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2 17: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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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以大卫李嘉图为首的“金块论者”是早期外生论的代表。在其后的通货论争中，以奥维尔斯顿、英国首相皮尔为首的通货学派获得了胜利，他们主张“银行券的发行决定于黄金数量”，也就是认为货币供给是外生的。1844年开始在英国实行的《皮尔条例》，使外生性的货币供给理论为多数人所接受。凯恩斯本人也认为货币供给是外生的，货币数量决定于中央银行的行动。但坚持外生性货币供给最为有力的莫过于货币主义者。
根据MVPy的恒等式，货币主义者在货币流通速度V稳定、真实产出y长期内不受M变动影响的前提下，得出货币量(M)决定价格(P)或名义收入(Py)的因果关系。中央银行应当实行“不变增长率”的货币控制规则。因此，他们必须首先从理论上证明货币供给是能够被中央银行所控制的外生变量。货币主义者利用一般所公认的存款与货币创造模型Ms=MBm，在统计数据的支持下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1)基础货币(MB)与货币乘数(m1、m2)相互独立，互不影响；(2)影响货币乘数的各因素在短期内是稳定的，长期而言也常会起反向作用而相互抵消，因而货币乘数可看作是常数；(3)基础货币比货币乘数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要大：(4)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政策工具，不但可以主动增减基础货币量，还可抵消货币乘数内某些系数变动的影响。由此，货币供给外生。
表面上看，货币主义者得出的这些结论可以很好地证明货币供给的外生性，但仔细分析可知，这些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考虑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购入国债以增加基础货币的行为，在基础货币增加的同时，利率下降，货币乘数的许多相关系数，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等都会发生变化，货币乘数与基础货币无法完全隔离；再者，影响货币乘数的诸多因素中，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的比例等都取决于商业银行和公众的资产选择行为，在短期内是经常发生变化的，不可能由中央银行完全控制；此外，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央行的货币量目标屡屡失准，也说明货币供给并非完全由央行决定。
二、早期的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内生性货币供给的思想可追溯至早期的货币名目主义者詹姆斯斯图亚特。他在176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一书中指出，一国经济活动水平使货币供给量与之相适应。这一原理后来被亚当斯密加以继承，又被银行学派加以发展。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认为在金属货币时代是商品和黄金的内在价值决定了商品的价格，从而又同流通的商品量共同决定了社会的“必要货币量”，因此也持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观点。
银行学派的代表人物图克和富拉顿认为，通货(银行学派的通货概念已包括了黄金、银行券、支票存款、汇票和账簿信用等其他信用形态)数量的增减不是物价变动的原因，而是其结果；通货的增减不是先行于物价，而是追随于物价。发行银行处于被动的地位，既不能任意增加银行券发行的数量，也不能任意减少。银行学派区分了货币流通的三种情形对此点加以论述。(1)纯粹金币流通情况下，多余的金币可以通过其贮藏手段的职能加以解决；(2)银行券和其他信用形态与金币混合流通时，以贴现放款方式发行的银行券必因偿付贷款而流回。又因各种通货之间存在代替性，由某种原因引起减少的银行券会被支票、汇票、账簿信用甚至相消结算法所代替，所以通货的数量不能由银行任意增减；(3)不兑现纸币流通的情形下，若是纸币由银行以票据贴现或短期放款的形式发行，则会象银行券一样，随着贷款的偿还而回流；即使是由政府发行，只要为之安排好确实可靠的还流渠道，其发行也不至于过多。
瑞典经济学家米尔达尔打破了传统货币数量说所坚持的货币流通速度稳定的结论，将银行学派的货币供给内生论进一步加以发展，从而把纸币本位制下M与P(或PY)的单向前因后果重塑为双向的相互作用。在1939年的《货币均衡》一书中指出，“支付手段数量同物价水平之间的颇为复杂的数量关系，决不是可称为前者决定后者的关系，而宁可说是反其道而行的关系”，“因为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在动态过程中不能被看成是固定不变的”。三、货币供给的“新观点”
“新观点”这一用语是托宾在1963年首次提出的，它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是相对于传统的货币基数-货币乘数分析法而言的。“新观点”强调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同一性，以及货币与其他金融资产的同一性，主张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对这一理论作出贡献的主要是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的作者、美国的格雷和肖以及托宾等人。
1959年的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提出的中心论点是，对经济有真正影响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供给，而且是包括这一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决定货币供给的不仅仅是商业银行，而且是包括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整个金融系统；货币当局所应控制的应该是包括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在这一报告中虽然没有明确出现“内生货币供给”的字眼，但其内生观点与米尔达尔相一致。
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格雷和肖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通过对原始和现代金融市场运行的比较研究，得出两个支持货币供给内生的结论：一是私人经济主体发行的“初级证券”可以向金融中介机构换取存款单、基金股份等“间接证券”，而这些间接证券在发达金融市场上已有不少种类与通货同样起着支付手段的作用；二是当货币当局承担了买进某种私人初级证券的义务(如再贴现)时，初级证券的发行可直接导致法定货币的增加。商业银行在货币创造过程中，会受到其他金融机构的竞争，于是货币供给不仅决定于商业银行本身，而且决定于其他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的行为。货币统计的口径越大，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越大。
托宾是当代货币供给内生论的最著名代表。他认为，货币当局与一般银行不是可以任意创造货币与信用，也不是每新增一笔准备金就得增加一笔或一连串的贷款，一切都得依据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来决定，其信用创造受其贷款边际收益与存款边际成本相等的制约。货币同其他金融资产一样，其供给和需求不仅取决于这种资产本身的价格和收益，且决定于其他所有资产的价格和收益。在托宾看来，若是各经济主体根据收入、利息率、风险等选择资产结构的结果是货币需求增加，则利率会提高，银行会千方百计解决准备金问题(如压缩超额准备、提高定期存款减少活期存款以释放部分准备金、借款等)，从而以更多的货币供给来满足这一需求；若货币需求缩减，银行就无法强迫公众接受货币供给，多余的货币供给会被公众以还债等方式退回来。因此，货币供给与其他金融资产的供给一样，决定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过程本身，
货币供给因受到货币需求的制约而内生。
四、后凯恩斯主义者的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后凯恩斯货币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西德尼温特劳布和尼古拉斯卡尔多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内生货币理论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论证的，即中央银行不得不迁就市场的需要而使货币有所增加。
温特劳布认为，商品价格是在劳动成本及劳动成本之上的某种加成决定的。假定劳动生产率随时间的推移而提高的速度是相对稳定的，如果名义工资率(w)的相对增长率超过平均劳动生产率(A)的提高，物价(P)就会上升，从而社会名义收入(Py)也就增加，货币需求随之增加。如果此时中央银行拒不增加货币供给，就会导致利率上升，投资、真实收入以及就业量就要缩减，以使货币需求与供给在低收入水平上被迫相等。这当然是中央银行，特别是政府当局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只要货币工资在谈判桌上外生地决定，货币当局就最多只能保证货币的充分供给，以消除充分就业和增长的金融障碍。
卡尔多认为，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责是作为最后的贷款人，通过贴现窗口，保证金融部门的偿付能力。中央银行为了防止信贷紧缩导致灾难性的债务紧缩，货币当局除了满足“交易需求”之外，别无选择，否则整个金融系统都将面临流动性不足的困难。该观点表明，在中央银行制定和维持的任何既定利率水平上，货币供给曲线的弹性都无限大，即货币需求创造自己的货币供给，供给因此而能满足经济对货币的需求，货币供给曲线呈水平。
80年代末，莫尔又将上述理论进一步推向深化，对金融运行机制变化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莫尔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信用货币的供给内生。莫尔把货币分为三种，商品货币、政府货币和信用货币。商品货币是从各种实物演变而来，最后体现在黄金上的货币；政府货币是由政府发行债券而沉淀在流通中的货币，这两种货币都是外生的；信用货币是商业银行发行的各种流通和存款凭证，它们形成于商业银行的贷款发放，而这又取决于公众对贷款的需求和贷款的期限，因而信用货币的供给并不脱离于其需求，具有内生性。
(2)基础货币内生。中央银行买卖有价证券的对象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银行，它们通常已经将其资产用于有价证券或者商业贷款，一般不会有闲置的资金参与公开市场买卖。商业贷款在发放之前就有规定的偿还日期，企业的生产周期也限制它们提前还贷，因此商业银行很难提前收回贷款。商业银行是否出售手头持有的有价证券也取决于其自身的成本收益比较，只有政府证券的价格降低到一定程度从而使其收益率超过、或至少是相当于商业银行现有的有价证券，才会吸引商业银行购买，而这时利率之高又是政府所不能承担的。所以，中央银行不能顺利地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决定基础货币量。在再贴现的运用上，中央银行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提高再贴现率虽可遏制商业银行的贷款需求，但它却不能阻止商业银行向贴现窗口寻求基础货币的补充。中央银行从理论上讲，拥有拒绝提供贴现的权力，但这种拒绝不仅会形成沉重的政治压力，甚至可能危及银行系统的流动性。
(3)负债管理使基础货币自给。莫尔指出，60年代开始的金融创新，使商业银行可以直接在金融市场上筹集资金，而无需等待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注入。商业银行已由原来的资产管理转向负债管理，其主要资金来源已由原来的吸引存款为主转变为直接在金融市场上发行融资工具，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更加方便了商业银行从国际市场上筹集所需的资金。由于一家企业往往与多家银行建立业务关系，这样，处于激烈竞争环境下的商业银行，为保持与客户的稳定关系，只能随时发行可上市的存款凭证来满足企业的货币需求。由于所有可上市的金融工具几乎都不受中央银行直接控制，这就使商业银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依赖中央银行。
(4)银行角色转换传导的内生性。莫尔把金融市场分成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前者是商业银行筹集资金的市场，后者是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市场。在批发市场上，商业银行是贷款条件的接受者和贷款数量的决定者，而在零售市场上，商业银行则是贷款条件的决定者和贷款数量的接受者。这就是说，公众在零售市场上对于资金的需求将通过商业银行直接传导至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批发市场予以满足，货币供给因而由货币需求决定。
此外，莫尔还否定货币乘数的意义，认为它不能解释创造货币过程中的因素及其创造的过程，以往的货币供给等于基础货币乘以乘数的等式仅仅是对现象的描述，而不是对现象的解释。政府无法控制信用货币的供给。
五、对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的评价
从以上对货币供给内生论的介绍可以看出，它在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其金融资产的作用、中央银行对政治压力的屈从、商业银行对负债管理的重要性方面的强调有过头之嫌，但它毕竟对传统的货币经济理论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货币控制上，不管是凯恩斯主义逆风向而动的相机抉择，还是货币主义不变增长率的固定规则，甚至理性预期学派的货币政策无效论，都以货币供给的外生性作为其理论前提。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金融创新浪潮，使得传统的货币定义日益模糊，除商业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在信用创造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样，就使建立在传统外生性货币供给理论之上的货币控制的效果大打折扣。货币供给的内生论无疑使我们对此类问题的观察有了一个新的视角。它使得货币当局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要注意对公众货币需求的预测，研究影响货币乘数变动的因素。为提高货币政策的效果和精准度，中央银行还应采取措施合理引导公众预期，使之朝着合乎政策当局意愿的方向发展。中央银行也不应仅仅是对商业银行和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而要注意对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整个金融体系所创造的信用规模的控制。
我国过去在信贷规模控制下存在的“倒逼机制”以及1994年由于外汇储备规模急剧膨胀而导致的货币供给量激增都是内生性的表现形式。笔者曾撰文对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要受制于经济增长、外贸等因素的变动。随着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金融资产种类的增多以及货币需求的变动都会加剧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加剧的经济条件下，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动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将更为明显。这是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所必须认真对待的。
【参考文献】
1.陈观烈著,《货币金融世界经济》，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胡海鸥著,《中国货币供给机制转轨机制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盛松成著,《现代货币供给理论与实践》，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
摘要：1998年央行取消信贷指令性计划以来，信贷规模逐步演变成了央行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之一，其重要性甚至超过利率、货币供应量等传统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本文分析了我国央行的信贷调控目标与实际信贷增长之间的差异，通过实证和理论分析的方法论证了信贷规模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随着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它们已经成为自主经营的主体，央行不应直接干预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此外，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成熟，企业的融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信贷已经不再是企业融资的唯一形式。因此，信贷规模控制不宜成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关键词：信贷规模；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一、问题的提出
2006年初，央行提出2006年全部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的调控目标是2.5万亿元。到一季度结束时，全部金融机构的新增人民币贷款达到了1.26万亿元，超过央行人民币新增贷款预期目标的一半，而时间仅仅过去了1／4。与此同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房地产价格呈加速上涨势头。在这种情况下，信贷投放倍受瞩目甚至非议。有很多人士认为，信贷过快增长是造成固定投资过快增长和房地产业过热的重要原因。尽管一季度后央行出台了很多调控措施，意图抑制信贷过快增长。但是到6月末，新增人民币贷款仍然继续上涨，上半年累计新增人民币贷款2.18万亿元，占央行全年预期目标的87.2%，与上年同期相比多增7233亿元，增幅达50%，远远超过同期GDP和投资的增幅。于是再次引起了各方议论，似乎信贷增长成了当前一切经济过热问题的罪魁祸首。
不可否认，信贷的过快增长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不良影响。但是我们也注意到，2005年新增人民币贷款的控制目标是2.5万亿元，实际新增2.4万亿元。到2006年央行仍将新增人民币贷款的调控目标定为2.5万亿元，这显然是不妥的，因为我国GDP现值的年增长率不会低于10%、过去几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亦几乎都在20%以上，因此，年度新增人民币贷款规模也应该有相应增长，而不是维持不变。如果追溯历史，我们会发现在过去几年里央行制定的新增贷款调控目标与实际增加额之间存在很大的“误差”。
在这种背景下，本文提出的问题是，央行将年度新增贷款规模作为调控目标合理吗?影响我国新增贷款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二、信贷规模由按计划发放演变成事实上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一切经济活动都有严格的计划并按计划执行，与此相对应，这个时期的信贷活动也是计划经济体制的管理模式。实际上，改革开放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银行，因为当时的中国银行是人民银行的一个下属单位，专署外汇业务，彼时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事实上是作为国家银行的基层机构而存在。因此，当时银行信贷集中由人民银行办理，人民银行以“统贷统存”的形式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信贷计划管理体制。贷款总量调控权集中在人民银行总行，人民银行总行对下属各级银行的贷款实行指标管理，下属行只要根据上级银行下达的贷款指标和指定的贷款投向按计划进度发放贷款即可。
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开展和深化，我国的信贷管理体制也随之不断改变。在1979年少数地区试点的基础上，1980年全面推开了“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控制”的办法，人民银行总行根据国家批准的信贷计划核定各省、市、自治区分行信贷收支的差额，各分行在完成存款计划和不突破差额的条件下多存可以多贷，传统的“统存统贷”体制出现松动。在1980年全面推开信贷差额控制办法的基础上，1981年又开始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的信贷管理体制。这一体制与此前实行的信贷差额控制办法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扩大了范围，并首次提出了可以开展同业拆借。
随着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专职行使央行职能，信贷管理政策有所改变，但仍实行较为严格的计划管理的办法，即由人行核定各专业银行的年度信贷计划，除固定资产贷款是指令性计划外，其他贷款均为指导性计划，继续实行多存多贷的政策，多吸收存款可以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此后，直到1997年底，仍旧实行年度信贷管理计划，但是指令性计划逐步减少，指导性计划逐步扩大，各银行的贷款自由度逐步提高。
必须承认，长期以来，人民银行对国家专业银行的贷款规模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在控制货币总量和调整信贷结构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世界上其他国家在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和特定的金融体制下，也曾经使用过这一管理办法。
1997年12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进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管理的通知》，宣布从1998年1月1日起对商业银行贷款增加量的管理，取消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在逐步推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的基础上，实行“计划指导，自求平衡，比例管理，间接调控”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其主要内容有，取消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增加量的限额控制，不再按年分季下达指令性计划，改为按年下达指导性计划；人民银行根据国家确定的经济发展、物价预期调控目标，考虑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各种因素，确定全年各层次货币供应量目标，编制货币供应规划和基础货币规划，在此基础上确定商业银行年度贷款增加量指令性计划，作为商业银行执行自订计划的参考和依据；人民银行不再下达按行业区分的贷款分项计划，信贷资金的投向主要通过信贷政策加以引导，商业银行按市场原则进行选择。但是，三家政策性银行仍实行指令性计划。
根据1998年以来有关年度《中国金融年鉴》提供的资料来看，1998年和1999年央行对四家国有银行的年度新增贷款额做出了指导性计划。2000年的情况未明示。2001年至今，央行在每年初发表的上年度“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对本年度全部金融机构的新增信贷规模制定预期调控目标。事实上，自1998年实行信贷管理体制改革以来，新增信贷规模逐步演变成为我国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的事实上的中介目标之一，其重要性甚至超过利率、货币供应量等传统教科书所列的主要中介目标。近来，我国有学者建议将银行信贷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三、对1998年以来各年度新增贷款情况的分析
1.新增贷款调控目标数与实际数之间的差异较大。自1998年央行对信贷管理实行改革以来，在最初两年，央行仍然对四家国有银行年度新增贷款的指导性计划数。2001年央行开始按季《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在2002年初的《2001年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回顾了年初制定的“货币信贷预期调控目标”，除制定了各层次货币的增长速度外，同时制定了全部金融机构贷款增加目标为13000亿元左右。2003年之后，将新增贷款规模限定为人民币新增贷款额。自此，央行在每年初都制定货币与信贷预期调控目标。例如2006年初，央行在其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2006年货币政策的预期调控目标是，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狭义货币供应量M1分别增长16%和14%，全部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2.5万亿元。”2000年度的情况不详，通过查阅《中国金融年鉴》和央行网站，未能获得2000年初是否对货币信贷的增长制定计划或调控目标。
通过对1998年至2005年(不包括2000年)央行制定的年度新增贷款的预期目标与实际发生额的比较，我们发现二者的差异较大，误差值的平均值为3500亿元。
2.影响贷款增量的主要因素：存款增量。一般认为，先有存款后有贷款。当然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观点，但是从增量上看，贷款增量取决于存款增量。这至少在银行监管上能够找到依据，即商业银行的存贷比不能超过75%。以下模型研究将此作为前提条件。
我们首先将2003年以来各月的新增贷款与新增存款的散点图画出，根据图示我们可以判断新增贷款与新增存款之间存在线性关系，根据计算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
我们运用2003年1月至2006年6月共42个月的新增贷款与新增存款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可以看到，每月新增存款中大约有55.4%用于了贷款，这一结果与实际情况是基本一致的：一则我们银监部门规定商业银行的存贷比不能超过75%，二则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的存差持续扩大，银行大量的存款只能投资于国债、央行票据等低收益债券或持有超额准备。
回归分析还说明存款增加是贷款增加的主要原因。2006年1—6月，我国金融机构的本外币新增贷款达到22264.74亿元，比上年同期新增贷款增长53.3%，这是由于同期金融机构吸收的新增存款为31121.84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4344.86亿元。新增贷款的增长快于新增存款。
3.理论上，信贷增加额这一指标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从理论上看，央行将信贷规模作为调控目标具有很大的控制难度。央行作为货币发行机构，并且考虑到其可以采用的调控手段(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等)，它能够影响各层次的货币供应量，而信贷从货币供求的角度来看属于货币需求，而不是货币供应。
货币供给与信贷投放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从增量上来看，它们之间存在如下关系：
M2=DK+QT
其中：DK表示新增人民币贷款；QT表示其他货币需求，例如政府债券、企业债、金融债等投资工具。
可见，新增贷款受到M2和QT同时影响。在M2确定时，如果QT的量很小，那么DK就会变大，它们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从QT包括的主要项目来看，例如国债发行时机和发行量，央行是无力控制和决定的，因此央行欲控制新增贷款的规模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央行将货币供应量与信贷规模同时列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这就有可能导致以下几种情况出现：一是目标和工作重心错乱，一会儿关注货币供应量，一会儿关注信贷规模，都想用力、都想控制，结果必然导致顾此失彼，以致任何一个目标都不能很好实现；二是权力越位，直接干涉商业银行的经营，要求后者增加或减少信贷投放。正如以上所论述的，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首先取决于吸收来的存款，如果存款增加了，它就会设法贷放出去，以获取存贷利差和投资收益。商业银行吸收进来的存款，一般会被划分成为三块：首先会拿出一块做准备金，以备存款客户随时提取，其比重取决于法定准备金率和银行一般备付需求；扣除准备金后的存款(即“可支配资金”)将会用于贷款和投资，商业银行可能将可支配资金全部用于发放贷款，也可能全部用于投资(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等)，也可能将资金在贷款与投资中配置。现在再回到理论的货币供求上来分析，在货币供给上央行是可以直接调控的，但货币需求上特别是对货币资金的配置上，却是商业银行的功能和职责。商业银行会根据自身的偏好、目标等来决定可支配资金在贷款与投资之间的配置。总之，在我国四家国有商业银行逐步完成股份制改造、日益成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商业实体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如果再继续将新增贷款规模作为调控目标，不仅会干预商业银行的独立经营，而且对于自身来说，无异于给自己套上了无形的枷锁，实现的难度会越来越大。
4.实际运行中，信贷投放规模越来越受到其他融资手段的制约。从实际融资结构来看，信贷融资只是各种经济主体多种融资手段之一，信贷融资与其他融资手段之间是互补关系，如果其他融资手段提供的融资多了，那么，信贷融资的规模就会相应减少。从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建立资本市场以来，我国社会投资的融资形式日趋多样化，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已经成了企业可资利用的重要融资方式，并且不仅限于在国内发行股票，特别是近年来中国企业的境外上市融资额超过了境内。由于资本市场的波动与周期性，股票和债券的融资额往往是不稳定的。在资本市场活跃时，企业直接融资额就会多，反之，当资本市场低迷时，直接融资难度提高，获得的资金就会少；与此相呼应，信贷融资也会相应发生变化。由表3我们可以看出，银行信贷在中国整个非金融机构部门融资中的比重是非常不稳定的，有的年份高，有的年份低。在这种企业融资方式日益多样化的情况下，银行信贷投放是不会稳定的，也是难以准确预测和难以控制的。
四、基本结论：信贷规模不适合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通过以上的研究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即信贷规模(年度新增贷款)不适宜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央行不宜和不应控制信贷规模。新修订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5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就年度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重要事项作出的决定，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由此可见，法律亦未将控制信贷规模的功能明确赋予中国人民银行，也没有明确将新增信贷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当然，信贷规模这一指标对于观察宏观经济的运行是有用的，我们不能因为它不适合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就忽视它。在一定程度上，它是观察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一个晴雨表。
参考文献
(1)刘锡良、曾志耕等著：《中央银行学》，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关键词：货币政策工具；宏观调控；商业银行；影响分析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7年5月19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同时决定，从2007年6月5日起提高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这是央行年内第五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第二次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
近几个月来，央行明显加大了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的力度，其背景是什么，对商业银行会产生那些方面的影响?商业银行应如何响应央行的货币政策措施?这是本文所要阐述的问题。
一、关于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相关理论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管理一国货币供给的条件下，为了指导、影响经济活动，保证国家宏观经济目标得以实现，而由国家制定、通过中央银行付诸实施的有关控制货币发行和信贷规模的方针、政策与措施的总称。中央银行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必须通过一系列与中央银行业务相联系的措施和手段来完成，这些措施或手段称为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工具分为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和其他货币政策工具。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是最主要的政策工具，包括存款准备金政策、再贴现政策和公开市场业务。
存款准备金制度作为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对货币的调控和影响是非常大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或降低，将带来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资产业务规模的变化，从而对货币供给有重大影响。也就是说，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可以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扩张能力，从而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一般来说，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中央银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则金融机构缴存中央银行的法定准备金增加，可供自主运用的资金减少，其放款和投资能力削弱，全社会货币供给随之减少；相反，中央银行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金融机构向中央银行缴存的法定准备金存款减少，可用资金增加，其放款和投资能力增强，货币供给随之扩张。
存贷款基准利率的调整，也是货币政策考虑的范畴。通过加息，可调控资产价格，令过热的股市和房屋市场降温。自2006年7月5日以来，央行出台了包括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在内的多种调控措施。特别是2007年5月18日，央行同时推出三项政策措施，即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升息、扩大汇率波幅。政策组合的推出，有利于增强政策的综合效应，加大调控的力度，综合治理经济偏快。上调准备金率旨在降低货币乘数与银行可贷资金规模，抑制货币信贷增速；贷款利率上调以及降低银行存贷利差意在抑制信贷需求和银行的放贷冲动，同时从供给和需求两端为信贷减速；存款利率上调有助于修正过低的实际利率，长期存款利率上调幅度超过短期以及活期存款利率不变有助于减缓存款活期化和储蓄分流的趋势；扩大汇率波幅有助于提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增强汇率弹性，为扭转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平衡人民币有效汇率创造条件。
二、当前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背景及其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2007年在经济出现局部地区和部分行业过热、通胀上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央行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治理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问题。近期，促使中央银行多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率的主要原因是货币信贷增长偏快。中央银行所担心的是，贷款的过快增长会助长经济的低水平扩张，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高准备金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引导货币信贷合理增长，防止经济过热，并由此导致通货膨胀。在当前房地产投资偏快、证券市场持续升温、国际资本大量流入的情况下，既凸现了央行加大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同时也增加了其政策工具运用的难度。
当前央行对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对资金市场、证券市场及商业银行经营都将产生一定的影响。从对商业银行的影响看：
一是抑制商业银行货币信贷过快增长。根据货币乘数理论，货币供应量为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之积，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决定乘数大小从而决定派生存款倍增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商业银行而言，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意味着信贷扩张能力的削弱。
2007年1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42万亿元，同比多增1678亿元。央行通过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收回流动性，每次调整50个基点，每次收回货币1500亿元，虽然相对于银行十几万亿元的流动性，不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但是如果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工具进行流动性和资产价格管理，连续调整累积到一定的时候，对经济的调整作用就将逐渐显现出来。成熟的市场经济一般都会出现利率调整的周期性。近5个月来央行对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就显示出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调整的周期。5个月内的第5次准备金率调整，以及两次存贷款利率的调整，除了在银行信贷发放与市场利率基准上将产生实质影响外，更表达了央行在流动性治理上从紧把握的强烈决心，也彻底打消了部分商业银行对央行货币政策严肃性所抱有的侥幸心理。
二是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将作出一定程度的调整，并对盈利能力产生一定的影响。从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方式以及获利能力来看，存贷款利差收入仍然是经营利润的主要来源。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则意味着增加存放在央行的准备金金额，这将直接导致其可以用于发放贷款的资金减少。由于商业银行具有创造信用的功能，因此，商业银行实际减少的可以用来创造利润的资金将比增加的准备金数额成倍放大。
目前，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1.89%，存款的综合筹资成本大约在2.55%左右，贷款一年期利率6.39%，存贷款与准备金利率的利差分别为0.66%和3.84%。那么在现有存贷款规模上，经过测算：假设调高存款准备金0.5个百分点，冻结商业银行可用资金1500亿元，按此连续调整四次则减少由于发放贷款而获得的利差收入为3.84%*1500*4=230.4亿元。同时，由于商业银行存款的综合筹资成本大于存款准备金利率，商业银行缴存存款准备金还需要倒贴部分利息支出，补贴息差支出达0.66%*1500*4=39.6亿元。因此，据此估算，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的调整，将影响商业银行利润达270亿元。
三、商业银行响应央行货币政策应采取的措施
为积极响应央行的货币政策，商业银行应进一步转变经营理念，优化盈利模式，加快金融创新步伐。
一是要管住信贷总量，优化新增贷款投向。当前，在资产价格呈现不断上涨的趋势下，商业银行有必要控制过度的信贷行为，合理把握信贷投放节奏。同时，要着力优化信贷结构，严格信贷市场准入门槛，特别是要严格控制产能过剩和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信贷投放，注重提高信贷资金营运效益。据分析，各行业对升息的反应程度由机械制造业到农业依次递减，其中资金较为密集行业的影响度要高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而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点行业，如建材水泥、房地产、纺织等行业的影响度极其自然地排在了前列。农业、交通运输、水电生产供应行业受影响甚微，这些也恰恰是国家目前产业倾斜及扶持的行业。顺应国家的产业政策，根据各行业受升息影响程度的不同，商业银行在贷款投向上应有所侧重，尤其是对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点行业的中长期贷款应该有所抑制，切实提高全面风险控制水平。
二是要完善风险定价机制，提高贷款综合收益水平。在贷款粗放经营受到遏制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应当积极完善风险定价机制，提高贷款综合收益水平。目前各商业银行对贷款风险定价日趋重视，致力于开发科学、适用的定价模型，但由于受历史数据积累不够和实际经验不足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国内多数商业银行风险定价能力仍然较低。对此，应参照《巴赛尔新资本协议》的技术要求，吸收国外先进经验，加快建立一套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内部信用评级体系，准确地对风险进行定价，进而实现对贷款的风险差别定价，以降低信用风险，提高银行盈利水平。
三是增强主动负债能力，合理匹配资产负债结构。存款基准利率的上调，有利于增强商业银行的吸储能力，但付息负债利率的提高，也加大了商业银行的筹资成本。同时，存款准备金率上调意味着银行增加存放在央行的准备金金额，商业银行的新增存款之中可用资金比例降低，资金来源制约资金运用的自我约束管理体制下，促使商业银行更重视存款工作，以便进一步增强资金实力。因此，商业银行一方面要增强主动负债能力，认真落实差异化服务措施，加快网点功能转型，真正实现客户分层、功能分区、业务分流，在增加存款总量的同时，优化负债结构；另一方面，要根据负债的期限、利率结构，合理安排资产的期限、利率结构，将资产与负债在资金种类和数量上的联系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保持资金合理流动性的条件下，根据利率变化的预测和资产负债对利率的敏感性分析，及时调整各种不同利率资产和负债的敏感性缺口，扩大利差，达到净利差收入最大化的目标。
四是要加快业务创新，优化经营收入结构。今年5月份的这次加息与之前几次加息的重要区别是央行缩减了银行的存贷利差，特别是中长期存贷利差，压缩了银行贷款利润的空间。多年来，出于扶持国有金融体系的政策需要，中国银行业长期享受远高于国外同行的存贷利差，尽管这一过高的利差水平一直受到质疑和批评，但央行长期保持了银行业偏高的存贷利差水平。此次央行打破多年政策壁垒缩减存贷利差，显示央行抑制信贷增长的坚定决心。对此，商业银行必须顺应银行业务发展趋势，在业务增长方式上从外延粗放型增长向内涵集约型增长转变，在经营结构上由传统的存贷业务结构向资本节约型的综合金融服务转变，在竞争手段上由同质化竞争向差异化竞争转变。
今后，尤其要重视科技创新和业务创新，拓宽金融服务领域，努力增加中间业务收入等非利息收入占比。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利率波动愈益频繁，西方商业银行加快了金融服务创新步伐，通过开拓中间业务市场，降低净利息收入占经营总收入的比重，以规避利率风险。如目前发达国家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高的甚至已经超过了60%，而国有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全部收入比重一般还不到10%，大力拓展中间业务是国有商业银行规避利率风险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国内商业银行要借鉴西方商业银行的经验，通过增大技术投资，加快引进电子技术，提供电子银行服务；通过整合业务流程、调整组织结构，增加基金、保险、代客理财等中间业务品种，来适应和满足客户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通过服务的全能化，实现客户的多样化和收益来源的多样化，从而有效地分散经营风险。
四、央行货币政策工具运用应关注的问题
2007年5月央行三项调控政策的同步推出，既反映央行货币调控思路的重要转变，也显示央行驾驭货币手段更趋熟练和灵活应变，相信对市场和经济的调控效应也将逐步显现。但是，?在存款准备金率成为央行常规性工具的同时，也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一是合理掌握货币政策运用的频率和调整区间。准备金率的提高，在意味央行将冻结金融机构更多资金的同时，也必须为此承担更多的利息支出。就商业银行来讲，准备金率的提高，限制了信用扩张，而存款利率的提高，又增加了筹资成本。因此，存款准备金率的运用有必要设定一个合理区间，抑制央行利息支出的增加，同时兼顾商业银行的利益；如果继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或存贷款利率，希望也能够相应提高存款准备金的利率，适度弥补对商业银行净利润的影响。
二是进一步加强多种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在当前中国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升值压力日益增大、信贷扩张过快、货币投资反弹压力巨大、物价上行风险加剧的严峻形势下，单项政策的效力日趋弱化。因此，应在加强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产业、外贸、金融监管等政策的协调配合，多管齐下实现多目标调控，并借助政策组合集中推出的力量增强政策的综合效应。
三是应注意调控政策的协同效应问题。我国宏观调控关注多个经济目标，这使得央行在政策的协同和配套上需要更多的艺术性。比如提高准备金率和利率均是紧缩性政策，为了巩固我国宏观调控的成果，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央行的政策导向，但升息又将提高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比价吸引力，加速国际资金的涌入，加剧国内市场的流动性过剩问题。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对流动性的关联影响预计还将显现和强化，这将对准备金率等数量型政策工具的运用产生更多的影响。因此，研究货币政策的协同和配套，谋划取得同向的效应，在我国宏观控制更加注重内在和结构的趋势之下显得更为重要。
四是应实行差异化的货币政策。针对目前农村资金存在着一定的“离农”倾向，为鼓励商业银行更好地服务于新农村建设，加大对“三农”的有效信贷投入，县域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应低于城市行金融机构。比如，目前农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高于其他三家国有商业银行0.5个百分点，高于信用社法定准备金率3个百分点。建议今后应区别各商业银行服务对象的不同，实行差异化的货币政策，合理确定县域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以鼓励进一步加大县域有效信贷投入，更好地服务于新农村建设。
参考文献：
[关键词]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利率市场化；同业拆借利率
一、引言
利率市场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利率管理体制改革的既定目标。基准利率的确定是利率市场化的核心内容。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anghaiInterbankofferedRate，简称SHIBOR，下同)2007年1月4日正式运行，SHIBOR的推出是央行培育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的尝试，为央行货币政策调控从数量型转向价格型创造了条件。SHIBOR的生成是建立在市场化基础之上的，从SHIBOR的构成来看，它由货币市场上交易相对活跃、信息披露比较充分的银行间拆借利率构成，而这种拆借利率的形成机制又基本上是由资金供求双方在市场上通过竞价来决定，属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利率。
本文从我国货币市场的实际情况出发，选取SHIBOR与债券回购利率、央行票据收益率进行定量分析，用以检验SHIBOR对债券回购利率、央行票据收益率是否具有引导作用，同时检验smBOR不同期限利率的相关性以及与重要宏观经济变量(以货币供应量为例)的相关性情况。通过实证研究来检验SHIBOR作为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的合理性以及与其他货币市场利率的联动效果。
二、SHIBOR的推出及运行分析
2006年，中央银行推出了SHIBOR作为货币市场的参考指标。2006年10月8日SHIBOR开始内部运行，2006年12月1日开始外部试运行，2007年1月1日起对外正式。SHIBOR自推出一年多来运行平稳，每日由各期限档次的sHIBOR利率形成了一条由隔夜到一年期的完整的利率曲线。2007年SHIBOR的交易达成22250笔，累计成交106465.68亿元，成交量同比增长399.09％。年内信用拆借加权利率整体呈现小幅上涨，年末收于2.434％，同比增长8.18％。
从期限品种看，除1年期的拆借交易量略微有所下降外，其余期限的交易量均大幅上升。其中以隔夜拆借为主，成交80304.68亿元，占全部拆借交易量的75.43％，同比增长1174.37％，一周同业拆借交易量为21780.1亿元，占全部交易量的20.46％，同比增长70.14％。7天以内(包括隔夜)的交易量占到全部交易量的95.89％。各期限的加权利率均有大幅上涨，其中6个月期的拆借加权利率涨幅为76.95％。尽管同业拆借利率的分布正在朝多元化发展，但隔夜、7天拆借交易量占到90％以上，已经成为货币市场的主导性利率，同业拆借市场的短期融资功能正在逐步加强。
三、SHIBOR作为基准利率的实证研究
SHIBOR目前已初步具备了作为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的条件，以下本文就SHIBOR作为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的有效性进行实证检验。本文采用相关性检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分析等方法对SHIBOR作为基准利率进行实证研究。待检验命题是：(1)SHIBOR不同期限利率之间的相关性情况；(2)SHIBOR与其他市场利率之间是否具有非对称的关系，即SHIBOR的变动能够显著影响其他利率，但其他利率的变动不能对SHIBOR产生显著影响；(3)sHIBOR与重要的国民经济指标(以货币供应量为例)之间的相关性情况。
(一)样本的选择及数据说明
在检验SHIBOR不同期限利率之间的相关性时，我们选取隔夜(O／N)、1周(1w)、2周(2W)、1月(1M)、3月(3M)、6月(6M)、9月(9M)、1年(1Y)八个必报品种的SHIBOR周加权平均利率，样本区间为2007年1月4日至2008年12月31日，共有有效样本95个。
在进一步检验SHIBOR与其他市场利率之间的非对称性时，我们选取利率体系中的具有代表性的利率进行计量分析，包括债券回购利率、央行票据利率，其中债券回购利率选取隔夜(R001)、7天期(R007)的回购定盘利率为代表，央行票据利率选取3个月期、1年期的央行票据利率。隔夜、7天期SHIBOR与回购利率进行检验时，选取2008年1月2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日交易数据，共计有效数据251个；央行票据的发行基本上每周发行1期，故我们采用3月期和1年期央行票据的周数据，缺少的发行期采取上下相邻两周的算术平均数，3月期SHIBOR(IB03M)和一年期SHIBOR(IB01Y)采用周加权平均利率，样本期为2007年1月4日至2008年12月31日，共有样本95个。
在检验SHIBOR与重要经济指标的相关性时，我们选取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与SHIBOR月加权平均数据，样本期间2007年1月至2008年12月。
SHIBOR数据来自SHIBOR网站债券回购利率来源于中国货币网公布的隔夜回购定盘利率和7天回购定盘利率，央行票据利率来源于中国债券信息网，广义货币供应量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文中所有数据处理均采用eviews5.0计量软件。
(二)SHIBOR各期限利率的相关性检验
从图1可以看出，各期限SHIBOR有很强的相关性，其走势基本相同。当然，要确切地知道各期限的相关程度，还需观测其相关矩阵(见表1)，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SHIBOR各期限品种有很强的相关性，其相关程度在0.78以上，其中中长端SHIBOR相关性更强，如3月期与6月期、9月期SHIBOR相关程度在0.99以上，短期SHIBOR的利率期限结构之间的相关程度稍差一点，但基本也都在0.8以上。SHIBOR内部各期限利率之间具有较好的联动效果。
(三)SHIBOR与债券回购利率的实证研究
目前银行间债券回购交易主要集中在隔夜回购(R001)和7天期的债券回购(R007)上。进入2008年以来，货币市场的回购利率和SHIBOR利率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特别在2008年lO月以后，利率下降的速度加快，这与市场中资金供求情况较为吻合。
1相关性检验
我们对R001、R007与同期限的SHIBOR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见表2)，发现R001、R007与同档期的SHIBOR(IB0001、IB0007)存在着高度相关，高达99.9％以上，这一点从其走势上也可以得到较好的说明。表明在我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与债券回购市场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由于两者都是市场利率，是相互影响的关系。
较高的相关性不一定意味着存在因果关系，为了弄清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需要进行Gr~ger因果检验。Granger(1986)指出：如果变量之间是协整的，那么至少存在一个方向上的Granger原因；在非协整情况下，任何原因的推断将是无效的。这样我们需要对其进行协整检验，本文运用E—G两步法检验其协整性，在做协整检验时要求变量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首先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运用ADF检验方法对R001、R007和IB0001、IB0007进行单位根检验。根据AIC和SC准则计算，最大滞后期为15。
2Granger因果检验
由于各序列都是一阶单整的，并且它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所以可以对它们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3给出了在AIC和SC信息准则确定的最优滞后期下，各序列之间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在5％的显著水平下，检验结果接受了原假设隔夜SHIBOR和回购利率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其概率为0.77974和0.98804。而7天期SHIBOR和回购利率之间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互为因果关系，也就是说7天期同业拆借市场和回购市场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信息传递过程，即信息由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向回购市场传递，同时回购市场的信息对同业拆借市场也具有一定影响。在短期端SHIBOR初步具备了作为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的条件，但是易受回购利率的影响。
为什么会产生上面的现象?首先，隔夜SHIBOR和回购利率两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回购市场作为较早实现市场化的市场，市场交易量大，交易行为活跃，市场主体的利率敏感性高，能够对央行的宏观经济调控信息和市场的其他信息做出快速的反映，利率水平能够做出快速调整，尤其在短期(如隔夜)两者间很难相互影响，故两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而7天期SHIBOR和回购利率两者之间互为因果关系。具有货币市场基准利率雏形的SHIBOR能够较为敏感地反映市场资金的流动性和预期情况，对回购利率具有较好的引导作用，我们可以从它们之间较高的相关性以及因果关系中可以看出。同时7天期回购利率对同期SHIBOR也具有一定影响，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与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相比，回购市场上的交易主体、交易对象更为丰富。从最初仅限于商业银行，发展成为以商业银行为主体，涵盖其他各种类型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交易工具也从最初的以单一的国债为主，发展到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券、中央银行票据为主。交易主体以及交易对象的丰富，使得回购利率能够在市场信息传递方面表现的更具优势，对SHIBOR具有重要的影响。
另一方面，与回购市场交易主体的风险性偏好有关。SHIBOR是以信用拆借交易为主，其市场的违约风险要大于以债券抵押为主的回购市场，而作为交易主体的商业银行根据安全性经营原则，为了降低风险，更加偏好于风险程度较小的回购市场。导致回购市场的规模一直远大于拆借市场，回购利率在市场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回购利率的变动能够对SHIBOR产生影响。
(四)SHIBOR与央行票据利率的实证研究
1相关性检验
央行票据的发行主要集中在1年期以下，以3月期(CBNB3M)和1年期(CBNRlY)央行票据发行为主，而且基本上每周发行1期。3月期、1年期SHIBOR(IB03M、IB01Y)与同期限的央行票据利率相关性较强(见表4)，其中IB03M和CBNR3M的相关系数为0.9331，IB01Y和CBNRlY的相关系数为0.8465。
2Granger因果检验
由于各序列都是二阶单整的，并且它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所以可以对它们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5给出了在MC和sc信息准则确定的最优滞后期下，各时间序列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在5％显著性水平下，原假设3月期、1年期SHIBOR不能作为同期限央行票据利率Granger被接受，而3月期、1年期央行票据利率不是同期限SHIBOR的Granger原因被拒绝。也就说SHIBOR与同期限央行票据利率之间存在着单向的因果关系，即央行票据利率是SHIBOR的Granger原因。SHIBOR与同期限央行票据利率之间存在这种单向的因果关系，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SHIBOR自身角度上看，SHIBOR交易主要集中在隔夜、7天等短期品种上，长期端交易不够活跃，市场占有份额较低，如2008年SHIBOR的3月期、1年期交易额为445亿元、185亿元，远远低于央行票据的13520亿元、22940亿元。交易量萎靡使得SHIBOR难以对央行票据利率产生影响。
其次，央行票据具有市场性和政策性的双重特征。市场性是央行票据由招投标机制决定的，不是由央行决定的，交易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较大的交易量，使得央行票据利率在远期端具备了作为货币市场产品进行定价的重要参考；政策性是因为央行对央行票据赋予一定的货币政策意图，往往被中央银行用作调节短期货币供应量的工具，使得央行票据利率的变动能够间接反映市场资金的情况，并代表政府的政策意图，对SHIBOR具有较强的引导作用。
(五)sHIBOR与货币供应量的相关性检验
SHIBOR与重要国民经济指标(如货币供应量、GDP、CPI等)相关性是检验其作为基准利率的重要指标。限于数据的可得性，选取SHIBOR与广义货币供应量(M：)为代表的国民经济指标进行相关性检验。根据2007年1月至2008年12月的月加权平均利率，可得出SHIBOR和货币供应量的相关性(见表6)，我国SHIBOR与货币供应量之间存在负相关，但是相关关系不强，表明SHIBOR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尚未完全体现。
四、结论
（一）初步评价货币资金内部控制情况通过了解A公司货币资金内部控制情况，初步判断A公司的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健全性一般，合理性一般，主要体现在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制度方面存在“现有的资金管理制度比较陈旧，和正在执行的资金管理流程相脱节”等缺陷。
（二）测试货币资金内部控制运作通过检查证据、实地考察等程序，结合A公司实际执行的资金管理流程，测试货币资金的内部控制，判断现有的内部控制程序可以信赖，内部控制需要完善，主要存在“部分现金收支无审批流程、网银付款授权额度不合理、POS机管理存在风险、月度资金预算流程需完善”等缺陷。
（三）评价货币资金内部控制水平A公司现有制度规定、实际执行和业务抽查中，发现货币资金内部控制比较健全，但存在一定的薄弱环节，因此确定该公司的货币资金内部控制风险为中等。
（四）货币资金的经济性情况A公司从2012年开始启用山经资金预算系统，2012年资金预算支出总体执行率111.13%，2013年资金预算支出总体执行率104.01%，2012年资金预算偏差较大，公司多次进行资金分析和预算管理，并采取有效措施，2013年预算执行率得到提高，资金支出预算执行率偏差在5%之内。公司根据生产经营实际，及时调整资金预算，提高资金预算执行率。通过资金支出预算执行分析，公司货币资金管理的经济性较好。
（五）货币资金的效率性情况A公司根据行业上级公司统一要求，实行资金收支两条线，资金由行业上级公司统一调度使用，现有资金管理模式比较合理。货币资金内部控制流程中的部分岗位职责存在重复现象，职责不清，且未见岗位激励机制。抽查2012年9月银行支出户的银行未达，发现存在单据传递不及时、部门之间协作待完善的现象。通过职责分工、激励机制和内部部门之间协作方面，确定货币资金管理的效率性为中等。
（六）货币资金的效果性情况A公司2012年度绩效考核评审105.66分，2013年度绩效考核评审110.55分，完成了年度绩效目标，其中涉及资金管理的财务指标均已超额完成。货币资金管理完成了年度预算，达到了货币资金管理的效果性。
（七）货币资金管理潜力分析通过对A公司两年的货币资金内部控制情况和货币资金效益审计，审计组认为以下两个方面有潜力：1.货币资金管理的健全性和合理性，若扣除其他人为因素，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修订制度，优化资金管理流程，货币资金的内部控制情况会有较大的改善。2.货币资金的效率性，通过完善岗位职责，建立岗位激励机制，加强部门之间沟通协作，资金管理效率性会大幅度提高。
二、存在的问题和审计建议
（一）现有货币资金管理制度比较陈旧，和正在执行的货币资金管理流程脱节，建议及时修订制度，完善资金管理流程。
（二）实质性抽查中发现部分现金收支无审批流程、网银付款授权额度不合理、POS机管理存在风险、月度资金预算流程需完善等现象，建议梳理资金管理流程，规范过程控制，加强日常资金收支管理，将内部控制落实到实处。
（三）资金管理部分岗位职责存在重复现象，且由于人员更换和轮岗，原有岗位职责和现有实际职责不一致，建议根据实际情况，结合行业资金管理要求，制定切实可行的岗位职责。
（四）部分单据传递不及时，建议加强资金管理部门和业务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作，互通信息，按时进行账务处理。
三、审计评价
A公司能够按照资金管理规定，制定货币资金管理制度，规范业务流程，加强货币资金的内部控制。通过货币资金支出预算控制，提高货币资金管理的经济性；通过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模式、岗位职责分工、加强部门之间协作，提高货币资金管理的效率性；通过完成财务绩效指标从而促进公司绩效考核指标完成，达到了货币资金管理的效果性。通过货币资金内部控制管理，提高了货币资金管理的效益，促进了公司经营指标稳步提升。
第一，企业的经济效益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如何对企业展开效益评价，效益审计应运而生。适应形势发展要求，大力开展效益审计可以说是形势所迫，大势所趋。同时是审计工作的创新和发展，更是全体内部审计人员维护和保障企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应尽的职责。
第二，从实际案例看，货币资金效益审计始终围绕企业效益的主线，效益审计在很大程度上又必须关注货币资金效益审计，两者之间的管理体现为互补。无论是效益审计还是货币资金效益审计都是审计事业长足发展需努力的着力点。因此，开展货币资金效益审计与效益审计相结合是今后所要遵循的作业模式，这样才能更好地突出审计的特点和优势。
摘要:近两年，我国银行流动性过剩导致的各种金融问题愈加严重，影响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本文从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的表象入手，分析了流动性过剩的原因，并从货币政策工具对流动性过剩的影响和银行流动性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影响两个方面阐述流动性过剩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的关系。最后提出了一些缓解流动性过剩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对策。
关键词:流动性过剩；货币政策；有效性
20个世纪90年代末以前，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长期不足，信贷膨胀的态势相当明显。进入21世纪以来，银行体系流动性持续宽松，特别是2005年以来，银行流动性过剩问题日趋突出。被经济学家认为发生几率极低的“流动性陷阱”已在我国金融运行中初现端倪，并对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营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1]2006年，银行的巨额流动性使到全国性的信贷规模急剧膨胀，间接推动了各种资产价格全面上升，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有效性形成严峻挑战。如何有效解决银行流动性过剩问题，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而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是摆在中央银行面前的重大课题。
一银行流动性过剩的表现
(一)存差持续扩大
自2004年国家实行最新一轮的宏观调控以来，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增速逐渐低于存款余额增速，而且二者间差距不断扩大，贷存比大幅下降。截至2005年末，存款增速高于贷款增速3.17个百分点，是2000年的3.8倍；金融机构存差达到9.2万亿元，占存款余额的32%；存量的贷存比为68.0%，新增量的贷存比为53.6%。2005年，商业银行每吸收100元存款，大约只有53元转化为贷款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近一半的资金则滞留在金融体系进行体内循环。
(二)超额准备金居高不下
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由2000年末的4000亿元增长到2004年末的1.265万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32.9%。2005年3月17日，中央银行虽然下调超额准备金率0.63个百分点，但金融机构上存中央银行的超额准备金依然是只升不降，到9月末达1.26万亿元。截至2005年12月末，全部金融机构超额储备率达4.17%。超额准备金过高，不仅加大了中央银行的支付成本，也使其面临着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大打折扣的压力。截至2006年7月末金融机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达2.7%。
(三)M2与M1增速差距持续拉大
2005年，M2的增速连续数月超过预期15%的增长率，M2与M1增速差距从年初的3.3%一路扩大到年末的5.8%。2005年12月末，M2余额为29.9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增速比上年高2.94个百分点；M1余额为1017万亿元，同比增长11.78%，增速比上年低1.8个百分点。进入2006年后，M1与M2增速差距更大，一季度创下了M2同比增长较M1同比增长高出8.58个百分点的新高。
(四)货币市场利率持续走低
2005年3月以来，整个货币市场利率持续走低。其中，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利率从最高位的2.18%下降到最低位的1.11%左右；年末，质押式国债回购7天品种加权平均利率仅为1.56%，比年初的1.84%下降了28个基点，受此影响，货币市场收益率曲线呈现回落态势。当前银行间市场1年期国债和中央银行票据的收益率徘徊在1.32%和1.42%左右，两年期金融债发行利率也跌至2.0%以下，均低于1年期2.25%的银行存款利率，货币市场利率与银行存款利率出现了倒挂现象。2006年第一季度央票利率银行间回购和拆借利率较去年末抬升70个基点左右。其中，1年央票与存款利差缩至38个基点，市场化程度更高的银行间7天回购利率，其与存款利率利差缩至19个基点，但是依然没有改变币市场利率与银行存款利率倒挂的现象。
二我国银行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
(一)经济结构和区域发展失衡
经济决定金融，目前流动性过剩的根源是我国经济结构和区域发展失衡。相对于投资和出口的高速增长，消费近年来的增速远落后于它们。20世纪末我国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增长一直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在2003年以来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上升期，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2002年至2005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为16.1%26.2%27.6%和25.7%，而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则分别为8.8%9.1%13.3%和12.9%；2006年上半年，前者增长29.8%，后者只增长了13.3%，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衡问题加剧。消费相对落后使大量资金沉淀在银行体系内部循环。
同时投资也存在结构失衡问题。一边是大企业的资金过剩，另一边却是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的极度紧张；一边是某些热门行业重复投资导致产能过剩，另一边则是医疗教育等部门严重的投资不足。从区域看，以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地区的流动性问题突出，而广大的中西部仍面临资金不足的局面；城市存在流动性过剩压力，而农村却仍然资金缺乏。“地下金融”的日趋活跃就有力地证明了我国并不是总体的流动性过剩(巴曙松，2006)。[2]少数被资本追逐的高利润行业“囤积”了大量的资金，其资产价格被不断重估，从而带动相关资源的价格一路攀升，造成银行流动性全面“过剩”假象。
(二)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
银行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带动的外汇占款增长。2005年，基于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大约占基础货币总量的90%，中央银行用于对冲操作发行的票据总量高达2.77万亿元。因此，为“对冲”人民币升值压力稳定汇率而形成的货币流动性增强趋势依然强烈。有关数据显示，2006年一季度，货币总体流动性达2.0万亿元，同比增长93.4%；外汇储备达0.8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2.76%；外汇占款余额7.7万亿元，同比增长34.96%；而同期银行贷款余额和有价证券投资分别为20.6万亿元和3.6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29%和17.23%。
(三)贷款有效需求相对不足
2005年，全国金融机构贷款增长率为13.53%，低于2004年的14.54%。银行业机构新增贷款从2003年的3万亿元，下降到2005年的2.5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幅持续下降，从2003年的30%下降到2005年的16.2%。尽管2006年一季度，银行贷款一度出现高速增长，并导致中央银行出台相关宏观调控措施，以抑制可能出现的贷款过快投放趋势，但是全社会贷款有效需求相对不足的态势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贷款有效需求相对不足的出现，主要原因在于全国工业企业整体盈利状况下滑导致信贷萎缩。2005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6447亿元，比上年增长17.4%，远低于上年同期同比增长42.5%的水平；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7420亿元，增长28.7%，低于上年增长39.4%的水平。2006年一季度，在国家统计局调查的66个行业中，利润减少或亏损增加的行业多达24个，比上季度增加9个。企业效益下滑，亏损面扩大，将直接减少对银行的信贷需求。
(四)城乡居民储蓄持续增长
2005年末，我国居民储蓄余额14.11万亿元，当年GDP为18.23万亿元，储蓄率高达77.36%。2006年一季度，全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与我国的高储蓄率相比，2001年，全球平均储蓄率仅为19.7%，富国的储蓄率通常高于穷国，但也仅在20%左右。我国现阶段家庭储蓄率较高与我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家庭观念等诸多因素有关。家庭储蓄率较高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当前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尚未完成，没有形成完善的养老保险失业和医疗保险制度，老百姓出于养老医疗等原因积累了大量预防性储蓄。同时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使居民更倾向于增加储蓄降低消费。此外，住房体制教育体制的改革也使相当多的大众储蓄资金用于买房和子女教育储蓄，这也是导致储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3]
三我国银行流动性过剩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一)货币政策有效性内涵的界定
尽管不同学者在研究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时，由于强调的重点不同，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界定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但是，从根本上说，货币政策有效性至少包括两层含义:第一，货币政策能否对产出就业等实际经济变量产生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如何；第二，货币当局是否有能力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引导经济运行以达到既定的宏观经济目标。第一层含义是指货币政策对实际经济运行的作用力问题，即货币政策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产出就业等实际经济变量产生影响的问题，这可以概括为货币政策的理论有效性问题，是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基础。如果货币政策确实能对经济中的真实变量(产出和就业)产生重要影响，那么货币政策在理论上是有效的，称为货币政策的理论有效；如果货币政策根本不能对经济运行中的实际变量产生影响，或者这种影响微不足道，那么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就无从谈起，货币政策是无效的。第二层含义是以第一层含义为基础的，即如果货币政策对产出就业等实际经济变量确实具有强而有力的影响(货币政策是理论有效的)，那么货币政策当局在既有的知识范围内，是否有能力利用货币政策的影响力引导经济运行以达到既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这可以概括为货币政策的实施有效性问题。如果理论和经验证据都表明货币政策对实际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货币当局也能利用货币政策的效力实现既定的宏观经济目标，那么货币政策是实施有效的；反之，如果货币政策虽然具有理论上的有效性，但货币当局根本无力利用货币政策的这种效力引导经济按预期的轨道运行，货币政策的实施是无效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只是一句空话，没有实际意义。[4]
从以上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内涵界定上来看，本文研究的银行流动性过剩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就属于货币政策的实施有效性问题，包括货币政策工具对流动性过剩的影响和银行流动性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影响等方面内容。货币-[飞诺网]
(二)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在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上的困境
1.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缩减银行流动性乏力。2006年来中央银行分两次将存款准备金率由2004年的7.5%调高至8.5%，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从3%上调至4%。中央银行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通过两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大约直接可以冻结资金3000亿元左右，再加上乘数效应的影响，实际紧缩的流动性可能会达到1.2万亿元左右。在金融体系健全的环境下，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可以有效地收缩总体的流动性。但就目前中国金融制度安排和银行流动性产生的原因来看，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所起作用并不是很明显。这主要是因为:首先，强制结售汇制所导致的外汇占款已经成为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渠道。目前，我国基础货币的投放不是完全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而是主要用于平衡国际收支。中央银行在一个月内上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但商业银行信贷仍然保持较高增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通过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使中央银行缺乏有效的措施进行冲销。其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影响较小，其贷款行为很难受到约束。国有商业银行本身流动性较足，具有较强的吸收流动性的能力。同时，国有商业银行是国债政策性金融债中央银行票据的主要持有者，通过出售或回购可以及时满足流动性的需求，即使出现流动性困难时还可以从中央银行取得再贷款。由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在我国的金融体系中占绝对优势，其趋利动机会使中央银行紧缩信贷的效果大打折扣。[5]
2.利率调整对流动性过剩作用不大。2006年4月中央银行上调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提高到5.85%。在成熟的金融市场中，利率作为有力的价格型调控手段可以有效引导金融市场中资金的收缩与膨胀，只要中央银行采取小步连续的加息措施，加息效果就会慢慢地显示出来。但由于我国各种利率之间的关系还没理顺，基准利率作为一项政策工具的作用还非常有限。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确定方式还不能适应货币政策预调和微调的需要，不能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综合效应。就历次利率变动的实际效果来看，企业贷款和居民储蓄存款对利率变动并不敏感，利率政策的效果较小。
3.公开市场操作“对冲”流动性的能力有限。公开市场操作是中央银行在货币市场上通过买卖有价证券调节基础货币，从而调节货币供应量或利率的一种政策手段。近年来，公开市场操作逐渐成为人民银行宏观调控最频繁和最倚重的政策工具，发挥着控制货币供应总量和引导市场利率的重要作用。在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之初，主要对象为国债市场，但短期国债数量极少，并且发行的国债中仅有30%左右能够上市流通，且在品种和期限结构上不能适应货币政策操作的需要，从而限制了中央银行运用国债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能力。从2002年开始，中央银行尝试使用中央银行票据，中央银行票据有效地对冲了大量外汇储备增加的压力。但中央银行票据作为利率(价格)调节工具的有限性，使中央银行在与市场对话时似乎处于弱势地位(李扬，2004)。[6]
还有一个情况值得关注，就是本币公开市场操作对基础货币供应的作用往往被外币公开市场操作的影响所分流。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一种实际上的固定汇率制度，随着近年来美国经济疲软，贸易逆差和经常账户逆差上升到历史新高，美元持续大幅贬值，国际投资者大量抛售美元。中央银行为维持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就只有投放更多的基础货币来收购美元。因此在货币政策的走向上，中央银行又陷入了既要防止货币供应量过大又要维持相对固定汇率的两难境地。由于固定汇率制度的刚性，最终导致中央银行票据的不断膨胀，从而降低了中央银行票据“对冲”流动性的能力。
(三)我国银行流动性过剩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
1.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现状。改革开放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是:人民银行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企业，传导过程简单，直接从政策手段到最终目标。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随着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和金融组织体系的健全，货币政策形成“中央银行金融机构企业”的传导体系，货币市场尚未完全进入传导过程。进入90年代以后，金融宏观调控方式逐步转化，初步形成“中央银行货币市场金融机构企业”的传导体系，初步建立了“政策工具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目标”的间接传导机制。90年代中期以来，间接调控不断扩大。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确定为稳定货币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从贷款规模转向了货币供应量和基础货币；存款准备金利率中央银行贷款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等间接调控手段逐步扩大。目前已基本建立了以稳定货币为最终目标，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基础货币(操作目标)的间接调控体系。
2.银行流动性过剩对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影响。我国金融市场上的总体流动性偏多，M2/GDP接近2倍，在世界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不多见的。总体流动性偏多在通货紧缩时矛盾并不凸现。当遇通货扩张时，多年积累的过多流动性会形成对中央银行宏观调控巨大的压力。当中央银行调控意图需放松松货币时，“松”的货币未必能流到中央银行调控意图中的行业和企业，到中央银行调控意图需要收紧货币时，也未必能从中央银行调控意图中的行业和企业收回货币。流动性的持续大量过剩必然对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实现产生消极影响。由于目前银行流动性过剩的主要来源是外汇占款的大量增加，因此银行流动性过剩对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影响就是外汇占款对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影响，也就是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供应量的影响。[7]
从汇率政策的目标来看，汇率稳定是币值稳定的目标，而在现行的汇率管理体制下，央行为稳定人民币汇率只能被动地吸收外汇，外汇买入量越大，货币供应越多。外汇冲销政策操作的结果是，外汇占款比重急速上升，而再贷款等货币投放方式的比重不断下降。由于外汇占款的不断增多，为了将基础货币的投放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央行被迫不断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和相应地收回或减少再贷款等信用放款，从而达到控制基础货币供给总量的目的。[8]由于外汇资源分布的不均衡，货币投放在外向型企业和内向型企业间的分配比例严重失调，这就使得中央银行用信贷倾斜的方式去支持某一产业或行业的自已经受到极大的限制。外向型企业资金相对充裕，内资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的局面更为加剧。同样，货币供给的地区分配出现失衡现象。对外开放程度高的沿海发达地区，资金供应相对充足，对外开放程度低的内地地区，资金会相对短缺。这种资金流向结构上的失衡会随外汇占款比例的上升而加剧。
四解决我国银行流动性过剩的对策建议
(一)多策并举减少银行体系的流动性
1.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减弱企业对银行信贷的依赖。制定宽松政策，鼓励各类资金进入资本市场；建立新的市场准入机制，为广大优秀企业特别是科技含量较高的中小企业提供国内上市融资的渠道。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能为经济的良好运行提供良好保障，企业就会得到更多的融资渠道，居民也会得到更多投资机会，进而降低银行的存差。
2.通过制度创新促进银行资产结构多元化。首先，建立全能制银行，允许银行通过多元化投资来增加收益，分散风险，如银行可以通过股票投资等方式来增加投资渠道。目前我国银行贷款占总资产比重虽然降低到65%，但是对于国外大银行来说，贷款一般都在40%左右。其次，增加面向个人及中小企业的贷款种类，增加银行高质资产。再次，加快银行资产证券化的步伐，银行可将中长期资产变现为资金，鼓励居民购买银行债券，促使投资与储蓄相互转化，改变目前银行资产单一状况，增加银行盈利性。
3.完善社会保障及医疗保障制度，更新居民消费观念。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及医疗保障制度，为所有公民提供良好服务，为居民预期消费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对居民而言，要进一步更新消费观念，善于利用银行提供的住房等个人消费贷款来增加消费，提高自身生活水平。
(二)减少外汇占款，强化市场功能，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1.进一步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分流外汇储备，舒缓外汇占款压力，从源头上遏制流动性持续增长的势头。改革现行结售汇制度，逐步从强制结售汇过渡为意愿结售汇，放宽所有出口收汇企业的留汇比例，变外汇银行结算周转限额管理为比例管理，逐步增加各市场主体持有外汇的比例。减少中央银行通过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外汇账户政策应朝着分流市场外汇的方向调整，推动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支持企业走出去，改变我国在外汇管理领域长期存在的外资流进来易流出难；对企业严对个人松；对内资严对外资松的不对称管理格局，逐步拓宽资本流出渠道，允许和扩大国际开发机构或企业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或以其他人民币融资形式筹资，降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根据我国自身改革发展的需要，在确保金融市场和经济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合理确定人民币汇率目标区。通过人民币汇率目标区的建立向市场发出明确的信号，增强公众对汇率的心理预期，使市场交易主体能够自由地根据市场信号做出反映，及时缓解和释放外汇市场各种不利因素的冲击，使央行货币政策的执行尽量不受外部因素的制约，增加货币政策调控的回旋余地。[9]
2.进一步完善市场基础建设，夯实市场基础，拓宽央行货币调控的空间。通过市场机制，让商业银行能够自主决定外汇市场的交易行为，使我国的外汇市场在做市商制度基础上成为一个多元化分散化的市场。要扩大外汇市场的交易主体，改变目前中国外汇市场交易主体的同质性。放宽市场准入限制，增加市场交易主体，非银行金融机构大企业集团等可逐步直接进入银行间市场参与交易。大力进行产品创新，开办并尽快扩大银行间远期外汇交易，逐步推出掉期期货互换和回购等衍生品交易，使市场能够满足向参与者提供套期保值风险规避以及投资理财等一系列金融服务的需要。
3.进一步完善外汇占款的冲销策略和手段，提高外汇冲销的效率。一是建立外汇平准基金。按照国际惯例，外汇基金一部分应该来自国家外汇储备，另一部分主要来自商业银行的外汇资产。通过外汇平准基金的重要调节杠杆，在央行与外汇市场之间设置缓冲屏障，切断外汇储备直接与国内货币量变动的联系。二是灵活设计和选择各种冲销工具并扩大组合篮子中的数目。这方面国外有许多成功经验值得借鉴。例如，韩国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稳定债券”可暂时取代尚不发达的公开市场业务。马来西亚的“雇员准备基金”可以调节流动性，从而将政府和雇员准备基金的存款从银行系统转移到中央银行的一个特殊账户。[10]从我国具体国情和实际经济状况出发，可以设计和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干预和冲销金融工具和手段，巩固和发展汇率制度改革成果，提高货币调节和汇率管理水平，使人民币汇率更加富有弹性，对外汇的冲销工作也更具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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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杨.央行打造利率工具自动质押融资利率应时而生[N].财经时报，2005-11-21.
[7]本报评论员.流动性过剩根源在于经济结构失衡[N].第一财经日报，2006-05-17.
[8]李刚.制度变革下的银行流动性过剩[N].中国城乡金融报2006-04-17.
【关键字】欧元 泰勒规则 最优货币政策 新凯恩斯模型 发展及对策
【Abstract】 This article from an euro started at Euro sector finance system vicissitude and the Euro sector Taylor rule utilization to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policy-making formulation， through detailed thoroughly analyzes the Taylor rule (to contain at the beginning ofEuropean Union in the Euro sector application -unification monetarypolicy decision-making the monetary policy background， the utilization"the Taylor principle" analyzes 1970-2006 beginning of the year EuropeCentral Bank the monetary policy decision-making tendency， pointed outmoves towards the negotiable securities along with the financialsystem，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formulation and the currentpolitical situation adapt the monetary policy is inevitable. Then apply theory to reality， conducts the key research in macroscopic and the microscopic two stratification planes， and uses the newestmeasurement economical technology， applied the new Keynes model torevise after to the process the Taylor rule to carry on based on the Euro sector data real diagnosis research， thought the Euro sector finance system the unification and the constitutive property transformed with the Euro sector Taylor rule implementation has created the macroscopic financial condition， and from on microscopic carried on the proof to the most superior monetary policy. Studies the inspiration which the Taylor rule and the most superior monetarypolicy brings is， the Europe monetary policy change has its rule， and receives the macroscopic financial condition the restriction also needs the microscopic financial strategy the support. Finally， wooden Wen take zui the superior monetary policy real diagnosis as afoundation unifies our country socialism characteristic market economy under the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background in the actualsituation to discuss our country monetary policy the development andthe countermeasure.
【Key words】Euro；Taylor rule；most superior monetary policy； new Keynes model； development and countermeasure
第一章 绪论
1.1 论文研究背景
2002年1月1日零时，随着布鲁塞尔皇宫设置的欧元倒计时钟钟声的敲响，欧元正式进入流通，欧元区12国比利时、意大利、荷兰、芬兰、德国、奥地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卢森堡和希腊缔结的空前的货币联盟正式开始运作，标志着欧洲甚至全世界己不可逆转地跨入欧元时代。在资本主义发源地、发达国家聚集的欧洲，各主权国家让渡货币发行权而发行统一的区域货币，并建立区域性货币的超国家统一管理机构—欧洲中央银行，这是人类货币金融史上的首次勇敢尝试，必将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格局产生一系列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其中作为欧洲经济和货币一体化进程的必然产物，欧元从诞生几年来的运行来看基本上是成功的：欧洲中央银行调控欧元的能力大大增强；欧元的影响力在逐渐扩大；欧元区经济整体运行良好，虽然欧元诞生后对美元的汇率走势并不稳定，但欧元所以表现出的强大的生命力和对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影响不应为人们所忽视。
1.2 论文研究内容
欧元的诞生，使欧盟国家货币单一化取代原来欧洲复杂多样的货币制度，这是自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解体以来国际金融领域最为重要的大事。在国际金融日益一体化的今天，欧元极大的改变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格局，成为能与美元分庭抗争的世界第二大货币体系，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欧元诞生的最初，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先是一路走低，又持续升高，使得人们对欧元的稳定性不禁又产生了疑问，欧元日益成为大家关注和研究的焦点。
总体而言，前人对于欧元的研究方向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于货币同盟理论的探讨：另一方面是对于欧元的稳定性的分析。而本文则是本着对欧元区货币政策的深入思考，探讨泰勒规则对欧元区货币政策的制定的影响，以及对据此分析得出的最有货币理论进行实证。
1.3论文的主要工作
本文研究了欧元启动后欧元区金融体系的变迁及欧元区泰勒规则的运用对欧洲央行的决策制定，通过详细深入的剖析泰勒规则在欧元区的应用，提出“随着金融体系走向证券化，国际化，制定与时局相适应的货币政策是必然的”这一观点。主要工作内容包括：
a 阐述了最优货币政策，以及在通货膨胀中的前瞻性。
b 运用欧元区泰勒规则对欧洲央行的决策制定进行了分析，使用平滑实证分析的方式进行理论与实例的分析，建立具体模型。
c 论述了泰勒规则对提高利率的作用及实现过程。
d 给出了本实验的部分关键性技术：
（1）建模方法
（2）实证分析法
e本论文主要研究工作：
(1) 建立了泰勒规则具体模型，归纳国内外对泰勒规则的研究及经验。
(2) 使用实例分析法对最优货币政策开展实例采集与分析，对泰勒规则在利率波动方面 进行讨论；
(3) 介绍前瞻性泰勒规则的理论原理和通货膨胀分析；
(4) 对利用实例分析结果进行图文说明，进行展示；
(5) 对利率平滑进行实证分析。
（6）加入货币政策改良方面的新理念，描述泰勒规则的溶入和引用，展示货币政策中的创新思路
本文对欧洲及我国货币政策改革具有借鉴和指导作用。
1.4论文的组织结构
本文共分四章。其组织结构如下：
第一章绪论阐述本实验研究的背景，包括泰勒规则运用的发展。说明本文研究内容的技术支持和时代背景，以及本文的理论基础和论文结构。
第二章对欧元区泰勒规则进行国内外理论研究与应用分析，进行图文展示并具体说明在提高利率方面的作用。
第三章对货币政策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探索，通过前瞻性分析，对最优货币政策进行总结。
论文摘要：自2005年7月21日起,
一、人民币升值的原因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低迷、萧条，许多西方国家面临着通货紧缩的巨大压力。与一些发达国家情况正好相反的是，
（二）内因
1.实际有效汇率。据imf估算,2002年人民币相对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名义有效汇率下降了6%,而根据胡祖六(2003)的测算,从2002年2月美元从其汇率的最高点贬值到2003年6月,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已经下降了11%。自1994年
2.购买力平价。“购买力平价”理论是一种重要的汇率决定理论。该理论认为,购买力平价(ppp),指一定时期内两种货币的汇率是由两种货币在本国国内所能购买的商品与劳务的数量来决定的。也就是说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的交换,实质上是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购买力的交换,长期均衡汇率是由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的购买力对比决定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人类发展报告》显示,2005年
（三）对外商直接 投资 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将增加外商的投资 成本 。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是以货币、实物及其它无形资产等形式投资的。人民币的升值,以美元为股本金的外商投资企业,兑换人民币的能力会减少,也就是外商投资的成本会随着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投资的竞争力。但是,外商投资成本的增加,对于特定的项目来讲,原来额定的投资规模所需的资金将不足,如果继续实施该项目,会促使外商增资,扩大其投资规模。人民币的升值会加速企业利润分配和再投资,不利于现有外企发展。人民币的升值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民币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外商将会加速企业利润分配,提高可分配利润的汇出比例,据被 调查 的外商投资企业反映,自7月21日人民币升值2%后,将利润及时汇出,要比升值前多获得2%的外币。同时促使外商决策、实施新的投资方案,不利于现有外商投资企业扩大生产规模。邯郸辖区8-12月利润再投资10621万元人民币,占全年再投资的79%,而去年同期为零。如河北文丰钢铁有限公司,是2002年注册成立的外商合资企业,该公司的外方柬埔寨荣丰投资有限公司,在2005年10月12日将2003年和2004年利润所得9900万元人民币,再投资到唐山中厚板材有限公司。因此，人民币的升值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外商的直接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