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2 17:3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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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并非是一项孤立的活动，而与其所处的文化体系有着内在的关联。不同的文化体系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管理模式，任何管理模式也只有在合乎自身文化基因的前提下才能够运作自如。美国管理史学家雷恩认为“管理是文化的产儿”，指出管理人员是在特定的文化价值准则和体制所支配的管理组织内作出决定的。李亦园先生也曾讲到“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与企业管理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说，管理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表现方式”[1](P119)。不仅是企业管理，实际上任何组织的管理模式都深刻地打有当地文化的烙印。在中国本土文化基因的影响下，产生了伦理型的管理模式。伦理型管理是以伦理为基础的管理模式，将伦理作为管理的动力机制与调控方式。在其中，管理的方法、原则、对象和目标等各个要素都以伦理为根本指向。中华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广泛且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体系之一，属于一级文化体系的范畴。一级文化体系是人类历史中所形成的最广泛的文明实体，是人类群体认同的最基础领域，有着“最高层次的文化组合和最广范围的文化认同”。中华文明有着与众不同的产生源头和地域特征，在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包含自身独特的经济生产方式、家庭及社会构造、社会制度、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民族性格及思维与行为方式等所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在内的有机体系。中国本土文化体系具有其他文化所不曾具有的文化专属性，包含着汤因比所讲的“不被其他文明所理解的东西”。基于文化与管理的关联性，探讨中国本土的伦理型管理模式，首先要对其生成所依凭的独特文化基因进行针对性分析。首先，以家庭为主体的社会构造为伦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组织前提。从文化发生学的视角来看，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都首先受到其所处地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因而对中国文化特性的分析，应从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入手。中华文明发端于黄河流域，属于湿润、半湿润的温带气候，这里幅员辽阔、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形成了一个巨大且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在这种生态环境下，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自然就成为人们谋生的首选，于是中国传统社会将农耕作为最主要的生产方式，强调“以农立国”。受自然地理状况与生产技术水平的影响，传统农业社会的精耕细作需要持久稳定的小团体通过长期合作来共同完成。血缘关系由于其天然凝聚力自然成为人们之间团结合作最强有力的纽带，并最终形成了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结构。中国是一个家族文化传统最为悠久和最具深度的国家，“家庭和血缘关系有一切理由构成研究前现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第一主题”[2](P147)。西方传统社会的海洋文明重视个人与团体两级，而湮灭了家庭一级，中国社会则恰恰特别倚重于家庭，对于个人和团体则隐而不显。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对东西方的社会格局做了精彩的比较，他认为“团体与个人，在西洋俨然两个实体，而家庭几若虚位。中国人却从中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以伦理组织社会，消融了个人与团体这两端（这两端好像俱非他所有）”[3](P99)。中国本土文化基因对家庭的倚重，为伦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最基本的组织前提。其次，以伦理为本位的价值理念为伦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根本法则。对家的重视使中国形成了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中国文化之特殊很重要的原因正在于此。张岱年先生曾指出：“半封建的大陆性地域、农业经济格局、宗法与专制的社会组织结构相互影响和制约，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生存系统，与这个文化传统相适应，孕育了伦理类型的中国传统文化。”[4](P32)以伦理为本位的价值理念注重的不是西方所强调的契约和法律，而是情理与礼俗，人们倚重于彼此之间的伦理关系，看重的是彼此之间的义务而非权利。“在西洋，个人主张自己权利而互以义务课于对方；在中国，个人以自尽其义务为先，权利则待对方赋予。是其一趋于让，一趋于争，固已显然不同。”[3](P192)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中伦理本位的价值取向表现出如下特征。一是，对伦理的倚重使人们在社会生活别强调彼此间的情感对待。伦理本位的社会重伦理关系，而任何伦理关系都始自血缘亲情，因此每个人都对自身所处的家庭和家族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在此基础上人们又将这种感情依序向外扩散。“伦理的社会就是重情谊的社会。在中国社会处处见彼此相与之情者，在西洋社会却处处见出人与人相对之势”[3](P86)。二是，伦理本位的社会注重人际间的角色规范与等级秩序，并以此为基础，将人们在长期社会交往中形成的礼俗作为彼此行动的依据。“伦”字在古代汉语之中本义为“辈”，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就讲到“伦，辈也”。清代段玉裁注释曰：“军发车百两为辈。引伸之，同类之次曰辈”。可见“伦”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上下高低的差等次序，伦理正是体现人伦关系之中这些差序和等级的规则和道理。中国传统社会特别强调对人伦等级的区分，每个人必须明确自己在伦理关系网中的身份角色并依此行事，做到不失其伦。对伦理等级的强调需要通过礼加以保障，以礼来正名，以此规范彼此之间的关系地位。伦理本来就是以共同地域居民之间的风俗惯例和习常规则等为基础所形成的生活法则，礼长时间作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再加之彼此间密切的伦理关联，就使得中国传统社会成为地道的礼俗社会。伦理与道德具有内在关联性，这又使得伦理本位的中国传统社会“以道德代宗教”，极为重视道德的功用，道德在其中即具有形上的超越意义又是治家理国的现实法则。最后，中国本土文化中独特的国民性格为伦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精神支撑。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持一种向里用力的态度，注重各种关系的持中调和。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不同于西方文明以人为万物主宰去控制进而征服自然，中国文化体系将人视作自然的一部分，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秩序，将“与天地万物同体”作为理想境界。于内对自身而言，向里用力的文化取向使得中国人注重德性修养，将修身看作是个我成圣成王的基本依据，“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讲究“反求诸己”，要求人们将内心固有的善端通过持续修养发用于外，这就使中国国民个性中极具自律精神和内省倾向。在人伦交往中，伦理本位的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了关系取向的文化个性。关系取向的文化注重人际间的互依性，认为个人利益只有在关系网络中才能实现。伦理本位的社会具有强烈的秩序情结，注重调和人伦关系以形成和谐的伦理秩序，个人必须明确其在关系网中所处的位置，在彼此的交往中需要通过对具体情境与关系的识别以做出合宜的行为。对关系取向的重视使中国人具有高度的群体意识，将群体的价值目标置于优先位置。中国传统文化生态注重伦理关联，一方面在社会中构建起错综交织的关系体系，另一方面通过相应的道德规约指明关系互动的基本法则，从而确保社会的稳定秩序。这些中国文化基因中独具特色的国民性格，为伦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精神支撑。
二、管理模式依凭的四重要素
基于文化与管理的关联性可以得知，在不同文化体系下会形成符合自身文化特质的管理模式。这些管理模式不同于个别组织在有限环境中所形成的组织管理方式，它们依托各自的地域文明而形成，属于广义的管理模式。笔者以文化体系与管理模式的关联为前提，以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理论和行为主义学派的人际关系学说为主要理论支持，总结概括出管理模式所依凭的四重要素。首先，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下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管理精神气质，其作为管理模式的内在精神支撑，成为管理模式所依凭的基本要素之一。管理的精神气质来源于人们在自身文化传统下形成的深层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是国民精神与国民性格在管理领域的集中展现。马克斯•韦伯曾经区分了社会行动的四种理想类型，即工具理性类型、价值理性类型、传统类型以及情感类型，他认为这些行动类型都离不开主观动机和主观意义，而这些行为方式的背后都具有深层精神气质上的支撑。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认为正是新教中工具理性的精神气质导致了理性的经济行动，从而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样，任何一种管理模式在长期历史积淀中也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精神气质类型。它是整个管理模式中最深层的支撑性假定，作为深层的思维理念居于管理体系的内核，它生根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却经常表现为一种无意识，决定着群体成员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管理的精神气质对管理模式的形成至关重要，任何管理模式都必须有自身内在的文化支撑，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理念，管理的精神气质类型为这一切提供了精神支撑。其次，管理的根本方法是管理模式所依凭的另一基本要素。管理的精神气质虽作为管理模式的前提是其生成的内在精神因素，但管理不能只停留在空灵的玄想之中，它必须落在现实社会的实践应用上才能实现其价值，而管理实践的开展首先依赖于相应的方法和手段。任何一种管理模式作为一个系统性的存在，会催生出多种管理方法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现实问题，但每一种管理模式受自身所处文化的影响，会形成一种管理活动赖以维系的根本方法。这种根本方法是最基本也是最稳定的管理方法，是其他一切管理方法的基础，组织的正常运转与成长发展都离不开对基本管理方法的运用。不同的文化体系会形成不同的根本管理方法，它作为管理模式中最基本的实体性要素，保证了管理的正常进行。通过马克斯•韦伯对统治的理想类型的划分可以进一步来分析管理的根本方法。韦伯指出统治与管理具有内在契合性，他将统治界定为“在一个特定的群体里命令得到服从的机会”[5](P238)，而管理的基本要求也是让成员听命于组织，依管理的需要进行活动。韦伯将合理———合法型统治、传统型统治、魅力型统治作为统治的三种理想类型，分别以法律规则、传统习俗、超凡魅力作为统治的根本方法，这些各自所蕴含的统治方法正是区分此三种类型的内在依据。由此可见，每一种理想的统治类型都有自身特定的根本方法，以保障权力的实现及统治的合法性，与之相应，管理的根本方法亦是管理有效推进的根本保障，反映出管理模式的最基本特征，是管理模式所依凭的根本要素之一。再次，对成员关系的考量也是管理模式所依凭的基本要素之一。基于管理模式与文化的关联性，地域文化中所形成的交往理念同样是当地组织管理中成员交往所奉行的基本准则。自行为主义学派兴起以来，对成员关系的沟通协调已被认为是组织有效运作的基本前提。管理必须依托于特定的组织，为达成组织目标必须使成员有效地聚合在一起以形成正式群体。组织是群体性的存在，而群体作为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必然存在着复杂的交往关系，那么对成员关系的考量就成为组织管理所要面临的基本问题。实际上人既是管理的主体，同时又是管理的对象，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人的管理，对人的管理不仅是对个体成员的规约，更有对彼此关系的协调。在不同的管理模式之中，受各自文化体系的影响，会产生出对彼此关系的不同假设，从而形成不同的人际交往理念与法则，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管理的不同风格与方式。最后，成员管理所要达成的理想目标也是管理模式所依凭的基本要素之一。管理目标作为管理的基本要素，是管理活动所期望的结果，成员结成群体参与组织活动正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德鲁克在《管理实践》一书中将目标看作是管理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指出“企业的使命和任务，必须转化为目标”。人作为管理活动中唯一具有创造性与能动性的存在主体，对人进行有效的管理，使成员听命于组织是管理活动最基本的诉求之一。对组织成员进行有效地管理，使成员依照组织的需求展开活动，即是管理实践顺利开展的基本要求，也是提高管理效力的应有之义。受所处文化体系的影响，对于成员在接受管理后呈现出何种状态才算作管理的成功与有效，不同的管理模式对此问题的理解存在着较大差异，这也直接决定了管理的风格与方式。由此可见，管理的精神气质类型、管理的根本方法、对成员关系的考量以及成员管理的理想目标是管理模式赖以依凭的四重要素。这四个方面深受所处文化体系的影响，是文化与管理相互影响和渗透之后的共同产物。精神气质作为内在的精神支撑，居于管理模式的深层，确立了管理的精神理念与内在风格，为管理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基调；管理的根本方法则是任何管理模式所依凭的根本手段，是管理模式现实运行的基本方式；对成员关系的考量来源于文化传统中对人际交往关系的根本看法，它确立了组织成员之间交流互动的基本法则；而成员管理的理想目标作为管理模式的又一基本要素，决定了经过管理活动后组织成员所应达到的理想状态。这四重依据并非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彼此关联，互相作用，共同构成了管理模式的有机体系。
三、伦理型管理模式的根本样态
受伦理本位的文化生态影响，在中国本土文化体系下形成了伦理型的管理模式。实际上，伦理与管理本来就存在着共通之处，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伦理的本意是通过对人伦关系的协调与规范以实现秩序和谐。管理在本质上也是处理各种关系的活动，是为了实现预期目标而以人为中心的协调活动。由此可见，伦理和管理在协调关系以实现秩序目标上具有共通性。伦理型管理模式将伦理作为管理的根本依据，将伦理渗透到管理活动的各个环节，伦理不仅是管理的基本方法，而且还成为整个管理活动的精神支撑与价值归宿。依据上述管理模式所依凭的四重要素，以中国文化体系为基础的伦理型管理模式有着自身鲜明的存在样态。首先，伦理型管理模式依托于人们之间密切的伦理关联，管理的精神气质类型体现为一种不同于西方工具理性的情理精神。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将各种人伦关系都赋予了温情脉脉的情感内涵。梁漱溟先生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人的生命，不自一个人而止，是有伦理关系。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即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所贵乎人者，在不失此情与义。‘人要不断自觉地向上实践他所看到的理’，大致不外是看到此情意，实践此情义”[3](P131)。情理是人伦关系中规范彼此感情的道理，情理精神意在合情合理，将情与理在人们的思维意识中交织在一起，共同指导人们的行动。伦理型管理模式中的组织成员重视内在感情的自然表达，将成员间的情感关联作为组织生活的重要价值目标。值得注意的是，伦理型管理模式所强调的“理”并非是西方管理思维中纯粹的工具理性，而是一种关乎人情的道理，是处理人伦关系的规范与法则。西方管理思维中的工具理性精于计算，需要尽可能排除管理活动中的个人感情，避免受人为因素的影响，使得管理成为纯粹的技术化和程序化活动。而伦理型管理所强调的恰恰是最能表达人们彼此亲密感情的情理精神，通过人际间的温情与关爱来协调成员秩序，实现成员对组织的自觉忠诚。其次，伦理型管理模式将道德作为管理的根本方法。伦理型管理下的组织成员内在蕴含着情理精神，成员之间具有亲密的伦理关系，彼此相互熟知且具有深厚情感，对这种人性化组织的管理更适宜运用道理的力量来规约，而非要求成员对组织规范强制服从。伦理本来就是由共同地域的居民在长期交往中所形成的风俗习惯衍生而来，是在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道理法则，因而道德就成为了伦理型管理模式运作的根本方法。道德作用于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内在的个我修养还是外在的经济、政治等一切社会活动，都离不开道德的引导与规约。对道德的重视表现在人伦交往之中则是中国人重彼此义务而轻自身权利。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管理模式将严格规范的法律规则作为有效管理的根本保障，而在伦理型管理模式中，与道德相比法律被置于相对次要的位置，仅作为管理的辅手段存在，正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甚至在中国传统法律规范中也处处显露出对道德情感的考量，孔子就将其父攘羊后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论语•子路》）作为一种合乎直道的正义行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审判主张“哀敬折狱”，要求法官以悲怜审慎之心来断狱，也充分体现出伦理型管理的道德倾向。有学者就指出“重亲情伦理”是中国法律精神的一个鲜明特色，是维系中国两千年“平稳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历史上是“相当有效”的。[6](P65)在伦理型管理模式下道德贯穿于组织管理的始终，不仅成员个体具有内在的德性自觉，组织的正常运转也离不开道德的力量；不仅组织运作的动机要符合德性要求，其结果也不能与道德价值相背离。再次，伦理型管理模式尤为重视组织成员间的伦理关联。在伦理本位的文化生态中，伦理已然成为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要素。有学者就曾指出“西方人的不朽是在宗教中实现的，而中国人的不朽则是在伦理中实现的”[7]。西方社会个体与团体之间泾渭分明，有着明确的界限，而伦理本位下的中国传统社会绝不存在原子式的个体，人们自始至终都处在诸多伦理关系的包围中，无法脱离伦理关联而独立自存。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伦理关系网，每个人都作为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而存在，在关系网络中认定自我并实现自我。对伦理关系的重视使得中国文化基因下的个体成员大都具有集体主义的行为取向，将集体目标的实现放在优先位置。伦理型管理的关系模式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维度：一是成员之间横向的情感关系，其于内发自成员的自然感情，是主体善良意志的充分表达；于外表现为对他者尽心竭力的无私关爱。组织成员横向的情感关联既非单向度的义务，亦无等级权威的特征，情感关爱是互相给予的，关系双方具有对等性，成员之间都不计算个人得失而以真情厚意彼此相待，营造出恩爱和睦的组织氛围。二是组织成员之间纵向的等级关联，等级差别是伦理的应有之义，伦理型管理需要人们明确自身在组织中的角色地位，并依据与自身相对应的角色要求进行活动，以确保组织的稳定秩序。横向的情感关联与纵向的等级秩序相耦合，在组织中形成了牢固且有序的关系网络，共同构建起有机的伦理共同体，极大地增强了组织的聚合力。最后，伦理型管理模式以成员对组织的情感忠诚为归宿。西方管理模式强调个人主义理念下成员对组织的工具性承诺，它以个体与组织订立的契约为基础，依赖明确的规章制度、法律合同等外在控制方式强制性的确保成员对组织的机械服从。而伦理型管理模式强调个人的情感参与，重视成员主体性的发挥，在此基础上通过尽心尽力的推己及人，将主体内在的仁心仁性推扩到组织之中，把自己的一切情感与力量都毫无保留的奉献给组织。伦理型管理模式所要达成的忠诚目标以亲密的人伦关系与深厚的情感关爱为基础，本质上是组织成员对所依存关系的承诺与依赖。可以说，伦理型管理的忠诚是一种主动忠诚，是主体内在的道德自觉与责任担当，这种忠诚由内而发指向外在他者，是人们对组织其他成员以及组织整体的情感对待和真诚奉献。基于组织生活中形成的亲密关系与深厚情感，成员个体对组织的忠诚不再需要外在契约的约束，而是内化为组织深层的价值观念，与组织融为一体，表现出自愿自觉的忠诚态度和忠诚行为。在伦理型管理模式中，组织成员在长期交往中既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又形成了稳定的等级序列，组织已成为保障个体存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共同体，成员在组织生活中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与归属感，将组织整体利益放在首位，表现出极高的忠诚向度。
综上所述，在中国本土文化体系下生成的伦理型管理模式以情理为管理的内在精神气质，以道德调控为管理的根本方法，在管理过程中注重成员间的情感关联与伦理团结，将成员对组织的情感忠诚作为管理的终极目标。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今日，源于本土文化基因的伦理型管理模式对中国社会的组织管理均产生了持久效力和深远影响。
作者:王润稼 单位:北方工业大学学院
参考文献：
［1］李亦园.文化与修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4］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5］［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论文摘要]传统法律文化是现代法治的逻辑起点和文化资源。作为人类历史的沉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有其固有的逻辑进程和自身延续性的道德价值观和秩序准则。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律文化必须对传统法律文化进行扬弃。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观念
法律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系统中体现出来的有关法的普遍的社会态度和社会价值。其表现为人们对法律性质的认识,对法律价值的评断,以及对法律在社会系统中的地位的理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有其固有逻辑进程的道德价值观和秩序准则。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夏、商、西周的“礼治”时期,此时法作为“礼治”体系的组成部分而存在;2.春秋至秦的“法治”时期,此为“礼治”衰败而“法治”兴起的时期;3.汉以后的礼法结合时期,此为以法为制,以“礼”为魂的时期。在“礼治”时期,法仅为“礼治”体系的一个部分。在“法治”时期,法作为新型的制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法从“礼治”的体系中独立出来,与“礼治”分庭抗礼,形成了“法治”与“礼治”、“法治”与德治、“法治”与人治之争。汉中期以后的“礼治”复兴,并非对三代“礼治”的复辟,而是在总结了三代“礼治”和秦朝“法治”的基础上找到了“礼”与法的最佳结合点,即以“礼”作为法的精神或灵魂,以法体现“礼”所提倡的人伦道德,就是所谓的“礼”法融合。[1](P110)从法律制度层面上看,传统中国法以国家利益为本位,以君权为核心;从法律情感层面上看,惧法、“无讼”是其鲜明特点。
现代法治以法律至上、保障人权、赢得民心、制约权力和司法职能独立为核心内涵。其要求社会中所有的人都按照代表公众意志的法律制度来处理社会关系,以及法律应注意限制统治者的权力。可见,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如:(1)“人治”传统与“法治”要求的冲突;(2)特权观念与“平等”原则的冲突;(3)“德主刑辅”与“法律至上”的冲突;(4)重“信”轻法与契约意识的冲突;(5)重“刑”轻“民”与“刑民”并重的冲突;(6)消极避罪观念与积极守法精神的冲突;(7)“义务为本”与“权利本位”法律观的冲突;(8)“非讼”观念与公断意识的冲突。[2](P59-62)
二、现代法治的逻辑起点
现代法治与法律文化的联结点来自于法律文化对法律制度的社会,它塑造着一种普遍的社会精神,从而对附着在社会特征上的法律制度的演进和发展发挥主导性、支配性的影响。现代法治要求“法”必须既能满足人的主体需要、权利、尊严、自由,又能契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法律是文明的产物,是文化的因素,法律除了由经济决定,受政治影响外,还来自文化的遗传。源于文化本身的延续性,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具有不容置疑的相容性。“作为制度的现代法治并非是从变法或移植中得来的,而是从传统法律文化的精神中演化来的。”[3](P17)现代法治的逻辑起点是从对传统法律文化的解读开始的。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其作为人类历史的沉淀有其自身的延续性与继承性,其“不仅是历史地存在的过去,而且是历史存在的现在,它在一定历史时代可以达到高峰,也影响着后世的制度模式、风格和习俗。具有不可被排除或消灭的顽强生命力。”[4](P310)西方的精神也绝非近代之物,只是到了近代才有了实践意义罢了。早在公元前12世纪,古希腊人由于多利亚人的南侵而被迫跨海迁徙。“跨海迁徙的第一个显著特点是不同种族体系的大混合,因为必须抛弃的第一个社会组织是原始社会的血族关系。”[5](P130)因而在跨海迁徙的航行中,古希腊人幸运地把人身依附关系抛进了大海,而散布在爱琴海上的若干城邦则为海上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机。一方面是获得了独立人格的生产者地位,一方面则开辟了广阔的商品市场,古希腊社会开始步入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发展改变了社会政治结构。平民依靠其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向贵族要求更多的权利和自由,城邦民主制就在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与妥协中逐步建立起来。平民政治把字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变成了实际上的民主制,把少数公民的民主制变成全体公民的民主制。这就是精神的最初体现。[6](P383)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的相容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缺乏世代相传的民族法律文化心理的支持与认同,无论现行社会秩序受到现行法律规则的怎样强化,也是脆弱的不稳固的。”[7](P355)
“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的创造”[8](P603),“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就没有现代的欧洲”[9](P220)。现代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选择,但通向现代化的途径却会因历史文化、地理环境、国民性等种种条件的不同而相异,“西方法制的现代化,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个别现象,而是具有世界化的趋向,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法现代化并非西方文明独占品,它在每个国家总会有自己民族的特点。法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变革过程,在不同的民族、国家和地区,这一进程的动因、表征及后果是各不相同的。法现代化进程的多样性是一个客观性的定在,在这种多样性的背后,凝结着各个国度法律文化发展的固有逻辑。”[10](P301-302)近代日本的成功,说到底乃是文化的成功,是文化融合的成功,即引进的西方法律文化与日本的法律传统找到了契合点。单纯的法律移植若不能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扎根于本国社会的文化土壤,往往难以达到理想状态。“中国法治之路必须利用本土的资源,注重本土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11](P6)“法律条文与制度的渗透类似于贸易商品的进口。进口可能损害民族经济,但是,在评价这种不平衡时还要与闭关自守很可能带来的匮乏相比照,况且这种不平衡可能是临时性的。”[12](P14)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扬弃能够降低法现代化进程的成本。
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思想精髓
1.“礼治”主义的法律原则
“礼治”始于殷商,盛行于西周。“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13]。“礼”的实施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14]国家的典章制度也以“礼”为核心。“礼”起着“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15]的“法”的作用,而涉及的范围却比“法”广泛得多。“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16]“礼”与法的统一,构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两大基本要素。法律在治国方略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但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7]用政治来教化人民,用刑罚来管理人民,这样做,人民只想到如何免于刑罚,不会想到是不是可耻;用德行来教化人民,用礼来管理人民,人民不但守法知耻而且能改过向善。现代法治建设应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礼治”主义精神中吸取营养,借助法、德功能上的互补,法、德结合,规范社会,维护秩序。
2.“法贵遵守”、“刑无等级”的法律思想
春秋以后,中国出现了“法治”思想。以李悝、商鞅和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提出“以法治国”的口号,强调法的重要作用;主张有法必依、赏罚分明;倡导富国强兵。在“法治”精神指导下,统治者极端重视法制建设,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法,出现了律、程、课、式等相对稳定的法律规范和“制”、“诏”、法律答问、廷行事等相对灵活的法律规范。尽管理论界普遍认为法家的“法治”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相去甚远,充其量不过是“法治”的萌芽,但其“法贵遵守”、“刑无等级”的法律思想却是难能可贵的。“所谓一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新晨
有功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18]虽然,这里的“刑无等级”有一定局限性,未包括君主,这是由于当时君主专制政体决定的,但法家能在封建不平等的制度下提出这一进步思想也是不容易的。法家认为法具有普适性,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19]。法律不偏袒有权势的人,“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20]。除体现为“刑”的法律,还有大量制度化的“礼”,从“周公制礼”到唐律的“一准乎礼”,这种“法贵遵守”、“刑无等级”的思想是极具现代价值的。
3.以“和”为贵的法律价值选择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2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解决纠纷以“和”为最高价值选择。礼的运用,贵在能和。先王传下来的道,以礼为最美好,不论小事大事都是由此而行。“和”的价值追求即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反映在纠纷的解决上,就是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互作让步求得纠纷妥善解决的一种机制。这种解决纠纷的“和”的思想是当今法治实践中不可多得的历史智慧。今天的调解制度正是传统法律文化解决纠纷“和”的思想的积淀,其既降低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也降低了法院的司法成本,符合司法效益的原则。从我国司法体制的架构来看,调解在基层法院承担着绝大多数民间纠纷解决的职能。
因而,在中国法治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必须对人类历史经验进行总结,挖掘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伦理精神,辩证地诠释其思想精髓,合理地吸取其精神内核,并对其进行充实与超越,最终确立我国现代法治的伦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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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知识经济潮流对应用型会计人才定位，构建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的理论框架，确定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目标与模式，使培养出的应用型会计人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不断由低级向中、高级过渡已成为会计界和会计领域及会计教学过程中研究、探讨和解决的主要问题要之一。应用型会计人才是一个具有立体感的时间性概念，其职能和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在不断变更着。建立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要围绕经济建设进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经济建设服务，即培养目标的建立要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培养模式的形成要以培养目标为导向，良好的培养模式下所形成的应用型会计人才是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人力资源群，即巨大的无形资产，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提出对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的新的目标，从而形成由“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培养行为——推动社会经济进步——构建新的培养目标”的良性循环系统。
一、对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目标与模式研究的背景。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市场对应用型会计人才各方面要求在发生逐步的转变和提高，而形成应用型会计人才主要途径的会计教育必须进行改革才能使培养出的应用型会计人才适应会计人才市场的需求，会计教育改革的首要问题就是确定正确的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目标与模式。现行会计教育存在着培养出的学生与会计人才市场对会计人才的需求严重脱节的问题，很多大、中专甚至本科会计专业毕业的学生在学校接受了的会计教育，毕业时却与会计工作失之交臂，没有或不能从事会计工作，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是他们在学校学习的东西在参加工作时根本就派不上用场；而在这时会计行业又在呼吁急需会计人才，原因是他们所拥有的会计人才知识结构陈旧，这就出现了会计人才青黄不接的现象。会计教育部门因为学生不能就业而简单的判断会计专业面临“萎缩”局面，要减少对会计专业学生的招生；而市场中却呈现会计人才供不应求的局面。那么市场需求的会计人才究竟应当是什么样的？学校培养出的会计人才为什么不能在市场中就业？这里就突出一个应用型的问题，也是我们讨论和思考的主要问题，改变会计教育所面临的这种局面是我们所必须研究和探讨和解决的问题，为了适应市场对应用型会计人才需求的这种趋势，我们在这里专门针对会计教育培养应用型会计人才这个问题展开研究。
二、重构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目标是实施应用型会计人才教育的前提。
（一）影响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目标确立的因素
1、知识经济的发展对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知识经济是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种经济形态，它是建立在知识与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上的经济。其最重要的特征是将知识转化为资本，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知识经济的到来，为各行各业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也为会计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1）知识经济时代要建立起应用型会计人才是资本市场支配者和企业生命主导者的新型理念。随着经济体制的变迁，改革开放的深化，会计的职能和作用在潜移默化的变更着。仅仅核算、反映、监督经济业务运行的全过程并反映经营成果的会计已不再适应知识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知识经济要求应用型会计人才转变工作理念，树立全局观念，扩展企业理财思路，从微观的具体的会计核算工作中解脱出来扩展到宏观的全面的企业管理工作中去，支配资金运作，增强企业活力，成为企业利润的创造者，资本市场的支配者。
（2）知识经济时代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形成要求应用型会计人才熟练掌握会计电算化和运用会计网络传递会计信息。会计电算化使会计由手工记帐的“原始社会”进入计算机会计处理的“文明时代”。会计电算化实现了会计信息瞬间无误处理，摆脱了繁琐的手工记帐程序，提高了会计数据处理速度，保证了会计信息质量，突破人工计算对计算复杂问题产生的限制，使原来为追求简便而简单化了的计算得到完善，使之能更准确地模拟和反映企业的经济运行过程。实施会计网络化使会计信息共享是会计在二十一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重大变革。会计网络化是在会计电算化基础上的高科技结晶，它会使全世界投资者通过网络了解一个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可以使企业足不出户而将其财务信息传递到世界各地。
（3）知识经济条件下计算机和网络的普及大大减少了会计核算的工作量，使会计工作重点由核算转变为对会计信息的分析和财务管理，实现了会计由核算型向管理型的转变。由核算型会计转变为管理型会计，就是将会计工作的重心由传统的对会计信息的加工转变为对会计信息的分析、运用。在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上，企业管理是以财务管理为中心，会计的功能不仅仅是反映经营成果，更多的是参与企业管理。据有关资料记载，在美国大企业只有29％的会计人员从事会计报表及相关反映企业经营成果的工作，71％的会计人员从事资本运作、财务管理和预算管理等管理工作，而且美国约有70％的公司总裁是来自于财经方面的专家，而且是以会计行业的专家为主。知识经济时代是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是知识创造利润的时代，运用客观、真实的会计信息进行财务分析、财务预测、财务决策，并将其运用于企业管理，不同层次的应用型会计人才为企业创造出不同的利润。
2、经济体制改革改变了资源配置的市场环境，人力资源的地位和作用开始显现，为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目标与模式的建立提供了新的思路。经济体制改革改善了市场环境，建立和优化了经济行为在市场活动中的“游戏规则”，调整了人力资源的配置比例和人力资源的知识结构，会计理论、会计方法和对会计行为规范的要求等也随之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要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去，应用型会计人才是直接的传递者。
（1）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目标的确立应充分考虑市场对人力资源需求的现状。“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就是人，人是科学技术的创造者，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应用型会计人才，其一是经济信息的主要提供者，其二，是实施会计教育行为的结晶。考虑和研究市场对人力资源的需求现状，首先可以使社会得到所需的应用型会计人才；其次，可使学校实施的教育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任何一种行为，只要使社会效益最大化，即使没有眼前的经济效益，也会实现一种良性循环，最终实现经济效益和其他效益的最大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人力资源是相对于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等物质资源的一个概念，同属于无形资产的范畴，但人力资源的价值是不可估计的，人力资源能创造出巨大的财富。
（2）经济体制改革使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成为学校和用人部门共同确定和研究解决的问题。A、高中教育之后进入社会之前所接受的教育，其培养目标的确定要着眼与如何将培养出的人才推向社会。推向社会是基本的定位，要想推向社会，其方式方法很多，但最基本的是社会用人单位和部门对人才的需求，要把学校的培养行为转变为学校和用人单位的共同行为，例如由学校招生实施教育，接受教育结束，把学生推向社会这一行为转变为企业定人才类型、人才规格、数量，委托学校招生和教育的“定单式”教育行为或过程。B、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后续教育，其培养的目标的确立要着眼于如何提高被教育者的理论水平，实践能力，开拓被教育者的专业思路。经济体制改革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发展和完善是终身教育成为必然，后续教育是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终身教育有被动接受者和主动接受者两种类型，然而无论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都是由于用人部门或单位所需的人才和正在拥有的人才产生差距而急需改善人才状况所造成的。
（3）只有完全摒弃仅依靠学校的力量培养应用型会计人才的思路，才能真正找到培养适应经济体制改革需求的应用型会计人才的途径。学校依托企业办学或干脆转变为企业办学校，成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思路，应用型会计人才作为经济活动、经济信息提供的主体，其培养行为的市场依赖性将会更强，例如，现有经济发展条件所需的“收银员”与计算机技术普及前需要的“收银员”在知识结构、理论水平、操作能力上的要求就有许多不同之处。
经济体制改革了市场环境中的“游戏规则”。改变了市场对人才需求的层次及人才素质的要求，改变了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目标。
3、全球经济一体化为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了创造新的发展机遇。
（1）全球经济一体化扩展了应用型会计人才的活动平台。加入WTO后，会计作为一种商业通用语言参与国际间的经济交流；会计人才作为经济信息的提供者，市场将由有限的国内发展空间引向国际发展空间，这对应用型会计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语言能力的要求，适应环境变化的要求，从而对作为生产应用型会计人才的会计教育提出了新的思考，如何去适应环境的变化等问题摆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2）随着国际办学机构进入我国市场，对我国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竞争愈加激烈。加入WTO后，我国的教育市场逐渐开放，大量国外的办学机构涌入我国，都来争先恐后地分吃中国市场这块大蛋糕，无形中对我国教育事业形成了压力。国外的办学机构有着与我国培养目标与模式不同的办学思路，有着不同的教育方法和教学体系，有着与中国教育机构不同的吸引力。还有些经济较发达的国家，他们有着先进的会计理论体系和会计实务知识，都会为我国本土化的会计教育带来冲击。
（3）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工作实现跨国界的转变。外国的办学机构可以进入中国办学，中国的学校也可以走出去；同时，外国的学生也可以到中国来学习，中国的学生也可以到国外去，从而实现会计人才培养和受教育者接受教育的真正的全球化和国际一体化。
（二）构建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目标的总体框架
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目标是要使所培养的会计人才既通晓会计理论又善于会计实践，不仅能较好地利用会计理论指导会计实践，又能将会计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提升为理论。只不过层次不同其理论升华和实践运用水平不同而已。
1、将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成一个集理论与实践于一身的全才。会计行业的特点是实践性、操作性较强，但实践经验和操作技能直接接受理论的指导。理论指导实践，实践验证理论，彼此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将此种思想与人才培养问题相结合，便会得出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目标是一个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目标通过接受教育（学历教育、后续教育）最终要实现应用型会计人才具备一定的理论水平，并能将理论付诸于时间；同时又能将实践转化为理论。通过相互促进，实现人才规格的不断提升。
2、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目标既是教育目标，又是经济目标，还是市场目标。教育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专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确定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目标必须进行市场调查，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按市场需求确定培养目标，应用型会计人才的的培养目标是随着市场需求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要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不断调整。
3、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是个动态概念
应用型会计人才是具备一定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全才基础上的专才，主要围绕宽口径，即知识面宽；厚基础，即基础扎实，根基牢固；广用途，即不仅仅能从事会计核算、会计管理工作，还能介入到其它经济工作中去；多层次，即能适应不同的社会需求这四个角度为出发点确定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目标。而无论是口径、基础、用途、层次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使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目标成为一个动态概念。
（三）按人才类型确定各层次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目标
学者们根据一定的标准将人才分为四大类，即学术性、工程型、技术型、技能型。我们将从会计职业的特点和会计从业人员的特点结合人才的分类也提出了应用型人才包括工程型人才、技术型人才、技能型人才均为应用型人才，将应用型会计人才分为三类：即工程类应用型会计人才，技术类应用型会计人才，技能类应用型人才。他们应该分别具备不同的理论水平、实践能力、知识结构和实践技巧。下面的内容中，我们试图将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目标分别描述：
人才类型
特点
职称层次
会计教育层次
工程类应用型会计人才
具有将各种理论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
高级会计师
硕士研究生
技术类应用型会计人才
应用智力技能来完成工作
中级会计师
本科教育、高职高专教育
技能类应用型会计人才
依赖操作技能来完成工作
初级会计师
中专教育，短期培训
1、工程类应用型会计人才。以开展财务管理活动为主，亲自指导会计实践，集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为一身的应用型会计人才。这类会计人才要全面掌握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知识；要具备对企业经济活动进行事前预测、事中控制和事后考核的能力；要能依据已搜集到的各种经济资料，设定某些经济参数，采用一定的管理会计方法，对企业某一方面的经济活动趋势作出事前预测或规划。能融理论和实践于一身；能指导全局性、整体性财务工作；能为企业财务管理进行整体规划；能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突发事件；能为企业管理提供意见和建议。
2、技术类应用型会计人才。以从事会计核算工作为主，并进行适当财务管理和财务分析的应用型会计人才。该类会计人才，其工作的侧重点仍然是进行会计核算，但在会计核算的过程中注重智能运用，能根据所产生的会计信息进行财务分析、财务预测、财务决策，要有较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技能性应用型会计人才。以从事会计核算工作为主的应用型会计人才。该类应用型会计人才工作的重点是进行会计的核算、反映和监督，具备一定会计基础知识，较好地掌握会计核算能力和熟练的计算技术，能够操作计算机和使用会计软件，并最终能编报真实可靠的财务会计报告。这类会计人才主要依赖操作技能来完成工作任务，从事执行性会计工作，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支中坚力量。因此，大量具有一定会计基础知识和会计专业操作技能的应用型会计人才是我国经济管理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人力资源。
三、研究和探讨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的模式。
“模式”词义来源于“模型”。“模型”最初本意是用实物做模的方法。后来，模型由实物模型发展为非实物的形式模型，例如数学模型。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中，非实物的形式模型向更多的领域扩展，并使用“模式”这一词。例如方法模式、教育模式、经济模式、社会模式等。在这个时候，“模”包括了实物模型的意义，“式”包括了形式、样式的意义。“模式”一词兼容了实物与形式两大类。本课题研究和探讨的是一个人才培养模式问题，这个模式不但兼容实物与形式，而且将实物和形式动态化，是一个与人才成长息息相关的问题。人才培养模式为培养目标服务，培养目标决定培养模式的选择，同时培养模式实现培养目标是实现目标的指定路径。
（一）对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的理性分析
1、培养模式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培养模式是根据培养目标的提出来并为实现培养目标服务的，是指导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活动的依据。良好运行的培养模式能将培养目标渗透到人才培养活动中去，并通过培养活动实现培养目标。如图所示：
构建
培养目标
培养模式
运用
培养活动
（教学活动）
实现
2、培养模式根据人才成长规律使培养活动（教学活动）系统化、秩序化。目标是岸，模式是航线，培养活动（教学活动）是舵手，三者缺一不可。在培养模式的规范下，培养活动在系统化和秩序化的前提下发挥自由空间，通过各种渠道，如中专教育、高职高专教育、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等形成达到的不同目标。
3、培养模式是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过程中的精髓。只有培养目标和培养活动的教育行为就犹如只有躯壳没有思想的行尸走肉。培养模式是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中枢环节，连接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1）培养模式体现教育的目的性。教育目的是社会对所要造就的社会个体质量的总体要求，对教学方向、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管理起着决定作用。教育的目的性与宏观经济环境相关联并产生相互的作用，教育的目的将促进宏观经济发展，宏观经济的发展调整教育目的。而培养模式中完全渗透着教育的目的。
（2）培养模式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要体现主体多元化特性。社会、学校、学生都将成为培养模式中的主体，强调多元化，坚持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及用人单位共同商定的原则，同时也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
（3）培养模式的内涵中要体现层次性。人才培养模式主要是围绕“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养”这两个基本问题而展开的。据此，人才培养模式应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第一层次，目标体系，主要指培养目标及规格；第二层次，内容方式体系主要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培养途径等；第三层次，保障体系，主要指教学队伍、实践基地、教学管理和教学评价等。
（4）模式的实践性和可行性。人才培养模式是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结晶，尤其应当强调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经过实践证明的行之有效的代表性的模式，才有生命力，才有借鉴作用。
（二）确定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的出发点
1、实现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相结合。从一般意义上讲，通才教育是当代人才培养的大势所趋。但现实的问题是我国应用型会计人才的教育仍然处在"专才教育"阶段，学校的专业特性不可能改变，社会各行各业所迫切需要的仍是数以百万计的各级各类专门人才。所以，对应用型会计人才实施通才教育在理论上虽然具有无可辩驳的合理性，但在实践上（无论是社会的现实需要还是教育的现实条件）尚存在一定的难度。因此，确立与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的，并为我国现阶段教育力所能及的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必须将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有机结合。
2、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我国高中后教育在"专才教育"模式下，突出的弊端就是自然科学教育与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分离，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培养学生认识、适应、掌握发展了的世界，并着力于教会学生知识和本领，教学的内容也是一些以知识、技术为主的纯科学的东西，忽视了让学生从人生意义、生存价值等根本问题上去认识和改变自己，以致有许多人虽然掌握了一定的知识和技术，却没有健全的人格。现代社会的发展强烈地呼唤着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统一，把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成为既有高尚的人文精神、又有良好的科学素养的一代新人，既会做事、又会做学问、更会做人。因此，在应用型会计人才中不仅要进行科学教育，还要进行人文教育，使人文精神与科学素养得到统一。
3、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是教育教学的一条很重要的原则。全面系统地掌握各门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是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基本要求。那种迎合空谈理论的急功近利的思想，是不利于培养懂理论、能运用、具有创新能力专门人才的。同时，空谈理论，不谈理论产生的实践根源，也不谈理论如何应用于实际，或者不以适当的实际材料帮助学生获得完全的知识，使理论脱离实际，也是不行的。社会实践是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的基本途径之一，它不仅可以使学生巩固和加深理论知识，学会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实践中工作能力和专业技能有重要作用，而且是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增强劳动观念和事业心、责任感，提高思想政治觉悟的重要途径。因此，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应以理论知识传授为主导，把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培养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应用性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构建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的问题，实际上是为受教育者构建为达到一定的知识体系、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应当接受什么样的教育的问题，它与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紧密相关。构建应用性会计人才培养模式，并不是全盘否认过去的做法和成功的经验，而是在更新教育观念的基础上，力求站在经济发展的最前沿，重新审视过去的人才培养模式，有摒弃、有创新地构建出符合市场需求的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
1、培养目标：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的依据。
研究培养模式首先涉及到的就是培养目标问题。如前所述，培养目标则是由社会需求的人才类型、人才层次决定的。这里不再重复论述。
2、素质教育：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的基础。
知识经济时代的人才特征，不仅在于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更在于基础素质，其中，创新素质、人文素质居其他素质之首。知识经济的核心是知识的不断创新，知识创新的基础是创新人才的培养，而创新人才是决定一个民族竞争力强弱的关键要素。由此可见，培养大批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应用型会计人才，是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根本任务。人文素质体现了一个人的思想道德修养，反映了人才的质量。加强人文素质教育，需要从知识经济发展需求的高度，把知识的传授与道德精神的熏陶融为一体，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素质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教会学生做人。为此，要在教育思想上变过去单纯地以培养学生“做事”为目标的模式为既培养学生“做事”，又培养学生“做人”的模式上来。就人才素质的整体而言，“做人”比“做事”处在更为基础、更为重要的位置上。21世纪的教育，不仅要使学生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而且要促使其学会做事，更重要的是促使其学会做人，学会合作，要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社会责任感和事业心的人，培养成为具有科学文化知识和创新能力，会与人共事的人。从这个意义上去认识素质教育是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的基础。
3、拓宽专业：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的方向。
一个学校的专业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校对社会的服务方向。一个学校能否建立主动适应的市场机制，关键在于能否根据区域产业结构的变化，适时地调整专业设置和专业结构，不断拓宽专业口径，为社会培养适销对路的人才，为学生创造更宽阔的就业渠道。因此，必须根据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的要求，按照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结合区域经济发展优势，在拓宽专业口径上下功夫。横向上，拓宽专业口径，淡化专业界限，按大类专业招生；纵向上，延伸专业内涵，改革传统专业，扩大专业服务范围。
4、课程整合：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的核心。
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其重要一环就是课程的整合与重组。因此，我们要用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对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过程中的课程进行分析，从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高度重新审视原有课程体系问题，该整合的必须整合，该重组的必须重组。
5、“产、学、研”结合：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的关键。
“产、学、研”结合是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中的重要特色，是培养学生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与创新素质的有效途径。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科学技术的进步，知识经济的发展，生产劳动的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因此，“产、学、研”结合在新的发展时期，应有新的内涵。学生如果不经过产业实践这一环节的锻炼，就不可能有很强的实践动手能力，也就不可能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因为创新能力、实践能力都是在大量产业实践中培养的，而产学结合是其实现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