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3 15: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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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同时面对一个没有德性的人和一个身有残疾的人时，我们会指责前者而同情后者，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德性是人们在后天就能习得的，而先天的自然天赋我们却无能为力。这就说明了我们都是承认德性是后天习得的。［3］然而后天习得又有很多方法，比如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化等等，但是这三种方法中哪种是最行之有效的呢？当然是学校教育了。为何学校是进行道德教育最好的地方呢？［4］学校教育的长期性：学生在学校的学习占据了他们成长的大部分历程，就连家庭教育的时间都无法与之比较，而社会的教化又都是在学生成熟或已形成自我价值观、世界观后进行的，很难在对学生的性格或是德性起多大作用的，所以说学校教育的长期性在对学生进行德性教育具有时间上的优势。学校教育的系统性：主要是说学生在学校接受的学习内容是一个系统性的东西，进行的学习也是系统进行的。而家庭教育却是遇事而行，就是当孩子出现问题时，家长才会去思考解决方案而对孩子进行引导教育。社会教化则会根据个人的兴趣不同而影响的方面也会不同，也就不具有系统性。因此道德的教育最好是在学校进行，系统性的教授才会令学生更易接受。学校教育的完整性：学校教育的完整性是指学生在学校进行学习时，不仅包括知识的学习，还有情感的培养，意志的锻炼，行为的训练、养成，加之与同学、同伴的共同进步。学校教育的渐进性：主要是说学生在学校接受的学习内容都是教学工作者或是专家根据学生的特点设置的，并且学习内容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层层递进。从以上学校教育的特点的论述，我们了解到学校进行教育的优势，所以就确定学校是进行道德教育最好的地方。在确定了地点之后，我们就应当来审视内容，即德育是否可教？
1．1人的剖析
1．1．1人具有不确定性和可塑性并存。人来到这个世界时是无暇的，他在成人后所具有的知识或是技能都是通过后天学习习得的，就是说人的可塑性是很强的。而人与人的特点是不一样的，接受不接受教育也是不一样的，因此所达到的效果是不确定的。1．1．2德性的必要性。正如我们前文提到的，对于没有德性的人，我们会指责，因为德性是一个人自身具备的最基本的品质，这也是区别于动物的重要品质。
1．2道德的性质
1．2．1道德是一种知识体系。道德是具有一定的知识体系，这样在理论知识的指导下人们才能有所实践。如果德育缺失了知识体系、思想根基，那么德育的实践就只能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也就谈不上有什么效果了。［5］1．2．2道德是需要实践的。道德不仅仅是一种理论知识，并且还是需要实践的，并且还是不同于普通的技能。道德的知识只有在理论的指导下在实际生活中进行实践才是一个完整的过程。然而质疑者会认为不可在中小学开展德育课程，他们主张在其他课程的讲授中渗透德育内容，像这种含糊笼统的方法确实省却了不少的工作量，但是往往一件事情有多少的诱惑力就会有多少的危险性。［6］由此我们证明德育是可教的，并且我们应当继续在中小学开设德育课程。
2德育队伍建设的重要性
一、专业美术对师范美术具有促进作用，但两者美术技能的功能不同
一直以来，专业美术院校的影响力巨大，培养了大量的著名美术家，但师范类美术专业培养的真正的美术教育家不多。究其原因，与我国师范美术教育一度与专业美术教育用同样的教学方式有很大关系。要想扭转这种局面，首先要树立区分意识，要充分认识到师范美术教育与专业美术教育是不同的。过去，师范院校与专业院校开设的课程几乎一致。如素描、国画、色彩画等，甚至教育模式也几乎相同，即分阶段模式。这样培养出来的美术教师与专业美术工作者所拥有的素质也几乎一致，往往社会也难以将两者区分开，而将其置于等同的位置。但是实际上两者是不同的，师范院校的美术教学培养目标是为社会培养美术教育人才，主要是对美术教育的探索，学生除了要有专业的美术技能，还要有教师的专业素质，要有将美术技能传授给学生的能力；而专业美术院校的培养目标则主要是为社会培养艺术家，主要是对艺术的探索，美术技能及创造力是其培养的重点。因此，师范院校在进行美术教学时，要让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认识，不要一味重视美术技能的训练，而要重视教师技能的训练，培养学生作为教师的综合素养，促进美术教育的发展。因此，在实际的师范美术教学中，教师和学生都要对美术技能的作用有正确的认识，与专业院校有所区分，不但要重视美术技能的培养，而且要重视教师素养的培养，提高学生的教学能力，使其步入工作岗位后可以充分利用所学的教学方法将美术技能教授给学生。师范美术教育者要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将美术的精髓传授给学生，将自己拥有的专业技能化作一种形象的表现形式，促进师范美术教学的发展，为社会培养出高素质的美术教育人才。
二、师范美术教育要突出师范性，在重视美术技能的同时，要重视
综合能力的培养大到师范院校的美术教育专业、美术教师，小到美术专业的师范生，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对美术技能过分重视，而将“师范”抛之脑后，没有重视综合能力的培养。师范美术教育与专业美术教育的一个明显区别就是师范性，而且其教育目标就是培养美术教育人才，而美术技能是美术教师必备的素养，但是同时美术教师也必须有教师的基本素养，如，如何教课，如何使学生真正掌握美术知识及技能等。因此，在师范美术教学中要重视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美术教师该有的教师素养学生都要有，学生也要掌握一些基本理论知识，如具备心理学、教育学、课程论等理论素养，从而在走上工作岗位后可以很好地驾驭美术课堂。
三、结语
1.反思性教学在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中必不可少。美国心理学家Posner曾在1989年提出了经典的教师成长公式，即教师成长等于经验与反思之和。从这个公式可以看出，反思是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作为一门实践课程，众所周知英语需要通过学生的实践才能培养和提高其语言技能。因此，学生的学习成果才是教师教学效果的主要评价方式。教师在对材料进行组织，对教学方法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应对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与参与性加以考虑，对学生的英语学习积极性设法调动，这就要求教师必须思考和探究自身的教学效果，对学科发展的动向时刻留意，对教学反馈的信息着意收集，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对自身的业务能力进行提高。优秀的教师往往会在信息的积累过程中不断反思，改革教学方法，从而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从这点来说，反思性教学是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是其专业发展的有效途径。
2.反思性教学有利于教师将理论与实践有效结合起来。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师除了是知识的传授者外，还是一个学习者。教师一方面要着重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意识进行培养，另一方面要不断地充实自己，使教与学齐头并进。反思性教学能够帮助大学英语教师认真思考自己的整个教学过程，如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对自己教学的有效性进行评价，并能够根据反思的结果对教学过程进行改进，促进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达到理想的大学英语教学效果。
3.反思性教学能够增强大学英语教师的科研能力和责任感。大学的不断扩招，加重了英语教师的授课任务和工作压力，使他们很难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科研任务。反思性教学这种通过反思和解决问题来提高教师能力的理论，能够帮助教师通过合理的教学实践对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观察，对某些问题的反思、实施和验证有利于增强大学英语教师的科研能力，为其论文撰写和科研提供素材。此外，反思性教学会对教师的教学效果产生影响，因此在反思性教学中可以增强大学英语教师的责任感，对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
二、基于反思性教学理论下的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的建议
进入20世纪后，广大教师和各级教育管理部门逐渐将教师专业发展作为关注的热点之一，如何通过反思性教学促进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化发展是当前大学英语教育研究中一直被强调的问题。在终身教育的新形势下，大学英语教师的作用也在发生着悄然的变化，需要教师在实践中对新的观点和方法进行探讨，改进教学的同时提高自身水平。总体来说，在反思性教学理论下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可以从如下几点入手：
1.在教学中始终保持反思意识。随着我国政府对英语课程标准的提高，目前进入大学的新生基本都已经达到课程标准的要求，无论听、说、读、写都基本能够达到大学英语四级水平。学生入校后对英语课堂的期待是教师能够教给自己什么，大学英语教师也应站在学生的立场反思自己的教学如何才能符合学生的期待。这就要求大学英语教师始终保持反思意识，要有职业危机感，能够根据现有知识结构不断地进行调整、充实和提高以胜任更具挑战性的教学任务，与当前个性化、专业化的教学需要相适应。大学英语教师应将教学当成教学实践与反思不断循环发展的过程，对自己的教学不断地进行反思。根据自身所处阶段和需求的不同，对自己欠缺的知识结构认真反思并以开放的心态加以弥补，反思的内容可以是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目标，也可以是教师的作用和学生的全面发展等，通过反思来促进自身专业的不断发展。
2.对知识结构进行整合，促进自身专业能力的提升。随着社会对高水平、高素质、复合型外语人才的需求不断高涨，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开始逐步向多元化发展，开设了各种不同的英语专业方向。这个发展趋势促进了英语专业类型和专业方向的丰富，但同时也给大学英语教师的专业能力和知识结构带来了新的挑战。大学英语专业教师在知识结构方面通常包括三部分，即本体性知识、条件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但从当前情况看，我国大学英语教师的知识结构仍然显示出了一定问题；一些英语教师的跨学科知识结构尚不够全面，学科知识结构不够合理，很难真正培养出复合型、创新型人才；部分大学英语教师教育理念落后于时代步伐，有待加强实践性知识的学习等。面对种种问题，大学英语教师必须立足时代的变迁和学科范式的转变，对以往的教学进行反思，全面地重新整合自身的知识结构，转变以往单一的教学理论方法为跨学科、多样性和多层次的研究理念，对专业发展目标进行清晰的界定，促进自身专业能力和综合能力的提升。
3.通过对话与合作寻求共同发展，努力提高教育科研能力。大学英语教师虽然同教一本书，但由于不用坐班，各个教师之间通常联系较少，基本处于“互不干涉”的状态，使大学英语教学成为一种封闭式教学，对教师的专业发展十分不利。大学英语教师应对这种教学方式加以反思，认识到彼此工作的相似性，从而加大彼此的对话与合作，通过集体共同研究和探讨解决问题，寻求彼此的共同发展。这就要求大学英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加强“协作”，为彼此提供相互切磋、相互启发的机会，并在此基础上对自身较好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方法进行分享，通过观摩示范课等反思自己的教学活动，开阔自己的视野，学习对同一问题的各种不同处理方式；其次，大学英语教师应在专业发展中认识到自己的身份———教师和学者，即大学英语教师除了英语教学能力外，还必须具备一定的教育科研能力。因此，大学英语教师应将日常教学与科研工作结合起来，努力提高教育科研能力，促进自身教学模式从技能型教学向研究性教学转变。大学英语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积极参加和组织教改实验，对各种教研、科研论文进行撰写，将教学过程中反思的问题上升为研究主题并投入到研究和行动中，从而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完成理论研究，促进自身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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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生刑事犯罪案件表现
1994年，清华大学朱令投毒案，高校刑事案件开始进入公众视野；之后不断有数起大学生刑事案件发生。2004年震惊全国的云南大学“马加爵杀人案”，让大学生刑事案件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2009年11月，吉林农业大学学生郭力维因琐事用尖刀扎死同寝同学赵研。后郭力维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2010年10月20日，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于驾车撞人后又将伤者刺了八刀致其死亡。后药家鑫被判处死刑，。2013年3月31日，复旦大学研究生林森浩将实验室内的剧毒化合物带至寝室并注入饮水机槽，同寝室的黄洋在饮用后引发身体不适而死亡。后林森浩被判处死刑，。
（二）大学生刑事犯罪案件的特征
这几起颇受关注的大学生刑事犯罪案件的特征是：
1.犯罪主体方面：
呈现高学历层次。犯罪人员的层次除了普通本专科学生，重点大学本科生、研究生犯罪行为也日益突出。
2.犯罪动机方面：
以人际关系不和导致的报复性犯罪见多。云南大学“马加爵杀人案”、吉林农业大学学生郭力维案、复旦大学硕士研究生林森浩投毒案，无一不是因为日常人际关系的触礁、思维方式上的偏激而引发的报复杀人行为。报复性杀人这一动机似乎成了这几起大学生犯罪案件的致命因素。
3.犯罪心理方面：
缺乏良好的人际交往和沟通能力，自我调控能力差，易选择冲突和对抗的消极应对方式去解决问题；缺乏对自身及他人的正确认知和评价；极度自我和个人主义，缺乏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缺乏心理健康知识和心理防御技巧，在情绪失衡之时，找不到正确的方法调节和渲泄；法律意识的缺失和法律知识的匮乏，让他们不顾后果地轻易剥夺他人生命和健康的权利，走上犯罪的不归之路。
二、大学生刑事犯罪案件频发的原因
大学生刑事犯罪案件背后，隐藏着个人、学校、家庭和社会等多方面的深层原因。
（一）大学生个人综合素质的缺失
1.性格和心理缺陷。
生活在网络时代的当代大学生，习惯于沉迷个人心理世界，心理承受能力与自我调节能力较差，在嫉妒、自负、失落、压抑、自卑等负性情绪影响下容易采取极端措施。部分大学生由于性格和心理原因，在面对人际冲突时，不能够相互包容和妥协，不懂得与他人交流和寻求帮助，而轻易选择成本最高的对抗方式。
2.道德素养缺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成长的当代大学生，在社会道德缺失现象、消极腐败行为的影响之下，容易出现是非、道德、情感等问题的认知矛盾和评价标准的模糊，从而造成道德素养的薄弱和缺乏。
3.责任感淡薄。
作为独生子女居多的群体，当代大学生从小就备受关爱，养成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只注重自身利益，不懂得换位思考，缺乏使命感、责任感和对家庭对社会的感恩之心，一旦发生事情选择逃避责任。
4.价值观偏颇。
西方的价值观念、多元的文化及开放的生活方式，与国内市场经济发展下多元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共同影响，让处于成长期的部分大学生消极低迷，丧失理想信念，学习动力不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偏颇或模糊成为当代大学生的真实写照。
5.法律意识缺乏。
长期以来，非体系化的普法教育实效性不高。2006年高校“思政课”将原来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整合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程，改革后的教材，有关法制教育的内容只占到整部教材的1/4，且涉及法理性的内容居多，抽象、不易理解，实体法的内容较少，课堂教学中直接用于法律教学的课时可能不足8个学时。再加上“思政课”教师非法律专业出身，理论功底有限，法律知识的讲授容易流于形式，教学效果一般，大学生对法律的权威和作用无法产生深刻认识，更谈不上法律信仰以及对法律的敬畏，故法律意识薄弱和法律知识的缺乏成为常态。
（二）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的不力
1.传统教育的盲点。
国内应试教育体制下，过分注重成绩至上的衡量标准，考一个好的学校、培养一名大学生成了教育的主要目标。多年的考试技能训练把学生规范成了考试的“机器”，教育忽视了学生诚信、荣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德育培养，更忽略了学生的心理适应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应对挫折能力等情商和逆商的综合培养。
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无力。
高校思政课程的教学内容相对沉闷，脱离学生思想实际，与社会现实存在一定距离，缺乏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教学队伍整体素质参差不齐，部分“思政课”教师教学方法刻板单一，缺乏创新，使高校“思政课”成为逃课率最高、学生热情度最低的课程，也使大学生对来自外界的思想政治教育产生较强烈的排斥心理。
3.高校教育管理的缺陷。
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为了保证生源收入或出于保护学校声誉等因素的考虑，学校在学生管理的过程中过度“包容”，令部分学生漠视校规校纪，甚至违纪与违法的基本界线不清。目前来看，国内大多数高校仍然停留于传统僵化的教育和管理模式上，注重学生成绩、考级、拿证、技能的培育和日常管理，忽略了学生的真正想法和需求。
4.家庭教育的不济。
国内传统“家长式”的教育模式下，多数家长忽视了跟子女的情感交流，忽略了对子女个人修养方面和情商及逆商的教育和培养，忽视了家长自身行为的示范和榜样作用。普遍的家庭溺爱让子女从小养成以自我为中心的习惯。进入大学后，面对复杂的集体生活，遇到问题和挫折时，一旦找不到处理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方法，情绪容易走偏甚至失去理智。家庭教育的缺失是大学生性格缺陷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为大学生犯罪埋下危险的种子。
5.社会风气的不良影响。
当下，“功利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现实主义”的社会风气，让大学生的价值取向越来越偏颇或模糊，对人对事物的看法越来越功利化和现实化。在这种缺乏积极乐观、公益、公信的社会氛围之下，大学生的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的社会教育几乎是苍白无力的。
三、降低和减少大学生刑事犯罪案件的对策
（一）创新德育理念和方式
1.改变传统理论灌输的方法，强化启发式教学理念方式。
这就要求“思政课”教师积极引导学生，帮助他们正确区分社会现象和本质、主流和支流，校正他们的偏激观点和不良情绪，防止他们由于认识的偏差而误入歧途。强调“思政课”教师直面大学生困惑的社会现实、敏感问题，全面了解学生对“思政课”的认识和真实的思想动态，通过问卷调查、主题讨论、网帖交流等，找准学生关心的热点、疑点和难点问题，以课堂为主阵地，用具有说服力、感染力和启发力的针对性教育和问题解答，创造平等、自由、亲和的教育教学环境，引发讨论和辩论，启发大学生们主动思考、自愿体验并激发他们自觉养成良好的思想行为，树立牢固的道德信仰，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
2.在“思政课”教学过程中
运用案例和榜样的力量，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大量选择具有典型性、示范性，或是争议性、探讨性、创新性较大的案例，启发他们能够结合社会的实际和切身的生活体验、社会阅历，对案例进行理性分析，在深度参与中不断学会辨别、理解、把握事物的实质，让学生能自觉主动运用所学过的理论进行反思、判断，作出选择，并最终影响他们的观念和行为。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教育的完美结合。
3.在“思政课”实践课教学中
以确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基点，让大学生亲身体验社会、发现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多样性，认识理论和实际的差距，通过验证理论、运用理论、认同理论，逐步达到内化理论的目的。高校应不遗余力地重视“思政课”实践课，在学校所在的城市及周边地区，选择与理论教学相适应的、具有代表性和针对性的，能引发大学生深刻体验和能量共鸣的地方。如：博物馆、纪念馆、福利院、养老院、监狱、贫困山区的学校等，建立丰富的实践教学基地，不让实践课流于形式，为学生实现知行的最大化统一提供必要条件。“思政课”教师应要求学生以社会调查报告、参观访问心得、主题讨论演讲等形式来实现总结和内化。
（二）加强法制教育力度，注重法律意识的培养
1.充分发挥“思政课”课堂的实际作用，把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深入课堂。
适当增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法律部分的课时，并将这一部分知识体系作一定扩充和细化，减少抽象、难以理解的法理知识，增加实体法的具体内容，教师在课堂讲授过程中，要大量结合案例和视频等多种方式，在传授法律知识的同时，引发学生的深度思考，感受法律的威慑力，从而形成良好的法律意识。
2.高校应高度重视法制教育，以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法治观念为重。
利用一切资源，充分发挥第二课堂的作用，通过法制宣传、讲座、模拟法庭审判、微博、大学城空间等方式进行不间断的法制教育宣传，并积极开展法制教育实践活动，如出席庭审、参观监狱或劳教所、邀请司法部门来校进行法制教育宣传、建立校外法制教育基地等方式，帮助大学生们在知法、懂法的同时，自觉守法，不断提升法律观念和意识。
3.建立高校法制培训长效机制并扩充辅导人力。
除对“思政课”教师、辅导员、班主任进行法律知识的常规培训外，高校应多提供外出参观或培训的机会，不断提升“思政课”教师、辅导员、班主任的法律素养，优化他们的法制教育能力，发挥预防大学生犯罪的一线作用。
（三）注重大学生心理健康知识的传授和健康心理的培育
1.建立高校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机制。
高校应建立大学生心理档案，配备专业的心理咨询人员，对高危人群实现心理危机干预，以便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目前，各大高校基本建立了心理咨询中心，但在专业人员的配备上比例很小，让很多高校的心理咨询工作流于形式，力度和影响力较小，没有发挥广泛作用。这就需要高校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培养大学生寻求心理咨询的意识。作为高校班主任、辅导员，应注意学生信息搜集，关心性格内向或存在其它特殊情况的学生，及时发现学生间的人际纠纷和冲突，及时沟通输导和调解。加强与学生家长的沟通，把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结合起来，降低心理危机发生的概率。
2.建立高校心理健康知识、心理健康教育培训长效机制。
减少教师、辅导员、班主任潜在的职业倦怠困扰，在提高自身心理健康水平的基础上，掌握一定的专业心理健康知识和心理健康教育手段以及心理疏导和沟通的技巧，以健康饱满的情绪和工作热情投入教学和学生日常管理中，顺利应对大学生的负性事件，注重大学生情商和逆商的培养，帮助大学生处理和减少心理隐患、培养健康心理。
3“.思政课”教师在教学中，要努力成为学生心灵的倾听者和引导者。
1.部分同学实习态度不够端正。在实习工作中，我们发现有部分同学存在着实习态度不够端正、被动实习和责任性不强等问题。从调查中我们也发现有少部分同学在实习工作中存在迟到早退和上课接打电话及收发短信等情况，从对中学生的调查中也可以反映出有10%左右的实习生对待实习不够认真。从与中学老师的访谈中也反映出有部分同学的教案编写不规范和内容单调不充实的情况。
2.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不够扎实。化学要有过硬的专业理论知识，还要有较强的实验操作动手能力。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有部分同学的专业知识不够扎实，上课语言表述不科学。一方面由于实习生第一次登上讲台，心理紧张，另一方面就是知识积累不足，在遇到“突况”时，就手足无措，课堂应变能力差。在平时的实验课上我们也发现，有些同学对待实验态度不端正、不重视，把有些化学实验“想当然”，认为很简单，不愿意亲自动手就觉得自己都会了。比如，说到溶液配制时，分不清“粗配”和“精配”，只要是配制溶液都要用到容量瓶；滴定操作时，想当然地认为把滴定管里的溶液滴到锥形瓶就可以了，不能清楚地认识到滴定分析法是一种非常精确的分析方法，要求操作非常规范，要求滴定终点判断非常准确，测定结果才能精确。
3.教学理论和基本功有待加强。对于高等院校师范类的学生，在进行教育实习之前，都要系统地学习教育理论知识，比如：教育学、心理学、技术课程教学论等一系列课程。这一系列适合未来从事教育工作的课程，往往得不到学生的重视。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有相当一部分实习生教学理论知识不足，教学技能不高，授课手段单一，授课内容枯燥，思路不清，教学没有启发性，有的实习生只是在“背教案”，甚至“读教案”，根本没有注意学生的反应，也谈不上师生之间的互动了，这必然直接影响课堂教学效果。
二、对化学教育实习调查的反思
1.改进课程体系，改革实习时间，让见习实习贯穿大学。在英国，师范生一般至少要花15周时间在中小学的实际教学环境中进行观摩和实习教学，在其他一些欧美国家，师范生实习时间更长，美国多则半年，法国27周，德国则多达72周。所以，我们的教育实习时间的安排是不够充裕的，尤其是真正走上讲台授课的时间，我们应该增加学生实习的时间。关于教育实习的时间安排，也可以分割成几部分，贯穿于整个大学四年。比如平时针对师范生的课，学院老师可以多创造些机会让学生走上讲台，整个大学期间都贯穿学生教学能力的培养。为了能让未来从事中学教育的这些同学更好地把握中学教材，可以每个学期都组织这部分师范生去中学见习。改变过去那种一次集中式的见习和实习，采取连续分阶段式的见习实习，使见习实习贯穿整个大学阶段。
2.加强实习基地的建设。我们的师范生未来大部分都要进入中小学从教的，但是平时与未来从教的中学交集比较少，关系比较疏远。只是在集中实习阶段才和中学的老师和学生有所沟通联系，这样在短短的几周实习时间内很难让学生把握教材，教学质量和水平和原任课老师有很大的差距。这也导致近年来我们的实习生到中学（尤其是师范中学）实习时，并不是很受欢迎。为解决这一难题，我们可以采取以上提到的改革实习方案，可以让师范生从大一开始就联系一个师范中学作为固定的实习基地，在实习基地可以采取为中学化学老师当“助教”的形式，多和中学教育、中学老师、中学生联系。比如每周要固定一次去实习基地，为中学老师批阅作业、辅导作业、辅导实验等形式。这一过程要对师范生要有考核，考核合格才能拿到学分。这样中学老师也比较欢迎我们的实习生去，这样不会对他们的正常教学和学生成绩有影响，又减轻了中学老师平时的工作强度。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同学提前接触了中学教学的过程，又能对教材有一定的把握，同时和中学老师又建立了比较好的感情基础，等到真正实习走上讲台时，这样就无形地加强了我们的实习基地建设。
3.努力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教学技能。一个合格的现代化教师应该具备多方面的能力，比如：教学能力、实验操作与指导能力、教研科研能力、革新能力、与学生同事交往的能力等方面。这就要求，强化师范类化学专业学生专业知识和教育学理论知识的学习，加强课程体系的建设。平时加强实验操作动手能力的培养，从大一开始就从细节处严格规范每一个实验操作，培养严谨科学的实验态度。在化学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中贯穿师范生教学能力的培养，这样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的教学技能，另一方面增强了学生对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的掌握。新课标体系下，教学手段的多样化显得越来越重要，化学多媒体CAI课件的应用、教学演示仪器的应用等已经成为教学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手段，也应该是师范生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4.加强教育实习成绩的考核与评定。化学教育实习成绩的考核与评定是对师范生培养过程中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考查与评价。然而在我们的实习成绩评定时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有些指导老师由于工作忙去中学听课比较少，或者所指导学生过多，而不能完全把握学生的实际实习情况；还有些指导老师存在着“人情分”、“印象分”等不利于客观评价实习生成绩的一些方面。教育实习成绩的评定可以以化学教育专业培养目标为依据，评价的内容包括四个方面：见习阶段（包括校内见习阶段和实习基地的见习阶段）、化学教学工作阶段、班主任工作见习及教育调查报告或化学教育改革研究论文等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的分值比例分别是15%、55%、15%和15%，可以制定具体的评分细则表。成绩评定者可以包括学院指导老师、实习小组同学、实习基地的指导老师以及原班主任，同时结合学校实习领导小组的检查情况综合打分，以使评定结果客观真实、准确无误。
三、结语
【英文摘要】Onthebasisoftheteacher-trainingeducationhistoryintheworld,thispaperanalysestheteacher-trainingapproachesadoptedinAsian,EuropeanandAmericanCountriesfromthreefundamentalaspectsoncomparativeeducationperspective,andinthispapertherearediscussedindetailsomerepresentativeviewsinteacher-trainingpractice.Meanwhile,thepaperalsogivessomeadviceonthereformofourteacher-trainingapproaches.
【关键词】师范教育/师资/途径
teacher-trainingeducation/teachingpersonnel/approaches
【正文】
中图分类号：G6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146（2000）02－0001－09
一作为历史发展链条
一个环节的师资培养途径之争
在当今据称为知识经济的时代，人们出于知识和人才对于生产增值、社会财富、国力竞争、人类向着理性、民主和科学的进步所起的重大作用而对教育投入了越来越多的目光。同样，人们由于教育对于知识的正向增加和人才对于社会生产方式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对师资质量及师资培养与培训也投入了比往昔多得多的关注。
如果从观念层面分析，这些关注有的源于知识经济的突然来临与师资培养和培训体制变革的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如对师资质量的关心或焦虑及对师资质量如何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探讨等；有的源于师资对于人类文明进步所起的作用的认识或源于对目前我国师资培养和培训体制本身的不够完善，如对我国当前高师课程体系中人文性、师范性和学术性薄弱的探讨分析等；[1]有的源于对教师专业化理论和实践的不足、师范生师范性不够强而不少非师范生在教学中也能够脱颖而出的现实的认识，觉得综合大学培养的非师范专业的学生毕业后也可能成为好教师，那师范学校还有什么用呢？从而出现了“师范院校无用论”；另一种关注与之相对，出于对100年来、尤其是建国50年来我国师范学校所起的作用的认识，认为我国的师范学校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师范院校无用论”是否会否定近百年来师范教育的成果？从而出现“师范体制不可废”论；有的源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对教师学历的规定，认为既然依法中专学历为不合格学历，那么中师是否可升格，或并或废？
这些关注，或反映在教育系统之外，或体现在教育系统之内；或出现于教育理论界，或出现于教育实践界；或表现为会议上的激烈争辩，或表现为条分缕析和善意的批评。尽管形式和场合不一，反映的却是对当前我国师资质量或师资培养途径或体制的普遍关注。这些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压力”，构成了我国师资培养途径或体制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站在历史的维度上，如今的师范教育体制和师资培养途径之争并非新现象，而是历史发展链条的一个环节。在中国100多年近现代师范教育的发展历史中，类似的争辩至少发生过两次。[2]而这一次争辩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我国目前师范教育的现状及21世纪发展前景所作的思考，它不是新瓶装旧酒，而是反映了新的历史条件对我国师资培养途径的新要求，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传承性，是社会发展对师资培养途径变革的必然压力。
压力的积累可能会导致变革，时展要求中国师资培养体制进行变革，社会系统哪怕是一个子系统的变革都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当我们从理论上分析这些关于师资培养的观点或争论时，尽管我们发现这些观点或争论具有经验主义的部分合理性，但是其观点或争论本身所存在的悖论或非理性部分却也使这些观点或争论丧失了部分合理性，从而不能成为指导我国师资培养和培训改革和发展的“理论”。
“非师范院校毕业的学生也可以为良师”，从教育实践看，这是一个不错的命题，然而，这个命题一旦与“师范院校无用论”联系在一起，成为“师范院校无用论”的立论基础，就有“不理解”之嫌了。因为这个命题体现了“以实是代应是”的方法论的谬误，它无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缺乏统计的意义。事实上，正如没进过大学校门的人可以为科学家、艺术家但不能以此作为论证高等教育无用的证据一样，非师范院校毕业的学生可以为良师也不能成为师范院校无用论的立论根据。就是师范院校体系确实可废，这个命题也应在立论根据之外。
与“师范院校无用论”一样，“师范院校无用论会否定我国师范教育成果”的担心也是缺乏理性的表现。事异时迁，沧海桑田，废退兴替，史海茫茫，多少辉煌不见！如果一种体制走到尽头，狂澜不可挽，担心是无济于事的，师范教育体制也不例外。然而，1996年全国师范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坚持基本稳定独立的师范教育体系，基本稳定中师、师专、本科三个层次的师范教育结构。看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地认识我国师范教育与师资培养途径，理性地分析人们对师资培养途径的关注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种观点，释惑而流清，对我国师资培养体制的发展是及时而有益的。本文的下面两节将用比较教育的方法，结合在我国师范教育与师资培养和培训中产生的问题，借鉴国外师资培养的有益经验，对我国师资培养途径进行比较分析。
二以解决问题为宗旨的师资培养途径的比较研究
人们对于师资培养途径的关注大致可以概括为学术性和师范性、定向性和非定向性、职前师范教育和在职师范教育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在各国师资培养和培训实践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是师资培养体制研究的三个根本方面。下面对这三个方面分别进行比较。
1学术性和师范性
目前，国内学者对学术性和师范性这对矛盾尚有不同的意见，如史秋衡同志认为“学术性和师范性的协调共存是高师教育的首要问题”[3]，而杨汉清同志则认为学术性和师范性是师范教育发展中一个独特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4]（P605）诸如这些并非对立的不同意见表达了这样一个学术观念：学术性和师范性在师范教育和师资培养中是不可回避的，对于师资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世界师范教育300多年的发展史、中国师范教育100年的发展史已经充分表明，学术性和师范性是师资培养的两个基本范畴、一对基本矛盾，这两个范畴构成的这对基本矛盾的矛盾运动直接体现了师资的质量以及师范教育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程度；学术性和师范性既是在师范教育实践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同时也是师范教育中最高的哲学范畴；对这两个范畴及其矛盾运动的把握，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策区别、体制差异等直接构成了师范教育的现存状态和发展链条。
体制和政策的差异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学术性和师范性之间的矛盾运动，然而教育观点和理论研究的层次也会对这对矛盾构成重要影响，从而有可能会导致决策的不够科学。我国的教育理论界较多地重视了学术性和师范性相对立的方面，而对这两个范畴相统一的方面则关注不足。许多学者是从教师的“素质”角度来研究学术性和师范性这两大范畴的，然而无论是半综合性质的对教师素质的概括还是简单枚举式的素质列举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经验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都有把学术性和师范性相割裂、相对立的危险或倾向，退一步讲，就是教师需要具备哪些理想状态的素质，这些相互对立、应该互不相容的理想状态下的素质如何体现为教师的学术性和师范性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
又有许多学者认为：学术性和师范性体现在专业科目或课程设置比例上。从师范教育的一般发展来看，专业或课程设置的比例的确反映了人们对学术性和师范性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师资培养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程度。从师范教育特定的发展阶段来看，专业或课程设置的比例体现社会需求的程度总是相对的。在某些教育理论影响下，专业科目或课程设置的比例可能会发生“钟摆”式运动，也可能出现“矫枉过正”的情况；在一个既定的师范教育体制下，由于各种不同社会力量的结构性制约，专业科目或课程设置的结构变化的允许空间往往并不大，从而适应社会需求的变革缓慢，社会要求的师范性或学术性都不易在课程或专业科目设置的比例变化中得到迅速的、实质性的体现，因而“学术性和师范性体现在专业科目或课程设置的比例上”这一观念暴露出了其理论的不足，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师资培养体制改革的观念误区和钟摆状态。
1986年，美国的霍姆斯协会（theHolmesGroup）发表的《明天的教师》的调查报告在公众和业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份报告也被誉为“美国80年代关于师范教育改革的最有影响的报告之一”[5]。曼宁（D.ThompsonManning）对几百年师范教育的历史进行了回顾，以历史的教训来确定霍姆斯协会报告的历史地位，明确指出：如果美国拒绝霍姆斯协会的建议，那么美国教育改革的推动力还会依然如故[6]。从曼宁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在20世纪初美国就存在学术性和师范性之争。许多业界人士认为“学术”（人文艺术）比“技术”更重要，杜威（JohnDewey）极力协调二者的关系，也重视实践的教学；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琼为什么不会阅读》使美国人认识到基础教育的落后，故而在70年起了“回到基础”运动，然而美国的师范教育在此期间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7]重术轻学的情况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80年代，商业、工业、科学和技术创新方面往日不受挑战的领先地位正在被全世界的竞争者赶上这一事实使美国深感危机，向平庸的教育开战、重建师资队伍成为美国80年代教育改革的强音，霍姆斯报告顺时应势，重视学术性、注意学术性和师范性的平衡的观点，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不过也有人认为霍姆斯协会的建议“可能会促进教师人文艺术即学术水平的提高，不过这种提高可能会是以牺牲专业的教育学院为代价的”。[6]（P23）
在目前的高等教育管理和专业课程设置体制下，中国近期内很难指望专业科目和课程体系有较大比例的变化，学校既不能削弱师范教育科目来加强学术性科目，也不能削弱学术性科目来加强师范性，这既是体制的悖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认识产生的误区。如何在既定的当前体制下解开这个悖论、消除这个误区，对于我国师资培养质量的提高应该具有现实意义。
流行的理论观点认为师范教育是一个集学科专业（学术性）和教育专业（师范性）于一体的双专业师资培养体系，然而现实情况是“我国高师课程体系中明显存在普通文化素质教育不足，其中人文素质教育尤其缺乏”、“我国高师教育对课程体系的师范性重视程度每况愈下”、“我国高师课程体系的师范性则严重不足”、教育专业课程“内容显得较空洞，不切实际”、学科专业课程“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专业面不够宽，学科专业设置仅与中小学课程相对应，毕业生只能教授一门课，而不了解相关的科目，不利于学生所学的知识间的整合与发展；二是专业课程不能充分反映最新科学成果”。[1]（P53—55）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师范生在学科专业方面不如综合大学毕业生，在教育专业方面又构不成优势的状况。
这种现实状况促使我们思考：学术性和师范性是否就是学科专业水平和教育专业水平的划分？如果从哲学层面分析，“双专业师资培养系统”的观点其实和“通过专业科目或课程设置比例来体现学术性和师范性”的观点具有逻辑的一致性，它们实质上体现的都是学术性和师范性相对立的哲学思想及其相应的实践成果。
看来，学术性和师范性这两个范畴本身也需要重新进行检讨了。学术性和师范性在师资培养系统中具有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特性，实质上应是师资质量整合的统一体，我国过去的实践恰在统一性这方面注意不够。
教师具有相当的学科专业知识是其教学生涯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教师需要具备的学科知识在深度和广度上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学科专业知识对于教师来说是一个“怎样好也不过分”的领域。过去我们存在着把教师的学科专业知识理想化的倾向，其实，能胜任教学工作的学科专业与教师在教育内容上自觉不自觉地精益求精、学术造诣不断提高的要求不能混为一谈。我们不能拿科学家或这一领域专家的学术标准来要求教师的学术水平，学科专业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不是衡量中小学教师学术水平的唯一标准，这一标准只有与师范性相联系才具有了师资质量的意义。由此分析，教师的学术性不是学科专业知识的学术性，而是与师范性相统一的学术性；教师的师范性也不是教育专业知识的师范性，而是在一定学科知识基础上的师范性。教师的学术性和师范性应是指教师具备能胜任某一阶段教学的专业知识基础和相关学科基础，能够根据教学的真实环境和教学内容的变化而采用不同的教学技术，在科学、准确的知识传授过程中培养学生适应社会变化的能力，引导学生亲向科学、民主、文明的人类社会并为之而不断奋斗。
在学术性和师范性相统一的哲学原理的指导下，我们就不会再抱怨非师范毕业生也可为良师了，因为他们具有学科知识上的优势，师范性可以在日后的工作中弥补；我们也不必为课程比例难以在近期改变而束手无策了，在既定的课程体制下，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改变我们相对“空洞、不切实际”的师范性教育内容，在学科专业科目的教学中进行人文素质的教育，在学术性和师范性相联系的教学法中体现师范性和学术性的高度统一，在有限的教育专业教学中体现学术性和师范性的有机联系，体现真实教学情境下对师范性的要求，体现师范生为社会正义进步而努力的人文思想。
2定向型和非定向型
自从詹姆士·波特（JamesPorter）把通过师范学院培养师资称为“定向型师范教育”、把通过普通大学培养师资称为“非定向型师范教育”以来，定向型师范教育和非定向型师范教育就逐渐成为教育理论界界定师范教育体制的描述性的学术语言。
如果按照“定向”和“非定向”的理论分析，亚太地区的师资培养体制可分为四类：一是定向型的师范教育体系，如朝鲜、新加坡、越南、老挝、印度尼西亚、马尔代夫、新西兰等国；二是以定向型师范教育为主的国家，如中国、韩国、菲律宾、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尼泊尔、泰国、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等国；三是以非定向型师范教育为主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日本等国；也有分不清楚是以定向型为主还是以非定向型师范教育为主的国家或地区，有研究把它们归于混合型，如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参见曾红：《对亚太地区师范教育若干问题的探讨》，硕士论文，1996年，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图书馆藏。）欧美各国基本是以非定向型师范教育为主的师范教育体制，[8]其中美国的师范教育在其17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经历着一个从中等师范学校提高为独立的高等师范学院（约80年），又从独立的师范学院发展成为综合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即教育学院或教育研究生院（约40年或60年）的演变过程”，[9]如今美国已发展成为一个以非定向型师范教育为主的国家。前苏联也在不断变革师范教育体制，80年代中期，前苏联的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长还要求综合大学要“充分利用自己的学术力量，在发展高等师范教育中起关键作用”，[4]实质上是要加强非定向型的师范教育体系在前苏联师资培养体制中的重要作用。
在用“定向型”和“非定向型”理论分析各国的师范教育和师资培养体制的同时，我们也发现这个理论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首先来自于世界各国先后出现的师资培养体制多样化的现实，这种现实已使我们很难判断许多国家是定向型还是非定向型的师范教育体制，我们只能说某某国家是以定向型为主的师范教育体制还是以非定向型为主的师范教育体制，有时以哪个为主也难以分辨，这样，定向型和非定向型理论在这个国家就再难以成为主流的学术理念了。其次，这种挑战来自于由于对师资培养体制多样化的绝对理解而产生的对师范教育体制的认识，比如有些学者提出“师范学校退出历史舞台是无法阻挡的潮流，是师范教育发展的必经之路”。既然如此，科学地理解定向型和非定向型理论及其现实处境，正确认识作为这个理论的支柱之一的师范院校的发展问题，也就具有了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波特的定向型和非定向型理论不是规范意义的学术研究，而是经验主义的带有描述性质的“二分法”。它的贡献在于有利于对所界定的师资培养体制的优劣进行比较，从而为师范教育体制提供了一个分析的框架，这种分析方式在它所处的时代具有实证的性质，是比较恰当的分析方式，但是随着师资培养体制的发展，情形发生了变化。一是由于各国师资培养体制的多样化，如原来非定向型师资培养体制的国家出现定向型师资培养途径，原来较定向型的师资培养体制的国家发展了非定向型师资培养途径，或在非定向型师资培养体制内部出现定向型师资培养途径，非定向型师资培养途径与中小学整合形成新的师资培训途径等等，原来较单纯的师资培养体制已发生了变化，混合型师资培养途径的出现和不断发展削弱了以定向型或以非定向型界定某国师资培养体制的社会基础。二是由于招生体制的变化和终身学习（life—longlearning）思想的影响，定向型和非定向型理论赖以存在的基础——它们之间的比较优势——也在悄然地发生变化，如综合大学的毕业生可以通过继续教育的方式在定向型的师范院校学习教育专业课程，从而获得教育学硕士或教育专业硕士学位，弥补自己师范性的不足；同样地，定向型师资培养系统的毕业生也可以通过继续教育的方式到综合大学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或教育水平，这就是说，在现代社会，定向型和非定向型师范教育体制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它们之间的比较优势——也在削弱。
但这是否意味着定向型和非定向型理论已经丧失了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而成为一种过时的理论分析模式呢？似乎不能这样认为。定向型和非定向型理论所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的削弱是社会进步的结果，是当今社会的现实，但“削弱”并不是消失。在如马尔代夫、老挝、缅甸和柬埔寨这些较为贫困落后的国家里，结构合理、层次完善的定向型的师资培养体制尚未形成，有些国家还长期接受国外的教育援助，国内师资培养不够规范，有些只是应急手段而不能称为“体制”，在这些国家里，师资培养现代化的任务任重而道远。在中国这个以定向型为主的国家里，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争论，但这些争论反映了在改革时期人们对师范院校的不同认识，有些认识难以形成决策的根据。就政策来讲，政府目前还是要坚持保持三级师范的独立设置地位。就是在被某些学者奉为师范教育圭臬的美国，定向型师资培养途径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如一些私家协会、州、地方学区和联邦机构引导和支持了许许多多的非大学师资培养计划（non—universityprograms）如选择性证书计划、师范公司等，就是一些综合大学的教育学院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定向型师范教育体制的变式。
正因为如此，波特的理论仍然是师资培养体制分析的一种理论，在许多国家的师范教育实践中，它所界定的比较优势还相当程度地存在，因此它并未过时。但我们如果从师资培养质量的角度来分析，我们突然发现，定向型和非定向型作为师资培养体制分析的模式，它并不能涵盖如今多样化的师资培养途径，它只是师资培养体制分析的一种理论，不能无限扩大；同时，波特的理论也不是什么“言必称希腊，盛必比汉唐”的理论，师资培训的现展已经表明，它并不必然地与师资培养的质量相联系，它所反映的只是两种师资培养途径的差异，并不必然地标志师资的质量，良好的体制只是有利于质量的提高而不能必然造成质量的提高，这方面同样不能扩大，不能把体制扩大到等同质量。
在科学地定位波特理论的同时，我们也无法忽略一个与这个理论有关系的另一个问题，即上文提到的独立设置的师范院校发展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一、“师范学校退出历史的舞台是无法阻挡的潮流，是师范教育发展的必经之路”说主要是以美国师范教育的历史发展而做出的趋势判断，其实，美国目前也只是以非定向型师范教育为主的多样化的师资培养途径，因此，此说似乎作为一种理论假设更恰当些；二、美国的师资培养体制是美国社会文化作用于师范教育的结果，其师资培养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但其师资培养体制则无法成为其他国家师范教育发展的样板，其师资培养体制也不具备普遍的适用性；三、各国历史传统、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不同，师范教育发展也不可能有固定统一的模式，就是假如美国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不存在了，也难以就此推断其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师范学校一定会消亡，例如，韩国中等学校的师资，已经由综合大学培养，但是其小学教师的培养却是由专门的教育大学承担的，全国11所教育大学（每个道1所）构成了颇具特色的高等教育师资培养体系，并显示出专门师范教育体系的勃勃活力；四、定向型的师资培养体制与非定向型师资培养体制相比有其独特的优势，不具备完全的劣势，而且其体制也在不断变革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否定定向型的师资培养途径，在理论上欠充分、在实践上也还存在不现实的因素；五、中国的师范学校是在救变图存、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借鉴外国的师范教育而产生的，在其百年的发展史上，师范学校的存废问题也争论过多次，主张废师范学校的人甚至用了无理性的刻薄诟詈之语来攻击新生的师范学校，什么“师范学校成绩不甚佳妙，大可废止”、“高等师范学校实是大学及专门学校的赘疣，大可割去”、“师范教育不应另设专校，以免畸型发展之流弊”等等，[2]（P7）如今师范院校无用论和消亡说一起，构成了对当今师范教育系统独立存在的合理性的极大冲击，也有可能会形成当今我国师范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动力之一；六、在1996年的全国师范教育工作会议上，中国政府作出的基本稳定独立的师范教育的决议是对我国师范教育体系地位和作用的肯定，也是对师范院校无用论的驳斥，独立的师范教育体系目前尚适合我国的国情，近期内不会消亡，师范学校消亡论似乎过于超前。
3职前师范教育与在职师范教育
职前师范教育作为为想从事教师工作的社会公民而提供的职业准备教育并非是古已有之的师资培训途径。在17世纪以前欧洲漫长的历史时期，无论是从事世俗教育的学者还是从事宗教教育的圣职人员都是在知识或技能方面具有专长的人，学高为师，他们没什么任职资格规定，也没有接受过专门的教育培训，他们所采取的教学方法也不过是自己在知识接受和积累过程中耳濡目染的经验。中国古代闻道在先，学成则为师，在师法、家法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古代知识分子，为师并不是他们最高的理想，为官从政才是他们最高的理想。然而，入仕不易，宦海不虞，于是他们进则入仕弃教，退则从教待仕，他们虽有丰富的人文知识，却没有受过专门的教育培训，其教学法也大多建立在教学经验积累的基础上，这点与欧洲类似。
建立在受教育特权基础上的古代师资状况到了近代由于教育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得到了改变。近代社会的变革提出了普及义务教育的要求，教育的平民化对师资的要求、国家对教育方向的控制、教育理论的不断科学化等促成了近代师范学校的建立。后，中国在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西学东渐对传统文化的强烈冲击、救亡图存对新式人才的需要、国人对师资的需求及近邻日本的近代化示范等因素影响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新式师范学堂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的出现开辟了职前师资培养的途径，体现了教育平民化的现实，在师范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职前师范教育因此而生，受过规范的师范训练的师范生在世界近代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教师的任职资格也在世界各国产生了。因此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产生而起的重大历史作用就在于：它使人们对教师职业的认识改变了，学高只是为师的必要条件之一，教学的技术及为师的伦理道德也逐渐成为教师任职资格中不可缺少的，教师职业本身因而包涵了学术性和师范性的统一。
在我们讨论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产生了重大历史作用的同时，我们也难以忘记师范教育近代化过程中的真实历史，忽略以下历史事实是不恰当的：一是由于教育学和心理学长期以来自身的局限性，教师的师范性具有而且只具有相对的作用，它的作用在于相对缩短了学生对于教育规律认识的时间，毕业之前就掌握了一定的教学技能，这种师范性的相对作用一直延续到现在，并不断成为人们论证师范教育无用论的口实；二是长期以来，师范教育系统以培养基础教育的师资为目的，所授学科专业知识虽不高深，但能胜任教学工作，且终身有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教师无在职培训的动机，师范学校也无提供师资在职培训的体制；三是在师范学校产生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广大师范生担负的是扫盲和普及义务教育的任务，由于师资严重缺乏，他们因受过相对良好的师范教育，在学科专业和教育专业方面均占优势，从而成为师资队伍的中坚力量；四是由于传统社会的相对闭塞和知识更新速度的缓慢，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基础教育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技术变化不大，教师本身的流动性也不大，社会缺乏在职进修的土壤。
这些真实的历史状况表明：在职前师范教育产生和存在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社会需要的不是师范毕业生的再教育，也不是师范学校提供继续教育，而是大量的师资准备教育即职前师范教育；师范教育存在的矛盾不是职前师范教育和在职师范教育之间的矛盾。而是社会所需要的师资不断增长与职前师范教育师资供量不足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至今仍然存在，如在亚太地区许多发展中国家，教师一方面十分紧缺，另一方面师范院校只限于职前师范教育，这就造成了师资缺乏和师资质量低下两方面的社会问题。在发达国家如美国虽然也提到教师缺乏问题，但那是与发展中国家涵义不同的问题，发达国家的教师缺乏不是师资培养能力不足造成的，而是职业的流动性和对教师在学术性上和师范性上较高任职资格造成的，即发达国家的教师缺乏不是由于职前师范教育不足而是由于在职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看来，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水平会极大地制约一国师范教育的层次和水平，我们不能忽略表面相同的概念所含的不同的社会含义，字面上的比较不利于相互借鉴和问题的解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发展对教育质量不断增长的强烈要求、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造成中小学教育内容的变革速度加快，一些新的教育理论的出现和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的不断更新等等已使一次性的职前师范教育不能满足教育革命性发展的需求，在职师范教育成为新时代对师范教育的要求。在这种时代的要求下，各国开始逐渐重视中小学教师的在职培训。英国70年代出现了概念化的教师在职教育与培训即INSET（In-ServiceEducationandTrainingofTeachers）一词，伦敦大学教育学院还设有INSET系，在地方教育当局（LEA）的主持下，组成了以大学、教育学院、教师中心为主的全国性培训网络，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并把中小学教师的在职培训与其薪水相联系，日本、美国等国也有类似的政策。法国将中学教师的在职学习写进了《继续教育法》，以法的形式予以确定。中国的《教师法》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教师接受培训的权利以及教育行政部门、学校主管部门和学校因此而负有的法律责任。
近半个世纪以来，在职师范教育在世界各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形成了多种层次、多种类型的在职师范教育形式。从提高教师的任职水平和任职资格的维度，有学者把世界范围内的在职师范教育分为四大类：补缺型、资格培训型（包括补偿学历型与学位进修型）、适应型（新任教师的入门教育和补充更新的适应性培训）和研究提高型。易长发同志认为中学新任教师入门教育大致有“新教师带引式”、“集中培训式”和“新教师研修式”三种形式，并把“以课程为基础的在职培训模式”分为“学位课程培训式”、“单科课程培训式”，把短期进修在职培训模式分为“老教师培训”、“备课培训”、“一般性培训”、“专题研究式”培训和“广播电视讲座式培训”，对以学校为中心的在职培训方式和以学校为中心的教职员发展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注：参见易长发：《外国中学教师继续教育培训模式例析》，《比较教育研究》，1999年第3期。）。米切尔（YoungMichael）则在现代化的分析框架中分析了英国80年代以来的师资教育改革，认为师范教育系统发生的对英国有作用也许具有世界意义的转变是从以学科为中心转向以课堂中出现的问题为中心，从以大学培训师资为中心转到以中小学为中心。[10]
在对国外这些多层次多类型的在职师范教育进行比较研究时，我们发现形成以下认识是必要的：
一是在职师范教育的出现及其在各国教育系统中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结果，是师范教育发展的必然阶段，它反映了社会的发展与师资水平的不平衡，以及师资水平与社会相适应的矛盾运动。
二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会制约在职师范教育的层次和类型。如在亚太地区的一些国家，教师严重缺乏，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如提拔初中教师去教高中，招收中学毕业的学生为民办教师，这样补缺型和学历补偿型就成了这些国家在职师范教育的主体。在这些国家，在职师范教育计划有时无法落实，不少教师（包括“民办”、“代课”或正式教师）走上教学岗位后就无暇再受到培训，在职师范教育虽要求强烈，无奈供量不足，从而影响了这些国家高水平的发展。而美国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较高，适应型在职培训和研究提高型的在职培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新任教师（beginningteacher）以资格培训型为主，补缺型的在职培训在美国不占重要地位。80年代以来，美国还进行了一项长达十几年师范教育改革计划，该计划用以吸引并指导非教育专业大学毕业生或有相关经验但没有正规教师资格的人成为教师，被称为“选择性教师证书”计划，[11]由于选择性教师证书计划的实施，许多州逐步取消了过去长年实施的“紧急教师证书”。
三是在职师范教育应以提高师资队伍的质量为最终目的。在近半个世纪的在职师范教育实践发展的过程中，一条最基本的规律就是在职师范教育具有多重目标，但这多重目标必须与教师的学术性或师范性相应提高契合，才具有实实在在的社会意义，否则就有悖于在职师范教育的本质。在这里最需要避免的一种倾向就是教育主管部门、培训机构或培训对象的急功近利的态度和不切实际的决策及行为。在职师范教育必须符合自己的国情国力，必须以切实促进师资质量的适当提高为目的。
四是不同程度地促进在职师范教育的制度化和科学化。受终身教育思潮的影响，英国学者詹姆·波特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三阶段师范教育的构想：第一阶段是个人教育阶段，即高中生毕业后；在相应的大学或师范学院里学习的阶段；第二阶段称准备教育阶段，这是指任教后的试用阶段；第三阶段是在职教育阶段，也就是被录用为正式教师后的继续教育阶段。波特理论的一个重大理论价值就是他把师范教育看为一个终身教育的过程，它启示我们促进在职师范教育的制度化和科学化就是要促进职前师范教育和在职师范教育的一体化；另外，建立在职进修的激励机制、严格教师的任职资格、规范教师的聘用、规范教师的实习试用期培训、提供有效的培训物质条件，建立在职师范教育的质量监控体系、加强在职培训的科学研究等等是必不可少的。
五是借鉴脑科学和生命科学研究的成果，加强教育学心理学的研究。加强教育专业的科学研究是职前师范教育和在职师范教育落到实处的一个重要支柱，既要加强在新的技术条件下、新的社会条件下教育理论的研究，又要加强在新时期教育理论指导下的教法和学法的研究，改变教育专业空洞不切实际的状况，使教学真正成为一门职业（teachingprofession）。
三作为21世纪我国师资培养途径改革建议的结论
1教师的职业化研究务求精进
从中外师范教育的比较研究中，我们发现，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古代欧洲无不学高为师，教师非职业化是一个事实，就是在今天，教师的非职业化仍有较大的市场，他们不承认教师的职业性质，不承认教学是一门专业，他们顽固地坚持“只要掌握了任教学科知识，人人都能做教师”[11]（P62）（美国的一些人的观点）、“非师范学校毕业的人照样可为良师，师范无用”，对定向型师范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予以否定。
我们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对这种观点予以驳斥，但我们也如坐针毡地面对着教师职业化不足（注：赵微同志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师范生的职业训练极为欠缺。”见《中国特殊教育》1998年第4期，第36页。）的现实，忧虑不安地关注着我国师范性严重缺失的状况。责人无过，闻过则喜，师范无用论的论调、教师非职业化的现实状况给了我们师范教育工作者重于九山的巨大压力，使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实事求是地审视我国师范教育的不足，理智地为改变这种不足作出建议。
我们当然可以把师范教育的不足归于历史、归于历史上教师非职业化的传统、归于社会经济制度的制约、归于相关领域的不够成熟，但这种归因无益解决当今我国师范教育不足的现实。长期以来，教师肩负众多的社会使命，有着众多的神圣光环，他们应有哲学家的睿智、雄辩家的口才、书法家的功力……然而教师的神圣并没有提高他们的职业地位，人们好像只把他们看成是教书匠，他们似乎不具备医生、律师那样的专业知识，他们似乎不能融学术性和师范性于一门专业。
如此看来，如何促使教师的学术性和师范性有机地融合起来，使教学在人们眼里能成为一门专业，便成为摆在师范教育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教师职业化的研究既是一个跨世纪的课题，又是一个世界性的重大课题，也是一个不断具有新的内涵的课题，其中似应包括加强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课程与教学的研究、生命科学和脑科学的研究、以发展心理学为核心的心理学的研究以及社会职业的比较研究等一系列的研究，这些研究所取得的系列成果将为教师的职业化做出理论贡献，为教师正名，为师范教育的发展提供理论的支柱。
目前，教师职业化研究已引起国内外有些学者的重视，在建构性学习、教师的专业地位、从心理学角度对教师素质研究等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还很不充分，因此为了师范教育发展的需要，教师的职业化研究务求精进。
2定向型师范体制内部需改革
从对定向型师范教育和非定向型师范教育的比较研究中，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定向型师范教育体制与非定向型师范教育相比，并没有比较的劣势，定向型师范教育体制在一国的存在也有其理论的根据，随着社会的发展，定向型师范教育体制也需要不断变革。
从体制设计角度分析，目前我国的师范教育体制大致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是综合大学或师范院校教育系本科生的出路问题。按照传统的体制设计，综合大学或师范院校教育系本科生的培养目标是教育管理、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专业的教师。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体制设计出现了弱点，教育系本科毕业生缺乏系统的学术训练，缺乏学科专业的知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就业出现了很大困难。
二是师范生层次提高问题。我国的学历教育层次单一，以学术标准为主，在这种情况下，师范生的学历提高，或者以牺牲师范性为代价，去报考综合大学的非师范专业，或者去报考教育专业，而又面临着知识结构不适应问题。美国的做法可作为借鉴。美国在长期的师范教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样化的学衔，如今在教育方面大约有120个学衔，如B.A／B.S，M.S.／M.A，M.Ed.／M.S.Ed.／M.A.Ed.，M.A.T.／M.T.／M.S.T.等。
三是高师院校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问题。我国高师课程体系目前还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特征，业已暴露出多方面的不足，[1]亟需改革。教学内容改革也是一个重大课题，例如：如何改革高师院校学科专业科目的教学内容以使其既能体现该学科的基础体系又能反映该学科的现展成果？如何改革高师院校的教育专业课程以体现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结合、发展教师的“临床能力”和“扩展能力”以及提高教师的学术素质和运用现代技术手段的能力？如何改革“两课”教学以切实提高师范生的思想政治水平和人文素质？等等。
鉴于以上问题，借鉴国外的经验，我们建议：切实改革高师院校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代化的高师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以教育专业硕士点的建立为契机，建立多样化的教育学衔制度；慎重对待、积极促进综合大学和师范院校的教育系改革，使教育系成为引领教育理论研究的中心以及教育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优化机构；改革师范院校科研体制和教学体制，促进科研体制和教学体制在提高院校办学质量基础上的整合统一；加强相关的教育研究，为改革准备理论基础和实践论证。
3建立终身教育性的师范教育体系
终身教育是20世纪教育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教育思想之一。虽然世界各国教育实践与终身教育的要求还相差较远，然而许多国家把终身教育作为指导本国教育改革的理论基础之一。为了适应终身学习的社会的到来，终身教育性的师范教育体系的建立就显得很有必要了。所谓终身教育性的师范教育体系就是指在终身教育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师范教育体系，这个体系把教师的培养、任用和在职培训结合成一个相互衔接的体系，这个体系使得教师能在职前师范教育结束后的教学生涯中的任何阶段，只要他需要，就可以接受在职的培训和提高。终身性的师范教育体系把职前师范教育和在职师范教育联接成一个连续的整体，重视教师的实习和试用期的培养和培训，把在职师范教育制度化，并把教师接受在职学习的主动动机与培训的物质条件结合起来，把在职师范教育看作是适应终身学习的社会的义务和为之所采取的行动。可以预见，终身教育性师范教育体系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教育体系，是当今师范教育革命性发展的方向。
发达国家为建立终身性师范教育体系已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大成就。目前，我国的师范教育理念、物质条件、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基础教育体制、高等教育体制、师资水平等一系列方面距离终身性师范教育体系的建立还有相当大的差别。然而我们可以在终身性教育思想的指导下，以建立终身性师范教育体系为改革目标，根据我国的现实条件，促进包括职前师范教育和在职师范教育的内部改革以及职前师范教育和在职师范教育的一体化、师范教育与基础教育的一体化在内的一系列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师范教育的改革，为适应21世纪终身学习化的社会源源不断地提供优秀的师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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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初中语文教育教学与改革中，语文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对改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学反思是教师专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知识经济时代，许多研究者都提倡教师应成为“反思实践者”，初中语文教师的教学反思应始终保持动态、开放、持续的状态。但在初中语文教育教学改革中，教师的教学反思尚存在非持续性的特征。基于此，本文通过交叉学科研讨，导入管理学相关原理与模型，实现教师教学反思的持续性，提速初中语文教师专业化的发展进程，从而实现初中语文教育教学与改革的整体推进能力。
随着初中语文新课改的逐步推进与初中语文教育教学与改革的不断深化，初中语文教育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教学技术对初中语文老师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在这一要求下，初中语文教师如何提高自身素质便成为初中语文教育教学与改革中的一个关键点。
一 反思初中语文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初中语文教育教学中，初中语文教师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初中语文教师的岗位责任不明确
当前初中语文课程作为主课之一，一名初中语文教师往往集班主任与任课教师于一身。更为严重的是，在广大农村中学，由于师资匾乏，一名初中语文教师除担任班主任与某些班级(有些为跨年级)的语文教师外，还兼有学校的管理岗位职能。这一局面的存在，囿于学校导向、个人认识、精力分配等主客观因素，部分初中语文教师很难制定清晰、明确的岗位职责。
2.教学过程中很难实现精细化
语文课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课程，一位合格的初中语文教师，就课程内容本身而言，应解读出语文的文字美、艺术美、逻辑美、德育美、思想美等多维知识体系，并通过不同的讲授和互动方式及工具，与学生进行交流，达到授业目标。但是在“唯成绩导向”的原则下，语文教学过程机械化、功利化，很难实现精细化、人文化的教学过程。
3.教师对自己的教学工作缺乏自我检查、评估及改进
对于大多数初中语文教师而言，往往更倾向于将精力用于参加或被动参与学校的教学效果考评中，教学反思多为任务性地、零散地记录教学得失。在实践中，很少有初中语文教师将教学反思固化为一种行动力，对阶段性教学工作成果进行自发地自我检查和评估，并建立形成与之相关的教学反思档案制度。由于不善自发检查及评估，对阶段工作结果的成绩和不足分析不力，很难准确掌握自我提升的进程。
二 初中语文教师教学反思的改进举措
综上，初中语文教师要充分利用教学反思工具，从“教学目标清晰化、教学过程精细化、教学反思结果化、教学改进持续化”四个方面，对教学反思进行科学梳理与重构，从而助推初中语文教师自身素质的不断提升与完善，为初中语文教育教学与改革提供强大的能力保障。
1.制定多维的综合教学目标
语文的学科性质决定了教学目标的多维性。初中语文教师要根据教学任务，研读教学大纲之要求，并针对所教授学生的能力、素质缺陷、兴趣点等，制定本学期的语文教学目标。该项工作与 "PDCA循环”中的‘`P阶段”相契合，主要是“依据前阶段(学期)的工作成果，进一步明确本阶段(学期)的工作任务，制定本阶段(学期)的工作目标”。
2.对多维教学目标的精细化执行
初中语文教师要针对“P阶段”制定的多维教学目标，创新教学手段与模式，通过启发式、情境式、角色式等多样化的教学模式，注重传统教授过程与现代教学媒介的整合利用，实现师生之间快乐的“教学相长”的教学过程。除了实现以成绩为主要结果导向的教学目标外，初中语文教师还要注重德育、心理、团队意识等目标的教学。
(1)德育教学
语文教学中的德育功能正在受到越来越普遍的认同与应用。在语文教学中，重视对课本内容进行深浅适度的引申和发散教育，通过课文中的典故联想到相关典故，再由故事性向思想性进行升华，完成德育之旅，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2)心理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也是初中语文课程教学的重要目标和内容。由于该目标更具抽象性和不易测量性，初中语文教师在实践中，要结合课文内容，辅以课外读物，通过现代教学媒介，创新教学方式，注重教与学的交互性，并要注意个体差异因材施教，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
(3)团队教育
在社会生活中，团队意识作为一种协作精神被大力提倡。在初中语文教学中，也要体现团队精神的培养，除了借助语文课文内容灌输相关理念外，教师更要注重通过创新教学模式，比如分组辩论等具体教学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
但是，无论教学目标如何多元化，这些目标在实践中都应该有机联系在一起，不能简单地分解目标，孤立地进行单一目标的执行。在教学目标执行过程中，要注意建立详细的教学反思档案，记录在各阶段、各目标实施过程中完成成果、工作创新等。
3.持续改进教学反思，不断推进语文教师专业化水平
当前，我国大多数初中语文教师的教学工作止步于此，即制定教学目标，继而完成教学目标。教学反思中往往就是按部就班地记录教学目标及教学任务的执行过程及细节，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这是一个不完整的教学过程，教学反思的作用尚未真正发挥实效。鉴于此，在以上两阶段之基础上，丰富“教学反思结果化、教学改进持续化”过程，即‘`PDCA循环”中的"C阶段”和“A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