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1 17:09:36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投资市场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实体经济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FDI）问题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少有学者关注金融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FinancialSectorFor-eignDirectInvestment，简称FSFDI）。这主要是因为此前FSFDI的规模太小，因而一直未能引起重视。此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全球FSFDI的数量特别是流向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FDI的数量迅速增长，一些外国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如国际清算银行下属的“全球金融系统委员会”（CGFS）于2004年3月发表了一份题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部门外国直接投资》的报告，该报告探讨了此前10年新兴市场经济体FSFDI的有关问题。同年，该委员会在汉城、墨西哥城和华沙分别组织了三场专题研讨会，以深化对该问题的研究。此后，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FDI问题得到了国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FSFDI将对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部门产生哪些影响？新兴市场国家在吸收FSFDI时应注意哪些问题？鉴于中国三家国有商业银行以及部分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都已经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因此，认真研究这些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
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FSFDI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较低，并且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之间的对流，而流向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FDI数量较少。此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全球FSFDI总额大幅增长，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吸收的FDI数量迅速增加。如中东欧转轨国家在银行体系改革过程中大量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流向中东欧国家金融部门的FDI迅速增加；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之后，以西班牙为代表的西欧国家和美国开始大幅增加对拉丁美洲国家金融部门的FDI；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些东亚新兴市场国家也开始在银行市场逐步引入境外投资者。从数量上看，在1990年至1996年这一时期，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吸引的FDI总额仅为60亿美元左右；而在1997年至2001年这一时期，该数额增加到700亿美元，其中仅2001年一年便达到200亿美元。笔者认为，新兴市场国家FSFDI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四个：
第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是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迅速增长的直接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大大加快，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经济依存度不断提高，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数量大幅增长。发达国家的大银行由此也纷纷加大了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直接投资，以便继续为本国的跨国公司提供金融服务，即所谓的“跟随客户”（followthecustomer）策略（Williams，2002）。这是早期的也是较有影响的对外资银行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理论解释。从实践上看，中东欧转轨国家金融部门FDI的迅速增长得益于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如欧盟东扩）的不断加快；而拉丁美洲国家金融部门FDI的迅速增长则得益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组建和以美国为主导的构建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努力。
第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纷纷放松金融管制，加快金融自由化进程，进而解除了境外金融资本进入其金融部门的政策，使FSFDI的大规模增长成为可能。90年代初期，中东欧转轨国家普遍进行大规模的银行不良资产清理、注资以及面向国内的私有化，但这种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成本高昂却收效甚微。90年代中期以后，这些国家逐渐开始放松金融管制，在银行改革过程中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并最终选择了对外资银行的全面开放。拉丁美洲国家的金融自由化进程在90年代中期之后也大大加快，主要表现为放松金融管制和开放资本账户；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也逐渐开始向外资银行开放本国银行市场。这些举措消除了国际金融资本以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政策，提高了大型跨国银行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积极性。
第三，发达国家的大银行对利润的追求和在全球范围内拓展业务的需要是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地区银行市场的内部整合，使其国内金融市场日趋饱和，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的利润空间逐步缩减。为了寻求更大的资产规模（避免被其他金融机构并购）和开拓更广阔的市场以增加盈利能力，发达国家的大银行加大了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直接投资。GeorgeClarke等（2001）指出，（新兴市场国家）非饱和的、欠发达的以及低效率的金融市场能够为外资银行带来较高的收益和良好的发展前景。此外，这也是其获取规模经济收益和在全球范围内分散经营风险的需要。虽然有学者（Amihud等，2002）认为，FSFDI并不一定能够有效分散外资银行的经营风险，其潜在的收益可能被新的经营风险抵消，以及FSFDI是否能够提高外资银行的效率也值得怀疑（Berger等，2000），但一般认为，FS-FDI能够提高外资银行的资产多样性并有利于其在全球范围内分散经营风险，同时可以获取规模经济的收益并提高经营效率。
第四，通讯技术的进步、信息网络的普及与跨国交通的便利降低了FSFDI的信息成本，从而更加有利于跨国金融机构的组织和管理。Farouk（2004）指出，信息成本是影响FSFDI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地理距离和文化差异对信息成本的影响最大。Buch（2001）的研究也表明，地理距离一直是外资银行在进行跨国投资决策时考虑的重要因素。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通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跨国交通的便利大大降低了由地理距离带来的信息成本，而且信息网络在新兴市场国家的日益普及，也有利于外资银行在不同国家的分行（或子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和信息分享，从而使其母行更容易提高组织和管理的效率并获得规模经济收益。
三、FSFDI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影响
1.FSFDI对资本分配效率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影响一般认为，FSFDI会强化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体系的竞争，从而提高金融机构的效率。大量的经验研究证明，外资银行的进入能够有效地降低东道国（HostCoun-try，在本文中指吸收FSFDI的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业的运营成本并提高其效率（Claessens等，2001；ClaessensandLaeven，2003；MartinezandMody，2003）。虽然如此，但外资银行的进入并不一定带来利润的增长。一种解释是外资银行较国内银行更为保守，提取更高的不良贷款准备并执行严格的贷款风险评估方案；另一种解释是，竞争的加剧使贷款的价格（利率）更为低廉，向银行申请贷款变得更加容易，银行成本降低和运营效率提升所带来的利益更多地被转移至客户身上。东道国金融体系效率的提升使信贷分配状况得以改善，关系型融资得以控制。这主要是由于外资银行在作贷款决策时，会依据其标准化的贷款条件和风险加权价格，排除那些不符合贷款标准、道德风险较高的申请者，进而降低产生不良贷款的可能性。在新兴市场国家，一个普遍的担心是外资银行采用较为严格的贷款条件会增加一些企业获得贷款的难度，如中小企业将难以获得外资银行的贷款支持。如Berger等（2001）指出，由外资控股的大银行在向信息透明度不高的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存在缺陷。但也有相反的观点，如PeekandRosengren（1998）以及DeYoung等（1999）的研究证明，外资银行倾向于将贷款份额的一小部分分配给中小企业，但中小企业向外资银行申请贷款的积极性并不高；MarcFarnoux等（2004）的研究也证明，外资银行在信贷分配上并不歧视东道国的中小企业。
外资银行的进入能够促进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如基金市场、证券市场以及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的发展。这是因为，在金融市场尚不发达的新兴市场国家，外资银行拓展业务的一个重要手段是通过金融创新来占领市场份额（如为客户提供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而新的金融工具的出现必然要求在这些国家发展相应的金融市场。此外，外资银行出于避险和对冲风险的需要，会通过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和构建法律框架的建议等方式协助东道国的金融当局发展相关的金融市场。
2.FSFDI对宏观经济金融稳定性的影响研究表明，外资银行的金融创新活动会成为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催化剂。其金融创新会促使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不断更新监管理念与监管方法，提高监管从业人员的素质，从而加强金融体系的安全性与稳定性。此外，为了规避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外资银行本身具有很强的维护和保持东道国金融体系稳定的内在驱动力。因此，从中长期来看，FSFDI能够增强东道国的金融体系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进而使东道国的宏观经济金融更加稳定。如Demirguc等（1998）的研究发现，外资银行的数量与东道国爆发银行危机的可能性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因此外资银行具有稳定东道国金融体系的作用。Bonin等（2003）认为，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和中东欧转轨国家，与私有化改革之初的混乱情况相比，外资银行起到了增加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作用。具体而言，外资银行作为跨国银行，其资本实力雄厚，资产多样化程度较高，信贷风险管理能力较强，因而对东道国商业周期波动的敏感度较低，能够为东道国的客户提供相对稳定的贷款。而对东道国商业周期敏感度较高的跨境贷款以及本地银行贷款则难以做到这一点。此外，在金融危机时期，外资银行可能会起到“稳定锚”的作用。因为外资银行资本实力雄厚，而且在必要时会得到母银行的资金支持，这使其在东道国金融危机期间能够保持经营的连续性与稳定性，破产概率相对较低，因而有利于东道国的金融稳定。此外，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危机期间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资本外逃，这主要由于投资者对其金融机构失去信心，而外资银行可以在危机时期充当东道国国内资金的“避风港”，从而使资本外逃变成东道国金融体系内部的资金转移（即资金由内资银行转向外资银行），减少由于资本外逃对汇率和利率形成的压力以及对实体经济产生的消极影响。
3.FSFDI产生的问题与东道国金融监管当局面临的挑战首先，外资银行的重大决策，如风险管理和信贷评估策略，往往由其所属国的总部决定，而东道国境内的外资银行仅负责日常的管理和运营。因此FSFDI使东道国境内的外资银行融入其总部的全球经营战略而丧失了独立性。这一方面使东道国境内的外资银行会更加专注于境内业务，进而导致其国际化程度下降并难以在全球范围内分散风险；另一方面，使东道国更容易遭受来自外资银行总部所在国的外部冲击。如在特殊情况下，当外资银行的总部陷入困境时，由此带来的全面收缩可能对东道国产生负面影响。这可以看作是传染效应。此外，外资银行总部的经营战略和风险偏好的变化也可能对东道国产生影响。如出于调整经营战略的考虑，外资银行总部可能缩减其在东道国的金融产品种类，而这可能与东道国金融监管当局的目标函数相左。其次，FSFDI可能导致信息缺失进而加剧信息不对称。当外资银行的总部决定将其在东道国境内的子银行摘牌停止上市时，会造成市场信息的缺失。一方面，股票市场所具有的价格信号功能消失了；另一方面，由于子公司不再需要公司的财务状况、营业状况等信息，市场透明度将会因此下降，市场分析人员也无法评估和分析银行的经营状况，从而加重了信息不对称，并削弱了市场的有效性。在这种情况下，审慎有效的金融监管也将变得困难。因为监管部门难以准确衡量外资银行的经营状况和风险情况，这要求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部门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弥补由于信息缺失带来的信息不对称。
总之，外资银行的经营战略和金融创新可能会产生新的金融脆弱性，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成为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监管当局面临的重大挑战。1998年，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委员会和国际保险业监管委员会举办的联合论坛上，与会各方深入研究和探讨了如何加强对大型跨国金融集团的监管，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其中着重强调了应当加强外资银行所属国与东道国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分享与合作，构建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以便最大限度地避免危机，确保双方金融监管的审慎有效。
四、新兴市场国家吸收FSFDI应注意的问题
1.加强审慎有效的金融监管，努力消除监管信息的不对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资银行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直接投资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即由原来单独开设分行逐渐变为通过并购本土银行建立控股子公司。例如在中东欧国家，到2003年末，有超过85%的外资银行以控股子公司的形式开展业务；在1994至1998年间，外资银行在拉丁美洲设立的控股子公司数量也由6家增加到56家。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设立分支机构需要大量投资，会影响金融机构的流动性，而控股子公司则可以利用杠杆效应，以等量资金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分支行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只能以总行的名义开展各种业务，因而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而子公司则是独立于总行的法人实体，既有利于其总行实现多元化发展，也能有效应对新兴市场国家不同程度的中央集权，规避各种针对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监管条例。FSFDI形式的变化增加了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监管的难度，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监管信息的不对称。为此，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部门应当继续加强审慎有效的金融监管，改革陈旧的金融监管框架，提高金融监管从业人员的素质，并与其外资银行所属国的金融监管当局加强沟通，分享监管信息，以此努力消除监管信息不对称可能造成的监管无效。
2.合理控制FSFDI的数量，鼓励本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程度虽然FSFDI能够为新兴市场国家带来一系列的正面效应，但FSFDI并不是越多越好，合理控制FSFDI的数量至关重要。一方面，过高的FSFDI比率可能会使新兴市场国家更容易遭受来自外资银行所在国的外部冲击；另一方面，FSFDI对东道国的金融机构存在较强的正向激励，因此在理论上，一国存在一个FSFDI的合理比率。一般而言，小型开放型经济体更容易获得金融自由化的收益，因而可以保持相对较高的FSFDI比率，而规模较大的国家在吸收FSFDI问题上则须谨慎。此外，新兴市场国家在合理吸收FSFDI的同时，应当鼓励本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程度。如前文所述，FSFDI使东道国境内的外资银行融入大型跨国银行的全球经营战略中而丧失了独立性，其国际化程度下降并难以在全球范围内分散风险。因此，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当局应当鼓励本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程度，积极融入金融全球化的进程，面对和接受外资银行的竞争与挑战。同时，提高国际化程度也是实现多元化发展，分散经营风险的客观要求。
3.统筹规划FSFDI的格局，避免来源国过于集中东道国的金融资产过于集中在某个国家，无疑会对东道国的经济产生较为复杂的影响。如果东道国与该国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较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一致性较强，社会、历史以及文化之间的差异较低，那么东道国可能会从这种集中的FSFDI格局中获益。但现实中，新兴市场国家很难找到完全符合上述条件的FSFDI来源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其FSFDI过于集中在某个国家，不仅会削弱其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并加深对该国经济的依赖，而且还会增加遭受来自该国外部冲击的风险。此外，新兴市场国家往往只是被动地接受来自发达国家的FSFDI，很难与发达国家形成互动，即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机构很难向发达国家进行金融部门的直接投资。为此，统筹规划FSFDI来源国的格局，避免本国的FSFDI过于集中在某个国家就显得十分必要。从目前来看，拉丁美洲国家FSFDI的来源国集中程度较高，如在智利、阿根廷和巴西，每年分别有约91%、65%和58%的FSFDI来自西班牙；墨西哥每年约有66%的FS-FDI来自美国；中东欧转轨国家FSFDI来源国的格局则较为合理，如波兰每年吸收的FSFDI分别来自德国（22%）、美国（21%）、意大利（18%）、爱尔兰（14%）与荷兰（8%）；捷克FSFDI的主要来源国则为奥地利（39%）、比利时（24%）、法国（22%）和美国（12%）；东亚新兴市场国家由于FSFDI数量较低，尚未表现出明显的集中趋势。
五、结论
关键词：资本市场可见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公司治理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230（2008）05-
收稿日期：2008－05－2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公司治理及其评价研究”（70532001）；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基于公司治理的投资者关系价值创造及其战略管理行为研究”（06JJD630008）；南开大学985、211工程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马连福（1963—），男，河北沧州人，南开大学商学院、公司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导；
高丽（1981—），女，山西阳泉人，南开大学商学院、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
大量文献研究认为自愿性信息披露可以降低公司在资本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通过增加自愿信息披露的数量和质量可以提高股票流动性，降低资本成本。但目前这一假说受到了公司可见度学说的挑战[1]。对大规模公司或本国（本地）公司的媒体报道、分析师跟随的数量大于小规模、本国（本地）上市的外国（外地）公司，前者为投资者所熟悉，因而会增加持股数量，提高股票流动性。公司制度和公司行为对公司固有的特征起到调节作用，投资者关系管理（IRM）战略是上市公司向资本市场传递信息的中介，可以发挥促进投资者了解公司、吸引目标投资者和第三方信息中介从而提高公司可见度的作用[2]。
投资者关系管理在我国开展的时间并不长，2001年深交所的第一份《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指引》将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应用提上了议事日程，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的大背景真正推动了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普遍开展。目前国内对投资者关系管理效果的评价多从公司价值、公司业绩的角度展开[3][4]，本文则试图系统分析投资者关系管理的价值传递过程，对其在资本市场上的直接作用——提高公司可见度方面进行检验，有利于进一步深入理解IRM的价值效应传递过程。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可见度主要表现为投资者对公司的认识和熟知的程度。目前国外可见度研究的对象多为公司的顾客以及对顾客施加影响的媒体，有些将研究对象扩展为企业的所有利益相关者，而对资本市场可见度的研究较少。Heath和Tversky在进行一系列实验后发现：人们倾向于在自认为熟知或可驾驭的环境中投资，熟知和驾驭能力这一假设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投资者有时情愿放弃多元化投资而专注于少数他们熟悉的公司。但是他们也发现人们倾向于购买和持有熟悉的股票，并不出售，投资者对熟悉的股票一般会采取静态的“购买并持有”策略[5]。实际上，人们的熟悉“偏见”反映了对熟悉事物的乐观和友善，如对熟悉公司的信心和对本国公司股票预期收益的乐观[6]。因此，对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和个体投资者）而言，可见度高的公司会降低搜寻成本和投资风险，带来更高的收益；对上市公司而言，可以获得稳定性投资者，降低公司的融资成本，提高股票价格和公司价值。第三方信息中介如证券分析师和财经媒体是投资者获取公司信息的重要媒介。证券分析师通过为目标投资者提供专业分析，可以减少其与被跟随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公司的融资成本，提高整个资本市场的有效性[7]。媒体是公司行为的“放大器”，对公司的声誉和形象宣传起到正反馈作用。他们善于挖掘公众不知晓的故事，帮助投资者获得潜在的公司信息，影响上市公司在投资者心目中的地位。
现有文献对公司资本市场可见度的研究多以机构投资者或第三方信息中介为对象展开，影响他们对公司关注程度的因素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公司的结构性特征，如公司规模、行业、经营状况和成长性等，这些是吸引机构投资者的重要因素。机构投资者符合“谨慎人”假设，公司规模和股票价格表现都会影响机构投资者持股，注重规模反映了机构投资者对“胜利者”的偏好[8]。媒体关注与分析师跟随高度相关，他们更乐意跟踪被看好行业的大型公司[9]，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信息的获取越来越容易，而且大公司能够为分析师和他们的客户带来更多的交易[10]，即分析师对跟踪对象的选择主要是出于获取信息的成本和收益考虑。另一类是制度性特征，公司治理结构和制度对机构投资者的选择和分析师的跟随意愿有重要影响[11]。分析师对存在潜在抑制或操纵信息的公司跟随少，如家族或管理层是控股股东的公司，并且在投资者法律保护弱的国家这种倾向更加明显。机构投资者从“用脚投票”到“股东积极主义”行为的转变，使得他们偏好于外部股东有更多发言权的公司，股权的分散化程度和控股股东的行为是决定其是否持股的重要因素。总之，机构投资者和分析师更愿意关注治理较好的公司。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1：
假设1：公司结构性特征和制度性特征会影响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可见度。
影响资本市场可见度的公司行为是公司的根本性战略行为，会影响投资者的决策选择。投资者关系管理可能是提高公司在资本市场可见度的最佳战略行为。它以投资者、分析师和媒体等第三方信息中介为对象，通过一系列金融工具和营销手段的运用吸引潜在投资者的关注，获取投资者的信任，提高投资者的满意度和忠诚度，从而降低公司股权融资成本，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12]。
从信息经济学角度讲，投资者关系管理的本质是减少上市公司与资本市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当公司外部人不易获取公司信息或获取信息的成本过高时，处于信息劣势的投资者将做出逆向选择，他们不再花费过多的精力和成本去搜集各个公司基本面的信息，而是将好公司和坏公司等同对待，并将整个市场的平均质量纳入其对单个公司价值的判断之中，从而产生类似阿克勒夫所说的“柠檬市场”或“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投资者关系管理是上市公司主动披露信息，与投资者、分析师和媒体等进行互动沟通，加大其获取公司信息的可能性、全面性和准确性，合理引导他们的投资预期，提高公司整体的可见度和声誉的过程。投资者关系管理作为公司的战略职能，是控股股东权利意志的体现，是公司在资本市场可见度压力下的主动行为，通过与机构投资者、分析师和媒体的沟通交流，可以向外界传递公司透明度的信号，取得公众的信任，成为投资者熟知的公司；投资者通过沟通渠道获得知情权的同时拥有话语权，向公司管理层和董事会反馈意见，提出良好建议，有利于公司的良性发展。因此，控股股东实施投资者关系管理有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高的公司会克服控股股东本身所带来的抑制公司可见度的负面效应，改善公司治理水平，是上市公司主动实施的自主性治理行为[13]。由此，我们提出研究假设2：
假设2：投资者关系管理可以调节公司结构性特征和制度性特征对公司资本市场可见度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指标的设计
投资者关系管理主要是指与投资者、分析师和媒体等第三方信息中介沟通公司的非财务信息、未来预期的信息。我们参考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指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自律公约》的相关内容，将历史性非财务信息、前瞻性信息披露以及与投资者、分析师等的互动沟通作为度量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的主要指标；同时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需要公司高层的支持和组织机构作为保障，于是我们加入度量组织设置的指标。根据专家建议，确定了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评价的四个主因素及相应子因素：历史性非财务信息（包括公司行业竞争状况、社会责任履行情况、重大投资、公司治理、文化建设等子因素指标）、前瞻性信息（包括未来公司业绩影响因素、顾客关系管理方案、公司发展战略与成长性分析、产品市场及新产品开发、行业前景预期、社会责任投资等子因素指标）、沟通信息（包括网络沟通平台建设、分析师会议和业绩说明会、一对一沟通、现场参观、电话咨询、主动走访投资者等子因素指标）和组织设置（包括投资者关系管理人员培训、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高管层参与、激励约束机制等子因素指标）。在指标的设计过程中，对于原始数据属于定性指标的，采用语义差别隶属赋值法将定性指标定量化；原始数据属于定量指标的，采用功效系数法对定量指标无量纲处理。根据专家评分和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通过加权平均计算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的值IRMI。
（二）模型设定及变量选取
为衡量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对公司结构特征和制度特征的调节效应，我们选用带有交互项的多元回归分析模型，基本模型如下：
VISIBILITY＝C＋f1（结构特征）＋f2（制度特征）＋f3（IRMI×结构特征）＋f4（IRMI×制度特征）＋f5（控制特征）＋
综合相关文献对组织可见度、机构投资者持股和分析师跟随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13][14][15]，本文回归方程中各变量的选取如下：（1）被解释变量公司可见度VISIBILITY包括上市公司的机构投资者数量NII、分析师跟随数量ANLST和媒体报道数量MEDIA三方面，机构投资者数量取当年各季度末数据的平均值，我们认为机构投资者数量比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更能反映公司在所有机构投资者中受关注的程度，是可见度的直接衡量指标，而持股比例反映的是机构投资者对公司的介入程度，更多地体现为关注基础上的信任与持有，比数量指标反映的内涵要多；跟踪上市公司的分析师数量和财经媒体的报道数量均选用当期的数量和；（2）公司结构性特征包括公司经营和市场价值两方面，公司经营用年末总资产对数表示的公司规模SIZE和债务比率LEV衡量，市场价值用市盈率的倒数E/P衡量，不用惯用的市盈率指标是考虑到某些公司的每股盈利为负[16]；（3）公司制度性特征包括股权结构和董事会两方面，股权结构从实际控制人的性质CONTYPE、控股股东对其他股东的侵占效应OREC两方面进行衡量，其中，当实际控制人性质为各级政府时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控股股东侵占效应借鉴林小驰等所用的其他应收款与总资产的比率指标衡量。董事会的独立性及其效率用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所占比例INDDIR来衡量。（4）本文将系统风险值作为风险控制变量，并控制行业变量INDUSTRY，由于2005年是中国的股权分置改革年，股改消息的可能引起投资者的关注，对投资预期产生影响，因此对上市公司是否股改计划REFORM进行控制，上市公司若在2005年12月31日前股改消息，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0。
（三）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深圳证券交易所2005年的上市公司。2003年10月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指引》（简称《指引》），率先推动投资者关系管理在我国上市公司的发展。因此，选取深交所上市公司具有典型代表性，同时选择一地上市公司可以避免不同地区交易所带来的投资者投资偏见[1]。以2005年为研究年度是因为进入2005年度，证券监管部门在各种场合不断强调投资者关系管理对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和提升上市公司质量的作用和意义，并于2005年7月了《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工作指引》，投资者关系管理在中国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深交所的《指引》使上市公司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活动的效果在2005度能够得到充分地体现。
样本选择过程中剔除以下公司：（1）ST上市公司和新上市公司。这两类公司自身均备受资本市场关注，此类消息带来的可见度影响不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2）本年度发生更名的上市公司。此类公司中有一定比例的并购或重组行为发生，公司重大战略行为会影响公司可见度；（3）金融类上市公司和数据缺失及有异常值的公司。最后得到267份研究样本。
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的数据来自于对上市公司2005年年报和网站观测的数据，其中前瞻性信息、历史性非财务信息、部分沟通渠道信息以及组织设置信息通过对样本公司2005年年报查阅、分析、专家评分以及对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跟踪获取，另一部分沟通信息内容来自于对上市公司网站的跟踪观测。公司可见度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分析师跟随数量以数据库中调研报告的分析师为选择标准，媒体报道数量选择数据库中收录的200字以上的财经媒体报道（不包括行业报道中的相关描述）。公司特征和其他控制变量数据来自CCER经济金融数据库。
三、实证分析
（一）多元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之前首先对变量进行了皮尔逊相关系数检验，检验结果表明（限于篇幅输出结果省略）：三个被解释变量与大部分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在5%或10%的水平上显著。公司规模与股权结构变量和独立董事比例均相关，其他解释变量不具有显著相关性，控制变量与解释变量间相关系数不显著，总体而言排除了变量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回归分析。
由于截面数据易导致异方差，本文选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统计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1。模型1、3、5是在没有IRM作用下公司结构性特征和制度性特征对公司可见度影响的回归结果，除独立董事比例对机构投资者数量和分析师跟随数量不显著、最终控制人类型对分析师数量不显著外，其余解释变量均显著，基本支持了假设1的结论。公司规模（SIZE）越大，可见度越高；LEV表示与公司特质相关的非系统性风险，负债率越高，公司可见度越低；但市场价值E/P与林小驰等以海外分析师为研究对象得出的结论相反，他们通过回归分析得出在每股盈余一定的情况下，股价越高反而不会引起分析师的关注[16]，而本文中国内分析师对股价越高的公司关注度越高，这可能是由于国内上市公司质量差异性大，股价低的公司对分析师来说信息搜寻成本大、收益小；控股股东的侵占效应（OREC）与媒体报道数量正相关，这也是提高媒体关注度和公司可见度的一个方面，但其带来的价值效应是负值，降低了机构投资者的关注，最终损害了公司的市场价值。
模型2、4、6是引入投资者关系管理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在公司结构性特征方面，模型2的回归结果表明，投资者关系管理对公司规模（IRMI*SIZE）的可见度调节效应不显著，机构投资者对小公司的关注程度不会因为其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高而有所提高，但这一调节效应对分析师和媒体的吸引作用是显著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对公司特质性非系统风险（IRMI*LEV）的调节效应与公司规模一致。因此我们推断IRM对机构投资者的作用可能存在滞后效应，需要通过分析师和媒体关注度的提高进而提高机构投资者对小公司的关注，降低非系统性风险的负面效应。对此，我们将在稳健性检验中做出进一步验证。模型2、4、6中加入投资者关系管理变量后，市场价值（E/P）的回归系数符号均发生改变，从正面提高公司可见度变为对可见度起抑制作用，但不显著（对媒体在10%水平上显著），而IRMI*E/P的系数显著，说明通过投资者关系管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高股价带来的高风险，有利于投资者真正认识公司价值。综合公司经营和市场价值两方面，可以看到投资者关系管理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发现公司的市场价值上，通过挖掘公司的市场价值和发展潜力，形成对公司良好的未来预期。
在公司制度性特征方面，模型2、4、6中加入投资者关系管理变量后，最终控制人类型（CONTYPE）的回归系数发生改变，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对机构投资者、分析师和媒体跟随的抑制作用显著，说明国家控股对公司可见度产生抑制效应，IRMI*CONTYPE的系数均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投资者关系管理可以弥补国有控股带来的负面效应，通过与外界的沟通交流使控股股东的行为透明化，提高国有上市公司的可见度与市场竞争力。在控股股东侵占效应方面，从模型1、2中OREC系数绝对值的增大可以看出，投资者关系管理发生作用后，控股股东的侵占行为越容易被机构投资者发现，因此做出不持有公司股份的决策，从而降低机构投资者数量。而投资者关系管理作用于控股股东行为（IRM*OREC）的结果是改变了控股股东侵占行为对公司可见度的抑制效应。如果上市公司的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较高，投资者对公司拥有充分的信息知情权，能够积极参与公司治理活动，则会增加投资意愿。模型4中投资者关系管理对控股股东侵占行为的调节效应（IRM*OREC）为负，仍然抑制分析师跟随的数量，但OREC的系数相比模型3从显著为负变为不显著，说明投资者关系管理的调节效应对公司可见度的提升起到一定作用。模型6中媒体对控股股东的行为关注度进一步提升，但投资者关系管理的调节效应（IRM*OREC）显著为负，说明投资者关系管理有助于抑制媒体对控股股东侵占行为的过多关注，促使媒体更多关注公司的正面消息，减少媒体“放大器”的负面效应。
在董事会方面，独立董事所占比例（INDDIR）只在模型5、6中显著，原因可能是媒体对董事会结构的规范性、是否符合证监会要求较为敏感、关注较多。投资者关系管理对此变量的调节效应为负，抑制了媒体对此项指标的过多关注，我们认为这与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不太关注独立董事比例的原因一致，因为多数公司都能做到独立董事的比例达到法定要求，但仅限于刚刚达标，对独立董事作用的发挥关注很少，在我们的样本中独立董事比例超过一半的仅有一家，达到一半的为6家，独立董事的可见度效应无法得到发挥，投资者关系管理对其效应的发挥也无法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综合上述分析，投资者关系管理与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结构性指标的交互项仅对机构投资者不显著，与公司的市场价值指标和制度性指标的交互项均显著。因此，我们认为投资者关系管理的调节效应是较为显著的，并且回归方程的拟合度均有所提高，基本支持了研究假设2。
（二）稳健性检验
为考察投资者关系管理对公司规模和资产负债率作用的显著性，我们用机构投资者数量的下一期变量即2006年度各季度末数量的平均值作为替代变量进行回归，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与前文推断的通过分析师和媒体提高机构投资者关注度的观点和国外学者的研究结论不一致，因此在我国资本市场中，中小上市公司应将投资者关系管理提高公司可见度的重点放在其他调节作用上，通过树立投资者信心，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投资者关系管理渠道对上市公司的监督。
四、结论
对上市公司而言，提高资本市场可见度是公司运营的目标之一。投资者关系管理通过增加上市公司与投资者的互动沟通，吸引目标投资者和分析师的关注，向目标公众传达公司信息的同时获得投资者、分析师的反馈意见，促使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公司治理，规范控股股东的行为，改进公司经营，从而获得更多机构投资者、分析师和媒体的关注。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投资者关系管理对公司市场价值的调节作用显著，有助于投资者进一步深入挖掘公司的市场价值和发展潜力，理性看待公司规模和经营状况，提高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可见度和声誉。投资者关系管理对公司制度性特征的调节作用也显著，尤其是在规范控股股东行为方面，可以显著降低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的风险预期，提升公司价值。
本文还可进一步具体分析投资者关系不同维度指标对上市公司可见度的影响，进一步细化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根据公司自身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管理活动，做到有的放矢。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可见度调节效应是IRM绩效表现的一个方面，是投资者关系管理在资本市场上价值传递过程中的直接作用结果，是IRM对公司价值产生影响的基础。在可见度提高的基础上，通过有效的投资者关系活动，可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规范上市公司运作，提高公司声誉和市场价值。因此，对投资者关系管理价值效应及其机理的分析是今后研究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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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跨国投资“慢半拍”原则“需求相似说”“走出去”战略
正文：
笔者曾经做了一次简单的调查，就是提起跨国投资，然后观察人们的反映，大多数人自然而然的想到国际上著名的跨国公司，什么可口可乐，麦当劳的；提到外资，更多的人关心的是如何引进和利用外资，很少有人将这些同中国的企业联系到一起。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资金缺乏的确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但殊不知，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全球一体化的不断加强和中国加入WTO，赢得了国际化的资源配置环境，大多的中国企业都应该走出国门，为自己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
国际跨国投资是公司为了获取预期未来收益而将资本投放到国外的活动，是国际货币资本和国际产业资本实现跨国流动的一种形式，以资本增殖，生产力提高为目的的国际跨国投资活动是科学进步，国际分工细化及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投资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是国际投资活动的主体。国际跨国投资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大踏步发展，十多年来跨国投资金额超过了10000美元的大观。在过去的9年中，全球的跨国投资保持了极高的增长速度，投资金额从1995年的3311亿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10750亿美元，2000年更是超越了12700亿美元。统计资料显示，到1999年底，全世界的跨国公司总数超过了60000家，拥有30万个海外子公司和附属企业，这些跨国公司占全世界对外国投资的70%以上，占全世界总产出的1/4。世界上最大的100个经济体中有51个是跨国公司，其余49个是国家，也就是说，有些跨国公司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中等发展中国家。时隔五年，以跨国公司的发展势头，不难想象其规模和力量。大量的事实证明，跨国投资是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对中国企业而言，尽早地加入国际竞争当中，显得尤为迫切。
按照国际资本输出的规律，各国吸收国外投资与对外投资的比例，发达国家是1：1.44，即每吸收1美元外资，对外投资可达到1.44美元。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例为1；0.43，而我国目前的比例为1；0.26左右，尚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的1/2多一点。随着我过综合国力的不断加强，工业门类的齐全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经验的大量积累，我国对外投资存在着不可估量的潜力。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认为，目前中国应该并且已经达到快速对外输出资本的阶段。他指出，按照国际经验，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一旦达到2000美元，产业结构就应进行调整，把一些生产能力过剩的企业移至海外，以更低的成本来获得更多的利润。目前中国人均收入虽只有1000美元多一点，但是由于地区差异，上海人均收入已经达到5000美元以上了，而江苏、浙江、广州等沿海地区人均收入都远在2000美元以上。因此，到国外投资是万事俱备，只差行动了。
近几年来，中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通货紧缩，很多领域存在过剩的生产能力，这就很容易让人想起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的边际产业理论，即产业升级后处于比较劣势的产品和技术的转移，一是沿海到中部、内陆欠发达地区，再就是向国外此产业仍然处于比较优势的地区，尤其是了解国外市场的企业，向资本缺乏而劳动力密集的地方转移。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徐滇庆指出：中国对外投资应该选择那些市场程度比中国慢半拍的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一方面有着充足的经验，一方面对这种转型中的市场有超强的适应能力。他将之成为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早半拍”准则。早半拍准则可以在国际贸易的需求偏好相似说中找到影子。需求偏好相似理论（ThoeryofDemandPreferenceSimilarity）是瑞典经济学家林德（S.B.Linder）提出的，用国家之间需求结构相似来解释工业制成品贸易发展的理论，这对跨国投资同样适用。林德认为，影响一国需求结构的主要因素是人均收入，一国的需求结构和人均收入是直接相关的，人均收入越相似的国家，其消费偏好和需求结构越相似，产品的相互适应性就越强，贸易交往也就越密。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其选择消费品的质量要求也就较低，因为他们要让有限的收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同时，为了实现充分就业和掌握生产技术，也只能选择通用的技术，简单的资本设备，而人均收入较高的国家刚好相反。这就给人一种感觉，中国过剩的生产能力最好走这条路。徐滇庆教授根据他的早半拍准则得出结论：中国资本输出最佳的地区是东欧地区，并切举了丰佳集团的例子加以说明。其依据是这些地区国内市场化程度，参与世界经济的程度都远不如中国，而其收入水平和需求结构和中国类似。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一、这种理论只能解释水平上的跨国投资问题，却忽视了垂直跨国投资问题。二、这种理论只丛经济发展程度角度入手，而忽视了政治等其他的条件。以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为例，其投资环境存在以下的问题：1、法律烦琐，透明度低，且优惠政策没有明确的法律保障；2、经济困难，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期望值较高，反过来受其限制也高；3、政局尚未完全稳定；4、处于美俄争夺激烈，经济不稳定，麻烦事多的灰色地区；5、腐败、、行贿受贿严重，投资风险大，成本高，等等。丰佳在那里的成功不能把这些一下都抹去。三、这种理论引导的资本流向的产业基本上是一些低级产业，不利也企业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因此我要指出，“早半拍”准则倒不如归结为一种跨国投资战略，即打发展程度的时间差，利用这种时间差取得良好的走出去效果。但是并不足以指导资本的主要流向。我国企业跨国投资应树立多元化的发展观念，不应该过分依赖一些国家、地区和产业，更不能一哄而上。应该在深入分析和考察的基础上，对投资市场和产业有所取舍，以发挥资本的最大效用。
实际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欧美发达国家及一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才是优先考虑的对象。原因如下：1、这些国家市场化程度较高，社会政治环境稳定，虽然竞争激烈，但也为投资者提供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2、这些国家有着先进的生产管理技术和丰富的营销经验，是我国企业“练兵”和“取经”的最佳场所，能对我国国内企业的质量和水平有所推动和提高；3、这些国家的技术开发和产品较新，可以是企业对前沿技术和管理有较快的反应能力，有利于我国企业发挥后起者优势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提升产业层次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4、欧元美元作为硬通货，币值坚挺，汇率风险小而增殖能力强；5、目前欧美国家都实行鼓励外来投资政策，提供各种低息贷款。另外已有的工业基础能为企业提供相关的产业支持，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调查表明，绝大多数中国资本投向正是这些地区。
解决了区位选择问题，那么下一步就是怎样走出去了。一个模糊而又完美的建议无外乎考虑企业自身状况和国外的投资环境。在此问题上，也没有完全适用的法则，中国企业完全可以深练太极之道，将中华武功的精髓思想运用到走出去的战略中来。
对付强者，避实就虚，攻敌弱点。我国企业与国际知名跨国公司在国际竞争中的实力对比相差悬殊，所以不能硬来，应该采取迂回的策略，发挥灵活的优势，攻击敌人薄弱的环节。从大型相关产业的公司涉足不深的地方，推广自己的国际化品牌。
以己之强攻敌之弱，发挥比较优势。我国的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依托的跨国经营可以物美价廉的产品占领国外市场，中国的很多产品（劳密型）占据世界大量的市场分额，甚至引起一些国家的恐慌，通过建立海外子公司进行内部化的交易，可以有效的减少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反倾销。进而发挥劳动成本低廉的威力。
以静制动，发挥后起者优势。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比较优势的战略适用的是贸易领域，虽然能使发展中国家获得贸易利益，但容易使我国低水平的产业结构固化。在现有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与高新技术的结合来提升产业结构是我国必须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发挥后起者优势，敌未动我不动，敌动，我动在先。具有选择的使用国外在付出巨大代价才获得的支持经济增长的一系列科技成果，这样就可以跳国许多技术发展阶段，直接采用新技术甚至在其基础上进行研发实现企业质的飞跃。如首钢集团收购美国MastaEngineer公司70%的股份，获得了650套设计图纸，46个设计软件包，从而增强了首钢集团设计和制造重型冶金设备能力，扩大了中国钢铁工业作为整体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2002年9月TCL集团控股的TCL国际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与德国施耐德达成收购协议，利用巧劲，达到了利用其已有的融资和销售渠道。
集中力量，各个击破。由于实力不足，我国企业采取全线出击可能隐含过大的风险，但如果采取各个突破就不会力不从心。海尔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矗立起海尔大厦使美国人开始把HAIER和HIGHER联系到一起后，与三洋机电成立三洋海尔株式会社，把冰箱打入了很难进入的日本市场。
[论文摘要]从我国开放式基金的运作特点及现实证券市场的制度环境看，现阶段我国推出的开敲式基金应做以下三方面的翻度剖新：融资制度创新、金融衍生品创新和基金评级体系的创新。
随着2000年l0月《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的颁布．有荚开放式基金的话题也日益引起人们的荚注．开放式基金的推出．无疑是我国证券市场超常规培育机构投资者的又一重大举措，但在众人一片叫好之中，我们仍应保持一份持尊，仔细分析开放式基金的正常运作需要哪些制度环境，我国现阶段的证券市场是否具备开放式基金正常运作的制度条件．为开放式基金的推出我们还要做哪些制度刨新，这些都是在开放式基金推出之前必须处理好的现实问愿。
[论文关键词]开放式基金制度约柬融资制度创新
一、开放式基金的特点夏其潜在运作风险
对比封闭式基金而言，开放式基金的最明显特点在于基金单位无发行限额规定，如果基金管理公司管理水平高．经营业绩好，则其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也就舍不断增强．基金规模也就像滚雪球似的不断增长．基金管理公司可收取更多的管理壹．基金持有人也可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实现双方的共赢．也正缘于此．开放式基金的推出能较好地发挥储蓄——投赘的转化功能，比较好地解决证券市场资金供给方面的问愿但另一方面，如果基金管理公司经营管理差．投资运作时不以基金持有人利益量大化为原则，甚至损害基金持有人的利益．剐其在广大投资者问就会丧失赣以生存的基础——信誉，其所管理的开放式基金就可能面临被不断赎回、清盘的危险．
正是出于开放式基金具有可随时挂基金持有人购买和赎回的特点，使得开放式基金的运作风险要远大于封闭式基金．开放式基金量主要的风险其过于随时要应付基金持有人赎回要求的流动性风险。我国股市经过效十年的发展．上市公司巳经超过1100家，通市懂占GDP的比重也达蓟5O左右，但我国股市仍是一个新市场．投机性矗，指散被动幅度太是其主要特征．当遇到突发性事件或调控政策出台时，指散大跌，开放式基金所投资的股票也注定难进厄运．在大多效投资者抛售狂潮的冲击下．开鼓式基金的单位资产净值也势必下降．而基金持有人为了避免所持有的基金单位进一步眨值，也势必要求尽早尽可能高价地赎回基金单位，如果基金管理公司所持有的流动性资产不足以满足偿付基金持有人赎回需求、而又无其他融资逢径可供选择的话，势必撼售手中段票来满足偿付需求，这样注定会进一步加剧指效的下跌．进而又进一步加尉投资者的恐慌情鳍，从而形成新一轮的恶性循环，更有甚者不捧腺有形成股灾、金融危机的可能．所有市场参与者的利益均受到损害因此．在开放式基金推出之际，必须对我国开放式基金的运作环境进行客观分析，并相应的进行一些制度剖新来满足开放式基金的运作要求．
二、我国现阶段推出开放式基金的制度约束
从理论上而言．开放式基金的推出是与开放程度较高、规模较大、流动性较强的证券市场系在一起的，证券市场的规模太小、品种单调，而且质量低劣(映乏投资价值)．其显然不适宜投资基金尤其是开放式基金的运作。结合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现实环境，在现阶段推出开放式基金的制度约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与投资基金有关的法律体系还未建立．投资基金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无明确规定。从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制度设计的重要功能在于合理界定权利边界．只有权利界限清楚，责任才能明确、才能降低制度运行成本．减少外部效应。但目前，投资基金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还仅是以《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来加以界定．并且该《暂行办法》主要是针对封闭式基金而言的，没有充分考虑开放式基金的具体特点，这样．权利和义务界定的不明确、规章制度的前瞻性不强．在实际运作中就会加大制度运行成本，造成额外的效率损失．不利于证券投资基金业的长期规范发展。
(二)我国现在市场的发育程度较低，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均不利于开放式基金的发展首先从市场规模来看．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共有上市公司l100多家．流通市值两万多亿元封闭式基金规模BOO亿元左右，在这种状况下就已经出现基金大规模交叉持股的现象．那么如果再推出总额为200—300亿元左右的开放式基金．在可供投资品种有限的情况下．开放式基金问不交叉持股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基金大规模的交叉持股势必降低所持股票的流动性．在开放式基金遇到基金持有人大规模赎回基金单位时，很易产生流动性危机。其次从市场结构而言。目前我国的投资基金仅能投资于A股和国债．投资品种有限从美国和香港的情况来看．投资品种非常多．有股票基金、混合基金、债券基金、市政债券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等，并且其还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投资机会．对比之下．使得事实上我们管理的基金面对的是单一市场风险．如果国内沪、深指数大幅爆趺．势必给开放式基金带来相当大的运作压力-
(三)有关金融制度设计，主要是融资制度设计方面．存在不利于开放式基金发展的规定。由于开放式基金随时面粘着基金单位的赎回要求．在出现巨额赎回、基金资产又难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变现的话，就会对jl缶时性流动资金产生一定的需求。对此国际上的通行做法是由托管银行向基金提供短期信贷．该种信贷属于“过桥贷款”的性质．主要是为了给基金一个调整资产结构的机会。但目前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中却规定：禁止“基金管理人从事资金拆借业务l动用银行信贷资金从事基金投资。这些规定的本意是限制基金进行信用交易和超出自身的能力进行投资．主要是针对封闭式基金而言的．但对于在开放式基金的情况下．上述规定却存在较大的限制。
(四)金融衍生品方面缺乏开放式基金防范系统性风险的交易工具。开放式基金的发展特别需要有做空机制．而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仅有做多机制。任何一个投资者想参与中国证券市场，必须由最初买人股票开始l而实现最终盈利．也只能由卖出股票结束加之我国证券市场属于新兴市场的特点，使得事实上我国证券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是很大的．这样·开放式基金虽能通过投资组合来肪范个股间的非系统性风险．但仍要承担较高的系统性风险。股指期货交易的缺乏可以说是开放式基金正常运作的一大瓶颈。
(五)缺乏合理的基金评级体系和权威的基金评级机掏。目前三大报是以基金净值来对基金运作能力进行排名的，在这种制度设计下。就会诱使基金管理人采取片面提升净值的捷径——对个股进行控盘式操作来提升所管理基金的单位净值．而不是在风险和收益的结合中，寻找最佳平衡点。运作开放式基金如果沿用旧的封闭式基金的思路，势必引起开放式基金所持有股票的流动性大为降低，易引发开放式基金的流动性危机。况且，在基金发起设立时，其投资目标在其招股说明书中有明确规定的，有的是成长型基金．有的是优化指数型基金．不同投资目标的基金其运作思路肯定会有很大的差异，而如果单一用净值作为评价基金管理公司管理水平的硬性指标的话．明显带有不合理性，也易引发基金管理公司间的恶性竞争。另外．从基金评估机构而言．美国基金业的快速发展与基金评圾机构的配套发展也密不可分．当前美国基金评级机构与股票评级机构、债券评级机构一起成为资本市场信用评级的三大支拄．并以严格、客观、公正保持投资人对资本市场的信心，而我国目前却缺乏此类公正独立的基金评级机构
三、推出开放式基金的制度创新工作
(一)在融资制度创新方而．可考虑在即将出台的《投资基金法》中允许托管银行向基金提供短期信贷。这是现实制度环境下的最优选择。同时，为肪止基金管理人从事信用贷款投资．可考虑对借款的用途和比例进行限制。如规定基金借贷的最高限额为基金净资产的，并且仅限于用于支付赎回申请的要求。由托管银行对基金提供信贷支持。主要考虑到基金资产规模的大小和托管银行本身利益密切相关．基金的稳定经营对基金托管人也是有利的．并且托管银行对基金资产状况最为了解．可以有效地对基金管理人进行监督．保证借贷资金按规定用逢使用。
关键词：投资决策；问题；对策
1投资决策及其意义
所谓的投资决策是指为了获取将来某些不确定的价值而制定的一系列决策活动，它的实质就是通过投资于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群，将其中成功的项目进行出售或上市，实现所有者权益的变现，使投资者获得高额回报。投资决策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面：确定投资方向、控制投资规模、把握投资时机、确保投资收益以及衡量和降低投资风险。选择什么投资方向，投资怎样的项目以及在什么时机进行投资，是投资决策面临的重大抉择。
2我国企业投资决策中的问题分析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投资是企业变革求生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现实情况是不少企业难以对投资机会作出理性判断，不敢将资金投出，这种作为的结果必然导致企业走投无路，山穷水尽。目前，我国企业在投资决策方面还存在着以下问题：
2.1缺乏市场调研意识和调研投入首先是缺乏市场调研意识。市场调研是系统地收集、分析和报告信息的过程，它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而我国大多数企业咋忽视了调研的重要性，只是闭门造车，在不充分了解市场形势的情况下盲目的进行决策。这种不切实际的决策难以应付外来环境变化，往往会将企业陷入危机之中。其次是缺乏市场调查投入。调查显示，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前用于市场调查的投入多达几十万美元甚至百万美元，有的时候甚至还花高额费用雇佣专门的咨询公司对企业预投资市场进行调研，而我国大多数企业用于市场调研的投入非常少，所投入多数都低于项目报批数。
2.2管理方式不当、损失严重企业投资方式陈旧，融资渠道单一，投资管理模式不科学，大多数企业投资体制和机制都不健全，管理的制度和办法更是跟不上市场形势发展的需要，一些企业的多元化投资未建立在规模经济基础上，风险控制分析和市场应急措施也不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更是形同虚设，这些常导致投资失误、投资重复、投资浪费、投资亏损等问题频频出现。
2.3投资风险大一些企业主管人员没有树立风险意识，人员素质整体不高，管理水平偏低，缺乏驾驭风险和规避风险的能力，不充分考虑所能够筹措到的资金情况，筹集资金的运作情况等，这直接导致投资项目不能按时投入生产发挥效益。有些企业在进行投资项目决策时只看重固定资产投资所需要的资金，往往前期投入需到资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而忽视了流动资金的需要，大多数企业在投资预算中根本没有将流动资金的需要量列入预算总额，这就导致投资项目建成投产后，因流动资金的缺乏而无法有效地发挥职能，给企业造成巨大的财务负担和信任危机。
2.4投资决策秩序混乱我们目前的投资决策程序还比较混乱，企业决策几乎都是由企业高管、董事会特别是董事长、总经理决定的，这种决策不经过民主决策、缺乏必要的投资论证，也会因为个人偏好、缺乏经验和知识、发展眼光等问题而失误，致使盲目投资、意气投资、感情投资、政治投资等现象出现。
2.5缺乏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评估我国企业在进行投资项目评估时，过多的注重财务和技术，而忽视市场和管理等方面。没有区分不同风险项目的财务内部收益率标准，也没有考虑投资项目在不同时期的通货膨胀情况，企业多数以乐观方案作为财务分析的基本方案，认为单因素在不利方向变化10%、20%的敏感性分析仍然可获得很高的投资收益率(大多数超过25%)，而且仅仅依靠单因素敏感性风险分析就给出“本项目具有较强的风险承受能力”的结论
3提高投资决策科学化水平的对策与建议
3.1树立投资调研意识、加大投资支持力度很多企业投资失误的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必要的投资调研、通过不恰当的市场调查方法获取不真实的数据，这些失真的数据导致错误的市场判断理论，最终导致决策失误。
首先，企业应加大调查力度，设立专项资金、专门调查部门和专门部门，掌握充足而可靠的信息，研究规避风险问题，企业应该根据实际需要来确定适合自己的调查方式，现有的调查方法有座谈会法、街头访问法、入户调查法、跟踪测试法、商店研究法、企业研究法、二手资料收集法等等。再次，企业做好投资人才的培育工作，风险投资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这就要求投资主体具有很强的投资意识和抗风险意识，所以风险投资企业应该培育即懂技术、管理、金融、财务又要具有敢于冒险、敢于创新的精神的复合型人才。最后，加大对投资调研的支持力度。设立专项资金、建立专门部门用来规避风险市场。
3.2完善投资体系没有一项投资是没有风险性的，投资回报都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能收回，而在这期间往往又会碰到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企业应该成立风险投资基金，使投资高度市场化。
企业应该引进先进的投资管理方式，管理应该依照法律规范建立一套适合本企业的具有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投资管理方法，在投资建议、可行性论证、投资决策、投出资产处置和销售等环节的基础上对投资实施全程控制和监督。实施合理奖惩办法和必要的责任追究机制，双管齐下，使得每项投资都能在设计高起点化、运行高标准化、管理高效能化的保障下实施。
3.3努力降低投资风险投资是客观存在的，投资环境是不能以企业的意志而转移的，企业的投资决策应在现有金融环境下比较投资预算额和可能投资额。预算投资额是企业出于发展生产经营的愿望而需要的资金，而可能投资额是在目前条件下社会或市场所能够保证的资金额。在前者大于后者时，前者应该服从后者，以确保投资所需资金的全部及时到位；在前者小于后者时，后者应该服从前者，以避免多余资金的浪费。
3.4建立严格的投资决策责任制建立科学民主的投资决策程序，投资项目实行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项目建设过程中若出现投资不足，投产后出现产品滞销、产品积压等问题时应由投资决策者负责解决。对因违反决策程序，使项目投产后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项目负责人，要依法追究起经济法律责任。要奖惩分明，对投资决策的结果要真正实现权责统一，对于成功的投资决策，可采取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的方式，防止出现大家因害怕决策失误而持保守的不作决策现象。超级秘书网
3.5将经济增加值指标运用于可行性分析中经济增加值指除去投资于企业资本的机会成本后所得到的纯利润，是客观评价企业资本收益超过资本成本后的差额大小的标准，经济增加值=税后利润-总资本×资金成本率。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得到广泛运用，只有投资后产生的净利润或现金流量净值大于投资成本，该方案才是可取的；否则，就应放弃。
经济增加值指标在投资决策中的实际运用。例：某企业两个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两个投资项目的财务预测数据为：
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出，从投资收益角度来评价，项目一和项目二都具有盈利能力，但从经济增加值的角度来看，结果却截然不同：因为项目一的经济增加值为负数，所以不具有投资价值；而项目二得经济增加值为正的，具有可投资性。
参考文献：
[1]郭涛.发展我国风险投资的思考[J].经济师.2008(2).
关键字：投资平均指标利润评价指标投资方式
众所周知，投资的目的都是要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即使企业的价值或股东的财富最大化。投资对于市场主体来说，应当是谨慎的。
一、投资的安全性、效益性和流动性
在经济学上，投资一般应考虑三方面的因素：安全性、效益性和流动性。
（一）安全性。指投放对象内容和形式的合法性、项目的可行性、合作机构的信誉等。投资总是将资金投放到某一具体的对象上，并且是在实际生产或经营活动进行之前发生的，具有预付款的性质。所以，对象的合法与可行是决定企业取得利润的前提条件。选择和把握这些因素是投资的关键，企业应当慎重行事，使投资的客观条件存在。
（二）效益性。主要是指经济效益的高低，有时也包含社会效益。尽管各个具体投资在目的上不尽相同，但是，这些投资的最终和长远目标都是为了取得投资收益，最终使投资收回，而且及时收回。
（三）流动性。包含投资的期限长短、变现能力和款项划拨是否便捷。在投资的过程中，不仅投出资金会在空间上流动，而且投出资金转化为的实物和证券也会在空间上流动。
投资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安全性、效益性和流动性的统一。但这三者之间通常是矛盾的，尤其是安全性和效益性之间，即通常说的利润越大，风险越高。因此，企业在投资时一定要考虑到以下因素：投资收益、投资风险、投资约束、投资弹性。
1、投资收益，包括投资利润和资本利得。投资利润是指投入资金经运转后所取得的收入与所发生成本的差额；资本利得是指金融商品买与卖之间的差价。在投资中考虑投资收益，应以投资对象收益具有确定性的方案为选择对象，并需要分析这些因素对投资方案的作用、方向、程度、寻求提高和稳定投资收益的途径。
2、投资风险，是一种市场风险或经营风险，表现为商品或服务的价值不能充分实现或不能实现的风险。投资风险主要来自投资者对市场预期的不正确以及经营缺乏效率。所以，企业必须考虑投资风险的可能性，寻找引起投资风险的原因，并提出规避风险的办法。
3、投资约束，与投资风险有密切关系。当投资风险较大时，投资企业就会对接受投资的企业加强约束。投资约束有以下几种形式：控制权约束、市场约束、用途约束、数量约束、担保约束、间接约束等。
4、投资弹性，首先是规模弹性，就是企业投资必须根据自己资金的可供能力和投资效益或者市场供求状况，调整投资规模。其次是结构弹性，就是调整投资结构。
二、投资项目的评价指标
固定资产投资决策，是在分析项目可行性的基础上进行的。分析是需要借助指标进行评价的，常用的指标分非贴现指标和贴现指标两大类：
（一）非贴现指标是评价项目时，不考虑资金时间价值的各种指标，是直接用项目的实际收支计算投资报酬的方法。
1、投资回收期：是指初始投资收回所需要的时间。投资回收期法是以收回时间较短的投资方案作为被选方案的方法，一般以年为单位计算。
①每年现金净流量相等，用以下公式：
投资回收期=原始投资额/每年现金净流量
②每年现金净流量不等，就要根据每年年末尚未收回的投资额确定：
投资回收期=（n-1）＋第（n-1）年年末未收回的投资/第n年当年的现金净流量
2、平均报酬率：是通过计算投资项目寿命周期内平均的年投资报酬率，用以选择别选方案的一种方法。有三种计算方法：
①考虑年均净利润：
平均报酬率=年均净利润/初始投资额
②考虑年均净流量：
平均报酬率=年平均现金净利润/初始投资额
③若为追加投资：
平均报酬率=年平均现金净利润/1/2（初始投资－预计设备残值）＋预计设备残值＋追加的营运资金
（二）贴现指标是评价项目实际收益时，不同时期现金流入、流出必须考虑货币时间价值。
1、净现值：是指投资项目投入使用后的净现金流量，按资金成本或企业期望达到的报酬率折算为现值，减去初始投资或各期投资的现值之差。
2、现值指数：是指未来现金流入量现值与流出量现值之间的比率。
3、内含报酬率：是指能够使方案未来流入量现值等于现金流出量现值的贴现率，或者说是使投资方案净现值为零的贴现率。它是方案本身的报酬率，不受预定报酬率的影响，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说服力。
三、几种投资方式的比较
下面我们从投资的安全性、效益性和流动性三个方面来对几种投资方式作一点粗略的分析。
1．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安全性很高，流动性也高，效益性较差。尤其是现在处于银行利率水平最低的一个历史阶段，此方式在基金会的投资组合中所占的比例不能大。
2．信托存款：
按照规定金融信托投资机构可以吸收包括基金会的基金在内的1年期（含1年）以上的信托存款。其安全性乃基于金融机构的信誉，效益随市场利率水平变化。过去，信托存款一般比法定银行利率高许多。资金量大，利率可谈得更高些。但是，现在中国人民银行对高息揽存实行严格监管，大多数金融机构不再这样做，同时，信托投资公司又出现信誉危机，因此，信托存款至少在目前不是一种合适的投资方式。
3、证券投资
证券投资分为债券投资和股票投资两大类。
A、债券包括国债和企业债券，比较而言，国债发行量大，流通性好，信誉高。在所有的投资方式中，国债的安全性最高，收益比银行存款略高。可以说，国债是很适合于基金会的一种投资方式，应在基金会的资产组合中占一定比重，资金紧张时还可变现或以其作抵押获得贷款。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国债回购业务，规定以全额的国债作抵押，实际上也是以交易所的信用作担保。在中国人民银行官员的眼中，它的风险与全国同业拆借和国债投资的风险没有区别。我认为，它的安全性比国债低，比信托存款高，流动性好，短期利率高。
B、股票投资，利润高，风险也高。基金会炒股是合法的，但目前似乎还不太合乎国情，有可能被人们看作是拿捐款去赌博。在国外不少基金会的投资结构中，股票投资占有较大比重，甚至超过50%。但是我们认为，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已是成熟稳定的市场，而我国股票市场是新兴的、不完善、不稳定的市场，相对而言风险很高，目前不适合基金会过深介入。新股认购不同于在二级市场炒股，自1996年以来利润高而风险小，是投资领域出现的一个特殊现象。为了促进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我国将扩大股份制改革，新股的发行数量将会增加。据了解，有些基金会对新股认购方式已作了尝试，且效果不错，值得借鉴。不过，在具体操作上有个股东帐户的问题需斟酌。近几年，证券投资收益已成为许多信托投资公司重要的利润来源。
4．股权投资
按规定，基金会入股不得超过公司总股份的20％。此方式一般说来流动性很低。其安全性和效益性由公司的资产和经营状况决定。若公司管理规范，经营良好，股东可坐享其成；若公司经营管理状况很差，或原来很好，后来恶化，小股东则往往无奈，需慎重。
5．实业投资
若以营利为目的直接进行此类投资，与我国现行法规政策有悖。若能结合基金会的特点，选择有前景的产业和有高无形资产附加值的项目，采取委托投资等合适的方式，可能产生较好的效益，但其流动性一般较差。
6．委托贷款
其安全性基于借款企业的信誉，风险完全由基金会自己承担。特别应注意落实担保。应十分谨慎。
7．信托投资
信托投资业务系指受托人按照委托人指明的特定目的或要求，收受、经营或运用信托资金、信托财产的金融业务。人民银行要求基金会的基金保值和增值委托金融机构进行。信托投资，或称作投资、资金托管之类的看起来是符合此政策的，有可能成为今后基金会投资发展的一个方向。
虽然信托投资公司已存在多年，但信托投资业务在我国金融界是一个新生事物，缺少具体的法律政策规定(《信托法》已初成稿，至今未出台)。目前有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始涉足此业务。
总的来说，只要是投资就会存在风险。谨慎考虑，使风险资本能够通过更加宽阔畅通的渠道获得投资利益，并且实现与资本市场、科学技术的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国际金融市场与投资》左连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7
<2>《企业投资融资财务规划运作技术》马忠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1-1
中国股票市场论文范文一：
操作策略：
大家晚上好！
总结下本周的行情走势，本周股指先扬后抑，呈现短期震荡反弹的格局，中小创指数反弹力度较强，市场信心开始恢复。当前，各大指数均已跌破去年一月以来的上升通道，预计指数将以时间换空间的方式修复。在场内流动性紧张格局缓解以及金融去杠杆对资本市场影响弱化的背景下，此前压抑的反弹动能正在释放。
周三上攻高点3119点遇到阻力，介于底部形态的多样性，如果要再次进行上攻，必然需要有一定的蓄力，介于前期大盘的第一只脚已经落地，后期会有再次确认该位置的动作，即短期会出现回调。
从市场环境的角度看，正在变得越来越有利于价值投资。
沪指周K线图看，沪指本周小幅收涨0.23%，收出一根阳十字星，终结了此前的周线“五连阴”态势。
我们上周就提出，日线的反弹行情已经到来，上证指数3119点的反弹，只是筑底过程中的一部分。下周走势，会在继续筑底的构架中，短期内再有回调的现象，静待大盘第二只脚的落地。
中长期投资者，可继续持币观望，静待周线见底的信号出现。
本周成交的均量是1728亿，低于上周的成交均量1810亿。从周线上看属于缩量十字星，下周会有变盘机会。
[论文关键词]期货交易 上市品种 监管
[论文摘要]文章指出了我国期货市场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了存在问题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适合我国期货市场发展的策略。
当前，我国期货市场在发展的过程中仍面临着一些问题与障碍，随着商品经济在我国的发展，当前期货市场面临着难得的机遇。站在继往开来的十字路口，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我国的期货市场，分析我国期货市场上存在的主要问题，为我国期货市场的发展提供建议。
一、我国期货市场存在的问题
(一)交易主体单一
我国期货市场的交易主体仅限于私营企业和自然人。国有企业只能限于作套期保值交易，金融机构和事业单位不得参与期货交易，并严禁信贷资金和财政资金进行期货交易。在新的《期货管理条例》推行之前，期货公司作为市场主体只能不能自营[1]。
(二)交易品种少，成本高
(三)监管模式不适应期货市场发展趋势
监管方式以行政手段为主;证监会在代表政府实施监管的过程中，一方面缺少对行业发展的宏观决策权，另一方面又对行业内部管理又过于宽泛，过于微观;监管法规以限制性规定为主，严重阻碍期货市场的良性发展。相应的法律法规主要考虑的是如何管住市场，而没有考虑如何鼓励交易、发展市场，发挥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使期货市场发展空间受到极大限制，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四)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结合不密切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交易主体方面
我国期货市场与国外期货市场相比，发展层次单薄，期货市场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究其原因在于：我国期货市场不是由现货商根据自身发展需要自发组织起来的，现货市场的不发达导致期货市场在合约质量标准和交割环节存在一定的成本，生产者直接进入期货市场特别是农产品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交易不够广泛。
(二)上市品种方面
我国期货市场品种结构单一的现状，主要是由于落后的品种推出机制。我国期货品种推出审批权在证监会之手，这是一种行政性行为。同时，证监会并未建立品种推出长效机制。品种推出审批过程过于繁琐，推出时滞相当长，有些品种甚至在这种冗长的审批程序中被“高高挂起”[3]。金融期货交易在我国期货市场上未能取得成功，原因是在当时的中国金融市场上，主要的金融价格还不是完全的市场决定的价格，基本上不具备发展金融衍生产品的基本条件，汇率虽然已经实现并轨，但是国家对外汇实施严格管制;国家对存贷款利率和国债发行利率存在着正式或潜在的管制，真正的市场化利率也尚未形成。
(三)交易成本方面
我国期货市场上交易成本过高，主要由于期货交易所交易成本过高。交易所交易成本与交易所体制有关。各交易所热衷于交易所的豪华，其房产投资成为期货交易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期货交易所追求利润和税收，交易所会员的意见对交易所并无约束力[4]。
(四)监管体系方面
法制不健全，在期货交易的各个环节，法律手段运用表现为可操作性差、执法力度弱，不能形成完整的期货法规体系;在建立期货市场初期，各地为了各自区域的发展，把本地区办成一个金融贸易中心，争办交易所，一哄而上。中央政府开始行政管理时，已有几十家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对交易所的高层干部实行直接管理。对于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的重要贡献认识不足，难以重视它的正面作用[5]。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取代了法律，行政干预的过多、过乱，使得期货市场监管机制错位，无法形成严密的监管体系。期货交易所的自律也因政府的干预使效果大打折扣。
(五)我国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关系方面
中国的现货市场极不发达，流通渠道很不畅通，中间环节繁杂，合约履约率低，广大生产、经营企业在现货市场中除要承担价格风险外，还在很大程度上面临合同单方违约、资金拖欠、质量纠纷及货物运输不到位等非价格因素的风险。
三、完善我国期货市场的建议
期货市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针对当前中国期货市场存在的问题，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上述问题。 提高期货市场监管水平;完善期货市场法律体系，借鉴国际期货市场的三级监管体制，形成市场自律为主的监管体系;完善市场结构，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品种上市机制，不断增加新的交易品种以满足市场经济主体套期保值的需求，加快品种上市的制度改革，为有效控制期货市场的风险;完善处罚制度;明确期货公司定位，加强公司结构治理，完善内控制度，不断增强公司的实力，提高抗风险的能力。
参考文献
[2]上海期货交易所.2006 Annual[EB/OL].shef.com.cn，2007-04-27
[3]吴建平，当前中国期货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EB/OL]，cqvip.com
[4]汪五一，刘明星，目前我国期货市场发展中的问题及解决建议[J]，行业资料金融，2006(6)：67-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