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2 17:39:42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文学创作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在这份改革设想中，并没有废除传统论文形式，“愿意撰写毕业论文的学生，仍然按照传统毕业论文的规范进行写作。”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议：取消外文文献翻译环节，删减一部分繁琐的本科生毕业论文表格。
为丰富毕业论文形式，该问卷提出了6项建议：文学创作、翻译、读书报告、教案与参与教学、田野调查报告、社团刊物或公开刊物的。其中，文学创作“作品完成后，在国家正式出版社或正式刊物上出版或发表，可不需要进行自我理论陈述，但需要由学院认可其真实性；作品没有发表，学生应对作品主题、形式、写作等环节有一定篇幅的理论陈述。”作品形式包括中、长篇小说，长诗或组诗。
有些形式只适用于某些特定方向。
如田野调查报告就适用于文学人类学、汉语言文字方言调查等方向。
学生：根据实际情况操作
胡灵（化名）现在是对外汉语大二的学生。她说：“我们都赞同将论文与实践相结合，老师们提出的改革设想给了我们很大的发挥空间。我个人考虑选择教学参与的形式来作为毕业论文。”
但大四学生张东（化名）则显得有点无奈了。他说：“我们班很多同学都支持论文形式多样化，但即将面临提交毕业论文，目前还是只有传统形式是比较可行的选择。”相对而言，传统论文形式对大四学生来说，操作起来会简单一些。
论文摘要: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丈学创作呈现出了“百花竟艳”的多元化格局，女作家们以细腻的笔触对女性的日常生活、情感、欲望进行描写，使文学时人关注的中心点产生了根本性的位移，实现了片男性翁权的一种期及。随着女性文学的 发展 、繁荣，女性文学未来的走向应尽早过渡到两性对话阶段，这也许是女性文学创作今后的发展方向。
一、女性文学创作的多元化格局及女性精神空间的探求与建构
较之于08年代，90年代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的复杂多变将女性推到了更为严峻、更具有挑战性的生存境地:一方面生存空间的拓展为女性的自由发展和选择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她们似乎已从种种禁锢和规范中走了出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但另一方面，女性在向生活的丰富深邃处挺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更多的困惑，依然占中心地位的男权价值体系和市场化的现实物质关系则使女性的精神追求变得更为尴尬和暖昧川，使女性的精神空间变得相对比较狭隘。这从当代女性作家写作思潮的变迁中即可略见一斑，她们不仅经历了以残雪为代表的“梦魔写作”、以王安忆为代表的“生活超验写作，和以方方为代表的“超性别写作”，还经历了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躯体写作”、“房间写作”和以徐坤为代表的“话语写作”，更有以“新新人类”“宝贝”们性味十足的“身体播滚写作”等。由此，我们可以感觉到当代女性正在走向精神空间的探求和重构。
(一)“个人化，，写作的繁荣。市场 经济 大潮以其不可阻遏之势改变了和改变着现有的社会结构，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为人自身的又一次解放提供了前提，创造了条件，使人与生命能够重新以更单纯的形式成为社会时代的中心和文学的中心。女性作为这一变化的受益者之一，不但进一步发掘出了自身应有的价值，而且从女性自身的特点出发，把个体生命价值的发现、实施、受阻等诉诸笔端，以细腻的笔触对女性的日常生活、情感、欲望进行描写及对女性所特有的种种复杂、微妙、细腻的心态进行深人勘察，使文学对人关注的中心点产生了根本性的位移，把对人的存在的一种更根本更普泛更深人的探问转向了一向被文学忽略了的女性，把世人的目光引向了神秘的女性世界。与此相适应，“个人性”和‘个人化写作”愈益频繁地成为文学杂志上的热门话题，不但批评家以此论述作品，许多女性作家也以此自我论述，陈染更将自己唯一的长篇小说，干脆题名为《私人生活》。
这种“个人化”写作潮流，受西方女性主义影响，把书写姐妹情谊和建立女性乌托邦联系起来，呈现出了强烈的女性主义观念，她们以写实主义的立场，以女性特有的方式把商品意识泛化的生存场和飞速变幻的城市作为自己的抒写对象，以个人的经历和经验以及个人的“片断”式的感受来组织小说的结构，用女性的发散性思维打破了男性的单一线性逻辑，描述出了经由身体而感知的隐秘的女性生命体验，这种以“亲历者，的身份切人小说的‘新状态”、“新体验"j锐，不仅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话语的主导倾向和创作实绩，更重要的是表现了 现代 女性在与当下时代的紧密契合中，在新旧文化观念的冲突中寻找和确立自己的人生定位，探求着人生的价值，特别是女性的人生价值。
(二)“宝贝”文学现象解读。“宝贝”们的出现是90年代文坛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现象，也是当代女性写作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给读者尤其是文学研究者留下很多颇为耐人寻味的东西。一直以来，当代的女性写作总是在忙于解构:解构话语、解构主义、解构性别，等等，却始终没有在建构精神空间上做出有益的探索，一旦要和男性空间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正常对话，许多储备就远远不够，这种储备包括正常的心态、自我精神的拓展、女性价值体系的确立、理论的成熟、集体意识的清醒，等等，因此当代女性的写作便从虚无的精神空间强烈反弹到了身体。这种对精神空间的探求和建构工作早在“宝贝”之前略早一些的女性作家就已开始实施了，只不过她们常以回忆过去的方式来进行。从最近评论界比较关注的林白的《玻璃虫》、虹影的《饥饿的女儿》和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王安忆的《长恨歌》(甚至包括方方新出版的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来看，都无一例外地用“回忆”的情结、 历史 纵向式的笔法来记录想象的声音。如果说这些“老前辈”女作家都只是靠对‘过去”的回忆过浩的话，那么到了叛逆的“宝贝”们以后便面临着这样一种既无“过去”可供回忆，也无当代精神可供推崇的尴尬局面，可又得活下去，于是只有在语言技巧上苦修，精神意识上自己“宝贝”自己了。“新新人类”的现代狂热再加上身处一个逐渐丧失精神空间，甚或没有精神空间的时代，于是她们只好以这种严重“自恋”的方式来建构自己的精神世界了。
(三)“趋性别写作”的意义。“超性别写作”一直也是女性作家创作的热门话题，女作家们忠于以人为本的信念，在创作中突出了女性的自我意识，一方面自尊自爱，如斯抒在《作为另类》中以“关注人的普遍问题，表达人的共同感情，寻找人的可能出路”为已任，迟子建在《地地道道的女人》中以“树起母性特有的高贵气质”为追求，这些都显得大气、大度和大;另一面，她们不屑于当今某些“只关注女人职务与家务”、用放大镜“探讨雌性征象的俗姿庸品”，认为这样的“女性文学”不利于精神上的“环境保护”(舒婷《要有一面自己的镜子》)，她们认为“过分强调女性身份”，容易“陷人一种固定模式，’，而超性别视角反而是一种“理想主义写作”(翟永明《超越界说》)。正如王安忆早就说过，女作家倘若过于“陷于内部世界，拼命创造幻想”的话，那么，“创造出来的自我”，常常是“谬误”的(《女作家的自我》)。因此，王安忆在表现男女两性微妙的支配关系时，既揭示了夫妻在支配与反支配的角逐(《逐鹿中街》)，也表现了男女在欲望本能和社会权利关系之间的挣扎((岗上的世纪》)，这些作品揭示的不仅是社会关系，而且还有人的一些基本属性( 自然 属性)对人的命运的深刻制约力量。在《弟兄们》中她还描写了三位女性靠女性间的友谊、互助而摆脱男性中心社会的控制，却最终在本能的母性、妻性的“夹击”下终于溃败的过程，提出了“女性在当今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体系中究竟有多大精神生存空间”的人生命题。以上对女性文学创作的理性认识，极大地推动了作家和批评易叹寸文学与性别关系探索的自觉，使女性文学研究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
(四)“母亲神话”的推翻。08年代末90年代初，在铁凝发表长篇《玫瑰门》前后，曹七巧(张爱玲《金锁记》)式的恶母形象日见增多，这在残雪《山上的小屋》、池莉《你是一条河》、万方《在劫难逃》、方方《落日》里表现得较为突出。9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善于思考的小说家如陈染、徐坤、徐小斌等，再度把对“母亲神话”的解构推前一步。她们大多把母亲形象置于权力结构里予以考察，结果发现母亲一旦同具有主宰性、贪婪性、虐待性的权力整合在一起时，母爱会顿然消失;母亲对女儿的监护，也就变成了窥探、压迫和摧残。徐坤在《女蜗》里刻画的母亲李玉儿，因身子被于家三代人使用过，生育史充满了苦难、辛酸和荒诞，于是当她由儿媳熬成婆婆后，便从“受虐”向“施虐”转化;徐小斌《天籁》里的母亲是个歌唱家，但当她遭遇 政治 灾难被流放到西北后，竟然一边培养女儿大唱民歌，一边却下毒手弄瞎女儿眼睛;她期盼盲女天籁般的歌声唱遍天下，自己也因此而得以扬名。这类母亲的母性，已剥离了爱，剥离了生命的真谛，陷落在魔性丫兽性之中。
以上这些作品切人了母性内里，暴露了女性文化合理结构的阴暗面，它们的先锋性和经验性对于解构男权中心文化、提升女性文化心理素质、剔除女性精神世界的劣根性和繁荣女性文化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女性文学创作繁荣背后的隐忧
(一)“个人化”误区。本来从“个人化”视点对男性社会权威话语、男性规范和主流叙事进行消解、颠覆，是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的。但在我们当前的语境中，它竟成为个别女作家写作个人生活、披露个人隐私，以取得惊世骇俗效果的代名词，这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原有的积极意义，成为对女性的新的压抑。近来自称或被称为“新新人类”、“美女作家”的人，她们竟称“用身体来写作”。这些女性作品走的是一条媚俗的路线，这样的叛逆是不是我们所需要的，
当然，今天的女性作家并不全都是“个人化”思想的俘虏。譬如陈染，她的作品就常给读者非常复杂的感受，既是惋惜，她那样固执单尸的想象角度，以至不得不重复自己;也是期盼，她毕竟表现出了对于精神自由的敏感，对于庸俗的由衷的厌恶。林白的小说也以诗化和抒情化的笔调，通过一个认同感极强的女性叙述人之口，描绘出了孤立于社会生活中的女性形象，造成了完美女性形象和男性中心社会处境之间的对比和悲剧性冲突，营造出了一种强烈的情绪化风格(《一个人的战争》)。只有凭借如此富有诗意的世界，我们才能在精神上有力地质疑各种流行的思潮，也才能真正继续对于自由的追求。
(二)“性”的盛宾及其负面效应。有为的作家，将主要的兴趣和精力用之于讴歌“人性”是令人尊敬的，但90年代以后有些女性作家却把主要的精力和兴趣放到了“性”上面，使本应有的“人性”倒少了“人”的意味。比如在08年代女性生存体验的一大深刻表述是残雪式的防被窥心理，而90年代的卫慧、棉棉们写作的典型方式却是暴露隐私，同样是写“被看”的女性，一个在惊恐地逃避看者的眼睛，一个则主动把自己置于看者的视野之中，用躯体化语言为当代文坛献上了一席别开生面的“性的盛宴”，虽个别地方用笔较为精致和典雅，但到底性快乐的感觉、性享受的体验更多一些。她们的性幻想与性自信画面，具有强烈的商品社会将“性”物化的特点，缺乏作者同画面的距离感，根本谈不上理性的思考。
文学表现“性”走向，既不同于医学的实验报告，又不同于社会学、心 理学 的社会调查与理论阐述，由于 艺术 化的躯体语言总会直接地作用于读者感官，而产生模糊的暗示效应，负面的诱发作用很容易产生，特别是这类创作所凸显的“自恋”倾向不利于女性自我精神空间的建构，很容易跌入男性“欲望化的“窥”陷阱。当然，我们也不排斥那些真正含有文化意味和生命意义的“性”写作和躯体写作，只是不应该象有些批评家那样将其称为女性文化的核心，女性文学成熟的标志。
三、女性文学创作的走向—从女性独白到两性对话
关键词： 唐宋；境象；象外之象；兴趣；妙悟；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5）04-0080-07
“象”和“气”、“味”等构成中国古代文论史上重要的元范畴，具有极其广泛的涵盖性和生命力。它从萌芽、产生到发展、演进，历时千年之久，并最终从哲学转入美学、文学领域，成为核心母范畴，并初步形成了独具民族特征的具象思维方式，对后世艺术、文论、批评等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近年来随着范畴研究的不断深入，曾有学者提出以“意象”建构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或者对“形象”范畴渗入当前文艺学领域及其与“意象”的区别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1]学界对“象”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地位和影响逐渐有了清醒的认识，给出比较合理的评价和定位。诚如学者朱良志曾指出：
真正能够体现中国独特的艺术精神的正在于由“象”所展开的艺术论述，正是它决定了中国的艺术起源论、审美体验论、艺术表达论、批评方法论，决定了中国审美意象体系的整体框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中国艺术以“情”为核心，毋宁说它以“象”为核心。[2]
可见，“象”作为美学和文论的元范畴，在发展中由起始含义日益拓展，不断辐射而产生范畴群落，并和“气”、“味”等范畴形成姻缘范畴系统，三者交相辉映，衍生出无数的子范畴及其范畴群落，并形成范畴巨网，直接涵盖文学本体论、创作论、作品论和读者接受等不同层面。由“象”所衍生出的系列重要范畴如“卦象”、“兴象”、“意象”、“气象”、“形象”、“象外之象”等，在文论史上的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
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论中很多重要的范畴如“虚实”、“言意”、“形神”等最初都脱胎于哲学，这与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有关。“象”在先秦两汉时期使用甚广，内涵和外延逐渐扩大。“象”成为文论元范畴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它和“气”、“虚实”、“形神”等范畴一样，其提出与发展是基于此前长久的文学创作积累，在拥有一定的经验后，由某些文论家从中总结升华出理论范畴来。毕竟理论是来源于实践又反作用于实践的。而“象”作为美学范畴的最终形成及不断发展，尤其是其涵义的日趋丰富与翻新，又不可能全来自批评总结或历史哲学，而与文学创作密切相关，这一点往往并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近年来，已有学者开始意识到研究文论范畴必须高度重视创作实践这一维度，并呼吁研究视角需要扩展，如詹福瑞认为近年来古代文论的研究“多比较重视文学理论范畴的哲学渊源，然而却忽视了影响文学理论范畴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即文学创作的现实基础。”[3]其实这种忽视是很不应该的，毋宁说是对理论与实践、范畴与文学的一种人为割裂，党圣元先生则指出：
以文学创作为核心的文学现象，是文学理论认识的对象。比起哲学范畴，文学创作对文学理论的影响似乎更为直接更为具体。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许多问题，多从历史与现实的文学现象中归纳总结出，建立在创作实践的基础之上。[4]
不可忽略的是，批评家在进行理论总结之前，范畴已经被此前或同时代不同创作予以实践，正是大量创作成果启迪着批评家去洞幽烛微进行理论批评。因此，我们“必须将传统文化的概念范畴与传统文学创作和批评鉴赏结合起来加以研究……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进行考察研究，这样至少可以保证使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对传统文论的范畴及其体系的形成、演变的历史轨迹和义理、特征获得较为深入的把握。”[4]研究中国古代文论范畴如果脱离创作和批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得到完整而客观的认识。基于此，笔者从理论总结和文学实践两个维度，紧密结合批评家阐述与唐宋创作实践，来论析元范畴“象”在唐宋时期的重大发展。
一、唐代批评家论“兴象”、“境象”和“象外之象”
（一）殷[全面提升“象”的品质
殷[在《河岳英灵集・序》中批评齐梁诗风时提出“兴象”说：
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兴象，但贵轻艳。
此外其选集也有多处提到这个范畴，如评陶翰诗“既多兴象，复备风骨”；评孟浩然诗“无论兴象，兼复故实”，等等。“兴象”被殷[作为衡量诗歌优劣成败的重要标尺，亦可看作“象”在唐朝的某种变体。“兴”作为《诗经》的主要表现手法之一，直接关乎自然景物，诗人起兴而拟象往往是在受到自然景物的触发而产生的，并以之来抒情言志。殷[本人在评论刘睿虚、常建及王维诗歌时也是从三位诗人物象与情思意蕴完美结合入手的。综合来看，我们认为殷[对“象”内涵的推进和贡献集中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审美意象的产生要以外物（主要指大自然中的景色）触发为主，是在起兴方式下产生的意象，能有机融合物象与情思，具有含蓄委婉、自然天成的特征。依“兴”成“象”，而不是冥思苦想、绞尽脑汁来构象。只有在“兴”的激发下，这种“象”才蕴含情思，令读者回味无穷。正如有的学者指出：
特别是他将初唐时期人们对历代诗歌创作的评价问题的辨析纳入到象的范畴来进行，直接为中国古代文论对于诗歌的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这不能不说是他对中国古代诗学象论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5]
即殷[以“兴象”观来展开诗文批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拓宽了“象”的外延。如果说刘勰的“隐秀”说是对“象”必须生动鲜明的规定，还停留在创作阶段，那么殷[的“兴象”论则从某种程度上联通创作和文本二维，同时也赋予“象”某种新的特质：必触发而成，且饱含情思。
其二，若置于综合语境中来考察，殷[是以“兴象、风骨、声律”三者同时兼备来总结初唐诗人创作经验的。这是从诗歌整体风貌角度去论“象”的，殷[不仅注重音调协和的自然声律，尤其强调诗歌内容所具有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如果说刘勰率先提出“意象”，那么后来批评家各自从“意”和“象”两个维度来对其做出规定，这里“风骨”侧重于“意”方面的要求，而“兴象”则侧重于“象”方面的要求，无论是从注重诗风意蕴使其具有情理兼备而形成的感染力和说服力，还是从受到外物触发而拟象，从而使象饱含情思而言，从根本上来说，这都是对“象”的内涵的一种基本规定，而这种规定完全是从“象”的文艺层面和审美意蕴角度做出的。
（二）王昌龄论“象”
王昌龄在《诗格》①中大量地以“象”论诗：
夫置意作诗，即须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如登高山绝顶，下临万象，如在掌中。以此见象，心中了见，当此即用。（日本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之引文）
所谓“下临万象”、“以此见象”等，都反映出文学之“象”的艺术特征。王昌龄明确地将“象”作为审美观照的对象，进而又明确地谈到外在之象的内化过程（“以心击之，深穿其境”）。他曾提出“外在之象”和“诗歌之象”的根本差异：
如有无不似，乃以律调之定，然后书之于纸，会其题目。山林、日月、风景为真，以歌咏之。犹如水中见月，文章是景，物色是本，照之须了见其象也。
这里批评家细致地描摹了诗人取“象”使“象”由外变内的详细过程，并指出诗歌之“象”犹如水中见月，具有可望而不可即的典型特征，这是对作品意象特征的深入认识。这为其后司空图进一步鲜明提出“象外之象”埋下了伏笔，或提供了基础。并且，王昌龄还提到了诗歌创作构象的几种方式与境界：
一曰生思，久用精思，未契意象，力疲智竭，安放神思，心偶照镜率然而生；二曰感思，寻味前言，吟讽古制，感而生思；三曰取思，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
未契“意象”而后“安放”、“寻味”，因感而“神会于物”。相比刘勰在创作构思的细致活动中论及拟象的微妙过程以及它与想象、情感的关系而言，王昌龄则侧重于对“象”的质进行了某种规定，并开始阐发以“象”入“境”及其在接受维度方面引发读者某种余味的艺术功效。
再者，王昌龄针对诗歌构象，提出著名的“三境”说。今人对此解释莫衷一是，众说纷纭。叶朗先生释“三境”为：“物境”指自然山水的境界；“情境”指人生经历的境界；“意境”指内心意识的境界。[5]他认为此“三境”都属于审美客体，“物境”则首当其冲，是说“诗人要体贴物情，得其神韵，达到物我一体，形神兼备的诗境。”[6]“故得形似”，则是为了传神写意；“神之于心”，便反映出在取象时想象和情感的流动与踊跃。而“情境”则表露出更多的主体的感彩，也可理解为“触景生情”，或“缘情取象”，“移情入境”，类似“以我观物”，“物皆著我之色彩”（《人间词话》），这是对拟象过程中情感主导作用的强调。很显然，王昌龄均是从创作入思的角度来论及的。
不仅如此，王昌龄还引入“象”来批评具体作家、作品。如：“诗有天然物色，以五彩比之而不及。由是言之，假物不如真象，假色不如天然。”又云：“假物色比象。”所谓“比象”、“真象”，已经比外在“物象”更进一步，完全是从批评角度进入文本层面来论“象”的。这样，王昌龄在引入“三境”来充实“象”内涵的同时，也将之推及到文本、创作和批评多个维度，大大拓展了“象”的外延。
同时，王昌龄还把“象”置于言、意之间来论述，力图实现三者的互融。如《文镜秘府论・文意》谓：“巧运言辞，精炼意魄。”他严辞批评那种有象无意或言而无意的诗歌，提倡言、象、意三者的有机交融、协调统一：
若空言物色，则虽好而无味。
凡诗，物色兼意下为好，若有物色，无意兴，虽巧亦无处用之。
而“言”的目的和“意”的来源，都得力于“象”的营造和拟取，“象”必须含“意”，必须内蕴某种韵味。正是在唐代批评家的阐发下，“象”与“味”范畴在文本和接受层面实现了交融，二者都渗入审美体验的直观描述之中。
（三）“境”与“象”，“取象”与“取境”――“境”中之“象”
唐代学术思想以佛学见长。随着佛教的不断渗透和广泛传播，文论家――尤其是身兼僧人和诗人等多重身份的批评家――如皎然、司空图等，都以禅境论诗境，实现佛学精神和诗文神韵的融通，最终形成“境象”说，“象”的内涵得到极大丰富。
唐代是“意境”理论基本成型并终成格局的时期。这也是引入佛学之“境”来论诗的结果。而刘勰正式提出“意象”说，“意境”与“意象”两大范畴都含“意”，但一字之差，区别关联极大。“意象”是渗透着情意的个体形象，而“意境”则是浸透着情意的综合形象，“意象存在于意境之中，意境包含着意象。多个意象构成为意境，离开了这些意象，意境也就无从谈起；意境包含着意象与意象之间的关系。”[7]或者说，意境是源自意象营构的更大的艺术空间。以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为例，其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等九个意象，每三个构成一幅图画，不可轻易换位或颠倒，九个意象排列组合而整体性地形成一种萧瑟秋天里一个流浪游子旅途奔波、无家可归的意境，而所有九个单独的意象都包含于这一意境之中。正因为意境包含意象，而意象体现意境，故“境象”的概念也应运而生，这是“象”的内涵在唐代的新体现，即“境象”特指意境中的意象。它明确揭示出意象与意境之间相依共存的关联。最早提出这一子范畴的当属皎然，其《诗议》云：
夫境象非议，虚实难明，有可视而不可取，景也；可闻而不可见，风也。
即指意境中的意象也有虚实特点，这从根本上来说与上文揭示刘勰论象时赋予其想象、情感特质的内涵有关。而此后王昌龄在《诗格》中谈“三境”时则谓“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之说，可见，“境象”是唐代文论家借鉴、引入佛学之境来论“象”的专门术语，后来成为历代诗论家和画家笔下的常用之词。如翁方纲《石洲诗话》云：“盛唐诸公，全在境象超旨。”方东树评姜夔词曰：“步步留境象。”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在唐代，“境”正式成为“取之象外”的代名词。当时美学家讲“象外”或“境”，并非指“意”，而仍然是“象”。这种“象外”不是单指某种具体和有限之“象”，而是突破有限形象的某种无限之“象”，是“虚实结合”之“象”，这种“象”即司空图所谓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据叶朗先生所解，“象”在此阶段呈现为境，它与此前的“象”的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的：[5]（270）
象与境（象外之象）的区别，在于象是某种孤立的、有限的物象，而境则是大自然或人生的整幅图景。境不仅包括象，而且包括象外的虚空。境不是一草一木一花一果，而是元气流动的造化自然。
正是因为境的这种品性（源自象又包含象外的虚空供人品味），自魏晋以后，人们的审美对象日趋由象转向境了，而取象也逐渐转向了取境。这是中国文学史、批评史和艺术史上的巨大转折。
如果说“意境”和“意象”的内涵与外延近似却又不尽相同的话，则“意象”往往表现为独特的“这一个”，偏重于一种个体的形象，趋于一般、单一和具象；而“境象”则侧重于多个意象整体而营构出的一种艺术空间，它是来自于“意境”之中的“象”。或者说，“境象”存在的前提是诗文要有意境，这便使“象”的内涵得到了极大的开拓，也与“象外”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无论是“境象”还是“象外”，它们都是对“象”内涵的一种全新规定。
“境”的提出及“四外”说。从刘勰、殷[等人对“象”内涵的开掘和推进来看，“象”这一范畴自魏晋六朝开始正式进入文论和美学领域，而且一步步从创作构思层面（意象）转向文本意蕴层面（隐秀），进而逐渐成为批评术语（兴象），用来进行作家作品评论，其内涵在不断丰富，其外延也在不断扩大。而其最终成为文论元范畴尚需涵盖读者接受层面，即对“象”能给读者带来怎样的余味，如何达到余音绕梁从而让读者品咂不尽的艺术效果，尚在唐代引用佛学之境来论“象”之后。正是“境”的引用和介入，“象”才最终涉及创作、文本和接受等不同维度，从而最终和“气”、“味”一起成为中国文论的核心元范畴，共同建构了中国古代文论的潜体系。
这得益于王昌龄、皎然、刘禹锡、司空图等系列批评家的不断探索，他们承前启后地对“境”与“象”作出了重大推进。
（四）“象外”论及其申发
自唐代司空图提出“象外之象”后，“象外”说便成为“象”在这一阶段发展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或谓之“超象”论。然而，中国古代批评家重视“象外”更广阔的虚空并非一时之见，而早在魏晋南北朝的绘画和诗文中就有此端倪。
1.魏晋南北朝“象外”论的萌芽
最早在美学意义上使用“象外”者当属南朝谢赫，他在《古画品录》中云：“若取之象外，方厌膏腴，可谓微妙也。”是劝诫画家不要拘以体物，单纯停留在有限的物象上，而应突破有限和个别去追求无限和普遍，在咫尺中见大千世界，画面才能气韵生动，宇宙本体和生命之道才能被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显然，取之“象外”并不能脱离“象”，于“空”中求“象”，所表现的“象外”也是“象”，是一种新型的“象”，即艺术品所营造出的供人回味品咂的艺术空间。
而当时一些佛僧也常谈“象外”，他们极力追求“象外”的佛理，如“穷心尽智，极象外之谈”，[8]“抚玄节于希声，畅微言于象外”，[9]等等，这些佛僧所讲的“象外”是指用形象传达出的佛理。如“托形象以传真”，[10]“象者理之所假”便屡被提及。这里佛学所谓的“象外”是指用形象传出的“真”“理”（近似于王弼“立象以尽意”中的“意”），不同于文学之“象”表达出的情感意绪等。然而，佛学借助形象来言理不仅使人容易醒悟，而且给了文学和批评无穷的启迪：如何突破有限之言和孤立之象而获取更大的阐发空间，这是古往今来多少艺术家竭力追求的境界，而艺术家的想象也便在这种巨大的包孕性空间中驰骋跌宕。而到了唐代，佛学对文艺和批评的渗透更为深入，“象外”论干脆直接发展出“境”这一范畴。或者说，在佛学的催发下，传统中广泛使用于画论中的“象外”说，从佛语“境”中找到了某种替代与置换。
2.唐代的“象外”说
唐代诗僧对“象外”可谓情有独钟，如《冷斋夜话》中记载：
比物以意，而不指言一物，谓之象外句。如无可上人诗曰：听雨寒更尽，开门落叶深。是落叶比雨声也。
这里集中分析了落叶仿佛雨声，暗示出僧侣生活的孤寂与凄苦，给人意象之外的复杂感受，可谓“妙在言其用而不言其名”。而这种手法在著名诗僧王维的诗中，更是被运用到了极致。王维充分利用自身的身份优势，尤其重视形象的暗示性和诗句的感染力，创作了大量具有象外之意的美妙诗篇，为唐代诗人多采用巧妙的物象组合、精心拟“象”以传达象外的丰富意蕴开了先河。
正是在前期大量佛僧阐发佛理和创作实践的基础上，唐宋文论界对“象外”的构成、功能等也格外关注，并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鲜明提出“超象”论。如诗僧皎然提出“采奇于象外”，刘禹锡提出“境生于象外”，又称“兴在象外”，都是要求诗意洋溢于言表之外。而至司空图则概括为“超以象外，得其环中”，鲜明提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等理论，对“象”所指示的一种象征性意蕴和艺术空间作了相应的规定，他在《诗品》中还表达了他的诗歌审美标准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不著一字”即超以象外，“尽得风流”即“得其环中”（孙联奎《诗品臆说》），而这都归结于“万取一收”，于“一”中见“万”，从单一的具象中见出大千世界。所有这些，连同司空图的“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等，都是对“象外”说的阐发，构成司空图诗歌美学的核心。
可以说，经过殷[、王昌龄、皎然、刘禹锡和司空图等批评家承前启后的阐发，“象外”论的提出，使“象”范畴在唐宋阶段获得全新发展，其内涵得到了极大的扩增。后世诗文大多都是在“象外”获得巨大的艺术空间，供人想象品咂，一切文艺作品无不借助“象外”来熠熠生辉。总之，“象外”、“境象”使艺术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自唐代提出“象外”说之后，宋元明清批评家对“象外”之意便格外重视。吕本中对古诗的评价就采用这种方式，如“诗皆思深而有余意，言有尽而意无穷也。”（《童蒙诗训》）姜夔论曰：
东坡云：“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山谷尤谨于此。清庙之瑟，一唱三叹，远矣哉！后之学诗者，可不务乎？若句中无余字，篇中无长语，非善之善者也。味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白石道人诗说》）
而至张戒《岁寒堂诗话》则更是把具有言外之意的辞微意婉、寓意象征，作为评诗的最高标准。虽然学界指出宋代文论家将诗歌要有寄托和余味的审美标准引向一味求深、求隐的路上过了头最终陷入流弊，[6]（213）然而“象外”的美学追求，自此正式成为中国艺术传统的不二法门。
二、宋元批评家论“象”
宋代杨万里主张“含蓄不尽”。其《诚斋诗话》曰：“诗已尽而味方永，乃善之善也。”《颐庵诗稿序》云：“夫诗，何为者也？尚去其词而已矣。曰：‘善诗者去词’。‘然则尚其意而已矣。’曰：‘善诗者去意。’‘然则去词去意，则诗安在乎？’曰：‘去词去意，而诗有在矣。’”所谓“去词去意”，即是要不拘泥于词和意，而要创造具有含蓄不尽，超绝言象的深远意境。真正从文学反映的对象和创作客体方面，对“象”范畴作出大力推进的，当属宋代严羽。其引入禅学术语和思想来论诗，极大地提升了“象”的内涵。
（一）“妙悟”说
严羽“以禅喻诗”提出“妙悟”说：
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沧浪诗话・诗辨》）
此前韩驹、范温等人也提及过“悟”。禅宗的“妙悟”，其特点是以心传心，非语言可传达，只能在自己心里去体会、去体验和感受，带有较强的直觉和主观色彩。而严羽所谓“悟”实际上是指一种直觉跃迁式的艺术思维方式，“妙悟”、“透彻之悟”均是指对诗歌创作顿时领悟达到豁然贯通的境界的一种描述。
而为提高“妙悟”之法，严羽提出“识”、“辨”、“熟参”等范畴作为途径和工具，兹不赘述。
（二）“别材、别趣”说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沧浪诗话・诗辨》）
“别趣”是指别一种趣味，即审美趣味。这是针对以议论为诗的不良倾向而发的。严羽曰：“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这里的词、理、意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语言、思想、形象之关系。“意兴”就是“别趣”，是感情激荡时出现的现象，是指诗歌审美意象所具有的感发人的情志，激起人的审美趣味的特征。但严羽强调“别材”、“别趣”，并不废学、废理。故沈德潜《说诗语》云：“严仪卿有‘诗有别材，非关学也’之说，谓神明妙悟，不专学问，非教人废学也。”
（三）“兴趣”说
严羽在《诗辨》中进一步论道：
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此为其诗论核心。其“兴趣”和司空图所说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意思接近，都是指诗歌的审美特征。这个审美特征一是强调情感的自然抒发，不露痕迹，故曰“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二是认为诗歌形象必须具有“象外之象”的虚实相生的特征。
有人说严羽的“兴趣”说是对“意境”理论的贡献和发展，对后来的“神韵”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人有诗云：
宋人谈艺半陈因，独有沧浪得解新。
挂角羚羊妙无迹，阮亭佩服到终身。
王运熙先生认为严羽所说的“兴趣”说有三个要素：一是抒情，所谓“诗者，吟咏情性也”；二是要有真实感受和具体形象；三是要含蓄和自然浑成。（《中国古代文论管窥》）
三、唐宋文学为“象”范畴的发展提供土壤
唐宋创作界和批评界都以“象”来展开言说，作家诗人们对“象”的起兴特征，对“象”所蕴藏的不尽之意和“象外”空间等格外推崇，而理论家受诗化思维影响，娴熟地以“象”来展开批评。
（一）唐宋文学与“兴象”
早在魏晋南北朝审美意识开始觉醒的时期，部分士人开始流连山水，将自然风光作为审美对象，在玄学思潮的推动下追寻道家法自然的思想，山水田园诗派由此兴盛。直到唐朝，以王维、孟浩然、常建等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和以高适、岑参、王昌龄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在创作上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些诗作已达到了物象与情思的完美结合，如有学者所论：
兴象主要是就唐代，特别是盛唐山水诗创作经验的理论概括。[11]
可见，正是此前山水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为“兴象”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坚实的创作基础。“兴象”论是当时对创作中物象和情思有机结合的最好概括，当时《文镜秘府论》等著作也持论近似。
（二）司空图的“意象”批评
再看批评界。司空图在批评实践中堪称以“象”传“意”的楷模。其在《诗品》中列出了诗歌的二十四种品格几乎代表了古代意象批评的高峰，它们分别是：雄浑、冲淡、纤、沈著、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缤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旨、飘逸、旷达、流动等。
这二十四种诗歌品格实际上就是二十四种充满了神机妙理的“境”或“象”。②如论“纤”：
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窈窕深谷，时见美人。碧桃满树，风日水滨，柳荫路曲，流莺比邻。
又如在表述“典雅”时曰：
玉壶，赏雨茹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睛，幽鸟相逐，眠琴绿荫，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
司空图不断给读者展现出一幅幅绝佳的景象图画，美不胜收。他所描述的每一种美学品格实际上就是一种境界或含蕴之“象”。他以“象”言诗，用形象来说理论，是批评领域中以“象”来论诗的最娴熟者，也是最杰出代表。司空图以具象论风格，通过构图来描摹境象，将传统的意象批评发展、演绎到了极致。
“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便彻底实现了由哲学范畴向文艺美学范畴的转变。其后经刘勰论艺术构思时提出“意象”说，分析“意象”关系进而提出“隐秀”说，在辩证关系中提升了“象”的内涵，“象”发展演变为“心象”、“意象”说；而在唐代经殷[以“兴”论“象”，皎然、刘禹锡、司空图等以禅境论诗境，大大申发了“象外”的内涵，“象”进而发展为“兴象”说、“境象”说和“象外”说（超象说）等，“象”逐渐渗透到创作、文本和接受各个层面，从而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个核心元范畴。在宋元以后，它衍生出一系列范畴群落，其运用生生不息。
注释：
① 关于《诗格》是否为王昌龄所作，学界存有争议，是书恐非原貌而经后人编写整理，然日本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之引文似是可靠，故引。
②学界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是论“境界”还是“风格”持不同看法，此处从主流“风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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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科学工作者，无论是临床医疗、科研、预防或教学工作，都需要不断地进取，不断地获取 知识与信息，也就需要不断地进行学术交流。学术交流最重要的形式就是科技论文。医学科学论文的质量，既反映了医疗科研水平，也反映了医学发展动态，同时也是后人发现和发明的基础。因此，它不同于一般的工作报告或工作总结，而是将科研与实践工作中所得到的资料进行科学的归纳、分析、推理，并形成能够反映客观规律的论点，这样的书面记录才是学术论文。
学术论文写作的目的：1：贮存科研信息 在科学研究完成之后，需对其研究结果立即加以总结，并以论文或报告的形式阐明其发现及发明。否则，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发明与发现逐渐消失，致使后人可能再次重复前人所做的工作，发生不必要的人力与物力的浪费。因此，学术论文的写作就是贮存这些科研信息 ，使它成为以后新的发明、发现的基础，以利于科学技术事业的延续和发展，不断的丰富人类科技宝库。人类文明的延续与发展，正是凭借着这种连续性不断地积累、创造、再积累、再创造的过程中实现的。因此学术论文是贮存科研信息的重要载体， 而写作论文则是总结科学发现的重要手段。
2：传播科研结果 早在19世纪，英国著名科学家法拉第就曾指出，对于科研工作，必须“开始它，完成它，发表它”(to begin，to end，to publish)。因为，任何一项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发明，都是社会成员的个体劳动或局部承担的科研活动的结晶。对于全人类来说，很有必要将少数人的成果变成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这就需要相互交流、相互利用，才能使科学技术不断地发展进步。而相互交流的方式之一就是利用科技论文付诸实施的。这种传播方式可以不受时间与地域的限制，也可以传播到后代。如1997年2月27日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首次报道了利用克隆技术(无性繁殖)培育出的一只绵羊，它无疑是基因工程研究领域的一大突破，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因此学术论文也是传播科研信息的重要载体。而且按照公认惯例，科学成果的首创权，必须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刊登在学术期刊上，方能得到承认，而新闻媒体传播，是得不到正式承认的。
3：交流实践经验 从事临床及医学科研工作一线的其他人员，通过不断地实践，积累出较多的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而这些经验与教训是十分宝贵的。将它们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总结，并以论文形式发表交流，就能发挥巨大的指导与借鉴作用，造福于人。
4：启迪学术思想 在大量的科研成果和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各种学术思想，这些学术思想通过论文的形式不断地探索与交流，并相互启迪，形成新的学术思想，以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
5：提高研究水平 科技论文写作是一种创造性的脑力劳动，它凝聚着巨大的艰辛。在写作的过程中，随着思维的深化，可提高科技工作中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科研水平的提高。
关键词： 小学语文 作文教学 写作能力
作文写作能力是我们表达自我的能力，作文是我们抒发感情和释放自我的一个载体。中国人应该具有用母语表达自我的能力，所以学好作文既能提高文学修养，又能给自己一个表达自我的渠道，对未来的发展是有很大好处的。小学作文教学就是我们接触作文的开始，俗话说万事开头难，虽然小学作文教学一直以来都是语文教学的重难点，但是只要在小学打牢基础，对小学生以后继续的学习就会有很大帮助。
1.传统小学作文教学存在的不足之处
1.1作文教学写作过于模式化
小学生的年龄是比较小的，他们的心智不够成熟，对于他们来说，学习语文作文，还要自己写作文是非常困难的。某些小学老师过于急躁，为了让学生尽快写出作文，多是采用模板教学的方法实施作文教学。老师会让小学生自己看很多优秀作文模板，之后照葫芦画瓢地独立写作，这样的教学方法固然对作文教学有很大帮助，但老师应该看到这种方法给学生提高作文写作能力产生的负面影响。这种方式可以让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开阔视野，学习一些比较好的写作手法和优美的词句以丰富自己，但是也会束缚学生的写作思维，每当学生要作文的时候都是对模板的简单改写，缺乏自己的思想，难以真正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
1.2作文教学缺乏真情实感
语文作文写作本应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学生在写作文的时候应该是自己真情流露的过程，老师要教给学生的不是作文写什么，而是怎么通过作文写作表达自己。然而，现在的小学作文教学有与生活实际脱轨的迹象，很多小学命题作文的选题没有考虑学生的现实生活情况，小学生对作文题目缺乏相应的生活体检，难以在写作过程中融入真情实感。而老师又硬性要求学生写作文，导致学生胡乱拼凑，作文就是流水账。长此以往，会让小学生对写作逐渐麻木，写作只为应付，作文质量不佳。如果学生在写作过程中缺乏真情实感的流露，写出来的作文就一定不能满足素质教育的要求，难以培养出具有文学素养的人才。
2.创新小学语文作文教学方法的建议
2.1活跃作文课堂气氛
我国传统的小学作文课堂教学都是以老师为主导，老师会在作文课上给学生展示优秀作文，之后点评作文中的亮点部分，采用的修辞手法和优美的词句等。在这个过程中，老师与学生基本没有互动的步骤，老师在作文课上与学生的活动环节多数情况都是老师在点评学生写的作文，而且一带而过，无法加深学生的记忆，使得很多学生在上次写作过程中犯的错误延续到下次写作，重复出现类似问题。为了提高作文课堂教学效率，语文老师一定要活跃课堂气氛，激发作文课堂活力。语文老师可以借助信息化的教学工具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比如，当老师给学生点评作文时，借助交互式白板增强点评的交互性和让作文点评更细化，加深学生的记忆。
2.2打破作文模板的束缚
语文教师在作文教学中借助模板作文帮助学生积累词汇和开阔学生的视野是无可厚非的，而且这种模板教学法是让小学生快速学习作文的很好方法，在小学作文教学过程中可以适量使用。但老师一定要防止学生被作文模板束缚住，让小学生作文写作变成流水线写作。老师在给学生讲究作文模板时一定要告诉学生模板并不是标准答案，写作文不是背模板作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对模板作文进行细致的分解，告诉学生这些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通过什么写作手法和词汇表达什么样的内容，当我们要表达自己的情感时有哪些修辞手法和要积累的词汇。这样才能利用模板作文，让学生在作文写作中融入真情实感，由开始的模仿上升到创作。另外，要让学生写出自己的东西而不是简单的模仿写作，还需要学生对生活中的素材有大量的积累。素材的积累主要是学生主动观察，留意生活中的点滴，老师要提醒学生课下积累素材，之后可以让学生在课上简单分享，只要坚持小学生就一定会有很多作文素材可以用，不必局限于作文模板的仿写。
3.结语
在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素质教育已经成为我国教育领域的教学目标。为了切实提高小学生的语文文学修养，小学作文教学质量必须有所提高。小学语文教师要不断探索创新教学方法，转变传统的教学理念，无论是教学方法还是教学理念上都要做到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从本质论的角度上看，中西方美学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表现”与“再现”，西方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就强调艺术是一种“摹仿”，因此，西方最早的艺术大都是造型艺术，以肖似为美，而文学则以冷静客观地再现生活为主，因此史诗和悲剧奠定了西方文学中叙事的重要地位。与之相对，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最重要的文学样式是以诗歌为代表的抒情性文学，《尚书•尧典》中载“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陆机《文赋》中又言：“诗缘情而绮靡”，这就奠定了中国式的美并不是面向外界求肖似，而是面向人心内部，目的是“言志”和“传情”，“志”为思想，“情”为情感，二者之中，诉说人生感受的“情”更是占据主要地位，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不管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甜蜜思念，还是“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慷慨激昂，不管是“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伤感哀怨，还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淡定洒脱，都是将“情”放在首位的，由此可见，以情感人是中国传统审美标准之一。欧美广告擅长以逻辑性较强的叙述手段作为基本构架，而中国的广告创作应该更多的发扬表现传统，以情感为诉诸点，尤其是国人更重视的亲情、乡情、爱国之情等，这种从古代文学中形成的表现传统，不但更加适合我国创作者的思维逻辑，同时也更容易为消费者接受。因此，在广告创作中更多的寻求情感切入要比直截了当的推销产品更加有效。可以通过营造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构建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叙事，凸显商品在拉近人与人之间距离中的作用等方式作为广告的基调。如金龙鱼食用油广告中，仅仅渲染出春节将至的喜庆氛围，几个手持灯笼的孩子唱出“亲爱的爸爸妈妈在等我，等我快回家”，似乎是传统文学中游子思乡母题的再现，不需要其它的补充，便将食用油与家乡亲人的团聚联系到一起了；雕牌洗衣粉广告以孩子偷偷帮下岗的母亲洗衣服为切入，以“妈妈，我能帮您干活了”为广告词，既强调了该产品的用量节省和清洁能力，又让消费者感于母女的殷殷情深；百年润发洗发水广告中，以尘世的沧海桑田做背景来衬托人世间最具戏剧性、也最感人的爱情故事，让浓浓爱意随着一瓢清水冲洗的青丝秀发细细流淌，使得此洗发水成为中国式爱情的符号性代表。这些创意看似与古典文学无关，但实际上传承的正是古代文学中“诗缘情”的表现特征，符合国人重情感求和美的传统心理，并给产品带来了附加价值。所以在广告创作中应在推介产品的同时更重视作品中传递的情感以及情感的表现方式，以情动人，这些已经形成传统的特质即使用现代的场景去表现出来，仍然可以深刻地打动人心。
二、注重意境创造，展现“温柔敦厚”的含蓄之美
虽然中国文学善于表现情感，但这种表现绝不是过分强烈的，而是温柔敦厚的，从《诗经》开始，我国文学创作就形成了这个美学传统，即孔子在《论语•八佾》中所说的“乐而不，哀而不伤”。“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虽相思而不逾矩，“抽刀断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虽忧愁而不哀号，“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虽幸福而不狂喜，中国传统式的情感是欲语还休，深沉舒缓的。由此联系到广告创作上可知，中国式的广告并不适合直接照搬西方式过分强烈和明显的情感表达，应该适可而止，展现出“温柔敦厚”的审美特质。从表现情感的方式上看，在古代文学作品中，这种亲近浑融的审美情感是与含蓄的形式表现紧密相连的。在中国古典美学领域，“意境”这个词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是一个纯粹中国式的美学概念，中国古代的文学家和美学家用了众多文字来诠释这种美感：司空图“诗家之景，如兰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严羽“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花，言有尽而意无穷。”简而言之，所谓“意境”其实是中国式情感的表现方式，并非是如西方式的直接表白，而是在形式上注重情景交融，在结构上讲究虚实相生，以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效果。在古代经典文学作品中，无一不是将情感与景物紧密交织，并且以有限表现无限，构建出精妙意境的。因此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一花一物皆有情，表现分离之苦，不说心碎，而是“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回忆相聚之欢，不说繁华，而是“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苏轼悼念亡妻，将肝肠寸断之思寄予明月松冈，杜牧抚今追昔，将百年兴衰之叹付诸烟雨楼台，这种情景交融的表现方式奠定了中国文学的基本样貌，决定了中国式情感的表现应是含蓄传神，并且诉诸于具象表现的。另外，中国文化的含蓄之美还表现其大多采用以有衬无，以实写虚的方式。如绘画艺术中的“留白”、“点染”，总是三言两语将最重要的部分描绘出来，而更多的情感和景致交给读者去自行体会，比如杨慎的《临江仙》，一句“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短短十个字中包含的是无限苍茫的古今之思，这与西方式的详尽写实手法完全不同。即使是叙事性作品，中国文学也同样会重视构建这种含蓄的意境之美来烘托氛围，表达感情，如《水浒传》中写景阳冈“一轮红日，厌厌的相傍下山”，林冲夜奔前“纷纷扬扬地卷下一天大雪”，只几个字就将当时的情境展现出来，同时表现人物的处境和心理。
中国文学的这种美学特征也同样可以给广告创作以启示，当前中国很多广告都是通过裸的宣传甚至重复广告词的方式出现的，虽能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达到营销效果，但并不能给人美感，甚至引人厌恶。如果说西方广告淋漓极致地发挥了其开放自由的文化特征的话，中国式的广告更应该表现传神含蓄的意境美，在产品优势的宣传上，不是直接陈述，而是尽可能地以简短的场景或事物去呈现，追求“实者逼肖，虚者自出”的效果，这里的“虚”指广告的主题，“实”指广告的内容。如白沙集团的广告：宁静如镜的湖面，灰暗的天空，一个中年男子重重的脚步迈向湖边，远处，几只白鹤在浅水处嬉戏、助跑、腾空，振翅飞向蓝天；随着白鹤的腾空飞翔，画面逐渐明亮，男子凝望飞向远方的白鹤，双手并举舒展地做出飞翔的手势，伸向天空，画外音响起“鹤舞白沙，我心飞翔”。这则广告主要目的是凸显白沙集团创想、自由、向上的品牌理念，正是通过含蓄优美的意境营造展现出来，广告使用的主要意象：白沙、白鹤、湖水，既是集团所在地湖湘文化的代表，同时也是在传统绘画诗词中常出现的意象，整个画面动静结合、错落有致，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给观赏者一种天人合一的美感。最重要的是，通过人心随白鹤起舞的描绘，突出了“飞翔”的企业核心，将想传达的内容含蓄地表现在短小的场景中，给人无穷的想象空间。另一则中国银行的广告则选取了静谧的竹林作为背景，一黑衣少女在竹林中冥想、漫步，“竹动”、“风动”、“心动”的字幕接着出现，最后，在一片青绿的竹林之前，出现“有节，情义不动”字幕。没有画外音，也几乎没有背景音乐，整个画面本身就带有中国传统的含蓄蕴藉特质，而且，在中国文化中，竹子一直是君子风骨的象征，作为银行的广告，以竹子为视觉符号，巧妙地避免了财富、金钱等俗套，强调了刚直不阿、重信重义行业精神。意境美的创造需要对古典作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尤其李煜、王维、苏轼、纳兰性德等人的作品都是很好的例子，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反复欣赏和比较，理解情景交融和虚实相生的特征。还可以尝试将经典的诗词用广告场景的方式描绘出来，再从已有的广告作品中寻找有意境的作品，对其进行分析赏鉴，这样由模仿到创作，慢慢地摸索出意境创造的方式和思路。
三、引用和借鉴古诗文，彰显“文抽丽锦”“拍按香檀”的形式之美
国学大师钱仲联在《梦苕庵论集》论及古典诗词的鉴赏中，强调必须抓住两个关键：诗词的“声”与“色”。所谓“色”，即诗词的文采与藻饰，诗人通过修辞设色，描绘生动的形象。“声”，即诗词的声调和音节表现于格律之中，呈现声韵和谐的美感。这两个方面对于中国文学来说是缺一不可的。中国传统文学以诗词为主，最早的诗歌形式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从它产生的那天开始就注定了其形式上的美感在于辞藻华美和韵律和谐，古典文学一贯重视语言文字的锤炼，汉语之美在中国古典作品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先秦时期相对简朴稚拙，但刘勰也赞美其“‘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崾崾’学草虫之韵；‘皎日’、‘彗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这种质朴平易的语言风格到汉大赋时期就已演变得浓墨重彩，宋人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也说：“诗至三谢，如玉人之攻玉，锦工之织锦，极天下之工巧组丽，而去建安、黄初远矣。”至唐代之后，字词的锤炼之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辞藻的表现力，风格的多样性都已十分成熟，所以文学史上一直流传着如“红杏枝头春意闹”，“云破月来花弄影”这样精辟而美丽的佳句。除了文字本身的优美之外，古人也重视音韵的作用，现代心理学证明，声音的高低错落、起承转合与人的情感表现能够达成同构，可以说，韵律是文字的“情绪”和“个性”，字调的刚柔、长短、轻重、平仄、韵律不但能与内容结合起来更有效地表现情感和思想，更能够呈现出一种独立的音乐的美感，这一点在格律诗和词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对于广告中的文案而言，应该挖掘和发挥出汉语的美感。具体来说，可以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引用和依托古典诗文作为软推销文案，如酒类广告可以引用李白众多关于酒的诗句，景区或楼盘也可大胆引用山水佳句，有的商品品牌名字也可嵌入诗文中，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杏花村酒）、“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牡丹电视）、“春来江水绿如蓝”（春兰空调）。这是比较浅层次的，需要丰富的诗文储备。另外一种要更难，但也更深刻，就是并非直接引用，而是借鉴和摹仿古典诗文来创造文案，这就要求创作者有较深刻的古文功底，能够驾驭文言字词，懂得基本句法，掌握诗词格律的基本要求，这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训练，给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一品黄山，天高云淡”、“悠悠岁月酒，滴滴沱牌情”采用诗词的平仄、韵脚、声律，既有古典诗文的形式美，又精确地表达出品牌的文化内涵；青岛啤酒的藏头诗广告“青翠纷披景物芳,岛环万顷海天长。啤花泉水成佳酿,酒自清清味自芳。”更是以完整的诗歌创作为广告增加了吸引力和文化感，读起来朗朗上口；中国银行系列广告的广告语“止，而后能观”巧妙地化用了《大学》中“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形式和内涵，彰显出深厚的品牌文化，达到了“文质彬彬”的审美效果。
四、结语
关键词：学生创造力;写作兴趣;方法
一、钻研理论，把握作文心理
学生是作文的主体，作文要求只有符合儿童语言思维发展特点，才能激发学生的创作欲望。要做到这一点，教师首先应该深入学习教育学、心理学等有关理论书籍，丰富理论知识，准确把握学生作文心理。明白小学生作文心理过程是一个准备、构思、行文、修改、总结提高等五个环节连贯贯通，不断循环的活动过程，是一种双重转化的心理过程。这里既有形象思维的训练，也有逻辑思维的训练，据此找准切入点、及时、恰当的进行创造能力的培养。
二、创造和谐民主的师生关系
活跃民主的学习环境和氛围,是培养创造能力的重要条件.许多教学实践告诉我们,学生如果能在良好的民主的教学环境熏陶下勇于发现自我,表现自我,敢于发表独特的见解,便会逐渐成长为具有大胆探索精神的人,这就要求作文教师必须解放思想,大胆进行教学改革,更新教育观念。首先,教师在课堂教育教学中,不要以绝对权威自居,独占课堂,而应充当教学的组织者,“学生脑力劳动的指导员”,无顾虑的把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摆出来。相互鼓励，相互启发，将课堂变成一个启迪学生积极思考的王国。让学生在平等愉快的环境中学习作文技巧,提高写作水平及创造力,如我在讲评《一件难忘的事》时我将学生分成几个组，先让他们互评，使所有学生都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然后挑选几篇有代表性的文章让全班同学一起讨论、评议。由于师生全员参与、气氛相当融洽，学生在这种愉快的环境中不仅再现了写作基本过程，而且又将自己的作文通其它同学的作文进行了比较，在纵横比较中，充分调动学生的写作经验进行分析与综合的思维活动，较好地锤炼了学生的思维品质。其次，教师要灵活巧妙地调节课堂气氛，了解和把握学生的特点。师生思想相通，使学生感到老师不光是“良师”而且是“益友”，师生心里达到最佳，在教与学之间架起一座情感桥梁，从而把教学的要求转化为学生自身的要求，变“要我学”为“我要学”，逐渐使学生依靠自身的力量去发展自己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教师可采用“四允许”的方法，即“允许学生提出自己的意见；允许学生讲错改错；允许学生提出与老师不同的见解；允许学生保留自己的观点。课堂中老师尊重学生，相信学生，把学生视作知识的探索者，问题的发现者，矛盾的解决者，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把培养学生的创造力贯穿整个教学过程之中。
三、营造良好的创作氛围
教师应设法在教学中建立一种支持创造、鼓励创造和推崇创造的集体舆论，在这种心理氛围中，学生就会最大限度地获得“创造安全感”和“创造光荣感”，就会解放思想，充分发挥其创造潜能。
其一，设疑引思，思源于疑。疑问是思维的火花，有疑问才有思维，经过思维才能释疑解难，有所进取，在课堂教学中设置疑问，激发学生思考，对培养学生创造能力起着很大的作用。作文教学中，教师应针对习作的具体要求，巧妙的提出问题，用正问或反问,直问或曲问等方法,引起思考,结合课文指导学生作文想象力的训练是一个很好的途径.比如我在指导第九册第九课《鸬鹚》一文中关于想象“鸬鹚不断跳上来，渔人都要忙不过来”描写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时，问“我们抓住这一句中的那些词来想象？（不断忙不过来），怎样才能把“忙不过来”突出地表现出来？（神态、动作、语言），渔人会有哪些神态、动作、语言呢？”这样一步步地设置疑问，每个问题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想象的闸门被打开了,他们畅所欲言,想象丰富而奇特,我顺势让他们用笔当场记录下自己的想法.谭琛同学写到:在宁静的小湖上,一只又窄又长的渔船浮在湖面上,船上的渔人拿着竹篙在赶鸬鹚下水捕鱼.鸬鹚拍打着翅膀纷纷跳进水里,水面上立刻荡起一圈圈粼粼的波纹,不一会儿,一支鸬鹚就扑着翅膀跳上了渔船,渔人一把抓住它,把喉囊里的鱼挤了出来.这是,另几只鸬鹚也跳上了渔船,伸着脖子争着往前挤,渔人笑呵呵地说:“别挤,别挤,马上就好”。渔人挤了这只挤那只，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不过看着越来越多的鱼他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其二，以辩促思。“如果你有一个思想，我有一个思想，彼此交换，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思想，甚至多于两个思想。”这是英国大文豪萧伯纳的名言。由此课堂教学中的集体讨论或辩论是启发学生积极思考，开发学生智力，培养学生能力的好方法。教师应结合作文教学的具体内容，组织学生就某个重点问题展开讨论，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充分发挥自己的意见，回答自己所关心的问题。通过交流争辩，以辩促思，以辩明理，从而引发创造性思维的产生。
四、形式多样，富有情趣
心理学告诉我们，强烈的兴趣是一种巨大的推动力,它会像磁铁那样紧紧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思考力和想象力,驱使他们去思考,观察和研究.因此,作文教学中,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好奇心强,喜欢新鲜事物的心理特点,富有创造意识的采用新颖多样的训练形式,吸引学生,激发他们的创作欲望.如:模仿性练笔、趣味性练笔、想象性练笔、创造性练笔，亦可进行情境作文、演示性作文、读写性作文、视听性作文等等。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的训练，会使学生的整个身心都处于兴奋状态，从而积极主动地思考，想象直至完成创作。例如:《火烧云》一课，作者在描写火烧云变成马、狗、狮子的形状时，采用了相同的结构：是什么——什么样——怎样变化的。在学生学完这段话后，我说：火烧云的变化怎么着千姿百态，课文只写了三种形状。大家想想，天空中的火烧云还会有怎样的变化，模仿课文结构说一说”。有的同学说：“一会儿天空出现了一只狐狸，那得意的样子仿佛是刚刚每餐过一顿。忽然，天空又跑来一只鸡，它的羽毛非常美丽，色彩斑斓。一会儿，狐狸发生了变化，不再是站在那里，它扭向那只鸡，仿佛又去捕捉新的猎物了。一会儿鸡消失了，狐狸也变模糊了。”有的同学把云想象成弯腰驼背的老人拄着拐杖走亲访友；有的把云想象成报晓的雄鸡，嫦娥身边的小兔等。他们结合生活实际，纵情想象，踢现了思维的流畅性和想象的丰富性。这样，学生不但掌握了写作方法，同时思维也到得了训练。
五、创造美的课堂环境
审美意识对人的创造能力具有推动作用，科学发展的实践证明，人们对美的认识和追求往往是构成创造力的动力，直接成为科学创造的重要因素或科学研究提供必要手段。审美教育发展着观察力，思维力，想象力，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把美育透到教学中，是真善美全面发展的创造性人才的需要。
小学生作文教学中，教师要求不断指导学生学会观察，善于观察，通过细致入微观察会使学生对五彩缤纷的现实生活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了解，从而寻觅到生活真谛，激发出热爱生活，向往真善美的感情。
时代呼唤创造型人才，未来社会需要许许多多善于思考、勇于探索的创造型人才。列夫?托乐斯泰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学生在学校里，学习的结果是使自己什么也不会创造，那他的一生将永远是模仿和抄袭。在作文教学中渗透创造教育，培养学生创造型作文能力，可以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创造性教育需要我们去开拓，去探索，去创造。
参考文献：
关键词：加缪；现代生存论；荒谬；反抗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4-0221-02
加缪曾是法兰西历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的作品呈现出荒谬与反抗两大类。加缪把《西西弗的神话》《局外人》《卡利古拉》称作三部“荒诞”，《鼠疫》《反抗者》《卡利阿也夫》归为反抗一类。最初把《错误》列入反抗系列，后来又把它列入荒诞系列。加缪对荒谬与反抗的思考与认识不仅是这些作品的主题，同时也贯穿了几乎他所有的创作和行动，在加缪身上，体现出“一个人，一个行动和一部作品的奇妙结合”（萨特语）。
一、荒谬
《西西弗神话》中加缪以散论的形式论述了荒谬的概念，指出了什么是荒诞，人何以会有荒诞感。荒诞感是荒诞的基础，荒诞感产生于一种非理性的理性，它是人对荒诞状态的清醒意识。人体验到荒诞，荒诞感也同时产生。突然有一天诸背景倒塌了，“在被突然剥夺了幻想和光明的世界中，人感到自己是局外人。这种放逐是无可挽回的，因为对失去故土的怀念和对天国乐土的期望被剥夺了。这种人与其生活的离异，演员与其背景的离异，正是荒诞感。”[1]当荒诞感来袭，瞬间一切都变得陌生，但一切又是裸的真实，“世界逃离了我们，再次显现出自己的本色。”灵魂在真实面前束手无策，生活的意义，自身的价值，正义、诚信、道德、纯洁，一切高悬的道德的神圣偶像，刹那间分崩离析。分离、陌生、不理解让人感到世界充溢着苦水，成了绝望的荒漠。
这种荒诞感在日常生活中也存在。“起床，公共汽车，四小时办公或工厂打工，吃饭，公共汽车，四小时的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 同一个节奏。”人们惯性地生活着，“世人活着，出于多种原因，其中首要的是习惯。人们习惯了生存，一如既往地做出生存所需的举动。而且“循着此道走下去，大部分时间轻便自然。”不过有一天，“为什么的疑问”油然而生，于是一切就在这种略带惊讶的百无聊赖中开始了，这种百无聊赖让人感到“恶心”，这种恶心的感觉就是荒诞。同时期的法国作家萨特在小说《恶心》中对此有充分形象的描述，它是一个时代人的感受。
荒诞是一个时代的感受，荒诞的意识弥漫着整个20世纪的西方世界，伴随着荒诞出现的还有自由、死亡、忧虑、烦躁、痛苦、孤独诸观念。20世纪是现代危机空前严重与爆发的时代，尼采宣布上帝已死，科学与理性受到质疑与挑战，新的信仰还没有建构起来，唯科学主义无法被替代，就连哲学也走向探讨语言和逻各斯的分析哲学而不再关注人的意义与价值，专业分工的日益细密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传统伦理价值被颠覆，“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人普遍存在着怀疑和荒诞的情绪，“以前时代的种种肯定性事物及不可动摇的基本假定，均被涤荡无疑，这些东西被加以检验并被发现是不合适的，被怀疑成是廉价的和有点幼稚的幻觉。的衰落一直被加以掩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此时兴盛的，是些其信念仍在发展中的各色宗教、民族主义和五花八门的集权主义谬说。战争把一切全都打得粉碎。”[2]人的存在诸问题虽然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再次深切感受到问题的存在。加缪密切关注他的时代，他把荒谬哲学化，当然他的哲学是生活哲学，加缪不寻求抽象的观念与意义。他对荒诞感、荒诞的探讨和阐述鲜明地体现出现代人的矛盾与困惑：人们自以为明确了意义，但这意义从来就是被赋予或是别人给予的；人们知晓了真理，但这真理从来不是于我这个个人来说是有意义的；人们发明了测量方法，先进的科学技术，人们自以为认识了自然，了解了自己，在通向真理的路途上更近了一步，但其实都只是一些冰冷的数字和规则而已。这就是现代人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人同自己所创造出来的世界的矛盾，人同自身的分离，思想与生活的不统一。加缪所说的荒诞感正是源于现代人亲手制造的异化的世界与自身形成的矛盾。
二、反抗
面对荒诞，人应如何抉择？加缪不满足于世人或抱希望或用自杀来逃避人生的荒诞，也谴责虚伪和毫无“逻辑确实性”的哲学自杀。“如果我们意识到虚无和无意义，那么这并不是终了，我们不能停留于此。除了自杀，人的反应是本能地反抗……”加缪的伟大不但在于他清醒地认识到荒诞，更在于他从荒谬得出的结论是“我的反抗，我的自由，和我的激情。
西西弗触犯了天规，诸神判处他把一块岩石不断推上山顶，而石头因其重量一次又一次滚落。没有比这种无用又无望的劳动更可怕的惩罚了。然而，在加缪的笔下，西西弗是荒诞英雄。“他对诸神的蔑视，对死亡的憎恨，对生命的热爱，使他吃尽苦头，苦得无法形容，因此他竭尽全身解数却落个一事无成。这是热恋乡土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这则神话之所以悲壮，正因为神话的主人公是有意识的。西西弗认识到自己苦海无边的生存条件，但他认为没有蔑视征服不了的命运，无能为力却要叛逆反抗，他对荒诞的命运说“是”，于是孜孜以求，努力不懈，这就是他的反抗方式。加缪认为幸福和荒诞是同一方土地的两个儿子，不可分开。没有不带阴影的阳光，必须认识黑夜。西西弗正是因为对荒诞的洞悉和反抗，所以他活得清醒，活得充实，加缪说应当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
除了西西弗，《鼠疫》中的里厄医生或许是加缪人物中唯一的正面形象，没有阴郁，没有疯狂。这个伟大的英雄，面对灾难从容不迫，沉着冷静，他还用行为和人格感染周围的人，引导大家一起行动。奥兰城的上空弥漫着绝望，但这并不令人害怕。反抗让人享有自由，团结一致，摆脱孤独，即便没有希望，读者也能感受到无穷的力量与震撼，绝望的处境丝毫没有什么可怕。我们感受到“贯穿《鼠疫》全书的是一群温和的、善于道德权衡的人物，他们的反抗不为某种理想，而是出于反对不宽容和不妥协。”[3]在《反抗者》中，加缪指出“我反抗，故我们在”。“反抗行动从本质上讲不是自私的行为。”因为在反抗的时候，人们感到在为某种价值而行动，尽管这种价值观念依旧模糊，但反抗者至少感觉到它对他和所有的人是共同的。如果说西西弗还是个人的反抗，《鼠疫》则已走向集体反抗。
《反抗者》一书的突出主题就是反抗。加缪认为真正的反抗是创造价值，而绝不是使杀人合法化。“反抗并非要求生存，而是询问生存的理由。”“对恶的抗议居于形而上的反抗的核心……令人愤慨的并非是儿童的苦难，而是这种苦难并没有得到解释。” 面对荒诞、恶、非正义、贫穷、疾病、死亡、绝望、孤独等等，加缪说，让我们反抗到最后一刻。反抗让人间的正义得到伸张，让人获得存在的尊严。反抗是一种苦行，反抗有时并不会有实在的结果，但反抗是人的良知，反抗让人成为人，让精神充实、升华。加缪说，“生命的奔放，无意识的冲动，荒谬发出的呼喊，这是应该肯定的唯一纯粹真理。”“我继续相信生活没有什么更高的意义。但有些东西的确有意义――人，因为只有他独自为寻找意义而奋斗。”[4]《鼠疫》中里厄医生说“现在有病人，应该治好他们。然后他们会思考，我也会。但最要紧的是治好他们。我将尽我所能保护他们，就是这么回事。”反抗者只以人为目的的简单想法更能说明反抗行为本身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加缪还借他的主人公说道：“我对英雄主义和圣人之道都没有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做一个人。”反抗不以做英雄和圣人为目的，这种想法令人肃然起敬，但也道出了反抗本应就是作为一个人的准则，加缪通过反抗理论不仅为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指出新的出路，也力图建立一种新的人道主义。
三、结语
作为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加缪还积极地关注、参与、投入他的时代。 二战爆发，加缪秘密地活跃于抵抗运动中，主编地下刊物《战斗报》，他成了时代的精神支柱，加缪的许多读者“业已形成了每天通过他来思考的习惯。”[5]加缪在抵抗运动中取得的成就，让他的论敌萨特都钦佩不已。当萨特在一旁大声疾呼作家要介入时，加缪用行动回答了为谁写作的问题，见证了一个艺术家在黑暗时代的反抗。1957年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加缪重申了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立场。在他看来，他所处时代的人们生活在一块是非之地上，但是人们无法摆脱。艺术家也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是非的漩涡。他感到一边维持生活，一边创作的不容易，但是因为哀伤并不能解决现实问题，所以他呼吁要投入到时代当中去。加缪说“任何一部作品都是一种行动，这种行动显示着对一个时代的爱……”这就是加缪所说的艺术创作的反抗。加缪短暂的一生都在诠释他的反抗哲学，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说“卡夫卡唤起的是怜悯和恐惧，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和崇拜，普鲁斯特唤起的是尊重和敬仰，但除加缪外，我能想到的当代作家中没有一个唤起爱。”[6]加缪渴望平衡、和谐、大海和阳光，为人间的真爱与正义不懈努力，坚持反抗。他的真实，他的忠诚，他的反抗，他的激情，他对生命和生活的挚爱，让我们感受到来自阳光与大海的爱的力量。加缪或许不能解决现代人生存的所有困惑，但他却如清晨的一缕阳光，如夏日的清流，在我们遭遇荒诞、困境时给予我们一种明朗澄净而又坚韧强大的精神力量。时至今日，还有很多人把加缪的作品作为床头书，或许正是因为加缪作品中逼人的清醒，反抗的力量，来自阳光与大海的温暖的爱，还仍旧并将继续打动着人心。
参考文献：
[1]柳鸣九.加缪全集：四卷本[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79.
[2][美]马丁・艾斯林.荒诞派戏剧[M].刘国彬，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5.
[3][美]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M].章乐天，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143.
[4][法]罗歇・格勒尼耶.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M].顾嘉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