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2 17:36:03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生命意识教育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维度 医学生生命观 教育
生产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们对生命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医学生将要承担为人类生命健康服务的工作，如何加强医学生生命观教育，提高医务工作者的素质是当前医学教育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所谓生命观是人们对生命的看法和基本观点，对医学生进行生命观教育就是教会医学生接受和认识生命的意义，尊重和珍惜生命的价值，使医学生树立为医学事业奉献终生的崇高理想。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医学生从小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中接受了大量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在品德的养成上和学业的精进上，不自觉的接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维度下解读医学生生命观教育，对医学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贵生”的思想。教育医学生树立敬畏生命，珍惜自我生命的意识
1．1医务工作者拯救生命的事业是建立在对生命敬畏的基础上，医学生生命观教育的基础是树立敬畏生命的意识。什么是生命?生命“是以人类为核心的一切生命存在物的综合” “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的全部生活实践对自我、他人和社会所产生的意义的自觉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认为生命的本源是“生”，“天地之大德日生”，“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周易·系辞下传》，因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四十二章)才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生命世界，人是万物之灵“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人的生命具有神圣性和尊贵性“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黄帝内经》)，“人者，乃中和凡物之长也，而尊且贵”《太平经》。由于生命的尊贵和神圣，对待生命就有一种本然的敬畏。敬畏生命是建立在“戒忌”的基础上，当代法国哲学家保罗·里克尔在《恶的象征》中指出：“经由害怕而不是经由爱，人类才进入伦理世界。马克斯·韦伯也指出：“以此，即出现了一种伦理制度，而禁忌则为其最终保护。’只有戒忌才会从内心对生命产生敬重，由敬产生畏，形成对生命的崇敬畏惧和终极关怀。医学生将要成为使命得以生的天使而履行拯救生命的责任，只有把生命看做是神圣的，才能对生命怀有一种敬畏之情，只有把生命看做令人敬畏的神，才能在以后的工作者中做到不论遇到什么样的病人，从内心自觉形成一种拯救生命的神圣感和使命感，从而善待生命，尊重生命和救治生命。
1．2珍惜自我生命是医学生未来从事拯救生命事业的基础和前提。首先，生命的存在是一切思维和社会活动的基础，生命在人的价值体系中有着最高的地位，没有生命一切就无从谈起。生命的最大特点是他的不可逆性“呼吸一过，万古无轮回之时；形神一离，千年无再生之我”(吕坤<语》)，“人居天地之间，人人得一生，不得重生……故凡人一死，不得复生”《太平经》，对生命的渴求是人的本能，生命是最宝贵“名与身孰轻!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若“舍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庄子·让王》)。况且，个体的生命承载着家庭和社会的希望，珍惜自我的生命，才能对得起养育自己的父母，热爱自己的生命才希望自己的人生精彩，才会热爱自己未来所从事的事业，才能回报社会承担起拯救生命的责任。作为医学生将来要经常面对死亡和重生，对生命和死亡的感受必然会影响作为拯救生命的医务工作者对待自己生命的态度，医学生生命观教育要捎除医学生对生命的淡漠，学会珍惜自我之生命的存在。
其次，医学生将来要承担的是高强度、高风险的工作，在学校接受教育期间医学生就要学会珍惜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使自己拥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和健康的心理以应对未来艰苦的工作。最后，做为医学生将来工作的对象是病人，病人心理脆弱、无助、处于死亡恐惧中，外界任何一点触动都可能激起其生的希望或者受到死的威胁。医务工作者对待自我生命的态度以及心理的健康程度直接影响病人对待生命的态度，医务工作者珍惜自我生命的情感必然能激发病人珍爱生命的欲望，所以，培养医学生珍惜自我的生命就是对病人生命的极大负责，也体现了医学拯救生命的终极意义。
2培养医学生崇尚“仁爱”的思想，学会善待生命
2．1培养医学生仁爱的思想情怀，善待珍重病人的生命
仁爱思想是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基因，仁的本义是“心中想着人的身体”，孔子讲“仁者，爱人”，“唯仁人，为能爱人”《大学》。我国古代著名医者扁鹊指出“人之所依者，形也；乱于和气者，病也；理于烦毒者，药也；济命扶危者，医也”(《要方·食治》)，“医乃仁术”，医家应为“仁人之士”。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推崇的仁爱思想与医学的最高宗旨仁爱救人，赤诚济世是相通的。
仁爱的思想对于医学生生命观教育具有重要的作用，医学生未来工作的对象是病人，病人的身心处于痛苦甚至危机之中，既不能以自己的形象给医务人员以美的感受，也不能以提供某种利益来唤起医务人员的情感，作为“仁人之士”的医者，能做到“仁者，无不爱也”(《孟子．尽心》下)就是大仁。病人把对自身生命与健康的希望都寄托在医务工作者身上，如果医务工作者无视病人的祈求和痛苦，那就是最大的不仁。因此，医学教育中培养医学生大仁大爱的思想情感，“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行》，要用诚善的感情给予病人无限的关爱，把患者看做自己的亲人，把自己对亲人一样的爱给予病人，做到“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以一颗仁爱之“大慈侧隐之心”(孙思邈《大医精诚》)善待病人。医学生有了珍惜和善待病人生命的意识，充分认识到“医乃生死所寄，治病人者首先应该爱人，不仅爱护、救治病人，还必须通过治病，将仁爱之心播散到普天下的黎民百姓”…，将来在医疗工作中，才能对患者一视同仁，普同一等，极端负责，才能真正做“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龚廷贤《医家十要》)。
2．2培养医学生博爱的思想情感，善待珍爱实验动物的生命
对于郭声健教授来说，能够一辈子从事音乐教育，是他生命中最幸福、最快乐的一件事情。他将自己的生命意义与音乐教育高度融合，可以为音乐教育付出一切，包括名、利，乃至生命。他在书中这样写道：“有人问我为什么对这份职业如此执着和投入，其实理由很简单：当一个人一旦意识到命中注定为此而生时，他就必然会心无旁骛、无比专注，犹如对待自己的终身伴侣。”郭教授对音乐教育的认识有如此高度，绝对不是他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他从长期的艺术实践和艰难的人生思索中获得的真情实感。通过《守望音乐教育》的开篇《让生命融入音乐教育》一文，我们可以读出一个音乐教育专家的“平民情怀”：出生在湖南一个偏远小镇的他，既没有显赫的祖辈音乐基因传承，也没有良好的音乐环境熏陶，但他从小就喜爱唱山歌和花鼓戏，还自学了拉二胡、吹竹笛。长大后，他进过地区剧团，上过中等师范学校，教过中小学音乐课，自学过作曲，上电大学习过英语，还曾经幻想当一名作曲家，真正接受正规音乐教育是在读硕、读博期间。所有这些经历，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唯一不同之处，是他内心深处拥有着一份对音乐的热爱。正是这一份对音乐炽热的爱，让他在音乐教育的道路上表现出无比的勇往直前和义无反顾。
中师毕业参加工作不久的他，因故由镇完小调到了乡下中小学任教，使他远离音乐课堂达三年之久。也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开始自学歌曲创作，并陆续在省级音乐刊物发表和在电台录播了几首歌曲作品，于是，他对音乐教育又多了一份眷恋。他经常这样告诫学生：“不与人比较，那叫消极，那就没有进步的动力；但比较并不意味着与人相争，与人争，往往争的是虚荣，争的是一口气，争的是自己不该得到的东西，因为属于自己的利益用不着去争，不属于自己的荣誉地位则是争不来的。”正是由于他对音乐教育充满了爱，对生活充满了正能量，他从音乐教育中获得了无比的快乐，体会到了音乐教育带给他的生命价值。
在《守望音乐教育》一书的附录中，郭声健教授对《艺术教育论》有过专门的解读。郭声健教授作为国内培养的第一个专攻艺术教育学方向的教育学博士，较早涉足了艺术教育规律的探索和研究。《艺术教育论》这本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出版的博士论文，提出了“中小学艺术教育为审美教育而存在”、“艺术教学三原则：参与、融合和愉悦”等观点。这些理论的提出，得到了论文答辩会专家的充分肯定：“从若干时间来的理论徘徊中，拔群而出，富有创见，堪称精彩之笔”；“论文逻辑严谨，观点具有新意，结论正确，将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研究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艺术教育论》出版后，被确定为“园丁工程”中小学艺术教师继续教育教材和部分省市音乐教师的必读教材。
艺术教育规律的掌握、教学原则的提出，是他多年扎根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长期从事音乐教育研究、虚心向一线音乐教师学习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经验是教育规律掌握的基础和前提，反过来，教育规律可以指导个体实践。郭声健教授着眼于音乐教育中个体实践的每个细节，从细微处入手，从音乐课堂的每一个教学环节入手，鼓励教教学“用心”、“入情”，鼓励“大胆”、“创新”，充分发挥老师、学生的能动性，发挥音乐课程中“享受音乐”的特殊作用，让学生在音乐课堂上充分地享受艺术、享受生活、享受人生。他的理念和指导，让许多一线老师受益，也得到了音乐教育理论界的好评。
“高高在上的理论说教，我做不来，老师们也害怕；空洞无物的夸夸其谈，我不愿做，老师们也反感。那么，唯有与老师们以心交心、以诚相待、平等交流，才是我的唯一选择。”《守望音乐教育》没有空洞的说教，没有深奥的理论，而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向人们呈现出当代音乐教育的整体状况。书中故事的主人公形色各异、丰富多彩：有从农村中小学音乐教师成长为艺术教育专业博导、专家的郭教授本人，有他攻读硕、博期间的导师，有网络上进行教学交流的一线教师，也有他指导的硕士生、博士生，甚至还有他那位武汉大学测绘专业毕业后继续到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就读的儿子。这些人都与“故事”中的音乐教育有关，他们都在“故事”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
关键词： 大学生 生命教育 对策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迅速增长，社会竞争日益激烈，大学生面临众多选择、压力与挑战，对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产生困惑。这使得人们对大学生生命教育问题非常关注。从生命教育现状来看，一方面大学生中伤人等生命问题时有发生，严重损伤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另一方面我国大学生生命教育刚刚起步，普及程度不够，生命教育实践处于探索阶段。
一、大学生生命教育的现状
大学生生命教育是依据人的生命特征，遵循生命教育的规律，通过选择优良的教育方式，唤醒生命意识，启迪精神世界，开发生命潜能，提高生命质量，使大学生充满生命活力，具有健全人格的教育活动[1]。
美国心理学家赫尔曼1959年出版了《死亡的意义》，引发了美国社会对生命教育的重视。日本在1989年《教学大纲》中明确提出热爱生命的教育理念。台湾东海大学从2004年开始，全校开设“生命教育”公共必修课程。2002年12月香港成立生命教育中心，在学校推广生命教育课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生命教育逐步引起我国教育领域的关注，最初主要是将其视为一种安全教育。九十年代末，大陆学者提出生命教育应该关注当代大学生生命的整体发展，服务于大学生生命成长的全过程，通过生命教育，提高大学生生命质量，使大学生成为充满积极生命力的优秀人才。
在《实施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历史与现实依据》一文中，王晓虹认为生命教育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大学生的健康成长需要生命教育。冯建军在《生命与教育》一书中，强调教育即生命的理念，指出学校应在学科教学中渗透生命教育[2]。戴曦提出尊重生命是生命教育的基础，大学生生命教育应培育学生关爱生命的能力，高校应开设生命教育课程。2010年4月，北京师范大学生命教育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将生命教育纳入全民素质教育内容。
二、大学生生命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大学生生命教育得到了不断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然而，我国大学生生命教育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形成完善的生命教育体系，高校在实施生命教育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高校对生命教育重视程度有待提高。
近几年，大学生自杀、轻生等生命问题越来越突出，在高校开展生命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在现行的高校教育中，并没有全面系统引导大学生构建科学的生命观和价值观，只将生命教育当成预防自杀的工具，流于形式，处于被动状态，没有落实成为具体的教育实践，仅仅成为解决大学生生命问题的权宜之计。目前，我国高校对大学生进行生命教育只是针对突发事件而采取应急措施。高校在恶性事件发生后，例如有学生打架、斗殴、伤人或出现自杀等事件时，才会对学生进行一定的生命教育。当这些事件平息后，生命教育就不知所踪了。目前，我国大学生的生命教育还没有引起学校的足够重视，学校的被动消极态度影响了生命教育的开展与普及。
（二）生命教育师资队伍力量薄弱。
目前高校参与学生生命教育的教师队伍力量十分薄弱，教师资源严重缺乏，人员配置不到位，严重制约大学生生命教育的顺利开展。学校在安排生命教育及咨询人员时，更多考虑自愿的因素，教师和工作人员由大量未接受过正规专业培训的兼职教师组成，能否胜任生命教育工作及工作质量无法保证，同时生命教育教师队伍缺乏必要的稳定性。
（三）生命教育的实施途径较少。
调查表明，目前大学生命教育的实施主要是附属于心理健康教育，依靠校内有限的教学完成，缺少生命教育的实践及专题性的生命教育活动，生命教育的实施途径亟待拓宽，从而促进大学生生命教育发展。目前高校生命教育的相应机制没有成形，缺乏统一的教学大纲、教材及课时安排，生命教育设施不完善，没有专门的生命教育实践教学基地，没有形成浓厚的教育氛围。生命教育是一项系统化的教育，目前零散的教育方式使生命教育无法向更深层次的领域伸展。
三、改进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对策
（一）高校要加强对生命教育的重视。
生命教育的实施是依靠学校教育开展的，高校应为生命教育的有效展开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高校需要全面掌握当代大学生的生命状况，把生命教育课程纳入当前大学的教育安排中，使生命教育成为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在高校积极开设生命教育课，编写与大学生心理相适应的生命教育教材，并制订出相应的教学计划及评估机制等。高校还应将生命教育的成效与大学生的思想操行评定挂钩，积极推进生命教育。
（二）加强生命教育师资的培训，提升教育者的生命素养。
在开展大学生生命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教师的生命教育技能水平直接影响着生命教育的实施成效。我国生命教育师资匮乏，因此，培养高素质的专职教师成为高校生命教育的主要任务。通过对教师培训，使教育者掌握教育学、心理学等多方面的知识，了解科学健康的价值观、人生观，胜任生命教育教学。首先，专业教师的培训，利用教育培训基地，培养掌握生命教育理论知识与技巧的生命教育人才，建立科学、规范的生命教育教师队伍。其次，对其他学科的教师，通过知识讲座及专家指导等方式，进行生命相关知识培训，同时加强教师自身生命意义教育，在学科教学中融入生命教育的重要理念。
（三）开辟生命教育多元途径。
生命教育必须依据大学生身心发展特点，采取多元化的方法开展。首先，把生命教育渗透到相关课程之中。生命教育从课堂展开，课堂渗透生命教育的理念和知识，让大学生在课堂上感受到生命的美好。其次，将生命教育融入实践活动中。生命教育不仅要传授生命的基本知识，而且要大学生切实体会到生命的价值。因此，让学生积极参与纪念日活动等社会实践，认识、理解生命的可贵。最后，开展专题教育。生命教育要充分利用各种专题教育形式，采取灵活多样的生命教育主题活动，从大学生的实际出发，开展各种以生命为主题的读书、演讲等团体活动，培养大学生对生命的热爱。
当代大学生是我国社会的未来建设者，大学生拥有积极健康向上的生命观，关系着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成效，也关系着大学生自身生命价值的实现。重视大学生生命教育，建构生命教育体系及实施途径，提升大学生生命价值感，促进大学生成人成才，对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论文关键词：课堂管理伦理；研究综述；未来展望
自从有了学校教育，每个人与课堂关系就很密切，而每个课堂是由若干教师和几十名具备不同家庭背景、不同心理特征、不同地域文化特色的学生组成的有机体。作为一个统一的集体来说，它肩负着实现课堂管理目标的重任，这就需要教师通过不同的课堂管理方式，引导、整合众多学生的行为，使其符合课堂目标的要求。教师的课堂管理行为仅仅是管理技术或是管理艺术，本身就是一种教育行为，包含着伦理价值；课堂不仅具有工具性的价值，更具有道德伦理教育的价值，其间时刻发生着具有伦理道德的对话和冲突情境。正是在充满伦理性意义的教育教学中，教师“育人”价值更加得以凸显，教师的道德导向作用更加得以发挥。因此教师的课堂管理就必须具有伦理意义。
一、课堂伦理管理的背景
对于教师课堂伦理管理的历史考究，可以追溯到我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他的伦理管理思想主要有：
1.课堂学生的组成上
针对当时“学在官府”的癖习，他奉行“有教无类”的原则，并大胆实践之。孔子的课堂上学生组成是五花八门，不分贵贱和国籍、年龄的限制。他的学生中有贵族子弟，也有平民。而且对于以前名声不好的人，他也可以吸收。
2.教师的德育观
孔子一生传道、授业、解惑，被国人尊称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作为我国最早专心致力于教师职业的代表人物，师德精神依旧具有现实性的意义。他的师德的第一个要求是乐道敬业、热爱学生。他形象地把乐道敬业说称之为要“磨而不磷，涅而不缁”，“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对待学生真诚无私，孔子把“仁者爱人”的精神倾注在学生身上，他说：“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悔乎。”在传授知识上“吾无所隐尔，吾不行不与二三子者”。师德的第二个要求是终身学习、诲人不倦。孔子认为，作为一个教师，必须具备“学而不厌”的精神，在他五十岁的时候仍然在学习《易》；同时认为教师“诲人不倦”是仁的表现。师德的第三个要求是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孔子强调教师以身作则，身正才能正人，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够正其身，如正人何？”孔子一生不仅以其深刻的思想和渊博的知识获得学生的敬佩，而且以其以身作则的人格赢得了学生的信任和尊重。此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开始反思教育被日益赋予的工具理性和教育主体论、学生能动论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教师管理理念，课堂管理开始进入伦理管理时代。
二、课堂伦理管理的意义
对于课堂管理伦理研究的重要性，学者们阐述了各自的看法，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课堂管理的复杂性
课堂是教师和学生面对面互动的过程，在课堂中可能发生诸多教师想象不到的突发事件，需要教师着手进行解决，远非人们想的那样简单，而是充满挑战，这就是课堂管理的复杂性。课堂是培养、教育学生的主要场所，在整个课堂空间都具有教育的意义和价值。教师课堂管理的根本目的是确保学生身心健全发展，学生正确价值观的树立。而教育的根本属性决定了课堂管理不可能只是刚性的、效率最大化的，课堂管理应该是道德的、伦理的、充满人文精神的，“教育本身的特殊性决定了教育管理不可能蜕变为纯粹的专业技术化和职能化的管理”。引介到课堂管理过程中，课堂管理不可能仅仅运用各种管理技术或艺术的活动，课堂管理必须具有教育意义，富含伦理价值。
2.伦理对课堂管理活动具有促进作用
课堂管理不仅仅是遵守成人而形成的游戏规则，道德伦理在某种程度上对处理某些课堂管理事件更有效，更合乎动态变化课堂的需求。伦理管理可以进行全域性覆盖，它的力量可以伸张到课堂管理的心理、行为的各个方面，促使单纯的技术管理充满伦理性、教育性。道德管理将谋求教师和学生的心理契合点，维护管理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从而教师乐教，学生乐学，提升管理的价值性和可行性；伦理道德可以帮助解决课堂管理实践中的道德两难和道德困境。总之，课堂管理伦理将顺应现代公共管理理念的变化，变管制规训为主转向服务课堂主体为主，凸显教育的价值性和生动性，师生在新的管理理念下获得教育的重生。
3.我国课堂管理伦理缺位现状
审思我国课堂管理现状，教师和学生均没有体会到本应属于充满生命意义的课堂的幸福感，人性内心深处的伦理性诉求处于一种极度缺乏的状态。教师在课堂空间内人性关怀的缺位，有时导致学生选择极度对抗的方式，结果师生均处于痛苦和困惑的状态。在现实的课堂生态中，快慢分班导致的信心压抑，教育贿赂导致的人性扭曲，分数至上导致的竞争压力等促使课堂生态日益恶劣。总体上，我国课堂管理伦理出现的缺位，体现在对公正的侵害、对尊严的践踏、对生命意义的漠视上等。
4.课堂伦理管理重新配置教育资源
长期以来，教育领域盛行的工具理性、主体异化现象被人们逐渐反思。课堂应该是充满生命意义、追求内心幸福的场所，伦理管理将指明课堂发展的方向，促使教师课堂管理同时追求效率和人性关怀；伦理管理将提升师生的幸福指数，因为马斯洛的人性需求学说指出，物质层面的追求是最基本的诉求，而内心幸福感是人性发挥潜能获得自我认同的完美体验，这种自我认同的价值感从深层次上体现出人生目的和价值的追问。教师在课堂管理中对伦理的追寻将使教师和学生获得终极的幸福关怀，具有“内圣而外王”的社会与主体双重价值。
三、课堂伦理管理的内容
对于课堂管理伦理的内容，有的学者从宏观维度研究了伦理管理内容，还有学者从微观的维度研究了具体的伦理内容，但是不论是从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我国对课堂管理论研究还远不成熟，目前依旧处于片段化、零碎化的阶段。下面将简要总结目前国内研究现状： 转贴于
1.课堂制度管理伦理
华东师范大学郅庭瑾老师借用法律和道德的相互关系认为，制度伦理应包括：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制度伦理化指向制度的设置合乎道德性、伦理性；伦理制度化是将人们普遍认可的伦理价值经过一定的程序加以制度化，形成制度规范。如同《道德的课堂：基于管理的视角》一文中，郅老师指出课堂管理的规章制度的应合乎道德性，包含两个方面：课堂管理的规章制度本身应合乎德性，规章制度的合理性“不仅表现它运作的有效性上，而且表现在它的性质的先进性上”。规章制度本身所体现的伦理精神和伦理价值是衡量规章制度性质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规章制度要真正保持先进性，必须要做到其中所蕴涵的道德的先进性。如尼布尔在《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一文中指出，社会道德失范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制度本身的正当性有问题，导致人们的认知模式出现偏差，因为“制度为个人行为提供了一种激励系统，同时它还为个人提供了与环境有关的信息和认知模式，个人按照制度指引的方向和确定的范围出选择”。所以，对现有的课堂制度进行案列剖析可以发现管理制度本身的是否合乎正当性，将对未来课堂管理的效度和价值引导具有深刻的意义。
2.课堂管理理念的伦理
在我国，关于教育管理理念和学校管理理念伦理的研究文献发表得比较多，这些大都集中在宏观层面，而课堂伦理主要是发生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并且常常发生在交往密切的课堂，所以，需要研究教师在课堂管理中伦理理念和行为，伦理精神和道德的渗透也主要是发生在课堂这一微观层面。
在郅庭瑾老师所写的《教育管理伦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一书中，她认为教育管理理论首要构成要素是管理思想和理念，而正确的教育管理思想和理念的确立是在一定的社会道德理念的大环境中完成的，其本身不可能独立存在，往往受到其所处更大道德生态的影响。深度反思目前社会道德生态，打破教育道德生态孤岛的惯性思维，运用系统和联系的观点来看待问题，对于构建健康公正的课堂管理伦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一点上，也有学者从教师自身应该具有的内在教育伦理角度指出：教师应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教师课堂管理伦理诉求的基点；和而不同的学生管理，教师课堂管理伦理诉求的关键；情理相融的课程管理，教师课堂管理伦理诉求的核心；宽严有度的精神环境管理，教师课堂管理伦理诉求的保障。
以上提供了一条提高课堂管理伦理的思路，对于形成课堂伦理管理有重要的意义。课堂管理伦理标准的提高，不仅仅要求道德个体，更需要道德社会的系统重建，为道德个体的价值认知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当然课堂管理者道德水平需要通过系统的道德建设和培养，形成育人者高尚的道德情操，并鼓励育人者充分发挥道德主体性，自觉地辨别真善美丑，通过教育系统的道德坚持去达到社会道德结构化的改善，教育主体性的最终目的才能实现。
3.课堂管理方式的伦理
如果说前面论述是内隐性的，内隐在教师内心里秉持的一种理念的话，课堂管理方式的论往往就表现为外在的、教师直接作用于学生的一种伦理。
在课堂管理方式的伦理方面，一些学者提出一些原则，如“热情、公平、因材施教”“制度化与人性化相结合”“刚性与柔性相结合”“宽严有度”“引导启发”。也有学者就伦理道德和课堂管理方式的关系做了探讨，并且解释了当前教师课堂管理忽视伦理道德的表现，对课堂管理伦理的建设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加强教育管理伦理学科建设、构建教育管理伦理法律框架、健全教育管理者的责任机制、制定教育管理者的行为伦理准则、提高社会公众的参与和监督。此外，还有些学者指出，构建道德的课堂，除了课堂管理理念合乎道德、规章制度合乎道德等因素，还要求教师将道德意识融入常规课堂管理过程，经常用道德的视角审视自己的行为是否侵犯了学生的自主权，是否合乎道德。从中可以判断：教师在课堂管理中，需要尊重学生自主性，让课堂变成学生充分发挥自我价值、积极性的场所；让日益僵化的课堂变成学生重要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中有意义的动态课堂。
4.课堂课程内容的伦理
在《道德的课堂：问题与思考》一文中，郅庭瑾老师提出一个案例：关于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要求学生在知识传授、技能培养的过程中受到道德方面的影响和教育，结果在沪港两地学生反应是大相径庭。郅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被泛化的文以载道，能带来的只能是道德的沦丧和虚无。“在很多时候，文以载道一旦失去了学生的配合与支持，所谓的道不过是教师的自以为是和一厢情愿。”在这样的课程内容渗透道德价值理念仅仅是教师的一厢情愿。在以后的课程内容中，改变一厢情愿的想法，和学生互动、争取学生的支持和配合，将间接生活经验和学生的直接生活经验相结合。
还有学者认为，课堂管理的核心环节是课程实施，教师应以“庖丁解牛”的方式，深度挖掘课程的伦理价值。教师在课程实施的过程中，以教材为基准点，按照学科演进逻辑和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通过阅读、情境描述、学生角色扮演等方式，将静态的文字和动态的生活体验结合起来，使之变成沟通校内外的伦理渗透的桥梁。华东师范大学的胡东芳老师还提出运用“金庸效应”，其核心思想就是借鉴金庸小说中的很多能深深拴住人的眼球的写法。另外在传授课程内容上，教师可以采取“三化”的方式来启发引导学生，即：学科性知识生活化、高深知识浅显化、枯燥知识幽默风趣化等策略。
总结前面学者的建议可以看到，在教师课堂课程伦理管理中应拉近学生的生活与课程内容的距离，将学生的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相结合，使学生在自我体验中，感受课程的伦理价值。让学生陶醉与教学中并积极参与课堂教学，这或许就是胡东芳老师倡导的“金庸效应”的魅力所在，也是道德课堂的真谛所在。
四、教师课堂管理伦理研究的未来展望
一、大学班级文化建设的内涵及功能
学界对“班级文化”理论的阐释不断深化，诸如，亚文化视角认为，“班级文化是一个班级的大多数成员在学校环境中基于相互交往而产生的生活式样。”[2]文化综合体视角认为，“高校班级文化是经过反复实践而创造的对班级成员的行为模式起导向和约束作用的文化综合体。”[3]虽然学界研究的视角不同，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发现其最基本的内涵，主要包含从社会文化、大学文化、青年文化三个维度对大学班级文化进行剖析。首先，从社会文化维度，大学班级文化在继承、发扬传统文化，传播、借鉴先进外来文化，培育并创新新型文化的同时，将自身与社会文化有机结合，是社会文化发展最为牢固的根基；其次，从大学文化维度，大学文化通过促进、提升班级文化，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尺度等产生积极影响，辐射到大学的各个领域，推动班级文化与大学文化的共同发展；最后，从青年文化维度，“青年文化是得到青年基本认同的独特的价值体系、行为规范以及生活方式的总和”[4]。大学班级文化的主体是青年人，它是凝聚青年人的精神纽带，体现着青年人的思维以及对大学班级文化的认同感。虽然不同时期大学班级文化会产生变化，但大学班级文化中始终彰显着青年人特有的气质和精神的价值观。
明确“大学班级文化”的基本内涵是探讨大学班级文化建设功能的重要前提。在此基础上，对大学班级文化建设的问题进行分析则是有效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要求。大学班级文化建设就是指在社会文化、大学文化、青年文化的浸染和影响下，发挥其释放、渗透、促进、提升等特有功能，并通过扩宽渠道、凝聚共识、联结生活、选择高雅文化，从而实现班级文化主体的认同和内化。
（一）释放自由功能
“班级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每个学生获得自我教育的自觉意识与能力”[5]。释放自由功能是指在班级文化建设中，将班级学生追求内心自由、生命自由，成为实现理想、促进班级学生全面发展的真实要义，并让班级文化成为学生陶冶、锻炼、反省、培养的精神摇篮。大学班级文化为学生绽放自由、释放生命的原始能量提供一个自由的生态环境。“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6]大学班级文化建设释放自由的功能主要是通过营造宽松环境、搭建实践平台等方面不断发挥作用。释放班级学生自由主要体现为两个优势：其一，激发班级文化主体的创新能力。自由使创造绵延，班级学生按照新的方式对原有的信息进行重新组合和联想，从而形成独有的个性特征，进而成为具有创新个性的班级主体。其二，唤醒班级文化主体的自我意识。倡导彰显学生个性、重视学生个人意愿表达的班级目标与正确价值观，使其成为班级学生认同的深层次的行为准则，唤醒班级学生的主体意识。
（二）渗透主流价值功能
“高校班级文化建设就是要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使这些主导文化进入班级，并被班级文化主体认同和内化。”[7]班级文化建设具有把社会主导文化渗透到学生中并被学生吸收、内化的功能。所谓渗透主流价值功能，是指通过班级文化环境、活动等间接的文化形式将正确的价值观进行渗透性引导，潜移默化地帮助学生在吸收、整合、内化的过程中提升其思想品质和素养的功能。一是通过主题渗透。通过理论知识研讨、名师座谈等渠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渗透到教育内容的问题与观点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二是通过实践渗透。利用班级文化活动、社会实践等平台，帮助学生灵活运用理论知识引导行动，在行动中渗透知识；三是通过环境渗透。通过硬件环境、制度环境、人文环境以及网络环境的渗透，使其发挥潜在的导向作用。
（三）促进对话交往功能
“大学班级文化的移情、承载和凝聚的功能，会通过各种形式和传播载体，对大学生的精神面貌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3]促进对话交往功能是指利用班级活动、班级网站等载体，以提升班级学生的对话意识与创造对话情境为前提，借助适宜的主题与时机，促进辅导员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精神交流与自由对话，并实现班级文化与校园文化、社会文化的相互联系。首先，提升班级学生对话交往意识，创造良好的对话交往情境。辅导员以“激发者”的身份，鼓励学生彰显个性，尊重学生的心灵世界，从帮助与关怀的视角唤起学生对话兴趣。其次，找准对话交往的主题与时机。选择贴近学生生活、具有正确引导性的主题开展班级文化活动，正是激发学生思维与言语能力的重要环节。最后，促进精神交流与自由对话。“对话的深层蕴意就是精神交往，其目的是促进人内心世界的丰盈，实现人心灵的陶冶和充实”[8]。大学班级文化建设就是以人性为出发点，重视学生独立思考与表达思想的能力，通过知识传授、生命领悟、行为规范等方面，激发班级学生心灵碰撞，产生共鸣。
（四）提升精神品质功能
提升精神品质功能是着眼于教育者有意识指导和受教育者潜意识接受，主要以生动有趣、贴近学生生活的教育方式引领学生的价值选择、精神品质和理想追求，促使班级学生追求高层次、高品位的精神生活。“正确的舆论是一种巨大的教育力量，对班级每个成员都有约束、感染、熏陶和激励的作用。”[9]为此，运用好班级文化形态中的提升精神品质功能是开展大学班级文化建设的重要路径。一是培养班级学生的理性自觉，这种独特的理性自觉不仅将学生的生活意义、价值实现与美好生活的普世价值相联系，与校园、社会发展相联系，而且将自己的幸福生活与班级成员的幸福生活相联系；二是培养班级学生追求卓越、优秀的精神动力，帮助班级学生在反思中成长，在成长中建立良好的精神世界；三是培养班级学生审思明辨的能力，引导学生明智地处理社会、班级以及个人事务。
二、大学班级文化建设面临的问题
大学班级文化建设，虽有其独特的优势，但在开展的过程中，依然面临着一定的困境和问题。
（一）在顺应中逃离自由
在当前的大学班级文化建设中，大学管理者遵循着马克思所说的“形成真正集体的前提条件是个人自由，集体不应该成为个人自由的束缚和绊脚石，而应该成为个人自由的重要条件。”然而，在开展大学班级文化建设中，“在顺应中逃离自由”的问题十分突出，究其深层原因就是对“自由”本质内涵的错误解读，以及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行动上发生了偏差。其具体表现为：一是一味地追求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在充满种种利益诱惑的市场社会，存在着在顺应中媚俗的大学班级文化，正如钱理群先生哀叹的“我们在培养极端的利己主义者。”二是将自由等同于绝对自由，也就是无任何限制的自由。在大学班级文化建设中，部分班级学生认为“随心所欲”最重要。然而，“自由和约束是不可分开的统一体，没有绝对的自由，也没有绝对的约束，二者互补互渗。”[10]因此，长期地不能正确地认识自由、理解自由，将导致班级学生认识问题发生偏差、对待事情极端化。
（二）在功利中逃离价值
在开展大学班级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大学班级文化异化为犬儒文化，一种顺应主义的文化。受网络媒体错误引导的影响，班级学生在功利中逃离价值的问题表现得最为突出。“辨不清个人理想与他人理想之间的关系，导致个人主义滋长；重视追求物质生活之梦，轻视对精神生活之梦的追求”[11]。究其深层原因，就是对主流价值的错误认知。其具体表现为：一是功利主义成为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使学生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很少关注集体利益。学生在参与活动之前首先考虑的是能否对自己的专业能力、人文素养有帮助，自己的投入与回报是否成正比。“较强的目的性导致部分同学对自己目标以外的其它事情不闻不问，认为参加活动会浪费自己的时间，因而拒绝参与班级活动”[12]。二是功利主义使班级文化建设活动形式化。学生认为班级开展班级文化活动完全是在做表面功夫，追求形式。三是功利主义使价值取向个人化。学生一味地追求显性的、即时的效益，并不考虑对自己长远的影响。因此，学生在功利中逃离价值问题将直接影响大学班级文化建设的有效开展。
（三）在形式中逃离对话交往
班级文化活动是开展大学班级文化建设最直接、最有效的表现形式。但目前大学班级文化建设中存在着班级文化活动形式化的问题。其主要表现在：一是缺乏深入、持续性。班级活动只是停留在“活动”表面，沉醉于只有概念没有多少实际内涵的“空中楼阁”式的班级文化，把大学生的真实生命丢得干干净净，脱离了学生真实的“生活世界”[13]；二是缺乏创新性。班级文化活动主要以传统的娱乐形式开展，未能实现开展活动的真正意义，“并未为人们提供一种充分体现尊严和生命价值的理念信仰，使之成为生命意义新的荫庇所。”[14]而且，开展的活动过于重视数量而缺少对质量的关注，导致学生在思想上、行动上的倦怠，以及对班级的集体荣誉感削弱。“对待班级文化建设，不能只停留在一般性的号召上，也不应‘大呼隆’运动式地开展，必须重在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给学生一个思维创新的空间，一个实践的舞台”[15]。因此，班级文化活动是否具有持续性、创新性、主导性将会影响开展的大学班级文化建设的功能发挥。
（四）在追求外在时尚中丧失精神品味
“人的精神品味是对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开掘，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支柱。”[1]从当前大学班级文化建设来看，班级学生存在着在追求时尚中丧失精神品味的问题。一是班级学生主体选择具有盲目性，素质具有差异性，认识具有封闭性；二是功利化问题日趋严重，对思想政治教育定位存在偏差。其具体表现为：首先，盲目追求时尚。班级学生呼吁举行以时髦的节目、话语为主题的班级活动，但在活动中却“忽视精神、情感、态度、价值观念在班级塑造中独特的地位，并没有将行为、物质、制度、精神等层面的班级文化深层融合”[16]。其次，缺乏精神自律。在行动中，大学生往往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他们的精神生活并没有因为物质生活的满足而自动地获得相应的补充。因此，在追求时髦中丧失精神品味将直接影响班级文化建设价值的体现。
三、大学班级文化建设的现实路径
开展大学班级文化建设首先是要在保证学生与教师有一个正确定位的前提下，积极扩宽教育渠道，搭建实践平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才，这样才能切实增强大学班级文化建设的实效性。
（一）扩宽渠道，让大学生思想自由释放
大学生思想自由释放将直接影响着大学班级文化建设的整体定位与实施效果。因此，在原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基础上扩宽班级文化建设的渠道，释放大学生思想自由是开展大学班级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首先，扩宽教育渠道。通过利用主题研讨的形式，以“国家梦·社会梦·我的梦”为主要内容，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热点进行每周固定的研究讨论，以增强学生的理想信念、道德修养教育；其次，扩宽宣传渠道。通过利用班级宣传栏、海报、编排话剧等喜闻乐见的方式将正确的思想传递给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最后，扩宽网络渠道。“调查显示，新媒体成为大学生获取信息、了解社会的重要渠道和方式。”[17]由此可见，网络渠道成为大学生最典型、最重要的教育途径，并起到促进教育渠道、宣传渠道的作用。网络渠道主要通过利用班级网站设立“班级文化建设，从我做起”为主题的讨论专栏，为班级学生创造沟通、交流、相互学习的机会，并建立专栏维护、监督小组，以保证讨论专栏的持续性、话题的准确性以及班级成员的参与性。
（二）凝聚共识，在尊重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基础上，回归社会主流价值
“文化多元化使整个社会不再有至高无上的文化权威，人们的道德行为也失去了解释标准，造成了价值选择的迷茫、价值尺度的失衡，大学生也只能跟着感觉走”[18]。因此 ，如何在文化多元化的基础上，回归社会主流价值至关重要。“寻找主流价值取向归位的途径和方法，要在充分认识大学生价值取向多样性、差异性和超前性的基础上，侧重大学生价值取向本身合理性的增强及其与社会主导价值取向的整合。”[1]从班级这一独特的基本组织出发，凝聚班级学生思想共识，回归社会的主流价值是社会、国家发展的重要路径。凝聚班级学生思想共识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要将幸福观教育与日常情感熏陶相结合。在日常管理中将正确幸福观传递给班级学生，解决班级学生实际问题。其二是要将人文精神、科学精神教育与推进生涯规划与发展的针对性活动相结合。班级组织“职业生涯规划分析会、就业技能培训会”等，针对不同阶段，对学生进行正确的引导。三是要将培养批判能力与案例分析活动相结合。“在班级文化建设中，同样须经历日常生活世界的批判与重建”[19]。班级文化建设亦是如此，班级学生更应具有批判能力，班级举办案例分析活动，对社会的话题、行为进行分析，培养学生的选择、判断能力，并不断增强学生做人做事的自治能力与自律精神。
（三）联结生活，让大学生有交往对话空间
大学生有交流对话空间是推动大学班级文化建设的核心要素，要从联结学生实际生活出发，拓展主题教育空间，提升大学生交往对话能力。班级是“组织动员大学生围绕教育主题开展教育活动，形成的以依托空间为基础的特定社会场域”[20]。由于创设地点、发展形态不同，班级将拓展班内与班外主题教育空间。首先，班内主题教育空间。班级组建班级文化建设研讨组，对班级文化建设的发展、特点、趋势进行探讨与分析，增强班级存在感。其次，班外主题教育空间，以“班级梦，志愿行”为主题，开展“三化”志愿服务活动。基地化。班级在偏远山区学校成立志愿服务基地，帮助贫困学生实现学习梦；团队化。走进社区建立班级志愿服务站，让学生在行动中回馈社会；常态化。以内在建设和外在宣传两种途径打造班级志愿服务文化。通过建立志愿服务制度，结合班歌、班训等文化要素，吸引更多的班级学生参与到志愿服务中；同时以内部建设为核心，班级将志愿服务时刻体现在日常学习与生活中，组建班级一帮一互助小组，实现班级学生共同成长。
（四）选择高雅文化，提升大学生精神品味
精神品味凝聚了文化创造的智慧和理想，内涵着人本质的全部意义，将对人的情感、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大学班级文化建设应将提升大学生精神品味作为核心，全面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首先，要引导班级学生选择具有道德感、使命感、责任感的高雅内容，“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正确价值观教育，确立的坚定信仰”[21]，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融入班级文化建设，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其次，班级文化建设要注重对大学生精神品质的培养。大学生是班级文化建设的主体，因此开展班级文化建设，先要了解和培养大学生的精神需要，了解他们的兴趣与追求，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使其个性联结关系，联结世界，以提升大学生个人的精神品质。最后，要引导班级学生选择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相结合的高雅内容，使学生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发挥个人创造性的同时，不盲目地追求“自我利益”，应拒绝现世社会的各种诱惑，不能失去自己的灵魂而沦为现实的附庸，从而在帮助学生处理好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关系的基础上，提升大学生的精神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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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音乐艺术；音乐教育；审美；表演；欣赏；音乐课程；教学内容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2001年我国颁布实施了《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和《普通高中音乐课程标准》（实验），国民基础音乐教育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提出了“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基本理念，并由此引发了关于音乐教育本质问题的讨论。杜亚雄先生对此改革理念提出了质疑，他在《国民音乐教育应与审美为核心吗？》一文中指出“音乐教育以审美为核心”的理念不仅不符合音乐艺术的根本性质，不符合音乐教育多元化的要求，也不符合学生要求被审美的心理，且还有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倾向，应当加以改正。并提出，根据音乐艺术的本质，在创作、表演和审美三个环节中，表演是核心，我国的国民音乐教育应重新回到“以表演为核心”的道路上来［1］（P.84）。杜先生的这篇文章，应该说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和富有启示的观点，尤其是文章对表演在基础音乐教育教学内容中重要地位的强调是我们十分认同的，但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对音乐教育是否应以审美为核心这个问题的思考。
一、何为“审美”与“审美教育”
关于音乐教育中“审美”问题的探讨，大多都是基于雷默的音乐教育审美哲学，他的《音乐教育的哲学》可以被看作是审美音乐教育哲学体系化的集大成之作，陆续出版的三个版本都始终坚持“审美”哲学不动摇，在世界音乐教育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雷默说：“如果可以用一个唯一的、压倒一切的目的为当代音乐教育的特征，那就只能说这个领域正力图成为‘审美教育’”、“如果音乐教育要成为音乐教育，并同时成为审美教育，他的起点必须是清楚地理解音乐的审美本质和审美价值。”［2］（P.44）他的“审美”思想与我国很多音乐教育界美学界的专家们的观点一致，我们也认为：“尽管艺术除了审美价值以外，还可以有道德价值、政治价值、认识价值等等，但是，审美价值却始终是艺术的最更本、最重要的因素，是艺术称其为艺术的决定因素。”［2］（P.7）可见，音乐的本质价值是审美这一点是为大家所认同的，是被广泛接受与推崇的。
“审美”一词来自美学，第一次正式用“Aesthetics”(今译美学、审美)这个名称来称呼一门新的学科和这方面的研究，由此使美学成为一门具有独立意义学科的人，是德国启蒙运动美学奠基人亚历山大・戈特布・鲍姆加通。鲍姆加通在1735年发表的学位论文《关于诗的哲学沉思》中，首次提出建立美学的建议，其目的是为了将审美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的高度来认识。直到1750年，他用拉丁文出版了专著《美学》，才正式用“Aesthetics”这个名词来称呼自己这本研究感性认识的专著。这个名词源出于希腊文，意即感觉、知觉，其中包含的意思是，“属于或关于能感觉到的事物：物质的，而不是思维的、非物质的事物”。鲍姆加通就是根据其语源学的意义，将此定义为“感性认识学”，用来区别逻辑学与伦理学。在他看来，美学的对象就是感性认识的完善，这就是美。美学即感性认识的科学。由于鲍姆加通在《美学》中用相当的篇幅讨论了审美的问题，“Aesthetics”才逐步在使用中被确认为美学这一学科的名称。［3］现代汉语词典里对“审美”一词的解释是：“领会事物或艺术品的美”［4］（P.1214），对“欣赏”解释为：“享受美好的事物，领略其中的情趣。”［4］（P.1515）根据上述界定，我们认为：“审美即主体通过感官对美的对象的体验和感受，以从中获取精神享受与启迪。……虽然艺术不等同于审美，但艺术必定是审美的，没有审美就不称其为艺术，审美是艺术得以产生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审美先于艺术，艺术是人类审美需求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2］（P.8-9）
第一次明确把“审美教育”作为一个独立范畴提出来的是德国著名诗人、美学家席勒。他把审美教育概括为“有促进道德的教育，还有促进鉴赏力的教育”，目的是“培养我们感性和精神力量的整体达到尽可能的和谐”，音乐教学就是通过音乐艺术的各种特定的表现手段(节奏、旋律、力度、速度、音色、和声、曲式等)将美的特质诉诸于学生的感情、心灵、思想，从而达到审美教育的目的。［5］席勒在这个意义上提倡审美教育，意在使人在偏重理性的工业文明时代也得到感性、情感的解放与教养，从而获得人性的完整。目前在我国，审美教育被当做成一种“美的教育”，也就是我们所惯用的通常意义上的“美育”。
雷默认为，音乐是一种基本的认知形式，是大脑的复杂功能，具有非概念、非语义性质，是情感的主观表现，在音乐中我们获得的是一种情感体验而并非有关情感的信息。他主张关注音乐内在价值，重视音乐体验，将音乐教育视为情感教育，认为音乐教育的本质和价值以音乐的本质和价值为前提，即审美教育。曹理先生曾经这样定义美育：“概括地说，美育就是审美教育，也就是美感教育”［6］。而“‘音乐美育’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通过音乐艺术内容，按照音乐美的规律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音乐审美教育，以促进人的素质全面、自由、和谐发展的教育活动。”［7］“可以名正言顺地说，音乐审美教育通过音乐审美使生命创造活动能形象体现，在融进生命本质的音乐中，触动人的生命意识，展示人的生命本质和心态。”［8］这之后对审美一词的讨论仍然多集中在美学范畴，对审美教育的认识也借助音乐美学中审美概念的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美的审视和判断。
总的来说，普通音乐课程的目标是尽可能最充分地培养每一个学生对音乐艺术的审美感受力，“以审美为核心”的理念是从音乐教育的价值取向与课程本质上提出来的，它是贯穿整个音乐教育得以进行的精神支柱与力量源泉，普通音乐课若没有一个全面的、以哲学为基础的终点或目的，就无法具有方向性。如果放弃审美的核心理念，就会如雷默所说的：“当要成为有效力的音乐教育工作者所花费的大量精力没有从一个集中的内心力量源泉获得支持时，它就开始衰竭了，自己喂养自己，在无穷无尽但是没有协调的活动中消耗殆尽。”［9］（P.19）
二、值得商榷的几个问题
1.审美与表演对立吗？
杜先生在文中提出：“根据音乐艺术的本质，在创作、表演和审美三个环节中，表演是核心，我国的国民音乐教育应重新回到‘以表演为核心’的道路上来。”［1］（P.84）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是把“审美”与“表演”放在同一层面上来作比较，我们认为这样有些欠妥。“音乐教育以审美为核心”作为一种价值取向，表明音乐教育的价值追求是美育，它与德育、智育处在同一个层面，它包含着创作、表演、欣赏，因此把审美等同于欣赏、审美对立于表演显然是不合情理的。中小学审美教育的目的，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即提高审美能力、完善审美心理结构、促进全面发展。而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则主要有三方面内容，一是提高审美感受力或鉴赏力，包括对审美对象的外在形式因素的感知，对审美对象所蕴藏的内在情感因素的领悟；二是提高审美表现力和创造力，包括借助审美媒介表现自身和创造物化审美对象；三是培养正确的审美观念，包括审美趣味、审美理想、审美标准等。［2］（P.48）由此可见，创作音乐、表演（表现）音乐、聆听音乐都属于审美，三者是实现音乐审美的途径与手段，通过创作、表现、欣赏等一切音乐活动所获得的体验都是审美体验。反过来，对于表演来说，综合审美能力的培养则有利于学生音乐表演能力和音乐表现力的提高。
首先，音乐审美是音乐表演的方向与目的。
音乐教育在育人价值上是多方面的：它能陶冶学生的道德情操，培养学生的思想觉悟、开发学生的智力潜能，促进学生的身体发展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辅德、益智、健体，但它们无一不是通过“审美”这一环节来实现的，音乐教育从根本上说主要是通过“审美”来育人的。所以从本质上讲音乐教育是一种审美教育，“审美”既是音乐的本质特征，也是音乐教育的目标追求，那么把审美作为音乐教育的核心也并不为过。根据雷默所阐述的审美哲学，普通音乐课程的总目标或目的是，尽可能最充分地培养每一个学生体验和创造音响的内在表现性的能力，这也可以表述为，尽可能最充分地培养每一个学生对音乐艺术的审美感受力，这个目标同样也是表演教学的目标。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音乐教育的过程包括“输入”与“输出”两个方面，“输入”是通过音乐审美获得感觉与体验，“输出”则是审美创作与表演。音乐的“输入”培养学生感受美、体验美的能力，再由“输出”将自身对美的感悟进行外在的表达或者表现，正是通过这两方面的合力充分发展学生的审美能力，进而实现普通音乐课程的目的。
其次，音乐表演是音乐审美教育的重要途径与手段。
雷默指出：“在普通音乐课中，表演是与音乐相互作用的必要但又是客串性模式。它是强化音乐理解力和音乐体验的有力途径之一。”［9］（P.238）表演直接维系于音乐从而获取审美体验，简单来说，这种审美体验就是在表演阶段卷入了音乐创作行为的价值。音乐的创作要求将技巧、感受力、想象力和真确性带入有待于表现的作品内部，这一过程的实现需要参与者不仅将自身的情感融入作品中，还需要让作品的表现具有打动观众情感的品质，这也就需要表演者调动自身内在的素养与体验，作用于音乐作品。音乐表演者是要对他们行将完成的作品做出表现性或审美性决定的艺术家，而在现在的音乐教学中，无论是在做出音乐性的决定方面还是在被引导理解为什么会做出那些决定方面，表演者都需要有切身的、艺术性的投入，而这种投入的同时也就是一种审美体验的获得。
一切音乐，无论创作于何时，其表现力至少有一部分取决于音调给人的感受，而音乐教育的主要责任之一，就是帮助人们对这个方面的音乐影响力更加敏感，帮助人们洞察有表现力的音响条件，并鼓励对所洞察的结果做出感应。无论用什么类型的音乐，无论是什么年龄的学生，也无论是什么活动，唱歌、演奏、作曲、听赏等等，音乐学习必须包括对感性水平的审美反应力的某种关注。这也可以看出，审美既不只是欣赏，也不与表演对立，审美是属于欣赏、表演、创作的上位概念，它渗透于所有的音乐活动中。音乐教育者必须意识到，音乐的主观体验具有多样性，感性反应也具有丰富性和复杂性，所以应该要让学生有充分的机会通过表演、作曲、欣赏和讨论这类音乐的表现类型来分享这样的审美意义。
2.欣赏等于聆听吗？
音乐作为人类用声音为媒介表达思想情感的一种艺术形式，包括创作、表演、欣赏（简称为“创、演、听”）三个环节。杜先生认为：“其中第一个环节‘创’的专业性很强，是专业音乐教育的任务，国民音乐教育一般不包括此环节。某些教学法虽然提倡有能力的中、小学生参与音乐创作，因而包括了‘创’的某些因素，但不以‘创’为核心。最后一个环节‘听’是人的本能，凡耳朵正常的人都可以‘听’”［1］（P.84），并提出：“‘创’和‘演’都不是人的本能，任何人都需要得到后天的训练才能学会‘创’和‘演’的能力。在这三个环节中，只有‘听’是人的本能，有耳朵就能听。‘本能’之所以叫做‘本能’，就因为它是人生下来就具有的能力，根本不需要通过教育进行培养。”［1］（P.84）在这里，著者把创作、表演、欣赏三个环节中的最后一个环节“欣赏”直接等同于了“听”，这显然是犯了一个文字学层面的小错，因为，“欣赏”与“听”两者并不等同。
首先，此“听”非彼“听”。
音乐欣赏，是欣赏者通过听觉去感受音乐，从中获得音乐美的享受，得到精神的愉悦和认知的满足。人们一般习惯于把“欣赏”俗称为“听”，日常生活中我们都是说“去听音乐会”、“请听我唱支歌”，很少有人说“去欣赏音乐会”、“请欣赏我唱支歌”，这样的表达会让人感觉文绉绉，不符合我们正常的语言表达习惯，这里的“听”是通俗的口头表达用词，其潜意思就是“欣赏”。而著者却把“欣赏”浅化为“听”，这有些把问题简单化了。著者所理解的“欣赏”就是“听”，是一种本能，在拥有健全的耳部器官基础上，物体振动发声，通过介质传播声波刺激耳膜，从而产生“听觉”的生理过程，这是与生俱来的，是不需要教育的。然而，真正意义上的“欣赏”是主体对客体进行感受、体验、评判和再创造的一种心理过程，是享受美好的事物并领略其中的趣味，一般从对客体的具体形象进行直觉开始，经过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其自身的想象与思考，在情感上达到主客体的融合一致，由此不难看出，“欣赏”能力是通过后天培养的，绝不可能与生俱来。埃里奥特在他的《关注音乐实践》中也谈到音乐聆听，他首先就抛出一个问题：“聆听，毫无思想还是富有思想？”［10］（P.75）他认为，音乐聆听需要我们根据个人的理解和信念去诠释和构建听觉信息，毫无思想的聆听这一概念是站不住脚的，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尽管在任何给定时间，聆听者所获得的信息是无限的，我们并不明白我们能听到的所有东西，人类的注意力是有高度选择性的。注意力需要挑选、整理、回忆、组织和评估隐性的和显性的所有行为。第二，试想去看或去听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具备对对象的有关知识。可见，埃里奥特所谓的“音乐聆听”也是指有思维的“音乐欣赏”，而不同于单纯的生理上的听觉。我们或许不需要培养听觉，但一定需要培养听力，“如果聆听只是一种声音的复制，那么任何一个有着健全听觉的儿童将和指挥大师杰姆斯・里维恩一样能够领悟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了”。［10］（P.77）
其次，“欣赏”是主体作用于客体的过程。
音乐欣赏是人的一种审美判断，一种主观的意识定向和情感作用，而音乐的美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它对于欣赏主体来说是否能成为现实的存在，这还要取决于欣赏主体的主观因素。音乐艺术本身就是音乐审美意识的物化，是音乐审美创造的结晶，音乐的审美来自人的主观情感，是人类主观能动性作用于音乐客体的产物，可见音乐欣赏也就不可能等于被动的、生理层面的听，而是一种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进行感受、体验、评判和再创造的心理过程，如果没有主体的作用，音乐审美客体所具有的审美特性就难以呈现出来，其审美本质和价值就不能够真正实现，正如马克思所说：“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音乐对它说来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本质力量之一的确证，从而，它只能想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而自为地存在着那样对我说来存在着，因为对我来说任何一个对象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可能感知的程度为限。”［11］欣赏音乐固然要听，但听仅仅只是现象，审美才是本质，审美不只是“被动的接受”，也是“能动的创造”，音乐作品也是作者与赏者共同完成创作的，也就是说，审美是一种“生产过程”，是作品与赏者“互动作用”而产生的［12］，是主体作用于客体的过程，个人喜好、心态、素质、情感经历、受教育程度等等因素也都能影响这个过程。我国古代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也是强调欣赏者的主观作用，他认为音乐是客观存在的音响，其本身无所谓情感，无所谓内容，只有被欣赏者感知后才会产生哀乐的情感，当然这样的观点偏向于唯心主义的极端，政治服务性较强，但也能从某些方面看出音乐欣赏是一种主体作用于客体的过程，只有被人主观欣赏之后，本身只是客观存在的音乐才会富有生命力。
3.欣赏就是享乐主义吗？
杜先生在文中提出：“如果把音乐创作、表演、欣赏的三个环节和物质生产相比较，创作相当于‘设计’，表演相当于‘生产’，而欣赏相当于‘消费’。……在音乐艺术的创、演、听这三个环节中，欣赏是一种消费行为，‘音乐教育以审美为核心’理念的出现其实是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在音乐教育方面的一种表现形式。……目前提倡‘音乐教育以审美为核心’，宣传音乐上的‘消费主义’，不鼓励学生创造音乐，只消费音乐，成为‘音乐消费者’而不是‘音乐创造者’，客观上会助长贪图享乐的奢靡之风……。”［1］（P.89）我们认为这样的观点实在有些牵强，给“审美为核心”的理念如此上纲上线，有点小题大做了。
把音乐创作、表演、欣赏的三个环节和物质生产相比较而得出“音乐教育以审美为核心”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倾向的观点，我们可以用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来对此加以澄清。马克思把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鉴赏这三个相互联系的环节，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来研究。艺术创作可以说是艺术的“生产阶段”，它是创作主体（作家、艺术家）对创作客体(社会生活)能动反映的过程。艺术作品可以被看作是艺术生产的“产品”。艺术鉴赏则可以被看作是艺术的“消费阶段”，它是欣赏主体（读者、观众、听众）和欣赏客体（艺术品)之间相互作用并得到艺术享受的过程。这样，对整个艺术系统来说，艺术生产理论揭示出艺术品与欣赏者、对象与主体、生产与消费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在艺术生产的全过程中，生产作为起点，具有支配作用，消费作为需要，又直接规定着生产。艺术作品被创作出来，是为了供人们阅读或欣赏，如果没人欣赏，它就还只是潜在的作品。因而，艺术生产适应着欣赏者的消费需要来进行艺术创作。同时，艺术欣赏反过来又成为刺激艺术生产的动力，推动着艺术生产的发展。可以说，这三者之间既有它们自身的独特规律也存在着辩证关系，它们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艺术生产理论同样适用于音乐，音乐作品被创作出来，通过演奏、演唱、动作等形式表现出来供观众欣赏，如果没有人欣赏，那这个音乐也就还只是一部潜在的作品，只有通过欣赏，作品的创作与表现才得以有意义，可见音乐创作、表演、欣赏是一个相互依存、辩证统一的整体。杜先生认为：“音乐作品必须通过表演，才能把作品传达给欣赏者，实现其作为艺术作品的价值。因此在创作、演出和欣赏三个环节中，但其中第二个环节‘表演’最为重要，是音乐的生命所在。”［1］（P.86）这话是有道理的，确实只有“表演”出了音乐才能“欣赏”到音乐，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没有“欣赏”，那“表演”又何处容身？所以，我们认为，对于国民基础音乐教育来说，表演的确非常重要，但不能够为了强调表演的重要而刻意地贬低了欣赏。
欣赏音乐是人的精神需求，并不是只有“享乐”时才能欣赏音乐，欣赏音乐也并非是一项如何奢侈的“消费”,音乐的创作与表演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欣赏，欣赏是音乐活动中最自然、最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雷默之所以对音乐的听赏比较看重，是因为他认为在音乐中，理解和反应（审美体验）都是通过听赏发生的，所有人，包括以任何认真的方式从事作曲或表演的极少数人，无一不是以最基础的行为――听（这里的听就是指欣赏），来同音乐相互作用，来体验并欣赏音乐。除听赏之外，对音乐进行高度审美的体验还有四种基本的手段：创作、概念化、分析、评估，通过这五个基本的手段，普通音乐教育就是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提高对音乐的感受力，鼓励对音乐的反应能力，通过专业和更有感受力的表演、作曲和即兴创作、演奏，加强音乐创造力，提高对音乐艺术及其如何运行的概念的深度和广度，培养分析能力，促进对音乐进行更精细的评估。哲学家康德曾在《判断力批评》中认为：“审美中的判断是审美的‘品味’，即品味的判断、美的判断――以审美的方式来听音乐，强调以审美为要旨、以听为主要形式，就构成了最具音乐性的对音乐的反映形式。”［13］可见，听赏是创作与表演的推动力，鼓励学生在听赏中提高自身审美修养，才能在创作与表演中更具创造力。
除了上述三个问题，文章中还有一些观点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思考与探讨，比如音乐教育以审美为核心和实行多元化音乐教育是互相违背、互相矛盾吗？我国的国民音乐教育要实现多元化就不能“以审美为核心”吗?音乐的非语义性特点也决定了音乐教育不能以审美为核心？等等，我们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都是因为考虑的角度不同所引发的，《课程标准》在对基础音乐教育实践的要求中把音乐的审美价值列为音乐教育的核心价值，是为了强调音乐教育的过程应该是审美的过程，是为了强调音乐课程价值必须通过审美来实现，是为了强调音乐教育通过音乐的审美过程来实现音乐教育的育人目标，这是从音乐课程的本质和价值取向上而言的。
而杜先生提出的“以表演为核心”则是就音乐课程的教学内容而言的，两者不属于同一层面的问题，或者说不是在同一个层面探讨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不强调基础音乐教育中的本质问题与价值方向，退而求其次地纠结于课程教学内容，将会导致音乐教育目标、价值的不明确，导致对待教学方法、教学过程、教学评价等教育问题不科学，从而偏离我国基础音乐教育改革的期望方向。（责任编辑：陈娟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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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n't National Music Education Dedicate Itself to Aesthetics?：
A Discussion with Mr. Du Yaxiong
RUAN Xiao-jing, GUO Sheng-jian
(School of Music,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