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3 15:14:41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跨文化沟通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商务英语专业;企业商务英语人才需求;商务英语课程设置;商务英语人才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52-0221-04
一、商务英语在高校的发展
第十届全国国际商务英语研讨会于2012年10月26日至28日在西安隆重举行,标志着由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国际商务英语研究会主办的两年一度的全国高校国际商务英语研讨会已走过了20个年头。我国高校的商务英语,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已由学科前零理论研究阶段(20世纪50年中期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过理论研究的混沌阶段(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理论研究的觉醒阶段(1994—1998秋)、理论研究的起步阶段(1998—2006)发展到目前理论研究的深入阶段(2007年初至今)(林添湖,2008)。截止2012年,全国已有62所高校设立了商务英语专业,这些高校覆盖了中国所有高校类型,诸如:综合院校、财经类院校、外语院校、医学类院校等。商务英语专业已由目录外试办专业进入国家基本目录专业。专业的确立、发展与成熟对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目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次研讨会明确提出了开放经济下商务英语人才培养创新与发展的主题。商务英语是专门用途英语,需求分析理论(Needs Analysis)是专门用途英语的“奠基石”。Brieger(1997)认为商务英语需求分析应着手于识别学习者所需求的一般语言知识和特殊语言知识范围及一般交际技能和专业沟通技能。Brain(2001)提出没有考虑学习者需求的英语语言课程设置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如何更好地顺应时代需求和市场需求,挖掘专业发展潜力,更新教育观念,深化教学改革,使高校的人才培养紧贴社会需求,本文作者对陕西和其他省一些地方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关于用人需求进行了全面调研,以期能从中得到启示,更好地改革高校现有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具有竞争优势的毕业生,满足市场需求。本次调研主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①商务英语目前在地方企业实际工作中的需求情况?②商务英语目前在地方企业实际工作中的使用情况?③企业对于高校开设商务英语专业和毕业生类型的看法?④企业对于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的评价及能力需求?⑤企业需求调研的启示?
二、调查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调查对象。本研究调查对象是西北工业大学EMBA2011级1班学员及MBA2011级1班学员和部分现在不同企业已工作三年以上的西安外国语大学往届毕业生。EMBA和MBA班的学员绝大部分来自陕西不同的企业,其中也有部分来自其他省份,他们绝大部分都是所在企业的高管和中层负责人,对于企业的发展和人才需求了解颇深,他们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和说服力,一部分在不同企业工作的往届商务英语方向毕业生的参与是想从他们的角度了解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共有39人来自20多个企业参与了这次调查。这些企业是:金鹰商贸集团、华科体育福彩、北京化工、建设银行、西安世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金园、建筑集团总公司、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旅游集团广瑞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三新农电有限公司、中航工业陕西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电投西北公司、陕西华远医药集团、贵州飞机公司、西安水务集团水业开发有限公司、浙江嘉兴思源箱包有限公司、幸福航空、陕西省进出口公司、西安电梯厂、西安润拓商贸有限公司、应用材料西安有限公司。
2.研究方法。研究主要采取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定量分析采用问卷调查,定性分析采用访谈。以John Munby(1978)的需求分析模型、Hutchinson和Water(1987)的需求分析模型为指导,结合调查对象具体情况,作者设计了企业商务英语人才需求问卷调查,成立了调研小组。为了确保样本性别比例、总体分布合适、均匀,根据文秋芳(2008)提供的随机数字表,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办法,选出EMBA学员6人,男性4人,女性2人,并分别对选出的学员进行了小规模问卷调研和访谈,发现问卷潜在问题,诸如:措辞、顺序、难度等,及时予以纠正。2012年2月对西北工业大学2011级EMBA和MBA的企业高管、中层管理人员29人进行了问卷调查,2012年8月对西安部分企业员工和西安外国语大学往届毕业生13人进行了问卷调查。参与这次问卷调查总人数共42人,访谈人数6人。
三、问卷调研结果及分析
企业商务英语人才需求问卷调查由19个问题组成,第一部分18个问题由7个单选和11个多选题组成,第二部分19题是开放式问题。在42份回收卷中,有效卷40份,男24人,女15人,1人未注明性别信息。调查对象的职务主要有:外贸经理、总经理、副总经理、人事部主任、部门主管、部长、业务经理、采购专员、总监助理等,EMBA和MBA学员中工作长达20年以上的12人,5年以上22人,5年以下工作经验的6人,主要是往届毕业生。问卷问题1、2、3、6组成第一分析组,主要统计调查对象所在企业性质、商务英语人才需求、商务英语人才需求原因和商务英语人才需求层次情况,统计采用SPSS v16.0,主要对頻数和百分比做了统计。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调查对象覆盖了企业的主要类型,诸如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民营、合资等,国有企业相对于其他性质的企业而言,在数量上占绝大多数(52.5%),也反映了国企在西部企业中的占有率。尽管如此,企业对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仍占绝对优势(75%),回答了本次调研的第一个问题,商务英语目前在地方企业实际工作中的需求很大,也充分说明了国有企业经营的国际化趋势。而在众多需求,诸如:工作需求、员工培训、企业形象、产品促销等需求中,工作需求则成为企业对商务英语人才需求的重中之中,占(77%),因此胜任工作岗位的能力需求是企业对商务英语人才需求的首选。关于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层次,在懂英语的技术人员、英语本科毕业生、商务英语本科毕业生、商务英语研究生等选项中,对人才的需求主要集中在本科层次(62%)。因此,本科阶段商务英语人才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商务英语专业本科课程设置的改革迫在眉睫。如何对课程设置进行改革,从哪些方面进行改革,才能既满足高校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又能满足社会需求,还能顾及各个高校的师生资源呢。问题4、5、7、8、9、10组成第二分析组,主要统计调查对象所在企业商务英语交流形式、商务英语交流领域、商务英语交流对象、交流对象的英语层次、使用商务英语的场合和使用商务英语的频度。问题4、5、7、8、9为多选,问题10为单选。第二分析组数据告诉我们:企业对于商务英语的需求主要是书面写作(41%)和口头交流(33%),其次是商务谈判,占16%。商务英语的使用领域主要是商业领域(49%)和技术领域(29%),工程领域次之,占12%。交流对象主要是美国人(54%)和英国人(17%),除英美以外讲英语国家的客户比例已15%位居第三。企业打交道对象的英语层次主要集中在英语国家普通职员(42%)和懂英语的技术人员(40%)。使用场合主要是办公室(68%),商务英语的使用频度累计百分比达(72.5%)。这一组数据回答了本次调研的第二个问题,商务英语目前在地方企业实际工作中的使用情况。商务英语在商业领域、技术领域和工程领域等不同企业的广泛应用,是企业开拓创新和发展的前提,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的毕业生不仅要有过硬的英语基本功、具备较强的书面和口头沟通能力、同时还要具备商务领域的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习俗,才能适应目前企业对人才的需求。第二分析组多选题4、5、7、8、9调查结果位居前两项选项的示意图如下。
问题12、13、14、15组成第三分析组,主要统计调查企业需要毕业生的类型、高等院校开设商务英语的必要性、各类商务英语考试证书的必要性、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实际工作中的重要性。问题12为多选,问题13、14、15为单选。分析数据表明:从企业需求角度看,高等院校开设商务英语专业的必要性无可置疑(97.5%),既有英语语言文学背景,又有其他相关专业学习经历(34%)和具有工作经历的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毕业生(32%)最受企业青睐。对于各类商务英语考试证书,受调查企业并非非常看重,认为只是锦上添花,取决于不同企业的招聘条件要求,认为完全有必要的企业仅占5%。关于跨文化交际能力,所有企业都非常看重,认为必不可少,选择很重要和重要两项企业之和比例高达72.5%。这一组数据不仅回答了本次调研的第三个问题,企业对于高校开设商务英语专业和毕业生类型的看法,而且进一步说明企业对于复合型人才的渴望,也说明了跨文化交际能力在课程设置改革中的分量。问题11、16、17、18组成第四分析组,主要统计调查商务英语专业学生应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应具备的能力、适合市场需求的商务英语人才培养模式和企业对英语专业毕业的员工工作能力的评价。问题11、16、17为多选,问题18为单选。问题18是关于企业对英语专业毕业的员工工作能力的满意度调查,分析数据表明:企业对于目前英语专业毕业的员工工作能力并非非常认可,非常满意和很满意之和仅占17.5%。关于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应掌握的知识,企业选择具备扎实的听、说、读、写、译等基本知识和技能,了解国际商务基本知识(46%)和商务英语专业学生必须掌握某一专业方向体系的知识(29%)次数最多。关于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应具备的能力,34%的企业都希望毕业生能具备日常沟通、商务活动口、笔译、做好文秘工作和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之综合能力。企业对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选择集中在商务课程与英语语言课程充分柔和的应用英语人才培养模式(48%)和英语语言专业+相关商务课程(20%)。这组数据不仅回答了本次调研的第四个问题,企业对于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的评价及能力需求,即:目前英语专业和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的综合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而且表明,企业对具备英语语言沟通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具备基本商务知识运用能力等综合能力人才的需求,呼唤和渴望知识结构复合、综合能力强的毕业生,而商务英语专业,作为新兴的复合应用型专业,对培养企业所需人才责无旁贷。多选题11、16、17调查结果位居前两项选项的示意图如下页图表所示。
问题19是开放式问题,调研企业对商务英语毕业生的要求。40份问卷有18份填写,22份未填写,根据填写情况,及对西安标准电梯有限公司蔺总、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蓝总、建设银行许总、中航工业陕西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邹总等的采访录音整理和西北工业大学EMBA和MBA学员培训负责人黄老师的访谈笔录整理更进一步确认了本次调研结果,认同了企业对人才的以下需求: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商务场合的口、笔译能力、商务知识的积累、跨文化交际与沟通能力、逻辑思维、分析解决问题和应变能力等,而且企业也愿意与高校联合,提供学生实习实践机会,培养出社会迫切需要的人才。
四、企业实证调研启示
通过实证调研结果分析,得到以下启示:启示之一:高校商务英语专业本科课程设置改革。《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要求》(试行)(以下简称《教学要求》)教学分级要求明确指出:“本专业学制四年,颁发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证书,授予文学学士学位。”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获得语言类毕业证书,明确了商务英语归属于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项下,因此,英语语言知识与运用技能应贯穿于整个四年的学习过程。本研究分析总结的启示之一则是创建相对封闭课程体系+开放课程体系。相对封闭课程体系完成专业知识与能力构成中的语言知识与技能、跨文化交际能力和人文素养三个部分的培养要求;开放课程体系主要完成专业知识与能力构成中的商务知识要求。由于商务知识模块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因此,开放课程体系主要体现在这一部分。这一部分的课程体系可以是动态的、可置换性的。同时,不管是哪一个课程体系,都应包括《教学要求》中商务知识与能力模块中所要求的三门核心课程。这也吻合这次企业调研的需求,更体现了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基本定位。为什么说语言知识与技能、跨文化交际能力和人文素养三个模块一起形成相对封闭的课程体系呢?原因有三,一是这部分课程设置主要完成商务英语专业培养具备扎实的语言基本功、宽阔的国际视野、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较高的人文素养的部分人才培养目标。二是这部分课程必须包括《教学要求》中的9门语言类课程:语言学、综合英语、听说、阅读、写作、翻译、跨文化交际、商务交际实践和英美文学通论。三是这部分体现了商务英语专业的文学学位特色。那么相对性体现在何处呢?与单纯的语言文学专业不同,商务英语专业课程设置必须考虑封闭课程体系如何能更好和商务知识课程体系衔接,以期共同完成商务英语专业不仅培养具备扎实的语言基本功、宽阔的国际视野、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较高的人文素养,而且培养具有专门的国际商务知识与技能、掌握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等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和理论。商务课程与英语语言课程充分柔和的应用英语人才培养模式很受企业欢迎(48%)也正说明了课程设置改革的必要性。怎么能够做到充分柔和而又能达到其语言文化特色呢?教材内容的改革和教学法的改革将会架构起两个体系间的桥梁。根据各高校开放式体系的课程设置情况,编写和补充封闭课程体系的相关教材内容。将语言的学习和积累与商务知识的积累和技能的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商务专业知识的学习和技能的提高奠定良好的基础。这一方面,北京外经贸大学商务英语专业无论是在教材编写还是教学法的改革方面都走在了前列。教学法上尝试以内容为依托的内容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使语言技能的学习,通过商务语篇的使用,和商务基础知识的学习融为一体,充分体现了商务英语专业语言学习的特色和专业的应用性。当然了,融合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各高校的教学资源、师资情况以及开放体系的商务知识类型等综合因素。同时,如果条件许可,各高校可整合自身的资源,开设选修课课程群以满足不同模块知识的拓展、弥补不同专业由于课时限制而造成的知识欠缺或满足学生对某一模块知识的学习兴趣。启示之二:高校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学者们关于人才培养模式的定义在措辞和表述上有所不同,但都基于一个共识,就是人才培养模式是指在一定的现代教育理论、教育思想指导下,按照特定的培养目标和人才规格,以相对稳定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管理制度和评估方式,实施人才教育的过程的总和。企业调研对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的知识结构的复合应用型的多样化需求,也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了相对封闭课程体系+开放课程体系的商务英语专业课程体系也充分体现了这一人才培养的多样化需求。各高校可根据学校招生的层次、学校资源优势、目标就业需求等综合因素考虑其人才培养模式。基于课程体系的分析,作者对商务英语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模式专业模块培养模式类型做一简要归纳:相对封闭课程体系+大商务课程模式;相对封闭课程体系+专业方向类课程体系模式;相对封闭课程体系+证书类课程体系模式;相对封闭课程体系+双学位课程模式;相对封闭课程体系+辅修学位课程模式;第一种模式大商务类课程指商科类学科基础课,不做明确的方向定位,培养了解商务知识的复合应用型通用英语人才。第二种模式的专业方向类课程体系可涵盖商科类不同的专业。一旦确定某一方向,课程设置将会相对稳定,相对封闭课程体系的教材内容也应相应融入一定比例此方向类商务基础知识和技能的语料,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了解商务,在学习商务案例的同时操练语言。语言和商务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第三种模式中的证书类课程可包含国际国内的证书考试内容,如:ACCA(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CFA(特许金融分析师),CIMA(特许管理会计师公会),CPA(注册会计师)等。前三种模式颁发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证,授予文学学位。第四种模式的双学位课程是学生在拿到商务英语专业毕业证书的同时,修完其他专业除商务英语专业课程体系外的课程学分,就可以获得双学位。第五种模式的辅修学位和第四种模式相似,是学生在修完商务英语专业课程的同时,辅修相近专业,比如:商务英语专业(国际贸易方向)的学生辅修国际贸易专业,只需修完没有包含在商务英语专业(国际贸易方向)课程体系内的国际贸易专业课程,即可拿到国际贸易专业辅修证书,这样既省时又有效。课程体系的不同模式只是反映了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专业模块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同的模式在教学过程、评价监控体系方面也都需要做相应的调整和改革。当然,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中的实践模块改革也要及时跟上,因为实践教学是体现商务英语专业应用特色的重要手段,也是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可采取多种方式强化实践教学。
本研究通过对企业相关负责人和往届毕业生的问卷调查和访谈,全面了解企业发展过程中对商务英语专业人才的需求,以期通过需求分析对目前高校的商务英语专业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有所启示。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规模的日益扩大,了解社会需求,制定符合社会需求的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培养社会所急需的高素质人才,是增强高校自身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也体现了高校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的宗旨和目标。因此,及时了解社会需求的不断变化,结合学生学习需求分析和学习者自身需求分析,及时调整、补充和完善商务英语专业课程体系和建构商务英语人才培养模式,才能最大限度地适应社会需求和实现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参考文献:
[1]Brain,G.Twenty years of needs analysis:Reflections on a personal journey. In Flowerdew J. & Peacock M.(Eds.),Research perspectives on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2]Brieger,N.Teaching business English handbook[M].York:York Associates.1997.
[3]Hutchinson,T.,& Waters,A.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4]Munby,municative syllabus desig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
[5]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教学要求[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6]林添湖.商务英语理论研究要义八则——漫谈商务英语学科的几个基本问题.上海:第八届全国国际商务英语研讨会暨‘研究会’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2008[Z].
[7]文秋芳.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学研究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1JK0293)
【关键词】教育技术学研究;人的形象;“文化人”;“游戏人”;“信息人”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11)04―0030―05
教育技术学是一门极具特色的新兴学科,在其不算长的发展进程中取得了很多成果,增进人类知识的同时不断提升人类的生活和学习绩效。但就现阶段看,教育技术学发展存在一些问题,其学科地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之所以如此,我们认为,这与教育技术学研究中关于“人的形象”的认识有关。众所周知,教育技术学的发展与教育技术学研究的开展尤为紧密,它以教育技术学研究的进步为动力,以研究人的思想觉悟为先导,以逐阶段的教育技术学研究成果为支撑。然而,凡是教育技术学研究都和人紧密关联,这包括研究计划的设计、研究活动的开展和研究成果的生成。可以说,任何教育技术学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化都可以通过认识人来开始。
一 “人的形象”的教育技术学研究价值
1 什么是人的形象
人的形象指的是什么,首先必须知道“人的形象”中“形象”的涵义。《现代汉语词典》对“形象”一词作了两种解释:第一,能引起人的思想或感情活动的具体形状或姿态;第二,文艺作品中创造出来的生动具体的、激发人们思想感情的生活图景,通常指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神情面貌和性格特征。第一种形象指向物,第二种则特指人。日常生活中,人们关于人的形象的理解符合《现代汉语字典》的第二种解释,指人物的神情容貌、行为气质和性格特征。学术生活中,很多学者也对人的形象的学理性涵义做过研究,“舍勒把人对自身的概括称作人的‘自我形象’。”[1]进一步说,“人的形象就是人对自己的认识所形成的图像或图式”,[2] 认为其语义色彩呈中性,没有褒贬好坏之分。一定意义上说,人的形象是“一种人生态度”,且它与人的概念、人的观念分属并不对立的范畴。石中英教授认为,“‘人的形象’是对人性假设为核心的关于人的观念性知识的勾勒”。[3]这种观念性知识是基于或深或浅的思考,这种“人的形象”是一种或暗或明的影像,“人的形象”存在于模糊的轮廓之中。结合前人的研究,我们认为,“人的形象”是人基于对自身的观念性认知而形成的图示概括。
2 “人的形象”之于教育技术学研究的价值
衣俊卿教授认为,“文化是历史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其核心是人自觉不自觉地建构起来的人之形象。”[4]“人的形象”是文化的核心,而“凡事皆孕于文化,凡事皆囿于文化”,因此,教育技术学的产生和发展也不能真空于文化,教育技术的研究自然难以脱离“人的形象”这一质素的渗入。“人的形象”之于教育技术学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实践和时代意义。
首先,教育技术学理论构建需要“人的形象”。教育技术学是新兴的特别学科,它的理论构建有别于一般学科,一方面因为教育技术学具有注重效用性研究的特点,现阶段的教育技术学的应用理论多以教育学的相关理论为直接原型。“教育学理论的建构需要‘人的形象’”,因为“教育学是一门直面人的教育实践活动的学科”。教育技术学也同样是直面教育技术实践活动的学科,它的目的是实现人的学习的优化和效果的提升,教育技术学理论生成也需要“人的形象”。另一方面,学科建设等的基础理论是教育技术学自成一科的基础,具有学科的唯一性。教育技术学需要依据“人的形象”来构建理论,因为“人的形象”和教育技术学理论的存在对应的关系,有怎样的“人的形象”就会有怎样的教育技术理论,不同的教育技术理论其“人的形象”也呈现差异。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的形象”能为教育技术学提供一种理论基础和研究的先导模式,它是学科理论形成之前的原始研究图示。
其次,教育技术学实践活动的开展需要“人的形象”。直接实践性是教育技术学实践活动的根本属性和理念,“教育技术学的知识旨趣是教育的技术知识”,[5]令人奇怪的是,教育技术学实践理念和技术知识旨趣组成的“装备”却始终变革不了教育技术学理论对实践干预乏力的现状。究其根源,我们认为是没有抓住“人的形象”这一根本原因。因为直接实践性和知识的技术性都只是学科层面的应然取向,“人的形象”是教育技术学实践活动的架构的实然原型,实践活动的运作取向始终被原始的认识图示支配,研究中“人的形象”是实践活动的精髓,立足人的形象,便以“本”之不变应教育技术实践的“象”之万变。现阶段,很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舍本求末的研究行为,大多是没有好好领析“人的形象”的价值。
最后,教育技术学的时代跃进需要“人的形象”。一方面,教育技术学在时间域上对“人的形象”的更新提出需求。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网络教育和远程教育等新型教育发展方兴未艾,兴起的教育新形态革变了人与人之间传统的时空和情感交流语境。这就要求教育技术学研究人员必须对人和人的关系问题作出新语境下的思考和研究。另一方面,教育技术学在空间域上对“人的形象”的迁移提出需求。信息文化的形成也逐步生成了信息化时代下的“人的形象”,教育技术学研究价值的迁移需要在信息文化的推助下实现,也只有在文化模式下实现。一旦学科的研究价值被广泛认同,教育技术学发展相应的粗线条的社会地位和细线条的学术地位就会熠熠生辉,而作为勾画出这些线条的前提条件的文化其核心正是“人的形象”。所以,教育技术学新时代的跃进式发展需要“人的形象”,更少不了信息化时代的“人的形象”。
鉴于存在种种的“人的形象”的教育技术学研究价值,我们将对其进行“解”和“建”的动态研究。
二 传统教育技术学研究中“人的形象”的批判
教育技术学研究中的“人的形象”隐匿于教育技术学研究的各种现象之中,通过对现象的归纳和提炼剥离传统教育技术学研究中主要的几种“人的形象”,分别是“技术人”形象,“理性人”形象和“经济人”形象。
1 “技术人”的形象
“技术人”是教育技术学研究中根深蒂固的人的形象。从上世纪的视听教育到本世纪的网络教育,教育技术形态从视听技术到多媒体技术再到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其形态不断地发生变化。教育技术学的研究也始终和技术联系起来一同进步和发展,在这个进步过程中,教育中技术一词的外延不断地得到拓展,不再仅仅指词汇学的名词释义,也不再局限于是探索教育学规律的动词范畴,而是延展到新兴的“形容词用法”,技术应用留下的技术痕迹是其形容词用法的“词源”,“技术人”就是在这种“词源”上直接架构的技术的“人”。“技术人”的主要特点就是对新形态技术极度敏感,并且竭力追求技术的变革和创新,主张研究实践中一切问题的技术性解决的态度。
“技术人”在教育技术学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无论是学习媒体应用的媒介技术,学习内容迁移的传播技术还是学习活动发生的设计技术等,它们的合理化应用都受益于“人的形象”的影响。尽管如此,教育技术学研究中的“技术人”构想也还是存在着一些缺陷:第一,问题的技术性解决态度造成研究意识的狭隘,“就目前而言,教育技术学研究人员将研究重心与兴趣置于应用性研究”,这种应用意识往往导致“教育技术学界的学者们对基础性与理论性的研究并不积极”[6]直接造成研究的不均衡发展。第二,技术应用不注意科学语境,忽视与技术匹配的合法性环境。技术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存在,是特定文化的产物,技术的原生功能在不同文化语境中会发生扭曲。比如近年来教育技术学研究出现一种以美国马首是瞻的思路,其实美国的教育技术学技术理念并不符合我国的教育技术学研究实际,技术的应用阈值不相同。对技术的使用始终要以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为最值依托,以此寻求与教育技术学研究相合适且合理的技术支撑的文化区间。第三,技术的更新和发展以目的性成果为导向,指向研究的直接成果,秉承“报喜不报忧”的成果意识,而将技术应用产生的“技术垃圾”扔在应该解决的“问题集”之外。这种技术硬式应用会给教育技术学理论和实践研究引来意想不到次生灾害。
2 “理性人”的形象
“理性人”的形象是现代西方文化中的一个具有哲学、历史和政治意义的人的形象。曾经也长时间的成为“思想家们论述教育问题的理论前提”。人是理性的动物具有高级认知能力,“理性是人的内在的本质特性,是人的普遍‘类特性’”,“理性的人无所不能,是‘全知全能的上帝’的化身”[3]。故而,“借助于理性和理性知识,人类就能不断深化认识,把握和重建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发现一个真实的世界,从而征服自然,支配自然,成为自然的主宰”。[7]然而,理性的人也常常与功利,形而上学相联系。
“理性人”的形象对教育技术学理论与实践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工具理性的深入人心,教育技术学将人理性的认可蜕变到工具理性的认识,人的教育“实质上就是培养一种能够对外界进行劫取和拷问的占有式主体,因为工具理性就是一种只关心物质利益而不关心价值理念,只注重结果而不注重过程的‘形式合理性’”[2],造成教育技术学研究的价值困顿。第二,教育技术学研究的程序化,亦步亦趋于已有研究模式。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是统一的、不变的、确定的,教育的过程是人的理性化过程,是一种永恒不变的确定性活动,教育技术学的研究遵循这样的确定性,在进行教学目标设计,教学媒体选择和教学内容传递中形成固定的范式和模式,其结果不利于创新性思维的培养。第三,理性的强大使人们自我膨胀并相信我们可以对教育进行乌托邦式的设计,实现教育的彻底革命,可以对任何教育技术学领域的问题进行理想化设计,为此教育技术学就领地问题和相近学科时有冲突,且不论冲突谁对谁错,只要发生冲突就可见自身的轻佻。可见,理性自身的强大并没有使教育技术学研究开展走在“理性”轨道上。
3 “经济人”的形象
“经济人”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是由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首次完整表述出来的,它强调“人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愿望和行动”,后逐渐完善发展成为“建立经济模型的基础”[8]。追求利益或者说效益的最大化是“经济人”形象的最本质的特质,这种特质在教育技术学的研究中普遍存在。第一,存在于教育技术学理论构建中。南国农[9]先生主张电化教育(教育技术)是“以实现教育过程的最优化”为目的,这是我国教育技术学发展的实践出发点和根本落脚点。美国教育技术的绩效观点的引入也是学科理论的一次经济意识的拓展。第二,存在于教育技术学实践应用中。一方面,普通课堂的教学设计中关于媒介的选择,教学策略的选择等都致力于减少知识传递的通道,缩短传播的里程,降低传递过程中干扰始终遵循“传播路径最小教学效果最理想”的“经济观念”,另一方面,国家层面的教育信息化决策,其核心内容是教学信息化,要使教学手段信息化、教学方式现代化、教学成果高效化,直接的目的是使知识信息均衡化,教育资源共享化。在此浩大的工程中教育技术学是生力军也是主力军,以最低的经济成本和最佳的信息化渠道获得最优的教育信息化成效成为教育技术学研究最为重要的实践意志。
但是,教育技术学研究中“经济人”形象的构想存在某些潜在缺陷。首先,利益对“经济人”意识的吸附。学术研究的相对清贫容易激发图利意识继而唤醒拜金的欲望,唯利是图的研究动力势必会玷污教育技术学研究的神圣性。其次,“经济人”的功利性取向的危害。一方面学术道德问题的滋生,教育技术学是新兴学科,其研究标准高,创新含量要求高,短期内很难出高质量研究成果,功利性学者容易以剽窃、浮夸等方式拔高自己的研究成果产生“学术泡沫”。另一方面,学术内耗的产生。功利性的研究往往从研究者个人利益出发而舍学科整体利益于不顾,甚至为了赢得某一领域的或某一方向“开山鼻祖”之名,而“同门相煎”,会就某一些问题操戈相对,争论不休,导致学术资源和研究精力大量浪费和研究的不作为,学术研究发生严重内耗,这非常不利于学科研究的开展和学科的有序发展。目前,世界甚至我国已经出现了学术腐败的重大事件,受到各界地高度关注。“经济人”的形象构想存在严重的学术研究隐患。
由上分析可知,当前教育技术学研究中主要的“人的形象”不是存在问题就是留有隐患,为了教育技术更好的发展和实现其价值,重新建构“人的形象”已迫在眉睫。
三 教育技术学研究中“人的形象”的重塑
“人的形象”重塑的思想基础是其内涵自适应的需求,现实基础是当前时代变革的需求,构建的“原料”基础是人类“自我意识”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变革。因此,教育技术学研究中“人的形象”的重塑是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现实的选择,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而其重塑形态的重要来源就是现阶段人类自我意识在变革后的主流形态。
1 “文化人”的形象
“文化人”的形象是在人类学反思中形成的一种人的形象。“文化人”的形象基本轮廓可以描述为以下几点:“第一,人是文化的产物,而不是上帝的或自然的产物;不仅我们的观念、价值、感情和行为模式是文化的产物,就是我们的感觉方式、思维方式以至整个神经系统都是文化的产物”。第二,因为人类生存于其中的文化是多样且不断变化的,“因而人性也是多种多样和不断变化的,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人性”。第三,“既然人是文化的产物,人性就是文化性,那么和人打交道就是和他所属的文化打交道,理解一个人也就意味着理解他所代表的文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是一种文化际的关系,而不是两个裸的肉体或理智主体之间的关系。”[3]
教育技术学研究的“文化人”形象其意义的前提是文化本身是具有教育意义和技术含义。其教育意义体现在“多姿多彩的文化塑造了无限丰富的人类和人性”,教育从其基本意义上说,就是一种使人“文化化”的过程。再有,文化本身是包含有技术性的,在人和事物的表层和本质都留下文化印迹,以此标记不同的文化特质,从技术基本意义上说,就是一种“文化工具化”的过程,因此,一定意义上说,“文化人”具有教育技术学研究意义。
“文化人”形象能够给教育技术学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带来两方面的思考和启迪。一方面,启迪我们在构建教育技术学理论框架时,谨慎处理教育技术学与相近学科的理论关联问题,各学科之间的交流实质是其背后文化观的博弈,谨慎的处理与美国教育技术学关系的问题,中美文化之间不仅存在巨大的鸿沟,也彼此优势互补。鸿沟告诫我们,美国的教育技术理论不适合我国文化语境的教育技术学体系,我们应避免无文化观念的移植;优势互补暗示我们,美国教育技术学优秀和精华部分,我们要积极吸取,此间要解决好文化“错力”对教育技术学理论构建的影响。另一方面,启迪我们在实践中要时刻以认知文化差异为实践前提,我们要依据不同的教学群体和教学情境来合理选择各种匹配度高的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技术是文化的技术,技术选择的过程就是跨文化交往和对话的过程,而文化差异的认知程度直接关系到教育技术学实践的质量和效度。
2 “游戏人”的形象
上世纪30年代荷兰文化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正式提出“游戏人”的概念,他强调[10],“人是游戏者”或许与“人是理性者”处于同一层次,“有权在我们的术语中取得一席之地”。可见,“游戏人”诞生伊始就被寄以了厚望。
“游戏人”和游戏是紧紧交织在一起,此处的游戏不是仅仅局限于日常生活中的普通娱乐活动,还是“人类共有的本性,是人类作为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是人类各种文化的‘母体’”。[3]“游戏人”的主要特点也是在这样的游戏活动中得到体现,其主要特点是:第一,人习惯于做游戏。游戏活动的精神是人类的一种原始的“社会冲动”,甚至比“文化还要古老”,文明时代的宗教冲动和功利冲动等都只是它的外在形式。第二,人擅长做游戏。人总是深谙游戏的精髓,创造意想不到的游戏精品,人类的“文明就是在游戏中并作为游戏的形式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典型的游戏作品[10]。第三,人总是在做游戏。人生活在一系列不同类型的游戏之中,每天的生活就是和游戏打交道。第四,人享受做游戏的过程。“游戏性”是游戏活动的内核,指“自主的精神,平等的精神和自由与限制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11]人在做游戏的过程中充分体验这样的“游戏性”,享受游戏带来的愉悦。
既然人总是在做游戏,那么教育技术学研究也是人游戏的一部分,我们可以从“游戏人”的形象来构想教育技术学研究。首先,教育技术学研究的游戏魅力。既然人习惯于并且享受做游戏,那么教育技术研究中研究人时刻处于游戏状态:“自由、自愿、自足、平等、合作、投入和忘乎所以”等等,催生研究人员忘我的研究热情,激发研究人员和研究团队的无限潜能,有利于创新性成果的产生。其次,教育技术学研究中自主性和平等性的主张。自主性方面,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充满不确定性,在进行教学目标设计,教学媒体选择和教学内容传递研究时所谓的范式和模式只遵循流变之理,充分发挥研究的自主性,不困囿和屈从于研究外的声音,“游戏人”的形象告诉我们,巨人的肩膀是用来站的,不是用来仰视的。平等性方面,研究中对待研究权威的态度是尊重而不能亦步亦趋的遵循,既然人都擅长做游戏,而且“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所以研究游戏中的各方应共同营造平等的研究氛围,并平等的维护和修订研究规则,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研究。
3 “信息人”的形象
“信息人”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兰开斯特提出,指“懂得如何学习,知道如何组织知识,知道如何找到信息,知道如何利用信息”[12]的一类人,在信息社会中居以主导地位。
“信息人”主要特点是:第一,人是信息的封装系统,是物理的、生理的、精神的、文化的多元打包,具有信号与符号的传递与处理的多重功能。第二,“信息意识浓厚,对信息有一种自觉的心理倾向,能敏锐地捕捉有用的信息,维持对信息的注意力、判断力和洞察力”[13]。第三,具有高水平的信息素养,筛选信息、处理信息、生成信息、传递信息的本领过硬。第四,行为方式以“信息欲”的偏好取代了“趋乐欲”的偏好,“冲破了‘经济人’所界定的人的行为‘自利实在性’与人的‘理性边界’的约束”,“信息欲”是人最根本的欲望[14]。超前的信息意识、精湛的信息技术、合理的信息行为和信息心理勾勒出“信息人”形象的线条图示。
“信息人”的形象对教育技术学研究影响是深远的。首先,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演进发展的反思,“教育技术学是教育学大家庭中唯一具有工程技术背景”的成员,其研究方法与其他科学学科的差异引发的“研究方法论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是“客观存在、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认为,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就不是趋同科学化观念的所谓研究思路的实证化,研究模式的实验化和研究数据的定量化,而是形成针对所占有的研究信息进行科学化处理的研究方法的科学态度。比如,研究者对研究目标的信息进行科学提炼,“根据研究目标来选择适当的方法”。研究者对各种研究方法的元信息的广泛和精确掌握,确保研究中“多样化、个性化、艺术化地选择研究方法”[15]。其次,教育技术学研究方式的信息化变革和研究品质的提升。一方面,教育技术学研究方式的信息化是应信息化时代学科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信息化时代的学科核心生存能力和竞争力在于信息化程度。教育技术学研究人员的超前的信息意识、精湛的信息技术、合理的信息行为和信息心理是增进信息化程度和赢得信息化战役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的教育技术学研究的沟通越来越频繁,研究的鸿沟越来越小,学科内耗被合作成果替代,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呈现信息化时代的繁荣景象。另一方面,“信息欲”是信息时代的主流和主导观念,“信息人”的信息占有欲望超过自利的追求。教育技术学研究重要组成环节是信息的获取,信息的传递,信息的生产,当“信息代谢”成为学术研究生活的焦点,学术质量以及研究人员的学术奉献精神就会道德自觉,学术诚信等道德问题也就很难有生长的空间。另外,由于研究成果的主要存在形式是信息,所以教育技术学研究中的“信息人”形象也会有助于教育技术学研究成果的应用绩效的提高和效果应用的推广。
四 小结
支离破碎的教育的“人的形象”只能产生“支离破碎的教育理论和无所适从的教育实践,培养出在内心精神世界和外部社会关系方面同样支离破碎的人”[3],教育技术也是如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教育技术中“人的形象”。一切从研究开始,一切在研究中开始,因此,我们从教育技术学研究中“人的形象”的支离破碎的研究开始,从传统的“技术人”、“理性人”、“经济人”的批判到相应的“文化人”、“游戏人”、“信息人”的重塑。我们相信,通过“文化”、“游戏”、和“信息”的范畴,教育技术学研究中“人的形象”在新的信息化时代可以重新得到解释和建构,继而为教育技术学研究提供更为合理的人性论指导。
参考文献
[1] 赵敦华.人性和伦理的跨文化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5.
[2] 岳伟.批判与重构―人的形象重塑与教育意义探索[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5.
[3] 石中英.重塑教育知识中“人的形象”[J].教育研究,2002,(6):12-18.
[4] 衣俊卿.文化哲学:未来哲学的自觉形态[J].社会科学战线1999,(2).
[5] 蔡建东.论教育技术学的知识旨趣[J].开放教育研究,2010,(2):47-51.
[6] 焦建利.教育技术学研究的历史演化与未来趋势[J].电化教育研究,2003,(1):30-33.
[7] 袁贵仁.对人的哲学理解[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339.
[8] 倪雪慧.经济人与道德人的整合[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3,(3):36-39.
[9] 南国农,李运林.电化教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10] 胡伊青加,成穷译.人:游戏者―对文化中游戏因素的研究 [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1-2.
[11] 吴航.游戏与教育―兼论教育的游戏性[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1:74.
[12] 岳剑波.信息环境论北京[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88.
[13] 林立强.浅谈人的信息化与信息人[J].情报探索,1999,(1):10-11.
[14] 余潇枫,张彦.“信息人假说”的当代建构[J].学术月刊,2007,(2):17-23.
[15] 桑新民.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通论[J].电化教育研究,2008,(11):33-36.
The Thinking on Image of Man in Educ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WU Ming-chao LI Zi-yun
(School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Xuzho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009, China)
Abstract:The image of man is base on its own concept of perception and forms a summary of this, in view of the value i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this paper takes dynamic research to analyze it: decon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In the traditional research, image of man mainly includes the Technology Man, Homo Sapiens and Economic Man,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ir main features and reveals their theoretical defect, after this, rebuilds Homo Cultus, Homo Ludens and Information Man as the main form of image in information era, and explains its reasonable, in order to provides more reasonable guidance of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for 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