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2 17: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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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统制经济法，禁止垄断法，经济宪法，经济规制，规制缓和
就日本的经济法理论而言，对其讨论大致可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两个阶段。战前的日本经济法受德国经济法理论的影响，以统制经济法为基本特征。战后受美国经济民主的自由竞争思想的影响，以维持市场竞争秩序法为基本特征。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以统制经济为中心的经济法思想
经济统制是指国家在确定了某一目标后，对经济活动施加权力干预使之朝着既定的方向发展，以实现国家的特定经济目的。而以经济统制为基本特征的法律，可以说在日本拥有百年的历史土壤。日本社会是极其容易地接受这样的法律制度的。
1、二战结束前的统制经济法立法活动
从近代日本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尽管明治维新选择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为此建立健全了市民法体系，如明治23年（1890年）就颁布了《民法》《商法》等。但是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日本的市场经济体制并没能通过自由竞争一步步地走向成熟，而都是在特殊的国内外环境下被统制经济所代替，而统制经济法[2]正是国家实现统制经济的最有效的手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虽处于战局之外，但却是参战国的市场，这为日本国内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为适应战时需要，保护经济的继续发展，日本政府一方面采取了强权的战时经济统制，如大正3年（1914年）制定的《有关战时工业源料出口取缔事宜》，大正6年（1917年）制定的《黄金出口禁止令》和《战时船舶管理令》等；另一方面又对与战争有关的产业进行特殊的保护措施，如《军需工业动员法》、《战时海上保险法补救法》、《染料医药制品奖励法》等。二战爆发，日本社会又进入了所谓的战时经济时期，日本政府重操战时经济统制政策，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以保证人力、物力资源投入战争，同时还颁布了各种战时临时经济统制法令。
2、经济法概念的引入及其影响
正如大家所知，经济法这一用语最初是从德国法中的“Wirtschaftsrecht”一词中翻译过来的，并且是以经济统制为其基本特征的。
日本对经济法的理论研究是从大正末年到昭和初开始的。孙田秀春于大正14年（1924年）发表的“劳动法与经济法的关系”中最早把经济法的概念介绍到日本。由于历史上日本法律对德国法律的依存性，加之战时统制经济政策的共性以及本国在统制经济体制下所存在的上述大量的经济立法活动，使日本各界非常容易接受当时德国的以经济统制为基本特征的经济法理论，将经济法与经济统制法视为同一概念，从国家强权介入经济活动以实现特定目标这一立法目的来认识经济法的现象。
善长逻辑思维的德国学者曾从不角度来定义经济法的内涵，他们的理论对日本的经济法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日本学者们也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经济法的各种含义。一些行政法学者们从政府的“公共福利”目的来认识经济法，并使用过“经济警察”这一概念[3]；民商法学者也对政府所实行的官民企业一体化所形成的具有一定行政权力的企业组织和事业者团体组织十分关注。
当时针对这一普遍的社会现象，各部门的法学家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著作以阐明各自的观点。如公法学者田中二郎的《经济统制法的发展及现状概况》，民商法学者末川博的《加强统制法与对私法的关心》、川岛武宜的《经济统制法与民法》等[4]，都是从经济统制的角度来认识经济法。可以说当时日本经济法的核心概念是“经济统制”。
总之，明治维新以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日本社会一直是处在统制经济体制之下，这种否定私人企业经营自由的统制经济，必然要影响立法目的。强调国家的特定经济目标、垄断特权，忽略甚至不允许私人企业自由竞争，集中代表了这一时期日本经济法的立法思想和价值取向。所以，日本经济法学者称这一时期的经济法是以统制经济为中心的经济法时期。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的经济法思想
如前所述，日本在从德国引入经济法概念时，曾对经济法问题展开过大讨论，但对经济法是一个新兴的独立的法律部门的研究却是在二战结束之后才开始的。
1、经济法的新理念与经济法理论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占领军根据美国的经济思想，要求日本经济非军事化、民主化，并颁布了一系列的经济民主化法，其中重要标志就是1947年4月《禁止私的垄断与确保公正交易法》（以下简称《禁止垄断法》）的制定。
随着《禁止垄断法》的制定和实施，有的学者开始主张要以的竞争理念为中心开展对该法律制度的研究，并积极地去思考如何建立一个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的新的经济法理论体系。当时为九州大学副教授的丹宗昭信在1958年的《经济法》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经济法（学）的独立性――试论由“统制”概念而形成的经济法的统一体系》的论文，作者以带引号的统制概念为基础，提出应当把《禁止垄断法》体系中自立性的“统制”这一本国的经济法与战时经济统制法体系中他律性的“统制”这一外来的经济法区分开来。并进一步指出：经济法既不是什么行政法，也不是商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我们有必要将经济法从行政法、商法中独立出来进行单独地研究。[5]但是，由于长期受战时统制经济法思想的影响，在许多从事经济法学研究的学者中政府与经济一体化的意识依然很强，为此要建立一个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的经济法理论，并使其成为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正式的新的经济法理论，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时间上都需要有一个适应期。尤其是由于“统制”是一个包含着对多种经济活动加以规制的、内容极为丰富的概念，所以，新的经济法在形式上往往表现为是涉及到各个领域的法律制度。为此，如何将战时以统制经济为中心的经济法与新的以《禁止垄断》为中心的经济法联系起来，进行继承性的研究，如何将新的经济法与既存的法学领域中的商法、行政法、民法、劳动法相区别来认识经济法的独立性，如何具体地整理出具有统制特性的新的经济法的概念，均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理论课题。
在日本的战后经济恢复时期，美国占领军想将日本建成像美国那样的小政府型的自由竞争式的市场经济体制，而为了将支撑这一经济体制的重要的法律制度――《禁止垄断法》的基本理念能被人们广泛地接受，于是就有“禁止垄断法是日本的经济宪法”这一说法，同时试图来确立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的日本经济法理论体系。但是，关于在美国干预下制定的《禁止垄断法》在经济法中的地位问题，一开始就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后来由于东西冷战的日益尖锐、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1952年日本从美国的占领政策下独立出来，日本经济又很自然地转向了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并制定了大量的有关禁止垄断法适用除外的保护垄断的产业政策法，[6]而且政府用于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基本法律不仅仅是《禁止垄断法》，还包括财政金融法以及各个不同时期的某些“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因此主张应当平衡地把握促进竞争与适当地限制竞争的关系，于是“禁止垄断法是日本的经济宪法”的说法也渐渐地不再提起了。即使是被认为日本市场经济体制已达到一定的成熟度的今天，在重谈如何建立小政府、如何建立以竞争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当前日本经济的重要课题，并提议应当恢复以往经济法有关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的理念时，也没有人再度用“禁止垄断法是日本的经济宪法”的提法。因为从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更多地发挥积极作用的是产业政策法，而《禁止垄断法》却一直处在不正常的“冬眠”状态，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产业政策的抗衡上。也就是说当政府过度地利用产业政策法去保护某一产业而有损于市场竞争机制时，公正交易委员会和有关的经济法学者就用《禁止垄断法》的规定来抵抗政府有关产业政策法议案的通过。[7]所以说，如何处理好反垄断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在今天依然是日本经济法学的重要话题。
2、有关经济法理论体系中的“中心说”与“非中心说”
在经济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进行研究的同时，形成了两大经济法理论。这就是以丹宗昭信、正田彬为代表的“中心说”（即经济法是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和今村成和、金泽良雄为代表的“非中心说”（即不认为《禁止垄断法》是经济法的中心）。
就“非中心说”而言，以金泽良雄教授的观点为例，他认为：所谓的经济法是应经济性＝社会协调性的要求，用社会协调的方式来解决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矛盾和困难（即因市民法自动调节的局限性而产生的困难）。它要求用“国家之手”，从国民经济的立场出发制定各种经济政策，并为实现这些经济政策而进行的国家干预。经济法的出现是为了弥补市民法所不能涉及的空白的法的领域，能够这样来把握经济法的本质特性，我们就不难理解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各种社会环境下，经济法的内容既可以是促进垄断法，也可以是维护竞争秩序法。作为经济社会协调要求说，金泽教授认为经济法是国家解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矛盾，维持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法律。为此，一方面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就需要有促进垄断和维持供求关系的法律。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则需要禁止垄断法。因此，国家在这两方面的规制同样重要，不赞同经济法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8]
就“中心说”而言：以代表竞争法核心说的丹宗教授为例，他认为：经济法是国家规制市场支配的法。即在市场出现限制竞争的情况下，国家为了维持竞争秩序而对市场加以介入，这是经济法最基本的特性。这样定义经济法是为了说明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把现实的市场经济活动中存在的市场支配的各类现象（不能维持市场竞争秩序的状态及可能性）作为自己独自的调整对象（调整的目的、方法也是多样的），从而形成经济法自身的体系并与相邻的行政法、民法、商法及劳动法等法律部门加以区别。在竞争法中，有关于禁止市场支配维护竞争秩序的法，如《禁止垄断法》。也有促成市场支配而限制竞争的法，如禁止垄断的适用除外法和经济统制法，他们都与竞争法有着密切的联系。为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法的核心是竞争法，有关竞争的法律在经济法中占据核心地位。
3、两种观点对日本经济法理论研究的影响
从两种不同学说中我们不难看出：“非中心说”认为经济法的理论体系应当由《禁止垄断法》和产业政策法二部分内容构成，政府依法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对市场活动的规制包括鼓励与促进，也包括禁止与限制。经济法的功能对“市场失灵”即有事前的御防性，也有事后的纠正性。与之相反，“中心说”则认为，经济法是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而产业政策法仅仅是在禁止垄断法适用除外的特殊情况下才存在的，不应当与禁止垄断法拥有同等的地位，国家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只能是以《禁止垄断法》为主，只有在市场出现限制竞争的情况下，国家为了维持竞争秩序而对市场加以介入，在此之前国家不应当对市场的竞争活动加以干预。由于两种观点的分歧使日本经济法的教科书也分为两个版本，一个是由竞争法与产业政策法二部分内容构成的经济法学教科书，一个是由以《禁止垄断法》为主，在该法的适用除外中介绍产业政策法的、直接以《禁止垄断法》命名的经济法教科书。但是有关“事后介入说”[9]在日本始终没有被政府所接受，而且在学术上也是少数人所坚持的观点。
三、经济法学会的成立与各时期经济法学的研究课题
1、经济法学会的成立及前期的研究活动
如前所述，《禁止垄断法》颁布实施之后，如何理解经济法的竞争新理念，如何使日本的经济法理论从战前的以统制经济为中心的统制经济法的影响中摆脱出来，成为研究经济法学的一项重要课题。日本经济法学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51年5月4日在东京成立。经济法学会的成立大大地推进了经济法学的研究。学会通过一年一度的学会研讨会，事先确定大会报告议题，并广泛地展开讨论。如第一次的研究会（1952年）的议题就是《我国禁止垄断法中的诸问题》。这一时期大家所关心的重点是经济法自身理论的建设，学术界力争明确经济法的概念，并试图建立起一个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的现代经济法理论体系。
到了六十年代初期，随着日本经济完成战后的重建而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学者们开始注意对与《禁止垄断法》相关联的法律问题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不仅拓宽了经济法学的研究领域，也为社会实践活动提供了理论上的帮助。作为日本经济法理论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就是1961年有斐阁出版的法律学全集中的金泽的经济法和今村的禁止垄断法及第二年出版的正田的经济法，这些经济法学专著在质与量上都有了一个较大的飞跃，并且在他们三者之间分别形成了具有代表意义的三学说，即以金泽为代表的纵观对经济活动进行全面规制的金泽经济法说，以今村为代表的全面解释《禁止垄断法》的今村《禁止垄断法》机能说以及从社会法的立场入手对金泽说与今村说持批判态度的正田社会法说。
2、新一代经济法学者的研究课题与相关学会的成立
进入七十年代中叶，出现了直接从经济法学入手研究经济法理论的一代研究者。他们在业已建立的日本经济法基本理论的指导下，展开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的、以及与《禁止垄断法》有关联的各种事业规制法与竞争法的关系研究，如电气事业法、邮电通讯事业法、道路运输法与竞争法的关系等。
八十年代后半期，随着日本限制政策的缓和化，也同时带来了限制政策下的竞争行为的普遍化，这为经济法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领域和更加活跃的气氛。这一时期，由于日美贸易磨擦不断升级，美国强烈批判日本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活动的行为；产业界也利用美国的压力，要求政府放松对企业的控制及对国际贸易的管制。面临国内外的压力，日本政府于1993年12月16日公布了《关于经济改革的最终报告》，提出了规制缓和的基本思路：“原则自由，例外规制”。社会的规制[10]应当是“必要的、最小限度的规制”。围绕着政府的行政改革及由经济规制转向社会规制的规制缓和化，经济法学界及时提出了在规制缓和中导入竞争理念，一方面有必要针对过去产业政策法中的有关促进垄断发展的倾向，提出缩小《禁止垄断法》适用除外立法的范围；另一方面强调必须处理好社会公共利益及安全与竞争法的关系，因为这是《禁止垄断法》终极目的（――确保消费者的利益和国民经济民主、健康的发展）的本质要求。这些理论为改革过程中的立法活动提供了依据，为进一步地完善日本市场机制及时地提供了法律保障。从90年代开始日本终于逐渐出现了规制日益缓和，竞争日益强化的倾向。
伴随着国际贸易磨擦的激烈化和美国关于对不公正贸易制裁的措施的运用，促使人们注重对外国经济法的比较研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九十年代初，国际经济法从经济法学会分离出来，由研究国际经济法和经济法的学者共同成立了新的国际经济法学会，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国际贸易与关税、国际通商法等。
在日本，知识产权由知识产权研究会专门研究；证券法、银行法等由商法学会加以研究；消费者权益保护由经济法和私法学会共同研究；税收法律由税收法学会进行研究。此外，公益事业学会主要研究事业规制法。在这些学会里，既有经济学者、经营学者，也有法学者。最后是公法学会，他们主要是研究财政法，但其研究活动很少。
近来，日本经济法学研究的新动向表现为研究法与经济的关系，这主要是受美国关于“法律与经济”（LowandEconomics）的影响，运用价格理论来研究法律现象，并且在研究《禁止垄断法》中引入产业组织论[11].
进入二十一世纪，日本经济法学的研究课题仍然是探索运用数学的方法，在现实中能对禁止垄断法做出何等程度的解释，并继续讨论“规制缓和”政策的有关问题。具体地讲，日本虽然确立了以市场体制为中心的经济体制，但在必要的公益事业规制中，如何处理好产业政策法与竞争法的关系。或者说，在日本不断趋向高龄社会和逐渐丧失国际竞争力的今天，如何更好地实施竞争法，是日本社会的最大政治课题。在国际经济法方面，讨论建立亚洲自由贸易协议的可能性，是该领域的中心话题。
参考文献：
[1]本文的许多历史性资料是由横滨国立大学国际社会科学研究科科长来生新教授提供，并将他新写的、尚未发表的著作提供给作者进行参考，在此作者对来生教授为了中日经济法学的交流而在学术上表现出的无私精神表示衷心的谢意。
[2]“统制经济法”是指为维持统制经济体制的法，或者说是对经济进行统制的经济统制法。经济统制主要表现为国家对整个经济活动，特别是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加以行政作用。（参《新法学辞典》第三版有斐阁1055页）
[3]作为行政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经济警察，是指本来原则上讲对国民的经济活动应当给予充分的自由，但政府对其某些方面如若放弃不管就会产生社会弊端（如损害公民的生命安全等）的经济行为，在事先就加以必要的一定限度的限制，以预防这一社会弊端的发生的行政活动。如餐饮业经营许可制度、汽车驾驶的行车执照制度等。如果对此活动事前若不加以必要的政府介入，就会出现因不卫生的设备与不规则的操作以及无一定技术水准的操作而带来损害国民身体健康、引发交通事故等社会问题，因此对那些不能满足一定设备基准的人和尚未掌握一定技术水准的人应限制其经营或驾车。
[4]《经济法概论》金泽良雄著达满人译甘肃人民出版1985年5月14页
[5]《经济法》第一期1958年第19頁
[6]由于1947年在美国占领军支配下制定的《禁止垄断法》（又称“原始禁止垄断法”）加入了美国人理想化的反垄断规定从而超越了日本[现实，于是1953年日本对《禁止垄断法》进行了较大的“缓和性”修改，主要是认可了“不景气卡特尔”、“合理化卡特尔”、“维持再销售价格合同”、“公司间相互持股及合并”等。以此为契机，日本政府进行了一些个适用别除外的立法，就此《禁止垄断法》便被认为失去了经济宪法的地位。有学者认为这次修改是日本《禁止垄断法》的大倒退。
[7]详细内容请参阅1963年日本政府向国会提出《振兴特定产业临时措施法案》及该法案最终成为废案的有关资料
[8]参《现代经济法入门》丹宗昭信、厚谷编法律文化社1981年12月8页、《经济法》丹宗昭信放送大学教育振兴会1996年，38页。
[9]“事后介入说”强调：市场经济是以价值规律为中心，国家不应当对市场经活动加以干预，只有在出现“市场失误”之后，政府才可以针对纠正市场的失误而介入市场经济活动。
一
国际贸易纯理论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有三个方面，即，国际贸易的原因，国际贸易的结构和国际贸易的结果。国际贸易的原因要说明，一国为什麽要参与国际贸易，它的动力是什麽？国际贸易的结构所要回答的是，国际贸易的生产结构或分工结构是什麽？从而要回答一国在国际贸易中所出口或进口的商品结构是什麽。国际贸易的结果所要回答问题的是，国际贸易能否给参加国带来经济利益。要回答这三个基本问题还有待于国际贸易理论前提的确立。一定的经济学理论前提所得出国际贸易理论是不同的。
我们认为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三个基本的发展阶段。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古典贸易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前提是：企业是完全竞争的企业；在当生产要素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个部门，或其它部门是，增加某种商品生产的机会成本不变；一国的生产资料在本国范围内得到充分利用；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不流动。各国对商品贸易不加干预。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比较利益理论。这一理论从不同的方面出发，有两种表述。一是技术差异论。技术差异论认为，各国之间开展贸易的基础在于，它们生产同一产品或同质商品的价格差；这种价格差的基本原因是各国生产该商品时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在生产中只投入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力—的假定条件下，这种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表现为各国劳动力熟练程度上的差别，从而是单位产品的成本差别。在这里比较利益实质上是比较各国在生产同一产品时劳动生产率，从而是劳动力熟练程度在各国的差异。在生产两种产品的条件下。各国在同一商品生产上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又进一步表现为，各国在生产同一产品是相对劳动生产率，即表现为生产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的差别。在假定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的情况下，当一国在两种产品生产上的劳动生产率都高于另一国家时，从相对意义看，该国专门生产其中一种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商品时，可以发挥本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即将本国的生产要素都投入到生产其机会成本比较低的商品。进而通过贸易交换到本国放弃生产的那种产品。相应地，尽管另外一国生产两种产品的劳动生产率都低于另一国，但是它仍然可以专门生产自己（相对于外国）机会成本较低的产品。进而通过交换，获得本国放弃生产的商品。在这里技术差异—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成为各国进行国际贸易和分工的原因和决定各国专门生产某种商品结构的基础。这种贸易和分工使参加国际贸易的双方都都获得了利益。因此在这一理论的提出者—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看来，劳动生产率的差别或技术差别是各国生产同一产品时存在价格差别的基本原因，这种价格差及其生产者对较高价格的追求是国际贸易的原因或动力；每个国家专门生产自己有优势的产品并根据自己对产品的需要进行交换是国际分工的结构；各国经过国际贸易都能够获得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则是国际贸易的结果。基于获得和维持这一结果的因素，国际贸易得以维持和发展。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另一种观点是生产要素禀赋论。在其提出者赫克歇尔和伯蒂尔•奥林看来，现实生产中投入的生产要素不只是一种—劳动力，而是多种，而投入两种生产要素则是生产过程中的基本条件。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在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差来自于产品的成本差别，这种成本差别来自于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则决定于该国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由于各种产品生产所要求的两种生产要素的比例不同，一国在生产密集使用本国比较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时，成本就较低，而生产密集使用别国比较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时，成本就比较高，从而形成各国生产和交换产品的价格优势。进而形成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此时本国专门生产自己有成本优势的产品，而换得外国有成本优势的产品。在国际贸易理论中，这种理论观点也被称为狭义的生产要素禀赋论。广义的生产要素禀赋论指出，当国际贸易使参加贸易的国家在商品的市场价格、生产商品的生产要素的价格相等的情况下，以及在生产要素价格均等的前提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水平相等（或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密集度相同）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决定于各国生产要素的禀赋，各国的生产结构表现为，每个国家专门生产密集使用本国比较丰裕生产要素的商品。生产要素禀赋论假定，生产要素在各部门转移时，增加生产的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保持不变。生产要素禀赋论是瑞典的两位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伯蒂尔•奥林提出的，奥林在他的老师赫克歇尔提出观点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这一理论突破了单纯从技术差异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的局限，而是从比较接近现实的要素禀赋来说明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1技术差异论和生产要素禀赋论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以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或成本差别作为国际贸易的原因和动力的。因此尽管两种理论在产生的时间上相距约150年的时间，但是其理论渊源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衡量这种变化的基本尺度是：它们借以立论的经济学基础是否有根本性的变化；它们的理论本身是否建立在不同的动力机制上，即是否改变了价格差作为贸易原因或动力的基本观点。在我们看来这两个方面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2因此我们将技术差异论和生产要素禀赋论统称为比较利益理论，从而构成古典贸易理论的内容。
我们知道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假定：只有两个国家；生产中使用的生产要素是一种，或两种；两国都能生产两种商品；在各国范围内，生产要素在部门间转移时，增加生产某种产品生产的机会成本不变；生产要素在本国的各部门间自由流动，而在各国之间不能自由流动。这些假定条件在理论上是可以接受的，但距离解释现实还有一定的距离。
二
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是放松了古典贸易理论各个次要假定前提后所形成的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对这些假定都作了放松，从而得出了某种新的观点。首先，古典贸易理论提出者，两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现实中的国际贸易不只是生产两种产品。这些学者将两个国家与生产多种产品生产联系起来，提出，在多种产品生产的条件下，每个国家总是可以出口其中一部分自己有比较成本优势的商品，而进口另外一部分本国有比较劣势的产品。这一分析没有改变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原理，但是却推进了古典贸易理论的使用范围，即无论是两种产品还是多种产品，国际贸易都能够用比较利益理论加以解释。其次，古典贸易理论假定，各国只使用一种或两种生产要素生产产品，现实生产中，人们使用的生产要素不只两种。亚罗斯拉夫•万尼克在其著名的论文《要素禀赋论—多种要素的情况》中指出，在多种生产要素下，同样可以依据两种生产要素的分析方法将多种要素下生产的多种产品按照产品的相对价格比进行排列，得出要素禀赋在产品价格上比较优势的系列，仍然可以得出赫克歇尔和奥林的基本结论。第三，古典贸易理论假定，当各国为了实现专业化分工，生产要素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个部门时，其机会成本不会发生变化。正是基于这一假定，各国的贸易结构表现为完全专业化的国际分工。因为在本国有优势产品国际比价高于封闭下的国内比价的情况下，该国厂商将增加其产品的生产量。当机会成本或边际成本保持不变时，该国的资源将逐步集中到自己有优势的部门。由于该国生产者无论怎样增加其产量，边际成本仍保持不变，结果是该国的全部资源或生产要素就集中到专门生产自己有优势的产品生产上，形成各国完全专业化的国际分工。但是在现实中，当生产要素从一种产品的生产向另外一种产品的生产转移时，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其机会成本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机会成本递增。机会成本递增意味着，当本国有比较优势的商品产量增加时，本国总会在该优势行业尚未实现完全专业化生产水平以前边际成本就上升到等于边际收益的水平，从而本国的生产不能达到完全专业化。由此可以看出，当放松了机会成本不变的假定条件时，古典贸易理论关于完全专业化生产和贸易的假定，或贸易结构会有某种程度的调整。因而其结论更接近于解释国际贸易结构的某种现实情况。即在现实的贸易中很少存在一国专门一种产品的情形。第四，古典贸易的分析是建立在静态分析分析的基础上的，实际上无论在生产要素的总量上，还是技术水平上，一国的技术优势或要素优势将发生变化。从动态的角度看，一国各种生产要素总量会发生变化。从劳动力的总量看由于经济发展各阶段劳动力的自然增长呈现出“∩”型，即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其劳动力表现出开始增长较曼，然后增长加快，到经济发达阶段劳动力增长速度重新放慢的特征。另一方面，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其居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将减少，而用于储蓄的比例在增加，因此，一国的资本存量将随着该国经济的发展而直线增加。资本的直线增长与劳动力的“∩”型增长相结合，使该国的要素丰裕度发生变化，从而按照赫克歇尔—奥林模型的结论，该国的贸易结构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都会发生变化。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主张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各国技术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基础，它是以要素技术建立在各国之间不存在技术传播为前提的。然而在现实中，各国间存在着技术的相互传播，这种传播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不仅指出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动力，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客观上带来了技术的扩散，从而是技术发明国丧失了在某种产品生产上拥有的技术优势，并将这种优势转向其它国家。某种产品技术优势的转移带来了贸易结构的变化，即从该产品的出口国变成进口国，而某些过去的进口国，由于技术的引进变成了出口国。从国家的角度看，这种技术转移带来了技术进口国收入水平的提高，但是跨国公司的理论告诉我们，这里存在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某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分享。技术扩散和技术转移理论对古典贸易理论产生了新的影响。即建立在各国技术差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优势不是一个长期不变的量，相反从动态的角度看，建立在技术差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优势是一个不断传播的过程。而技术的扩散则表明，如果技术发明国不能不断发明新的技术，它的技术优势，从而是贸易优势将会消失，更深层的意义是，技术扩散将使建立在技术差异基础上的贸易逐步减少，进而出现各国对对外贸易的依赖“递减”。古典贸易理论还假定，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是不流动的。然而在现实中，如果生产要素的流动能够给有关企业带来较多的收益，资本的流动是可能发生的。1957年罗伯特•蒙德尔发表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论文《商品流动与资本流动的关系》。在论文中，蒙德尔从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角度说明了，商品流动与资本流动对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相互替代作用。这意味着，当商品的自由流动遇到障碍时，资本流动将代替商品流动实现各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从另一个角度，美国经济学家王凯峪（1963年）提出了商品流动与生产要素流动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补充关系，即在考虑生产要素可以在各国间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国际贸易可能只是部分地起到促进要素价格均等化的作用。因此在放松了生产要素不能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的假定之后，广义上的要素价格均等化需要做一定的补充，即生产要素的价格均等化不仅可以通过自由贸易加以实现，也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实现，或者商品流动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可以同时起作用，实现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然而无论这种假定条件的放松对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作了那些重要的修正，都不能改变古典贸易理论的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是建立在比较成本差别基础上的商品价格差异；二是，国际贸易的分析是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之下的。因此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是自由竞争市场结构下的理论。三
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新贸易理论发展的阶段。前面我们已经注意到，生产某种产品时的机会成本不是不变，而是变化的。这种变化的第一种形式是机会成本递增。而另一种形式是机会成本递减。实际上，机会成本递减的另一面就是由规模经济所引致的报酬递增。所谓规模经济是指，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其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逐步下降的效果。它可以表示为TC/Q=FC/Q+VC/Q。式中，Q表示该商品的生产量，TC表示Q量商品的生产总成本，FC表示生产商品的固定成本，该成本将随着其产量的增加平均到每个单位产品上的固定成本会下降。VC表示生产该商品的可变成本，该成本不会随着产品产量的增加而下降，而是保持不变。规模经济效果意味着，企业可以通过扩大其生产规模、降低商品的单位成本占居竞争的优势地位。同时企业对规模经济效果的追求，将带来产品一个行业或产业内排他性的增强，先进入的企业可以通过逐步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形成单位产品的成本优势，从而是价格优势。这是一种凭借规模经济效果所取得的市场势力或市场控制能力。另一方面，琼•罗宾逊认为，尽管理论上我们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但在现实中，大多数的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其原因是，任何企业都希望通过某种优势，获得对市场价格的操纵权，或控制权。获得垄断或控制权的便利途径是生产差异产品。从消费者的角度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不仅要追求某种消费品消费数量的增加，以提高自身消费的福利水平，还可以通过在多种同类产品的供应中，选择最适合本人愿意消费的产品提高自己的福利水平。因此从一国封闭经济的条件下，市场从两个方面表现出不完全竞争的特点，一是规模经济排除了企业自由进入某些部门的可能性，二是差异产品意味着企业追求控制产品价格的可能性。这两个方面都打破了原有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结构。然而在一国市场范围内，追求规模经济效果和追求差异产品是矛盾的。因为规模经济效果要求生产大批量、同质产品，从而带来市场价格的下降。但是对差异产品的追求要求生产小批量、异质产品。要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途径是开展国际贸易。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批量生产的产品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市场上，从而在每个国家都成为小批量产品，且成为差异产品。这一基本观点由保罗•克鲁格曼在其国际贸易新理论的经典性论文《报酬递增、差异产品和国际贸易》作出了完整准确的论述。在那里，保罗•克鲁格曼非常系统地阐述上述观点。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贸易理论强调，在规模经济发生作用的条件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差异产品的追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对规模经济效果的追求，从而是对获得超额利润的追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力。这一理论观点还意味着，国际贸易的结构是不确定的，因为建立在规模经济效果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暗含着这样两个重要的假定条件，一是各国之间不存在技术水平的差异；二是各国生产要素禀赋不一定是有差异的，甚至可以说，在参加贸易国家的生产要素禀赋相同的条件下，国际贸易仍然可以存在。此时的贸易结构与以往国际贸易结构的根本差异在于，古典贸易理论所揭示的国际贸易是产业间或部门间的贸易，而建立在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是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中，出口方的利益就是不完全竞争厂商获得的市场势力与规模经济利益的总和。进口方利益则是从消费差异产品中获得消费上的满足，进而是福利水平的提高。由此按照保罗•克鲁格曼的观点，既然要素禀赋相同的国家可以通过开展产业内贸易获得经济利益，那麽各国之间建立在要素禀赋相近或相同基础上的贸易冲突将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各国企业在产业内生产和出口差异产品。新贸易理论的第二个重要的理论是相互倾销理论。詹母斯•布兰德和保罗•克鲁格曼在其著名的论文《国际贸易的相互倾销模型》（1983年）中指出，寡头垄断厂商为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将增加的产品产量以低于本国市场价格的价格销往国外市场。尽管从表面上看，在国外市场上产品的销售价格降低了，但是从销售全部产品所获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如果这种销售不影响在本国销售的其它产品的价格，那麽厂商所获得的总利润水平提高了。同样道理，其他国家的厂商也会采取同样的战略将增加的产品销售量销往对方国家市场，这种相互倾销行为所形成的贸易不是由于两家分属不同国家的厂商生产了差异产品，而是因为各自对自己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由此可以看出，在相互倾销贸易理论这里，各国开展对外贸易的原因只在于垄断或寡头垄断企业的市场销售战略。进而国际贸易的结构既不受产品成本差别，进而是要素禀赋差别的限制，也不受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差异产品追求的限制。同时，相互倾销基础上国际贸易的利益来自于各国企业通过“倾销”所获得的垄断利润和在本国市场上销售价格保持不变情况下所获得的垄断利润总和。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假定，A国的垄断厂商甲生产和销售汽车100万量，单价为20，000万美元，如果其增加了生产量1000量，并在国内市场销售，则为使市场吸纳增加的供应量，企业必须将产品的市场价格降低。（因为寡头垄断企业面临的是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例如降价200美元。即每量车售价19800美元。在此情况下，该企业因增加生产和销售1000量汽车额外获得1980万美元。但是，当企业降低其商品售价时，不仅要降低新增产品的价格还要将原有的100万量汽车的价格降低到与新增产品价格相同的水平，即从2万美元降至19800美元，100万辆汽车因降价减少收入2000万。结果是企业增加生产后，其总收入还减少了20万美元。显然是有背企业增加生产和销售的初衷的。对此，企业的决策是将产品以低于本国市场价格的价格“倾销”到国外。此时即使该汽车在国外市场上的卖价相对较低，也不致引起企业整体销售收入和利润的大幅度下降。如果说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贸易理论开创了新贸易理论的新阶段，那麽相互倾销贸易理论将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推向了更高的层次：即使各国生产的商品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垄断或寡头垄断企业仍然可以出于对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开展各国之间的贸易。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使国际贸易的结构更加不确定。在那里，既然国际贸易产生于企业为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而确定的市场战略，贸易的结构只服从于垄断企业的市场战略或获取最大限度利润的标准。所以，相互倾销贸易理论指出了，现代国际贸易的原因之一是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这种市场战略下，贸易的结构仅仅是由于各国企业对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新贸易理论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外部规模经济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所谓外部规模经济是指由于企业外部经营规模的优势给企业带来的额外报酬或外在优势。根据外部规模经济贸易理论，企业有贸易优势或没有贸易优势的一个原因不在于各国之间绝对的要素优势的差异，而在于有关部门在某个时点上的发展规模。一般而言，如果一国在某个行业上发展的规模较大，相应地会形成一个行业的规模优势。这种优势表现为，该行业有一个可供共同使用的劳动力队伍，它可以调剂各企业间的余缺；同时行业规模较大，有助于技术的进步和技术成果的迅速普及或采用。总之一定的行业规模有利于资源或生产要素的共享，从而能够在自身企业规模不变条件下的经济利益。相反如果在一国范围内，行业的规模较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要求一家企业必须“小而全”，否则难以维持正常的生产，在生产规模较小的情况下，“小而全”将导致产品单位成本较高，从而是该行业在国际市场上不具备竞争能力。在以往的贸易理论中，我们所谓一国在某种产品的生产上有优势，是将企业优势与行业优势等同起来。在新贸易理论中，企业的优势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二是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可以使企业自身产生竞争优势，而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是借助行业优势产生的企业优势。这两种优势都会导致国际贸易的产生。在外部规模经济贸易论那里，某些具有要素优势的国家所以不能在某个行业处于劣势地位，可能产生于该国的这个行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因而行业规模有限，难有外部规模经济的优势，“干中学”是该国发展此行业的途径。由此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需要在政府的干预下，获得某种规模经济优势或行业规模优势。上述三个方面所阐述的新贸易理论是从生产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在这些理论中，国际贸易的基本前提已经发生变化。由于现代企业追求对市场的操纵，并且从操纵市场中获得额外利润，因此这种市场结构已经不同于典型的完全自由竞争，代替它的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这里的关键在于，现代经济学，从而是国际贸易理论已经承认了这样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的事实，并将这一事实纳入国际贸易理论的思考之中。这种贸易理论基本前提的变化，标志着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即使国际贸易理论进入了新贸易理论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国际贸易理论才有了建立在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基础上的国际贸易论，才有了相互倾销贸易理论以及外部规模经济贸易理论。这些理论的核心是，具有某种不完全竞争优势的企业或行业凭借自身的优势获得国际贸易中竞争优势，它们扩展了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的理论观点。使现代贸易中的许多新现象得到了更切合实际的解释。
新贸易理论不仅从供给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还从需求的角度对现代国际贸易加以解释。林德认为，每个国家都存在一个代表性的需求水平。代表性需求水平表明一国平均的收入水平或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这种收入水平的代表性消费品是各国消费品产业发展的主导。因为企业生产的产品只有符合大多数消费者的需要，其生产才容易达到规模经济，从而有助于企业获得较高的利润率。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由于收入水平的差异，其需求水平也必然有差异。因此一国专门生产某一个代表性需求层次上的商品，就意味着它不能满足其它收入水平消费者对同类产品的消费。国际贸易可以解决各国生产者在某个层次产品的生产上达到规模经济和满足不同收入消费者消费需要的矛盾。即各国可以专门生产本国代表性需求产品，并出口这种产品，同时分别从不同的国家进口其他国家生产的这些国家代表性需求的产品，满足本国其他收入层次消费者的需要。代表性需求贸易理论表明，在消费品的生产上，规模经济容易在各国代表性需求的产品生产上形成；收入水平比较接近的国家，它们的贸易较多，因为它们代表性需求的接近，为相互之间满足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的需要创造了条件；由此可以推论，两国间收入水平的差距越大，它们相互贸易的可能性越小；建立在代表性需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是同一产品内部不同档次产品的贸易。这是产业内贸易的一种表现形式。
新贸易理论的中心问题是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产业内贸易。根据这一理论，产业内贸易是第二产业内部各种制成品之间的贸易。这种贸易是建立在不完全竞争或机器大生产的基础上的。因此它趋向于排除竞争，形成大规模企业控制某个行业产品生产和市场的程度；这种生产上的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上产生三个方面的结论。一是由于企业追求差异产品形成的不完全竞争导致的国际贸易；二是由于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所导致的相互倾销（贸易）；三是由外部经济效果所产生的行业优势，从而是不完全竞争企业所进行的贸易（出口），以及由此引申的后发展的国家为获得某种行业，从而是企业优势所需要的“干中学”。另一方面，由需求引起的产业内贸易则是由于代表性需求与需求的多层次性给各国企业向大规模化发展创造了条件。从而产生了建立在差异需求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此外新贸易理论也试图解释跨国公司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在那里，赫尔普曼不是从对外直接投资引起贸易，而是真正从企业选择的角度推论出国际贸易的产生和结构。然而依笔者看来，到目前为止，新的贸易理论主要是上述四个方面的内容。
由上述的基本分析可以看出，国际贸易理论从基本前提划分，可以分成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从贸易理论渐进的发展看，国际贸易理论分成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三个发展阶段。此后，保罗.萨谬尔森、爱德华特.利马都进一步论述了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理论。在萨谬尔森那里概括出了“斯拖尔帕.萨谬尔森定理。即对任何本国密集使用稀缺生产要素产品的关税保护都有助于稀缺生产要素收入水平的提高。这是生产要素禀赋论的一个逆定理。
一些学者认为，将新贸易理论出现以前的所有贸易理论通称为传统贸易理论似乎更符合人们的一般看法，但是科学的任务之一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将其发展过程细分成不同的发展阶段。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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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法；学说；演进；启示
1.问题的提出
以美国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为标志，作为国家干预之法的经济法已有百年历史，相应经济法理论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也有80多年的进程。特别是德国和日本，其经济立法之丰富，经济法理论之研究之兴盛，实为西方他国难能所及。许多学者认为，经济立法和经济法理论为德国和日本从后进国成为先进国，从战败国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从现有掌握的资料来看，德国经济法理论研究新见解在进入90年代后已甚少见①，日本经济法理论研究显然也不如80年代红火。这是为什么？我们知道，现在日本经济出现了大问题，从8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而德国经济并没有出现这样的经济结构问题。这与两个国家不同经济法认识是否有关系？
我国已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进一步深入发展。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我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应向何处发展，是经济法理论界必须直面的课题。他山之玉，可以攻，现我们将外国特别是德国和日本经济法理论演进作一简单介绍，也许有助于我国经济法理论之研究，特别是有助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2.德日经济法理论之演进
学界公认，现代经济法产生的标志是美国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但经济法理论的产生并发展却在德国，日本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经济法理论。根据德、日经济法理论和学说产生、发展的轨迹，我们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现代经济法产生初期至二战结束前的经济法理论学说（1890—1945）、二战后至80年代的经济法理论学说、90年代以来的经济法理论和学说。
2.1.现代经济法产生后至二战期间现代经济法理论学说
德国在学术上开始使用“经济法”一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一战结束后，Hedemann教授在1917年于耶那大学建立的“大经济法律考察研究所”改名为“经济法研究所”。他经年开设经济法课程，编著经济法通迅半年刊，并撰写学术著作②。日本学者孙田秀春1924年的著作《劳动法总论》中专门有《劳动法与经济法的关系》一文，对德国经济法研究作了介绍，日本经济法理论研究从此开始③。这个时期德国和日本的经济法学说主要有以下几种④：
（1）德国
A.世界观说：这是Hedemann的学说，他认为，以具有现代法特征，并渗透于现代法的经济精神为基调之法为经济法。他自称此说为世界观说。正如18世纪中以“自然”为该时代的基调一样，在现代则以“经济性”作为时代的基调，而以此经济性为特征的法为经济法。这种学说较为抽象，它强调现代经济法是具有现代法特征的法，而所谓现代法是以经济性为基调的。作为最早研究经济法理论的学者之一，Hedemann以极为抽象但十分准确的“经济性”紧紧把握住了现代经济法的精神。
B.集成说：该学说的代表是Nussbaum，他认为，凡是以直接影响国民经济为目的规范的总体就是经济法。因而，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法律，如财政法，以及只以个人生活为对象的法律，如民法，则应排除于经济法之外。这一学说其实是把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出现的新法律现象，用“经济法”的综合概念来对待的。但它也正确地认识到了现代经济法中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干预性，试图将这些新的法律现象加以组合。
C.组织经济说：这是Goldschmidt所倡导的学说。他认为，经济法是“组织经济固有之法”，而所谓“组织经济”是以改进生产为目的而规制的交易经济和共同经济。这种学说影响甚大。显然，Goldschmidt真正把握住了现代经济法的真谛-由国家通过法律来组织社会经济。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主张把社会学方法和经济政策的观点加以结合起来把握经济法，这种认识将对经济法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使得经济法与传统民商法区分开来。
D.企业法说：这是Kaskel的学说。他认为，经济法是关于经济企业者的法，但关于经济企业者的法并不全是经济法，只有规制“企业管理或完成经济企业者的事业而产生的关系，才是经济法的对象，所以，劳动法和商法不是经济法。他的这一见解，由Haussmann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后者认为，正如商业活动领域限定传统商法的特定素材一样，今日的经济活动力的重点不仅限于商业，而且也表现在生产、加工、银行和金融等各个方面，这种企业活动的法律，要求与商业企业活动的法律具有同等的资格。企业法说强调了国家对社会经济基本主体的企业活动的规制，这是符合社会经济现状的，特别是符合现代经济中企业发展现状，因而看到了国家与企业的现代经济关系。
E.方法论说：该学说是以社会学方法来研究经济法的，如Rumpf认为，以对法律领域中经济的客观实际部分所作的法学上的全面探讨，理解为经济法的研究，企图从这一论点出发，来建立综合民法和商法的经济法的基础，并使这样的私人经济法与公共甚至国家经济法既对立，又在整个法学体系中使二者处于统一综合的地位。Geiler也认为，经济法无非是在有关经济生活的法律领域中，适用法学研究的社会学方法而已。方法论说尽管只是从法学方法上来看待新兴的经济法的，但这种学说无疑以一种高屋建瓴之势剖析了新兴之经济法为什么以及如何注重社会目的、作用和效果，以实现社会不同利益的整合，达到社会利益之协调的。它使得人们能够首先从社会之意义上把握经济法，而非部门意义中寻求经济法之要义。
F.机能说：该学说是基于法律的机能，并以经济统制为经济法中心概念的认识。如F·Bohm主张作为经济法的中心概念，必须考虑到国家统制经济和特定经济政策意义上的经济秩序以及有关的经济制度。Heamerle主张以国家统制经济特有的法律为经济法。他认为经济法是国家有计划地对经济加以组织和管理之法，并认为经济活动因受国家决策方针的拘束，而逐渐失去自主性。机能说强调了国家通过经济法对经济的统制功能，看到了经济法在现代社会中以国家之强力进行新的利益分配的工具性价值，虽然它过于注重了经济法中国家的力量，但也无疑准确认识到了经济法特有的经济统制作用。
G.协调公私法冲突说：这是Klaussing提出的学说。他指出，经济法是涉及受企业组织及其经营活动影响的有关企业经营的法律规范总和。这些企业早在19世纪就受商法调整了，现在理论家则试图确定一种新的经济规范来撞击旧的规范。这两种体系正在你争我夺，但至今不仅没有人承认新的规范体系占有统治地位，而且新旧两者的结合也没有出现。因此经济法的任务在于试图找到自治规则和国家调控规则这两者冲突的协调和结合。这种学说基于公私法理论而认为经济法试图调和二者围绕企业组织和经营活动发生的冲突，其实质是认识到了经济法与传统私法的紧密联系，因而如何通过二者的协调达到企业经营在公与私上都更好的效果。
（2）日本
日本学者将德国经济法理论引进日本以后到二战结束，基本上是照搬德国的学说和认识，自己的独特看法基本上还没有⑤。
2.2.二战后至80年代的经济法理论学说
二战后到80年代是世界各国经济立法大发展和成熟的时期。所谓大发展是指这个时期各个国家的经济立法特别是德、日、法等在经济调控和微观规制上全面展开，并因此带动广大发展中国家相继仿效；所谓成熟是指这个时期的经济立法逐步走向理性，而不是简单地越多越好，即由量变转为质变。相应地，经济法理论的研究也逐步走向成熟和理性。
（1）德国
A.冲突法说⑥：ErnstRudolfHuber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经济活动主体，即企业家与劳工，在经济活动中的自由与受拘束之间的冲突的特别法。其特征为个人自由与团体或国家对其所为拘束间的冲突。他将经济法的内容体系分为：①经济私法，其内容涉及企业法及私法自治原则；②经济行政法，内容涉及国家机关对私经济秩序的管理、干预和引导，以及国家自为经济活动的公营事业；③经济刑法，关系对违反经济法的刑事惩罚；④经济基本体制法，关系对经济秩序与经济体系（市场经济、管理与引导之经济、国家直接支配之经济或混合体系等），所作的基本决定。
GerhardRauschenbach也认为，经济法是一种冲突法，它以国家行政措施之干预，追求公共的整体利益和社会协和为目标。他强调了经济法与民商法及劳工法的区别，但认为同宪法及行政法有密切关系。他认为经济法的内容包括四部分：①经济基本体制形态，经济法中的基本权利及国家经济活动；②国家经济机关的组织，各种职业公会和私法上的经济团体；③卡特尔法；④经济引导与经济监督。
这种学说是对二战结束前协调公私法冲突说的发展，其发展表现在它们认为经济法协调公私冲突已不限于企业，还包括劳工。而且更重要的，他们开始将经济法与民商法和劳动法区分开来，认识到了经济法与宪法和行政法的紧密联系，因而比较好地处理了经济法与现行法律体系和法律实践相衔接的问题。
B.机能说：Nipperdey认为，经济法系以保障和促进经济发挥其适当机能为目的的公法和私法。其体系安排应顾及传统的法学分类，因此他将经济法的内容分为：①经济基本体制法；②经济私法，规定私人企业的组织形态、私人企业财产法、企业与企业及其顾客之间的关系；③经济行政法，规定国家监督、保护、引导、管理和影响经济的法律措施，以及国家自为经济活动的公营事业；④经济刑法；⑤经济诉讼法，规定对有关经济法上争端的诉讼问题；⑥国际经济法。这种学说是一种综合经济法说，但其强调了通过公私法的协同和整体性，以促进国家经济的共同发展，因此该学说把握住了现代经济法的“经济性”精神。
C.经济总体关系说：WelterSchmidt-Rimpler认为，经济法的任务在于探求总体经济的运行，在怎样的范围内经由自治自决还是公权决定，能达成一正确合理的秩序，以实现法追求正义的价值。所以，凡对经济的形成具有作用的法律规范，不论其系自治自决或公权决定的规定，皆为经济法。但这些法律规范应涉及总体经济的运行，不能仅是个人经济关系的规范，借此以同民商法相区别。他认为经济形成的形态分为竞争秩序与国家引导管理两种。因此经济法的内容有：①竞争秩序的法规；②国家引导与管理的法规，包括经济机构组织与措施方法的规定。其中引导与管理措施又可分为对企业等的直接管理和通过关税与捐税、公开市场操作等由其它国家机关调节市场供需、金融货币经济辅助等措施间接引导和影响经济活动。经济总体关系说一方面准确认识到了经济法的任务，即如何解决私法自治和公权规制以形成合理经济秩序；一方面则为经济法的内容作了合理界定。该学说可谓在现代经济法的精神和实体上都十分成熟。
D.经济协调法说：这是WalterRSchluep的看法，他认为，经济法是经济协调法。它将政治所决定的经济协调模式（自由竞争、国家统筹管理的计划经济或两者的混合）予以法律规范化。他认为经济法体系包括经济基本体制法和协调法，并认为经济基本体制法是制定经济协调体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宪法中规定有使一定协调模式制度化的任务，经济法应使此任务得以具体实现。此外还有一些在宪法中未明确规定的协调模式。
该经济协调法说紧紧抓住了经济法是“政治所决定的经济协调模式的法律规范化”这一关键点。这一看法是以前观点所没有的，以前的观点虽然都看到了经济法的国家对经济促进、协调、组织等作用，但它们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经济法从整体上讲其实更是一种政治行为的法律化，因而经济法是和宪法、行政法所不能截然分开的。
E.经济指导管理法说：GerdRinck认为，经济法系以追求总体经济的正确性及社会的正义为目的，而对独立的营业活动加以引导、辅助或限制的法律及国家措施的体系。简言之，经济法是经济指导与管理法。他强调不宜将企业法纳入经济法体系。具体来说，经济法内容体系包括：①经济基本体制法；②经济指导与管理措施；③各个别经济行业之秩序；④职业公会及经济团体；⑤反不正当竞争法；⑥反限制竞争法。
F.经济政策工具说：ErnstSteindorff认为，经济法系追求正义，并为实现总体经济的公共目的而作为调整经济活动的工具的公法与私法。经济法以其作为经济政策的工具，并且是一种带有调整作用的工具为特色。他将经济法的内容分为：①经济与宪法；②国际间的联系；③企业；④卡特尔法；⑤不正当竞争；⑥公营企业；⑦社会保护与经济监督；⑧劳工法与经济法；⑨经济之调整；⑩具有特定目的之调整以及能源法。
Wiethoelter也从政策角度表述了经济法。他认为，经济法是立足于解决大量没有解决的问题的一个出发点，而解决这些问题是共同经济本身所应承担的义务。经济法是一种缺少政治本性的政策性法律，它的存在不得不考虑社会和经济政策的措施。⑦
G.FritzRittner之说：他认为，规定经济运行的法律规范，不论其系公法还是私法性质，皆同其他已存在的法域有不可分离的关联，因此不可能给经济法下一个明确的定义。经济法概念仅可简单描述为所有对经济加以形成及对经济的运行加以规定的法律规范的关联结合。他不怀疑经济法是一个独立法领域。他强调经济法不仅仅具有经济政策的工具性质，也不能使经济法成为行政法的特别领域，而沦为经济行政法。认为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形成主要依靠个人和私法自治，因此，维持和保障此种形成作用的法律规范，即卡特尔法，才是经济法的基本和主要内容；而国家以行政措施对经济所为之引导与管理，仅扮演补充角色而已。
（2）日本⑧
A.与市民法对比来理解经济法的见解：这种学说由福光家庆所提。他认为，“近代所有权法”（市民法）的体系和品格是针对近代法而言，其妥当性虽然应给予肯定，但适应社会经济的变迁，作为其反省形态的“社会所有权法”的体系和品格，业已超出近代法的体系，累积成为新的“经济的法”。⑨
B.将约束和统制列为经济法中心概念的见解：如高田认为经济法是从国民经济整体立场来约束经济之法；而丹宗昭信则认为经济法是“国家统制或规制市场支配之法”。这里所说的“市场支配”是指限制自由竞争的状况，并认为，国家为了维持竞争秩序而介入市场的法就是本来意义的经济法。
C.“作为维持垄断阶段中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经济政策立法”的见解：这是今村成和教授的看法。他认为，经济法是“以依靠政府的力量支持因垄断发展而失去自主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为目的的法律之整体”。另外宫坂富之付教授也认为，经济法是“反映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国家介入经济，维护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为目的的经济政策的法律之整体”。
D.经济法是以“经济性从属关系”为前提的见解：如正田认为，经济法是“规制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固有的垄断为中心的经济从属关系的法”。并认为，经济法是由“通过规制经济支配者的活动，在经济的从属关系上，限制其进行恣意的活动，或处于支配地位的经济主体任意进行交易”的经济规制法，和“以反映允许经济从属者为了提高经济地位而结成的经济关系为中心的法制”的经济关系法这两个部分组成的。
E.国家干预与协调的见解：这是金泽良雄的观点。他认为，“经济法不外是适应经济性即社会协调性要求的法律。也就是主要为了以社会协调的方式来解决有关经济循环所产生的矛盾和困难（通过市民法进行的自动调节作用的局限）的法律。换句话说，经济法也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为了以‘国家之手’（代替‘无形之手’来满足各种经济性的，即社会协调性要求而制定之法。”
2.3.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日经济法理论发展
20世纪90年代是经济法理论研究的一个分水岭，这时的经济法研究已经明显地少了过去那种学说缤彩纷呈的局面，代之而起的是更多研究经济法实务和经济部门法的理论。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进入90年代以来，德国学者更多的是从经济宪法和经济行政法角度或者经济政策角度研究经济法问题.人们不再试图突破传统公私法划分而创造一种至少与公私法并列的“经济法”，而是力争在现有法学体系内和司法体系中去论证经济法的地位和性质。对此，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德国加入欧盟和世贸，而使更多学者关注欧洲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之缘故。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显然，人们不可能仅仅因为出现新的经济法现象而抛弃仍然起到重大作用的旧经济法现象。笔者认为，这是由经济法的性格使然，而非其他原因。
日本进入90年代以来，其经济法理论之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反垄断为核心来论证经济法的范围，如根岸哲、杉浦市郎编的《经济法》（法律文化社1996年版）、江上熏的《经济法·反垄断法概论》（税务经理协会1992年第7版）等著作。有的学者还从经济行政法角度对经济法重新认识，如佐藤英善的《经济行政法-经济政策形成及政府介入的方法》（成文堂1990年版）。可以说，这时日本的经济法研究同90年代以前已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金泽良雄说已逐渐失去其存在根基。
3.德日经济法理论演进评述及启示
从以上德、日经济法理论演进史可以看出，它们的经济法理论学说研究经过了一个萌芽、产生、发展、兴盛和平静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西方经济特别是崇尚国家主义的德国和日本由赶超经济到战争经济，从复兴经济到兴盛成熟经济（德国）甚至停滞经济（日本）的过程。在现代经济法产生至二战期间，德、日经济法理论还处于探索阶段，因而显得还不成熟，还显得有些感性，如集成说、还只是看到了经济法中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影响；即使是机能说也只是看到了经济法的表面现象-经济管制。但尽管如此，这时它们的经济法理论探讨仍然是极为丰富的，并已基本上把握住了经济法的方法、功能等。
在二战结束后至20世纪80年代期间，德国经济法理论的发展已突破了以前经济法研究的感性认识而愈加理性化并趋于成熟和稳定。这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已明确将经济法与民商法和劳动法加以区分开来，从而使经济法能够摆脱同样涉及经济活动的民商法和劳动法的影响，而成为自为的一极。第二，看到了经济法与经济体制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认识到了经济法中政治的因素和影响，如政策说、经济指导管理说等。第三，确立了竞争法在经济法中的核心地位，由此使得经济法与传统民商法有了一个十分恰当的衔接点，而且使得经济法对经济的干预或者说管理有了一个张缩基点。因此经济法成为了既与政治具有紧密联系，又是一个法律性十分强的东西，它必须遵守法律的基本原理和构成。而在日本的这个时期，其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成绩也是巨大的，显然这和日本通过大量经济立法推动了日本经济奇迹的出现有关。但可以看到，日本经济法理论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国家对经济的规制和协调、干预方面，也就是说，日本经济法理论这时特别强调的是国家力量的巨大，但在它与民商法的关系上并没有真知酌见。特别是，这个时期金泽良雄说在日本基本上占据主导地位.而金泽良雄说的核心思想是强化国家主义，强化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全面干预，以“代替‘无形之手’”。这种观点一方面强化了国家的权威，一方面则弱化了企业和个体的创造力和自由精神，以至于市场经济中应有的自由企业体制没能真正建立起来。
进入90年代，德国经济法研究更加成熟，经济法学界基本上围绕国家与经济的关系来研究认识经济法，从而将经济法的研究引入到经济宪法和经济行政法上。将经济法研究引入到经济宪法和经济行政法并非意味着经济法理论的消灭，而是经济法理论的自然升华。这是因为，经济法作为国家经济干预之法，首先必然要求国家通过相应宪法确立国家经济干预权限，确立国家和政府能不能干预及干预的度，宪法中所规定的公民基本经济权利，如财产权、营业自由权等都成为经济宪法基本内容，而国家和政府必须尊重这些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其次，经济法作为国家经济干预之法，就必然意味着国家和政府的力量对经济和市场凡体的管理，这显然要求经济法必须遵守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和要求。现代行政法所确立的依法行政原则，是经济法基本的原则和原理。德国法学界如此之探讨经济法，有效地解决了经济法能不能干预和如何干预的量，事实上也就是自由竞争和国家调控的关系，并因此真正实现了国家与个体的互功。事实上，德国经济法理论研究特别是二战后，一直没有忽视作为国家干预之法的经济法与个体自由之法的民商法的关系，正是在此理论指导下，其经济立法和实践特别注意在发挥国家的力量，充分尊重和发挥企业、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国家只是为企业和个人提供一个自由而合理又合理发展的空间。
日本经济法理论研究在这个时期也开始充分重视经济法中国家与个体自由的关系，金泽良雄说不再有市场，反垄断法成为经济法的研究中心，行政程度成为经济法研究的重要内容。这表明，日本经济法研究业已走出以法论法的研究时代，经济法的研究必须同时研究国家与个体经济的关系，确立基础与补充的关系。
总之，我们要看到，在德、日经济法理论学说演进过程中，恐怕没人否认经济法的作用—国家通过经济法有力地推动了其经济的复苏和前进。但是，经济法毕竟是国家经济干预的工具，而工具则意味着运用得当与否。从德国经济法发达史中可以看到，德国经济法之运用是比较恰当的，相应之经济法理论之研究一再强调了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关系，民商法为基础法，经济法则为补充法。为保证或实现经济法之补充作用，其经济法研究最终框架在经济宪法和经济行政法之内—以约束政府经济行为，以严格依法行政来保证政府经济行为之合法性与合理性。日本经济法也曾十分成功地运用了经济法，相应之经济法理论也确实为日本经济之复兴起到了应有的指导作用—全面干预、整体推进、迅速拔高、政府参做的尽量做。但是当进入80年代中后期，日本经济就开始出现了长期的停滞，日本经济法理论界也由此开始反思其以往的全面经济干预的理论，开始理性地对待经济法中的竞争法和经济行政法，以期能够在现有法学体系和司法框架内解决经济法到底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以及怎样做这些的问题。也许，这是日本经济终究要再次复苏的前兆。
4.我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展望—代结语
我国经济法理论研究自80年代改革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特别是90年度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经济法理论研究可谓更上一层楼。但综观林林立立的众经济学说，无一不是从功能角度论述经济法如何如何的。从功能角度看，经济法显然国家干预之法，是国家调节经济之法或管理经济之法等，但功能论只能看到研究对象—经济法在干什么，而如何很好发挥其功能并避免其负面作用，则是功能论难以解决的。日本经济法学说研究演进史告诉我们，一味强调国家经济干预、组织、管理，是一种政治学研究经济法方法，而并非真正法学研究方法。法学研究方法的出发点首先是相应权利、义务体系的建立。当涉及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时，首先必须考虑到相应宪法确立相关关系，以达到权利与权力的平衡；其次是如何规范国家和政府的行为，这显然是行政法原理的涵盖之下。德国经济法理论所确立的经济宪法和经济行政法理论，是十分值得我国经济法理论界借鉴的。如果说，日本经济法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反面教训，德国经济法演进则为我们提供了正面的经验。
注释：
①参见常鸿宾、刘懿彤《德国经济概述》，史际春主编《经济法总论》（教学参考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②同上①，第8～9页。
③参见[日]金泽良雄著，满达人译《经济法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④说明，本部分经济法学说主要来源于同上[日]金泽良雄书第6～14页；[日]丹宗昭信、厚谷襄儿编，谢次昌译《现代经济法入门》，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1～4页；常鸿宾、刘懿彤《德国经济法概述》，史际春主编《经济法总论》（教学参考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5页。
⑤参见[日]金泽良雄著，满达人译《经济法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日]丹宗昭信、厚谷襄儿编，谢次昌译：《现代经济法入门》，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⑥以下德国二战后至80年代的经济法理论学说除专门注释外均来源于廖义男著《企业与经济法》（台湾大学法学丛书之18），台北1980年版。
⑦RudofWiethoelter：DiePositiondesWirtschafsrechtsimsozialenRechtsstaat，in：FestschriftfuerFranzZum70.Geburgstag，Karlsruhe1965，S41转引于常鸿宾、刘懿彤《德国经济法概述》史际春主编《经济法总论》（教学参考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1页。
⑧以下日本该时期的经济法学除专门注释外主要来源于[日]金泽良雄著，满达人译《经济法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21页。
⑨[日]福光家庆《经济法的概念》，《神户法学杂志》第3卷第3号，第496页转引温烨《日本经济概说》载史际春主编《经济法总论》（教学参考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1页。
⑩参见[日]丹宗昭信、厚谷襄儿编，谢次昌译《现代经济法入门》，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
11.参见同上③，第7页。
12.同上①，第28页。
13.如我国这两年翻译过来或介绍德国有关经济法的著作和文章基本上从经济宪法与经济行政法角度来看待经济法的，如罗尔夫·斯特博的《德国经济行政法》（苏颖霞、陈少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E-J梅斯特梅克的《经济法》（王晓晔译，载《比较法研究》1994年第1期）；罗·豪依塞尔的《德国经济行政法的基本架构》（载《中国经济法研究所年刊》（1996/97））；程明修的《德国经济行政法总论之发展现状》（载《法学丛刊》第175期）等。
（一）国际惯例的形成与发展
国际惯例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植根于参与国际交往的行为主体的长期反复实践。
早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尚未形成时的中世纪的欧洲，商人们在各地大的集市上进行交易的规则，在各种各样的地方法中几乎相同，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商人习惯法（LexMercatoria）。在民族国家形成以前，西方社会按社会等级而组成。而中世纪的商人习惯法，实际上是商人这个阶层普遍适用的习惯性做法。它以杂乱无章的方式发展着，称之为“法”，或许只是—种委婉的说法。[1]中世纪末，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各国通过不同的方式，纷纷将商人习惯法纳入其各自的国内法：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率先进行了全国性的法典编纂，于是便形成了1673年的《商事条例》和1681年的《海商条例》；1834年，德意志关税同盟主持制定了《德意志统一票据法》；英国则通过在伦敦市政厅主持法院工作的曼斯菲尔德（Mansfield）大法官及其同僚的努力，将商人习惯法并人了普通法的范畴。
19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2]，为其产品寻找市场。与此同时，为了确保本国技术及其产品的垄断地位，许多国家先后建立了专利、商标和版权等知识产权制度。在此期间，为了避免由于各国法律规定不同而给国际商事交往带来的不便，各国在制定各本国旨在解决不同国家的法律冲突的规范时，也开始寻求共同制定旨在避免法律冲突的国际统一实体规范，即国际双边和多边条约中的规范。例如，英、法两国于1860年签署了规定相互赋予最惠国待遇及减免重要商品关税的《科布顿条约》；一些国家还缔结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883年），《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1886年）、《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1891年）等。这些国际双边和多边条约中的许多规范，都是由商人习惯法发展而来的。当世界进入20世纪后，随着致力于协调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国际组织的出现，以往那些杂乱无章的商人习惯法经过这些国际组织的整理编纂，开始呈现成文的形式，如在国际商事交易中普遍适用并被公认为国际惯例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1ncoterms，以下简称为《解释通则》）、《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以下简称为《统一惯例》）、《华沙一牛津规则》等，就是由国际商会、国际法协会等国际组织编纂成文的。
二战后，随着科学技术、交通、通讯的迅速发展和电子计算机的问世，跨国公司进入世界经济大舞台，随之而来的是资本输出和技术贸易的空前发展，特别是60年代以来，其增长速度已大大超过了有形商品贸易。与此相适应，有关国际投资和技术贸易及其管理的一般做法，通过某些国家和企业的反复实践，逐步形成为这些国家和企业的习惯性做法，同时也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效仿。其中许多做法已经或者正在转化为国际惯例。
通过简要回顾国际惯例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国际惯例植根于国际交往实践，是在长期反复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某一特定领域内的习惯性做法或通例。
2.上述做法或通例是在各国法律所许可的范围内发展起来的。经过有关国际组织的整理编纂，这些习惯性做法获得系统有序的成文表现方式，进而大大方便了参与国际交往的当事人的适用。
3.国际惯例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原有的惯例不断地完善，新的惯例则在频繁的国际交往中应运而生。
（二）国际惯例的含义
在实践中，英文单词“generalpractice”，“usage”和“custom”往往都译为惯例。[3]在王铁涯教授主编的《国际法》一书中，对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一）款（丑）项的引用是“国际习惯，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4]而此项规定的英文原文是“internationalcvstom，asevidenceofageneralpracticeacceptedaslaw.”[5]该书认为，国际习惯与国际条约并列为国际法的主要渊源。[6]而“国际习惯是各国重复类似行为而具有法律拘束力的结果。[7]作者在此强调的”习惯“，显然指的是custom，而不是usage.与此同时，作者也谈到了”习惯“一词常与”惯例“混用，并认为惯例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惯例包括习惯在内，外交文件上所用的”惯例“一词，既包括具有法律拘束力的习惯，也包括尚未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常例“，而狭义的惯例则仅指尚未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常例，即《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一）款（丑）项所指的通例。可见，作者在以上几处所说的惯例，显然又是指的”custom“，而不是”usage“。这一结论从上述”狭义的惯例指……“看得最为明显，因为对此作出进一步解释的是《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一）款（丑）项所指的”通例“（generalpractice）。而作为此条中的”通例之证明“，正是该书前面所述的国际习惯。[8]可见，”custom“一词在此书中，有时指习惯，有时也指惯例。
那么，上面提到的三个英文单词在含义和译法上究竟有无区别呢？笔者认为，区别还是存在的。“generalpractice”可以译为通例，也可译为一般做法。以国际货物买卖为例，当卖方报出某种货物的FOB价格时，总是要求买方安排运输和保险。如果买方要求卖方负责租船和投保，那么卖方在其原有报价的基础上，还要再将保险费和运费的价格列人其报价、即CIF价。买方提出购买卖方的货物时也是如此。这种不同报价反映买卖双方承担不同义务的一般做法，经过无数次的重复，便成了商人们进行货物买卖的习惯（usage，也可译为习惯做法）。俗话说，习惯或自然，久而久之，当卖方或买方报出FOB或CIF出售或购买某货物时，由谁在此买卖中承担安排运输、保险等义务，就不言而喻了。而这时的习惯也就自然而然地转化成为惯例（custom）。也就是说，当习惯转化为惯例时，凡从事与此惯例有关的业务人员都知道或者理应知道他们各自应承担的义务，并对此不会再产生什么误解。例如，在以FOB成交时就不可能发生下列情况：买方在未能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安排运输和保险的情况下，反而指责卖方未在合同规定的交货期内安排好载货船舶，进而使买方蒙受损失，并要求卖方承担违约责任。即使上述情况发生，当争论提交法院或仲裁裁决时，法院或仲裁庭则会毫不犹豫地作出买方败诉的判决或裁决。因为有关国际货物买卖的惯例在国际贸易界是众所周知的。
一般而言，某一特定领域内的惯例由习惯形成，而习惯又来源于一般做法。笔者赞同国际贸易法领域内一些学者的观点：国际商业惯例“往往始于一些有影响的企业的商事经营活动，而后逐步形成建立在平等交易行为基础上的特定贸易中的一般做法（generalpractice），再发展为贸易习惯性做法（usage），并最终取得具有稳定性的惯例（custom）的地位。[9]国际贸易法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英国当代著名法学家施米托夫教授认为，国际商业惯例由”应用极为广泛的，凡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们期待着他们的合同当事人都能遵守的商业习惯性做法和标准构成。“[10]至此，仍然困扰着我们的问题是：通例在何时转化为习惯？习惯又在何时取得惯例的地位？在实践中，要对此问题作出明确回答是困难的。例如，《统一惯例》（1962）究竟是习惯性做法，还是惯例？施米托夫教授认为它”目前“（指1968年，笔者注）正处于从习惯性做法向惯例的过渡。这一结论所依据的事实是，它至少已为173个具有不同经济制度的国家和地区的银行所采纳。[11]而《解释通则》（1953年）则是名副其实的习惯性做法，它仅具有标准合同条件的性质，因为”这些条件只有被当事人列入特定合同时，才对他们有法律上的拘束力。“[12]国内学者对国际惯例也有不同的看法。[13]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又很难把通例、习惯和惯例截然分开。
（三）小结
通过对国际惯例的含义及其形成与发展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国际惯例必须是在世界范围内广泛适用的习惯或通例。如果某一通例或习惯仅在某些国家或地区广为适用，则还不能称之为国际惯例，而只能称为地方性习惯做法。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这类习惯性做法逐步扩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它们也可能转化为国际惯例。后者往往是从前者发展而来的。
2.国际惯例不是法律。一国的国内法和国际条约，对于该制定法律的国家和国际公约的缔约国而言，则其国内法及该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公约中的规范是法律而不是惯例。
3.国际惯例是被法律认可为对有关当事人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的通例或习惯。这里的法律，既包括国际法，也包括国内法。对一国而言，国际惯例指为该国法律及该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公约所认可的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的通例或习惯。
二、国际惯例的内容
国际惯例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根据国际惯例所涉及的主体和范围的不同，可以分为：
1.国家间交往的惯例。此类惯例是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国家之间进行交往的规则和原则，如国家原则及由此而引申出的国家间交往的各项原则和制度，如相互尊重和、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五项原则。
2.不同国家的平等当事人之间进行的国际经济交往的惯例。包括在世界范围内广为适用的由国际组织及特定行业及有关贸易协会制定的商事交易规则、标准合同共同条件等。
3.国家对国际商事交易进行管理与监督方面的惯例。如国家对进出口贸易的管理、税收管理、企业管理，包括对外国私人投资者在本国境内投资及本国投资者在海外投资的管理等方面的原则和规则。
4.解决国家间争议及不同国家国民间的民商事纠纷，以及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的国际商事争议的惯例，如通过协商调解和仲裁方式解决上述争论的规则。
（二）按照国际惯例表现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
1.不成文惯例。许多国际惯例都是不成文的，通常为国际社会普遍遵守的参与国际交往的原则和规则，如契约自由原则、有约必守原则、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争议、国家原则及由此而引申出来的原则和制度，如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原则、跨国公司或其他外国公司在东道国从事投资或其他跨国经营活动时必须遵守东道国法律的原则。
2.成文惯例。即由国际组织或学术团体对不成文的惯例进行解释、整理编纂后的成文形式，它具有条理性、明确性和稳定性。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这些成文的惯例也在不断地修订和补充，使之适合于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如由国际商会主持制定的广泛适用于国际货物买卖当事人双方权利与义务的《解释通则》，最初公布于1936年，并分别于1953、1967、1976、1980和1990年进行了修订和补充。该会于1933年制定的《统一惯例》，也进行了多次修订。此外，国际商会还整理编纂了其他有关商事交易的规则和标准合同，如《托收统一规则》、《合同担保统一规则》、商业示范合同格式等。除国际商会外，其他一些组织也整理编纂了若干规则，如国际法协会制定的《华沙——牛津规则》，国际海事委员会的《约克·安特卫普规则》，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主持制定的《仲裁规则》与《调解规则》，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持制定的《跨国公司行为规则草案》以及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经过多年努力整理而成的《国际技术转让行为规则草案》等。
三、国际惯例的效力及其适用
（一）国际惯例的效力
一般而言，国际惯例的效力通常可以分为规范性惯例的效力和合同性惯例的效力。
规范性惯例通常对当事人各方具有普遍拘束力，属于强制性规范的范畴。此类惯例的特点是：无论参与国际交往的当事人是否愿意采纳，这类惯例都对他们具有国际法上的拘束力，如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原则等。因为此类惯例已被国际社会多数成员普遍认为具有必须遵守的义务，不得随意变更。另外，凡已被各有关国家接受为国内立法或为国际公约所采纳的国际惯例，则对这些特定国家及有关当事人具有普遍约束的效力。当然，对这些特定国家而言，此时的惯例已转化为法律了。
合同性惯例是国际商事交易领域内的主要惯例。此类惯例属于选择性或任意性惯例。其效力，取决于国际商事交易中当事人各方自愿采纳，因为此类惯例的适用并非当事人各方必须遵守的义务，它们的适用以当事人各方的共同意思表示为前提。而一旦当事人各方明示或默示地表示关于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某惯例，该惯例即对他们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例如，在国际货物买卖交易中的信用证安排上，如果开证行在开具信用证时注明适用《统一惯例》，则《统一惯例》即对各有关当事人（如开证行、议付行、通知行、付款行及与此交易有业务往来的银行及其他有关当事人）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该信用证的运作程序必须严格按《统一惯例》中的有关规定办理。又如一些特定行业的贸易协会和国际组织制定的标准合同格式，如伦敦谷物贸易协会制定的有关谷物交易的标准合同格式、国际工程师咨询联合会（FIDIC）制定的国际合同条件，国际运输人协会联盟（FIATA）制定的联合运输提单等，对采用上述各标准合同的当事人各方而言，也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
（二）国际惯例的适用
国际惯例多为任意性惯例，就其本质而言是供当事人在其所从事的特定交易中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愿适用的制度，尽管有少量的规范性惯例属于各有关当事人必须遵守的规范。而平等当事人之间进行的国际商事活动所适用的惯例一般都属于任意性惯例。当事人在选择适用某一特定惯例时，通常还可以通过协议的方式，对其进行修改或补充。
另一方面，惯例对特定当事人的效力，不仅取决于当事人各方的明示同意。对于特定交易中当事人各方应该知道或理应知道的为该特定交易领域内的人们所广泛了解的惯例，即便当事人各方未作出明确表示，也应视为他们已默示同意此惯例。例如，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主持制定的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14]第9条规定：“双方当事人业已同意的任何惯例和他们之间确立的任何习惯做法，对双方当事入均有拘束力。除非另有约定，双方当事人应视为已默示地同意对他们的合同或合同的订立适用双方当事人已知道或理应知道的惯例。而这种惯例，在国际贸易上已为有关特定贸易所涉同类合同的当事人所广泛知道并为他们所经常遵守”。按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制定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28条4款及《仲裁规则》第33条的规定，仲裁庭在处理国际商事争议案件的过程中，无论当事人各方是否选择了适用于争议实体的法律，或经当事人各方同意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解决争议，仲裁庭在作裁决时，“均应按照合同的条款作出决定，并应考虑到适用于该项交易的贸易惯例。”
四、关于我国经济立法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思考
（一）关于国际惯例的含义及其适用
我国现行国内立法尚未就国际惯例的含义作出专门规定，但我国法律承认国际惯例的效力并允许当事人适用。例如，《民法通则》第142条3款、《海商法》第286条2款等法律，都对国际惯例的适用作了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据此，在我国当事人参加的国际商事交易中，如果当事人之间另有约定或法律另有规定，则应适用当事人的约定和法律规定。另一方面，当事人也可以在我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选择对国际惯例的适用。然而，对当事人选择适用国际惯例也有一定的限制性条件，即国际惯例的适用不得违反我国的社会公共利益。这一限制性条件在《民法通则》第150条和《海商法》第276条中都有所反映。而这一做法本身，也是符合世界各国立法的一般做法（即公共秩序保留），或可称之为国际惯例。
（二）关于我国经济立法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问题
现在，经济立法应与国际惯例接轨、向国际标准看齐，似乎已成为一个时髦的口号，而对国际惯例和国际标准的具体内容，则缺乏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且不谈我国近年来缔结或参加的双边和多边国际条约，[15]仅我国近年来颁布的许多经济法律法规，特别是有关涉外经济合同、吸收利用外资、外贸、仲裁、股票交易管理、反不正当竞争、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许多都是在参考借鉴国际惯例和国外成功法制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
笔者认为，作为法学工作者，当我们呼吁按国际标准和国际惯例完善经济立法的同时，应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对国际惯例和国际标准的具体含义和内容作较为深入的调查研究，以供决策部门参考。
在现代国际社会，国际标准和国际惯例是各种各样的，并且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差异的不同导致对国际惯例和国际标准的看法和解释不同，在实践中的适用及其结果也不同。比如，一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与一个最不发达的国家在相互给予国民待遇的条件下，在其经济交往中就不可能有事实上的平等：前者的国民到后者去投资或从事贸易活动不会遇到太大的障碍，而后者连起码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哪有剩余资金投向前者或生产出足够的产品供出品呢？在此条件下，即便给发展中国家在贸易投资等方面以最惠国待遇或国民待遇，发展中国家的国民又如何享受得了呢？正因为如此，《关贸总协定》不得不在1964年增加了一章专门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条款，给予发展中国家在关税问题上非互惠的优惠待遇。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签署的有关减让关税、保护知识产权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等文件上，也都毫无例外地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因此，我们在接受或采纳向国际惯例和国际标准靠拢的立法观念时，必须考虑到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也可称为特色），多作一些深入的调查研究，紧密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恰当地把握国际惯例和其他一些国家成功的法制经验，防止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或者以西方某些国家的法制模式作为检验我国法制是否符合国际标准的重要依据，或者完全排斥这些国家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的成功经验，无视国际上通行的规则与惯例。
注释[1]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179页。[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第254页。
[3]例如，《统一惯例》的英文为“UniformCustomsandPracticeforDocumentaryCredits”；另参见程德钧等编著：《国际惯例和涉外仲裁实务》第2页上关于“usage”和“custom”的各种不同译法。
[4]《国际法》，王铁崖主编，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26页。
[5]BasicDocumentsinInternationalLawandWorldOrder，SecondEdition，WestPublishingCo.，at36.[6]同注[4]，第38页。
[7][6]同上，第29页。
[8]同上，第26页。
[9]参见前引《国际贸易法文选》，第205页。[10][11][12]同上，第206页。[13]《国际经济法总沦》，高树异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4—65页。
关键词：倾销；反倾销；公平性
一、反倾销法产生的背景
1.1倾销与反倾销的含义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94》第六条第一款将倾销定义为：“用倾销的手段将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办法进入另一国市场，如因此对某一缔约国领土内已建立的某项工业造成重大的损害或产生重大威胁，或对某一国内工业的新建产生严重阻碍，这种倾销应当受到谴责。”WTO在继承GATT的基础上，规定“如一产品自一国出口至另一国的出口价格低于在正常贸易中出口国供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即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的商业，则该产品被视为倾销。”
然而，反倾销作为倾销的对立面，自然是对其的一种否定和打击。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对倾销这一国际贸易行为的否定和反对；二是对倾销行为的打击和抵抗，并由国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为这种意愿提供合法依据，即是反倾销立法。
1.2倾销与反倾销产生的经济背景
仅仅按照销售商以低于同类商品正常价格这一标准来看待倾销，倾销首先作为一种国内销售行为并由来已久，之后逐渐发展成为国际贸易行为。早在16或17世纪时，英国就已经采用这种方式击垮了外国同类产业的竞争对手，从而达到了占领国际市场并最终赚取巨额垄断李瑞的目的。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倾销一词开始在国际贸易中被广泛使用。然而，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德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强国都在对外贸易中采取了倾销的手段来获取暴利。可见，倾销是随着国家对外贸易发展、经济迅速对外扩张并急切渴望巨额资本利得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种国际贸易工具。
但是，反倾销并不是随着倾销的出现而出现。直到一战前，世界上还鲜有国家提起反倾销，当然这与当时的法制背景和贸易观念有很大关系，但是更重要的联系是国家经济利益。一战后，英国等一直强调自由贸易的国家也纷纷表示反倾销，其经济学原因，在于战后各国为经济发展，保护本国工业的重建以及本国市场不受冲击而迅速利用其反倾销这一贸易武器。直到今天，反倾销也始终是各国保护贸易的重要工具。
1.3反倾销立法的法律背景
加拿大1904年立法的标准比较宽泛：只要认定外国商品在加拿大市场上做差价销售，就构成倾销，并可征收特别关税，不需证明对本国同业有损害。这将反倾销最为贸易保护工具的特性表露的十分明确，且容易造成判定倾销时极大的不公平性。
英国的立法则将行政、立法、司法三项职能全部包括在内，程序纷繁复杂：在有关反倾销程序启动前，必须由某个与外国倾销商品相似产品的生产商提出，裁定程序具有专业化倾向，并引进了司法审查制度。这些规定明显比加拿大的立法有所进步。
WTO的《反倾销协议》则提出许多原则：微量不计原则、落日条款、公共利益原则等，并设立了相应的争端解决机制，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法律拘束力。
二、反倾销背后的理论依据
2.1反倾销支持论
（1）1947年至1995年，关税总协定（GATT）主持了8轮关税减让谈判，使主要工业国家的平均关税从50%逐步削减到4%左右。对于世界各国而言，通过关税来保护国内产业不受国外倾销手段冲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意义。而许多非关税壁垒，如限额制度、许可证制度等都已经被国际公认不合理甚至不合法。此时，“反倾销”这一含义便成为最有力最有效的工具，可以使进口国保护本国工业，继而保护国内市场安全。这是从安全角度对反倾销的支持。
（2）从贸易保护的角度，即通过反倾销抵制国外产品过多进入国内市场，其抵制的不一定是真正倾销的商品，也有可能是用反倾销的手段对绝大多数国外产品进行排斥，往往是国内保守派势力的理论。他们通常相信消费者会把原先对本国产品的购买需求转向倾销进口产品，造成进口国相关企业市场缩小甚至完全丧失，企业利润下降，开工率降低，社会失业率上升。从这个角度讲，贸易保护对国内市场有利。
2.2反倾销反对论
（1）比较优势理论对部分反倾销进行否定。大卫李嘉图和约翰穆勒等国际经济学家提出各国根据其各自资源和技术等对各种产品的生产成本不同，故产品价值便不同，一国利用自己比较优势高生产的产品卖到比较优势低的外国市场上，虽然低于销售国同类产品价格，但不应该被判定为倾销，因为这与全球资源配置紧密相关，并非人为地恶意地造成的损害。这种理论对倾销的判定标准定得比较严格。
（2）自由贸易论观点持有者认为国际贸易的最好状态便是实现市场自由化，反倾销必然体现了各国的贸易保护思想，不利于开放市场和增强市场流通性，反而限制了商品、技术、服务的流动和发展，从而影响了世界贸易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这种观点不仅站在各国利益的立场上，更大程度上是站在全球利益的立场上。
三、反倾销的公平性探求
3.1从立法背景看其公平性
从反倾销的立法史可以看到，一战后各国进入制定反倾销法的高峰。其原因前文中已经简略分析。可见，国家贸易保护的动力推动了全世界的立法脚步。从国家贸易的角度来看，通过反倾销的手段防止国外销售产品冲击国内市场，保障国内市场在有序、稳健的环境下重建，这自然是体现了反倾销的公平价值的。因为其可以以其工具价值进而实现整个国家贸易市场的健康和安全。但同时，从国外生产商、销售商的角度来看，过度严格苛刻、甚至毫不留情面的反倾销法对其经销的商品无疑是巨大的打击。既是产品的价格低廉并非人为恶意而是因为比较优势造成的，其所受的质疑背后是巨大的国家利益。因此，动辄以反倾销法示国外生产商、销售商，对其来说又充满了极大的不公平。对于国内消费者，则无法通过低价购买到廉价的物品，使其购买力水平大大下降，人民生活水平也难以提高。可以说，反倾销法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国内市场的快速重建和国内贸易的繁荣，又带来了对国外生产商、销售商的伤害和国民的利益牺牲。所以，其公平性必然一分为二。
3.2从当今国际贸易现状看其公平性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背景，在反倾销立法不断的时期，国际贸易还远远没有今天这般繁荣发达。科技、思想、意识的力量使国际贸易的范围越来越广，利益涉及也越来越复杂。尤其是当GATT成立以及演进至WTO后，其在国际贸易上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其所推动促进的自由贸易更是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但是，事实却是：在倡导自由贸易的今天，反倾销作为一种贸易保护的工具却被一次又一次地使用，许多国家在提起反倾销时同时又成为他过反倾销诉讼的被告，这正是由于国与国之间相互的攻击和自我保护造成的。而在反倾销调查时，各国又有较大自由裁量权，致使结果往往带有极大主观性和保守性。法律的公平价值是其本身的属性，然而，作为工具的反倾销法很难像民法、刑法一样具有普遍性和天然性的公平价值，其司法过程的主观臆断比例和先入为主的偏见占司法的很大部分。
由此，当反倾销立法的不公平性还存在争议时，司法的不公平性便毫无疑问。在分析反倾销法的背景、公平性后，我们虽然很难预测反倾销的最终结果，但可以确定的是在未来很久它还将一直发挥作用。对它的研究必须以一种更为深入更为发展的态度不断进行。
参考文献
［关键词］管理会计理论;理论体系;发展框架
1管理会计理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1.1理论方面的研究不够深入
2014年，英国皇家特许会计师公会和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联合了《全球管理会计原则》，在此之后，我国政府中的财政部也颁布了《关于全面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我国财政部《意见》的颁布，促进了我国管理会计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这一《意见》的颁布也促进了我国管理会计相关理论体系的完善，管理会计在我国的具体应用，能够促进我国现代化企业更好地管理自身。总体来说，虽然我国管理会计理论体系在不断地完善，CIMA《全球管理会计原则》对我国管理会计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我国现阶段对于管理会计理论是实际中的应用的认识还不够全面。由于我国管理会计在理论方面的研究不够深入，也导致我国现代化企业在管理会计的开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成本和费用支出是比较高的。同时，我国现代企业在实际的发展中也不注重管理会计的有效应用，这也导致管理会计理论在实践方面的经验得不到有效且全面的总结，也导致我国在管理会计的理论研究方面也不够深入。目前我国管理会计理论发展中也存在着管理会计理论体系不健全的现象，这主要是因为管理会计在我国传播和发展的时间是比较短的，并且我国现代化企业中针对管理会计并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实施。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我国的财务会计则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从而能够完善其理论方面的漏洞或者是进行相应的补充。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理论的实践和发展呈现出鲜明的对比，同时也说明了我国管理会计理论体系在目前的应用中也是存在着一定阻碍的。
1.2管理会计的理论研究领域比较狭隘
我国管理会计理论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所采取的研究角度和研究领域都是比较狭隘的，这也导致我国管理会计理论在具体的实践和开展过程中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由于我国管理会计理论体系研究的领域比较狭隘，导致我国管理会计理论体系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也比较缺乏相应的研究方法和路径，导致我国管理会计理论经不起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实际检验。特别是目前我国管理会计理论的研究大多都是集中于工业企业方面的，对于其他行业则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也导致我国管理会计理论体系是比较难以适应于实践方面的发展和应用的。
1.3在实践方面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与关注
我国管理会计理论在现代化企业的应用中主要存在于记账、算账、报账中这些基础项目中，没有对我国管理会计在深层次方面的理论去进行有效的运用和实践，也导致我国管理会计理论在具体的实践和应用中缺乏相应的规范和合理性。特别是在我国管理会计理论研究中，大多数都是研究国外的案例，而国外企业的发展与我国企业的发展本身就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这也导致我国管理会计理论方面的发展存在着一定的阻碍。
2管理会计理论的发展对策
2.1建立符合中国特殊国情的管理会计体系
首先，要促进我国管理会计理论的有效发展，就要根据我国本身的现实国情来建立一个完整的管理会计理论发展体系。特别是我国的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与国外有着非常大的差异，对于管理会计在我国的发展来说，也应该要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来有效地开展。要建立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管理会计理论体系，就要在管理会计的基本理论、基本结构和管理会计人才建设方面都要进行体系的建立，只有这样，才能够全面地促进我国管理会计理论体系的有效建设。
2.2建立服务于管理会计的统一规范
在我国现阶段管理会计的实际应用中，其过程并没有受到相应的规范和约束，甚至是管理会计的内部准则都是被遗失的。这样的情况之下，要有效地促进我国管理会计理论在实际中的应用和开展，那么就要建立服务于管理会计的统一规范，只有这样，才能够促进整体的发展和进步。建立统一的管理会计准则和指导规范，也能够帮助会计行业进行有效的规范和发展。
2.3加强科研院校机构的系统整合
我国相关的科研院校以及专家等都可以进行优势方面的互补和整合，特别是通过相关理论的转化，也能够促进管理会计理论的创新。我国政府也应该加大管理会计理论方面的科研投入，特别是要鼓励相关的高校和会计学院建立研究基地，能够系统地研究管理会计理论。通过整合相关的管理会计案例，也能够推动我国现代管理会计科研成果的评价方法，与此同时，也要加强管理会计方面的理论和实务研究，提升我国管理会计理论的国际影响力。
3结论
虽然我国管理会计的相关理论得到了发展，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通过完善我国管理会计的相关理论体系，能够促进我国管理会计人才的全面培养，从而也能够为现代化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好人才资源的储备。总体来说，虽然我国管理会计理论体系在不断地完善，CIMA《全球管理会计原则》对我国管理会计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我国现阶段对于管理会计理论是实际中的应用的认识还不够全面。我国管理会计理论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所采取的研究角度和研究领域都是比较狭隘的，我国管理会计理论在具体的实践和应用中缺乏相应的规范和合理性。要促进我国管理会计理论的有效发展，就要根据我国本身的现实国情来建立一个完整的管理会计理论发展体系。要有效地促进我国管理会计理论在实际中的应用和开展，那么就要建立服务于管理会计的统一规范。我国政府也应该加大管理会计理论方面的科研投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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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向白芸.浅谈管理会计及其发展［J］．纳税，2018(21)．
国际保理是指在国际贸易中位于不同国家或地区以赊销、托收等为结算方式，由保理商向供应商提供集贸易融资、销售账务管理、应收账款回收、信用销售控制和坏账担保为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国际保理业务是继收汇、托收、信用证等支付方式之后最近几十年在世界上迅速崛起的一种新型的国际贸易结算方式。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国际贸易买方市场逐渐形成，出口商为扩大商品出口，多为买方提供优惠的结算方式，由于保理业务可以很好地解决赊销中出口商所面临的资金占压和进口商信用风险等问题，使它逐渐流行并成为非信用证结算方式的典范，在国际上蓬勃兴起，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性的金融业务。
国际保理业务开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国内与国际保理的发展比例不协调等许多问题，其中与之相关的法律问题尤其值得关注。国际保理业务涉及了出口商、进口商和保理商，其中包含着各方当事人之间复杂的权利义务关系，并围绕应收账款转让这一国际保理交易的核心内容和其他服务项目，产生出许多具体的法律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研究各国的债权法、担保法、破产法等一系列法律，还要考虑国际保理公约和惯例规则的规定，故而国际保理的法律问题比较复杂，法律问题的研究也是国际保理研究领域的重点和难点。
我国的国际保理业务起步比较晚，而且经营规模小，发展缓慢。近几年来，国内各家商业银行在拓展国际保理业务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尝试，我国的保理市场开始迅速成长并表现出广阔的市场前景。
基于此，本文共为分四章，对国际保理业务及其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就如何发展我国的国际保理业务提出了建议。第一章国际保理概述，概括介绍了国际保理的概念、主要种类、运作机制以及与其他结算方式的比较。第二章国际保理中的基本法律机制，着重论述了国际保理的法律部分。本章介绍了与国际保理相关的公约和机制，并对国际保理的主要法律问题进行了探讨，包括应收账款转让和国际保理业务中产生的许多相关法律问题，并对当事人之间的这些法律关系进行了分析。第三章国际保理的风险及防范，该部分具体分析了所购买债权的风险、出口商的经营风险、债务人的信用风险和进口保理商的信用风险等，并结合国际保理实务，有针对性的提出防范风险的若干建议。第四章是建议部分，本部分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保理业务的特点、在发展中受到的制约以及法律现状，并对我国国际保理业务发展的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国际保理，法律机制，国际保理的风险
第一章国际保理概述
第一节保理和国际保理的涵义转一、保理的涵义
“保理”来源于英文中的“Factoring”一词，又译作“保付”、“承购应收账款”或“账务”，没有统一的译法。在中国香港把“保理”译为“出口销售保管服务”，在台湾将其译为“国际应收账款管理服务”，“应收账款收买业务”和“账务”。在有的国家，由于历史及人文原因，往往不使用“Factoring”一词，而代之以“AccouniReeeivablePurchase’’，简称ARP，即“应收账款购买”。在国际商业，更多使用国际保理业务(hitemationalFactoring)这一术语。尽管保理业务本身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因其在不同国家中具体应用与操作方式不同，故迄今为止尚无统一的定义。
《简明牛津词典》给保理一词下的定义:即从他人手中以比较低的价格买下属于该人的债权，并负责收回债款从而获得盈利的行为，称为保理。这个定义没有揭示保理的法律特征，而且从中我们也不能了解到债权人出卖债权的动机和目的。债权人是为了债权到期日之前提前收回债款，从而得到资金周转上的便利;还是为了要得到某种服务?这些我们不能从这个定义中得到答案。
相反的，美国的《商业律师》一书对保理业务做了限制性很强的定义:在承做保理的一方与以赊销方式销售货物或提供服务的一方达成一个带有连续性的协议，根据这一协议，保理商对通过销售或提供服务所产生的应收账款提供以下服务。
(l)以即付方式买下所有应收账款。’
(2)负责有关应收账款的会计分录及其它记账工作。
(3)收取应收账款。
(4)承担债务人资不抵债的风险，即信用风险。
国际保理有关法律问题研究该定义还规定，保理商只有在提供至少两项上述服务时才被视为是保理业务。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该定义未对债务人和还款方式加以限制，在实践中，保理商通常将债务人为私人消费者的应收账款和融资期限超过六个月以上以及采用分期付款方式的应收账款，从保理业务中加以剔除，不承做此种业务。这个定义从多方面反映了保理业务的实践性，但在另一方面该定义是对保理所做的狭义解释，它将到期保理排除在外，并限定了严格的服务内容。由于这个定义从多方面更符合美国的实践，故在美国被普遍接受，却并不为绝大部分欧洲保理商所接受。
此次教学实验的对象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贸易经济专业2013级学生，学生共计51人。学生具备如下特点：一是英语水平较好。通过英语专业八级考试的学生14名，通过英语专业四级考试的学生14名，通过大学英语六级考试的学生8名，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学生14名，这四类学生总计50名，占总学生数的98%，其中通过大学英语六级考试以上的学生比重达到了70.6%。二是已经学习过微观经济学，且正在学习宏观经济学，具备一定的经济学基础。而且经济学基础比较扎实，比如微观经济学期末总评成绩在80分以上的同学共26人，达到51%。根据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案例法应用设计原则，教师的案例课堂组织模式如下：案例教学的模式主要是由学生针对教师提出的题目来分组查找资料，形成案例报告。具体说来，案例教学分如下几个步骤进行：一是教师说明；二是学生分组；三是学生汇报及教师点评。案例汇报选题的原则有三个：一是与课程讲授的理论知识相关；二是当前国际贸易领域比较关注的问题；三是教师对相关内容比较熟悉，能够提供较有价值的点评。根据这三个原则，教师选择的四个案例题目分别为：①重商主义与国际贸易谈判；②要素禀赋理论与中国国际贸易结构；③外部规模经济理论与中国的产业园区；④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下岗”问题。在交代案例题目中，教师明确指出每则案例所对应的理论知识点，并对如何查找并引用文献进行了一定的指导。同时要求学生发挥团队合作精神，要求小组中所有同学都参与，对小组汇报做出贡献。
二、问卷调查及教学效果分析
在已经完成三次案例汇报之后，教师向学生发放了调查问卷，此次调查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调查学生对案例汇报的态度及感受；二是对案例汇报如何影响双语教学效果进行实证分析。调查问卷的对象是所有参与听课的在册学生，共51人。运用问卷星进行问卷的设计与发放，所有题目为必答题，问卷发出51份，回收51份，有效问卷数51份，回收率和有效率均达到100%。
1.学生对案例教学法的态度与感受。
首先，绝大部分同学都认为案例教学法对提高其学习效果有所帮助，13.73%的同学认为“帮助很大”，72.55%的同学认为“有所帮助”，两者相加总比重为86.28%；而回答“不知道”和“帮助很小”的同学比重只有7.84%和5.88%。与尚未做过案例汇报的同学相比，已经做过案例分析的同学更倾向于认为“有帮助”。仔细分析发现，在已经做过案例汇报的共计39名同学当中，认为“帮助很大”和“有所帮助”的分别为6名和30名，两项加起来占总体比重为92.3%，而在尚未参加案例汇报的同学中，这一比重为66.7%。可见，有过案例汇报体验的同学更能够体会到这种方法对教学效果的促进作用。在被问到“案例教学法为什么对国际贸易课程的学习起到了帮助作用”时，回答从被选率最高到最低的是“增加了我的主动学习投入”（72.73%），“案例中对理论知识的应用，加深了我对理论知识的理解”（65.91%），“督促了我对课堂内容的预习或复习”（50%），“增强了我的学习兴趣”（31.82%）和“增加了我与同学及老师的互动机会”（29.55%）（见第3题）。在认为案例教学法对教学效果不明显当中，认为“案例题目与课内知识相关度不强”以及“学生兴趣不足，积极性不高”的均占57.14%；认为“团队合作意愿和效果不明显，大家基本各做各”的占42.86%，另外认为“题目太难”、“占用太多时间和精力”以及“教师和学生互动太少”的分别占42.86%，28.57%，14.29%。可见，虽然回答这两项的学生数量很小，但是仍然可看出案例教学法实施过程中，在选题及互动性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
2.案例教学法对于知识转移效果的影响评估。
为了评估案例教学法对知识转移效果的评估，调查问卷中针对已经做过的三个案例汇报题目分别出了3道专业知识选择题（共计9道），让所有同学对所有问题都加以回答。将同学们分为四组：小组1为参与案例1的同学；小组2为参与案例2的同学；小组3为参与案例3的同学；小组4是到目前为止仍未参与案例的同学。接着分别统计各小组对所有问题回答的正确率，然后观察每个题目的答题情况。我们的假说是“小组N的同学在回答与案例N相关的问题时，正确率高于其他小组”。并用实际数据来验证这一假说。统计结果如下：小组1在回答与案例1相关的3个问题时，平均的正确率为76.9%；而其他三组在回答案例1相关问题时，平均正确率分别为56.7%，43.75%和69.4%。而且在这三个问题当中，除了问题7，小组1的同学的回答正确率低于小组2和小组4之外，其他两个问题的正确率均高于其他所有小组。所以总体上来说，“小组1在回答案例1相关问题的正确率高于其他小组”是成立的。小组2在回答案例2的相关问题时，平均的正确率为53.3%，而其他三组在回答案例2相关问题时，平均正确率为56.41%，54.2%和72.22%。而且除了问题10，小组2的正确率高于其他所有小组外，另外两道题的正确率均低于其他小组。因此“小组2回答案例2相关问题的正确率高于其他组”的说法不成立。小组3在回答案例问题3的相关问题时，平均的正确率为68.4%，而其他三组在回答案例3相关问题时，平均正确率分别为64.1%，66.7%和52.7%，所以小组3在回答案例3相关问题时，平均正确率高于其他小组。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在三个组别中，“小组N在回答与案例N相关的问题时，正确率较高”的假说的验证情况分别是“成立”、“不成立”和“成立”，虽然有两组同学的结果都是“成立”，但是由于样本量较小，因此仍不能明确地认为案例教学法对知识转移效果的帮助和促进作用得到了证实。
三、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