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3 15:13:50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民俗文化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1秦城米酒与民俗
酒涉及人们生产、生活的许多方面，祀天地，祭宗庙，奉佳宾，农事节庆，婚丧嫁娶，生期满日，庆功宴客，林林总总。秦城米酒，与民俗密不可分，农事节庆、祀天地、离不开酒，缅怀先祖，无酒则情感无以寄托；婚嫁无酒，忠贞不二的爱情，无以明誓；丧葬无酒，后人忠孝心无以表述；生宴无酒，人生礼教无以显示；饯行洗尘无酒，真情友谊无以表达；壮士出征无酒，悲壮情怀无以倾述；修造乔迁，祭拜天地，无酒诚心无以表述。无酒不成礼，无酒不成俗。早在夏、商、周三代，秦城米酒与人们的生活习俗、礼仪风尚就已紧紧相连。《诗经•七月》：“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友斯飨、日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描绘的是先秦时期农村中乡饮的风俗画，人们屠宰羔羊，以酒庆贺，相互祝愿，生活富裕。秦城承袭周代的风俗礼仪中，就有冠、昏（婚）、丧、祭、乡、射、聘、朝八种，大多与酒有关。“嫡子醮用醴、庶子则用酒。”男子年满20要行冠礼，表示已为成年人，不过在秦城演变为男做十八，女做十六，冠礼之后，均为成年人。生宴，上有父母健在，子女一般不做寿。男女大寿时，男做虚，女做实，意思是男大寿要提前一年做，女大寿当年日满时做，酒的贵贱使用，以寿星的经济能力为准，一般没有固定的规范和程式。
2秦城米酒与文化
民俗文化作为城市的文化符号和精神特质，与主流文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弘扬民俗文化有助于打造“文化青岛”品牌，努力推动文化青岛建设。青岛市在同类城市中，有着显著的文化积累优势。其中有许多关系到民俗文化的事项和物象。省级文保单位青岛市民俗博物馆始建于1467年，集天后文化、海洋文化、民俗文化为一体。全市以其为代表的各类民俗博物馆近10处，以丰富的民俗收藏品展示多彩的民俗事项，再现昨日的生产生活景象；另有韩家民俗村、崂山文化民俗村等多处民俗村，开展各种民俗体验活动。民俗展示场所整合提炼了旧时民众生产生活的精粹，也能用现代文化科技手段予以表现，满足了中老年人的怀旧思绪，适应了青少年人的追索体验，富有乡土文化特色。每年从农历正月初一开始，市北区的萝卜会、元宵山会、海云庵糖球会，即墨市的周戈庄上网节，崂山区的沙子口庙会，李沧区的玄阳观庙会等都各显魅力，热闹非凡，令人目不暇接。樱花会是青岛春季的视觉盛宴，面向大海，春暖花开，人海花海，民俗盛状，美好民俗与和谐时光共荣。民俗文化折射历史精华与社会文脉，是历史文化名城精神品格与生命活力的镜鉴和佐证。对文化青岛建设的主流文化来说，民俗文化是不可或缺的渊源和必要的辅助。城市记忆是城市的象征与灵魂，它既代表着城市的过去，又预示着城市的未来，重视民俗文化是培育城市个性，塑造城市文化的关键内容。城市记忆是城市现代文化的根，民俗文化则是根的重要内容。城市精神是城市文化的灵魂与血脉，是一座城市的“精气神”，是一座城市的形象与品性。立足中国传统根基，利用本土文化因子，梳理城市文脉，留住“城市记忆”，都离不开民俗文化的参与和推动。深厚的民俗文化积淀是形成城市文化优势的重要源泉。一个城市的文化要享誉全国、走向世界，先决条件是对那些能够体现城市特色的文化资源进行有效的挖掘、集聚、整合和利用，引领文化振兴和文化创新。让城市的历史文化积淀再现时代人文之光，民俗文化是其中的亮点文化。
二、韩国民俗文化发展的启示
从世界经济强国的发展轨迹看，文化资源将是继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环境资源和人力资源这四大资源之后，保障经济持续运行的重要资源之一。依托文化资源的现代文化产业，已超过传统制造业，成为新的经济支柱。当前国际上创意产业正风起云涌，许多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都已成为本国的支柱性产业。近几年中国的文化产业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关于推进文化青岛建设打造文化强市的意见》中明确要求，到2015年，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1000亿元，占青岛市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0%，成为重要的支柱性产业。文化产业富含文化内涵，对应了文化城市建设的内在要求，必然包括城市特有的民俗文化；文化产业释放了城市进步的文化潜能，势必弘扬城市的优良民风。文化产业发展应以中国本土文化为基点，这也是青岛提出的发展思路“国际标准、世界眼光，本土优势”的生动诠释。青岛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应该坚持自己文化的传统，坚持自己的性格特征，发挥好民俗文化的营养剂和助长剂的作用。韩国对历史文化与现代社会关系的重视对青岛的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20世纪60年代，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韩国文化当局积极挖掘民俗文化，建设各类民俗文化村。坐落在首尔京畿道龙仁市器兴邑甫罗里的韩国民俗村，占地72万平方米，是一座有282栋建筑物及设施的“国际级野外博物馆”。70年代，韩国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新里运动”，依靠历史传统推动现代化发展，利用各类民俗村传播五彩纷呈的文化。在韩国人看来，没有什么比鲜活的历史文化事像更能成为城市的标记，更能获得民众的历史认同进而成为持久发展的内在动力。韩国的民俗文化，除了乡校、官府、石头爷爷像、石碾子、城址和碑石等物质文化遗产，民谣、民俗游戏、乡土食俗、民间工艺、民族方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韩国官方为了保护这类民俗村，在房地产高额利润面前不为所动，立法规定这些文化遗产既不能随便改造，亦不能随意拆迁。城邑民俗文化村里几百户村民可以到外地买房居住，但一定要保证每户草屋有原居民居住，像往常一样生活，民俗村不能成“空壳”，只让游客参观。居住在民俗村的村民除免税外，还能获得政府的每月补贴。1998年，韩国提出了“文化立国”的方略，创建了专门的部门和机构，出台了一系列促文化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实施了诸多有利于文化产业发展的惠民政策。而其民俗文化，最具体、最生动地反映了韩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对韩国现代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三、民俗文化对文化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适应文化领域的全面竞争，民俗文化大有可为。通过提供多样化、亲民性的文化产品，民俗文化能够在青岛的文化产业发展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一）在文化产业核心层，民俗文化可以促进文化产业自强自大以地方民间素材为基础的文艺形式，如茂腔、柳腔、秧歌舞、扛阁、高跷、花辊，以及莱西木偶戏、胶州八角鼓等，仍然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通过创新中的传承能够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崂山、大泽山、琅琊台、田横岛等地方民间故事的挖掘和整理，仍然有很大的空间。徐福东渡、法显海归等民俗遗存为弘扬海洋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以上述资源为基础，通过文艺创作、民俗项目竞技比赛等形式，有助于推动青岛文化产业的发展，展现胶澳风采、齐鲁气派以至东方魅力。
（二）在文化产业层，民俗文化可以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角利用地方民俗文化资源推出新兴节会，构建节庆产业链条，可以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健康亲民的新兴良俗文化节庆大有市场，如大泽山葡萄节、崂山茶文化节、崂山祈农大典、“海誓山盟”婚庆节和财神节（农历七月二十二）。崂山、黄岛、大沽河和大泽山等地的民俗具有很大的旅游产业价值，深入开拓有助于实现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共同发展。最美乡村、最有魅力村落的相继认定，充满“乡愁”“乡乐”的民俗休闲体验场所的不断出现，满足了民众对民俗文化消费的向往。比如，登瀛民俗风情园环境优雅，景色旖旎，曾被评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游客可以在其中观徐福胜景，探崂山之美，学民俗文化，获得丰富的文化体验。
（三）在文化产业相关层，民俗文化可以促进文化产业实现集约化经营民俗文化读物的印刷出版市场潜力很大，大有可为。新老民俗体育健身活动，如横渡汇泉湾、螳螂拳、孙膑拳等，壮大了体育健身产业，促进了健康游艺活动，提高了群众的生命质量。在郊区，黄岛西部山区、即墨雄崖所沿海、大沽河流经区域等，都在经营着新兴文化旅游业。在市区，中山路风情街、小鲍岛民俗街展现着城市发展的轨迹。这些民俗资源为其他文化产业如影视、动漫、游戏、工艺、出版、印刷等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原创的素材，为文化产业的集约化发展提供了足够的能量。
四、文化产业视域下发展民俗文化的建议
中学语文教材有很多的篇目体现着各名族的风俗文化，例如《社戏》、《五猖会》、《云南的歌会》、《吆喝》等。在这些优秀篇目中体现着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云南的歌会》讲述了作者记忆中的云南跑马节，沈从文先生在云南的村村寨寨、山山水水中都能听到这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歌声，云南的人民就是这样在美妙的歌声中生活着，作者通过细腻的描写写出了云南的歌会中年轻女子的活泼开朗、聪明智慧、淳朴本色。此外还有山路漫歌中的赶马女孩、山寨传歌中活跃的人们，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展现在我们眼前。通过这些学习，学生们可以了解云南的地域特色和云南各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吆喝》在作者看来，北京小贩货郎的叫卖声简直就是一种“戏剧性”的艺术。作者介绍了从白天的叫卖声到夜晚的叫卖声，从卖吃食的、放留声机的，到乞讨的，还有富有四季特色的叫卖声等等，从中流露出作者对北京的吆喝声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那就是愉悦和怀想。北京胡同里小贩的叫卖声持续时间之长，种类之多。以平易而又不乏生动幽默的语言介绍了旧北京街市上动人的一景，缓缓的追忆语调中流露出的是愉悦和怀想，让人不由自主地品味到生活中蕴涵的浓郁的情趣。这些优秀的篇目都是进行民俗文化教学渗透的优秀案例。
（二）通过古代诗歌教学进行民俗文化的渗透
在中学语文课本中，许多具有民俗风情的事物通过经典古诗词来表达，例如“月”“梅”“菊”“茱萸”等。教师在讲授这些优秀诗篇时可充分挖掘所含的民俗文化，例如《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离家的重阳节，王维独自登上异乡的高山，回想起遍插茱萸的团圆场面，大声地吟诵：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其中的茱萸一种有浓烈香气的植物（一种香草）古时候每年的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这天，人们都喜欢插戴茱萸，据说这样可以避邪、消灾。这些可以是学生了解我国的传统节日，了解节日里的风俗习惯。《水调歌头》里面让学生体会中秋节是中国人的团圆节，与亲人多年不见，思念之情、思念之苦可想而知。作者从失意、孤独中走出，积极乐观，心胸开阔，寄托对情人的思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都是进行民俗文化的渗透的很好的案例。
（三）在中学语文活动教学中进行民俗文化渗透
“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在语文教学中可以通过语文活动进行民俗文化的渗透，在《黄河，母亲》语文活动中，让学生亲身领略到黄河的气势磅礴、泽被两岸万物生灵，体会到黄河对华夏民族、对自己的养育之恩，培养学生热爱祖国保卫家园的感情。语文活动《戏剧大舞台》，戏曲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结晶，中国的戏曲在国外也享有盛名。在这个活动中让学生了解中华地域戏剧的特点，并从这些戏剧中感受民俗文化的发展。
（四）校本乡土教材教学中进行民俗文化渗透
乡土教材是进行民俗文化教学渗透很好的载体，开设乡土文化阅读课，在阅读中了解本地区的历史发展，风土人情，地理特征，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在阅读中厚实学生的文化底蕴，深入的体会家乡民俗文化的魅力，让学生更加的亲近家乡，热爱家乡，传承家乡的民俗文化。随着对家乡文化底蕴的了解，把乡土民俗文化和语文的学习自然的联系在一起，提高自己的语文水平。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因素，使居住在白山黑水间的东北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风俗，而日常生活、岁时节日及婚丧嫁娶等民俗事象的描写，表现了浓郁的乡土情蕴，体现出东北民俗文化的动人之处。东北人民用黑土地赐予的智慧和食物为每一个传统节日赋予了鲜明色彩，读《属羊女》，读者会充分感受到异样的文化内蕴。腊月二十三小年，家家都会杀年猪，灌血肠，而亲朋好友之间互赠杀猪菜已经成了小镇人的保留习惯。过了小年儿，女人们忙着蒸面点，包冻饺子、包粘豆包。到了年三十儿，人们还要忙着迎灶王爷、上影。五月节时，小镇家家屋檐插上一排排的艾蒿，姑娘们缝针线荷包，扎小笤帚，图个辟邪免灾：《属羊女》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生动的东北民俗传统文化。东北的冬天寒冷而漫长，所以“猫冬”成了东北黑土地上的一种特殊习俗。猫冬——多么惬意温暖的字眼。大雪封山，人们像靠着火炉蜷缩着取暖的猫一样，在东北方言中“猫”也有“藏”的意思——藏在屋里热炕头上，打牌，摸纸牌，吸自制的土烟，抓“嘎拉哈”——由此形成具有东北特色的“火炕文化”。东北森林茂密，满族人还有游猎打围的传统，蝲蛄镇的男人大多都是狩猎高手。狩猎虽然会收获很多美味的野物，但也很危险，何大林就死于一次围猎。《属羊女》真实地再现了东北林区人们的原生态生活。除此之外，《属羊女》还为读者描画了生动传神的婚丧习俗。关玉河的婚礼完全是遵照关老爷子的指示按照旧礼热热闹闹办的，“新娘的炕席底下放上葱和松明子，这才聪明，再撒点芝麻、高粱，能节节高，撂把斧子，辈辈福。”[2]而小镇最长寿的老人关老爷子去世后的葬礼办得非常隆重。关老爷子下葬时，黄布遮着刺眼的阳光防止返阳，给其开光认准阴间的路，当听见“左躲钉，右躲钉”时，关老爷子寿终正寝了。于雷从文化与地域的角度表现社会生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审美空间。
二、东北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
当年因为马车店店主用一碗蝲蛄豆腐救了清始祖布库里•雍顺的命，所以乾隆爷将蝲蛄镇册封为清始祖发祥地，并迁来了三百户旗人。蝲蛄镇位于长白林区深处的偏远乡村，与世隔绝了几百年，解放后才进入人们的视野，小镇人封建保守思想严重，对新事物本能地排斥。县妇救会在蝲蛄镇进行妇女解放运动，想拆除代表封建思想的郎氏贞节牌坊，几个郎姓老太太在那整整守了三天三夜，还大骂“伤天害理”。关连山作为小镇的区长，想破除封建迷信，可关老爷子却翘着小辫子到处跑，还亲自或者煽动别人搞封建迷信活动。而装神弄鬼的大脚仙和赖嚎子，则为了一己私利制造谣言，阻挡文明的进入。东北偏居一隅，地理环境开阔，自然资源丰富，形成了东北人宽容大度、不斤斤计较的性格特征，民风质朴。关连山和何大林就是其中的典型。关连山作为小镇的权威人物，却难改粗人本性，遇到不满或棘手的问题，总要大声嚷嚷几句“扯不扯呢”。他语言虽然粗俗，但并不粗鄙，为人刚正不阿。何大林作为狩猎高手，体现了山民的威武和抗争意识，以及东北人的信守承诺和耿直讲义气。东北民众面对严酷的自然生存环境和社会压迫通常表现出执著的生命意识和倔强的生命力量，体现出一种心理上的强悍，这一点从陶曼与苏小石的爱情故事中得以充分展现。同时，东北这块“化外之地”较少受到中原封建传统礼教影响，女子表现更多的是野性泼辣、大胆奔放。“大花碗”是小镇公认的“有名儿的泼娘儿们”[3]，郭惠娟身上则浸透着原始的奔放与野性，敢爱敢恨，不离不弃。在于雷笔下，很多形象被理想化了，表现了作者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东北黑土地的热爱。
三、丰富生动的东北民间话语的运用
一个地域的民俗文化，也可以通过语言体现出来。于雷从小生活在东北，耳濡目染了东北原生态的生活和语言，因此，作家在创作时能自觉运用方言这一民间话语资源，既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又形成了作家自己的个性风格。首先，东北方言形象生动，具有特殊的表现力。如关连山说何大疤瘌眼子“别他妈的叨木鹳子找食——靠嘴儿，把能耐得真使出来，扯不扯。”关老爷子反对关连山封“药王庙”和“娘娘庙”，在庙前嚎叫，关连山要拿枪崩了他，“吓得他一鼓肚子，把个红裤腰带挣断了，缝着白裤腰的黑夹裤差点没秃噜到脚跟儿。”其次，东北方言还表现人物的个性化特点。当马大哈哈问关秧歌儿到医院来干什么，关秧歌儿露出了无赖相：“俺屁股上扎根刺，俺想……”面对关秧歌儿的，郭惠娟一把拉住关秧歌儿的裤带往床上拽：“来，姑奶奶给你挑（刺），你把裤子脱下来，脱！”再如关老爷子：“，南蛮子，想在这儿扎根儿，还敢把房子盖到最东头摆浪！这不明明贬弄咱们臭糜子吗？关连山，臭小子还帮狗吃食，哎呀天哪，这些败家的子孙，咋都这样不着调哇……”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我们可以从《属羊女》的字里行间倾听到久违的乡土乡音，触摸到尚未走远的民风民俗，给人一种本色自然、原汁原味的感觉。第三，自觉的乡土意识，使作家从文化层面关注东北生活，运用多种修辞手法开拓出艺术的新境界。如：“人们在为陶曼沸腾着，舌头像一把把烧红的柔软的剑，伸进了小镇那条狗肠子一样的小街。”
论文摘要： 在市场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贸易形成的今天，民俗文化由于其所具有的独特魅力而越来越被广告商所青睐，不少成功的广告案例都系有鲜明的民俗情结。随着广告业的深入发展，在与广告文化相互交融和碰撞中，民俗文化自身也得到了弘扬和发展，并成为广告业中一种特殊的宣传手段。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与广告自古有缘，从广告诞生之日起，便与民俗文化结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广告联姻民俗，可以有效地影响顾客的文化性消费心理，提高广告的文化品位，强化广告宣传活动的市场销售效果和形象塑造效应。因此，民俗文化已越来越多地被运用于经济活动中，并成为产品“本土制胜”的有效手段。
一、民俗文化是广告创意的一个切入点
今天，“创意”似乎已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词汇。特别是在广告界，广告创意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广告大师伯恩巴克称：“广告创意是赋予广告生命和灵魂的活动。”广告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常常具有鲜明的民族个性。一个好的广告创意就像一个好的艺术创作一样，必须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用最鲜活的民族语言，透过人类共同的心理表层，打入根深蒂固的，深藏在人的潜意识背后的“民族记忆”，从而达到一种让人心领神会的效果。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民俗文化积累丰厚，博大精深，它是广告创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长期以来，民俗文化的各种思想观念都已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形成了种种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如：孝亲感情、家国意识、尚礼精神、趋吉心理、养生观念等。这种种模式是代代传承保留下来的一种普遍性精神，是由遗传的力量积淀而成的思维定势。广告依仗它们的影响，借用这种种模式作为广告创意的主题背景，势必有利于增加广告的文化内涵，增进广告与受众的文化沟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民俗文化是提升广告品位的一种手段
一直以来 ，广告的品位是很多人关注的话题。要么是低俗化的倾向受到业界有识之士的大张挞伐，要么是曲高和寡、“叫好不叫座”让广告人不知所从。事实上，大多数广告的受众目标都是普通人，因此广告应当力求通俗。对于广告人来说，民俗文化的巧妙运用可以提升广告品位，在传达产品信息的同时给受众以美的享受和心灵的升华。
中国的民俗文化底蕴丰厚，可供开发、利用的东西很多，是广告设计的重要资源。在广告设计中可以根据自己产品的特点和品牌个性，恰当地运用民俗文化，把传统的艺术形式，用现代的技术表现出来，使其既富有古朴神韵，又不拘于陈旧的格式；既追求设计的新意，又不忽略民俗文化风格的体现，从而有效地提升广告的艺术品味。
1.色彩的选用。在视觉传播中色彩具有第一性的作用，它能够影响人们的情绪、心理，唤起人们的情感。成功的广告设计，都充分有效地应用色彩来吸引受众的注意和烘托、渲染广告的内容。色彩千变万化，多姿多彩，往往可以真实地再现广告商品的本色、质感、量感和空间感，使人如临其境，如睹其物，从而增强产品的真实感，增强消费者对广告的信赖感。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我们这个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里，由于历史原因、民族因素和居住条件的影响，人们形成了对红、绿等民俗色彩的特殊喜爱。例如长虹红太阳，格外“新”、“红”、“亮”的广告，其传播符号是：一串红辣椒、一串红鞭炮和一串红灯笼，宣传目的鲜明，效果突出。所以说民俗色彩恰当地渲染，可以更鲜明地形成产品的品牌情感，从而与消费者在视觉和情感上达成一致。 转贴于
2.字体的设计。字体本身是一种艺术形象，具有美和抒发感情的特性。在设计时不能仅满足文字的可辨性和可读性，还应充分调动文字的内涵来表达其艺术魅力。文字源于图画，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提及：“既是字，又是画。”汉字可以说是物象符号化、语义图案化的典范。在设计中适当运用象形文字，可以使该设计作品更加耐人寻味。在包装画面上，多运用象形文字，中国书法、印章及活版印刷字体，既能表现东方艺术的风格，又能强调画面意境和内在的思想感情。比如民间陶瓷的系列包装，其主要画面就是“土陶”两个书法大字，再加上一方朱印，整个包装内容十分充实，苍劲的字体，使人联想到该产品悠久的历史。
3.图形的选择。在当代的广告设计中，对传统图案和纹样的运用也是十分广泛的。例如图腾、民族服饰、民间寓意吉祥的图案和纹样等。无论是将它们作为底纹，还是主体图案，或是边角装饰，都能给人带来古朴、清新的气息，并具有强烈的装饰感。著名设计大师靳埭强先生借用中国古钱币的形象为中国银行设计的行标及“中银与您脉脉相连”的广告，就是这方面的成功案例。此创意中有机地融入了民俗文化，将古老的铜钱演变成了中国银行的象征，使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三、民俗文化是广告促销的一大法宝
广告“姓商不姓艺”，成功广告的首要标准是促销。世界著名的广告大师奥格威说得好：“我们的目的是销售，否则便不是做广告。”的确，就商业广告而言，它是经济范畴的投资行为，投入产出是它的根本属性。在当代社会，公众的文化性消费心态日趋成熟，在消费中越来越强调文化品位和艺术格调。为了迎合消费者的这一需求，现代广告越来越多地融入了民俗文化，给产品穿上了文化的外衣，从而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最终促成销售。
在广告促销中，民俗节日是促销的最佳广告时机。广告者为了能使消费者广泛接受广告，达到理想的预期效果，在广告时机的选择上，常利用中国的民俗节日掀起广告。中国的春节是最具文化内涵和传统魅力的节日，也是最有凝聚力的一个节日。在每年春节来临之际，背井离乡的游子都纷纷赶回家中与亲人团聚。与春节相关的年俗，例如红彤彤的春联、喜艳艳的“福”字、热腾腾的团圆饭、乐融融的全家福等，也都随着春节欢悦的气氛铺洒开来。过春节时人人都希望回家，和家人一起共享欢乐和幸福的时刻，而金六福酒就是抓住了在过春节时中国人的思乡、恋亲、急于回家的心情，适时推出了“春节回家·金六福酒”的广告，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广告促销中，广告者不仅在春节这一民俗节日上大做文章，在过元宵节、中秋节和端午节等民俗节日时，商家的广告也一样会蜂拥而上，以至于在现在的节假日中有“假日经济”一说。
广告搭台，民俗唱戏，两者一唱一和，相得益彰。要创作出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一定文化品位的广告，离不开对广告受众民族文化心理的理解和把握。广告要被受众所理解和接受，一定要借助于人们内心深处蛰伏着的能够左右他们的文化因子，以打动受众。因此，广告应根植于民俗文化，从民俗文化中汲取营养，发掘能够引起受众感情共鸣的思想内容，寻求能够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诉求形式。从广告发展看，要把中国广告水平推向新高度，造就中国独特的广告风格和气派，以自立于世界广告之林，惟一可行的出路就是实现文化上的超越，而这方面我们又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我们的民俗文化根基深厚，风格独特，她为中国广告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她也是中国广告迎接世界挑战的重要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2］李苗，王春泉.新广告学［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
【关键词】湘西民俗；文化翻译；《边城》英译本
一、理解民俗
1、民俗的定义
西方历史上对于民俗的概念存在四种观点：文化遗留物说、精神文化说、民间文学说和传统文化说，其中传统文化说是西方普遍流行的观点，即把民俗仅限于传统之中，将生活中不断涌现出来的新民俗排斥在外。在前苏联，民俗仅指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在中国，由于种种原因，过去研究得比较多的民俗现象，也主要是民间文学。（钟敬文 1998：绪论4）
美国民俗学家多尔逊（Richard Dorson）1973年把民俗（folklore）的“俗”界定为可用“民间文化”、“口头文化”、“传统文化”、“非官方文化”等范畴来表达的对象。“俗”（lore）一词指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世代传承、相沿成习的生活模式，它是一个杜会群体在语言、行为和心理上的集体习惯。（钟敬文 1998：绪论1，2）英语中“民俗”一词的“民”即民众，民俗的“俗”即通俗；由萨克逊语中的folk和lore合成的，意思是“民众的知识”或“民众的智慧”（乌丙安 1999： 1）。民俗是各种群体的基本的文化构成，是人们日常的、年复一年的、以至时代相传的生活方式，是人们的基本活动的文化模式；即民俗是群体内模式化的生活文化。（高丙中 2009：导论7）
2、民俗的分类
关于民俗文化的分类有两种分类方法：纲目式，按照逻辑以大纲同属细目；平列式，按材料分量定类，不管类与类之间是否具有逻辑并列关系。
中国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1999）将民俗分为：经济的民俗、社会的民俗、信仰的民俗和游艺的民俗。高丙中（2009）将民俗分为三大类8部分：1）物质生活民俗，包括生产民俗、工商业民俗、生活民俗；2）社会生活民俗，包括社会组织民俗、岁时节日民俗、人生礼俗；3）精神生活民俗，包括游艺民俗和民俗观念。
二、民俗文化的英译
沈从文作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作家，他的小说生动真实、丰富具体地体现了湘西古朴独特的风俗画卷；可以说离开了湘西民俗，沈从文小说的魅力就会大打折扣。在他的文字里，我们不难从中找到那属于湘西特有的影子，那里的山清水秀，沉淀着湘西多年文化的风俗民情，涉及到湘西苗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湘西民俗世界，同时也真实鲜活地体现着湘西世界“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本文将根据高丙中教授的三分法，选取湘西特色的衣食住行、社会习俗、价值观念三个方面的实例，对比戴乃迭和金介甫的译本，探讨湘西民俗文化的翻译问题。
1、衣食住行
物质生活民俗方面在《边城》中主要体现在衣食住行上，比如湘西的本土服饰文化以“尚银，绣花”为代表；服饰是精神的外在符号，银饰在湘西服饰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洁白无暇的银质饰器品，象征着苗家姑娘的心地纯净善良，质朴无暇美好，也是家庭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
比如食物“烧酒”是与边城的人们形影不离的，戴译作rice wine，金译作clear liquor，“烧酒”是指以谷物为原料发酵而成的纯色酒，在西方没有这种酿酒方式，属于中华特色文化，译作wine即葡萄或者水果发酵的饮品勉强可以接受；而liquor指的是烈性酒，一般是蒸馏得来的，酒精含量很高，当地人民生产水平有限，不能制造出如同西方的“liquor”，金介甫的翻译不能体现出湘西人民的生产生活。
《边城》中描写湘西人家的住房是吊脚楼建筑，戴乃迭将其译为house built on stilts overhanging the water，再现了这种建筑的构造，让读者很容易想象出真实的图景，认识到当地人民居住环境的特点，再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而金介甫译成dangling-foot houses，会让读者不知所云，不理解何为“悬挂着脚的房屋”，无法传递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点。
2、社会习俗
在嫁娶方面，沈从文以天保和傩送对翠翠的求婚向我们展示了湘西提亲走车路和走马路的两种习俗，天保选择走车路，即由他的父亲顺顺做主，请了媒人提了红纸封的点心很正式的到老船夫家里说媒；而走马路就是像傩送那样由自己做主，站在渡口对溪高崖上，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一切由翠翠做主。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求亲方式，一种代表了封建的最普遍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制度，而后一种却比较人性化，更接近于我们现代社会的自由恋爱，而且更具浪漫色彩。
例：车是车路，马是马路，各有走法。（沈从文 2011： 107）
戴译本：Chess has its rules： the castles and knights have to move in different ways. （ibid： 106）
金译本：In a game of chess， the chariot---the rook---moves one way and the horseman---the knight---another. （Kinkley 2009： 90，91）
“车路”和“马路”源自中国象棋的说法，与象棋中的走法没有太大关联。戴乃迭将其归化为国际象棋中的名称，便于英文读者接受，虽然传达了意义，但多少流失了中国文化特色，不利于文化特色的保留；金介甫采取中国象棋的译法，并加以国际象棋的解释，既利于读者接受，又能保持特色文化身份，两全其美。
3、价值观念
湘西人民拜傩公和傩婆为人类始祖，为人类带来平安、五谷丰登、儿孙满堂、凡事兴旺的福星，而信奉倍至。依照当地习俗，如遇家有凶事或遇猪瘟、鸡瘟、家人多病，便祈求傩神佑福，年终隆重祭祀。《边城》中船总顺顺为儿子取名就体现了其中的信仰崇拜。
例：由于这点不自觉的死心，他把长子取名天保，次子取名傩送。天保佑的在人事上或不免有龃龉处，至于傩神所送来的，照当地习气，人便不能稍加轻视了。（沈从文 2011： 29）
戴译本：He had a soft spot in his heart for the younger， giving him the name Nuosong， his brother that of Tianbao. （ibid： 28）
金译本：This unconscious preference led him to name the elder son Tianbao （Heaven-protected）， and his younger brother Nuosong （Sent by the Nuo Gods）. He who was protected by Heaven might not be so favored in the worldly affairs of humans， but he who was sent by the Nuo gods， according to local understanding， must not be underestimated. （Kinkley 2009： 28， 29）
戴乃迭直接翻译这两个人名，并省译文中关于人名的解释，这样在西方读者看来，这两个名字仅仅是普通的名字，不会体会到其中深层次的含义，更不会联系到当地人民的民俗信仰上，无疑是没有传递原文的文化内涵，再现湘西人民的文化身份。而金介甫的翻译，拼音直译两人名，其后添加解释说明其深层意义，并阐释这种思想的根源，使得西方读者能够体会到当地独特的民族信仰和习气，这样的翻译很好地保留了湘西民族的文化特色。
三、总结
不断交流与融合的世界文化使人类共性的认识逐步扩大，民族间的差异逐步减少，容易使民俗的文化特色变得模糊，尤其是如同“边城”之类的处于“边缘”的少数民族少数人群文化。在世界全球化和文化的趋同过程中保持民族文化固有的个性和特征、保持民俗文化的清晰度，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要保持民族文化，首要是保护文化的核心价值不受到损坏（李庆本 2004）。在民俗的翻译上，译者不能随心所欲地把西方民族民俗移植到中华民族民俗中，否则就会造成文化身份模糊、错位的后果（蒋红红 2003），反之亦然。为了避免文化替换和篡改，直译是常用的翻译方法，适当时候加以解释说明。然而，民俗鲜明的文化个性及其浓郁的民族特色给民俗文化的翻译带来重重困难。明辨文化特色是基础，这样才能确保采取恰当的策略，避免文化移植；联系文化语境，通晓文化背景，再现出民俗文化独特的韵味特征，重构民俗文化。
【参考文献】
[1]Kinkley， Jeffrey C. （2009） Border Tow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高丙中.中国民俗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蒋红红.民俗文化翻译探索[J].国外外语教学，2007（3）：52-57.
[4]李庆本.全球化语境下文化身份的认同与建构[J].东方丛刊，2003（2）.
[5]沈从文.边城：英汉对照（The Border Town）[M].杨宪益，戴乃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本文作者：袁德军管凯义工作单位：磐石市宝山乡农业技术推广站
充分发挥农村教育、宣传作用农民思想意识和价值观直接影响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在农村教育、宣传中，向农民传播先进科技文化知识的同时将转变思想观念放在首位，适时引导其抛弃传统的小农意识，走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误区，改变落后的、不文明的甚至愚昧的观念和习惯，逐步形成科学、文明、健康向上的良好风尚，使其在享受现代物质文明的同时获取精神上的文明和解放，自觉融入市场经济浪潮。当前，生产劳动不再是单纯的体力消耗，而是“技能+体能”“知识+勤劳”的复合性支出。在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经济发展浪潮中，惟有不断接受教育才能紧跟社会发展节拍。大力实施教育培训工程，努力提高农民学、用现代科技的能力科技文化素质的高低最终体现在现代科技的应用能力上，若想实现这一目标，当务之急就是要着力改革和完善农村教育培训体制，以帮助农民提高生产经营能力和扩大增收渠道，进而建立重科技、重技能、重服务的多层次、多样化的素质培训机制。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来加强农业科学、实用技术的普及推广，加大对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所需技能的专业化培训，才能培育出具有现代农业专业化知识和技能的新型农民群体，进而形成以高素质农业生产经营者为主体的农业人力资源结构和人才优势，推动农业经济不断迈上新台阶。努力发展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和农业科技企业，充分调动其示范带动作用通过二者的建立作为科研成果转化和农科教相结合的突破口，既可带动科技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向农村扩散，也能激发广大农民爱科技、学科技和用科技的热情。积极建立农村信息网络，为科技文化信息向农村传播提供便捷条件农业信息化是社会信息化的重要环节之一，积极建立专业化的农村信息工作队伍，建立起功能完备、开放畅通的农村信息网络体系，及时、准确地向农民输送国内外农产品市场供求趋势、价格变动、新技术和新品种以及政策环境等各方面信息。
加快推进网上招商、贸易、教育和办公等现代化方式的应用，提高农业管理和服务方式的信息化水平，推动农业经济步入信息化、规范化、高效化的发展轨道。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实施教育培训工程无论软、硬件设施，农村学校均落后于城镇，无法满足农民科技培训的需要，农民获取科学技术知识的渠道缺乏通畅。为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为农村培养优秀人才，政府可以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支农资金，加大对农村教育、培训的投资，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在搞好九年义务教育的同时，搞好农村的职业教育，重视对农业劳动力的技术和技能培训，将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作为科教兴农、发展现代农业的一项重大举措。农民技能培训不能流于形式，要重实效，通过科技下乡、技术服务和科技直通车等多种方式对农民进行科技培训，为其提供技术服务，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科技水平，以利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农业先进技术的推广普及。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加强农村科普工作科普是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有效途径，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广大农村的科普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要针对不同对象，选用适合的形式和内容进行科普宣传和教育，充分利用互联网、电视等现代化教育手段开展现代远程教育，结合农村文化活动大力开展科普工作，这对于提升农民文化素质、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3]。
总体看来，加强农民文化科技素质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提高农民就业技能和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支撑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在于培养数以亿计的观念新、有文化、讲文明、懂技术以及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而农民科技教育是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贡献率的重要基础，也是实现新世纪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一)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争议的实体问题由当事人决定。这一诉讼模式特征有二:第一，民事诉讼中的裁判对象和裁判依据由当事人决定;第二，诉讼程序的启动和终了由当事人决定。根据民事诉讼过程中法院职权干预程度不同，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分为当事人进行主义诉讼模式和法官职权进行主义诉讼模式。当事人进行主义诉讼模式以英美法系为代表，又称对抗制。在当事人双方以及法官这一构造中，原被告对自己的主张负有调查、举证和辩论的责任，而作为中立的争议裁判者，法官的主要职责是倾听原被告及其律师的陈述和辩论，并就其公平正义理念进行裁判，整个诉讼过程均由当事人双方控制。张卫平教授将法官职权进行主义也称之为大陆型当事人主义［8］，其不属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根本原因在于双方争议中实体问题即裁判对象和裁判依据由当事人决定。与英美法系一致，大陆法系实行当事人自治原则、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这些原则充分保障了当事人意思自治，体现了民事争议私权处分的私法性质。作为中立方，大陆法系的法官在诉讼程序推进过程中有更为积极和主动的权力。同时，法官拥有释明权，有权“在当事人的主张不正确、有矛盾，或者不清楚、不充分，或者当事人误以为自己提出的证据已经足够时，法官依据职权向当事人提出关于事实及法律上的质问或指示，让当事人把不正确和有矛盾的主张予以排除，把不清楚的主张予以澄清，把不充足的证据予以补充”［9］。由此可见，释明权是一项具有职权主义色彩的权力，是一种法官对当事人的指向性的交流。通过释明制度，法官得以对当事人诉讼过程进行适度司法干预，有效弥补了私权处分原则下当事人处分原则和辩论原则的缺陷，提高了诉讼效率。
(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是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相对应的一种诉讼模式，在这一情形下，争议的实体问题由法官决定。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诉讼模式可以纳入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范畴。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特征为:第一，民事诉讼中的裁判对象和裁判依据由法官决定;第二，诉讼程序的启动和终了由法官决定。例如，苏俄民事诉讼法典第179条规定，“诉讼请求的数额如果不是根据双方当事人以前所成立的协议或者依法律规定的程序决定(票据、合同和税则)的时候，法院可以依照已经查明的情况作出超过原告人请求数额的判决。”
二、民事诉讼模式的成因
关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成因近年来已有探讨，而为何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虽同属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却仍呈现出当事人进行主义和法官职权进行主义这样不同的诉讼模式呢?笔者认为，其影响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律传统的影响。在大陆法系，只有制定法才被视为法律的正式渊源，判例则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制定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6世纪查士丁尼统治时期所编纂的罗马法，此后大陆法系法律的发展都建立在罗马私法之上，从公元11世纪罗马法在欧洲大陆复兴，到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的自然法思想和理性主义，到1971年法国《人权宣言》，到大陆法系国家纷纷制定成文法并形成以宪法、行政法、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为内容的成文法体系，不难看出，大陆法系法典化运动自古以来未曾停止过，并且一脉相承。这就决定了大陆法系的法律发展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以法院为代表的公权力机关率先完善起来，为法官职权进行主义的诉讼模式提供了条件。英美法系起源于英国，在法律形式上，英美法系以判例法为主，兼有部分制定法。在英美法系国家，判例法又称为法官法，一般指高级或上诉法院通过判决来确立的审判原则和规则，对以后的法院裁判具有约束力。即使是制定法，其与大陆法系法官适用法律时探究立法者原意不同，英美法系法官在适用制定法时，“要看先前法官的解释，在该条文首次被解释时，法官也不是问立法者在立法时的意思是什么(立法者的原意)，而是问当立法者自己在处于当下的情形(手头案件)时他的意思会是什么”［10］。即英美法系的法律适用是从特定判例出发，这种自下而上的过程决定了法官必须依据当事人的行为行使公权力，这也就形成了当事人进行主义诉讼模式的传统。
第二，诉讼成本的影响。社会总成本是指社会各个生产部门汇总起来所产生的总成本，仅就民事诉讼领域而言，社会成本包括立法成本和司法成本两方面。其中，立法成本指整个社会在立法过程中各项资源的耗费量;司法成本指整个社会在司法过程中的资源耗费量，具体又包括国家司法成本和私人司法成本。英美法系国家奉行实用主义，法官本身拥有造法职能，国家无需投入大量时间、金钱、人力、智力等资源专门制定法律。由于英美法系具有判例法传统，多数法律在实践中逐渐形成，因此立法成本初期较低，而后期也只需付出少量的立法成本用于制定成文法，以弥补判例法的漏洞和空白。相对于立法成本，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成本相对较高。一方面，国家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构建司法体制。如美国陪审团成员的选任、安排和召集均需要国家投入大量的司法成本。同时，由于英美法系法官具有造法职能，要求国家在培养法官时投入更多的教育资源，以确保法官在司法程序中以极高的素质水平公正裁判案件。另一方面，诉讼当事人同样需要投入大量的司法成本。英美法系中多数情况下双方当事人的对抗都体现为双方律师的对抗，每一个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必须花费高昂的律师费用才能完成诉讼，这也大大提高了社会的司法成本。在大陆法系，制定法为主要的法律渊源，在立法初期国家就投入大量成本制定实体法和程序法，从法律颁布前的专家意见稿、征求意见稿、法律草案，到组织立法机关通过法律，到法律颁布后以研讨会、基金项目等形式呈现的立法讨论，都要求国家提供大量时间、金钱、劳动等资源来确保法律的编纂、颁布和实施。从社会总成本的角度观察，大陆法系国家在后期必须降低司法成本。一方面，法官在诉讼过程中扮演更为积极主动的角色，如法官享有调查取证权，可以独立决定和进行调查取证并将其认为真实合法有效的证据用于裁判;同时，法官的释明权力也能够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尽早实现定纷止争。另一方面，当事人双方的对抗性更为缓和，在调查取证、聘请律师等方面，当事人付出的司法成本也相对比较低。
第三，法律职业文化的影响。法律职业文化是指整个社会对法律及法律职业长期形成的认识和感知，两大法系呈现不同的诉讼模式受到法律职业文化的深刻影响，具体体现在法官职业文化和律师职业文化两个方面。英美法系以事实出发型诉讼模式为特点，由此形成了英美法系的律师职业文化，即律师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精湛的业务能力、高超的法律技能，且在整个社会都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律师采用计时收费、风险收费等多种收费方式，他们有足够的动力积极为当事人谋求利益。英美法系的法官虽然在庭审中处于被动消极的地位，但其在适用法律的同时，还具有“造法”的职能，通过中立地观察和听取原被告双方的诉讼过程，法官凭借其内心的公平正义理念和长期的审判经验进行裁判。因此，英美法系的法官多由年长、声望德高、富有经验的社会精英来担任，而许多法官也因其卓越的个人才能而名垂青史，如科尔、马歇尔、霍姆斯等。这种法官职业文化也对英美法系的民事诉讼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最终形成了律师积极、法官消极的法律职业文化。大陆法系以规范型诉讼模式为特点，法官首先根据成文法条文预见所要适用的法律，确定诉讼的构成要件，然后了解案件事实，最终呈现一个由大前提到小前提再到结论的演绎过程。同时，大陆法系片面的法官选拔考试也影响了法官队伍质量的提高，使得法官的威信不足，公信力缺失。同时，大陆法系的律师在审判中的影响力相对较小。英美法系中对出庭证人的提问主要由当事人双方的律师通过交叉盘问来完成，法官在审理过程中不能询问证人，只能在双方律师终止盘问后提出一些补充性问题;而大陆法系的出庭证人首先必须由法官来进行发问，待法官盘问结束后，双方的当事人和律师才能进行补充发问。律师通常采用比例收费制，导致律师在诉讼中缺少动力和积极性。因此，大陆法系形成了律师消极、法官积极的法律职业文化。
三、结语
在世界各国都不断推进民事诉讼改革和发展的今天，任何绝对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或是完全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都存在着自身缺陷，因此，不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需要并且正在不断根据现实情况进行调适和变革。从总体上看来，大陆法系的法院和法官在民事诉讼活动中的职权性不断弱化，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不断加强，因此协同主义这一新兴的诉讼模式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强调当事人对法院的制约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强调国家的职权性干预不同，协同主义诉讼模式强调应当从“自由主义”的民事诉讼向“社会的”民事诉讼转变，要求法官和当事人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促使所有参与者协同推进和完成诉讼。对于法官而言，其应当充分行使诉讼指挥权力和为发现案件真实情况的必要权力，包括释明权等;同时，法官还负有法律指出义务，以帮助当事人双方顺利完成诉讼。对于当事人而言，其不仅享有参与和进行诉讼的权利，当事人同时还须承担诉讼促进的义务和真实义务，诚信地参与诉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