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2 17:37:20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金融发展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金融风险;规避措施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稳定是社会经济稳定的重要基石。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和各金融机构不断拓展业务领域,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金融风险的种类越来越多,表现形式也越来越复杂,成为影响最大的越来越集中的社会风险,是急待解决的重大经济问题之一。为此,我们应在吸取国内外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挥我国自身的优势,积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保证国民经济能够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1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意识,完善金融法律法规和社会信用制度
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金融机构风险防范意识的淡薄,银行为了追求利润,不惜降低放贷标准,这一点我国金融机构应引以为戒。金融机构要加强内部员工金融伦理道德教育,加强普通公民的金融风险意识教育,使其认识到金融风险会对自身及社会带来的巨大破坏,从而有意识地避免风险,做一个稳健的参与人和投资人。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建立健全金融法律法规体系,尽快制定金融法律的实施细则,逐步形成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金融法制环境,依法实施对金融机构的设立审批和市场退出管理。同时,应积极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等级制度,通过社会信用机构建立起企业和个人的信用档案,对企业和个人的信用缺失行为进行记录,从而对其获得资金产生一定的限制,对企业和个人形成软约束。[1]
2加强监管
市场不是万能的,监管极必要且起着重要作用。在这次美国次贷危机中,美国金融体系中的多个环节都存在着监管缺失,这对我国来说是重要警示。应扩大监管范围,完善监管体系;通过央行与金融监管部门、金融企业的定期沟通联系制度,加强三大监管机构之间协调监管能力、信息交流共享能力和共同行动能力;构建一个为各监管机构共用的金融信息平台,实现风险监测的电子化、规范化、程序化,从而强化联合监管体系、修复以往存在着的不能很好处理大量信息的缺陷。同时,我国金融监管的政策措施必须具有现实可行性,尽快地对这些属于“过多、过死”的政策法规作调整,否则金融监管的严肃性就会遭到破坏,违法违规就会成为正常现象。[2]
3建立完善我国的金融风险预警系统
建立银行风险预警系统,适时掌握金融体系脆弱性的积累程度,预测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为防止或化解金融风险提供科学依据。设立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建立和完善以市场为主体的内部风险监管制度、授权授信制度、信贷风险与金融交易风险制度,采用定量的方法定期对金融机构的风险等级进行测评,并按照风险等级进行经济决策和业务管理。
4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
加快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建立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规范发展我国股票市场,要着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改善上市公司整体结构,健全上市公司自我约束机制,严格信息披露制度。同时,加快发展债券市场,尤其是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要扩大企业债券发行规模,大力发展公司债券,完善债券管理体制、市场化发行机制和发债主体的自我约束机制,加快形成集中监管、互通互联的债券市场。通过债券市场的发展,增加企业直接融资比重,相应减少企业对银行资金的间接融资需求,从而分散银行信贷风险,弱化银行体系的金融脆弱性。此外,还应大力发展各种票据市场、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体系,改变我国金融风险相对集中于银行体系的现象。[3]
5推行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控制化解不良资产,强化信贷管理控制
强化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调整银行资产结构。适当增加高流动性资产,大力发展商业票据业务,通过贴现再贴现等来增强银行资金铁流动性,促使资产负债期限结构趋于对称。
另一方面更要积极采取措施化解不良资产,增强商业银行自求资金平衡的能力。首先采取有效措施做好不良资产的善后补救工作,对以前担保手续不够规范的要及时进行规范。其次,加大不良贷款的清收力度,积极探索多元化、市场化、批量化处置不良贷款的新渠道,加快不良贷款的处理进程。
强化信贷管理机制。应改革信贷管理制度,建立有利于贷款有效投放的机制,实行贷款审贷部门分离,按照“集中有度,审批及时”的原则,在明确信贷风险责任的前提下适当下放贷款审批权。要提高信贷准人条件,加大贷款营销力度,将信贷资金投向信誉好、效益高、有市场的企业。[4]要进一步完善责任追究制度,不但要继续加大对违规贷款直接责任人的责任追究力度,而且要逐步扩大责任追究范围。
6规范政府行为
政府应准确定位、有所作为,减少对金融市场的不当干预,制定风险防范机制;建立完善金融机构的退出制度;创新监管模式。提高监管效率;要完善中介机构职责,建立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7继续深化金融机构改革,建立符合现代产权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加快转变经营机制,健全有效的制衡机制,建立持续的资本补充机制,强化基础管理、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机制。尤其是国有银行的改革应按照现代产权理论的要求引入现代商业银行的治理机制进行产权制度的改革,将利润约束目标变为其经营的首要目标。按照“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把国有独资银行改造成治理结构完善、运行机制健全、经营目标明确、财务状况良好的现代金融企业。
8循序渐进地进行资本项目开放
资本项目开放会促进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弥补储蓄缺口,进而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但亚洲金融危机证明,国内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金融体系和完善的治理结构,否则很可能会引起国内的金融危机。我国将逐步放松外汇管制,并最终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性。但这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只有当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稳定并适应国际变化之时,当中央银行调控能力成熟之际,才有条件实施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完全自由兑换。
参考文献
[1]毛远信.《探讨我国金融风险的规避与化解》[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8(4):32~32
[2]胡茂才.《WTO背景下我国金融风险问题探讨》[J].财政金融2008(6):45~45
江苏科技金融产品供求适应程度的调研分析
调查样本选取与评价方法为了获得现实数据，课题组于2012年3月到5月在江苏省内选择140家样本科技型企业和60家样本金融机构，采取问卷调查与实地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数据采集工作。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200份，收回167份，其中有效问卷152份。调查问卷采用李克特量表法(LikertScales)，问卷中每个小题给出备选答案，将重要程度分为6个等级，其中5是最为重要原因，4是比较重要原因，3是一般重要原因，2是一般原因，1是不重要原因，0是不是原因。将普遍程度分为5个等级，最普遍为4，比较普遍为3，一般普遍为2，较少为1，没有为0。被调查者根据自己的判断打“√”。假设发放n份问卷，回收k份，令zij表示被调查者j对重要程度或者原因i的判断值，j=1，2，．．．，k。则原因或普及程度i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z—i=∑kj=1zi，j/k，σzi=∑kj=1(zi，j－z—i)2/(k－1槡)。科技型企业对科技金融产品的运用如表1所示，被调查企业使用的比较普遍的科技金融产品有:科技贷款、创业投资、政府财政支持;使用的一般普遍的产品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企业债券、科技保险、科技担保;而对天使投资、高新技术产权交易、创业板和中小板等科技金融产品企业的使用较少。江苏科技型企业融资难问题比较突出当前大多数科技型企业还处于初创、成长阶段，普遍存在融资需求，其中融资缺口在100～500万元的最为普遍，融资缺口在100万以下和介于500～1000万元的比较普遍。由于融资缺口大，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企业自有资金积累和所有者再投入，以科技银行、创业风险投资为主的科技金融产品对企业的支持力度仍比较有限，企业融资困境未得到根本改善。通过对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见表2)，企业信用评估水平较低且物质担保匮乏、创业投资发展程度不够、担保体系不发达、银行缺乏有针对性的信贷产品是造成科技型企业融资难的比较重要原因;企业投资项目风险太大、投资者对企业项目不太熟悉、天使投资发展程度不够、科技保险创新不够、政府支持力度不够为一般重要原因。
江苏科技金融产品创新与科技融资需求的适应能力评判
科技金融产品基本满足了科技型企业融资需求科技型企业的发展大致会经历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最后进入衰退期，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风险特征差异较大，因而每一个成长周期都有其特殊的融资需求。目前，江苏科技金融产品创新能基本考虑到不同阶段科技企业的资金需求，科技金融产品供给(见表3)［2］能基本满足科技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需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科技贷款、创业投资、政府财政支持得到比较普遍的应用近年来，江苏省在完善各项科技金融政策的同时，不断加大财政投入，2010年科技投入达到840亿元，2011年突破1000亿元。科技支行在全省各地积极设立，为科技贷款创新提供更好的平台。科技信贷产品创新丰富多样，既有科技贷款抵押物的创新，如专利权质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保理股权质押贷款等，又有支持创新创业企业的独特产品，如“创业一站通”、“科技之星”、“科贷通”等，较好地适应了科技型企业信贷融资需求。与此同时，创业投资积极助推新兴产业发展，其资本来源由最初的政府出资为主，逐步发展到企业、民间及外资的多渠道投入。截至2011年底，全省创投机构数量已达280多家，资金规模逾400亿元，累计投资项目1292项，实际投资149亿元。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科技债券、科技保险、科技担保逐渐拓宽应用范围2007年以来，私募股权基金发展迅速，包括政府主导型、券商培育型、信托保险公司型、商业银行型及民营型的私人股权投资体系正在逐步建立，积极支持成长期和成熟期的科技型企业。科技债券的应用范围逐渐拓展。2010年9月，江苏省首单中小企业募集票据“江苏省高新技术中小企业2010年度第一期集合票据”正式发行。截至2011年，全省共发行4期集合票据，共为15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募集资金12.1亿元。科技保险积极迎合科技型企业需求，自试点以来，险种涵盖高新技术企业产品研发责任保险、软件研发设备保险、营业中断保险、出口信用保险、财产保险、产品责任险、环境污染保险、专利保险、项目投资损失保险等，基本满足科技型企业发展需求［3］。此外，科技担保产品与科技贷款产品相结合，提高企业信用水平，增强了企业获得贷款的能力。天使投资、创业板和中小板等融资方式的作用逐渐显现随着创业、创新环境日益优化，天使投资人队伍持续壮大，天使投资的网络不断完善，天使投资家和创业者间逐渐架起互通有无、畅通无阻的投资渠道，使得科技型企业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同时，创业板和中小板市场也成为江苏科技型企业上市融资的重要平台。目前，在中小企业板上市的公司中，科技型企业占比超过75%，在创业板市场正式上市的公司数达近30家，位居全国榜首，创业板对科技型企业融资的支持作用在逐渐显现。z科技贷款产品尚不能满足科技融资需求主要体现在:一是科技贷款产品额度小、期限短、成本高，限制了科技型企业融资需求。科技贷款额度大多在500万元以下，且大多数为短期。利率也至少比基准利率高1百分点，融资成本较高。二是科技贷款的抵押担保不符合科技型企业需求。银行出于评估技术专业性不足和安全性考虑，接受的抵押品仍局限于有形资产，对动产和知识产权的质押限制较多，而科技型企业在初创期的投入往往为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其物化抵押品十分缺乏，这极大地降低了其直接向银行融资的成功率。因此，尽管目前银行对科技型企业贷款总体规模有所增长，但由于一般为短期贷款，中长期贷款非常少，使得科技型企业在高技术开发立项上受到限制，甚至大批技术水平高、市场前景好的高科技项目也难以实现产业化和商品化。创业投资规模小，推动科技创新动力不足虽然创业投资发展较为迅速，但其对科技型企业支持作用有限。一方面，创业投资规模偏小，投资方向有待调整。2001—2010年间江苏实现的创业投资额仅为10.4亿美元，远小于京沪两地的投资额，且投资主要集中于初创期，投向高新技术产业的比例不高，甚至部分创投资金流向股票、房地产等市场。另一方面，创业投资活力不够、退出机制不健全。合理的高收益难以变现，投资也难以流动进行再投资，这些制约了创业投资的发展，也使创业投资机构发展缓慢，最终影响到科技型企业的发展。资本市场发展缓慢，直接融资步履维艰虽然资本市场对科技型企业逐渐开始放开，但2012年12月第6期对于科技型企业而言，直接上市融资仍然存在不少障碍。就股票市场而言，无论中小板还是创业板，上市门槛仍然偏高，而且时间长、费用高，而科技型企业的融资需求又极为迫切;并且部分科技型企业尚不具备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经营管理不规范，无法达到上市融资的要求。与此同时，科技债券市场发展缓慢。在债券结构上，国债仍占据主导地位，企业债市场相对弱小，而科技债券更是刚刚起步;在发行条件上，对科技型企业的限制过多，使得发行主体仍局限于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和上市公司;在债券品种上，仍以中长期债券为主，短期债券和可转换债券很少，特别是缺乏有助创新型企业融资的高新技术债券和垃圾债券［4］，凡此种种表明科技型企业利用债券市场融资的空间仍然十分狭小。4科技保险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产品创新有待提高科技保险业务试点以来，引起了科技型企业的关注，然而由于是新生事物，科技保险的市场接受度和认可度还较低，实际承保的企业较少。这一方面是由于保险业对科技风险的认识、风险管理工具的掌握及服务能力方面还存在不小差距，以致目前科技保险保障范围相对需求而言仍较窄，产品创新能力不足、险种少。另一方面，是科技型企业对风险管理的认识及需求不足，对科技保险产品缺乏应有的认识，导致企业怠于使用科技保险产品。政府及其他金融中介机构提供的科技融资支持体系不完善目前，在江苏科技金融创新体系中，政府各职能部门间自成体系、条块分割，导致了部门间的信息相对封闭。科技担保平台、科技型企业、信用评估部门及相关金融机构和信息服务平台结合不紧密，没有充分发挥信息平台应有的资源共享作用。政府对科技型企业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政策支持体系不完善，财政引导基金能力有限，税收政策向科技型企业倾斜不足。此外，科技担保机制不完善，信用评级体系仍不健全。这些都使得科技型企业获取资金的能力十分有限。
金融危机发生的一般原因是资本全球化运动和价值实现过程中矛盾的尖锐化。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不仅同发达国家一样有生产过剩、金融过度膨胀的问题，还有本国货币与国际货币之间的矛盾。商品价值、金融资产价值和国际价值的实现这三重矛盾相互交织和日益发展是金融危机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前提。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对称依赖或中心主导与从属的经济体系，则是金融危机在发展中国家产生、发展的现实基础。在资本主义生产由中心向扩散，中心对资本的垄断和对商品市场的控制加强时，发展中国家内部生产过剩、金融过剩和与外部联系中的国际价值实现问题正不断深化发展。由于历史造成的经济脆弱，在国内要求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压力下，发展中国家极易陷入依赖外部推动、三重矛盾日益发展的状况。这就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因西方资本流入和出口发展而快速增长，又因对外收支状况恶化和西方资本回流而爆发金融危机以至金融危机反复发作的原因。
21世纪初期世界金融危机的发展前景最终取决于世界经济中各地区、各国之间相对经济实力的变化。前述世界经济运动的模式已经表明，世界经济运动的状况和金融危机的发生与否根本上在于中心与依存关系的发展，从本质上看，这就是两部分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状况。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也就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经济主体以实力为基础的博弈。货币金融垄断是经济实力的集中体现，就是竞争优势；处于垄断地位的一方总是支配着另一方和整个经济运动的方向，这就是世界运动的法则，也就是决定世界金融危机走势的基本规则。
世界经济中经济实力反映为科学发展、生产力水平、经济规模、金融市场规模和其货币是否充当国际货币。科技发达、经济和金融规模大、货币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从经济金融到文化都对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产生影响。这种客观规律决定着世界经济和金融运动的发展趋势，也决定着世界金融危机发展的前景。未来世界金融危机问题根本上取决于世界体系中各地区和各国经济实力的消长变化。
世界金融危机集中于发展中国家这一趋势将很难改变。首先，如前所述，世界经济格局不会有大的变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仍将处于严重不对称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1975-1995年，除东亚少数所谓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中国之外，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相对发达国家的人均GDP都处于连续下降状态。西方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得益者，发展中国整体经济地位下降。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又给予东亚经济严重打击，从而使中经济全面受挫。目前，发达国家占有世界财富的3/4，最不发达国家则增加到49个。从历史来看，金融危机发生后，在经济格局不变、依存状况总体上不变而作部分调整时，几乎所有受危机打击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得不再度依赖外部资本流入和外部拉动。
其次，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外部债务（见表1），国内经济结构和社会调整面临诸多困难，出口创汇又因技术革命发展滞后和西方国家的限制十分艰难，当西方资本流入时，可能导致新的生产和金融失控，而不会产生较多国际收益。这势必成为新危机的隐患。
表1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和负担率
年份债务额（亿美元）债务出口率（%）
198019901998198019901998
所有发展中国家6095147282465185.3155.8146.2
东亚及太平洋9412861697893.1113.4107.4
欧洲及中亚7552210435444.896.9126.7
拉美及加勒比257347547358201.9256.1202.5
中东及北非8381830205841.4119.1137.4
南亚38012991645160.5317.5201.0
撒哈那南部非洲6091774225866.4209.8232.1
再次，经济全球化将继续发展。国际资本和国际货币的多元化，以及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与金融竞争总会对世界金融贸易和资本运动产生难以预料的扰动和冲击。在世界经济不对称结构和发展中国家债务沉重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和出口方向的多元化不仅不会缓和或抵御这种冲击，反而可能严重化。如果实行金融和资本自由化，再度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即使发展中国家认识到这种危险性。
金融危机与经济周期分离的趋势进一步加强
传统的金融危机主要是由经济危机发生而引起的，金融危机所反映的是实物经济严重过剩的状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推动西方经济长驱直入金融资本主义，也促使一些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加速发展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在所有发达国家和一些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占据重要地位，成为金融危机的主导因素。金融危机所反映的是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后的崩溃。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金融危机和90年代的金融危机都是如此。
虚拟经济是指以虚拟资本膨胀和交易为特征的经济，信用发展是虚拟资本膨胀、虚拟经济兴起的推动力量。虚拟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是社会生产规模扩大、速度加快，要求融资形式的多样化、融资范围拓宽、融资成本降低和融资的便利。虚拟经济发展表明一国金融活动和经济货币化程度提高，社会生产和社会财富积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虚拟经济或金融经济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标志之一，是人类经济活动发展的一个必经的阶段。
但是，同实际经济的发展一样，虚拟经济在一定时期内的发展也不能超出它应有的范围。虽然人们目前还不能准确地指出这个范围，不过，从它服务于实际经济这一点来看，它确实存在发展约束。然而，由于虚拟资本市场脱离实际经济运动的特性，虚拟经济又往往出现加速膨胀的势头。虚拟经济逐渐超越实际经济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最活跃最主要的方面，这就造成了金融危机领先实际经济独立发生的新趋势。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西方国家，也促使一些发展中国加速发展虚拟经济，一方面是因为生产的规模和速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支撑虚拟经济膨胀的资本来源全球化，使虚拟经济的膨胀完全可以超出一国国内财富和生产增长的限制。金融危机因虚拟经济过度发展而发生的条件得到强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问题显然更为普遍和严重。一般来看，西方国家的虚拟经济是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高收入和大规模对外投资为基础的，国家信用如国债和货币发行是虚拟经济的主要支撑力量，货币金融政策是虚拟经济的主要调节杠杆，这就是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而在发展中国家，虚拟经济往往是以工业基础不完善、出口增长波动、收入分配严重失衡为前提的，资本流入和被动的货币扩张成为虚拟经济扩张的主要支持力量，货币金融政策调节虚拟经济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可以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虚拟经济是由外来资本拉动促成的，更具有外生性、泡沫性和敏感性与易崩溃的特点。起源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直接由虚拟经济极度膨胀而开始也就十分自然。当然，在发达国家，由于长期向外转移生产，一些产业已出现“空心化”，加上运用信息技术控制生产，实际经济过剩问题得到缓解，主要问题仍在虚拟经济方面。如果货币政策不当，国际金融资本在规模流入后急剧转为流出，仍然会导致虚拟经济崩溃和金融危机发生，只是在程度上与发展中国家不同而已。21世纪金融危机发展的这一趋势不会改变。第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继续加速，全球资本运动将继续高涨。由金融危机导致的货币贬值将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经济转为复兴，进而吸引西方资本涌入，虚拟经济将因资本流入而再度高涨。第二，还会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化高速增长阶段，原有的新兴工业化经济则会跃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虚拟经济占优势会是一个经常性问题，而国际国内的不确定因素仍大量潜在，国际投机资本极可能卷土重来。第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经济基础是很难改变的，如出口导向的生产结构、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对西方资本的过分依赖，等等。第四，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将进一步发展，但发展会不平衡。特别是欧元成为强势国际货币后，将对美国和日本的虚拟经济发展产生冲击，美国的货币政策可能不会像以往那样有效，日元资本外流将使日本的金融经济受到打击。西方的金融资本主义虽不会发生严重的挫折，但出现类似1987年的股市危机还是有可能的，这要看西方金融资本在内部滞留的时间长短。
金融危机的时间间隔规律大体上不会改变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金融危机发展的进程来看，金融危机没有按某种固定规则周期性出现。1960年在西欧出现战后第一次美元危机后，间隔7年又出现美元危机，然后紧接着出现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危机，以及1971年开始的布雷顿体系危机。金融危机的频率明显加快。7年后，到1982年，金融危机转向发展中国家。此后又经过7年，由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开始，随后实行固定汇率的拉美和东亚发展中国家受到危机打击，金融危机的频率又明显加快。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经济运动的中心是资本运动，特别是金融货币资本的运动。由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它们加速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而由于资本短缺，发展中国家只能接受资本和开放市场进行工业化，由此形成了资本由北方流向南方、商品也由北方流向南方的不对称状况。这种状况使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和商品流入中经济社会失控（一般只需5~7年的时间），风险日益增大，因此，西方资本内在的追逐利润和实现价值的行为极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变化。
在发达国家之间，不同的货币资本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发达国家的经济不平衡和货币金融政策的变化刺激不同的货币资本不断转换，因而由大规模货币资本运动所产生的金融货币危机不可能有什么固定规则。假若说有规则，那就是危机随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和利率之间的差异相对变化，并且随着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国的金融资本膨胀而加速发生。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的金融危机正是如此。但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货币资本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西方金融资本主要是在西方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进入发展中国家的，高利率、固定汇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是主要吸引因素。尽管如此，一旦西方金融政策和经济形势变化，或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社会经济问题暴露，货币资本间的差异和矛盾就会显著激化，中心与之间的资本运动状况就会改变，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也不会呈现周期性。世界金融系统的变化和矛盾、世界经济系统的不对称发展是这种非周期发生的客观基础。资本循环、复杂系统混沌原理足以解释这些问题。简而言之，在一个无规则、内外经济金融紧密联系、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世界体系中，任一对外收支不平衡和资本耗散能力较强的国家和地区都会随时随地发生金融危机，只要存在扰动和资本自由移动的条件。如果说有什么规律，那就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开放的时间长短和资本流入规模，它们决定危机条件是否成熟，决定扰动是否导致资本大量外逃。
危机随世界经济和货币结构调整发生的可能性增大
21世纪，世界货币结构也将发生重大改变，当前存在的美元中心结构将为美元和欧元的两极结构所取代。2002年欧元实体货币已正式流通，估计3~5年后欧元将会有力地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并对日元的国际化发展产生抑制作用。在未来10年左右，美元和欧元将平分秋色。还应看到，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正在加速发展并逐步走向区域货币合作或货币一体化。这也将对世界货币结构产生有力冲击。在这种结构变化、调整和转变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来源、外汇结构都将经历大幅度的调整；不同的国际货币也将激烈竞争、相互取代，由此引起金融冲击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加大。
就发展中国家而言，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世界货币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除了外资大规模进出产生的金融震荡之外，还可能集中在资本外逃方面。资本外逃指一国资本所有者向境外转移资本的行为。资本外逃有多种方式和渠道，主要包括：（1）贸易融资。通过低报出口合同金额和高报进口合同金额，将多出的外汇资本移往国外，投资国外资产，本国损失外汇资产。或者干脆虚报进口，骗汇抽逃。（2）推迟和提前贸易结算。对出口该收汇的结算推迟，对进口则在预期本币汇率下跌时提前结算汇出。（3）转移价格。有国外分支机构的国内公司或在国内经营的跨国公司，利用内部贸易中的定价机制转移资本。（4）对外投资。对境外投资时，采用虚报投资、截留投资收益等方式将资本大量移出和留存海外。（5）利用非法商品贸易活动转移资本。资本外逃导致一国外汇资产大量流失，使发展中家外汇资源枯竭、货币持续贬值、国际收支和对外债务日益严重。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之后拉美国家出现经济长期萧条、债务危机反复发作、国内金融近乎崩溃状况的重要原因就是资本外逃。20世纪90年代东亚、俄罗斯和墨西哥金融危机前，国内资本外逃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作用，例如俄罗斯从1992年以来，每年资本外逃达GDP的6%，占国内储蓄的8%~18%。
从经济全球化发展和20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的政策反应看，区域货币合作、资本市场开放、浮动汇率和经济结构调整代表着一种主流趋势。这种趋势的发展，完全可能为新的金融危机生成创造条件和时机。
金融危机的范围和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金融危机由国别性危机演变区域性和全球性危机的基本途径，是经济与金融联系加强的多样化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则是基本机制。所谓危机的传染性和传导性，就是指金融危机由区域内一国向区域整体、进而向其他区域蔓延扩散的特性。
研究表明，金融危机传染的第一种机制是区域内和区域之间的贸易联系。就区域内而言，当一国爆发金融危机后，该国货币大幅度贬值，使其贸易伙伴国处于不利的地位。这种状况极易诱使投机者对其贸易伙伴国进行攻击并获得成功，因为贸易伙伴国出口减少、进口增长导致外汇储备减少和失业率增高，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难以在投机攻击中维持固定汇率；区域之间也是如此。金融危机传染的第二种机制是资本市场联系。当区域内一国发生金融危机时，该金融资产价格大跌，由于区内各国之间的资本联系，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也遭受损失，流动性受到破坏，相互支撑的力量减弱，因而导致其他国家资本市场和金融状况恶化，从而也易被投机者攻击导致金融危机。第三种机制是区外国际信贷者和投资者对区域内各国经济作相似的判断和预期。当区域内一国发生金融危机时，区域外的投资者困难以获得全面的信息，通常认为区域内各国经济金融状况基本相似，出于减少资产损失的考虑，不是从区域内其他国家抽回资本就是减少信贷提供，导致整个区域爆发危机。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内容是促进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资本和金融联系，缩小相互之间的经济差异。区域一体化无疑加强着金融危机由一国向另一国的传递，区域内各国之间会出现反复震荡、交叉传染的状况，使各国危机不断深化。区域之间也是如此，某个区域发生金融危机传递到其他区域，其他被传染的区域又会将危机回溯到最初爆发危机的区域，形成遍及各个区域且不断深化的全球危机。20世纪90年代由泰国开始的金融危机正是如此发展的。区域一体化从最终实现货币一体化的角度看是有助于抗御外部资本冲击和抵御金融危机的，但是，在实现稳定的货币一体化之前，侧重经济贸易合作的区域一体化对金融危机的传递力度是不容置疑的。
1.民间金融未得到法律的保护
当前我国银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缺乏一个合理的体系,中国金融业形成了高度的垄断局面和对民间金融的压制,国有金融机构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虽然对金融业进行了股权结构多元化、投资主体多样化的改革,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如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实际上还是准国有金融机构,更多还是官商,而不是金融商人。可以说,在我国,能够得到法律认可、纳入了政府监管体系的金融机构,包括农村信用社和城市信用社都成了官办金融的性质,而民营金融机构不能得到法律的认可。农村合作基金会虽然得到了地方致府的认可,甚至被乡政府直接控制,但同样因为没有获得监管部门的金融业务许可证而处于不合法地位,最后被作为非法金融组织取缔。目前虽已引起重视,但由于缺乏法律保障,民间借贷市场还处于半地下状态。由于对农村有益、对农民有利,我国民间金融始终客观存在并顽强发展。又由于完全处于非法的状态,为高利贷的滋生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和肥沃的土壤,其结果是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2.民间金融潜伏着金融风险,容易滋生个人非法金融问题
民间金融组织尽管逐步形成了与运行特点相适应的内部管理体系,但由于资金来源和运用的巨大局限性,使资金链断裂的可能性非常高。脱离法规和政府部门的保护,其合法的风险控制手段也比较有限。一旦风险失控,少数实际控制人会为其小团体或个人的利益铤而走险,进一步扩大风险或直接从事犯罪活动,从而严重伤害其他参与人的利益。民间金融机构的“地下性”,决定了其处于白色和黑色之间的灰色地带。其所处的特殊地带,决定了民间金融机构很容易与“黑色”产生某种联系。有一些人利用民间金融机构的不透明性从事诈骗活动;还有一些民间金融机构与地下经济关系密切,甚至被犯罪分子用于洗钱,刺激了地下经济和犯罪活动;更有一些民间金融机构与黑社会勾结,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3.民间金融容易产生经济纠纷
民间金融虽然一直比较活跃,但不具备合法地位,无法实现规范发展,是一种建立在“哥俩好”的非制度信任上的,且相当部分的民间借贷仍然采取了口头约定等简单形式,利率普遍较高,其粗陋的形式与较高的利率,既制约了资金需求,也成为众多法律纠纷的根源。由于民间金融特别是民间借贷,大多是一种关系型的借贷方式,还款的激励约束机制没有得到硬化,当债务人预计到其违约收益远远高于其社会信用丧失的成本时,道德风险就会产生。许多无序的民间融资导致大量纠纷(如合同纠纷、利率纠纷、担保纠纷和借据纠纷等)。民间借贷大多以借款人的信誉为基础,借贷关系的缔结少有抵押担保,债权入对借款人的偿债行为缺乏足够的把握和制约能力。
4.民间金融对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产生影响
民间金融一定程度上会干扰政府的货币政策,扰乱正常金融秩序,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由于民间金融的影响可能难以实现。例如人民银行正减少货币供给量,提高了再贴现率。正规金融机构的利率也相应提高,而民间金融并未提高利率,于是正规金融提供的资金减少了,而民间金融提供的资金却增加了。一些民间金融机构从一开始就有先天的痼疾,脱离了中央银行的监管,业务经营存在不规范,如高息揽存,盲目贷款。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价格由国家确定,而民间借贷的利率是双方自发商定,两种定价方法存在天然矛盾。且民间借贷大都是在资金需求迫切,银行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发生,基本上是一个卖方市场,利率水平通常畸高,民间借贷形成的货币流量也难以预测和控制。
二、规范民间金融发展
1.尽快建立健全与民间金融相关的法律法规
应按照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适当修改1998年6月30国务院颁布施行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建议国家各级立法和规章制度的制定部门,要按照职责权限,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完善有关法律和规章制度,进一步细化和明确界定合法与违法的界限,赋予民间融资合法的法律地位,并通过法律保护合约双方的合法权益,以保证民间金融有合理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2.规范民间金融,将民间金融纳入金融监管范围
加强民间金融监管,是在金融市场运作中保证民间金融机构安全和提高资产质量的内在要求。要使民间金融活而不乱,实现发展、效率、稳定三者的最优结合,监管方式的科学化和调控方式的灵活有效是最为关键的一环。政府在对民间金融监管中应该摆正自身的位置,以引导、监控为己任,而不是对其进行过多的干预。曾经在广大农村兴盛的农村合作基金会衰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政府进行了过多的行政干预。前车之鉴应引以为戒。作为政府,要从完善法律、制度、政策人手,在严格市场准入条件、提高准备金率和资金充足率及实行风险责任自负的情况下,引导和鼓励民营的小额信贷银行、合作银行、私人银行等多种形式的民间金融健康发展,达到合法、公开、规范,并纳入到金融体系中加以监管,以增加金融服务供给。
3.建立起相关保险制度和贷款抵押担保机制,化解金融服务风险
政策性贷款保险制度和经济主体贷款抵押担保机制这两项业务是近年农户和农业企业贷款中的主要障碍,如果建立不及时,将对我国金融成长极为不利。保险公司可以开办贷款担保业务,其保险的对象可以是借款方——农户或企业,也可以是贷款方——金融机构。另外,可以探索成立担保公司或担保合作社,由借款人(农户或企业)合资组建,否则,当发生风险损失时,各类金融机构的损失得不到应有补偿。此外,还可以适时开展大宗农产品期货业务,分散信贷风险等等。总之,大力开发新型民间金融产品,拓宽金融服务范围,探索建立民间金融的风险防范机制,有利于新农村建设,同时也为建立、健全我国金融体系提供合理的保障机制。
随着世界经济金融危机日趋严峻，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的不利影响，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以扩内需、调结构、保增长、惠民生为重点的宏观经济政策[1]，包括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4万亿元投资计划[2]，进一步增加对农业和农村投入等。这些政策能否落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服务的保障程度。
1.在扩大内需方面，为拉动农民消费需求，中国政府正在加大“家电下乡”、“微型客车下乡”的推行力度，并希望通过流通企业与生产企业合作建立区域性农村商品采购联盟、加快发展农资连锁经营、推行农资信用销售等方式，进一步扩大农业生产资料、机具设备和农民日用消费品市场。显然，在实施上述措施的过程中，从生产厂家、批发和零售企业到最终消费者，都需要金融机构提供信贷、担保、托收承兑、结算等方面的服务。在城市，住房和汽车无疑是重量级消费品、房地产贷款、汽车金融是连通生产和消费环节必不可少的链条。目前正在推行的家用电器消费信贷，也对促进消费起到了积极作用。
2.在调整经济结构方面，推动自主创新，促进技术升级，积极发展和推广环保技术和新能源技术，是节能减排、提升产业结构，优化出口产品结构的主要手段。最近中央制定了十大重点产业振兴规划，振兴措施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通过支持大型企业集团的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淘汰部分落后产能和老旧技术，实现较大范围的资源优化配置和专业化分工。而上述一系列举措，如果没有巨额资金的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
3.在扩大投资保增长方面，更是需要金融的配合。在4万亿投资计划中，中央财政出资1.18万亿，其余近3万亿需要地方和社会出资配套。据有关方面测算，今明两年需地方配套1.12万亿元。按2008年四季度水平估算，各级地方政府有能力承担的配套资金总计6200亿元，资金缺口达5千亿。如果考虑到各地合计20万亿左右的投资计划，需要从金融市场筹措的资金量更加庞大。
4.在促进就业方面，由于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远远大于大中型企业，因此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确保其资金流动顺畅，理应成为落实刺激经济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
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出口大幅下挫，制造业出现生产过剩，经济明显减速。在这一背景下，宏观政策对金融体系的要求有着与以往不同的特点：
一是要求金融体系快速传导货币政策，实现政策意图，使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以后释放出来的流动性能够有效进入实体经济，货币信贷能够合理平稳增长，满足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大量资金需求。
二是要求金融体系能够有针对性地强化以往金融服务的薄弱环节，优化信贷资金投向，改善对“三农”、中小企业等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特别要对基本面和信用记录较好、有竞争力、有市场、有订单但暂时出现经营或财务困难的企业给予资金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信贷方针要与产业政策更好地协调配合，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原则，加大对民生工程、重大工程建设、中小企业、“三农”、消费、节能减排、科技创新、兼并重组、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信贷投入。
三是要求金融体系在改善金融服务的同时，进一步提高资金配置的效率，有效控制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稳定。在世界经济形势严峻、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外部金融市场环境继续恶化的情况下，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经营困难，金融机构面对的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更加严峻。对于金融业来说，既要贯彻落实好中央“扩内需、调结构、保增长”的各项措施，又要确保自身的经营稳健性和资产安全性，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总之，无论是短期的保增长政策还是中长期的扩内需、调结构政策，都对金融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金融机构的经营环境（例如实施多种财政补贴措施、政府投资项目为企业提供市场空间等），进一步扩展了金融机构的经营空间，为金融机构提供新的业务增长点。
二、现有金融体系的结构和制度缺陷致使货币政策传导不畅
从2008年9月以后，中国货币政策开始由适度从紧转向适度宽松，意在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整利率和信贷管理方式，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为此，中央银行五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并且取消了对金融机构信贷规模控制。从实施效果看，2008年11、12月两个月信贷额分别增加4770和7718亿元，2009年1月份新增贷款更是达到1.6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加3895亿、7233亿和8141亿元。M2的增速也出现快速反弹，12月同比增长17.82%，增幅比上年末高1.08个百分点，比上月末高3.02个百分点，1月份同比增长达到18.79％，表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初步见效。但同时，也要看到货币政策传导阻滞还比较严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尽管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经明显降低，但货币乘数仍持续下滑，反映出金融体系货币扩张能力的下降。目前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已由最高时期的17.5％降为15.5％，其它中小型金融机构降为13.5％，但2006年第二季度开始的货币乘数下滑趋势却未停止。2008年末，货币乘数下滑至3.68[3]，比近几年的高点下降1.44，为2003年以来最低（见图1）。
图1：货币乘数变动趋势
随着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下降，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率却大幅上升，2008年末达到5.11%，比上年末高1.81个百分点（其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3.93%，股份制商业银行为5.73%，农村信用社为10.12%，分别比上年上升1.93、1.97和1.22个百分点），表明经中央银行释放的流动性在很大程度上又沉淀于银行体系，部分抵消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下降的影响。
2.在2009年1月份新增企业贷款中，短期票据占42%，新增6239亿元，是去年11月和12月的三倍，更是去年10月的十倍。由于企业借入的这些票据利息低于存款利息，因此近期贷款飙升有可能更多的是出于财务目的，而不是实际需求。也就是说，企业可能在囤积现金而不是使用资金，贷款数量的增长或许不能立即推动经济增长。事实上，进入2009年以后，中国A股市场出现反常大涨，部分企业贷款进入股市应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3.从贷款结构来看，一些瓶颈领域并未得到缓解。图2表明，在2008年第三季度放松银根后，农业贷款增速低于贷款平均增长率，且两者差距呈扩大趋势。图3显示2008年11月以后农业贷款和农户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为两年来最低水平。
图2：农业贷款增长情况比较
数据来源：根据人民银行网站提供的数据计算而得。
图3：农业贷款和农户贷款占比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人民银行网站提供的数据计算而得。
造成货币政策传导途径不畅的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间接融资比重畸高，资本市场发育不够。尽管近几年资本市场得到较快发展，但银行主导金融体系的本质特征并未改变。由表1可见，2001～2008年间，贷款一直占到非金融部门融资量的80％左右，股票和企业债融资比重最高也不超过20%。如果扣除国债因素，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的比重更高（见图4）。
表1：2001～2008年国内非金融机构部门融资情况简表
20082007200620052004200320022001
合计100.0100.0100.0100.0100.0100.0100.0100.0
贷款83.178.782.078.187.985.180.275.9
股票6.113.15.66.05.23.94.07.0
国债1.73.66.79.510.810.014.415.7
企业债9.14.65.76.41.11.01.40.9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注：①本表股票融资不包括金融机构上市融资额。②2007年国债数扣除1.55万亿元特别国债。③企业债包括企业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和公司债。
图4：非金融企业融资结构（扣除国债）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资本市场发展滞后，必然导致货币政策传导阻滞[4]。同时由于商业银行信贷活动与股权投资活动的经营特点差异很大，其行为表现也存在很大不同。出于稳健性和保证资金安全的要求，银行的经营活动往往表现出顺周期的特点，即经济上行时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反之则收缩信贷。近期信贷市场中，商业银行明显表现出对政府项目的偏好。对于与4万亿投资计划有关，特别是有政府信誉和税收担保的投资项目，商业银行之间竞争十分激烈。但是，对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而陷入经营困境的中小企业和非政府企业，商业银行的慎贷行为并没有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而改变。
二是目前中、农、工、建、交五大银行占据了银行市场50%以上的份额，如果加上政策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5]，大中型银行的市场份额占比在70％以上。这种大中型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也使金融体系的重心更容易向大中型企业倾斜，从而影响宏观调控政策意图的实现。
三是竞争不足导致商业银行缺乏创新意识。长期以来，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一直受到双重保护：一是严格限制市场准入，二是存贷款高利差。我国一年期存贷款利差长期保持在3％以上[6]，而在成熟市场，银行能得到0.2％的利差就已不易。高利差使得银行业金融机构只靠存贷款业务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加上现有监管制度的重点放在防范风险上，对于不良贷款要层层追究责任（甚至是终身责任），而对创新则基本没有实质性激励。由此造成银行往往不思进取，躲在大树底下乘凉，缺乏拓展高端业务的动力。目前大部分中资银行的利润，有80％左右来自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就连贷款业务，不少银行也习惯于依赖抵押、担保来防范风险，缺乏适度承担风险、通过创新保障方式拓展市场的勇气。
三、加快金融改革，完善配套措施，造就高效率的金融体系
在金融发展滞后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不畅，即便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很难有效刺激陷入低迷的经济。目前的资金供给在数量上已经不小，关键是如何将这些资金供给通过金融体系快速输送到实体经济。可以说，国际金融危机加大了推进中国金融改革的紧迫性，只有加快金融改革和创新，才能使货币政策真正发挥作用。
1.加快推进资本市场建设
资本市场的发展对有效传达货币政策意图、改善货币政策效果具有重要作用。一个高效的资本市场会大大拓宽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带动投资与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影响中国资本市场效率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资本市场结构扭曲，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发展不对称，主板市场缺乏低层级股票市场的支撑。因此，下一步改革应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1）丰富资本市场品种，发展多种交易商品。近两年中国债券市场有了长足的发展，2008年累计发行各类债券（不含中央银行票据）29381亿元，虽然总量上年同期持平，但结构有较大变化，其中企业债券发行额同比增长68.7%，增幅加大37.4个百分点。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的发行量较上年均有较大幅度增加。尽管如此，中国债券市场的问题仍比较突出：一是企业债比例仍然偏低（2008年占比为30%）；二是发行市场分割，企业债、上市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分属三个行政管理部门，发行标准和程序皆不统一；三是二级市场被分割为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从交易量看，前者占比99％），交易制度和清算体系也不统一。这些问题，势必会影响中国债券市场的运行效率，同时也会带来较大风险。下一步改革，应尽快理清监管思路，整合分割的发行市场和流通市场，统一监管规则，规范交易行为。另一方面，对企业承兑票据、REITs等产品的发展，也应给予鼓励和支持，并提前对市场进行规范。
（2）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目前创业板市场的制度建设已经完成，应选择何时时机尽早推出。同时，应鼓励私募股权交易市场的发展，尽快制定和完善发展私募股权市场的相关政策，认真总结分析现有非上市公司股权交易体系的问题，根据经济发展需要设计和调整市场布局。
（3）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目前金融市场利率（主要是机构之间资金借贷的利率）已经完全实现市场化，包括货币市场的拆借、回购交易利率，基于报价产生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等。资本市场的国债、金融债以及企业债等也基本实现了市场定价。唯有存贷款利率（金融机构对客户的零售利率）的市场化，进程十分缓慢，监管部门对于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仍实行管制。如前所述，存贷高利差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有效竞争，降低了金融服务质量。长此以往，不仅会大大影响中资银行的国际竞争力，而且也不利于推动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下一步既要在调整货币政策的同时，逐步缩小存贷利差，又应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快推进零售利率的市场化，例如先加大贷款利率的下浮空间，再全部放开贷款利率管制；先放开一定数额以上的大额存单利率管制，并逐步降低门槛，最后取消全部存款利率管制。
2.进一步放开管制，拓展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1）积极发展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小型信贷机构。2008年5月人行和银监会共同下发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以后，各省相继开展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使小额贷款公司的数量有了跳跃式增长。从试点情况看，有些地方对小额贷款公司控制过严。例如某省不仅限制新设小额贷款公司的数量（一县只给一个名额），而且要求发起人必须是骨干企业。这样的限制不仅将大多数希望进入该行业的民营企业家档在门外，而且由于缺乏竞争机制也不利于引入小额贷款公司的健康成长。从中国经济的现实需要出发，对小型信贷机构数量不应过度限制。在同一个地点，至少应开办两个以上的小额贷款公司。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每个乡镇发展到2～3家也不算多，应尽早放开对名额过于僵硬的行政控制。
现行制度对于设立其他类型的小型信贷机构要求也是偏高的。例如设立乡镇银行要求至少有一家银行业金融机构为发起人，且为最大或唯一股东。对资金互助社的设立要求也过于严格，例如资金互助社必须有符合任职资格的理事、经理，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安全防范设施和与业务有关的其他设施等。此外，对小型信贷机构的监管要求也普遍偏高，对其公司治理的设计过于繁杂。建议对设立小型信贷机构制定更加符合现实、有利于吸引民间资本进入的准入制度，并根据小型信贷机构的不同性质或规模，设定不同的监管要求。
（2）尽快放开民间信贷。近来，人民银行正在加快制定《放贷人条例》，对非吸收存款类放贷人地位给予法律上的支持。这意味着将赋予资金拥有者更多的运用资金的自由。民间信贷的“阳光化”，将有利于打破银行垄断的信贷市场格局，使资金得到更有效率的配置，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据估计，目前民间资本总量大约在2万亿上下，一旦这些资本被激活，势必对中国经济走出国际金融危机阴影产生巨大的作用。因此，尽快放开和规范民间信贷，应当成为近期的一项政策选择。
3.改进金融机构特别是小型金融机构的经营条件
（1）鉴于小额贷款公司不能吸储，从长远来看，后续资金不足将是制约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瓶颈问题。目前一个可行之道是通过金融创新将商业银行的资金优势和小额贷款公司的网络优势有机整合，从而更好地满足农民、微型企业和其他创业者的融资需求。因此应进一步鼓励包括各类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以及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内的大型金融机构向小额贷款公司发放委托贷款和批发贷款，形成资金有效对接。
（2）加快建设和完善信用担保机制。对于商业银行来说，目前是扩大信贷的好时机。但是由于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客户群实力弱，抵御风险的能力不足，贷款风险很大，银行因此而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针对这种情况，应加大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的力度，大力发展担保行业。
（3）在人才培养上为中小信贷机构提供支持。据部分小型金融机构负责人反映，目前他们最大的困难，不是资金，也不是缺少担保和抵押，而在于因机构太小而没有培养人才的能力。为此，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应建立起长效的培训机制，加大对中小型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培训力度，以尽快提高其素质和财务分析、风险识别能力。
（4）加快落实实行多种抵押担保形式的有关规定，抓紧进行股权和企业股权质押登记，大型农用设备、林权抵押登记，纠纷处理办法等配套制度建设，提高抵押品市场的流转效率。
4.加快新型金融产品的开发
（1）要促使商业银行转变观念，摒弃过分依赖抵押担保的思想，更加注重第一还款来源的质量，改变坐等客户上门的经营习惯，通过营销创新，主动开辟和扩大市场。
（2）要鼓励金融机构根据政策的许可范围，积极进行金融创新，如银行可以开发多种形式的抵押质押信贷产品，扩大担保物范围；保险公司可以开发信贷保险产品以及多种适合不同类型客户需要的小额保险
（3）要鼓励不同类型金融机构之间开展更深程度的合作，实现资源共享，提高服务效率和风险控制水平。
5.注意防范金融风险
在货币政策转型、货币供给总量增加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的贷款增长明显加快，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迹象：
（1）出于贷款安全的考虑，很多商业银行将贷款服务对象集中于与政府投资计划有关的大项目和大企业。对于这类项目，银行为了争取市场份额，抵押担保要求往往被迫降得很低。
（2）在同质竞争下，价格战在所难免，利率下浮成为常态，而且贷款越集中的大户，利率越低。此外在房地产贷款上，为留住客户，各银行基本上都采用利率下浮30％（政策允许的最大幅度）政策，使得部分期限存贷款利率出现倒挂。
（3）由于地方投资热情高涨，部分银行在资金投放上受到地方政府的压力，可能会放松贷前审查和贷后管理，使资金流向经济前景不好的项目。部分保险公司在运用保险资金时，也可能因地方政府的影响而进行不够谨慎的投资。
（4）部分信贷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流向了股市而非实体经济。
上述问题显然加大了银行的经营风险。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既要支持中国经济走出低谷，又要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防止不良贷款大幅度、快速反弹。为此，从监管部门角度看，要注意防止金融风险跨业、跨市场转移，严格防范创新业务风险和误导性销售，防范关联企业贷款风险；从金融机构角度看，也要在抓住发展机遇的同时，强化危机意识和风险管理，避免发生重大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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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据初步统计，2008年9月以后，中央政府各部门出台的相关刺激经济配套文件达到近60个。
[2]4万亿投资的结构为：铁路、公路、机场、城乡电网等45％，灾后恢复重建25%，保障性安居工程7%，农村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9%，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9%，自主创新结构调整4%，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1%。
[3]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8年第四季度》。
[4]理论上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的传导作用主要通过三条渠道实现：一是投资。当宽松货币政策引致股价上涨时，公司的市值提高。公司可以用较高的价格发行较少的股票，从而有利于增加公司投资；二是财富效应。股价上升，金融财富增加，居民消费支出将增加，进而刺激实体经济；三是信用。股价上升使得企业财富升值，对于银行来说，抵押品升值，信用风险降低，因而有动力加大贷款投放。
[5]这类银行的目标客户一般贷款规模起点为1～2千万元，银监会对小企业贷款的定义为500万元以下。
[6]2007年曾高达3.51％，目前为3.06％。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中国金融；发展；改革
一、经济刺激政策需要更好的金融服务相配合
随着世界经济金融危机日趋严峻，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的不利影响，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以扩内需、调结构、保增长、惠民生为重点的宏观经济政策[1]，包括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4万亿元投资计划[2]，进一步增加对农业和农村投入等。这些政策能否落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服务的保障程度。
1.在扩大内需方面，为拉动农民消费需求，中国政府正在加大“家电下乡”、“微型客车下乡”的推行力度，并希望通过流通企业与生产企业合作建立区域性农村商品采购联盟、加快发展农资连锁经营、推行农资信用销售等方式，进一步扩大农业生产资料、机具设备和农民日用消费品市场。显然，在实施上述措施的过程中，从生产厂家、批发和零售企业到最终消费者，都需要金融机构提供信贷、担保、托收承兑、结算等方面的服务。在城市，住房和汽车无疑是重量级消费品、房地产贷款、汽车金融是连通生产和消费环节必不可少的链条。目前正在推行的家用电器消费信贷，也对促进消费起到了积极作用。
2.在调整经济结构方面，推动自主创新，促进技术升级，积极发展和推广环保技术和新能源技术，是节能减排、提升产业结构，优化出口产品结构的主要手段。最近中央制定了十大重点产业振兴规划，振兴措施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通过支持大型企业集团的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淘汰部分落后产能和老旧技术，实现较大范围的资源优化配置和专业化分工。而上述一系列举措，如果没有巨额资金的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
3.在扩大投资保增长方面，更是需要金融的配合。在4万亿投资计划中，中央财政出资1.18万亿，其余近3万亿需要地方和社会出资配套。据有关方面测算，今明两年需地方配套1.12万亿元。按2008年四季度水平估算，各级地方政府有能力承担的配套资金总计6200亿元，资金缺口达5千亿。如果考虑到各地合计20万亿左右的投资计划，需要从金融市场筹措的资金量更加庞大。
4.在促进就业方面，由于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远远大于大中型企业，因此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确保其资金流动顺畅，理应成为落实刺激经济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
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出口大幅下挫，制造业出现生产过剩，经济明显减速。在这一背景下，宏观政策对金融体系的要求有着与以往不同的特点：
一是要求金融体系快速传导货币政策，实现政策意图，使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以后释放出来的流动性能够有效进入实体经济，货币信贷能够合理平稳增长，满足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大量资金需求。
二是要求金融体系能够有针对性地强化以往金融服务的薄弱环节，优化信贷资金投向，改善对“三农”、中小企业等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特别要对基本面和信用记录较好、有竞争力、有市场、有订单但暂时出现经营或财务困难的企业给予资金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信贷方针要与产业政策更好地协调配合，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原则，加大对民生工程、重大工程建设、中小企业、“三农”、消费、节能减排、科技创新、兼并重组、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信贷投入。
三是要求金融体系在改善金融服务的同时，进一步提高资金配置的效率，有效控制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稳定。在世界经济形势严峻、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外部金融市场环境继续恶化的情况下，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经营困难，金融机构面对的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更加严峻。对于金融业来说，既要贯彻落实好中央“扩内需、调结构、保增长”的各项措施，又要确保自身的经营稳健性和资产安全性，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总之，无论是短期的保增长政策还是中长期的扩内需、调结构政策，都对金融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金融机构的经营环境（例如实施多种财政补贴措施、政府投资项目为企业提供市场空间等），进一步扩展了金融机构的经营空间，为金融机构提供新的业务增长点。资本市场发展滞后，必然导致货币政策传导阻滞[4]。同时由于商业银行信贷活动与股权投资活动的经营特点差异很大，其行为表现也存在很大不同。出于稳健性和保证资金安全的要求，银行的经营活动往往表现出顺周期的特点，即经济上行时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反之则收缩信贷。近期信贷市场中，商业银行明显表现出对政府项目的偏好。对于与4万亿投资计划有关，特别是有政府信誉和税收担保的投资项目，商业银行之间竞争十分激烈。但是，对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而陷入经营困境的中小企业和非政府企业，商业银行的慎贷行为并没有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而改变。
二是目前中、农、工、建、交五大银行占据了银行市场50%以上的份额，如果加上政策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5]，大中型银行的市场份额占比在70％以上。这种大中型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也使金融体系的重心更容易向大中型企业倾斜，从而影响宏观调控政策意图的实现。
三是竞争不足导致商业银行缺乏创新意识。长期以来，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一直受到双重保护：一是严格限制市场准入，二是存贷款高利差。我国一年期存贷款利差长期保持在3％以上[6]，而在成熟市场，银行能得到0.2％的利差就已不易。高利差使得银行业金融机构只靠存贷款业务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加上现有监管制度的重点放在防范风险上，对于不良贷款要层层追究责任（甚至是终身责任），而对创新则基本没有实质性激励。由此造成银行往往不思进取，躲在大树底下乘凉，缺乏拓展高端业务的动力。目前大部分中资银行的利润，有80％左右来自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就连贷款业务，不少银行也习惯于依赖抵押、担保来防范风险，缺乏适度承担风险、通过创新保障方式拓展市场的勇气。
三、加快金融改革，完善配套措施，造就高效率的金融体系
在金融发展滞后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不畅，即便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很难有效刺激陷入低迷的经济。目前的资金供给在数量上已经不小，关键是如何将这些资金供给通过金融体系快速输送到实体经济。可以说，国际金融危机加大了推进中国金融改革的紧迫性，只有加快金融改革和创新，才能使货币政策真正发挥作用。
1.加快推进资本市场建设
资本市场的发展对有效传达货币政策意图、改善货币政策效果具有重要作用。一个高效的资本市场会大大拓宽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带动投资与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影响中国资本市场效率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资本市场结构扭曲，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发展不对称，主板市场缺乏低层级股票市场的支撑。因此，下一步改革应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1）丰富资本市场品种，发展多种交易商品。近两年中国债券市场有了长足的发展，2008年累计发行各类债券（不含中央银行票据）29381亿元，虽然总量上年同期持平，但结构有较大变化，其中企业债券发行额同比增长68.7%，增幅加大37.4个百分点。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的发行量较上年均有较大幅度增加。尽管如此，中国债券市场的问题仍比较突出：一是企业债比例仍然偏低（2008年占比为30%）；二是发行市场分割，企业债、上市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分属三个行政管理部门，发行标准和程序皆不统一；三是二级市场被分割为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从交易量看，前者占比99％），交易制度和清算体系也不统一。这些问题，势必会影响中国债券市场的运行效率，同时也会带来较大风险。下一步改革，应尽快理清监管思路，整合分割的发行市场和流通市场，统一监管规则，规范交易行为。另一方面，对企业承兑票据、REITs等产品的发展，也应给予鼓励和支持，并提前对市场进行规范。
（2）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目前创业板市场的制度建设已经完成，应选择何时时机尽早推出。同时，应鼓励私募股权交易市场的发展，尽快制定和完善发展私募股权市场的相关政策，认真总结分析现有非上市公司股权交易体系的问题，根据经济发展需要设计和调整市场布局。（3）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目前金融市场利率（主要是机构之间资金借贷的利率）已经完全实现市场化，包括货币市场的拆借、回购交易利率，基于报价产生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等。资本市场的国债、金融债以及企业债等也基本实现了市场定价。唯有存贷款利率（金融机构对客户的零售利率）的市场化，进程十分缓慢，监管部门对于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仍实行管制。如前所述，存贷高利差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有效竞争，降低了金融服务质量。长此以往，不仅会大大影响中资银行的国际竞争力，而且也不利于推动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下一步既要在调整货币政策的同时，逐步缩小存贷利差，又应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快推进零售利率的市场化，例如先加大贷款利率的下浮空间，再全部放开贷款利率管制；先放开一定数额以上的大额存单利率管制，并逐步降低门槛，最后取消全部存款利率管制。
2.进一步放开管制，拓展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1）积极发展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小型信贷机构。2008年5月人行和银监会共同下发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以后，各省相继开展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使小额贷款公司的数量有了跳跃式增长。从试点情况看，有些地方对小额贷款公司控制过严。例如某省不仅限制新设小额贷款公司的数量（一县只给一个名额），而且要求发起人必须是骨干企业。这样的限制不仅将大多数希望进入该行业的民营企业家档在门外，而且由于缺乏竞争机制也不利于引入小额贷款公司的健康成长。从中国经济的现实需要出发，对小型信贷机构数量不应过度限制。在同一个地点，至少应开办两个以上的小额贷款公司。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每个乡镇发展到2～3家也不算多，应尽早放开对名额过于僵硬的行政控制。
现行制度对于设立其他类型的小型信贷机构要求也是偏高的。例如设立乡镇银行要求至少有一家银行业金融机构为发起人，且为最大或唯一股东。对资金互助社的设立要求也过于严格，例如资金互助社必须有符合任职资格的理事、经理，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安全防范设施和与业务有关的其他设施等。此外，对小型信贷机构的监管要求也普遍偏高，对其公司治理的设计过于繁杂。建议对设立小型信贷机构制定更加符合现实、有利于吸引民间资本进入的准入制度，并根据小型信贷机构的不同性质或规模，设定不同的监管要求。
（2）尽快放开民间信贷。近来，人民银行正在加快制定《放贷人条例》，对非吸收存款类放贷人地位给予法律上的支持。这意味着将赋予资金拥有者更多的运用资金的自由。民间信贷的“阳光化”，将有利于打破银行垄断的信贷市场格局，使资金得到更有效率的配置，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据估计，目前民间资本总量大约在2万亿上下，一旦这些资本被激活，势必对中国经济走出国际金融危机阴影产生巨大的作用。因此，尽快放开和规范民间信贷，应当成为近期的一项政策选择。
3.改进金融机构特别是小型金融机构的经营条件
（1）鉴于小额贷款公司不能吸储，从长远来看，后续资金不足将是制约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瓶颈问题。目前一个可行之道是通过金融创新将商业银行的资金优势和小额贷款公司的网络优势有机整合，从而更好地满足农民、微型企业和其他创业者的融资需求。因此应进一步鼓励包括各类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以及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内的大型金融机构向小额贷款公司发放委托贷款和批发贷款，形成资金有效对接。
（2）加快建设和完善信用担保机制。对于商业银行来说，目前是扩大信贷的好时机。但是由于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客户群实力弱，抵御风险的能力不足，贷款风险很大，银行因此而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针对这种情况，应加大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的力度，大力发展担保行业。
（3）在人才培养上为中小信贷机构提供支持。据部分小型金融机构负责人反映，目前他们最大的困难，不是资金，也不是缺少担保和抵押，而在于因机构太小而没有培养人才的能力。为此，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应建立起长效的培训机制，加大对中小型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培训力度，以尽快提高其素质和财务分析、风险识别能力。（4）加快落实实行多种抵押担保形式的有关规定，抓紧进行股权和企业股权质押登记，大型农用设备、林权抵押登记，纠纷处理办法等配套制度建设，提高抵押品市场的流转效率。
4.加快新型金融产品的开发
（1）要促使商业银行转变观念，摒弃过分依赖抵押担保的思想，更加注重第一还款来源的质量，改变坐等客户上门的经营习惯，通过营销创新，主动开辟和扩大市场。
（2）要鼓励金融机构根据政策的许可范围，积极进行金融创新，如银行可以开发多种形式的抵押质押信贷产品，扩大担保物范围；保险公司可以开发信贷保险产品以及多种适合不同类型客户需要的小额保险
（3）要鼓励不同类型金融机构之间开展更深程度的合作，实现资源共享，提高服务效率和风险控制水平。
5.注意防范金融风险
在货币政策转型、货币供给总量增加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的贷款增长明显加快，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迹象：
（1）出于贷款安全的考虑，很多商业银行将贷款服务对象集中于与政府投资计划有关的大项目和大企业。对于这类项目，银行为了争取市场份额，抵押担保要求往往被迫降得很低。
（2）在同质竞争下，价格战在所难免，利率下浮成为常态，而且贷款越集中的大户，利率越低。此外在房地产贷款上，为留住客户，各银行基本上都采用利率下浮30％（政策允许的最大幅度）政策，使得部分期限存贷款利率出现倒挂。
（3）由于地方投资热情高涨，部分银行在资金投放上受到地方政府的压力，可能会放松贷前审查和贷后管理，使资金流向经济前景不好的项目。部分保险公司在运用保险资金时，也可能因地方政府的影响而进行不够谨慎的投资。
（4）部分信贷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流向了股市而非实体经济。
上述问题显然加大了银行的经营风险。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既要支持中国经济走出低谷，又要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防止不良贷款大幅度、快速反弹。为此，从监管部门角度看，要注意防止金融风险跨业、跨市场转移，严格防范创新业务风险和误导性销售，防范关联企业贷款风险；从金融机构角度看，也要在抓住发展机遇的同时，强化危机意识和风险管理，避免发生重大失误。
[1]据初步统计，2008年9月以后，中央政府各部门出台的相关刺激经济配套文件达到近60个。
[2]4万亿投资的结构为：铁路、公路、机场、城乡电网等45％，灾后恢复重建25%，保障性安居工程7%，农村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9%，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9%，自主创新结构调整4%，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1%。
[3]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8年第四季度》。
[4]理论上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的传导作用主要通过三条渠道实现：一是投资。当宽松货币政策引致股价上涨时，公司的市值提高。公司可以用较高的价格发行较少的股票，从而有利于增加公司投资；二是财富效应。股价上升，金融财富增加，居民消费支出将增加，进而刺激实体经济；三是信用。股价上升使得企业财富升值，对于银行来说，抵押品升值，信用风险降低，因而有动力加大贷款投放。
[摘要]本文研究认为农村金融发展除了采用“金融深化”和“金融约束”的发展策略之外,还可以采用“有约束的金融深化”的策略。通过采用“有约束的金融深化”实现农村金融的和谐健康发展。
[关键词]农村金融有约束金融深化金融抑制
Goldsmith最早提出了金融发展和金融结构的概念。Goldsmith认为金融结构指的是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的金融中介组成、相互之间的比例以及金融中介所处的社会、经济、文化所构成的金融生态环境。Goldsmith认为金融发展是指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结构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一个演变过程。不同国家在同一时点上的金融结构可能完全不同,金融发展的道路也有可能出现较大的差异。[1]Mckinnon和Shawn在研究了发展中国的金融结构、金融发展道路和经济发展水平之后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FinancialRepression)和“金融深化”(FinancialDeepening)理论。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金融抑制现象。所谓“金融抑制”是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了优先发展他们认为需要发展的行业、企业、部门,采用了压低存贷款利率,扭曲汇率或者采用成立政策性开发银行的方式来发展其金融组织体系。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城乡金融二元化”(FinancialDualism)的存在。[2]“城乡金融二元化”的出现是发展中国家采用“金融抑制”的金融发展策略造成的后果。“城乡金融二元化”造成了金融资源数量上在农村和城市的畸形配置和价格上在农村和城市的严重扭曲。从1952年我国开始建立以苏联为模板的农村金融体系以来,农村信用合作社一直就是农村地区金融中介事实上的唯一主力。尽管在改革开放中期,商业银行在农村地区一度也大力开展业务而农村合作基金会也一度发展势头迅猛,但最终除农业银行以外的商业银行都从县域地区撤出了分支机构。农村合作基金会也因为内部管理问题最终被人民银行勒令清盘。2006年以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以及农村资金互助社等组织在政府的主导下在许多地区开始试点。但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数量太少,影响力还不够。当前,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中起主要作用的还是存在了50多年的农村信用合作社。
1952年到1978年,国家通过在农村设立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主的农村金融体系,成功的从农村地区动员了大量的金融资源为城市建设和工业建设服务。在这个期间,国家压低了金融资源的价格,控制了金融资源的分配。整个金融系统的功能主要就是国家的出纳。这一期间的农村金融发展策略就是“金融抑制”发展策略的一个机械延伸。农村为城市地区和工业发展输送了大量的金融资源,保证了国家工业化的初步实现。1978年到2006年是我国农村金融改革起步和发展的阶段。在这一期间,以农业银行为主的商业银行刚一开始进入农村,然而它们在90年代末期又从农村逐渐的撤离出来。改革开放带来了城市地区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城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迅速提高并带来了对资金的极度渴求。过高的金融中介准入门槛带来了农村金融中介数量增长的缓慢。农村金融市场供给不足造成了农村金融需求不能得到有效满足并且带来金融中介自身发展的缓慢。Stiglitz在分析了台湾和韩国7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金融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后指出:政府如果控制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并且采用比较严格的金融中介准入制度,就能够在金融市场中创造出一部分额外的租金。金融中介在这一部额外租金的激励下,能够扩大自己的经营规模并且主动改善自己的服务。这种金融发展策略,Stiglitz称之为“金融约束”的金融发展策略。我国在1978年到2006年期间采用的金融发展策略,事实上就是“金融约束”策略的不自觉的应用。在“金融约束”下,农村金融的结构和规模都受到极大的约束,随之而来的后果便是:涉农金融供给不足、农民融资困难、农村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农村非正式金融的发展呈现出对农村正式金融强烈的挤出效应、农村的金融资源通过各种渠道外流到城市地区。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金融约束”下的农村金融供给体系极大的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大量的资金拥挤在城市地区比拼价格寻找出路,另外一方面广大的农村地区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却不得不面对严重的资金短缺,告贷无门的局面。城市金融和农村金融的强烈反差使我们不得不认真的反思,我们实行的金融发展策略的时效性和针对性。金融约束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金融组织体系的波动,在牺牲了效率的情况下,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金融抑制”和“金融约束”的发展策略在运行中存在着对农村地区金融资源的掠夺,从长远来看这种掠夺是不可以持续的。我们迫切需要寻求一种新的金融发展思路来指导我们的农村金融发展。“有约束金融深化”(FinancialDeepeningwithRestraints)尝试性的提出了除金融深化之外的另外一种金融发展思路。
“有约束的金融深化”通过在发展中国家有条件的实行利率管制、金融机构设立限制,实现金融中介服务范围、对象和产品差别浮动的一种金融发展策略。国家的人政府是推动有约束金融深化的主要对象。“有约束金融深化”内生于国家发展额战略需要。“有约束金融深化”通过激励条件的限制,促进金融中介和金融机构扩大服务对象,改善农村金融供给,有约束金融深化的核心观点如下:
一、国家通过限制金融资源价格创造“善意租金”促进金融中介和中小企业的发展
通过行政手段,国家可以对金融资源的价格,尤其是存款和贷款的利率实施有条件的限制(比如在城市和农村地区采用差别的存款和贷款政策,以保证农村金融资源外流到城市的现象减轻,同时促进金融机构增加对农村地区的贷款发放),保证实际利率为政,让存款利率低于市场贷款供求平衡时的利率。金融中介可以比较低的价格获得资金,从而获得超过完全竞争的贷款市场所获得收益。与此同时,金融中介在获取低成本资金的同时,也更有可能给中小企业以较低价格贷款,从而促进农村中小企业的发展。
二、国家应当采取有差别的金融机构准入限制
国家采用有差别的金融机构准入政策能够保证在“金融抑制”和“金融约束”政策下受到很大伤害的农村地区得到足够多的金融供给。国家通过降低农村地区或弱质行业的金融中介的准入门槛限制,能够从总量上加大对弱质地区、弱质行业的金融供给。金融中介数量的增加必然导致竞争的加剧,更有可能带来金融供给效率的提升和金融服务质量的改善。这种来自金融体系内部的改善,必然会提高农村金融的整体运行效率,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与此同时,城市地区维持相对较高的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能够避免城市金融系统的过度竞争,防止出现系统性的风险,更为重要的是能够保证城市地区不和农村地区争抢金融资源,避免城市和农村地区金融二元化的进一步扩大。
三、国家应该建立明确的跨区经营和跨范围经营的升降级制度
建立针对金融中介准入范围、准入地区的一种动态的升降级制度,能够很好的约束和激励金融企业开展好相应区域内的金融供给业务。当前的农村金融体系中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服务功能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农村地区缺少相应的降级约束和激励机制。在金融机构退出机制缺位的情况下,农村信用合作社在经营中没有任何压力改善自己的服务,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金融机构的升降级制度的设立必然为金融机构的依法合规经营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好的金融机构能够在升降级制度的鼓励下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和经营区域。经营不善的金融机构则只能维持、甚至是缩小自己的服务范围和领域,甚至破产退出。
笔者认为“有约束金融深化”是发展中国家在实施了“金融抑制”和“金融约束”之后的一个另外一个可供选择的金融发展策略。2006年底,银监会批准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资金互助社这三类新型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进行试点运行。农村金融中介供给形势进一步丰富。从目前在吉林、四川、陕西和河南试点运行的情况来看,这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丰富了当地的农村金融供给的种类,有效的增加了当地农村金融服务市场的竞争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地农村居民的金融可得性。但我们也应当看到的是,这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出现还显得势单力薄,并没有改变现在农村地区农村信用合作社独大的局面。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当前的农村金融市场一方面自身没有一个很好的金融组织体系,缺乏竞争机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农村金融市场的金融中介和城市金融市场的金融中介之间缺少一种互动联结机制。[3]归根到底,国家缺少一个整体的金融发展框架,来指导当前的农村金融发展,并建立农村金融和城市金融的良好联结机制。“有约束金融深化”策略的实施一方面能够在农村地区建立起一个良好的金融中介供给机制和金融中介发展激励机制,另外一方面能够通过其升降级制度激烈经营情况好的新型农村金融中介能够扩大其业务范围到城市地区获得更多的利润,,从而保证农村地区的经济在金融中介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得到推动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三明市是传统的农业大市，耕地面积居全省第二位，是全国集体林权改革试验区、福建主要商品粮基地和农作物主产区，具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和较好的产业基础。当前，三明市正处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新阶段，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由分散的小农生产向规模化、组织化、社会化加快转变。2013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369.44亿元，增长4.8%；现代农业产业总产值865亿元，增长17.9%；农民人均纯收入首次突破万元大关，达到10532元，增长12.3%。在三明市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资金不足是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相比传统农业，现代农业在产业经营和金融需求上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农业集约化经营逐步推进，规模化金融需求明显增多。2013年末，三明市土地流转面积达69.9万亩，占承包耕地面积的30%，其中流转给170家农业企业7万亩、629家农民专业合作社9.7万亩、1071家庭农场5.7万亩。相比常规农业，现代农业资金需求大成为集约型农业的基本特点，特别是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资金和农村金融服务的需求快速增长。
（二）农业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全方位金融需求增多。目前三明市已形成水稻制种、食用菌、茶叶、莲子等20条特色农业产业链，农业产业链条前、中、后各环节结合更加紧密。在农业产业化加快发展的背景下，涉农金融机构通过积极整合农业产业链，使原来分散的信贷主体相互合作、制约，农业产业链金融应运而生。
（三）经营主体呈现多元化，特色化金融需求增多。表现在近年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发展，特色金融需求不断增多。截至2013年末,全市共有市级以上龙头企业561家、农民专业合作社2505家、家庭农场1945个。
（四）农业功能向纵深演变，创新型金融需求增多。近年来，三明市农业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加速融合，逐步形成了有机农业、循环农业、生物能源农业、休闲农业和文化创意农业等多种新型业态，创新型金融需求逐渐增多。
（五）农业科技水平不断提高，科技金融需求增多。农业科技项目及农业标准化体系建设都需要金融支持，农业机械化的推广与普及也亟需金融支持。目前全市有农机专业合作社157家，农机作业服务面积98万亩，总收入达5500万元，已成为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
二、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发展现状
（一）涉农贷款稳步增长
“十二五”以来，三明市金融机构不断创新金融支农方式，拓宽金融支农渠道，加大涉农贷款的投放力度。一是涉农贷款实现年均两位数增长。2011～2013年全市涉农贷款余额分别为420.74亿元、506.24亿元、585.2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6.11%、20.32%、15.6%。二是涉农贷款占比逐年提高。2013年末全市涉农贷款占比为52.16%，比2011年末提高1.64个百分点。三是涉农贷款增幅高于各项贷款的平均增幅。2012年、2013年涉农贷款增幅分别高于同年各项贷款增幅1.28个百分点和2.43个百分点。
（二）金融支农体系初步形成
近年来，三明市农村金融取得长足发展，逐步建立起以农村合作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机构为主体，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为补充，各类金融机构并存、相互竞争的支农金融服务体系，金融服务面不断扩大，金融服务水平显著提高。1.正规金融积极支持现代农业发展。三明市农村金融供给主体包括政策性金融机构、股份制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邮储银行和村镇银行等，其中农村信用社、农商银行发挥着主力军作用。截至2013年末，全市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197.72亿元，占全辖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的33.79%；辖内农行、工行、建行、中行等四家大型商业银行涉农贷款余额分别为94.55亿元、70.75亿元、70.23亿元和38.9亿元，占全辖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比重分别为16.16%、12.09%、12%和6.65%；农发行涉农贷款余额48.26亿元，占全辖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的8.25%。此外，兴业银行、邮储银行、村镇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在支农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2.小额贷款公司在支持现代农业发展中发挥了补充作用。小额贷款公司一般将客户定位于“三农”及小微企业，通过细分农村金融市场和提供差异化的“三农”金融服务来实现对农村金融需求的满足。2009年三明市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全面启动，至2013年末共成立19家小额贷款公司，实现小额贷款公司全辖各县（市、区）全覆盖，注册资本金共计33.5亿元，各项贷款余额42.31亿元，占全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的3.77%。3.保险业服务现代农业发展能力不断提高。截至2013年末，人保财险三明市分公司先后开展了水稻种植保险、能繁母猪保险、森林火灾保及蔬菜种植和烟叶保险等农业保险试点。目前，三明市“三农”保险的业务覆盖面和承保率居全省前列。其中，水稻承保218.64万亩，承保率达到99%；森林承保2421.46万亩，承保率达100％；农险综合赔付率50.73％，实现了经营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步提高。4.资本市场助力现代农业发展取得一定进展。至2013年末，全市共有6家企业在沪深股票交易所上市，其中永安林业、青山纸业、福建三农、福建金森等4家企业为涉农企业，上市融资合计10.94亿元。
（三）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发展的主要探索
1.着力支持农业集约化发展。一是不断深化和拓展林权抵押贷款，盘活“林”资源。至2013年12月末，全市累计发放林权证抵押等各类贷款75.73亿元，贷款余额31.78亿元，累计支持林业开发约1180.76万亩，占林地总面积的49%。二是推出土地经营权流转贷款，盘活“地”资源。截至2013年12月末，辖内明溪县、将乐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余额达到586万元，沙县累计发放土地流转项目贷款1.51亿元，土地流转贷款贴息795.6万元。
2.着力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截至2013年12月末，三明市金融机构对规模化经营主体的贷款余额达22.96亿元，增长49.07%。其中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贷款余额分别为22.35亿元、5353万元、820万元，分别增长47.31%、174.37%、107.59%。
3.着力支持农业产业链发展。三明市金融机构陆续推出订单农业贷款、果树所有权质押贷款等多种模式，为农业前、中、后产业链条各环节提供金融服务。截至2013年末，全辖农产品加工贷款余额38.18亿元，同比增长9.78%；农副产品流通贷款余额8.91亿元，同比增长61.1%。
4.着力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截至2013年末，辖内国家级和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区、农民创业园等产业园区建设贷款余额1.2亿元，增长20%，农田基本建设贷款余额2.3亿元，增长29%。
5.着力支持农业农机化。三明市金融机构推出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收益权质押贷款，对凡享受补贴购置农机具的农户给予优先信贷支持。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末全辖农机抵押类贷款近3亿元，增长25%。
三、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流动性不足，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发展后劲乏力
当前三明市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林业改革不断深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需求巨大。但另一方面，2013年末，三明市各项贷款余额1121.87亿元，居全省第8位，各项存款余额1197.47亿元，居全省第7位，金融机构贷存比高达94%，流动性明显不足，无法充分满足现代农业发展资金需求，导致农村金融供需矛盾突出。较之全市金融机构贷存比普遍高企，邮政储蓄银行三明分行贷存比仅24%，其农村资金“抽水机”的角色仍未改变。在流动性紧张的情况下，金融机构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尽可能将资金投放于见效快、回报高的项目，从而弱化了对风险相对较高的现代农业的金融支持。
（二）组织体系不全，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发展合力不强
一是银行体系不够完善，竞争性、多元化的银行体系尚未形成。目前辖区银行业机构不多，农发行、兴业、中行等尚未实现各县（市）全覆盖，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也有待加快。二是农业风险分担机制缺失，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2013年末全市保险密度为1276元/人，保险深度为2.16％，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茶业、花卉、水果等特色农业保险品种还未开发。三是资本市场助力现代农业发展能力较弱，全市仅4家涉农企业成功上市。
（三）多元化需求难以满足，金融对接现代农业发展能力较弱
1.农业集约化金融需求对接方面：三明市较早推出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及农村住宅抵押贷款，但因《物权法》《担保法》有关限制性规定，这类贷款模式在实践中推广难度较大。由于有效抵押担保物不足，涉农企业、农业大户往往难以获得充分的银行贷款支持。
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需求对接方面：由于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其他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存在运作不规范、财务不健全等问题，客观上导致资金供给方与需求方的脱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现代农业的发展进程。
3.农业产业链金融需求对接方面：由于农业产业链信用风险管理难度大，辖区金融机构推出的信贷产品往往停留在小范围试点和个别品种的推行上，并以支持单个项目或服务某一领域为主，可复制推广的信贷产品较少。
4.农业基础设施金融需求对接方面：一是农业基础设施耗资大、周期长、见效慢，商业银行普遍不愿意介入，而政策性银行受限于资金规模，支持能力有限。二是金融机构信贷方式创新受农村基础设施管理不到位制约。如辖内宁化县集体持有91%以上的农田水利设施所有权，造成承贷主体无法落实。
5.农业农机化金融需求对接方面：农机具抵押率不高，一般不超过50%。同时，部分农机专业合作社因自身实力不强、产权不清晰或运营管理方式落后，难以符合银行信贷发放标准。
四、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发展的对策
（一）完善法律及政策扶持体系，以顶层设计推动现代农业发展
1.加快法律制度建设，消除农村融资担保法律障碍。一是积极推动《物权法》《担保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工作，真正赋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二是完善《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健全农村土地产权登记、流转制度，建立配套的抵押资产处置机制，促进土地抵押市场及土地金融的发展。三是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借鉴国外经验，建立土地金融制度及监管体系，明确由政策性土地金融机构办理土地使用权抵押业务，保障土地抵押业务的规范性及农民生存权益。
2.重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建立金融支农长效机制。一是充分发挥财政杠杆效应。通过财政奖补、贷款贴息、担保补助、风险补偿、保险补助等方式，逐步建立市场主导与政府扶持相结合的金融支农长效机制。二是进一步加大税收优惠力度。建议允许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农业经营主体生产性大额贷款利息收入适用营业税免征政策，给予小额贷款公司享受农村信用社同等税收待遇。
（二）有效增加信贷资金来源，增强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发展后劲
一是金融机构要大力组织存款和挖掘内部资金潜力，通过新增存款或向上级行争取信贷规模及授权授信等信贷政策，不断拓展资金来源。二是当地人民银行要积极向上级行争取支农再贷款规模、再贴现额度，运用差别存款准备金政策，对辖内金融机构给予适当政策倾斜。三是争取在沙县农村金改区放宽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存贷比例限制，加大当地贷款投放力度。四是地方政府要加强与域外银行合作，如通过银团贷款、协议贷款等战略合作方式，引进域外资金参与现代农业发展重点项目。五是加强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工作，强化对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发展的监测考核。
（三）加快培育各类金融载体，完善多元化金融支农体系
1.做大增量与盘活存量，构建与现代农业发展相匹配的多层次银行体系
（1）做大增量，加快引进和增设各类金融机构。一是积极引进区外银行，吸引全国性或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来三明设立分支机构。二是加快完善县域银行机构网点建设，鼓励和引导中行、兴业银行、农发行尽快到网点空白县设立营业性机构，支持农商银行跨区域经营发展。三是尽快实现村镇银行辖区各县（市）全覆盖。四是进一步规范和发展农村合作基金，推进“互助资金”模式的村级小额信贷组织试点工作。
（2）盘活存量，进一步深化金融机构改革。一是支持农发行深化改革。以粮棉油生产、加工和流通等环节为重点，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及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推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扩大辖区农行“三农”事业部改革试点范围，鼓励邮储银行拓展农村金融业务，逐步扩大涉农业务范围。三是加快辖区农村信用社改制步伐。四是拓宽民间资本向正规金融转化的渠道，支持有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改制为村镇银行。五是深化沙县农村金融改革，加快形成“可持续、能复制、易推广”的现代普惠制农村金融制度示范样本。
2.拓展农业保险功能，强化现代农业风险保障一是创新特色优势农产品保险品种。不断提高农业保险的承保范围和覆盖区域，试点开办茶叶、毛竹、花卉、水果等具有当地特色支柱性产业的特色农业保险。二是完善保险补贴机制。加大中央、省和市三级政府的财政补贴分担比例，逐步减少或取消产粮大县县级保费补贴。三是探索开办涉农金融领域的贷款保证保险和信用保险等业务。四是引导其他商业性保险公司积极开展农业保险业务，鼓励开展多种形式的互助合作保险。五是积极推动中央和省政府建立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3.积极借力资本市场，拓宽现代农业投融资渠道积极推动农业龙头企业上市融资和发行债券融资，拓展现代农业多元化融资渠道，逐步由高度依赖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并举的方式转变。一是积极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企业到主板、创业板发行上市，引导暂不具备上市条件的高成长性、创新型农业企业到场外市场公开挂牌与转让。二是鼓励农业企业利用债券市场进行融资，拓宽农业企业融资渠道。三是鼓励建立农业产业投资基金。以中央、省级、市级财政资金为主，引导社会闲散资金，通过设立农业产业投资基金直接投资产业化龙头企业，进而带动农业产业化发展。
（四）提升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对接成效，有效满足现代农业对金融资本的需求
1.提升金融与农业集约化金融需求对接成效。地方政府要加快完善相应的配套措施，推动各县成立土地信托公司，建立土地、宅基地抵押登记、评估、流转平台，确保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宅基地抵押贷款工作顺利进行，着力解决农业集约化经营贷款需求。
2.提升金融与新型农业经营组织金融需求对接成效。一要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重点支持产业带动能力强的农业龙头企业，以及产业特色鲜明、运行机制规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二要创新推动订单、存货、仓单质押等权益类贷款种类，加大信贷产品创新和推广力度。三要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适当增加贷款额度，适当延长贷款期限，并提供一定利率优惠，满足其差异化资金需求。
3.提升金融与农业产业链金融需求对接成效。一要大力推广农业供应链融资产品，加大对特色农业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的信贷资金支持。二要探索推动大额农贷发放和管理办法，重点满足特色优势农业重点产区、重点加工区和商贸流通区的信贷需求。
4.提升金融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接成效。一要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围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农业商品基地建设等基础设施加大中长期信贷资金投入，支持农业配套设施建设。二要积极探索以项目未来经营收益权、土地使用权、大型水利设备等作为抵（质）押物，创新农田水利贷款抵押担保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