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3 15:12:37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乡镇医保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2020年卫健局中医药管理局体会经验做法特色亮点成效
以点带面
促进中医药发展
x省x州x市卫生计生局坚持“以点带面”方式，促进中医事业和中药产业发展，中医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中医药文化特色不断彰显。
以提升服务能力为“着力点”，强化中医药体系建设
x市按照“强龙头、壮枢纽、固网底”的发展思路，强化市、乡、村三级中医药服务网络建设，形成了以市民族中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为枢纽、村卫生室为网底，涵盖市级综合医院、专科医院、私立医院和私立诊所的中医药服务网络体系。
一是强化“龙头”建设。将市民族中医院作为全市中医药工作的“龙头”打造，突出专科专病建设，医院设有36个临床医技科室，其中国家级重点中医建设专科1个、省级重点中医专科5个、州级重点中医专科4个，是x省中医住培基地和x市中医药工作的医、教、研中心。
二是强化“枢纽”建设。全市14个乡镇卫生院均规范设置中医科、中药房，并建立了14个古色古香的国医堂，连接上下，作为中医药“枢纽”服务力量不断强大。
三是强化“网底”建设。全市社区卫生服务站和村卫生室作为“网底”单位，完善硬件设备，均建立标准化的业务用房，中药饮片配备在100种以上，中成药配备在50种以上，基本满足了农村群众对中医药防病治病的需求。
以深化医改为“关键点”，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
一是同步推进公立中医院改革。将市民族中医院纳入医改试点范围，与综合医院改革同步推进，严格落实各项医改政策，完善调整中医医疗服务收费项目和价格，积极探索适合中医院特点的支付方式和薪酬改革制度。
二是积极参与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建立中医药优势资源上下贯通的考核和激励机制，推动中医优势资源下沉。市民族中医院牵头3家乡镇卫生院组建了医共体，鼓励市民族中医院的医师到基层多点执业或对口帮扶，鼓励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全科医生积极参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高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三是贯彻发展中医药的医改政策。落实中医医疗服务体系建设、中药饮片加成销售、医院中药制剂和中医药非药物疗法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将中医院中医门诊诊疗服务纳入首诊范围等政策，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可持续发展。
以人才队伍建设为“支撑点”，促进中医药学术进步
一是建立人才培养机制。采取师带徒、进修学习、集中培训、远程培训、自学考试、学历教育等多种形式和渠道加速人才培养。实行优先落实基层中医药人员编制备案管理和职称评聘；优先安排新进编基层卫生院的中医药大学生享受大学生补助等政策。
二是建立名医评选机制。开展市级“名中医”评选，推荐市级“名中医”参加州级“名中医”评选，成功申报了13个x省知名中医工作室。
三是建立学术研究机制。加强中医药学术研究和交流，鼓励撰写学术论文及开展中医科研项目，编撰完成国家级科研课题《x医药学概论》，填补了x州无国家级科研课题空白。
以发展中医药健康服务为“创新点”，实施供给侧改革
一是大力开展“治未病”健康工程。市民族中医院结合“中医养生堂”建设，设立了“治未病中心”和“治未病科”，以“治未病”理念为核心，以慢性病管理为重点，积极开展体质辨识、健康教育、养生保健等中医特色健康管理服务，深受群众欢迎。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医疗保险；参保率
一、新生代农民工参保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的现状
农民工是指户籍仍在农村，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新生代农民工是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80后”、“90后”（35岁以下）农民工。本地农民工是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内从业的农民工。外出农民工是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的农民工。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4月29日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亿人，比上年增加501万人，增长1.9%。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16～20岁占3.5%，21～30岁占30.2%，31～40岁占22.8%，41～50岁占26.4%，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7.1%。按照本文给出的新生代农民工概念，2014年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民工总数中大概达到了45%，总量达到了1.2378亿人。而这些人群主要从事的行业包括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居民服务等，其中从事制造业的比例达到31.3%，从事建筑业的比例达到22.3%，从事批发零售行业的比例达到11.4%，从事居民服务业的比例达到10.2%。[1]这些工作具有的共同特点是工作时间长、强度大、工作环境差，容易患各种职业病，因而农民工的医疗保险问题引发了社会的关注。目前农民工可以选择参加的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模式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2014年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的比例仅为17.6%，比2013年提高0.5个百分点，在各个行业中，即使参保率最高的制造业，其参保率也只有22.1%，而建筑业的参保率仅有5.4%。以上数据说明，农民工对医疗保险的参与程度仍然不高。
二、农民工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低下的原因
（一）农民工参保意识薄弱
《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初中及以下农民工占72.2%，高中及以上农民工占23.8%。其中，外出农民工中高中及以上的占26%，本地农民工高中及以上的占21.4%。因农民工文化程度相对较低，他们对医疗保险的制度设计、赔付条件等认识不清，不了解医疗保险在其生活中可以发挥的作用，很多时候只考虑到当前利益，缺乏风险意识，故而没有动力购买医疗保险。
（二）农民工收入较低，负担医疗保险压力大
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已经习惯了在城市工作、学习，对农村或土地的依赖程度降低，目前正在追求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更加丰富化和多样化。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不再把赚得的钱全部存起来或者交给家人，而是提高生活质量，比如购买较为昂贵的消费品，较为频繁地更换手机，购买手提电脑；经常会参与K歌、泡温泉、打牌等，进行各种娱乐活动，丰富业余文化生活；闲暇时间也会与朋友同事聚会，提高人际交往能力；也会去逛书店、看电影、参观博物馆、展览会等，追求精神层面的满足；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新生代农民工也会在网上获取信息资料、购物、刷微博、玩微信，丰富业余生活。而农民工人均月收入只有2864元，扣除平均生活消费支出944元，平均居住支出445元，再除去各项其他支出就所剩无几，所以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上都是“月光族”，让他们再支出费用购买医疗保险，即使每个月需要交纳的医疗保险费用不高，但也可能会心有余而力不足。
（三）企业配合度低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保费应该由企业和农民工共同交纳，农民工所应缴纳的部分由企业代缴，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工参保意愿低的问题，但这种方式又导致了企业负担加重，从而造成企业“阳奉阴违”，不给农民工缴纳医疗保险，这在民营企业中最为常见。新生代农民工是弱势群体，如果他们强迫企业为其缴纳医疗保险，就很容易丢掉工作，结果还无法改变企业不交医疗保险的事实。即使有些企业愿意为新生代农民工缴纳医疗保险，出于节省开支、降低企业成本的考虑，也只是选择保费少、保额低的险种，从形式上践行企业的责任和义务，但事实上对农民工的保障意义不大。
（四）转移接续困难
2014年与雇主或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重仅为38%，这意味着农民工即使在外工作，但由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所以随时有可能失去工作，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性大、工作不稳定。另外，新生代农民工身具“农民”和“工人”、“农村”和“城市居住者”的双重身份，那么他们在进行身份转换时，已经交纳的医疗保险如果不能实现在各个医疗保险模式之间的有效转接，就会损失农民工的利益，“我走的时候医疗保险不能带走，那我现在交这保费干吗？”这就是农民工的真实想法。基于这种考虑，农民工选择不投保医疗保险。这是我国医疗保险制度设置问题。
（五）社会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不够健全
2014年7月，国务院公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意见》明确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这标志着户籍制度改革已经开始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也将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平等享有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待遇。2016年1月，国务院的《国务院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将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两项制度，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这是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现城乡居民公平但是具体如何加强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整合前后的衔接，目前还没有具体的政策规定。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不能充分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我国也缺乏全国性的农民工社会保障立法，只是不系统的地方性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没有形成有机体系，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的推进。
三、提高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的对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的医疗保障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关系到从社会到个人的方方面面，需要国家、社会、政府、企业的共同努力。
（一）加强参保意识
新生代农民工要加强忧患意识，积极主动争取参与社会医疗保险，对于企业不缴纳医疗保险或者不按规定缴纳医疗保险等违规情况，农民工要学会正确使用行政、法律手段，通过正常渠道和平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农民工要通过各种媒介，如报纸、网络、电视等的宣传，了解国家保险的相关政策方针，普及保险知识。国家、地方政府可以在电视、网络上开设“医疗保险讲台”或“医疗保险专题”，通过案例有针对性地向农民工普及医疗保险制度并对常见问题进行解答，让农民工了解医疗保险，从而引发他们的需求，增加农民工的参保意识。
（二）强化职业技能
2014年，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34.8%，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其中，接受非农业职业技能培训的占32%，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接受过农业技能培训的占9.5%，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农业和非农业职业技能培训都参加过的占6.8%，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虽然总体上农民工获得了技能培训的比例有所提高，但还是不够，只有继续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进行培训，使其能够很好地胜任各项工作，才能提高农民工的就业竞争力，充分赢得企业的认可，不会失去工作，甚至可能加薪升职，从根本上改变城乡收入水平拉大的现象，并有足够的能力购买商业医疗保险。
（三）规范企业行为
在社会医疗保险的落实方面，企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要设法督促企业积极为农民工缴纳保险，一方面对企业领导进行宣传教育，向其传输企业与职工的双赢策略：只有农民工员工的利益得到了保障，他们在工作时才会更有积极性和创造力，从而为企业带来更多的财富；而企业发展态势良好，必然可以向农民工员工提供更多的福利。另一方面由劳动监察、社会保障、民政等相关部门加大查处力度，对拖欠、不缴、漏缴社会医疗保险的企业给予处罚，而对按时、足额缴纳社会医疗保险的企业予以税收优惠等奖励，从而保障社会医疗保险的有效实施。通过严格执法，确保企业为农民工办理社会医疗保险，从而更好地规范企业行为，最终维护农民工的合法利益。
（四）健全社会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如果能够做到任何行动都有相应的法律制度或政策相匹配，那么就会少一些漏洞，多一些秩序。在《国务院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有关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政策措施，实现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整合前后的衔接。同时明确农民工在“农民”和“工人”的身份转换时如何实现城镇职业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对接。另外，与时俱进制定与新生代农民工相关的法律条文，及时颁布相关法律实施细则，增强法律可操作性；加强法律监督，使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基本医疗保险逐步纳入法制化轨道；加强法制教育，畅通维权渠道，提高法律援助力度，建立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机制等诸多方面，更好地推进社会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深入开展。
四、小结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基本医疗保险问题，既是一个社会难题，又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离不开社会、企业、个人的共同努力。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都为建立全民医保体系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虽然现阶段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但笔者相信，在政府的支持引导下，随着各地改革和实践的不断推进，一定能研究和探索出适合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医保政策。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R]..
[2]国务院.国务院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
[4]曾宁，苑晓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困境及对策[J].理论界，2015（1）.
胡康振退休前是鞍钢炼铁总厂的配管工,同老英雄孟泰是一个工种,干的是一样的活。他还是孟泰创建的“节约仓库”的第四代“掌门人”、全国劳动模范。近40年的铁厂生活,他听惯了高炉的轰鸣,以至于退休后才知道自己“耳背”。现在退休了,人走对面打招呼他都听不见……
海城镁矿的张素兰比胡康振更不能适应退休生活。39年的“两点一线”戛然截止的时候,她躲在没人的地方,大哭了一场!这个七八千人大厂的总会计师、副总经理、市劳动模范,在岗位上,实打实地干到了55周岁生日的那一天。别人都有个“二线”什么的缓冲期适应一下,她却55周岁生日一过,立马就回家给两个儿子家加上自己的家,当上了副高职称的全职保姆,立马从职业女性变“宅女”,她感觉天的颜色都变了!
全国纺织系统劳模、官至局长的郭国盛退休后“很潇洒”,第一件事就是淘汰了旧电话号码本和五六百张名片,他还诌了两句自嘲的“诗”:“激情燃烧的岁月已过去,自抱残阳度余生”,“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在茫茫人海中消失……
鞍山是个因钢而生的城市,一直被称为“钢都”。这个共和国钢铁工业的“长子”,建国至今,共衍生了各级各类劳动模范8447人,其中健在的离退休劳模有2453人。
鞍山市总工会领导们的共识是:决不能让他们退出时代、退出历史舞台,要拿出具体看得见的措施,帮助这些退休老劳模们精彩地完成人生的又一次“转身”,使他们切切实实地感觉到,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06年秋天,市总工会和老干部大学联合举办的全国第一个离退休老劳模进修班在鞍山诞生了,50多位劳模学生坐在了宽敞明亮的教室里!
重拾光荣、自信和快乐
退休了,还能“上大学”,还能与有共同经历、共同语言的人欢聚在一起,老劳模们高兴的心情完全可以用欣喜若狂来形容。而他们上学的那份认真、那份执着,则更让人感动。
省级劳模郭万秀,年龄早过70岁了,已经跟着儿子在沈阳定居了,可听说有劳模班,坚决要求参加。一年的时间里,每周二上课的时候,“百里迢迢”坐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往鞍山赶,从来没缺过课,连迟到都没有过;那位让儿女陪着来报名的曹英杰,81岁了,是1956年的市劳模,从家到学校要倒两次车,但上学的一年中,风雨无阻,总是第一个到校的“学生”。旁人都说这些“老学生”,比小学生守纪律多了。
中医保健、声乐、太极拳……都是老劳模们欢迎的科目。在班里,出现了许多第一次:有的人有生以来第一次唱歌、第一次写文章、第一次登台……
劳模班到现在为止,已经办了三期。每期开学和结业,老劳模们都会戴上原来压在箱底的劳模奖章,披上市总工会给定做的红彤彤的劳模授带,意气风发、骄傲无比地举办一个隆重的仪式,他们自编自演,载歌载舞,仿佛又回到了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他们自己写的诗歌最能表明他们的心迹:“昔日的汗水已经散去,但祖国和人民依然记着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决心加大马力,跟上祖国前进的步伐……”
2007年,第一期劳模班结业了,劳模同学们舍不得分开。于是,在市总工会支持下,以劳模班学员为基础,成立了劳模协会离退休劳模分会。离退休的老劳模们,有“家”了!
老劳模们的生存状态变了
如今,鞍山的离退休老劳模、特别是参加了老劳模分会的人,彻底改变了生存状态。
市总工会和老劳模分会组织大家春游山、秋摘果,到乡镇领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风光,到工厂里看鞍钢翻天覆地的变化;重阳节有文艺汇演,春节有茶话会,三八节、劳动节、国庆节、中秋节……节节有活动,他们不再郁闷地封闭在家里,而是乐呵呵地忙着呢!
改革科研经费分配体制
“多年来，许多有识之士一再批评我国各级科研管理机构存在的弊端，从科研课题立项、科研经费分配、科研项目管理、科研成果评审等一系列环节上均存在种种问题。”葛均波教授指出，这些阻碍科学发展的弊端，如果不能够尽快解决，必将影响和损害科技创新和发展，特别是在最近5～10年的21世纪国际力量重组、变幻的关键历史时期，解决科研发展问题乃关系国家未来的重中之重。
葛均波教授分析说，长期以来，我国科研经费分配的主要问题是“科技管理行政化，科技活动利益化”，课题立项中存在较严重的权力寻租和利益交易现象，科研管理机构的各级行政管理人员权力过大，他们对科技立项有实质性决定权。根据《中国科技体制与政策》项目咨询组对中科院院士、科研单位的负责人和普通科研人员的调查显示，我们的科研管理体制缺乏真正的学术评价，专家评审机制流于形式，从而培育出一系列的伪科学怪现象：托人情、跑关系、变相送礼，许多科研人员把主要精力用来搞公关，反而没有足够时间搞研究。流行的做法是，学术会议成为变相公关活动，提前做好评审专家工作，或者事后延期回报评审专家。有人评论说，更多的是基于关系，而非学术优劣来评审经费申请者。很多人因为太忙，根本没有时间静下来深入课题研究。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化”、“利益化”、“关系化”的科研基金分配方式，个别管理人员和少数强势科学家主导了课题申请指南制定和科研经费评审的全过程，严重扭曲了科技界、学术界的道德规范，误导科研人员，压抑创新。
葛均波教授认为：我国科技管理体制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科技发展最大的问题。要根治我国科研管理体制的痼疾，必须从改革科研管理和经费分配体制的源头入手。为此，他建议国务院委托中国科学院、社科院等成立专门小组，实事求是地全面调研我国科研体制，特别是科研经费分配机制的现状和问题，研究世界各国管理科研的先进经验和管理体系，经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地广泛征求意见，出台针对我国科研管理体制弊端的改革方案，建立科学的科研管理体制。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根据科研项目的不同类型，实行多元化管理体制，建立科研经费的“评审”、“资金管理”、“结果监管”分离制约的三角体制。对一般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科研管理和科研经费分配监管，逐步做到“去行政化”、建立科学客观的“同行评审”制度。对一般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的科研管理，改革“评审制”为“成果奖励制”，根据成果申请奖金，改为“科研风险基金”制度支持科研风险。建设公平透明的国家科研管理的信息化平台，同密级的科研项目同行能够相互了解获得国家支助的科研项目的情况，发挥群众监督的民主管理作用，杜绝“暗箱操作、权力寻租”等科研腐败现象滋生，并加强科技人员思维学术道德教育，加强学术和科研的制度化管理，研究和起草有关科研管理的相关法律文件，逐步建立健全我国科研管理的法制体系。
科学研究诚信立法
据葛均波教授介绍，2010年有一系列学术造假案件发生，这些学术造假案件的出现令人们对我国科研诚信领域的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而且，最近几年我国不断有学术腐败行为曝光，葛均波教授将原因总结为三点：一是道德教育问题。葛均波教授认为：学术造假从根本上说是个人道德准则问题，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擅自伪造、篡改或剽窃他人的科学学术成果，这种做法和在学校期间抄袭其他同学的作业和试卷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这些存在学术腐败的科研人员在道德上是不诚实的。二是在我国学术腐败的成本很低。目前我国还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学术腐败进行惩罚，一些存在学术腐败行为的研究人员并不会因为自己的造假行为而受到严厉的惩罚。再有就是我国的科研体制问题。葛均波教授举例说，很多国家、省部级的自然社会科学基金要求在短时间内基金项目的负责人完成基金项目所规定内容并且发表一定数量的科研文章，这样的体制造成了很多科研工作人员没有研究出理想的科研成果只好去编造成果，拼凑论文数量，以至于造成我国每年在国外刊物上发表了很多论文，但是只见论文的数量而不见论文的质量。前几年，我国大学间流行用发表SCI文章的数量来衡量大学的优劣，一时间各个学校互相攀比，很多学校博士毕业都需要发表SCI文章，以此来提高本校的SCI文章数量。但一个才读了3年书的博士，缺乏科研经历，对所研究的领域也很难做到了解透彻，又怎么会在这个领域中有创新性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呢？如果因毕业压力而发表SCI文章，不可避免会出现粗制滥造和造假行为。
“我国科研诚信问题已经到了不可不理的地步，如果再一味任其发展，会严重影响到我国在国际科学学术界的声誉。”葛均波教授指出，要从根本上根除学术腐败和科研造假行为。首先需要建立与科研诚信相关的法律法规，让广大科研人员以及政府监督人员有法可依。法律法规应该体现这样一种制度安排：让那些想走捷径的伪科研人员受严厉的惩罚，使其在刚有这种念头时，就想到学术腐败的下场。其次要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比如： 美国联邦政府在“廉洁与效益总统委员会”下设了“科研不端行为工作组”来具体管理科研不端行为。我国可以考虑类似于行业监督协会的政府组织，由中央牵头，在地方设立办事机构，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联合公安机关处理每个省市所发生的学术腐败案件。最后，要加强基础教育中的诚信教育，这样可以从小在我国青少年心中树立起正确的道德观念。
合理利用医疗资源
“什么时候挂号不用排长队？”“社区什么时候才能来好医生？”“在大医院看病什么时候才能便宜点？”这些“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一直困扰着老百姓。葛均波教授认为在现有医疗总投入和医疗总规模的前提下，合理配置和利用医疗资源是解决这一难题的不二方法。
葛均波教授说，由于医疗服务的特殊性，使得患者总是尽可能地向优质医疗资源汇聚，造成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门可罗雀的现象，甚至发生出于对小医院的不信任，常见病慢性病患者也宁愿一大早去大医院排队，图的就是个心里踏实。所以他认为是过于集中的医疗资源和不完善的分级诊疗制度造成了“看病难、看病贵”的痼疾。
葛均波教授指出，中国目前的医疗资源配置存在的很大的不公平性，富裕地区和贫穷地区、农村和城市、大医院和小医院之间的两极分化现象愈演愈烈，这与中国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有直接关系。
“医疗服务和其他行业不同，仅仅通过市场经济的调控很难达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理想状态，需要政府介入以合理配置医疗资源。”葛均波教授建议政府的医疗财政投入向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社区倾斜，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将有限的“蛋糕”多分比例给上述地区。根据人口和现有医疗配置，增加医疗服务机构的数量，在村落和社区建立医疗服务机构，消除方圆百里找不到一家卫生所的现状。对基层医院给予硬件支持，以政府补贴的形式配备基本医疗检查设备，满足老百姓基本医疗需求。加强基层医院医技人员的职业培训，增加大医院医技人员的技术支持，从现有医技人员和应届毕业生中培养合格的全科医生和基层医技人员。坚持公益性，由政府提供有吸引力的劳动报酬和福利保障，以吸引合格的全科医生和优秀人才。
另一方面，随着福利性医疗保障制度解体，市场化医疗保障制度形成，患者可以自由选择任何一家医院就诊，但老百姓医疗专业知识的欠缺和对优质医疗资源的盲目追捧，使得至一些伤风感冒和慢性病开药都要去大医院，徒然增加了就医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大医院床位永远紧张，而一些小医院由于缺少病人濒临倒闭。
论文关键词 中小企业 思想认识 发展
中小企业量大面广，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拉动经济增长、吸纳社会就业、推动技术创新、缩小贫富差距等，都是大型企业无法替代的。可以说“大企业强国，小企业富民”。仅以浙江省为例，据上一次经济普查，截止2004年底，浙江拥有各行业中小型企业30.41万家，资产总量达到35683.81亿元，2004年实现营业收入27703.85亿元，吸纳从业人员1130.71万人；企业单位数为全省企业单位数的99.6%，资产总量达到82.6%，营业收入达到71.7%，从业人员占到82.7%。以该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例，200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上交的税金总额为3773.83亿元，其中，仅中小企业上交税金总额就达到677.15亿元，占了87.5%。但在本次金融危机及经济萧条过程中，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又最大。2012年上半年，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实现增加值4059.27亿元，12.06%的同比增长，比大型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低0.21个百分点。全省中小企业发展总体运行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生产与销售虽然稳定增长，但增速比去年略有回落；二是出口虽然保持较快增速，但占销售产值的比重在持续削弱；三是经济运行虽然质量良好，但企业效益提升遭遇“天花板”；四是产业机构虽然调整加速，但整体转型仍难如人意。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逐月有所回落，中小企业面临较大经济增长压力。中小企业的困难虽然有多方面多层次原因，但认识问题上的缺陷，是影响当前中小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特别是一些影响中小企业发展的观念改变还没有完全到位，已成为影响广大中小企业特别是当前特殊经济情况下中小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前置性障碍，需要予以廓清和纠正。
一、中小企业认识问题的理论梳理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思想是行动的指南。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从某种程度和角度上将，其实质是中小企业思想认识问题。特别是在若干重要问题上的理论认识问题，极大地关系着中小企业的兴衰成败。
手工作坊可以说是最古老的“中小企业”。大工业由手工作坊演化发展而来，但迅速替代中小企业，在此过程中，英国出现“手工业淘汰论”，德国历史学派提出“手工业或小工业没落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分析到，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必然导致资本的集聚和集中，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前景也做了不容乐观的估计。19、20世纪之交，大企业发展迅猛，但负面作用也日益显现；中小企业破产现象频出，但其重要性日益提升，在这种矛盾交织的情况下，许多理论学家从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互存互补”的角度，论证了中小企业存在的必然性。这些理论包括马歇尔提出的大中小企业共同构成“生物链”、企业经历“生存——发展——衰亡”生命周期的“生物学理论”；张伯伦、罗宾逊夫人则从“产品差别性”和“市场不完全性”论证了不同规模中小企业存在的可能性与必然性；乔治·施蒂格勒则指出，某行业“最佳经济规模”是一个区间而非一个点，在这个区间带内有中小企业存在的广阔空间。后面的理论，除了“技术创新论”，基本上是在上述理论基础上的衍生。
我国中小企业的存在理论主要形成于改革开放以后。最开始是“补充论”，认为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是大企业（国营企业）的有益和必要的补充。然后发展到“重要组成部分论”，认为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逐渐兴起的是“统筹城乡二元结构论”，认为大量的中小企业（乡镇中小企业）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中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作用。
那么，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到底发挥着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政府扶持重点应该扶持大企业大集团还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量大面广均量小，怎么扶持？这些都在相当程度上困绕着政府和社会各界对中小企业的准确认识。这些问题的形成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包括“抓大放小”的历史惯性和中小企业自力更生的“印象后遗症”，至今影响着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和推进。
二、中小企业认识问题的实践梳理
两大问题一直制约着中小企业在实践中拥有更大舞台，发挥更大作用。一是“抓大放小”的历史惯性。改革开放初期改制，提倡“抓大放小”，抓大主要是抓国营大企业，放小也主要是放国营小企业，当时对民营企业还是比较慎重管理的，在相对程度上，民营企业处于“既不被扶持（抓）”，也不被放（放权）的尴尬境地，基本上是“自生自灭”。在本世纪头十年，“物以稀为贵”，追求“世界500强”“中国500强”“省级500强”“市级上百亿”“县级上10亿”等规模经济的冲动，再一次提升了“抓大放小”的强度，这时，以规模而非所有制“论英雄”，中小企业很难得到扶持优惠；金融危机爆发后，社会各界逐渐统一了对中小企业存在必要性、发展重要性、突破可能性、扶持必然性等的认识，“抓大扶小”成为主旋律。但遗憾的是，一些地方对中小企业的“重视性”与“操作性”脱节。在文件描述中，中小企业的重要性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但真正操作中，有的地方却自觉或不自觉排斥中小企业，如在地铁运营中主张因地铁特殊性而剥夺小企业招标资格，优惠大型连锁企业等。
二是抓中小企业“重点难突出”“成效出得慢”。中小企业量大面广，容易使人感觉无从抓起，不像大企业一拿就是一重点，掰着手指头就能“如数家珍”，因此许多官员感觉中小企业“不好抓”。而且抓大企业举措明确，核心抓投入就行了，思路清晰明了一目了然，“照本宣科”“依葫芦画瓢”就行，抓中小企业更需要“结构性减税”等复杂操作，很“伤脑筋”。加上单个中小企业的产值很小，见效慢，扶持起来不容易出业绩，等成绩出来说不定早已不在任上，等于是“前任栽树，后任乘凉”，不像抓大企业见效快，“立竿见影”，政绩兑现性强，因此“不愿抓”中小企业。还有部分人认为，大企业技术创新实力更强，以中小企业技术整体一般掩盖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活力优势；认为中小企业安全性、环保性、社保方面问题太多，很难治理，因此容易以“管制”的心态去面对中小企业。
目前，中小企业因自身独有特点及认识误区，在“船小好调头”的同时，发展面临七大风险：一是资金供给风险，包括资金链断裂；互保链多米诺骨牌效应；高利贷高发；企业倒闭等；二是外需出口风险，包括人民币汇率变化的不确定性、外需市场变化的不确定性、出口退税政策的不确定性、时局变化和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三是资源涨跌风险，包括能源类、资源类、原材料、生活资料价格涨跌多变；四是产业投资风险，包括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技术创新等；五是粗放生产风险，包括高能耗企业节能降耗形势不容乐观、高排放企业经营成本快速上升、社会对高污染企业容忍度越来越低；六是法律风险不断加大，随着法治国家建设进程加快，法律法规规范化对中小企业的压力明显大于大型企业（大型企业甚至普遍得益于法治规范化）；七是中小企业创业动能越来越小，收益与付出不成比例的现象并没有缓解，在新形势下反而有所扩大，因此，愿意创办中小企业的人数增长不快，发展中的中小企业愿意专注主业不动摇的也是非常多。这些都急需政府政府跳出理论束缚，打破条条框框，出手、出招帮助化解。三、必须重新认识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
目前，“抓大扶小”虽已成为广泛共识，但重“大”轻“小”的现象依然存在，特别是引导和扶持小企业发展缺少一套行之有效的手段，沿用大企业的扶持手段来扶持中小企业日益行不通。这些都深度影响了中小企业的发展提升。从国际上来看，人均生产总值在5000美元左右这一关口时，能顺利实现加速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其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实行“抓大扶小、两头并举、差别扶持”的政策，在促进大企业继续发展壮大的同时，也大力扶持中小企业，特别是初创型小企业的发展，为本国和地区经济发展夯实基础，增加创业活力和经济增长源，消减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负面影响。但如果处理不好，将陷入“拉美陷进”。
在今年4月23日举办的“省际医学伦理学交流研讨会”上，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主任委员马强从医改的宏观层面，分享了他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并阐述了“医者”在当前医疗大背景下应有的伦理视角。 少数人员、个别单位和地区发生的有损医德的事件，不能代表医疗卫生系统的主流和方向
在当今中国，随着人类基因的破译，医学对生命体本身已经有了十分深刻的认知。如果说，我们社会有巨大进步的话，那就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和对维护健康权利的尊重。
近来，“非法疫苗案”引起了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还有，刚刚发生的“常州外国语学校周边土地污染以及部分学生出现环境异常反应”事件等，都需要医疗卫生部门和有关专家出来回应社会关切，解疑释惑。我们还看到，城市公立医院改革遇上了复杂的情况。譬如，大家非常关注医生的编制、医药分开、儿科医生荒等问题，这些问题往往错综复杂、互相交织。
与此同时，社会上对医疗卫生系统运行过程仍存在一些“非论”，对我们的医务人员仍有很多“非议”。
“看病难”问题 医院专家号“一号难求”，有人说这是因为公立医院垄断市场、医疗市场竞争不充分造成的，也有人归咎于医生没有成为“社会人”、公立医院医生不能多点执业等。殊不知，大医院的高级专家永远是宝塔顶部的那部分人，他们已是在超负荷工作。如果让大医院的专家们无序地多点执业，在软硬件条件都跟不上的基层医院行医，这不仅是对专家们时间的浪费，也难以保证医疗的质量和患者的安全，也并不能缓解看病难的问题。
“医患纠纷”问题 很久以来，一直有一种说法，认为造成今天医患关系紧张局面的原因，医院、医生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到底是不是因为医护人员技术水平低、责任心不强、医疗差错多、沟通不充分而导致了医患纠纷的频发呢？我认为，有这方面的原因，但如果没有其他宏观因素、环境因素干扰的话，医患矛盾不会形成今天的气候。
“医德”问题 多年来，常有部分媒体在报道医疗卫生界发生的不良个案的时候，给社会公众造成一种误导，似乎医生收受红包、回扣、过度治疗已成为当下医疗界的一种常态。诚然，医疗界是有许多需要改革、需要提升和改善的工作要做，个别医护人员也的确做了一些有悖医德的行为，但是，医疗卫生系统的绝大多数医护人员都是按照医德规范行医的，是具有治病救人的良好素质的。少数医务人员、个别单位发生的有损医德的事件，不能代表医疗卫生系统的主流和方向。 医疗行为的主体常常被社会的“有形”、“无形”之手左右
对医务人员的这些“非议”，往往主导了一些思想认识，进而影响了一些制度、规范、“改革”方略的制定，形成一些强加在医疗卫生系统和医护人员身上的绳索和负担。医疗行为的主体，常常被“有形”和“无形”之手左右，医疗行为因此受到干扰和异化。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说过：我希望把治疗权利还给医生。因为他看到在美国，有越来越多的因素使得医生的行为出现异化。同样，在我国也存在一些影响公立医院、医生行为的因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长期形成的公立医院自我“发展”、自我“养活”政策。这是一种外在的压力和机制，其本质是政府的管理和财政投入不到位，造成政府举办的公立医院公益性下降和异化，医护人员的医德受到干扰，医疗行为被异化。而高风险、高投入的儿科、传染科等被弱化，高附加值的科室却“高速”发展，个别学科甚至“畸形”发展。
――削弱区县、乡镇（街道）等基层公立医疗机构能力的“市场竞争”。对政府举办的公立医疗机构失去宏观领导和有力管理的“市场竞争”，客观上造成公立医院资源无序流动和无序争抢病人。不少公立医院出现了热衷于收治“含金量”高的患者，而推诿、应付“含金量”不高的患者。这就导致公立医院提供均衡医疗资源和质量的公平正义受到质疑和挑战。
――对医疗行为实行的“举证倒置”。每个患者的病情都有“个体差异”，且病情都会发生变化，同样的疾病发生在不同的患者身上，治疗的方案也不一样。但严重不符合医疗卫生特点的“举证倒置”、某种非医学专业的“鉴定”，带来了“防卫医疗”、信任危机和资源浪费的严重后果。传统医学道德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医疗单位和医护人员陷入道德两难。
――公立医院的评等达标、医护人员的片面考核评价标准。对于公立医院、医护人员，核心的评价指标应是诊断的及时性和准确性，治疗的有效性和经济成本的可承受性，绝对不能以“科研成果”、SCI论文、经济收入等作为评价的核心指标。医院以医为主，科研、教学必须服从于、服务于临床第一线的需要。
――医药器械公司异化的销售行为和“自我保障”为基本的医院财务需要。基本药品（含疫苗）、器材、设备、试剂、材料等与我国13亿人的健康密切相关，而它们的生产、供应方式，它们的销售行为与企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它们的价格和利润的“合法性”等，均严重影响和干扰着公立医疗卫生单位、医护人员的医疗行为和医疗秩序。
此外，对医疗卫生单位和医疗行为实行简单化的“满意度”评价等，降低了医护人员的社会地位，弱化了医疗行为者应有的尊严。类似的因素还有财政、医保费用的支付方式等，无不影响着医疗的行为。不符合医学规律和医学道德要求的制度、规范等，均会导致公立医疗单位和医护人员的行为异化。 我们不能等待外界环境的改善，而是要从医疗卫生系统内部的改善做起，尽我们自己的责任
对于这些影响“诊疗”和“就医”行为的因素，我们必须充分思考和研究，从中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我们要从宏观与微观、正面和反面进行多维视角的观察，要从横向和纵向进行立体的思考，才能找到问题症结及解决之道。
那么，在当前医疗卫生改革与发展的社会大背景下，作为公立医院的医生及医疗卫生的管理者，我们应该持有什么样的立场和观点，我们的伦理视角是什么？
坚持清者自清、大医精诚的境界 我认为，医生、医院管理者的道德要求应该比其他行业的知识分子要更高，因为他面对的是生命。历史上，有很多医德高尚的医生：有的出自中医世家的老中医，追求的是悬壶济世、普救苍生；有的是留洋归来，追求的是报效国家和民族。在时期，有37位外国医生志愿到我国来支援抗战，包括大家所熟知的白求恩、柯棣华等。他们告别亲人，砸钱买了药品、医疗用品，来华救护抗日军民。虽然，我们现在的社会环境不尽如人意，但既然我们选择了医生、医学这份职业，就要为了我们心中的理想、信念和追求，坚持往前走，而不是困于当下。我们不能局限于洁身自好，还要有这样一种冲动和能力，敢于融入社会，去抵制外部的干扰，按医疗卫生规律去完善医改政策，并坚定不移地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
研究、重视医学伦理学，主动参与与医疗卫生相关的规则、制度、程序的制定 医务人员中常常有这样一种心态：只要把我的专业搞好了，把自己的科室搞好了，就很满足了。这可能和医师的职业带有相对的独立性有一定关系。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医学涉及伦理、涉及管理、涉及整个卫生政策和规则的制定。我们绝对不能把这些东西拱手相让，以至于最后让这些东西制约了自己的行为。我们要走出本部门、本行业，积极参与法律法规的制定，发出我们的声音。否则，我们有可能遇到某些政策、规则让我们陷入左右为难的情况，并引起医院领导行为的异化、科室主任责任和方向的偏离，以及医务人员的行为异化，最后社会舆论的板子还是要打在医疗卫生行业和医务人员身上。
营造员工自豪、自信、自尊、自律的内部氛围 近些年来，有调查显示，护理人员希望转行的比例较高，儿科医生的流失较高，医生子女学医的比例较低，不少年轻医生动力较低。医生职业的社会吸引力下降。要改变这样一种现状，作为医院管理者，要努力营造一种良好的内部文化氛围，让医护人员体会到，成功不仅仅体现在物质、金钱上，更在于对医疗卫生事业的追求和治病救人上。
努力培育一支崇尚医学、具有博爱之心的队伍 我们不可能希望全部的医务工作者都达到这样一个高度，毕竟，医务工作者也是普通人群的一部分，但我们要培养一批崇尚医学之高尚与圣洁的学科带头人。如果一个科室有1～2个带头人崇尚医学，就会带领整个科室往正确的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