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1 17: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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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题目:AnExplanationofBiologyandEconomicstoAltruisticBehavior
提要:“利他主义”可以分为“亲缘利他”、“互惠利他”与“纯粹利他”三种形式,对前两种利他行为,生物学和经济学已经给出了较为圆满的解释。但本文认为,要对“利他主义”作出全面说明仅仅满足于这点是不够的。本文提出了利他基因的“隐性遗传”和行为偏好的“广义效用”假说,并在此基础上对“纯粹利他”行为作出了生物学和经济学的解释。
关键词:亲缘利他互惠利他纯粹利他隐性遗传广义效用
一、利他主义的表现形式
利他主义有三种典型的表现形式:
第一,“亲缘利他”,即有血缘关系的生物个体为自己的亲属提供帮助或作出牺牲,例如父母与子女、兄弟与姐妹之间的相互帮助。一般情况下,这种以血缘和亲情为纽带的利他行为不含有功利的目的,因此有人把它称为“硬核的利他”(hard-corealtruism)。但生物学的研究业已证明,“亲缘利他”对生物个体来说并非没有回报。根据“亲缘选择”理论,生物的进化取决于“基因遗传频率的最大化”,能够提供“亲缘利他”的物种在生存竞争中具有明显的进化优势。(Hamilton,1963)因此,“亲缘利他”不仅在人类社会,而且在整个生物世界都是一种非常稳定、非常普遍的行为模式。例如,当幼鸟遭受攻击时,许多鸟类父母都会挺身而出,用伪装受伤的方法把猛禽引向自己,使子女得以逃脱。在这一行为过程中,父亲或母亲虽然可能因此丧生,但由于父母与子女之间有1/2的基因完全相同,从“基因遗传频率最大化”的角度看,原则上只要能使2只以上的幼雏得以逃生,父亲或母亲作出的牺牲就是值得的。如果考虑到年幼子女丧生的几率远远超过经验丰富的父母,这类行为对生物繁衍所具有的“效率”就更一目了然了。所以,无论在人类社会或生物世界,“亲缘利他”在父母与子女关系上表现得尤为动人和充分。而随着亲缘关系的疏远,“亲缘利他”的强度也会逐步衰减。生物学家甚至设计出所谓的“亲缘指数”,并根据它来计算“亲缘利他”行为的得失和强弱。(Hamilton,1964)在这方面,生物学与经济学所包含的内在逻辑相当一致:所有生命体的行为看上去总好象设法使某一“目标函数”最大化。有人曾经对《美国经济评论》和《美国博物学家》刊载的文章进行过比较,结果发现这两门学科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典型的论文都是运用优化的方法来预测某种现象,然后再作出统计检验。(Tullock,1983)
第二,“互惠利他”,即没有血缘关系的生物个体为了回报而相互提供帮助。生物个体之所以不惜降低自己的生存竞争力帮助另一个与已毫无血缘关系的个体,因为它们期待日后得到回报,以获取更大的收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互惠利他”类似某种期权式的投资,所以有人把它称为“软核的利他”(soft-corealtruism)。例如,一种生活在非洲的蝙蝠,以吸食其他动物的血液为生,如果连续两昼夜吃不到血就会饿死;一只刚刚饱餐一顿的蝙蝠往往会把自己吸食的血液吐出一些来反哺那些频临死亡的同伴,尽管它们之间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生物学家发现,这种行为遵循着一个严格的游戏规则,即蝙蝠们不会继续向那些知恩不报的个体馈赠血液。(Wilkinson,1984)显然,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互惠利他”。根据“边际效用递减律”,当施惠者与受惠者互相换位时,同样数量的血液将产生更大的边际效用,从而使这类行为具有明显的经济学含义。不过,由于施惠与回报存在着时间差,从而使这种期权式的投资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互惠利他”必然存在于一种较为长期的重复博弈关系中,而且还要求形成某种识别机制,以便抑制道德风险和个体的机会主义倾向。虽然精密的“互惠利他”模型直到20世纪晚期才由博弈论专家阿克塞罗德建立起来,(Xelrod,1984)但它的基本思想却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论述那只著名的“看不见的手”时,就被一针见血地指出过了。
第三,“纯粹利他”,即利他主义者不追求任何针对其个体的客观回报。例如,汤姆逊瞪羚(Thomson’sgazelles)的利他主义行为:当狮子或猎豹接近时,往往会有一只瞪羚在原地不停地跳跃向同伴们发出警告。生物学家观察到,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行为方式,它只发生在最早发现危险的汤姆逊瞪羚身上。按照一般的行为原则,最早发现危险应该最早逃跑才是最佳生存策略。但汤姆逊瞪羚的“英雄主义”却放弃了第一时间逃生的机会,并以此代价向同伴报警,使自己暴露在捕食者面前。这一行为看上去颇似我们前面提到的母鸟保护幼鸟的行为,但它们的内涵却有明显的差别。因为汤姆逊瞪羚所保护的并非是它的子女或亲属,对个体来说这是一项没有任何收益的投资。这一行为与吸血蝙蝠的“互惠利他”有着更明显的区别,对个体来说这一行为的投资风险与预期回报存在着极大的不对称,而且也不可能通过识别机制来剔除那些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搭便车”者。因此,有些生物学家,比如《自私的基因》一书作者里查德·道金斯甚至对汤姆逊瞪羚的行为作出了如此自私的解释:高高跳跃的瞪羚是在向突袭者昭示——你瞧,我的体力有多棒!别来打我的主意,否则你会一无所获的!还是去追杀我的那些孱弱的同伴们吧!(道金斯,1998a)我认为这个解释非常勉强并令人怀疑。且不说把这种只有人类“超级智慧”才想得出来的“炫耀式欺骗”强加给汤姆逊瞪羚是否公平,就是从进化论角度看,其破绽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这种行为真有效,当遭受猛兽袭击时为什么不会有更多的汤姆逊瞪羚跟着一起“跳舞”呢?
显然,要对利他行为作出全面说明,仅仅满足于“亲缘利他”和“互惠利他”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从生物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对“纯粹利他”作出解释,而这正是本文试图达到的目的。
二、纯粹利他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事实上,许多生物学家,比如劳伦兹(K·Lorenz)、威尔逊(E·Wilson)、爱得华兹(W·Edewards)等,早就在一定意义上给出了“纯粹利他”行为的生物学解释,他们的理论在生物学中被称为“群体选择理论”。该理论认为,遗传进化是在生物种群层次上实现的,当生物个体的利他行为有利于种群利益时,这种行为特征就可能随种群利益的最大化而得以保存和进化。(Wilson,1975)但“群体选择理”论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缺陷,它无法解释导致个体生存适应性降低的“纯粹利他”行为怎样才能通过生物个体的基因保存下来。因此,在主流生物学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恰恰是与之对立的“个体选择理论”。“个体选择理论”认为,“纯粹利他”行为与生物个体的生存适应性成反比(只要想一想那只以生命为代价向同伴报警的汤姆逊瞪羚就可以了),而利己行为却与生物个体的生存适应性成正比;一个利己的个体有更多的机会生存下来并繁殖自己的后代,而这些后代都有继承其自私特征的倾向;只要前者的生存适应性低于后者,不管这种差别在初始状态多么微小,经过千百万年的自然选择,生存适应性较低的生物性状也会被无情淘汰掉。以至于里查德·道金斯斩钉截铁地说,“如果你认真地研究了自然选择的方式,你就会得出结论,凡是经过自然选择进化而产生的任何东西,都应该是自私的”,“对整个物种来说,‘普遍的爱’和‘共同的利益’等在进化论上简直是毫无意义的概念”。(道金斯,1998b)
但“个体选择理论”并没有解决由汤姆逊瞪羚所引起的深层矛盾,我们不仿把它称为“汤姆逊瞪羚悖论”:一方面,现代生物学认为,只有交互繁殖的种群才能保持相对恒定的基因库,所谓进化是生物种群的进化而不是生物个体的进化;(陈阅增,1997a)因此,“纯粹利他”行为作为一种符合种群利益最大化的生物性状,在生物长期演进过程中保存下来是符合进化论自身逻辑的;另一方面,迄今为止所有生物学的实证研究似乎都证明了,生物进化必须通过生物个体的基因介质才能实现;有利于个体生存适应性的生物性状,才会在遗传进化中得以保存并不断强化;而与个体生存适应性无益甚至有害的生物性状,其有效信息最终都会在遗传进化中丢失和湮没;因此,“纯粹利他”行为是不能从生物学意义上得到解释的。(道金斯,1998c)“汤姆逊瞪羚悖论”给解释“纯粹利他”行为提出了两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1、有利于种群利益最大化的生物性状怎样才能通过生物个体的基因介质保存下来?2、有利于种群利益最大化的生物性状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得到必要补偿和激励?在我看来,这两个问题不但可以回答,而且答案已经包含在现存的生物学知识框架之中。
“个体选择理论”显然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即生物的遗传性状与遗传介质之间是一种直接的、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我们不能不设问:除此之外,是否还存在一种间接的、非对称的遗传关系?事实上,现代生物学已经观察到许多非对称的遗传现象:两种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生物性状,通过同一基因介质实现遗传;随着其中一种被自然选择,另一种也同时保留下来。最著名的例子是引发镰状红细胞贫血病的隐性基因:镰状红细胞贫血病对人类来说是一种非适应性的生物性状,但生物学家发现,带有这一基因杂合子的人却具有较强的抗疟疾能力,因此在非洲某些恶性疟疾流行地区,这一隐性基因的出现频率就很高。(陈阅增,1997b)以此推论,“纯粹利他”行为虽然对生物个体是非适应性的,但它对生物种群却具有很高的生存价值;因此,在生物长期演进的过程中,它可以与某些利己行为一起借助于同一个基因介质以“隐性遗传”的方式保留下来,这恰恰体现了生物性状对生存环境高度的适应性。为此,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简单的遗传模型来说明这一假说:假设AA与Aa为利己型基因,aa为利他型基因;在Aa中A为显性的等位基因,a为隐性的等位基因;如果利他行为的生存适应力低于利己行为,那么根据自然选择原理,aa型的利他基因最终将被淘汰出局;但由于在Aa型利己基因中含有隐性的a,它并没有随aa的消失而消失;因此当Aa型基因与Aa型基因通过减数分裂进行繁殖时,根据“哈迪-温伯格定律”,仍然有可能复制出AA(占25%)、Aa(占50%)和aa(占25%)三种类型的基因,从而实现利他行为的隐性遗传。
“纯粹利他”行为在“非零和博弈”条件下对生物个体生存适应性的损益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一般推断,两个具有“纯粹利他”倾向的生物个体更容易营造一种协作氛围;与两个只有利己倾向的生物个体相比,它们可能具有更高的生存适应性。如果这一猜测是正确的,则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博弈方阵来解决“纯粹利他”行为的补偿和激励问题(叶航,2001a):
--------------------------------------
||利己主义者|利他主义者
--------------------------------------
|利己主义者|-5,-5|12,-2
--------------------------------------
|利他主义者|-2,12|5,5
如果我们以X代表利己主义者,以Y代表利他主义者;根据以上假定则利己主义者的期望适应性为-5X+12Y,利他主义者的期望适应性为-2X+5Y;当利己主义者与利他主义者的比率为7:3时,每个个体的适应性都是一样的(-5X+12Y=-2X+5YX:Y=7:3);如果利己主义者与利他主义者的比率大于7:3,则利己主义者的适应性会减少而利他主义者的适应性则会增加;反之,则利己主义者的适应性会增加而利他主义者的适应性则会减少。因此,在生物种群及其个体行为模式中“利己行为”与“利他行为”将以某种大致固定的比例同时存在。它说明,“纯粹利他”行为是能够通过补偿激励机制得到进化的。事实上,这一结论的依据正是现代生物学中的ESS理论。ESS理论是英国著名生物生态学家梅纳德·史密斯1982年创立的,它在现代生物学中被称为“自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建立以来最重要的发展之一”。(道金斯,1998d)ESS是生物进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ilystablestrategy)的缩写,如果生物种群在进化过程中能够形成某种稳定的策略(行为)均衡,这种策略(行为)就是ESS。显然,“利己”和“利他”都是在生命世界长期演进过程中所产生的、稳定的生物行为。必须指出,用基因的隐性遗传和ESS理论解释“纯粹利他”行为不是向“群体选择理论”的回归。这一分析仍然是以“个体选择理论”为基点的,但是它又与传统的“个体选择理论”不同,它把解释的重点放在有利于群体利益(当然,归根结底它也有利于群体中每一个个体)的生物性状怎样才能通过个体的基因介质实现遗传进化,从而在现有的生物学知识框架下对“纯粹利他”行为作出符合实证要求的解释。
三、纯粹利他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现代生物学的进化和遗传理论认为,物种演进的目标是“基因遗传频率的最大化”。这一结论所包含的逻辑与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完全一致。但我们并不能就此推论,所有生物都会按照“基因遗传频率最大化”的要求来“理性”地计算和规划自己的行为。事实上,进化的“理性”最初是通过“情感”、“偏好”等感性形式“殖入”生物的遗传基因并成为生物个体的“自觉”行为,我们不妨把它称为理性的“本能”。(Wright,1994;叶航,2002)对生物个体来说,“本能”所表达的正是生物进化内在的逻辑要求:所谓“理性”的行为,只不过是经过自然严格筛选后留存下来的、能够被我们观察到的、相对稳定的生物行为罢了。(贝克尔,1995)
“情感”与“偏好”是触发生物行为的按纽。当“情感”与“偏好”得不到满足时,建立在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和神经动力学基础上的生物内部平衡系统便会受到破坏,由此造成一系列生理或心理上的压力。这种压力超过一个阈值,生物个体就会产生行为的动机,进而通过一定的行为来实现自己的需要,以便消除和缓解身心的紧张状态。因此,生物行为的遗传首先表现为一个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和神经动力学系统及其触发机制的重构与再现,本能或者由本能冲动所引导的生物“理性”行为可以看作是该系统由不平衡向平衡的运动过程。“理性人”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最基本的预设。按照该预设,一个人的行为总是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所谓“效用”只不过是“偏好”的一个函数。(瓦里安,1997)经济学不研究“偏好”是如何产生的,那是生物学、进化论、也许还有心理学的任务。经济学的任务是在给定的“偏好”状态、“偏好”结构与“偏好”序列下研究行为主体如何“最大化”自身的“效用”。如果生物学业已证明,“纯粹利他”行为与“利己”行为一样具有进化优势,生物个体能够通过基因介质把触发这种行为的“偏好”保存起来并遗传下去;那么,只要给定这一“偏好”,我们就可以对“纯粹利他”行为做出标准的经济学分析。
在微观经济学中,消费集(consumptionset)X也可称为选择集(choiceset)X,通常假定集合X是k维实数空间Rk中的一个非负子集。如果行为主体对集合X中的选择束具有偏好关系,而这些偏好关系又能满足完备性、自返性、传递性和连续性的假定(事实上,这些假定已经包含在“理性人”的预设中),则偏好关系就可以用一个连续的效用函数来表示:即存在一个函数u:XR,使得x1﹥x2,当且仅当u(x1)>u(x2)。如此,我们就可以把行为主体内含的偏好关系转化为一个函数关系:
U=u(x1,x2,…,xn)(1)
我把上述函数称为“广义效用”函数,因为其选择集X中的偏好项xi可以用来表示包括经济偏好、道德偏好(我们可以把“纯粹利他偏好”包括在“道德偏好”中,因为“纯粹利他”是道德行为最显著的特征)、情感偏好、审美偏好、甚至宗教偏好和信仰偏好在内的所有偏好,只要这一偏好是相对稳定的、可观察的。(叶航,2001b)如果行为主体的资源总量为I,实现广义效用所需的单位成本或影子价格分别记作p1,p2,…,pn,则其资源约束可以表示为:
p1x1+p2x2+…+pnxn=I(2)
可以证明,只要目标函数是连续的,约束集是闭的并且是有界的,则以式(2)为约束条件的广义效用最优(最大化)解就是:
MU1/p1=MU2/p2=…=MUn/pn=λ(3)
式中MUi=du/dxi,即xi的边际效用;pi为i种偏好(x)的单位成本或影子价格;λ为约束资源的边际效用;i=1,2,…,n。
根据式(3),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有意义的推论:
第一,在广义效用最大化过程中,行为主体将依据一定的偏好状态、偏好结构和偏好序列使自己的行为呈现出形态各异的“价值”取向。
举例来说,如果x1代表具有利己倾向的经济偏好,x2代表具有利他倾向的道德偏好,则当MU1/p1>λ时,行为主体的行为才会偏重经济选择,表现出利己倾向;而当MU2/p2>λ时,行为主体的行为将偏重道德选择,表现出利他倾向。特别地,当MU2/p2>λ且MU2/p2>MU1/p1时,行为主体将为了利他目的放弃或部分放弃自身的物质利益或经济利益。(叶航,2000)因此,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为主体不一定就是一个“自私自利”或“钱迷心窍”的人。人们的行为将取决于他们的偏好。事实上,在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学家就已经关注过“优越感”、“荣誉感”、“自豪感”、“成就感”、“责任感”、“道德感”等等纯精神领域的偏好对人类行为的影响。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对“闲暇”和“炫耀”的研究,则更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第二、就某一特定行为来说,行为主体的行为倾向取决于某一偏好的“成本—效用”比,即MUi/pi。
举例来说,如果x2代表具有“纯粹利他”倾向的道德偏好,当pi和λ给给定时,MU2越大,人们的行为越偏重道德选择。事实上,伦理学所谓的“良心”,从广义效用的角度看,就是道德行为在一个人心目中的效用水平。它表现为一个人未采取某种道德行为时所感受到的内心矛盾与痛苦,以及采取某种道德行为后所体验到的内心解脱与愉悦。如果MU2和λ给定,则p2越小,人们的行为越偏重道德选择,我们可以把p2称作“道德成本”。值得指出,“道德成本”是一个长期被人们忽视、甚至被伦理学和道德哲学所忽视的范畴,其意义在于它提醒我们,任何一个行为主体在进行道德决策时都有权力考虑自己的“道德成本”,而社会则应该努力营造一种降低“道德成本”的机制,以促进个人道德偏好的形成和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
第三、当其他条件不变时,λ的值越小,行为主体的非经济偏好越强。
由于λ为约束资源的边际效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λ越小,体现广义偏好的行为倾向就越强。但其中的例外是,由于经济行为具有资源再创造的特殊功能,其效用水平与λ成正比。因此,λ越小经济行为的效用水平就越低,从而一个人的非经济偏好就相对越强。事实上,当物质资源相当匮乏时,一个人很难产生出非经济偏好;反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物质资源越丰裕,一个人的非经济偏好,比如道德偏好、情感偏好、审美偏好等等,就越丰富、越强烈。显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学说支持这一结论。(马斯洛,1987)
第四、上述分析没有改变传统经济学的根本结论,传统经济学的全部分析范例将作为一个特例包容在广义效用的分析框架中。
如果以x1代表经济偏好,xi代表除经济偏好以外的其他所有偏好,则当行为主体的偏好结构符合条件:MU1/p1>MUi/pi=λ(i=2,3,…,n)时,传统经济学的狭义效用范式将成为广义效用范式的一个特例。
参考文献
[1]贝克尔,G.《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PP349-50.
[2]陈阅增主编,《普通生物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a)pp.470;1997(b)pp.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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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Wright,R."TheMoralAnimal"NewYorkPantheon,1994,pp.190.
[12]Xelrod,R.TheEvolutionofCooperation,NewYork:BasicBooks,Inc.1984.
[13]叶航,“经济学视野中的人类道德”,《学术月刊》,2001(a)年第2期。
[14]叶航,“爱的理性与艺术”,《经济学消息报》2002,No.490,第4版。
草酸积存过多。体内草酸的大量积存,是导致肾尿结石的因素之一。如菠菜、豆类、葡萄、可可、茶叶、桔子、番茄、土豆、李子、竹笋等这些人们普遍爱吃的东西,正是含草酸较高的食物。医生通过研究发现:200克菠菜中,含草酸725.6毫克,如果一人一次将200克菠菜全部吃掉,食后8小时,检查尿中草酸排泄量为20-25毫克,相当于正常人24小时排出的草酸平均总量。
嘌呤代谢失常。动物内脏、海产食品、花生、豆角、菠菜等,均含有较多的嘌呤成分。嘌呤进入体内后,要进行新陈代谢,它代谢的最终产物是尿酸。尿酸可促使尿中草酸盐沉淀。如果,一次过多地食用了含嘌呤丰富的食物,嘌呤的代谢又失常,草酸盐便在尿中沉积而形成尿结石。
脂肪摄取太多。各种动物的肉类,尤其是肥猪肉,都是脂肪多的食品。多吃了体内脂肪必然增高,脂肪会减少肠道中可结合的钙,因而引起对草酸盐的吸收增多,如果一旦出现排泄功能故障,如出汗多、喝水少,尿量少,肾结石很可能就在这种情况下形成。所以,医生们常讲,为了预防得结石病,热天要多喝点水,吃了油水多的食物时,也要多喝点水,以促进排尿畅通,稀释尿液成分,就减少了得结石的危险。
糖分增高。糖是人体的重要养分,要经常适量增补,但一下子增加太多,尤其是乳糖,也会使结石形成创造条件。专家们发现:不论正常人或结石病人,在食用100克蔗糖后,过2小时去检查他们的尿,发现尿中的钙和草酸浓度均上升,若是服用乳糖,它更能促进钙的吸收,更可能导致草酸钙在体内的积存而形成尿结石。
蛋白质过量。对肾结石成分进行化验分析,发现结石中的草酸钙占87.5%。这么大比重的草酸钙的来源就是因为蛋白质里除含有草酸的原料——甘氨酸、羟脯氨酸之外,蛋白质还能促进肠道功能对钙的吸收。如果经常过量食用高蛋白质的食物,便使肾脏和尿中的钙、草酸、尿酸的成分普遍增高。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通过肾脏功能把多余的钙、草酸、尿酸排出体外,这样,得肾脏结石、输尿管结石症的条件就形成了。当今世界经济发达国家肾结石发病率增高的主要原因就是如此。
从以上几种易形成肾结石的因素来看,要预防肾结石病的发生,就必须改变只顾单求一种营养和追求营养过甚的观念。这就是说,在人类的日常饮食中,不能因为某种食物好吃、营养价值高,就一味地只顾去吃这种食物。必须注意食物的搭配,各种食物都适量进食,即使是检查出身体缺乏某种营养素需要某种食物来补充时,也不宜一次大量进食,因为人体的消化、吸收功能是有限的。消化、吸收不了的养分就要通过排泄器官排泄出去,这样也会增加泌尿系统的负担,即便不患肾结石病,也对健康不利。特别是当检查出确认是肾结石症时,在患病期间,要限制病人吃那些易促使结石形成的食物。
肾结石是尿石症的一种,多在炎热的夏天形成,因为夏天大量出汗,甚至体内脱水,使排尿减少,再加之夏季暴露于阳光下时间长,紫外线照射皮肤有助于体内维生素D和维生素A合成增多,维生素D和维生素A可促进小肠吸收钙离子,尿液中排泄钙增多,尿内结石物质易产生结晶核,从而形成结石。冬季天气寒冷,人的尿量增多,已形成的小结石被尿液冲刷,向下移动,此时引起肾绞痛症状。所以,肾结石常为“夏季形成冬季发病”。
人们的饮食品种是多样的,人体新陈代谢是复杂的,所以肾结石的成分也是多样的。常见结石按成分可分为五种:一草酸钙结石:最为常见,占肾结石的80%以上,在酸性或中性尿中形成,发病多为青壮年,以男性多见。二磷酸钙结石:占结石的6-9%,在碱性尿中形成,也以男性青壮年多发。三尿酸结石:占结石的6%,在酸性尿中形成,当尿PH值大于6.7时结石溶解,以男性多见。四磷酸镁胺结石:占结石的10%,在碱性尿中形成,尿PH值小于7.2时结石溶解,以女性多见。五胱氨酸结石:少见,约占结石的1-2%,在酸性尿中形成,尿PH值大于7.0时结石溶解。
大量饮水对所有成分尿石都有防治作用。在炎热的夏天,每日尿量少于1200毫升时,尿石生长的危险性显著增大。如能使每日饮水量在2000-4000毫升,这样可维持每日尿量在2000毫升以上。磁化水对防治草酸钙结石更有效,可将全日饮水量分别于晨起、餐间、睡前给予。清晨饮水量可达500-1000毫升。为了保持夜间尿量,睡前饮水500毫升,睡眠中起床排尿后再饮水300-500毫升,余下水分别于餐间饮服。大量饮水可促使小的结石排出,稀释尿液可防止尿石结晶形成,并能延缓结石增长速度。
1985年国外学者Vehlensieck认为,多饮水和饮食疗法可使2/3复发结石病人不再生新结石。下面介绍几种肾结石的饮食疗法。
⑴草酸钙结石:宜低钙及低草酸饮食。少食牛奶及乳制品、豆制品、肉类、动物内脏(如肝、心脏、肾、肠等),还有巧克力、浓茶、芝麻酱、蛋黄、香菇、菠菜、虾皮、萝卜、可可、芹菜、土豆等。近年来发现食物中纤维素可减少尿钙的形成,如麦麸食品中的麦麸面包、米糠也有同样作用,对复发性高钙尿结石有效,维生素B1、维生素B6缺乏使尿草酸增多,应增加富含此类维生素的食物,如谷物、干果、硬果等。
⑵磷酸钙结石及磷酸镁铵结石:其低钙饮食同草酸钙结石相同。在低磷食物中,宜少食肉类、鱼类及骨头汤。
⑶尿结石:应限制蛋白质的摄入量,每日蛋白质的总摄入量应在48-80克(0.8-1.0克/公斤/日)之间。一般带叶的蔬菜每市斤约含10克蛋白质、瘦肉类每50克约含蛋白质10克、谷类每市斤含蛋白质35-60克。要增加新鲜蔬菜和水果的食量。蔬菜和水果含维生素B1及维生素C,它们在体内最后代谢产物是碱性的,尿酸在碱性尿内易于溶解,故有利于治疗。常规治疗:每隔1-2日用一次清凉饮食(生水果、果汁及生菜),至少每周1次清凉饮食。少食或忌用肉类、动物内脏、肉汤、肉汁、沙丁鱼、蟹、菠菜、浓茶、咖啡,烈性的香料及调味品也宜少用。
现实生活中很多疾病的发生和日常饮食是密切相关的,如果能做到起居有时,饮食有节,甚至大部分癌症也可能避免。现在就肾结石病这一顽症来提醒大家如何用饮食来预防,或使已经患了肾结石者,结石增大的速度减慢,甚至缩小、溶解而排出体外。
(一)多饮白开水多饮水使尿液得到稀释,钙离子和草酸根的浓度就会降低,形成不了草酸钙结石。研究表明,增加50%的尿量,可使肾结石发病率下降86%。
(二)合理补钙,尤其饮食上补钙肾结石患者往往“谈钙色变”,错误地认为肾结石的元凶是钙,其实不然,肾结石患者也需要补钙。目前医学界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解释,肾结石患者为什么要补钙。
第一是补充钙能与胃肠道中蔬菜含有的草酸结合成不溶性的草酸钙,随粪便排出体外,减少了部分被肠胃吸收和经肾脏排出体外的草酸,从而减少了形成肾结石的几率。
第二是日本学者提出的“酸碱平衡学说”。即血液呈酸性时,结石容易形成。呈碱性时,抑制结石形成。缺钙时血液偏酸性,合理补钙,血液偏碱,这样反而有利于抑制结石形成。
(三)限量摄入糖类美国科学家最新一项研究结果表明,高糖食品的摄入,可以使患肾结石的机会增加,因此,要注意少吃甜食。
(四)少吃草酸盐含量高的食物含草酸盐高的食物有番茄、菠菜、草莓、甜菜、巧克力等,过高的草酸盐摄入也是导致肾结石的主要原因之一。
(五)少吃豆制品大豆食品含草酸盐和磷酸盐都高,能同肾脏中的钙融合,形成结石。
(六)睡前慎喝牛奶睡眠不好的人,睡前喝杯牛奶有助于睡眠。但在睡眠后,尿量减少、浓缩,尿中各种有形物质增加。而饮牛奶后2~3小时,正是钙通过肾脏排泄的高峰。钙通过肾脏在短时间内骤然增多,容易形成结石。因此肾结石患者,睡前就不应喝含钙高的牛奶。
1.侦心要前移,高度重视初查工作。自案件立案侦查之日起,犯罪嫌疑人就能聘请律师进行法律帮助,律师可以随时会见犯罪嫌疑人而不受到任何限制。这就要求在初查阶段就有对整个案件证据链条的全面谋划,力争做到在接触犯罪嫌疑人之前和律师介入之前将绝大部分关键性证据依法固定好,为立案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初查工作中,要注意加强线索评估,精心分析重点线索,周密制定初查方案,保密并全面的收集和掌握与案件有关的一切客观证据和信息点。对于有初查价值,但时机尚不成熟的案件线索,要保持耐心,长期经营,不断的收集案件信息,找准突破口,确保正面接触时切中要害,一举成功。
2.重视首次讯问,提高突破口供成功率。首次讯问开展的顺利与否直接决定侦查工作的展开,因此要重视首次侦查工作的谋划,通过制定审讯预案、灵活运用审讯策略以及把握强制措施时机等措施改善首次讯问的质量,提高首次讯问突破口供的成功率。在初查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多掌握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正确把握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状态,有的放矢地制定恰当的讯问方案,要将常规的精神施压、疲劳战术的“硬审讯”方式向说理感化、逻辑推理的“软审讯”方式转化,要从法、理、情多方位出发为犯罪嫌疑人分析利害得失,把握时机,以奇制胜,以便尽快地、有效地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
3.对案件证据进行必要的加固。由于新刑诉法规定律师可自行取证,这就要求侦查人员对一些关键性言词证据一定要加固。侦查人员要充分利用录音录像的功能,发挥视听资料固定证据的效力,必要时可以对证人证言辅以全程录音录像加以固定。为防止律师介入后的犯罪嫌疑人翻供,要先行堵塞犯罪嫌疑人据以翻供的证据漏洞。对于可能会出现翻供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辩护律师会见后,可以及时提审,了解其思想、态度有无变化,是否需要作一些有针对性的工作。
4.加强对律师执业活动的监管。律师辩护权的扩张是把双刃剑,不仅是享有更多的权利,同时也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它在给律师带来更多执业便利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更多的执业风险。律师的总体素质是好的,但也不排除少数律师为了利益,铤而走险,利用刑诉法修改后的便利条件,在诉讼活动中伪造、毁灭证据、妨害证人作证、串通他人作伪证,或者以其他方式影响司法机关对刑事案件的审查和处理。
爷爷不是什么老年“潮人”,他只是一位生活节俭、关心孙儿喜好的普通老人。因为我从十几岁就喜欢周杰伦,所以对爷爷来说,周杰伦是他和孙子之间难得的共同话题。
2002年,我刚上初中,有一天午休,班里的一个“女汉子”带了盘磁带,借来了英语老师放听力的录音机,就这样,我第一次听到了周杰伦那含混不清的歌声。
那张专辑叫《范特西》,当时我一度以为磁带是盗版的,所以这个戴着红帽子的台湾人才会发出这种奇怪的声音。
之后,每天中午周杰伦都会和我们在教室里“相会”,甚至还有邻班的同学来“蹭歌”。看着班里的同学都买了周杰伦的磁带,我也想买,却不敢对父母说。
于是,我想到了爷爷,想到卖萌的手段。我给爷爷哭闹着耍了会儿无赖,《范特西》和《JAY》的磁带就如愿到手了。那个年头,一份盒饭只有5元,这两盘磁带却要36元,对于节俭的爷爷而言,这绝对是一大笔花销。
当我把磁带放进家里老式录音机播放时,爷爷皱起了眉头说:“伊唱额啥么子(他唱的是啥),乌里乌苏(里唆),听啊听伐清爽(听也听不清楚),像念经一样。”我只能给他解释,周杰伦现在在我们同学中间有多红,老人家听不懂这样的曲风。
爷爷嘴里嘟囔着,笑着走开。后来,我被爸妈狠狠骂了一顿,原因是骗爷爷的钱买和学习无关的东西。
从此,周杰伦的歌成了我的生活必需品。我背不出朱自清的《春》,却记得住周杰伦每一首歌的歌词;晚上听英语时偷偷换上他的磁带,动作利落无比;天天嘴里哼着《威廉古堡》和《双截棍》的旋律,房间里挂满了他的海报。
爸妈也知道了我的喜好,只要电视里有周杰伦的演出,他们就会趁机数落我:“他唱歌,歌词都唱不清楚,你知道他在唱什么?”
这时,我就会大声反驳:“他可有才了,许多歌词都是他自己写的,曲子也是他自己谱的,你们不懂就不要乱说。”年少的我,转身离去,反锁住自己的房门。
周杰伦《八度空间》发售时,我身边很多同学都有了CD机,这也催生了盗版碟片市场的繁荣。当时学校门口有好几家卖盗版碟片的小店,每家门口都有不少买《八度空间》的学生。记得当时别人的专辑都是3元、5元一张,只有周杰伦的专辑是8元一张。
我们也知道周杰伦有个女友叫蔡依林,以至于当她的《看我72变》问世后,大家又去买她的专辑,只为了听周杰伦给她写的歌。
“末代”甲A联赛开幕式请周杰伦去唱歌,春晚现场上他表演双节棍并大唱《龙拳》。爷爷说:“都是为了照顾你们这些孩子,才会邀请周杰伦上春晚舞台。”他边说边拿起遥控器,在周杰伦唱歌时为我调大了音量。
2003年,我和同学攒钱去上海体育场看周杰伦的演唱会。我对爷爷说:“周杰伦多好啊,用自己妈妈的名字做专辑的名字,多有孝心。”爷爷笑了笑,问:“他唱歌还像念经一样吗?”
那时我也知道,他和蔡依林分手了,一段感情只能《倒带》。但是每次电视上出现周杰伦的广告,我仍然会对爷爷说:“你看他现在有多红。”
周杰伦第一次走上了大银幕,我拉着爷爷一起去看了《头文字D》。爷爷看完对我说:“他们晚上赛车还能自己封路?”
之后的岁月,我被卷进了高考的旋涡,而周杰伦则将重心转移到了拍电影上。从《满城尽带黄金甲》到《不能说的秘密》,还有无厘头的《大灌篮》。我们对他从来不吝惜钞票,只不过他的音乐对于我们来说永远停留在2006年以前。
爷爷有时在电视上看到周杰伦,会问我:“周杰伦是不是唱歌像念经一样,还不如不唱了。”这时,我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去竭力和大人们辩驳。当然,我手机里的音乐软件中还是下载他专辑的推荐歌曲,而存储的图片,依旧是他年轻时的照片。
2015年1月17日,周杰伦结婚了,对于我们这些跟随着他一路长大的“90后”,他的许多老歌我们依旧可以不假思索地唱出来。我爸妈手机里现在都会存着几首周杰伦的“慢歌”,爷爷还会一直关注他的新闻。我知道他们可能不爱周杰伦,可是他们爱我。
一、征地安置政策的基本目标
我国现行征地安置政策基本上是一种纯粹的经济补偿办法,即国家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农民予以直接的经济赔偿,如土地补偿费是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补偿,安置补助费是补偿农业从业人员因征地而就业不充分或一时不能就业所承受的损失,等等。肯定地说,这种经济补偿机制是必要的,目前显然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应该坚持下去并逐步得到改进。
也应认识到,现行的经济补偿机制是低水平、不全面的,难以完成所有的工作。大量的实证调查揭示,这种补偿在结果上无法恢复被安置者以前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便及时足额给付了经济补偿,失地农民在很长时间以后仍会处于贫困状态。这就警示我们:现行的征地安置政策是一种普遍缺乏效用而且很容易被滥用的方法,不足以预防失地农民的贫困,必须加以调整和完善。
预防和缓解失地农民贫困问题的最好办法,是重新审视征地安置工作的政策目标和手段,且重点应放在检讨损失评估和补偿的思维方式上。进而言之,征地安置政策不应简单地视为支付赔偿或置换原有资产,其思路应更为宽广:使失去土地的人重新建立生产力并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一句话,应把实现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作为未来征地安置政策的基本目标。
“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livelihoods)概念最早见于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的报告。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UNCED)将此概念引入行动议程,主张把稳定的生计作为消除贫困的主要目标。1995年,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峰会(WSSD)和北京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FWCW)进一步强调了可持续生计对于减贫政策和发展计划的重要意义。所谓“可持续生计”,是指个人或家庭为改善长远的生活状况所拥有和获得的谋生的能力、资产和有收入的活动。在此框架内,资产的定义是广泛的,它不仅包括金融财产(如存款、土地经营权、生意或住房等),还包括个人的知识、技能、社交圈、社会关系和影响其生活相关的决策能力。
应当说,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工作。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失地农民普遍实行的“招工安置”或“就业安置”政策,就较好地解决了广大农民的长远生计问题。只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原有的招工安置和农转非等办法,在实践中已失去原有作用和意义,各种矛盾和问题才开始凸现。因此,重新理解和认识可持续生计政策,并以此作为征地安置工作的基本目标,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政策意涵。
二、实现政策目标的四种手段
第一、设计合理的补偿机制。征地补偿金作为农民失地后原有资产置换的费用,在解决失地农民生活燃眉之急和重建新的生计系统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制定一个科学合理的补偿机制,是落实可持续生计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合理的补偿机制应以提高或恢复失地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为目标。这可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首先,征地补偿费即便不能做到对失地损失的“全额赔偿”,至少应保证及时足额支付置换农民原有资产的费用。基于现行法律规定的征地补偿费严重偏低的实际,未来的征地补偿标准应在现有的基础上着重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即土地的潜在收益和利用价值,土地对农民承担的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的双重功能和土地市场的供需状况。其次,置换资产最多只能使失地农户保持和以前一样的发展速度,而不能弥补由此损失的时间,“迎头赶上”。要想真正实现加速发展,就必须在此之外,还向失地农民提供以发展为目的的投资。
第二、引导和帮助失地农户积累资产。资产的社会福利效用是显而易见的:有了资产,人们可以从长计议,追求长期目标。更为重要的,积累资产本身对穷人的心理促进、意识提升以及行为方式的改变等具有巨大的潜在作用。事实也表明,土地、房屋、集体经济等资产收益,在预防失地农民贫困和减少家庭不安全感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进而言之,引导和帮助失地农民积累资产,既是改善他们生计的一种速效、实惠、一举多得的好办法,也是帮助他们规避各种生活风险的重要的安全网之一。那么,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和政策工具来实现上述目标呢?可行之策有两条:一是抓好失地农民的住宅规划与建设。城市规划部门与建设单位在设计建造失地农民的住宅时,既要考虑确保他们乐有所居,也要方便他们能从房屋资产中形成长效受益机制。二是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对于必须由国家征用的公益性建设用地,可以在规划区内征用土地中留出一定数量土地,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发、经营。对于那些土地征用量大,土地征用补偿费较多的行政村,政府应积极倡导社区股份合作制的改革,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
第三、促进失地农民生产性就业。对于失去物质性和生产性资产的农民而言,就业收入构成了大多数生存策略的核心内容。因此,为失地农民提供一份长期稳定的工作,是实现“可持续生计”目标的重要手段。具体而言,以下三个方面有助于促进失地农民稳定就业:一是提高就业能力。通俗地说,就业能力是指获得工作和保持工作的能力。如前所述,失地农民的智力含量、质量水平或专业级别均难于适应目前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及变化,政府向他们提供就业服务、就业培训、制定一些有利于保持工作的补贴显得尤为紧要。二是广开就业渠道。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经济。在此之外,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政府要积极探索多种形式就业安置办法,即把就地安置、招工安置、投资入股安置、住房安置、划地安置和失地农民自谋职业等安置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三是消除就业障碍。社会各界要像关心城镇下岗职工那样关心支持失地农民的就业与再就业,逐步清除各种不利于统筹城乡就业的制度和文化因素。其中关键的一步是,应把失地农民纳入城镇就业体系,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第四、建立普惠的社会保障机制。在现有体制下,农民失地犹如经历一次经济和生活上的剧烈地震。无论征地补偿机制多么完善,不可避免会有部分失地农民或家庭沦于贫困的世界。切实保护这些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人群,既是社会公正的体现,也是政府职责所在。为此,在土地征用过程中,为失地农民建立普惠的社会保障机制极为必要。实际上,如果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机制健全,就不需要那么多详细复杂的、针对具体项目的补偿。换句话说,如果把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作为征地的前置条件,不仅有助于预防失地农民陷入贫困风险,也有利于国家必要的征地工作高效健康运行。普惠的社会保障机制要可持续,必须基于两个前提:一是将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作为征地的前置条件;二是为失地农民设立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不宜直接与现行城镇的类似制度衔接。三是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专项基金。其中政府的必要投入至关重要。
三、落实政策手段的具体措施
1.关于完善补偿机制。
——修改《土地管理法》中与市场经济要求和保障农民权益不适应的条款,切实改变现行征地制度对农民的补偿标准严重偏低,违反市场经济和城镇化基本规律的现状。
——建立和完善农用地分等定级和农地价格评估体系。综合考虑自然条件、区位条件、环境条件等,对农用地进行分等定级;结合农用地等级,制定农用地价格评估办法。以农用地分等定级和农用地评估价格为基础,以经营性目的的农地转用市场价格为参照,确定土地财产补偿标准;参照资产评估办法,确定其他各类财产的补偿标准;参照城乡劳动力工资水平和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确定就业安置补偿标准。
——在单纯的征地补偿费用之外,再增加一定数量的投资资金,专门用于失地农民创业和发展。
2.关于资产建设。
——实行留地安置政策。国家征用土地时,应在规划区内留出一定数量土地返回给村集体,用于安置失地农民。留用地比例以征用地总面积的20%为宜,10%专项用于村集体发展二、三产业,另外10%用于农民生活安置。
——搞好住宅小区规划。原则有三:一是住宅最好规划在具有一定商业价值的地段,如沿街,靠近集市等。二是住宅应实行小区化。居住小区化不仅能方便居民日常生活,居住区内商业用房也可作为村集体资产获取收益。三是推行多层公寓住宅。多层公寓既可把节约下来的宝贵土地用于发展集体经济,形成一份产业,也便于失地农民在满足自住的基础上,有一定面积的房屋用于出租,获取租金收益。
——探索集体资产保值增值机制。有效措施之一是,积极倡导社区股份制改革,把资产量化到个人,并明确权利与责任。
3.关于就业促进。
——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可行的策略有五条:一是建议在出让土地时,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与征地单位签订提供一定数量或一定比例就业岗位的协议,或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吸纳被征地单位的劳动力。二是大力开发社区就业岗位,把解决失地农民再就业问题同加强城市的绿化、环保、卫生、交通、便民服务等项事业结合起来,使之形成提供就业岗位与创造本地财富的新循环。三是将失地农民纳入小额担保贷款的政策范围,提高他们自主创业、自谋职业的积极性和成功率。四是实行公共就业工程计划,如实施建筑、道路、绿化、社会建设等劳动密集型工程,或结合当前城乡环境整治等工作,帮助大龄失地农民再就业。五是就业资源枯竭地区,应组织开展劳务输出。
——重点加强失地农民的就业技能培训。有益的经验是:以市场的需求和农民的需求来定培训项目(对失地农民实行“菜单式”和“计单式”培训),以竞争定培训机构(对就业技能培训机构实行面向全社会的招标制),以补贴促参与(对参加就业技能培训的失地农民,政府给与一定的财政支持)。
——用经济手段和优惠政策降低劳动力成本。如对招用失地农民的企业,政府给予一定的收费减免、社保补贴、岗位补贴等优惠政策;对自主创业的失地农民,与下岗失业人员一样同等享受在就业方面的优惠政策,如免交相关税费、提供小额担保贷款等优惠政策。
4.关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将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作为征地的前置条件,把不妥善解决社会保障问题就不允许征地作为改革征地制度和完善征地程序的重要内容。
——为失地农民设立的各项社会保险制度,应遵循“低进低出”的原则,即设计一种“少缴费、少得益”的新制度。参保者得益之“少”的下限,以保障“基本生活需求”为准。
一、准 确
作文的本质是创作,创作的目的是表情达意。表情达意的第一要求就是准确,对作者而言,就是准确传递试图表达的意愿、情感、观点等等;对读者来说,就是能得到准确的理解,这就是作文语言的准确性。举个例子,“那边来了一个人”就不是准确的语言,而“街道拐角处转出一个披着黑色大衣的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或者“广场对面走来一个撑着红雨伞的三十来岁的年轻女子”的表述要比前者形象得多,真实得多,细腻得多。又如一个学生这样表述自己对马拉松赛跑的看法与感悟:“马拉松是一个关于路的故事,汗水是其中的主角。”这种形象的的表述比起滔滔不绝的说理更能给人启发,发人深省。形象、真实、细腻就是准确的具体内容。准确是作文语言的基本要求,它理应成为高一作文训练的重点。
二、陌 生
文学语言是一种陌生化的语言,它在创造方式和使用方式上根本不同于日常语言与科学语言,日常语言讲究通俗,信手拈来,表意即可,科学语言讲求精确,文学语言往往排斥通俗,在精确之外更追求模糊、含蓄、精雕细刻,字字珠玑。这是由它们使用目的不同而决定的,日常语言的使用目的是让人家明白你想说什么,科学语言的精准是为了还原事物或现象的本质特点,文学语言却不但要使人明白说的是什么,更希望所表达的东西或发人深思、或耐人寻味、或激起强烈反响,而相对陌生的语言有助于达到这一效果。比如:
“一把雪再也撑不住了,噗嗤的一声,将冷脸笑成花面,一首澌澌然的歌便从云端唱到山麓,从山麓唱到低低的荒村,唱入篱落,唱入一只小鸭的黄蹼,唱入软溶溶的春泥――软如一床新翻的棉被的春泥……鸟又可以开始丈量天空了。有的负责丈量天的蓝度,有的负责丈量天的透明度,有的负责用那双翼丈量天的高度和深度。”(张晓风《春之怀谷》)
这段文字中加点字是典型的陌生化语言,如果按现代汉语的语法规则来衡量,则纯属搭配不当,但是这是这一奇妙的“搭配不当”产生了神奇的艺术效果,试想一下,如果把“把”换成“堆”,把“笑”换成“变”,将“唱”换成“流”,将“一床”换成“一地”,将“丈量”换成“飞翔”,其艺术韵味必将大打折扣,极大地损害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在学生的学习生活中,陌生化的语言俯拾皆是,以课文为例:
“(康大叔)刚进门,便对老栓嚷道:‘吃了么?吃了么?老栓,就是运气了你!’”(鲁迅《药》)
“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出的清香,夹杂字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鲁迅《社戏》)
“老船夫把那个芦管竖在嘴边,吹了个长长的曲子,翠翠的心被吹柔软了。”(沈从文《边城》)
“翠翠看着天上的红云,听着渡口飘来乡生意人的声音,心中有些儿薄薄的凄凉。”(沈从文《边城》)
这些加点的词,都是相对陌生的用法。阅读教学中都可以通过对比运用的方式加深学生对“陌生化”的理解与把握。
又比如“求学”比“学习”陌生,“途路”比“路途”陌生,“驰奔”比“奔驰”陌生,“同窗”比“同学”陌生,“壮士”比“英雄”陌生,“一江风雨”比“风雨满天”陌生,“暴雪狂野”比“鹅毛大雪”陌生,“岁月长途,记忆是我唯一的行囊”比“回首往事,记忆中的事历历在目”陌生。一言蔽之,陌生化拒绝庸俗、稚嫩、老套、口号和模糊,追求优雅、老练、新奇、实在和精准。心理学研究证明,长期使用习惯而然的东西难以引起人的有意注意。很容易被忽略或遗忘,而相对陌生的信息却能在人的记忆里维持相当长久的一段时间。陌生化作文语言的阅读不能一目十行,只有逐句逐词品味斟酌才能嚼出真味;它因第一时间的瞬间新奇性引起读者的强烈的新奇感、新鲜感,产生阅读美感,从而使阅读成为可能;陌生和准确必然派生出强劲的语言穿透力,直指人心,强化了表达效果。
常见的陌生化方式有:
倒装达到陌生化,如:流泪――泪流 凄惨――惨凄冷清――清冷 痛苦――苦痛 路途――途路
组合达到陌生化,如:惊惧(惊恐惧怕)
清俊(清新俊逸) 狂暴(狂放暴躁)
使用修辞达到陌生化:
一肩风雨 一帘幽梦 风雨狂野 逃离梦乡 收获幸福
语意本身的独特产生的陌生化:耄耋之年
陌生是作文语言的第二境界。它不仅指语言陌生也涵盖了材料、主题、思想感情方面的陌生,它避开陈旧腐烂的材料,排斥呆板老套的主题,拒绝口是心非的矫情,从这点上看,它是新颖,但又不全是,因为新颖的重点是求新,陌生的方向是避俗,避俗并不意味着求新。举两个例子,物理大师霍金其人其事举世闻名,但能够将其作为作文材料的学生却寥寥无几,他们更喜欢引用的是张海迪、海伦凯勒和爱因斯坦的事迹;举世瞩目的十六大刚刚闭幕,但学生们开口闭口的仍然是“自从党的”。可见,陌生化的材料不一定是新颖的,许多并不新颖的材料却往往达到陌生化的表达效果,我们的学生缺少的并不是陌生化的材料和语言,他们缺乏的是有意识地去找寻、发现、使用陌生化语言的意识,他们那双曾经缤纷无限充满想象力的眼睛在铺天盖地的老人语言和社会性语言镣铐的桎梏下过早地黯淡了。在这里我无意深究责任,但是,我们的老师理应肩负起帮助学生学会观察语言、品味语言、使用语言的责任,尽己所能唤起一颗颗处于语言休眠状态的心灵。当然,我不提倡为了陌生而陌生,为了形式上的陌生而刻意雕饰语言并不足为训。陌生化与怪诞化并不等同。
高二第一学期是进行作文语言陌生化训练的最佳时机。
三、简 洁
简洁,简单而清洁,就好比剑道,按照电影《英雄》的说法:“剑道的最高境界是手中无剑,心中也无剑。”作文语言的最高境界就是不雕不饰,又至工至巧,浑然天成。它不刻意追求准确、陌生,却是既准确而又陌生的。
简洁并不单薄,相反它丰润而充盈。举个例子,有人对古代的一首“制鼓歌”作了多次修改。原歌词有16个字:“紧蒙鼓皮,密钉钉子,天晴落雨,一样声音”,第一次改成12个字:“紧蒙皮,密钉钉,晴落雨,一样音”,最后改为8个字,既好记又不伤涵义:“紧蒙,密钉。晴雨,同音”。
以学生作文为例:
“从以上种种事例可以看出”改成“由此可知”,“据电视新闻媒体报道”改成“据报道”。又如下面这段习作:
“很小的时候,那时我才上小学,我就天天梦想着要去长城好好旅游一趟,过了几年,我考上了中学后,每年暑假我都拼命缠着爸爸妈妈,要求他们让我去一次长城,可是他们每一次都不肯答应。”
将它改成“很小的时候,我就盼望着去一趟长城,上了中学后,我好几次向父母提出了去看看长城的要求,但总是被拒绝”就避免了罗嗦繁琐。
简洁自然不可强求,因为它是语言的高度凝炼和丰富,是准确和陌生涅椠之后的水到渠成,它需要长期持之以恒的训练和思考。我们不能要求每个学生都能达到这一境界,但是这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关于这一点,我们应明确告诉学生。
从高二下学期开始,宜开始这方面的训练。
实践证明这种训练方式能够有效地唤起学生的语言敏感性。学会从书本上、从生活中汲取语言营养,达到积累语言、丰富词汇的目的。
众所周知,叙事学的诞生直接受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的影响。但是电视理论家萨拉•科兹洛夫却认为:广播电视从发明到不断成熟的这几十年对叙事学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本文拟从叙事学与语言学转向、语言学转向与图像转向、图像转向与广播电视的诞生等一系列的关系链中,探寻叙事学与电视媒介的关系。
【关键词】广播电视叙事学语言学转向图像转向
从时间上看,广播电视的出现与叙事学的兴起均发生在同一时期。叙事学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苏联,并在结构主义大背景下于60年代正式诞生于法国。这也正是广播电视从诞生到不断成熟的几十年。电视理论家萨拉•科兹洛夫(SarahRuthKozloff)在《叙事理论与电视》一文中指出:“广播电视从发明、问世到不断成熟的这几十年也是对新批评领域内一门学科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这门新学科就是叙述学,或简而言之,就是叙事理论。”(Thesamedecadesthathavebroughtthegradualinvention,birth,andincreasingmaturityofbroadcasttelevisionhavealsoplayedhosttothedevelopmentofanewcriticalfield,“narratology”or,moresimply,“narrativetheory.”)(1)
这几十年间广播电视和叙事学的发展情形是怎样的呢?广播电视的发展与叙事学的兴起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一
广播电视这种新媒介在19世纪末期就已有雏形,而正式诞生于20世纪初叶。1895年俄国的科学家波波夫和意大利科学家马可尼两位科学家经过各自独立的研究,研制了世界上最早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并先后成功地进行了长距离通信试验。1906年加拿大人费森登教授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建立了无线电广播实验室,并在圣诞节前夕通过无线电波首次进行了声音传播。1920年11月2日世界上第一座广播电台诞生,这是由美国匹兹堡西屋电气公司开办的商业广播电台,呼号为KDKA。
电视的诞生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1884年11月6日尼普可夫把他发明的一台叫作“电视望远镜”的仪器申报给柏林皇家专利局,一年后专利获得了批准。1924年贝尔德采用两个尼普可夫圆盘制作了一台电视机,首次在相距4英尺远的地方传送了一个十字剪影画,贝尔德本人则被人尊称为电视之父。1924年俄裔美国科学家兹沃雷金的电子电视模型出现。1931年兹沃雷金又制造出摄像机显像管。1936年11月2日,英国广播公司在伦敦郊外的亚历山大宫,完全采用电子电视系统播出了一场颇具规模的歌舞节目,这一天被公认为是世界电视的诞生日。1954年彩色电视在美国试播成功。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了“斯普特尼克1号”卫星,这是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1962年6月19日,美国发射了“电星1号”,卫星首次成功地转播了电视信号。
无可否认,电视这种新媒介的出现,对整个的社会思潮、文化研究、文学理论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所言:“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2)
二
叙事学诞生在“语言学转向”的20世纪,而20世纪对西方文学理论影响最大的事件莫过于“语言学转向”了。“语言学转向”(thelinguisticturn)一词最早是由古斯塔夫•伯格曼在一本名叫《逻辑与实在》(1964年)的著作中提出的。他认为,“语言学转向”发生的标志是哲学家们共同采纳了语言分析的方法。随后,这一用语主要由理查德•罗蒂编辑的一部题为《语言学转向——关于哲学方法的论文集》的书而被广泛传布。什么是“语言学转向”呢?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三言两语很难说透。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语言学转向”有两大特征,这两大特征又是相互联系的。之一,由历时语言学研究转向共时语言学研究。这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创立的,他认为语言研究的着眼点应为当今的语言符号系统,应该研究语言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去追踪这些成分之间的历史演变过程。之二,由语言学研究转向话语学研究。什么是“语言”和“话语”呢?“语言”一般被看作是一个由一整套固定的语法规则构成的完整体系,确定性、清晰性、规律性是语言的重要特征。“话语”则是能够表达一个完整意义的言语,话语意义的确定不仅要取决于话语自身,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语境所决定的。语境的构成包括对话者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心理状态、文化修养等因素。因此相对于语言来说,不确定性、模糊性和非规律性成为话语的一些主要特征。这种转向分为两个阶段,前者可以说是语言学阶段,后者是转向话语学阶段。如果说在本世纪前半期,西方文学批评得益于“语言学转向”,使得文学研究更加科学化,对文学对象的把握更加确定,那么到了本世纪的后半期,这种转向由于发生了质的变化,使得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文学语言学批评所确立的研究对象的确定性,变得不确定起来,甚至连语言的表征都产生了危机。人类文明赖以依存的载体变得不可靠起来。当代西方的文学批评,特别是以解构主义为代表的批评陷入了自我解构的困境。这便是文学话语学批评产生的开始。
“语言学转向”催生了一些新学科和新理论,叙事学便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叙事学最初起源于俄国形式主义。什克洛夫斯基、艾享鲍姆等人发现了“故事”和“情节”之间的差异,“故事”指的是作品叙述的按实际时间顺序排列的所有事件,“情节”侧重指事件在作品中出现的实际情况,这些直接影响了叙事学对叙事作品结构层次的划分。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直接影响着叙事学的诞生并被公认为是叙事学的发韧之作。普洛普打破了童话故事传统的分类方法——按人物和主题进行分类,他认为故事中的基本单位不是人物而是人物在故事中的“功能”,他按照不同的“功能”从俄国民间故事中分析出31种类型,建立了一种被称为故事形态学的框架。他的观点被列维—斯特劳斯接受并传到了法国。列维—斯特劳斯主要研究神话之中内在不变的因素结构形式,并试图用语言学模式发现人类思维的基本结构。1945年列维-斯特劳斯在他的《语言学和人类学中的结构分析》一文中首先提出把音位学中的结构分析法运用到人类学研究中去的观点。到了60年代,大量关于叙事作品结构分析的作品开始出现。格雷马斯和托多罗夫都开始译介俄国形式主义的论述。1966年,《交流》杂志第8期刊登了以“符号学研究——叙事作品结构分析”为标题的专号系列文章,宣告了叙事学的正式诞生。不过,“叙事学”一词直到1969年才由托多罗夫提出,他在1969年发表的《〈十日谈〉语法》中写道:“•••这部著作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事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3)托多罗夫对叙事学的定义是:“叙事学:关于叙事结构的理论。为了发现或描写结构,叙事学研究者将叙事现象分解成组件,然后努力确定它们的功能和相互关系。”(4)
受“语言学转向”大背景的影响,叙事学又分为经典叙事学或结构主义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两个流派。“经典叙事学旨在建构叙事学语法或诗学,对叙事作品之构成成分、结构关系和运用规律等展开科学研究,并探讨在同一结构框架内作品之间在结构上的不同。”“后经典叙事学将注意力转向了结构特征与读者阐释相互作用的规律,转向了对具体作品之意义的探讨,注重跨学科研究,关注作者、文本、读者与社会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5)经典叙事学向后经典叙事学的转变大概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是受到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读者反应理论、文化批评等多种理论或者流派的影响的结果。三
“语言学转向”几乎渗透到所有的人文学科,就像电视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一样。W.J.T米歇尔说:“罗蒂哲学史的最后阶段便是他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这一发展已在人文科学的其他学科产生纷繁复杂的共鸣。语言学、符号学、修辞学以及文本性的种种模式已经变成对艺术、媒介以及文化形式进行批判审思的通用语言。社会便是一个文本。自然以及对它的表征已经成为‘话语’,甚至连无意识也如语言一般结构而成”。
(6)至此,我们会进一步追问:“语言学转向”是怎样发生的呢?导致这种人文学科“纷繁复杂的共鸣”现象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W.J.T米歇尔在《图像转向》一文中归纳了这种变化的原因。他说:“思想界及学术界的话语中所发生的这些转变,更多的是它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与日常生活及普通语言关系不大。这样说的理由并不见得有多么不言自明,但是人们似乎可以明白看出哲学家们的论述中正在发生另一种转变,其他学科以及公共文化领域中也正在又一次发生一种纷繁纠结的转型。我想把这一转变称为‘图像转向’。在英美哲学中,这一转向的变体向前可以追溯至查尔斯•皮尔斯的符号学,向后到尼尔森•古德曼的‘艺术的语言’,两者都探讨作为非语言符号系统赖以立基的惯例及代码,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不是以语言乃意义之示例范型这一假定作为其开端的。”(7)也许我们会再进一步追问:什么是“图像转向”?导致“图像转向”的原因又是什么?金元浦教授作了这样的解释:“美国学者W.J.P.米歇尔说,当下社会科学以及公共文化领域正在发生一种纷繁纠结的转型,而在当代哲学家的论述中,这种转向也是明白无误的。他把这一变化称为‘图像转向’。那么,图像的转型转向哪里?这不是向幼稚的摹仿论、形象化再现或图像的辅助解说转变,也不是向主体客体相互对应的理论回归,更不是一种关于图像‘在场’的玄学的死灰复燃;它是对图像的一种后语言学、后符号学的再发现。它从根本上动摇了长期以来由传播手段限定和形成的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向,即文字长期居于独霸地位的现实。而是把图像当作视觉性、机器、体制、话语、身体和喻形性之间的一种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综合体来加以研究。因为重要的现实是,图像现在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响着文化的每一个层面,从最高深精微的哲学思考到大众媒介最为粗俗浅薄的生产制作,无一幸免。”陶东风教授说:“通俗报业的图像化,电影和电视的数字图像化、后成像术的出现和医学成像术的发展,成了转换的标志,更不用说互联网无休止的图象轰炸了。因而继文化研究,怪异理论和黑人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之后,西方兴起了视觉文化这个时髦的、也有争议的研究交叉科学的新方法。视觉影像成了从事摄影、电影、电视、媒体研究、艺术史、社会学及其它视觉研究者共同关注的中心。”(8)我们有理由认为,只有影像媒介的出现才标志着“图像转向”时代的来临,技术的发展和后现代的动力一道完成了“图像转向”的重任。维克多•维坦查说:“文字与图像谁更卓越,今天是图书和电视的卓越之争•••电视以其随机的不连续的图像与线性传统作对,打破了逻辑和思维的习惯。(9)
四
视觉和图像作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古希腊以来就在文学艺术中占着重要的地位,如西方绘画与雕塑等视觉艺术的影响几乎在西方文学影响之上。中国的诗学也是很重视形象的,如“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之说等等。但是,“图像”在中西传统叙事中却未能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叙事方式,即使是近代电影的出现,也因为局限于“非现实”的艺术领域,其叙事能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于德山在《视觉文化与叙事转型》一文中指出:“电视图像叙事真正创造、释放了‘图像’叙事的威力与作用,以电视图像为代表的视觉文化强势阶段开始形成•••以电视图像叙事为代表的视觉化叙事类型开始成为主导型的叙事类型,开始占据社会叙事格局的主流。电视叙事铺衍着社会的话语,构成了西方后现代现实典型而驳杂的叙事文本。”(10)萨拉•科兹洛夫说:“在当今的美国社会里,电视也成为最主要的故事叙述者。”(11)
电视作为影像叙事媒介,可以说是处处浸透着叙述,也可以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转换成叙事文本。萨拉•科兹洛夫指出:“大多数的电视节目——情景喜剧、动作系列片、卡通片、肥皂剧、小型系列片、供电视播放而制作的影片等等,都是叙述性文本。”同时,“叙述不仅是电视上起主导作用的文本类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叙述结构就像是座大门或一只格栅,即使是非叙述性的电视节目也必须穿其而过。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世界是由这一叙述话语规则构成的世界。”(12)电视叙事的包容性和整合性,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习惯,也改变着我们以前的经验。麦克卢汉在1961年就指出:“电视是一种整合性的媒介,它迫使长久分离和分散的经验成分之间产生相互作用。”(13)
电视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叙事媒介渗透到我们的文化中,它已经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日常生活。罗杰西尔弗斯通在《电视与日常生活》一书中也指出:“电视融入日常生活的明显之处在于:它既是一个打扰者也是一个抚慰者,这是它的情感意义;它既告诉我们信息,也会误传信息,这是它的认知意义;它扎根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轨道中,这是它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意义;它随处可见,这么说不仅仅是指电视的物体——一个角落里的盒子,它出现在多种文本中,——期刊、杂志、报纸、广告牌、书、就像我的这本;它对人造成的冲击,被记住也被遗忘;它的政治意义在于它是现代化国家的一个核心机制;电视彻底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基础。”(14)我们有理由认为:电视的日常生活化的诸种意义也应该包括了对于叙事学这门学科的主导作用的意义在内。
以上是我们循着萨拉•科兹洛夫的思路,从广播电视迅速发展的几十年间在人文社会学科所经历的两大事件——“语言学转向”和“图像转向”的因果关系中,从电视媒介对于社会文化和对于整个社会生活的介入及其影响中,追溯了叙事学诞生的背景和主导成因,为萨拉•科兹洛夫的断言——“广播电视从发明、问世到不断成熟的这几十年也是对新批评领域内一门学科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这门新学科就是叙述学,或简而言之,就是叙事理论”找到了一种事实上和逻辑上的因果链。
注释:
(1)SarahRuthKozloff:NarrativeTheoryandTelevision,inRobertC.AllenChannelsofDiscourse,the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1987,42。并参考麦永雄等译《重组话语频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版。
(2)(13)[加]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等编:《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226页,439页。
(3)参阅谭善明:《叙事学》,
(4)Todorov.T:GrammaireduDecameron(M),Mouton:TheHague,1969,69.
(5)申丹:《叙事学》,《外国文学》2003第3期
(6)(7)W.J.T米歇尔:《图像转向》,范静晔译,
(8)金元浦/陶东风:《视觉新景与文化焦虑——文化研究二人谈》,
(9)熊澄宇编选:《新媒介与创新思维》,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249页。
(10)于德山:《视觉文化与叙事转.型》,《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第3期。
一、基本知识
同了解任何一个理论体系一样,首先必须明确构成外汇市场微观结构理论体系的一些最基本知识点。
(一)微观方法的两个特征
1.指令流在微观理论中,指令流发挥着核心作用,是微观研究方法的特征之一。
(1)必须明白指令流和交易量不是一回事。“指令流”可以看作我们所熟悉的“净需求”概念的变体,它测度买方与卖方定单的净值。它是净需求的变形,但并不等同于净需求,因为在均衡条件下,指令流不一定会等于零。
(2)与从观测值得到预期值的方法不同,指令流是用真实货币表示人们的心理意愿。一种典型的指令流分析列示如下:
图1指令流下的心理预期图
由于指令流包含那些知悉消息的人士的交易情况,通过指令流分析,交易商可以获知这些信息,从而给出价格。从这个意义上讲,指令流更像一种信息传递机制。
2.价差价差是微观方法的又一个特征。它的受重视来自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在研究层次上,价差数据是各种资料数据中的核心内容。其次,市场参与者对交易成本极为关注,这种关注自然反映到价差上。最后,价差对微观理论脱离完全从贸易机制抽象而来的合理预期理论具有重要的作用。
“指令流”和“价差”类似于宏观领域的“数量”和“价格”概念,但它们反映的意义具有本质的不同。
(二)三个微观切入点
有关微观结构研究的前提假设、研究方法与传统的宏观方法有很大的不同,这一特点在外汇领域特别明显。
在前提假设方面,传统模型仅仅将外汇看成是宏观经济中的一种相对价格,而微观结构论者则认为公众信息与汇率有关,外汇市场的主体是存在差异的。也就是说,微观理论认为所采用的交易机制是十分重要的。在研究方法方面,与传统方法不同,微观结构的研究往往着眼分析外汇市场中各个决策主体的行为及其互相影响,而传统的方法则是先以一系列宏观经济关系作为研究的开始,诸如货币需求、购买力平价等,然后再用这些关系去分析汇率问题。
一言以蔽之,微观结构分析关注外汇交易机制的细节,而宏观经济方法则一般认为这些细节不重要而忽略它们。
微观方法不同于宏观方法,主要体现在它们研究问题不同的切入点上。微观方法否定了宏观方法的三个假设,并以此为切入点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
1.假设一:信息具有不对称性。宏观方法假定公众均可获得同等的信息,而微观方法则认为并不是每个公众都能获得可靠的信息。换言之,微观方法认为信息是不对称的,存在着私人信息。
在市场微观结构理论中最强调的基本概念莫过于私有信息,它被认为是价格形成的关键所在。因为私有信息具有以下两个鲜明的特征:
(1)它不能被所有的人共享;
(2)它比公开信息能更好地预测未来价格的走势。
私有信息的渠道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最终收益的私有信息;另一类是关于价格的私有信息。而且,私有信息影响价格的渠道也不是单一的。不同渠道对价格影响的动态效应(时间上、空间上、程度上)一直是微观结构理论家和实务者最关心的问题。
微观理论认为外汇市场的价格波动很有可能是私有信息作用的结果。根据私有信息形成的原因不同,它对价格影响的持续时间也就明显不同,因此价格的波动程度和频率也就不同。究竟是哪一种原因造成价格波动,这是一个难度较大的实证分析课题,也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2.假设二:市场参与者显示出异质性。宏观理论认为,市场参与者以相同方式影响价格,而微观理论则认为,市场参与者影响价格的方式各不相同,也即微观方法认为市场参与者存在异质性问题。市场微观结构理论是把这个问题放在了市场交易机制的环境中来探讨,而私有信息的作用使得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又进了一步。
对异质性问题的研究,主要是通过三个方面来分析它对价格的影响:
(1)市场参与者的交易动机所造成的影响。即认为投机交易者和保值交易者的目标函数是不一样的,即使不存在私有信息,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也不会像合理预期模型所阐述的那样单纯。
(2)市场交易者的分析方法所起的作用。即认为市场参与者对信息的处理方法显示出多样化,比如有按照基础面分析的结果进行投资的交易者,也有利用数据的变化结构来预测价格走势的重视技术面的交易者。究竟哪种预测方法比较准确,就要看市场上哪种性质的交易者占多数。
(3)市场交易者信息不对称的动态效果。即认为交易者是否掌握私有信息是影响他们投资行为的关键要素。虽然做市商提供了流动性,具有设定价格的权力,但是,知情交易者和非知情交易者的不同战略和市场参与者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最终将影响做市商的定价机制。
3.假设三:不同的交易机制对汇率的影响存在差异。宏观方法未考虑交易机制的不同对汇率的作用,而微观方法则认为不同的交易机制影响汇率。
面对国际金融中心外汇市场发展的现状,尤其是经历了全球性金融风暴的袭击,金融理论家和实务家都重新开始关心如下的问题。
问题一:现有外汇市场的交易机制对汇率的形成是否合理?现有的即期市场上的外汇交易主要是通过三个渠道进行的:一是顾客与银行间的交易;二是国际金融市场上银行之间的交易;三是通过经纪人交易。
问题二:市场的透明度如何建立?透明度问题有三个层面上的意思:一是市场的厚度;二是差价的大小;三是市场的恢复力。所谓市场厚度是指单位订单的变化会引起现有汇率多大的变动。价格波动越小,就代表流动性越高。另外,买卖差价表示一买一卖的转手后所造成的损失,差价越小,流动性就越大。
问题三:怎样确保外汇市场的稳定性(流动性)?第三,当意料不到的偶发原因发生后,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回到原来的价格水准。恢复速度越快,代表流动性越高。这类研究的基本思路是,权衡透明度和流动性的水准或许能找到一个最佳的市场结构。
总之,外汇市场微观结构理论无论从研究方法上还是从研究视角上都和现有的以宏观分析方法为主的汇率理论有着明显的不同。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以往从未被重视过的微观层面:一是私有信息;二是市场参与者的异质性;三是交易机制。它接受了实证分析结果和现有理论不吻合的批判,强调在非有效的外汇市场上来自于知情交易者订单指令流和出自于做市商的买卖差价这两个关键的微观金融指标是传递和反映私有信息的唯一工具,这些信息(比如,资产的低估或高估等)汇集在市场的交易过程中,才是主导汇率和外汇交易量变化的决定要素。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有许多书籍和文章对外汇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的重要特征和成果作了很有价值的归纳和评述。其中,O′Hara教授的《市场微观结构理论》(1995)一书对这个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作了非常系统和精辟的概括,并将市场微观结构定义为“在明确的贸易规则下资产交换的过程和结果”。Madhavan则拓展了O′Hara提出的分析市场微观结构的理论体系(即存货模型和信息模型两大组成部分),将近几年在实证研究、经验分析和应用性研究上的成果和理论体系的发展结合在一起,作了非常明快的表述,本文不再赘述。关于外汇市场的应用性研究,主要是针对有效市场不能成立的现状,在三个方面对原来的制约条件作了修正。
(一)私有信息的作用
既然外汇不仅是商品进出口的交换媒介,它的更大的功能是作为金融资产能给人们带来增值的功能,因此,外汇市场也会具有金融市场的共同特征。PerraudinandVital(1996)发现,做市商为了获得分散在各个银行手中的私有信息,会有意地拉开买卖报价,排挤市场上那些出于流动性需求的非知情交易者,因为这些非知情交易者对价格变化的反应是最为敏感的。EvansandLyons(2002)利用日数据、Rime(2001)利用周数据都发现,交易订单流汇集了各个交易者的私有信息,与几乎没有说明力的宏观经济指标相比,它能很好地决定国际金融市场上主要外汇的走势。
(二)非同类市场交易者的影响
FrankelandFroot(1990)曾经指出由于外汇市场并不都是那些只按基础水平来判断汇率走势的交易者(fundamentalist),还有不少是利用历史数据来分析汇率走势的职业操盘手———这也是汇率理论的说明能力十分低下的一个原因。这种异质性(heterogeneity)的市场结构的形成,主要是因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噪音交易有时能够获得更大的收益(Vitale,2000)。
(三)市场交易机制的功能
Lyons(2001)指出,外汇市场是一个二层结构的分散市场,它的特殊结构决定了它的市场设计问题不同于其他金融市场,除了要防范市场风险、减少信息不对称和废除市场准入的障碍等因素外,还应该重视在外汇市场中充当主角的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
总之,上述这三大方面出现的市场摩擦问题,实际上是密切相关和互相影响的。没有分散市场的制约,就无法充分体现私有信息的价值,噪音交易者也就不可能从中谋取投机的利润。反过来,噪音交易的行为又增加了分散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使私有信息对价格的影响变得更为显着。
三、前沿课题和难点
在外汇市场微观结构领域存在一些研究的前沿课题。
课题一:外汇指令流信息反映的是清偿信息还是资产平衡信息,还是二者都反映了?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应该可以收集足够的统计信息来实证这项工作。
课题二:在哪种程度上相反的情况才出现,即价格影响指令流?在哪些情况下(例如机构分散)这种情况更敏感。微观理论的中心议题是那些从指令流到价格的事件情形等。但事情总得一分为二,从价格到指令流的事件必然存在。目前,对于这些事件的研究还处于空白。
课题三:为什么顾客指令流可以不等于零?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论文对这一问题加以说明。
课题四:为什么来自不同类型客户对价格的冲击相差如此之大?同上一个问题一样,这一问题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还有其他一些课题。如:数据融合问题,取得强型市场效率的时间问题,何时技术分析是合理的,为何1000万美元成为约定俗成的交易单位,以及信用风险和市场结构等等问题。
最后,还要强调的是,在这个研究领域,运用实验经济学的新方法来探讨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最优交易机制的设计问题,也是今后不可忽视的研究方向。
当然,由于该项研究在国内刚刚起步,相应的困难接踵而来。首先,只能间接借鉴英文文献,必须要看英文原文,英语便成为进行该项课题研究的第一个难点。其次,对于外汇市场的研究,对象是高频数据,而国内银行及相关机构对外汇交易数据采取了严格的措施,数据的采集便成为另一个难题。第三,必须探索一些新的方法或模型来得到更为微观和实证的研究成果,这也是难点之一。
四、结语
时至今日,外汇市场微观结构理论似乎在有关问题上具有很大的启发性,诸如市场参与者的信息传递(如客户指令流、做市商行为等)、主体预期的异质性以及主体对交易量和波动异质性的不同判断等。目前,外汇理论似乎有一种趋势,那就是宏观经济理论模型能对长期汇率运动起到合理的引导作用。但是,人们现在越来越对严格的、随机的、一般均衡的微观经济基础理论模型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