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2 17:39:58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蒙汉双语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于“双语教育”的几个问题
民族院校毕业生就业的SWOT分析
中国少数民族预科教育发展述评
历史变迁中的加拿大印第安人教育的演变
民族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制改革的思考
引领民族发展:新时期民族高等教育的特色诉求
少数民族免费师范生教育的困境与思考
论哲学视野下大学生德育教育的几个问题
法治精神与大学生法治教育问题初探
加强高校公寓安全管理建设和谐校园
蒙语授课大学生就业政策及新机制建设探究
蒙古民间文学课教材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初探
关于高校蒙汉双语专业汉字教学的若干思考
英汉写作实践共同体中的多重认同建构
多模态英语语音能力测评研究设计初探
大学英语自主学习者对教师角色的期待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视阈下青少年幸福感培育
韩剧对朝鲜族青少年民族认同感的影响研究
基于部件法的蒙古族预科生汉字书写教学
民族院校大学生的信仰危机现象及干预措施
近十年来国内民族教育实证研究成果述评
论互动式教学模式在“古代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关于高校世界古代史课堂教学若干问题的思考
论质性研究的本质及其对民族教育研究的启示
论我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招生政策的优化
MOOC教育质量的理论探究——以高等教育大众化为视角
基于协同培养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构建
从藏汉双语教师多媒体教学问题透视教师知识建构策略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实践教学问题及其改进措施
高校民族团结教育与公民意识教育的关系研究
建国初期的内蒙古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政策研究
新时期我国朝鲜族三语教育政策及教育现状研究
边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公民意识培育路径探析
新时期蒙古语授课专业大学新生思想状况调查与研究
移动学习在大学英语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中的应用与研究
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抄袭方式及预防对策研究
基于信息技术与军事理论课程整合现状和对策的研究
文化资本理论对少数民族学校教育研究的适切性
美国“服务学习”对我国民族高等教育的价值探析
地方政府履行高等教育职责评价体系研究综述
论教育技术学本科专业课程系统化、结构化
民族高校法学预科阶段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地方经济结构对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指向性作用
内蒙古地区高职高专英语课堂生态环境的调查与研究
旅游、空乘应用性专业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践行探析
民族地区高校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经管类专业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产学契合问题研究
一、广播电视大学法学专业的基本情况
1985年开设法律专业， 1992年以后为满足人才多样化的需求又陆续开展了经济法专业、劳动改造法专业、涉外经济法专业等专科学历教育。1995年开办法学专业专科注册视听生教育。截至1999年先后培养了几十万法学专科毕业生，为国家的学历补偿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96年起经教育部批准，法学专业开展了本科学历教育（专科起点），每年培养了1500人，三年共计4500人。
开放教育1999年秋－2012年春累计本科招生585125人，毕业生388266人，授予法学学士学位14022人，获得学位的学生比例约占毕业生数的3.61%，目前法学专业在校生190376人。
2012年春招生，专科30626人，本科20959人，行政执法方向281人，法学维汉双语专科1277 人、本科285人，蒙汉双语50人。
开放教育1999年秋－2012年春累计本科招生585125人，毕业生388266人，授予法学学士学位14022人，获得学位的学生比例约占毕业生数的3.61%，目前法学专业在校生190376人。
2012年春招生，专科30626人，本科20959人，行政执法方向281人，法学维汉双语专科1277 人、本科285人，蒙汉双语50人。
二、对电大法学专业课程设置的分析与调查
依托广播电视大学办开放大学, 就应该有专业, 就应该进行专业建设、课程建设, 这对于一般大学来说有的专业已经办了几十年，课程是成熟的, 或者说他们的任务是对原有的专业、课题进行完善、改造和提高。对于电大来说, 这是一个新任务。如何使电大的教师成功地转型到开放大学上来，师资队伍的建设至关重要。电大教师自己能否建设一流的精品课程，开出精品的专业是办好开放大学的关键。这些对电大教师来说是一种新的挑战，也是每位教师必须思考的问题。
法学专业是我省电大从事开放教育以来开办的第一个本科专业，至今已经10年有余，总体来看，是适应我省法律人才培养的需要的，本专业的课程设置以理论法学为基础，主干课程为中国法制史、知识产权法、合同法、国际私法、国际法、法律文书、商法、仲裁法、竞争法、证据学、劳动法、公司法、国家赔偿法、房地产法等（具体的课程设置详见《法学专业教学计划表》，见附件一）。集中实践教学环节设置为8学分，由毕业论文、社会调查、法律实习三个部分组成。为了总结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近年来的教学效果，为开放大学设计出更好的课程体系，我们课题组成员分别对我省的4个地市级电大的法学毕业生进行了跟踪调查，下发了160份调查表，收回有效调查表120份。
法学专业开设与课程设置调查表数据统计
（1）关于被调查对象的背景
在参与本次调查学员120人中，所有调查者中男性占66.3%,女性占33.7%。有23.6%的被调查者年龄在35-45岁，年龄在25-35岁占60.5%，还有13.1%的人在25岁以下，45岁以上的仅占2.65% 。本次被调查者的入学学历普遍为专科，占82.1%，本科学历的人分别为17.9%。被调查者中绝大部分入学前为非法学专业，占69.6%。具备上网条件的占63%。对于学习方式78%的学员选择小组讨论学习。
（2）对于专业课设的必要性
所有学员，都认为有必要开设，理由是工作需要和法制社会的需要。
（3）课程设置情况和学生根据学习期间的收获，对相关课程的的评价
在回答“课程设置合理性？”这一问题时，91.5%的被调查者认为“合理”， 回答“教学内容实用性？89.9%的被调查者认为“合理”。10.1%的被调查者认为“比较合理”。值得注意的是，在认为“难易程度合理性”的被调查者中，有81.2%的人认为合理，而12.8%的人认为 “比较合理”。
（4）作为法学专业学生在校学习阶段究竟应该掌握的知识
在回答“学习电大课程对自己的帮助”这一问题时，选择对“系统掌握本专业知识和技能”有很多帮
转贴于
助的人数最多，占了被调查者的96.3%。而对“培养逻辑推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以及“提高获取新知识的能力”也同样占了很高的比例。
通过对于上述调查结果的初步数据统计，以及对部分被调查者的实地访谈和交流，我们认为电大的法学专业设置是比较合理的，得到学员的认可，这些经验、优点，在开放大学的课程设置体系中应当予以吸取和发扬。
三、探索开放大学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
明确的目标要有与之适应的人才培养模式，电大法学专业从创办以来，始终坚持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 为积极贯彻落实国家教育发展纲要，办好国家开放大学，法学专业将积极进行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探索开放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
1、进一步明确法学专业的培养目标
法学专业基于终身教育的理念和成人在职学习的特点，始终坚持按照“优化知识结构、突出法律技能培养、加强素质教育、提高应用能力”的原则，合理定位法学专业的培养目标。
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一流的学习资源为基础，培养多层次的具有法治意识的应用型法律人才。本科培养系统掌握法学和相关人文知识，能在司法机关、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法律服务机构等从事法律事务工作的应用型法律人才。
根据应用型法律人才的目标设定，培养要求主要是学习法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受到法学思维和法律实务的基本训练，具有法治意识运用法学理论和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
论文关键词：文化意识、双语教学、比较教育
一比较教育对双语教学的基本要求
比较教育课程是教育科学的分支学科，是教育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它是一门最贴近现实的学科，最能体现时代的气息，尤其是在教育呈现出国际化趋势的条件下，比较教育研究更是一个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领域。而双语教学在当前高校采用双语教学的模式有三种；第一种是目标语浸身模式：在整个课堂教学中全部使用外语授课；第二种是双语过渡模式：教师的课堂用语70％～80％应使用英语，学生也能基本使用英语参与教学活动；第三种是外语渗透模式：在课堂教学中，专有名词、概念及课堂用语中使用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的英文，而在授课、问答、作业等其他环节基本使用汉语。我们在教学过程中采用第二种模式，即双语过渡模式——鼓励学生用英语学习和思考问题，并探索双语教学对学生个性发展的影响，以个性发展为研究内容，以个案分析作为研究形式，记录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学习兴趣、爱好以及知识等能力的发展和变化。
比较教育双语教学不仅可以拓展专业知识、巩固语言技能，而且可以感悟文化内涵、增强文化意识。英语在宽松自然的环境中为学生提供更多的互相接触的机会。使他们产生一种用英语说话的需要和愿望，促使他们有话想说、有话可说、有话会说。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发现，要想培养大学生的思想品格，首先要培养他们具有基本的文化意识。这种文化意识不仅需要教师的人文素质，教材的文化导入，更重要的是，需要学生的有效参与和积极思考，以不断增强自身在英语学习中的文化理解。
二教材在实施双语教学中的作用
双语教学是件艰苦而又持久的工作，要做并不难，但要做好却不容易，而持之以恒则更需要有献身教育的精神。比较教育课程的课堂教学以英语为主，重点讲授西方国家的教育体制。总学时数：36学时。授课对象主要是大学三年级教育专业的学生。他们在修完大学英语四级课程后，应该掌握四千多个英语单词。懂得基本的翻译技巧，具有较快的阅读速度和理解能力。目前，要找到既有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又符合学生的心理特点要求的现成双语教材是不现实的。最关键的是要选用适合学校实际的原版材料，适当压缩课程教学的内容。只有深受学生喜爱的双语教材，才能达到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
为了突出实用性原则。我们根据学生的英语水平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肖惠云主编的《当代英国概况》和周静琼主编的《当代美国概况》中节选了全英文版的教育专题内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授课中。我们还节选了原版教材《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今日比较教育》中的“比较教育背景的变化”和“三种比较分析”等内容，供学生翻译和讨论。我国著名教育家顾明远先生已将《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今日比较教育》英文版第五版翻译成中文版，人民教育出版社于2001年7月纳入“比较教育译丛”。原版教材作者埃德蒙·金(EDMUNDJ．KING)，生于1914年，是英国著名比较教育专家。他是曼彻斯特大学硕士，伦敦大学哲学博士、文学博士。在文史哲、外语和教育学方面有很高的素养，学识渊博，造诣深厚，教育经验丰富。他主编的若干重要国家和地区社会、学校和进步系列比较教育丛书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三学生在双语教学中的主要收获
试验双语教学是与时俱进的必然趋势。从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和文化意识为出发点，以学生为主体，根据比较教育课程的目标性质、内容要求、教材特点整体去思考外语教与学的衔接。学生可以在双语教育中不断提高语言学习的听说技能、书面技能和思维技能，并获得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笔者针对太原师范学院连续三年来跟踪2004级至2007级教育管理专业的128名三年级大学生，通过《比较教育》课程双语教学对所发现的文化意识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以下是学生们小组讨论的一些主要收获：
1、黄晓旭同学的小组认为：通过学习，我们感受到异国教育文化的明显差异。除了这些不同之处。更学到了要用比较与共融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正是这种“异”才让这个世界多彩，我们才有所研究，有所交流。这样得来的结果更加促使我们对其根源的追溯和对其发展趋势的探索，比较教育使我们懂得了运用比较的眼光看问题的重要性。
2、梁燕妮同学的小组认为：比较教育双语课程使我们受益很深，大家扩大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不再把眼光局限于身边的小圈子，而是看到国外先进的教育，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这些对于我们教育专业的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学习教育基础知识的同时，巩固了语言听说读写的技能。通过比较我们学会了思考，理解了英美国家的教育为什么会如此发达，也明白了我国在教育体制和内容方面的欠缺，并且学会了对问题进行理性分析和正确决策。这些都促进了我们个人品质的完善，做事要负责，要讲究诚信，要学会与社会上各种人员打交道，做到情商、智商同步发展。
3、金辉军同学的小组认为：就拿课程设置来说，英美等国家更加突出实用课程和职业化课程；而我国则重视基础知识和自然科学，所以，发达国家的中学毕业生能很快适应社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从一个横切面上看，他们的国家经济如此发达，是离不开教育的贡献的。一个人从小受的教育会影响人的一生，我国的教育和他们的比起来，多少存在欠缺与不足。他们的课程丰富多彩，动手操作和实践的能力相对较强，而且公民教育使他们树立良好的价值观、道德观；对于我们个人来说，非常希望将来得到这样教育的洗礼与熏陶。在课余，我们也经常把英美等发达国家的教育与我国的相比，分析它们各自的优缺点。
4、许锦绒同学的小组认为：重要的一点应该是个人品质方面的培养和提升，而品质是一个很宽泛的范畴：它包括了社会政治、道德修养以及文化素养等方面，因而我们对自己品质的培养和提升应该落脚于平常的点滴生活，而不应该局限于课堂上老师的传授。有的东西只有自己体验到，才会真正理解，所谓“只可意会”的东西。我们是社会的人，如果丧失了社会责任感，甚至是社会的伦理道德，那就很难在社会上立足，更不用说为社会做贡献，就是自己以后发展也很困难。
5、吕婵同学的小组认为：作为一个中国大学生，我们也应该具备最起码的个人品质，人人都必须有责任感，作为公民，我们有对国家的责任，作为子女，我们有对父母应尽的义务，只有具备很强的责任感，我们每个人才会不断努力，社会才会和谐发展，国家才会兴旺发达；我们通过学习比较教育这门课之后，更加完善了自己，增强自身的文化修养，我们的个性更加趋向完美。
6、李欣同学的小组认为：我们来到了这所学校，尽管不喜欢当教师，但“既来之，则安之”，心想只要好好学习将来考上研究生，就可以摆脱“苦海”了。于是，我们拼命地学习，对院系活动一概不参加，直到学习了比较教育这门课程，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多么美妙，还有许多东西比学习更重要，例如：人际交往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勇于实践能力、社会责任和诚信等等。一个完整的人应该是德才兼备的，如果光有高学历，而没有高素养和好品格，是远远不行的。
7、刘京京同学的小组认为：学了这门课之后，我们觉得我国的教育机制真的还存在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只能表述自己的看法，而无力改变社会教育现状，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反思自己，能认识到这些问题，说明我们在思想上有了升华，觉得有了一个正确的信念。这是对我们人格的保障，它可以制约我们的行为，净化我们的心灵，促使我们向善发展。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言行一致、表里如一，那么这个社会不就更加美好、更加和谐了吗?
8、文一两同学的小组认为：学习了这门课程，我们更加了解了英美国家与我国教育体制主要差异的根基，中西文化的不同源泉。尤其是关于公民权教育问题，我们感到了英国在这方面的教育确实落到了实处，并不只是写到条款中而不去落实，这对于我国现行的思想道德教育具有很大的借鉴作用。从学习中，我们惊奇地发现，自己更加乐于思考问题，想想这是为什么以及怎样去解决它，也促进了我们大量阅读更多的有关书籍，从中得到知识，获得乐趣。我们感到又进步了!
四文化意识在教学中的核心地位
何在双语教学中培养大学生的文化意识，如何把英语文化和专业知识有机结合，还需要认真地进行科学实验与比较研究。文化意识的培养主要是：在对大学生用英语进行知识传授的同时，培养他们理解异国文化的内涵。文化素质是教化、示范和养成的有机结合。教化是指设置必要的课程，进行知识的传授；示范是指将所学到的知识应用到行动中；养成是指一种内在的涵养，内化成人的品质。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需要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和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时刻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理解和表达能力是每个教师的天职，特别要注意培养学生的文化学习能力。
关键词：草原文化；牧区蒙古族文化；文化保护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21X（2012）02-0091-04
一、蒙古民族主体的文化境遇
草原，是蒙古族牧民最为根本的生产资料。蒙古人的祖先在生存发展过程中曾面临多种生计选择，最终以游牧畜牧业作为对草原资源环境的利用方式，牧民生产劳动和土地的关系通过牧人与牲畜的关系以及牲畜与土地的关系两个环节来实现，牲畜是介质，而草原才是生存和发展的根本。1984年7月，牧区工作会议决定，在牧区全面推行草原分片承包、牲畜作价归户的“双包制”，1996年又继续实施第二轮草畜承包，落实草牧场所有权、使用权和实施草牧场有偿使用家庭承包责任制，简称为“双权一制”。双权一制中牧户拥有草场的使用权和转让权，草场所有权归嘎查集体。该制度实行后牧区很快出现了两种新事物，即有场无畜的雇工和有畜无场的雇主。所谓有场无畜的雇工是指分包了草场，但自己没有牲畜或只有少量的牲畜，因此只能在承包的草场上为其他各类畜牧业投资人代牧或干脆处理掉草场（包括短期流转和长期转让）后替别人当牧工为生的牧民。有畜无场的雇主则是指以投资获利为目的雇用草场和牧工来进行畜牧业生产的非牧业人口的大小投资人，这部分人里包括非法占用草场的党政机关干部和商人等。前者无畜或少畜的原因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缺乏劳动力、家中常年有病人的；二是劳动松散、劳动技能不足等自身原因所致。这部分人是新制度环境下第一批被边缘化的文化主体。因为草畜分包到户后牧户进入全面单干的时代，缺乏劳动力的牧户可获得的来自集体的人力、财力、智力支持大幅缩减，无畜或少畜户获得起始资本的机会变得更少。没有固定资产的牧民基本上没有机会获得贷款，尤其是在将草场长期转让出去后，牧民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没有了最主要的生产资料——草场的使用权，也就没有了重整旗鼓的根本基础，因此无畜户一旦出现，东山再起的机会十分渺茫。因为对未来的无望，这部分人的环境资源贴现率①①金融行业中，将持票人以没有到期的票据向银行要求兑现，银行将利息先行扣除所使用的利率，或未来支付改变为现值所使用的利率称为贴现率。资源占用者不计资源的未来使用价值而在当前消耗掉未来资源的一部分或全部，其提前消耗的部分即是资源占用者的资源贴现率。变得非常高，牧民不再关心草场，①①蒙古语中对自己使用范围内的草原称为“nutug”，这是个含有所有权意识的词，接近于“家园”的含义。在草场分包到户后可能是因为将汉语中很中性的词“草场”直接翻译使用，牧区官方的文件和用词中更多地开始用“evsen tlabai”意为“长草的地方”，原来视为家园的nutug变成了毫无感彩的evsen tlabai，这本身就体现了文化情感上对草原的漠视。现在很多牧民也在使用这个词。不计划也无力计划更远的未来。
公共资源问题专家，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将获得者奥斯特罗姆的研究表明，不管是在传统的家族网络里，还是在现代的合作性组织中，若使公共资源的管理遵循着可持续发展模式，必须满足下列条件：（1）群体的生产目标类似；（2）群体成员间在财富和社会地位方面没有明显差异；（3）群体成员资格对个人非同小可；（4）尤其是关于资源使用的管理规则为群体成员共同遵守，或被权威机构有效地贯彻执行[1]。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间，内蒙古人口激增，大量汉地农业人口进入内蒙古草原。90年代第一次草畜承包时因为规定不能有“黑户”，因此当时从事畜牧业的所有人口都在当地落实户口并成为生产队社员。这是当代牧民第一次遭遇对群体内成员资格毫无控制能力的境地。此后各类原因和名目占用草原的非牧民越来越多，大量的外来投资人挤占了属于牧民合法的生存空间，非牧民占用的草场面积在不同的牧区达到10%30%甚至更高。这些人和牧民一样拥有了使用草原的权力和事实，其成员资格的获得却从来不是由牧民投票赋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十三条规定：在草原承包经营期内，不得对承包经营者使用的草原进行调整；个别确需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牧）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牧）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集体所有的草原或者依法确定给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国家所有的草原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牧）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牧）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但事实上有关集体草场征用和转让流程的管理非常混乱，很多集体草场和牧民承包的草场征用、流转并不按上述法律规定开牧民会议决定，而各级政府对此的监管也很不力，甚至有政府出面强征强转的现象。
教育是目前全球最关心的问题之一。遗憾的是在这一领域里蒙古族牧民长期以来积累的生态智慧和知识体系并没有得到承认。1992年6月14日在里约热内卢的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联合国《21世纪议程》，我国政府做出了履行《21世纪议程》等文件的庄严承诺。1994年3月25日，《中国21世纪议程》经国务院第十六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但与联合国《21世纪议程》多个条款中反复强调土著民族的传统文化及其价植、作用所不同，《中国21世纪议程》中完全没有相应的内容。因生态移民等政策退出草原后的牧民，连草原防护员的工作机会都无法得到，因为非城市户口、未经汉语教育者没有资格[2]。草原防护员一定要由城市人口来担任，如此荒唐的事绝非单此一例，蒙古族牧民在环境保护领域的经验和知识至少在制度上是不被承认的。即使在学术界直到现在仍然有人在发表文章称牧民原来“消极和落后”，而从牧区的村庄生态移民到农区的村庄后“受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的影响变得进取了[3]。
尽管在政策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受到鼓励和重视，甚至已经有专门的法律来保障其权利，但从整个社会来看，汉语言文字是唯一的通用语言文字，虽然学校可以做到蒙汉双语教学，但社会就业面上对双语或纯蒙古语授课学生的水平承认度很低，导致蒙古语授课学生学无所用，致使蒙古语的社会功能萎缩。国家公务员考试近两年才开始有岗位面向“蒙汉兼通”的毕业生，但在全区公务员录用名额当中所占比例很低，且大部分只限于“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在一个纯牧区要面向80100%为蒙古族居（牧）民的基层机关工作，蒙古族学生的汉语言文字水平要达到母语为汉语的考生相同水平的前提下才有优先权，这既无必要更欠公平。我国实行计划生育国策后，虽然规定牧民户口的蒙古族可以生23个子女，但生活压力、观念转变等原因，即使在牧区多数牧户都只有一个子女。孩子是未来的希望，父母供孩子上学，无非是希望孩子将来能有出息，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蒙古语授课出来的学生就业前景暗淡，让很多牧民父母选择让孩子上汉校，一代人从母语环境和文化当中生生被剥离出去的现象，对于蒙古文化的未来无异于灾难。21世纪初开始实施的撤乡并镇政策连带出的效应之一，是基层苏木和嘎查学校被大量并入市、镇。牧区的儿童必须从上小学，甚至是幼儿园开始就要离开父母和家园进城读书。这不仅给牧民增加了巨大的经济负担，也让出去读书的孩子过早地离开了蒙古文化环境，感情上与上一辈人和草原疏离了。而且一旦他们不能升入大专院校或专业学校，回到牧区后就成了“牧盲”。事实上，真正支撑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不是其成员的民族情感，也不是政策层面对民族教育的鼓励和宣传，而是一个可以让文化扎根生长的土壤，一个足以让文化的载体——成员们运用这一种文化来完成生活、生产的、完整的社会体系。
蒙古族牧民面对的生产融资形式同样严峻。2010年冬天笔者在呼伦贝尔做的一项调查中，年畜牧业总收入21万元的一牧户，其当年总支出是1726万元。支出中各类贷款的利息有16万元，未还的本金尚有11万元。所贷款项中年息最高为60%（即所谓的5分利），其余还有年息为36%的（即3分利）。即便是信用社提供的牧民贷款，年利息也达到了168216%。一个总人口只有257人的嘎查，当年年末贷款余额为12315万元，其中3分到5分利的高利贷有406万。当年应还利息共计2378万。牧区高利贷横行给蒙古族牧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压力。麦金农（Ronald.Mckinnon1973）提出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假说与市场分割性假说，阐述具有高利贷特征的非正规金融在发展中国家产生的体制性根源，认为高利贷是一种效率低下的融资安排导致产生的[4]。在中国知网查阅关于农村高利贷问题的研究的学术论文，搜索到的74篇文章中除了10余篇对明代、清代以及民国时期为背景的研究论文之外其余全部是关于近30年以内的农村高利贷问题的。从发表时间上看，可查到的最早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是在1995年，这也恰恰反映了农村高利贷问题卷土重来的时间。
近代，尤其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产权制度、人口政策、教育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在蒙古族牧区的推行，蒙古族牧民对社会资源的拥有量明显缩减，对社会资源的支配和控制力急剧减弱，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蒙古族牧民作为蒙古文化主体，对自身、下一代以及文化的未来期望度走低。尽管前述种种问题中蒙古牧民自身素质、文化自觉以及自我更新能力等存在不可回避的缺陷，但客观地看，对牧民“恨铁不成钢”的幽怨和指责未免失之简单和偏颇。对于个体来说，意志或可以决定其成败，但在整个社会层面来说需要靠的不是精神力量，而是要靠制度可以给人带来的发展空间。人活着可以感受得到未来，有理由相信未来会比现在好，才会有动力为之努力，小至群体大至全社会，才会有和谐的发展方向。如同先生所说：“人类必须建立的新秩序不仅需要一个能保证人类继续生存下去的公正的生态格局，而且还需要一个所有人类均能逐生乐业，发掘人生价值的心态秩序。”[5]
二、蒙古文化的保护
保护文化，必然需要先了解文化的存在形态、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根基。笔者对蒙古游牧文化的理解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蒙古民族的游牧文化是对草原生态环境适应和管理的综合型经济文化形态。蒙古游牧文化的根本在于保障人和环境的共存。游牧民移动迁徙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游牧移动的高频率，移动的频率与蒙古族文化的正统性并没有正相关的关系。迁徙也不是为了保护文化，更不是出于迈尔斯所说的“一种情节” [6]，而是为了保护草原、保障生存，是人、牲畜和草原的三个层面生态适应的结果，而这种过程孕育和发展了游牧文化。这样的关系，却常常被本末倒置。以艺术、服饰等方式表现出来的文化现象，是蒙古族文化对草原生态环境适应方式、理念的体现和延伸，游牧民取自其特定自然、资源和畜牧业产品的衣物、用器、使役畜等，是牧民基于生态资源的文化行为在民俗学场景中的体现。
关于蒙古族文化的保护，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我国历届政府每年都花大量的资金用于此项支出，每届的人大、政协会议，少数民族文化是个必谈的题目；中央组织的全国性活动、演出也从来没有少过蒙古歌舞的一席之地，可见党和政府对蒙古文化保护的重视程度是高的，学术方面来说还有中国蒙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样高规格的学术活动被提议并按期召开每届会议，此外还有各种不同范围和规格的蒙古文化研究主题学术交流活动也都说明了这一点。但在内蒙古各盟市旗县竞相建立蒙古文化主题博物馆、蒙古文化主题街道，看似蒙古民族文化氛围越来越浓的同时，蒙古文化的弱化危机却丝毫没有缓解，文化主体与文化之间的疏离程度依然在加剧。这说明蒙古文化保护的方向和着力点应该被予以反思。
文化的内容往往容易被划定在文学、艺术、工艺以及吃、住、行的习俗等范围。但如果文化保护的努力方向变成保护上述因素，那么这样的文化保护行为只能是舍本逐末。蒙古民俗、艺术只是蒙古文化的浅层表现，蒙古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哲学思想和情感积累才是其根本，而这种深层的文化根基产生于并只能发展于人与草原和谐共处的生活形态中。蒙古文化的意义不在于“传统性”。她来自于古远的时代，但从来不是停留在那个时代的。所谓传统，只是个相对的概念，蒙古文化的珍贵在于她在每一点上的表现总是能够与自然环境浑然一体。蒙古族的歌会变、舞会变，牧民的装束、居所都会变，但文化汲取营养的土壤是肥沃的，那她的变化就会保持良性。
如本文前段所述，当下的蒙古族文化的困境来源于其文化主体的生存困境和对未来期望的不明朗。因为不同领域不同目标方向的政策和制度，相互间的衔接不足，导致彼此矛盾甚至冲突。文化政策在大力投入保护的时候，其他政策和制度可能正在撼动这个文化的根基。现代的蒙古文化保护首先应该做的是保护文化的活态，保护文化的发展可能性，而不是在博物馆里堆积蒙古文化用品，为未来的考古学者提供研究的方便。如果将蒙古文化喻作植物，作为文化保护行为的主导方，至少政府的文化保护行为不应该是出于“抢救”和“抢收”的目标，而应该是陪土，至少不挖土。蒙古文化依然是一种保有巨大能量和活力的文化，蒙古文化必须发展，中国文化发展的大局也需要蒙古文化的发展。但文化保护也好，促进也好，不是要给文化指引方向，而是保护她的根基不受无端的侵扰，让文化的主体能够有空间、有机会自行修复和雕琢。
参考文献：
[1] Ostrom ， E. 1990. Governing the Common ：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史俊宏，赵立娟.草原牧区生态移民生产生活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以内蒙古乌拉特中旗收缩转移战略为例[J].经济论坛，2009（11）.
[3] 焦克源，王瑞娟，苏利那.蒙古族生态移民的文化变迁考察[J].前沿，2008（11）.
[4] 丁彦皓， 冯广波.福利效益视角下的农村高利贷[J].经济界，2010（4）.
[关键词]计算语言学；计算机科学；交叉学科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13-0122-03
计算语言学（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是当代语言学中的一个新兴学科。《计算语言学》是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刘颖教授的一部新作，由清华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9月出版。刘颖教授研究计算语言学、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翻译多年，已出版著作四部，发表相关专业论文近六十篇。本书是2002年10月出版的《计算语言学》的修订版本，全书系统介绍了计算语言学的相关理论与计算方法，以及统计语言学与机器翻译的相关理论。近十几年来，国内对于计算语言学的相关著作尤其是系统性介绍的书籍还是为数不多的，许多对计算语言学感兴趣的研究者们迫切需要这样的一本较为全面性的书籍问世。相信本书应该会受到计算语言学界学者及研究者的极大关注。本文首先探讨计算语言学的背景，之后简要介绍该书各章节的主要内容，最后在此基础之上对该书作出简要评价。
一、背景介绍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末这段时期可谓是计算语言学的萌芽期。虽然“计算语言学”这个术语概念还未被提出，但是有很多具备先见之明的研究者及学者们就开始从计算的角度来探讨语言现象，揭示语言所具有的数学性。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期到八十年代末可以算作是计算语言学的主要发展期。在此期间，许多的相关学科在相互借鉴，互为补充的基础上取得了不少鼓舞人心的成果。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最后五年，计算语言学的研究变化显著，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概率与数据驱动方法成了计算语言学的标准方法。其次，由于计算机速度与其存储量的增加，使得在计算语言学的某些领域，特别是语音合成、语音识别、文字识别、拼写检查、语法检查这些应用领域，有可能进行商品化的开发。第三，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互联网逐渐变成一个多语言的网络世界，互联网上的机器翻译、信息检索和信息抽取的需要变得更加紧迫。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计算语言学研究也展现出了新的生机活力，刘颖教授的这本《计算语言学》便是很好的说明。
二、内容概述
全书共分为十章，第一章为“计算语言学简介”。本章主要介绍了计算语言学的概念及其与计算机科学、语言学、数理语言学及自然语言的关系。此外，对计算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作了详细的阐述，并说明了计算语言学理论的主要用途，包括机器翻译、语音自动识别和自动生成、自然语言理解及信息自动检索等。本章的第四部分介绍了计算语言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涉及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最后，详细的梳理了计算语言学的发展历程，全面阐述了计算语言学以及在应用领域中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
第二章“机器词典”部分主要介绍自然语言处理领域中常用的机器词典，包括《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同义词词林》、Wordnet、Framenet及《知网》。其中，详细介绍了每部词典中所包含的内容、词与词形成的关系、词典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区别以及各种词典的独特应用。由此，通过不同词典的相互对照，也可以清晰分辨出不同内容的词典及其在自然语言中的不同应用。
第三章“词法分析”对以汉语为代表的分析型语言，以英语为代表的曲折型语言以及以日语为代表的粘着型语言进行了词汇层面处理的相关介绍。其中，在汉语自动分词部分，本章对汉语中词与自动分词、自动分词的重要性、自动分词方法、汉语切分歧义及其处理等内容作了详细介绍。英语词法分析部分对词法分析方法、词法分析算法、为何要进行词法分析以及词法分析的程度问题作了具体说明。最后，对日语词语特征、日语分词的常用方法及切词与词性标注等进行了总结。尤其是在日语切词与词性标注中，运用了邻接表分析法与配价分析法对日语词法进行了详细对比，总结分析。
第四章为“词性标注”。本部分首先对词性标注的定义与研究进展进行了概述，并举例说明。之后，对词性标注集从规范、确定原则、适用范围及词类划分与标记代码四个角度作了系统阐述。重点介绍了词性标注的三种方法：规则方法，统计方法及基于转换的错误驱动学习方法。其中，对统计方法作了重点表述，其是基于HMM的词性标注、基于条件随机场的词性标注与基于最大熵模型的词性标注。
第五章为“形式语言理论与自动机”。主要介绍了形势语言理论，涉及形式语法及其组成、形式语法的定义及特点以及进行形式语法研究的必要性。在自动机理论部分，分析了进行抽象分析处理的四种演算及机器：图灵机（turning machine）、下推自动机（pushdown automaton）、线性有界自动机与有限自动机（finite automaton）。最后，分析了乔姆斯基层级和自然语言的有关内容。
第六章“现代句法理论”主要介绍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计算语言学语法理论，包括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广义的短语结构语法、树粘接语法、中心词驱动的短语结构语法、词汇功能文法、范畴语法、依存语法以及链语法。在转换生成语法部分，论述了经典理论所包含的短语结构、转换结构及形态音位。之后，也对标准理论及扩充标准理论进行了举例详述。依存语法部分指出，依存语法又称从属关系语法，其便于计算机对自然语言的有效处理，在信息处理时代特别受到欢迎。同时，也指出了依存语法的缺点、从属树与短语结构树之间的差异及配价语法在中国汉语语言学中发展的四个方面。
第七章“句法分析”主要介绍了自然语言的句法分析算法，包括厄尔利分析算法、富田胜分析算法、线图分析算法以及CYK算法。通过对比分析指出，厄尔利分析算法与CYK算法是一种并行的方法，但是前者要比后者更难以理解。线图分析算法可以利用线图保留所有的分析结果，但是效率没有富田胜分析算法高，相比较而言，富田胜分析算法试着四种算法中最为快捷的算法。另外，该书也指出CYK算法由于较易实现，易于被人们所理解，因此被广泛应用在基于短语的机器翻译和基于句法的统计器翻译中。所有的算法本书都给出了详细的举例说明，并列出了计算机处理自然语言的详细过程。
第八章为“语义理论与语义分析”。该章节主要阐述了有关格语法、语义网络文法、义素分析、优选语义学及蒙塔格语法五个部分。其中，每个部分都给出了其定义及产生的简要说明，同时列举了具体实例进行了分析。尤其是在蒙塔格语法部分，对句法、翻译及语义三个部分进行了系统全面的介绍，内容涉及到了树立逻辑，因此部分内容稍显抽象，较难理解。最后的讨论部分作者也指出，五个理论独立存在，且这种独立也是合理可行的，但是就具体自然语言处理的工程而言，只要有利于计算分析可以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都可以拿来使用，而且一定要尽量吸收各种理论的合理成分，进行有机结合。
第九章“统计语言学”主要介绍了统计语言学所需要的基本统计知识和语料库。指出，大规模的单语或多语语料库是统计的基础，没有它就无法对语言进行处理。同时，该部分也介绍了n元模型、HMM模型以及HMM模型在语音识别和组块识别中的应用，介绍了随机上下文无关语法及其应用，用于句法和语义消岐的句法评分和语义评分，双语语料库的句子对齐技术，重点介绍了基于长度的句子对齐和基于词汇的句子对齐原理。另外，也介绍了支持向量机SVM的原理、实现过程以及如何利用SVM进行人声识别，最大熵模型的原理、最大熵模型参数的训练算法及其应用。最后，针对统计中出现的数据稀疏问题，介绍了常见的数据稀疏处理方法。
第十章“机器翻译”主要介绍了机器翻译的概念，并指出了五种主要的方法：直接翻译法、基于转换的方法、基于统计的方法、基于中间语言的方法以及基于实例的方法，指出了机器翻译的难点及应对策略。详尽地介绍了统计方法的各种模型，包括基于词的统计翻译、基于短语的统计翻译和基于句法的统计翻译。最后，该书介绍了有关机器翻译的难点、应用及其评价方法。
三、简要评价
本书是一本全面系统介绍计算语言学的著作，既有语言理论的全面梳理也有语言计算实践的深入探讨，尤其是对于计算语言学涉及的算法均给出了举例并进行了详细说明，也给出了语言处理的详细过程。本书的主要特点在于：
首先，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这本书为国内致力于计算语言学研究的学者及研究者们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拓展了思路，开阔了视野。
其次，本书章节的编排条理清晰，颇具匠心。本书没有流于对计算语言学的一般性介绍，而是把计算语言学相关理论与真实的语言实例相结合，逐层逐类，按照从小到大，由简到繁的顺序展开，比如，书中按照词法到句法再到语义的逻辑排列，使读者可以循序渐进系统掌握核心内容及其内在关系。
第三，本书中所用实例涉及汉语、英语及日语三种语言，语言范围更加广泛，具备更强的说服力与信服力。
关键词：外语教学；跨文化知识；导入途径
一、外语教学与跨文化交际之间的关系
跨文化交际是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交往，也就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所发生的相互作用。外语教学不仅应向学习者传授目的语的民族文化，掌握其语言、风俗、社会、宗教、礼仪、价值观、生产方式等方面知识，同时也把本国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通过不同的交际形式输送出去，这样外语教学就自然涉及到跨文化知识，而且受到跨文化知识的制约。成功的外语教学是顺利实现跨文化交际的基本保障，跨文化交际是语言教学的最终目标。因此，外语教学和跨文化交际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二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
我们在跨文化交往中常常发现，成功的交际不仅要靠较高的语言能力，更重要的还要有较强的交际能力。“交际能力”这一概念是由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针对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提出的。他认为，一个人的语言能力不仅包括乔姆斯基提出的能否造出合乎语法的句子的语言能力，而且还包括他能否恰当地使用语言的能力。也就是说，仅仅学会一门外语的语音、语法规则和掌握一定量的词汇并不意味着就学会了这门外语并能顺利地进行交际。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的双方若不能进入同一文化背景之中，就容易产生不解或误解，从而使交际失败。因此，外语教学中跨文化知识的导入就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地进行跨文化知识的导入呢?
二、外语教学中跨文化知识导入的途径
我们知道，一种文化是一个民族通过个人和集体世代的努力和奋斗所拥有和积淀下来的知识、经验、信仰、价值、态度、社会遗产、宗教、时间观念、角色、空间关系、宇宙概念和物质观念的总合。因此，文化最重要的特性之一是具有后天习得性，它不是天生就有的。我们对文化的掌握和适应大部分是通过相互作用和影响来完成的，也就是通过跨文化交际中的互动而完成的。人在早期是接受父母和朋友对文化的“传递”，而后接受老师及更多“文化传授者”诸如新闻媒体等的文化“传播”。在外语教学中，我们可从文化的这一特性入手，除了传统的文化导入途径之外，还可从下列途径中汲取和了解跨文化知识。
1．从谚语、格言中获取
谚语和格言是文化的一种积淀和反射。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有的谚语和格言，这些语言都生动地刻画了某种人物和性格，使得文化的摄取变得简单而又难忘。我们可以从不同文化背景的谚语和格言中感受语言是如何与文化价值和影响相联系的。例如：Orderishalflife(秩序或规则如同半个生命)，从这条德国谚语中我们得知，德国人非常重视条理，以及事物的顺序和结构，是一个认真而严谨的民族。Themouthmaintainssilenceinordertohearthehearttalk(闭上嘴巴方能听到心声)，这条比利时谚语渗透了比利时人在交往时非常注重直觉和感受。又如，Asinglearrowiseasilybroken，butnotinabunch(集体的力量是无限的)，这是在亚洲国家广为使用的一则谚语，它显示了亚洲人普遍注重整体和集体的思维定式。
2．从价值观对语言的影响中获得
价值观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人们很难得把握住它，但是通过语言的或非语言的行为模式，往往可以窥视出某种文化的价值观。在政治领域和文化价值观念里，英美人与我们的认识差异很多。我们重集体主义，强调合作，故有“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集体的力量是无限的”、“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等之说。我们重大家，轻小家，所以我们在写信封时，地点是由国家到自家的(由大到小)。我们的姓名也是先写姓，再写名。而西方国家正好相反，他们崇尚个人主义，讲究个人奋斗，注重竞争，故个人的东西一律在前。如个人的名字在先，家庭的姓氏在后；信封的地址也是先写门牌号，再写所在街道，地区，最后轮到国家(由小到大)等。
3.从思维方式对语言的影响中获得
思维决定语言。汉、英民族分属东西两大不同的文化体系，各自所处的地域环境、历史条件、社会背景、生活方式都有很大差异，因而各自的思维方式、审美习惯在很多方面都大相径庭。从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来看，汉民族发祥于土地肥沃、气候适中的黄河中下游流域，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密而融洽，故有“山川毓秀”、“人杰地灵”之说。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便形成了中国古达的农业经济，使中华民族自古就生活在一种稳定安闲、风调雨顺的农耕生活之中。此特征又影响习惯及思想，故“同在一国，同在一时而文化之度相去悬绝，或其度不甚相远，而其质及其类不相蒙，则环境之分限使然也”(梁启超语)。所以，这种有别于西方民族的适宜的自然条件便萌生了中国古代哲学特有的“天人合一”观和重整合的系统思维方式以及求和谐、求同一的审美习性，形成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汉文化根基。而英语民族大多生活在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海洋环境和草原地带，生活动荡不定；加上古代落后的经济模式，使他们更多地领略了大自然暴戾无常的一面。这样在与自然抗争求生存的过程中，他们学会了冷静地看待大自然，并由此产生了“天人各异”的元初心态，思维的目标往往指向自然界，重视自然课题的研究，形成了以自然空间为焦点的思维方式。具体表现在语言和言语交际中，中国人历来重写轻说，主张寡言、慎言和戒言，而西方人历来重说，自柏拉图以来，雄辩术一直广受重视；中国人重中庸，不喜欢与人争论，而西方人却喜欢把问题争个水落石出，善于发表个人看法；中国人对某个问题总喜欢找到一个统一的答案，容易认可权威人士的看法和意见，而西方人则主张个性和不同，注重个人体验和探索；中国人说话委婉含蓄，而西方人却直截了当；中国人思维成螺旋形，重形象思维，而西方人思维呈直线性，重抽象思维；中国人喜欢归纳法，而西方人重演绎法。如西方人对下面的对话会感到不知所措：“你能来参加周末的晚会吗?”“不一定，看情况再说吧。”这里充分表现了中国人中庸、含蓄、螺旋形的既是又不是的价值观，倾向否定，但又留有余地的特有的思维方式，而西方人对此问题的回答却只有“是”或者“不是”。
4.从本土文化知识中获取
提起跨文化知识，人们较少会想到本土文化知识，可见在外语教学中本土文化知识的导入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外语教学内容应丰富、多彩、多元和深厚，它不仅要完成外语自身知识的传授，还应托起文化传授之责任，从而赋予外语教学新的时代感、使命感和责任感。在跨文化交际中，影响成功交际的因素有时不是因为缺少外语或目标语的文化知识，而恰恰是由于缺乏本族文化知识而产生的障碍。目前我国外语教学中存在着一个误区，即在中小学语言习得的过程中，学生接触的大多是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文本。我们很容易看到大量而丰富的中文版外国名著和文学作品，较少看到外文版的本土作品以及以本族文化为背景的英语文本。学生们从小学到中学乃至到大学，虽然无时无刻不在感受本土文化，接受着本族文化的熏陶，但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并未得到本土文化知识及语言的系统性灌输和传授，国文和本土文化没有被提升到同外语或西方文化知识的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和程度，所以许多大学生、研究生乃至博士生的本族语水平和文化知识都十分有限。他们往往只接触西方意识，只学会了如何表达西方的文化内涵，在跨文化交往中只有输入和吸收，没有输出和传递，忽略了“双语双文化”能力的培养。这严重地影响了他们跨文化交往中的双向交流，大大削减和降低了跨文化交流的意义和价值，也使学生丧失了立足本土文化的不断自我发展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可以这样说：没有自身的人文内涵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紧急起飞就是畸形而不健康的，它必然导致自己的文化身份和传统的丧失。因此，中国要走向世界，不仅要理解西方文化，更重要的是让西方更多地了解中国；外语教学要变得有效且符合实际，要避免成为某种优势文化统治的工具，就应当遵从“双向文化知识”导入的原则，使外语学习者在自由运用目标语的同时获得一种升华，即同时超越本土和目标语文化的狭隘界限，既了解和尊重学习新语言时形成的多文化现象，又对外来的思想准则和价值观念做必要的审视，使自己成为思想开放的双语文化的新时代人才，避免本民族文化在跨文化交际中陷入被淹没的境地。
三、结束语
外语教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跨文化交际，如果在外语教学中能注重跨文化知识的导入，进一步提高外语教师和语言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意识，那么定会有助于提高外语学习者的交际能力，从而更好地实现外语教学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出版公司，2003．
［2］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翻译续编［M］．北京：中国对外出版公司，2004．
［3］胡文仲．文化与交际［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4］MichaelByram,1997,TeachingandAssessingInterculturalCommunicativeCompetence,MultilingualMattersLtd.
为了女儿 母爱双双离开舞台
1977年9月，谭晶出生在山西省侯马市一个文艺家庭。爸爸和妈妈都是市歌舞团的业务骨干，尤其妈妈作为一名歌手，在当地小有名气。
谭晶一岁多就时常和爸爸妈妈一起去演出。乖巧的她躺在道具箱上，常常伴着后台音乐进入梦乡。这种艺术熏陶，使她从小就有良好的艺术天赋并喜欢唱歌。谭晶刚学说话时唱的第一首歌就是《妹妹找哥泪花流》。家人从未教过她，是她自己听收音机学的，虽然有些歌词含糊不清，但委婉的曲调却唱得非常准，这让爸爸妈妈感到很惊奇，也使妈妈开始关注女儿在音乐方面的发展。
谭晶7岁时，妈妈去了北京，到中国音乐学院进修。从音乐学府回来的她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谭晶考入中国音乐学院，在中国音乐的最高学府深造。但是学习音乐的开支极大，为了让谭晶在演唱事业上有更好的发展，妈妈决定放弃舞台转行到其他单位。而爸爸也因为歌舞团效益不好，开始了自己创业。虽然爸爸放弃了自己心爱的专业，但他在商海的辛苦打拼使谭晶在演唱事业上的发展有了基本的经济基础。
就在这一年，妈妈和爸爸省吃俭用，花2400元为谭晶买了架钢琴。2400元，这个数字对于当时的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是相当大的，他们家是侯马市给孩子买钢琴的第一个家庭。所以，谭晶深有感触地说，“没有妈妈就没有今天的我，是她造就了我。”为了学习钢琴，谭晶小时候没少挨打，严厉的管教起了作用，她终于能在键盘上弹奏出一曲曲美妙的乐曲了。学习钢琴为她学习声乐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她还跟妈妈系统地学习了四年声乐。9岁时，谭晶就在一次市里的晚会上与妈妈同台演唱《洪湖水浪打浪》，博得台下阵阵掌声。第一次演出的成功给了谭晶很大的鼓励，她更加喜欢唱歌了。
上初中的谭晶更是学校的文艺积极分子，且小有名气。参加市里各种唱歌比赛也开始获奖。1989年，谭晶参加市里的一个比赛，曲目是《海风阵阵愁煞人》，第二天就要录音了，可是跑遍整个城市都买不到伴奏带。妈妈知道后二话不说就坐火车去了太原，那时候从侯马到太原要坐七八个小时的车。晚上妈妈回来了，走路却一瘸一拐的。原来那天太原下雨，她一下火车就急着找伴奏带，一不小心摔了一跤，看到妈妈为自己而受伤，谭晶难过得哭了。
正是在妈妈的帮助和鼓励下，谭晶的歌唱得越来越好。
1994年，妈妈带着17岁的谭晶来到北京考试。没有地方住，她们就租了一间招待所的地下室。因为地下室太冷，妈妈得了感冒，但她每天都陪着谭晶去中国音乐学院练声。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一年在全国400人的竞争中，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一副天生的好嗓子，谭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为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本科生，师从朱以为副教授，主攻民族声乐。
演唱路上精益求精 通俗唱法硕士第一人
四年的大学生活是颇有收获的。谭晶不但民歌唱得好，许多老师发现她唱通俗更有潜力，她自己也感觉在唱民歌的基础上唱通俗十分轻松，于是便将两种不同风格的演唱同时驾驭起来。她边学习边实践，参加电视台及等大型晚会的演唱，并在国内许多大赛中频频获奖。1995年在全国中外电影歌曲大奖赛上获“全国十佳歌手”奖，在“第二届中日友好卡拉0K大奖赛”中获第一名，1996年在“全国首届推新人歌手大奖赛”中获通俗组第一名……
由于对绿军装有着特殊的向往和崇拜，1998年毕业后，谭晶成为总政歌舞团的独唱演员。但谭晶连军装都没来得及试穿一下，就风风火火地参加了大红鹰杯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并直接进入决赛。正当她信心百倍地作最后冲刺时，却接到了国务院文化部选送她参加“亚洲之声”国际流行音乐比赛的通知。这场比赛让谭晶兴奋而激动，为了祖国，她毅然忍痛割爱，于7月28日飞抵哈萨克斯坦，代表中国参加了第九届“亚洲之声”国际流行音乐比赛，在与17个国家参赛选手的角逐中以一曲《唐古拉》摘取银奖桂冠，并因此荣立三等功。
2005年，在北京台的文艺晚会上，难得亮相的妈妈和谭晶同台演绎了一曲韵味十足的《人说山西好风光》。在没有介绍身份的情况下，谭妈妈首先登台演唱了一首晋南民歌，赢得一片掌声和喝彩。一曲唱毕，她激动地说道：“我曾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山西民歌能唱响全国，唱响世界。但现在，我把这个愿望寄托在我的女儿身上了。”正当观众相互打探她女儿的庐山真面目时，谭晶在一片惊讶声与热烈的掌声中缓缓登台，与妈妈一同深情地演绎了这曲《人说山西好风光》。和多年未登台的妈妈一起演唱，谭晶既激动又难过，“妈妈离开心爱的舞台，都是因为我。一想到这些，我就难过得想哭。”
2006年的3月初，本来就忙于各大晚会登台献唱的谭晶，还要挤出时间刻苦钻研烹饪。原来她在为妈妈准备妇女节的礼物。她特意买了几本教烹饪的书，一有空就拿出来琢磨一番。谭晶在生活中是厨房的“绝缘体”，是一个连鸡蛋都会炒糊的人。但是为了让妈妈在妇女节那天开心，她考虑了很久，最后决定给妈妈一个惊喜――不但破天荒地走进厨房，还颇为“大手笔”地做了四菜一汤。当乌鸡枸杞汤等四菜一汤端到妈妈跟前时，妈妈的眼睛湿润了，不停地说，“我的女儿真的长大了!”
很多人都认为谭晶成功了，但她更愿意把这当作自己成长的一个阶段。她说喜欢这样一直向上的感觉。所以，她会在歌唱事业如日中天时考取艺术学院的研究生，并成为中国第一位通俗唱法硕士。2006年，在毕业论文答辩会上，谭晶以全票通过。当天晚上，在学校的音乐厅，举办了一场硕士研究生毕业音乐会，由一起毕业的四位同学同台演出，音乐会掀起一轮又一轮的，非常成功。她说，这是我在人生道路上的又一次成功飞跃，感谢那些爱我的人们。
金色大厅洒满中国音符
2006年，在中国、奥地利建交35周年、纪念伟大的音乐家莫扎特诞辰250周年之际，受维也纳市政府和奥地利“奥中友协”之邀，中国将选派一名项级歌手在奥地利金色大厅举行独唱音乐会，这也是“中国年”活动的一个重头戏。非常幸运，谭晶被选中了。
刚到维也纳的一段时间，谭晶对当地饮食不太习惯。虽然吃的最多的还是中餐，但是谭晶觉得这里做的味道跟国内大不一样。她最想吃的菜是妈妈炒的酸辣土豆丝，还有黄瓜和刀削面。谭晶在餐馆点了炒土豆丝，没想到那土豆被切成了土豆块。
好在没几天，谭晶的爸爸妈妈来了，带了三箱行李，其中两箱全是食物和药品。谭晶惊喜地发现里面还有黄瓜。爸爸和妈妈一直称赞这里的空气好环境美，当看到路上那么多漂亮的车又开始感慨，说谭晶有福气，出生时坐了市里刚接回的第一部小车，接着又说起谭晶小时候多么能吃，是个小胖墩，生怕她一直那样……听着爸妈的讲述，谭晶再一次感受到父母浓浓的爱意。
2006年9月12日晚，隆重的音乐盛会终于开始。演唱会上，谭晶以汉、蒙、德、意、英5种语言演绎了16首风格迥异的歌曲。不但一一展示了《在那东山顶上》等多首代表作，还用蒙古语演唱了展现大草原风情的《酒歌》，用德语演唱了鲁道夫・希金斯基的代表作《维也纳，我梦中的城市》，用意大利语演唱了著名歌剧《唐璜》选段《在那里你将伸出你的手》，用英、意双语演唱了《告别时刻》。
值得一提的是，谭晶和一位奥地利歌唱家合作演唱了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山西民歌《想亲亲》。当金发碧眼的老外唱起“想亲亲想在心眼眼上”时，歌中的幽默俏皮感被表达得至真至纯，现场气氛被推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