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2 17:37:17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社会学研究生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学位论文；研究生；选题；体育教育训练学
中图分类号：G8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06)04―0519―03
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是其在校学习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研究生教育的关键环节。论文的选题是研究的起点，其方向、研究领域、研究的深度和水平，对于是否具有应用性，能否指导实践具有重大意义。自1960年我国开始自己培养研究生起发展到现在，研究生的培养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人数不断增多，研究领域不断拓宽。但由于各高校对研究生论文题目没有统一的分析，致使研究生在选题时重复选题不断增多。本文对1982―2003年我国部分体育校、院系硕士研究生的996篇学位论文的选题进行了统计分析和研究，试图从整体上对我国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情况、研究方法的运用和研究水平进行分析，从而较客观地反映和总结我国体育教育训练学方向学位论文选题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期为今后我国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方向研究生的培养和选题提供依据和参考。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武汉体育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等全国体育校、院(系)1982―2003年的体育教育训练学的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996篇。
1．2 研究方法主要采用了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逻辑推理、分类、归纳、演绎等方法。
2 结果与分析
2．1 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研究生论文年代分布 从统计的历年学位论文的数量可以看出，自1982年到2003年我国所培养的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研究生的研究方向分布和研究生培养规模的变化(表1)。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各方向的论文数量不均衡，田径运动是体育运动中的大项，在我国开展的较为普及，其研究生论文数量居各专项的首位；篮球作为普及性、娱乐性较强的集体项目，学生论文研究也较多，数量居第二位；体操专业论文数量位居第三，其涵盖了健美操、竞技体操、艺术体操等研究方向，大众健身运动的发展对于体操运动的普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相对来说，我国的水上与冰雪运动的科研论文数量较少，研究生论文中涉及冰雪运动中的更是不多见。在近20年中，与冰雪运动相关的研究生论文选题仅有16篇，可能是由于该运动具有地域特点，对场地、气候等有特殊的要求，在我国开展尚不普遍的原因。
从柱状图(图2)显示出，以每四年作为一个时间阶段，其中以2001―2003年这一阶段的研究生学位论文数量为最多，其次为1986―1989年时间段，以1998―2000年时间段为最少，2000―2003年三年时间培养的研究生数量超过了1998―2000年时间段，显示出我国研究生培养力度的不断增大。
近20年来，我国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不同研究方向学位论文的数量均呈现波浪式变化的发展趋势，从总体上来看都呈上升趋势(图3)。说明我国体育教育训练学各个方向的研究数量均呈现上升势态。
2．2 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研究生论文研究对象的选择 研究生论文所选择的研究对象，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研究成果的价值、可信程度和可推广程度。体育教育训练学研究生论文大部分着眼于竞技体育，对运动员开展的研究题目数量远远高于普通人。所统计的近20年来的体育教育训练学的学位论文，多以体育院校的运动员为研究对象，而以运动水平相对较高、具有更高应用价值的国内外优秀运动员的研究较少。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研究生的实验条件有限，经费较少，很少有机会能直接接触国内外的优秀运动员进行直接研究。相信随着更多国际赛事在我国的举行和我国更多地参与国际大赛，研究生论文研究对象的选择将会逐渐具有更强的代表性。
在所统计分析的这些研究生论文中，针对普通人开展的研究较少。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普通人群也会愈加重视体育锻炼的效果，群众体育也将成为体育事业中的一大发展领域。如何适应全民健身计划的要求，针对广大群众，大力推广体育运动，也是我们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应纳入具体的日程之中。
2．3 体育教育训练学研究生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及特点
统计发现体育教育训练学研究生论文中大部分研究中能够做到选用两种以上的研究方法。如上表所示，在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研究中，使用较多的方法为调查访问、文献资料等，多属定性研究。
测量评价法在进行训练、恢复和技术诊断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可以做到客观、定量分析，但由于测试仪器的配备限制和实施过程中的一些难度，故在学生论文研究中采用定量研究相对较少。
值得一提的是：多数研究采用了数理统计法，这表明研究者在综合研究中力图更科学定量地描述研究成果，揭示各变量之间地数量关系，也反映了我国体育科研在方法学上的一大进步。一些专业统计学理论和方法在体育教育训练学各领域研究中的应用可以为体育科学研究提供方法学的支持。
增加实验法等实证性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体育科研成果的质量以及可靠性和准确性。虽然目前测量评价及高新技术的科研方法被利用的仍然比较少，但已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良好趋势。
2．4 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务研究方向学位论文选题方向及其特点 在近20年的发展过程中，研究生论文选题领域逐步扩大，呈现出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等特点。从学位论文的选题分布来看，各专业的研究方向科研选题格局已趋于稳定。选取教学理论与方法、训练与比赛及运动心理方面的课题占50％以上(表3)。表明大多数研究者在选题时会选取和自己专业特长贴近、接触相对较多，相对具有较好研究条件，符合自身知识结构的课题。
在涉及到其他学科的研究中，经研究发现，与运动心理相结合的论文呈现增加趋势。在运动训练过程中，运动员要承受巨大的训练量，承受疲劳、艰苦、单调、枯燥等方面的心理负担，又要克服学习某种技术或动作时产生的恐惧、紧张情绪，还要克服心理素质方面不利因素，为比赛提供可靠的心理保证，更要在特定的时间和场地表现出其动作的高、新、难、和其流畅性和完整性，所有这些只有通过心理训练才能实现。所以，在体育教育训练学的硕士论文选题中对心理学的研究保持在10％左右。对心理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运动员个性特征的研究上，因为具有良好个性特征的运动员竞技能力能保持在较高水平上。此外，对运动员智能、认知和反应也进行了一定数量的研究。
在体操和田径运动中，与运动人体科学方向相结合的研究数量较多，且主要集中于运动技术的生物力学分析，其百分
比达到40％左右。完成高质量的动作，必须对其动作技术进行深刻、全面的研究与分析。在现代竞技体操动作技术分析中，结合运动生物力学等方面的理论和定律，运用多种先进的科学仪器，对动作作出有价值、精确的分析，能使运动员更快的掌握技术动作和进行技术动作的创新。此外，对于生理生化指标的应用及运动损伤等方面的研究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这表明对运动技术的分析诊断，生理生化指标的测试等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已成为研究的一中普遍趋势。
在与冰雪运动相关的14篇研究生论文中，关于动作技术的生物力学分析有9篇，约占64．28％。这在体现了动作技术重要性的同时，也提示我们冰雪运动研究不仅数量较少，其研究涉及的领域也过于狭小，一些对于训练监控至关重要的生理生化指标的应用研究较少，涉及到运动损伤的研究也显不足，关于心理等方面的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各项运动技术中对于深层次的理论、社会学问题、体育产业、后备人才的培养以及引进高科技探讨运动规律的课题较少，这些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体育教育训练学硕士学位论文的质量。
2．5 存在的主要问题
2．5．1 选题方向 从总体上讲，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研究生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科研选题格局，基本上能与教学和训练时间紧密结合。但在研究的内容上、方法学的运用上、研究的视角等方面仍缺乏创新，对于一些急需的前瞻性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同时，选题中还存在题目过于宽泛，研究内容的内涵过大、研究重点不突出的现象。
2．5．2 研究水平 1)论文的研究水平不均衡。研究成果总体水平不高，参差不齐。主要体现在部分论文的研究结果实用性不强，研究结果难以转化。
2)重复性研究较多。这一状况，一方面反映出目前我国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的研究生知识面狭窄，掌握某些新学科知识不够，难以深入去探索某些深层次问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研究生中存在一定程度的理论脱离实际。体育教育训练学研究生不敢涉足体育运动的训练和比赛的前沿性问题研究。这一状况也反映出我们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中的不足。
3)一些论文在探究内容、方法上、观点上没有突破，“小题大做”者有之，“无病”者有之，对很简单的问题“故弄玄虚”者也有之，缺乏创新性思维是难以达到更高水平的关键所在。
2．5．3 论文的研究方法 从学位论文所采用的科研方法分析中不难看出，目前所采用的方法主要集中于文献资料法，调查统计法等，一些前沿的科研方法应用较少。
1)以调查访问为主要研究方法的论文比重过大。运用这种方法的论文大都以对专家调查的意见作为科学依据。而在使用中往往忽略对专家的知识结构、研究方向与特长的了解，仅以对专家意见的统计分析作为科学论据，必然带有许多主观片面性。
2)采用调查法作为主要研究方法的课题，由于疏于对问卷信、效度的质量控制及填写问卷调查对象的认真程度的控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材料的科学性、真实性和可靠性。
3)研究问题采用多学科、多层面、多角度、研究较为深入的选题较少；定量研究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选题较少；教学和训练的实验性研究少；方法学上有所创新的研究选题较少。
4)统计方法的应用有误，在很多论文中，较普遍地运用统计方法进行定量分析，但有不少论文却忽略了各种统计方法的适用条件，简单套用，从而影响了结论的可靠性和科学性。同时，在对统计结果解释时，往往又脱离专业知识经验，使结论绝对化，甚至得出错误结论。
3 结论与建议
1)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研究生论文选题较广泛，以体育院校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居多，结合体育实践，教学和训练的实验性研究较少。
2)从研究领域看，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研究生论文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科研选题格局，基本上集中在对体育教学与体育训练的各种现象与矛盾的研究上，对国外的训练、比赛、教学中的问题也有涉及。
3)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体育教育训练学研究生普遍选用调查访问、文献资料、对比分析和数理统计等方法，但采用前沿科学技术、多学科、多角度的综合性研究较少，研究方法尚需进一步创新。
关键词: 多学科视域 教师角色冲突 学科层面
教育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涵涉不同方面及不同层面。这使得我们在各学科通融互济原则下,对教育问题作不同“学科层面”的研究便成为可能和必要,即在深入研究各自“学科层面”的基础上,加强学科间的借鉴与互济,逐步达到对教育问题或现象的全面把握与整体解决。①对于教师角色冲突,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亦从不同“学科层面”及不同理论观照下加以探讨。以下藉由对“分与合”中的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层面的已有探讨为梳理线索,以便大致明了现有研究的进展,一如我国台湾学者杨静利指出的“所有的研究结论都等着被”②那样,成为后续研究推进的基础。
一、不同学科对教师角色冲突的解释
1.心理学视角下的教师角色冲突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有学者在谈到教师角色冲突时,便强调了“心理矛盾”、“强压怒火”、“平心静气”③等关键词。在心理学家曾琦看来,“当面对需要在两种角色之间做出选择的突发事件时,如果教师不能保持理智和冷静,或者转化不及时,就会出现角色冲突”④。心理学强调从“研究教师在教育与教学过程中的心理活动规律”⑤的角度,凸显教师角色冲突的心理机制。
其次从教师角色冲突类型看,我国有论者于1985年就提出了两种类型,即“自视志高与社会舆论的冲突”,以及“自卑、自暴自弃和角色行为的冲突”。⑥有人从教育教学过程的情感体验角度提出四种类型:角色的自我冲突、“表率”与常人的冲突、创造性与常规性的冲突、工作负荷和自身价值的冲突。⑦
最后从成因看,至少可归纳为四大类:其一“心理障碍论”(自在1985,刘岸英,2002),如惰性心理、逆反心理、观望心理等⑧;其二“成就动机受阻论”(周晓晔,2004),如培养学生的成就挫折、学术提高上的挫折等⑨;其三“内外原因说”(曾琦,2004),如社会的素质期待、形象期待、职责期待及教师个性特点的差异等⑩;最后是“矛盾说”(金忠明,2006),如赞誉与现实的背离、圣人标准与常人心态的矛盾等{11}。各种矛盾在教师内心不断撞击、激荡,“不易在对立中找到统一”{12},让教师束手无策、无所适从,难以应付。
2.教育学视角下的教师角色冲突
多数教育学者都意识到,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学校的功能亦随之复杂化和多样化。他们大多认同,教师角色冲突是指“当一个角色扮演者同时处于两个或更多不同的地位,并要进行相互矛盾的扮演时而引起的角色与角色之间的矛盾冲突现象”{13}。
就其类型而言,有论者从传统型教师向新型教师的转换角度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不同角色期待引起的角色冲突;第二类是角色之间的冲突。{14}另有论者依据基础教育改革时期教师角色冲突的主要表现指出:一是不同角色期待引发的角色冲突;二是“完人”与“自然人”的角色冲突;三是角色转变引发的角色冲突;四是高的职业评价与低的社会地位引发的角色冲突;五是角色职责要求与个人成就引发的角色冲突。{15}另外,在成因方面,周鹏生认为,其外在原因源于教育与社会需要脱节;教师职业声望与其实际待遇形成反差;政策制度与教师实际能力不符。其内在原因则与教师职业特点有关:教师角色呈现多样化、教师形象理想化、教师训练专业化程度。{16}周晓晔等主张,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更新加快,教师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半幼稚、半成熟)导致中学教师体验着难以教育和管理学生的压力;应试的沉重压力挥之难去。{17}王俊明则概括了四大成因:社会对教师职业的理想化要求、课程改革对教师的角色要求、教师培训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教师自身的局限性。{18}
3.社会学视角下的教师角色冲突
人们普遍认为,教师职业是角色冲突的一种典型情境。如有论者指出,教师角色冲突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教师角色间的对立要求。{19}还有论者认为,是指教师在角色扮演的过程中,所承担的各种角色之间发生了矛盾、对立和抵触,使教师个体感到左右为难,妨碍了角色扮演的顺利进行。{20}
就教师角色冲突类型而言,在西方,有论者主要集中在这样一些冲突上,即“教师角色和扮演这种角色的情景所固有的”冲突,并提出了可能的六种冲突类型。{21}对此,国内学者亦有诸多论述。张人杰先生在授课时亦将其分为“本人的角色系统之内的冲突”与“不同角色地位占有者之间的冲突”。{22}
至于其社会成因,美国社会学家R.K.墨顿指出,社会的整体性越差,个人就越容易因各种社会角色互不相容而陷于困难的境地。{23}在我国,有论者认为,影响角色冲突的因素有个人的社会地位、人格特质以及群体压力、社会风气、社会价值规范等。{24}
二、不同学科视角的实质与互济
上述在“分与合中”不同学科对同一问题的探究,昭示着一个不变的道理,即对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人们的认识往往首先是层面性的“一孔之见”,这就有了对同一问题研究的多学科视角。正如魏镛在《社会科学的性质及发展趋势》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各种社会科学家研究的最后目标都是人,不过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人罢了。如心理学家是从人类的思想(即头脑)去研究人;社会学家是从人类的群居生活中去研究人;文化人类学家是从人类生活方式去研究人等。{25}对于教师角色冲突问题的研究亦然,各学科要在“通融互济”的原则下凸显自己的学科性格。
图1 不同学科视角下的教师角色冲突示意图
由以上不同论述可知,心理学认为教师角色冲突的实质是一种心理冲突,侧重分析其心理机制;教育学则主张是一种教育教学冲突,侧重教育规律的探求;社会学强调其实质是一种社会冲突,侧重其社会形成机制(如图1{26}所示)。诚然,教育问题需要在学科通融互济的原则下,作不同“学科层面”的探讨,教师角色冲突的研究亦离不开多学科视角的协同。但目前,我国学界常见的探求视角仍然是心理学和教育学。这两种视角将冲突的根源归结为心理和教育因素,以为只要将这些因素加以控制,就可以解决教师角色冲突。在某种意义上,教师角色冲突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心理学或教育学的解决往往多局限于学校场域,对宏大的社会背景难以探及,这就促使我们去深究隐蔽着的更广阔的社会基础。循着社会学的这一视角,将使我们得以跳出狭隘的学校小环境,看到教师角色冲突背后的社会冲突及社会群体之间的争斗景象,从而探寻社会控制与解决的策略。
注释:
①程天君.在分与合之间――教育学分支学科之间的关系辨正[J].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2006,(10):15.原载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06,(4).
②杨静利.“研究生论文提纲发表会”后的一些感想――跟研究生谈学术生活二三事[J].教育社会学通讯,2000,(11):20.
③⑤自在.教师心理学刍议[A].瞿葆奎.教育学文集(教师卷)[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196.
④曾琦.新课程与教师心理调适[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2004:56-58.
⑥自在.教师心理学刍议[A].瞿葆奎.教育学文集(教师卷)[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200.
⑦赵秀霞.教师的心理冲突与调适[J].河南教育,2005,(8).
⑧{14}刘岸英.从冲突到适应与发展――传统型教师向新型教师的转换[J].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职业教育版),2002,(6).
⑨{17}周晓晔,秦巍.中学教师职业压力调查分析[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71.
⑩曾琦.新课程与教师心理调适[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63.
{11}金忠明,林炊利.走出教师职业倦怠的误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48.
{12}曾琦.新课程与教师心理调适[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56.
{13}傅道春.教师组织行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59.
{15}黄妍,钟佑洁.基础教育改革时期的教师角色冲突[J].教学研究,2004,(9).
{16}周鹏生.教师行为与教师角色不符现象分析[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02,(2):120.
{18}王俊明.教师角色冲突的原因及缓解措施[J].中国教师,2005,(12).
{19}顾明远.教育大辞典[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451.
{20}郑敏.高校青年教师的角色困境及其原因分析[D].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21}[美]格雷斯.教师和角色冲突[A].戴玉芳译.瞿葆奎.教育学文集(教师卷)[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205-219.
{22}这一划分对以往分类的是一种突破,既体现了理论上的包容性,又避免了划分上的交叠.
{23}[美]R.K.墨顿.何凡举等译.论理论社会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221.
{24}曲钦岳.当代百科知识大词典[Z].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375.
{25}转引自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撰委员会《社会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Z].北京:中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10.
关键词 科研管理 科研诚信 高校科研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x.2016.12.001
Abstract As the valuation of university research socialization and the impact of economic interests， it have occurred misconduct of research integrity sometimes. By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 the paper analyzed the motivation behind the phenomenon of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grity misconduct， and compared the expected revenue and cost， analyzed the economical reasons behind the misconduct of research. And gave some advice of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grity management by perspective of system design.
Keywords research management； integrity； scientific research in university
1 国内外科研诚信问题研究现状
科研诚信是世界性的问题。在我国，诚信一直是数千年主流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尤其是精英阶层一直坚守“人无信则不立”的古训。然而，在近十年来，原本是个人内修外显的基本道德准则――诚信却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就连原本属于社会精英阶层的学术界，也出现了科研诚信问题。国内外对于科研诚信的关注要比国内在时间上早很多，相关研究已从单一科研管理领域延伸到法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取得很多值得借鉴的理论成果。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对科研诚信的内涵、科学精神、研究人员的责任与伦理道德方面的研究；二是对科研诚信失范行为的成因研究；三是对科研诚信失范行为的规制和防治管理研究。
2 科研诚信问题的经济学特征
现代经济是以信用为基础，不管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货币体系；还是在商品交易过程中，供需双方对彼此认可的契约履行和承诺的兑现，都体现了信用的经济功能。因此，因失信而产生的诚信问题，首先是一种经济现象，其次才是一种道德问题。
就科研诚信问题而言，科研是现代经济体系的相对独立子系统，由于科研诚信失范没有直接危害经济体系，因此，公众更多的是把科研诚信问题归到科研学术范畴的伦理道德问题。然而，依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政府和企业投入科技研发经费年平均增长20.6%，全国科研经费支出占GDP比重已超过2%，2015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达到1.4万亿元。显然，如此庞大的科研投入经M，在这一领域存在失信问题不再仅仅是伦理道德问题，而是一种经济现象。
作为科研主体的对象是社会人，在社会信用存在一定危机的大背景下，显然，来自社会伦理道德的约束是乏力的。因此，科研行为主体是否遵约守信，并不是因为选择主体的基本道德缺失，而是在科研失信成本和科研失信收益之间进行必要的权衡，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依据“经济人”假设，科研行为主体在分析科研失信的期望成本小于期望收益的情况下，科研失信的选择就极有可能发生。而当科研失信的收益小于失信成本，科研失信需行为主体付出高昂的代价，行为主体根据趋利避害的原则，就会选择避免失信。
3 科研诚信问题成因的经济学分析
国内学者们对当前我国科研诚信问题的研究可归纳为以下几类：科研成果作假类：如剽窃他人成果、篡改科研数据等行为；科研经费使用违规类：如套取科研经费、经费挪作他用、不按预算使用等行为；科研成果权属的侵权类：如学钱交易、不当署名等。
3.1 科研成果作假类失范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剽窃和篡改数据这一类成果作假的科研诚信失范现象多发生在教师职称评审所发表的科研论文和研究生完成学业中。
现代高校职称评审制度，一般需要参加职称评定的教师提供一定数量和一定级别的科研成果。部分高校教师由于科研能力不足或者日常工作繁杂、精力有限，在不做实验或调研的情况下直接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或是篡改编造实验数据来；同时，少部分杂志社没有严格审查来稿就刊出这一类论文，使作者剽窃行为变成现实。从经济学视角来看，科研诚信失范行为除了承担直接成本――支付版面费或者人情关系的联络费用，还要承担失范行为查实之后的其他不确定性损失，尤其是名誉损失。若不考虑事件发生的概率，仅从成本和收益的比较来分析，显然，失范者承担身败名裂的损失是远大于收益。但不管是窃取他人研究成果还是篡改或编造实验数据，由于手法隐蔽，被查证科研失范的概率较小。因此，失范行为的期望成本较小。而论文在职称评审通过后，作者将从职称晋升中终生享受薪水和待遇提高等方面的受益，发生的概率是确定的。因此，在内心权衡之后，若是个人道德约束不足，科研诚信失范行为的发生属于大概率事件。
3.2 科研经费使用违规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科研经费顾名思义是用来解决科学技术难题的经费，这一类经费一般是由政府、企业、民间组织资助。很多学者或科研团队在申请到科研经费后不按照预算支出科研经费，将科研经费挪做他用。先后出现过用科研经费报销家用支出，利用科研经费以考察为名行旅游之实，更有甚者用虚假发票套取科研经费。
科研经费使用从经济学视角来看，本身科研经费使用是遵循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一般而言，绝大部分学者在从事科研工作的过程中，科研精神往往处于主导地位，取得科研突破或科研成果才是他们内心的最高追求，在探知未知世界的过程中，他们获得了心理最大的满足感。因此，对于这些真正从事科研的学者而言，他们获得科研经费后在使用过程中往往按照预算，本着节约原则在使用。
对于部分违规甚至违法使用、挪用科研经费的行为，主要是两个原因导致。第一个原因是项目审批立项机制有一定的局限性。行为失范者在申请科研经费做预算的时候，由于立项经费通常是在申请经费的基础上有所缩减。这一惯例常使教师申报科研经费时会虚高，部分项目在立项时就存在经费超过实际需要的情况。这一类项目从一开始就出现经费有余，项目负责人又不想经费被收回，就必然出现违规使用经费现象。
还有一种原因是科研人员的内在动机不纯，导致科研诚信失范。这部分科研人员有时会用同一个课题项目换个马甲在同一部门多次申报项目，或者是同一类课题在多个部门申报项目。在获得项目立项后，由于经费充足，往往导致经费滥用，甚至出现经费使用违法现象，曾经就有因科研团队的科研经费在套取后分赃不均，相互举报的问题。
科研经费使用失范行为，本身就有经济问题。在经费使用监管制度设计方面也存在一定局限性，现在的科研经费使用监管，通常是项目立项单位委托高校内部管理部门监管的模式。对于高校而言，一方面大部分的科研经费是来自第三方，而且，学校管理部门也是本着相信老师能够正确对待科研经费的使用，因此，来自学校的监管相对属于松散管理。没有严格的科研经费使用监管机制约束，出现违规使用科研经费也是一种必然。
3.3 科研成果权属侵权类失范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就侵犯他人知识产权而言，主要体现在不当署名、钱学交易方面。在高校中，由于科研资源在配置过程中，往往会向领导层倾斜，而实际从事科研工作的教师为了利益和讨好上级领导，获得一定科研资源， 给那些没有做实质性从事科研工作学校领导署名，进而换取一定的科研资源或者是其他利益。有些从事科研工作出身的高校领导，由于进入领导岗位后，行政管理事务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而又想在学术领域取得一定成果和影响力，有时也会直接侵占他人的研究成果，利用他人研究的数据、资料，不给有贡献的人署名或做出说明。而被侵权的一些科研人员为了讨好领导，亦或迫于领导的压力采取了默认的态度。这一类行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实际是一种利益交换。
4 科研诚信问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4.1 管理制度的局限性引发科研诚信问题
目前，国内各级科研项目的一般管理流程是申报―立项―中期检查―结项，时间跨度上一般项目多是从立项到结项历时2年。而各部委、部门内的重点项目因课题内容而定，一般是2～5年不等。我国大部分科研项目申报集中于每年3月份，到审批立项，科研经费到达高校科研管理部门一般是6月份以后。而部分高校科研管理制度设计时，会将教师按时课题科研计入科研工作量与教师的绩效工资待遇挂钩。在这样一种制度设计安排方面，部分教师为了及时的结题，会出现科研诚信方面的失范行为，为了急于求成一方面可能出现数据造假或篡改、抄袭或剽窃等行为；在科研经费方面，自然也就难以按照科研经费预算进行支出，又不想科研经费在结题时被收回，就想方设法地把科研经费报销套现。
4.2 研究生培养机制的局限性引发科研诚信问题
我国部分高校研究生培养机制一般是院系两级管理下的导师负责制，研究生自入学后一般在修满学分后由导师督导其学习和研究。这种师傅带徒弟的培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研究生培养做出了很大贡献。但现在很多学校规定研究生在校期间需要发表一定数量的科研论文在导师认可后方能参加毕业论文答辩。研究生们为了学业，不仅付出了学费、生活费还付出了一定的机会成本。从成本分析的角度，研究生入学属于行业准入的高积淀成本行业，需要借助顺利毕业来兑现入学时积淀的高额成本。因此，就出现了部分研究生论文数据造假、抄袭他人研究成果的失范行为。
5 科研诚信失范行为的规制建议
5.1 强化制度建设，健全监管机制
2009年，虽然国家教育部前部长周济就已经提出了对学术不端行为 “零容忍”。但多年来高校科研诚信问题时有发生，主要是高校教师存在理性“经济人”的一面，会根据成本收益进行比较分析，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此时的比较不是单纯绝对数量的比较，而是根据期望收益与成本的期望值进行比较。就绝对值而言，其实，一旦个体科研诚信失范行为得证查实，仅仅是精神的打击对绝大部分高校教师而言都是难以承受的，他们铤而走险是因为获证的概率较低。一方面主要是我国历来有“民不举、官不究”的文化影响，觉得自己人缘好，不会有人为难自己；二是当他们对自己学术不端行为产生收益和可能的成本进行比较时，期望收益远大于成本的期望值，因此，在进行多方博弈分析后，部分自我道德约束力差的教师就会选择科研诚信失范。
根据上述原因，在制度建设层面，不管是现代科研项目管理制度还是研究生培养制度，一种制度的建立总难以尽善尽美，对于制度的完善也应与时俱进。在科研诚信失范时有发生的今天，应该强化科研诚信失范行为的监管，建议高校科研管理部门应该承担相应的科研监管职能，或者是在现有科研管理系统中，相关部门增加其科研诚信监管的职责，从制度层面弱化高校教师科研诚信失范行为选择的动能。
5.2 改进职称评审制度和研究生培养制度 （下转第6页）（上接第2页）
高校科研诚信问题看似个体行为选择，但其实质与科研评价制度设计关联。目前，我国教师职称晋升、硕士博士的毕业门槛等都和一定数量一定级别的科研成果挂钩。这种社会化评价机制在初始设计时，其合理性不容置疑。把学术成果交由学术期刊编辑部来评审，显然有着较高的公平性。然而，这种制度设计在当前出现了异化，部分利益团体把学术期刊作为一种挣钱的工具，交了版面费和一定的中介费就，这就使原本相对公平公正的社会化评审机制偏移。
因此，改进国内高校职称评审制度和研究生培养的评价制度体系，建议学校采取以学术论文评价为主，教学评价和社会评价的多元化评价体系。在学术期刊论文评审发表方面，应以发表具有创新性的新观点、新理论和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具有应用价值的论文为主。对于部分以营利为目的，质量不高的学术期刊，高校应该做出选择性认定，给出认定期刊名录。
总之，对于科研诚信失范问题的解决不能一蹴而就，需要采取与时俱进的态度，根据社会发展和高校科研发展中不断出现的现象和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制度建设。
课题受南京农业大学工学院2015年党建思政与高教管理研究课题经费资助（项目编号：GJ201510）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编号：SK2014009）资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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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保障的概念
社会保障是指国家义务或有条件给予公民的公共产品或半公共产品，有些需要强制性实施。换言之，它是指国家以倡导或干预方式提供的各种收入支持和服务帮助，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优抚安置等内容。就社会保障的英文“SocialSecurity”一词而言，直译即为“社会安全”的意思，内涵自然包括维持社会稳定与公平、支持社会和谐发展与经济增长等福利增进与改善的政策措施，社会保障是国家履行的一种对内安全职能。社会保障制度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是为城乡劳动力市场的有效合理运行与发展而服务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公共计划，建立这种制度是为了保护个人及其家庭不因失业、年老、疾病或家庭成员死亡而失去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并通过公共服务（如医疗等）以及为家庭生活提供经济补助以增进其福利。从社会保障的定义及其基本特征可以知道，社会的弱者及潜在的弱者是社会保障的主要对象。社会保障的不仅仅是公民个人的收入，而且把社会管理职能延伸到营养、住房、健康和教育等人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保障政策因此就成为紧密协调提高福利水平和促进人力的民族国家政策。[1]”这里研究的社会保障是广义的社会保障，是指社会成员因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生育、死亡、灾害等原因而丧失劳动能力或生活遇到障碍时，能够从国家获得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侯文若先生的定义比较完整、全面，“社会保障可以理解为对贫者、弱者实行救助，使之享有最低生活，对暂时和永久失去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实行生活保障并使之享有基本生活，以及对全体公民普遍实施福利措施，以保证福利增进，而实行社会安定，并让每个劳动者乃至公民都有生活安全感的一种机制”[2]
二、少数民族城市化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城市化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城市化是任何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客观规律.历史地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先是在尼罗河流域,然后是在两河流域,出现了最早的城市形态.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生产力获得极大解放,工业化加快,带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成为创造文明和聚集财富最主要的地域[3]。 城市化一词来自英语（Urbanization），也译作“都市化”、“城镇化”。对于城市化的概念，仍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理解：“城市化是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过程，或者说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 [3]“城市化通常指农业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过程”。[4]“城市化进程，就是一个经济发展、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演变的过程，又是一个社会进步，社会制度变迁以及观念形态变革的持续发展过程[5]。纵观世界历史，“一个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也是逐步实现城市化的过程，没有城市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在现代条件下，城市化的本质是乡村城市化，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其中包括两个过程:一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移，向城镇集中，城镇人口的增长，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逐步城市化；二是城市区域的扩大和城镇数量逐步增加，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城市化一定意义上就是改变农民的社会关系,化农民为市民,让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由从事较低效率的农业劳动转变为从事较高效率的第二、第三产业的经济活动,由传统的、封闭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变为现代的、开放的生产生活方式,享受现代城市文明。农村人口城市化与城市经济现代化、城乡一体化共同构成城市化的丰富内涵。适应农村人口城市化要求,必须从社会保障制度入手。
三、少数民族城市化对农村社会保障的需求
少数民族农村经济落后，农村工业化或农业产业化发展缓慢，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困难，这都与农村社会保障的缺失有一定关系。当前，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仍然延续着传统的小农生产作业模式，农产品结构比较单一，劳动生产效率低下，劳动者素质低，这与城市化、工业化兴起所需要的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相矛盾。政府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供给者应该注意到，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保障不仅起着非常重要的社会安定团结的作用，即它的社会功能，同时应该重视，社会保障超常的经济效率，即它的经济功能。通过向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提供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一方面会激发出农民潜在消费需求，调动农民投资生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在农民得到社会保障后，农村经济将会快速发展，尤其表现为农村工业化或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农民的劳动生产效率得到提升、农民收入稳步提高。因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后，农村医疗保健工作的加强，生活服务设施的改善，使农民平均寿命和劳动年限得以延长，从而相对增加了社会劳动投入总量。同时，农民患病、养老、失业、生活有了保证，没有后顾之忧，劳动力的再生产能顺利进行，劳动力的城镇化与农村非农化转移得到支持与鼓励，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劳动效率，有利于农民增加收入。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看作是国家的恩赐与负担，实际上它更是能够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
四、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农村社会保障的现状
2002年，全国少数民族人口超过1亿。全国共有5个民族自治区、30个自治州、119个自治县，民族自治地方土地总面积613.1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63.87 %。在这里，笔者选甘肃省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为研究对象，与甘肃城市社会保障，与其它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进行比较分析来揭示甘肃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现状。
1.甘肃省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现状
目前，甘肃农村社会保障所涉及范围之内的项目，都己经开始试点推进。2003年甘肃省在山月、灵台、安西、阜兰和庆城五个县开始新型合作医疗的试点。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国家加大了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投入力度，甘肃省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速度正在加快，2006年，全省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试点县已经达到38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试点县覆盖率达到44%，参合农民达到近800万人，2006年全省农村以县为单位的新型合作医疗覆盖率从2004年的5.75%增加到43.7%，增幅和全国平均增长水平基本持平，可以看出，即使达到2006年的水平，覆盖率仍然比全国平均覆盖率50.7%低了7个百分点，但是这种差距正在呈现缩小的趋势。截至2006年6月30日，甘肃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中，覆盖农业人口98728万人，实际参合853.04万人，参合率为86.41%，高于我国中西部平均79.43%近7个百分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在2006年10月1日正式实施以来，已经覆盖特困农民30多万人，以农民自己交费为主的农村养老保险在甘肃省贫困人口的集中地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但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在农村仍然以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为主。2002年甘肃省开展养老保险的只有一个地级市，9个县，194个乡的1345个村，总计参保人数9.8万人，且在2002年没有新参保人数，在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机构的建设上，至2002年末还没省级机构，只有2个地级机构，16个县级机构，145个乡镇机构。发展速度严重滞后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进度。[7]
2.甘肃省农村社会保障与城镇社会保障比较
目前甘肃农村社会保障与本省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距。.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城市居民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在国家和单位的保障下，不断发展完善，而农村社会保障，基本上只能是居民个人承担。甘肃省农村最低社会保障与城市的差距，本文主要从甘肃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城乡社会保障项目等方面来说明。
甘肃省各地区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情况。2003年全省总城市低保人数与低保费用为569710人、373452万元，农村低保人数42526人、低保费用3423万元。其中每个市分别为：兰州市城镇低保人数109344人、低保费用9314.1万元，农村低保人数12835人、低保费用80.3万元；嘉峪关市城镇低保人数1941、低保费用1614万元，农村低保在2003年嘉峪关市还没有建立起来；金昌市城镇低保人数11171人、低保费用599.9，农村低保人数2085人、低保费用12.4万元；白银市城镇低保人数65395人、低保费用355.80，农村低保人数3406人、低保费用20.3万元；天水市城镇低保人数71405、低保费用592.76万元，在2003年农村低保也没有建立起来；武威市城镇低保人数33991人、低保费用183.02；张掖市城镇低保人数39036人、低保费用230.22万元，农村低保人数3688人、低保费用5.6万元；平凉市城镇低保人数39380人、低保费用227.86万元，农村低保人数6369人、低保费用33.6万元；酒泉市城镇低保人数29221人、低保费用176.44万元，农村低保人数4296人、低保费用47.6万元；定西市城镇低保人数50044人、低保费用267.07万元，庆阳市城镇低保人数34931人、低保费217.90万元，农村低保人数2696人、低保费用12.0万元；陇南市城镇低保人数36315人、低保费用221.52万元，农村低保人数7151人、低保费用30.5万元；临夏市城镇低保人数24124人、低保费用320.8万元，甘南州低保人数22871人、低保费用136.6万元，农村低保在2003年两市都还没有建立。[8]
甘肃省城乡社会保障项目对比。城市：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都已普遍实行，在农村医疗保险有34个县实行，其他的没有涉及；社会福利：城市职工福利，办公福利如社区服务、福利院、敬老院、干休所等普遍覆盖，教育福利即九年制教育；农村办公福利如五保户供养、养老院、农村社区服务覆盖率低，教育福利九年制义务教育。社会救助：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城市扶贫，农村救济、救灾和扶贫，2006年10月1日启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优抚安置：城市与农村都有优待、抚恤、安置项目。自愿辅助保障：城市企业保障、商业保障，农村少量商业保障。[9]
3.其它民族地区保障情况
全国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同甘肃一样，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所开展的工作大同小异。例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开展的社会保障工作主要有农村社会救助、农村合作医疗、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内容[8]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仍然是各民族地区主要的保障方式;农村社会救济是民族地区农村困难群众的主要救济措施，但以临时救济为主，标准偏低;各地普遍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改革试点，但多数地区处于停滞状态;广西、内蒙、青海等地已开始逐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仅在少数县进行试点。与发达地区相比，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普遍存在政策不完善，保障范围和保障水平都处于较低层次。下面是对青海省平安、大通、海晏三个县的6个乡农村社会保障状况的调查[10]。
平安县：巴藏沟乡：13个村、960户、汉族50%、回族50%、人口总数4382人、五保户15人、税费改革财政转移支付每人每年980元现金、贫困户670户，每户每年发放粮食100斤、60岁以上人口每年900元，其他除五保户外，均由子女供养，大病保障无措施；石灰窑乡：14个村、1710户、汉族56%、回族44%、人口总数7890、无集体经济、五保户16户、通过税费改革财政转移支付每人每年981元现金，贫困户1200户、每户每年发放粮食101斤，60岁以上人口每年2300元、其他除五保户外，均由子女供养，大病保障无措施；
大通县：良教乡：12个村、3510户、回乡族、人口总数16847人、有一个乡办小煤窑，五保户34人，以税费改革财政转移支付每人每年982元现金，贫困户261户，特困户县财政每人每年补助300元，贫困户没保障，60岁以上人口数913人，除五保户外，均由子女供养，大病保障已按人均一元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东峡镇：13个村、3383户、回乡族、人口总数14818人、无集体经济、五保户20户，以税费改革财政转移支付每人每年983元现金、贫困户466户、特困户县财政每人每年补助301元，贫困户没保障、60岁以上老人有3000，除五保户外，均由子女供养，大病保障已按人均两元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
海晏县：三角城镇：5个村、915户、汉族80%、人口总数3755人、两户镇办企业、五保户2人，以税费改革财政转移支付每人每年984元现金、贫困户318户，特困户县财政每人每年补助302元，贫困户没保障、60岁以上人口有900人，除五保户外，均由子女供养、大病无保障措施。哈勒景乡：3个村、282户、蒙古族85%以上、人口总数1418、无集体经济、无五保户、贫困户73户、特困户县财政每人每年补助303元，贫困户没保障，60岁以上有82人，除五保户外，均由子女供养、大病医疗无保障措施。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的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社会保障却很缺乏。要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的工业化、现代化，消除民族之间的差距与不平等，必须进行制度创新，以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少数民族城市化进程的切入点，加快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步伐。当前少数民族地区需要解决农牧民群众的医疗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障问题。
五、建立与完善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农村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是人类生存的需要。马克思指出：“在现实世界中，个人有许多需要”[11]人是一种高级复杂动物，存在不同的需要（按不 同的需要分为自然需要、社会需要、经济需要），人的需要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形成，并通过人的自觉社会实践活动得到体现。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应该“充分保证成员福利和使他们获得自由的全面发展”[12]。这里说明社会应该保证人类的自由和需要，为人类提供福利和全面发展的权利。中国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社会保障就是为了满足社会公民获得该需要的一个重要手段。社会保障是一种纯公共物品，每个公民都应该平等的获得保障权，社会保障不应该因地域或民族不同而产生排他性。社会保障的范围和程度首先由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但同时也与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传统、价值理念和伦理道德原则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笔者在本文以人道价值思想，以社会公正与平等的原则，对怎样建立和完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保障作出了以下构想。
1.建立少数民族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目前，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特困户救助制度，但这并不能满足农村居民的要求。由于少数民族农村的自然条件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政府应该为农民建立最后一道安全网，具体的应从以下入手。
(1)合理界定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保障对象
政府对农村居民提供生活最低保障，不仅是政府对公民应尽的义务，也农村居民应该享受的生存权利。只要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都可以主动提出申请。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对象应该低于或等于国家公布的最低生活水平的人群。
(2)科学界定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保障标准
少数民族地区制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应该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遵循既要保障贫困居民基本生活，又要克服其居民依赖思想；根据本地区农村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经济发展、物价和财政能力来确定。
(3)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资金筹集机制
资金问题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来说是一大瓶颈问题。我国的最低生活保障资金是由财政、乡镇、村民委员会共同负担的。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目前少数民族地方财政和乡镇财政困难而无力支付。少数民族政府可以制定统一的社会保障税，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基金，来解决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筹集。
(4)加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配套改革
一是加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法制建设，国家有必要制定《最低生活保法》，把最低保障工作纳入法制轨道，确保农民的最基本生存权益；二是对于特困户可以实施减免政策，减免子女教育的学杂费等。
2.建立农村新型医疗保障制度和救助制度
(1)实施少数民族新型医疗和医疗救助制度
农村合作医疗在少数民族地区应该是一种策略性选择，少数民族农村实施医疗救助和提供公共卫生服务是农村医疗保障最基本的选择。根据目前少数民族地区的合作医疗筹资水平，合作医疗补偿水平不可能很高，否则合作医疗基金可能会超支，反而导致农民看不起病。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相结合，对于患重大疾病的农民给予医疗救助，切实解决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
(2)建立少数民族农村大病统筹医疗保险
我国少数民族农民对大病的应对能力很弱，因病致贫返贫的现象多，农民对于农村大病医疗救助非常迫切。大病医疗救助覆盖面应该是少数民族全部农村居民，具体的对象应该是患有重大疾病的农民。医疗保险实行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相结合，保险基金的筹集原则应该按照“个人缴费为主，政府和集体补贴为辅”。建立个人账户，农民和集体分别根据少数民族地区当地农民的平均收入按一定比例缴纳，并确定一个标准，超过部分归入统筹基金。支付较小的医疗费，则由统筹基金支付。农村大病救助医疗保险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在现有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的基础上，按照“精简、高效”的原则，组建农村大病救助医疗保险管理机构，从事农村大病救助资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等工作。
(3)逐步建立少数民族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目前，在少数民族地区大规模实行农村养老保险还不具备经济条件，养老保险要从当地的实际出发，以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为目的，以家庭养老、集体帮助、国家补助与个人储蓄养老相结合的方式，采取政府积极引导和农民自愿相结合的原则，逐步提高社会化养老程度，达到“低水平、广覆盖、适度保障”，逐步扩大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覆盖面。
(4)鼓励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互助
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互助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生活中村民为了解决一时的困难，可以向自己的亲戚朋友、邻居求助一定的物质帮助，等其他的朋友、邻居或其他困难户有困难时，给他们一定的物质帮助，这不仅彼此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帮助，而且还加深了交流和沟通，深化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加强了农村地区的团结和稳定。对于这些突发性、暂时性的小型灾害和困难，还可以弥补国家和集体保障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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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资料来源:根据《关于加0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0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和甘肃省卫生厅统计资料整理转引自李永生2007年硕士研究生论文《甘肃省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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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转引自李永生2007年硕士研究生论文《甘肃省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研究》.
[10]青海省财政厅社保处.《青海省农村牧区社会保障现状及思考》附表(内部资料)转引自唐新民2007年硕士研究生论文《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326页，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版.
关键词：时空；地铁；城市生活方式；社会变迁
Abstract：Metro as a technical synthesis of urban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s an important public transport travel tools in modern cities， changing people's basic way of traveling， as well as integrating fully into urban life. Hence， influence of subway on city’s time， space and culture were investigated from the aspect of social relations between metro and urban social changes.
Key words：space-time metro ； city life style ； social changes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6）-04-44（6）
导论
1863年，英国为了解决首都伦敦的交通拥堵问题，建设了世界上第一条地铁。它标志着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的诞生，给城市居民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交通出行方式。截止2015年，全世界共有120多个城市开通了地铁，城市地铁通车里程公里数前二十名总和达到5500多公里，为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莫斯科地铁担负了该市客运交通总量的44%，巴黎地铁日客运量超过1000万人次，纽约地铁营运线路总长居世界第五，日客运总量达到2000万人次，占该市各种交通工具运量的60%，香港地铁总长虽然只有43.2公里，但其日客运量高达220万人次，最高时达到280万人次。据《2014年-2020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行业发展模式与未来前景分析报告》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末，中国累计有19个城市建成运营城轨线路87条，运营里程2539公里，其中地铁2074公里，占总里程的81.7%。
地铁为解决城市扩张所带来的交通拥堵、出行不便等问题而出现，它充分反映了人类利用科学技术解决出行困难、满足出行诉求的渴望。与其他交通工具相比，除了能避免城市地面的拥挤和充分利用空间外，还具有运量大、速度快、无污染、准时、方便、舒适等优点。对于这种交通方式，城市居民给予了极大的欢迎。因为它不仅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便利，还改变了一座城市发展布局，为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作为一种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相融合的技术综合体，地铁已经与城市居民的生活出行紧密相连，除了改变人们基本的出行方式之外，所带来的社会性已经充分融入城市生活之中。仔细体味，较为显现的就是“时间”、“空间”在这种新的交通方式之下被重新建构，同时伴随地铁出现的文化元素正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城市发展。因此，如果抛开地铁所带来的技术性贡献，从社会学视角进行审视，我们会发现地铁给城市社会带来的社会性改变更值得去思考。
1 地铁与城市社会变迁的相互促进
地铁是城市社会变迁的产物之一，同时地铁也是城市社会变迁的催化剂之一。
城市社会变迁的动力很多，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特点，城市化是重要的动力因之一。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经历了城市化的过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连续实现了温饱和整体小康以后，推进城市化成为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进程。城市化之所以能够以特有的社会变迁带动社会发展，其本质是形成了一系列新机制，如生活压力竞争机制、文化积累进化机制、科学技术创新机制、分工深化创造机制、个体差异需求机制、交换互动依存机制，等等。这些机制就成了城市社会变迁的强大动力，同时也给城市创造许多创新事物。当然，地铁就是众多创新事物的其中之一。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城市化，城市面积不会扩张、城市居民交换关系不会愈加复杂、不会造成交通拥堵引发社会成本的浪费等，那么地铁就不会莫名的出现。因此，城市社会变迁是地铁诞生的宏观背景，而城市化是地铁这种快速交通发展的现实土壤。
技术因素一直是驱动社会时代变化的主要力量之一。丹尼尔・贝尔指出，“技术改变了社会关系和我们观察世界的方式”，“我们可以随意列出技术促成这些变化的五种方式：一是通过较少成本生产较多商品，技术成为提高全世界生活水平的‘火车头’；二是技术产生新阶级，如工程师等；三是技术为合理性创造了新的定义；四是运输和通讯革命，对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产生新影响；五是技术使世界的时空发生了变化”。[1]丹尼尔・贝尔的观点表明了现代技术是城市社会变迁的催化剂。那么地铁作为改变城市交通出行方式的典型技术，为人们交往互动提供了新的形式，使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发生了创造性变迁。
那么，地铁究竟对城市社会变迁带来了哪些影响？不妨先认识一下社会变迁的主要范畴。结合中外学者对社会变迁研究视角，主流主要集中在对社会结构的变迁进行考察，譬如：默尔（Wilbert E. Moore）认为社会变迁是社会结构的重要改变，包括社会规范、价值体系和文化产物等方面；劳尔（Rorbert H. Lauer）则把社会变迁看做各种层次上社会现象的改变；沃尔夫冈・查普夫认为社会变迁可借助社会结构的概念加以理解，社会变迁即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制度的变化。所谓社会结构，按照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的定义，就是指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中各要素相互关联的方式[2]。因此，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我们可以狭义地将社会变迁理解为人口结构变迁、职业构成变迁、行为变迁、规范变迁、制度变迁、观念变迁等重要特征的集合。那么，地铁影响城市社会地域结构变迁的重要元素，包括了人口结构、职业构成、行为方式、规范制度、观念改变等方面。地铁的时间可控性影响了城市社会人口结构以及职业构成；而空间延伸性为城市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为行为、规范、观念变迁创造了条件。
2 地铁影响下的城市时间
人们谈到地铁，首先提及的就是时间，也就是出行所花费的时间是准时、精确、可控的。私人小汽车数量的迅速增长，给城市地面交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交通拥堵成为城市居民不得不面对的头疼问题，堵车使人们的出行时间变得不可控制，这种情况下地铁的时间优势就充分的体现出来。准时、精确、可控的工业化时间形态的特点，对于地铁乘坐者而言，“可控”同时伴随着地铁对行进速度的大幅度提升，节省了人们花费在交通上的时间，这意味着自由时间的增加。自由时间的增加，则意味着有更多的业余生活时间，人们更愿意继续留在城市工作，支持城市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地铁所带来时间上的精准可控为城市发展特别是大城市的发展提供了交通上的先决条件。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多数城市特别是特大型城市的空间进入了结构、规模迅速变化的时期。以上海为例，上海作为长三角的经济中心城市，城市空间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中心的范围不断扩张，形成了中心城、卫星城、小城镇、集镇四级城市体系；传统的城市经济空间向城市郊区扩散，大量工厂企业外迁，中心城区成为发展金融、贸易等现代服务业聚集区。城市面积的日益扩大，经济活动的日益紧密带来了城市居民之间互动的日益频繁，导致交通出行的距离和频次迅速增加。设想一下，像上海这样总人口两千多万的特大城市来说，仅仅依靠普通地面交通工具是难以满足的，很大程度上地铁为人们出行提供了时间保障。城市快速交通为工作、生活提供了便利，使得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涌入像上海这样的城市。人口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知识分子、工人、农民的比例正在改变，形成了精英阶层（高收入阶层）、中产阶级（中高收入阶层）、普通工薪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底层阶层（低收入、贫困阶层）、外来人口（流动人群）。我们不能说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是因为地铁的出现，但将地铁视是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的一个催化因素毫无夸张而言。
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第三产业、文化产业、创意产业、服务产业等新兴产业已经成为城市化和后都市化的直接动力[3]。这种变化意味在城市化进程当中城市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即农业和工业占有比例减少，而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占有比例增加。产业结构变化导致了城市职业结构的变化，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人员比例逐渐减少，而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员比例逐渐增多。地铁交通为应对城市这种职业结构的改变作出了贡献。还是以上海市为例，改革开放以后，上海产业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将原来的“二、三、一”产业发展顺序调整为“三、二、一”发展顺序。即遵照“三、二、一”的产业发展顺序，优先发展第三产业，积极调整第二产业，稳定提高第一产业，形成了从以第二产业为主的“二、三、一”产业结构向第二、三产业共同推动的“三、二、一”产业结构的转型。这种产业结构转型导致了金融、商贸、交通、通讯、餐饮等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这部分从业人员数量急剧增加，他们穿梭在城市当中，为城市发展贡献力量。排除薪资较高的高端管理人员，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经济条件不高，相当比例为来上海工作的外地人，他们为实现自己的城市梦努力拼搏着。在他们的收入中，允许花费在交通出行上的比例是有限的，相比于私人小汽车而言乘坐地铁会便宜很多。上海工作日平均客流量超过900万人次，大量从业人员将地铁作为出行的首选，可以说地铁为庞大的城市人口流动承担了主要责任，也为整个城市的现代化发展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工业化时代人们“准时”的时间意识逐步增强。地铁对于时间的要求尤为精确，随着人们对地铁出行方式依赖程度的增加，这种以定时、精确、可控为特点的交通时刻要求，逐步地在改变居民的时间意识。
2.1 居民对时间的要求更加精确
以南京地铁为例，南京地铁的每条线路都有对应的运行时刻表，运行时刻表上对时间的标注是以“分”作为时间单位的。以地铁1号线为例，线路北起迈皋桥站，沿南京主城区中轴线一路南下，于安德门站向东南转至东山新城，进入江宁大学城，南至中国药科大学站，途径栖霞区、鼓楼区、玄武区、秦淮区、雨花台区和江宁区。线路总长38.9千米，共设置27座车站，其中地下站16座，地面及高架站11座。首班车时间为上午5点42从迈皋桥出发，平均2-3分钟一站，6点40到达南京交院站，每条地铁线路的列车均有精确的运行间隔时间表，除去由于机器故障造成的延误之外，地铁可以真正做到准时、精确、可控。而在上海几十米深的地底下，每天有上千万人次，以精确的自动控制方式，在四面八方间大跨度穿梭流动，其繁华热闹程度，不亚于地面上的上海。它给城市生活带来的便利和带动上海成为国际大都市的驱动力，如何估量都不过分。[4]地铁作为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将线性时间的细分切割做到了极致。人们可根据已制定好的以分为单位的时刻表来安排自己的行程，预约、守时逐步成为公认的准则和社会美德。
2.2 促使居民生活节奏逐步加快
当居民对时间的要求越来越精确时，社会生活的节奏也随之被加速。“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等观点不断地冲击着居民，这也是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人类社会活动频率加快的产物。高节奏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是十分明显的，居民在工作中分秒必争地去争取最大的价值，在闲暇时也生怕浪费掉一丝一毫的时间，人们更加注重时间的利用价值，从而促使经济产值的增长和消费的增加。资源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时间里创造出无限的价值，是当代社会的价值取向之一。
地铁作为现代工业化产物，同时作为“快节奏”商业社会的必备工具，在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同时，将这种时间认识论纳入人们的思维与观念之中，快节奏的生活状态已逐渐成为城市居民的生活特点。
2.3 促进城市社会秩序的形成。
公共交通的实行一般是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时间运行，并由象征国家的管理部门制定运行车次、停靠站点，是一种秩序体系。随着居民对地铁出行方式的依赖，地铁对时间的精确要求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地铁的固定班次，要求人们去等候，并精确按照时间出行。但是地铁的运营时刻表是政府制定的，民众的出行生活时间其实不能做到完全自由，也就说是处于一种安排与掌控之下。[5]居民想要运用地铁作为出行工具，则需要调整个人的生活时间表。例如，地铁部门通过节假日延长运营时间、高峰时间限流等措施，控制人们的出行时间与方式，保证社会秩序。因此，居民的出行计划将必定根据地铁的运行时刻表来安排，这从一定层面上促进了社会秩序的形成。
3 地铁影响下的城市空间
地铁是现代化技术的一种综合形态，它将城市空间从一维向二维进行延展，将城市地上交通与地下交通有机结合，丰富了人们活动的空间，弥补了地面交通的不足。因此，地铁首先给我们带来的是技术上的空间，这是我们最直观的感受。
交通运输领域的每一次进步都在增加人们的出行半径，交通工具对于城市发展的影响越来越显著。民用航空的出现使得一日千里成为可能，私家车的普及和高速公路的发展则拉近了城市间的距离。但是，乘坐火车、飞机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带有公务或私人旅行性质的出行，绝大多数人的此种出行频率并不会太高。普通市民在城市内部，往返于工作地点与居住地点之间的日常通勤才是城市日常出行的主流。通常情况下，除去一部分驾驶私家车上下班的市民，绝大多数市民往往需要借助于大众交通工具，包括公交、地铁、轻轨、轮渡等。但是，由于城市区域范围的不断扩大和交通拥堵情况的日益严重，城市居民驾驶私家车、乘坐公交车在上下班通勤上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多。城市现有的道路面积已难以承载越来越多的汽车数量，导致城市拥堵现象频发；同时，步行或骑自行车就可以到达的路途，许多人图省力选择开车，造成汽车可乘人数的的利用率极低，但却仍然占据道路空间。而且，一些没有私家车的家庭，或没有驾驶技术和能力的人，如老人和儿童、残疾者等，在城市轨道交通出现之前，都或多或少受到出行半径小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轨道交通的普及无疑大大提升了城市居民的出行半径。[6]
3.1 地铁的开通使得人们心理距离逾越了空间距离的相对遥远
乘坐地铁，人们在相同时间内的活动空间扩大了很多，市民可以通过所在地区的公共交通主体枢纽或轨道交通站点等重要交通设施之间实现“无缝换乘”，往来于相邻地区之间变得更加容易。以南京为例，从江宁区禄口镇到新街口，若选择公交车出行，要先乘坐709路公交车在安德门站转100路公交车到新街口，全程要3小时，而选择地铁出行，则需要先乘坐地铁S1号线到达南京南站转1号线抵达新街口，全程只需1.5小时。地铁的开通拉近了周边地区与市中心的心理（相对）距离，虽然绝对距离还是很远，但给市民的感觉相对距离并不遥远，这也使得出行者的路径选择更加灵活。
3.2 地铁改变城市居民的居住模式
对于城市居民来说，选择地铁出行，较远的距离可以快速抵达，不仅没有障碍和拥堵，而且比地面交通更加安全。随着地铁优势的逐步显现，很多房地产开发商选择在城郊的地铁沿线附近兴建大型住宅区，不仅房价相对较低，而且环境宽敞、空气清新，居民在选择居住地时逐步倾向于城市郊区。所以，地铁的便利为从中心城区到郊区的扩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改变了传统的城市居住模式，使得居住区逐渐向城市边缘外移，城市规模逐步扩大。以南京为例，自地铁一号线开通以来，江宁地区的房价及居住率大幅提升。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地铁二号线、三号线等的开通，必将进一步改变城市居民的居住模式。
大城市人口的增长，市中心区域人口向郊区分流，卫星城发展的根本就是要解决市区和卫星城之间的公共交通问题，而轨道交通相比于普通道路交通优势十分明显，地铁将大大拓展人们生活的地域空间，从这个意义上看，城市地铁的延伸，对城市功能的合理布局也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
从城市发展和区域一体化的角度来看，地铁大大促进了相邻地区的地方交往。目前，在北京、上海、香港等轨道交通相对发达的城市，城市轨道交通与城际高速铁路逐渐对接，共同向公交化发展。江苏与浙江、上海等地的紧密联结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地铁的建设。地铁拉近的不仅仅是城市与城市的时空距离，还有城市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城市生活方式的共享，促进了城市群中各个城市共同发展。
3.3 地铁空间的存在，为城市居民互动提供了新的场所
在地铁空间当中，人们的语言、行为、意识、符号在这里相互汇聚、相互交融、相互矛盾、相互改变，于是形成了另一个空间――社会空间。社会空间可以理解为城市在社会与经济方面呈现的空间特征和状态。由于人类生产力的提高，空间成为物品和产品的集聚地，并具有一定工具性和功能性，服务于人们日常的交换活动。因为空间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相关，才具有了社会性。简・雅各布斯认为，“城市最基本的特征是人的活动。”城市空间正是通过承载公共生活和市民活动获得意义，这些活动是一种受到激发而集聚的过程[7]。因此，不同于技术性的空间研究，城市社会空间的应用不局限与对城市空间形态和特征的客观描述，而是发现城市空间形态及其变化过程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动因，将空间生产过程和社会变迁过程结合起来[8]。地铁是城市社会变迁的产物之一，从技术空间向社会空间的转向是地铁这种技术性综合体社会化功能的体现，由于地铁空间是城市居民交往活动的开放性场所，所具有的公共属性使其担负着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功能，其重要意义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与日俱增。作为一种存在于城市居民生活世界中的空间，对于活动于其中的人们的行为、规范、观念、符号等带来哪些影响与改变，将是研究城市地铁文化的重要范畴。
4 地铁影响下的城市文化
功能学派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不同的文化功能构成不同的文化布局，文化的意义依它在“人类活动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所关联的思想，以及所有的价值而定”。[9]在其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思想下：文化是社会结构体系的工具，文化功能的发挥受各种社会结构层次的制约，文化体系不仅决定人的价值观念，也构成人的行为准则。广义的城市文化简单地说是人们在城市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城市人群生存状况、行为方式、精神特征及城市风貌的总体形态。城市文化在演进过程中，常常以新的物质创造为载体不断发展变化，原有的文化特征在新的环境下调整和升华。城市地铁作为一种物质创造，不仅仅是实体空间的产生，而代表了城市文化范畴内新特征和新变化的处理。如今，城市地铁已经成为城市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乘坐地铁是绝大多数城市居民每天的出行习惯，地铁空间成为人们之间互动的新平台。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帕森斯认为，文化是人类互动系统的产物，而地体作为人们互动的一种媒介，给城市公开规范、城市观念、城市符号注入了新的内容。
公开规范是指群体、组织和社会公开宣布的规范，比如法律规范、道德规范、技术操作规范以及各种规章、规则、制度等，都属于公开规范的范畴。公开规范包括公开宣布的规范、规则、制度，那些虽然没有公开宣布但内化为人们行动指导标准的道德准则，以及为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所认同的行为标准。地铁是一种公共交通工具，在乘坐地铁的过程中，个人行为必须得服从公共行为。比如乘坐地铁应该按照“先下后上”的秩序乘坐，这一行为要求人们互相礼让、遵守通行秩序，虽然是一个很小的行为规范，但能培养人们相互协作、相互理解的精神风貌，也能反映出一座城市的文明素养。近几年，我国多个城市颁布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办法”，对不遵守城市公共秩序的行为做了明确禁止，例如：禁止在车厢内吸烟、吐痰、便溺、乱扔垃圾；禁止在车站、站台、站厅、出入口、通道停放车辆、堆放杂物；禁止强行上下列车；禁止携带宠物乘车等等，有的城市还禁止乘客在车厢内吃食物。地铁行为规范的产生本质上充分体现了个体行为服从公共行为准则的观念，要求人们在公共场所约束言行举止，遵守公共秩序，维护公共安全，懂得替别人考虑，尊重他人感受。这将使城市居民感受到城市文明进步带来的精神享受。
时间上的精确、可控是城市地铁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当地铁进入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范畴，成为日常通勤惯用出行方式的时候，人们的时间观念也随之转变。现代城市是社会财富的创造地，工业化的时间意识使得人们的时间观念由循环变为直线、模糊变为精确、忽视变为珍视。在城市地铁站内，我们经常看到匆匆行走的人们，他们计算着下一个活动的开始时间。地铁时间特征强化了人们的时间观念，反映了现代计时技术对人们时间意识的改变。人们普遍意识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种时间观念内化成一种城市观念，它代表着进步，意味着人们向前的目标不断前移。
地铁不仅仅是城市现代化交通运输系统，更是一组符号系统，展示了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精神内涵。城市符号具有无可替代的经济价值与社会意义，“城市精神”是城市之魂，而“城市精神”就镌写在一个个城市符号上。城市符号作为一种符号经济，它的社会意义在于：展示和传送本民族、本地域的优秀传统和文化，扩大城市知名度，抬升城市品位，塑造城市形象等。[10]世界各国城市地铁空间都有这个国家、这座城市特有的文化历史气息。我们走进法国巴黎地铁站，感受到是法兰西民族追求自由和浪漫的天性；我们走进美国纽约地铁站，感受到的是美国多元性民族文化。我国的城市地铁空间也不例外，例如南京地铁站内的墙壁设计，都根据站台所处的地理位置选择壁画主题，南京站反映南京城区总貌；玄武湖站以水为主题；中华门站壁画则是有着厚重历史感的南京明城墙，在中华门站文化墙上，可以看到了“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的诗词，鼓楼站文化墙上分别用甲骨文、小篆等6种字体写了“东吴、东晋、宋、齐、梁、陈”6个南京作为六朝古都的朝代名称，南京利用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打造了地铁地域特色文化，展示了南京这座古城特有的魅力。此外，在地铁空间内，我们可以看到商业宣传、公益宣传，它们传递着一座城市的信息，成为一个城市经济实力、人们生活水平及现代化、城市文化的重要标志。
结语
如果我们走进地铁，仔细观察，会发现地铁对城市带来的社会性改变就在我们周围。这个由人类生产力进步所创造的技术综合体，除了承担它应有的技术功能之外，对城市社会变迁的贡献已经远远超过它的技术价值。人们在地铁空间内互动，各种想法、行为、语言在这里汇聚，所产生的各种社会性现象将继续推动着城市社会的变迁。通过地铁这个物质载体，将有助于我们继续观察、继续思考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文明的进步、城市文化的特点，将有助于我们研究城市变迁的新的动力机制。
参考文献：
[1][美]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M]，王宏周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11―212.
[2][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M]（第10版）.李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94.
[3]张鸿雁.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解构”与“结构”――新城市社会学的视角[J].社会科学，2012，（10）.
[4]朱国顺.上海地铁的风花雪月[J].新民周刊，2016，（4）.
[5] 周奥扬.地铁影响下的时空生活变迁研究[D].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论文，2013.
[6]周奥扬.地铁影响下的时空生活变迁研究[D].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论文，2013.
[7][丹麦]扬・盖尔，拉尔斯・吉姆松.公共空间・公共生活[M].汤羽扬，王兵，戚军，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47.
[8]钟晓华.社会空间和社会变迁：转型期城市研究的“社会-空间”转向[J].国外社会科学，20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