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2 17:39:26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证据法学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众所周知，我国现行的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规定只有八条，包括：证据及其种类；证据收集的一般原则；运用证据的原则；向单位和个人收集证据；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原则；证人证言的审查判断；证人的资格与义务；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保护等。就以上八条规定的内容而言，原则、笼统、操作性不够强。由于它是历年来办案经验的原则性总结，加上当时的立法背景，这些规定多数是一般性的原则规定，与办案的实际过程和具体运用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论文百事通新出台的两个规定，针对刑事证据的收集、审查、定案等诉讼各个环节的运用，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一改过去的原则、笼统之弊。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正和发展，是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前奏。
两个规定的内容完全符合中央关于司法改革的决定。2008年中央批转中央政法委关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完善刑事证据制度”，其具体内容包括：明确证据审查和采信规则及不同诉讼程序的证明标准；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和保护制度，明确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和程序等。这些内容在《办理死刑案件的证据规定》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都有所体现，解决了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期盼已久而尚未解决的问题。例如，审理死刑案件过程中的证明标准问题，对各种证据的审查判断问题，间接证据的定案问题，还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以及如何排除的问题，都很有针对性，都是对办案中的实际困难的破解。这些做法完全体现了中央关于司法改革的基本精神和要求。
死刑案件人命关天，质量问题特别重要。刑事错案的发生主要是在事实认定、证据审查的运用方面出了差错，并且绝大部分与刑讯逼供直接相关。两个规定抓住这一核心问题，沿着刑事诉讼过程，从证据意识、证据观念到证据的收集、固定、扣押、保管、移送、质证、认定等各个环节，作了全面、系统的规定，只要办案人员认真地加以贯彻落实，案件的质量就有了保证。
电子文件不宜被笼统地称为“电子证据”或“计算机证据”
对于电子文件的概念，目前国内外档案学界最为主流的观点认为，电子文件应该是"文件"这个属概念加上"电子"这个限定词，即电子文件在本质上仍然是属于"文件"的，在形式上是表现为电子数据信息的。①但是，电子文件与"信息"、"编码"又有所不同，"大多数电子数据、电子记录或信息汇集并非文件，因为它们不能作为凭证"。②因此，国内有学者明确提出，"电子文件是以代码形式记录于磁带、磁盘、光盘等载体，依赖计算机系统存取并可在通信网络上传输的文件"。③
1．电子文件作为证据时不宜等同于计算机证据。在我国，电子文件证据效力研究中似乎有一种迹象就是在电子文件证据法律效力研究中套用对计算机证据的研究，甚至将电子文件证据效力研究等同于计算机证据效力研究。诚然，计算机证据进入法学研究领域，其历史之长，其经验之丰富都足以为当今从事电子文件证据研究的学者所借鉴。然而有一个问题是，对于作为"模板"的计算机证据研究中的"计算机证据"本身，国内外学者们仍有着不同的观点④：
其一，将"计算机证据"等同于"计算机犯罪的证据"。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将所有计算机犯罪案件所涉及的证据全部纳入。对于计算机证据的这种理解显然与我们所讨论的电子文件证据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其二，将"计算机证据"界定为"与计算机相关的证据"。在这样的理解下，计算机证据包括三种形式：⑴有关某一行为、事件或条件的证据，这些证据一般都是传统的、由人工保存的各种业务档案的计算机化的表现形式。⑵电子计算机模拟证据。⑶计算机系统的测试结果。从以上内容来看，事实上只有第一种形式的"计算机证据"反映了电子文件的特点，可以与电子文件证据对应起来，而第二、三两种形式的"计算机证据"只能游离于电子文件证据之外。
其三，将"计算机证据"理解为"计算机产生的证据"。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计算机证据就是记录在纸张上的以文书形式存在的计算机化数据的打印输出结果。因为用以作为证据的各种材料必须是人能够理解和识别的，对于无人能理解的材料，法院不会认可其为证据。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把计算机证据界定为"计算机产生的证据"是将计算机证据限于计算机的打印输出，这样定义过于狭窄，不能概括计算机证据的全部内涵，更不能与电子文件证据等同起来。
由此可见，对于"计算机证据"无论持哪一种认识，它与电子文件证据之间难以划等号，也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2．电子文件作为证据时不应被笼统地称为"电子证据"。目前持此说法者甚众。从字面来看，"电子证据"应该从内部分为两大类---以模拟信号方式存在的电子证据，如录音、录像资料；以数字形式存在的电子证据，即电子文件类证据、由此而衍生出对于电子证据的不同理解。
⑴狭义的电子证据。如"电子证据是以通过计算机存储的材料和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一种手段，它最大的功能是存储数据，能综合、连续地反映与案件有关的资料数据"⑤，"电子证据是以数字的形式保存在计算机内部存储器或外部存储介质中，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数据或信息"⑥。从这些定义来看，所谓的"电子证据"是自计算机或相关设备中所得到的数字型的电磁记录物，与电子文件证据具有同质性。
⑵广义的电子证据。如"电子证据是指以存储的电子化信息资料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电子物品或电子记录，它包括视听资料和计算机证据"⑦，"电子证据，指任何记录于或产生于计算机或类似设备中和媒介中的资料，其可以为人或计算机或相关设备所读取或接受"⑧。从这些定义来看，广义的电子证据实际上与对电子文件的字面的理解达成了一致，即包括模拟的电子证据和数字的电子证据。
广义的电子证据概念在内容上涵盖了狭义的电子证据的概念，似乎更为合理，但是广义的电子证据中所包含的模拟信号方式存在的电子证据实际上已存在于现有证据法框架下视听资料的范围。因此，在电子文件法律效力的研究中直接借用甚至照搬电子证据研究的成果是行不通的。
电子文件不宜随计算机证据或电子证据被归为现有的某种或某向种证据类型
认为电子文件可划归现有证据类型的观点主要有：
1．视听资料说。该观点认为电子文件应该划归视听资料。如，在《刑事诉讼法学》中，"视听资料"被认为是"指以录音、录像、电子计算机以及其他高科技设备储存的信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资料"⑨。持该种观点的理由是，电子文件与视听资料都是存储在非传统的书面介质上的电磁或其他形式，要成为"呈堂供证"必须实现由"机器可读"到"人可读"的转化，而现在许多视听资料是以数字形式存储的，能够为计算机处理。
然而，电子文件是以与案件有关的电磁记录、命令记录来反映案件事实的，虽然在作为证据时以声音、图像等可听可视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不能因此而将其划归视听资料。如果因为一种证据是可视可听的就将其作为视听证据，那么几乎所有的证据类型都可以为"视听资料"所淹没，这显然是欠妥的。
2．书证说。该观点认为电子文件是一种特殊的书证。其依据有：⑴书证是以文字、符号图画等内容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其特征在于以内容证明案件事实。电子文件虽然有多种外在表现形式，但都无一例外地是以其所表达的思想或记载的内容来反映案件情况的。⑵从立法上看，我国1999年制定的《合同法》第11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及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联合国贸法会《电子商务示范法》第六条第1款规定："如果法律要求信息采用书面，则假若一项数据电文所含信息可以调取以备日后查用，即满足了该项要求。"也就是说，如果电子文件满足了这一点，即成为纸质文件的等价物，符合了"书面形式"的要求。⑩但是，我们认为有这样几点需要考虑：首先，按照"以文字、符号、图画等内容证明案件事实就是书证"这样一种逻辑，那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也可以涵盖在书证中。其次，在现有的立法实践中，一再被强调的"功能等同"不是"形式等同"，"功能等同"是认为电子文件与书证在形式等同起来再按照传统书证赋予其法律效力，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电子文件可以和书证一样不必经过认证中心或机构的审查而作为司法的依据。这显然也是行不通的。
3．分别归类说。此种观点尽管不像前两种那样在学术界蔚然成风，但是也很具有代表性。电子文件可以将文字、图形、图像、影像 、声音等各种信息形式加以有机组合，据此，有学者提出，如果输入、存储的信息记录在硬盘、磁盘、光盘等介质上，即为物证；如果输出打印到纸张上，即为书证；如果以声音、图像形式表现，即为视听资料。{11}
从载体及表现形式来看，电子文件证据在外延上与视听资料和书证等其他证据形式确有着交叉之处，但要将电子文件证据分解为多种证据，必将使证据种类的认定出现混乱局面。
从以上分析可得，电子文件既不能为现有的任何一种证据形式所包括，更不能被分解为各种证据形式，而是应该被赋予独立的证据地位。
注释：
①陶碧云，中美两国电子文件管理之区别，《上海档案》1999?熏?穴5?雪
②?眼美?演戴维・比尔曼等，《电子证据---当代机构文件管理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熏1999
③冯惠玲，《电子文件管理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熏2001
④樊崇义等，《视听资料研究综述与评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熏2002
⑤董杜骄，电子证据研究的认知起点，《科技进步与对策》2003?熏?穴1?雪?押139－140
⑥韩鹰，对电子证据的法律研究，《中国律师2000年大会论文精选》上卷，法律出版社?熏2001．
⑦⑧于海防等，数字证据的程序法定位---技术、经济视角的法律分析，《法律科学》2002?穴5?雪
⑨陈光中等，《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⑩戴定丽，原件概念的创新与电子文件的证据性，《档案与建设》2002，（7）
民事证明责任这一概念有广义、一般意义和狭义三个层面的含义，广义的证明责任包括行为责任、结果责任和主张责任；一般意义的证明责任包括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狭义的证明责任则仅指结果责任意义上的证明责任。[1]（18）本文所论的证明责任，是在狭义上使用该术语，其含义可概括为：“针对特定的法律规范，如果作为其被适用的前提的事实要件真伪不明，法官据以判决何方当事人承担败诉后果的法定风险分配方式”[1]（11）。基于这一界定，本文所论的民事证明责任分配，指的则是“法院在诉讼中按照一定规范或标准，将事实真伪不明时所要承担的不利后果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划分”[2]（206），这是民事诉讼的核心问题，无论是在理论研究、立法实践，还是在司法实务、诉讼活动中，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且，不仅是在诉讼法领域，即使是在实体法领域，民事证明责任分配都是必须重视的研究课题与现实问题。本文试图整合现有理论研究与实务认识，初步着手构建一个当下看来较为妥当的民事证明责任分配体系。
一、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理论学说
（一）规范说
民事证明责任分配历来是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重要问题，学说众多。长期以来占据通说地位的是德国学者罗森贝克（Rosenberg）在其博士论文《证明责任论》中系统提出的规范说。正如该论文副标题所标示的那样，该学说立足于德国民法典和民事诉讼法典，通过对实体法结构的分析，从法律规范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出发来寻找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罗森贝克认为，“相同的（实体法）法规范部分相互补充支持，部分又相互抵触，而不同的（实体法）法规范彼此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且在构成要件及其后果方面相互排斥”[3]（105）。与此相应，罗森贝克将实体法规范从整体上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诉讼请求的基础，称为“基础规范”（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权利形成规范），另一类则是基础规范的“相对规范”，可进一步划分为权利妨碍规范（该类规范从一开始就阻止权利形成规范效力的产生致其根本不能发挥效力，因而其法律后果也不发生）、权利消灭规范（该类规范只是后来才对抗权利形成规范，使其已经产生的权利归于消灭）、权利排除规范（又译“权利受制规范”，该类规范赋予被要求者以形成权，通过行使形成权，被要求者得以排除针对其形成的权利的行使）。基于此，罗森贝克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便是：主张权利存在的当事人，要证明产生权利的法律要件事实；否认权利的当事人则要证明妨碍权利、消灭权利、排除权利的法律要件事实。需要注意的是，在其后来的论述中，又逐渐把权利排除规范纳入到权利消灭规范之中[3]（106~107、126），罗森贝克法规范说在德国、日本、台湾等大陆法系尤其是德国法系国家和地区长期以来处于通说地位。但是经过多年适用，对其不足（注释1：主要体现为法规不适用原则的舛误、权利形成要件和权利妨碍要件的区分存在困难、规范说的僵化等方面，参见姜世明：《新民事证据法论》（修订二版），（台北）学林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184页；[日]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41页以下；陈刚：《现代证明责任理论的研究现状》，载陈刚主编：《比较民事诉讼法》2000年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页以下。）也多有批判，修正规范理论和其他试图取代规范说的理论先后涌出。
（二）修正规范理论及其他证明责任分配学说
由于莱波尔特（Leipold）、穆泽拉克（Musielak）、施瓦布（Schwab）、普维庭（Prütting）等人的学说在坚持罗森贝克规范说的基础上就其不足之处加以修正，所以都统称为“修正规范理论”。[4]（185）其中，针对规范说的法规不适用原则，莱波尔特的证明责任规范说（特别规范说）主张为了使裁判在真伪不明状态下成为可能，必须适用一种特别的法律规范，并将这种法律规范称为证明责任规范；[5]（172~173）[6]（101）而穆泽拉克的消极规则说（消极性基本原则说）为了克服真伪不明，设计了不同于莱波尔特的一种消极性（否定性）的基本规则，即将真伪不明通过证明责任为中介虚拟为要件事实不存在，其反映的是诉讼上有关请求“被驳回”的范畴。[6]（102）[5]（173~174）施瓦布的操作规则说不承认有所谓特别规则，而是将真伪不明的情形直接判断为要件事实不存在，并将建立在此判断基础上的不适用法规则称之为“操作规则”。普维庭的操作规则说也是以一操作规则克服真伪不明状态，而此一规则是一种无视规范性质的方法性工具，并充分意识到在证明责任分配基本原则外，还存有例外规则，认为对于证据法问题也可以适用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等，主张将危险领域、盖然性等实质观点引入证据法规则的解释之中，从而减轻规范说的僵化程度。[4]（186）
除上述修正规范理论的观点外，针对规范说不曾重视隐藏于法规范背后的实质价值和实质公平的缺陷，很多理论主张“全面放弃规范说的概念法学方法，不再坚持统一抽象的形式标准，而改从利益衡量、实质公平、危险领域及社会分担等更为具体而多元的标准，借以解决证明责任分配问题”[6]（89）。在德国，皮特斯（Peters）的具体盖然性理论主张应在具体程序中，就个案的种种事实情况加以具体评价，根据与证明责任的盖然性比例关系，由持较低盖然性主张的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莱纳克（Reinecke）的抽象盖然性理论承认规范说的证明责任分配基本原则，但是主张在优越盖然性、证据可能性、消极效果等实质理由存在时，完全可以背离基本原则。普霍斯（Pr lss）危险领域说主张，当损害原因存在于加害人的危险领域时，加害人应当承担证明责任。其所谓“危险领域”，指的是为被害人所掌控的空间性、物体性的领域，即其所直接占有的动产与不动产的全部。德兹奇（Deutsch）的危险提升说为解决在违反保护法规及其他含有抽象危险要件的行为规范情形下因果关系证明困难的问题，主张当损害发生是存在于此种行为规范的通常发生范围时，应由经此行为之违反而致被损害法益危险增加的当事人就损害与此一行为规范的违反无关承担证明责任。瓦亨道夫（Wahrendorf）的多样原则说（损害归属说）在否定规范说的同时，主张依照盖然性原则、保护原则、保证原则、信赖原则、处罚原则、责任一致性原则以及危险分配原则等公平正义加以衡量以确定证明责任的归属。（注释2：此处德国学者诸多理论学说可参见姜世明：《新民事证据法论》（修订二版），（台北）学林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186页以下。）在日本，石田穰的利益衡量说强势背离规范说，主张法官进行证明责任分配时，应依次考虑立法者意思、当事人与证据距离的远近、当事人举证的难易程度、事实存否的盖然性高低诚信原则、禁反言原则等因素；新堂幸司的利益衡量说则不强调石田穰诸多考虑因素的顺序性。龙奇喜助和松本博之的实体法趣旨说则主张以实体法趣旨和基于实体法的价值判断为标准进行证明责任的分配。（注释3：此处日本学者诸多理论学说可参见[日]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44页以下。）
但是综合来看，虽然罗森贝克的规范说存在若干不足，但是经修正规范理论的修正、补充和发展，其通说地位仍然难以动摇。德日学者的诸多反规范说观点虽然各具洞见，但是却缺乏法律安定性和诉讼可期待性，很难彻底取代规范说。但由此笔者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在以规范说作为证明责任分配一般原则的整体构架下，辅以其他各家学说来建构证明责任分配体系。
二、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法条基础
罗森贝克认为，“《民法典》和《民事诉讼法》不仅仅以已存在的证明责任为前提条件，而且还以在争讼双方当事人——原告和被告——之间的证明责任分配为前提条件”[3]（95）。罗森贝克将实体法规范分成权利形成规范、权利妨碍规范、权利消灭规范（含权利排除规范），主张权利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满足权利形成规范规范的要件事实加以证明，而主张权利妨碍或消灭的当事人，则应当对权利妨碍规范或权利消灭规范所要求的要件事实加以证明。据此我们可以看出，规范说有效性的前提是实体法和程序法在立法技术上对于法条要件的证明责任意义有所注意[7]（17），也就是说，证明责任分配的问题应当已在民法立法时为立法者所考虑及安排，因此证明责任分配自可从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中获得。
以此标准来考察我国现行诸多民事法律，虽不尽理想，但大多数条文还是有逻辑性可循，尤其是作为民事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法通则》、《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其法律条文大多数都比较注意要件表述和逻辑关联。一般而言，往往都是先对权利形成规范加以规定，权利妨碍规范则以但书形式或者单独法条的形式加以规定，权利消灭规范与权利排除规范则往往也是以单独法条的形式出现。例如就租赁合同而言，《合同法》第13章“租赁合同”第212条、第213条先就租赁合同成立的基本要件进行了规定，随后的第214条第1款后段通过但书的形式规定了租赁期限的权利妨碍规范，《民法通则》第12条、第13条关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规定也当然是租赁合同的权利妨碍规范，《合同法》第227条、第232条、第233条则就租赁合同解除规定了权利消灭规范。再如就侵权行为请求权而言，《民法通则》第119条则是侵权责任请求权的权利形成规范。在《物权法》与《担保法》中也不乏权利形成规范、权利妨碍规范与权利消灭规范的规定。可见，我国现行法律的法条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规范说的要求，规范说在我国法中有其适用空间。
除了实体法中三种规范的规定，在程序法中也对证明责任分配作了规定，《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在第2条、第73条第2款等均为其适例。
三、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
如前所述，虽然罗森贝克的规范说存在不足，但是其通说地位至今无法撼动，而且从我国法条现状来看，规范说也有其较大适用空间，即《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据规定》第2条“（第1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第2款）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及第73条第2款“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的规定，虽然颇为粗略和简陋，但也算是初步勾勒了我国现行法中对证明责任分配一般原则。而且，《证据规定》关于证明责任分配实际上也是采纳了规范说。（注释4：参见张卫平：《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页。另，梁书文主编：《〈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新解释》（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53~54页则表示，总的来说，《证据规定》采用了以大陆法系法律要件分配说为主，英美法系利益衡量说为辅的分配规则。）因此笔者将罗森贝克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作为笔者所欲构建的民事证明责任分配体系的一般原则。也就是说，在我国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一般原则即，主张权利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就其权利存在的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主张权利妨碍或者消灭的当事人应当就权利妨碍或者消灭的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对于此一般原则，前文已有相关论述，此处不再重复。
四、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
规范说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和僵化性，面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时代形势的变迁，的确存在力有不逮的情形；同时由于过于专注于法条本身的逻辑结构与相互关系，对于实质的公平正义，时常会有所背离。为修正和弥补规范说作为证明责任分配一般原则的不足，需要承认证明责任分配特殊规则。所谓民事证明责任分配特殊规则，是在承认并尊重证明责任分配一般原则的前提下，虑及某类型案件的特殊情况，在盖然性理论、危险领域理论、利益衡量理论等的指导下，对一般原则所进行的调整。需注意的是，如果没有对一般原则的承认，也就谈不上特殊规则。《证据规定》第4条就某些特殊侵权诉讼规定了不同于证明责任分配一般原则的证明责任分配情形，内容比较明确具体。而第7条规定的“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则就较为抽象，从法律安定性和诉讼可期待性的立场出发，需要对该条加以类型化、具体化，否则法官会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也容易对当事人造成裁判突袭。
根据笔者的观点，证明责任分配特殊规则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证明责任的转换，这类规则对证明责任分配一般原则进行了调整；二是虽然没有直接调整一般原则的分配，但是在证据评价领域放宽了对证据和证明的要求（注释5：与本文不同的是，台湾学者姜世明在其所构建的证明责任分配法则体系中，将与证明责任分配一般原则同为证明责任分配法则但却相对的部分称为“举证责任减轻”。关于姜世明举证责任减轻理论及其所构建的证明责任分配法则体系，可参见姜世明：《新民事证据法论》（修订二版），（台北）学林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二编“举证责任”；姜世明：“举证责任分配法则之体系建构”，收入氏著《举证责任与真实义务》，（台北）新学林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6年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调整了当事人证明责任的分担。
（一）证明责任转换
所谓证明责任转换（注释6：有学者译作“证明责任转移”（参见[日]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57页），笔者此处不予采纳，原因在于证明责任转移这一术语会给人造成本来由甲方当事人承担的证明责任转移给乙方当事人承担的误会。），指的是法院对于个案或者经由固定性实务见解就证明责任分配一般规则（法则）予以背反的证据法则。[4]（218）亦即，在这种场合，证明责任分配一般原则所确定的应当由一方当事人承担的证明责任被免除，改由对方当事人对本来的证明责任对象从相反的方向承担证明责任。[8]（247）可见，证明责任转换的前提是对规范说的证明责任分配一般原则的承认，如果不存在这个一般原则，也就没有“转换”的存在。
一般而言，证明责任转换包含两种情形（注释7：对于“证明责任转换”这一术语的内容，德国有学者主张只有文章下述第二种情形属于证明责任转换，而不认可法定证明责任转换。参见[德]普维庭、陈刚：“关于证明责任的话题”，载陈刚主编：《比较民事诉讼法》2001年卷~2002年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8页；姜世明：《新民事证据法论》（修订二版），（台北）学林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19页。本文此处采广义观点。），一种情形是法律（实体法或者程序法）就某类型案件明文规定不同于证明责任分配一般原则的证明责任承担方法，可以称之为法定证明责任转换，也可以称为法律对证明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定，或者直接称为证明责任倒置。就我国而言，如前所述，尤其自《证据规定》出台以来，可以认为我国已采纳规范说作为证明责任分配一般原则，在此基础上，《证据规定》第4条所规定的某些特殊侵权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便可以视为法定证明责任转换。
另一种情形则是在法律没有相关规定的情形下，法院根据某一类型案件的特殊情形，考虑到公平正义等因素，而对证明责任分配一般原则予以改变，可以称之为非法定证明责任转换，或者称为实务认可的证明责任转换。这一类证明责任转换在德国实务上已是蔚为大观。[4]（219~220）此外，德国尚且承认当事人证据契约对证明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定，这也是证明责任转换的一种形式。
（二）证据评价领域的特殊规则
除了上述通过证明责任转换来修正证明责任分配一般原则之外，在一些特定场合，虽然不需要改变一般原则在当事人间对证明责任的分配，但是可以通过在证据评价领域进行一些改变来避免由于贯彻一般原则而带来的实质不公正。常见的证据评价特殊规则主要包括如下一些方法。
1、法律上的事实推定。作为法律推定的一种形式，法律上的事实推定指的是根据法律规定，从已知事实（前提事实）推论未知事实（结论事实）的证明手段。法律上的事实推定并没有改变一般原则下的证明责任分配，只是就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所能证明的法律规定所要求的前提事实来推断未知的要件事实，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当事人的证明难度，并且使证明必要性转移到对方当事人，这是在证据评价领域对避免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所做的努力。《证据规定》第9条第（三）项规定在可以根据法律规定推定出另一事实时，免除负担证明责任当事人的证明责任，这就是对法律上的事实推定的规定。当然反证是可以推翻推定事实的。
2、事实推定。法官基于职务上的需要根据一定的经验法则，就已知事实为基础进而推论出未知事实的证明手段，就是事实推定。事实推定同样没有改变证明责任分配，也只是就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所能证明的一些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来推断未知的要件事实，其功能与法律上的事实推定相仿。《证据规定》第9条第（三）项也同样规定了事实推定：在可以从已知事实推定出另一事实时，免除负担证明责任当事人的证明责任（注释8：由于事实推定比起法律上的事实推定来，其赋予法官更为宽泛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对司法解释的这种自我赋权规定，考虑到我国司法现状，有观点表示忧虑。参见肖建华主编：《民事证据法理念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95页。）。
3、表见证明。表见证明是法官在诉讼证明过程中运用经验法则从已知事实推论未知事实的证明手段，其运用要具备经验法则和典型事态经过两个要件（注释9：典型事态经过，指的是“在经验上依初步表见（证明）可认为某特定原因将造成某特定结果者”，参见姜世明：《新民事证据法论》（修订二版），（台北）学林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12页。）。表见证明是在证据评价领域通过运用具有高度盖然性的经验法则来认定事实，从而减轻负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的证明难度、免除其证明责任并使证明必要性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转移。《证据规定》第9条第（三）项规定，在可以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另一事实时，免除负担证明责任当事人的证明责任。
4、证明标准的降低。我国内地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基本同一，都是要求客观真实，但是基于民事诉讼的私权纠纷性，在某些案件中完全可以适当降低证明标准，可以要求高度盖然性或者较高的盖然性，而不必苛求客观真实性。降低证明标准的方法也有很多，前述两种推定和经验法则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看做是降低证明标准的方法。
5、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的事案解明义务。当事人的事案解明义务是在修正辩论主义之后，面对真实义务、陈述义务以及诚信原则的要求而逐渐产生和发展，其含义是指当事人为厘清事实负有就所有对其有利与不利的事实的陈述义务，以及为厘清事实而提出相关证据资料或忍受勘验的义务。[9]（110）而对于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而言，其对于对方当事人负证明责任的事实是承担一般的事案解明义务还是限定的事案解明义务，尚有争论。（注释10：主张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要承担一般事案解明义务的观点主要可参见许士宦：“不负举证责任当事人之事案解明义务”，收入氏著《证据搜集与纷争解决》，（台北）新学林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540页以下；主张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要承担一般事案解明义务的观点主要可参见姜世明：《新民事证据法论》（修订二版），（台北）学林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6页以下；另可参见黄国昌：“事证开示义务与举证责任”，收入氏著《民事诉讼理论之新开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7页以下。）笔者认为，就避免真伪不明情形、一次性解决纠纷的立场而言，在严格要件和扩大界限的前提下，应当认可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的一般事案解明义务，从而缓解对方当事人的证明困难。
6、证明妨碍。一方当事人通过其行为（作为或不作为）使对方当事人的证明成为不可能，这便被认为是证明妨碍。[10]（273）《证据规定》第75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是对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证明妨碍的制裁；而第25条第2款规定“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则是对承担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证明妨碍的制裁。对证明妨碍的制裁，同样是在证据评价领域对证据、事实的认定规则的变更。
7、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对于特定情形下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有特殊的规定，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87条（1）规定，当事人对于是否有损害、损害的数额、以及应赔偿的利益额有争执时，法院应考虑全部情况，经过自由心证，对此点做出判断；[11]（70）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48条规定，法院认定损害后，因损害的性质致使证明损害额极其困难时，可基于口头辩论的全部旨趣及证据调查的结果认定适当的损害额；[12]（340）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222条II规定，当事人已证明受有损害而不能证明其数额或证明显有重大困难者，法院应审酌一切情况，依所得心证定其数额。[13]（167）这三条规定的具体内容虽然互相差别（注释11：就德国与台湾地区两者规定的具体比较，可参见姜世明：《新民事证据法论》（修订二版），（台北）学林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16页。），但基本都认为在受害人已证明受有损害（德国还包括对是否有损害有争执的情形），而客观上或者不能证明具体损害额或者证明极其困难时，如果强令受害人证明实际具体损害额，既为不妥又不经济，在这种情形下，法院可以综合考虑全案情形确定损害额。全面考虑到国内司法现状，笔者虽然主张引进这种规定以缓解当事人的证明困难，但也需严格要件以避免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注释:
[1]肖建华.民事证据法理念与实践[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2]张卫平.民事诉讼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3][德]莱奥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第四版）[M].庄敬华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4]姜世明.新民事证据法论（修订二版）[M].台北：学林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4.
[5]陈刚.现在证明责任理论的研究现状[A].陈刚.比较民事诉讼法2000年卷[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6]毕玉谦.民事证明责任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7.
[7]姜世明.举证责任分配法则之体系建构[A].姜世明.举证责任与真实义务[C].台北：新学林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6.
[8]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9]姜世明.诉讼上非负举证责任一造当事人之事案解明义务[A].姜世明。举证责任与真实义务[C].台北：新学林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6.
[10][德]汉斯—约阿希姆穆泽拉克.德国民事诉讼法基础教程[M].周翠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11]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M].谢怀栻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32学时 2学分
《网络法概论》课程属于法学本科专业的选修课程。该课程主要适用于法学本科专业，也可适用于非法学专业的选修课程。
本课程将系统地讲述网络法的基本范畴、基本制度和基本原理，网络法的概念、特征、体系、渊源，国外电子签名法，中国电子签名法，电子商务主体制度，电子商务合同制度，电子商务消费者保护制度，电子政务法律制度，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国外的网络安全法律制度，我国的网络安全法律制度，网络金融安全保护制度，网络人格权保护制度，网络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网络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网络虚拟财产保护制度，网络犯罪制度，网络管辖权制度，网络证据法律制度等内容。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本学科的学科性质，熟悉学科的基本框架，准确理解学科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能够灵活运用学科知识和理论分析和解决现实的法律问题。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力求以课程内容体系为纲，结合国内外网络法研究中的最新成果和前沿观点，及时反映中国网络领域的最新进展和实践探索。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网络法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技术方法和发展动态；在传递知识和思想的同时，引导和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能够运用所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解决网络法实践中的问题，对当代中国进行的法治建设进行正确的理解和判断；结合学生的不同需求，设置相关的话题、案例和讨论，增强学生适应社会、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未来从事相关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课程内容、要求及学时分配
1．主要教学内容
序号
章节
内容及要求
学时
备注
1
第1章
网络法导论
理解网络法的基本概念
了解网络法的法律体系、法律渊源和基本原则
掌握网络法的调整对象和内容体系
2
2
第2章
电子签名法
掌握电子签名和电子签名法的基本概念
了解国外的电子签名法
掌握我国的电子签名法律制度
4
3
第3章
电子商务法
掌握电子商务和电子商务法的基本概念
掌握电子商务主体制度
掌握电子商务合同制度
掌握电子商务消费者保护制度
4
4
第4章
电子政务法
掌握电子政务和电子政务法的基本概念
掌握信息公开法法律制度
了解电子政务法的立法趋势
4
5
第5章
网络安全法
熟悉网络安全与网络安全立法的基本概况
了解国外网络安全法的立法和发展
掌握我国网络安全法律制度
4
6
第6章
隐私与个人信息保护法
掌握网络环境隐私权保护制度
掌握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
4
7
第7章
网络财产法律制度
掌握网络中的知识产权：版权、商标、域名等等
掌握虚拟财产的法律保护
6
8
第8章
网络犯罪与网络法律纠纷的解决
掌握网络犯罪法律制度
掌握网络管辖制度
掌握网络证据制度
4
合 计
32
2．实验安排内容
序号
实验名称
内容及要求
学时
合 计
三、师资队伍
本课程负责人应具备副教授及以上职称，原则上必须毕业于法学专业，多年从事法学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并具备五年以上相关课程的教学经验。
本课程的教学队伍可由2～4名教师组成。主讲教师师资队伍应该年龄层次合理，学历层次为研究生，并且系统具备法学的基础理论及良好的研究能力。
四、教材及教学参考
1．建议教材
刘品新．网络法学（第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2．教学参考资料
1）李艳．网络法（第2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
2）马克·A.莱姆利．软件与互联网法（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3）罗胜华．网络法法案例评析．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12
3．其他教学资源
1）网络教学资源：亚太网络法研究中心、最高人民法院网、中国裁判文书网等
2）微信公众号：审判研究、法学学术前沿、法律读库、首席法务等
3）研论文资料（由任课教师指定）
五、教学组织
总体而言，本课程将以教学大纲和教学日历为主线，以学生的学习需求为落脚点，以问题引导教学，以互动启发思考，以讲解释疑解惑。授课教师可以根据最新的立法和司法动态做必要的调整和更新。
本课程将突出参与、对话和分享的理念，使学生由被动接受到主动求知，更加关注教学过程。课上讲授和课下学习相结合，主讲教师按照教学大纲和教学日历认真备课，学生根据教学日历提前预习所学内容、阅读所提供的教学材料。在对基础知识、概念和理论进行讲授的基础上，突出每章的重点和难点，在传递知识的同时，更加注重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
探索多种教学方法和形式，如分组讨论、辩论、案例教学、专题教学等，培养学生主动学习能力、合作能力、沟通能力。积极挖掘课堂教学中的隐性知识和潜在问题，进行启发式教学和反思式教学，既可以举一反三，又能够为学生留有思考的空间。
课堂讲授面向所有学生，梳理课程内容的基本体系和轮廓，突出课程内容的思路和方法，强调重点和难点问题。结合网络法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特征，及时选取最新的话题、案例和立法政策等，同时鼓励学生自行寻找相关素材，尤其是发生在现实身边的物权法问题，进行研究型学习。
本课程安排至少两次次正式的集中答疑，时间拟为课程中期和课程结课。根据实际教学进程开展至少2次课程作业，作业可以是针对讲授期间的需求安排课上进行，也可以是受时间所限课上没有展开的内容。作业形式，可以是问答式、是非判断、小论文、个人读书报告等。教师的批阅反馈，可以是作业本批阅、PPT课堂展示、个人速递反馈等形式。
六、课程考核
本课程采取开卷考试或考查的方式，成绩由平时成绩（30%）和期末成绩（70%）构成。
其中，平时成绩可以由考勤、平时作业、讨论、课堂表现等组成。
七、说明
1）本课程标准从法学类2016级开始使用，课程标准的变更应由课程负责人提出，专业负责人审批并报学院和教务部备案。
2）学习本课程的学生应及时了解网络法理论或实践中的热点和难点，熟悉网络法的立法和司法的最新进展，观察和思考现实生活中的网络法律问题，并有条件的情况下积极参与相关司法活动。
制定者：×××
关 键 词 ：数字化 数字证据 视听资料 书证 数字证据规则
包括法律在内的社会科学往往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对自然科学所引导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同时获得了自身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从法律纵向发展历史来看，每次重大技术进步都会在刺激生产力飞跃提升的同时促进法律进步，工业革命时代如此，信息革命时代也是如此。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给法律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这其中首先是实体法的扩展与创新，随之而来的则是程序法的修正。但是由于目前研究尚处于初始状态，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数字技术对法律提出的挑战，体现于合同法、知识产权法、行政法的一些程序流程中，我国在一些实体法中已开始逐渐解决，但在程序法上仍未开始这方面的尝试。在当前已经出现的大量技术含量极高的案例中，作为程序的核心——证据制度，不论是民事，还是刑事、行政证据制度在面对新问题时都处于一种尚付阙如的尴尬境地，这种尴尬在目前沸沸扬扬的新浪与搜狐的诉讼之争中又一次被重演。不仅当前制定证据法的学者们所提出的数稿中有的根本就没有此方面的规定，即使作为对以往司法实践的总结与最新证据规则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数字技术引发出的愈来愈多的问题也依然未给予应有的注意。因此非常有必要在数字技术环境下对证据制度进行再研究（注：数字证据可以出现于三大程序法中，本文针对民事、行政、刑事程序法中的数字证据问题的共性进行讨论，并不涉及基于不同程序性质而产生的细节问题。同时，我们无意在此对我国原有证据体系的分类模式与合理性等进行论证，那并不是本文所主要研究的问题。）。
一、数字证据概念评析
使用精确的概念，进行内涵的准确界定与外延的清晰延展，对于一个科学体系的建立极具方法论意义，并且也符合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因此，建立一个体系首先进行的便应是概念的归纳。同时，一个精确的概念必须能够抽象归纳出所有客体的本质共性，必须能够把表现同性质的所有现象全部容纳进去。对数字证据进行概念归纳，基于其鲜明的技术特征，在归纳时要回归到数字技术层面，在其所使用的数字技术与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的结合中寻找恰当的突破点。
关于数字证据的概念，在国际上至今未有定论，如computer evidence（计算机证据）、electronic evidence（电子证据）、digital evidence（数字证据）都具有其使用者。我国采取数字证据概念的大多是IT业界，法律学者采用的概念主要是计算机证据与电子证据，进而在这些概念基础上分析证据的性质、效力、类型等（注：还有的学者在论述中并未对其使用的概念进行定义，如吴晓玲发表于《计算机世界》1999年第7期的《论电子商务中的电子证据》一文中使用电子证据，游伟、夏元林发表于《法学》2001年第3期的《计算机数据的证据价值》一文中使用计算机数据电讯。吕国民发表于《法律科学》2001年第6期的《数据电文的证据问题及解决方法》一文所使用的数据电文等都未进行明确的法律上的界定。）。这些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分析存在一些问题，之所以如此，或者是因为单纯注重对社会经济层面的考查却忽略了对技术层面的透彻分析，或者是因为虽进行了技术的分析，但却未深入到进行法律归纳所需要的足够程度。因而有必要在与这些概念、定义的多维比较中分析数字证据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一）数字证据与计算机证据、电子证据概念的比较首先必须明确的是，虽然各个概念所使用的语词不同，但在内涵上，计算机证据、电子证据都是针对不同于传统的数字化运算过程中产生的证据，在外延上一般囊括数字化运算中产生的全部信息资料。不过，计算机证据与电子证据这两个概念并不妥贴，不能充分表现该种证据的本质内涵，由此而容易导致概念在外延上不能涵盖该种证据的全部形态。
1.“计算机证据”概念。有人认为，“计算机证据，是指在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以其记录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电磁记录物”。[1]采取“计算机证据”概念来表述数字化过程中形成的证据具有一定合理性，因为计算机及以计算机为主导的网络是数字化运算的主要设备，并且目前数字化信息也大多存储于电磁性介质之中。从数字化所依靠的设备的角度来归纳此类证据的共性，在外延上能够涵盖绝大多数此类证据。然而，虽然计算机设备是当前数字化处理的主要设备，计算机中存储的资料也是当前此类证据中的主要部分，但是进行数字化运算处理的计算机这一技术设备并不是数字化的唯一设备，例如扫描仪、数码摄像机这些设备均是数字化运算不可或缺的设备，但并不能认为这些也属于计算机之列。从国外立法来看，没有国家采取computerevidence，采用这种概念的学者在论述中也往往又兼用了其他的概念。迪尔凯姆认为，研究事物之初，要从事物的外形去观察事物，这样更容易接触事物的本质，但却不可以在研究结束后，仍然用外形观察的结果来解释事物的实质。所以，“计算机证据”概念从事物外形上进行定义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计算机证据”概念未能归纳出数字化过程中形成的可以作为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证据共性，不能够涵盖数字化过程中产生的全部的信息资料，而且在法律上也不能对将来出现的证据类型预留出弹性空间。
2.“电子证据”概念。目前，采用“电子证据”者甚众，但对电子证据的具体含义则各有不同表述。有人认为：“电子证据，又称为计算机证据，是指在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以其记录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电磁记录物。”[2]有人认为：“电子证据，是指以数字的形式在计算机存储器或外部储存的介质中，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数据或信息。”[3]“电子证据是指以储存的电子化信息资料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电子物品或电子记录，它包括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4]加拿大明确采用了电子证据概念，在《统一电子证据法》（Uniform Electronic Evidence Act）的定义条款中规定：“电子证据，指任何记录于或产生于计算机或类似设备中的媒介中的资料，其可以为人或计算机或相关设备所读取或接收。”[5]
综合起来，各种电子证据的定义主要有两种：第一，狭义的电子证据，等同于计算机证据概念，即自计算机或计算机外部系统中所得到的电磁记录物，此种内涵过于狭小，不能涵盖数字化过程中生成的全部证据，不如第二种定义合理。第二，广义上的电子证据，包括视听资料与计算机证据两种证据，在内容上包含了第一种定义，并且还包括我国诉讼法中原有的视听资料。但我们认为，这些定义中不仅所使用的“电子”一词不妥，而且所下定义亦为不妥，理由如下：第一，将电子证据或者计算机证据定性为电磁记录物未免过于狭隘。虽然数字设备的整个运作过程一般由电子技术操控，各个构件以及构件相互之间以电子运动来进行信息传输，但是仍然不可以认为该种证据即为自电子运动过程中得到的资料。美国《统一电子交易法》2 （5）中规定：“电子（electronic），是指含有电子的、数据的、磁性的、光学的、电磁的或类似性能的相关技术。”扩大解释了电子的语词内涵，使用各种不同的技术载体来表达扩大的电子语义，已经失去了“电子”一词的原义，原本意义上的电子只是其使用的“电子”概念中的一种技术而已，从而能够涵盖大多数此类证据。不过，既然如此，还不如直接使用能够涵盖这些技术特性的“数字”概念，在工具价值方面更有可取之处。加拿大《统一电子证据法》解释中之所以采取“电子”，“因为信息为计算机或类似设备所记录或存储”，但这个理由并不充分。并且接下来又承认有些数字信息（digital information）未涵盖于本法，因为有其他的法律进行调整。第二，电子证据概念不能揭示此类证据的本质特征。电子运动只是数字化运算的手段，而非本质，并且也并不是所有数字设备的运算全都采取电子运动手段。进行数字化运算的计算机设备及其他数字设备的共同之处在于这些设备的运算均采取数字化方式，而非在于均采取电子运动手段。第三，不论是将视听资料这种已存的证据类型纳入电子证据中，还是将电子证据纳入视听资料中，都会致使“电子证据”与我国诉讼法中的“视听资料”相混淆，而此类证据与视听资料证据的本质共性并不相同。视听资料主要为录音、录像资料，其信息的存储以及传输等也都采取电子运动手段。录音、录像采取模拟信号方式，其波形连续；而在计算机等数字设备中，以不同的二进制数字组合代表不同的脉冲，表达不同信号，信息的存储、传输采取数字信号，其波形离散、不连续。二者的实现、表现、存储、转化都不相同。传统的电话、电视、录音、录像等都采取模拟信号进行通讯，这是视听资料的共性，而计算机与网络信息技术则采取数字化方式通信，这是数字化运算中生成的证据的共性，两者不同，不应混淆。
可见，狭义上的电子证据在外延上只能容纳数字化过程中产生的部分证据，失之过狭；广义上的电子证据确实能够在外延上容纳数字化过程中产生的全部证据，但却失之过宽，如将视听资料与计算机证据这两种差别极大的证据容于同一种证据类型中，将不得不针对两种证据进行规则的制定，从而导致同种证据类型的证据规则不相统一，很难建立起一个和谐一致的体系。
（二）数字证据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我们认为，数字证据就是信息数字化过程中形成的以数字形式读写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资料。这里使用的“数字”（digital，digits pl.）与日常用语中的“数字”语义并不相同，虽并不如“电子”更为人们熟悉和容易理解，但重要的是根据科学的需要和借助于专门术语的表达，使用科学的概念来清晰地定义相关事物，况且“数字”概念在现今信息时代也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早已为人们广泛接受和使用。现代计算机与数字化理论认为，数是对世界真实和完全的反映，是一种客观存在。人类基因组的破译说明，甚至代表人类文明最高成就的人自身也可以数字化。[6]来势汹涌的全球信息化潮流实际上就是对事物的数字化（digitalization）处理过程，区别于纸质信件、电话、传真等传统信息交流方式，这种采用新的信息处理、存储、传输的数字方式在现代社会包括日常交往与商业贸易中逐步建立其不可替代的地位。毋庸置疑的是，数字技术还会不断地发展，因此在进行法律调整之时就更不能限定所使用的技术与存储的介质，从而在法律上为技术的发展留存一个宽松的空间。
1.数字证据有其数字技术性。信息数字化处理过程中，数字技术设备以"0"与"1" 二进制代码进行数值运算与逻辑运算，所有的输入都转换为机器可直接读写而人并不能直接读写的"0"、"1"代码在数字技术设备中进行运算，然后再将运算结果转换为人可读的输出。数字证据以数字化为基础，以数字化作为区别于其他证据类型的根本特征。数字证据具有依赖性，其生成、存储、输出等都需借助于数字化硬件与软件设备；具有精确性，数字证据能准确地再现事实；具有易篡改性，数字化技术特性决定了数字资料可以方便地进行修正、补充，但这些优点在数字资料作为证据使用时成为缺点，使其极易被篡改或销毁，从而降低了数字证据的可靠性，这个特点也决定了在对数字证据进行规则的制定时应当切实保障其真实性。 SWGDE（Scientific Working Group on DigitalEvidence）与IOD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n Digital alvidence）在1999年在伦敦举办的旨在为各国提供数字证据交换规则的会议IHCFC（International Hi-Tech Crime and Forensics Conference）上提交了一份名为《数字证据：标准与原则》的报告，对数字证据从技术方面进行了定义，“数字证据是指以数字形式存储或传输的信息或资料”，[7]在接下来的规则中则重点阐述了如何对数字证据的真实性进行保障。
2.数字证据有其外延广泛性。数字证据概念在外延上既可以容纳目前以数字形式存在的全部证据，又具有前瞻性，可以容纳以后随着技术与社会发展而出现的此类证据。数字证据可以产生于电子商务中，也可以产生于平时的日常关系中，表现为电子邮件、机器存储的交易记录、计算机中的文件、数码摄影机中存储的图片等。从美国FBI目前的犯罪执法中可以看到，现在专家越来越喜欢用数字技术对一些其他证据进行处理，例如用AvidXpress视频编辑系统、Dtective图像增强处理软件对取得的录像进行处理，并且这种处理也往往得到法庭的承认。这种对原始证据进行数字技术加工后形成的证据也可看作是一种传来数字证据，即形成了一种证据类型向另一种证据类型的转化，例如对我国视听资料中的录音、录像进行数字处理后可以认为是数字证据，适用数字证据规则。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不同的证据类型往往适用不同的证据规则，从而在真实性等方面可能作出不同的认定。
数字证据一般有两种存在形式：一是机器中存储的机器可读资料，二是通过输出设备输出的人可读资料，如显示设备显示出来或者打印设备打印出来的资料。前种作为数字证据毫无疑问，而后者从表面看来似乎可以认定为书证。其实，此种人可读的输出资料仍然属于数字证据，因为这些资料来源于数字化设备，是在设备运行过程中取得的，其产生完全依赖于前者，人可读的资料是由机器可读的资料经过一个转化过程而取得的，两种资料在内容上保持了一致性，具有同质性，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后者的真实性依赖于前者，在如何确保真实性、合法性等规则上，应适用数字证据的规则，却不可以因为其表现为传统的纸面形式就认为是书证，从而适用书证规则。
二、将数字证据纳入我国证据体系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
数字技术推动出现的社会经济关系提出新的要求，体现于法律之上，在实体法上表现为，要求更新确认这种新技术指示的新类型社会关系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程序法上表现为，当这种社会关系的当事人因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纠纷时，应当存在与之相适应的相关程序，或者对已有程序进行完善，能够满足这种纠纷不同以往而与其技术特征相适应的要求。而在程序法证据制度上的一个基本表现就是，要求数字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数据资料等能够纳入到证据体系中，得到证据规则的认可，能够被法庭接受成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
虽然数字证据并不单纯只是在电子商务关系中产生，其还可在其他社会关系中产生（注：以数字化设备为基础而生成的数字形式读写的证据均可认为是数字证据，其可以为民事程序法上的证据，也可以为刑事、行政程序法上的证据。不过，在现阶段，电子商务关系中产生的这类证据的数量多于其他类型社会关系，但不可以认为数字证据即为电子商务中产生的证据，例如内部局域网、个人计算机存储的资料也可成为数字证据。），但数字证据问题主要是出于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而提出。出于电子商务交易追求交易的快速便捷、无纸化（paperless trading）流程，在很多交易过程中很少有甚至根本就没有任何纸质文件出现，电子商务交易中所存在的与交易相关的资料可能完全是以数字化形式存在于计算机等存储设备中。一旦产生纠纷，如果在程序法上不承认数字证据的证据力，当事人将没有任何证据来支持自己的权利主张，无法得到法律救济，商人对电子交易就难以产生依赖感，不利于电子商务的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起，EDI数据交换方式便以其便捷、高效、准确而备受青睐。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对电子商务等进行大量的立法工作，欧美各国在实体上早已承认以数据电文方式订立合同、申报纳税与以信件、电报、传真等传统方式具有相同效力，在程序法上也作了相应的规定。美国《联邦证据规则》通过重申现行判例和成文法的形式肯定了数据电文无论是人工做成的还是计算机自动录入的都可作为诉讼证据。英国1968年《民事证据法》规定，在任何民事诉讼程序中，文书内容只要符合法庭规则就可被接受成为证明任何事实的证据，而不论文书的形式如何。 [8]在1988年修正《治安与刑事证据法》（The Pol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也作出了类型的规定。加拿大通过R.V.McMullen （Ont.C.A.，1979）一案确立了新证据在普通法上的相关规则。联合国贸法会在《电子商务示范法》中规定，“不得仅仅以某项信息采用数据电文形式为理由而否定其法律效力、有效性和可执行性”，又承认了以数据电文方式订立的合同的有效性，并且认为，在一定情况下数据电文满足了对原件的要求，在诉讼中不得否认其为原件而拒绝接受为证据。这些规定运用功能等同法（functional-equivalent），认为只要与传统式具有相同的功能，即可认定为具有同等效力。我国也与这一国际立法趋势相靠拢，例如我国新修订的海关法中规定了电子数据报关方式。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在合同法中已承认以电子数据交换方式订立的合同的有效性，承认其符合法律对合同书面形式的要求。要使实体法的修改有实际意义，就必须设定相应的程序规则，使得以实体规定为依据，在诉讼中寻求救济时具有程序法基础，否则实体法上的修改不啻一纸空文。
随着我国法制的健全和依法治国的逐步实现，法律体现出的人文关怀日益受到重视，具体到司法实践中，对证据的认定与采信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便是很好的证明。特别是在刑事诉讼中，由于涉及当事人的自由、财产、甚至生命，因而对证据的应用要求更为严格。证人证言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七种法定证据之一，在我国刑事证据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不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证人证言都是应用最为广泛、最为普遍的一种证据。但在我国，无论是法律上对证人证言的法律效力的规定，还是司法实践中对具体证人证言的应用，都存在一些弊端。本文从三个方面阐述：一、证人证言的概念和特点。二、证人证言的法律效力。三、证人证言的采信规则。其中，在证人证言的法律效力和采信规则两个方面做了详细的阐述。本文采用解释和比较的方法对这些问题作了一些浅析，同时提出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刑事诉讼 证人证言 法律效力 采信规则
随着我国法制的健全和依法治国的逐步实现，法律体现出的人文关怀日益受到重视，具体到司法实践中，对证据的认定与采信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便是很好的证明。特别是在刑事诉讼中，由于涉及当事人的自由、财产、甚至生命，因而对证据的应用要求更为严格。证人证言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七种法定证据之一，在我国刑事证据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不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证人证言都是应用最为广泛、最为普遍的一种证据。但在我国，无论是法律上对证人证言的法律效力的规定，还是司法实践中对具体证人证言的应用，都存在一些弊端。本文采用解释和比较的方法对这些问题作一些浅析，同时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证人证言的概念和特点
（一）证人证言的概念
关于证人证言的概念，目前不同版本的教材稍有差别，主要表现在证人陈述的对象上，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第一种是樊崇义主编的《证据学》中的观点。该书中的定义是：“证人证言，是指知道案件真实情况的人，向办案人员所做的有关案件部分或全部事实的陈述。”第二种是江伟主编的《证据法学》中的观点，将证人证言定义为：“证人证言，是指证人在诉讼过程中，向司法机关陈述的与案件事实有关的内容”，并在叙述其特点时，特别论述了证人证言应当是证人就案件有关情况向承办案件的审判人员所作的陈述。1
就证人陈述的对象来讲，我认为第一种观点是比较完全和确切的。
从一般要求上看，证人证言应当向法庭直接陈述，但是在采取证据保全措施或证人无法到庭的情况下，当事人或诉讼人只能采取直接询问证人的措施，并作成笔录。这种笔录具有证人证言的本质特点，因为它是证人通过感知、记忆、陈述所形成的言词证据。如果认为它不是证人证言，我们又无法把它归入别的证据类别。如果像第二种观点认为的，这种笔录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证人证言，从性质上讲只属于调查笔录，这与司法实践和我国法律规定的证据种类都不相符，也会使部分证据保全措施失去意义。因此，证人陈述证言的对象应当包括当事人及其诉讼人特别是律师,其陈述地点也不一定局限于法庭。当然，也不能认为证人在任何地点向任何人所作的关于案件情况的陈述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证人证言。从证人证言的内容和形成过程来看，我认为第一种观点的陈述又有不妥之处。证人证言的基本目的，在于以证人陈述的与案件事实有关的内容来证明待证事实。但是，证人证言的内容本身并不就是案件事实或真实情况，而只是“与案件情况有关的内容”。证人证言中有些内容不一定能揭示案件事实，只有经过司法人员的审查判断，才能确认其内容是否与案件事实相符合。因此，证人证言只是一种证据材料，经过司法认定之后，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证据。所以，第一种观点认为证人“所了解的案件事实”的表达，是不严格、不科学的。
综合以上两种观点的合理成分，我认为应将证人证言定义如下：证人证言是刑事诉讼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就自己所感知的案件事实向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①
（二）证人证言的特点
证人证言是诉讼证据的一种，它除具有证据的一般特点外，还具有自身的特点：
1.证人证言是知晓案件情况有关内容的证人所作的陈述
这是证人证言的本质特征。证人证言的内容是证人通过对案件情况的感知、记忆、陈述而形成的。就一般意义而言，证人必须对案件情况有亲身感受，耳闻目睹了案件有关情况。至于证人陈述的其听到他人转述的与案件有关的情况，是否可以作为证人证言，不同的国家在法律上有不同的规定。在英美法系国家，证人陈述他人转述的案件有关情况，属于“传闻证据”。根据英美法系国家的有关证据规则，传闻证据难以令人置信，在本质上被认为缺乏真实可靠性，在程序上又由于没有机会对第一陈述者进行交叉询问，因此，对该传闻证据原则上予以排除。但在某些情况下又有一定的例外。如传闻证言的第一陈述者已经死亡或已不能到庭陈述等。在我国，立法上没有限制传闻证据的使用，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对证人转述他人陈述的证言，采取的是有限度承认的做法。
2.证人证言是证人在明了作证的法律责任后所作的陈述
这一特点是收集其他证据所没有的要求。由于证言是证人思维活动的产物，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影响证言的真实性。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象西方国家那样，要求证人在作证前用向“上帝”宣誓的方法，来保证证言的真实性。事实上，这种方法也不可能约束证人，保证证言的真实性。我们应当向证人讲明其法律责任，来约束证人，以保证证言的真实性。如果证人在明了法律责任后作伪证，就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直至刑事责任。
3.证人证言是证人主观对客观的认识与反映，受人的主观影响较大
证人在感知、记忆和陈述案件情况的过程中，充满着主客观的矛盾，其认识过程既受证人主观因素的影响，也受外在客观因素的制约。由于客观事物本身的复杂性，以及证人本身感受能力、记忆能力等原因，使证人证言的情况比较复杂，因而对证人证言既不能盲目轻信，也不能轻易否定，必须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进行认真的审查核实，进而形成证据链条，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4.证人证言是证人对案件有关情况的客观陈述，而且是证人对自己亲身感知的案件事实进行陈述，而不能对这些情况进行分析评价，也不能对案件事实发表看法和意见
这是法律原则上的普遍要求。英国学者罗纳德.沃克指出：“一般规则是，证人只能就其直接感验的事实作证，而不得对不是其直接感验的事实陈述相信与否的看法。这便是排斥意见证明方法的规则。该规则的理论根据是：从已证事实得出结论是法庭而非证人的职责。”但是实际上，证人对案件情况的感知和陈述不可能是纯客观的过程，因此，一定程度内的主观判断总是难以避免的。其中的限度和范围，只能有法官裁量。基于这样的事实情形，罗纳德.沃克又指出：“如果意见在本质上是系争事实，便不排斥这种意见。另外，如果意见是作为某些独立事实的证明方法而提出的，便存在着许多可以采纳意见为证据而不考虑排斥意见的一般规则。”在英美法系国家，由于将当事人的陈述、鉴定人的鉴定结论都列入证人证言的范畴，在法律上，还有专家证人的规定，这使得从证人证言中完全排除分析意见变得不可能，因此，法律在某种程度内允许证人提出自己关于事实的分析意见和判断，法院对此也予以考虑。在我国，学理上认为，证人不能对案件事实的有关情况进行分析判断。但在实际作证过程中，证人根据日常生活的常识就自己所见所闻做出的简单推测、判断，法庭应当允许并予以考虑。如果连这种简单的判断、推测都要排除，那证人作证就很难实际进行。②
二、证人证言的法律效力
（一）我国法律对证人证言法律效力的规定与不足
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第47、156、157等3条规定，确立了我国刑事证人证言制度的基本框架，即证人必须到庭，并经公诉人、受害人、辩护人和被告人的询问质证。但此仅是原则规定，证人在例外情况下可以不出庭，而仅提供证言笔录。刑事诉讼法确定证人到庭的绝对性是必要的，对证人不能到庭作例外规定也不可缺少。但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则表现出严重不足。
《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询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根据这一规定，我国在立法上，实际上已经明确了直接言词证据原则，即所有证人所提供的证言必须以口头形式在法庭上陈述，而不允许只用案卷中的证人证言书面材料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第156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对证人、鉴定人发问。”此两条规定所体现的精神很明显，即证人必须到庭作证并经询问和发问。但是与第47条、第156条相并列的第157条则规定：“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的意见。”这样并列的三个条文规定出现了明显的矛盾，一方面是第47条和第156条要求当庭对证人的质证和询问，另一方面又有第157条对证人证言笔录的征询意见。即一方面证人必须到庭，另一方面证人又可以不到庭，而仅提供证言笔录。立法上的前后矛盾，显示出我国的证人证言制度的严重不足，尤其是修改过的《刑事诉讼法》，对此未作改动，不能不说是该法在刑事证言制度规定方面的一个缺憾。③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诉讼法是把证人到庭，并经庭审质证询问作为原则，而把提供证言笔录作为法律的例外规定。但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某些做法已严重背离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精神，甚至出现了一定的混乱情况。据有关部门统计，刑事案件靠证人证言定案的达80%以上，其中45%的案件主要靠证人证言定案。而刑事案件证人到庭陈述，并经当庭质证的案件不足10%，这就说明有近80%的案件，证人证言不能以质证方式加以确认，而只能经过司法人员询问作笔录，并只能当庭征询意见，这种做法是有很大弊端的。
（二）认定证人证言的法律效力的两种情况
1.出庭证人的证言的法律效力
证人一旦出庭作证，对于其庭上证言的法律效力的认定有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该证人在庭前没有证言笔录，直接出庭作证。此时该证人证言的法律效力的认定应当是该证人接受以交叉询问方式进行的质证，必要时还要接受法官的询问，从而使法庭能够直接审查证人的作证资格、感知能力、记忆能力、表达能力、合理判断主客观因素对证人的影响，并应和其他证据或证言相互印证，进而形成证据链条，以辨别证言的真伪。
第二种情形是该证人在庭前有证言笔录，且又出庭作证。此时，证人证言的法律效力的认定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证人庭上的证言与庭前陈述即证言笔录一致，此时其证言笔录成为补充证据。在我国，出庭证人的证言笔录与其当庭陈述一致的，该证言笔录可用来反驳对当庭陈述的质疑,也就是说此时证言笔录是当庭陈述的补充证据。如果能再和别的证据或证言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条，则该证人证言可作为证据直接采信。第二种是证人庭上的证言与庭前陈述即证言笔录不一致，此时其证言笔录成为弹劾证据，用来削弱该证人的可信性，即它仅证明证人的品格，不证明案件的其他事实。如果前后陈述差别较大，漏洞较多，则其证言应予以直接否定而不被采信。如果差别不大或小有出入，应在认真审查核实后才能作为证据予以采信。否则，不予采信。④
2.不出庭证人的证言的法律效力
刑事诉讼中除当事人以外的知晓案件情况的第三人因为某些原因不出庭或无法出庭，此时其证人证言以庭前证言笔录的形式出现并固定下来，其法律效力又如何认定呢？我认为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应严格限制证言笔录的使用。
证人出庭作证是各国通例，在英美法国家表现为传闻证据规则，在大陆法系国家则为言词和直接审理原则。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言笔录未加限制，直接导致了大量书面证言的“常态化”使用。司法实践中，为防止“控辩式”走过场，应当努力创造条件，扩大证人出庭的范围，凡是可能获得言辞证据同时案件确实需要证人到庭作证的，不得使用书面证言（包括证言笔录）。⑤同时，应严格限制使用最高法院意见第141条，证人经法院准许不出庭的，其证言笔录或者书面陈述，可作合法证据对待；证人未经法院准许而不出庭的，其证言笔录不得采用，应由提供证人一方负举证不能的责任。三、证人证言的采信规则
（一）以立法的形式明确确立直接言词原则
直接言词原则是目前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原则之一，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或是前苏联东欧国家，他们都在其刑事诉讼中贯彻这一原则。这一原则的基本要求是：法庭审判必须以直接言词方式进行，法官、检察官必须在法庭上亲自听取被告人、证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陈述，案件事实和证据必须由控辩双方辨认、质证，书面的证言不能作为法庭采纳的证据。在当前的刑事诉讼过程中，法庭之所以会即可以采纳书面证人证言，也可以采纳证人当庭提供的证言，其主要原因在于当前的刑事诉讼制度中，没有确立“直接言词”原则，未明确规定证人只有到庭作证，经过控辩双方质证后，其提供的证言才具有法律效力。依据直接言词原则，传闻证据只有在法律有规定的特别情况下，才能采纳。英美法系国家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均奉行完整意义上的直接言词原则，而大陆法系国家对此仅有一定体现，但并不强调贯彻。我国则表现为刑诉法条文中已蕴涵直接言词原则的精神（如刑诉法第47条之规定），但在文字上无类似表述。而且其后还规定证人不出庭而证人证言予以采信的例外。我认为在这种例外演变为普遍，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现象成为惯例之时，有必要将该原则明确写入法典。
（二）确立意见证据排除规则
意见证据是指证人在陈述自己所了解的案件事实时，而对这些事实的发表意见和看法。假如不排除这一证据，则证人的意见和看法可能会因证人的判断评价能力而出现错误，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案件主审法官的注意力，甚至会转移人们的视线，给及时审理案件带来麻烦，形成诉累。
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理论认为，由于意见证据并非是证人对其自身所接触、经历的案件事实的回忆，而是证人自己的主观意见，因而无证据能力，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我国立法对证人意见能否作为证言内容没有明确规定，但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只有知道案件情况的人才有作证义务，”“证人应当如实地提供证言”，证人证言的内容应限于证人所了解的案件情况，排除证人对案件事实的分析判断、估计等，也就是说我国对证人证言排除意见证据。
（三）确立传闻证据排除规则
证人根据是否直接接触案件事实，分为目击证人和传闻证人。所谓传闻证人是指将得诸于他人的事实予以报告的人，传闻证人所做的陈述即为传闻证据。传闻证据在英美法系国家，大陆法系国家都不能用来作为定罪依据。美国联邦证据法第602条规定：亲身认识之欠缺，除有充分证据支持对待证事项有亲身认识的事实认定外，证人对该事项不得作证。实际上就是指证人必须对他所作证的事项有亲身的认识，因为法官在审理中一般会做这样推定：当证人作证时，通常他会说他所看、所听到的东西，以使法院可以检验证人所感觉到的东西。而排除传闻证据规则是说如无法定理由，传闻证据不具有当然的证据能力。原因主要在于，传闻证据无法确保控辩双方地位平等、权利一致，未经宣誓或确认，也没有给予当事人对原始人证进行反询问的机会，更无法当庭查明此证据的真实性及证人是否诚实可信。从这个角度看，排除传闻证据规则与直接言词原则功能作用相似。如某证人可能会说：甲曾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只要甲所说的不是传闻，或是属于传闻法则的例外范围皆可，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弄清楚到底证人是否对所发生的事情有第一手亲身认识，或是证人只知道甲所告知的事项，假如证人对案件事实有亲身的认识，那么证人便不能借助于甲所说的，可是倘若证人只知道甲所说的，那么证人便不能确定或不否认甲所说的事实的真实性，而只有对甲所作的陈述有认识，而法院也只可对甲所叙述的事实加以检视，而非对这事实本身的真实性。 ⑥
四、小结
对于我国刑事诉讼证人证言的法律效力及采信规则，在前文中已作了详尽的论述，
我认为，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作下面的规定是必要和现实的：
（1）在现阶段使用书面证言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但是只能对那些控辩双方均无争议的而言。对于那些有争议、有疑点却又至关重要的证言，则必须要求证人出庭作证。
（2）对于不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如果符合以下两个条件的可以使用：一是证人确实无法到庭陈述，如死亡、病重、旅居海外或去向不明；二是有其他方式可证明书面证言的真实性，如对证人询问过程的全程录相，或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在场并听见证人的陈述，或排除伪造及逼迫的情况下证人的亲笔证词等。
（3）在不同阶段的证人证言出入矛盾时，如何采信，是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明确当庭证言与庭前证言的效力是必要的。司法实践中，一般都认为在法庭上或有法官制作的询问笔录公信力最强。正因为如此，在很多检法两家有争议的案件中，法官往往以此做出有争议的判决，检察机关也往往以此作为理由发动抗诉或审监程序。在这一点上，日本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有可借鉴之处，它规定对于证人询问笔录，因主体不同可能具有不同的效力，法官询问笔录作为证据的限制最少，效力最高，检察官次之，而警察及律师的笔录限制最大。
注释：
①江 伟，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出版。
②胡锡庆，诉讼证据学通论，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出版
③马运力，对完善我国刑事证人证言制度的法律思考，载《政法论丛》，2000年第三期
④郑蜀饶等，云南省高院高刑初字第1 号《刑事判决书》，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⑤龙宗智、李玉花，《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1年
⑥张月满，刑事证人证言规则，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出版
参考文献：
[1]何家弘，证人制度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出版
[2]张永泉，民事证据采信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3]张月满，刑事证人证言规则，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出版
[4]贾起珍，试论询问笔录、调查笔录的法律性质．河北法学
[5]樊崇义，论传闻证据法规则．国家检察官学报，2002年第69期
[6]吴丹红，证人证言的形式问题反思．湘潭工学院报(社科)2003年第18期
[7]汪建成，刘广三．刑事证据学．群众出版社，2003年出版
[8]季卫东，法制秩序的构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9]王伯庭、陈伯诚、汤茂林，《刑事证据规则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
[10]陈一云，证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04出版
论文关键词 计算机取证 电子证据 规制
一、引言
随着计算机和网络的广泛应用,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也越来越依赖这一现代化的工具了。但与此同时,利用计算机和网络的犯罪案例也急剧增加,它扰乱了社会的经济秩序,对国家的安全、社会文化等都构成了威胁。为了更好地打击计算机犯罪,计算机取证这一交叉于计算机和法学的学科应运而生。计算机取证过程中获得的电子证据与传统证据相比,具有易失性、脆弱性等特点,现实办案过程中,所获取的材料往往多用作办案线索而非定案证据,一直以来在证明力上保守质疑。为了能够得到法庭认可的证据,就应该规范取证的过程,规范取证的步骤,依据相关的操作规范进行取证工作。那么如何制定规范?是从技术角度还是从法律角度进行规范?计算机发展日新月异,技术或者法律的规制是否也应与时俱进呢?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不妨先看看国外在标准化方面的进程。下面先从计算机取证的含义谈起,着重介绍国际计算机取证标准化方面的工作。
二、计算机取证的含义
计算机取证没有统一、准确的定义。计算机取证资深专家JuddRobbins给出的定义:将计算机调查和分析技术应用于对潜在的、有法律效力的证据的确定与获取上。计算机紧急事件响应组CERT和取证咨询公司NTI扩展了该定义:计算机取证包括了对磁介质编码信息方式存储的计算机证据的保护、确认、提取和归档。系统管理审计和网络安全协会SANS归结为:计算机取证是使用软件和工具,按照一些预先定义的程序,全面地检查计算机系统,以提取和保护有关计算机犯罪的证据。
这些概念比较侧重于对证据的收集和获取,而没有涉及对证据的分析和法庭出示等问题,因此这几种定义是不完全的。
目前,比较全面且能广泛接受的概念是:计算机取证是指对能够为法庭接受的、足够可靠和有说服力的、存在于计算机和相关外设中的电子证据的确定、收集、保护、分析、归档以及法庭出示的过程。取证的目的是为了据此找出入侵者(或入侵的机器),并解释入侵的过程。
此外,和计算机取证相近的术语还有计算机取证、电子证据的收集等,虽然,业界有很多学者对它们的含义进行了区分和界定,实际上,笔者认为它们的含义大体相同,涉及的取证过程的步骤、原则、标准等理论也基本一致可以互通,所以并没有严格区分的必要。
三、计算机取证的基本步骤
计算机取证的工作流程目前并没有统一的规定,早在1999年,美国人法默和韦尼玛在一次电子取证分析培训班上率先提出了基本过程模型,遵循如下的基本取证流程:第一步,保护现场安全并进行隔离;第二步,对现场进行记录;第三步,系统地查找证据;第四步,对证据进行提取和打包;第五步,建立证据保管链。后来,相继有多种模型被提出,如:事件响应过程模型、执法过程模型、抽象过程模型、综合数字取证模型、增强式数字取证模型、基于需求的计算机取证过程模型、多维计算机取证模型、可信计算取证模型以及网络实时取证模型。总的来看,这些模型是分别立足于不同的取证环境或技术的,所反映出来的取证流程也有所差异。但大致都包含了如下几个部分:
(一)现场保护与勘查现场勘查是获取证据的第一步,是指计算机侦查人员依照规定,使用计算机科学技术手段和调查访问的方法,对与计算机案件有关的场所、物品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可能隐藏罪证的人的身体进行检查、搜索,并对于和犯罪相关的证据材料扣留封存的一种侦查活动。
(二)证据获取证据的获取是指识别物理设备中可能含有电子证据的电子数据,并对这些电子数据进行收集,或直接利用技术手段收集电子数据的过程。从本质上说,就是从众多的未知和不确定性中找到确定性的东西。所以,这一阶段的任务就是保存所有电子数据,至少要复制硬盘上所有已分配和未分配的数据,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硬盘映像。除了硬盘数据外,网络数据也是要获取的证据。网络数据包括实时获取的网络通信数据流,网络设备上产生的日志文件,防火墙的日志文件以及与网络应用有关的日志和登陆日志文件等。
(三)证据鉴定计算机证据的鉴定主要是解决证据的完整性验证。计算机取证工作的难点之一是证明取证人员所收集到的证据没有被修改过。而计算机获取的证据又恰恰具有易改变和易损毁的特点,如果获取的电子数据不加以妥善保存,电子数据很容易受到破坏,甚至消失。所以,取证过程中应注重采取保护证据的措施。常用的电子数据的保存技术主要有物证监督链、数字时间戳技术、数字指纹技术、数据加密技术等等。
(四)证据分析分析证据是计算机取证的核心和关键,分析已获取的数据,然后确定证据的类型,包括检查文件和目录内容以及恢复已删除的内容,分析计算机的类型、采用的操作系统,是否为多操作系统或有无隐藏的分区;有无可疑外设;有无远程控制、木马程序及当前计算机系统的网络环境等,并用科学的方法根据已发现的证据推出结论。
(五)证据追踪上面提到的计算机取证步骤是静态的,即事件发生后对目标系统的静态分析。随着计算机犯罪技术手段的升级,这种静态的分析已经无法满足要求,发展趋势是将计算机取证与入侵检测等网络安全工具和网络体系结构技术相结合,进行动态取证,即计算机动态取证。
(六)证据提交这个步骤主要包括打印对目标计算机系统的全面分析和追踪结果,以及所有可能有用的文件和被挖掘出来的文件数据的清单,然后给出分析结论,主要涉及计算机犯罪的日期和时间、硬盘的分区情况、操作系统版本、运行取证工具时数据和操作系统的完整性、病毒评估情况、发现的文件结构、数据、作者的信息,对信息的任何隐藏、删除、保护、加密企图,以及在调查中发现的其他的相关信息,标明提取时间、地点、机器、提取人及见证人,给出必要的专家证明或在法庭上的证词。最后以证据的形式按照合法的程序提交给司法机关。
四、计算机取证的规制现状
在遵循取证原则的基础上,计算机取证的各个阶段所需要遵守的法律界限在哪里,如何把所获取的电子证据送上法庭以及如何呈送,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与计算机取证相关的规则和制度的出现。
计算机取证的规制分技术规制和法律规制两个方面,前者从技术角度推动计算机取证的标准化,后者从法律角度促进计算机取证的合法化。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界限。举例来说,在证据提交的这个步骤中,提交什么样格式的文档,文档中包含的内容和数据及其相互关系如何,是否需要统一界定,这属于技术规制的范畴。技术规制同其他自然科学一样,与政策和法律体制无关,因此,不同国家之间可以相互参考。
但法律规制则不然,显然无法照搬别国的法律条文,例如:就电子证据是否单独立法各个国家的作法就不尽相同,英美法系的国家大都有专门的法案,美国在1996年设立了《国家信息安全法案》,英国在1984年出台了《数据保护法》,而大陆法系的国家则不一定设有专门的法案,如:法国作为大陆法系的代表之一,没有专门的证据法典,只是在1992年通过、1994年生效的《刑法典》中专设了“计算机信息领域的犯罪”一章。
计算机取证的法律规制与技术规制区别明显,但这并不说明这两者之间不能转化,技术规制经过实践检验,法律确认后便可成为法律规制。正因为相互之间的可转化性,所以本文无法也没有必要单独从技术规制和法律规制两个角度分裂开来介绍目前的国外研究现状,而是从标准化草案和立法现状两个角度来介绍规制情况。
(一)标准化草案1.美国SWGDE组织提出的标准化草案计算机取证的标准化工作起源于“Digital Evidence:Standardsand Principles(数字证据:标准和原则)”一文的出版,该文由SWGDE(Scientific Working Group DigitalEvidence,数字证据科学小组,它是国际计算机证据组织在美国的分部)起草,并于1999年10月在伦敦举办的国际高技术犯罪和取证会议上公布,次年4月刊登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出版的《Forensic Science Communications》。目前,已被美国法律部门采纳为标准化草案。
“数字证据:标准和原则”一文中明确规定,为使数字证据以一种安全的方式进行收集、保存、检查和传输,以确保其准确性和可靠性,法律部门和取证机构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的质量体系并需编制一份标准化操作规程(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Manual, SOP,2011年6月已出第二版)。考虑到了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SOP文件必须每年有权威机构审查一次,以确保其使用范围和有效性。在SOP文档中,规定了取证过程操作的技术规程,方法性的指导了取证的过程。考虑到处理证据过程中关注的角度不同,SOP文档分为实验室单元和现场单元两种类型的文档,现场单元文档中列举了在证据保存、动态内存数据获取、数据镜像、移动设备收集等环节过程中所需要软硬设备、局限性、处理过程的标准化建议,实验室单元文档中列举了在介质擦除、硬件拆除、BIOS检测、介质写保护等环节中所需要的软硬设备、局限性、处理过程的标准化建议。
2.FIRST会上提出的标准化2002年6月在夏威夷召开的第14届FIRST(Forum of Incident Response and Security Teams)年会上,巴西教授提出了一个新的标准化模型。该模型是一个两级分类结构,分为法律标准类和技术标准类:
内容提要: 适用证明责任裁判案件是法官面对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的普遍性选择，适用事实推定追求案件事实是法官避免适用证明责任裁判案件的能动性努力；事实推定适用的条件是适用事实推定抑或适用证明责任裁判案件的界限；适用事实推定后，诉讼前分配好的证明责任不会发生转移，但提供证据责任将发生转移。
“彭宇案”（彭宇是原告徐寿兰(徐老太太)诉彭宇案中的被告。2006年11月20日上午，原告在南京市水西门公交车站等候83路车，大约9时30分左右。有2辆83路公交车同时进站。原告准备乘坐后面的83路公交车，在其行至前一辆公交车后门时，被告第一个从该公交车后门下车。原告摔倒致伤，被告发现后将原告扶至旁边，在原告的亲属到来后，被告又与原告亲属一起将原告送往医院治疗。原告后被诊断为左股骨颈骨折并住院治疗，施行髋关节置换术，产生了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等损失。对原、被告是否发生碰撞进而导致被告受伤的问题，双方存在意见分歧：原告认为其是和第一个下车的被告发生碰撞倒地受伤的；被告认为其没有和原告发生碰撞，其所作所为均系做好事。该案一审法院运用事实推定认定“彭宇撞倒了原告”并导致其受伤。有关该案的详细情况请参见一审判决书：http： //blog. chinacourt. org/wp-profile1. php？ author=344&p=76592·），一件普通的民事案件，经过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的报道、宣传乃至煽动，引起了民众乃至高层的关注（2008年6月1日，笔者以“彭宇案”为关键词在baidu上搜索，找到相关网页约239， 000篇，在google找到相关网页约有208， 000篇；同时江苏省委、省高院，以及最高法院的领导均谈到此案。）。“南京老太太”被加上引号并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在部分网友眼里“南京老太太”成了“恩将仇报”的同义词。）。此案在高层的关注下，像其它敏感案件一样，以和解结案的方式回避了社会质询、压力（“彭宇案”上诉到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后，面对“群情激昂”的舆论，二审法院一直没有裁判。最后江苏省高院院长称彭宇案已和解并对和解协议的具体内容保密，详见《成都商报》2008年03月16日。）。作为一个法律人，此案一审判决书的核心、引起人们批判甚至“痛恨”的东西———事实推定，不能不激起我们的追问热情：法官适用了事实推定判案，他为什么不适用最常见的证明责任判案？
法官没有适用证明责任裁判就是误判吗？是事实推定本身没有诉讼上的价值，还是事实推定在本案中被误用？如果该案的判决书有错误，关键性错误在哪里？实质上这些问题的答案均内含于事实推定与证明责任的关系之中，为了更为准确地厘清二者的关系，笔者拟先对推定、事实推定以及证明责任等概念予以界定，然后从3个方面进行讨论。
我们知道，事实推定是推定的一种。所谓推定，是依照法律规定或者由法院按照经验法则，从已知的基础事实推断出未知的推定事实，并允许当事人提出反证予以推翻的一种证据法则（依据理论通说，推定包括法律推定与事实推定两种，而法律上的推定，是指立法者根据事物间的常态联系，以法律明文规定的推定，本文只探讨事实推定。相关理论详见江伟：《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版，第124页；另见卞建林：《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371页。）；所谓事实推定，是指法官依已经明确的事实(基础事实)，根据经验法则依自由心证，而推认争执的事实(推定事实)存在。事实推定属于推理的子范畴，它也是一个三段论推理过程，由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三个方面构成。其中甲事实与乙事实之间的或然性联系(经验法则)是大前提，甲事实(基础事实)是小前提，乙事实(推定事实)是结论。[1]194而证明责任，又称为举证责任（也有学者认为举证责任不同于证明责任。本文采取的理论预设是二者内涵完全相同。）。关于证明责任的内涵，有多种观点和学说。[2]177-181鉴于研究的需要和便利，本文采纳学界通说“危险负担说”观点，即在当事人主张的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由一方当事人负担不利的诉讼结果。[3]281
一、事实推定适用的内因———法官避免适用证明责任判案的能动性努力
(一)适用证明责任判案———法官面对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的理性妥协
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构成了法官裁判的两大基础，对于法律规范，“法官知法”是一个基本的理论预设，而对于事实问题却无法作出这样的预设。事实问题作为法律适用的前提往往更会成为问题的关键和争议的焦点所在。由于案件的事过境迁、司法证明的历史证明性质、事实探知成本以及法官的有限理性等因素的制约（关于人类诉讼证明活动的滞后性、相对性、有限性的详细论述，参见卞建林：《论诉讼证明的相对性》，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就司法案件整体而言，司法过程中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必然不会达到一个确定的二分状态——— “真”或“假”。[4]16这就是说在部分案件中，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必然会处在真与假之间的一个模糊状态，即“事实真伪不明”的灰色状态。
根据李浩先生的研究，当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有拒绝裁判、驳回起诉、不予受理、调解解决、按心证的比例作出裁判、推迟作出裁判、降低证明标准、运用举证责任作出裁判这八种可能的应对措施；[5]104诉讼理论与实践公认的观点是“唯有依据举证责任作出裁判才具有正当性和普适性，而其他各种应对措施或者不具有正当性，或者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适用”（人们能够普遍接受或认同的规则所作出的判决，并不总是符合案件事实的正确判决。）。现代证明责任之所以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原因在于，它在总结人类诉讼经验的基础上，对于案件事实真伪不明进行的是一种法律的普遍性拟制，而不是一种个案的拟制；是一种理性的拟制，而不是一种非理性的拟制（之所以称为理性的拟制是因为证明责任是法律综合衡量各种因素并进行价值排序而做出的决断。但理性的拟制具有时代性，如古代社会的神明裁判，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拟制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理性的、可以接受的。）。具体说来，证明责任分配就是在具体诉讼发生前就“综合衡量各种因素并进行价值排序”并抽象地在双方当事人之间预先分配，[6]一旦案件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法官就视证明责任的归属作出裁判，即如果该事实属于原告负证明责任的法律要件事实，就判决原告败诉；如果该事实属于被告负证明责任的法律要件事实，就判决被告败诉。可见普遍性适用的证明责任成为法官遭遇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的“法宝”。
事先分配好的证明责任必然“逼迫”个案当事人去收集证据，一旦当事人收集的证据无法证明案件事实且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法官就普遍性地适用证明责任来裁判案件。这种裁判，实质是依据证明责任分配将要件事实拟制为“真”或“假”，进而依据相关法律规范作出裁判（法律上的拟制是将甲事实视为乙事实，使甲事实产生与乙事实相同的法律效果，并且拟制不可用反证予以推翻。例如《民法通则》第66条“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继承法》第25条“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有关法律上的拟制的详细内容参见[德]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20页。）。此时，法官显然没有以自己确信的事实为依据进行裁判，而是以“拟制事实”为依据作出令当事人必须接受的判决。为了保证“拟制事实”裁判的公正性、保证最后适用证明责任判案的正当性，就有必要通过程序本身产生的正当性来保证证据的收集与案件的审理。[7]96-100尽管如此，由于当事人诉讼能力的差异、证明手段的滞后性等主客观原因，适用证明责任裁判案件的现实后果是仍有可能使部分案件判决偏离客观事实。[8]439这样，证明责任的存在实质上是人类在不断完善认知手段和提高工具质量仍无法发现案件事实的情形下所采取的一种克服有限理性的制度性保障措施，这也意味着人们从方法和过程上已尽了最大努力仍不能确定案件事实，从而被迫采取的不得已的必要的理性妥协。
回到“彭宇案”中，原告徐老太太诉称被告彭宇撞倒了自己，她就应举证证明侵权的4个要件。从一审法庭现有的证据来看，主要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对彭宇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有关该案的证据的详细情况请参见一审判决书： http： //blog. chinacourt. org/wp-profile1. php？ author=344&p=76592·）。徐老太太的陈述是被告将其撞倒在地致伤；彭宇的陈述是他没有与原告相撞，他只是做好事。对彭宇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的主要内容为：彭称其没有撞倒徐，但其本人被徐撞到了。但是原始的讯问材料没有找到（案件一审期间，处理事故的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分局城中派出所提交了对被告彭宇所做的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该电子文档是用手机拍照对彭宇询问笔录取得的。电子文档的属性显示其制作时间为2006年11月21日，即事发后第二天。）。除此之外，事故发生后，城中派出所接到报警后，对该起事故进行了处理。案件诉至一审法院后，该起事故的承办民警到法院对事件的主要经过作了陈述，该陈述主要内容为：原、被告之间发生了碰撞（对该电子文档、承办民警法庭陈述的证据资格等问题，被告及舆论也存在怀疑。）。
仅凭以上证据，原告不能证明自己被彭宇撞倒过。而现有证据又不能排除彭宇撞倒原告的可能性（被告方提供的证人陈二春并没有看到原告摔倒的经过，因而其证言并不能证明徐老太太因何摔倒。所以，陈二春的证言对于本案关键问题并无证明作用。），案件事实实际上陷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中。此时法官完全可以依据证明责任判定原告徐老太太败诉。
(二)事实推定———法官避免适用证明责任判案的能动性努力
鉴于适用证明责任判案制度的价值缺陷，法官不能随意地、简单地将案件事实定性为“真伪不明”而适用证明责任裁判案件。只要有比适用证明责任裁判案件更为接近案件事实的路径，法官就要努力去追寻，而事实推定就是一个重要的路径。
前文已经提到事实推定也是一个三段论推理过程：根据日常生活经验(经验法则)，只要有甲事实(基础事实)存在就可以推定乙事实(推定事实)存在的可能性会非常大。而在诉讼中一旦基础事实被确证后，法官就可以依据该经验法则推论出推定事实存在的可能性非常大。此时，甲与乙之间的逻辑关系是或然的（事物间联系有必然性联系与或然性联系两种。必然性联系是指只要有甲事实的存在，就必然会有乙事实的存在。那么当甲事实确定后，就可以确认乙事实存在。例如，父母的血型都是0型与其子女的血型0型之间具有必然的联系。当有证据证明某父母的血型都是0型，则其子女的血型为0型是必然的。以必然性联系的经验法则来认定案件事实的方式不是事实推定。），即当基础事实甲被证明存在时，并不必然保证推定事实乙存在，而仅仅是推定事实乙存在的可能性非常大。这样当基础事实甲为真时，推定事实乙为真的概率就取决于甲乙之间逻辑关系的概率：如果甲乙之间逻辑关系的概率越高，推定事实乙为真的概率也就越高。[9]75可见事实推定是哲学中的“一般和个别”、“常规和例外”逻辑关系在诉讼领域中的具体运用（把哲学上两个事物之间的“一般”关系或“常规”关系作为充分条件关系，由于这种选择包容了绝大部分的可能性，只把极少数的可能性排除在外，这就保证了甲乙之间逻辑关系的概率，为事实推定的真实性创造了条件。）；事实推定也反映了司法对社会生活规律的尊重，所谓“通常经验表示业经普遍认为真实之事实，法院得认知其为真实”；[10]59最后事实推定也合于民事诉讼中的盖然性优势标准学说。[11]92
事实推定是法官避免适用证明责任裁判案件的能动性努力（除了法官外，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由于存在着利益动机，其也尽量避免使法官适用证明责任裁判案件。）。由于当事人收集证据的能力差异以及客观世界留下痕迹的不彻底性等主客观原因，在部分案件中势必导致与案件有关的直接证据无法收集，侥幸的是却收集到了一些与直接证据相联系的关联证据———基础事实。[12]依据这些关联证据，根本无法直接认定案件事实，但是在法官充分发挥其主动性、创造性的基础上，一旦发现了关联证据(基础事实)与直接证据(推定事实)的或然性联系(经验法则)，进而推论出在常态下应该如此的推定事实。[13]152法官能动性努力的成果———推定事实，就更可能接近案件事实（在“一般”或“常规”的情形下，事实推定更为接近案件事实。可见事实推定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价值位于证明责任之前，完全证明之后。）。由于事实推定反映的是案件事实在常态下、一般情况下、常规情形下应当如此，可见事实推定虽然还没有达到完全证明的程度，但是比适用证明责任裁判案件存在着更大的公正可能性。
从以上分析可知，事实推定仅仅是在基础事实确认的基础上，依据事物间或然性联系所作出的案件事实认定，但或然性并不等于必然性。因此，就有可能在某个个别的案件中，“个别的”、 “例外的”、“非常态的”情形出现，最后导致案件事实认定错误。此种“非常态的”情形的出现导致了法官适用事实推定追求案件事实的善良目的的落空，故此事实推定的危险性不言自明（有关论述详见张悦：《论事实推定》，载何家弘主编《证据学论坛》(第5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版。）。因此我们说“事实推定只能是在穷尽其他证明方式后的一种末位的选择”。
虽然事实推定在发现案件事实上具有危险性， 但是通过收集与案件事实有关联的基础事实，运用经验法则，创造性地发现案件事实，简直成为了判断法官(包括律师、侦探甚至普通民众)是否高明的唯一标准（一位优秀的法官必定是事实推定的高手，从蛛丝马迹(基础事实)中发现案情才能成为“神探”，包拯、狄仁杰、林肯、福尔摩斯、柯南均是如此，作为律师的林肯所作的“那天的月夜你不可能看清”的事实推定一直为人津津乐道。）。
“彭宇案”的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中，而该案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运用事实推定来追求案件事实（关于原、被告是否相撞，“彭宇案”法官大胆适用了事实推定：“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法官推论的详细内容见一审判决书： http： //blog. chinacourt. org/wp-pro-file1. php？ author=344&p=76592。在运用事实推定追求案件事实的逻辑推理过程中，法官犯有许多逻辑上的错误，详见张继成：《小案件大影响———对南京“彭宇案”一审判决的法律逻辑批判》，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这种思路无疑是正确的，但事实推定仅仅是法官追求案件事实的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具有危险性，因此必须对该工具予以限制，这些限制具体表现为事实推定的适用条件。如果具备适应事实推定的条件，则可以使用事实推定判案；否则只能选择更下位的证明责任来判案。
二、事实推定适用的条件———事实推定与证明责任的界限
既有价值优势又有危险性的事实推定，在作为追求案件事实的工具时必须予以慎用，否则事实推定的危险性将在实践中被放大。正如李学灯先生所言：“在实务方面从事推论而违背经验法则及伦理法则，所在多有，民刑皆然，借口自由心证，多凭情况证据或所谓间接证据，为偏而不全之推论，甚至仅凭主观之推测，由此建立一种结论，无异创造一种结论，危险殊甚，无可讳言。”[14]301因此界定事实推定适用的条件以规避事实推定的危险性就变得必然和迫切，事实推定适用的条件是：
(一)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具有高度或然性(经验法则)
1·经验法则的内涵。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的或然性联系是通过经验法则予以把握的。何谓经验法则呢？经验法则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通过大量同类事实得出的事物间或然性联系的一般性结论，其或者是一般生活经验，或者是专门的专业知识。[15]115据此经验法则可分为一般经验法则和特别经验法则。一般经验法则，是普通人从日常生活或者法律生活中所体验、所感知的经验法则；特别经验法则，是专门技术人员基于特别知识或经验所取得的经验法则。[16]经验法则是事实推定的大前提，通过经验法则来把握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的高度或然性联系时，必须清楚或然性联系中必然存在一般和个别、常规和例外的关系。依据经验法则所推导出的结论如果不具有一般性、常规的特征，则不能适用事实推定，因为在不具有或然性的情况下所作出的推定，往往会产生谬误。
2·经验法则的可靠性保证。经验法则被法官采纳用于事实推定后，应该在诉讼中把该事实推定的心证过程予以公开，以接受当事人、社会民众的评判；虽然特别经验法则只有具有专业知识的专门人才才能知悉，法官也应该在诉讼中把该心证公开，以便于事实推定不利方的当事人，运用其它专家来对该经验法则予以反驳（除了在诉讼中把该事实推定的心证予以公开外，还要在判决书中把该心证予以公开。）。
“彭宇案”一审判决书中的经验法则。彭宇案一审判决书中的经验法则就是“这个社会好人少”（细观“彭宇案”一审判决书，就会发现法官的推理轨迹：在现行社会中，人们一般不会做好事。只有加害人才会上去“帮助”受害人，现在彭宇你“帮助”了受害人，你一定是加害人。）。这从法官的两处推论清楚可见：第一处是：“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第二处是：“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原、被告素不认识，一般不会贸然借款，即便如被告所称为借款，在有承担事故责任之虞时，也应请公交站台上无利害关系的其他人证明，或者向原告亲属说明情况后索取借条(或说明)等书面材料。但是被告在本案中并未存在上述情况，而且在原告家属陪同前往医院的情况下，由其借款给原告的可能性不大；而如果撞伤他人，则最符合,情理,的做法是先行垫付款项。被告证人(即陈二春)证明原、被告双方到派出所处理本次事故，从该事实也可以推定出原告当时即以为是被被告撞倒而非被他人撞倒，在此情况下被告予以借款更不可能。综合以上事实及分析，可以认定该款并非借款，而应为赔偿款。”
一审判决书两处事实推定的词语，如“情理”以及“日常生活经验”等，实际上是法官对于社会生活经验的抽象，即是本案事实推定的经验法则。该案法官的经验法则是否为真？笔者认为，在目前公认的道德水平不高的社会现实情形下，与案件无利害关系的人一般不会对倒地的陌生人做出彭宇所做出的“行动”（由于本案事实到现在为止仍然不清，我们这些局外人也许永远不会再弄清该案事实，为表述的准确，我们只能称彭宇所为系“行动”。）。换句话说，笔者同意一审判决书中的经验法则。
(二)基础事实必须应是高度可信的事实
基础事实是事实推定的小前提，是已经被证明的、推导出推定事实的事实。[17]495根据笔者的理解，基础事实主要包括： 1.众所周知的事实。2.审判上的认知，即法官因其职务而应当知道的事实。3.原、被告陈述一致的事实。4.经充分证据证明的事实，而前案中被推定的事实、自认事实、和解以及调解的事实不能作为基础事实。对基础事实的唯一要求就是可信。所谓可信，就是为普通民众所普遍认同或者为某一领域专家所认同或者是当事人双方所认同。
“彭宇案”一审判决书中的基础事实。 “彭宇案”一审法官认定了两个基础事实：第一是彭宇陪同原告家人把原告送到医院；第二是是彭宇在事发当天给付原告二百多元钱款没索要欠条且一直未要求原告返还。该基础事实来源于当事人双方的一致陈述。
(三)需无相反证据予以推翻
前文已经论及事实推定是利用事物间或然性联系来发现案件事实的。但或然性毕竟不是必然性，虽然“主流”、“一般”、“常态”下如此，但仍有“非主流”、“特殊的”、“非常态”的例外情形。为防止该例外情形在个案中出现而导致案件事实认定错误，必须保证事实推定不利方当事人有提供反证的机会。如果事实推定不利方当事人提供的反证足以证明自己就是例外情形，则此次事实推定不成立。
反证攻击的对象一般有两个：第一是经验法则；第二是推定事实。由于推定事实是以可信的基础事实为依据所获得的，所以基础事实一般不能成为反证攻击的对象。
从彭宇提供的反证来看，其并没有对法官的“这个社会好人少”这一经验法则予以反驳（彭宇是否认同该经验法则，不得而知。设想一下，如果这个社会“一人滑倒，万人(陌生人)救助”，法官断然不会依据彭宇“所为”推定彭宇是加害人。）。他只是抗辩自己系“见义勇为”以及运用证人陈二春的证言直接攻击法官的推定事实。彭的抗辩仅仅是反驳而不是反证；陈二春的证言是反证，但其并没有看到徐老太太摔倒的经过，因而该证言并不能证明徐老太太因何摔倒；所以，陈二春的证言对于本案关键问题并无证明作用，也就是说彭宇的反证不成立（笔者的观点与季卫东先生不同，其认为陈二春的证言是有力的间接反证，该反证使得自由心证主义与过失盖然推定技术在本案都行不通了。详见季卫东：《彭宇案的公平悖论》，载《财经》2007年1期。）。
(四)符合公正理念和高尚社会价值取向
在完全证明的案件中，只要原告(受害人)证明侵权要件成立，侵权人就应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无需过多地考虑社会价值，因为高尚的社会价值追求已内化于法律条文之中。而对于适用事实推定的案件，法官必须倾向于追求高尚的社会价值，这主要体现在经验法则的选定上。承载公正理念和高尚社会价值取向的经验法则对良性社会的塑造、对人们善良行为的指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如果我们把社会生活中落后的东西视为经验法则，则会导致判决对现实生活的消极塑造。
“彭宇案”一审判决书中事实推定的最大问题就是脱离了高尚社会价值取向的约束。 “彭宇案”一审判决书的经验法则就是“这个社会好人少”。这一经验法则应该说是与现行社会生活中人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相适应的。当以“这个社会好人少”为由推定彭宇就是侵权人且判决其承担民事责任时，该判决就会指引人们不要去做好事（“彭宇案”一审法官的经验法则是“这个社会好人少”，人们一般不会去做好事。而只有加害人才会上去“帮助”受害人，只要你“帮助”了受害人，就推定你是加害人。由于判决对社会生活的巨大指引作用，现实生活中打算做好事的人担心被置于加害人的推定中，而提供反证证明自己不是加害人又比较困难，所以他们就尽量不去做好事。）。依据这样的经验法则最后形成的判决书对社会的消极塑造可以说是灾难性的（在“彭宇案”发生后的2009年5月7日(距该事件发生已近2年半时间)，笔者以“老人倒地无人敢救助”为关键词，在谷歌搜索到相关网页53， 400篇，在百度搜索到相关网页3， 790篇，这些网页大多讲述“彭宇案”一审判决书对社会生活的消极塑造，有的网页标题甚至触目惊心，如《南京法官造的孽：在中国老人瘫倒无人敢搀扶》，该文详见http： ///law/">法律逻辑批判》，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不能适用事实推定判案，只能适用事实推定下位的证明责任来判案。
三、事实推定适用的效力———事实推定对证明责任分配的影响
下面我们接着探讨，在适用了事实推定后，其对个案诉讼前已分配好的证明责任有什么影响即事实推定的效力问题。为了更为清楚的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把事实推定的启动也一并纳入研究视角。
(一)事实推定的启动
本文所要讨论的事实推定的启动是指事实推定的三段论由谁主张的问题。
事实推定的启动主体有当事人双方和法官，详述如下：第一，主张事实推定的当事人。其应提供证据证明基础事实的存在，同时应说服法官适用经验法则以及适用该经验法则应得出的推定事实。第二，事实推定的不利方当事人。其应提供反证来攻击经验法则及推定事实，以阻止事实推定成立。但有时事实推定的基础事实就来源于该当事人（当法官以“众所周知的事实”作为基础事实进行推定时，事实推定不利方当事人则在整个诉讼中首先提供反证。）。第三，法官。其可以接收主张事实推定一方当事人的说服而适用事实推定；也可以利用已发现的基础事实，根据自己的良心以及生活经验，主动适用事实推定。
“彭宇案”一审中，事实推定的基础事实来源于当事人双方一致陈述，而经验法则则是来源于法官自己的生活经验，法官运用该生活经验主动得出了推定事实——— “彭宇撞倒了原告”。
(二)证明责任不转移
不论是英美法系国家抑或是大陆法系国家，在事实推定的效力上，即事实推定适用后对证明责任分配的影响上，较为普遍的立法与学说是，事实推定仅仅会使提供证据责任发生转移，而不会使提前分配好的证明责任发生转换（这里所谓的转移是指由一方当事人转至另一方当事人。），正如骆永家先生所言：“法官借力于自由心证、经验法则，所为之事实上之推定，而由一造当事人移转于对造者，仅为‘举证之必要’，实非举证责任。”[19]113不论是当事人说服法官适用事实推定还是法官主动适用事实推定均是如此。
证明责任不转移的理由。第一，对事实推定固有危险性保持警惕。前文已经讲过，事实推定是根据事物间的或然性联系作出的，这样其在内容上就具有相对性和不确定性，也就具有内在的危险性，必须对事实推定的该危险性保持足够的警惕。即便因基础事实被确认而使推定事实处于假定的状态，证明责任亦并未就此而转移至对方当事人，主张推定事实存在的一方当事人仍不能卸除其证明责任。如果事实推定能够导致证明责任的转移，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使本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在举证不能或举证不充分的条件下获得胜诉（事实推定不具有转移证明责任的功能，这反映出了事实推定在证明效果上要弱于法律推定。）。第二，事实推定并没有免除主张者对基础事实的证明责任。根据辩论主义，法官一般不会主动发现案件的基础事实，虽然对方当事人也可能有意或无意地提供基础事实，但基础事实一般还是由主张事实推定的当事人一方提供。[20]421第三，法官对推定事实的心证是暂时的。推定事实只是让法官对处于真伪不明的案件事实形成暂时的心证，而不能据此马上作出令事实推定不利方当事人败诉的判决。法官需要等待对方当事人提出反证予以反驳，只有对方当事人没有提出反证或者反证不成立时，法官才可以判决主张事实推定的一方当事人胜诉。第四，即使事实推定不利方当事人提不出反证，其仍可能胜诉。当事实推定不利方当事人没有提出反证或者提出的反证不成立时，法官可以判决主张事实推定的一方当事人胜诉，此处是“可以”判决其胜诉，而不是“必须”判决其胜诉，即法官也“可以”判决其败诉。这是由于事实推定的证明力较弱，即使没有有力的反证提出，法院也并非不得不相信该事实推定（有关论述可参见陶丽丽：《事实推定制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68页。）。第五，当事实推定不利方当事人提出了反证，导致了推定事实也处于真伪不明时，只能仍按预先分配好的证明责任裁判，判决事实推定有利方当事人败诉（如果事实推定不利方当事人的反证证明推定事实完全为假，其更应胜诉。）。
在“彭宇案”中当原告无法完成证明责任，一审法官依据本案的基础事实推论出了推定事实———彭宇撞倒了原告。不过法官运用事实推定后，证明责任仍由原告负担。
(三)提供证据责任转移
提供证据责任的转移实质上就是上文中由事实推定不利方当事人提供反证。
提供证据责任转移的理由。事实推定是社会生活的或然性理性在民事诉讼领域的延伸，法官以“一般”、“共性”、“通常”如此，推论出推定事实也是如此。当法官进行事实推定后，虽然事实推定的不利方当事人仍有胜诉的可能性（根据前文，即使事实推定的不利方当事人没有提供反证推翻推定事实，法官仍又有可能判其胜诉。），但其仍应尽量提供反证，以攻击推定事实。只要事实推定的不利方当事人提供反证证明自己就是或然性联系的例外情形，该推定事实将归于无效。
反证攻击的对象。事实推定的不利方当事人为使推定事实归于无效，一般说来通过提供反证攻击以下对象以达到目的：第一，经验法则。动摇法官对该经验法则的确信，使法官不能根据该经验法则得出推定事实。第二，推定事实。只要事实推定不利方当事人提出的反证，证明自己就是“个别”、“例外”、 “非常态”，就足以证明推定事实不存在（事实推定不利方当事人提供的反证无法证明推定事实不存在，但该反证使法官对该推定事实是否存在产生心证上的动摇，使该推定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根据前文的证明责任不转移，事实推定不利方当事人仍然胜诉。）。为使法官重新确信该推定事实，主张事实推定的当事人必须再度举证。第三，基础事实。一般说来，除非发现了新的事实，否则不能再攻击基础事实，这是由于基础事实的特性所决定的（基础事实必须是众所周知、或当事人双方一致认同的，否就不可能作为基础事实，这样一般情况下就不能再提供反证对其予以攻击。）。
反证攻击的结果。事实推定不利方当事人针对事实推定的反证攻击的最终结果有3种情形：第一，推定事实为假。事实推定不利方当事人只要对事实推定的3个环节的任何一个环节提出有力的反证（事实推定的3个环节即事实推定的三段论———基础事实、经验法则、推定事实。），且足以影响法官对推定事实的确信，就可认定推定事实为假。第二，推定事实为真。事实推定不利方当事人没有提供反证、或者提供的反证无法动摇法官对推定事实的确信，则就可认定推定事实为真。第三，推定事实真伪不明。事实推定不利方当事人提供的反证使法官对该推定事实是否存在处于真伪不明的心证中，此种情形下由于预先分配好的证明责任并没有转移，原来承担证明责任的人将败诉。
“彭宇案”一审中的反证。在“彭宇案”一审中，当法官做出了“彭宇撞倒了原告”的推定事实后，彭宇提供了证人陈二春的证言作为反证，其攻击的对象仅为推定事实。由于陈二春并没有看到原告徐老太太摔倒的经过，其证言不能证明徐老太因何摔倒，所以彭宇提供的反证不足以攻击推定事实，法官最后认定推定事实为真，判决彭宇承担部分赔偿责任。
结语
在人们特别是网民对“彭宇案”一审判决书展开感性批判时，学者们也对其展开了理性批判（对“彭宇案”一审判决书展开理性批判的学者有：季卫东、张卫平、张继成等。）。更有法理学者从推理的角度，详细论证该“判决书是打着‘逻辑推理’的旗帜反逻辑”，[21]而我们诉讼法学者更为关心的是该案法官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去努力追求案件事实，而他的辛勤付出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反而招致人们的反感甚至痛骂的内因；关心法官适用事实推定错误的实质所在，关心事实推定的制度价值，关心本案事实推定误用对社会生活的巨大消极塑造。在诉讼中必须慎用既具有价值优势又具有危险性的事实推定。对事实推定的慎用主要体现在诉讼中必须对事实推定的适用条件予以尊重，否则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事实推定只能给社会带来灾难，“彭宇案”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当以事实推定来追求案件事实的路径阻塞，事实推定的适用条件不具备时，我们只能适用证明责任来裁判案件，这是充分发挥人类主观性努力仍不能发现案件事实而被迫采取的妥协，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种妥协同样体现一种理性。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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