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3 15: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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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然气储产量
截至2013年底，尼日利亚天然气剩余可采储量为5.1万亿立方米（见图1），居非洲第一位、世界第九位。据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NNPC）的统计数据，2013年，尼日利亚天然气总产量为658亿立方米，实际利用量为543亿立方米，扣除天然气作业者自用量（包括发电用气、回注气和气举采油用气）后，在市场销售的天然气只有349亿立方米（见图2），居非洲第三位、世界第22位。2013年，尼日利亚液化天然气（LNG）出口量为223.66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四位，比印度尼西亚的224.11亿立方米略低。2013年，该国国内天然气消费量4814万立方米/日。据估计，尼日尔三角洲盆地还有约171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资源量有待发现，尼日利亚天然气的勘探开发前景广阔。从图1和图2可以看出，尼日利亚天然气储量自2002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近10年来该国天然气产量也非常稳定，几乎未有增加。目前，已有上百家石油公司云集在油气资源丰富的尼日尔三角洲地区，投资油气项目，但油气资源主要被壳牌、埃克森美孚、雪佛龙、道达尔和阿吉普这5家西方大石油公司垄断。
二、国内天然气市场
近年尼日利亚经济发展速度较快，GDP增长率一直维持在约7%，能源消耗逐年增加，天然气市场需求旺盛，理论上天然气市场应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由于长期以来尼政府确定的天然气价格为全球最低，石油公司对勘探和生产天然气缺乏积极性，加之产出的80%以上是伴生气，天然气处理和储运能力不足，造成天然气开发生产严重滞后。与此同时，尼日利亚廉价天然气导致消费量不断攀升，市场严重供不应求。由于缺气，尼日利亚燃气发电厂时常停产，国家电网供电严重不足，导致政府机构、学校、企事业单位和城市居民自备柴油发电机，以备不时之需。由于柴油发电成本太高，许多制造业工厂被迫关闭，严重制约了该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由于缺气，西非输气管道被迫低效运营，贯穿撒哈拉沙漠的长输天然气管道项目、尼日利亚LNG厂扩建和新建项目被迫推迟，投资者被迫放弃了兴建以天然气为原材料的化工厂、化肥厂、甲醇厂等许多下游项目。一方面是供气严重短缺，另一方面是天然气利用率很低，尼日利亚天然气放空燃烧量位居世界第二。为此尼联邦政府在2003年规定，2008年底前停止放空燃烧天然气，否则将予以处罚。此后，尼日利亚天然气放空燃烧量逐年下降，年放空燃烧量占年产量比率由2003年的46.2%降至2013年的17.6%（见图3）。但是，由于天然气处理厂和管道等基础设施落后且严重匮乏，加之气价过低，处罚不严格、不及时等原因，天然气放空燃烧仍屡禁不绝。该国政府再次提出，2012年年底后禁止放空燃烧天然气，否则将处以高额罚款。尽管如此，直至2013年，尼日利亚仍有116亿立方米天然气被放空燃烧，占世界放空燃烧量的10%，仅次于俄罗斯，尼政府因此损失超过10亿美元。
三、主要天然气项目
1.埃斯科拉沃斯（Escravos）天然气合成油（EGTL）项目该项目位于尼日尔三角洲埃斯科拉沃斯河西岸，雪佛龙公司为作业者，持有75%的股份，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NNPC）持有其余25%的股份。一期建成产能3.3万桶/日，加工天然气920万立方米/日；二期产能为12万桶/日。一期建设始于2008年，但施工进展缓慢，经历多次延期，预算也屡次上调，建设成本最后增至95亿美元，已于2013年底投产。
2.液化天然气项目尼日利亚是世界上重要的液化天然气生产国之一，近年其市场份额虽有下降，国际市场占有率由11%下降为7%，但仍是世界第四大LNG出口国。尼日利亚共有6条LNG生产线，年产LNG量2200万吨，液化石油气（LPG）400万吨。预计未来几年，该国LNG年产量将达到4200万吨。1）尼日利亚LNG厂（NLNG）。该厂位于尼日尔三角洲河流州伯尼（Bonny）岛，是目前唯一在产的LNG项目。股份分配为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49%、壳牌（作业者）22.6%、道达尔15%、阿吉普10.4%。该项目于1999年投资38亿美元建成2条生产线，开始出口LNG到美国、欧洲（西班牙、法国、葡萄牙）及亚洲（日本、韩国）。项目已有6条生产线，LNG产能为2200万吨/年，LPG产能为400万吨/年，天然气需求量为9910万立方米/日。目前该项目正在筹划第7条生产线，将增加产能800万吨/年，但由于气源紧张，尚未得到尼政府批准。2）布拉斯（Brass）LNG厂。该项目位于尼日尔三角洲拜耶尔萨州，股份分配为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49%、奥昂多（Oando）17%（2012年收购康菲的股份）、阿吉普17%、道达尔17%，预计投资85亿美元，设计2条生产线，年产LNG量1000万吨。该项目12年前已启动设计、工程建设招标和征地等，已花费10多亿美元，但目前仅完成设计、征地和部分前期辅助工程。由于融资问题和新石油法案未出台，最终投资决定一直未获伙伴公司的签署。3）奥罗柯拉（Olokola）LNG厂。该厂位于奥贡州和昂多州交界的海滨，由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雪佛龙和壳牌等合资兴建。初步计划建设2条生产线，日加工天然气约2832万立方米，年产能为2×630万吨，最终建成产能为LNG3500万吨/年、LPG3万桶/日、凝析油1.5万桶/日。2006年该项目正式启动，2007年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议，目前已经完成前端工程设计、工程建设招投标、征地和前期营房建设等，并开始了陆上和海上的岩土工程测量和海底测量。4）进步（Progress）LNG厂。该项目计划建设1条生产线，虽然已经得到政府许可，但目前尚处在可行性研究和设计阶段。
3.西非天然气管线（WAGP，WestAfricanGasPipeline）该项目由雪佛龙、壳牌，以及尼日利亚、加纳、贝宁和多哥等国家的石油公司共同投资建成。管线从尼日利亚三角洲沿海岸由东向西，经贝宁、多哥至加纳，全长676千米。2010年建成并开始运营，天然气运输能力为1274万立方米/日，目前运输量仅约481万立方米/日，将来不仅要增加输气量，而且管线将进一步向西延伸至科特迪瓦。
4.贯穿撒哈拉沙漠的天然气管线（Trans-SaharanGasPipeline）2002年，尼日利亚与阿尔及利亚两国政府签署谅解备忘录，计划修建一条贯穿撒哈拉沙漠的天然气管道，从尼日利亚三角洲向北，经尼日尔到阿尔及利亚地中海港口，面向欧洲市场，全长4023千米。目前已完成可行性研究，预计管道建设费约100亿美元，集输站建设费约30亿美元，该项目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融资问题。
四、天然气工业总体规划、相关政策及制约因素
前已述及，尼日利亚天然气储量位居非洲第二，具有雄厚的天然气工业发展基础。为了加快天然气工业的发展，尼政府制定了包括上述项目在内的宏大的天然气总体规划。
1.天然气工业总体规划2008年2月13日，尼日利亚联邦政府正式批准了该国的天然气总体规划，该规划旨在加快天然气工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促进国内天然气开发利用，提升其在国际天然气市场的地位，使天然气工业成为尼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引擎。天然气总体规划包括三个主要战略：一是激励天然气工业的发展，使之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二是增强尼日利亚在国际天然气市场的竞争力，并确立其高附加值天然气产品出口国的地位；三是确保尼日利亚长期能源安全。该规划有三个主要目标：一是到2015年，向燃气发电厂的输气量增加3倍，保证生活和生产用电供应；二是建设撒哈拉以南非洲天然气工业枢纽，包括天然气处理中心站、化肥厂、石油化工厂和甲醇厂等，将天然气工业变为增加附加值的行业；三是发展西非天然气管道运输和LNG出口，巩固并提升尼在国际天然气市场的地位。该规划除了包括上述项目中未建成的项目之外，还包括建设4座化肥厂、4座甲醇厂、若干座天然气制油厂、20多座发电厂以及6座天然气中央处理厂等。总体规划将完善尼日利亚国内天然气管网，纵贯南北，横穿东西，使各石油公司的管线建设和国家建设相统一，实现统一调气，协调使用，避免重复建设。预计到2017年，实现每天向国内发电厂、制造业工厂、水泥厂、石油化工厂和西非天然气管道输送天然气92.6万桶油当量（约15.21亿立方米），LNG日出口量增加至86.8万桶油当量（约14.26亿立方米）。尼日利亚政府分四个步骤实施天然气总体规划。第一步，2008年2月，以激活天然气市场为目的对国内天然气市场进行干预，包括出台国内供气义务法规，禁止放空燃烧天然气的法令，引入气价改革过渡框架，建立天然气买卖协议和证券化等商业模式，制定天然气基础设施的规划方案等；第二步，2011年1月，国内天然气实行市场价格，天然气基础设施投资开始起步，出台相应天然气法规；第三步，2013年1月，主要天然气基础设施投资启动，实现完全的天然气货币化，成立多个新天然气公司或投资公司；第四步，2014年1月，实现完全市场化，结束政府对天然气市场的干预，实现市场引导投资者在天然气勘探、生产和利用产业链的投资。
2.天然气相关政策与天然气总体规划配套，尼政府出台了有关合同、禁止放空燃烧天然气和气价改革等政策与法规。1）产品分成合同有关天然气条款规定，作业者在开发天然气前，需签署天然气开发协议，该协议包括优先满足资源国战略需要等内容。2）国内天然气义务供应法案规定，作业者须为尼日利亚国内市场预留出一定数量的义务天然气；未完成义务供气量者，按3.5美元/千立方英尺处以罚款，且罚款不能抵税；只有在满足义务供气量后才允许天然气出口。3）禁止放空燃烧天然气法令规定，作业者放空燃烧天然气须获得尼政府批准，并按3.5美元/千立方英尺处以罚款，且罚款不能抵税，不得计入可回收成本。4）天然气价格政策。在2010年前，以相对便宜的气价首先供应尼国内，并将天然气用户分为3个领域，对应3个定价方案：一是民生领域，例如电力和轻工业用户，天然气采用成本价格，气价不足0.2美元/千立方英尺，此价为全球天然气最低价格，这部分供气是石油公司最主要的天然气供应义务；二是以天然气为基础的工业领域，例如甲醇、化肥和天然气制油业等，天然气价格采用净回值作价法，气价随产品价格波动，约为1美元/千立方英尺；三是商业领域，例如制造业、LNG行业，天然气按代用燃料价格计价，气价约为2.5美元/千立方英尺。自2011年开始，尼政府实施了天然气价格改革，规定供应发电厂的天然气价格由0.3美元/千立方英尺上调为1美元/千立方英尺，2012-2013年上调至1.5美元/千立方英尺，2014年上调至2美元/千立方英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2011年和2012年实际气价分别为0.3美元/千立方英尺和1美元/千立方英尺，气价改革滞后，没有到位。尼国内非发电用气价格规定为：2011-2012年2美元/千立方英尺，2013年2.5美元/千立方英尺，2014年3美元/千立方英尺；LNG厂用气价格由市场决定。通过调整天然气价格，尼日利亚天然气价格倒挂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在尼石油公司投资、生产、供应天然气的积极性。
3.制约因素天然气总体规划和相关天然气政策实施后，尼国内天然气利用率和供应量有所提高，2012年供应量达到创纪录的4248万立方米/日，而且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然而，天然气总体规划实施情况远远落后于尼政府的计划和预期。究其原因，除了天然气项目投资拖了项目建设期后腿，目前主要面临以下几方面的制约因素。一是新石油法案至今仍在尼国会审议迟迟未能出台，油气财税条款尚未确定，严重影响着石油公司的油气勘探开发投资，包括对天然气总体规划的响应和投资决定。目前，尼日利亚朝野和工会组织均已认识到，应尽快通过新石油法案，否则将严重影响尼日利亚经济的支柱产业——油气工业的健康发展。二是尼日利亚近10年来社会安保形势日趋恶化，国际救援组织（SOS）近年一直将尼日利亚社会安全列为高风险I级和极高风险II级。尼日尔三角洲产油区武装组织不断对油田设施和人员进行袭击和骚扰，不仅影响油气生产，也严重影响了石油投资。三是油田社区矛盾日益突出和复杂。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油气生产历史中，尼政府和石油公司均忽视了对当地社区的发展投入和对百姓就业的教育培训。同时，油气生产事故和不法分子的盗油活动频繁，漏油事件对社区环境造成污染与破坏，影响了社区居民的生产和生活。石油生产与社区的矛盾严重影响了油气生产效益。四是尼日利亚国内天然气销市场三角债错综复杂。油气作业者将处理后的天然气卖给尼天然气公司，天然气公司将气卖给发电厂，发电厂将电力卖给电网公司，电网公司向社区供电。由于电网公司不能及时全额收取电费，最终影响油气作业者及时收取天然气费用，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对此，电网公司开始推行先付费后用电的插卡电表，以扭转居民用电后不付费的局面。
五、天然气总体规划下的基础建设项目
根据天然气总体规划，尼日利亚加快推进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一批输气管道和天然气处理厂已经建成或即将建成投产，并计划建设天然气工业园区。目前，总体规划中确定的总长722千米的6条新的输气管道已经竣工投产；总产能为6088万立方米/日的6个天然气中心处理厂项目正处于开发阶段，并将于2015-2019年陆续建成，届时该国国内供气量将翻番。2013年以来，尼政府进一步提出在尼日尔三角洲建立3个天然气处理加工工业园自由贸易区，分别位于三角洲奥吉迪哥本（Ogidigben）镇（西园）、河流州（中园）和阿夸伊博州（东园）。其中西园已经破土动工，称为奥吉迪哥本天然气革命工业园，占地面积2700公顷，其中一期585公顷，包括化肥厂、甲醇厂、石油化工厂、发电厂以及办公室和居住设施，西园将是撒哈拉以南地区非洲最大的天然气工业城。尼政府的目标是通过该工业园区的3个项目提升天然气附加值：一是天然气发电，提供可靠的平价电力，确保民生用电；二是天然气工业化，建设以天然气为原材料的化肥厂、甲醇厂、石油化工厂等，推动工农业发展，形成天然气产业价值链；三是出口创汇，通过西非天然气管道和LNG把天然气出口到西非地区和其他国际市场，实现外汇收入。天然气工业园区将以天然气中心处理厂为中心，沿海岸而建，位于伊斯克拉沃斯（Escravos）河东岸，在雪佛龙的伊斯克拉沃斯油气站的河对面，是尼日利亚天然气工业总体规划的组成部分，将为其他天然气园区起到示范作用，由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运营管理。目前，该工业园区已经破土动工，尼政府正在招商引资，尼总统希望中国石油企业积极参与。作为该地区的主要天然气生产商，雪佛龙将参加该园区的投资建设。中园和东园的开发建设正处于招投标过程中，壳牌将参加中园项目的投资。总体来看，尼日利亚天然气总体规划的实施呈现稳步有序推进之势。
六、展望
关键词：地基；换填法；设计；垫层施工
中图分类号：TU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引言
换填垫层法在建筑工程中广泛应用．换填垫层法是挖去地表浅层软弱土层或不均匀土层，回填坚硬、较粗粒径的材料，并夯压密实，形成垫层的地基处理方法．换填垫层可依换填材料不同，分为碎石垫层，砂垫层，灰土垫层，粉煤灰垫层等．换填垫层施工简便，广泛应用于中小型工程浅层地基处理中。
1、换填垫层是将建筑物基底的软土挖去,代以人工回填的砂(或碎石)作为持力层主要用于荷载不大的软基处理。换填垫层主要作用有三:
(1)减少基础沉降量:沉降量是与地基的附加应力成正比的。紧靠基底区域内的附加应力大,沉降量也大,约60%～70%的沉降是由持力层引起的。换填垫层后,可大大减少基础的沉降量,并可调整地基的不均匀沉降。
(2)增加地基的稳定性:换填垫层实际上象个“船筏式”基础,使建筑物的荷载通过垫层均匀地扩散到垫层侧面及下卧软土上去,减少了软土所受的附加应力,对防止建筑物地基局部应力集中所引起的剪切破坏有一定的作用。
(3)加速软土地基的固结:铺在软土上的换填垫层(特别是砂垫层),一方面缩短了排水距离,另一方面它实际上又是排水层。压缩固结挤出的水分,通过砂垫层渗出,加速了地基的固结,促使地基中由于固结产生的抗剪强度较快地增长,从而提高了地基的稳定性。因此在荷载不大的工业与民用建筑软弱地基处理中,常常作为经济有效的处理办法。
2、换填垫层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换填垫层设计方法是假定垫层是基础的一部分。首先给定砂垫层厚度,把基底压力扩散到砂垫层底部,将砂垫层底部作为建筑物的“新基础”底面,底面处的附加压力值(以条形基础为例)(见图1)pz按下式计算:
(1)
图1.应力扩散图
垫层厚度Z应根据下卧层的承载力确定,并符合下式要求
(2)
式中:pk为相应于荷载标准组合时基础底面处平均压力值(kPa);pc为基础底面处土的自重压力值;基础底面处附加应力p0为:p0=pk-pc;pcz为垫层底面处土的自重压力;fz为垫层底面处地基承载力设计值;θ为垫层扩散角,对于中密砂垫层,当Z/b≥0.5时,θ=30°;当Z/b
3、换填垫层强度取值与基坑侧土强度关系分析
假定:(1)换填垫层与侧面软土在界面处破坏是由于软土强度不足所致;(2)基础下换填垫层侧面软土各向均质同性。
当换填垫层界面处某点应力等于土的抗剪强度时的临界状态称为极限平衡状态。由土的平面应力理论有
(3)
设中密砂土的φ=30°,代入(3)得
(4)
设换填垫层基坑坡角为β,则在垫层与基坑侧土接触界面上,正应力σs为
(5)
从上式可知:当β=0°时,σx对基坑侧面正应力无贡献,σs=σz+σcz;当β=90°时,σx对基坑侧面正应力贡献最大,σs=σx。
当界面处于极限平衡状态时,将(4)代入(5)式经整理得界面处正应力
(6)
对式(6)求最大值,可令:(σs)′|β=0,得β≈18.435°
即当换填垫层坡角满足β=18.435°时,σs最大,此时sinβ=0.3162,cosβ=0.9487
(7)
理论计算及实测表明,基底应力极限状态约位于基底下b/4处。设换填垫层下b/4与软土面交界处为微元体P,其软土强度为fs′,为保证垫层基坑侧土安全,微元体P接触面上正应力σs′必须满足
(8)
式中:σs′=1.054(σz′+σcz′)。
对于淤泥质软土,当覆盖杂填土时,γ0≈17kN/m3,ηd=1.0,σcz′=γz′,当基坑侧面软土任意一点土自重应力与竖向附加应力不小于砂垫层侧向压缩引起垂直向上应力时,该点强度可近似按各向同性考虑,即
(9)
将(9)、(10)代入(8)式并整理得
(10)
式中:fa为微元体P处基坑侧面软土修正后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fak为基坑侧面软土承载力特征值。当微元体P在基础外边,且z′-d=0.25b时,可近似算得:σz′≈0.35p0,考虑到上硬下软双层地基中点应力分布特点:地基中点应力相应减少,边缘应力相应增大,应力分布总体相对均匀等因素,取σz′≈0.35p0×1.2,即当fak满足下式时
（11）
或
（12）
基坑侧面软土安全;否则就应加大基础宽度,降低p0值,直至满足基坑安全为止。
4、双层地基应力分布的特点
换填垫层属于典型的双层地基,持力层为较硬的砂垫层、砂石垫层、粉石垫层等,下卧层为软弱土层。现以换砂垫层为例来说明。条形均布荷载下地基基础中点下M处(如图2)应力σz的应力系数kE如表1。
图2条形均布荷载下双层地基
表1应力系数kE表
表1中ν为
（13）
式中:E01、E02分别为持力层与下卧层变形模量;μ1、μ2分别为持力层与下卧层的泊松比,对于淤泥质土,变形模量为2.5MPa左右,当其上硬层为中密砂垫层(相当于已分层夯实原砂垫层),且厚度Z不小于基础宽时,变形模量在26MPa以上,ν≥10;ν=5,相当于均质土状况;ν=1时为双层地基,从表1中可以看出:ν越大,应力扩散越明显。
若按扩散法计算砂垫层基底中点附加压力,其大小为(按基宽与砂垫层厚相等计算)θ=30°,pz=0.464p0,按双层地基应力系数法计算,其值为:pz=0.33p0,反算θ=44.6°,差别达40%以上。
由此可见,扩散角法与双层地基应力系数法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
5换土垫层合理设计分析
综上所述,合理进行换土垫层设计,应按以下步骤考虑:
(1)换填垫层自身的强度,这主要通过施工质量与检测来保证。
(2)换填垫层承载力设计值:考虑垫层侧面软土强度作用,按式(12)确定换填垫层p0时,应与换填垫层自身的承载力(换填垫层自身的强度减除土体自重应力)相比较,取两者较小者为换填垫层承载力。此时换填垫层底宽可与基础宽一致,顶宽应根据当地软土基坑开挖放坡经验来确定;由于实际换填垫层坡角一般在70°以上,远大于18.435°,因此垫层侧面软土不仅相对安全,并有一定的有效侧限作用。
(3)换填垫层属于双层地基,其应力分布应考虑双层地基应力分布特点。当换填垫层按规范要求施工,压实系数在0.97以上时,垫层变形模量与下卧软土变形模量差别较大,即可达到E01/E02>10,对应于上表取ν=10.0应力系数值计算,并据此及式
(4)确定换填垫层的厚度。
当垫层厚度不小于基础宽度时,kE≤0.33,即近70%的基础沉降由垫层承担,对于荷载不大的工业与民用建筑(即丙级建筑),可不必进行沉降验算。
结束语
根据笔者多年工作经验及双层地基应力数值解,进行了多次探索与检测,并在理论上予以初步论述,其目的一方面是竭尽所能,完善换填垫层承载力计算理论;另一方面,在大力提倡创造节约型社会的今天,作为一名工程师有责任、有义务为工程建设提供更科学、更经济的设计概念与方法。
参考文献
[1]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79-2002）[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相当长一段时期，儒学被误解为科学（指自然科学）的对立面，至少与科学无关。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曾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科技是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萌芽并发展起来的，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起着重要的作用。假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是一种与相科技对立的文化，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又怎么可能会有高度发展的科技？反言之，在一个科技高度发展的社会中，与科技相对立的文化又如何能够成为主流文化？
一．
关于“儒家”，《汉书艺文志》作了较为全面的概述和界定：“儒家者流，……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从这段总括性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原创儒家有三个主要的特点，这就是：求道、为学、致用。
首先，儒家重视求道，“于道最为高”。从《论语》中可以看出，孔子一生致力于求道。《论语学而》说：“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卫灵公》说：“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里仁》说：“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显然，求道是孔子一生的追求。孔子的“道”，主要讲的是为人处世之道。孔子说：“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又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但最重要的是“忠恕之道”，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孔子之道，为思孟学派以及后来的《易传》所发挥，从而形成了儒家的“天人合一”之道。《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并且认为，“仲尼祖述尧舜，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易传》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周易乾文言》）并且明确提出天道、地道与人道统一的 “三才之道”（《周易系辞下传》）。
正因为儒家讲的“道”是人道与天道的统一，是“天人合一”之道，所以，儒家又重视“天”，重视研究天地自然，从而形成了儒家的自然观，主要包括：思孟学派的阴阳五行自然观、荀子的气论自然观和《易传》的阴阳八卦自然观，充分表明儒学融合自然之道。虽然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儒家的这些自然观并不能算作是科学，但是在中国古代，阴阳五行自然观、气论自然观以及阴阳八卦自然观一直是古代科技的思想基础，是中国古代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儒家重视为学，“游文于六经之中”。孔子作为教育家，要求自己和学生有广博的知识。《论语雍也》说：“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孔子讲“博学”，主张“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具有知识论倾向；不仅要求学习社会文化，学习伦理道德方面的知识，而且也包括学习自然方面的知识，从而使学生成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的君子。这里的“游于艺”，就是学习“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数”实际上包括了古代的数学知识。而且，孔子还要求学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思孟学派和荀子的著作以及《易传》等也广泛涉猎自然知识。
正因为儒家重学，也重视自然知识，包容科技，先秦儒家自孔子开始就十分重视对于古代科技著作的研究。他们所整理、研究以及撰写的著作中，《夏小正》、《禹贡》、《月令》等都是当时重要的科技著作，《诗经》、《尧典》、《周礼》等也都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先秦儒家把科技知识包容于儒学之中，而这些科技著作以及科技知识事实上成为后世儒家学习和研究科技的知识基础。
再次，儒家重致用。孔子重人道、重学问，最后又落实到致用上。在为政方面，孔子讲“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讲道德教化；同时也讲“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讲利民。这一思想后来被孟子发展成为“仁政”。孟子认为，施行仁政，首先要“制民之产”。他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因而要发展农业生产，要“不违农时”；“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孟子梁惠王上》）。在儒家看来，讲“仁政”，就要发展农业生产，当然也就离不开发展农业科技。
儒家讲民本，最终又要落实到发展农业，发展农业科技；与发展农业相关，又要研究天文学、地理学以及数学等等。这表明儒家本身具有发展科技的内在要求，儒家文化与科技密切相关。在中国古代科技体系中，农业科技以及与之相关的实用科学发展较快，其原因概在于此。
二．
原创儒家具有的求道、为学、致用的特点，使得儒学融合科学于一体。而且，后世儒家在发展儒学的过程中，大体上继承了这个重要的传统，只是在各个时期，儒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从儒学发展史看，历代都有儒家学者研究自然、研究科技，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做出直接的贡献。
汉代儒家确立了儒家的经学传统，较多地发挥儒家为学包括研究科技知识的特点。汉代经学家在整理和研究儒家经典时，把包含有古代科技知识的儒家著作也确立为经典。按照中国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分类，《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尤其是，汉代经学家还把春秋时期的技术著作《考工记》补入《周礼》，列为儒家经典。汉代儒家在整理和研究儒家经典的过程中，对其中的科技知识进行注释和发挥，实际上也是一种科学研究。
汉代儒学包容科学，不仅表现为汉儒所确立的儒家经典中包含古代科技著作和科技知识，而且，汉代有不少儒家直接参与科学研究，甚至成为那个时代的科学家。汉代儒家普遍对天文历法感兴趣，并有所研究，这不仅有其政治方面的原因，也与儒家讲“天人合一”有着密切的关系。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 ]笔者以为，至少在汉代可以这么说。在汉代儒家中，对天文学颇有研究的，至少有扬雄、桓谭、刘歆、贾逵等。扬雄对天文学很有兴趣，主张浑天说，并提出“难盖天八事”。桓谭对天文学也颇有研究，在宇宙结构问题上，反对盖天说，主张浑天说。扬雄和桓谭对于浑天说取代盖天说的地位起到重要的作用。后来的儒家学者刘歆修《三统历》，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完整的天文学著作”，“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 ]贾逵在天文学上颇有造诣，他所参与修订的东汉四分历比以往各家历法有显著的进步。
宋学确立了儒家的道学传统，较多地发挥了儒家求道包括求自然之道的特点。宋学家在当时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至高峰的背景下，大都深入学习和研究当时的科技。邵雍、张载、二程以及朱熹都对自然现象有过研究。
朱熹的“理”一开始就具有科学的内涵，它既是形而上的“太极”，又是具体事物包括自然事物的规律，因而也包括了自然规律在内；所以，朱熹理学既是心性之学，又是自然学。这正是对原创儒学“天人合一”的发展。此外，朱熹对于儒家“格物致知”的诠释，使之包含了格自然之物的内涵，赋予了科学的意义。朱熹说：“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朱子语类》卷六十二）“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朱子语类》卷十五）可见，在朱熹广泛的格物中，也包括格自然之物。朱熹非常强调研究自然现象，把握自然之理。他说：“虽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岂不可以格。如麻、麦、稻、粱，甚时种，甚时收，地之肥，地之跷，厚薄不同，此宜植某物，亦皆有理。”（《朱子语类》卷十八）“历象之学自是一家，若欲穷理，亦不可以不讲。”（《朱文公文集》卷六十《答曾无疑》）“小道不是异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农圃、医卜、百工之类，却有道理在。”（《朱子语类》卷四十九）更为重要的是，朱熹还运用“理”的概念直接研究自然、研究科学，在天文学领域取得重要的成就。他提出了以“气”为起点的宇宙演化学说，提出了地以“气”悬空于宇宙之中的宇宙结构学说以及天有九重和天体运行轨道的思想，在中国天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
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明清时期尤其是明清之际的儒家，较多地发挥了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他们或者以“格物致知”的名义融合科学、研究科学，或者打着“西学中源”的旗号学习西方科学，会通中西。清代的儒学即使在最后转变成为专注于考据训诂的经学，也依然以特殊的方式研究科学。当时的儒家对于西方科学虽有不同态度，但总体上持积极吸纳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古代科技的近代化。
明清之际的儒家学者黄宗羲撰写了不少科学著作，其中天文学、数学类著作“有《授时历故》一卷，《大统历推法》一卷，《授时历法假如》一卷，《西历假如》、《回历假如》各一卷外，尚有《气运算法》、《勾股图说》、《开方命算》、《测圆要义》诸书共若干卷”[ ]；地学类著作有《今水经》、《四明山志》、《台宕纪游》、《匡庐游录》等；还有《律吕新义》及其它科学著作。清初儒家学者李光地对天文历算有特殊的爱好，与当时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梅文鼎交往甚密。在与梅文鼎的交往过程中，李光地对天文学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其天文历法类著作主要有：《历象要义》、《历象合要》、《历象本要》等，主编《御定星历考原》、《御定月令辑要》等；还有论文《记太初历》、《记四分历》、《记浑仪》、《算法》、《历法》、《西历》等。清代考据学大师戴震“凡天文、历算、推步之法，测望之方，宫室衣服之制，鸟兽、虫鱼、草木之名状，音和、声限古今之殊，山川、疆域、州镇、郡县相沿改革之由，少广旁要之率，钟实、管律之术，靡不悉心讨索。”[ ]并且撰写了大量的科技著作，其中有天文历法类著作：《原象》、《续天文略》、《迎日推策记》、《九道八行说》、《周礼太史正岁年解》、《周髀北极璿玑四游解》、《记夏小正星象》、《历问》、《古历考》等；数学类著作：《勾股割圜记》、《策算》等；地学类著作：《水地记》、《直隶河渠书》、《汾州府志》等；技术类著作：《蠃旋车记》、《自转车记》、《释车》、《考工记图》等。清代著名的汉学家焦循是与汪莱、李锐齐名的重要数学家。[ ]《畴人传》“续编”说：“尚之（李锐）在嘉庆间，与汪君孝婴（汪莱）、焦君里堂（焦循）齐名，时人目为谈天三友。”[ ]焦循的数学著作有：《加减乘除释》、《天元一释》、《释弧》、《释轮》、《释椭》、《开方通释》等。此外，焦循还有《禹贡郑注释》、《毛诗地理释》、《毛诗鸟兽草木虫鱼释》、《李翁医记》等科学类著作。
纵观儒学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历代都有儒家学者研究自然、研究科技，并撰写科技著作，把科学与儒学融合在一起。
三．
儒学融合科学，然而在儒学体系中，科学只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并不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儒家也需要研究天地自然，但是，这种研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儒家最终把握“形而上之道”的手段。对于儒家来说，科学既不是可有可无，也不是最为重要。儒家既不反对科学，也不将科学摆在首要的位置上。尤其是当科学与儒学发生矛盾时，当需要对科学与儒学的重要性作出比较和权衡时，科学往往处在次于儒学的地位。
正因为如此，儒家对于科学的态度往往会受到今天推崇科学的人们的误解。甚至李约瑟也认为，“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并反对对技术作科学的解释和推广。”[ ]并以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加以说明。其实，孔子反对“樊迟学稼”是否可以用来证明儒家反对科技，则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
据《论语子路》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然而，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只是因为在孔子看来，义的价值要高于利，道德的价值要高于实际的技能；只是就义与利、道德与实际技能相比较而言的；并不是不要利，不要实际技能，而是不要只讲利，只讲技能。因此，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并不存在反对科技、鄙视科技的问题。
从古代科技尤其是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看，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多少负面的影响。北魏时期的重要农学家贾思勰撰重要的农学著作《齐民要术》，其中说道：“樊迟请学稼，孔子答曰：‘吾不如老农。’然则圣贤之智，犹有所未达，而况于凡庸者乎？”[ ]按照贾思勰的理解，孔子因自以为在农业生产上不如老农，所以才无法教授樊迟学稼；而且，连孔子都不如老农，那么凡庸者就更是如此，所以应当学习农业科技。唐代重要的农学家陆龟蒙著《耒耜经》，其在“序”中说：“孔子谓：‘吾不如老农’，信也。因书为《耒耜经》以备遗忘，且无愧于食。”[ ]陆龟蒙认为，孔子说自己不如老农，这是实话，所以应当要研究农学。宋代重要的农学家陈旉著《农书》，有洪兴祖作“后序”，其中引陈旉所说：“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先圣之言，吾志也；樊迟之学，吾事也；是或一道也。”[ ]显然，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成为古代农学家研究农业科技的障碍。无论对农学家们的解释作如何评价，无论他们的解释在今天的一些人看来是多么的“不符合”逻辑，但至少可以肯定，他们没有把孔子反对樊迟学稼与他们研究农业科技对立起来，也就是说，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对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
朱熹也曾说过：“格物之论，伊川意虽谓眼前无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须有缓急先后之序，岂遽以为存心于一草木器用之间而忽然悬悟也哉！且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饭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答陈齐仲》）如果仅从字面上理解，这段文字只是讲研究自然当在“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之后，不可“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并没有反对研究自然之意。但是，他用“炊沙而欲其成饭”之词，似有轻视科学之嫌。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据当今学者陈来先生所著《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朱熹的此段文字写成于“丙戌冬”（1166年，朱熹36岁），[ ]当为朱熹早期言论，在他后来的著述中，类似的言论几乎不复出现。
朱熹于47岁（1177年）写成的《论语集注》对孔子所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进行注释时说：“游者，玩物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论语集注述而》）后据周谟“己亥（1179年，朱熹49岁）以后所闻”，朱熹曾经在比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四者的轻重时说：“‘游于艺’一句，比上三句稍轻，然不可大段轻说。如上蔡云‘有之不害为小人，无之不害为君子’，则是太轻了。古人于礼、乐、射、御、书、数等事，皆至理之所寓。游乎此，则心无所放，而日用之间本末具举，而内外交相养矣。”（《朱子语类》卷三十四）从朱熹此时对于程门弟子谢良佐的批评可以看出，朱熹认为儒家的“六艺”“皆至理之所寓”，绝不是可有可无。
另据陈淳“庚戌（1190年，朱熹60岁）、己未（1199年，朱熹69岁）所闻”，朱熹晚年明确指出：“小道不是异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农圃、医卜、百工之类，却有道理在。只一向上面求道理，便不通了。”（《朱子语类》卷四十九）可见，朱熹晚年对于学习农圃医卜之类的“小道”明确持肯定态度。
从朱熹对待研究自然、学习“六艺”的态度变化可以看出，朱熹同样也是重视“小道”、重视“六艺”的，根本没有反对、鄙视之意，只是有先后、缓急之别而已。
由此可见，儒家视科技为“小道”，这只是与儒家形而上之“大道”相比较而言的，只是大小的“小”。与此相类似，有关“玩物丧志”、“雕虫小技”之类的说法，也都只是表明儒家视道德更重于科技。应当说，儒家并不反对学习科技知识，而只是反对轻视道德一味地沉迷于科技之中。
至于“奇技巧”的说法，应属另外一类。“奇技巧”的说法出自《礼记王制》。其中说：“作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尚书泰誓》也有“作奇技巧以悦妇人”的说法。其实，这里的“奇技”、“奇器”或“奇技巧”是有所指的，主要是指无益于国计民生的、蛊惑人心或只是取悦于人的技法，并不是指所有的科技。当然，不排除有些科技的东西被历史上的某些儒家学者视作“奇技巧”，但是，同样也有一些儒家学者反对把科技视作“奇技巧”。明清之际，重要的儒家学者李光地明确反对把西方人的科技视作“奇技巧”。他说：“西洋人不可谓之奇技巧，盖皆有用之物，如仪器、佩觽、自鸣钟之类。《易经》自庖牺没，神农作；神农没，尧舜作，张大其词，却说及作舟车、耒耜、杵臼、弧矢之类，可见工之利用极大。《周官》一本《考工记》，全说车。”[ ]因此，笼统地说儒家视科技为“奇技巧”是不符合事实的。
所谓儒家“重道轻艺”之说，如果就比较和权衡“道”与“技艺”孰重孰轻而言，儒家的确如此；但如果以此认为儒家轻视“技艺”，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这种误解相类似，儒家还被说成是“重义轻利”。其实儒家讲“重义轻利”是有特定含义的。孔子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讲“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显然，儒家并不是不讲“利”，而是要在义与利发生冲突时“重义轻利”。同样，孔子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汉代的扬雄讲“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 ]；朱熹讲科技“亦是道理”；充分表明儒家并不轻视“技艺”，而是包容着“技艺”。因此，无论是“重义轻利”，还是“重道轻艺”，其中的“轻” 都并非指轻视之“轻”，更多的是在对二者进行比较权衡时的轻重之“轻”，是相对而言的。
从总体上看，儒家讲求道、为学、致用都要求研究自然，都离不开学习和研究科技、运用科技，因此，儒学融科学于一体，具有科学的内涵；与此同时，研究自然、学习和研究科技只是儒家把握“形而上之道”的一种手段，只是相对次要的方面；所以，在儒学中，科技只是“小道”，必须服从于儒家的“大道”。正因为儒学具有科学的内涵，包含有研究自然、学习和研究科技的要求，儒家自一开始就把研究自然、学习和研究科技当作建立和发展儒学体系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无论是先秦儒家还是汉代经学家、宋学家，乃至明清之际的儒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在一定程度上以不同方式研究过古代科技。这一切都表明儒家与古代科技并非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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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漫长历史长河中吸取经验教训，以服务于今天的现实需要，总是值得人们去探究的事情。本文下面将以史实为依据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历史的特征，作些探讨与论述。
（一）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思想的发展，既有连续性，又显示出阶段性的特点
我国古代社会从五帝、夏、商、周、春秋战国直至清末，凡4000年，一直绵延不断，既不曾发生过像罗马帝国那样中断无继的历史悲剧，也不曾经历西欧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这就使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得以世代相传、连续积累，并在这个基础上走向自己的巅峰。世界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曾把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重要科技成就作为纵线，世纪年代作为横线，制作了一幅科技发展的示意图，它清楚地表明：无论是以前4000年，还是近500年来，中国科学技术“事实上一点没有退步”；而是“一直在稳缓地前进”。他在《中国与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还指出：“我常喜欢用一种相对来说缓缓上升的曲线来说明中国的演变，显然这曲线比欧洲同一时期，譬如说公元二世纪至十五世纪的演变过程的曲线上升得高，有时高得多。”（注：《中国与西方的科学与社会》第65-85页，上海科技出版社1956年版。）我国四川大学周仲壁与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周孟璞两位先生在《中国近代科技落后原因初探》（注：《自然杂志》13卷11期第333页。）一文中也以中国的自然科学大事、西欧的自然科学大事和著名科学家的人数作为纵坐标，世纪年代为横坐标，制作了三条增长曲线，从中国的那条曲线看，同样显示出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增长是缓慢而连续的。然而，在4000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春秋战国、两汉（尤其是东汉）与宋元（尤其是北宋）时期，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内外因素又都显示出阶段性的。
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全面奠基时期，也是第一次大发展时代，由于新兴封建制度优胜于奴隶制度，其成就不仅赶上而且超过了早期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古希腊。
春秋末期出现了块炼铁渗碳钢，战国时期又出现了白口铁处理技术，这些冶铁技术的发明，是一个突出的标志，正是它大大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在农业方面形成了以精耕细作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农业，战国末年写成的《吕氏春秋》，其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称得上是这种农业科技的论文开端。以都江堰、郑国渠两个大型灌溉工程的兴建为标志，展现出为农服务水利工程设施的空前发展。《考工记》中生产工具、乐器、建筑、交通运输、皮革制造、染色、乐器、玉器等36项专门实用工艺技术的记述，显示了这一时期手工业内部的细密化及其技术的规范化与科学化程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它记载了大量实用力学知识，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工程技术知识的总汇。《墨经》中包含有关于力学、光学、声学、几何学、逻辑学以及对物质结构的猜测等科学成就，它不仅是我国第一部几何光学著作，而且在世界上也是领先的，比欧几里德几何光学要早百余年。同时，它也是古代力学与光学论说的代表作，“力”概念的提出，光直线传播思想的揭示，使这部著作更增添了亮丽的光彩。可以这样说，《考工记》与《墨经》一起作为我国古代经验科学出现的标志，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将生产、生活实践中取得的丰富经验进行抽象概括的成果。
在数学、天文学与历法方面都有了广泛的发展与进步。十进位值制和筹算制度不断得到完善，为后世具有中国特色的计算数学体系的形成确定了基础。有关天象观测的记载详尽准确，即使在今天仍不失为天文研究的宝贵历史资料。在地学方面，《山海经》、《禹贡》、《管子、地员》等著作的出现，标志着人们的地理知识已从地理资料的积累，上升到进行某种形式的综合论述与区域对比，以服务于当时的政治、经济需要。医学方面，以《黄帝内经》等著作为代表，以人体器官整体观、阴阳五行论与脏腑经络学说为理论基础，以人体解剖、生理、病理、病因诊断等的研究与实践为重点，兼及针灸、经络、卫生保健等诸多方面，构成了我国特有的医学体系的最初基础，并在临床上显示出杰出的贡献。
我国人民寻求对自然界物质本源的认识，继五行、阴阳说之后，元气说与原子论是两大发展线索，它们的确立都分别肇始于这个时代的荀况与墨翟。
两汉时期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又一高峰期，一方面，由于科技本身经过了春秋战国的长期酝酿、积累和实践，到这时达到了量变足以引起质变的地步；另一方面，则是社会政治上的统一与安定，经济的恢复与持续发展，为科技活动和科技新的到来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它呈现出科技人才辈出，科技著作大批问世，科技成果辉煌，科技对生产的渗透与协调日益显著等诸多特点。
《九章算术》以及《周髀算经》的成书显示出以算盘为计算工具的独特数学体系的形成，形数结合，数学算术化是其特征。今天，由于计算机的出现，算术化倾向于现代数学中的作用已日渐显著，中国古代算术的思想与方法和现代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正相融合，为此它将重新焕发青春，以崭新的面貌重现，在数学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是可以预期的。
历法已确立了我国后代历法体系、规范和基本内容的原始框架，而以张衡为代表对天文仪器的研制和对天象的观察与记录以及论天三家为代表的宇宙论则形成了中国古代天文的固有传统。《汉书、地理志》的出现，开拓了沿革地理研究的新领域。《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秦汉以来药物知识的总结，它为后世本草学奠定了基础；《伤寒杂病论》不仅确立了辩证论治的医疗原则，而且大为充实了中医药体系的内容，更加切合医疗的实际应用。《汜胜之书》可以说是对农业知识的总结。《论衡》、《淮南子》、《淮南万华术》、《周易参同契》、《尔雅》等书中也包含了丰富的物理、化学或生物学知识。
在生产技术方面，成为我国古代传统特色的主要技术，像冶铁、纺织机械、农具制造、造纸工艺、漆器工艺、船舶制造等都已出现，并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像赵过的铁脚耧车、杜诗的水排、梯级船闸设计的原理与方法、木结构建筑风格、竖炉冶炼法、实测基础上绘制的地图等等都是突出的成果。造纸术更是汉代一项最重大的发明，也是我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牛耕的推广与代田法、区田法耕作制度的创新，则在当时条件下起到解放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
以王充为代表的元气论与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说的对立与斗争，是我国科学思想史发展的又一里程碑，即使后者从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考察也有其值得吸取的精华。
宋元时期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达到高度发展阶段的又一时期。
我国的科学技术自两汉而后，经魏晋南北朝的充实和提高，到隋唐五代技术发展，并呈现一股继续高涨的趋势。前者对中国古代科技的贡献，可以刘徽与祖冲之的数学、裴秀与郦道元的地学、贾思勰的农学、王叔和、皇甫谧与陶宏景等的医药学、葛洪的化学等为标志；后者主要有李淳风、一行等的天文学、李淳风与王孝通的数学，孙思邈的医药学以及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天人论与宇宙观等。这种趋势困宋元时期经济发展、文化昌盛、理学形成、战争和其他需要而得到强化。统治阶级为满足自身、政权和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多方面需要，通过完善教育体系，举行多元化考试，奖励发明创造和培养扶植科技人才等措施，助长、推动和促进了科技的发展，而安定与富裕的社会环境和发达的出版业则又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条件。求索物理，格物致知，怀疑、探索、创新的学风催促知识分子中具有务实思想的人考察和研究自然事物以及如何使之有利于国计民生。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国外的文化交流，也加速着科技的发展。这一切使宋元时期成为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黄金时代，不论天文、地学、生物、数学、物理、化学均有突出成就。
作为世界古代文明标志的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三大发明的出现或大规模使用均始于北宋，以沈括、苏颂、郭守敬、李冶、秦九韵、杨辉、朱世杰、赵友钦、毕升、陈＠①、王祯、李杲、李诫、曾公亮等为代表的科技名家辈出，硕果累累，以《梦溪笔谈》、《营造法式》、《四元玉鉴》、《武经总要》、《王祯农书》、陈＠①农书》、《革象新书》等为代表的科技著作纷纷面世，正是诸多尊敬的科技前辈先后在各方面的努力，不断将宋元时期的科学技术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以宋元秦九韶、李冶、杨辉、朱世杰数学四大家为代表，使宋元数学在中国古代以筹算为主要计算工具的传统数学的发展达到登峰造极的阶段。大规模的恒星观测，各种天文观测仪器的研制成功把我国古代天文学推向它的发展高峰。沈括在磁学方面的成就在当时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金元时期的四大医学学派和相应的医学流派使中国医药学得到全面发展。以陈＠①《农书》与王祯《农书》为代表，先后总结了宋元时期的农业生产实践经验，后者所附录的“农器图谱”展示了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器具方面的重要成就，成为后世记述农具图书的范本，反映了当时农学的高度发展。宋代动植物志、谱录的大量出现并形成出书，和宋景《欧希范五脏图》、杨介《存真图》所显示的解剖学上的发展，应该说这时的生物学也是成就不小的。在这一时期，地学方面的成就也很突出，元代朱思本的《舆地图》不仅总结了唐宋以来的地理学成就，还根据实地调查，在制图方面取得成绩，其精确度已达至较高水平，成为明清时期我国舆图的范本。杜绾著《云林石谱》的出现，反映了矿物学在宋代已较前有了很大进展。在这些学科发展的同时，诸如水利、冶金、印刷、瓷器、机械制造、建筑、纺织、交通工具、兵器等方面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
以张载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气一元论自然观和以沈括为代表“验迹原理”和科学方法与朱熹的“格物致知”的科学方法，无疑是哲学和科学发展到北宋时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对宋元时期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朱熹的理一元论的自然观对当时科技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明清时期虽相对于前发展势头明显下降，但这一阶段问世的一些著作，像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朱载育的《乐律全书》、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与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都分别显示其集医药、乐律、农业和地学大成的特点。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更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科学技术著作，不仅是我国科技史上的一颗明珠，也是世界科技史上光彩夺目的瑰宝。王夫之、王廷相、戴震的元气本体论使张载的自然观更臻完善和具体化。明末清初中西科学成就交融与会通的起步以及清代传统科技仍然缓慢推进也是清晰可见的。
（二）经验性、描述性、实用性与本土化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一个突出特点
“人文”二字，泛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在中国，“人文”一次最早出现于《易经》中“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天下”。人文在《易经》中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中国古代的人文，是指礼教文化，一方面强调内心修养，使人成为有德行有善心的人。另一方面强调掌握礼乐仪文、琴棋书画等文化艺术形式或技能。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认为“人文”指的是教养和文化、智慧和德行、理解力和批判力等理想的人性；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出现了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考。
现代学术界把人文精神定义为依靠社会学科的基础知识，结合生活实际，通过内心反省，感悟而形成的道德、情感、态度、价值观、自由、批判及超越精神。和对人生的的意义与价值的批判和思考。它是以对人生的价值的终极关怀和现实关切相结合为原则，以实现完整人性为基础，以全面而自由发展为目的的一种文化精神和生活方式，它对人的生存发展起着定向或定位的作用。作为人文科学的历史教育，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人性化的教育，是通过授予受教育者的历史知识，使其在认识自我世界，认识和适应社会，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能力和人文精神等方面得到发展，通过历史熏陶的与涵化，提高其自身修养与素质。学会做人。
二、中学历史教育中的人文精神
历史乃人文之本，作为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历史教学不但要传授知识，更要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使学生具有高尚的思想道德、稳定的心理素质、良好的人文素养以及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1、从人的角度重塑历史教学，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历史学是对人类既往生活的记载、认识，历史学蕴藏着丰富的人文精神。例如从“匈奴未灭，何以为家”的霍去病到“精忠报国”的岳飞，从“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等历史人物所表现的都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一种价值观和人生观，这正是人文精神的体现。历史教学中，我们提倡人文精神，学生通过学习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在思想上受到教育，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明确了为祖国勤奋学习的目的。[
2、通过悠久的文化遗产的教育提高人文素养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的国家。千百年来，这些丰富的遗产激励着每一位华夏儿女自强不息、奋勇前进，是我们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如中国古代的瓷器，通过对瓷器的学习，让学生了解精美的瓷器是我们民族的瑰宝，它能表现出各个历史时期的进程，反映每一个时期的时代特征。通过启发、诱导，可以提高学生的探究精神、审美能力，同时也增强了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育。如：唐代妇女多彩多变的服饰，处处显示出靓丽、浓艳的色彩，各种造型都很丰满，雍容之中显示着富庶，这些，无一不说明这一时期国家经济的繁荣，人民生活安康。唐代的服饰所呈现出的包容、开放、大气、进取的文化精神，是我们培养人文素养的宝贵财富。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历史之美，文化之美，使学生从内心确立其对真、善、美价值的追求，开阔学生的视野，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陶冶学生的人格情操，提高了学生的人文素养。
3、通过历史事件，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一部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人类不断创新勇于探索的历史。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无限创造的民族，在科技、文化等众多领域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历史上通过改革创新而带来了社会大治的史实举不胜举：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商鞅变法、北魏孝文帝改革、王安石变法、以及各朝各代的统治者为加强自己的统治，恢复和发展经济所采取的各种政治经济改革措施等。这些改革无一不表现出改革所具有的锐意创新、不墨守成规的改革精神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这些改革为国家政治上的清明、经济上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前提。
结束语：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创造和发明的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创新连绵不断。文学艺术、建筑、医学、天文历法、科技创造，尤其是四大发明无一不彰显着中华民族文化创新的灿烂辉煌。五千年的历史积淀，培育了中华民族丰厚的人文精神，但由于长期的应试教育体制的影响，这种丰厚的人文精神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扬。作为史学工作者，我们今后应该更加努力地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升华教材知识，在历史教学中更加注重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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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言文；教学；系统化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12-271-02
在常规教学模式中，文言文的教学方法和教材呈现了学生从认识到掌握基本的文言文过程。在课程安排上，设置了每册书中有8篇到12篇文言文阅读，这样算下来，每个学生要学完文言文的基础教程的时长是整个高中时期。这种教学模式确实能让学生循序渐进的掌握牢靠的知识，但从反方面来讲，课程安排的过于缜密，使得文言文课程在系统教学上显得散乱，学生在接受授课后，无法形成理性上的意识。
而对事物的认识经常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举一反三。在平常的教学工作中，屡次碰到类似情况，这使我不禁想做这样一种尝试:能否在现有教材的基础之上，只做些顺序的调整，再稍微补充一些必要的文言文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文言文教学的效率，能够取得真正意义上的事半功倍的效果。经过不断地总结，笔者总结出了几点有效的方法。
一、对文言文的要有一个总体的认识
首先，要让学生理解学习文言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即;学习文言文是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的需要，也是丰富、学习、运用现代汉语的需要。
其次，要让学生了解学习文言文的方法，概括起来说有三点，即：积累、诵读、领悟。学习文言文不是一件能一蹴而就的事情，它是一个缓慢而循序渐进的过程，这就使得积累显得格外重要;诵读是学习文言文的基本功，只有通过反复地诵读，才能获得比较牢固而丰富的基础知识;只学不思考，不会学得太好。所以边学边琢磨，即不断领悟亦是学好文言文的重要一环。积累、诵读、领悟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于:领悟、积累有助于熟读成诵，而熟读成诵反过来又促进领悟和积累。用这种办法来学习文言文，阅读文言文的能力一定会有显著的提高。
最后，还要让学生对文言文翻译应达到的标准有所了解，以使他们有明确的努力目标。那么，文言文翻译应达到什么标准呢?借我国清代著名学者严复的话说就是:“信”、“达”、“雅”。“信”即准确，“达”即通顺，“雅”即言辞优美。这是文言翻译由浅入深的三种境界。为了达到这些要求，在具体翻译文言文时，要根据不同的语言环境，针对不同的句子或直译，或曲译，或扩充或凝缩。要使诵读准确，不读破句，要使文言文翻译由信而达至雅，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这就是笔者总结的第二点文言文教学技巧:要有效的认识文言文的语法现象
二、要学好文言文，概括起来说，必须具备下列文言基础知识
1、在学习文言实词方面
第一、应该注意词的古今异义。词的古今异义主要表现为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词由古展到现代，有的词义扩大了，有的词义缩小了，还有的词义转移了，有的词语在感彩方面发生了变化，还有的名称说法改变了。
第二、要注意单音词和双音词的问题。古汉语单音词较多，现代汉语双音词较多。现代汉语的双音词在古代往往用一个单音词来表示。而在这其中尤其要注意的是那些古今形式相同，但含义不同的双音词。其主要特点是:在古代它们是两个词，在现代则是一个词。
第三、在文言文中，一词多解现象很常用也很常见，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要逐步的了解掌握。一字一词过多解，是指词或字具有本义解释，引申解释，比喻指代和常用的通假字指代解释。在不断的学习积累中，这些词汇的常用方法和常用注解也会被逐步的掌握运用。文言文当中需要学生学习和注意的这些用法一旦被灵活掌握，那么对以后的文言文学习就会更容易。
第四、在现在汉语文言文学习当中，注意区别词类活用和一词多义的用法。一词多义即是指多义词，一个词有至少两种以上的解释。词类活用是指一些词汇在指定的语言环境中临时的充当一种语法解释。它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的活用。在文言文分析中，还是要根据文言文中的语言环境进行分析两者的用法。
2、在学习文言虚词方面
首先要注意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划分实词的方法不同。这主要体现在对代词的处理上:在现代汉语中代词是实词，在古代汉语中代词是虚词。
其次还要注意不同的虚词可能表示相同的用法，同一个虚词也可能有几种用法。
再者，虚词由古至今，变化也很大。主要表现在:有少数沿用下来了，有的则完全消失了，有的用法发生了变化，还有的改用了新的词。
另外，还要注意一些特殊现象。例如文言虚词现象及两个、甚至三个语气词连用的现象。从数量上讲，常用虚词要比常用实词少得多。高中语文课本中重点列举了许多常用虚词的用法。如果能很好的掌握它们，基本上就克服了文言文阅读中文言虚词方面的障碍。
3、掌握主要的文言句式
每一句文言文，由实词和句式组成。因此，要想准确地翻译文言文，在克服了字词障碍之后，就需要学习有关文言文句式方面的知识了。这里所说的文言句式主要指:判断句、省略句、倒装句、被动句而言。
4、学一点古代文化常识
要想断好句，准确地理解每一句话的意思，仅懂实词、虚词、文言句式还是不够的，还需要了解一些古代文化常识。
古代文化常识涉及天文、历法、乐律、地理、职官、科举、姓名、礼俗、宗法、宫室、车马、饮食、衣饰、食物等许多方面，在中学文言文出现频率较高的是地理、职官、科举、姓名、历法等方面的知识，也是需要向学生详细介绍的内容。
以上四方面的内容，是学习文言文必备的基础知识。在初步掌握了这些知识之后，就可以迈向有效教学的最后一步了。
三、有效提升对具体文言文作品的认识
这是一个首先归类，然后再讲解的过程。至于分类法，可以选择以下标准。按语音形式将课文中的文言文分类。可以分成如下三类：
1、韵文：押韵。主要包括各个时代的诗歌，如《诗经》、《楚辞》，另外，用于规戒的箴铭一类文章也押韵，也属韵文。
2.骄文：不押韵。讲究平仄、对仗，在句子上一般都是四六对仗，也叫‘四六”文，如《阿旁宫赋》。
思维差异英语写作应用一、思维和语言的关系
思维是人脑在表象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综合、判断等认知行为来反映外界事物的过程。语言学界对思维和语言之间的关系问题关注甚早。早在19世纪初，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普通语言学派创始人威廉・洪堡特（Karl Wilthelm Von Hambolt，1767-1835）就提出“语言是一种世界观，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的理论。20世纪初，新洪堡主义者，美国人类萨丕尔（Edward Spair，1884-1939）和其弟子沃尔夫（Benjamin L. Whorf，1897-1941）进一步阐述了萨氏的理论，并提出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他们将语言的范畴和类别当做思维本身的单位和媒介，认为语言不仅是表达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还是该语言所制约的世界的模式，即“语言决定世界观”。思维和语言密切相关，两者之间辨证统一，互相依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思维是语言生成和发展的深层机制；反之，语言又充当着思维表达的承载工具，促进思维的形成和发展。
二、中西思维差异的本质与表现形式
1.主体思维VS客体思维
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强调“天人合一”。在研究自然的过程中，侧重于人的主观感觉，即在已有的经验基础上，悟出“自然的真谛”，属于主体性思维。
西方哲学提倡“主客二分”的二元论。认为宇宙是外在的，人与自然是对立的。西方人习惯于以物本为主体，以自然为本位，偏重于对自然客体的观察和研究。
2.后馈性顺向思维VS超前性逆向思维
中国古代的“大一统”思想造就了中华民族唯圣、唯书、唯上的后馈性思维。“龙的子孙”历来强调历史的延续性，不善于怀疑、否定、批判。从而在思想上呈现后馈性，比较排外，厚古薄今。
而在西方，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再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人们都无时无刻地不向世界展示着他们卓越的假想性、超前性、未来性思维。
3.经验模糊性思维VS实证精确性思维
中国人讲究“设象喻理”“刻意神似”“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描述事物重求其似，不求其真，往往带有朦胧、猜测的成分。
而西方人却很注重逻辑的实证性、精确性。更倾向于以精确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世界，通过定量分析，精确地计算、推理，来揭示掩藏在事物表象下的本质。
4.整体性螺旋型思维VS分解性直线型思维
中国人，在表达思想时，惯于按时间的发展，空间的变化顺序叙事，总是从因到果，由先即后等。再者，呈现一种螺旋型结构，思想表达不是直击主题，而是在主题之外“围绕旋转”，最终尽可能地使其落回到原点。
而西方人由于受古希腊传说等历史文化的影响较深，在表达思想时，惯于先概括后分解，先总结后举例。呈现直线型结构，在西方人眼中，直接表达要优先于间接表达，当展开一个话题时，会直接切入主题。
5.具象思维VS抽象思维
中国传统一直以“尚象文化”著称。《周易》以“观象制器”解说文化起源；汉字以“象形”推衍构字之法；中医以“观面相察舌色”诊治疾病；天文历法研究“观象授时”。因而中国人习惯具体思维，好就事论事。
西方偏重理性思考，崇尚抽象思维。因此，在生活上，西方人更多的是谈论观念、方法、原则等，属于一种“尚思文化”。
三、中西思维差异的异质性在大学英语写作中的应用原则
1.一言：内容
内容在这里指的就是“言之有物”。以前文所论述的“经验模糊性思维VS实证精确性思维”为基础，试例证：
有物一：分论点如何排序
面对“Topic： should the money invested into a university library be used to buy books or to buy computer？ What do you think？Why？”的话题，有些学生写出了这样的分段主题句：
理由1：Computer can be linked withinternet or intranet， information exchange thus is made easier.
理由2：Compared with books， computers can store the needed information much longer， since paper books are easily eroded.
理由3：When readers are making some inquiry， computers provide much more efficiently than books can do.
理由4：Given same space， computer may contain much more information than books can， as information can be stored on hard disk or CDs and DVDs.
以上罗列的理由，如果简化一下顺序就是：内联网耐久性高效性存储性。这种顺序没有规律，思路混乱，西方人精确性、逻辑性的思维模式，一点没有在英语习作中有所体现。应该调整为：高效性存储性耐久性内联网。
有物二：段落扩展：举例子、列数字。
“言之有物”的另外一个标准就是有效地通过论据进行说理论证。论据分为事实性论据和理论性论据两类。事实性论据是对客观事物的真实的描述和概括，是证明论点的最有说服力的论据，包括个别事例，概括性事例和数字。理论性论据来源于实践，它包括一些基本原理、科学的定义、法则和规律，一般的公理、常识以及成语、谚语等。
2.二言：形式
形式就是“言之有形”。以议论文为例，根据“整体性螺旋型思维VS分析性直线型思维”差异理论，具体说明。
有形一：首段要阐明观点
在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中，教师应引导学生学会在首段“开门见山”。不管使用什么样的开头方法（排比法、背景法、场景法、定义法、名言法等），需要直接表明自己的观点，达到“一目了然”的效果。
有形二：主体段要有主题句
首段阐明写作观点之后，在其后的主题段落中一般要采用分论点的形式，或论述或证明自己为何持此观点。而每一分论点的段落非常强调主题句。在英语正式文体体裁写作中，主题句+辅助语的英语段落可以占到整个英语段落的60%～70%以上（曾利沙，1994：20）。
3.三言：语言
语言是指“言之有采”。
有采一：少使用人作主语
前文展开的有关中西主体性和客体性思维的比较，反映在语言形态上，一个很明显的标志是：汉语习惯于用表示人或生物的词做主语，而英语则常用非生物名词做主语。
有采二：“逆向”高分句型
中国人较顺向，而西方人较逆向。比如，在时间的先后概念上，英语用“back”指称过去时间，而用“forward”指称未来时间；而汉语则习惯用“前”指称过去时间，用“后”指称未来时间。这就要求在日常写作教学中，教师要向学生介绍有关顺向思维、逆向思维的理论，并多向其展示日常生活中常出现的英汉反向表达，增强学生的语感。
有采三：抽象名词的使用
中国文化思维方式具有较强的具象性，西方文化思维方式具有较强的抽象性，所以在句子词汇使用层面，除了在科技论文、哲学和政治性文体中，汉语较多使用动词，较少使用抽象名词；而英语抽象名词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汉语。因此，学生受汉语的影响往往在习作过程中，脑海里会出现汉语的四字格，如“翻天覆地的变化”“未雨绸缪”，而不会像英语母语使用者写出这样的句子：Wisdom prepares for the worst；but folly leaves the worst for the day it comes。（智者未雨绸缪，愚者临渴掘井）。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学英语，尤其是学习英语写作，如果不掌握抽象名词的表达，就很难写出地道、耐读的英语文章来（蔡基刚，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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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 要]：古代东西方度量衡有着相当长的历史，最初人们都选择了用身体的一部分作为衡量长度的标准。古代度量衡的发展与国家的产生是分不开的，同时其发展又与科学技术进步有着密切的关系，对古代数学、天文学、音律学、医学等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引言
计量是古代文明的基石之一，度量衡是计量长短、容积和轻重的统称。度是计量长短，量是计量容积，衡是计量轻重。远古时代人们对度量衡的概念很模糊，如度量的标准就是开始于人体的某一部分。由于人体有高矮，所以很不精确，在社会化劳动和商品交换中就不适用，而需要加以标准化。中国是音律标准发展较早的国家，古人就用音律的标准借用为度量衡的标准[1]。《汉书律历志》载：度量衡出于黄钟之律也。度者，本起于黄钟之管；量者，本起于黄钟之龠；权（即衡）者，本起于黄钟之重。黄钟，就是古代12律中的第1律的律名。
古埃及、波斯等国，度量衡的产生发展过程[2，3]，与古中国度量衡起源十分相似，只不过不同文明的度量衡在产生时间及表达方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二、古代中国的度量衡
（一） 原始社会度量衡的萌芽
中国古代计量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四、五千年以前的原始社会末期[4-6]。古书记载，黄帝创立了度、量、衡、里、数五个量，命大挠作甲子以记日。尧命令羲、和两人参照日月、星辰制定历法。舜东巡时协调各部落氏族的日月和四时季节，统一音律和度量衡。夏禹使用规矩准绳治水患并以自己的身长、体重作为长度和重量标准等，这些传说记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古时代计量发生的萌芽情况[4，5]。
（二） 商周时期计量器制的出现
商周时期已出现度量衡器制和计量年月日的历法[6]。商代甲骨文中有土地面积单位“田”字；采用干支记日法和“十三月”的记载。商代历法以366天为一年，一年分为12个月，每逢闰年加一个月。计量昼夜时刻的漏刻，相传始于黄帝，应用于夏商。西周的青铜器铭文中的符号，可推测在金属货币出现以前或同时，重量计量已经产生并得到应用。
（三） 春秋战国—度量衡发展繁荣时期
春秋、战国之交，各国先后取消了共同耕作的“公田”，承认开垦的土地私有，按田亩征收田赋。晋国六家世卿在各自的领地内，废除井田制，竞相扩大田亩面积，相对减免赋税。齐国的卿大夫陈氏，创立一种五进位的容量制——“家量”制，取代豆、区、釜、钟四进位的“公量”旧制，还采取“小进大出”的办法。现今收集到的春秋晚期的权衡器和量器有齐国的右伯君铜权，楚国的铜环权等，说明春秋时期的一些诸侯国的量制已经建立[5]。
战国时期封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计量技术的迅速发展。各国均有不同的度量衡单位制和度量衡器具。容量单位:鲁国为釜、庾、秉；齐国为升、豆、区、釜、钟；秦国为升、斗、桶；魏国为斛、斗、益、秦、燕、楚、三晋的权衡单位为石、钧、斤、两、铢、累、益、齊等。公元前350年的商鞅变法，废除“阡陌”和“封疆”，采用二百四十步(六尺为步)为一亩、百亩为顷的大亩积制，实行百亩给一夫的授田制，确认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之后，商鞅又借鉴齐国量制，监制了标准铜方升，推行统一的度量衡制。
（四） 国家统一，度量衡单位制也得到统一
公元前221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诏令，命令丞相隗状、王绾和李斯等立下法令，统一度量衡单位制。
西汉继承和发展了秦代统一的度量衡制度。西汉末年，王莽时的历学家刘歆修订了度量衡，制定了度量衡三个单位量的标准，设计制造了一批度量衡标准器。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审度嘉量权衡》，这成为我国最早的度量衡专著，标志着我国度量衡技术和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
唐宋元是我国封建社会全盛时期，明代中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唐代将衡重单位24铢1两改为10钱1两。宋代又将容量单位10斗1斛改为5斗1斛，2斛1石(10斗)。清末光绪二十九年规定以尺、升、两为度量衡的基本单位，终于建立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独特的、统一的、科学的度量衡单位制体系[6-9]。清宣统元年又制造了营造尺和库平两铂铱合金原器各一件，开始了用国际先进计量科学技术对中国古代度量衡的改造。
三、国外古代的度量衡[2，3]
（一） 古埃及度量衡制度
在古代的东方，是以胳臂定为一个基本的长度单位。埃及的象形文字“肘尺”就是形象地画出了胳臂之长。古代东方各国之间，很早就进行着各种物资交易。当时各国均以金银为价值的媒介，故以重量为单位。埃及的重量单位即承袭了苏美尔时期的塔连特、西克勒制。公元前12世纪出土的壁画和草纸卷上，常见用天平作业的图画。由于尚未出现铸币，因此每一笔交易都要以金银的重量为准。这时期天平已成为不可缺少的度量衡器具。埃及早期的量器，是公元前2900年的“铜质容器”。
（二）古代巴勒斯坦的度量衡
古代巴勒斯坦位于地中海东岸南部。公元前16-公元前14世纪，游牧的希伯来人部落进入巴勒斯坦。公元前5世纪，犹太教就逐渐形成了。犹太人给予当代世界影响最大的，是他们编撰了《圣经》。在《圣经》一书中多处见到以“肘”作为一个长度单位。“肘尺”最早见于关索不达米亚的苏关尔王国．后来被埃及继承。《圣经》中所见的容量单位也有歌珥、西亚和罗革。《圣经》中还强调使用经过校准的度量衡器。在政教合一的时代．“庙定”度量衡器也就是国家法定的最高标准。
（三） 古波斯国的度量衡
公元前6世纪，波斯人在阿黑门尼德族人居鲁士(前558—前529)领导下，建立了波斯王国。波斯在短短的历史时期里，从部落联盟一跃成为世界上领土空前广阔的奴隶制大帝国。大流士根据在历史上第一次制定了统一的铸币制度。规定中央政府有铸造金币权：各行省可铸造银币，自治城市只允许铸造铜币。金币有统一、准确的重量，即每枚重1西克勒(约合今8.4克)，称“大流士币”。
四、结语
古代中西方度量衡有着相当长的历史，中国古代四、五千年以前的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计量的萌芽情况；古代埃及、古巴比伦、古巴基斯坦、波斯也有类似的记载。在古代最初人们都选择了用身体的一部分作为衡量长度的标准，因为脚、胳膊、肘不一样长的情况很常见，所以很快地就有了统一标准，于是度量衡的萌芽就出现了。
古代度量衡的发展与国家的产生是分不开的。在国家形成以后，国家机器的运转：征收赋税，发放俸禄，兴修水利，建造城垣，制造兵器，组织生产、交换、分配等等，都离不开度量衡的技术保障[10]。中国古代统治者有清晰的认识，他们是把计量作为行使统治权力的象征来对待的。其他地区度量衡的起源也是如此。
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是测量，而度量衡是测量的科学，因此度量衡的发展与科学技术进步有密切关系。度量衡对古代数学、天文学、音律学、医学、钱币学的发展和技术进步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它们互相促进，携手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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