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2 17:40:12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旅游社会学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培养模式分流
1.中国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培养模式现状及其问题分析
1.1中国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培养模式现状分析
现今，中国高校旅游管理本科生的培养模式非常相似：3年半在高校里学习理论知识，半年在饭店、旅行社、旅游景区景点等旅游企业实习，成绩合格者即可毕业，有些高校，实习时间加长为8个月或者缩短为4―5个月，这在培养模式上没有质的变化。这可概括为：“3.5年在校学习理论知识+0.5年在旅游企业实习” 培养模式，简称“3.5+0.5”培养模式。
1.2中国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培养模式的问题分析
对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培养模式的问题分析，可从4方面考虑：社会、高校、学生、企业。社会，社会对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培养模式的监督力度不够。高校，高校对旅游管理专业的培养模式理解不一,对旅游管理专业的培养模式都有自己的理解。学生，学生对高校旅游管理专业的培养模式不太关注。几乎没有几个考生是在详细了解高校旅游管理专业的培养模式后而选择这个专业的。企业，企业（旅游企业）对旅游专业培养模式基本是漠不关心的。
针对我国现阶段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培养模式的现状和问题，笔者认为可对本科生采用新的培养模式――“分流”培养模式。即对一进高校的本科生进行分流，一部分学生学习旅游管理专业的实践经验，使其适应旅游企业的工作（对这部分学生采用的培养模式称为旅游管理专业实践型人才培养模式，简称实践型培养模式）；另一部分学生学习旅游管理专业的理论知识，增强研究旅游实践的能力，为旅游理论研究添砖加瓦（对这部分学生采用的培养模式称为旅游管理专业理论型人才培养模式，简称理论型培养模式）。
2.中国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新培养模式的创建
2.1实践型培养模式创建
实践型培养模式主要涉及4方面（社会、高校、企业、学生）的利益（如图一所示），圆圈表示培养模式涉及的利益方，横线上的文字表示利益的一方对另一方影响的内容，箭头表示流向。社会对高校与企业影响是监督，学生对社会是回报，学生需要花精力、时间、金钱向高校、企业学习理论、实践知识，同时，高校、企业应该对学生进行考核；还有，高校与企业间应该有合同，以明确双方的责任。实践型培养模式较复杂，说明如下：
图一：实践型培养模式4方面（社会、高校、企业、学生）利益关系图
第一，实践型培养模式应该主要借鉴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学家杜威（Dewey）、克伯屈（Kilpatrick）等人的教育理论来教学，因为这种教育学的兴起是为了培养有知识和技能的人才而产生的。这与我国现阶段对旅游人才需求的背景很相似，借鉴杜威等实用主义教育学家的经验，能使实践型培养模式有坚实理论基础。同时，注重弥补实用主义教育学的不足――忽视系统知识的学习，忽视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忽视学校的特质，可能能使实践型旅游人才更加完美。
第二，考虑到高校与企业资源高效利用的要求，可以采用以下培养模式：从大一下学期开始到大四上学期结束，每一学年都开设一门最重要的必修课，理论与实践一起“修炼”，把学生分成两部分并同时进行，一部分学生在学期的上半部分时间在学校学习理论知识，另一部分学生在此时进企业学习实践知识；在这学期的下半部分时间里，学习理论知识的学生与学习实践知识的学生“对调”，本来学理论的学生去学实践，本来学实践的学生去学理论，一学期结束由学校和企业共同考核一次。接下去的第二学期，与第一学期培养方法类似，只是第二学期的考核是对这门最重要的必修课的总体考核。学校教授的理论知识，最好能直接用于实践。学生去企业学习实践知识，最好由经验较丰富的师傅引导，一位师傅最好带3个左右的学生。
除了完成最重要的三门必修课外，实践性人才还应该具备一些实用的理论知识，这有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当然，了解一些其它学科的知识能使学生的知识结构优化，对今后的发展有利，所以学校还应该上一些拓宽学生知识面的课程。
还有，实践型培养模式培养的人才是为旅游企业服务的，他们的核心竞争力应该体现在适应旅游企业各方面的工作上，他们学习的理论和实践知识应该偏重于企业管理的知识。学生具体的课程安排见表一。
表一：实践型培养模式课程安排
学期 课程 备注
第一学期 旅游学概论⑴、管理学、微观经济学、英语（一）⑵、政治⑶、计算机（一）⑷、体育（一）⑸ ⑴旅游学概论课程的教材可选用李天元编写的《旅游学》⑵学习英语课程四学期，故有（一）、（二）、（三）、（四）之分⑶学习教育部规定的5门政治课⑷学习计算机课程两个学期，故有（一）、（二）之分⑸学习体育课程四学期，故有（一）、（二）、（三）、（四）之分
第二学期 饭店管理（一）⑹、礼仪学、旅游法规、政治、英语(二)、计算机（二）、体育（二） ⑹带“”的课程是最重要的必修课，学习两个学期，故有（一）、（二）之分，下同
第三学期 饭店管理（二）、会展研究、旅游会计学、英语（三）、政治、体育（三）
第四学期 旅行社管理（一）、旅游市场营销学、公共关系学、英语（四）、政治⑺、体育（四） ⑺选两门政治课程
第五学期 旅行社管理（二）、旅游选修课（一）⑻、导游基础、旅游英语（一）⑼、旅游资源评价与开发 ⑻在旅游经济学、旅游地理学、旅游社会学、旅游文化学、旅游心理学这五门课程中任选一门，学习两个学期，故有（一）、（二）之分⑼旅游英语课程学习两个学期，故有（一）、（二）之分
第六学期 旅游景区景点管理（一）、旅游选修课（二）、旅游英语（二）、旅游统计学
第七学期 旅游景区景点管理（二）、毕业论文⑽、职业生涯规划 ⑽完成一个实践个案研究，5000字左右
第八学期 无⑾ ⑾不安排课程是为了有时间找工作
注：1.一些扩大知识面的公选课，一般安排在晚上，以方便学生有时间上课，学生可在第三至第七学期选这类课，一般有三个学期的课程。2.应该多鼓励学生考一些资格证书，如饭店领班资格证、导游资格证、会计资格证等。
2.2理论型培养模式创建
理论型培养模式主要涉及3方面（社会、高校、学生）的利益（如图二所示），和实践型培养模式相同，圆圈表示培养模式涉及的利益方，横线上的文字表示利益的一方对另一方影响的内容，箭头表示流向。社会对高校有监督的责任，学生学成后回报社会，学生花精力、时间、金钱在高校学习理论实践知识，高校有传授学生知识、训练其人格的义务。对于理论型培养模式，还有两点补充说明。
图二：理论型培养模式3方面（社会、高校、学生）利益关系图
第一，理论型培养模式不但需要借鉴教育学家赫尔巴特（Herbart）的教育学理论，还要借鉴文化教育学的教育理论。虽然这两派的教育学理论本生就存在冲突，但是融合它们的优点就能使培养模式发挥大作用。这两派教育学理论都有很强的思辨气息，这对旅游学科范式的研究大有裨益。当然，加强对实践研究方法的训练也是必要的，它能弥补理论型学生时间投入不够的缺陷。
第二，理论型培养模式除了注重对学生有研究能力的培养，还应该特别关注学生专业兴趣、毅力等能力的增长。作为一个立志从事理论旅游研究的学生来说，对旅兴趣、毅力等能力的培养，可能比研究能力更重要。旅游学的知识更新很快，一般是5―8年，旅游研究方法是随着旅游研究的观点而变化的，更新速度也较快。而学生对旅游研究的兴趣和毅力一旦产生，却可能保持很长时间。旅游理论研究者没有十年时间的勤修苦练是不太可能出成果的，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很有可能经历观点和知识的变革。而在变革中，只能依靠研究者对旅游研究的兴趣和毅力，才能使学生积极的迎接变革，并在变革中不断成长。
所以理论型培养模式，更接近于传统理科人才的培养模式，只是由于学科发展的历史时期不同（传统理科，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心理学等学科都已经是成熟学科，而旅游学科还处于“青春期”），课程的设置等可能大致与理科课程设置类似。具体的大学课程安排见表二。
表二：理论型培养模式课程安排
学期 课程 备注
第一学期 旅游学概论（一）⑴、高等数学（一）⑵、哲学概论、英语（一）⑶、政治⑷、计算机（一）⑸、体育（一）⑹ ⑴旅游学概论，学习两个学期，第一学期，学习申葆嘉老师1996年发表于《旅游学刊》上的4篇文章――《国外旅游研究进展》（连载之一至连载之四）以及由他主编的《旅游学原理》一书的前言与1―4章的内容
⑵高等数学课程学习两个学期，故有（一）、（二）之分
⑶⑷⑸⑹与实践型培养模式相应课程安排的要求相同
第二学期 旅游学概论（二）⑺、高等数学（二）英语（二）、政治、计算机（二）、体育（二） ⑺旅游学概论，第二学期学习谢彦君老师于2004年出版的《基础旅游学》（第二版），以及张凌云老师在2008年―2009年发表于《旅游学刊》的3篇论文：《国际上流行的旅游定义与概念综述》、《旅游学研究的新框架：对非惯常环境下消费者行为和现象的研究》、《非惯常环境：旅游核心概念的再研究》和他在《旅游科学》上于2008年6月发表的论文《近年来国际旅游学术期刊和论文选题的特征》
第三学期 管理学、微观经济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英语（三）、政治、体育（三）
第四学期 旅游经济学、旅游社会学、线性代数、英语（四）、政治⑻、体育（四） ⑻选择两门政治课程
第五学期 旅游心理学、旅游地理学、旅游文化学、调研实践（一）⑼ ⑼调研实践课程应该理论结合实践，应该保证学生有时间去实地调查，以便更好的掌握课程知识，课程有两学期，故有（一）、（二）之分
第六学期 旅游企业管理学、考研辅导⑽ ⑽考研辅导课程包括政治、英语、数学、专业课，最好有专业的辅导老师上课，一直持续到大四上学期
第七、八学期 毕业论文⑾、调研实践（二） ⑾有一定水平的论文，2万字左右
注：1.一些扩大知识面的公选课与实践型培养模式的课程安排要求相同。
3.小结
本文在分析了现阶段的中国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传统培养模式的现状和问题后，建立了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的新培养模式。虽然旅游的发展大体需要实践和理论两方面的人才，但是社会还可能需要其他方面的人才。在管理学人才中，有一类人研究介于实践与理论之间，他们为管理学理论与实践的沟通发挥着自己的能量。战略管理之父安索夫（Ansoff）就是代表。安索夫致力于弥补实践和理论讨论的鸿沟，通过提供一种有利于实用技术评估和发展的理论依据，填补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1]。所以新培养模式还可能需要进一步完善。
当然，新培养模式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可操作性未知。本文仅仅希望新培养模式能为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茁壮成长尽一份绵薄之力。
关键词：旅游影响；乡村旅游地；城市化；调控对策
一、引 言
乡村城市化亦称乡村城镇化，体现的是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并向城镇性质的居民点集聚。乡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或在乡村地域中城市要素逐渐增长的过程。乡村城市化是一个复合的动力系统，工业化是城市化初始阶段的主导推力，随着我国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结构转型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的“双重转型”的不断推进。乡村城市化已经与市场化和国际化取向的改革紧密相关，超越了工业化的范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探索和优化乡村城市化的动力已经成为各界关注的重要命题。旅游开发是近些年来乡村地区加快发展的重要依托，深入分析乡村城市化进程中的旅游影响机制及动力系统，科学审视乡村旅游地的城市化效应及程度界定，进而提出相应的调控对策，不仅对于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同时对于优化农村产业结构，调控城市化动力机制，科学推进乡村城市化进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旅游影响研究述略及效应评析
旅游活动对地区的影响研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议题，旅游从本质上讲是旅游行为的空间移动，这一动态的移动过程带来的影响层面主要涉及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三个方面，这也解释了现有相关成果的研究视角源于地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三个学科的原因。从地理学的视角来看，旅游本身由三个主要成分组成，即旅游客源地、旅游目的地和联系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的旅游通道。其中，旅游目的地研究是其中的主体，smith(1978)认为不同类型的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具有一定的规律；doxey(1976)对目的地居民的态度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著名的“愤怒指数”。而旅游影响机制的效应研究，则以butler(1980)提出的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理论为代表，他认为旅游者数量、类型和发展历史是影响旅游目的地不同发展阶段的决定因素，从而形成不同程度和形式的旅游影响，进而奠定了地理学视角的旅游影响研究的基本基调，即从旅游地主客关系的角度探讨旅游活动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辅之以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的理论阐释，形成了日趋复杂的研究框架。这种倾向性对国内的相关研究产生了极强的示范效应和导向作用。1980年代以来，国内旅游地理学界关于旅游影响的研究全部集中在旅游者以及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的分析方面，且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针对某一类型的案例地开展实证研究。
1963年，人类学学者努涅斯(nunez)发表题为《一个墨西哥山村开展周末旅游带来的影响》的论文，标志着人类学学者开始关注旅游研究，并于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全面兴起。人类学视角的研究重点主要从目的地居民、游客以及客源地社会三个不同视角进行深入探究，认为旅游过程是旅游者与东道主进行文化接触和碰撞的过程，其中包含着不同文化、亚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社会学的视角则主要从社会系统的整体角度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和现象的发生和发展规律。英国社会学家洱瑞(urry，1990)提出，旅游社会学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对旅游现象和非旅游现象(即日常实践和‘正常社会’)的对比研究，来揭示本来不易为人发觉的‘正常社会’的问题和矛盾。”这是建构旅游社会学的基础素材之一，通过二三十年的持续关注，学术界对旅游社会学涉及的论题主要包括：旅游活动过程的特征、接待地社会压力的成因、旅游业发展对接待地社会的影响、旅游与风情民俗资源的关系及相互影响、旅游者群体及其与接待地关系、旅游的现代化和原始化以及旅游者群体、个体和旅游系统等等。
从旅游影响的三重学科剖面(图1)的研究态势上可以看出，旅游影响的空间概念体现在居民和旅游者对目的地旅游现象形成的空间感知和心理体验。旅游经营带来了目的地商业化和城市化现象的加剧，这显然给旅游目的地的社会结构带来了深度变革；在本地文化与旅游者带来的外来文化的机制耦合中，文化的交锋与碰撞、目的地文化的本真性特点与外来文化的多元性一直是难以化解的矛盾，这种交织的过程对旅游目的地的形象进行不断地调整与修正。
三、乡村城市化进程中的旅游影响机制
(一)旅游影响视角下的乡村城市化动力机制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人口和经济活动逐步向城镇地区转移和集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18世纪中叶英国产业革命以来，工业化的兴起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表现了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化，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趋势加快，各类城市形态不断出现并得以丰富和完善。从本质上讲，城市化体现了城市和乡村的双重视角，乡村地区的城市化处于城市化的末端，是城市化进程的基础层次。
乡村城市化的传统模式是农村社区、乡镇企业、农民家庭或个人等民间力量发动的一种由市场力量推动形成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推动城市化过程所需的动力的产生机制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机制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是一个综合体系。无论是学术界早期提出的二元城市化动力机制，还是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发展机制等，乡村城市化都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发生机理，都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由农村经济利益主体在响应产业非农化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和组织来促成的。乡村城市化的路径一般从乡村工业开始，通过发展乡村工业，让农民直接享受到工业、非农化的利益，进而逐步实现城镇化。在这一过程中，市场化始终是乡村城市化的基本准则，农业、农村、农民是乡村城市化的利益相关者。
乡村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三个层次、八重动力(图2)。其中，宏观层次主要体现在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中观层次的动力集中体现在农村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以及各个层面的政策与制度措施的推动。微观层次的动力相对复杂，可以概况为三个方面，即农民对生活质量需求的变化、农村地区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流动的加快，以及旅游影响带来的促动。这一动力体系在市场机制和城乡互动的交互作用下，乡村地区在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经济结构、聚落结构以及制度结构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即第二、三产业的比重明显加大，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非农人口比重增加，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提升，人们聚居方式发生显著变化，乡村地区的社会关系面临新一轮的重构等。 旅游影响对乡村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主要体现在乡村旅游的发展质量和综合效益上，旅游影响并非推动乡村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但其潜在的作用显然也不能低估，判定这种作用的程度，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理解：(1)乡村产业结构形态决定着旅游对城市化的贡献程度，依托旅游业发展地方经济的乡村地区，旅游影响显然是推动城市化的主导动力；(2)旅游影响的作用机理应从乡村作为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的双重视角加以解读，以往的诸多研究多是从目的地的视角加以分析探讨，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乡村地作为客源输出地，将会加速农民对旅游的认知，有助于城市化程度的逐步提升。(3)旅游影响对乡村地区而言，是一个复合的影响系统，将对旅游地的社会、文化、经济等形成多元化的推动力，由此形成的城市化效应是一个各种要素兼顾并能保持协同发展的良性格局，而单纯的工业化催生的城市化现象显然达不到这种效果。简而言之，旅游引发的城市化能够对其他产业形成的城市化发挥补充、提高和优化的作用。
(二)旅游影响下的乡村城市化动力构成
城镇的发展基于两种动力，一种是向心集聚的力量，另一种是离心扩散的力量。一般说来，城市发展的向心过程和离心过程贯穿于城市化的全过程，但是城市发展的初、中期以向心集聚的力量为主，中后期则以离心扩散的力量为主。自1990年代以来，城市化出现了新的趋势，即多元城市化动力替代以往一元或二元城市化动力。在乡村旅游开发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过程中，其中的形成机理愈发复杂，多元化和多层次性特点日趋明显。
1 旅游消费观念的异化是乡村城市化的基础动力。旅游业和经济发展水平、国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生活方式的转变等因素休戚相关。闲暇时间、非必要性开支和旅游动力是产生旅游意愿的三个条件。旅游活动的初期形态多是以观光游览为主，之后开始向休闲、度假、体验、健身等方向转变。当城市旅游、知名景点景区成为旅游者旅游行为的普遍载体之后，旅游消费观念的转变促使旅游者关注新的旅游形式，乡村旅游迎合了这一市场需求，其独特性优势开始成为旅游业的新生力量，研究旅游引发的乡村城市化问题不能忽视这一前提条件。
2 文化生态的异质性是乡村城市化的原发动力。旅游作为城市化的一种动力，既可以在城市化中后期发生作用，使城市经济转型或城市功能多元化，也可以作为城市化的原动力，使城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使其发生质的飞跃[22 j。旅游对乡村城市化的初始动力是乡村文化生态的异质性优势。乡村聚落景观的独特性、乡村消费文化的生态性、乡村自然和人文环境的本真性等优势已然成为吸引外来游客的重要引力，由之形成了旅游流的集聚，带动了乡村旅游目的地相关城市功能要素的聚集与完善。
3 政策效应和开发成本是乡村城市化的诱导动力。自1992年以来，国家旅游局每年推出特定的旅游主题。其中，1995年的“民俗风情游”、1998年的“华夏城乡游”、2002年的“
2 滞后城市化。城市化水平滞后的根源是对乡村地区的“过度保护”，一些地方从节约投入的角度出发，认为乡村地区的所有现象和行为都可以成为旅游活动的吸引物，“脏、乱、差”的旅游环境、缺乏专门治 理的旅游接待设施等容易让旅游者望而生畏，这显然背离了乡村旅游的开发初衷；城市化程度不足还会给乡村居民带来身份上的“优越感”，思想上的“固步自封”使其很难关注自身的文化素质和责任意识方面存在的问题，不愿意接近或者是纯粹出于利益角度的粗放式旅游经营行为很难获得旅游者的认可。同时，这种滞后效应使得乡村旅游难以实现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农村地区社会分工不充分，农民就业环境很难得到改善，有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作用就无从谈起。
3 过度城市化。乡村旅游开发中的过度城市化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破坏乡村地区的聚落结构和生态景观
在经济特征和自然环境、民族文化等因素的作用下，乡村存在着种种居住方式和形态特征。这些特征是乡村地区聚落形态的特色和精华，而不少地区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臆想旅游者的消费心理，新建或改建一些与当地乡村聚落景观差异很大的接待设施。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将古建筑推倒和盲目改建的现象，导致了个性化的“乡村性”向同质化的“城市性”演变的现象。
(2)乡村地区民俗文化舞台化、娱乐化倾向加剧
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尽管是乡村旅游开发的一大亮点，但事实情况是，不少地区一直缺乏科学的开发思路。乡村旅游“急功近利”的开发套路使得许多旅游地尽可能地用舞台化的形式、娱乐化的方式把当地文化呈现给游客，这种人为的文化表现形式使游客与当地社会隔离开来。这种做法积极的一面是使游客对乡村居民和文化的探究压力减小，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当地文化；消极的一面是让旅游业蒙上了文化优越的色彩，表现的内容也多是乡村文化的肤浅形式。
(3)商业化带来了乡村居民的边缘化
根据巴特勒旅游地生命生命周期理论，乡村旅游在进入发展阶段后，政府政策的倾斜、游客量规模的增加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从利益相关的角度看，政府、投资者、居民成为乡村旅游开发中的三方利益主体。在这一博弈环境中，地方政府的初衷容易被市场化的运作路径所左右，投资者由于资本话语权会始终保持较强的谈判能力，乡村居民多处于一种边缘化境地。乡村居民主体地位的模糊，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是商业化带来了居住成本的增加，不少环境优美的乡村地区，旅游开发之后的显著变化是地价攀升或房价飞涨，乡村居民往往无力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二是乡村地区淳朴的文化气息开始被外来文化所浸染，乡村社区的文化和价值观开始发生变异，传统乡村景观与现代文化景观不协调等问题日益凸显。
(4)乡村地区出现了逆城市化的倾向
逆城市化是城市化过度发展的必然结果，造成逆城市化的原因主要是城市人口过于密集、环境恶化、地价房租昂贵、生活质量下降等引起人口向环境优美、地价房租便宜的郊区、卫星城等乡村地迁移。乡村旅游成为承接这种转移“任务”的载体。乡村居住环境的优势、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加大了城市景观对乡村景观的影响，这种“侵蚀行为”使得不少乡村的“城市性”特点越来越明显。
五、乡村旅游地城市化的调控对策
(一)科学规划开发区域。营造乡村氛围
乡村旅游规划与开发要树立“区域——城市——乡村社区——乡村旅游地”的多元开发维度，从“资源——产品——市场”的互动层面来规划开发区域。参与乡村旅游规划的人员应包括旅游地理、经济管理、人文历史等学科背景的专家构成，本着保护第一、开发第二的指导思想编制旅游总体规划或概念性规划。在此基础上，乡村景观资源应由景观园林、建筑等专业人员来完成规划的空间设计和景观布局。乡村旅游的景观应从体验的角度出发，通过个人体验的作用使“景”与“观”和谐统一，营造一种天然意趣、田园诗化的独特乡村氛围。
(二)重塑乡村文化形象。凸显乡村优势
在乡村旅游开发中，注意保护好“乡村性”的优势是避免过度城市化问题的前提。为此，首先要依托乡村既有的空间布局对乡村进行规划和建设，防止破坏乡村“原生态”特质的粗线条模式。其次，要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保护乡土文化、乡间民俗在旅游开发中的“神秘性”。城市化的旅游规划往往是一类“公园化”、“广场化”、“舞台化”的模式。在乡村旅游开发和发展进程中，消除和避免这一现象的根本途径是从乡村旅游地的地脉和文脉出发，本着生态循环、文化保护、永续利用的指导方针，来开展乡村旅游的规划和设计。
在开发过程中，应从当地众多的旅游景观中发掘出最能代表地方文化的文化景观并从中提炼出主题，以主题为基础进行特色分区。通过对不同区域的非具象和抽象的规划设计，用具象的形态生动地表达出特定的景观形象。在乡土建筑风貌的塑造中，建筑风格应结合当地乡土建筑特色，避免不合理的异域文化侵蚀乡村聚落景观的原始风貌。
(三)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延伸旅游效应
乡村地区在确立了旅游开发的主体地位之后，合理设计和调整产业结构是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命题。首先，加快转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促进绿色农业、无公害农业的推广。其次，科学调整农村地区的产业结构类型，地方政府要在招商引资过程中设置“门槛”，强化基于环境保护的产业准入制度。乡村旅游是当地产业链条的主体，如掺杂其他工业元素，特别是污染严重、能耗高的工业项目很容易失去本真，从而产生“一损俱损”的局面。第三，结合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要求，合理推进农村地区的城镇化建设，政府应把一些小城镇按旅游集镇的风貌进行控制，使其本身就成为旅游吸引物之一。同时，依托这些农村小城镇发展旅游商贸流通业，如农副产品的深加工、旅游纪念品的生产与销售等，使小城镇成为承接乡村旅游一体化发展的中转站。
(四)合理布局和完善旅游开发的产业要素
乡村旅游开发的初期阶段，重点突出三方面的功能特性，即居住功能、农业生产功能和旅游接待服务功能。旅游引发的乡村城市化，其实质是旅游产业的城市化。旅游是综合性很强的产业，除了产品体系服务功能外，还包括支撑体系服务功能，如游客的休息坐卧、游客安全保护、标识导引服务等。产业要素的完善应立足乡村实际，例如针对游客住宿问题，乡村社区应充分利用现有民宅，改善用电、用水及卫生等基础设施条件，建造一些农家客栈以满足游客住宿之需。另外，乡村旅游地的不断发展会使其功能组成日趋多样化，比如一些商务、会务活动可能进入旅游地，这些设施的空间布局与要素体系建设要进行科学论证、有序开发。
(五)建构乡村旅游开发中的资本和人力资源平台
资本市场对乡村旅游的兴趣源于投资规模和产业政策两方面的因素，资本的逐利行为往往会背离投资初期的要求，外来投资者鲜有详细调研能够体现当地特色的投资项目和旅游商品，多是模式化的套用和泛商品化经营，这种集中式的商业形态显然不是对乡村旅游的有益补充。此种情况下，政府应对旅游投资加强监管，可以成立旅游开发股份公司，股东包括地方各方利益主体，充分体现乡村居民意志。统一规范乡村地区的旅游投资行为旨在避免过度的商业化行为，使之能够真正地为地方旅游业的发展服务。目前困扰乡村旅游开发成效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源的匮乏。乡村旅游的从业者应具备引导、培养和提高旅游者的审美情趣和品位的能力，为此，一要多方吸纳专业人才，在“量”的基础上注重“质”的提升；二要加强旅游从业人员的业务培训，使其符合现代旅游服务业的发展要求。三是强化责任意识，对游客负责、对保护乡村资源负责、对乡村社区负责的态度，促使他们真正成为乡村旅游开发和发展中的主体力量。
关键词:地方高校;旅游管理;实践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0-0267-02
近五年来,湖南高校旅游管理专业的招生、就业的调研结果显示,湖南省共约50所高校开设有旅游管理专业,虽然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在85%以上,但毕业三年内,对口就业流失率也在85%以上,这就是说,旅游的大学生毕业三年后留在旅游企业工作的不到10%。主要通病是缺乏职业意识、专业能力,眼高手低,不愿意从基层做起,而学生到旅游景区去实习,时间长达半年,但多数学生只能在景区售票,对这个行业缺乏全面的实践把握,这种情况也降低了毕业生就业的热情。据初步估计,目前中国实际需要旅游专业人才达800万人,每年缺口至少200万,今后每年还将以20万的速度递增[1],因此,培养新型的专业人才是高校面临的共同问题。
一、工学结合的实践教学模式的核心内容
工学结合实践教学模式构建的核心内容是以职业经理人为目标导向,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载体,兼顾理论教育有先进性和产业实践的创新性,培养符合现代旅游产业发展需要的、具有一定的职业素养和人文精神、具有必备的管理意识、实践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毕业后能直接进入管理岗位的经营管理人才和复合型专业技术人才。它区别于高职的技能型定位,也不同于旅游硕士的研究型定位,也就是说在应用型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教育层次上,将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从“理论型”学者变成“实用型”专家,通过我们的工学结合实践教学模式的运行机制,把在校学生“催熟”成为一个“具有责任心、专业性,具有管理能力及职业精神”的“准职业经理人。”这些内容的最终落着点是培养旅游行业的职业经理人。其中:(1)旅游管理专业酒店管理专业方向:培养酒店中、基层管理者;(2)旅游管理专业旅行社管理专业方向:培养旅行社经理、优秀导游员;(3)旅游管理专业景区规划与管理专业方向:培养景区中、基层管理者和规划专业人才[2]。
工学结合实践教学模式实施过程中达到一个目标:即实现学校、学生、企业三赢的目标。通过校企合作,能进一步扩大并加强旅游院校与各地旅游企业的合作,真正做到“双需、双赢、互动”,共同发展。旅游企业为学校提供实训条件,为毕业学生提供就业机会。实训结束后,全面评估考核每个学生的实践技能及工作表现,并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提出期望目标。学校结合实训指导教师的意见及学生的自我评估调整培养方案,做到因材施教。对在实训过程中出现的带有共性的问题,则通过调整教学内容、改革教学计划来解决。同时学校成立专业指导委员会,聘请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及旅游企业的管理专家对教学改革与建设提出意见并直接参与学校专业课程设置及专业教学改革。学校为旅游企业培训员工,提供管理咨询,帮助企业开展市场调研,共同开发新产品等。此外,旅游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有计划地向旅游院校提出研究课题,这些研究课题可以包括不同的层次:一是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二是企业根据对市场的分析提出的对旅游新产品的研究开发;三是为了保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而需要的前沿性研究课题。
二、旅游管理专业工学结合实践教学模式的实施对策
1.构建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双需双赢”实践教学模式建设方案,建立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旅游产业背景下,业态表现是多元的。不同类型的旅游企业如酒店、旅行社、旅游景区、旅游车船公司、休闲娱乐公司等,有其不同的经营特点和管理规律,它们在经营和管理上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用“旅游管理”这一专业的知识结构培养和塑造的旅游专业学生,难以达到不同类型的旅游企业。专业管理人才能力的需要。为此,我们细分为酒店管理、旅行社管理和景区规划与管理三个专业方向,分别与不同类型的旅游企业建立工学结合教学实习基地,以培养适应旅游业不同类型企业的职业经理人。目前旅游管理专业在衡阳市有八个挂牌的实习基地,学生的大部分实习能在校外实习基地完成。同时在珠海、桂林、长沙和张家界各建立了一个实习基地。
2.工学结合、校企联姻,加速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一是聘请企业著名高管或旅游局领导为专业老师,讲授专业课。近年来我们已经聘请了谢儒生(耒阳市主管理旅游的市委正县级干部)、黎才发(常宁市主管理旅游的副市长)、尹同君(衡阳市物价局局长)、彭幼平(衡阳市旅游局局长)、危小明(衡阳市旅游局副局长)、邓衡午(雁城宾馆总经理)和李清河(蔡伦竹海风景区管理委会主任)作我们的专业课教师。二是试行大学生导师制,外聘企业精英当职业导师,如2009年我们就聘请了谭曦(园林工程师,衡阳市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雁峰区桂竹山庄总经理)、邓衡午(高级经济师,雁城宾馆总经理)、陈冬平(副研究员,鸟类专家,江口鸟洲自然保护区管理委员会主任)等旅游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为学生毕业论文的副导师,指导学生的毕业设计。为此,我们进行了旅游管理毕业论文的改革。针对目前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存在重理论、重企业日常业务和管理实践操作,而忽视了旅游产品的营销管理和营销策划的现状,我院首先在2006级毕业生中启动了毕业设计这一教改创新模式。这一模式主要是参照理工科院校的毕业设计思路,针对旅游管理专业的特点提出的创新式实践教学活动。它主要是利用本专业的学科带头人、外聘导师与优秀学生组成策划团队,结合旅游专业特点,与某一旅游企业合作,通过市场调查,运用所学专业知识,针对旅游企业及市场现状,设计出一套切实可行的产品营销方案,为旅游企业开展旅游产品营销活动提供思路和决策依据。当今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已不仅仅是要掌握大量的理论知识,还要有较强的动手和创造能力,尤其对企业而言,迫切需要那些能够直接参与或较快适应企业经营活动的高素质人才。旅游管理专业要想满足社会对这种应用型旅游职业经理人的需求,仅仅依靠课堂教学是难以完成的,所以毕业设计作为一种重要方式被引入旅游专业的毕业实习过程,其作用也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而毕业设计恰恰是针对旅游管理专业的特点所提出的一项将社会实践与理论知识相结合的活动,既可以使学生加强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又可以增强他们的实际动手能力,使旅游学生更好地具备了旅游企业发展所需求的素质。
3.在校企合作办学的目的上实现学校、企业、学生三羸的目标。为了与签约企业建立紧密良好的实质性合作关系,开展深度合作项目,我们坚持“边合作、边总结、边完善”的原则,发挥教师积极性,要求教师与企业挂钩,实行“一教师一基地”实训基地建设模式,深入挖掘校企合作潜力,寻求校企合作结合点,设计学校、学生、企业三赢的合作模式,并且定期开展校外实习基地建设水平的评比工作,对合作层次较高、合作内容较深、合作成绩突出的基地,奖励基地建设教师。通过教师与基地挂钩、基地建设与教师奖励挂钩等制度,激发了教师参与工学结合的积极性,极大地提高了校外实训基地建设水平,拓宽了校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4.教学(或学习)+科研+实践的模式。对学生而言,实行“学习+科研+实践”模式,积极推进学生学研结合、学社结合。为经济建设服务,是产学研结合的目的。为此,应积极推进学生学研结合、学社结合,鼓励学生加强研究性学习,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充实和提高技能。具体做法: 一是学研结合建设旅游素质拓展中心。二是鼓励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三是成立公关旅游协会、组织社团,开展各种旨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活动。对教师而言,实行“教学+科研+实践”模式。具体做法: 一是鼓励教师参加社会实践,结合经济发展实际,充实教学内容。三是鼓励教师参加社会实践,提高科研质量,为教学服务。
5.建立旅游专业学生素质拓展中心。这对于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十分重要。为此,湖南工学院旅游专业专门成立了旅游专业素质拓展中心。该中心制定了学生素质拓展计划和管理措施,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建立相对稳定的院外学生实习、实训基地,将知识、能力、技能有机结合,注重对学生综合素质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这既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又适应了旅游行业对人才的需要。
6.改革教师培养和使用机制,打造“双师型”队伍。2006―2010年共引进博士教师4名;派出专任教师到相关企业挂职者9名。在继续注重理论知识的同时,更要注重职业性特色,增强适应性,提高质量效益。
7.围绕实践课程内容改革,加强教材建设。近年来,我院教师主编了六部旅游管理学教材,其中《旅游政策法规划》教材已入选十一五高校规划教材,《旅游文化学原理》科学出版社出版。目前我院陈国生教授承担教育部十二五规划教材《旅游文化学》和教育部首批旅游专业硕士生教材《旅游社会学》的主编任务。
8.紧扣职业经理人培养目标,以“合作共建”思路创新实践教学。实践教学基地的优势,是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所要追求的目标。因为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的水平高,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形成专业优势和特色,为此,湖南工学院以“合作共建”基地的形式建设了衡阳地球村旅游规划与设计公司、好运来旅行社、神州之行旅行社等控股型基地;桂竹景区(省级现代生态农业示范点)、耒阳市蔡伦竹海风景区和耒阳大皮江生态旅游山庄等合作共建基地;神龙大酒店、雁城宾馆、珠海昌安酒店集团等实践教学基地。如桂竹景区是湖南工学院旅游研究所和桂竹旅游有限公司共建的基地,根据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旅游研究所和桂竹旅游有限公司共同建设桂竹景区,景区将负责硬件设施开发、建设等方面,院校将参与规划、管理、营销、服务培训等软件建设。这种合作共建”基地的形式在湖南尚属首例。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现代旅游业的发展必然会对目的地的各方面产生影响，旅游地文化变迁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它的发展方向关系到旅游业能否健康持续发展。本文探讨了旅游地文化变迁的原因、表现形式，并提出了使旅游地文化能够良性变迁的方法，以期对我国的旅游接待地尤其是民族旅游地区提供一定的指导。
文化变迁，是西方人类学理论学派提出的理论，起源于人类学家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与外界文化接触的研究，是人类学家研究的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20世纪70年代以后，对于文化变迁的研究视野不断扩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并应用到了旅游业上。随着旅游的发展，大量的游客涌入一些交通闭塞的旅游地，给当地的文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在旅游者所带来的异文化冲击下，旅游地文化变迁从物质层面开始，逐渐渗透到精神和制度文化层面，最后促使整个旅游地民族文化趋同于现代化城市文化，导致许多传统文化遗失。而真正吸引游客眼球的往往就是这些即将消逝的民族文化，一旦完全被外来文化所同化，可能导致当地旅游业的萧条甚至停滞。因此，从文化变迁理论出发，研究旅游地文化变迁的动因和策略选择，不仅是出于民族文化保护的需要，也是当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一、文化变迁与旅游地文化变迁
人类学家认为“文化变迁”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内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通过文化内部的整合而出现的有别于过去的文化形态，表现在技术、工艺、食物、服装等方面，包括价值观、习惯和社会关系。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则常用“社会变迁”来指代非物质文化的变化，其中包括价值观、习俗、制度和社会行为。本文所指的文化变迁侧重于指较为明显的变迁——受到外界压力的影响下产生的文化变迁。
基于以上观点，本文认为，旅游地文化变迁是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大量的旅游者涌入一个文化背景不同的旅游地，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形态，在多种文化相遇、碰撞、交融和整合的过程中，由于文化势差的客观存在，使得客源地文化较多地“流向”目的地，长此以往潜移默化地影响旅游地文化，使得旅游地发展成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社会文化形态。文化变迁的核心是价值观的变迁，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不随人的意志而改变。文化变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同于暂时的文化变化，当暂时的文化变化逐步改变原有的文化形态，就产生了变迁。
二、旅游地文化变迁动因分析
在现代社会，旅游业发展所产生的不同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是导致旅游地文化变迁的最主要动因：
1.文化传播、交流中主客双方接触的不对等性
一般情况下，旅游者与接待地居民的接触是短暂且有限的。旅游者在一个接待地的逗留时间是短暂的，与当地居民实际接触的时间有可能更少。而且在十分有限的时间里，他们所接触到的多为旅游接待人员，双方分别扮演的是服务与被服务的角色，旅游者难以通过旅游企业工作人员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但是对于旅游地居民来说，他们接触的不是某个具体的游客而是旅游者群体，是长年累月地同文化反差很大的旅游者群体的直接或间接接触。所以说，尽管旅游文化传播和交流是双向的，但却是不平等的。旅游者给接待地带来的影响远比他们接受接待地的影响大的多。
2.文化传播、交流中主客双方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性
客观地说，区域间的文化传播无沦采取哪种传播形式，都是以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向较后进的地区传播为主导的。经济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在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更容易受到来自发达国家或地区游客所携带的强势文化的冲击，在文化交流融汇中更多地居于一种被动性的地位。比如，在旅游活动中，旅游者与当地居民之间，一个在休闲，另一个则为这个有钱的休闲人忙碌；一个在台上表演，另一个则在台下欣赏、拍照、录像，双方形成一种明显的非对称性关系。由于经济上的不对称，使旅游活动变得不单单是旅游经历的买卖，还会给当地人带来金钱等观念的改变，从而使当地人改变自己去迎合游客，沦为“被旅游者”，影响到当地人的文化表述及文化认同，然后在不知不觉当中慢慢地发生文化变迁。
3.文化传播、交流中旅游地文化相融区间的扩展
任何本土文化在与外来文化接触时，通常会有选择地接受和吸收与本身文化价值观相契合的内容，而排斥与本身文化价值观不相容的东西。但是，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旅游地对外来文化的接受范围会较一般情况有很大的扩展。旅游地为了招徕游客，必须满足旅游者的需求，于是违心地接受外来文化中某些与本土文化价值取向相悖的东西。有的学者将其称为“虚意接受”，即当地并不打算或不愿意接受外来文化的某些因素，特别是与本身文化价值观相抵触的部分，但出于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就会有意识地作出让步，甚至主动迎合旅游者的需要。接待地的“虚意接受”，最初往往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虚意接受”的东西便会逐渐扩散，潜移默化地使本土文化发生变迁。
三、旅游地文化变迁的具体表现
文化的变迁是永恒的现象，有些在表面上，直接看得见，摸得着，而有些文化现象，是在深层发生变化的。一般说来，物质文化的变迁速度快于非物质文化，而从非物质文化的变迁看，一般说来总是制度首先变迁，其次是风俗、民德，最后才是价值观。
1.物质文化变迁。指那些外在化、具有明显的数量结构或物质形态的变化。直接由于旅游业发展而引起的生计方式、居住习俗、生活方式等的改变，都属于这一类变迁。例如，九寨沟以“翠海、叠瀑、彩林、雪峰、藏情”五绝闻名于世，其内原有居民以前主要以耕作、畜牧和传统的手工艺为生；1984年九寨沟对外开放，部分居民开始经营旅游业。至2002年，景区内居民都彻底停止了耕作和畜牧，基本都从事旅游经营或与旅游相关的工作。
2.非物质文化变迁。指因旅游活动产生但无法观察到其直观的物质形态的变化。由于旅游的发展而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旅游地居民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和文化意识和生活方式，都属于非物质文化变迁的表现。例如，四川与云南交界的沪沽湖地区是摩梭人聚居地之一，其文化是植根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母系文化。改革开放后，摩梭人积极采取措施吸引游客，沪沽湖很快成为旅游胜地。外来不同文化形态人群与当地人的相互交流与融合对摩梭母系文化产生了冲击，使其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母系家庭小型化，妇女在家庭中的传统地位开始下降，出现固定专偶走婚，家庭管理实权开始由男性掌握等。
四、旅游地文化良性变迁的策略选择
众所周知，旅游业发展对旅游地文化变迁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使文化良性变迁，从而在保持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不变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其外在表现形式，扩充文化传承媒介的种类和数量，使传统文化得以永久延续。也可能使文化负态变迁，使其严重商品化、扭曲化，民族个性、民族精神被淡化，直到消失。但不管旅游地文化是向积极方向还是向消极方向变迁，文化变迁都是客观存在的，而唯有文化的合理变迁才能持续吸引旅游者的到访。综上分析，为了实现旅游地文化的合理变迁，促进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努力：
首先，加强旅游业的宏观管理。加强政府相关部门在旅游业发展初期的规划、引导以及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监管工作，规范文化旅游产品市场的生产和消费行为。针对目前旅游市场上少数为谋求短期利益的生产者生产劣质文化产品、破坏传统文化、损害旅游者利益的行为，要积极进行监管查处工作，在旅游文化社区内部建立起传统文化自我建设长效机制，增强旅游地合理开发、生产及创新的自觉性。只有强化政府的宏观引导和管理职能，制定必要的政策和法规，加大对发生消极文化变迁现象的旅游社区的引导监管力度，才能保证旅游市场的健康发展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强化本土文化，提高文化自觉性。一个民族没有“自我”的概念，就会在失去“自我”中被他文化同化，文化自觉缺失的民族会在不知不觉中失去本民族的文化，这样，本民族文化的良性发展就无从谈起。当然，强化文化自觉，并不是主张文化中心主义，而排斥其他文化，关键在于与它文化接触、交流的时候，本民族成员如何实现文化自觉，取其精华，排其糟粕，真正做到丰富民族文化的内涵。
因此，要强化本土文化中重要的价值观，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防止出现“客尊主卑”的思想和行为；并且要鼓励接待地居民加强自身修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提高文化鉴别能力，以自觉吸收外来文化中先进的东西，抵制腐朽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
再次，加强文化交流，实现文化补偿。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区域性决定了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人类历史的前进，离不开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对于任何一种传统文化而言，拥有文化输出和文化接受的健全机制，方能获得文化补偿，赢得空间上的拓展和时间上的延展”。历史上中华各民族文化交融互动，如中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交融，中原农耕文化与南方山地游耕文化交融。中国各民族文化内部交流、互动的同时，还广泛汲取世界文明成果，如印度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等外域文化。正是由于中华内部各族文化和域外文化相互借取，不同文化相互激荡，实现文化整合和创新，才缔造了有容乃大的中华文化，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因此，要充分发挥文化交流的平台作用，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拓宽范围，疏通渠道，提高交流水平。加强民族文化发展的宣传工作，利用各种条件和机会来扩大民族文化精品的展现并吸收外来文化精华，促进民族文化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李伟：《民族旅游地文化变迁与发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关键词】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原真性；商品化
【作 者】马晓京，中南民族大学旅游管理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在读博士生。湖北武汉，430074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6)03-0185-007
The Review of Naturalism Study of Foreign Ethnic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Ma Xiaojing
Abstract: Naturalism is the focused and difficult problem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ethnic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reviews the concepts, main schools and point views of naturalism. On the other hand, some important problems, such as the relation between naturalism and commercialization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ethnic heritage and tourism, are well discussed in the article.
Keywords: ethnic cultural heritage；tourism；naturalism；commercialization
在有关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的英文文献中，原真性是西方旅游人类学、旅游社会学研究中的热点与难点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长达40多年的研究中，由该问题引发的讨论已形成了有代表性的几大流派，表现出各种各样的观点。梳理这一问题不仅可以开阔视野，有利于刚刚萌芽的中国旅游人类学和旅游社会学的学科建设，而且对于解决当代中国面临的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与困惑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原真性概念及其研究的主要流派
“原真性”是英文单词“Authenticity”的中译。“Authenticity”一词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中有“权威的”(authoritative)和“原初的”(original)涵义。在宗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Authenticity”用来指宗教经本及宗教遗物的真实性。在英文辞书的释义中，“authenticity”有“original”(原初的)、“real”(真实的)、“trustworthy”(可信的)三种含义。
据Trilling研究，在文化遗产领域，原真性一词最早用于博物馆，指一些精通文物的专家鉴定博物馆所收藏的艺术品是否真品，或者是否是它们所宣称的那件物品，判断该物品与其要价是否相符。如果某件物品已经付款，是否物有所值①。英国文化遗产专家 David Lowenthal认为，“Authenticity”表示与“虚伪”(false)相对应的“真正”(true)，与“伪造”(fake)相对应的“真实”(real)，与“复制”(copy)相对应的表示“原作”(original)，与“欺骗”(corrupt)相对应的“诚实”(honest)，与“世俗”(profane)相对应的“神圣”(sacred)②。1964 年， Authenticity 一词首次出现在国际遗产界影响深远的著名文献《威尼斯》之中，从此，它逐渐成为国际遗产界的重要术语而得到广泛的认同，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必须经受“原真性”检验。几乎与此同时，原真性也被引入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研究之中，最初其含义与用于博物馆的原真性含义基本一致。在分析民族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如艺术品、节日、仪式、饮食、服装、房屋等等时，它们经常被描绘成原真或非原真，其标准是依据当地的传统或风俗去判断。在这个意义上，“原真性意味着传统文化和原生形态，真实感，真正的，或者唯一的。”③随着人们对民族文化遗产认识理解的不断加深和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实践中新问题层出不穷，人们对原真性的理解阐释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涌现出形形的观点，形成了各种流派，代表性的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1.客观主义。客观主义者认为原真性是一种由外在的客观标准决定的现实性、精确性、原创性或是真理，Boorstin和Mac Cannell 是其代表人物。Boorstin认为旅游者根本就不可能获得原真性，旅游者对目的地有一些偏狭期待，更喜欢一些非原真性的、商品化的产品，仿制品和所谓的“舞台化的吸引物”。旅游者不可能体验到原真的异国异民族文化，大众旅游只能生成伪事件和文化的商品化④。Mac Cannell不同意Boorstin的观点，认为旅游者追求原真性，因为旅游者在平日浮浅的常规生活中缺少原真性。但是，他对旅游者能否体验到原真性的能力表示怀疑，因为旅游中绝大多数被观光的对象都是人为的。他认为，东道社会面对大众旅游者流的涌入，通过创造后台的方式，以保护隔离自己的文化，这样，当地人就可以继续保持自己的传统，使其远离“旅游凝视”。当地人只是在前台地区为旅游者表演有限的文化活动。因此，旅游者要想遭遇原真性的异域异民族文化，必须远离主要的街道、购物中心和景区景点，因为这些地方只呈现舞台化的原真性。当然，东道主也可能设计出比舞台化的前台更不真实的虚假后台以欺骗旅游者⑤。Relph认为，原真性意味着是真的，没有搀杂别的东西，没有虚假，是诚实的，无论从表面还是从深层上讲，都是如此⑥。由于客观主义者认为原真性是被观光对象的一种特性，可以用一种绝对而客观的标准来测量，因此，客观主义者所指的原真性都不是由旅游者所感知的，而是由专家来判断。
2.建构主义。与客观主义不同，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建构主义认为没有一个唯一的、原真的世界预先存在并独立于人类的脑力活动和象征语言之外。实在(Reality)是人类解释与构建的结果。被视为客观知识和真理的东西是根据不同观点建构的，是被创造出来的，而不是被心灵(Mind)发现的。同一事物根据不同观点构建可以生成不同的意义，这完全取决于语境和主体间的背景。因此，原真性就是对事物之原真性的一种主观解释，而不是一种根据经验就可以辨别的原真的、客观的现象。也就是说，建构主义认为原真性没有一个统一的客观标准，它是一个主观判断，是相对的。持这种学说的研究者众多，代表人物有Bruner、Cohen等。建构主义者对民族文化遗产旅游中的原真性做出了多种解释，其主要观点是：
第一，世界上没有一个绝对的、凝固不变的原作可以作为原真性的参照。Bruner指出，任何人都是从中途进入社会，而文化总是处于变化的历史过程中⑦。
第二，根据《传统的发明》一书中的观点，起源或传统都是在不同语境下根据当时的需要而发明和构建的，起源或传统的构建包含着权力，是一个社会过程。因此， Bruner认为原真性不是事物与生俱来的特性，会在时间中永远固定，而是被看成是一种斗争，是一个社会过程，在此过程中，竞争中的不同利益群体各自对历史有其自身的解释。
第三，原真性或非原真性是人们看待事物和对事物解释的结果。对原真性的体验是多种多样的，相对的，不同类型的旅游者各自都有一套对原真性的定义、体验和解释。Cohen认为原真性的概念取决于感知和记忆的可选择性。文化产品被视为原真还是非原真，与旅游者个人有关，与其所需要的体验类型有关。某些知识分子旅游者对原真性的要求就比一般旅游者高，其标准也更为严格。如人类学家的原真性概念中包含某件物品的一些特质，如手工制作，天然材料，为当地市场生产。而大多数旅游者认为商品化的东西也是原真的，只要这些东西是根据传统设计，由当地的少数民族成员生产⑧。Bruner认为，原真性至少有四种不同的含义，即：原真性指对历史逼真的表征，即原真的再生产，与原作相似，因而看起来真实可信；原真性意味着真正的、对历史精确的、完美的模仿；原真性意味着原生形态，与复制相反；指权威或权力，它授权、批准并使原真性合法的生效。Littrell等人发现，旅游者判定一件工艺品是否原真与它的唯一性、原生性、技巧、文化与历史的完整性、旅游功能和用途有关。同时，手工艺人的特点，旅游者与他们的互动，购买经历也很重要⑨。Revilla和Dodd宣称，那些购买陶器纪念品的旅游者认为原真性与五个因素有关：外表与功能、传统与证明、获取的困难度、当地生产、低价。当地旅游者认为陶器的原真性主要通过其外表和功能显现，而国际旅游者更多关注陶器是否是由当地人在当地生产⑩。因此，原真性是可以通融的，根据旅游者的类型和他们自己对原真性的界定及其表征，原真性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第四，对被视为“旅游凝视”对象的文化和族群来说，原真性是根据客源国旅游者的刻板固定印象和心理期待而贴在当地人身上的标签。比如，Culler发现西方旅游者心中原真的日本人是那些已经贴上日本人标签的日本人，而那些生活在日本却没有贴上日本人标签的日本人就不值得被观看[11]。原真性成为旅游者自身信仰、期待、偏好、刻板印象和意识在被观看对象，特别是被观看的“他者”身上的一种投射。Bruner指出：西方旅游者的原真体验不是基于对当地民族、当地文化的真正评价，而是西方意识的一种投射[12]。根据他的观点，西方旅游者支付成千上万的美元之后，不是为了来看埃塞俄比亚面黄肌瘦的儿童，他们要寻找的是高尚的野蛮人，完全是他们想象的虚构之物。
第五，原真性是一个流动的概念，不属于某个事物的绝对属性。Cohen用个人可以感知的“真―假”连续统一体来界定原真性，从彻底的原真经过不同程度的原真，到彻底的虚假。Cohen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个人会沿着这个“真―假”连续统一体而改变观点[13]。另一方面，Graburn认为，不真实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流逝也可以变成真实的[14]，Cohen称之为“新兴的真实性”(Emergent Authenticity)。那些最初是人造的或明显构建的旅游产品如迪斯尼世界，最后成为当地文化的一部分，它们也就由不原真变成原真。Taylor认为在界定原真性概念时，一定要强调时间的重要性[15]。
总之，建构主义者认为，原真性不是事物的一种内在特性，而是主体的一种判断或评价，取决于语境、意识形态、梦想、形象或期待、历史或时间等多种因素。由于原真性只是其持有者眼中的一种观念，没有任何客观标准，因此，对于某个民族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尽管专家持不同观点，旅游者仍然可以视其具有原真性，或者说，是Culler所谓的象征原真性。
3.后现代主义。虽然客观主义者与建构主义者对原真性问题争论得热火朝天，但在后现代主义者眼中，原真性，还是非原真性，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是真是假，是原件还是复制品，是实体还是象征，无关紧要。1986年，Eco提出“超现实”[16]观点，他通过废除复制品与原件之间或符号与实体之间的界限，提出人们生活在超现实之中，从而彻底解构了原真性概念。最能解释超现实的典型就是迪斯尼乐园。由于迪斯尼乐园本身就是一个想象与幻想的产物，根本就没有一个原作可以拿来作参照，因此，Fjellman认为“真与假的概念，太不管用了，以致不能抓住迪斯尼仿真的精妙之处。在迪斯尼乐园中，事物不仅仅只是真假那样简单，而是存在着真实的真实，虚假的真实，真实的虚假和虚假的虚假等多种情况。”[17]而且，现代技术可以使不真实听起来看起来真实。比如，录有传统音乐的磁带可以反复播放，并创造一种深刻的文化体验的幻觉。导游通过使用一些解释性的符号、模型、示范、展示，音像制品、计算机和书本及各种各样的解释性材料，可以影响旅游者对地方的感受，使旅游者的体验更为可信。特别重要的一点是， Cohen认为后现代旅游者已不太关心原真性问题，理由有二：首先，如果说现代旅游者的文化道德是对原真性的寻求，那么后现代旅游者的文化道德是快乐地寻求享受或者说是表面的审美享受。第二，后现代旅游者对旅游业对脆弱的东道社区民族文化的影响有了越来越多的反思。他们认为舞台真实性有助于保护脆弱的被观光的文化和社区，使其免于受干扰，作为原生形态的一种替代，使旅游者远离脆弱的被观光的民族文化和社区[18]。后现代旅游者甚至认可东道主对原真性进行的一些策略性调整。Appadurai认为，为了创造一种唯一性，有些生产者对商品进行限量生产，只针对极小的市场，从而增加了获取商品的难度和稀缺度。旅游者喜欢这类东西，视其为真实的当地艺术品[19]。Revilla等人指出，生产者和商人还通过提高商品的价格来制造一种原真性的感觉。因其昂贵，旅游者认为它们是原真的当地艺术品[20]。Mc Gregor发现，旅游者对原真性关注越少，他们受广告宣传材料中有关原真性再生产文本表征的影响也就越大[21]。正如Mc Crone等所说：“最重要的是，原真性与原创性都是技术问题。现实依赖于现实的表征是否可信，依赖于舞台真实性运作的好坏。表征越真实，现实就越真实。”[22]Ritzer和Liskas甚至宣称，当今旅游者寻找的就是不真实[23]。
4.存在主义。如果说前面所述三种流派所关注的原真性基本上都是围绕被旅游凝视的观光对象而展开，那么，在原真性讨论中，还有一种另辟蹊径的观点，这就是以旅游凝视主体的主观体验为关注焦点的存在性原真性(Existential Authenticity)，其代表人物是中国学者王宁。王宁认为，民族文化遗产旅游中的原真性有两种类型，即旅游对象的原真性和旅游主体存在性的原真性，这两种原真性可以共存，但存在性原真性对解释旅游主体的体验时更有说服力[24]。根据王宁的观点，存在性原真性主要指旅游者个体或者旅游者之间的感觉，这种感觉由旅游活动中的阈限所激活，在这个阈限体验过程中，旅游者觉得自己比在日常生活中更为真实，更能自由地表达自己。其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发现被观光对象是原真的，而是因为他们在从事非日常的活动，摆脱了日常生活的约束。换言之，存在性的原真性是一种潜在的能够被旅游活动激活的存在状态。作为一种潜力，它是随着旅游活动的展开而由旅游者经历的一种主观体验，或是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e)的体验。Daniel对旅游场境中的舞蹈表演个案研究是一个说明存在性原真性的典型例证。“许多旅游者都被舞蹈表演中所体现出来的亲切热情的感觉、社交性、音乐、运动元素的吸引而参与跳舞。通常情况下，他们不知道舞蹈的规则，也不等别人邀请，他们都自发地参与跳舞。他们探索节奏、和谐、身体的潜力，找到了各种感觉，如非常好、快乐、喜悦、娱乐，当然有时候也有挫折感。当旅游者将这些情感与舞蹈相联时，舞蹈表演就改变了他们的体验。对许多旅游者来说，舞蹈在那个特殊的时刻成为他们的全部世界，时间与压力已被悬置，现实世界中的矛盾已被遮蔽。在表演舞蹈的时候，旅游者进入了一个神奇的阈限世界，给其提供了充足的精神和审美上的营养。旅游，在进行舞蹈表演活动时候，打开了一扇通往阈限世界之门，将旅游者从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和压力中解脱出来。特别是对于古巴舞蹈家和跳舞的旅游者来说，这个神奇的阈限世界允许他们放任沉溺于这种近乎心醉神迷的体验。”[25]
二、 遗产原真性与旅游商品化
原真性由文化遗产引发，必然是文化遗产旅游中热点话题。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研究中，与原真性紧密相关的一个关键就是如何认识民族传统文化的商品化问题，换言之，也就是如何认识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商业化的旅游开发之间的关系问题。
长期以来，对民族文化遗产商品化的批评与对原真性的关注如影相随。在民族文化遗产旅游语境中，商品化是个带贬意的词汇，指原初不是用于出售的民族传统文化产品被用于商品交换，既包括有形产品等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活动、事件、表演，甚至是人及其生活方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国际旅游的主要特征是民族旅游，其主要内涵就是异域风情，其观光对象主要是特定的异民族和异文化，因此，对民族文化遗产商品化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很多人认为商业化生成了大量的虚假节日、伪事件及大量生产的手工艺品和艺术品(所谓的机场艺术品)。发明、取代、重构、复制、再生产、仿真、置换等都被接受，对当地的民族文化遗产造成了极大破坏。在此方面影响最大也是最早的案例来自格林伍德对西班牙巴斯克 (Basque) 地区全民性庆典仪式阿拉德(Alarde)的研究[26]。为了发展大众旅游，西班牙政府将一年一度的阿拉德仪式调整为一年二次，让旅游者观赏。这种举动令巴斯克的居民感到沮丧，几乎拒绝参与庆典活动，而有些居民则认为他们应该象演员一样收取费用。格林伍德认为“把文化当作商品展示，这对政府只需花几分钟的时间，而这一做法却把具有350年历史的传统仪式毁于一旦。”类似观点的个案研究不计其数，在西方民族文化遗产旅游文献中占据了非常大的篇幅。如Turner和Ash认为许多地方的传统文化制品已被按照西式风格生产的旅游纪念品所取代[27]。Hughes在研究苏格兰旅游局对当地烹饪文化遗产实施的旅游开发后，感叹旅游业已经摧毁了可以作为当地原真文化遗产基础的任何概念[28]。Zeppel认为舞蹈表演经常按照旅游者对该舞蹈的“前理解”进行调整，从而导致当地民族文化的商品化和过于简单化或本土性的同质化[29]。Go等人也发现旅游产品被包装开发和出售导致目的地商品化和当地文化瓦解[30]。
针对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研究中这种视金钱和商品化为遗产被破坏、文化意义被流失的表征，将当地的民族及其民族文化视为商品化被动的牺牲品这种倾向，Lanfant认为，学术界对围绕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而引起的各种复杂关系，理解贫乏，不够充分。旅游总是被视为引起社会变迁的一种外部力量，并且总是呈单向发展，即破坏当地社会的完整和认同[31]。实际上，当地人并不是一个消极被动的旅游凝视对象，他们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以不同的方式与旅游者互动。因此，必须认识到当地人在民族文化遗产旅游中积极作用。一些案例表明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对当地人的民族认同感、地方感和传统进行了再构建，创造了一些新的艺术表达形式，以抗拒主流社会的歧视和偏见。比如，Picard发现，在东南亚民族文化遗产旅游最为发达的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旅游业与当地的社会和文化紧密结合，以致无法区分何为当地原真的内部社区生活，何为舞台化的外部形象[32]。在巴厘的宗教仪式上，旅游者被称为是除了上帝和当地人之外的第三观众，旅游者对其巴龙舞(Barong)感兴趣，巴厘人遂对其进行调整修饰，使巴龙舞在宗教仪式表演中占有更显著的位置，“迎接旅游者的舞蹈反过来又转换成神圣的迎接神的舞蹈。”对此种现象，Picard评论道：这里已经发展了一种旅游文化，旅游业已经不是某些影响当地文化的外部因素，而是这一地区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Bruner也认为，巴厘人自己都不知道哪些是原真的社区生活，哪些是为旅游表演的，这种新的旅游文化在当地混合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成为巴厘岛的当代文化。
Cohen也认为，在现代旅游情境中，原真性与商业化并不是对立的，它们可以共存，可以相互调整或者呈现出新的形式。民族文化的商业化适应，或者为了供人参观而进行文化表演有可能阻止文化的进一步衰落或丢失，可能激发出新的创造，导致发明新的文化表达方式，从而增强自豪感与认同感，并很快被接受和被视为“传统”。这种现象在传统的音乐和舞蹈方面表现得尤其典型。随着世界范围内对各种民族音乐兴趣的高涨，民族音乐和民族舞蹈在文化旅游和民族旅游中呈现出一派复兴繁荣的景象。表演者有了更多的外部观众，其人数远远超出越来越少的当地观众。虽然相对于当地的民间文化和民族传统，由于生产和出售磁带、采纳新的乐器和技术、巡回演出等新形式的出现，民族音乐与民族舞蹈已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在音乐和舞蹈表演方面，不管观众是否付费，也不管他们是谁，表演者都能产生一种原真性的感觉。据 Chris Ryan研究，“在新西兰的Rotorua，由毛利人舞蹈家表演的夏威夷芋泥饼舞，无论是在表演形式还是在表现意义方面，或许都没有完全复制原来的舞蹈，但是这种旅游表演仍然为来自世界各地旅游者提供了领略见识毛里文化的机会。……从事旅游表演的东道主一样可以体验感受到存在性的原真性。Rotorua毛里人从事旅游活动的历史已经有140多年，他们已有从事旅游表演与当导游的传统。以前的导游被后人纪念和尊敬，旅游表演作为一种不曾间断的传统而拥有了自身的原真性。”[33]对于当地表演者与艺术家来说，不论出现了什么变迁，只要商品化的形式能够得到欣赏，有需求，那么，他们就认为自己得到了回报。但是，如果新的创造没有得到回报，只是重复地被廉价出售，那么，创造者本人就会觉得厌倦或气馁。也就是说，文化不是一件在时间中静止不变的东西，而是一个通过持续不断的解释而展开的过程，是一种活生生的体验。在一个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产品日益受到赏识的时代，如果表演或艺术品能够进入国际观众的视野，那么这些旅游凝视之下的民族文化商品化实际上是提升了自尊。特别是当那些艺术品成为某个民族艺术精品的代表时，这点就表现得尤为明显。所以，Chris Ryan 指出：“关键的问题应该是：谁批准授权这些舞蹈表演 应该是授权而不是原真性，才是分析的主题。这些旅游表演是在原住民的控制范围之内吗 哪些人从旅游表演中获取了收入 获得了多少收入 这些问题比质疑旅游表演是否原真更有意义。”在旅游业中，与被雇用当服务员等就业机会相比，文化的商品化有可能是一个更为开明、更为有利的收入渠道。
最近的学术研究表明，代表当今国际学术界发展方向的观点是：旅游不能简单地被界定成一种影响当地少数民族或文化的外部力量，而应该视为构成当地民族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旅游商品化的过程是在当地人自己的掌控之中，民族旅游、文化旅游可以通向民族文化的复兴之路。有关该问题最典型的个案来自加拿大西部沿岸印第安人的图腾柱文化遗产旅游。加拿大西部沿岸印第安人的图腾柱文化遗产旅游对印第安传统文化复兴与当代社会的繁荣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图腾柱已成为不列颠哥伦比亚地区、甚至是加拿大的旅游象征物。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代加拿大社会中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的印第安图腾柱文化是一种典型的旅游商业文化，是模型图腾柱与复制图腾柱。虽然过去有学者认为相对于传统的印第安文化制品，那些在市场上出现的旅游文化没有真实反应当地文化，是不真实和劣质的。但是，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不久就失去了市场。自20世纪80年代起，学者们开始由“抢救”范式的民族志转向赞赏、甚至是庆祝印第安人文化的持续发展。许多以前被视为涵化的、不纯的文化艺术品，现在都被看成是印第安人面对外来的毁灭性力量而做出的一种富有想象力的积极应对，是印第安文化的发展和创造。人们逐渐认识到那种将“真实的”印第安人浪漫化成不受历史发展影响的观点，不承认印第安文化从主流文化中吸取过文化资源的观点，实际上是对印第安人的一种非人化。正如James Clifford极富见地指出：“不能将原真性的定义聚焦于一个被抢救的过去。相反，原真性已被重新构建，被视为一种立足当地、立足现在、面向未来的混合的创造性活动。”[34]身为印第安人的学者Frank Ettawageshik认为：“为旅游市场而生产的文化艺术品实际上是当地文化在面对被同化、被重组的巨大压力之下为保持文化的延续性而采取的一种文化适应策略，不然这些文化就要凋谢枯萎。经过调整适应而生产创造的旅游文化艺术品正是一种力量强大而延续下来的古老传统文化依然存活的重要指示器。……如果我们对旅游文化艺术的原真性表示怀疑，那么我们就会对那些生产这些旅游文化艺术品的人的原真性表示怀疑。”[35]Lesser指出“在当代社会，许多印第安人如雕刻师和艺术家，在与主流社会交往的过程中，他们掌控着局面，因为许多非印第安人并不能判断某个物品或某个行动的意义。”[36]也就是说，对旅游市场中的复制图腾柱最有发言权的是当地的印第安人。而对于当地印第安人来说，旅游市场中的复制图腾柱只要是被授权许可的，它就能得到承认，就具备真实合法的身份。具体而言，首先，它必须由一位训练有素的西北印第安工匠雕刻。第二，该图腾柱必须由西北印第安人或属于该图腾柱传统的老者竖起，要得到他们的祝福。虽然当代印第安雕刻师同样为非印第安人雕刻图腾柱，在技术上已发生了一些变化，只要图腾柱是由一位被授权的雕刻师按照传统规则雕刻的，那么，该图腾柱在当地人心中就被视为合法。由于真实合法、完整尺寸的图腾柱造价昂贵，每根高达25，000至100，000美元。许多印第安人雕刻师也凭传统风格的雕刻技艺走进主流社会并从中大获其利，这些现实的经济利益反过来又强化了他们的文化认同，使其具有更强的文化归属感。因此，以复制图腾柱为表征的旅游文化已成为一种积极的文化力量，得到了印第安人的承认，已成为当代印第安文化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此过程中，主流社会对印第安文化遗产理解认识越来越深刻，对印第安文化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尊重欣赏。图腾柱也由西北印第安人传统文化的象征、不列颠哥伦比亚地区的象征，逐渐上升成为民族国家的象征。1970年的日本大阪世界博览会上，加拿大印第安人的图腾柱就是作为民族国家身份的象征而被展出的。1992年在一次对香港的官方访问中，加拿大官员赠送的礼品就是一根图腾柱。
综上所述，原真性作为民族文化遗产旅游中的一个关键概念，国外同行的理解阐释在过去40多年中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围绕原真性概念所产生的种种观点，无论是对学术研究还是对遗产保护与旅游实践都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悬而未决的讨论有待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而那些代表当今国际学术界发展方向又有利于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实践的观点就应该大胆借鉴，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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