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3 15:14:55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建筑批评学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建筑创作》发刊时设计院已届不惑之年，其实设计院一直关注学术杂杂的出版，早在吴观张任院长的1980年，就与清华大学建筑系合办了《世界建筑》，并一直协办至今。而《建筑创作》作为专业的民用建筑设计院自己独立承办的学术杂志，当时在全国还是第一家。对她都寄予厚望，叶如棠部长在题词中要求“唤起全体设计工作者的创作意识，自觉地承担起神圣的使命，这是当务之急”。时任院长的王惠敏希望“她将成为我们技术交流的新空间，人才展示的新场所，学习研究的新天地”。编辑部也提出“繁荣建筑创作，交流设计经验，推动技术进步”的宗旨。万事开头难，但终究是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在这百期的18年中，我国城市和建筑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巨大变化：城市化、亚运会、奥运会、世博会、加人WTO、外国建筑师大举进入，激烈的竞争、形象工程、房地产业和开发商、绿色建筑、可持续发展……同样印刷媒体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网络、数字化，电子传媒、读图时代、文本、语境、博客、点击率、话语权，SCI、EI……《建筑创作》也正是在这样的变化当中不断适应、不断调整，在建筑事业和传媒事业的激烈甚至是残酷的竞争中不断找准身边的定位，扩大社会影响，吸引更多更广泛的读者群。
从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传播学：这一新兴学科的研究，随着世界经济从工业化向信息化的过渡，随着信息的膨胀和需求，极大地刺激了信息产业的形成和发展。由于传播媒介的变化对社会结构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语言曾是最早的传播媒介，随后文字媒介打破了语言社会的秩序，当时这种媒介需要长期的学习并为少数人掌握，而印刷媒体的出现成为规模人群可以共同接触和了解的传媒。但电子传媒的出现再次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它构成了最为广泛的公共领域提供了从未有过的信息共享程度，使更多的人们参与交流。它的出现对文字媒介即传统出版业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对文字阅读也形成挑战，据抽样调查，我国的国民阅读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国民中有读书习惯者仅占5％，一时间“读图”时代的到来，电子媒体将取代纸质媒体等议论甚多，尤其对于急功近利、立足“急用先学”的建筑专业，图像的传播似乎更为实用、快捷与功利。即使这样，《建筑创作》仍在这种形势下稳步发展，篇幅也由最初的80页扩展到了160页，由半年刊发展到了月刊，说明了文字媒体仍然具有其活力及生命力，说明读书还不会被读图所替代。且不说阅读是一个民族传承文明的根本途径，是提高民族素质的有效手段，建筑师也需要通过文和图的阅读，通过自身的思维进行深入和更为复杂的感悟和思考，在享受数字化和网络所带来的方便和快捷的同时，也不应牺牲面对面的交流与思考，实际上读书和读图本身就应是相辅相成的。
当然作为学术杂志的运作还必须不断适应变化的形势。国内的许多科技学术期刊都将其学术水平认定于论文刊出情况，被引用情况以及国际及国内检索系统的收录情况，如SCI、EI等，这是一方面。但作为以建筑学和城市学为主要内容的杂志，除涉及工程科学技术的内容外，更多还要涉及美学、社会学、民俗学、史学等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工程科学技术与人文的冲突与影响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因此《建筑创作》中人文色彩的凸显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从杂志“文化”、教育、“口述历史”、“视点”，杂志已不满足于建筑艺术和工程技术的一般介绍，开始关注工程技术和艺术对社会和经济的巨大影响，关注工程技术和建筑师的社会责任问题。如路甬祥在一次报告中提到：“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如果不加以控制和引导而被滥用的话，也可能带来危害。在21世纪，科学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加强科学伦理和道德建设，需要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紧密结合起来，超越科学的认知理性和技术的工具理性，而站在人文理性的高度关注科技的发展，保证科技始终沿着为人类服务的正确轨道健康发展。”不然，我们建造了大批水泥森林，却浪费土地，浪费资源，浪费能源；我们创造了城市，却使他无法宜居，我们设计了“豪宅”，却使社会更不和谐。我们需要从人文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作，或称之为从“文本”向“人本”的转化。
后来文学理论“发达”了，大学里、社科系统一夜之间冒出许多持有西方最新理论武器的理论家，可是大浪淘沙、披沙拣金之后留下的好批评反不多见了。是何道理？西方文论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反抗理论、抵制理论、反省理论的限度，后理论时代来临了。向以引进、输入西方理论的中国理论界也便突然陷入理论匮乏，大量引进来的跟中国现实、文学实践关系不大的理论问题、理论术语因其不接地气、文不对题开始渐渐淡出。找到中国文论自己的问题域、实现中国文论的自主造血以及如何从传统文论中汲取营养转化生成现代文论成为真正的理论问题。
民间不管批评界的三分法（学院派、作协派和媒体批评），只按文本的文体风格，将现今的批评大体分为八股和八卦。八股大体指学院派的文风，自我缠绕在一些不是理论的理论里、踩空踏空不及物、自我增值不自觉……但有些准学院派、拼命向论文看齐的作协派、媒体派也很能八股，八股起来不输于学院派，因我们的学术生产机制就是这样，晋身提升惟论文是举；八卦大体指媒体批评，他们常常东鳞西爪地“胡说八道”，为吸引公众的目光没有不敢说的。但有些学院派动不动预言一下全球化时论的未来、后理论时代中国文论的历史走向等等说不清道不明的理论时，也显得很八卦；而作协派由于跟作家走得太近，摆起作家的八卦向无人能及……不管是哪一派，就文体风格而言，八股和八卦的分野倒是呈泾渭分明状。
在批评界纷纷反思批评批评本身的时候，不揣浅陋地往上加一根柴，也算是为批评共同体在共有话题上的“接着说”。因为每个人都要另辟话题，话题太多自然不集中，每个人都要驳倒别人提出新见，新见太多，最后每个话题都没有说透说明白。撇开身份派别，就批评的八股或八卦，引出以下的“接着说”：好批评不惧怕理论、好批评不拒绝神采、好批评是一个实践问题、问题意识以及它犀利的思想性。
好批评不惧怕理论
批评的八股和八卦是不是本就不该有什么绝对的分野？那些倾向于批评的八卦的论者应该研究点理论，免得在指点文坛江山的时候，显得过于意气用事，让学院的八股们打心眼儿里看不起：卑之无甚高论。你说、你认为、你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你有相关知识学问的积淀吗？有相关学科的前理解吗？了解相关场域的最前沿信息和动态吗？你有爱智求真的科学态度吗？你在有所发现的时候附着上逻辑缜密的科学论证了吗？如果这些都做到了，再配合上你的发现、创见、新见，也许就是站得住脚的批评了。理论很多时候惹人厌烦，并不是理论本身，而是那些运作理论的人的误用和滥用，在不该六经注我时乱注，毫无创见、断章取义的抄袭沿用，跟理论两张皮扯不到一块地瞎用。用得好的理论应该是跟理论保持紧张的张力关系，相互增值的理解深化，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远眺，是与巨人对话辩论的理与智，以及尊重知识场域学问增长的知性。理论的系统和深度本就是相关学科的知识场，大家都要在这个场域里“接着说”，所以场域里原有的传统是学术增长的基础和原料，是相关学科已知已证的“真”，要进一步阐发这个“真”，就必然离不开相关的理论。因此，好批评不惧怕理论。当相关理论了然于胸、自如运用、有所发现和创见，离批评所追求的真谛更进一步，差不多就是好批评了。
好批评不拒绝神采
学术生产的论文机制短时期内不可能改变，但改变论文空洞陋乏、僵化平庸的八股味儿是可能的。就连西方文论的生产机制也同样遏制了自己的优秀文论：本雅明的论文《德国悲剧的起源》曾被法兰克福大学否决，但后来此书却成为20世纪文学批评的经典。尼采、福柯、弗洛伊德都曾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蹭蹬过。但是真的学术，哪怕是有争议的学术，总会穿越时代证明自己的价值。马克思曾给恩格斯写信，宣称“要把《资本论》各卷写成一个艺术整体”。蒙田的随笔，几百年来就滋养着西方后世的哲学家、文学家；尼采的哲学之前不被承认，因其行文像疯癫的诗，可是人们最终被他诗一样的语言才能穿透的深刻思想折服―――内心深处，哲学家都以被当作诗人为荣；福柯在法国高师的论文就写得过于文学化而饱受诟病，但谁能否认这位思想家的文章魅力；西马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以及海德格尔、苏珊・桑塔格、赛义德等等，要说理论，理论是他们的职业，但他们的大部分论文都不是不忍卒读的类型。
不能想象一个做到“真”的批评文本，没有做到“美”，将是一个多么大的损失。美是一种价值，世界上的很多事情都是审美的，而现阶段更是一个以审美、消费及个体为话语特征的中产阶级时代。对批评来说，在发现“真”的层面之上，表述得更有神采、更有形式之美、更有情趣，这个情趣包含论者的个性、幽默甚至智慧、性灵，不是使批评有如一个生命体一样活起来了吗？“文体”之“体”，从词源学上追溯，就与人的生命体之体有总属关系。李泽厚告别学术之作《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后又出版《中国哲学如何登场》，不管其间的哲学思想是否还要商榷争鸣，起码作者立足中西哲学的互通有无以及中国哲学在这个世纪的传承与更新的问题意识就令人钦服。而其哲学著作，没有佶屈聱牙专事吓人的术语缠绕及狂轰滥炸，中式汉语思维控制之下的学术论述清晰晓畅条分缕析、知识学问经由生命经验点化之后的深入浅出旁征博引、真正的大家也许恰恰不拽八股，反而力争表述的个性情趣。引这个例子只为说明，连哲学论著都可以做到令人可亲，文学批评有什么必要灰头土脸面目可憎呢。如果不能做到言说有神采，劝君不做批评也罢。
好批评是一个实践问题
最近，关于批评自身的批评层出不穷。最后自然就聚焦在批评的有效性上。这个命题的提出，显然有之前的批评都不怎么有效的意思，倒咣然有声独排众议。可是细细思量之下，发现其实没说什么，说了也白说――因这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有效还是无效不是按开关，说有效也没见谁论证出来，说无效也许若干年后倒见出效果。有效还是无效本身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一切都在历史化的过程中，没有谁能突然叫停历史。
批评你只要本着良心在做着，认真关注了一个时代的文艺思潮以及代表作品代表作家，提出了自己融真与美的批评看法与分析，比做那些大而无当空说没劲的大讨论有意义得多。说到底，批评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真正令人尊敬的批评，可以是那些宏观的总体的史的批评，也更是对某个文学问题、甚至小到对某位作家的精彩评论所做的贡献。中国的批评界还有个有意思的现象，英美新批评派、法德结构解构派、苏俄车别杜、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批评等各帮各派，都有自己在中国的铁杆追随者，也常常为各自的学统自以为正宗。这倒也不奇怪，武林争霸从来争的都是谁是正宗，谁是旁门左道。但批评也这样小性子，让我们这些门外人看不明白――难道我们大家最后不都得说中国自己的批评么。知识是用来积累交融和转化生成的，不是用来相互排斥自囿门户的，尤其关于文学的知识，有什么难以交流、对话的盲区？只要大家都是人类，关于文学的共通点应该是最多的。要是谁有本事既通英美新批评，也通法德结构解构，还通苏俄车别杜，更通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批评，同时不忘中国自己的古典文论，在应对具体文学问题时，哪套适用，或者融会贯通地打出一套无影拳，才是高手呢。
好批评的问题意识
批评应该有自己的问题意识。也许是对问题惧怕了吧，人们经历了批评被政治牵着跑、现在被商品经济引着跑的历史，不论是学院派还是作协派就都自然地转向文学内部，在文学内部专注于玩形式，一批作家的创作在搞纯形式的大比拼，干巴巴冷冰冰的文本试验形式追新永无止休，最终不过追新至死。批评也在文本的内部打转，成了最稳妥也最“学术”的策略。以前听惯了批评动不动“社会”“时代”的，现在则又几乎听不到了，这也不正常。连哲学都承认是靠政治过活的，没有哪种社会意识或者文化艺术能脱离社会和时代。批评要是与现实生活无关，无怪乎无效；批评要想有生机和活力，就得搞清楚这个时代和社会。
可是不论是作家，更是批评家在脱离社会和时代。批评家要是懂得这个时代农村的变化，从物质到精神的一系列最深刻最细微的变化，就不会对《秦腔》众口一词地全部说好。没有一个人提出不同意见，甚至质疑一点点不同？好像大家都长着一个脑袋。《秦腔》只写出了一个戏剧化的、粗略的、符合寓居在大都市的教授们想象的农村。真实的农村远比《秦腔》表现得深厚、复杂、荒诞、寂寞和不可知得多。为什么寓居在大都市的教授们会惊奇地说，天哪，这就是中国现时段的农村啊。就像瞎子摸象，摸到哪截算哪截吧。贾平凹自己对乡村也早已是一个客入者的身份了，能将他有限的感性经验抽象成《秦腔》也算尽力了。
但是不是就没人能写好现时段的农村？在民间名不见经传的人多得很，他们对农村的谙熟使他们写出来的作品完全超乎想象，这样的作家是存在的。可是我们的文学，我称之为无情的文学，眼睛只盯着几个功成名就的作家，就只能是这样一个结果。
批评的问题意识还体现在，一些应该关注的问题没及时关注，不是问题或一时不可能说清道明的问题却引起空头热议。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作品早就应该找出其典型性代表作家，作文化研究也好、文本分析也好地予以集中关注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作品也除了批评他们的商业化写作，并没有真拿他们当回事，没人深入研究他们的写作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关系，而他们也许恰恰是时代征候群的集中体现者。还有一些别的问题：边缘写作者的身份识别；50后、60后作家造就的写作模式和接受模式的因袭是否应突破；中国文学如何重新找到情之根本；作家并不缺想象，反而是哲学的抽象能力渐弱……等等。
好批评的思想性
思想也快成陈词滥调了。心理学上说，人一般没有什么就嚷嚷什么。叙事的平面化、削平深度、认为语言是终级目的的风潮，使思想离人们越来越远，越来越习惯于成为不思考的娱乐的奴隶。有穿透性思想深度和新意的批评少见了，多见的是语言上缠绕术语和修辞，看的时候似乎言之凿凿，看完毫无触动的消费性文本。
以前中国人文史哲不分家，后来学科细化，古代、现代、当代、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地一分，各人管各人一块自留地，不得越界。培养出来的博士其实不博，质量好的也只能算很小一块自留地的专门家。这样的知识背景有什么可值得狂妄甚或炫耀的？大学里的教授自己说的，为什么当代难以产生大家？知识积累到了今天，全靠门口一块自留地混饭当然产生不了大家，大家绝不仅仅是知识和学问的技术操作，大家是要有对时代的思想贡献的。当然，专门家是需要的，但紧紧地只抱着文艺学是不行的，在专的基础上更需要博，需要哲学、美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都能通一点，不然很难想象能写出有思想深度的好批评。这是为什么宗白华、朱光潜这些美学家谈起文学，更令人心动，因为他们有历史、现实视野，他们的哲学功底、融通中西美学的学术积淀，使他们的表述更有穿透力和思想上的超迈。
论文摘要：闻一多关于《女神>的两篇评论是新诗史上的重要文献。他在高度赞扬时代精神的同时，又批评《女神>“薄于地方色彩”，有严重的欧化倾向，从而提出了中国新诗“应是时代的经线与地方的纬线编织的一匹锦”的重要观点。而他自己在创作《红烛>时自觉地贯彻了这一艺术主张，使鲜明的民族特色成为《红烛>的明显美学特征。
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和闻一多的《红烛》同为新诗草创时期的两部重要作品，可以合称浪漫主义双璧。由于郭氏成名在前，《女神》出版亦在前，故前者对于后者有着相当大的影响。《红烛》的出版正是闻一多对《女神》震惊、钦羡的产物。…同时，闻一多对郭沫若也不是盲目崇拜，而是具有独立的批评意识，并善于在自己的创作中避彼之短而扬己之长，从而使《红烛》成为一部不同于《女神》而自有其面目，并且能与之各焕异彩、交相辉映的经典之作。
闻一多的《女神》批评
闻一多“生平服膺《女神》几乎五体投地”。在留学美国的轮船上，还兴致勃勃地背诵
立即回信说，这使自己“欣喜如狂”，“记得我在国时每每称道郭君为现代第一诗人，如今果然证明他是与我们同调者”，并且说出了这样极端的话：“假如全国人都反对我，只要郭沫若赞成我，我就心满意足了。”闻一多的出版于1923年9月，是经郭沫若、成仿吾介绍，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发行的。出版前，他请家人到泰东书局了解“是什么办法”出的，表示“纸张字体我想都照《女神》的样子”。学美术的闻一多，《红烛>的封面却如《女神>未加任何画饰，足见其对《女神>的喜爱之情。
当然闻一多同时也是一个善于思考，有着自己独立见解，审美趣味很高的诗人和诗评家。他对郭沫若在服膺和赞赏的同时，也把他视为“劲敌”。对也是褒贬皆有，实话实说。闻一多在1923年6月3日和10日的上连续刊出两篇著名评论：《(女神)之时代精神>、《(女神)之地方色彩》，成为《女神》问世后最及时的反应，至今仍称得上深刻而有深远影响的评论。前者开宗明义给予
在新诗史上，闻一多独具慧眼，最早针对《女神》提出了对于新诗创作具有普遍意义的“地方色彩”问题。《女神》诞生于郭沫若留学日本时期，可谓“别求新声于异邦”。他创作
对于《女神》缺乏“地方色彩”的批评，实际上也是对当时整个诗坛盲目西化问题的针砭。尤为可贵的是，闻一多在这篇评论中还明确提出了他自己关于新诗的重要观点：新诗的“新”，“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换言之，他不要做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也不要做纯粹的外洋诗，但又要尽量地吸收外洋诗的长处；他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闻一多认为，诗与一切艺术一样，都“应是时代的经线，与地方的纬线编织的一匹锦”，新诗人应该随时都不能忘了我们的“今时”与我们的“此地”。他进一步分析说，《女神》“薄于地方色彩”表现为使用大量的西方事物名词、典故和洋文，以及他所讴歌的东方人物如屈原、聂政、聂婪、庄子、老子、墨子，“都带有几分西方人的色彩”，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女神》之作者对于中国文化之隔膜”。
批评《女神》与《红烛》的创作
闻一多批评《女神》时提出的上述艺术主张，在《红烛》创作中得到了自觉的贯彻。鲜明的民族色彩是《红烛》的一个重要的美学特征。在统摄全书、堪称“主题诗”的《红烛》诗前，他引用李商隐的名句“蜡炬成灰泪始干”作为题词。《太阳吟》、《忆菊》都和我国古代诗中的意象既有联系而又完全是崭新的创造。《太阳吟》在《离骚》意象的基础上使之现代化，作了飞跃性的拓展。《忆菊——重阳前一日作》中的本来也是传统意象，但在闻一多的演绎下，最后显露为“我的希望之花”灿烂开放，独特新颖，迥异于前人，可以说已经使之“脱胎换骨”，与“时代的经线”密切地结合起来，获得了鲜活的生命。《红烛>中的许多篇章，在提炼白话口语的基础上，吸收古典词语，化用传统典故，同时又适当采用一点欧化句法，多种元素有机结合，形成独特风貌，大大提高了诗的语言表达能力，新奇而富有创造性。
这种融合得益于闻一多良好的古典文学修养和留学的机缘。闻一多在清华，最初学的是古文，写的也是古文。他对旧体诗词赋均有所尝试，并得到老师赏识，在学校享有盛名，曾辑有未刊之《古瓦集》。“五四”以后，转而钟情新诗，全身心投入，收获甚丰。1922年寒假，在蜜月之中，竞完成论文《律诗之研究》。暑假“放洋”前，又复“埋首故实”作《义山诗目提要》，“研究放翁，做笔记少许”。到美国留学，虽然学的是美术，却只是以美术为文学之辅助而已，仍对中国古代诗歌研习不辍。到芝加哥以后，趁开学之前，“作就陆游、韩愈两家的研究，蝇头细字，累纸盈寸”。开学后，又称“近复细读昌黎，得笔记盈寸”。他与同住学友爱在晚饭后到芝加哥的公园散步，躺在草地上同读等中国古诗。与此同时，在留学期间，他广泛地涉猎了欧美诗歌，对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特别偏爱，衷心钦敬。这些英国诗人一般注重诗的节奏和形式，让讲究诗歌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闻一多强烈共鸣。《红烛》中的长诗
闻一多认为，郭沫若《女神》中那种过于欧化的毛病，从诗歌创作的角度分析“也许就是太不‘做’的结果”。闻一多这里的“做”指的是一种自觉的文体建设的精神与态度。尽管闻一多“也不相信没有得着诗的灵感者就可以从揉练字句中作出好诗来”，但在《女神之地方色彩>中仍直接批评说“郭君是个不相信‘做’诗的人”。这是符合事实的。
当《女神》以惊世骇俗的艺术品相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诗歌美学发生激烈的对抗与冲撞，其卓然独步的雄姿震撼新诗坛时，郭沫若最初作诗的直接诱因却很简单：与日本姑娘安娜的恋爱，爱情带来了创作的激情与灵感。对于国内如火如荼的“文学革命”，诗人“虽然闻听了他们的风声却不曾瞻仰过他们的实际”，《新青年》杂志在1920年回上海时才得以阅读。当时诗人得见的唯一国内刊物是
针对《女神》“写”诗而疏忽形式建设的问题，闻一多提出，“选择是创造艺术的程序中最紧要的一层手续”，因为，“自然的不都是美的，美不是现成的。”“没有选择便没有艺术，因为那样便无以鉴别美丑了。”1923年，他又在《莪默伽亚漠之绝句》中批评郭沫若“每一动笔”，“总可以看出一个粗心大意的不修边幅的天才乱跳乱舞游戏于纸墨之间，一笔点成了明珠艳卉随着一笔又沥出些马勃牛溲……”因此，便使“我们不能不埋怨他太不认真把事当事做了。”闻一多推崇杜甫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苦吟作风。这种苦吟在《红烛》中既表现为炼字造句，也表现为对于形式的自觉追求。闻一多于1926年在《晨报·诗镌》发表《诗的格律》一文，倡导新诗走格律化的道路，犹如石破天惊。但是，他的这一理论并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在《红烛》出版前后就开始思索并进行试验的。事实上在美国期间，他已经着手新诗格律的尝试。在《红烛》中，可以看到由无韵到有意识押韵的变化。诗人自己曾不无得意地向友人宣称：“现在我极善用韵。本来中国韵极宽，用韵不是难事，并不足以妨害词意。能多用韵的时候，我们何必不用呢?用韵能帮助音节，完成艺术；不用正同藏金于室而自甘冻饿，不亦愚乎?《太阳吟》自始至终皆用一韵，我并不吃力。这是我的经验。你们可以试试。”对此，唐鸿棣在具体分析《红烛》中部分作品的基础上所做的论断是相当精辟的：“闻一多早在1922年便开始了对格律新诗的尝试，从《红烛》集里，可以看到诗人后来倡导格律体新诗的端倪。”
闻一多自觉的新诗建设意识实际上在“五四”时期就开始萌芽了。闻一多弃“旧”图“新”，最直接的推动是“五四”。1920年秋清华园内突然兴起一阵吟诵古典诗词的风气，闻一多当即在《清华周刊》第211期发表《敬告落伍的诗家》一文予以抨击，正告那些落伍的诗家：“你们要闹玩儿，便罢，若要真做诗，只有新诗这条道走，赶快醒来，急起直追，还不算晚呢。”Ll他还开列了、康白情的文章供大家参阅，从中理解、探索写新诗的路径。他最早发表的新诗是1920年4月《清华周刊》191期上的《西岸》，后来收入《红烛》。在《红烛》出版之前，他还将自己最早的15首新诗辑为《真我集》，诗人对其“少作”要求很严，只有4首后来编入《红烛》。其中的《雪》，经过大幅度修改，并删去了原注：“有一次作文课的题是赏雪歌，我就试了一首白话诗。瑞候先生的评语讲‘生本中后起之秀，似不必趋附潮流。’真是可笑，特把他录下来。”其实，这倒是他当时热衷于新诗的一个重要史料。他觉得再写旧诗是可笑的，竞不遵师命而冒违规之险，果然受到老师的批评。诚然，评语于婉转批评中不无夸奖之意，但他还是觉得不合真正的时代潮流，宁愿坚决“趋附”之而不悔。闻一多对于新诗“质”的要求很高。1921年6月，他在《清华周刊》第七次增刊上发表《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一文，对于“本年度”发表的旧诗不屑一顾，认为本来就不该发表，发表了也不应批评，因为“批评便是提倡”。他对自己发表的6首作品“不便批评”，而对于另外的10首则一一点评。此文所透露的他的诗观，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一、对于移植十四行诗的肯定；二、提出“美的灵魂若不附丽于美的形体，便失去他的美了”的观点，可以视为他后来提倡新诗格律的滥觞；三、不但“没有感兴不能作诗”，而且应以“可以不做就不做”为“全科玉律”，强调有感而发，反对无病，甚至“小小感冒，不必呻而呻”也在反对之列；四、对音韵节奏的重视，体现于对一些作品具体细致的分析；五、经常引证中国古代和外国诗歌与批评对象进行比较分析，足见他的创作一开始就受到纵横两个方面的影响，这在《红烛》中有充分的反映。此文作为他从事新诗批评的开始，起点可谓高矣；而且这样有见解有分量的评论，在当时简直是风毛麟角，应该视为新诗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
余绪
以上通过闻一多对于《红烛》的批评，通过他在批评中所阐明的诗歌理念在自己的创作中的贯彻，说明闻一多的《红烛》既受益于《女神》，又自觉避免了《女神》的不足之处。闻一多是一位对于诗歌艺术自觉而执著的追求者，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统一者。这在新诗史上也是难能可贵的个案，因而特别值得珍视。由于论题的限制，我们没有更多地涉及《红烛》创作所受到的其他方面的影响，例如闻一多与梁实秋的情谊与诗谊，他们的互相促进与砥砺；闻一多在美国强烈地感受到的民族歧视对于他的创作的激发；闻一多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无比热爱和对于诗歌艺术的无限忠诚、不懈追求；等等。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最后，我们还想指出，虽然闻一多对《女神》的批评和《红烛》的创作，距今都已经有8O年之久，但是对于当今的诗坛，其现实意义仍然显而易见；对于当今诗坛的若干流弊，显然不失其针砭作用；而对于今日的新诗创作，也无疑具有借鉴意义。每念及此，我们一方面不能不敬佩闻一多先生的伟大，他的远见卓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感慨莫名，疑虑丛生。
1925年4月，闻一多自美返国之前，在致梁实秋信中，附录了他“废旧诗六年”后“复理铅椠”所得的四首旧诗，让我们以其中的《解疑》一诗作为本文的结尾，一则以此印证本文的论述，一则以期振聋发聩也：
艺国前途正渺茫。新陈代谢费扶将。
城中戴髻高一尺。殿上垂裳有二王。
关键词：建筑语言；阿尔多・凡・艾克；语汇；语法；语义
阿尔多・凡・艾克是活跃在20世纪40-90年代的荷兰建筑师，TEAM10主要成员之一。阿尔多・凡・艾克对荷兰建筑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留下的作品不多。其中位于海牙的罗马教会教堂建于1963-1969年，是凡・艾克为数不多的精彩的教堂作品。
第一部分 建筑语言
本文试图从建筑语言的角度对凡・艾克海牙教堂进行分析。20世纪以来，语言学领域
得了革命性的进展，并且不断与建筑理论交叉，为建筑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方法。在本文中所运用的语言学概念主要有：语汇、语法、语义、修辞、文脉与情境，其中语汇、语法、语义是语言的核心因素，也是本文所分析的。
语汇：即语言符号的聚合体，范围可大可小，可指一种语言系统中的全部词语，也可指某个特定范围内的词语的总汇。在建筑中主要指构成建筑语言的基本单元。
语法：研究按确定用法来运用的词类、词的屈折变化或表示相互关系的其他手段以及词在句中的功能和关系。在建筑中，指建筑类似于语言的内在组织规律，表现为建筑要素的处理和手法以及要素间的结构关系。
语义：语言形式与内在意义的关系。在建筑中并不意味着建筑的含义可以通过形式符号展现出来，相反的是建筑寓意的诠释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郑时龄在《建筑批评学》中阐述道：“深刻认识和理解人们感知周围世界的过程以及对事物的诠释过程，认识建筑如何通过人的感官起作用。”
第二部分 海牙天主教堂的建筑语言分析
一. 语汇分析
1.圆形的几何形体语汇
海牙天主教堂的建筑形体为一个规整的矩形，凡・艾克重复使用了圆形来形成丰富的空间变化。包括：
① 建筑入口处设置四分之三圆与半圆墙体限定入口区，并作为内部高耸廊道的开 始与收束
② 在中央的矩形高耸廊道中嵌入由半圆形的高墙与四分之一圆矮墙组成的四分之三圆，该四分之三圆主要作为圣象陈列、受洗池等作用。
③ 内部采用圆形的天窗。
2.建筑构件
2.1片墙
教堂采用墙承重，内部称重的片墙呈四组出现于建筑端部以及中央高耸廊道处，在中央廊道高耸处呈现出类似于柱廊的竖向线条形象。
2.2梁
教堂中的过梁中间采用槽口，是凡・艾克一以贯之的建筑语汇，取材于凡・艾克花费了许多精力研究的非洲多贡部落的研究。他们在建筑水平向的划分中起到了衔接的作用，墙体以及附着在墙体上的元素在柱子的高度收束，增加了墙体与屋面板的空间层次，并使得墙体以及其他元素继续向上延伸。在分割空间上，透空的过梁也为空间的透与不透间增加了一个过渡的层次。
2.3天窗
在海牙的天主教堂的礼拜堂部分与讲坛部分都有圆形的天窗，圆形天窗由横梁沿直径切开。赫曼・赫兹伯格在分析该教堂时，生动的阐述了这种手法：“横梁的作用不是消极的解决结构需要，而是把圆桶切开，伴着光线从圆里面散落出来，背对背的半圆和面对面的半圆一样有价值……这种模糊性的结果，就是位于两个顶光之间的空间品质和顶光一样重要，屋顶空间不再被动地有一个结构上必须的横梁和被它划分的空间主导，而是变成了统一、完整的整体。”
2.语法分析
2.1构件的清晰交接
通过对该作品的解读可以看到，凡・艾克坚持清晰地表达构件与构件如何交接。譬如在位于高耸廊道两侧的节点，纵向的过梁与横向的过梁在此交接于片墙上。凡・艾克通过片墙的开口与过梁的位置。表现出梁是搁置在片墙上，梁与片墙不呈现横向的黏连关系，只有竖向的承重关系。位于片墙上的过梁间的竖向缝隙表现了梁与梁之间是独立承重。
2.2单元组织方式
该作品呈现出没有主从关系的多中心性。重要的节点被打散，线性序列的起末端都没有明显的视觉中心。这使得建筑整体不强调一个明确的中心与轴线，而是强调多重要素的交互与渗透，使得使用者可以获得多重的建筑体验。
2.3“中介”（in-between）概念
“中介”概念所表达的是介于两个属性相反或者相对的要素之间的部分。这个部分可以为人的行为提供缓冲和准备；可以延续形式上的统一；可以沟通处于不同语境的事物。它表达了凡・艾克对于建筑体验的高度关注。在凡・艾克以往的作品中，“门阶”作为“中介”理论的典型对象一直被细心地处理。在该教堂中，由于场地所限，周边可以缓冲的空间很小，所以凡・艾克不得不放弃渐进式的入口设计，而是讲入口置于教堂长边的中部，以突出墙体的半圆柱提示入口。在内部又增加一道墙体形成U型平面，光线在两道墙体间流转，在此处不是完全的室外也不是完全的室内，而是中介与两者之间的连接体。
2.4水平向与竖向交织的多层次空间
凡・艾克在教堂中利用灵活的空间高度控制形成了精彩的空间。建筑的两侧有1.2米高差，因此建筑师将室内划分为五个标高面，从南至北层层跌落。凡・艾克引入了传统天主教堂与行为相对应的两个空间――坐着聆听弥撒时的低矮空间和行走时的高耸空间。对应到海牙的天主教堂中，位于中部的廊道的宽度为3.4米，而高度达到了11米，是用于行走与举行仪式的高耸空间；而位于廊道两侧的礼拜堂的净高只有2.5-3.5米。
3.语义
正如前文所述，凡・艾克注重的是建筑的体验。走进由半圆形墙体限定的入口，进入到位于两层墙体之间的昏暗门厅，光线在两层墙体间流转，继而步入高宽比为1：3.25的中央廊道，光线从廊道顶部的天窗倾泻而下，照亮了嵌在廊道中的圆龛；从中央廊道步入礼拜堂，高度骤减，天光从一分为二的桶状天窗洒下，处处都使人感受到神圣的感觉。Pietila评价这个教堂时说：“把教众安置在他们自己的现实世界中。让他们感觉眼前的仪式是在过去发生一样……教堂的内部空间还原了自古以来人类对宗教仪式彻底的虔诚的需求，而当今的宗教只有把人限制住了才能影响人。所以建筑评价，把关于“相互性的先验的体验”放在对宗教的信仰之前，称自己为“游客建筑师”。
参考文献
[1]王琦.建筑语言结构框架及其由来和发展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4.
[2]韩晓林. 马里奥・博塔的建筑语言解读，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论文，2007.
关键词：文艺评论；价值体系；文学理论；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5-0071-09
《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与实践研究》是2015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本论文从“我所理解”的角度，阐述对此课题若干方面的基本理解。因为着眼课题涉及的最大外延和最基本问题的初步规划和设想，所以，粗线条提出的可能研究的若干问题不可能也不打算详细展开。目的是得到同行学者的讨论与批评，以便后续深入研究。
一、如何理解价值体系
体系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体系有怎样的特质特征？体系自身以及与外在环境有怎样的关系？
1.体系的概念
汉语的体系/系统，体制（名词）在英文中均对应为“noun”。英语中此词语的基本意思有两个：第一个意思，一整套同时运作的事物，通常被看作是某个结构或某个具有内部联系的网络的组成部分的总和；一个复合的整体。例如国家铁路系统：液体经由管道系统进行传送。第二个意思，按照已经完成的部分制定的整套规则或程序：有组织的计划或方法。例如政府的多党制体系；公立教育系统。从英文原来的涵义，翻译成汉语后，在不同场所，分别有体系、系统以及体制等表述。
我国《辞海》的“体系”条目说：“若干有关事物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而构成的一个整体。如理论体系；语法体系；工业体系”。从该辞条的关键词“构成”可知，体系是人类为实现某方面目的的人为建构，即有意识的主观行为。虽说是人为建构，也必须依赖于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与把握。例如语法体系，说话是人类原本既有的自然行为，于不自觉状态中遵循特有规律。语法学家将这种规律总结提升概括为“语法体系”。因此，所谓体系，是基于对于客观存在事物或者事实的准确认识和把握之后有意识建构的整体。
如上介绍均出自“体系”的本体论角度界定和理解。那么，方法论角度，关于体系会有怎样的说法呢？“所谓系统方法。就是要求把对象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认识和改造的方法。就是把系统和环境的关系联系起来看成一个更大整体来考察对象的方法。也就是说，它是从整体出发。始终着眼于整体与部分、整体与环境相互作用，从而综合地处理问题，以达到最佳目的的一种方法”。这里的“把系统和环境的关系联系起来”是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让我们再借助皮亚杰在《人文科学认识论》中曾经就“结构”这个概念的讨论，来看体系和系统就更清楚了。皮亚杰说。机体即“―个活的结构构成一个‘开放’系统。也就是说，它在与外界不断的交流中保存了自己。但它并不因此而不含有一个自身封闭的系统，其要素在从外界吸取给养的同时通过相互作用而得到维持。……这样一种结构就能作静态描述，因为它尽管永远活动着，仍保存着自身，但原则上它是活动的，因为它构成种种不断变化的相当稳定的形式”。由于结构本身可理解为是一个系统/体系。所以，可将皮亚杰关于“结构”的“与外界不断的交流中保存了自己”的思想借用来认知系统/体系。
2.体系的特性与特征
本体论和方法论两个角度的界定，让我们看清楚了体系的特征和特性。
第一，体系是人为建构的结果。体系是人类为了某方面目的而有意识建构的一个整体。当建构的一个整体诉诸逻辑性的文字表述时，即为该体系的理论形态。缘于人为建构，所以，系统必定具有不断调整的任务和可能调整的机制。比如，公立教育系统，就要不断调整到符合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对教育的需求。还要与社会其他部门协调和谐等。质言之，体系建构与调整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行为，建构与调整都遵循其相应规律。规律是客观的，体系建构是主观的，因此，体系是主客观相互吻合的产物。
第二，体系具有稳定性、整体性和活动性。体系遵循自己所属的规律。人类建构体系有目的，在尊重规律基础上期望体系稳定和完整。比如，公有教育体系，一旦形成就具有各层次教育的搭配协调。以保证其稳定和完整。此即稳定性和整体性。稳定性和整体性如何得到保障？依靠其活动。活动的涵义，包括体系内部的各层次和组成部分之间的调整，也包括“把系统和环境的关系联系起来”，根据环境变化而对体系进行调整。这就形成了活动性。活动性乃为体系的重要特性之一：体系之内各个部分以及各部分均分别地与整体具有内在联系，这种联系是维持其活动性、稳定性和整体性的保证。
第三，体系的相对性。体系多大呢？从如上皮亚杰关于结构的理解和表述中可以看出来，体系是相对性概念，不是大小概念。对外在环境来说，它是一个整体即体系，对它内部的某个部分来说，这个整体相应地又成为了外在环境。即任何一个体系都有其内外两个方面的相对性。比如公有教育体系，其外在的社会整体是一个体系，其内在的某个层次的教育也自成一个体系。相对特性决定了它的活动性，对内对外的活动，以维持其稳定与完整。体系的相对性，要求体系的设计者具有辩证思维。
那么。什么是价值体系？这就需要首先确定文艺评论。文艺评论的性质和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价值，都与文学观念密切相关。而对于体系的准确理解，才能准确理解以怎样的文学观念为基石建构文艺评论价值体系，所以，文艺评论、价值、体系是三个互相牵制的概念范畴。此部分只好暂且放下“文艺评论”和“价值”两个概念。在如下几个方面，基于体系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两方面综合性理解，来探讨建构价值体系必须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及相关问题。
二、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建设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
“文艺评论”的“价值体系”建设是人为的有意识的理论工作，有怎样的文学观/文艺观，就有怎样的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建设的逻辑起点。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种文学观，文艺观，认可和选取哪种？笔者以为，我国新时期是文学研究广泛汲取中西方历时与共时的文学思想资源并加以反思、批判与创新的重要时期。也最具系统论思想方法，是最值得关注和珍视的理论时期。这个时期文艺学重要的理论成果可以作为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
1.系统论视野中的新时期文艺学重要理论成果的考察
新时期30余年，我国文艺学界建设当代文学理论有四个方面的资源：其一是当下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其二是“五四”以来建立起来的现代文学理论；其三是中华古代文学理论；其四是西方文论中具有真理性的成分。在如此理论资源及其继承创新实践背景下，我国新时期文艺学创获了诸多理论成果。其中得到学界共识并在批评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的重要理论成果有：文学审美特征理论、文学反映论、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观念、文学活动论、文体诗学、比较诗学、文艺心理学等理论。那么。这些理论之间具有怎样的内在关联性？具有关联性并且自洽，则表明这些理论可以与一个关于文学的共同本质的原理相统一。或者说。以某种关于文学本质的理论与相关理论可自成一体地成为文学基本原理。
获得学术界共识的文学理论成果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如下：“审美特征”论。确认了“审美”是文学整体性结构关系生成的一种形而上的新质。审美是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所缔结的一种特殊关系。……审美的根本功能是为了创造人的完整的精神生活，为了获得完满的人性，为了使人成为“全面的人”。审美特征论探究起步于文学本质的理论反思。反思之结果是取代了“形象特征”说。最后落脚于文学基本特征理论。文学反映论，此理论是从文学与整体性生活关系的角度，以文学审美特征区别于一般认识论的对于整体性生活的审美反映。这就决定了存在与意识、社会基础与上层建筑乃至意识形态关系的维度，可顺乎学理地得出“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的观念，此观念被有的学者看作新时期文艺学第一原理。朱立元等在总结“文艺理论中国化”工作中，也认为“审美意识形态论不仅是新时期文艺理论对于文艺极端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反拨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肇始于20世纪初我国现代文艺理论意识形态论和审美论两脉的扬弃与重建，代表了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成果”。当然，关于审美意识形态概念及其思想辨析，需要单独研究。而且此概念在钱中文教授和童庆炳教授，以及其他一些教授的理解和表述中也有差异。但诸位学者以此为文学的基本性质这一点上没有大的分歧。童庆炳教授将文学认定为具有审美与意识形态双重性质，而且表述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这样，文学审美特征论、文学反映论和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三者就构成了关于文学本质的基本理论。他将的“人的活动”思想引入了文艺学理论，认为文学以活动的方式存在，是整个人类活动中一种高级的特殊的精神活动：这样的审美活动。是人与对象的诗意情感关系，导致人的自觉能动的文学创造，同时确认了文学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这就构成了文学活动论思想，文学活动包括作家的创作、创作之结晶的文学作品、作为文学接受者的一般读者和批评家。构成这个活动得以运行的是人类生活的世界。文学活动处于运转中，活动的各个环节并非直接连接，新时期文艺学充分注意学理性。认为作家与作品、作品与接受者等各个部分之间，以及各个部分内部，均存在若干尚不十分清楚的需要探索的过渡性因素。这些过渡性因素恰恰是文学基本理论更加细化的部位。从文艺学界既有探索和研究成果来看，业已发现并论证了世界与文学活动中的主体（笔者认为包括作家和接受者）的“一般中介”――社会心理，以及文学活动中的主体（笔者认为包括作家和接受者），以及该主体与作品之间的“特殊中介”――艺术文体。仅从作品这个组成部分自身来说，则存在着形式与内容的互相征服说，相互征服之结果的文体，则具有若干层面，这些理论涉及到新时期颇有成就的文艺心理学理论、文体诗学理论以及中西比较诗学等理论领域。文学审美特征、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等关于文学本质的观念与思想，均合乎逻辑地渗透在文学活动过程中。童庆炳教授所著的《文学活动的审美维度》一书全部四章的题目最准确地标示了如上理论逻辑：“第一章：文学活动的审美本质”，“第二章：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第三章：文学作品的审美结构”，“第四章：文学接受的艺术规律”等。从如上梳理和辨析，可以合乎逻辑地认为，从文学活动论切入，可以顺乎学理地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本质以及细部的文体学、文艺心理学等相关的具体理论相互兼容与支持。由此。笔者尝试从文学活动论切入，考察从该活动系统可否延伸出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建设的内在要求。
2.文学活动的系统性与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建设问题
如果说，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建设是一个人为的任务，那么，这个任务是怎样提出来的？从上面介绍的新时期各种得到共识的文学理论成果来看，它们相互之间圆融自洽，体现了文学的系统性与整体性。其中的审美意识形态作为本质，渗透于文学活动全过程，这就形成了一个以审美意识形态为本质的文学活动的概念。那么，文学活动的内涵与特征如何？
文学活动的内涵是：“第一，文学活动是满足人的高层次需要的一种高级精神活动。……第二，人的需要作为人的活动的动力，决定着活动的本质。文学活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活动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的审美需要而产生的。因而文学活动的独特本质是审美。”文学活动具有哪些要素呢？“人的活动的要素共有两个：主体及其能动性，客体及其属性。所谓活动就是这两个要素之间所产生的复杂关系。具体到文学活动，其要素是四个：第一主体及其能动性（作家），第一客体及其属性（生活），第二主体及其能动性（欣赏者），第二客体及其属性（作品）。这四个要素，构成了两组关系，即第一主体及其能动性与第一客体所形成的关系（作家与生活的关系），第二主体及其能动性与第二客体所形成的关系（欣赏者与作品的关系）”。这个文学活动的思想与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的“艺术批评的诸座标”即四要素的思想，殊途同归。
艺术接受者包括哪些主体？童庆炳教授在《文学活动的审美维度》的第四章《文学接受的艺术规律》中提出“审美接受可分为一般读者的欣赏性接受和批评家的批评性接受两种。欣赏性接受更重感性，批评性接受更重理性，但审美则是它们的共同特征”。由此可知，在文学活动思想中，批评家处于接受者位置，但又不同于一般的欣赏者。批评家秉承怎样的文学观念、评价标准。以及批评发生怎样的效应等，都将存在于文学活动中，并且与整个文学活动的其它部位发生内在联系。在我看来。第一，批评家对于作品的批评、对于文学发展整体的把握和评价、对于新萌芽的文学思想和思潮的警觉与表述、总结等，其中影响较大者，均推动了特定时代的文学思潮、审美追求等，并以各种方式和渠道渗透并影响到作家创作的各方面。无论作家认可与否。第二，一般读者虽然不是批评家，但是他们有自发性的评论。即法国文学批评家蒂博代区分出的三种批评之一的自发的批评。街头巷尾、亲人聚会等都随时议论自己看过的电影、电视剧和阅读的文学书籍，这是自发的评论。自发式批评是构成社会精神文化生活的软性存在方式。批评家与一般读者同为接受者。但是批评家对作品的品鉴与评论对一般读者的艺术接受都会发生影响。第三，批评家批评的主要对象是艺术作品。批评既有对于艺术魅力程度的评鉴，更有对于其艺术价值构成机制的分析，并通过分析而合乎学理地转向审美价值的评价。第四，批评家对作品做学理性分析与评价，作为对于文艺作品内部艺术规律的不断发现和逐步深入，对于艺术作品的理论凝炼产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第五，无论对于作家、一般读者。还是对作品的品鉴、评价和判断，都以审美评价的方式，通过各种复杂的渠道影响到社会生活。特别关涉到人文理想等精神价值领域。质言之。与世界发生了联系。当然影响不是直接发生的，而是经过“一般中介”――社会心理所发生的。既然批评家在文学活动中处于如此位置，有其特定功能，并且与其他各部分有内在关联。那么，在批评实践中，批评家以怎样的文学观念及融汇于其中的价值取向予以批评实践？这种实践是否有益于文学活动健康发展和人的审美需要？这些问题需要理论来回答，即应建设批评家可秉持的价值取向、立足点、评价标准等理论，质言之，从文学活动论的读者接受部分，以及批评家部分，自然可延伸出文艺批评价值体系的理论问题。换个角度说。即这种理论问题的提出，缘自文学活动论逻辑链中的作家创作论、艺术作品论、鉴赏论等理论，当然，更是来自文学活动的各个部位的实践。
3.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逻辑起点
第一，文学活动论各个组成部分的相互制约关系，是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建设问题提出的理论依据，活动的实践则是问题提出的现实依据。第二，文学活动论本身的“世界”因素，就是以一个更大于文学活动的外在环境即社会环境及其活动为条件的。质言之，文学活动论体现了系统论思想方法，具体涉及到价值，则给予价值产生于关系的思想方法。第三，因为文学活动论以系统论为思想方法。所以，可以恰当地解决文艺，文学的区分和关联问题。
三、从两种批评理论的关系与内在悖论看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建设
文艺评论是有意识的理性活动。涉及文学观念和不同层次的批评理论等诸方面。文学观念问题，通过前面的理论梳理，确认文学是审美活动，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以此文学观念为基石延伸出来的文学理论各组成部分具有自洽性和内在逻辑性。
1.既有文学批评理论及其实践的现状分析
既有文学批评理论，蔚为大观的主要为探究文学作品艺术价值形成机制的批评理论。我们承认，文学以审美特质即其艺术魅力而掌握住读者，换个角度说，读者被其艺术魅力所感染使其价值得以实现。因此，批评以确认作品艺术魅力为前提，但是，批评家与一般读者的不同，在于他要继而说清楚，这样的艺术效果是如何获得的，如何获得就是艺术作品的艺术魅力形成的内在机制，也可表述为艺术价值形成机制。那么，与这样的批评目的相关的具体批评理论有哪些种类呢？笔者从自身研究经验和对诸如叙事学等理论的掌握和理解，认为可以分为如下两种。
第一种，具体文体的作品本体理论。比如诗歌艺术本体论、小说艺术本体论等。一块金币的这面是本体论，另一面就是方法论。例如叙事学，就是关于叙事作品构成的本体理论，叙事学关于叙述人称、视角和叙述时间等形式方面的理性探究，关于叙事作品作为一个陈述句，它有怎样的故事语法的说明等，如果批评家将之用来批评叙事性作品，即为探究艺术价值形成机制的学理性批评理论。运用叙事学理论可以分析叙事性作品如小说“怎么样”（有没有艺术魅力）、“如何”（艺术效果有哪些）等，即能说清楚该小说作品如此吸引人感染人的审美效应的原因。从工作原理和方法说，这种理论和运用此理论的具体批评。必定是分析性质的。新时期以来，由于广泛地借鉴中国古代文论、中国现当代文论和西方古典和现代文学理论，这样的具体文体的作品本体理论。成果非常丰硕。
但是从如上理论，自然引发出了一个问题：探究文学作品艺术价值形成机制的批评理论，毕竟属于分析性理论。分析性理论可否与评价性理论衔接？如果可以。那么，分析性批评就可以自然地转换为评价性批评，即可理解为，分析性理论和评价性理论具有学理的自洽和兼容性。评价性理论也就应该归属于文学理论范畴。而不是文学之外的用来评价的什么理论了。如果不可以，那么，就可认为分析性批评理论属于文学理论范畴。而评价l生批评理论则属于文学理论范畴之外的其他理论领域。笔者认可前一种，当然具体论述和形成系统理论的任务非常复杂。
第二种，分析性批评理论学理性地转向评价的批评理论。文学理论已经区分出诗歌学和解释学两种文学研究模式。“诗歌学以已经验证的意义或者效果为起点，研究它们是怎样取得的。而解释学则不同，它以文本为基点，研究文本的意义、力图发现新的、更好的解释”。前述的第一种，目的就是研究作品的意义或者效果是怎样取得的。从逻辑上说。如果一部作品经得起艺术价值形成机制的分析，说明它确实具有艺术价值。那么，所谓的艺术价值是什么呢？是合乎人类与现实的诗意情感关系，确证了人类对于向往的精神家园的审美追求，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那么，应该说，这样的作品就是有价值的。由此可知，分析性和评价性理论的衔接以及评价性理论的具体内涵和内容，就是笔者所说的第二种理论。目前这种理论尚未存在。笔者基于经典文学作品文本分析理论与实践，逐步产生这个理论设想。认为“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怎样进行价值判断和评价？不是主观随意地、无根据地判断和评价，而是基于分析的判断和评价。即从学理分析自然转换至判断和评价”。有了此判断和评价。分析性批评才真正落实在文学的人文属性之上。笔者既往对叙事性作品的研究中曾经做过若干探索，诸如文本内外方法互相结合转换：以及晚近的故事理念文学批评观之下的“作品内外精神同构的故事批评方法”、“系统观视阈的故事批评方法”、“‘宏隐喻’视阈的故事批评方法”、“口头与书面相通的故事批评方法”、“互文视阈的故事批评方法”、“品味与辨析讲述者的故事批评方法”、“文学文体学视阈的故事批评方法”等。笔者表述为“此书所谓方法论是以故事为切入点的文学批评方法论”。但这个探索性研究的论题限定在叙事性文学作品批评方法论范围，尚未提升到一般文学原理层面。现在，从如上两种批评之间的关联性来看，文艺评论价值体系视阈中重新探究的理论任务自然提了出来。
目前的批评实践中侧重分析陛的批评，一般具有学理性，属于学术性批评。侧重价值性的批评，常与分析分开而脱离了学理。即直接介入评价和判断。笔者以为。这呈现为理论上的自相矛盾，乃为悖论，作为一个问题需要研究。
2.既有批评理论及其观念的悖论分析
既然既有批评理论存在上述问题，那么，与文学理论的既有观念有怎样的内在关联性？
我国学术界有学者认为。应该区分出“一般文学观”和“文学价值观”两种观念。认为“一般文学观念侧重于认知对象‘是什么’方面的问题，……一般文学观念属于‘事实认知’，……是一种以思维方式为核心的社会意识形态，本质上是阐释性的、说明性的、其最高层次是科学的、系统的文学知识体系”。侧重认知对象“是什么”方面的问题。属于“事实认知”。文学价值观侧重于认知对象“应该如何”方面的问题，属于“价值认知”，是一种以基本评价标准为核心的价值信念。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尺度，其最高层次是审美理想，即内在的、稳定的评价模式。以“事实认知”为主要目的的批评理论，置于一般文学观念之下。以“价值认知”为主要目的的批评理论。置于文学价值观之下。笔者以为，如此区分必定会相应产生一些理论困难。
认为“事实认知”为主要目的的批评为分析性的、知识特性，这点笔者没有任何异议。但是，如果认为“价值认知”不属于知识，自然不能属于文学原理范畴，对此我有异议。因为，这涉及了若干问题：一般文学观念是否含有价值成分？对作品价值评价的理论是否可纳入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笔者进一步整理了我国目前的批评理论，以为目前将一般文学观和文学价值观分而置之的理念和思路有一定问题。如果从文学审美特性角度和审美意识形态的本质论来看，一般文学观念就是文学价值观念。文艺作品“应该如何”的理论理当属于一般文学观念覆盖之下的批评理论。我国新时期的文学审美特征论认为。“文学的对象和内容必须具有审美价值，或是在描写之后具有审美价值”。这就可推导出，文学是与审美价值相关联的事物。文学具有审美价值。不仅取决于“文学的对象和内容必须具有审美价值”，诸如与人的精神具有感应的优美、壮美、崇高等感情，而且，还取决于那些经过描写之后具有审美价值的生活。可见文学审美在对象、内容以及反映方式两个方面。都有自己的特性。从审美反映的对象看待对象，总是以审美情感来判断与评价。以对象能否契合和满足主体自身的审美需要为原则。从审美目的看，“由于审美的对象是事物的价值属性，是现实生活中的美的正负价值（即事物的美或丑的性质），而美是对人而存在的，是一对象能否满足主体的审美需要，从审美对象中获得某种满足而引起的。所以，从审美愉快中所反映出来的总是主体对对象的一种直接或间接的（即通过对丑的否定来肯定美）肯定的态度，亦即‘应如何’的问题。这就决定了审美反映不可能以陈述判断，而只能是以评价判断来加以表达”。质言之，作家艺术家面对创造题材和对象内容，以审美原则为选择评价之根本。读者阅读和接受文学艺术作品，也以审美原则为选择和评价之根本。文学本身即关涉人们的精神家园的审美活动，其发生本身就有实实在在的功利性，或者按照康德所说的，其呈现为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表面超功利无目的，内在本质上却合乎人们追求自由、美好生活的总目的。这是一般美学表述，文学原理的表述，则是“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不仅由于意识形态与人们的情感和精神世界的互融渗透关系，还因为意识形态会反作用于社会生活，不断改变人们精神生活环境等，由此自然地具有了功利性。因此，从文学本性来说，作为原理的文学理论，也就具有价值特性。所以，作为文学原理的文艺批评理论应该含有两种义项：担负搞清楚“应如何”的艺术是如何构成的？其艺术价值形成机制如何？从批评任务自身来说，就包含价值判断和评价。
笔者以为，恰恰是从目前批评理论的现状出发，我们发现了这个观念性问题。也再次证明：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之必要。
3.文艺评论价值体系视野的批评理论假设
文艺评论价值体系中题中应有之义的批评理论，应是怎样的理论？
在尊重既有具体文学批评理论基础上。探寻价值体系范围之内的某种衔接批评理论，以便与既有具体文学批评理论兼容。这种理论既是从文学活动中的批评家延伸出来的，同时，又遵循文学基本原理范围内部各种因素特质的逻辑联系，因此，也具有文学原理之本质。它的特性应该具有两个方面：其一，从体系来说，它是知识性的、原理性的、稳定性的。其二，此批评理论用于文学批评，即可体现“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与引导的功能。质言之，将以往脱离学理的直接价值判断和评价的文学批评，纳入到学理性批评范围之内，从非学术活动转变为学术活动。
这既可以看作是一种理论设想，也可理解为是文学批评理论自身呈现的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假设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四、文艺评论价值体系与批评实践的关系
1.价值体系与批评实践的印证关系抑或例证关系
为什么提出这样的区分性问题？所谓印证关系，就是说本文列出的四个批评实践性子课题，对批评实践历时与共时的考察应该能够印证文艺评论的价值体系。那么，可以印证吗？根据托马斯-阿奎纳的看法。形而上学或存在论所探讨的固有对象即是“是”自身。他在论证“是”自身的时候。指出“是”包括本质与存在两种形态。存在形态先于本质形态，存在的“是”是“是”最具体、个别的、实体的独一无二的完美实现。这是他区分出“原初性存在”和“逻辑性存在”的基础。因为。他认为存在形态先于本质形态，所以，他强调“原初性存在”的“是”重于“逻辑性存在”的“是”。对应于我们的话题，具体的批评实践是原初性存在，而价值体系则是逻辑性存在。这符合事实，因为批评总是分散的自发性存在。价值体系则是在考察和归纳、总结批评实践基础上，并依据一定理论起点而形成的理论体系。但是，这样的体系一旦成型，就不再直接与批评实践直接对应了。从实践到理论的体系性，中间经历若干范畴的、具体理论环节的转化，由此，已经不可能互相对应，根据此原理，本文不取印证式关系，而采取例证式关系的研究逻辑。所谓例证式关系，是指在考察具体批评实践的时候，根据这些批评各自特点并从某个侧面可以证明价值体系的理论。就表明作为体系的理论具有合理性。因为普遍性具有最大覆盖性和包容性。理当能够覆盖住各种批评实践的特殊性。或者说，批评实践的特殊性中因为具有普遍性因素，才可被普遍性的体系所覆盖。
2.实践性批评对于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建设的意义
如果说实践性批评对于价值体系是例证式关系，那么，实践性批评自身的本体性意义在哪里？明了了这一点，即为抵近“实践研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实践性批评的意义在于：第一，实践性批评涉及到文学的各个门类、各个阶段及其意识形态环境、各个民族和各种文体，所以，它自身携带着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向价值体系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这就实际地规约着价值体系理论的外延、范围和覆盖性。比如，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其口头文学的模式、母题、类型等，在当下作家书面文学中依然占有很大比重，特别是对于叙事文学产生深远影响。批评如果尊重这个特点，那么，少数民族叙事文学批评的实践性个案。就要求价值体系建设要考虑此因素。第二，实践性批评自身就是动态的发展的，而且横向地与当下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意识形态背景等密切关联。最突出的例子是，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在当代依然有大量读者，特别是被如香港、台湾和澳门的人们阅读，则可能出现不同价值观背景下的审美判断差异乃至相反理解。这就向价值体系提出了历时的纵向的动态因素问题。也提出了不同语境的差异问题。再如。儿童文学随着生活的变化，文体、传播和媒介都不断发生变化。以往界定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本质的时候，几乎是将儿童文学忽略不计。儿童文学似乎不存在意识形态性成为历来的潜意识。但其实不然。比如，围际知名儿童文学研究专家彼得・哈林戴尔（Peter Hollindale）在1988年提出“童书与意识形态”，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儿童文学，哈林戴尔由此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就此话题发言的专家。再如，杰克・齐普斯（Jack Zipes）侧重童书/童话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问题研究，极有影响。贺伯特・寇尔（Herbert Kohl）举西方孩童耳熟能详的童书《大象巴巴》的故事为例，深入剖析成人、童书与儿童的权利运作关系问题。贾桂琳・罗丝（Jacqueline Rose）撷取精神分析理论，以西方儿童文学名著《彼得潘》为例，阐明“儿童”概念乃是成人欲望的想象。这些遍布世界各地的儿童文学批评及其理论，相对于价值体系，是实践性的，但给予我们以灵感：儿童文学和童书，在孩子价值观形成中的地位和机制是什么？非常值得研究。需要纳入价值体系思考中。以往我们理解的儿童文学就是孩子睡前的讲故事，现在则必须放置于文化传播重要手段的地位来思考了。
价值体系与批评实践的关系，概而言之，体现了关于系统/体系的特质和特征。最主要地是体现了前面所述的体系/系统只有在与外界交流互动中才能保存自身的特质和特征。但它并不因此而不含有一个自身封闭的系统。批评实践则是作为环境/外界与价值体系交流最密切相关的方面：由此可见，“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与实践研究”选题，具有内在科学性、合理性和实际可操作性一作了如上几个方面的大致讨论和理论设想，现在可以初步给予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一个定位了。
五、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必要说明与定位
1.说明及其简要论证
说明之一：关于文艺评论。
文艺评论，字面看应该指包括文学、影视、绘画、音乐等所有当代艺术分类所可囊括的所有艺术样式。但是，考虑到倘若顾及所有艺术样式。势必分散力量，与“有限规模”的要求不符，故而将“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界定在文学评论（批评）的价值体系。
那么，如何理解并解决以文学评论（批评）的价值体系界定“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并能体现包含各艺术门类的“文艺评论的价值体系”的应有内涵？
首先，历史依据。受苏联学术命名和规范的影响，建国初期，我国将研究文学发生发展、文学创作以及作品形式和文学接受活动等原理和规律的学科，认定为文学学。照顾汉语习惯称之文艺学。
其次，学理论据。关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1988年童庆炳的《文学理论导引》从三个层次讨论文学的本质特征，分别为，第一层次。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有共同的本质。都是社会生活的能动的反映。第二层次，文学这种意识形态在内在内容和形式上有它的特殊本质：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它以人的整体的具有审美属性的生活为独特内容，以艺术形象为反映生活的独特形式。第三层次，作为语言艺术，文学又有区别于其他艺术的特性，即艺术形象的间接性，描述生活的宽广性、蕴含恩想的深刻性和语言媒质的韵律性。这个论证逻辑显示出，仅在第三层次上，才区分文学与其他艺术的不同，可倒向推导出，所有艺术门类均具有第一、二层次的属性。那么，如果具体到文艺/文学之关系，笔者以为，在认可审美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可以将层次作些调整。即可否把文艺价值最基本的审美情感设置为第一层次。这是超越于时代、民族具有共同性的因素。意识形态则为第二层次，第三层次为艺术形式等技术方面因素。著名美学家蒋孔阳在1980年发表的《美和美的创造》一文提出，“艺术的本质和美的本质，基本上是一致的。美具有形象性、感染性、社会性以及能够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特点。艺术也都具有这些特点，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说，美是艺术的基本属性。不美的‘艺术’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从事艺术工作的人，不管他办不办得到，但从本质上说，他都应当是创造美的艺术的人，创造美和创造艺术，在基本的规律上是一致的”。我以为，蒋孔阳教授的表述可为支撑。倘若如此理解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并兼顾到其他艺术门类，在逻辑上如果行得通，是否可解决以文学代替或者代表文艺却不周延的问题？
最后，理论发展事实的依据。中国和西方，指称文学的诗学，都是发源最早到目前为止也最成熟的艺术种类的理论。西方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对诗人的理解、界定与态度，以及亚里斯多德的《诗学》等理论的着重点均为文学。中国先秦有儒家和道家，虽然也有文学之外的如音乐理论《乐记》，但非常侧重音乐的感物而动与乐察民心的价值。总体来说，是综合性讨论艺术。艺术观念与思想中对文学的关注非常明显。现代门类艺术概念的发生是18世纪的事情。1746年法国神学家和艺术理论家阿贝・巴托（Abbe Batteux）以认识论哲学为基础，在《归结到同一原则下的美的艺术》一文中，首次对艺术进行了分类。其“美的艺术”含有音乐、诗、绘画、雕塑和舞蹈等五个艺术门类。与“美的艺术”并列的还有“居中的艺术”（含有建筑和论辩术）以及“机械的艺术”（含有纺织等）。可见艺术门类区分及其理论比文学理论要晚得多。其理论成熟程度自然要有所不同。至于影视艺术、摄影艺术等依赖现代技术而出现的艺术门类，其理论更为晚近。所以，以成熟的文学为讨论艺术的本体有其合理性。
说明之二：关于价值。
何为价值？
《辞海》的“价值”辞条表述为：“指事物的用途或积极作用。如参考价值：有价值的作品。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商品的基本属性之一。”。辞条乃为最基本与客观的表述。其实，关于价值为客观自在存在，还是在关系中存在，始终是价值理论的不同思想。
价值理论从古希腊的柏拉图起就诞生了，但是。直到19世纪初，超越于经济范围的价值论，作为哲学分支的独立理论和学科方才诞生。价值概念，起步于经济学并超越于经济学，进而转向了并进入一般价值理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在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是人们所利用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表示物的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马克思关于价值的最值得关注的思想，是他在《资本论》中提出的“价值对象性”概念。马克思把物的社会存在描述为物的“价值对象性”。并且把价值的对象性和价值予以区分。将价值看作是价值对象性的表现形式。捷克哲学家弗-布罗日克汲取了马克思的这个概念。将其提升为价值论的基本范畴：“这是个富于独创性的见解。他所谓的价值对象性，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为我之物’（不论是自然的还是人造的）对社会的人具有的功能。”即“价值对象性”是建立在价值和价值需求评价主体之间的关系性概念。由于价值对象性是与人有关系的概念。方可理解为是“为我之物”。概而言之，凡是和人类建立了功能性关系的事物。就是价值对象性存在物。这就应和了马克思关于价值与价值对象性相互区分的思想。而且可以概括为：表现为一定价值的价值对象性，是由客体在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地位和功能所决定的。由此，关于价值，可概括为：其一，不存在自在的孤立的价值，所谓“指事物的用途或积极作用”，一定是指事物对谁有用途或积极作用。即“将价值看作价值对象性的表现形式”。其二，价值存在于和需要评价主体的关系中。在这个角度看，价值的存在即价值对象性存在。其三，价值因为与人的需求关系密切而具有类别和等级。
如上介绍了价值产生于关系的思想，在价值哲学中的体现和表述。其实，本论文以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并存在于文学活动论为本课题理论基点，已经蕴含了审美价值产生于关系的文学思想和思维方式。
2.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的定位
第一，定位于文学基本原理。
由于从文学活动延伸出来的理论与实践性问题，而文学活动业已有自身的基本性质的规定，关于此性质的理论即为文学原理，所以，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定位于文学原理，逻辑上应该说得通。按照逻辑，如此定位应该具有下面一些特点：首先，它具有自律性，也就是说，它自成体系，又与既有文学原理具有兼容、贯通、内在逻辑关联性，由此而具有整体性。其次，它也受其他诸多因素影响而出现他律特征，因为外在环境会有变化，文学原理内部和理论之间相互衔接部位的若干新理论的出现和更加细化，都需要不断有所调整，由此具有活动性。最后，因为与文学原理各部分有互相兼容贯通和内在逻辑联系，所以，它总是通过学理论证而获得的。由此而具有知识性和科学性。这些乃为人文科学的特点。质言之。该体系建立后属于文学基本原理，即文艺评论价值体系是具有稳定性、完整性、活动性、科学性与知识性的理论。
关键词：农村考察；传统图案；创意表现；课程改革
一、 研究背景
目前，我国各高校艺术设计类专业教育在教学内容结构上基本分为专业技法、专业理论和专业考察（实践）三部分，然而目前我国艺术类学生大学阶段的课程设置和专业培养过多关注了其专业技能的教育改革，而在专业考察方面的创新则较少涉及，这在很大程度影响到艺术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以及对自然美的感悟，而这是艺术创造性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很多高校把专业考察和下乡写生相提并论，其实二者有着本质区别，相对来说，专业考察是需要综合运用艺术学、社会学和统计学等相关知识，采用社会调研的方法系统设计和严密组织，然而目前无论在艺术理论界和教育界还没有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
传统图案创意与表现是艺术设计专业大二的基础课，在很多高校都有开设。在授课过程中如何做出特色，使学生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体会、认识传统图案的精髓是课程前期重点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开展创意设计的基础[1]。然而在很多高校，教师与学生过多关注创意过程和期待创意结果，而往往忽略了图案的历史背景。例如，曾有学生的月饼礼品包装作业，图案选用的是马王堆汉墓辛追夫人棺椁上的图案。包装不论从结构、形式还是色彩的设计上，虽然都可称为上乘之作，但却忽略了最重要的素材的文化背景和产品的使用功能。正如有些学生不无遗憾的说：“原来人们买的是装在‘棺材’中的月饼啊”。虽然，这只是课堂教学中的一个小插曲，熟不知生活中还有很多类似的由于设计师缺乏文化素养而造成的“可笑”设计。
文化素养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的是持之以恒的学习态度[2]。虽然在一门为期五周的课上让学生们提高文化素养，看似天方夜谭，但进行认真、细致的前期调研则不失为一种周全有效的办法[3]。
本次课程调研地点选择了河北省易县清西陵，调研实行小组制， 3-4人为一组。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清西陵陵区的宫殿、石雕刻和石建筑，构成了一个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古建筑群。作为依附于传统古建装饰艺术的砖、木、石雕、彩绘、琉璃以及装饰构件，虽然都不是作为单纯的观赏性对象而创作的，但它们在建造过程中所严格遵循的清代皇室建陵制度，则充分体现了那个特定时代的阶级信仰、崇拜或纪念[4]。因此这对于学生们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认识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念和审美形式，以及提高人文素养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
文献收集之前首先将学生分成小组，然后根据教师提供的内容和建议，各小组对感兴趣的某个或某些调研项目进行初步的文献资料的收集。这一过程对于设计类学生来说是一个较为痛苦的过程，短短的几天内需要他们完成大量的文献资料的查找和整理。因为，我们反对直接下载网上数据，这就迫使学生必须扎进图书馆和资料室，进行有关各种历史（清史、建筑史、艺术史）、工艺制作、研究现状等资料的查找。学生在此过程中必须要做好记录与初步的比对，这是在借鉴和参考前人成果的同时避免抄袭的一种简便又有效的方法。综合型大学的图书馆储备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从跨学科的角度讲查找相对容易，而艺术类专业院校的学生则需要更多去公共图书馆或者书店进行查阅。这一过程既可拓展学生的研究和学习视野，又可在查找范越来越广，准确度越来越高的基础上，日益增强他们的文献能力。由此可见，这种貌似不起眼的相关知识的涉猎和训练，会潜移默化地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方法产生一定的影响。
以上工作是对学生文献能力的必要培养，也是使学生养成良好调研能力的第一步。让他们学会看书、知道怎样看书，这也是很多教师在毕业论文撰写阶段反应最大与抱怨最多的焦点。老师们普遍反映学生摘抄他人成果过多，本科毕业论文学术价值不大，选题重复。在批评学生论文的同时，作为教育工作者也应该反思：大学生在前三年的学习中并没有系统接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他们并不清楚如何进行文献资料的查找与分析；如何去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同一个研究内容找出新的范围和点子；如何去理顺思路，克服难题；如何学会与他人合作，共同有效的去完成一项工作。发现问题固然重要，更重要的则是改变观念，如何采取尽可能的措施解决问题。大学老师不仅仅是“授业、解惑”的教书匠，更应该是学生社会角色转变的引路者和学生内在潜力的挖掘者。因此在授课过程中，老师应在课程设计和内容安排上有意识的加强学生人文素养和科研能力的训练[5]。
三、调查线路与调研表的设计
首先，每个小组可根据兴趣和前期资料搜集整理情况自由选择调查类别，可以涉及建筑彩绘、平棋、须弥座、雀替、华表、门券石、丹陛石、走兽、石五供、碑刻、琉璃墙壁、栏杆柱头、焚帛炉等各种建筑构件。
一、文化与地理
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中对什么是文化地理学及其研究对象做出了自己的界定,在这个领域,他认为,“文化地理学主要研究的是经历了不同形成过程的文化是如何汇集到一个特定的地方,这些地方又是怎样对其居民产生意义的。”“文化地理学研究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研究人们如何阐释和利用地理空间,即研究和地理环境有关的人文活动,研究这些空间和地点是怎样保留了产生于斯的文化。”“文化地理学必须包括那些推动文化发展的所有机构。”“事实上,文化就是赋予生命以意义的事物。”
对于“文化是什么”这样一个命题,人们的解释莫衷一是,各执一词。但是至少能确定的是,文化不仅是那些象征性强的事件、建筑或者节日,更是日常生活中的细微点滴。诚然,“村落、人工景物或某些建筑物的范型具有持久的特征,如果它们是崇拜对象,这种持久性便进一步加强……这些东西从遥远的过去一直留存至今,所以人们对它们尤为欣赏”。着名的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是法国的象征;自由女神像、独立日是美国文化的见证;一提起希腊,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浪漫的神话和奥林匹斯山,但它们又何尝能够展现各自国度深厚的文化内涵。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伴随历史而来的文化也是博大精深,这样博大的汉文化又岂是一座建筑一个节日可以涵盖得了的,即使是像故宫这样庞大的建筑群,也不过是作为中国千年封建文化的缩影,被人们当作古迹去瞻仰慨叹。
文化与地理是一对不可分割的概念,文化具有地域性,同时,文化又具有传承性。文化不是一时代的人的创造,而是同一地域的人们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经过多年的实践、历尽岁月淘洗和传承,共同形成的。就像希尔斯所说,“没有哪一代人创造出他们自己的信仰、机构、行为范型和各种制度”,文化是历代传承下来的,“无论一代人多么有才干,多么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们也只是创造了他们所使用的和构成这一代的很小一部分东西”。地域形成文化,要探究文化的起源,就不可避免要回到产生这种独特文化的那片土地,地理环境对文化形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放眼世界,除了能明显感受到东西文化截然不同外,即使在东方或西方、甚至在某个国家的小地域范围内,文化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而反过来,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和传承,某地的文化对这个地域的影响也是非常深刻的,从人们的思维和性格,建筑的布局和构造,以及当地的风俗习惯等,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除了文化与地域的相互影响外,文化与地域还是相互交融共同促进的。以我们国家为例,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作为有边界的疆土,作为一个内部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国度,文化首先在地域内部进行传播与交流,疆界到哪里,先进的中原文化就会传播到哪里,而且与当地落后的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各部落在和平的汉文化中,休养生息,繁衍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先进的汉文化促进了落后民族的发展,而被影响地区的文化又丰富扩充了汉文化,历经几千年的发展,终于形成了今天这样博大的文化体系。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地区各个国家的不同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冲破地域限制,走向世界。
陈正祥先生在《中国文化地理》中列出了中国自古以来各个朝代的人口分布图,还列举了有些朝代的宰相、诗人和词人的分布情况。从这些图中我们很容易能够解读出地域的差别,也能够探索到背后的原因,陈正祥先生以这样一种简洁的方式向读者展现了地理环境与文化的关系,一目了然,那些人口密集知识分子众多的地方,无疑都是地理环境相对来说更具优势的地区。具备较好的地理环境因素(如温度、湿度、河流等)的地域,才有可能促成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在那些地方,文化的起源要比荒凉地区早得多。而文化的繁荣,反过来又促使当地的人们更早启蒙,掌握更多的自然知识,能够更好地改造自然,创造更加舒适的生存环境。不仅如此,文化的繁荣程度还能够映射一个地区的繁荣程度,如中国的文化中心由西北向东南迁移,从这样一个大趋势中,我们就能够解读出南方是如何发展并富庶起来的,而富庶离不开优越的地理条件。
二、文学与地理
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是很特殊的存在,M?H?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提出文学批评四要素,即作者,读者,作品和世界。在接触文学地理学的时候,艾布拉姆斯的观点对我也有所启发,研究地域和文学,可以说地域、作者、读者和作品这四者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条理清晰,但又难以拆分。下面将从这四者的三方面去解读文学与地理的关系。
1、地域与作者
我们常说乡土乡音,实际上说的就是地域环境对当地人的群体性影响。在文学领域,作者的心性、思维以及修养,都与其生活的地域相关。表现在不同人的身上,这种关联性大小不一,但不能因为个别表现不够明显的个体而否定整个的文化现象。《离骚》和《诗经》几乎为同时代的作品,但它们之间差异颇大,风格迥然不同,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创作出像《离骚》《九问》这样传之千古的作品,固然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但无论政治失意怀才不遇对他创作的影响有多大,要考究《离骚》风格的形成,还必须要放在楚地这样一个大环境背景下去考察。楚地是一个巫术文化盛行的地方,这种文化氛围紧紧包裹着当地的人们,文人更不例外。想象丰富,多彩多姿,迷离惝恍,共同构成了楚地文学的风格,和着楚辞的韵脚,带给后世人们绝美的享受。而反映中原地区生活的《诗经》,由于地域环境条件好,文化底蕴深厚,因此更多的是敦柔教化的内容。在《诗经》这个地域博大的世界里,又因为包括的地区较多,因此还有了豳风、郑风、卫风等的不同,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地域对作者的影响。
另外,在曹丕的《典论?论文》中,他在提及不同诗人有不同的文气时说道“徐斡时有齐气”,这也是对地域影响作者的最好注脚。徐斡生于齐地,不可避免要沾上齐地的风气和神采,齐地的人文教化在他身上也不可避免地要得到展现。体现在他的作品中,能够让人明显感觉到这就是徐斡,这就是齐气,实在是需要很高的境界,一个作家的风格要多么炉火纯青才能这么容易被识别!
2、地域与作品
(1)地域对作品的影响
地域影响作者,当然也影响作者笔下的文字。从文学作品中看,这种影响表现得非常明显。
首先,地域影响作品的风格。中学生都很熟悉的《敕勒歌》和《采莲曲》,即使没有文字说明,有一定生活经验和阅读经验的人也一眼能够看出所写景物的不同,草原和水乡,豪
放与温婉,本就是我国南北方地理环境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差异。而横向来看,靠近海洋的地区和远离海洋深居内陆的地区相比,文化差异也很大,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造成了不同的思维习惯,多山狭窄和内陆地区的人们,思维相对海洋地区的人们来说更加局限,缺乏开放性和灵活性。
其次,地域环境还对作品的言说方式产生影响。由于生活环境的差异,各地人们的言说方式也不尽相同。所以在很多作品中,不时会出现一些地方方言,如《金瓶梅》,研究者们根据书中大量的山东章丘方言的运用,虽然不能判定兰陵笑笑生是谁,但至少确定了书的出处。方言的使用,不仅丰富了作品的内
容,还形成了作品独特的风格。
另外,不同的地域物象也只能在特定作者的笔下真实自如地流出。要表现某个地域,写作者一定是对当地的环境有所了解。以我国为例,广阔的地域造成了各地人们的出行方式、服饰特点以及饮食习惯、禁忌等都各不相同,很难想象一个从未在回族聚居区生活过或者从未跟回族人接触过的汉族作家能写出优秀的反映回族人民生活的作品。都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然而,一个作家要写出真实感人的作品,必须要从熟悉的地方去寻找风景,毋庸置疑。
(2)作品对地域特点的反映
地域对作品风格的形成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反过来说,一部作品,其内容也彰显了作者所生活地区的风貌。有的人一生安土重迁,生活在同一个地方或相近的地方,这样的作家写出来的东西会更具代表性,能够全面具体地反映地区的特色。而有的作家,因种种原因流离漂泊,他笔下的作品可能就不仅仅反映某个地方的情貌。如曹雪芹的《红楼梦》,书中为我们展现的风景既有繁华的北京城,又可见温柔富贵的扬州、南京旧影,试想,生活在北京城中的宝玉,何曾会见到有船来接林妹妹?
作品中所描写的内容,也是我们考察和研究当时当地风俗和人文的重要手段。蒲松龄曾记录过家乡淄川的“海市蜃楼”,如果没有这样的文字记载,现代人可能很难知道几百年前还出现过这样的盛况。还是一部《红楼梦》,书中大量关于服饰、饮食及建筑的描写,虽然作者将“真事隐去”“假语村言”,但我们还是能够从作者的笔下管窥一二,了解当时的风俗,还原当时的生活原貌,这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文本提供了借鉴。一部《徐霞客》游记,更是以“登峰造极”的方式记录下了千年以前中国大地的山水风貌和风土人情,成为文学上和地理上同样宝贵的资料,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3、地域与读者
西方接受美学将读者作为接受者来界定,在传统的研究当中,对读者这一接受群体的关注较少。作为文学批评中较为特殊的一方,由于读者的知识水平、阅读经验及个人经历等因素的不同,他们在面对同一文本时可能会做出截然不同的解读。
与作者一样,对于生活在某个特定领域的读者来说,地域对其造成的影响并不亚于对写作者的影响。一个相对独立或者偏远的地区,由于环境因素的制约,当地的人们形成某种思维模式是可能的。这种固有的思维模式在解读文本时就会产生潜在的作用,虽然意识不到,但却无处不在。例如前面提到的方言问题,吴越地区的方言对大部分没有在南方生活过的北方人来说是较难理解的,同样地,又怎么能够强求闽粤地区的人们听得懂东北话?甚至有很多地方,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最纯正的方言在农村也渐渐消失,能说、会说家乡话的青年人越来越少了,不知道这是文化的幸事还是一大悲哀。
人类与音乐的关系，从来都是音乐美学、音乐哲学的中心课题。来自全国各地的音乐美学、音乐哲学专家、学子，一方面密切关注着抗震救灾的进程，一方面深入探究着人类感受音乐的机制。
5月19日下午14点28分，与全国人民一起默哀的音乐学家们，耳际鸣响起巴伯的《柔板》。此时此刻，徐徐展开的音流在感同身受的音乐学家心中，引起了和而不同的种种反应。泪流满面者、抽泣唏嘘者、眼含热泪者、神情肃穆者，满怀对震亡之灵的哀悼、对伤残同胞的痛惜、对灾区难民的牵挂、对祖国命运的关切。同时，音乐学家们也在思考：人心和乐，有何机制？和而不同，奥妙究竟在哪里？
“音心对映论争鸣”，起自1985年牛龙菲（陇菲）对1984年李曙明“音心对映论”的批评。争鸣的主要场所，是《人民音乐》。自此之后，争鸣延续至今，长达23年之久。当年论辩的主将之一蔡仲德先生，其间已经故去。此次会中，有年轻学子感慨而言：“当时还没有我呢。”“争鸣”之久，竟然经历一番生死轮回，真是恍若隔世。
正因如此，金兆钧有感而发。他提请音乐美学学会注意组织年轻学子做身边的“田野”工作，及时记录前辈学者的学术轨迹、心路历程，以免造成新的遗憾。
23年过去，由于“争鸣”的触发，有关“音乐感受”乃至“音乐存在”，除“音心对映论”（李曙明）之外，又有“同态转换论”（陇菲）、“音乐符号论”（黄汉华）、“召唤应答论”（赵宋光）、“音心映和论”（卜锡文）、“音心不二论”（罗艺峰）等等言说。
所有论者，都不否认音乐艺术引起人心感受的现象。但是，现象的列举，并不是理论的证明和机制的揭示。
理论的证明和机制的揭示，有不同的理路。对各自理路同情的理解，是进一步深入讨论的前提。各是其是之后，尤其需要彼此理解“其是”之理，并真正把握其中差异。“如果此次会议能够厘清争鸣各方对象之定义、标准之选择，以及其间的实质差异，如果此次会议能够真正了解讨论深入之后各自对相关问题究询的不同理路，那将是真正的进展和成功。”（陇菲）
学术争鸣，当如廖辅叔所言：“唇枪舌剑不伤人，无碍寒光闪烁。”此次会议，多次展开“花冈岩对花岗岩的碰撞”（陇菲语）。即就是中年骨干、青年后进，也不愿做“从石如流”（陇菲语）的“鸡蛋”，而以“恐龙蛋”（杨赛）和“钢蛋（弹）”（叶明春）的气概，和花岗岩般的“音心对映论”论者，展开了激烈论辩。
会议论辩的焦点之一，是对古典文献的理解。
由于专业训练逐步走上正轨，由于其它学科特别是历史学、文献学、版本学等等学科学子进入音乐学领地，年轻学子对某些前辈学者“六经注我，经我互注，以我为主”的主张提出了尖锐批评。这种批评，无疑有其合理性。不过，传统经典的阐释，毕竟只是思维的借鉴，而不是思维的终点。真正的困难在于，打开法眼，发现传统资源中可能生发新创思维的节点。正如白化文先生所说：“读善本书并不难，只要你有机遇。难的是从普通版本中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出身乐界的音乐学家，理应逐渐熟悉、逐渐掌握文献学、版本学等等学科经过长期时间检验的成熟方法。出身史界的音乐学家，也必须逐渐熟悉、逐渐了解音乐学特殊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二者互补，才能开创音乐学的簇新未来。
学术不相信眼泪。版本、文献、训诂、音韵、章句、注疏等等考据功夫的失误，必然危及由此而得结论的生命。音律、音阶、和声、复调、曲式、曲体等等音乐修养的欠缺，必然影响音乐文献阐释的精度与深度。
《易经》有言：“玩辞得其实”。学术论辩，即使学术内核坚硬如石，也依然需要准确表述。特别是全称命题式的断语，尤其要慎之又慎。否则，稍不留意，便会遭遇对手狙击。此次会议，高手过招，眼花缭乱之中，年轻学子对此已经刻骨铭心。
前辈学者中，精于修辞炼句、长于咬文嚼字者，尤其值得后学留心。
比如，茅原先生关于“对映”的讨论，便着眼于“对映”之“对”。此次会议提交的论文中，茅原先生《“音心对映”是如何可能的？》特别关注“反映究竟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无疑，这是不同于“反映”之“对映”的关键所在。然而，进一步言之，所谓“反映”乃是指称人类“能动认识”的特殊术语。如果仅仅是茅原所说之相互的“映象”，所谓“音心对映”和“音心对应”、“音心对称”甚至和化学术语的“对映”等等表述，也还毫无实质差异。如此，它也就有悖人类艺术实践的能动性质。因此，李曙明理应回答杨赛的问题：“音心对映论和反映论究竟有什么关系？”如果，确如李曙明所说，他的“音心对映论”是建筑在反映论的基础之上，那么，音乐又何以“能动地反映”人心？如果他的“音心对映论”不是建立在反映论的基础上，那么，为什么一定要不同于“对应”而自造“对映”的术语？
相关争鸣，涉及一系列音乐美学、音乐哲学的根本。因此，此次会议代表尤其是身居院校领导岗位的代表，特别关注“学科建设”问题。对此，前来旁听会议的海外学子王萌女士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有创造性的学者，有创造性学者的论著，自然就会形成学说、学派、学科。”（大意）和大陆当前高等院校所谓“学科建设”的路数不同，此说强调了学者个体的主导作用，无疑会对我们有所启发。
中国传统音乐美学、音乐哲学资源和西方外来资源的关系，历来是当代中国音乐美学家、音乐哲学家瞩目的课题。和“争鸣”相关，此次提交会议的中青年学者论文，高调发表了建设“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体系”的倡言（冯长春）。面对强势西方文明，针对“如何建设”的问题，他们分别提出了“认真学习西方音乐美学理论以改造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叶明春）、“将传统美学思想分析与传统音乐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冯长春）、“以中国音乐美学原范畴和西方音乐美学对话”（杨赛）等不同的主张。这些主张，都还有待论者奋力“志行”（墨子），才能最后见其究竟。
此次会议，还有年轻学子，在前辈学者立论基础之上生发，拈出“审美中的立美”之新颖命题（武文华）。此论，已经出离“争鸣”樊篱，显示别样旨趣。
2008，国家多难，灾难考验着中国，灾难考验着华人。汶川挺住！中国挺住！全球化的当今，国运、族运都处在转折关口。学者不是军人，学者不是医生，学者不是工人，学者不是农民。学者就是学者，学者以学立身、以学为民、以学报国、以学参天下万物。音乐学者，当此关口，自当更加专心研习音乐。
全球化的当今，世界亦中亦西、亦古亦今。新体新用，日日新，苟日新，又日新。“音心对映论争鸣”已经23年，理应生新局面，出新成果。“喜人之同乎己而恶人之异乎己”的毛病（《庄子・在宥》）理应克服。“不见其诚己而发，每发而不当；业入而不舍，每更为失”的恶习理应革除。“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庄子・天下》）的局限理应突破。
《庄子・养生主》说：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