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5-02 17:1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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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在XX管理分局张榜公布竞争上岗的中层管理岗位正职19个，其中管理段段长9名、分局办公室主任1名、分局人劳科科长1名，分局工程技术科科长1名、分局工程管理科科长1名、分局计划财务科科长1名、工程公司经理1名、水政大队队长1名、后勤服务中心经理1名、物业管理中心经理1名，堤防林业管理站站长1名。同时，公布中层管理岗位任职条件，其中竞聘经理岗位的基本条件：①大专学历、工作满七年，②在原正科长岗位工作一年或在原副科长岗位工作满三年，张榜时间至公开报名工作结束止。
二、报名
1.报名时间。分局范围内，凡符合上述条件的人员均可报名，报名时间，报名地点：。
2.报名要求。月日至日到办公室领取《竞争上岗报名登记表》，并于月日前将填好的报名表交办公室。每个报名者可在《竞争上岗报名登记表》中填报1个竞争岗位意向，供改革领导小组决定时参考。符合竞争上岗条件人员，若在规定的时间内不报名，则视为自动放弃本次岗位的竞争。
三、资格审查
1.初审：月日改革领导小组对报名参加竞争的人员进行资格初审。
2.复核：月日改革领导小组复核报名资格条件。
3.公布名单：月日在XX管理分局张榜公布符合竞争条件的报名者名单。
四、演讲、答辩
1.评委。演讲、答辩评委由人员组成，共人，评委主任由同志担任。
2.监督员和记分。监督员名，由担任。
3.演讲、答辩工作人员。抽调作为工作人员，负责演讲、答辩日常工作。
4.答辩出题。月日前确定答辩出题的具体内容。
5.考前准备
(1)预备考场：月日召开评委、记分员、监督员以及工作人员参加的工作会议。主要内容有：明确演讲、答辩具体步骤、学习《评委须知》、掌握评分办法。
(2)时间安排：月日完成演讲答辩。
(3)考场地点：演讲、答辩考场设在，月日工作人员布置考场，主要包括：准备好席位牌、计时器记分统分表，布置演讲答辩席、评委席记分员席、监督席、旁听席。
6.演讲答辩方法、步骤
(1)竞争者报到。参加竞争者于月日时到分局办公室报到。在规定时间内未到者视为弃权。报到由工作人员对竞争者宣读《竞争人员须知》。竞争者抽签确定演讲、答辩顺序，十分钟后，由工作人员领进考场。
(2)旁听者进场。时前旁听者进入考场。
(3)评委入场。时计分员、监督员由工作人员领进考场，时前评委进入考场，工作人员分发统分表、评分表。竞争者进场后，评委会主任宣布会场规则。
(4)演讲答辩。时评委会主任宣布演讲答辩开始，并由评委会主任按抽签顺序依次请竞争者上台演讲。竞争者演讲答辩结束后可继续旁听。下一位竞争者上台演讲答辩。每位竞争者演讲答辩时间原则上不超过20分钟，具体由评委会主任掌握。
(5)演讲评分。每一位竞争者演讲完毕，由各评委对其演讲表现打分，填写《演讲评分表》。评委按百分制进行打分。演讲按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打分：语言表达（20分）、举止仪表（10分）、文字组织（20分）、演讲内容（25分）、综合分析（25分），并计算每位竞争者总得分。记分员统一收表统分，监督员进行监督。统分时，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累计后计算的平均得分为竞争者演讲成绩（分数四舍五入后取至小数点后一位）。由记分员填写《演讲评分汇总表》交评会主任、监督员、记分员签字。
(6)答辩评分。评委按评委主任宣布的答辩时间开始发问。每位竞争者在答辩题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答辩，超过规定答题时间，负责记时的工作人员必须提醒“时间到”。各评委根据每一个答辩题的评分标准给答辩者独立打分：综合分析（30分）、言语表达（30分）、应变能力（30分）、举止仪表（10分）。《答辩评分表》记分员统一收表统分，监督员进行监督。统分时，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累计后计算的平均分为该竞争者答辩成绩（分数取至小数点后一位），由记分员填写《答辩评分汇部表》，交评委主任、监督员、记分员签字。
五、民主测评
演讲答辩结束后，评委会主任宣布民主测评开始，提出注意事项，分局全体员工对竞争者以无记名方式进行民主测评。工作人员发放测评表，15分钟后参加民主测评的人员按要求将民主测评表交给改革领导小组工作人员。测评按百分制实行量化计分，民主测评主要包括竞争者的德、能、勤、绩等情况，设“好”（100—80分）、“中”（80—60分）、“差”（60分以下）三个等次（具体内容见附后的民主测评表），弃权票不计入个人的有效票。
六、公布成绩
月日完成演讲、答辩成绩和民主测评结果的统分工作，月日在分局予以张榜公布。演讲、答辩成绩和民主测评结果将作为分局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
七、组织考察
分局根据竞争者演讲、答辩成绩和民主测评结果计算出的总得分（计算公式为：总得分（演讲成绩×50%＋答辩成绩×50%）×50%＋民主测评成绩×50%），进行排名，各取前3名作为竞争入围者进行考察。考察内容为考察对象近几年来的德、能、勤、绩主要表现，写出书面考察材料，提交分局研究决定。
在考察过程中若发现有不合格人员，则取消其竞争资格，并从未入围者中按高分到低分的顺序补充考察对象。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公司人事管理的主管部门为企管部，对上向主管经营的副总经理负责，对下由人力资源主管负责日常事务。
公司的部门设置、人员编制、企管部经理的任免、去留及晋级由总经理负责；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助理的任免、去留事项由董事会负责。
第二条 企管部有关人事管理的职责如下：
（1） 负责贯彻执行国家有关人事方面的政策法规，结合本公司情况，制定并实施公司的人力资源规划和具体计划。
（2） 根据各部门的人力需求计划，负责对人才引进和招聘工作进行具体操作。
（3） 负责拟订和修改公司的人事、劳资、培训等方面的政策及规章制度，经批准后，负责监督执行。
（4） 负责拟订员工岗位薪酬制度。
（5） 负责拟订本公司员工绩效考核体系及奖惩方案，并组织实施。
（6） 根据公司员工实际状况和企业发展的需要，制定并实施公司的人员培训计划。
（7） 负责组织员工的各种岗位培训。
（8） 负责公司员工的社会保障工作。
（9） 负责员工辞退及内部调配，代表公司处理劳动纠纷。
（10） 负责办理员工劳动合同的签订、续订、入职和离退职等人事手续。
第三条 本制度除另有规定外，适用于公司全体员工。
第四条 本制度中所涉及的“员工”，是指在公司工作的所有在职人员，包括正式职工和短期聘用员工。
正式员工是本公司系统员工队伍的主体，享受本制度中所规定的各种福利待遇；
短期聘用员工指具有明确聘用期的临时工、离退休人员以及少数特聘人员，其享受待遇由聘用合同书中规定。短期聘用员工聘期满后，若愿意继续受聘，经公司同意后可与公司续签聘用合同。
第五条 正式员工和短期聘用员工均应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本人事制度可以作为劳动合同的附件，规范员工和公司双方的行为。
第二章 聘用
第六条 公司聘用的原则是：“任人唯贤，择优录用；竞争上岗，岗上竞争”。
第七条 聘用各级员工应综合考虑思想、学识、品德、能力、经验、体格等，以适合于所任职务或工作为考察原则，但有特殊需要时不在此限。
第八条 总经理、副总经理及总经理助理的聘任由董事会负责向社会公开招聘。具体方式由董事会制定、执行。
各部门经理、副经理的聘用由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负责。
公司其它岗位的聘用，由企管部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负责。
第九条 公司的人员编制须严格遵守公司的岗位设定要求，不得自行增加岗位设置。公司鼓励通过员工增加岗位技能的学习，达到“一岗多能”的要求，以便合并岗位，减少人员，增加劳动效率。
第十条 各年度人员需求计划的编制程序如下：
（1） 在经营年度结束前，企管部将下一年度的《人员需求计划表》发放给各部门，部门主管须根据实际情况，认真填写后，上报企管部。
（2） 企管部汇总后，结合岗位编制、公司的投资（经营）方案编制下一年度人力资源需求方案，报总经理批准；
（3） 经总经理所确定的人力资源计划，由企管部负责办理招聘事宜。
第十一条 普通员工招聘的一般程序如下：
人员需求部门的负责人向企管部提出申请，由企管部结合年度计划审核需求，给出审核意见；
企管部审核同意后，会同需求部门，根据岗位说明书的要求，制定具体的岗位任职资格，形成招聘文件；
企管部制定招聘计划，经企管部经理批准后执行；
企管部按照批准的岗位要求确定初始人选，送需求部门审核，确定最终候选者名单；
企管部会同需求部门共同进行面试（如有需要，可增加面试的次数），并共同决定聘用人选；
企管部负责聘用人员的通知，进入试用期管理；
企管部负责落实岗前培训。
第十二条 部门经理的聘用，参照上述程序；企管部经理的聘用，由总经理会同副总经理进行；其它的部门经理由企管部会同总经理、副总经理进行。
第十三条 凡有下列情形者，不得录用。
与集团中层以上干部有亲属关系的人员（对历史形成的此类情况不予追溯）。
剥夺政治权力尚未恢复者。
被判有期徒刑或被通缉，尚未结案者。
有赌博、吸食记录者。
拖欠公款，有记录在案者。
患有精神病或传染病者。
品行恶劣，曾被其他单位辞退、开除人员。
体格检查不通过者。
第十四条 公司招聘采用内外一视同仁的原则，即外部招聘与内部推荐共举，统一考察标准，择优录取。
第三章 试用
第十五条 新聘用人员均应经试用合格才予任用。
第十六条 试用期为1-3个月。
第十七条 新进员工的试用，由所在部门进行，企管部负责监督。
第十八条 新进员工向企管部报到，并以其向企管部报到的日期作为起薪日。
第十九条 公司员报到时应交验的材料：
（1） 公司统一印发的登记表
（2） 身份证（复印件）
（3） 毕业证明书（复印件）
（4） 技术等级证（复印件）
（5） 健康检查表
（6） 近期免冠1寸半身照片2张
（7） 岗位要求的其他证明材料
第二十条 企管部应于新员工报到当日与其签定“试聘协议”；试聘协议一式两份，一份交由企管部存档，一份由试用员工自留。
第二十一条 试用员工经试用期考核成绩合格者，其服务时间统一从正式任用之日起计算，公司与其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书（订立集体劳动合同的除外）。
第二十二条 试用员工在试用期间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可随时停止试用，并不可请求任何遣散费或补助。
（1） 品行欠佳，违反公司有关规定；
（2） 申请事假超过规定；
（3） 经试用单位认为不适合工作岗位；
（4） 发现进入公司前曾有不适合岗位的违法行为；
（5） 递交的个人资料被查证为虚假的；
第二十三条 公司员工办妥报到手续，经公司分派试用工作后，应即赴目标部门工作，不得借故拖延或请求更换；并由企管部填发工作记录卡，按照规定时间到职工作，无故拖延一星期未到职者即停止试用。事先以书面呈准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四条 试用期的考核
（1） 新员工在试用期满后，向企管部领取“员工转正考核表”，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填写表中的“评核内容”和考核内容中的“自评部分”。
（2） 部门主管根据新员工在试用期的表现，公正地评分并写出初核评语。
（3） 人力资源主管根据新员工在试用期间的出勤情况，如实填写考勤状况。
（4） 考核结果将根据初核评分和考勤状况来确定。
a） 考核结果以百分制核算，60分以上为合格；
b） 考核不合格的新员工由企管部办理退职手续；
c） 考核合格的员工由企管部负责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并核定岗位及相应的岗位薪点数；
d） 考核分数在90分以上的员工可以晋级确定岗位薪点数；
第四章 服务
第二十五条 公司正式聘用的员工，应严格遵守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以及各项规定、通告、公告。
第二十六条 员工工作守则包括：
（1） 建立高度的责任心和事业心，处处以公司利益为重，为公司的发展而奋斗。
（2） 树立服务意识，始终面向市场，面向用户，提供具有“国际品质、名牌服务、物超所值”的产品。
（3） 牢记“质量第一、用户第一”的原则，努力消除可能给顾客带来不便的任何瑕疵。
（4） 具备创新能力，通过培养学习新知识、新技能，使个人素质与公司发展保持同步。
（5） 讲究工作方法和效率，明确效率是企业的生命。
（6） 培养敬业和奉献精神，满负荷、快节奏、高效率地投入日常工作。
（7） 保持坚韧不拔的毅力，要有信心、有勇气战胜困难和挫折。
（8） 善于协调、融入集体，有团队合作精神和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分工不分家。
（9） 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正直无私的个人品质。
（10） 明确公司的奋斗目标和个人工作目标。
第二十七条 员工行为准则包括：
（一） 忠于职守，服从领导，不得有阳奉阴违或敷衍塞职的行为。
（二） 不得经营与本公司类似及职务上有关的业务，或兼任其他职务。
（三） 不断提高工作技能，工作上做到精益求精，以期提高工作效率。
（四） 不泄漏业务或职务上机密，或假借职权，贪污舞弊，接受招待或以公司名义在外招摇撞骗。
（五） 不得携带违禁品、危险品或与生产无关物品进入工作场所。
（六） 未经批准，不得私自携带公物出厂。
（七） 未经主管或部门负责人的允许，严禁进入变电室、质量管理室、仓库及其他禁入重地；
（八） 工作时间中不准任意离开岗位，如须离开应向主管人员请准后始得离开。
（九） 员工每日应注意保持作业点的环境清洁。
（十） 员工在作业开始时间不得怠慢拖延，作业时间中应全神贯注，严禁看杂志、电视、报纸以及抽烟，以便增进工作效率并防范危险。
（十一） 通力合作，同舟共济，不得吵闹、斗殴、搭讪攀谈或互为聊天闲谈，或搬弄是非，扰乱秩序。
（十二） 各级主管及各级单位负责人务须注意本身涵养，领导所属员工，同舟共济，提高工作情绪，使部属精神愉快，在职业上有安全感。
第五章 工资及福利
第二十八条 公司执行岗位薪点工资制，即工资包含岗位工资、绩效工资、年功工资三部分。各部分工资均采用薪点数计算，汇总后结合薪点值确定工资。
第二十九条 岗位工资、年功工资按月核算，绩效工资按季度核算；
第三十条 公司的年度工资总额须与公司的经营效果密切相关。
第三十一条 工资采用“下发薪”制，即每月5日发放上月工资，遇节假日提前。绩效工资（奖金）按季度发放，最迟不晚于下季度第一月末。
第三十二条 公司提供的福利包括按黑龙江省规定的社会统筹保险，以及公司规定的各项福利措施。
有关工资及福利的具体内容见公司《工资管理制度》《员工福利制度》的有关规定。
第六章 考勤及假期
第三十三条 公司员工正常工作的作息时间为：
夏季： 8:00-17:00
冬季： 8:30-17:30
生产岗位的作息由生产技术部负责安排。
第三十四条 各班、组、部门宜设置兼职考勤员，负责本单元员工的考勤工作；考勤员月底将考勤表交本部门汇总，汇总表经部门领导签字后报企管部。
第三十五条 考勤中有关事项的确认条件如下：
（1） 迟到：
超过考勤规定的到岗时间15分钟以内；
（2） 早退：
提前考勤规定的离岗时间15分钟以内；
（3） 旷工：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a） 迟到、早退超过15分钟的；
b） 当日未到岗，且无正当理由的；
c） 未到岗而提供的证明材料经核查为虚假的；
d） 到岗后擅自离岗时间累计超过1小时的；
（4） 病假：
在考勤规定的到岗时间前15分钟，或事先向直接负责人申请（急诊除外），且于恢复上班后即日交付正规医疗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
（5） 事假：
事先向主管领导书面申请，经批准后休息的。请假未满半小时者，以半小时计算，累积满8小时为1日。
（6） 公假：
有下列条件之一者，经申请批准后休假的：
（1） 行使选举权；
（2） 当选代表出席政府、党派、工会、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等组织召开的区级以上的代表会议；
（3） 担任人民法院的人民陪审员、证明人及辩护人；
（4） 出席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大会；
（5） 《工会法》规定的不脱产工会基层委员的工会活动，每月占用工作时间不超过2个工作日时；
（6） 接受区级以上奖励，参加奖励大会的；
（7） 公司副总经理以上领导指定参加会议或群众性活动时。
（7） 福利假：
根据公司福利管理的有关规定，对于符合条件的员工给予福利假，包括婚假、丧假、探亲假、年休假等，具体标准参加《员工福利制度》的有关规定。
第三十六条 病假（除急诊外）、事假、公假、福利假须事前书面申请，经领导批准后执行。各类假期1日内由部门经理、车间主任批准，超过1日报主管副总经理批准。
有关考勤的具体规定及奖惩措施，详见《考勤及劳动纪律管理制度》。
第七章 考核及异动
第三十七条 员工的考核分为转正考核、月度考核、年终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员工晋升、晋级（降级）、提职（降职）、奖金、罚款的依据。
第三十八条 员工转正考核按照本制度中“试用”章节规定的办法执行
月度考核和年度考核则按照公司《考核管理制度》执行。
第三十九条 员工的异动主要指部门经理（含）以下的员工，包括调动、晋升、降职。总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助理的任免、调整由董事会负责。
第四十条 公司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调整员工的工作岗位；员工也可以申请在公司各部门之间流动。员工的调动分为部门内调动和部门间调动两种情况：
（1） 部门内调动：是指员工在本部门内的岗位变动，由各部门负责人根据实际情况，经考核后，向企管部提出申请，经企管部批准后执行。
（2） 部门间调动：是指员工在公司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流动，需经调出部门、调入部门、人力企管部共同考核后，由企管部申请，报总经理批准后执行。
第四十一条 员工连续三个月的月度考核成绩位居本部门前5%的，可以向上调整岗位薪点数一级；员工连续三个月的月度考核成绩位居本部门后5%的，可以向下调整岗位薪点数一级。
第四十二条 员工的晋升和降级，除《员工奖惩制度》规定外，主要依据考核成绩、个人技能、工作态度决定。
第四十三条 普通员工的晋升和降级，由人力资源主管和员工所在部门共同负责拟定，报企管部批准；部门（副）经理的晋升和降级，需报总经理批准；
第四十四条 公司根据考核成绩实行“末位淘汰”制，具体规定见“末位淘汰制管理办法”。
第八掌 奖惩
第四十五条 公司奖惩的目的在于鼓励和鞭策员工勤奋工作，奋发向上，做出更大成绩，防止和纠正员工的违法失职行为，保证顺利的实现企业和员工的发展目标。
第四十六条 公司的奖励包括：经济奖励、行政奖励和荣誉奖励等。经济奖励包括加薪、奖金、奖品等；荣誉奖励包括通令嘉奖、记功、记大功、授予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等；行政奖励包括晋升、扩大职权、参与决策等。
第四十七条 公司的惩罚包括经济处罚与行政处分，经济处罚分为罚款、扣发奖金、降薪等；行政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职、免职、辞退、开除。
有关奖惩的具体规定，见《员工奖惩制度》。
第九章 培训
第四十八条 公司鼓励员工进行业务深造，贯彻“一岗多能”政策，将组织定期与不定期的岗位培训及其他技能的培训。
第四十九条 培训由企管部会同业务部门，通过分析考核结果后确认需要培训的人员及内容，在此基础上制定培训计划，经企管部批准后执行。
第五十条 培训包括岗前培训、在职培训、专业培训三种。
（1） 岗前培训为新进员工入职前的培训，由人力资源主管组织，内容为：
a） 公司简介、人事管理规章的讲解；
b） 企业文化知识的培训；
c） 工作要求、工作程序、工作职责的说明；
d） 请业务部门进行业务技能培训；
（2） 在职培训：在岗员工的技能培训，以提高本职技能或增加第二岗位技能为需要，由各级主管组织，采用内部培训与外部培训结合的方式，并加以总结，形成固定的培训教材；
（3） 专业培训：视业务的需要，对优秀的员工进行的特定目的的培训。专业培训包括：
a） 培训机构的专业培训班
b） 邀请专家进行专项讲座
c） 脱产学习
d） 国外深造
第五十一条 为加强培训管理，使接受培训的员工更好地为公司创效益，参加专业培训的员工应与公司签订“培训后服务协议”；
第五十二条 参加培训的员工应认真学习，公司将考察培训效果；并据此决定员工承担培训费用的比例。
培训的具体规定见公司《培训管理制度》
第十章 解职
第五十三条 公司员工的解职分为“死亡”、“退休”、“辞职”、“停职”及“辞退/解雇”“开除”六种。
第五十四条 公司员工死亡为当然解职。员工死亡的抚恤条件及标准由公司另行规定。
第五十五条 公司员工退休享受退休金，其办法另定。
第五十六条 公司员工自请辞职者，应于30天前以书面形式申请核准。在未核准前不得离职，擅自离职者以旷工论处。
第五十七条 公司员工停职分为“自请停职”及“命令停职”二种。
（一）员工因服兵役、预备役期间超过一个月者可自请停职。
（二）员工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可命令停职。
1、员工不适合继续本职工作又无法调整工作的；
2、因病延长的假期超过规定者。
3、触犯法律嫌疑重大而被羁押或提起公诉者。
第五十八条 自请停职和命令停职，如遇下列情况，酌情予以处理。
（一）自请停职者，于免除兵役、预备役后15日内报道复职。否则，以辞退处理。
（二）因病命令停职者，自停职日起6个月内未能痊愈申请复职者，可按退休或辞退处理。
（三）因工作原因的停职在3月内还无法安排合适工作的，按辞退处理。
（四）因诉讼案命令停职者，经判决为有期徒刑以上者免职或解雇，但侦查处分不起诉或判决无罪确定后，可予复职。
第五十九条 公司员工于停职期间，停发所有薪酬，其服务年限以中断计。
第六十条 员工因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可根据其行为及后果，根据相应的规定给予解雇或开除处理。解雇或开除的决议应通过公司办公会决定，并将辞退及解雇的决定通知工会。
第六十一条 因公司调整业务结构，或发生重大经营变动导致的解雇员工计划，应事先与工会协商，共同制定解雇及补偿方案。
第六十二条 公司员工离职，除“死亡”及“命令停职”未能办理交接手续者外，均应办妥交卸手续，经各部门接交人签准后才能离职。财务部凭签准单办理有关结算。
第十一章 附则
第六十三条 本制度由企管部制定，董事会批准后执行；
一、校大学生社团联合会工作的指导思想
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xx大会议精神为指导思想，全面学习、落实科学发展观，紧密围绕学校发展大局，以积极健康的内容和活泼多样的形式，通过多种层面组织、引导学生社团的活动，提高大学生的思想觉悟，增强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为广大学生提供一方“发挥才能，展示自我”的沃土。
二、校大学生社团联合会的工作重点
1、加强大学生社团联合会内部建设，完善组织机构，确立更切合实际的管理制度，提高社联各部门协调合作的能力，促进社联各部门进一步秩序化、规范化开展工作。
2、以内部稳定为基础，力求新起点、新发展、新飞跃。以引导管理为手段，重点建设校级精品社团，支持院级社团发展，逐步形成精品社团有特色，社团活动吸引力强，学生参与面广，活动品味、层次相对较高的社团文化格局。特别是扩大晓庄社联的品牌效应。
3、进一步加强社团对外交流，促使社团活动在立足校内的基础上逐步走出校园、积极向校外拓展。同时加强与其他高校间同类社团的经验交流，将“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实现信息共享、优势互补，共谋发展。
4、依托社团资源，发挥社团优势，积极推进校园社团文化，鼓励学生在社团活动中张扬自身个性，展现自身活力，挖掘自身潜力，把学生个性发展和自身成长成才有机结合起来。
三、具体工作计划
1、改革创新大学生社团联合会内部建设
①狠抓组织建设。立足于我校社团实际情况及社联自身发展需要，本学期校大学生社团联合会积极调整、优化部门设置，解散了策划部，新组建了社团活动部和档案管理部;修订《南京晓庄学院大学生社团联合会章程》，完善相关管理制度;改进工作方式，积极探索科学高效的管理模式，努力开创校大学生社团联合会工作新局面、树立新形象。
②创新内部考核制度。将工作成效量化，在通过自我评定、上下级互评、综合评定等多种方式的基础上，积极听取广大社团会员的反馈意见，来确定大学生社团联合会内部成员的考评成绩，责任到人，推广先进，奖惩分明。
③加强干部的能力建设。通过素质拓展训练、学生干部培训班考察调研等途径全面提高学生社团干部综合素质。同时推行工作反馈会制度，所有成员定期写下工作心得感悟并在工作反馈会上交流。
④全力加强宣传力度。宣传是窗口、是咽喉、是关键，正所谓任何工作、活动的开展中，得宣传者得天下。为此，必须在抓牢原有的宣传阵地不断完善的同时集思广益发掘新的宣传媒介。充分利用好《南京晓庄学院大学生社团联合会月报》、《社团风采录》等官方出版媒体，合理利用宣传栏、流动展板等传统宣传载体进行宣传，同时重点做好大学生社团联合会相关网站更新、改版、维护工作。做到新闻报道及时畅通，及时有效地回复社团提出的相关问题，努力把大学生社团联合会网站建设成为全校学生社团信息和形象展示的重要平台。
⑤推进发行刊物的改版。平面媒体一向是宣传的主心骨，《南京晓庄学院大学生社团联合会月报》、《社团风采录》作为面向全体社团会员的官方出版媒体，在保持宗旨不变的前提下，必须与时俱进进行改版。改版后栏目内容将资源重组，更加贴近社团及广大社员。
⑥建立大学生社团联合会成员档案库。为了更加规范、高效地进行人员管理，本学期将由档案管理部对所有成员的资料进行建档，并及时更新管理资料。
2、加大对社团管理委员会的扶持力度，完善分层管理模式
①完善《社团管理委员会管理办法》。各院(系)社团管理委员会必须根据校大学生社团联合会相关文件制定适合本院(系)社团的管理办法及相关规章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组织、有纪律。协助所在院(系)的社团做好换届交接工作。
②加大对本院(系)社团日常活动的监管。审批所在院(系)社团的工作报告以及各项活动，所有社团的活动申报书首先上交所在院(系)社团管理委员会审批，审批通过后再上报大学生社团联合会。活动过程中对社团活动经费使用情况进行审核。
③定期与本院(系)社团进行交流。定期召开社团负责人例会，讨论所在院(系)社团发展方向;及时传达大学生社团联合会例会精神，充分起到社团与大学生社团联合会之间纽带作用。
④带领本院(系)社团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带领各社团定期举办与社团宗旨相关的活动，积极创造其它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模式，并协助本院(系)社团申请举办大型活动。积极配合大学生社团联合会的各项活动并号召各社团积极参与。
⑤加强对外交流。协调各社团之间的关系，加强所在院(系)社团的统一建设，并加强与其它院(系)社团之间的合作交流。加强所在院(系)社团与兄弟学院社团之间的交流。
⑥健全社团管理委员会考核奖惩制度。定期做好考核工作，开展“优秀社管会”评选活动，奖励先进，激励后进。促进院(系)社团管理委员会为我校社团的发展积极献言献策，奉献自己的力量。
⑦做好档案管理工作。及时汇总社团的工作计划和总结、社团会员档案，并及时上报大学生社团联合会。
3、完善对学生社团的科学管理，创新社团工作机制
①推进对社团的分类引导，促进社团百花齐放、争创特色
大力扶持理论学习类社团。在社团指导老师的任用、活动内容和形式上狠下功夫，注重理论学习和学生思想实际的结合，以更好地指导社团成员的学习和生活，努力引导社员成为学生中“学习的典范，工作的模范”，实现社团成员“精英化”。
积极鼓励社会科学类社团。积极倡导社会科学类社团开展科研活动，要在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上找准切入口，以激发学生专业兴趣和学习动力为主要立足点，浓厚校园学术氛围，促使社会科学类社团逐步成为各社团中的中坚力量。
热情倡导志愿服务类社团。“实践出真知”，志愿服务类社团要带动校园文化向着注重实践的更深层次迈进。以培养学生社会公德和社会责任感为主要目的，不断在服务的内容和形式上提升层次，使志愿服务类社团成为我校对外窗口的一块品牌。
正确引导文学艺术类社团。对文学艺术类社团，要加强引导，强化管理。以发挥学生的兴趣特长为基础，以陶冶情操、促进交流为根本目的，积极开展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格调高雅的社团文化活动，让同学们在活动中切磋技艺、交流经验、共同提高，实现学生第二课堂生活的多样化。
充分带动体育健身类社团。追求健康的体魄、健美的体形，对体育健身类社团，要充分挖掘自身潜力，进一步加强同类社团间的竞技、交流。积极推动学校全民健身运动，为增强广大同学的身体素质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
②完善对学生社团的管理制度
完善《南京晓庄学院学生社团管理办法》，规范社团成立、变更、注销及社团活动的审批程序，强化对社团换届改选、活动监督和财务管理，建立社团干部、社员档案库，健全奖惩制度，引导我校学生社团向“思想向上、内容丰富、管理规范”的方向发展。加强学生社团内部管理制度和组织机构建设，增强学生社团内部的凝聚力。
规范社团的成立、变更、注销程序。对于新申报的社团要做好审批考察工作，原则上已存在的同类型社团，新申报的不予批准成立;对于长期不开展活动或者严重违反《南京晓庄学院学生社团管理办法》及相关管理办法的社团，将予以降级、注销。
强化对社团换届改选的监管。社团在每学年开始召开换届选举大会，社团会员民主选举产生下一届领导机构人选，大学生社团联合会主席团成员协同监管部成员将列席换届选举大会。会议结束后一周内必须上交会议、选举的相关材料存档。
加强对社团活动的审批程序。鉴于我校社团活动在繁荣校园文化的同时，突显出的内容重复、质量较低等特点，本学期将加强对社团活动的审批，削减社团活动数量的同时提高活动质量。原则上一段时间内，同样类型的活动不予批准(请及时关注社联的西祠讨论版，了解活动申报情况)，建议同类型活动强强联合，资源合理配置的同时扩大影响力。
改革社费管理制度，加大对财务状况的抽查。为了更好地促进我校社团的发展，本学期对社团会费的收取制定了新方案(详情请参见相关发文)。
建立社团干部、社员档案库。配合校教务处从XX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的新生培养方案中“每个学生在校期间必须参加一个社团方可毕业”的条款，本学期校大学生社团联合会新组建档案管理部对所有社团会员的资料进行建档，并及时更新管理资料。
健全社团考核奖惩制度。定期做好考核工作，对于社团工作中的优秀社团和优秀指导老师及优秀社员，予以书面形式和其他形式的表彰和宣传，如在召开表彰大会表彰为社团工作付出努力的人。相对的，奖惩分明，对于严重违反《南京晓庄学院学生社团管理办法》及相关管理办法的社团，将予以降级、注销，个人给予通报批评。
③加强对社团骨干的培训，以人为本，实施社团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策略。
引导社团通过社团干部培训班、社团干部考试考核上岗等活动，不断提高社团骨干素质，不断增强群体内聚力，切实加强社团骨干队伍的建设。使社团保持旺盛的吸引力与创造力，形成良性机制，促使社团健康、有序地发展。通过评优等激励方式，激发全体社团成员的活力，引导他们在实践中学会克服缺点、完善自我、得到锻炼，科学地吸引、发现、使用和留住社团人才。
④完善学生社团的指导教师制度。各学生社团要努力发掘学校专业教师、社会知名人士等人才资源，主动邀请、积极争取一些具有深厚专业素养、热心社会活动、关心青年成长的人士作为社团的指导老师，加强对学生社团工作的指导，提高学生社团活动的层次和水平。
⑤建设好网络宣传阵地，扩大宣传力度。要做到每个社团都有自己的网页，及时更新、定期维护。同时大学生社团联合会将会在官方网页文件和社团活动信息，敬请关注。
4、扩大对外交流，努力为社团繁荣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①要紧紧依托学校现有专业，充分发挥指导教师的优势，加强对社团的指导，进一步增强社团活力。要大胆走出校园，充分利用社团自身的人力和技术优势，多方面争取活动资金，为社团发展提供经费上的保证。
②“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推动我校学生社团与省内兄弟高校学生社团的交流与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促进共同发展。学习并借鉴省内兄弟高校学生社团建设、管理与发展的经验，展示我校学生社团的良好形象。
5、繁荣校园社团文化，为建设和谐晓庄奉献力量
依托社团资源，发挥社团优势，全面建设校园社团文化。通过开展“如歌社团.梦想力量”主题系列活动，以青春和梦想向祖国六十华诞献礼;第九届社团巡礼节、“晓庄之夜”文艺晚会为社团及广大社员提供一个张扬个性、展现活力、挖掘潜力的舞台;开展“我是社团人”主题征文，抒发社团会员的无边情怀;召开社团刊物交流会，共同探讨办刊经验、互助提高办刊水平等一系列活动。
XX年度社团工作计划书(二)
一、本学期工作拟定"调整、巩固、提高、创建"，"调整",主要是组织调整，即对个别不称职的干部进行调整，另外鉴于高二学生小高考任务重等问题，主要工作调整到高一干部身上，同时也可实现下学期的平稳过渡;"巩固",即巩固社团活动成果和巩固社团社员人数，控制退社现象，严禁社员空名现象;"提高",即提高社团干部的领导水平，提高社员参与活动的积极性，提高社员经社团活动提升的个人能力;"创建",即启动星级社团创建工作，从而推动社团争先创优工作。
二、检查本学期各社团活动计划，进一步完善社团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本学期每一个社团必须做到规章制度健全，档案齐全。
三、创建星级社团，颁发星级社团评定标准，开展星级社团评定活动，拟从三星级起评，学期末评选结束，为下学期各社团招新做准备。
四、推动教研组直属社团的创建工作。本学期继续扩大学生社团，须激发学科组和学生两个积极性，尤其是做好目前尚无直属社团的教研组的工作，帮助他们在本学期内完成直属社团的组建工作，做到有社团名称，有社团发起人，有章程，有初步的组织机构，有一部分热心参与的学生，有指导老师，为下学期全面招收社员打好基础，做好前期准备。
五、总结上学期指导老师的工作经验，召开指导老师工作会议，明确职责，积极工作，推动指导工作上水平。
社团工作计划
一、工作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同志思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学习 《***文逊重要精神，本着更好的为同学 服务的态度，将常规工作与评建工作相融合，以饱满的精神和青春的活力迎接新学期的挑战，不断提高部门的工作效率，优化部门的工作形式，丰富部门的工作内容，锻炼部门干部与干事的工作能力，完善部门的工作制度，更好地发挥团体部的作用，协助团委、学生会谱写出辉煌的工作乐章。
二、工作宗旨团体部会以“***、热情、求实、拓新”为工作理念，积极引导、服务、协调、监督和考核全校学生社团，组织学生社团广泛开展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学术、文化、体育、实践及公益活动。
三、工作主题在校团委的领导下，围绕全校工作的具体安排，以社团发展为核心，以满足广大会员爱 好为目标，以保证广大会员权益为目的，以开展社团会员为手段，以社团稳定发展为基础，组织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满足学生的精神文化需求，服务校园 文明建设;加强学生社团的监管力度，对校级大型社团活动给予大力支持;进步完善学生社团管理制度，维护学生社团成员的合法权益，为评估做出最大努力。
关键词：价格听证，困境，出路
一、价格听证制度实施情况令人堪忧
自《价格法》正式实施以来，作为公众参与国家公共政策制定的一种重要机制——价格听证制度在我国的建立已有六年之久。在此期间，全国各地共举行了千余次价格听证会，内容涉及水电气、交通、景点门票、教育、电信等诸多领域。从宏观上看，价格听证会不仅确立了一种崭新的由政府、垄断行业经营者和消费者三方共同参与论证、相互制约的价格形成机制，而且还唤醒了广大消费者和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就微观而言，一些价格听证会还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如2002年1月全国铁路部分旅客列车政府指导价方案听证会经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以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这种“过程正义”对打造阳光政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2000年6月青岛市中小学教育收费听证会则由于大多数听证会代表的反对而迫使举办者不得不协调申请人调整方案，并于同年8月重新召开听证会直至取得各方都满意的效果，这种“结果正义”既体现了政府对民意的充分尊重，也有力地限制了价格决策权的恣意行使。
然而，价格听证制度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还出现了诸多异化现象，以至于价格听证几乎成为新一轮形式主义的代名词。价格听证制度实施的实际效果与人们对其美好的价值期望之间形成了巨大落差。人们似乎都在发出同样的疑问：听证会怎么了？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听证会？可以说，价格听证制度在很多地方正在“陷入困境”。当我们实际考察当下举行的一些价格听证会时，这一结论显得格外清晰。
困境的首要表现就在于普通民众甚至听证会代表对价格听证会的热情与日俱减。一项来自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听证会的价值正在广州市民的心目中滑落，认为听证会对公民参与政府决策“没有作用”、“作用不大”和“是形式主义”的受访者三项合计竟有62.5%，其中15.5%的人认为“是形式主义”或“听令”的摆设。[i]而根据另一份对北京市1998—2000年间四次价格听证会应到代表和实到代表的比例统计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实到代表的数量和比例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甚至一度下滑到53.3%.[ii]作为我国政治、文化中心的首都北京和地处我国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其市民的参与热情尚且如此，其他地区就可想而知了。就此而言，我国的价格听证制度正因为失去民众的信仰而日益蜕变为一种法治的摆设。
其次，困境表现在大量的“听话”代表、“糊涂”代表和“哑巴”代表充斥于各种价格听证会，致使价格听证会犹如一场精心组织的彩排。综观当下的价格听证，很多与会代表都有着明显的“近亲化”倾向，这些与价格主管部门关系亲密的代表往往对定价方案表现出高度一致的“理解”和“支持”。例如，2002年9月举行的兰州市公交车调价听证会的全部31名代表都是由市物价局选定的，除5位普通的消费者代表以外，其余26位都是少有以公交车为主要代步工具的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务员、校长及高级工程师等有身份的人士。在大多数代表都不是真正的买方的情况下，出现“各界代表达成共识、公交车票价调整方案顺利通过”的结果就顺理成章了。[iii]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有些价格听证会的代表甚至连“自己是怎样产生的”都不清楚。如此糊涂地参加价格听证会，又怎能指望其积极、有效地传达民意？在很多时候，“糊涂”代表往往就是“哑巴”代表的代名词。例如，在2002年1月召开的安徽省公路客运旅客春运价格听证会上，有的代表就发出了“自己究竟是如何产生”的疑问。由于是被动地参与听证，因而这些“糊涂”代表就选择了沉默，并表示“说了也白说”。[iv]听证会代表遴选标准的不明确、产生方式的不公开和组成结构的不合理，必然会导致价格听证会“充分听取各方意见”的良好初衷丧失了实现的可能。
困境的表现之三在于听证会代表难以对定价方案提出实质性的抗辩意见，价格听证会几成垄断行业经营者单方面的信息会。从实践来看，价格听证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十分突出，即普通消费者代表往往因处于信息劣势地位而无法与经营者就实质问题展开辩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价格听证在增进社会总福利的同时往往会触动垄断行业经营者的即期利益，因而是一种典型的“非帕累托改进”性质的制度变革。由此，垄断行业经营者就会本能地利用其所固有的技术优势和信息优势干扰价格听证的实际运作。而组织化程度极低的消费者代表又天然地处于信息的劣势，加之相关制度安排的缺失，致使他们在听证会上无法就定价方案提出富有说服力的抗辩理由。事实上，面对高度专业化的企业成本核算，即便是相当出色的专家也会出现“失语”现象。正因为听证会代表不能与申请方形成真正的“高手过招”，因而价格听证会就只能沦为垄断行业经营者单方信息的“独角戏”。
困境的表现之四在于听证案卷对价格决策机关缺乏明确的拘束作用，价格听证会往往演变为“提价听证会”。听证案卷是价格听证会举行前后所形成的各种记录、证据和文书的集合。其中，作为记载听证会实况及各种意见总结的法律文书——听证笔录和听证纪要是最为重要的听证案卷。听证笔录和听证纪要对价格决策机关的最终定价行为是否具有拘束力往往是衡量一场价格听证会有无用处的“试金石”。在实践中，价格决策机关时常不顾广大消费者的反对之声而照样提价，有时甚至还无视听证笔录、听证纪要而径行做出涨价决定。例如，在2002年7月召开的南京市公交票价改革听证会上，尽管大多数代表都认为票价改革申请方案涨幅过高，但结果依旧是南京的公交月票价格几乎按照原方案原封不动地涨了。[v]正是由于听证案卷对价格决策机关缺乏拘束力，价格听证会往往被坊间戏称为“涨价听证会”，这反过来又极大地挫伤了听证会代表发表意见的积极性。听证案卷法律效力的不明弱化了民意对权力的限制功能，使得价格听证严重背离了其制度设计公正、客观的初衷。
总之，价格听证制度实施状况令人堪忧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而言，既有任何制度建立之初所固有的不规范因素，也有现行法律规定的不合理、不明确，更与处在行政法治建构过程之中的当下中国的整体社会环境息息相关。价格听证制度可以被视为社会转型时期中国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一个微缩舞台，透过这个窗口，人们能够洞悉中国公共管理体制改革和理念重塑的艰难历程和未来动向。正是基于这一考虑，笔者认为，探寻价格听证制度在当下中国摆脱困境的可能出路进而防止其蜕变为某些利益集团操纵民意的工具，应当成为学界同仁尤其是行政法学者的重要使命。
二、健全听证代表遴选机制是摆脱价格听
证困境的前提
与行政处罚听证等“行政处理型”听证所不同的是，作为“公共决策型”听证的价格听证的事项往往涉及到多方利益群体。在这里，各方均需参与和不能人人参与的现实矛盾使得听证代表的遴选成为价格听证制度实际运作的首要问题。以行政过程论的观点审视之，造成价格听证制度梗阻的首要原因就出在听证代表的遴选上，因而摆脱价格听证制度困境的首要之道也在于此。
关于价格听证代表的属类问题，作为现行价格听证重要制度依据的《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以下简称为《办法》）第9条规定：“听证会代表应该具有一定的广泛性、代表性，一般由经营者代表、消费者代表、政府有关部门代表以及相关的经济、技术、法律等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听证内容，合理安排及确定听证会代表的构成及人数。”关于价格听证代表的产生问题，《办法》第10条则规定：“听证会代表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聘请。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聘请的听证会代表可以采取自愿报名、单位推荐、委托有关社会团体选拔等方式产生。”很显然，如此粗线条的规定既无法保障所有的利益集团都能取得平等的代表权，也无法保证所遴选的代表能够独立自主地表达所代表利益集团的诉求。
笔者认为，价格听证代表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两个方面，即通过什么方式让什么样的人参加听证会。其中，前者关涉价格听证代表的遴选方式问题，属于程序正义的范畴；后者则关涉价格听证代表的遴选标准问题，属于实体正义的范畴。关于听证代表的遴选方式，存在着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产生、是“单一化”还是“多元化”产生的选择问题；而听证代表的遴选标准则关乎代表的具体资格条件，至少应当考虑到代表的广泛性（结构布局）、代表性（民意基础）、专业性（代表能力）和独立性（立场取向）等四项内容。为此，笔者主张通过以下四个转变来健全价格听证代表的遴选机制：
（一）由“政府化”到“去政府化”
目前，我国价格听证代表的遴选呈现出明显的“政府化”倾向，其具体表现就在于政府掌握着听证代表选择的主导权，代表如何选定、代表人数如何确定、代表比例如何分配都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决定。这种自上而下的遴选方式固然能够节约成本、提高效率，但其公正性却大打折扣。我们的政府在骨子里对垄断性国有企业就有一种无法割舍的“父爱”情结，二者之间常常是事实上的利益同盟。因此，由价格主管部门主持价格听证会本就有“自己作为自己案件法官”的嫌疑，如果再由其主宰听证代表的遴选，那么听证会对价格政策的制定就几乎不可能产生实质性影响。道理很简单，由价格主管部门按照自己的意志所“邀请”或“圈定”的代表，既不可能拥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和高涨的参与热情，更不可能站在超然的立场上独立发表见解。如此一来，缺乏对峙的听证会就只能流于形式，甚至是故意“做秀”，价格听证所追求的民主、公正与理性就永远只能是镜花水月。
可见，由谁来掌握听证代表遴选的主导权就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到听证代表独立性维护的大问题。因此，改革的必由之路就是“去政府化”，即打破政府对听证代表遴选的垄断格局，建立一种由各利益集团、社会中介组织等与政府双向互动、共同协商遴选听证代表的机制，从而实现以社会自治有效制约国家公权恣意行使的目的。这种新的遴选机制主要考虑到了当下中国社会自治组织发育不全但又正在艰难生长的特殊现实。新机制的具体运作有赖于双方角色的正确定位：就政府而言，其职责应当回归到“定规则、当裁判”上来，不应该直接插手具体的遴选事务；就各利益集团而言，其职责就是严格按照事先公布的听证代表遴选规则具体组织实施遴选事务，并及时将自行产生的能够代表本集团利益的合适人选报政府部门进行资格审查。通过这种“各司其职”的遴选机制的实际运作，价格主管部门的超脱性、中立性将更加凸显，而听证代表的广泛性、代表性和独立性也将获得坚实保障。
（二）由“单一化”到“类型化”
价格听证为多元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制度平台。为此，出席价格听证会的代表就能够根据其利益的不同被相应地划分为不同的类型。通常地，价格听证会代表由经营者代表、消费者代表、专家代表和相关部门代表等四部分组成。在当下价格听证制度的实践中，这些代表往往都是按照自愿报名或单位推荐的方式产生的。例如，全国铁路票价听证会的正式代表就是通过推荐和报名相结合的方式产生的。其中，以推荐方式遴选的代表有21名，占63.6%；以推荐+报名方式遴选的代表有12名，占36.4%.在这里，价格听证代表遴选的方式表现出明显的单一化倾向。很显然，这种方式没有考虑到不同类别的代表之间性质、使命的差异，因而难以达到价格听证制度的目的。以出席全国铁路票价听证会的5名专家代表为例，经济、法律方面的专家是由听证会组织者国家计委商中消协指定的，而铁路运输技术方面的专家则是由听证会申请人铁道部推荐的。实践证明，这种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以及垄断行业经营者的主管部门“请”来的专家代表极有可能被邀请方所“俘虏”，从而严重影响到专家话语权的公正行使。[vi]
因此，改革的必由之路应当是“类型化”，即针对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分别采取不同的遴选方式。具体做法为：（1）经营者代表和相关部门代表由所在行业或单位负责推荐。这两个利益集团与价格决策息息相关，且其内部不乏专业知识扎实、平时训练有素的经营、管理人员，因而其自身完全能够遴选出一流的代表。（2）专家代表应当逐步过渡到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的方式产生。与其他代表所不同的是，专家代表参与价格听证会的主要使命是运用其专业知识对价格方案进行专业性、权威性的解读，因而专家代表的学术水准和人格独立是其赢得社会信赖的两个关键因素。有鉴于此，必须杜绝临时随意指定专家代表的做法。可以模仿我国《仲裁法》关于仲裁委员会委员聘任的做法，分别在经济、法律及相关专业领域建立听证代表专家库，通过随机抽取的方式确保专家代表客观公正地行使话语权。（3）消费者代表应由中国消费者协会及地方消费者协会负责遴选。具体的操作过程是：首先，在消费者自愿报名的基础上根据既定的标准确定正式的代表候选人；然后，将正式的代表候选人按照阶层进行分类，在保证每一阶层都有代表出席听证会的基础上，适当照顾到社会弱势群体及底层人士所占的比例；最后，在保证代表应有的广泛性和代表性的前提下，尽力遴选有一定专业水准和参政能力的人士作为正式代表出席听证会。
（三）由结构“失衡”到结构“均衡”
什么样的人可以参加听证会，其实质就是什么样的利益需要什么样程度的保护。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vii]因此，所有利益可能受到价格决策影响的群体都应当有自己的代表参加价格听证会。这就要求听证代表要覆盖与价格决策有利害关系的各方利益集团，尤其是那些与价格决策具有最密切、最直接联系的利益集团更应当享有优先参加权。然而，实践中的情形却往往与此相反，例如，作为与春运关系最为密切的两大群体——外来务工人员和高校学生无疑应当拥有自己的代表出席各类春运价格听证会，但在全国铁路票价听
证会上就没有高校学生代表；而安徽省公路客运票价听证会上则没有民工代表参加。[viii]又如，基础教育收费问题一直牵动着广大学生家长的心，然而在2002年1月举行的天津市基础教育价格听证会上，却没有一位学生家长代表参加。[ix]可见，价格听证代表的整体性均衡仍然有待落实。
除此之外，听证代表的结构“均衡”还应当体现在各方代表相互之间及其各自内部组成人员之间比例的协调上。原因在于，既然价格决策关系到利益直接对立的集团，那么一旦出现各方听证代表比例的失调，其结果必然会引发某一方的“话语霸权”，从而影响其他利益集团话语权的平等行使。同样地，如果利益集团内部代表的比例也出现失衡，那么代表的代表性就无从谈起。在实践中，这两种比例失衡的现象都十分常见，例如，出席安徽省公路客运票价听证会的消费者代表只有6名，仅占所有代表的25%，根本不能与其他利益集团形成均势。[x]又如，根据统计，在出席全国铁路票价听证会的代表中，社会上层和中上层的代表有24名，占所有代表的72.7%，中层代表仅有2名，占6.1%，下层代表7名，占21.2%.[xi]事实表明，如此畸形的代表结构直接导致了最终的利益天平滑向了价格听证的申请人。因此，价格听证代表的遴选必须尽快实现由结构失衡向均衡的转变。笔者建议，在听证会代表总数确定的前提下，对消费者代表、经营者代表、相关部门代表及专家代表分别按照2︰1︰1︰1的比例进行遴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各种意见尤其是来自社会底层以及与价格决策关系最为直接的群体的真实声音在听证会上得到表达。
（四）由“身份化”到“专业化”
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缺乏竞争的垄断行为不仅不可能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而且还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和社会整体效益，因而需要政府对存在垄断的领域进行适度干预，价格听证正是其中的重要干预方式之一。然而，要想通过听证会的形式真正实现对垄断行业的有效规制进而提高社会的总福利，无论是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还是听证会代表，都必须直面垄断行业经营成本核算、利润统计、市场需求、定价方案等智识挑战。尤其是对于广大消费者代表来说，如果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作为基础，其结果不仅不能针对垄断行业经营者的定价方案提出有力反驳，甚至连能否看懂垄断行业经营者所提供的相关材料都不无疑问。由此可见，听证代表的专业素质往往对听证会的成功与否起到决定性作用。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肯尼迪听证会只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并直接启动了美国民航业的放松规制改革，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听证会参加人上。这些参加人主要来自政府机关和学术界，包括交通部长与助理部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总统工资与价格稳定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司法部反垄断局局长、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以及一些从事管制改革研究的著名学者。这些人参加听证会，不仅能够保证听证会的专业水准和权威性，而且能够通过公开听证的压力，迫使其亮出真实的想法，从而形成真正的“高手过招”的格局。[xii]
反观我国当下价格听证会的实际运作，却少有上述针锋相对局面的出现。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身份”往往成为听证会代表遴选的实质性标准。这种“身份化”倾向的典型表现就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劳动模范、政府高级公务员等社会精英往往成为听证会代表的首选对象。根据对我国11个地方价格听证制度规定的听证参加人员的属类统计，明确规定人大代表出席的有8个，明确规定政协委员出席的也有7个。[xiii]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固然具有一定的参政议政能力，劳动模范、政府高级公务员等社会精英也大多是事业成功者，但这些都不能代表他们对价格听证事项的熟悉程度。事实上，一个企业的财务主管对价格听证申请方经营成本核算报表的理解力往往就远远超出一个法学教授！过分强调听证代表的“身份”，很容易将出席价格听证会视为一种政治荣誉，这与价格听证主要倚赖专业较量的基点已经严重偏离。可见，在价格听证代表的遴选中，当务之急是要变“身份”标准为“专业”标准，着力提升听证代表尤其是消费者代表的专业水准，从而避免消费者群体在价格听证的力量博弈中处于劣势地位。也只有逐步实现消费者代表的专业化，消费者群体才有望在价格决策过程中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消弭价格信息的不对称是摆脱价格听证困境的关键
如果说听证代表遴选机制的健全主要解决的是“人”的问题的话，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些代表怎样才能更加有效地参与价格听证会。价格听证会的过程就是各方代表利用其所掌握的信息、围绕定价方案进行充分辩论的过程，因而信息把握是否全面、真实和对称就成为听证代表能否履行好职责的关键，也成为价格听证会能否取得实际效果的决定性因素。价格听证制度的实践业已显示，信息的不对称已经成为听证话语权平等行使的极大障碍，因而摆脱价格听证制度困境的另一重要之道即在于消弭这种信息的不对称。
关于价格听证过程中的信息问题，《办法》中有一些零星的规定，如第8条关于“申请人应对所供材料真实性负责”、“价格主管部门有权指定评审机构评审申请材料”以及第22条关于“价格主管部门至少在听证会举行前10日内向代表送交材料”等。然而，这些粗略的规定远远不能防止价格听证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甚至还在客观上加剧了本已存在的信息鸿沟。例如，由作为价格听证组织者和价格决策者的价格主管部门（同时又与垄断行业的经营者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决定是否需要对申请材料进行评审，以及自主选择评审机构的做法是否影响到后者的独立性？是否降低了终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和可信度？[xiv]
笔者认为，尽管从理论上来说，价格听证过程中的信息完全对称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水平再高的普通听证代表也无法成为各个专业领域无所不通的行家，但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这种信息的不对称，进而提高价格听证会的实际效果。具体的做法就是进一步科学、合理地配置价格听证各方主体的权利和义务，通过加重价格听证申请人的义务和价格主管部门的职责、赋予听证会代表更多的权利来扭转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局面。
（一）听证申请人：信息披露与专业帮助
作为听证申请人的垄断行业经营者或其主管部门，其自身天然地具有强大的市场垄断力量，一旦提价申请最终获得批准，就意味着巨大的利润回报。而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则意味着支出的增加。因此，基于诚实信用的法理，处于信息劣势一方的消费者可以“合理地期待”处于信息优势一方的垄断行业经营者披露其与提价申请相关的所有信息。这就如同当行政权力的行使者作出对行政相对人任何不利的决定之时，都必须充分说明理由一样。可见，立法上首先必须明确规定听证申请人负有信息披露的义务。信息的披露不仅仅是听证申请人针对听证的组织者所作的，更应当是针对广大消费者所作的。因此，一旦申请人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提交价格听证申请报告，就必须同时将申请报告中所有与定价相关的信息尤其是申请方的经营成本核算报表向全社会公布，以便广大消费者尽早了解定价方案，从而运用这些有价值的基础性信息提出有针对性的反驳意见。在这里，信息的真实性和全面性应当成为衡量听证申请人是否认真履行义务的基本标准。
然而，就信息的广大受众——普通消费者而言，几乎都不是懂行的专业人员，因此，提供专业帮助应当成为申请人信息披露的一项附随性义务。在以往的价格听证实践中，常常由于听证申请人所提供的信息不全、不清，又不及时地进行解释、说明，使得听证代表尤其是普通消费者代表很难弄懂这些充斥着浓厚专业色彩的信息。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消费者代表往往比较被动，根本无法提出有说服力的反对意见。有鉴于此，必须改变现行《办法》第23条将申请人的解释、说明义务放置于听证会举行当天的做法。笔者认为，为了充分满足听证会代表的知情权，切实改变听证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应当将申请人的解释、说明义务提前到听证会举行之前听证代表名单正式公布之时。也就是说，一旦听证会代表正式产生之后，申请人就有义务利用其专业上的优势随时解答听证会代表提出的咨询。
（二）听证会代表：充分知情与平等表达
只有利益的实际拥有者才能够真正体会到利益受侵害的切肤之痛，因而利益必须要由利益的拥有者自己主张。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假定，所有参加价格听证的人都是为了自己的或者是为自己所代表的切身利益而来的。为了有效维护其所代表的群体的利益，真正地对政府价格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听证会代表必须尽可能多地占有充分的信息，并享有在听证会上充分表达其意见的机会。由此可见，立法上对听证会代表权利的配置应当围绕“充分知情”与“平等表达”展开。
听证代表职能的实现取决于代表的理性化程度和信息占有程度。其中，理性是果而信息是因。因此，充分知情是听证代表践行职责的前提。在这里，有关各方包括听证申请人、价格主管部门以及其他相关部门都应当积极协助，使得听证代表能够对听证事项有全方位的了解。在行使知情权的过程中，听证代表有权查阅、复制、摘抄相关文件材料，有权要求相关各方对特定问题作出解释、说明，所有的机构都不能随意拒绝。需要指出的是，为了实现对消费者群体利益的特殊保护，立法上还应当赋予消费者代表对评估机构的选择权，从而确保其对定价方案的合理性作出科学判断。原因在于，即便听证会申请人所提供的信息是真实而全面的，普通消费者仍然无法对定价的必要性作出明确判断。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委托独立的审计部门对申请材料的合理性进行审查。正如前述，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指定的做法将影响到评审机构的独立性；而当下中国的消费者协会又不能完全真正地代表其成员——消费者的利益，因而也不宜由消费者协会来选择评审机构。比较可行的做法是，由消费者协会在出席价格听证会的消费者代表中随机挑选，再由被选中的消费者代表委托评估机构。当然，消费者代表获取信息需要很高的成本，如调研费用、评审费用等。对于消费者代表这些必要的经常性支出，《办法》没有规定一个明确的经费来源，实践中的做法也各不相同，有的由行政机关承担，有的由听证申请人支付，还有的地方则由听证代表自付。很显然，理念的弘扬如果没有经济能力的支撑就很难转化为制度现实。笔者建议，为公平起见，这一问题的解决应遵循如下思路：消费者的调研费用由消费者协会承担；消费者委托评审机构的评审费用最终由申请人承担。
当听证代表获取充分的信息之后，接下来的重要使命就是要在听证会上“畅所欲言”。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如果听证代表没有机会发表意见或者不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那么他们不仅不能实际地影响价格决策，而且就连先前大量的准备工作也将变得毫无意义可言。在实践中，情况往往是很多消费者代表的言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歧视，要么是没有机会发言，要么是时间太短以至不能充分表达意见。以广东省春运公路客运价格听证会为例，由于是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为期3个小时的听证会上留给代表发言的时间仅100分钟，而出席这次听证会的代表就有31位，因而很多代表都没有机会发言，有的虽然做了发言但仍然觉得意犹未尽，还有的消费者代表的发言则被多次打断。[xv]可见，发言时间的安排绝不仅仅是一个纯粹技术性的程序设计问题，而是一个牵涉价格听证制度正义能否实现的大问题。为此，立法上应明确规定听证代表的平等表达权，即对每一位与会听证代表的发言都要给予同等的尊重，即便是有所限制也应当是一视同仁。
（三）听证组织者：惩罚机制与程序安排
作为听证的组织者，价格主管部门是价格听证程序的指挥者和推动者。可以说，无论是听证申请人信息披露义务的履行，还是听证会代表平等表达权的落实，都离不开听证组织者的督促与保障。因此，应当在《办法》规定的基础之上，围绕听证申请人义务的履行和听证会代表权利的行使增设听证组织者相关职权职责的规定，从而为价格听证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消弭提供进一步的制度保障。
正如前文所述，听证申请人所供材料的真实性和合理性是价格听证信息对称的基础。尽管《办法》要求“申请人对所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且在第21条规定了申请人违反此项义务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即“政府主管部门应当责令改正，并建议有关机关依法追究其相应责任”。然而，无论证诸《刑法》还是《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都无法为“有关”机关追究“相应”责任提供制度依据。可见，从法律规范的角度来讲，这几乎是没有任何后果制裁的道德箴言。很显然，在企业造假之风盛行的当下中国，这种缺乏可操作性的弹性责任条款极易纵容听证申请人“理性选择”提供不真实的材料。问题的解决之道就在于充分利用现行《行政处罚法》第12条的授权，通过赋予听证组织者——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必要的行政处罚权（主要是一定数额的罚款权）来“激活”上述处于“休眠”状态的责任追究条款。
综观《办法》的规定，听证组织者在听证程序的具体安排上具有极大的裁量空间。然而，“程序的实质是管理和决定的非人情化，其一切布置都是为了限制恣意、专断和过度的裁量”。[xvi]可见，对于行政程序的核心制度——听证制度的程序运作而言，行政机关本不该享有过多的裁量余地，否则，行政恣意就无法得到有效防范。事实上，听证组织者的某些自由裁量正在日益演变为加剧信息不对称的重要诱因。例如，根据《办法》第22条的规定，听证会代表通常只能在听证会举行前10日获得相关材料。对于都有本职工作的听证代表来说，要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阅读、理解数百页的专业资料并进行充分的调研直至准备好会上的发言内容，显然是力不从心的。在最近两年召开的全国铁路票价听证会和民航国内航空价格听证会上，与会的普通消费者代表在接受新闻媒体采访时无不坦言准备时间的不足。如此一来，听证代表的信息劣势就会因时间仓促而进一步加剧，其结果必然会影响到价格听证会的实际效果。笔者认为，为了保障听证会代表权利和使命的实现，必须对听证会程序作出更加合理的安排，进一步限制听证组织者自由裁量的空间。具体做法有三：一是将向听证会代表送达材料的时间提前到“至少在举行听证会的30日前”，以便代表能够为出席听证会进行充分准备；二是增设“听证组织者至少在举行听证会的10日前将听证会的具体实施方案送达听证会代表”，以便代表谙熟听证会正式的会议议程；三是增设“价格听证会预备会”制度，规定听证组织者应在听证会正式召开的前一天举行由申请人和正式代表参加的听证会预备会，再
次确认先前公布的价格听证会发言顺序及注意事项，并由申请人对定价方案及有关说明材料中的专业问题直接向代表进行解释和答疑。
四、提升听证案卷法律效力是摆脱价格听证困境的核心
让利益真正受到影响的人在充分掌握相关信息的基础上自由地表达其所代表的利益群体的意见——这是当下摆脱价格听证制度困境的基础和关键。然而，听证代表所发表的意见能否为价格决策机关所真正听取、作为记载听证会代表意见陈述的重要法律文件——听证笔录能否作为价格决策机关最终定价行为的重要依据甚至惟一依据，将直接关系到价格听证制度根本目的的实现。从法律角度来说，也就是听证案卷具有多大的法律效力将直接决定着价格听证会的实际效果。价格听证制度的实践业已显示，听证案卷法律效力的不明确已经成为价格听证流于形式的“罪魁祸首”，不从根本上解决听证案卷对价格决策机关的拘束作用，价格听证制度的困境也许永远都无法彻底摆脱。
（一）现行规定：制度创新抑或悖论
作为我国价格听证制度最高法律依据的《价格法》仅粗略地规定了价格听证的适用范围，对价格听证笔录只字未提。时隔五年之后，作为价格听证制度具体实施依据的《办法》则有了一次尝试性突破。《办法》第25条规定：“价格决策部门定价时应当充分考虑听证会提出的意见。听证会代表多数不同意定价方案或者对定价方案有较大分歧时，价格决策部门应当协调申请人调整方案，必要时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再次组织听证。”如果说此处的“应当充分考虑”尚属无实质性约束力的道德说教的话，那么，有关“多数不同意或分歧较大”的规定则隐约地表达了《办法》对听证会代表意见的重视，即价格决策机关必须“认真对待”多数人的意见——或者动员听证申请人“另起炉灶”或者重新组织听证。可见，《办法》虽然没有就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问题作出明确表态，但相比较《价格法》的规定来说，毕竟前进了一大步，尤其是关于尊重多数意见的规定不失为一次重要的制度创新，甚至还为实践中的某些个案所“激活”了。[xvii]
然而，该条规定却引发了学界极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就在于此处的“多数不同意”。如果承认这一规定真的具有约束力的话，那么在价格听证会结束之前就必须要核对赞成或反对的代表人数，甚至还要进行最终票决。但是，一旦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简单民主制原则，势必又有可能混淆价格听证会程序与现行价格决策程序。正如有的论者所言：“尽管听证会体现了政府决策的民主化，但是，听证会本身并不等同于民主。民主是建立在一人一票、机会均等、多数决定原则之上的决策程序，而听证会只是政府机关决策前的一种征求意见程序，听证会本身并不决策。正因为如此，听证会的运作过程与民主的运作过程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民主必须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策，而听证会完全有可能采纳少数派的意见。”[xviii]问题在于，如果不计算赞成或反对的代表人数，或者最终不付诸表决的话，如何体现出“多数不同意”？又怎么可能对政府的价格决策权形成强有力的制约？
由此可见，作为现行价格听证制度法律依据的《价格法》与《办法》之间隐含着极为深刻的矛盾，具体表现为听证会民主性与价格决策行政性之间的激烈冲突。在这一冲突的背后其实还隐藏着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我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听证会？
（二）问题症结：正式抑或非正式听证
那么，我们现行的价格听证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听证会呢？按照《价格法》第23条的规定，价格听证会制度的目的在于“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定价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也就是说，《价格法》所宣示的听证会制度仅仅是政府在制定价格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已，这个环节对政府最终的定价行为并没有多少决定性作用。然而，在我国行政法治观念大步前进背景下所出台的《办法》，似乎在这个问题上又作了另一种不同的选择。从《办法》对价格听证功能定位的调整和听证程序的细致安排上都可以看出，价格听证是一种比较严格的听证，一种“少而精”的听证。
上述推论也可以从当下学界对价格听证属性不同的分析中得出。自王名扬教授在《美国行政法》一书中提出听证可以划分为正式听证和非正式听证以来，这一对范畴业已成为我国行政法学界通用的分析工具。[xix]一般认为，正式听证与非正式听证的划分标准是环节的繁简或者是公众参与的方式和程度。其中，正式听证又称“审判型听证”，意指“行政机关在制定法规和作出行政决定时，举行正式的听证会，使当事人得以提出证据、质证、询问证人，行政机关基于听证笔录作出决定的程序”；非正式听证又称“辨明型听证”，意指“行政机关在制定法规或作出行政裁决时，只须给予当事人口头或书面陈述意见的机会，以供行政机关参考，行政机关无须基于笔录作出决定的程序”。[xx]运用这一分析工具，国内学者对价格听证会的归属作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定位：一种观点认为，价格听证具有准立法的性质，是一种立法性听证，在种类上归属于正式听证；[xxi]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正式听证具有司法化特征，价格法中的听证会非严格意义上的正式听证，而是听取意见的方式，属咨询型的听证。[xxii]
按照上述逻辑，如果我们选择的是作为正式听证的价格听证的话，那么价格决策就必须基于听证笔录作出，多数听证代表的意见将直接决定着最终的定价行为；反之，如果我们选择的是作为非正式听证的价格听证的话，那么价格决策就不需要按照听证笔录作出，即便多数听证代表表示异议，价格决策机关也照样可以作出定价决定。选择前者，意味着价格决策权享有主体上的分化，即价格听证会的代表能够实际分享价格主管部门所拥有的价格决策权；选择后者，则意味着价格决策权仍然为价格主管部门所垄断，价格听证几乎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选择呢？
（三）解决之道：案卷排他规则的引入
解铃还需系铃人。解决上述矛盾的关键就在于澄清正式听证与非正式听证绝对划分的误区。诚然，在西方行政法治发达国家如美国，在经历了广泛的听证实践之后，按照社会公正与行政效能相平衡的原则对听证进行细致区分无疑是必要的。但是，对于行政法治刚刚起步、听证制度正艰难运行的当下中国而言，谈论正式听证与非正式听证的划分却为时尚早。在一个程序意识和法治传统极度匮乏的国度里，大力推行严格而规范的行政听证制度、尽快培育全体社会成员尤其是行政权力行使者的程序法观念才是第一要务。
令人警惕的是，当下流行的正式听证与非正式听证的划分已经给人以“听证笔录排他是正式听证的专有制度”的误导。其实，无论是正式听证还是非正式听证，充其量只有程序繁简方面的差别，在本质上都应当体现出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事前告知、说明理由、听取意见等。诚如季卫东先生所言：“随着程序的展开，人们的操作越来越受到限制。……经过程序认定的事实关系和法律关系，都被一一贴上封条，成为无可动摇的真正的过去。”[xxiii]因此，只要是经过既定行政程序的过滤，行政案卷所记载的各种事实、证据材料都应当具有排他性的法律效力，任何未经行政程序认定的事实及证据都不能作为行政决定作出
的依据。
其实，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域外行政程序法典的规定时，不难看出，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无不确立了案卷排他性规则。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1946年）第556条（e）款规定：“证言的记录、证物连同裁决程序中提出的全部文书和申请书，构成按照本编第557节规定作出裁决的唯一案卷。”这便是美国行政程序法中著名的“案卷排他性原则”。正如学者所言：“如果行政机关的裁决不以案卷为根据，则听证程序只是一种欺骗行为，毫无实际意义。”[xxiv]奥地利《普通行政程序法》（1991年）第15条规定，听证笔录对听证过程与标的有充分的证据力，除非有相反的证明。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程序法虽然只是规定行政机关“斟酌”听证笔录作出行政决定，但行政机关在听证程序之外获取的事实、证据材料同样必须经过相对人的质证之后才能作为行政决定作出的依据。例如，日本《行政程序法》（1993年）第25条即规定：“行政机关鉴于听证终结后所发生之情事，认有必要时，得退回主持人再开听证。”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1999年）第66条也规定：“听证终结后，决定作成前，行政机关认为有必要时，得再为听证。”上述规定既是案卷排他规则必然的延伸性要求，也是其自身实现的必要保障。正如学者所言，案卷排他性的精髓恰恰在于“行政机关裁决所依据的事实证据必须是当事人知晓并经过辩论的，行政机关不得以当事人不知晓和未论证的事实作为裁决的依据。”[xxv]可见，在对待听证案卷法律效力的问题上，各国的规定是殊途同归的。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积极推进行政程序法治化的国家来说，确立“案卷排他性”规则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可以说，案卷排他是以行政相对人程序参与权有效制约行政权的根本性制度保障。其实，从我国《行政许可法》关于许可听证笔录法律效力规定的数度变迁中，我们也可以“读出”立法者确立我国行政案卷排他规则的巨大努力。从“征求意见稿”的“不做任何规定”，到“草案”的“应当充分考虑”，最后到正式法律文本的“应当根据听证笔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这其中虽蕴涵着惊心动魄的权力博弈，但毕竟代表了案卷排他规则在我国局部行政领域的实现。毋庸置疑，这一成功的立法经验值得在价格听证领域推广。为此，笔者建议可将《办法》第25条中的“应当充分考虑”直接修改为“听证案卷所记载的意见应当作为价格决策部门定价的主要依据”。同时，要进一步细化“多数不同意”的规定，从而确保案卷排他规则的落实。笔者认为，倘若我国价格听证代表的遴选机制能够真正实现前文所述的四大转变，那么就完全可以通过票决来确定是否属于“多数不同意”。鉴于专家代表与价格事项并无直接利害关系，因而不应参加最终票决，只要其他与会听证代表有一半以上对申请人的定价方案不同意，价格决策部门就应协调申请人调整方案，或者再次组织听证。
此外，为了切实地保障价格听证制度功能的实现，还应当关注与案卷排他规则相匹配的相关善后制度的建设。笔者认为，如下两项制度是不可或缺的：（1）说明理由制度。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在向社会公布定价的最终结果时，必须同时说明其定价的决策过程和依据考量，以便增强价格决策的透明度，进而彰显其决策的正当性。（2）法律救济制度。当听证代表或其他与价格决策事项有利害关系的人对最终的定价方案不服时，有权提出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伴随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乔占祥诉铁道部春运提价行政诉讼案”[xxvi]以及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陈歧松诉南京市物价局不服行政许可行为案”[xxvii]终审行政判决的作出，价格听证争议事项入诉已经没有任何障碍。伴随着司法力量的审慎介入，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价格听证制度困境的摆脱已为时不远！
注释：
[i]参见赵燕华等：《听而不证流于形式——广州市民直言听证会贬值》，载《报刊文摘》2002年10月27日第1版。
[ii]参见彭宗超等：《听证制度：透明决策与公共治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
[iii]参见农夫：《听证会代表的共识》，载《南方周末》2002年10月17日第23版。
[iv]参见卢尧、王慧慧：《安徽公路价格听证：为何没有民工的声音？》，/chinese/difang/97398.htm.
[v]参见纪雯、孔祥宏：《听证代表：南京公交票价0.7元涨幅太大》，/xhrbw/gb/content/2002-07/27/content_82159.htm.
[vi]统计结果显示，参加铁路票价听证会的5名专家代表中就有4人同经营者代表一样，赞成政府指导价和票价上浮，占全部专家代表的80%；而只有1名代表反对实行政府指导价和票价上浮，仅占全部专家代表的20%.这一耐人寻味的比例表明了推荐、指定方式对专家代表公正行使话语权有多么大的负面影响。参见湛中乐、邓淑珠：《价格听证制度的确立及成功实践》，载《价格理论与实践》2003年第5期。
[vii]《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viii]参见卢尧、王慧慧：《安徽公路价格听证：为何没有民工的声音？》，/chinese/difang/97398.htm.
[ix]参见本报讯：《教育收费：天津办起听证会》，载《中国教育报》2002年1月20日第2版。
[x]参见卢尧、王慧慧：《安徽公路价格听证：为何没有民工的声音？》，/chinese/difang/97398.htm.
[xi]参见湛中乐、邓淑珠：《价格听证制度的确立及成功实践》，载《价格理论与实践》2003年第5期。
[xii]参见周汉华：《对我国听证会制度发展方向的若干思考》，载《南方周末》2003年5月8日A7版。
[xiii]参见彭宗超等：《听证制度：透明决策与公共治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xiv]在2004年7月召开的广州市管道煤气价格听证会上，许多代表就对此次听证会的组织者——广州市物价局指派其下属机构广州市成本调查大队对煤气公司申请材料进行成本核算的做法的公正性提出了质疑。参见赵燕华等：《听而不证流于形式——广州市民直言听证会贬值》，载《报刊文摘》2002年10月27日第1版。
[xv]参见赵承、徐清扬：《请大众参与——广东春运公路客运价格听证会透视》，/news/2001-12/08/content_153581.htm.
[xvi]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
版，第57页。
[xvii]以价格听证制度实施较好的青岛市为例，在其举行的十余次价格听证会后，物价部门对听证代表在会上所发表的意见都给予了充分尊重，并在随后的定价中得到了体现。除了前文所提及的2000年6月和8月围绕教育收费标准调整召开两次听证会以外，在2001年7月召开的自来水调价听证会上，由于听证会代表普遍反对调价方案，导致最终没有涨价。在这里，人们看到，《办法》的规定得到了强有力的落实。参见刘海梅：《中国听证听证大事回顾》，/GB/guandian/28296/1979219.html.
[xviii]周汉华：《对我国听证会制度发展方向的若干思考》，载《南方周末》2003年5月8日A7版。
[xix]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上），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418页。
[xx]参见应松年主编：《行政程序法立法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518—519页。
[xxi]参见张娟：《透析听证制度——兼对我国价格听证制度的思考》，载《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2年第1期。
[xxii]参见程雁雷：《对划分正式听证和非正式听证标准的思考》，载《行政法学研究》2002年第4期。
[xxiii]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xxiv]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上），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493页。
[xxv]蒋勇等：《行政听证程序研究与适用》，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