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3 15:13:48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当人文科学和文学意义处于僵化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伦理遮蔽之中时，人们开始重新询问艺术本体存在的意义，而要抵达艺术本体意义的深层，则必须具有全新的方法。新的科学方法论不仅可以通过科学的名义使僵化意识和保守心态无可责难，而且可以追踪世界最新的思维方法--尽管是自然科学方法。这样，中国学术史上就前所未有地出现了用自然科学方法全面而整体性地进入人文研究领域的现象，并持续了相当的时间。这一学术史的新现象值得学界认真审理。
一新方法论的引入与人文科学视野拓展
80年代"主体性"问题成为一个歧义迭出的文化热点，无论是哲学界的"主体性"还是文论界关于"主体论"的阐释和启蒙思想的重新塑造，关于人自身理想化和乌托邦的反思，以及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主体精神的超级想象，都使主体性问题获得了空前凸显。美学界李泽厚的"积淀说"，文论界刘再复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论"，文艺界的"对人性的呼唤"，对主体精神觉醒的痛苦记忆以及自我心灵苏生的张扬，均使主体性问题引起整个社会的空前关注。当然，由于理论准备的不足，也出现了前现代与现代之间的某种理论的杂糅性。
80年代第一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哲学史讨论会特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对中国学界思想解放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新思想出现的信号，即对新方法论的要求成为打开人文社会科学新思维和新角度的重要尺度。人们越来越明晰地意识到，方法论与本体论具有价值同一性。本体是方法的本源，方法是通达本体的中介。一定的本体论或世界观原则在认识实践过程中的运用表现为方法。方法论是有关这些方法的理论。没有和本体论相脱离、相分裂的孤立的方法论；也没有不具备方法论意义的纯粹的世界观或本体论。于是，方法论作为本体论研究的前奏出现在中国人文科学界。其后，几部重要的科学方法论的著作的陆续出版，对中国学界思想解放运动有重要的借鉴和提升作用。这些著作有：《哲学研究》编辑部编《科学方法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陶文楼著《辩证逻辑的思维方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陈衡编著《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魏宏森著《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赵壁如主编《现代心理学的方法论和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心理学中的哲学问题译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张岱年著《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北京：中华书局，1983）。尤其是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更是在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85年被称为方法论年，这一年由"旧三论"即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到达"新三论"即协同论、耗散结构论等，进一步从自然科学的方法向人文科学的方法延展。但是，以科学方法论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弊端很多，其有效性被人们一再质疑--尽管也有在鲁迅《阿Q正传》研究方面用系统论比较成功的例子。在我看来，科学方法论在对艺术本质的思考产生强大冲击力的同时，人们所用一套科学图解式的范畴大谈文学艺术：信息、反馈、系统、耗散等仍然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望文生义地误读科学方法论亦不在少数。当科学方法论热潮消退之后，人文理性、艺术本质、文学史的本源是什么的问题仍坚若磐石。当然，这不能怪科学方法论的无能，实在是它因越界而无法解答。科学并非万能，它也有自身不可超越的界限，正是这界限揭示出科学不是艺术，艺术世界既不想又不能变成科学世界。科学方法论可以在某些局部打开一个文艺分析新的角度，但它的触角无法伸进文艺本体之中，艺术必须找到自己独特的思的源头和存在方式。
于是，西方的现代人文科学方法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方法，女权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等都共时态地涌进了学界。人们在最初接受译著译文后，很快做出了思想性反应，并诞生了一批较有厚度的研究著作。这些著作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对文艺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启蒙思路的作用。尤其是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的三部方法论的著作，在学界引起了重要的反响。如：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学研究新方法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艺研究新方法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同时，张卓民、康荣平编著《系统方法》，（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选编《新方法论与文学探索》，（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5），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人文研究者运用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作品的内在要素，揭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呈现文学作品的深层无意识，挖掘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模式，新阐释层面和新研究角度出现了，"思维空间"获得新的高度，"价值维度"得到重新观照，"主体精神"亦有了相当的发展。
1986年以降，心理学、人类学、符号学方法渗入文艺研究方法中，在文艺时究领域出现了诸如整体、要素、层次、结构、功能、叙事、范式等新概念和新范畴。艺术方法论也从摹仿论、功用论、表现论向形式论转化。文学研究方法告别了作为实现反映目的的方式和狭窄的专业领域，在新世纪中唤醒了新的方法论意识，开始以一种更清醒更自觉的姿态寻找方法系统的建立。理论批评家争先恐后创造新概念使用新方法，扩大文学研究的话语领域，从而诞生了一个个新的批评流派，跨入了文艺研究方法变革的时代。这时期，出版了多种关于文艺理论和其他学科方法论的著作：(英)拉卡托斯(Lakatos,I.)著《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傅修延，夏汉宁编著《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潘宇鹏著《辩证逻辑与科学方法论》，（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7），王春元、钱中文主编《文学理论方法论研究》，（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续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赵吉惠著《历史学方法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陶承德主编《现代科学方法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编《文艺学方法论讲演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张余金编《科学方法论》，（北京：劳动人事出版社，1988），刘蔚华主编《方法论辞典》，（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法)迪尔凯姆(E.Durkheim)著《社会学研究方法论》，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美)威尔逊(Wilson,E.B.)著《科学研究方法论》，石大中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孙小礼著《科学方法论史纲》，（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孙世雄著《科学方法论的理论和历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王鸿钧、孙宏安著《中国古代数学思想方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曾玉书等主编《社会科学方法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法)戈德曼(Goldman,L.)著《文学社会学方法论》，段毅、牛宏宝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可以见到，当代文论研究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领域对艺术进行了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借用现代哲学方法、心理学方法、原型方法、语言学方法、人类学方法、符号学方法研究文论和文学史现象，学界出现了新观念层出不穷，不断翻新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透过方法翻新的表层，其深层正表露出这样的意向性：人们渴望通过新方法，去对不确定的生命过程加以意义界定，从而展示出人的现实处境和可能性。僵化的意识形态和保守的文化心态使真实的生命意义被遮蔽，人们只能通过新方法抵达反思的源头，通过语言的重新解释与已退隐的东西照面--通过新方法使得那一度消隐不彰的意义多元化地呈现出来。
进入90年代，方法论研究已经失去了80年代那种夺人的气势，而成为一种学理研究在不同学科中稳步地进行着。出版有：徐本顺、殷启正著《数学中的美学方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陈嘉明著《当代西方哲学方法论与社会科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法)杜夫海纳主编《美学文艺学方法论》，朱立元、程介未编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王锺陵著《文学史新方法论》，（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何国瑞著《文艺学方法论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黄修己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法论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胡经之、王岳川主编《现代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盛钧平著《最新思维方法论》，（武汉：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4），李春泰著《文化方法论导论》，（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周思源著《红楼梦创作方法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冯毓云著《文艺学与方法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陈保亚著《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1898-1998》，（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郭晓川著《中西美术史方法论比较》，（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0），刘明今著《方法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等。不难看到，这些著作在各自层面上推进了方法论的研究，有不少在整体构架和思路上远远高于80年代的著作。这些著作在整个文化艺术话语转型时期，运用新方法去分析作品结构、人物心态、语码符号、意义增殖等问题，具有研究"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但是我要说，话语转型时期的文艺方法研究，的确对门类繁多的文学现象加以多元多维的分析，然而作为一种崛起的当代文艺方法论思潮，再也没有80年代那种振聋发聩的力量了。
二当代中国文论方法论学术史的意义问题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80年代的科学新方法仅仅具有敞开言路、推进新学的意义，而人文科学新方法尤其是与文艺本体关系密切的新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解释学、接受美学的精神，促使文艺方法论超越了科学方法论维度，开始重视西学人文科学方法论，进而使文学批评的思维方式发生了转型--以现代批评方法取代传统批评方法。现代批评方法本质上是对文学生产、作品结构、读者接受这一总体过程各环节的思维活动的评判。其思维方式构成了批评方法的内在结构，而四种连续的思维程度构成完整的辩证分析方法模式。第一个思维程序是准备，选择一个基本出发点，确定分析的原则，并在客观背景上考察对象的总体图景。第二个思维程序是近观和环视，即在中距离和近距离观察对象，细细剖析，以揭示其外部联系、含义和意义。第三个思维程序是潜沉到作品之中，分解其内部结构要素，把握各部分、各结构、各要素组合的意义。第四个思维程序是领会本质，会通前三个程序而达到对作品的完整认识。这种新的综合，在螺旋式认识过程的更高一圈上使研究者返回作品。
这意味着文艺学美学方法论是一个具有不同层面的结构。现代文艺研究方法不同于传统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批评方法不再是单一的、零碎的，而成为吸收融合各门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方法的一个有机方法论体系。这一体系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即哲学一逻辑方法、一般批评模式、特殊研究方法：其一，"哲学一逻辑方法"，吸收当代哲学的精神资源，面对种种文艺现象，广泛采用归纳、演绎和分析综合等逻辑方法加以评论。其二，一般批评模式，即在作者、作品、读者和社会这四维关系中对其中某一维度进行研究，而形成了一种具体的批评方法。如侧重作家心理和创作经验的研究，则产生文学社会研究、传记研究、精神分析法、原型理论等；强调作品本体研究，则产生符号学方法、形式研究法、新批评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等；侧重读者接受研究，则有文艺现象学研究方法、文艺解释学方法、接受美学方法；而注重社会文化研究，则有文学解构主义方法、西方文艺批评方法、新历史主义方法，乃至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法等。其三，特殊研究方法。如书信日记"考辨法"--发现作家创作心态、创作规律、构思过程以及作家身世与主人公的"投射"关系等；细读法--通过细读发现作品字句背后的"微言大义"；"评点法"--以只言片语对文中的关键点加以印象式的批评，或随点随评，使文中之意醒豁；"比较法"--通过作品与同代作品比较，作品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作品比较看出作品的独特价值所在；"社会统计法"--通过计算机计算定性定量分析，研究相关著作用词频律、关键字出现的次数和文字风格等；"文化场"--对文学背后的权力运作进行考察，揭示被遮蔽误读文化现象；"症候研究法"--通过文化症候分析比较值计算等精确方法，来规定、解释或描述某些文学现象。
在我看来，哲学一逻辑方法更具有形而上学的气质，能在总体把握中具有高屋建瓴的气势，但是容易空通话而脱离文艺的具体时间，出现作品阐释的失效。一般批评模式能够产生"片面的深刻"的效果，发现对象的独特性和另类型，但是逃不脱"深刻的片面"的窠臼；特殊研究法是微观研究法，其当代运用能体现文学研究不同侧重点、不同维度的批评个性。应该说，文学研究方法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演变的有机体，是探索文学艺术奥秘的中介形式，只有文艺本体论真正出场，才代表了当代中国文艺研究精神的自觉。
摘 要：目前社会科学均出现了“语言转向”的提法，本文剖析这一现象，分析其背后深刻的原因。社会科学的“人文转向”即社会科学借助语言这个人文工具对自己学科进行人文改造。本文详细梳理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来龙去脉。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困境进行了学科分析和精神层面上的探讨，提出了如何扭转人文学科的困境，如何学习西方的人文精神以及如何进行人文洗礼等解决方案。最后提出，自然、社会和人文三种文化应该做到有界限地融合、超越和圆善。
关键词： 语言转向；人文回归；科学的；三种文化；超越
中图分类号： K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55X（2012）05-0001-10
“语言转向”这一提法近年在哲学领域频频出现，转引陈嘉映的话，“古代哲学注重的是本体论，从近代开始，哲学注重的是认识论，到了20世纪，哲学注重的是语言。”一般研究认为西方哲学研究经历过三个阶段：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语言哲学阶段。实际上，哲学家对语言的关注由来已久，无论是古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老子等，还是近代的洛克、贝莱克、休谟、康德、莱布尼茨等人都十分关注语言。到了二十世纪初，哲学上正式提出了“linguistic turn（语言转向）”①。 除了哲学外，其他学科如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等217均提出了“语言转向”。尽管这些“语言转向”的提出和哲学上“语言转向”存在着差异，但由此引发的思考是：这么多学科都提出了“语言转向”，是偶然巧合呢？还是另有原因呢？
一、各学科“语言转向”考评
这么多社会科学都提出了“语言转向”，但它们的内涵和外延不尽相同。在探索其背后根源时，还需对各学科“语言转向”的内容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由于相关研究甚多，只能有所选择分别加以概述。 即便在哲学领域内，不同研究者的“语言转向”也大相径庭。陈嘉映将其总结为：“1）新逻辑的发现；2）对古典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厌倦；3）反对哲学中的心理主义；4）语言科学的建立和进步。”他进一步认为，“概念思辨本来就主要是在语言分析层面进行的，当概念思辨确成为哲学的主要工作，语言转向也自然而然产生了”。 有一种说法，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弗洛伊德、叔本华、尼采等西方思想家对理性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无情批判下，理性至上、实体永恒等原本根深蒂固的观点一时被解构得支离破碎。众多思想家不约而同地找到了原本只被视为日常交流工具的客体性范畴——语言，于是出现了语言转向。但威廉姆森18认为概念转向比语言转向构成更为广泛的运动，对语言与思想的相对优先性持中立态度。不管怎样，“语言转向”的确发生过而且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经济学的“语言转向”也受人关注。现代社会经济学影响很大。以新古典主义为主的当代经济学研究者喜欢使用复杂的数学分析工具和计量模型，似乎还很少有经济学学人注重经济学分析中的语言问题。到了20世纪末，博弈论经济学大师鲁宾斯坦（Rubinstein）终于意识到了语言与经济的重要关系，提出了语言的经济学分析和博弈论经济学的语言问题。他在《经济学与语言》19中试图将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博弈论”置于一个广阔理性推理和语言交流的知识版图上，并暗示经济学研究有“语言转向”的趋势。国内韦森系统研究过经济思想史上关于语言的问题。“由于语言构成了人之成为人的主要维度，不了解语言，不研究语言在人类社会形成和市场机制运作中的作用，……研究语言在人类社会种种生活形式的生发、型构与变迁中的作用，以及反思、描述并试图从各种理论视角复现人类经济社会中种种自然秩序的经济学所使用的语言本身，就成了经济思想界认识和洞悉人类生活世界研究进程的一种自然推进的结果”20。 “法律语言学”是语言学一分支，它从法律角度研究语言，或者研究法律上的语言，这和从语言角度研究法律不太一样。“法是语言！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给法下定义，都离不开语言： 1）立法者——法是意志和命令（这两个东西都需要语言体现） ；2）司法者——法是判决（判决是语言）；3）守法者——法是行为规范（规范是语言） ；4）功能观——法是工具（工具是语言） ；5）——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意志要借助语言体现）”3。可见法学与语言学联系是多么的紧密。法学研究中的诠释和修辞研究历史悠久，很早就关注语言问题。作为现代法理学奠基人之一，哈特通过对法律规则、法律规范或者法律制度的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形成法律的一般概念、原理和体系，哈特①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移植到自己的法理学中，从而带来了20世纪法理学的“语言学转向”。他的专著《法律概念》建立分析法学21。法学的“语言转向”目的是借助语言研究成果在法理、立法、司法解释和审判等环节上进行更加合理的研究和实践。 教育当然需要语言。教师上课需要言语，还需要用言语与学生交流。教育一刻都离不开语言，因此教育非研究语言不可。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学的使命之一在于让教师学会说话，而教育的使命之一在于让学生学会说话。因此研究如何让教师说恰当的话是教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仅从语言学话语分析有专门研究classroom discourse或teacher discourse，它们大多描述课堂话语的特征，提出改进有效的课堂话语。海德格尔提出过“走向语言之途”，因而也存在“通向语言之途的教育”，“教育所要最终达到的语言……，这是一种工具论语言和本体论语言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贯通并保持一定张力的语言。唯有如此， 教育才能实现在语言中得到更深刻、更清晰的认识， 教育才能实现人在语言中真正的生命成长。”7 心理语言学是语言学一重要分支，语言、心理、认知关系密切，“语言转向”已经成为心理学界公认的事实。心理学不应再去构造能调控人们心理与行为的种种理论模式与模型，而是在人们的交往行为和话语活动中启迪心智、激扬潜能，通过对各种文化的和实践的阐释发掘出被深埋多年的人生价值和生活意义。因此，“心理学的语言转向促使心理学的理论追求开始从本质论转向存在论，在思维方式上从还原论转向整体论，在心理科学观上从自然主义科学观转向社会文化科学观，在文化模式上从单一文化模式转向多元文化模式6”。“心理学在语言转向视角下，改变了心理学研究本身的性质，即心理学已被放入一个公共话语的背景下加以考察”22。 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说，历史只是“以叙事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语言结构”。历史研究有很多模式，受18世纪启蒙思想理性主义的影响，人们认为历史是客观的，只要找到足够的材料就能揭开史实。可后来发现，历史文献的可靠性受话语的影响很大，因此开始引入语言学视野去考察历史。如何理解文献文本中的语言，将直接关系到对史实、历史态度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而从语言学角度出发，会给历史研究带来很多令人欣喜的结果。
History， theory， text： historians and the linguistic turn23是一部历史学语言视角的典范，再进一步，它会影响到历史哲学；《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研究》24探讨了语言视野下的历史哲学。而在政治、国际关系等领域通常喜欢用批评话语理论（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对隐含在政治话语中的权力、意识形态等进行研究。后来就有人提出了政治学中的“语言转向”和国际关系学中的“语言转向”25。 此外，还有大量的研究关注文学、文化研究、建筑学、社会学、宗教学、地理学、管理学、外交学等领域的“语言转向”26，27，28，29，30，31，32，此处不再赘述。 综上，社会科学在阐述“语言转向”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先将哲学上的“语言转向”描述一番，然后再转到自己的研究上去。难道是哲学的“语言转学”促发了这些学科的转向？此外，还需对“turn（转向）”进行界定。turn表明原本没有重视的东西，现在引起重视了，但并非研究的中心改变了。比如说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依然是经济，但以前可能忽视了语言的作用，现在开始关注语言对经济的作用，而不能说经济学重心转移到语言了。
哲学研究对其他学科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当哲学提出“语言转向”时，它就有可能影响其它学科。这些社会科学喜欢引介哲学上的“语言转向”，目的可能有二：一是让读者知道“语言转向”是怎么回事；二则有可能是想在哲学上找到依据，为自己研究的合理性提供支撑。要追究为何这么多学科都提出“语言转向”。除了哲学上的依据外，也许还会找到这样的理由：语言是贯穿这么多学科所必须要谈的东西，当本体论上升到认识论，而认识论就得涉及到语言，从语言着手，就会加深对该学科的研究，使该门学科研究更具哲学高度。这些原因都底气十足，但却不是最根本的原因。至于第一条，哲学的影响不可否认，但即使哲学出现转向，社会科学也不一定非得跟着转，毕竟每个学科都有自己发展的内在规律，只有当该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需要外部的力量时，才会吸收借鉴其它学科。这并不否认任何学科都受到时代背景和它所处时代任务的制约，以及当时社会主流学科的影响，跟风现象是存在的。但如果该学科内在动力不需要借助“语言转向”来帮助的话，无论如何也不会有这么多学科同时提出“语言转向”。因此，哲学上“语言转向”的影响是有的，但不是根本动力。根本动力来自于各门学科内在发展的动力需求。至于第二点也是合理的，语言的确非常重要，作为人类共性的东西，语言可以为各门学科发展提供很好的视野，但这些学科“语言转向”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语言，而是借助语言来更好推动自己学科发展。
（一） 人文学科的科学化——社会科学的产生继续讨论之前，需要了解学科的三大分类：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后两者容易区分，而后两者之间却不易区分。一般认为人文学科是以观察、分析及批判来探讨人类情感、道德和理智的各门学科（哲学、文学、艺术、历史、语言等）和知识的总称 。而社会科学是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的各学科总体或其中任一学科①。如社会学研究人类社会，政治学研究政治、政策和有关的活动，经济学研究资源分配。光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到很大的差别，“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学科”与“科学”反映出两者的性质、研究目的和旨趣存在非常大的很大差异。社会科学是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中的某些层面和现象，所谓科学的方法又是指什么呢？这需要追溯历史了。
严格来说，19世纪之前，社会科学研究还包含在人文研究之中，那时还没有产生社会科学。实际上无论在古代中国还是古希腊，没有今天所说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分，如亚里士多德研究的领域包括自然、社会和人文领域。今天属于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法学、管理、教育等研究工作多是由哲人、文学家同时完成的。如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就是对经济规律的总结。孔子既是思想家、哲学家又是教育家，张衡既是文学家又是科学家。西方文艺复兴和十八世纪以理性主义为标志的启蒙运动，将现代自然科学分离出来。
Science源自拉丁文scientia，初指知识，后指学科，到了十九世纪，专指自然科学，也就是用实验方法来研究自然世界的学问。从十七世纪开始的欧洲社会，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分离和发展，一切社会认识在启蒙思想的鼓动下进行不断的理性化，而启蒙思想的本质是将一切理性化，这对当时的社会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理性促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西方一大批科学家如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尔、牛顿等人横空出世。到了十八世纪，人们看到自然科学带来的巨大推动力，改变了整个世界，在理性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启示下，人们开始相信科学革命不仅仅能在自然科学上改变人类，而且还能改善政治、道德、社会、经济、文学批评等等方面的工作和研究。十八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其基本特征可以说是“将牛顿时代的新科学方法运用解决其他智力和哲学问题的趋势①”。人们希望在人文社会研究上，也能像自然科学研究一样能做到完全和精确预测未来，找到其中的规律，控制社会各种现象，从而能像自然科学家那样驾驭和控制自然规律而获得更大的自由，今天社会科学的研究宗旨和目的与自然科学如出一辙。 社会科学从人文学科中最早分化的是社会学，法国的奥古斯特·孔德首次提出“社会学”这一术语②，试图模仿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学科而创立的一门研究社会的科学。在方法论上，孔德认为可以直接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移植进来，为此，他大力倡导“实证哲学”。他的名著《实证主义教程》充分证明了他的理念，按照他“三阶段论” 中实证的程度把科学发展的顺序大致归纳为六门：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社会学”的提出引发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分离。此后，经济学、法学、政治学、教育学等一系列社会科学分离出来。
（二）社会科学的危机这些社会科学甚至人文学科将经典自然科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上升为自己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认为经典的科学观和方法论才是唯一正确的，除此之外的科学观和方法论都是非科学的。经典自然学科虽然承认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但本质上却认为只是某些共同元素构成的，因此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这些元素并分析它们。很多人文社科研究者也期望着能像化学家那样用元素周期表的方式来解释自己学科的现象，因为科学哲学教导他们只有用经典自然科学方法获取的知识才是可靠的，其他的都不可靠。人和人类社会虽然起源于自然，但人类活动和人类的精神早已超越它的物质，简单套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只会得出简单的结论，而忽视人的价值和尊严，只会导致研究成果严重扭曲事实。 不可否认，人们建立社会科学的目的是良好的，为了改造世界，更好为人类服务。也看到了社会科学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取得很多成果。但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和社会，这是和自然科学研究对象最大的差别。人和社会太为复杂，面对着如此复杂的人和人类世界，采用单一的数学模式、建模公式等简单化程式化的方法去研究而排除人的复杂性、人的价值和情感的研究往往是靠不住的。
即便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没有单一的结论。拿物理学来说，19世纪末，物理学征服了全世界，经典力学、经典电动力学和经典热力学形成了物理世界的三大支柱。物理学家相信世界上所有的基本原理都已经被发现，物理学已经尽善尽美了。但很快为量子时代所取代，经典物理像泡沫般破灭凋零。量子物理学甚至打破了曾经坚定信奉的严格因果律，从哥本哈根派的概率解释、不确定原理和互补原理摧毁了经典物理世界的严格因果性和世界的绝对客观性。之后出现的平行宇宙理论、退相干理论、隐变量和超弦理论都无法再建立起一个终极理论。自然科学研究已经从只追求整齐划一的规律发展到了更注重观测。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和结论也不是铁板一块，整齐划一的，也充满了争议与未知。人类科学发展史表明，对真理的探索永无止境，大自然可能始终不会将其终极秘密展示给人类。将自然科学等同于科学，而又将科学等同于真理，是当代人对科学认识的最大误区。而在自然科学方法主导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如果不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就会视为不科学③。
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库恩早就是说过，所谓自然科学的方法也只是“范式”的变更，不存在所谓的“科学”就真理的说法35。个人理解，科学其实就是理性合理的方法，如果这种方法对研究的有效性帮助甚微，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方法已经不适合该学科了。因此自然科学的实验、实证方法只是方法，不能作为我们所认为的“真理”。在“心理学新进展丛书”中叶浩生教授所作的序言从心理学这门学科出发，对自然科学方法才能获取知识作了非常精辟的批判。
正是在经典自然科学方法主导下，社会科学研究出现了危机，带来了一系列恶果：生态危机，为了经济发展，人的欲望肆意滋生，导致污染严重，生态严重失衡；社会伦理危机，经济学的模型只能估算出GDP的发展，而无法对社会道德伦理进行调节；教育领域的数字、统计无法解决教育中的真正问题，与教育的真正目的背道而驰；人性危机，人的机械化，人被自然本能化，整体人性的分裂与片面化；工具理性吞没了道德和价值。科学主义无法解决规范问题，价值立场问题。人类除了理性之外还需要道德、情感的生活，需要平等与正义，但在理性主义和科学至上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社会科学研究的危机除了这些，还有方法论上的质疑。很多学者对社会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化提出了挑战，对自然科学方法主导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合法性进行了重新思考36。比如法学领域需要重视具体问题之中价值判断的正当化。长期以来，法学皈依于科学主义，不研究道德问题，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无法解决问题。33
（三）途径之一：人文的回归如此，社会科学的研究没有像当初预想的那样能让人们完全驾驭社会，相反带来相当严重的恶果，因此很多学者反思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最为著名的是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他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对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了彻底的反思。韦伯首先区别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使用了“文化科学”来界定，特别强调人类的精神生活。韦伯认为：“社会科学的对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规定包含着两种基本要素，这就是价值和意义”。在反对自然科学沙文主义和维护社会科学的方法特殊性的同时，他也坚持认为文化科学是一门客观的经验科学。他认为价值是文化科学概念形成的先决条件，价值关联决定了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分野。国内有不少学者，对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了反思。 社会科学反思的结果是：不能再唯自然科学和理性主义为首了，要重视人，重视人的价值、道德，要回到“人”身上。从这种意义上说，社会科学是要向“人文学科”回归。而“人文学科”是以观察、分析及批判来探讨人类情感、道德和理智的各门学科。社会科学原本与人文学科是一家，现在他们发现离开人类的情感、价值去走向纯粹的理性主义是行不通，于是回归人文。“人文转向”并非是用人文学科的方法或知识来指导社会科学，而是社会科学必须关注人类的情感、精神与价值，用人文学科的精神和理念来指引社会科学的发展。 “人文”这一概念涵义比较复杂，不同历史时期，含义不同，与之相关的有“人文精神”，“人文主义”等概念。“人文”的源头和演变异常复杂。本文强调从治学理念的角度，而非面面俱到。欧洲从古希腊开始有着自己的人文传统，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提出了人文主义。人文主义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体系，它既同“人文”概念相关，但更多有自己的特点。“人文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历史变化有了不同的内容，但其核心价值与“人文”有类似的地方，那就是对人的关注。文艺复兴后特别是启蒙运动导致理性主义占据主动地位，人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人文主义核心价值侧重于人道主义，属于道德的观念。可以说启蒙运动后欧洲传统的人文理念似乎断层了，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人文”最早出现在《周易·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般认为这里的人文指礼乐教化，强调人与人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的人文观，这种人文观不仅要求处理个人与社会他人的关系，也十分重视对个人修养的培养。孔子提倡“修己”，墨子提出“修身”，以礼乐养人，使人精神境界得以提升，人格得以完善。它们与人文学科有着类似的价值观和取向，都关注人的价值、道德、情感等。 “人文学科的根本目的不是要获取关于对象的知识，而是要探寻人的生存意义、人的价值及其实现问题，并由此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从而为人的行为确立和提供某种价值导向，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对象‘应如何’的问题”38。社会科学在揭示社会规律，获得普遍知识时，如果不关注人的价值，就必然会走进死胡同，陷入上面提到的恶果中去。当社会研究者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处境和危机，就会采用各种办法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人文转向”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还需要具体用某些细节去落实。韦伯只是在大的方向上提出了想法，但并未提出具体细节。而“语言转向”正是“人文转向”的一种细节性措施方式。“语言转向”本质上是一种“人文转向”，一种社会科学回归人文的呼声。因为语言具有某种共性和特殊性，因此这些学科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语言作为人文回归的前奏。
（四）语言的人文性为什么说“语言转向”是一种“人文转向”呢？首先，语言贯穿于社会科学各领域，是他们共有的；第二，“语言”的关注具有人文性。这可能有争议，语言在不少人看来，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何来的人文性？语言确实具有工具性，可以使用语言工具来交流、学习、生活等；但语言也可以用来传载人类的文明、知识和精神，每个人的言语都不同，每个民族的语言也是不同。因此语言可分为“形而上”和“形而下”，形而下是一种工具，使用工具来帮助人类日常生活；形而上则一种民族精神，一种价值观念。语言和语言学不是一回事，语言学研究中现在也存在两种分野：人文和科学的。但语言本身却具有很强的人文性。语言是属于人本身的，而不是外在的，甚至可以将语言视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指出，语言是心灵的自然禀赋，唯有语言才使得人具有人性；语言与思维不可分离，民族精神与民族语言密切相关。洪堡特也持这样的观点，大家熟知的“民族的精神是民族的语言，民族的语言是民族的精神。”伽德默尔说“人是具有语言的存在”，海德格尔指出“语言是人类的家园”。 人文性是人类对自己道德和价值的追求和完善。语言的人文性十分突出，属于人本身，反映人类的思想、情感、灵魂和世界观。“语言不是传统语言学所认为的思维和交际工具，它本身就是活生生的思想，是生活自身的存在，就具有意义和精神，它负载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世界观，负载着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人有了语言，便有了他的精神世界。语言是人的世界，是人类的家园，包孕着无限丰富的人文精神，这就是语言人文性的内涵所在”39。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看到哲学“语言转向”后默契或无意识地，试图借助“语言”这个人文性十足的物象来帮助自己学科向“人文”靠拢，回归人文。社会科学本就是从人文学科中分离出去，“人文”的回归合情合理。
三、人文学科的困境与出路
社会科学努力借助人文学科的价值导向试图从完全“科学化”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可当代人文学科也存在极大的困境，不仅出现了类似社会科学的“完全科学化”，甚至在功利主义至上的喧嚣中，人文学科普遍被认为没有“什么用”。在高度实用主义主宰一切时，人们首先会审视是否会带来利及利的多寡。因此出现“文不如理，理不如工，工不如商， 文科表面在发展，却备受限制和歪曲，实际上已经视为政治或工商的附庸”40。这种情况在中国愈演愈烈，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文学科也曾面临过这样的危机，不过进过深刻反思，已经深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种种措施去拯救人文学科①。
（一）人文学科的困境与危机社会科学在完全走向“科学”道路之后，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模式和目的来研究社会现象。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本无可厚非，只不过在自然科学方法的主导之下，其研究目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试图采用自然科学的实证、实验方法最终找到了支配人类社会的几个规律。这本也无可厚非，但如果将社会研究的结果定位为几个支配规律，这样的研究旨趣和志向不能不说是一种“形而下”。人类社会复杂的多样性不可能只用几个规律就能解释清楚，这并非一味否定“科学”方法和目的的合理成分，但是如果将研究终极目标定位在如同几个化学元素支配一切的思路上，经典自然学科虽然承认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但本质上却认为只是某些共同元素构成的，因此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这些元素并分析它们。 很多人文社科研究者也期望着能像化学家那样用元素周期表的方式来解释自己学科的现象，按照他们的思路，人类社会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可能也不牛津大学著名的历史学家托马斯曾说：“凡是非STEM（即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的英文首字母缩写）科目的学科地位，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福斯特（哈佛大学校长）认为，在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人文学科了。福斯特指出，作为已具有数百年传统的高等教育的守护者，大学必须努力去保证提倡那些有价值的东西，而不是限制支持那些无价之宝。“毕竟，历史学、人类学、文学等学科之于大学以及人类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价值”。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大学在变革的世界中的角色。《科学时报》 （2011-01-04 B3 国际） （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大学在变革的世界中的角色 http：///lljx_read.jsp？id=62 2011年1月11日读取。）美国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每两年向总统、国会和全美人民递交《美国的人文学科》（Humanities in America）的报告，详细汇报人文学科的各项事宜。注意，中国只有社会科学才有这样的报告，往往关注的是经济发展、住房、改革等问题，而基本上没有关于人文学科的报告。可见，人文学科在两国重视程度差异之大。
那么多元与复杂，最终也就那几个规律。人类社会的一切行为皆是人形成的，试图解释人行为的根本规律如同要揭示人类生存的根本意义，无法将人类生存的意义用几个规律加以总结，因此试图一劳永逸采用自然科学为旨趣的社会科学研究永远永远只是一个梦想①。
而从自然科学发展的进程来看，特别是量子力学的发展，经典时代由几个支配规律的思维方式似乎已经过时，当代科学家更关注的是能够对大自然说出些什么，强调观测。自然科学的新思路和新发展可能并没有引起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注意，那些死抱“科学主义”的研究者，其思维模式依然是自然科学经典时代的套路，对新的科学思维全无了解，而且还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责别人“不科学”。 在引入自然科学方法之后，社会科学研究确实有了新的视角，也取得了新成果，毕竟能用几个规律来解释人类社会的研究是非常诱人的。因此，人文学科也将自然科学方法引入，实证和实验方法也确实给人文学科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此后，人文学科形成了“人文派”和“科学派”两大派系，甚至两大派系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而且“科学派”占了上风。人文学科正被来自四面八方的科学派给吞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因为科学哲学教导这些“科学派”只有用经典自然科学方法获取的知识才是可靠的，其他的都不可靠。他们动辄说：你们的研究是不科学的。但实际上“科学”并非只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模式。此外，“科学派”占上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科学派”因标榜自己是科学的，并试图展示美丽的幻境——他们的研究成果将能改变世界，极大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因此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也得到了大量经费的支持。“在媒体的帮助下，公众已经被说服，相信只有自然科学家才能提供解决各种严重社会问题的答案”序言5。在人文学科研究中，不排除有些方面，一些具体问题适合采用“科学”的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研究成果能同自然科学一样可信，并非采用量化、大量表格、图表、各种曲线图和统计公式才是科学的，所有严谨、有内在逻辑和客观的研究都是科学的。 “科学”喜欢形式化，建立模型，然后竭力证明，但无论模型如何复杂，它只是对“假设”的一种证明手段，解释手段当然可以多样化。但实证研究在人文学科中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既不能也不能证实现有理论。由此可见，“科学”派如要在人文学科中取得真正实质性的研究成果，仍需在方法和思想大幅度改变。“科学”的威胁可能只是暂时的，“人文”派学者却不能沾沾自喜，掉以轻心。我们认为，方法的包容和创新是研究的动力，学习不同的方法是研究创新不竭的动力，因此适当吸收当代自然和社会科学的新方法是每个人文学科的必修课。其次，人文学科要抓住研究的“道”，抓住了“道”，也就抓住了真正的规律。此外，“人文”学科应该有信心加大宣传让更多的人看到“人文”途径是有着巨大的优势，争取更多的支持和理解，也要吸收更多有才华的人加入这一行列。当然人文学科的困境不仅仅是来自“科学”派的威胁，其自身也存在很多问题，不仅仅有方法的问题，问题多，需要认真分析细致思考，对症下药。 人文学科的困境不仅来自自然和社会科学的“排挤”，更大的危机是“功利化”。功利化让一个民族精神上无所适从，精神丧失乃是当代中国一个最为显著的问题。功利化让人看不到人文学科持久的影响力，而只看到眼前的小利，动辄发问：你这有什么用？人文学科的危机间接导致精神危机。完全“科学化”与“功利化”几乎将人文学科送进了墓穴。有着如此崇高旨趣的人文学科在功利主义的逼迫之下被迫表态明天他们就要给社会带来什么具体好处，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②。
无论在网络还是在学术讨论中，关于当代中国人精神问题颇为热门，《南风窗》2010年第19期推出专题“直面精神危机”，邀请海内外专家阔谈当代中国人精神危机的表现、根源以及对策。
经典时代的物理、化学都认为只要用几个简单的规律就能解释整个世界，世界是如此符合因果律。而当代量子物理学已经打破了这种经典式解释世界的方式。比如量子力学中的哥本哈根派就认为不存在一个客观的、绝对的世界。物理学的意义不在于能揭示出自然界是什么，而在于我们人类能够对自然界说明什么。没有一个脱离观察而存在的“绝对世界”。量子力学比史上任何一种理论引发的科技变革都要多，而且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科学的看法，影响了人类对世界的看法，改变了人类的世界观。虽然量子力学内部充满了争议和分歧，但其基础依然是建立在哥本哈根派的几个解释上，经典时代几个简单规律定世界的思维模式一去不复返了。
功利化不仅给人文科学带来了严重的危机，也给自然科学带来极大的危害，自然科学内部的基础学科如数学、理论物理、理论化学等，因不能像工程类学科马上带来利益效应，也面临着学生减少，师资流失，经费缩减等压力。不过在自然科学内部，科学家们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了。
精神危机的根源相当复杂，限于篇幅无法展开，但有一点必须指出，走出精神危机，人文学科担负着重要使命。西方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让人文重新洗礼每个人，每个人得到启蒙。
而当代人文学科的衰落与精神危机是一种互为因果关系。反观世界，真正的强国不仅仅在于经济和军事的强大，更重要的他们有一种理念，有一种精神，有一个文化，展现在世界各族人民面前，世界各种人民对他们的理念、精神和文化都感到“敬仰”。大国的崛起，没有这样的价值辐射就永远不会崛起。而这样的信念不是靠高科技，不是靠黄金白银，也不是靠强大军事，是来自对人文价值的尊重，以及对人类生存和存在理念的不懈探索。
（二）中国人文学科之路：中西融通与人文洗礼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西方的理性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自然科学的逻辑思维主导这一切，导致社会科学从人文学科中分离。“二元对立、逻辑思维等西方的‘理性’对二百多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今后科学技术还会需要它，而这与客观世界的本质在许多方面是矛盾的，与人的精神世界是矛盾的，人类应该如何解决这一难以摆脱的‘悖论’？”。好在西方学术界对此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①。那么我们中国的人文学科又面临着如何的困境呢？ 中国人文学科面临的第一危机是，西方的传统和学术话语霸权一直左右着中国的学术，我们的学术传统在西方面前低人一等，学术研究跟着西方转，成为“西方的奴仆和‘名牌产品’并不高明的仿造者”44。第二危机，中国人文传统的断层。启蒙运动后西方的传统是理性和逻辑，传统人文减少，不过西方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中国有着丰富的人文传统，打破西方的霸权，一条好的途径就是向中国文化汲取营养。许嘉璐先生提议哲学需要一场革命，需要发扬中国哲学自己的传统，其它学科也应当如此。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研究已经出现了一场变革，力图改变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传统，要求注入人文气息。可是当看到西方在变革时，我辈中人似乎依然无动于衷，多数人依然“戴着镣铐”在跳舞，无视中国自己的人文传统。 中国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全面西化后，但最根本的精神层面却未能真正西化。中国人治学，特别在当下，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人云亦云为主，即便西方的理性有诸多不是，但我们并未掌握他们的精神要髓，只是将它们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拿来套用，对学术传统和学术精髓并不了解，也不想掌握，急功近利让我们只想拿来成果换成更多的物质利益。因此某位学术大家说过，近几十年，无论人文社科还是自然科学，中国人没有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这让所有中国学人无比汗颜。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有着良好的传统，是自古希腊以降，西方的独立思考和思辨精神。其后接受过文艺复兴的洗礼，没有这场洗礼，便没有西方的经济、政治、民主和科学。本文认为，中国若要强大也须有一场洗礼。洗礼，是一种精神洗礼，是一种人文洗礼。国人的人文素养普遍不高这是事实，西方自然科学家写出的科普作品能成为畅销书，很少见到中国科学家写出这样的畅销书，这是缺乏人文素养的最直接表现。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但这种学习，不是简单各门学科全面拷贝西方的研究成果，更主要的是学习他们独立和思辨的人文精神。
那么究竟我们要怎样振兴中国的人文学术呢？ 本文认为，一方面，要从中国自己的人文传统中汲取营养；另一面，需要“圆融”，不仅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圆融”，更需要中西方学术传统的沟通与圆融。虽然目前不少学者朝这方面努力，但成效依然甚微，原因很多。比如清末民初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模式来改造中国，不成功。
今天的学术界实际上是“西学为体，中学点缀”，则导致中国学术彻底迷失。较为理想的模式是，将“中西”融合，不是拿西方的理论来改造中国，而是将两者融合后创造出能与世界对话的“新物质”来。比如，中国传统人文研究中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资源完全可以采用现代学术方法进行阐释并在世界推广。再如中国人文资源与西方异曲同工之处也可采用现代方法，沟通中西，以严密的逻辑和合理的学术形象展现给世人。在伦理修养、艺术美学等方面中国人文的资源甚至比西方更有“普世”价值，完全可以深入挖掘独当一面；在法律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可以采取学习西方，中西融会的方式来研究。方法上需要多元化，逻辑上缜密化，参照国际体系。在方法训练和思维方式上，中国应该更多学习西方，而在思想源泉和创新点上则需要有中国自己的“普世”价值观。总之，中国学术走向世界，需要卸下“镣铐”，穿上自己缝制的衣服，大胆地与外人交流。 中国学术如果只重视学术层面，而忽视“道”的层面，那将永远超越不了西方。“中国学术的传统中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统称为科技，导致今日只见器物不见精神，而忽视了科学的本质首先是一种精神，是出自对宇宙万物的惊奇而求真的渴望，而不容虚饰的，对事物本来面目的揭示”。这样的科学精神是来自人本，是一种对人类价值的尊重，我们缺乏的就是这样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不是出几本书，发几篇论文就可以解决的。学习西方可能今后很长时间中国面临的最主要任务，学习西方是要学习他们的人文精神，需要融会贯通。但做到中西融通很难，只有汲取中西对人本研究的精华，才有可能提出对人类有重大意义的理论突破。因此，本文认为中国学术之道振兴有两个方面不得不重视，一是汲取中西方，主要是西方对人文学科的探索精神，在中国进行一场广泛的人文洗礼；第二，只有重视人文学科，中国的人文洗礼才能有所成效。在有限的篇幅里，无法做到面面俱到，而只能着眼重点。任重而道远，需要每个人从点点滴滴做起。 综上，人文的兴起涉及到学术界和普通公民。学术界需要重视挖掘中国既有的人文资源，努力学习新方法，重视与西方的交流，更重要需要从“道”的层面学习西方的人文探索精神。然而光靠学术界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普通公民需要有一场人文洗礼，人文洗礼可以由学术界发起，但必须由公民自身完成。所有的公民接受过人文洗礼后，人文素养才能得到提升，人文学科的地位的提升指日可待，中国人文学科才能真正意义上振兴起来。
摘要：职业教育研究方法论意识包括系统意识、问题意识、辩证意识、伦理意识等方面。系统意识体现为坚持整体性原则、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多学科跨学科视角；问题意识表现在对“疑问”与“问题”的区分、对研究问题类型的区分；辩证意识包括对个案式解释与通则式解释、归纳逻辑与演绎逻辑、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辩证；伦理意识表现为遵循基本伦理原则、保持研究客观性。
关键词 ：职业教育；方法论；方法论意识
作者简介：汤霓，女，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2012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职业技术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基本原理。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747（2015）10-0033-04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人文学科领域掀起一股方法论热潮。在教育学科领域，也有学者呼吁教育研究要有突破性进展，首先要在方法论上取得突破。然而，教育研究方法论的研究和发展，都远远不如其他学科。而这一点在职业教育学科方面体现尤甚。有学者对职业教育研究方法的类型作了初步分析［1］，也有学者对职业教育的研究方法现状进行了专门研究。［2］然而，更多地只是感受到职业教育研究方法的匮乏，却尚未深思过方法论的问题。这并不意味着职业教育研究尚未遇到严重的方法论问题，相反，却反映出该领域中研究主体方法论意识的薄弱。
所谓“方法论”，学者们从不同的认识层次对方法论做出了解释。从哲学层面来看，“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世界观也就是方法论”［3］，“一切真正的哲学都是思维的普遍方法，都具有方法论的功能”［4］，“哲学包括三方面：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方法论研究思维本身的形式化问题”［5］；从科学学层面来看，“方法论通常首先被理解为科学认识的方法论”［6］，“科学方法论常常被定义为使科学研究得以正确进行的理论”［7］，都将方法论指向科学研究这一领域；从方法研究范围层面来看，有学者认为“方法论就是讨论方法的理论”［8］，或者把方法定位于“对方法的探讨”，即“探讨其效用”［9］，指向方法的运用；还有学者从系统观层面，构建了方法论知识体系结构，并提出“方法论研究的不是纯方法，也不是纯客观对象本身，而是两者的关系，即方法整体与对象特性的适宜性问题。”［10］尽管学者们的观点和审视角度不一，但均反映出方法论背后蕴含着的一系列紧密相关的思维模式。这些思维模式所反映的都是研究的价值取向、逻辑原点、理论边界以及展开方式，并为之提供一以贯之的思想支撑。这些思维模式的流露，便是所谓的方法论意识，即是研究者主动认识与寻求方法论指导，并自觉运用于研究中的一系列思维模式。［11］职业教育研究应该从系统意识、问题意识、辩证意识、伦理意识等方面，在研究思考、研究行动的过程中自觉地反映出这些方法论意识。
一、职业教育研究的系统意识
系统论的主要创立者是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L.V.Bertalanfy），他于1947年发表了《一般系统论》标志着系统论的诞生。之后，系统科学迅速发展，在六七十年代基本形成了由许多学科分支构成的学科群体。系统科学把研究对象确定为复杂事物，并确认：对复杂事物的认识，不能沿着把局部、要素从整体中孤立出来，研究其性质，再把它们“相加”，得出对整体的认识这样的道路前进。因为整体与部分、要素的关系不是“和”与“被加数”、“加数”的关系。对复杂事物，不能通过将其还原为简单事物的方法来认识，而是应该研究复杂事物本身。［10］系统科学对以“原子论”和“还原论”为基础的传统思维方式的突破，形成了以“整体”为特征的研究对象和广阔的研究领域。这种系统思维方式对职业教育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一）整体性原则
整体性原则是系统论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即整体的功能不等于各部分功能之总和，由要素构成的系统具有不同和超出要素总和的整体功能。用整体性原则来观察和审视职业教育的现象和认识，会发现诸多问题。例如，职业院校的教育培养目标是通过教师和学生一系列的、各种内容和各种方式的教育和教学活动来实现的。然而，当研究关注到系统内的某一类教学活动时，往往忽略了整体的目标，并将某一类活动视为培养学生实际操作技能的活动，把另一类视为培养学生基础学术能力的活动。这种沿着整体可以拆成部分的思路显然忽略了人的整体性。这也是为什么这类研究开始逐渐转变到开始关注专业课程中学生基础学术能力的培养，注重学生操作技能和基础学术能力的相辅相成，注意到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之间存在着的同时相干性。
（二）结构功能主义范式
结构功能主义，有时候也被称之为社会系统理论，是由孔德和斯宾塞的一个论点衍生出来的：一个社会实体，不论是一个组织还是整个社会，都是有机体。和其他的有机体一样，一个社会系统是由不同部分组成的，对于整个系统的运作而言，每一部分都有功用。［12］结构功能主义对职业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启示意义在于：一是看到了职业教育活动的类工程性。例如，在研究职业教育集团合作办学时，把职业教育集团当做一个系统，要看的就是构成系统的每个部分，如企业、学校、教师、学生的“功能”。二是还体现在对“功能”的理解上。当研究者寻找弱势群体教育、教育歧视所扮演的功能时，研究者不是在为他们做辩护。相反，研究者们更应该去试图理解这些事物在一个更大的社会中的功能，并以此进一步理解为什么会持续或是如何被消除。
（三）多学科、跨学科视角
系统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要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使这些研究方法在服从于对象特征和研究任务的需要中实现综合。以往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方法很少有迁移。即使有，也是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的单向式迁移。系统科学的研究方法体系，则体现了哲学与科学的相互作用，与此形成了鲜明对比。而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也是系统科学研究方法体系中另一重要方面。系统科学有着不同的学科背景，但着重比较的是不同物质形态表现出来的结构形式上的共性，在表面看来差异十分显著的事物之间抽出共性。［10］职业教育学科相比其他教育学科而言，和众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交叉更为频繁，因此，其研究问题领域要更为复杂。而多学科、跨学科的视角对职业教育研究如何通过与其他学科研究的借鉴与比较实现学科间的沟通与迁移，具有启发意义。
二、职业教育研究的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一词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但从研究者对问题意识一词的使用不难发现，它是指研究者主动发现问题、聚焦问题、深入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是以问题为对象的方法论审视。［11］职业教育研究的问题意识，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对“疑问”与“问题”的区分
在研究最初，研究者要对着一堆现象提问。这时的问题又分为两类：对现象的疑问，以及把这种疑问表述成研究问题。前者可以问得很笼统，例如：这儿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后者则要精雕细琢，确保一定的操作性和可行度。而对研究问题的打磨，恰恰是问题意识的重要体现。准确地表达问题往往比回答问题更困难，而一个表达准确的问题基本上就回答了问题本身。在向他人清楚地陈述一个问题的时候，答案也已经呼之欲出。例如，职业教育“做中学”的思想提倡在真实的机床上学习操作技能，在实际或模拟的销售场合学习沟通技能，但“为什么会这样”只是对现实的疑问，而不是研究问题。有人会把此类现象转化为职业教育情境化学习的问题，但这还不够具体。其实早有学者对社交参与结构如何支持或限制教育情境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而在设计研究问题时，却将问题塑造为“情境是何时发生的（When is a context）”。虽然标题看似别扭，但却巧妙地呈现了其理论主张：特定情境里的学习能力取决于学生是否能够把握情境变换的时间性。［13］这一例子充分说明，一个设计完好的问题本身，就包含了它的答案。
（二）对研究问题类型的区分
1.区分“真问题”与“假问题”。教育研究应当满足发展教育理论或改善教育实践的迫切需要，应当根据这些需要来确定研究问题，凡是不从发展教育理论或改善教育实践之迫切需要出发的所谓研究问题都是假问题。［14］但在现实中，对研究问题的“真”、“假”区分并非那么清晰。过去的十余年间，职业教育学界围绕职业教育基本问题的研究屡见不鲜，例如“职业教育是什么”的问题。但也有学者对这类问题的“真”、“假”存在质疑，认为教育研究应当注重实践中亟待解决的“真问题”，而不是空想出来的“假问题”或“伪问题”；凡是真问题必然有事实依据，通过切实的调查、分析、研究，一定能找出形成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反之则不然。［15］
2.区分问题域。教育研究的问题不外乎四类：是什么（what）？是怎样的（how）？为什么（why）？应该怎样（how to）？而职业教育的研究问题域也不例外。对研究问题域的选择，取决于研究者想发现什么，也决定了什么研究方法最合适。而越是具有这种问题域意识的研究者，越不会在前三类问题还没有基本形状的情况下，就随意去触碰第四类问题。
三、职业教育研究的辩证意识
辩证关系是指事物之间、事物内部要素之间以及事物的两重性之间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以下三类主要的相互区别又相互关联的辩证关系，在职业教育研究中是构成研究方法多样性的基础。虽然它们看似对立，但一个好的研究者应该充分具备这些辩证意识。
（一）个案式解释与通则式解释的辩证
个案式解释是试图穷尽某个特定情形或是事件的所有原因。当使用个案式解释时，会完全了解案例之所以发生的所有因素，但视野也局限在个案上。通则式解释则是试图寻找一般性地影响某类情形或者事件的原因。更进一步地说，这种解释很“经济”，只使用一个或少数几个解释的因素。但它只能解释部分，而不是全部。［12］例如，高职中某个学生不想上课、逃学的原因有：偏科、不喜欢这门课的老师、家里经济原因等，这是试图详尽地解释这种情况的个案式解释。而通则式解释模式，如：高职学生的学业表现中，总体来说普高生源要比三校生生源更好；通常女生的学业表现要比男生更好，则是试图解释这一类情形，而不是某个个案。但两种解释都要付出合理的“代价”，前者受到推广性的局限，后者则总会有例外。但两者都是研究的有力工具，要辩证统一地运用这两种解释类型。
（二）归纳逻辑与演绎逻辑的辩证
归纳逻辑是从认识个别的、特殊的事物推出一般原理和普遍事物；而演绎逻辑则由一般（或普遍）到个别。这是归纳逻辑与演绎逻辑两者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前者是从“是否”推演到“为什么”，优点是能体现众多事物的根本规律，且能体现事物的共性；缺点是容易犯不完全归纳的毛病。后者是从“为什么”推演到“是否”，优点是由定义根本规律等出发一步步递推，逻辑严密结论可靠，且能体现事物的特性；缺点是缩小了范围，使根本规律的作用得不到充分的展现。而在实际的职业教育研究中，理论和研究是通过无止境的归纳与演绎之间的交替而进行互动的。例如，运用相关的学习理论对职业学校学生的学习行为进行观察，去检验相关假设是否成立，这即是演绎的逻辑；与此同时，我们又能从相关的观察结果中，归纳和做经验概括，得出新的发现点，再回到原来的理论中去补充和完善。这两种不同的逻辑都是职业教育研究的有效途径，两者的结合则有利于研究者们对事物更有力、更完整的解释。
（三）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辩证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实质性区别在于所获研究资料的非数据化与数据化。从表面上来看，现实中每一项观察都是定性的，不是天生就是数据化的或定量的。但在测量某些性质的时候，用数字来表示的定量数据比用词语来表示的数据更好。在研究中，将两者完全对立起来是极其危险的。如果有足够的资源，那么把不同的方法结合起来，即采用定性研究证明细节，如学生在工作场所的情境下是如何互动的，同时，采用定量方法辨别差异，许多研究问题都可以得到彻底的解决。事实上，简单的量化测量是好的定性研究的特征之一。［16］因此，在职业教育中，虽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研究不同的议题，但要完全理解一个议题通常需要结合使用这两种技术。
四、职业教育研究的伦理意识
研究伦理是指学术研究人员在开展研究时涉及到的价值判断问题，主要涉及到“人”、“知识”、“民主价值观”、“研究质量”和“学术自由”五个核心方面。［17］国际上对于社会研究中研究伦理的关注是从20世纪中期开始的，而我国对于研究伦理的研究与重视尚处于起步阶段。教育研究如同其所属的社会研究一般，均把“人”作为探讨对象，且研究通常涉及到学生，因此，教育研究本身也有其单独的研究伦理规范。而职业教育研究者，也必须在学术与实务价值的指导原则下，时常提醒自己确定二个伦理意识。
（一）遵循基本伦理原则
以人为研究或试验对象的科学研究所应该遵循的三个基本伦理原则是：尊重个人、对方受益和公平原则。这个原则被国际医学界和社会科学界广泛应用。结合中国的现状，有学者把这些原则稍做调整和综合，运用到实际操作中，认为社会研究至少要做到：知情同意、尊重与平等、无伤害与受益。［18］而这些原则运用到职业教育研究中，也是必须遵循的基本伦理原则。“知情同意”是指研究者把研究的目的、性质、内容确切地告知研究对象后取得研究对象口头或书面的同意。“尊重和平等”不仅是获得书面上的承诺，还包括眼神、言语和肢体动作上的平等，最为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和平等。尤其是职业教育研究对象经常有边缘地位人群（高考失利者、农民工群体、农民工子女等），则更需要以平常心去对待，而不是出于居高临下、“我帮助你”的心态。“无伤害与受益”中，“无伤害”是社会研究伦理的最终落脚点及追求目标，无伤害首要的和最基本的是保密，即不泄漏被访者的信息。“受益”则是指物质意义上的报酬，还有一些信息上或者情感上的交换。这是最基本的人际互动准则，而不是一味地要求被访者合作和贡献。
（二）保持研究客观性
在职业教育研究中，由于研究者与生俱来的主观性，使得研究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的客观性。正如研究问题不是中立的，研究者们如何表达一个研究问题，必然会反映他们对世界是如何运行的看法（无论清晰与否）。［16］但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要尽可能抛开个人观点和价值观，抛开对研究对象的价值预设，才能使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此外，研究的客观性还体现在研究与政治问题的关系上。教育研究乃至职业教育研究领域，不乏诸多“长官式”的研究。往往出现某个政治文件一出台，就掀起了某个研究领域的热潮，甚至论文引用率最高的即为某份政府文件而非学术著作的情况。政治力量对研究的介入和压力，必然会对研究的客观性造成影响，尤其当意识形态不同或造成利益冲突时。而政治力量在职业教育研究领域的渗透，也远比我们想象得要更为深远。因此，正视政治问题，正确处理并利用政治力量为研究所用，不仅是研究者的研究伦理意识所体现，也从另一方面直接反映了研究者的学术水平。
参考文献：
［1］朱学佳，李东海.从《中国职业技术教育》透视我国职业教育研究方法［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8（25）：17-18.
［2］何文明.职业教育研究方法的现状分析——以2008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职业技术教育》为例［J］.职教通讯，2009（4）：14-19.
［3］吴元樑.科学方法论基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134.
［4］袁贵仁.论哲学思维方法［J］.哲学研究，1987（8）：34-41.
［5］陈伟康.第三次浪潮的科学与文化［J］.自然辩证法研究，1988（5）：1-9.
［6］［苏］A.Γ.斯皮尔金，Э.Γ.尤金.方法论［J］.转引自：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0（1）.
［7］吴元樑.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方法论特征［J］.中国社会科学，1992（3）：65-78.
［8］［瑞士］J.M.鲍亨斯基.当代思维方法［M］.童世骏，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9.
［9］贾馥茗，杨深坑.教育研究法的探讨与应用［M］.台北：台湾师大书苑有限公司，1989：2-3.
［10］叶澜.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14-15，195，209-210.
［11］李怡明.论教学论研究的方法论意识［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1）：74-78.
［12］［美］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第十一版）［M］.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38，22.
［13］Erickson，F.，& Shultz，J..When is a context？：Some issues and methods in the analysis of social competence［J］.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Human Development，1977（1）：5-10.
［14］吴康宁.教育研究应研究什么样的“问题”——兼谈“真”问题的判断标准［J］.教育研究，2002（11）：8-11.
［15］宋宁娜.教育研究要增强问题意识［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9）：114-120.
［16］［英］大卫·希尔弗曼.如何做质性研究［M］.李雪，张劼颖，译.重庆：重庆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7，5.
［17］文雯.英国教育研究伦理的规范和实践及对我国教育研究的启示［J］.外国教育研究，2011（8）：87-91.
【关键词】：研究方法；硕士论文；思想政治教育
研究方法是科学研究的首要问题，贯穿科学研究的全过程。它上与认识论、方法论相连，下与理论性质、研究问题紧密相关，是保证研究成果科学性的前提和保障。一、学位论文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生学位论文
研究生学位论文是衡量研究生科研能力和培养质量的重要手段。研究生学位申请者根据学位授予要求而撰写的研究论文。它是评判学位申请人学术水平的重要依据和获得学位的必要条件之一。学位论文质量的高低是衡量研究生科研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也就是正确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是研究事实所不可缺少的理论原则、程序、手段、方式和技巧。是保证观察可靠、判断、推理得以正确形成的原则、程序、手段、方式。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者秦宗熙和穆怀中、谢圣明认为社会研究方法的体系由三个不同层次构成，即一般方法、具体研究方法和具体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技术。
首先，一般方法包括哲学方法论、社会学的学科方法论以及逻辑方法论。其次，具体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献法、个案法、访问法、问卷法、观察法、实验法、抽样法、社会测量法、典型法等。具体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技术。最后，研究程序包括四个阶段即选题阶段、计划阶段、实施阶段和总结阶段。一般情况下，学生在论文写作上采取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采取文献法、历史法、比较法、统计分析法、问卷法、测验法、经验总结法等多种方法相结合使用。
二、思想政治教育硕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分析
硕士学位论文是一个硕士研究生写作水平的展现，而方法的运用则体现了作者研究过程中方法原则程序是否科学合理，这也就直接影响论文的质量和水平。通过分析得出思政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以传统的理论思辨研究方法为主，缺乏科学的研究方法意识，缺少相应的实证与量化分析
（一）研究方法自陈状况分析
在抽样的华东师范大学2014、2015年30篇思想政治教育硕士学位论文中分析发现，从整体上而言，有90.1%的学位论文明确交代论文研究方法。能清晰单列“研究方法”部分并作“详细说明”和“简要说明”的学位论文的比例比较大，这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硕士论文的研究方法意识在已经比较高，研究的科学性从总体而言呈比较好的状态。当然，如果把自陈水平为详细说明和简要说明的论文判为“合格”的话，那么合格的比例仅仅有37%。
（二）研究方法的主要类别及其运用情况
总体分析后发现，理论学科硕士学位论文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研究法、经验总结法、理论思辨法、比较研究法、历史研究法、调查研究法等。在30篇硕士学位论文中，以文献研究法為主要研究方法的占60%，排名第一；以思辨抽象法为主要研究方法的硕士论26%，排名第二；比较研究法为主占23%；其余还包括历史研究法、跨学科研究、调查研究等等占有一定比例。此外，100%的硕士论文的是融合两种方法以上的综合方法，融合的方式较为多样。
从以上可以看出，研究方法依然以经验研究和思辨研究等传统研究方法为主。文献研究法、思辨抽象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传统研究方法备受青睐，其中文献研究法的使用率100%。新的实证研究方法，如调查研究、访谈法等开始进入理论学科领域，使得研究方法更为丰富和多样化。
三、结论
（一）优点。通过分析30篇抽样可以得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的写作中方法意识逐渐增强，通过本研究的调查分析发现过去单一的研究方法有所下降，对研究具有实际指导价值的学科层面方法论和原则层面方法论急剧增加，这表明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出现了多元化趋向。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研究方法论趋向多元化意味着研究者对研究方法论认识更加深人，这也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同时，具体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种类多样性，尽管定量与实证研究方法的整体运用中占比例不大，但从调查结果可以说明研究生们已经意识到定量与实证研究方法在研究中的重要性，通过定量与实证研究分析更能确定的各影响因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研究技术的这一层次是研究方法结构体系中与研究成果联系最为密切的层面。一定的研究方法论和研究方式最终必然要通过具体方法与技术才能展现出来。
（二）存在的不足。通过对样本的分析，可以得出，虽然在毕业论文中很多人都陈述；了研究方法，但是研究方法陈述不够明确，甚至对研究方法本身并不是非常清楚，部分论文对研究方法敷衍了事，有的研究生将实证研究、思辨研究、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规范研究及跨学科研究、多学科研究当作研究方法。事实上，从哲学和科学方法的角度看，实证研究、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及跨学科研究、多学科研究都是开展科学研究的一种指导思想，是方法论。如实证研究与之对应的有实验法、调查法等。
定性与思辩研究多，定量与实证研究少。定量研究与实证研究在研究科学性能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从调查结果显示，虽然定量和实证研究有所增加，但从总体上而言，定量和实证研究还是很少。通过案例、实验、非实验、实地研究，用事实情况及真实数据更能有力地证实研究者的观点的文章少。调查数据显示，在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方法中以文献法、历史法、比较法这些以叙事性的定性研究为主导，从个人经验出发的感悟性、思辨性研究较多，说明定性研究仍是主要研究方法。虽然随着研究的深入及对研究的科学性的重视，定量与实证的方法逐步受到重视，但比较而言，运用的仍然较少。调查结果显示，在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最常用的定量与实证的研究方法是调查法，最常用的统计分析方法是描述统计。方差分析、差异检验及显著性分析等定量方法在论文中少有出现。
综合上述分析，在培养学生论文写作方法上，我们应该更加注重方法意识，培养学生方法自觉，注重开设方法论课程的质量，提高研究质量，重视定量与实证研究，优化定性与思辨研究的结构，规范研究方法，树立科学研究意识，促进思想政教育学科理论发展。
参考文献：
[1]孙浩森、潘莉.理论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方法的实证研究--以合肥工业大学理论学科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为例[J]， 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6）.
[2] 袁方、王汉生.社会研究方法教程[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214.
关键词：于图书馆学，研究方法，方法论体系
1.国外图书馆学研究方法论发展德国图书馆学家马丁.施莱廷格(M. W.Schrellinger)于1807年首次提出了“图书馆学”这一名词,并于1810年出版了《试用图书馆学教科书大全》一书。而作为一门学科,图书馆学源于1887年,因为这一年德国哥廷根大学创办了图书馆课程讲座,同年美国图书馆学家M.杜威也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图书馆学院,这标志着近代图书馆学的诞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20世纪50、60年代,国外才开始专门讨论这个问题。60年代中期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图书情报学院曾组织召开了以“图书馆学研究方法:检验与评价”为主题的方法论专题研讨会。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教授巴特勒(PierceButler)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成效取决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研究和确立,而获得图书馆学理论知识的手段是研究方法。
70年代以前,图书馆学研究曾大量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以后则主要借鉴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甚至部分借鉴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如询问、问卷、比
较分析等;也有借鉴自然科学史和技术史的研究方法的。进入7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图书馆学界也引进移植了新的科学方法。1971年,运筹学被引入图书馆学研究领域,从而使定量分析方法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的科学方法。随着以电子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分析统计法也逐渐转入到更多地用于对文献内容、贮存卡片与书名页材料等文献信息单元的细致研究,对读者兴趣的分析和对某种文献的评价等方面。历史方法也被广泛地应用于图书馆学研究中。美国兰德公司首创的特尔菲调查法在图书馆研究中的应用为图书馆工作的预测和决策提供了极好的补充。英国的克兰菲尔德实验可以说是实验方法在图书馆学研究中一次卓有成效的应用,它有力推动了图书情报学领域内的科学实验活动。
到80年代,国外图书馆学研究人员,一方面继续使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比如抽样调查、采访座谈、预测分析等;另一方面开始借鉴与采用经验主义、模拟实验、计量与结构分析、数理统计、系统分析等研究方法。国外图书馆学研究者在对图书馆系统的调查考察、设计系统、对实施方案的评估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从80年代中期开始,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来进行图书馆研究的论著不断增多,系统分析逐渐成为更加符合美国图书馆实际情况的精细而复杂的研究方法。科学史表明,学科的独立性是以科学方法的独立性为基础的。图书馆学一直在寻找本学科的特殊方法。1986年,前苏联列宁格勒国家克鲁普斯卡娅文化研究所的一位图书馆学家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克列伊坚科在《图书馆学研究的科学基础》一书中将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各种方法划为三类:普遍认识法、全科学(跨学科的)方法和图书馆学专门方法。同时宣称找到了图书馆学研究的专门方法,他认为,图书馆学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已经产生”了专门研究方法,这些方法与研究过程的性质有着紧密的联系,并以其本质的规律性为基础,这些研究方法是藏书研究的计量方法、书目方法和社会学方法、书目引证的统计学方法。论文参考网。美国的图书馆学研究从实用性出发,经常利用其它学科的研究手段和方法。有资料表明,美国图书馆学博士论文所使用的方法以调查和历史方法为主,这一现象至今仍没有多大变化。随着西方图书馆学界对研究方法的日益重视,至今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
2. 国内图书馆学研究方法论发展国内关于图书馆学方法论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80年代,图书馆界才逐渐重视图书馆学研究方法问题的研讨。我国80年代的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具有探索性。90年代以来我国的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仍然是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并进入理性研究阶段。1990年,沙勇忠的《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的困境与出路》一文,阐述了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的概况,并从图书馆学研究必须依赖于科学的方法体系入手,认为方法论研究的核心是专门方法的建立,以是否产生独特的应用效能,是否体现图书馆领域的特殊规定性为标准,图书馆应注意引进移植相邻学科的研究方法并建立自己的专门研究方法。在建立专门方法时,必须兼顾一般方法和哲学方法,以确保方法体系的完整性。1997年,郗沭平在《浅论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方法论体系》中指出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使用价值较大、用途较广并代表发展方向的研究方法有20多种,如观察法、调查法、归纳法、演绎法、统计法、综合法、类比法、比较法、实验法、文献内容分析法、历史研究法、哲学方法、心理学方法、管理学方法、专家咨询法、教学方法、理性思维方法、形象思维与灵感思维法、文献计量学方法、引文分析法、系统论方法、控制论方法、信息论方法等。
综观国内外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发展轨迹,一方面,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的研究开拓了图书馆学的新领域,在这一领域中图书馆学界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国的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也已经建立,并形成多元化模式并存的局面。论文参考网。图书馆界正在运用多种思维形式,从各种层次对研究客体进行多角度、多因素、多变量的系统考察,并试图从不同方位、不同逻辑起点,用不同的思维程序去揭示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图书馆学研究者对于方法论的层次性理论的观点在总体上是一致的,这有利于完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许多关于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文章给了图书馆工作实践有益的启示。但另一方面,当前的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还存在着一些令我们不得不加以思索的问题。
3. 图书馆学研究方法论体系现存的问题3.1 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有待于完善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是对图书馆学研究各种方法的应用的总结归纳,各种研究方法都有其自身的优缺点,对方法的运用要依其具体的研究对象而定。随着方法具体应用的深度挖掘,图书馆学方法论有可能从结构及其组成要素上进行一次深刻的变革,从而改善方法论体系。论文参考网。如果有一个完善的方法体系为基础,图书馆学方法论和理论体系建设的滞后状态就能得到彻底的改善。方法论从来就不是一种现成的工具,它是人们思维和认识的深度与广度的体现。科学发展史上的每一次重大进展,几乎都伴随有方法和方法论的重大突破。正如其它的学科一样,图书馆学的发展程度也与科学整体发展水平密切相关。随着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也必须不断地补充和完善。
3.2 图书馆学研究方法论理论与实践相脱节问题时常发生在图书馆学界移植和引进相邻学科的研究方法方面仍然存在着生搬硬套的现象,因对于所引进的新的方法缺乏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而不加选择地引进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从而导致所引进的新方法不能与图书馆工作实践有机结合,造成移植到图书馆学领域里的新方法不能对图书馆工作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甚至有时会因使用不当而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失误。这种现象是图书馆学研究方法论体系建设过程中的教条主义表现,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人员应该引起重视并且要坚决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在引进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时,应该根据研究对象的层次和不同特点,注意内在的渗透和结合,而不是生吞活剥,随意套用。
3.3 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研究与图书馆学技术应用研究的关系处理不当图书馆学理论基础是图书馆理论创立的根本和逻辑起点。这些思想学说或理论观点不但对图书馆学具有启发、指导作用,而且具有很强的诠释功能。然而我们的基础理论还相当薄弱,对实践的指导还显得苍白无力。在当今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研究中,却呈现出一种反常现象,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存在着明显的盲目性、普泛性、不确定性,理论研究层次偏低,很少有人去深入研究基础理论,尤其是图书馆学研究方法论,一些基本的核心概念认识长期不能统一,这种现象不免使人忧心忡忡。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受到冷落,而图书馆学技术应用研究则倍受青睐,这导致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研究与技术应用研究不能平衡发展,呈现出过于严重的泛化、技术化倾向,加之不良的学术风气正愈来愈成为阻碍该学科研究步入良性生长状态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游梦兰.试析我国图书馆学方法论[J].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06,(01).
[2]邱燕燕.二十年来我国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综述[J].图书与情报,2002,(04).
[3]罗方,刘宇,王赞.我国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的现状及趋势[J].图书馆建设,2006,(02).
[4]王兰敬.我国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的若干问题探讨[J].图书馆建设,2003,(06).
[5]王燕红.对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方法论研究存在问题的探讨[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7,(20).
[6]杜海云.对我国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的回顾与思考[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7,(21).
[7]王洪芳.图书情报学方法论研究综述[J].情报探索,2006,(11).
[8]秦金聚.近年来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方法论研究综述(2000-2004)[J].新世纪图书馆,2005,(06).
中图分类号：N05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分形理论是现代重要的非线性科学理论之一，其主要研究自然界和社会科学领域广泛存在的非规则而具有自相似特性的几何形态。本文对分形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分形理论与有效市场理论的区别做了简单介绍，对分形理论的研究现状做了系统归纳，并对分形理论应用于资本市场研究做了展望。
关键词：分形理论 线性科学 非线性科学 资本市场
引言
如何正确认识现实世界一直是哲学研究讨论的重要课题之一。早期的哲学思想具有静态、抽象等显著特征，比如认为整体由部分组成，人们可以通过认识部分来认识整体。其在哲学方法上表现为典型的机械论、还原论和形式逻辑。
随着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逐渐深入，发现早期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日益显示出局限性。仍以整体与部分这对古老的哲学范畴为例，线性叠加原理显然忽视了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实际上，“随便堆放在一起的材料并不必然构成一所房子”（亚里士多德，1990）。可见，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可忽视，世界并非是线性叠加的。要深刻认识现实世界的非线性特征，有必要借助新的哲学思维和方法。分形理论的产生正好为现代哲学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
分形理论（Fractal Theory）产生20世纪70年代，其与耗散结构（Dissipative Structures）、混沌理论（Chaos theory）一起被认为是该时期科学史上的三大重要发现。分形理论最初被应用于水文观测、海岸线勘测等自然科学领域，其后逐渐延伸到数理化、生物医学、地质与地理学、天文学、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等诸多领域，近年来已渗入到经济学、金融学、绘画、电影等社会科学领域。美国著名科学家约翰·惠勒指出：“可以相信，明天谁不熟悉分形，谁就不能被认为是科学上的文化人”。
本文首先介绍了古代哲学中的还原论观点，指出线性科学的局限与不足；其次介绍了分形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并用实例来展示分形几何的魅力；然后详细介绍了分形理论在我国的发展现状；最后阐述了分形理论在资本市场研究方面的若干成果。
还原论与线性科学
（一）还原论的产生及意义
1951年，奎因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中，首次使用了还原论（Reductionism）一词。以科学哲学方法来定义，还原论是一种旨在将复杂性分解为更为简单的组成部分以研究其本质与规律的认识复杂性的方法。此后，牛顿进一步发展了还原论思想。牛顿力学拆整为零的做法，对整个古典科学起了示范作用，也使还原论成为近代科学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原则。
还原论在科学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以线性叠加原理为基础，将复杂的、整体的系统还原为简单的、部分的子系统来研究，通过分析部分的性质、规律来认识整体的性质、规律。不仅如此，还原论还直接影响了人们对物质可分性的理解，如古希腊的原子论、印度的“四因说”、中国的“五行说”。即使是结构主义的理论也能隐见还原论的影子。
（二）线性科学的产生和发展
1687年，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近代科学的诞生，也奠定了线性科学发展的基础。
线性科学研究的主要是线性的、可解析表达的、平衡态的、规则的、确定的、可逆的、可用逻辑分析的对象。在方法论上，往往把一些复杂系统分解为几个简单化的子系统，分门别类地去研究。从哲学思想上说，线性科学方法是一种典型的抓主要矛盾、忽略次要矛盾的问题处理方法。牛顿第二定律认为力是产生加速度的唯一原因，加速度是力作用的结果，因果关系一目了然。
线性科学理论和方法在几百年的历史中，一直左右着近现代科学的发展。直到20世纪中期，随着新的理论和技术手段的出现，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看法才发生了新的变化。
20世纪40年代后期，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先后产生；20世纪70年代，混沌理论、分形理论和耗散理论相继问世。当代科学逐渐从简单转向复杂，从线性转向非线性。科学的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分形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一）分形理论的产生
美籍法国数学家B.B.Mandelbrot于1967年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英国的海岸线有多长》的著名论文，标志着分形学科正式诞生。1977年，Mandelbrot发表了《分形：形、机遇和维数》的专著，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分形几何的思想、内容、意义和方法，将分形理论推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82年，Mandelbrot又出版了另一部专著《自然界的分形几何学》，分形理论至此初步成形。
Mandelbrot将分形定义为局部和整体按某种方式相似的集合，这是目前关于分形定义普遍被接受的说法。然而，该定义并不明确。一般认为，某集合F是分形集，一般要求具有以下性质：F具有精细的结构，即在任意小的尺度下，它总是有复杂的结构；F是不规整的，其整体与局部都无法用传统的欧氏几何来描述；F通常有自相似性，这种自相似可以是形状上或统计意义上的；一般地，F的某种定义之下的分形维数大于它的拓扑维数；在大多数情形下，F可能由迭代过程产生。
（二）分形理论特征及实例
分形理论研究的对象通常具有难以用欧式几何描述其形态的客体，具有标度不变性（对称性）（Invariant Scale）和自相似性（Self-Similarity）等显著特征，体现了自然的造化之神奇和艺术之美。
论文关键词：知识经济 图书馆学 大学图书馆 职能转变
21世纪是信息社会时代，也是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环境下，科学技术已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以信息科技和生命科技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给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强大动力。知识经济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经济，它对各行业、各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深远的影响，对图书馆的影响更是渗透到各个方面。面对知识经济的大环境，大学图书馆必须抓住机遇，转变职能，更好地为用户服务。
1影响图书馆学的社会发展因素
1．1知识经济对图书馆学的影响
知识经济其实质就是高科技经济、高文化经济、高智力经济，是以高科技产业为支柱，以智力资源为依托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知识经济可以理解为“主要由新技术革命推动经济发展与增长的经济形态”。它是一个创新的“蜂聚”时期，又是一个更加依靠知识和创新来促进发展的时期。1990年，联合国研究机构首次提出“知识经济”。知识经济的主导产业是知识产业，即知识的创造、传播、扩散、应用；知识经济时代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力量是知识化的劳动者，劳动与知识的结合达到一个新的水平；知识、技术与信息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掌握知识的人成为组织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
知识经济对社会科学包括图书馆学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在研究重点上有关“知识”的命题凸现出来，即随着知识价值得到充分认识和利用，学习知识、传递知识、利用知识、创造知识、共享知识的社会取向和运行机制将逐步建立。终身学习、按需学习会在社会个体之间广泛普及。社会科学包括图书馆学将对知识的社会化与社会的知识化投入大量的研究资源；其次，由于知识生产不是线性的，而是跳跃性的或是无序的，因此，多学科合作解决问题的研究方式、方法会得到进一步加强。以图书馆学来说，因其宗旨是为人们获取知识提供最佳工具和方法，因此，面临着未来因“知识获取机会非均等性”造成的“非知识群体”的出现，图书馆学将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共同携手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并寻找解决方案；第三，从研究对象上看，世界性问题的出现，如环境保护、世界金融一体化、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人类共同遗产的确定等，拓宽、加深了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社会科学有可能在这些全球性“问题域”建立起新的学科生长点。对于图书馆学来说，未来图书馆的形成，也将为图书馆学拓展出新的研究领域；第四，从研究方法上看，知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导致了整体化思维、复杂性理论的出现。随着人类相互依赖感的加强、盘根错节的整体化结构(经合组织军事集团等)的不断出现，全球意识、世界历史也正在形成。因此，社会科学必须从全球广度去思考各种问题，强调社会系统的复杂性，承认各种文化传统中的差异性、互补性，为探索世界各国可通融的方法与理论作出努力。以全球图书馆为例，网络技术与虚拟空间可以消除地理界限，但各国人文界限(制度上的差异与不同观念的敏锐性)却始终存在，这是各国图书馆需要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的重大课题。
1．2社会发展的网络化对图书馆学的影响
计算机网络是计算机群体的集合，它们彼此用传输介质连接起来，并遵守共同的协议进行通信。网络化是指由于以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现代通信技术为支撑的信息网络的高速发展，人类社会生活正在发生数字化、网络化变化的状态或过程。
社会发展网络化是20世纪末由新技术革命所引发的。虽然技术本身不能决定社会过程与社会制度的变革，但信息知识的交流传播是重要的人类活动，因而网络化这种信息处理与传播新方式的广泛普及应用，必将对社会状态、社会运行带来全方位、综合性的改变。一个以数字化网络为基础，以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为工具的新型社会正在出现并将呈现以下特点：(1)互联网带来了极为浩繁的信息资源，人们能更全面、及时地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知识；(2)互联网使人的交流与交往呈现出“对话性”的特点，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也由主客对立式变成了主客交际式；(3)网络空间创造出来的虚拟实在，扩大了人类实践活动的范畴；(4)网络技术使社会生活呈现出数字化、虚拟化趋势，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在改变，如工作环境变小、电子商务普及、产品与服务更倾向于个性化、家庭生活方式智能化等。
社会发展的网络化对社会科学研究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从研究条件上看，网络不仅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知识，如各种人文社会科学文献数据库提供了更多更完整的研究资料，而为了有效利用这些大量涌现出来的资料，研究人员必须学会新技巧，建立使用信息的新策略，他们对数字图书馆乃至图书馆员的依赖也会越来越强；其次，从研究手段上看，网络不仅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新的写作方式(电脑写作)、协作方式(网上讨论)，使得“无形学院”内部的新观点、新发现、新材料能即时获取，而且也为学术批评提供了新的途径。再次，从价值认同上看，技术力量在短期内的聚合与裂变，在强化了人们对技术的依赖的同时，也强化了人们对技术的崇拜，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价值被某些人忽略。如图书馆学“学术共同体”近年对技术表现出的巨大热情，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然而他们却很少顾及和讨论技术的后果。
1．3科学的社会化与社会的科学化对图书馆学的影响
科学活动发展到知识经济时代，其地位、规模、影响已发生重大变化。概括地讲，就是科学高度社会化，社会高度科学化。
科学社会化首先是指科学活动的组织形式由个人或集体发展到了国家规模乃至国际规模。如，国际地球物理年计划、国际太阳峰年计划、国际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研究计划、人类基因计划等大型国际计划与日俱增。科学技术向社会各领域渗透，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日益成为社会生活中行为规范和价值观的基础。随着微电子技术、通信技术和信息网络的迅猛发展，使人们的知识领域不断扩大，视野日益开阔，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在形成了一些新价值观念的同时，新的文化心理结构正在建立，科学已成为社会价值观念发生变化的根本动力。随着科学不断进步，劳动者的文化素养不断提高，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逐步成为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观念。社会的科学化还表现为人类社会发展更加需要科学的力量。科学的社会化与社会的科学化对图书馆学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科学论文的国际合作在增加。近年来，在《科学引文索引》(scI)所统计的期刊上，有一半以上的论文是多个作者的合作研究成果，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国际合作的。同时，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广泛利用和引用他国的研究成果；其次，科学技术推动图书馆学的发展。最近，我国科学家研制出目前世界上信息存储密度最高的纳米有机材料，其信息存储密度高达lO14Bit／cm2，信息容量比现有光盘高100万倍!按照这一密度，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所有信息可存放在一块方糖大的盘上。科学的发展为图书馆学研究的国际交流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
2图书馆学的发展趋向
2．1更加重视知识领域的研究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图书馆学的“知识域”将包括以下一些研究范畴：(1)知识形式研究。如知识的载体，知识类型，知识的组分，知识的表达手段和方式等；(2)知识集合研究。如知识的组织，知识资源的配置，知识的检索，知识的优控，知识集合的管理，知识集合的社会作用等；(3)知识受众研究。如知识受众需求与服务，知识交流与学习机制，知识建构，知识测度等。
2．2学科发展从细化走向整合
图书馆学经过一定阶段的细化发展之后，就会逐渐向整体化、综合化方向转变并呈现一定特点。(1)一些重要前沿课题将吸收众多学科交叉汇聚一点，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这些课题主要有数字图书馆、网络资源导航、数字化参考咨询、知识的人工智能服务、知识学习与知识建构等；(2)图书馆学与其它同族学科(如文献学、情报学、档案学)的融合进一步加强；(3)图书馆学内部分支学科将在新的研究角度与研究方法的支持下出现整合趋势。如“知识组织”将把传统的文献分类学、目录学、主题法、索引学、检索语言、工具书研究等众多分支整合在一起(同时也保持他们的相对独立性)，而“知识发展”将会把情报分析与预测、文献计量学、知识测度与评价联系在一起。
2．3理论、应用发展并重
图书馆学不仅是促进图书馆发展的“馆内”科学，它会从“馆内”走向“馆外”，变成社会人群主动获取知识的方法论。为此，理论研究将承担起观念转移、原理阐释的指导任务，而应用研究则将通过实证的探索提供具体的工具与方法。理论研究将通过对真实问题的切人，逐步纠正自身长期以来形成的肤浅化倾向，实用研究也将注重为理论创新提供原料和动力。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将通过国家重大创新程或前沿课题进行有机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3大学图书馆的职能转变
大学图书馆作为高校的知识仓库与信息中心，在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知识经济环境下，随着知识载体的电子化、智能化，信息传输的全球化、网络化，给大学图书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面对类型广泛、快速便捷的各种信息渠道。面对浩如烟海、形式多样的文献信息，面对需求多样化、最具时代感的读者群，大学图书馆必须转变职能。
3．1知识传播中心，为人的全面发展供应知识资源
大学图书馆是门类齐全的知识信息服务机构，随着电子阅览室、数字化馆藏的建立与普及，以及数字图书服务、网络信息资源导航等项目的开展，图书馆仍将是广大校园用户获取知识和信息最方便、最经济的理想场所。大学图书馆作为知识传播中心，要为人的全面发展、基本技能与根本素质的提高供应知识资源。知识传播的功能表现为：实现人类知识成果社会经济价值桥梁或纽带作用，提高社会成员知识拥有水平、培养和造就更多的“知识人”、为知识经济社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3．2通过知识组织揭示知识体系，提供知识服务
知识发现、数据挖掘、本体论、语义网络等信息检索技术的发展，令文献信息检索服务的“粒度”变得更细，通过信息的析取、链接、嵌入和重组来形成恰好符合用户需要的知识产品成为可能。图书馆通过知识组织揭示知识体系，并完整地提供给教学科研人员，便利他们寻找新知识的生长点，激发他们知识创新的灵感，促使主观知识(隐知识)向客观知识(显知识)的转化运动，增加人类知识总量。大学图书馆要通过运用语法、语义、语用等信息序化方法，以及信息的优选、浓缩、重新表达等信息优化的基本方法，将大量的、分散的、杂乱的信息经过整序、优化，形成一个便于有效利用的知识系统，为教师和学生提供所需要的知识服务。
3．3以用户为中心的知识服务，重在解决个性化需求
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传播手段，大学图书馆将原有传统文献转化为数字化信息资源，与新购置的数字化信息资源一起进行科学的整合、重组、分类、组织，形成新的数字资源体系。并对网上信息资源进行收集、筛选、加工，建立导航库、特色库，即建立虚拟网上资源系统。在此基础上，通过一定的个性化定制机制形成适应用户或用户群组需要的动态过滤、析取和组合的资源、工具和服务集合，为数字信息用户构建一个提供个性化知识服务、交流与工作的虚拟空间。大学图书馆根据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开展个性化服务。个性化服务是针对特定读者或用户需求的专门服务。即通过信息定制服务、信息推送服务等“量体裁衣”式的知识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体的知识需求，从而实现对校园用户群体知识需求的整体保障，推动大学的知识创新与发展。
3．4培养用户的知识能力、利用知识进行创新的能力
在信息时代，每个人每时每刻接受大量的信息，而只有那些知道如何探求知识和利用知识的人，才是国家最有价值的资源。大学图书馆要利用一切有效途径帮助用户得到获取知识的知识，使他们了解数据库现状、因特网资源、工具书，懂得知识收集贮存、创新开发、检索评价的知识。知识的获取、内化、利用和创新能力，已经成为个人素质发展的重要方面。在信息素质教育中，大学图书馆除了以图书馆为基地，开展多种类型的信息素质教育活动外，还可将信息素质培养融合于核心课程的教学之中，由图书馆员、学科专家、任课教师共同参与课程设计，使学生的信息体验不再是孤立地学习传统的检索课程，从而提高用户的知识能力。
4大学图书馆建设的拓展
为实现上述职能转变，须拓展大学图书馆建设，如数字图书馆建设，知识检索服务，网上咨询服务，网络知识整序等。知识经济和现代信息技术(媒介)为大学图书馆提供了新的发展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大学图书馆必须以网站和主页为结点为用户提供知识服务，读者通过结点与图书馆进而与知识发生联系。
4．1数字图书馆的建设
数字图书馆建设是指组织数字化信息及其技术进人图书馆并提供有效服务。首先是图书馆书目数据库的建设，提供本馆收藏的中外文图书、中外文科技期刊、会议记录、学位论文等文献的书目信息；其次建立专业期刊目次，图书馆将访问网上电子期刊、电子学报、学术论坛等所获得的专业期刊的目录信息存档收录，然后向用户提供期刊目次通报，扩大知识服务范围、方便学界了解学术动态。在此基础上进行数字图书馆建设，将传统文献型产品转化为数字型产品，也就是大学图书馆馆藏文献的数字化。
4．2知识检索服务
在图书馆主页上设置检索界面，包含尽可能多的检索途径，便于读者查询；设置导航栏目，或以文摘形式报道免费数据库，进行网络导航服务。
4．3网上咨询服务
在图书馆主页上设立网络咨询室，通过电子信箱等方式和读者联系，及时了解读者的需求，听取读者的意见或建议，加强与读者的交流与沟通，及时解决读者提出的个性化问题，使每个人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特定问题的特定答案或解决方法、途径等。
4．4网络知识整序
大学图书馆要根据本校学科要求，有针对性地收集、下载网络信息，筛选、提炼出其中的知识资源。收集要讲究知识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将这些资源有序化，进行分类、标引、排序工作，形成全文数据库或题录数据库。网络信息分类的目的在于分辨信息的知识性并为用户提供知识服务。大学图书馆应注重元数据的收集与收藏，为分类标引工作做好准备。
5结语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现代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内容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方法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政治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理论。当然，作为一种规律，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发展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应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哲学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方法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理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影响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中国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现代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