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3 15: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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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地缘经济学是冷战后出现的一种颇有研究价值的国际关系理论。国内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尚不深入，并且还存在较多模糊认识。文章对地缘经济学进行了视角和概念界定，简要地介绍了它的内涵，着重地分析了其理论特征，并联系中国实际谈了几点看法。
一、地缘经济学界定
地缘经济学(geo-economics)是在冷战结束后出现的颇有新意的国际关系理论。当然，有看法认为，地缘经济学是研究一国经济发展与地缘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是关于国家利益、经济现象和地缘关系的科学”。还有看法认为，地缘经济学是基于地理因素考虑争取国家利益的战略或政策。爱德华·卢特沃克(EdwardN。Luttwak)强调“地缘经济学是一种战略，对军事对抗起缓冲作用”实际上，从目前地缘经济学的发展情况看，它既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也还不足以构成一门科学。它还远不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探讨的主要话题，它需要“一个明确、规范的定义，特定的研究内容，可供证伪的假设，而这一切有待于进一步的思考”。地缘经济学又称“后地缘政治经济学”，具有显著的政策色彩，它强调地在有限空间内争夺相对受益的竞争性政策，可能引起人们关于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的担心，使其发展陷人窘境；同时，从纯粹学术角度看，将地缘经济学拘囿于战略或政策层面是不科学的。因此，将地缘经济学称之为一种国际关系理论是恰当的。确切地讲，它应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所探讨的理论范畴。
1990年，美国国防部高级顾问、华盛顿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战略专家爱德华·卢特沃克在海湾战争前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地缘经济学理论。按照他的看法，冷战的结束使世界进人了地缘经济时代。在1993年出版的《面临危险的美国梦——如何阻止美国成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并在工业霸权争夺战中胜出》一书中，他进一步指出，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家间的竞争已经从过去的政治和军事舞台转移到了经济舞台。国家间的竞争模式已经变为通过国家调控、参与来占领世界经济版图，提高目标市场的占有率。这种竞争新模式就是地缘经济学。美国兰德公司政治研究部主任所罗门指出，贸易、金融和技术的流动变化将决定地缘经济时代的力量现实与政治，抢先启动的区域性贸易集团将在21世纪的经济和贸易竞争中占据优势。L5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亨利·诺(HenryR．Nau)在《美国衰退的神话》一书中提出“权力经济学”(Powernomics)概念，认为地缘经济时代的国家目标依然是权力，经济活动应该围绕权力开展。只不过，这个权力更多是以经济来定义的，例如市场占有率、金融、物价和就业机会等。我国学者普遍认为，这种以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取代军事对抗和政治关系作为国际关系主轴的理论为地缘经济学。即便将地缘经济学定位于学科上的学者在对其定义时也跑不出三个因素：地缘关系、经济手段、国家利益结合上文，笔者认为，地缘经济学较科学的定义应是：以民族国家行为体为主导，以地缘因素为地理基点和政策辐射点，运用国家干预色彩浓厚的战略经济手段获取国家利益和权力，夺取地缘经济时代领导地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二、地缘经济学的理论内涵
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世界相互依存趋势日益加强，各国面临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问题普遍增多。而冷战的结束也为各国政治精英谋划治国方略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在政治、军事等“高级政治”的作用相对淡化的同时，经济、生态等“低级政治”的影响却愈加突出。决定一国国际地位的不再是武力，而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以科技力量为先导的综合国力。过去的那种以对抗、冲突为主的竞争模式将让位于以协调、合作为主的非零和思维。但是，作为理性的自私的民族国家行为体追逐相对受益的本性不会因此改变。那么，民族国家如何在变换的时代特征下寻求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呢，这便是地缘经济学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冷战结束预示着地缘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竞争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
冷战的结束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和冲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全球面临的最大威胁已经从核战争危险转向经济危机和生态破坏，“高级政治”让位于“低级政治”。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由于资源的稀缺，所有国家的本性还在于争夺相对利益。但是在地缘经济时代，国家间竞争的方式却是经济竞争取代军事竞争，“所有官僚机构发现的地缘经济作用的结果和由利益集团控制的地缘经济的结果，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案例中虽然各式各样，但是，从根本上讲，国家将按地缘经济的方式行事”。
(二)国际关系行为体增加，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争夺经济优势
企业、组织乃至个人都可以参与到地缘经济中来，而且在地缘经济时代，它们将和国家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它们将以“地缘经济”的名义寻求来自政府的支持，如果它们是“朝阳产业”或“民族工业”，将更有可能获得支持。此外，国际层次的区域性国家组织、贸易集团、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也将在地缘经济时挥重要作用。地缘经济学的目标并不在于将国民的生活水准提高到最高程度，而在于本国在世界经济中优势地位的获得及维持，其中，“竞争力”是最主要的工具。衡量权力的尺度是通过高技术的研究与开发获得的。凭借决定性技术优势占领未来市场的能力以及获得进入新兴市场的机会比控制实际领土更为重要。国家参与地缘经济争夺的方式是多样的，如产业政策、贸易政策、财政金融政策、经济外交等。“由国家提供或引导的产业投资资本等同于传统战争的要素——‘军火’，国家支持的产品开发等同于‘武器’的变革，国家支持的市场干预取代了在国外军事基地的‘外交影响”’。
(三)美日欧之间的竞争是地缘经济时代国家间竞争的主要内容
地缘经济学是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的国际背景下产生的，它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认为世界正在逐步发展成为三个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1)日本率领的环太平洋地区；(2)美国领导的西半球经济区；(3)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经济区。“在未来的竞赛中，三个经济霸权中的每一个都倾向于超过其他两个。无论哪一个实现了这种超越，都会位居领先，都会像英国主导19世纪，美国主导20世纪那样，主导21世纪。”为了维护美国经济和政治利益而重新制定贸易政策成了克林顿政府经济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主要体现在减少日本贸易顺差，要求日本“自动出口限制”、“志愿出口配额”，甚至要求日本进行经济改革和体制改革。
(四)不是所有国家都拥有实施地缘经济政策的能力，也不是所有国家都愿意这样做
只有属于“世界事务的核心舞台”上的国家才有实施地缘经济战略的能力。因为只有这些国家之间才能真正摆脱传统战争的威胁，也只有它们才拥有实施地缘战略所必须的有效的官僚体制和行动能力。另一方面，处于“世界政治的死水区”的第三世界，它们担心更多的依旧是地区冲突、战争威胁等传统的地缘政治问题，它们或者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追求地缘经济战略，地缘经济不是这些国家政府考虑的问题。地缘经济学就其本质来说是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是研究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而不是发展中国家之间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
三、地缘经济学的理论特征
(一)地缘经济学是经济／生态政治学的发展
经济／生态政治学(eco-politics)是根据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依托国际政治经济学而产生的。代表性著作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海沃德·奥尔克教授所著的《全球经济／生态政治学》，其主要观点是：(1)国际关系从地缘政治学转向经济／生态政治学，目前迫切的任务是改革国际经济体制，调整国际经济关系，适应冷战后经济和生态政治因素增长的需要。(2)冷战后，军事威胁减弱了，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也相对削弱；战争不可取，实力不可无，经济与生态将成为实力的主要构成部分。(3)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不仅有政治的和军事的，更包括经济的和生态的因素。以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为核心的安全体制是20世纪末到21世纪国际新秩序的主要内容。
地缘经济学的创始人爱德华·卢特沃克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地缘经济时代，国际关系从地缘政治学向地缘经济学发展。其理论主张是：(1)意识形态的差异已不如以前那样重要；(2)按地缘政治标准划定的对手或敌手，在地缘经济时代可能同时是贸易伙伴；(3)对全球的最大威胁已从核战争危险转向经济危机和生态破坏，国际关系中“低级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第一次明显地超过“高级政治”(军事对抗和核威慑)。这一转向“开拓了超越国界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新时代”。可以看出，经济／生态政治学为地缘经济学的出现准备了条件，地缘经济学采纳了经济／生态政治学诸多观点，它只不过在经济层面上的着墨浓厚了一些罢了。
(二)地缘经济学是新现实主义理论
新现实主义是在对传统现实主义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仍旧认可传统现实主义所坚持的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国际社会的冲突和竞争模式；国家对权力、利益和安全追逐的理性自私属性等基本原则。它纠正、完善了传统现实主义若干不合时展的缺陷，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的主义派别。它在强调国家行为体是主要国际行为体的同时，还点明了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它在强调相对收益的同时，还说明了合作、协调获取绝对收益的可能性；它在强调军事安全攸关国家生存的同时，还阐明了经济安全对国家的至关重要性；最为重要的是，它发展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安全观，认为权力不再是最终目的，权力是获取利益、保障安全的手段，这使其不再像权力政治那样极富进攻性而具有了某种自由主义式的协调性、融合性，为自身理论的发展开拓了视野。
地缘经济学认为国家所有的经济较量都是国家利益驱动的。只不过，地缘经济学强调的是国家经济利益，它的实现表现在就业人口扩大、市场扩张和产品出新上。地缘经济学强调国家的经济权力和国家的经济安全。为了本国的利益，国家要追求财富、权力、市场和工作机会，任何对本国国际经济地位进行挑战的国家对本国的经济安全都会构成威胁。地缘经济学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冷战后主要是竞争和对立的关系，特别是经济上的竞争与对抗。地缘经济学尽管赞同非国家行为体已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一员，但仍旧把主权国家作为研究冷战后国际关系的主要对象。可见，地缘经济学是以新现实主义为指导的，它是新现实主义在经济层面上的变种。说的严格一些，地缘经济学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新现实主义学派的一员。
(三)地缘经济学是经济民族主义理论
经济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一种重要形态，又称新重商主义、经济现实主义和国家主义。学术界在经济民族主义的定义问题上存在多视角问题。罗伯特·吉尔平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或如最初所称的重商主义)是由近代政治家的社会实践发展而来，主张政治是重于经济的第一位因素，经济民族主义是国家建设最基本信条，它主张市场要服从国家利益，政治因素确定(或至少应该)决定经济因素”。肖夏娜·B·坦赛从政治主张角度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是指一个国家的这样一种愿望：在世界经济体制范围内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运，以及本国领土范围内行使主权，决定谁可以开发自然资源，谁可以参与各经济部门的活动”。即还有一种观点从区域角度出发，认为经济民族主义即为东亚国家或地区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陈峰君对东亚经济民族主义的定义是：把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并赶超先进发达国家作为全国全民的核心任务；充分发挥国家和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杠杆作用，力图使之与市场经济有机融合为一体；在思想领域中利用东方儒家文化中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简言之，倡导“经济兴国”。
上述定义存在明显失误。它们并没有阐明经济民族主义(尤其是当代经济民族主义)的重大特征和实质，而且具有概念界定的理论局限和地区偏见。经济民族主义的定义离不开民族主义的本质属性：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尽管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定义，但往往都被界定为一种以民族感情、民族意识为基础的纲领、理想、学说或运动。”经济民族主义所追求的全部便是权力和财富，这还是经济民族主义所认同的民族利益。笔者并不赞同经济民族主义对政治权力的追求第一于经济利益的追求这种说法，反之亦然。经济民族主义通过国家权力来增进民族经济利益，又运用经济实力来获取国际社会权力。经济民族主义将两者放任等值的位置，没有必要分出高下。当代经济民族主义具有自由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双重特征。经济民族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历史范畴，当代经济民族主义已不再像重商主义、李斯特历史生产力理论、凯恩斯贸易超保护理论等早期经济民族主义那样极富侵略性了。
在强调相对收益的同时，它并不排斥绝对收益，竞争、冲突是其主要思维，但协调、合作也被采纳。在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趋势的作用和推动下，经济民族主义走出民族国家领域樊篱，将触角伸至国家周边并不断扩大外延，形成了扩大的经济民族主义——地区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是一个中性概念，这不仅是对民族国家本身存在理性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和非理性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而言，而且也是对第三世界经济民族主义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民族主义分别对旧有国际秩序的破坏和维护而言的，这分别是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和非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因此，经济民族主义是否可以这样定义：出于忠诚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增进民族利益的权力和财富。要求国家权力制定并实施符合这一考虑的经济战略和经济政策，保护、壮大民族经济并为民族经济的对外扩张赢取市场和资源。竞争、冲突是常态，合作、协调不可无，参与符合民族利益的区域一体化，争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世界经济机制和秩序。经济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内部利益集团相互博弈而产生的理论、主张、方针和运动。
地缘经济学要求国家运用公共权力推行战略经济政策，保护国家经济安全，培养国家经济竞争力，争夺世界经济优势。在强调国家干预这一点上与经济民族主义毫无二致。地缘经济学强调国际经济关系的地缘性。国家或地区间由于地域上的邻接性而产生地缘经济关系，当它们的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这些经济体就会汇合成新的更大的经济体并产生经济超常规发展现象。地缘经济学将世界经济划分为三个彼此竞争的区域经济集团，它们之间的联系和运动将对世界经济的结构和性质产生深刻影响。地缘经济学的地缘性观点可以为扩大的经济民族主义提供理论支持。地缘经济学强调更多的是国际经济关系中的竞争和冲突，关心更多的是相对经济收益，但它本身并不排斥合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两个地区之间由于经济产业结构、资源结构上的差异性，而通过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来共同促进发展，形成互补关系。地缘经济学的合作观点可以很好地解释当代经济民族主义对绝对收益的认可。
四、地缘经济学的启示
(一)冷战后国际经济斗争的目标是抢夺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成功的希望则是在高科技领域
如果一个国家首先控制在生物工程、电子计算机、电子通讯和新材料等领域中的专利权，它将不会受限于传统工业产品的关税壁垒，在国际贸易中赢取较大优势；高科技经济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外溢效应不仅存在边际成本递减、边际报酬递增特点。还可以优化、升级国内产业结构，以乘数效应拉动国民经济健康增长。如果我国在高科技产出领域中，哪怕只在一个或几个方面占有主导权，带来的成果，则可以用滚动发展的办法推动中国经济走向繁荣。这里最关键的因素是发明高科技专利的科学家是否属于中国，而现今中国羁绊人力资源创新的最大障碍恐怕便是体制的臃肿，因此，民族富强和国家昌盛需要的关键步骤便是富有生机的制度及机制催生出的高科技人才。
(二)冷战后国际经济斗争直接表现为跨国公司、企业和个人在国际经济上的斗争，而实质是国家间、政府间、政策水平间的较量
地缘经济环境下，国际关系交又发展的现实使企业在经济竞争中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困难。当一个国家在选择某一生产领域作为国家发展的主导领域时，其他国家相关领域的企业在没有本国政府的支持下就将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国际市场中的中国企业仅凭自身力量是难以有所作为的。中国政府的参与是必需的，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介入的范围与程度。也就是说，政府必须清楚哪些部门与活动可以调控战略与规划应该掌控，用什么手段来干预，通过什么途径来传递，怎样把握介入时机，如何做到恰到好处。实际上，这里讲的是干练而富有成效的经济决策机制，纯粹的行政官僚机构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此，必须创建学习型政府并培养一支高素质的专家治国队伍。
关键词：国际社会；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国际格局
中图分类号：D0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9-0026-02
一、关于国际格局理论的提出及发展
1.西方学界对国际格局理论的基奠
国际格局理论的提出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西方现实主义学派对当时美苏对抗格局的分析中提出两极结构、两极体系、两极格局。在现实主义关于“权力政治”的基础上，围绕“体系”、“结构”和“力量对比”来对当时的国际格局进行分析。“国际系统”、“国际结构”、“极”等国际格局的理论要素已基本具备[1]。
2004年英国学者巴里・布赞出版了学术著作《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在该书中巴里・布赞从国家对敌人与朋友的区分来确定自己的“政治身份”为切入点，通过对“极”的内涵及标准界定，将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区分为“超级大国”、“大国”和“地区大国”，并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复合格局”理论――超级大国+大国的国际格局模式：我们现在的处境：一超数强的“1+4”结构；未来选择可能的“2+X”或“0+X”格局。巴里・布赞还在他的“复合格局”中分析了不同模式中“极”和“身份”的互动关系[2]。
2.中国学者对国际格局理论的发展
“国际格局”的概念是中国学者提出的，但在使用中却比较混杂，包括“国际政治格局”“国际关系格局”“世界格局”“国际战略格局”等，学者对国际格局的表述也并不完全一致。梁守德、洪银娴认为“国际政治格局指活跃于世界舞台的主要角色之间相互作用和组合形成的一种结构。表现为主要角色在追求财富与权力，维护和平与发展等活动中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以及相互之间展开的多层次多方位的对抗与合作式样。”[3]戴德铮认为“所谓世界政治格局，是指活跃于世界舞台并充当主角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或者突出力量，在一定时期内相互联系、作用形成的一种框架、结构、态势。”[4]
武汉大学戴德铮教授结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对国际格局的内涵进行了深化，提出“世界格局，包括世界经济格局、世界政治格局、世界军事格局。它们是紧密联系、相互交织的。世界经济格局是世界政治格局的基础，并制约着世界政治格局，决定世界格局的大体面貌；世界军事格局是世界格局的保障力量，并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而变化。”[4]
中国学者关于国际格局的研究不但有大量的学术论文，还有许多相关著作出版：梁守德、洪银娴在1994年出版的著作《国际政治学理论》中将格局论作为独立的一章，围绕主角、主角间的关系、国际格局的式样，对国际格局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构建；李义虎在吸收国内研究成果，并借鉴西方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对国际格局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2004年出版了学术著作《国际格局论》。他的创新之处在于开始研究国际格局的作用规律和转换规律，并以此为基础对不同的国际格局进行分析。此外的相关著作还有：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国际关系格局――理论与现实》，作者方柏华；杜攻主编，1992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转换中的世界格局》，方柏华主编的《国际关系格局理论与实践》，尚伟主编的《国际格局与多极化》等。
3.对中外学者关于国际格局理论的评述
西方学者在进行研究时，多从“极”、“极化”的角度来分析主要行为体之间的力量对比，以及由力量对比为基础形成的彼此之间的结构（等级）关系，以“单极”、“两极”、“多极”、“复合结构”对这种关系进行表述。
中国学者提出了国际格局的概念，也围绕这一概念构建了“主角”、“国际格局的式样”等相关理论要素，并对“主角关系”、“国际格局的作用规律”进行了理论探索。但是在实践应用中这些理论往往会被抛开，回到西方研究的方法当中――以主要行为体的力量对比关系来分析国际关系，导致“国际格局”成为一个空泛的学术观点，只是对西方学者关于“单极”“两极”“多极”“复合结构”表述的一种概括。
总体看来，目前中外学者关于国际格局理论研究的基本理论与研究方式并未超脱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学派的范式，以实力来确定权力，以权力来确定等级秩序，以等级秩序确立国际体系，以这种国际体系中呈现的大国关系为框架来分析国际格局。
二、中外学者关于冷战之后国际格局的认识
苏联解体之后两极格局随之终结，对于将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新格局，中外学者在不同角度，给出了不同的判断。
1.单极格局
以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单极格局。在他1997年出版的《大棋局》中写道“美国对手的使美国处于一种独一无二的地位。它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真正的全球性超级大国”，美国学者威廉・沃尔佛斯提出国际体系是单极的。这种观点的依据是美国的军事、经济、技术等方面要绝对优于其他国家，这些物质力量为美国提供了雄厚的权力资源，支撑了美国对国际秩序的主导权[5]。这种观点到目前为止一直是西方的主流观点，被西方大部分学者和政界人士所认同和支持。
2.过渡期的“一超多强”“一超多极”和“一超数强”
中国政府和中国大部分学者支持的“一超多强”的观点。顾关福是较早对这一观点进行阐述的中国学者之一，他认为两极格局瓦解之后，世界呈“一超多强”结构。这是一个从两极到多级之间的过渡性的国际格局[6]。
英国学者巴里・布赞提出了一超数强的“1+4”结构，他认为“当今全球权力结构是由一个超级大国加上四个大国力量（中国、欧盟、日本、俄罗斯）所混合构成。在这个结构里，美国保持着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大国的数目或者保持不变，或者稍有增加（也许印度使自己进入大国的行列，也许俄罗斯会退出）。”“鉴于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和这些超级大国集团之间在实力、角色和地位上的差异，该体系显然不能被描述为是多极的。同样明显的是，美国根本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消除大国抗衡的可能性，更不用说有能力把国际体系从无政府状态转变为等级状态”[2]。
这种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认为这只是一种过渡阶段的格局结构，这种格局结构的特点是超级大国和大国共同主导国际秩序，超级大国对大国有绝对的实力优势，但却无法独自主导国际秩序，需要大国的配合。
3.复合格局
中国学者杜攻和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了“复合格局”，这里提到的“复合格局”是学界对约瑟・夫“立体棋局”观点的称呼[7]，中国学者杜攻和奈的分析方式和观点一致，故归为一类[7]。文中此前曾将巴里・布赞的观点亦称为“复合格局”，笔者认为约瑟・夫和杜攻是对国际格局中的主要行为体――国家、集团，在不同的领域、不同层次的比较分析，更近乎“多层格局”；而巴里・布赞的分析关注于“极”的多元――超级大国和大国并存，发展出不同的格局模式，并深入研究了不同模式对国际关系的不同影响，所以更符合“复合格局”的语义。
4.其他的观点
武汉大学戴德铮教授认为当今的国际格局是单极格局，“一超多强”是这种国际格局的特点；亦有学者认为以美国、俄罗斯、欧盟、中国、日本等几大力量为主的多极格局已经初步形成；还有学者认为当今是国际格局是单极与两极并存，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格局和美日同盟针对中国的两极格局并存[4]。
以上观点并没有对错之分，是中外学者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的国际环境提出的不同观点。即使同一时期的不同观点，也是立论的角度和侧重点不同。中外学者对于国际社会的现实认识上并不存在分歧，即对于国际体系当中主要力量――国家、国家集团的对比，以及有这种对比关系而确立的国际秩序的认识是统一的。只是对国际秩序不显出来的特征――国际格局解读稍有不同罢了，这好比大家都看到同一个完整的苹果，但有的人可能会觉得绿一点，有的人可能会觉得红一点。
三、全球化背景下对未来国际格局的展望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信息通信技术与交通运输行业的发展，国家间的贸易往来更加密切，经贸关系将各国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更加巩固和深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学者都对未来的国际格局做出了自己的分析判断。当今是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格局，一超多强的并存是当今国际格局显著的特点，多极化是将来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这是中外学界的共识。深入研究国际格局演变的规律及其对于国际秩序、国际体系的影响，通过国际格局这个路径认识和把握国际体系的发展变化，帮助人们构建更有利于国际和平、稳定、发展的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外学者的共同责任和义务。
参考文献：
[1]肯尼斯・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2]巴里・布赞.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
[3]梁守德，洪银娴.国际政治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戴德铮.国际政治学要论：国际政治态势与战略应对[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
[5]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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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同上。
[5]《国际条约集（1945-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458-459页。
[6]刘清涛：《二战后菲美安全关系的透视》，暨南大学2013年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7]王铁崖等编： 《联合国基本文件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
[8]《中华法学大辞典》（国际法学卷），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页。
[9]George K. Walker， Anticipatory Collective Self-Defense in the Charter Era： What the Treaties Have Said， in 31 Cornel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1998）， p. 352.
[10]：《论禁止使用武力原则――联合国第二条第四项法理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82页。
[11]U.S. Senate，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on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in Executive Report No.8， p.13.
[12]Yoram Dinstein， War， Aggression and Self-Defense， p.174.
[13]具体的表述为：1960年《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第5条：“各缔约国宣誓在日本国施政的领域下，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武力攻击，依照本国宪法的规定和手续，采取行动对付共同的危险。”《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第3条：“各缔约国承认，在太平洋地区各自管辖的领土，或日后被一方缔约国所认可的合法管辖区的领土内受到武力攻击，危及其和平与安全，可宣布依照自国宪法程序，采取行动应对共同的危险。《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第4条：“各缔约国认为，在太平洋地区对缔约国任何一方的武力进攻将危及自国的和平与安全，可宣布按照宪法手续采取行动应对共同的危险。”《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第5条：“各缔约方认为，在西太平洋地区对任何一方领域的武力攻击可危及其和平及安全，可宣布依照宪法手续，对付共同的危险而行动。”
[14]余民才：《国际法上自卫权实施机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4页。
[15]【日】高坂正饶：《详解：日美关系年表》，日本PHP研究所1985年版，第75页。
[16]朱锋：《“周边事态” ：矛盾与问题――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和相关法案的思考》，载《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8期。
[17]《朝日新闻》， 1999 年1月27日。
[18]Judith Gardam， Necessity， Proportionality and the Use of Force by St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63.
[19]Bautista， Lowell B. （February 2012）. "The Implications of Recent Decisions on the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Boundary Dispute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Maritime Energy Resources in Asia Legal Regimes and Cooperation？： NBR Special Report 37.
[20]浮动领土，又称拟制领土，一般指一国的船舶、航空器等，是法律上为了解决管辖权问题而产生的一种假设。以我国王铁崖为代表的一些专家并不承认浮动领土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可参见王铁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67页。
[21]1960年《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第5条，《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第3条，《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第4条，《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第5条。
[22]王屏：《集体自卫权――“日美军事同盟”的本质性特征》，载《亚非纵横》2014年第4期。
[23]Goodrich and Hambro.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mmentary and Documents1949，pp. 303-304.
[24]余民才：《国际法上自卫权实施机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3页。
[25]Dissenting Opinion of Judge Schwebel， pp. 373-377， paras. 221-230.
[26]Yoram Dinstein， War， Aggression and Self-Defense， p.217.
[27]杨泽伟：《联合国改革的国际法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68页。
[28]Julius Stone， Legal Control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London， 1959， p.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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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学者关注的是英国对待加入欧洲一体化表现出来的独特态度。主要有陆梅《英国在欧洲一体化上政策摇摆的多元形成因》赵怀普《英国缘何对欧盟若即若离》王鹤的《论英国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分别论述了从二战结束以来一直到二十世纪末英国对待欧洲一体化的态度的变化。陆梅在其论文《英国在欧洲一体化上政策摇摆的多元形成因》谈到了英国与欧州一体化若即若离的原因主要有三因素:地理因素、历史因素、英美特殊关系。
赵怀普《英国缘何对欧盟若即若离》指出了三个因素影响英国对待欧盟的态度:入盟涉及英国的对外战略选择、入盟侵蚀英国的主权、入盟冲击英美特殊关系。作者认为英国与欧洲一体化若即若离的困境是由深层次英国的独特政治文化和外交传统决定的,这同时意味着摆脱这一困境的艰难。
王鹤在其文章《论英国与欧洲一体化———评价英国政府的欧盟政策》按照时间顺序表述了英国与欧盟的关系,从70年代加入加入欧共体始终是一个难以合作的伙伴。以后自80年代末期以来英国在欧盟中处于一种自我选择的孤立状态,主要政策可以总结为不全盘接受欧盟又不从欧盟中退出;立足点是本国的国家利益为主要立足点。指出主要的英国与欧盟的争论点包括两个方面就是主权问题的争论和经济问题的争论。
有的学者从议会政党政治的角度来分析英国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主要代表有李世安《英国议会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扞卫国家主权和利益的政策与措施》以及王展鹏《政治文化的趋同与英国工党的亲欧转变》、谢峰的《英国保守党欧洲一体化政策评述》,这三篇文章分别从议会如何扞卫主权以及工党、保守党如何对待欧洲一体化角度来表明欧洲一体化对英国的影响。王展鹏关注与工党对欧洲政策的转变在其《政治文化的趋同与英国工党的亲欧转变》一文中提出了这样的看法总的来讲工党政策在八十年代中期前后由反欧向亲欧方向转变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欧共体早期的政策与工党国有化、福利国家的理想是有冲突的。另一方面80年代中后期欧共体自己采取了一些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措施而工党自身选举的连续失败转向了第三条道路(即新的社会民主主义)二者在某些方面是有契合点的。作者认为国内研究欧洲一体化问题时往往重视文化差异所构成的障碍,忽略了同样重要的另一方面,即文化的趋同与文化学习的过程。谢峰在他的论文《英国保守党欧洲一体化政策评述》提出了究保守党的对欧政策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个各方面进行研究其一是保守党领导核心公开的对欧政策其二是保守党内部与前者向差异的个人组织和派别对欧洲一体化的意见。
关键词：国家形象；传媒；塑造机制
中图分类号：{D03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11-0016-04
美国国际关系专家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认为，冷战的胜利与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全球化是通过新闻、娱乐、广告这些“软实力”得以实现的。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长，以及奥运、世博会等重大项目的举办，与中国有关的符号在国际舞台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在这个背景下，国家形象作为一种软实力的重要性凸显，吸引众多学者参与到国家形象的研究中。其中，随着国家形象越来越符号化，媒体也越来越有能力塑造国家形象，传播学成为国家形象研究的重要学科。因此，在传播学的视野下审视国家形象研究对其自身发展将有裨益。
国家形象作为存在于一般人心中关于一个国家的整体评价与感情的综合体，并非软实力的简单拼凑相加，而是各种构成软实力的要素相互交融的结果，“是一个国家的无形资产”[1]。同时，构成国家形象的诸多要素不仅仅只包括软实力，它具有整体性和多维性，是综合国力的体现。因此，在研究国家形象中，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化和社会观念层面上的研究，同时也要不能忽略了硬实力以及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综合运用。在这种观点下，国家形象实际上是一国“巧实力”（smart power）战略下的国家软权力[2]。
国家形象的构建，实际上是一种国际话语权的构建；国家形象的较量，实质也是国际话语权的争夺。而国家形象的产生，尽管可能在其产生的源头、渠道和接受受到扭曲，但是始终是基于一国的实际情况，对其现状的某种形式的反应。国际形象的产生的“果”是国际社会公众对某一国家的整体评价与感情，而“因”是一个国家自身所处环境、战略决策、自我定位以及综合实力的结果。“国家形象总是和国家的行为、各种活动及其成果有着内在的关联，是国家各种活动的外在显示与表露。但国家形象虽作用于国际，但就其内容而言，国家形象却是跟国内事物的延伸或反应。
一、传播学中国家形象的研究对象及内容
从所涉及学科上来看，就目前国家形象研究的理论基础而言，大致涉及政治学、外交学、传播学（包括国际传播理论）、舆论学、公共关系学、广告学等相关理论[3]。这种广泛的跨学科背景，使得国家形象从定义到内容变得多元。总体而言，对国家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关系和传播学两个方向上，分别对应政治权力以及话语权力。
目前学界对国家形象的定义并没有共识，不同学者从自身学科出发对国家形象进行了界定，使得国家形象的内涵呈多样化趋势。如为了避免外延过泛，有些学者尝试缩小国家形象的内涵对其进行界定，借用如国家品牌、国家身份等概念来定义国家形象，但又使得国家形象内涵过小，不足以概括解释国家形象的其他面向。可以说，目前在定义上缺乏共识，使得国家形象研究或遇上面临外延过宽或内涵过小的问题。因此，厘清国家形象内涵与外延，明确国家形象进行定义，对国家形象研究有十分必要。
徐小鸽较早提出国家形象定义，认为国家形象“指的是一个国家在国际新闻流动中所形成的形象，或者说是指一国在他国新闻媒介的新闻和言论报道中所呈现的形象。”这个定义强调了新闻舆论在国家形象中的作用，但却用形象解释形象，并不能准备描绘出国家形象的轮廓，于此类似的还有赵雪波、崔保国以及李希光等人给出的定义。管文虎将国家形象定义为一个综合体，它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这个定义注意到了国家形象在不同群体之间可能有不同的投射，并列出国家形象的内容。刘小燕认为“国家形象是指国家的客观状态在公众舆论中的投影，也就是社会公众对国家的印象、看法、态度、评价的综合反映，是公众对国家所具有的情感和意志的总和”。这一定义较之前的定义更加丰富，它表明国家形象并不等于国家的客观情况，前者是在经过某种机制之后在公众舆论的投射。同时，国家形象还涉及情感判断。在这个基础上，丁磊提出“国家形象是指外部公众对一国的总体认知和总体评价，其中渗透了主体对评价客体的道德判断和情感倾向，反映了国家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相互身份认同关系，是形象间交往互动的产物”。这个定义一方面包含了认知、情感以及态度等立体的国家形象感知，另一方面也强调形象之间也可能相互影响的特性。另外一方面，有些学者则避免用严格的定义来界定国家形象，如刘继南与何辉将其归纳为几个视角：1.文本、制度与受众互动；2.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3.传播技巧；4.传播渠道；5.公关品牌的角度[4]从这个区分归类中，囊括了从宏观的国际关系到微观的传播技巧，涉及人民、政府、媒体这三个国际形象研究中的主体，既包括国家形象的内容，也包含国家形象的传播渠道。
其他一些学者则根据国家形象与商业上“品牌”这一概念的相似性进行界定。比如，谢明慧等从市场营销的角度定义了国家形象，他们认为，关于国家形象的定义可以划分为三组：1.整体国家形象；2.总产品的国家形象；3.特定产品的国家形象。这三组概念从整体到部分，从抽象到具体，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此外，也有学者将借助市场定位和形象管理的方法，或从旅游的角度探讨国家形象[4]。
从总体上看，对国家形象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成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播学中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明确国家形象的概念对研究传媒与国家形象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确立了明确地定义了国家形象的研究范围，使得媒介在涉入国家形象时有了清楚的研究对象，也指明国家形象研究的内容，排除了构成国家形象研究中的其他因素，确定了媒介与国家形象研究之间的交集。如“国家的客观状态在公众舆论的投影”这一定义，我们可以研究国家的客观状态是如何在公众舆论投影的、投影出什么效果、投影经过什么机制、谁在投影中产生了影响等诸多与媒介相关的议题。
二、传媒与国家形象塑造的机制
尽管学科背景不同，但不同学者都将媒体视为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的重要过程，将焦点投向媒体对国家形象的塑造的影响，机制及效果。
1.信息学说与系统学视角。传媒中的国家形象，实际是一个信息生产、流动、编码解码的过程。张毓强从信息学和系统学的视角，把国家形象的信息从国内流向国际舆论再流向主控族群的过程构筑成一个系统。国家系统由于内部物质运动，政策调整而发出信息，这些信息被系统内部加工，在国家和组织通过一定的信道带着一定意识形态的加工后，又经过信息接收者自身的加工，发生了多级变形，后最终形成形象。这个系统比较细致且准确得描绘了作为信息的国家形象是如何在相关参与者之间流动的[1]。
2.新闻专业主义视角。国家形象不能靠新闻媒体来打造，但是新闻媒体和国家形象的塑造并非没有关系。[4]”熊蕾将经典的新闻理论运用到媒体与国家形象上，认为“对各种新闻事件，新闻媒体报还是不报，以及从何种角度去报，对国家形象都有影响。”另一方面，“媒体自身作为独立行为者，其行为方式也成为国家形象的构成部分。”特别是如中央电视台、BBC这类国家电视台附着国家形象信息更为强烈。“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和倡导，对于社会风气的形成演化，也有促进或促退的作用，直接间接关系到国家形象的塑造。[5]”媒介在国际公众舆论中创造了一个拟态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必然产生对议题的操纵，国家形象并不能避免这个过程。程曼丽从议程设置角度出发，认为国家形象并不必然随着其内容改善而改善。因为媒介实力、语言强势、经济基础等因素的不平衡，国际舆论的议题设置权力总是掌握在占据优势地位的国家，发展中国家国家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发达国家占有大量的信息资源，不仅自身能将带有国家形象的讯息传达出去，还能影响其他国家、媒体对其内容进行转载、传播，形成国家形象的“二次传播”。这实际上是对国际社会认知和评价某一国家的国家形象设置框架和议题。在考察了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的区别之后，胡晓明用框架理论分析传媒对国家形象的塑造。他认为，在国际传播中，跨国媒体通过对社会事件的截选、报道和诠释而形成理解对方社会发展和国家形象的“框架”，这个选取的过程就可以叫做“框定”。“框定”代表了国际事务的优先重视程度[6]。框架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在报道中，不同的框架框定不同的争端，而这些框架中渗透了政治价值观并决定时间的文化意义。
3.表达形式的视角。新闻报道这种方式在呈现国家形象时固然有传播速度快、传播频率高、传播范围广、传播人数多的优点[7]，但却只能在相同政治观点、宗教观点和意识形态立场受众的支持和拥护。面对全球化时代，文化多元呈现，通过带有比较明显的政治色彩、宗教色彩和意识形态色彩的传播方式显然无法胜任国家形象的构建。明安香区分了国家形象中“硬传播”与“软传播”两种传播方式。较之新闻报道、时事评论、政治宣传的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新闻、大众传播媒介、部分新闻性、学术性、政治性的期刊和图书，以及户外广告等媒介传播和人际传播渠道这类“硬传播”，“软传播”意识形态色彩并不突出，多以娱乐、休闲、文艺和文化传播等形式出现，而这种意识色彩较淡的内容与形式有天然的感染力和渗透力，对不同地域和文化的受众来说更容易接受。最后他概括传媒在塑造国家形象时应“软硬兼施”、不可偏废。王众一则通过对日本二战后现代化与电影所展示精神之间关系的分析，展示了影视作品等表象媒体在折射时代意识，形成国家形象方面起着重大的作用。
4.符号学视角。博德里亚尔认为符号构造的真实是一种“超真实”这一观点，认为当今社会正从“拟真”向“超真”发展。沿用这一视角，张昆在《国家形象传播》中认为传媒呈现的客观世界和实在的客观并不能划等号。地理、文化、心理、政治、外交等这些因素阻碍了各国人民之间相互实地了解的可能，因此“被报道对象远离受众经验所能接触的范围，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不易得到检验，反馈效率低下，受众心目中一国的国家形象基本上是他所接触的大众传媒所营造的[8]”但必须指出的是，只用符号角度来解读国家形象，不可避免其背后权力的机制。因此，从符号学视角出发，还需考察符号是如何产生、表达机制等问题。
5.受众视角。国家形象的最终要作用于公众，段鹏在其专著《国家形象建构中的传播策略》中，将国家形象的概念分为国家实体形象、国家虚拟形象和公众认知形象三个层次。国家实体形象即国家本原状态，是国家形象在客观世界主要是在国际上的客观面貌，是先于认知而存在的；国家虚拟形象，通常指媒体国家形象，是主客观相统一的间接形象和观念形象，是在国与国博弈中、一国媒体与另一国媒体博弈中所形成的带有倾向性的形象，是依据国家利益而制定和实施的；公众认知形象，又可称为国家主观形象。它本质上是国家虚拟形象对外部公众的一种影响，是国家实体形象在外部公众意识中的反映。但公众也有自己的认知判断能力，通过个体交往和本国媒体加工过的信息来认识它国形象。外部公众主要分为国家精英和普通大众，国家精英因教育程度更高、国际交往更频繁等原因，对他国国家形象有着更深刻、更真实的认识。
6.传媒与国家权力的视角。传媒在生产国家形象的过程中，不能不与国家权力产生交集。不少学者围绕着“权力”或“话语权”这两个核心概念来进行，强调“不仅仅是利润和物质利益，更在于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统治，话语的主导， 以及解释的框架和权力。[9]”刘小燕认为大众媒体是国际关系中权力的展现。大众媒体能够运用其话语资源，在国家形象上能够为社会公众设置舆论议题，形成评价规范，通过国际报道和时评来影响对一国公家形象的评论和定位。在这里，大众媒体扮演的是“促销者”这一角色。媒体塑造国家形象，取决于与媒体塑造国家形象的张力和影响力，与国家、媒体自身的强弱，也与二者之间关系有关。刘小燕在文中接着论述大众媒体塑造国家形象的条件：第一，媒体自身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话语权。这取决于传媒自身的实力与公信力；第二，媒体塑造国家形象是为一定的利益和目标服务的；第三，媒体对国家形象的塑造还取决于媒体与国家关系的亲疏程度。国家权力不仅体现在国内的媒体上，也体现在国际媒体上。李正国在《国家形象构建》中，认为媒介对国家形象的塑造是基于国家实力的。在当代国际社会中，实力强大的发达国家有能力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操控，使得后者在行为和观念上与其自身利益保持一致。国家可以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把自己的方针政策议程，通过影响媒体设定为国际社会的议程，形成对自己有利的舆论态势，将其转变成一种社会控制[10]。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背后还需要全球性的媒体及制度作为支撑。胡鞍钢、张晓群提出传媒实力的概念、构成及指标体系，并通过对一些国家媒体实力的计算检验了这套指标。传播实力与传播基础、国内传播、国际传播、传媒经济想联系。这些指标越发达，国家形象建构的权力也越大。
三、传媒塑造国家形象的途径与策略
如同在国内传播一样，为了劝服国际公众，改变他们对一国的看法，必须根据一国的基本情况制定相应的策略。学界对传媒塑造国际形象的途径和策略经历了一个由微观到宏观，由技巧到策略的过程。
张昆从“己方”的角度，概括了五种新闻传媒构建国家形象的策略。第一，借题发挥，利用“媒介事件”塑造国家形象；第二，通过对特殊任务形象的塑造来建构国家形象，如打造知名人物；第三，心理暗示，潜移默化中塑造国家形象；第四，在驳斥对方中塑造国家形象；第五，先发制人，引导舆论。张昆关于传媒形象构建国家形象的理论不足之处在于：第一，这是基于“硬传播”层面的。强调新闻、舆论这些明显带有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色彩的信息而忽略了诸如文化吸引力等“软传播”方面的要素；第二，过于强调传媒的技巧性而忽略国家形象背后宏观的因素；第三，强调对抗性，过于从己方角度看国际关系。事实上，国家形象是国际关系背后权力博弈的表现之一，其既有对抗的一面，也有合作的一面。只从对抗的角度看问题，容易以阴谋论来看他国对己方的报道。同时国际形象构建过程中的相关者远远不止两国双方，而包含了诸多相关者，只从己方的角度看问题，容易忽略其他因素的影响。程曼丽的视角更加宏观，她认为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还要注意融入世界话语体系以及遵循国际通行的标准、规范。只有遵循国际惯例，使带有国家形象的讯息在编码、释码、译码的方式与目标受众相一致，才能进行有效的国家形象塑造和传播李正国还从传播实力对比出发，在本国媒体实力较强的情况下，往往直接运用大众媒体展开宣传。而但媒体实力相对较弱的情况下，则适合运用公关的方法，通过外媒来达成对信息的转发。于朝晖从宏观的、战略的角度提出了国家形象的“战略传播管理”这一概念。她将“战略传播管理”定义为：指社会组织以软权力为基础，以形象塑造、身份建构、态度转变和价值认同为外交和安全战略目标，以战略传播为核心，旨在整合公共外交的机制、功能、策略、资源，提升国家形象影响力的一宗政策行为规范系统[8]。战略传播管理有三种层次，对应着不同的实施途径。第一层次官方渠道，应进行严格控制；第二层次是半官方渠道，包括政府公关、媒介关系、市场营销、个人角色等；第三层层次是非官方渠道。包括文化教育交流、流行文化、电影、音乐，这些因素也同样可以影响国外公众的观点和看法，难以控制但不能忽视的。战略传播管理这一概念体系内容较为完备，层次分明，反应出国家形象层次和内容的复杂性。段鹏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看，进一步完善了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战略和策略。首先他认为从宏观层面上，必须注意总体政策和体制战略、资金战略、规模战略、以及人才战略五个战略层面综合运用。至于微观层面，他提出全球本土化、注意时效、善于运用技术与技巧以及建立危机应对战略。段鹏对技巧的总结，不仅层次分明，从宏观的角度来把握传媒塑造国家形象的战略政策，也从微观角度指明了传媒的具体操作技巧，而且这些战略和技巧都分别涉及了国内公众、政府、国内传媒、国际传媒与国外公众，构成一个完整的策略。这些技巧别加入了危机战略，适应了现代媒体信息传输越来越快、影响力越来越打且破坏力也越来越强的特点，体现了一种动态塑造国家形象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媒介事件作为集中展示国家形象的一种手段越来越受到学者和媒体从业者的注目。戴扬和卡茨媒介事件在国家形象中的特点作用：首先，尽管举办奥运会、世博会等一系列盛会花费不菲，但是各国依然激烈竞争举办权首先、媒介事件能使一国成为全球媒介和舆论关注的焦点；其次，全这类活动举世瞩目，能够在其举办前与举办过程中制造许多话题，引发共同讨论；最后，媒体事件中的人物与国家形象息息相关，甚至成为一国形象的代表[5]以日本、韩国在战后举办奥运会的过程中，成功塑造崛起、向上的国家形象来证明媒介事件的运用对于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性。媒介环境的巨大变化，新媒体在全球的迅速普及，吸引了学者的研究目光。何辉、刘鹏在《新传媒环境中中国政府行为方式与国家形象》一书别指出新传媒环境有着区别于传统传媒环境的独特性，其传播方向、速度以及效果更加难以预料。因此他们建议应注意新的传播规律，包括：注重舆论的多元化、围绕受众的主体地位以及新媒体中国家形象传播的不确定性。随着人类社会进入迈入信息时代，新媒体中的国家形象将是未来需要更多研究的议题。
四、总 结
总体而言，近十年来国家形象与媒介关系的研究出现“东热西冷”的局面，发展中国家如中国比较系统地引入西方学界的研究理论，而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零碎。这点体现在这个局面的出现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国外国家形象的研究早在冷战时期便以兴起，并达到相当的高度，他们主要既成从宏观的国际关系、权力斗争来及动力因素来研究，也从微观的认知心理、传播过程、舆论塑造的角度入手。而至今而言，国家形象与媒介的关系在实际运作的层面并没有出现结构性的转变。而且随着冷战的结束，对本国国家形象建立与维护，对敌国国家形象的贬损这一任务相较于全球化、信息化带来的发展问题变得次要。因此西方学界对国家形象的关注也失去原有强大的动力，而媒介与国家形象的关系的研究也相对减少；第二，西方发达国家的传媒业实施上支配这全球的传播体系，是名副其实的媒介帝国主义践行者。他们拥有这全球话语权，在有关国家形象的塑造处于把关人的角色。因此，他们并不需要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那样处于改善国家的目的特别关注国家形象问题。第三，发展中国家意识到国家形象与国家利益的紧密联系，而长久以来这些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媒介行业中的形象往往是残缺、负面以及歧视性的，国家形象这一“软权力”的缺失造成了国家利益实际上的受损。因此这些国家特别注重国家形象的研究，而作为构建国家形象重要渠道的媒介，也受到特别关注。
近十年来，国内国家形象与媒介关系的研究呈现出几点不足。1.研究数量较多，不仅学者较多，专著也不少。但事实上大部分论文是评论式而非研究式的，其内容同质化程度较高。2.侧重技巧而忽略基础理论的研究。国内学者往往套用国外学者研究成果，在具体研究上不够深入细致。3.当前研究国家形象的学者多以传播学、新闻学和国际关系学为主。尽管这些学者都承认国家形象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但是这些学者因为学术背景的原因，常常囿于本专业进行解释，而缺乏跨学科的视角。4.研究功利化问题是研究也是国内学者一个弊病。中国对提高改善国家形象的迫切需要使得学者更传播技巧而忽视更深层次因素的考量。学者往往能借用“拟态环境”、“议程设置”等理论并试图将其具体化、操作化，但是却没有考察国家形象中媒体背后的权力关系。
具体而言，国内学者对国家形象的研究应改善以下几方面。1.进行跨学科研究，虽然媒介与国家形象关系应以传播学者为主，但传播学者应扩展自己的视野，综合国际关系、权力、社会学等学科进行研究。2.既要研究具体的传播策略，也要重视基础理论的发展。3.传播学的本土化是由来已久的命题，考察国家形象与媒介关系时也应进行本土化。在“中国模式”受热议的情况下，应避免照搬西方相关理论。从因然和使然来来讲，本土化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应被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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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攻心为上”。在伊拉克战争的后期，美国驻军司令彼得雷乌斯极力主张，美国要投入巨大的财力、人力，致力于收取当地居民的人心。当初他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即批评美国政府和官员的习惯做法，即“不愿花时间去了解对方的特性，包括与我们对抗的社会、我们支持的政府以及我们的敌人”。在彼得雷乌斯指挥下，美军加强伊拉克军队建设，提高情治机构的效率，以遏制暴力事件的频频发生。同时，美军还着手恢复城市供水、供电，确保医院、学校的运转，提高当地经济发展的活力，组织地方政府选举，等等。
从此，在伊拉克，政治暗战取代了武力冲突，成为伊拉克战争后期的主旋律。尽管当地政治仍然暗流涌动，不时发生暴力事件，可是频率及规模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这就是奥巴马从伊拉克全部撤出美国战斗部队的先决条件。
美军是在被其征服的敌国境内作战，矛盾之尖锐很难调和，何况伊拉克遍布炸药、火箭筒、自动枪及弹药，极难管制。尽管美国在伊拉克驻军旷日持久，虚耗国力，却仍能收到“攻心为上”的功效。
中国古哲说过，“凡伐国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胜为上，兵胜为下。是故，圣人之伐国攻敌也，务在先服其心。”其理至明，中国古代谋略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不胜枚举。
至于新疆反恐斗争，伊斯兰教主流并未与中国政府发生碰撞，仅部分极端势力提出挑战而已，何况反恐斗争毕竟是在中国境内进行，新疆社会上又不存在大批失控的武器。地方当局与美军在伊拉克的处境相比，主客异势，享有巨大的优势地位。
二是切断恐怖组织的资金链。切断资金链，是一场静悄悄，然而非常有效的反恐措施。对此，美国初始联合欧洲国家，继而更与多数国家合作，实行全方位的协调，获得的经验可能对在新疆打击恐怖行动有所启发。
9·11恐怖袭击后，美国强调，不仅要追剿，还要切断资金链。美国公开指出哪些组织、个人正在为恐怖活动提供资金，并且与相关国家合作，冻结了那些涉嫌组织或个人的银行账户。有关资金链的情报都准确无误。理由显而易见。因为人们没有理由，决不会转移资金。但凡资金转账的理由牵强附会，必有不足为外人道的缘由。蹊跷的转账露出蛛丝马迹，顺藤摸瓜即可获得有用的信息。
美国认为，资金是恐怖活动的生命线，切断资金来源，不但可以遏制恐怖组织的蔓延，而且可以对实行搜索、追捕乃至“定点清除”。过去此法有效，后来效果却难以维持。在穆斯林地区，民众惯于使用原始的资金转移法，不留下文字记录。恐怖组织更不会借助金融手段，让掌握现代化跟踪手段的当局顺藤摸瓜。
新疆情况又不同。境外联系体现在精神支撑以及对个别人员的业务指导，而不是从境外汇寄巨额资金，更不是经由银行转账。新疆恐怖组织采取行动前，不需要多少资金支持。自成体系，自生自灭，自我筹措资金，同外界的资金支持没有多大的关系。即使需要获得资金，收取资助，也是随身过手，并不借助银行转账。
综上所述，新疆反恐应从“攻心为上”着手。
【关键词】金融安全 风险控制 危机预警模型
国家安全始终是世界所有国家都十分关注的话题。在传统意义上，国家安全主要指国家独立、以及现存的基本制度和基本价值观不受破坏（高鸿桢，2005）。从现代意义上看，经济安全也包括其中，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也是整个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由美国次贷引发的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由于这场危机发生之突然、传播之快速、传播面之广泛、影响程度之深远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人们纷纷质疑，为什么对金融危机及其预警已做了长期研究的欧美发达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都没有能够事前对这场金融危机作出有效的预测和预警呢？为什么那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对这场金融危机也没有能够预先加以防备而束手无策呢？这一方面说明了金融危机预警的确还是一个尚未很好解决的世界难题，另一方面也更加突显出建立完备的金融安全预警系统是多么迫切的重要任务。
一、国外对金融安全预警及风险控制的研究
金融安全预警系统（financial security early-warning system）在国外的研究中又称为金融危机预警系统或早期预警系统，即early-warning system，简称EWS。伴随着各种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以及危机影响的日益扩大，对金融安全预警系统的研究已成为各国政府、学术界以及各个国际经济组织均十分关注的焦点。尽管各国的研究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金融危机的成因与机理已经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由于金融安全的相关研究几乎涵盖了整个金融体系的方方面面，而且各个国家背景不同，所研究的时期又有差异，以及各国宏观经济与金融环境存在差别，各种影响金融安全因素的作用机制又在不断变化，因此至今在金融安全影响因素的判断、金融危机的预警机制以及金融安全预警方法等方面还难以形成共识。
对于危机问题最早的论述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甚至更早的文献，其后的马歇尔、马克思、凯恩斯等经济学大师也对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有过详细论述。
马克思将货币危机划分为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危机和独立的货币危机两种类型，并将危机的成因解释为：货币出现时的商品买卖在实践和空间上的分离，导致货币与商品转化过程出现不确定性，从而为货币支付危机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凯恩斯在其《通论》中则以“不确定性”来说明和理解金融危机的出现。他在宏观经济模型的基础上认为，危机的形成机制在于人们一旦意识到存在“过度乐观引致抢购风潮的市场”，觉醒的力量将势不可挡，资本的边际效率如果受到冲击，则可能使经济出现大规模的倒退。
在此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日趋复杂，金融危机的危害日益扩大，金融危机预警模型得到建立和发展。然而对各种金融危机预警模型加以统一梳理较为困难。由于金融安全预警本身存在方法悖论，在应用样本上差别较大，使得金融安全预警模型的研究更千差万别。在此可以主要按照事件发展的脉络，对各类金融危机预警模型的演进作初步的归纳：
以Kaminsky等（1997）的经典论文为界线，金融危机预警模型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1997年以前和1997年以后两个主要时期。
（一）1997年以前的金融危机预警模型
归纳起来，1997年以前金融危机预警模型的发展主要有两种结构类型：第一种结构的危机预警模型实际上是一种危机识别模型，这种模型主要是通过分析各种预警指标在危机发生前后的数量特征，检验其是否存在着被我们捕捉到的异常来事先预警的，其中的预警指标基本来源于相应的理论模型对危机的解释。第二种结构的预警模型则将金融危机事实以潜在的金融危机作为被预警的直接对象，如以货币压力指数EMPI为标准识别的金融危机，通过判断指数波动是否超出相应临界水平进行金融危机识别（贾彦东和张红星，2006a）。此类模型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利用新的计量分析工具对安全因素进行更准确的分析方面。
（二）1997年以后的金融危机预警模型
1997年以后的金融危机预警研究，主要是对影响因素分析式模型的改进和拓展。与以前的研究相比，在危机界定方面和指标覆盖范围方面有新的发展，预警模型选用的计量经济工具和统计技术也有了明显的飞跃。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有：Burkart和Coudert（2000）运用专家评判法进行的危机界定与原有界定的比较研究；Ghosh（2002）引入货币危机深度测评的危机识别方法，对货币危机的界定研究；Zhang（2001）的研究采用了单一指标判断再综合判断的识别方式，即选用汇率、外汇储备、国内利率等变量，认为只要有一个变量超出临界水平则表明发生了危机。
二、国内学者对金融安全预警及风险控制的研究及应用
自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学者开始真正重视金融安全方面的研究。从国内看，研究的焦点主要在金融安全理论及其相关方面。目前国内对金融安全问题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而且很多研究都集中于探讨安全理论与中国安全现状，即对可能造成中国金融安全问题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对体制变迁下的金融安全变化进行描述，而真正实证方面的研究还相对较少。
求学网为大家收集整理了公共投资主导的德国智库，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与英美等西方国家相比，德国智库的优势在于其政府直接资助的公共智库比重高、影响力强，资金的分配和使用机制好，激励性强，政策研究方式的转变也适应了形势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学术型智库成主力
学术型智库是德国数量最多的智库类型，占德国智库的75%。其组织形式又可以划分为三类：一是由政府直接建立但在公共部门指导原则之内独立运作的政策研究机构，如国际关系和安全事务研究所。二是非大学的政策研究机构，最有代表性的是莱布尼茨研究所。这些政策研究机构群更强调自身超党派、超政治立场的性质。三是附属于大学的政策研究中心。这类智库在组织方面虽隶属各大学，但其主要运行经费则部分来自政府，部分来自私人基金会。如著名的慕尼黑大学应用政策研究中心就受到欧盟以及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和贝塔斯曼基金会的资助。
代言型智库在德国不如在奉行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政策的英美国家盛行，其规模也远没有那么大。较常见的是那些依附于各行业协会的政策研究机构，如德国贸易联合会、雇主联合会、纳税人联合会以及其他一些宗教特殊利益团体，都设有政策研究组织。近年来，德国一些大的利益集团对代言型智库的兴趣和资金投入较以往有明显增加。
在德国，各主要政党都有支持各自政策主张的政治基金会。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基金会有6个。这些基金会虽然在政治上支持各自的党派，但并没有组织隶属关系，不像一般代言型智库那样对背后的利益集团具有那么强大的依附力。
公共资金保障智库公益性
德国社会高度期望智库能够与企业特殊利益划清界限，因此受政府财政资金资助的智库比例非常高。据统计，德国有75%以上的智库接受政府公共资金的资助。德国联邦和州政府，一般对各州学术型智库的资助按照1∶1的比例均摊。
德国政治基金会的资金同样绝大部分来自德国联邦和州的公共预算。根据阿登纳基金会公布的2010年度预算，公共财政资金占全部资金总量的96.8%，仅有0.5%的资金来自私人捐助。2008年到2010年，每年平均有4亿多欧元注入6大政治基金会。这些资金主要以三种形式划拨给各基金会：行政资金，用于维持基金会各机构的正常运转，约占年资金总额的30%;项目资金，如国际合作、政策研究、人才培养、留学生资助等项目资金，约占年预算总额的近70%;特别资金，主要用于分担各基金会政治教育工作的费用。这种以公共财政资金对智库进行直接支持的运作机制，保证了智库免受利益集团的过多干预，更容易从全局角度开展符合公众利益的政策研究。
适应社会政治变迁的新趋势
随着政治社会环境的变迁，德国智库本身的构造、角色以及对公众和决策过程的影响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
趋势一：以项目资金主导智库发展。近年来，德国政府对智库的资助开始逐渐由过去以行政资金为主向以项目资金为主的方向转变。尤其是几大政治基金会的资金构成，主要以项目资金为主。德国学术型智库目前平均只有45%的资金属于项目资金，但项目资金正逐渐成为主导智库发展运行的关键。这一方面有助于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真正用于有用的政策研究;另一方面也便于跟踪资金使用情况，以及立法和审计部门对成果的问责。
趋势二：成果面向公众开放，将大众作为目标群体影响政策制定。近年来，不少智库意识到，人民与政党或其他政治组织的纽带正在因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科技力量的发展而弱化。因此，智库通过内部研究影响少数政治精英进而影响决策结果的可能性已是今非昔比。在这一背景下，近年来德国智库开始更多地将自己的政策研究通过电视、网络等现代传媒向公众开放，将大众而非少数政治精英作为自己的目标群体，以便通过影响更广泛的舆论和民意的方式达到影响政策走向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