾为忧,乃可谓孝。”[4]生不生病并不能由子女自身所能掌控,但子女可以不做不义之事。子女能够让父母只担忧自己生病与否,并不会担忧自己为不义之事,这样才能称为孝。子民做任何不义之事,都是不孝,都不道德,这确实可称得上是“以孝治天下”。《礼记·祭义篇》充分发挥了孔子这方面的思想,其文云:
“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这即是人们所称的“泛孝主义”,从这可以看出,“以孝治天下”、“泛孝主义”是孔子孝道思想中内含的倾向。
这里有一处需要提及的是,在孔子的思想中,“孝”与“忠”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按照古人的说法,亲子之间是“天合”,无论父母如何不是,他毕竟是子女的父母,这是子女不能否认的,子女无论如何都不能弃他们而去;而君臣之间是“义合”,假如君王不按照君王的要求去做,为人臣的是可以离他而去的。“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论语·先进》)
“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泰伯》)在孔子的思想中,不止没有“父为子纲”、“君为臣纲”所包含的子对亲、臣对君绝对听从的思想,就是“孝”、“忠”两德目之间也有区别。因为日后儒家的“移孝作忠”深为近代以来时人所诟病,故在此略为申述。
最后我们对于以上关于孔子孝道思想的探讨做一个总结:在孔子的孝道思想中,孝道的根本,是子女伴随着对父母的感恩心理,自然流露出的对于父母的“爱敬之心”,这种“爱敬之心”是人群大众相亲相爱和平共处的根源,孔子因此视孝为“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可以说,孝是儒家文化的根。为了维护这一文化之根,当父母有过时,子女虽然应当劝谏,但劝谏的方式只能是“几谏”,当父子亲情与国法发生冲突时,维护父子亲情重于维护国法。孔子孝道思想中内含有“以孝治天下”与“泛孝主义”的倾向,但也应当注重到,在孔子思想中,“孝”与“忠”与日后“移孝作忠”之间的区别。从对孔子孝道思想的探讨中我们可以发现,孝反应了人类自然的心理情感现象,对于培养人的爱心,促进人与人相亲相爱及和平共处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但孔子孝思想中含有的观念,假如不加以适当限制,给予适当转化,是无法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
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传统文化；辩证关系
文化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其更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焦点，是各国都在争相热讨的话题。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大国，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文化形式。各历史时期的统治者也因深受文化思想的影响，在建立某些制度时打下了传统文化的烙印。其中，社会保障制度正是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开始略见雏形。但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时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从西方传入到中国，我国古代的社会保障制度只是思想意义上的。在本文中，笔者也考虑了古代的社会保障思想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这种考虑，可以从文化的视角完整分析社会保障思想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目前，国内学者对社会保障与传统文化在理论上的研究并不多，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方面是从经济角度或者实用角度分析社会保障制度因传统文化引起的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某方面不完善的问题，如郑秉文（2009）等学者在《中国与拉美社会保障比较：传统文化与制度安排———提高覆盖率的角度》中除了作比较，更是在比较的基础上从文化角度分析覆盖率问题；另一方面是在从理论角度分析二者关系，并没有明确表示传统文化下社会保障的发展趋势，如车程（2013）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运行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一文中分析了社会保障在传统文化蕴涵中的发展以及存在问题；王文茹（2015）在《浅析我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发展的影响》一文中更多的分析各类传统文化（儒家、佛家、道教等）对社会保障产生与运行的影响。由于近几年弘扬传统文化的兴起，传统文化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思考与探讨，尤其是一部分学生也开始关注，并以此为方向完成学术论文，他们从分类角度单独分析某种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的影响或是从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中某种社会保险的作用，这一类主要以学生论文居多，如刘丽（2009）在《儒家社会保障伦理思想探究》一文中梳理了社会保障伦理的思想史。以上学者主要是多种传统文化去分析，本文则是从儒家文化角度，历史纵向发展分析传统儒家文化与社会保障的关系，并分析在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下，社会保障的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为了更好地了解社会保障思想与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之间的关系，我们有必要让读者清楚本文的社会保障制度与传统儒家文化的概念。本文的社会保障制度既包括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先生所讲的“是国家或社会依法建立的、具有经济福利性的、社会化的国民生活保障系统的统称，包括法定的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系统和非法定的各种补充保障措施。它遵循公平、正义、共享原则，通过对社会财富分配的国家干预，实现保障民生与改善民生的发展目标”，也包括具有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特征的社会保障思想———社会救助思想、军人优待思想等类似思想；传统儒家文化则是指早期的一些儒家文化，主要以孔孟为代表人，具有中国本土特征的文化系统。
一、传统儒家文化与社会保障思想形成与发展渊源
社会保障思想的形成在我国最初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奴隶社会，在这个阶段影响最大的是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当时的儒家文化主要提倡“孝道”、“民本”、“仁政”等思想，这些思想形成了最初的社会保障思想雏形。“孝道”提倡每个社会成员都应该尊老、爱老，让每个老年人安享晚年，强调的是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仁政”强调的是政府的责任，统治者应该对其统治的社会成员施予仁政，用“仁爱”思想处以政事；“民本”则是在一个宏观指导思想的基础下进行“孝道”、“仁政”，强调的是一切以百姓利益为重的社会文化思想。除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外，道家、佛教等也起到了辅助作用。如道家的“无为而治”强调的是政府的责任。中国化的佛教思想构成我国文化的重要一部分。信奉佛教的人要有同情之心、怜悯之情、慈悲情怀，使得信教之人具有利他思想。佛家文化讲究“普度众生”“、慈悲文化”，这可延生扩展为政府应平等对待社会成员，讲究的是平等性，在精神上树立一种为他人着想的思想，对古代的慈善事业非常有帮助。正是在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社会保障思想也出现了独特性，从无到有，从简到繁；从最初毫无规章制度及毫无尊严的“施粥形式”，到后来初具国家意识的“开仓济民”，这些全部属于现代意义上社会救助思想和慈善思想，是社会保障思想的最初形式。历史的发展并没有抹灭社会保障思想的发展，社会保障思想也逐渐成熟发展起来。从古展到建国以来，我们的社会保障思想并没有太大变化，这和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儒家文化影响有关。20世纪80年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引入到中国，中国开始结合国际经验重新整理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时期综合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借鉴了国际经验，但更多的是与中国国情相融合。也可以讲，此时的社会保障制度吸收更多的是与时俱进的思想，但占主流的仍然是我国的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由此可见，无论是在最初萌芽阶段，还是建立以及完善阶段，我国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对社会保障制度思想都具有一种推动作用，促使其建立并不断完善，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体系中都有社会保障形成的影子。
二、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影响下的传统儒家文化
社会保障制度与传统儒家文化二者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除了传统儒家文化在社会保障思想建立发展过程中的推动作用外，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也对传统儒家文化有所影响。古代的儒家文化占据社会文化思想的主流，任何形式的制度都无法撼动其主导地位，而且更是由于传统儒家文化根深蒂固，深入人心，所以早期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传统儒家文化的作用不明显，更多的只是一种巩固和加强作用，也可以简单理解为早期的社会保障思想只是传统儒家文化发展过程的副产品，对传统儒家文化并没有什么影响。社会保障制度在现阶段的发展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是最强烈的，这种影响可以分为两种：积极的推动作用和消极的抑制作用，这两种作用也主要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内容中体现，具体表现如下：1、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削弱了传统儒家文化的“孝道”思想。我国自古以来形成的养老模式是以家庭养老模式占主导，体现的是“大家族”似的宗法保障模式。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以及国际潮流的引入，发展形成了居家养老、社会养老、机构养老等多种形式的养老模式，家庭养老模式的功能不断弱化，这种弱化的后果则是削弱了我国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中的“孝道主义”。在现阶段，网络上以及报道中不乏看到许多家庭子女虐待老人、苛待老人的现象，甚至出现因赡养父母问题进而引发的“打官司”现象，这种现象并非只在城镇中发生，就连受外来文化影响力较弱的农村也有所发生。这些现象的出现从侧面反映出我国社会保障形式发生变化，但从文化角度则可以看作是传统文化的弱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在社会成员思想中的作用远不如从前，“传统家族”、“宗法文化”的弱化，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引起的一系列后果，这种后果进一步削弱了家庭养老的功能，进一步推动及催发政府及社会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应该发挥作用。2、社会福利思想强化了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最初形成的社会保障思想中并不包含社会福利思想，社会福利思想是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保障制度传入中国后不断发展起来的。社会福利是国家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旨在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保障制度，这种制度从无到有的出现表明政府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更加以民为本，以社会成员的利益为基础出发点。从简单的教育福利到复杂的医疗福利，从儿童福利到老年人福利，这些方方面面的完善更能证明政府清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也在努力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这些做法向着“仁政”方向进一步靠拢，并不断完善“民本”思想。3、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改变着传统文化中的“德治先行”思想。我国在古代就讲究“德治”，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形成法律先行的思想。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我国制定政策更多时候并没有做到法律先行。在吸收西方经验以及社会发展需要的过程中，国家开始注意到法律先行的重要性。尤其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把法律的建立提到了重要日程上。在我国这个充斥着多元文化的社会中，现阶段法律应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推动法律先行的思想也是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
三、传统儒家文化影响下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方向
郑功成指出：“通过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50多年发展历程的简要考察，可以发现，前30多年是典型的国家－单位保障制，近20年则是逐渐在向国家－社会保障制演变，目前正处于国家－社会保障制的建设与完善阶段。”这种完善阶段也是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不断发展。目前乃至将来，我国面临着严峻的社会保障形势：人口老龄化加速，社会保障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凸显；城乡之间差别性取消，社会保障制度的流动性问题亟待解决；社会成员权利意识的增强，社会保障的公平性需更加普遍完善。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重要难题。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当前乃至将来面临着空前的养老压力。这种养老压力对当前的养老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老年人口的增多，使得养老更为困难，单纯的靠“4-2-1”式的家庭养老似乎难以解决这个重任。所以，国家也在不断发展其他形式的养老模式，形成了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严格意义上的家庭养老与居家养老并不同，但是从目前发展趋势看，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思想影响下的家庭养老方式并不会完全消失，只是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程度的削弱。社会成员权利意识的增强强调的是社会保障制度在今后的发展中更注重公平性。权利意识的增强是一种主观形态上的发展，这种主观意识的增强相对应的是客观存在的强化，客观存在则是政府责任的存在。社会成员权利意识增强强调的是社会保障公平性，强化客观存在则是政府认识自身责任，并不断完善，这种责任是在国家成立初期就存在的，是一种无法磨灭的自然责任。权利意识和国家责任的相互作用在今后的社会发展中会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进一步发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传统文化中“众生平等”原则。城镇化的加快，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流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部分地区已经实现省内流动，今后要做的是全部实现省内流动和省际之间的流动。现在，社会发展迅速，人口流动性加强，社会保障制度自然也要跟上时代步伐，满足社会大众需求。其实，这与文化之间的融合相通。每个地方社会保障的具体实施措施有所不同，在相互整合的过程中需要参考多方面因素，即调整过后的社会保障方式也可以具有某种适合当地需求的特征，并不全部是相同的。在大趋势下，求得生存和发展，与时俱进。
四、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及改进措施
当然，在目前阶段，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执行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不好的地方：总体经济水平低、制度不完善、法律依据不够等，这些与我国的传统文化有关。自古以来的小农经济和自然经济使我国经济发展受到一定阻碍，再加上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社会保障的经济发展自然受到限制；“德治先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法律发展。而且，我国在处理社会保障产生问题的解决办法多是从政策法规入手，很少关注文化层面。规章制度是必要的，但是要根除问题，还是要从思想源头抓起，这样才能治标治本。首先，我国需要做的就是“法先行”。任何规章制度做到有法可依，这样才能使制度实行长久，执行顺利，减少或规避漏洞，更加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如此，我国社会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比较晚，更是受到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在完善过程中结合了我国国情。但是，其在完善过程中应该做到法律先行，做到法律保障。其次，注重文化思想的影响。目前，我国社会保障的某些形式开始弱化，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更加关注平等思想，既看到社会保障过程中个人的责任，也意识到国家不可推卸的职责。我国需要摆正态度，正视自身职责，并利用有效的文化思想影响社会成员，使得社会成员在社会保障发展过程中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减少社会上出现的“不文明”养老现象，同时也为其他的社会保障经济效果奠定思想基础，从思想上达到统一。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它不仅影响着历代统治者的统治和管理，也指引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方向。无论是“孝道”、“仁爱”，还是“民本”思想，都在社会保障中得以彰显。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着社会保障思想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传统儒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二者在一种相关的关系下得以发展。我们在解决社会保障问题时，应该吸收传统儒家文化的精华，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坚持以人为本，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主要参考文献：
［1］郑秉文，J威廉姆森，E卡尔沃.中国与拉美社会保障比较：传统文化与制度安排———提高覆盖率的角度［J］.拉丁美洲研究，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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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文茹.浅析我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发展的影响［J］.人资社科，2015.2.
［4］刘丽.儒家社会保障伦理思想探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6.3.
［5］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演进的历史逻辑［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1.
论文关键词：成仙得道；忠孝仁义；善恶承负；诚信不欺；建筑风水
武当山在春秋至汉代末期，已是古代宗教重要的活动场所，许多达官贵人到此修炼。汉末至南北朝时，由于社会动荡，数以百计的士大夫或辞官不仕、或弃家出走，云集武当辟谷修道。同时，出现了有关真武的经书。隋唐时期，武当道场得到封建帝王的推崇，促进了武当道教的发展。宋元时，由于封建统治者极力推崇和宣扬武当真武神，使真武神的神格地位不断提高，“以武当山为本山，以信仰真武一玄武，重视内丹修炼，擅长雷法及符篆禳，强调忠孝伦理、三教融合为主要特征”的武当道教最终形成，并随之呈现出二百多年的鼎盛局面。作为中国道教的一个重要流派，武当道教的教理、教义与中国道教的教理、教义同出一辙，同时又有着自己的鲜明特性。而作为一种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与儒家在伦理思想方面历来相反相成、互抗互补。
“道教是中国传统思想儒道两家思想相结合的宗教。‘道教’之称为‘道教’并不仅仅因为它和‘道家’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也因为它是一种‘道德教化’以‘致太平’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宗教。”就伦理思想而言，武当道教亦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它将儒家纲常与成仙信仰紧密结合，突出“忠孝仁义”，宣扬“善恶承负”，提倡“诚信不欺”，并假神道设教，以“真武神”的威力驱使信徒去奉行其伦理道德。与此相应，武当山道教建筑的风水格局，也深刻体现出儒家宗法等级伦理观念。现将笔者在武当道教伦理思想方面的研究成果综述如下，以资探讨。
道教是华夏文明中土生土长的宗教，它在“仙道贵生，无量度人”(《度人经》)的教义思想主导下，践行和光同尘、济世利人的教化，将“长生贵生”、“成仙得道”作为广大教徒的最高信仰追求。作为道教的重要支派，武当道教也为信徒们描绘了一个“福寿康宁、成仙得道”的人生境界和理想目标，这一人生理想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通过修炼达到长生久视、福寿康宁、逍遥达观的人生境界；第二个层次是通过修炼实现无疾而终、坐化升天、进入天堂的成仙目标。“福寿康宁，成仙得道”的人生理想，汇集了武当道教信徒对自身价值、人性内涵以及摆脱外界束缚取得个性自由等的美好向往和价值取向。为了这一理想得到实现，武当道教将“慕道明道，苦行修炼”、“符咒做法，祛祸免灾”、“欲修仙道，先修人道”等贯彻于全部教化过程中。首先，武当道教以“玄天真武上帝”遣欲坐忘、修炼内丹的经历，教化信徒只有慕道明道、苦行修炼，才能实现学道修道的理想目标。其次，武当道教设计了许多套画符念咒、斋醮科仪的法事活动，为人祈福，祛祸免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早日实现“福寿康宁”乃至“成仙得道”的人生理想。最后，武当道教主张“人仙道先全人道”。“全于人道”，主要是做到忠孝仁义、行善积德、诚信不欺。只有修好人道，才能福寿康宁，成仙得道。
武当道教自宋代成为道教一个支派开始，就非常强调忠孝仁义。因为宋代程朱理学兴盛繁荣，理学所推崇的忠君孝亲、仁义道德等思想，亦受到道教思想家的重视。如宋代流行的真武经典《北极真武普慈度世法忏》《北极真武佑圣真君礼文》《太上说真武本传妙经》等，就常常宣扬忠孝仁义等伦理道德。元代时，武当道教的教主又与净明道派建立了密切关系，吸收并发展了净明道派“忠孝成仙”的修道思想，更是大力提倡孝道。总体而言，武当道教的孝道思想主要表现在：第一，忠孝之人才与仙道有缘。要想修道成仙，忠孝是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成仙才有希望，舍此基础是与仙道无缘的。第二，忠孝是修道的前提。如《玄天上帝说报父母恩重经》和《玄帝报恩圣号》假托玄天上帝真武口训，讲述父母养育之恩，要求“善男信女，体玄天圣训，孝道存心”，强调修道之人“读仙经万卷，忠孝为先”。第三，把“孝道”作为养生和修炼的内容，从而强调了修道者内修的重要性。第四，给“孝道”加上神秘的外衣。武当道教宣传“忠孝成仙”，进而对忠孝的原因作了富于神秘色彩的论证。第五，为道者要尽忠孝，否则神灵必对之进行惩罚。武当道教除了强调对父母的孝道外，还强调对师父的孝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事师如事父。除了在道经中宣传忠孝，武当道教还将孝道思想体现于建筑形式和神像崇拜之中，从而对社会起到了积极的教化作用。明清以后各地修建的真武官观多雕绘二十四孝图等，即与武当道教提倡孝道思想有关。
“天道承负”，即相信天道有循环、善恶有承负，是道教的传统教义之一。在“承负”之说中，道教还极力宣扬现世的善恶报应。武当道教形成后，继承发展了早期道教善恶承负和现世报应的教义。
例如《太上真武妙经注》就通过《真武启圣记》上的许多故事，作为真武神经常降于下界人间“录善罚恶，辅正除邪，济拔天人，祛妖摄毒”的例证，劝人行善积德，以获善报。类似内容，在《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和《太上说玄天大圣真武本传神咒妙经》等武当道教经书中亦有记载。武当道教不但在道经中大力宣扬因果报应的观念，而且通过“法忏”等形式全面灌输抑恶扬善、得道成仙的思想。所谓“法忏”，即依照有关戒律检讨忏悔前世今生罪业及犯戒之罪，乞求神灵赦罪赐福。由于道教戒律是世俗道德善恶观念和宗教信仰善恶观念的综合反映，故依照戒律检讨忏悔，可以起到扬善抑恶、坚定信仰等教化作用。武当道教除了在经典中大力宣扬善恶伦理思想外，在官观建筑、匾额楹联等武当文化中对之也多有体现。如紫霄宫龙虎殿(紫霄山门)楹联，上联是“秉正嫉邪一方平安保障”，下联是“降魔卫道千年永镇玄门”。横批是“惩恶扬善”。以此劝说人们一心向善、勤于修道。总的来说，武当道教的善恶伦理思想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天道承负，善恶报应；欲修仙道，先修人道；跪诵法忏，弃恶从善。值得一提的是，武当道教的善恶伦理思想与宋元以后的道教劝善书相互呼应，对我国民俗教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诚信”本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概念与核心范畴，是儒家一贯提倡并力求践履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道教形成之初，就把儒家的“诚信”思想引人了道教，作为道教徒修炼的教理教义。武当道教于宋代形成后，继承发展了早期道教和儒家的“诚信”伦理思想，认为“诚信”是人与神沟通的桥梁，道士作法要讲“诚信”，世俗阶层要实现自己的功利目的也必须“诚信”，强调“诚信”既是学道修道的基础，也是做人做事的根本。具体而言，主要有这么几点：第一，有关“真武”神的经典，都非常注重对“诚信”的宣扬。如《玄天上帝启圣录》卷一讲述的“辞亲幕道”和“悟杵成针”等故事，都强调正心诚意、虔诚修炼才能得道成仙，“真武”即是诚信的表率。武当道教经典还认为“心诚则灵”，这在《玄天上帝启圣录》的记载中不乏其例。与此相反，虚伪欺诈不仅得不到“真武”神保佑，还会受到“真武”神的惩罚，如《玄天上帝启圣录》卷八记载的“假烛烧尘”故事。第二，武当道教不但在道经中大力宣扬诚信受赏、欺诈遭罚的教义，而且在宫观建筑、匾额楹联等武当文化中对之也多有体现。如黄龙洞的对联，上联是“诚意可格土德厚”，下联是“心正自然地道兴”，横批是“神之最灵”。第三，武当清微道派把“正心诚意”作为行雷法的根本。法师或施法者在斋醮科仪等各种法事活动中，心要正、意要诚，以通过“存想”遥想出一派天界意境，化凡尘为神界，化己身为神灵，从而具备不可思议之神力引。
假神道设教，以“神”的威力驱使信徒去奉行其教理、教义，是包括武当道教在内的中国道教之伦理思想的鲜明特征。武当道教供奉的主神是“真武”，传说中武当山即是“真武”修道升天的地方。“真武”原名为“玄武”，其由来古籍的说法不一。
古人是把“玄武”视为司命之神、北方之神、水神等加以崇拜的。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宋真宗为避讳改称“玄武”为“真武”。天禧二年(1018年)，宋真宗封“真武”为“灵应真君”。自此，“玄武”由“四象”、”龟蛇”等自然之神正式上升为道教神将等人格之神，并常受玉帝、太上老君、紫微大帝遣派下界收断妖魔。这在《武当福总真集》《玄天上帝启圣录》《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经》等宋代道经中多次被提及。随着“真武”神格的提升，其伦理功能日渐强化。笔者认为“真武”神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伦理功能：(1)录善罚恶。“真武”神明察秋毫、录善罚恶，它告诫人们：举头三尺有神灵!不应妄做邪念，而应克己节欲、广积阴德，众善奉行、诸恶莫做。(2)奉劝诚信。“真武”是司命之神，又是“治世福神”，掌管着人们的生死寿天、吉凶祸福等。人们若向往长寿不老、荣华富贵，就应诚实守信并虔诚供奉“真武”神，以祈求它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愿望。(3)提倡孝道。“真武”神的这一功能主要体现在《玄天上帝说报父母恩重经》和《玄帝报恩圣号》的教义以及武当山父母殿的建筑文化之中。
论文摘要: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注重道德品行的民族。然而，当前我国少数大学生的道德水平相应地存在一些问题，这需要引起有关邵门的注意。本文首先对当前我国大学生道德水平现状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传统进德观念，对大学生德育工作中的具体要求展开了相关论述。
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对整个民族的发展壮大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注重勤俭节约、奋发向上、孝敬父母等。然而，当前我国高校中，部分大学生存在着某些相应的道德水平低下的现象，这需要我国传统道德对大学生德育工作提出相应的要求。
1当前大学生道德水平现状分析
当前我国大学生道德水平可以说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积极一面来说，由于大学生都受到过高等教育，在一些是非问题上通常有较为正确的判断，比如往往注重社会的公平等，他们对社会上一些偷摸拐骗的现象表示憎恨并能坚持斗争。然而另一方面，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一些大学生在某些问题上表现出道德意识薄弱的面。本文主要就对大学生道德意识中消极的一面展开相应分析。
第一，拜金主义，奢侈浪费的现象严重。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各种商品和服务琳琅满目，一些大学生贪图物质上的享受，同时在一些场合铺张浪费，盲目攀比。一些家庭条件好的学生，紧跟“时代潮流”，身上的数码产品一直都是最新款。另一些家庭条件一般甚至家庭经济状况不好的学生，在这种现象的影响下，也盲目攀比，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由俭人奢易，由奢入俭难”，中华民族是一个注重勤俭节约的民族，当前大学生这种拜金主义思想，奢侈浪费的现象需要运用我国古代的有关传统道德来加以教育。
第二，贪图享受，懒惰。一些大学生经历过高中的勤奋，然而一进入大学就觉得自己熬到头了，可以轻松地过完自己的大学生活，逐渐养成贪图享受，懒惰的坏毛病。一些大学生成天在宿舍睡觉和打网络游戏，为此甚至牺牲上课的时间。这些大学生在平时不好好学习，贪图享受，一到考试时临时抱佛脚。古人云:“业精于勤荒于嬉”、“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等，这些都是劝诫人们要勤奋，不能过于贪图享乐，墉懒成风。
第三，一些大学生“孝道”的缺失。在一些大学生中，由于长期不在父母身边，同时一些高校也不太注重对学生道德品质中有关“孝敬父母”的要求。一些大学生表现出“孝道”的缺失。一些大学生在外求学，体会不到父母在家中为自己的担心和操劳，从来不给家里主动打电话问候父母，即使主动联系父母也是张口要钱。很多家长感慨:孩子读的书越多，反而对父母的亲情越冷淡了。另外，加之上文提到的一些学生盲目攀比，拜金主义，这些钱都来自父母，有些学生甚至虚报学费等手段来欺骗父母。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注重“孝道”的民族，在古代很多文化精粹都专门强调“孝”的价值，最为著名的当属《二十四孝》。
当然，目前我国大学生一些道德水平消极面不仅仅只体现在以上几个方面，本文仅选择三个主要的方面，通过结合我国传统道德来对相应的大学生德育工作提出具体的要求。
2中国传统道德在大学生德育工作中的具体要求
我国古代文明源远流长，传统道德观念深人人心，这对当前我国大学生德育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相应的基础和条件，但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注意相应的具体要求。
第一，传统道德内容需要同大学生德育工作内容相结合。针对上文提到的一些大学生具体的道德缺失的现象，高校有关部门需要结合我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相关内容来开展大学生的德育工作。比如针对一些大学生铺张浪费等现象，高校有关部门可以结合《周易》中“君子以俭德辟难”、《尚书》中“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左传》中“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等有关内容来倡导学生节约，反对浪费;针对一些大学生贪图享乐、懒惰的现象，可以通过“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宝剑锋从磨炼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等相关内容来勉励大学生勤奋上进，同时针对部分大学生孝道的缺失，可以根据《论语》中“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等有关内容加强对学生“孝道”的教育。
高校本身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场所，大学生的德育工作需要有关部门通过发现大学生道德存在的问题，并根据这些问题去寻找我国传统道德中相关内容，找到结合点，把这些相关的传统道德贯穿于大学生的德育过程中，促进大学生道德水平的提高。
第二，根据传统道德观念，加强对大学生道德观念的塑造。当前一些大学生存在道德缺失现象，主要是因为其道德观念意识不强，需要高校管理部门加强对大学生道德观念的塑造。例如，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一些大学生铺张浪费，主要是节约观念薄弱，具体表现为对他人劳动成果的不够珍惜。在市场经济社会的今天，高校有关部门需要强调“俭以养德”，以此来塑造大学生的节俭观念，使大学生认识到通过节俭来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才能富国富民，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贡献。总体来说，针对大学生的道德观念薄弱现状体现出各种道德缺失的现象，高校有关部门在德育过程中需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融人到德育工作中，以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帮助他们塑造正确的道德观念。
第三，传统道德要求高校德育工作注重“孝道”教育。“百善孝为先”，可见在我国传统道德中，“孝”具有极高的地位。然而，在我国高校德育工作中，“孝道”教育几乎还是一个盲区，而在大学生中又确实存在这“孝道”缺失的现象，所以这势必要求高校德育工作注重“孝道”教育。学校可以开展相应的活动来推动大学生“孝道”教育，比如可以举办孝子演讲比赛，让本校学生的故事来感化同学，让他们认识到孝敬父母是为人之本;另外可以开展相应的主题团日活动，让学生自己参与有关孝道的讨论，让大学生自己去认真体会“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的含义。另外，高校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可以组织一些更加有实际意义的活动，比如向学生提供免费拨打父母电话的服务，此外还可以组织相应的自愿者活动，让学生参与学校附近的社区老人关爱行动。通过这种实际行动来培养大学生的“孝道”。
摘要：本论文以《老古玩店》译本的副文本-主要是神话传说-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译者在译作中添加大量副文本产生的积极作用：方便目的语读者了解西方文化。同时，该积极作用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即：译者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可以通过添加副文本的翻译策略，来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
关键词：《老古玩店》；副文本；神话传说；文化传播
一、引言
“副文本”是指与正文内容紧密相连，但又独立其外的各种因素，包括标题、署名、前言、后记、注释等。注释是副文本的一种典型形式，本论文对副文本的研究主要以1955年版《老古玩店》中译本的译者注释为主。译者在翻译《老古玩店》时添加了大量的注释，内容涉及西方地理、历史知识、西方文学作品及作家常识、希腊神话人物、西方节日、宗教习俗、货币单位及货币换算等。篇幅所限，本文拟从译者对古希腊传说和神话人物典故等方面所添加的注释出发，来解读注释在中国读者阅读该小说时所实现的效果功能，也即积极意义。
二、《老古玩店》中译本副文本研究
释义西方传说、神话来源
在中西文化交流并不畅通的年代，如果对西方文学作品中的传说、神话不通过注释等方法给予解读，中国读者无疑会根据自己民族的传说、神话文化来对其进行理解。《老古玩店》译者通过加注的翻译策略不仅向读者传达了异域传说、神话文化，也对引导读者正确理解文本故事情节大有裨益。这也是译者对原文中每一个传说、神话注释的原因所在。
例1
Original: And now Mr Thomas Codlin, the misanthrope, after blowing away at the Pan's pipes until he was intensely wretched...
The Old Curiosity Shop (Charles Dickens, 2003:102 )
Version：现在那位厌世主义者汤麦斯・柯德林先生拿起牧羊神的笛子 大吹一阵，直吹到力竭气败・・・・・・
Note：牧羊神（Pan），传说中他常常遨游山林，引导女神跳舞。他爱好音乐，创造了一种神笛。
《老古玩店》(许君远译, 1980:156）
例2
Original: '...Is it Justice with bandage off her eyes, and without the sword and scales ? Is it the Strong Arm of the Law...'
The Old Curiosity Shop (Charles Dickens, 2003:202 )
Version：“・・・・・・公道之神 的眼睛不是没有绷着布带吗，还需要再用刀向天平盘上施压力吗？那就是法律的长臂吧・・・・・・"
Note：公道之神（Goddess of Justice）名狄米斯（Themis），她的形象是高举着两个天平盘子，衡量是非曲折。法律的长臂（the Strong Arm of the Law），系根据 Justice has long arms 一语而来，意味“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一句是奎尔普胡扯。
通过注释，读者明白例1中，原作作者采用反语的讽刺手法描写汤麦斯・柯德林先生，来说明他不合时宜吹起笛子，是一种噪音。例2中，用公道之神（Goddess of Justice）名狄米斯正义形象来说明奎尔普说话的企图。增加注释不仅保留了神话传说的固有信息，也向读者传递了神话传说的固有文化，读者对西方文化有了了解。
文化多样性的存在，中国也有自己特有的神话传说。比如：沉香救母，月下老人的传说，杜鹃啼血，吴刚伐桂，神话传说数目之多，举不胜举。这些神话传说有的蕴含了中国千年的孝道文化，有的表达了劳动人民的善良和勤劳，是中国文化的折射。在翻译中国文学时，可以通过添加注释的翻译策略传播中国文化。
学者包惠南写道：“ 翻译是跨文化的桥梁。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取决于翻译 " (包惠南 2003:149)。文化和翻译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不难看出，翻译不是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简单转化，更涉及到文本字面和内涵意义的传达。
三、结语
通过以上译例分析，我们发现，“副文本”除了起调节文本与读者之间关系之外，还具有传播异域文化的功能，这也是译者在《老古玩店》中译本中大量添加副文本的主要原因。详细的译注能让目的语读者对原语文化习惯、思维方式、表达方式有更深刻的了解，从而激发译文读者对他们的更大的尊重。因此，本研究的发现，对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极具启示意义――在翻译中国小说时，译者可以通过添加副文本的翻译策略来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
参考文献：
[1]Charles Dickens. The Old Curiosity Shop Dover Publications, Inc. Mineola, New York [M].
[2]Genette, Gerard.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3]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