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3 15:14:56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中国社会科学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1）按主管部门划分为全国性期刊和地方性期刊。
（2）按是否正式出版分正式期刊和非正式期刊。
（3）核心期刊，如《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4）称一级期刊、二级期刊、三级期刊（如四川省第二次期刊质量考评，评定1998年全省期刊质量为一级期刊179种，二级期刊93种，三级期刊6种）。
（5）优秀期刊（如1999年社科院举行的期刊评奖活动中，《文学遗产》等八种刊物被评为“优秀期刊”）。
（6）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如1992年国家科委、、新闻出版署联合举办的首届全国优秀期刊评比中，设优秀期刊一、二、三等奖。
（7）十佳期刊，如江苏省社科类十佳期刊，首届全国高校社科学报双十佳。
（8）来源期刊，如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
（9）国内权威刊物，如《湖南大学校定国内权威刊物目录》。
（10）重要学术期刊，如《湖北大学一级和重要学术期刊目录》。
由于给期刊定级的机构、院校很多，定级的出发点、目的和标准各不相同，期刊分级的称谓也就显得五花八门。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期刊的主办者越来越重视期刊分级的结果,对分级中获得的好成绩往往在刊物醒目位置予以标注，而称谓的复杂多样使得读者难以辨明。如“优秀期刊”，在某次定级中可能是最高级别，而在另一个定级中可能是第二级或第三级，最典型的如全国高校社科学报评奖，在“优秀学报”上还叠着两级，分别是“百强”（第二级）和“双十佳”（第一级）。而“核心期刊”的标注方式竟有19种之多，出处不一但又未标明，读者很难弄得明白。
1、《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该书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联合研制。第一版(1992年)共载核心期刊2174种,分为128个学科。第二版载核心期刊1596种，分为130个学科。第三版载核心期刊1571种（其中270种为新入选的期刊），分为75个学科。《要览》第三版采用多指标筛选法，以1995—1997年国内出版的中文现刊作为统计研究对象（港、澳、台期刊未计入），筛选指标有六项，即期刊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载文量、被摘率、影响因子，经过综合筛选，最后由专家对筛选方法、统计数据及筛选结果进行评审鉴定（根据专家意见作个别调整），产生出各学科的核心期刊表。
2、《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研制。该中心从1996年开始建立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统计分析库，根据几年来的研究成果和对大量数据的统计分析，确定了1999年度中国人文社科学核心期刊并编制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共收入506种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基本覆盖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学术期刊，反映了我国人文社科论文的学术水平，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认定的学术研究核心期刊，也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统计分析和文献评价研究的重要信息基础。社科院每年将对核心期刊进行更新补充，并淘汰不符合核心期刊入选标准的期刊，
3、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共同资助，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承建开发。CSCD第一版（1996）收录期刊315种，第二版（1997）增加到582种，后又经过几次扩充，2000年收录1500种。该系统全面参照美国“ScienceCitationIndex”(SCI)的编制体系，它按照“二八规律”（即80%的主要文献分布在20%的核心期刊中）粼选了我国4000余种自然科学期刊中具有较高水平和编辑质量的核心期刊。利用本库可以查找核心期刊中发表的论文及引文，更重要的是其评价功能，利用其引文数据可评价个人、实验室、学术机构的学术水平与学术地位，评价期刊质量等。另外，《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期刊网编委会与中国科学文献计量中心确定3500种期刊为“《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900种人文社类期刊为“《中国人文社科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
4、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文重要期刊目录
1995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和国家教委研究生工作办公室颁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文重要期刊目录》，共收443种期刊。
5、国家期刊奖
由新闻出版署和科技部组织，每两年一届。首届“国家期刊奖”于2000年元月颁奖，《求是》等48种社科期刊和《中国科学》等64种科技期刊分获首届国家期刊奖，23种社科期刊和22种科技期刊获得国家期刊奖提名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国家期刊奖中科技类期刊学术性专业性更强，社科类则很驳杂，49种获奖期刊中只有12种是学术研究期刊，著名的有《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北京大学学报》、《文艺研究》、《文史哲》、《江海学刊》等。
6、百种重点社科期刊
确定核心期刊的标准可以概括为以下几项，其一主办机构的权威性，其二文章作者的权威性，其三，文章的被引用率及文献的半衰期（测定文章内容新颖性的指标，一般科技文献半衰期较短，社科文献则较长）。简单地说，核心期刊是学术界通过一整套科学的方法，对于期刊质量进行跟踪评价，并以情报学理论为基础，将期刊进行分类定级，把最为重要的一级称之为核心期刊。
在国际科学界，如何正确评价基础科学研究成果已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而被SCI、SSCI收录的科技论文的多寡则被看作衡量一个国家的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科技实力和科技论文水平高低的重要评价指标。
1.SCI即《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是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 fic In formation简称ISI）创建、出版的一部世界著名的期刊文献检索工具。该数据库通过其严格的选刊标准和评估程序来精心挑选有代表性的权威的科技期刊作为数据源，声称这些数据源包括了世界上90%以上的重要的科技文献，所以被它收录的论文具有较高的质量，代表了当时有关领域的先进水平。包括了全世界出版的数、理、化、农、林、医、生命科学、天文、地理、环境、材料、工程技术等自然科学各学科的核心期刊3700多种，使得SCI收录的文献能够全面覆盖全世界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SCI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不但收录文献的作者、题目、源期刊、摘要、关键词，以及出版信息等，而且还收录每篇论文引用文献的信息，建立了引文索引。不仅可以从文献引证的角度评估文章的学术价值，还可以迅速方便地组建研究课题的参考文献网络。SCI创刊于1961年。经过40年的发展完善，已从开始时单一的印刷型发展成为功能强大的电子化、集成化、网络化的大型多学科、综合性检索系统。所以SCI不仅作为一部文献检索工具使用，而且成为科研评价和的一种依据。科研机构被SCI收录的论文总量，反映整个机构的科研、尤其是基础研究的水平；个人的论文被SCI收录的数量及被引用次数，反映他的研究能力与学术水平。
2.SSCI即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为SCI的姊妹篇，亦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建，是世界上可以用来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科学论文的数量进行统计分析的大型检索工具。1999年SSCI全文收录1809种世界最重要的社会科学期刊，内容覆盖包括人类学、法律、经济、历史、地理、心理学等55个领域。收录文献类型包括：研究论文，书评，专题讨论，社论，人物自传，书信等。选择收录期刊为1300多种。
国内普遍使用的核心期刊索引有CSSCI及其他核心期刊目录等。
1．CSSCI科学引文索引是从文献之间的引证关系上，揭示科学文献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引文的统计与分析，可以从一个重要侧面揭示学科研究与发展的基本走向，评价科学研究质量，为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发展与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由南京大学研制成功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是国家、教育部重点研究项目。2000年该项目完成了CSSCI引文数据库的构建工作，相继研制成功了CSSCI数据库网络版和光盘版。经过数年的努力，现已开发的CSSCI（1998—2004年）7年数据并在国际互联网上和国内电讯网上向社会各界提供多种形式的查询服务，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该项成果填补了我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空白，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教育部已将CSSCI数据作为全国高校机构与基地评估、成果评奖、项目立项、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重要考核指标。CSSCI数据库已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等100多个单位购买使用，并将CSSCI作为地区、机构、学术、学科、职称、项目、成果评价与评审的重要依据。
作为我国社会科学主要文献信息统计查询与评价的重要工具，CSSCI提供多种信息查询、检索途径，可以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国内社会科学研究前沿信息和学科发展的历史轨迹；为社会科学管理者提供地区、机构、学科、学者等多种类型的统计分析数据，从而为制定科学研究发展规划、科研政策提供科学合理的决策参考。南京大学CSSCI数据库已向社会开展服务，服务项目有网上包库（包库机构在限定的IP地址范围内的任何一台计算机上、任意时间段使用CSSCI数据库）、网上查询（非包库用户通过网络查询CSSCI数据库）；委托查询（用户委托南京大学代为查询CSSCI数据库，出具查询报告）、手机查询（中国移动手机用户通过发送手机短信形式查询CSSCI数据库），详情可登录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网站查询。
社会科学素养包括社会科学的一些基本常识和方法论，它是经过学术论证和检验的对世界的认识。就新闻工作而言，包括多学科的知识。本文以社会心理学和统计学的基本原理为例，结合几个曾经的热点新闻，探讨社会科学素养的缺失，对受众可能造成的误导，以及对当事人造成的损害。
2011年10月13日，在广东佛山南海发生了一场全国闻名的悲剧，2岁女童小悦悦（王悦）在小巷里遭两车碾压，其间有18人路过，都没有施以援手，直至一名拾荒老太将其送往医院，终因受伤过重，在医院去世。《羊城晚报》以《两车先后碾过两岁女童十多冷血路人见死不救》最早爆料，斥责路人没有及早救援，并称路人是“冷漠”的。这成为随后铺天盖地报道的主要观点，例如，有媒体就评论道：“佛山的事件说明，有一种冷漠和无情在中国社会潜伏甚至游动着，它们随时有可能被激活，像毒气一样窒息一个特定环境下人们的道德感，制造出令社会道德底线无法接受的表现。佛山那18个人的冷漠，以及肇事司机的逃逸，就是中国社会道德面貌的一个真实细节”。类似的评论还有很多，但若是一位社会心理学家看到这样的评论。估计会请义愤填膺的评论家们冷静一下。那18个路人是冤枉的，他们其实并非道德上存在瑕疵，而只是“多元无知”这一心理学效应下不自觉的牺牲品而已。
“多元无知”（Pluralistic ignorance）是社会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它被用于描述人们在公众场合的行为模式。通常人们在公共场合里，如果遇到模糊不清的状况、突发的事件，为了消除自身的不确定性，会观察和模仿身边他人的反应。结果形成彼此趋同的行为模式。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西奥迪尼在其《影响力》一书里，指出在美国普遍存在着“当一名受害者在痛苦中挣扎着需要帮助的时候。却没有一个旁观者伸出援手”的情况，其中最著名的案例是凯瑟琳·季诺维斯（Cathefine Genovese）案。值得注意的是，此案和“小悦悦事件”性质类似，但情况还更为恶劣，对此案的反思导致了“多元无知”概念的提出。
1964年3月13日，纽约皇后区发生了一场凶杀案。29岁的妇女凯瑟琳·季诺维斯凌晨下班回家，在路上被一陌生男子用刀杀死。在长达35分钟的作案时间里，凶手追逐受害者三个街区，并在她声嘶力竭的求救声中将其杀死。在这段时间里，38个邻居透过窗户目睹了凶杀案的发生，却没有一个人费神拨一下报警电话。最终季诺维斯因失血过多而去世。这场悲剧发生以后，《纽约时报》进行了如下的报道：“在半小时内，38名皇后区令人尊敬的守法公民眼睁睁地看着凶手在丘园三次追逐并刺杀同一个女子。有两次，他们发出的声音和他们的卧室里突然亮起的灯光都让凶手吃惊地停了下来。但每一次他都返回去。找到她并刺死她。整个过程没有人一个报警。”事件震惊了美国。其后新闻和报道的基调也同中国类似，质疑美国是不是变成了自私自利、麻木不仁的社会。有的将其归咎于电视上的过多暴力，导致人们对现实中暴力的过分容忍。更多的媒体人则认为是都市生活，使得个人与群体疏离。导致人的“非人性化”。
但社会心理学家仔细研究了相关报道以后。却得出了不可思议的结论，认为之所以会发生这一悲剧事件。原因是旁观者人数太多。因为目击者的人数越多，使得每个人觉得自我责任越轻，这个道理适宜于中国的一句俗语，“三个和尚没水吃”。而且人们在选择行为的时候，通常会采用社会认同的行为模式，他人的行动是自我行动重要参考。若他人采取若无其事的态度，人们也会自然地模仿。为了证明这个观点，社会心理学家曾做过实验，让一个人在大街上假装癫痫发作，若是一个人在场时，他获得帮助几率是85%。而当五个人在场时，获得帮助的几率只有31%。
除了人数，还有几个因素会影响到人们是否参与到帮助中去。一是对事件重要性的判断。假若危险情况是确定和明显的，人们施以援救的几率会大得多。例如我们很少看到溺水时旁观者冷漠的新闻，这是因为类似的危险显而易见。二是通常文化习俗里人们表现得老成，举止稳重更容易受到尊敬。三是对于陌生人，人们通常难以判断其求救的表情和危险程度。以上也是都市为什么看上去比乡村社会更为冷漠的原因。
那么参照上述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小悦悦案件里，大量的新闻和评论将其指向18个路人的冷漠事实上是不公平的。来自各地的打工者，在路过一个陌生街区，于下午5点并不能看清楚形势的黄昏，又听不到2岁的小孩发出的明确求救信号，因此不能主动停下来救援，是情有可原的行为。
可惜的是纵观相关的评论和报道，提及了“多元无知”这一基本社会心理学现象只有一家媒体。绝大多数都犯了当年美国媒体的错误，将基本的心理现象无限拔高，这反映了社会科学素养的缺失。过去比较强调记者的科学素养，但是一直没有注意社会科学素养的培养。这使得小悦悦事件里18个路人被过分的指责，承担了太多的骂名，而廉价的指责并无助于事件的解决，反而导致对社会道德水平过于悲观的估计。
在小悦悦事件新闻报道和评论里，违背社会科学常识的还有其他，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情况几乎是很多新闻报道的通病。上述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接下来笔者从统计和概率的角度探讨小悦悦及其相关事件中存在的报道误区。
通常新闻记者是好事之徒，喜欢对突发事件进行报道，并上升到普遍的意义，但这归纳意义的过程其实存在着以偏概全的极大可能性。依据统计和概率规律，个体只能有限度地代表整体，例如一个人的犯罪，这并不能否认其家庭，更不能牵扯到他的种族和国家。而在小悦悦事件里，众多媒体不是将其视为个案处理。探讨出现类似情况下避免危机，而是提出过于宏大的命题。有媒体这样写道“因为小悦悦的悲剧，是在以一种极端残忍、极端血腥的方式，告诉我们：道德病了，人心病了，制度也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很显然，小悦悦的遭遇，又一次次戳破了我们社会的道德脓疱，推倒了那些虚华与矫饰的沙塔，也是对GDP神话的某种嘲弄。”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不负责任的评论，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目前还没有找到很好的测量手段来评价。中国既有小悦悦案这样的悲剧，但也有最美司机、最美妈妈等充满正能量的案例。要说明道德整体水平的上升和下降，需要更大规模的统计和测量。
国外有学者就指出，概率统计知识应当是公民的基本素质。不具备这方面的素质。从事新闻报道就很难避免夸大其词，以偏概全，造成社会不必要的损失。以最近发生的复旦大学研究生投毒案为例，2013年4月16日，复旦大学研究生黄洋因被其室友投毒，不幸去世。悲剧发生后，媒体进行广泛报道，有的指出这是医学院的教育缺乏人文素养所致，有的评论说“只有高智商、缺乏高情商的大学生，充其量不过是存在缺陷的半成品。而情商扭曲的高材生甚至可能成为贻害社会的危险品”，有的指责这是中国长期以来应试教育的结果，有的提出中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就有问题，还有的建议彻底改变现有的大学生住宿体制，将合租制改为自愿选择或者一人一屋。只有少数媒体能够比较客观地指出，大学生的精神和心理疾病发病率的问题。
事实上报道新闻的时候。人们对大学生这个样本的理解就已经出了概念上的错误，似乎发生恶性案件是不可思议之事。但客观而言，大学生目前早已不是扩招前的数量。有统计指出中国在校大学生的规模已经将近3000万，相当于英国人口的一半。在这样规模的人口基数下，出现精神疾病，发生刑事案件的数量自然会大得多。有人指出相比过去，大学生同室相残的新闻数量多了很多。但如果比较下人口基数，以及媒体的日渐开放，大体上大学生同学关系并不比过去有多大变化。为一个偶然的案件，而去指责整个教育制度是荒唐的，如果为此改变现有大学住宿结构，将是人力财力的极大浪费。
再举一个媒体常犯的统计错误。在中国新闻媒体里常有癌症村这样的报道，指出某地特定癌症疾病发病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并指出这是当地化工厂等所致。因为看统计数据，似乎不应有同一疾病在某一地区明显多发，但事实上并非一定如此。以扔硬币为例。大家都知道正反的可能性是一半对一半，但现实情况里，并不会出现正一次、反一次轮流出现的情况，而是某段时间正面多些，某段时间反面多些，很多癌症村也可能是这样。高于常规数量的病例集中在一个地方是概率上非常容易出现的情况，新闻里有某人连续中大奖、某罕见病发生于一个家庭的情况，这其实并非少见。
统计和概率是理解社会的重要手段，但数据有时也会以微妙的形式撒谎，如果不是科学的测量，得出的数据将会很大程度上误导公众。小悦悦事件里，有舆情调查中心就做了如下的调查，数据显示当问及“‘你认为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相比十年前有何变化’时，绝大多数受访者对当今社会的道德水平不乐观，有九成以上（94.2%）的受访者认为相比十年前，现在社会的道德水平有不同程度的倒退，其中82.1%的受访者认为‘有很大倒退’，还有12.1%的受访者认为‘有一些倒退”’。参加调查的有两万多人，样本数目很大，看上去也很科学正规，并且在互联网上参与填写问卷。但这个数据并不科学权威，如果作为社会科学论文，一定通不过基本的学术评审。
互联网的问卷调查不是科学的统计方式。它首先在样本总量上就把大批不能上网的中国人排除在了统计之外。其次。网民的人口分布并不均衡，绝大多数网民是20-40岁之间的年轻人。第三，在互联网上愿意投票的人本身就对这个事件有了比较强烈看法，他们表达意愿强烈，但大量不愿意表达意见者的看法就被忽略了。这就像评选历史上最伟大的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员，姚明当选的可能性极大，因为愿意支持他的人极多。以不科学方法得出的统计数据，只能代表填写了两万多张问卷的网民看法。
然而，上述问卷又是从具体案例出发询问的抽象问题，诱导性是非常明显的。社会心理学实验就发现，随机设定的数据会影响人们对价格的判断。例如，在屏幕上随机播放一个数字，其后询问被试者某个商品的价格，得到的回答大体在这个数字上下范围内。那么小悦悦事件的新闻发生在先，再询问对中国社会道德的看法，自然会得到更为负面的评价。
在设计调查问卷上，有倾向性的题干也会有操纵数据的嫌疑。如问及“你是否支持中国出台有关见义勇为、帮助别人的法律”时，结果显示，七成多（74.8%）的受访者表示“支持”，仅一成多（13.3%）受访者“不支持”，剩余11.9%的受访者表示“无所谓”。
做统计问卷时的基本常识就是人的态度是容易为问卷所左右，因此提出问卷时应当采取中立的立场。并且需要将问题进行细化。上面调查里使用了见义勇为这样的词汇，作为社会认同的规范，让人去选择不支持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而且题干本身也存在逻辑的陷阱，见义勇为是一件事，帮助别人又是另一回事，被糅合在一起同时出现于问卷里。但帮助他人未必就是见义勇为，明显有诱导被调查者的嫌疑。
记者：您好张书记，听说您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提出了我们国家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您当时做出这个具有前瞻性的重大思考，其依据是什么？
张颢瀚：九十年代初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源于当时国家经济发展与改革的现状，特别是依据当时发展中的体制方式这两个影响和决定国家经济发展方向和发展效益问题，这两个问题既带有根本性又带有宏观性，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进程。而对这两个问题，从初步认识到形成思路，又源于对当时经济发展现状的较多的深入基层的调研。1993年，全国国有企业亏损呈快速增长之势，由于国有经济是当时中国经济的支柱，由此影响全国宏观经济状况的恶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党校、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和江苏省委党校联合进行国有经济状况的调研。我们一行几人在江苏连续调查30余天。在此之前几年里，我一直跟踪研究企业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每年都用很多的时间到南京、无锡，也到过上海等地进行实地调查，又通过这次参加集体的较长期系统的集中调研，更加深了对国有经济和宏观经济现状的认识。这次调研报告由我主笔起草，在报告中正式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与转变经济体制模式的建议。当然，这一思路和建议是大家共同讨论的成果，在京的调研组成员又给国家再次专门报告。所以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建议，是由于长期跟踪调研和这次系统调研，发现国民经济的问题直接源于企业，而企业问题从根本上源于经济的发展方式。在此前相当一段时间内，国民经济处于大起大落状态，而当时国民经济和企业的发展，主要是靠发展高速度的支撑，发展高速度又靠大规模的高投资支撑，大规模的高投资和发展高速度又带来高通涨。由此不断反复，国家的经济一直处于追求发展高速度，盲目扩大投资规模的粗放发展模式之中。如果不从发展方式上解决问题，企业的效益问题就不能解决，企业的竞争力问题不能解决，国家经济的大起大落就不能解决。由此提出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家到企业，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上一定要转变发展模式，从速度型转变为效益型，要下力气转变粗放式的发展模式。
与转变发展模式相关，同时提出了转变经济体制模式的建议。通过调研发现，经济发展方式中存在的问题与经济体制模式直接相关。而经济体制模式的问题，既表现在微观领域，也表现在宏观领域。从微观上看，主要是企业产权体制和管理体制的深层问题；从宏观上看既涉及到国家和企业的产权关系，又涉及到国家宏观经济的投资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等多个方面。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必须从微观领域和宏观领域转变经济体制模式。
现在看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长期的、深层次的任务，是决定我国经济发展方向和国家经济竞争力的根本性问题。同时我也认识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生产力领域的问题，并且受到国际生产技术和产业转移等因素的严重影响，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会有不同的侧重点。现在，对这些问题进行过程性的、跟踪性的与时俱进的研究远远不够。当时提出这一问题，主要是立足于国内经济状况，那时国民经济受国际经济影响较小。随着我国经济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外向度的提高，现在认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一方面要认识国内宏观经济领域和微观经济领域的问题，同时又要十分关注国际技术领域、国际产业结构和国际产业转移方向等十分关键的问题，否则就很难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方向做出正确的判断，很难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和举措做出正确的选择。
当前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同时还要重视经济体制模式的转型。当时经济体制模式的转型主要涉及到经济的微观体制和宏观体制的关系，而当前阶段，这一问题更加复杂，不仅涉及的宏观、微观经济体制的深层问题，而且与社会转型密切相关，转变涉及的关系更多、范围更广、难度更大。但是中国发展前进的方向是，经济体制模式必须根本转变，才能保证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从而保证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才能保证我国经济在国际复杂环境中的持续竞争力。
记者：有的学者认为，由现代工业文明而产生的科学主义、个人主义和权利主义无法解决全球化之后人类共同面临的能源、生态、环境危机，责任与和谐有替代自由、效率等被视为具有普世价值的新价值功能，您对此有何看法？
张颢瀚：你谈的这个问题具有全球性，十分重要。我是研究经济学的，对这些问题没有深入的全面的研究，可以谈谈个人的一点看法。现代工业文明自从产生以来，就成为全球发展的主导方向，成为改变全球面貌、改变整个人类前进的主导力量，至今这一过程仍在持续。现代工业文明对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仍然是期待实现或正在推进的大事业。从现代工业文明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看，我以为现代工业文明有两个重要动力，一个是生产领域的科学技术推动，一个是社会形态领域同时又融入到生产关系领域的个人主义或个人的权利主义。从科学技术来看，主要是在生产力领域起推动作用，不断地产生新技术，不断地更新和提升人类改造自然、向自然获取财富的能力，不断地更新和提升满足个人和社会乃至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和能力。它的作用范围主要在生产领域，由于现代工业文明主要是从资本主义国家蕴育产生，因此必然的同时畅行个人主义和个人的权利主义。从生产力领域的视角来看，个人主义或者是个人的权利主义可以成为提高效率、推进经济发展的内在的和不竭的动力，而这一动力反过来又推进科学技术的产生，由此推动现代工业文明的快速进程。
但是，由于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强大的生产力，形成了对自然的强大的索取能力，再加上个人、集团与国家对各自效率与利益的追求，由此造成了能源的危机和生态环境的危机。追溯现代工业文明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获取自然资源的能力和水平在快速上升，但同时又有两个伴生的因素在起作用。第一是个人、经济集团和国家对能源需求渴求的无限性，对获取利益的无限性追求，从而导致生产领域生产成本的外部化，造成生态和环境的严重问题；第二是科学技术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科学技术存在两个方面的重要现象：一是虽然科学技术在不断推进，但仍然不能满足人类在获取自然资源变为有用产品的过程中，及时地解决污染、或实现零污染所需要的技术；二是新的技术有时虽然可用，但是相对成本较高，由于个人利益主义的作用，又排斥对新技术的使用。以上可能是现代工业文明进程中科学主义、个人主义和能源、生态、环境危机之间的关系。
现代工业文明的导向仍然是创造更多的财富，满足个人和社会的需求，但是在这一进程中由于上述的关系而产生能源与生态的危机，由此又造成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危机。这与现代工业文明的方向相左，与人们利用现代工业文明、追求发展和享受的目的相左，这就是产生或者说全球提出了责任与和谐的主要原因。很显然，个人主义、权利主义、自由或单纯追求各自的效率的角度，难以解决这些危机，需要责任与和谐。我认为，责任与和谐应当是社会发展、社会生活中以及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为保证生活的良好、社会的发展及国际的和平与健康发展，都必须具备的原则、价值或者是义务。这也是当代需要各国共同解决全球化之后人类共同面临的能源、生态、环境危机必须共同具备的价值观念与原则。
正是由于上述的原因，所以责任与和谐才被全球所认可。而这种全球性的认可，一方面是源自于全球性的危机的现实，另一方面这种认可又是解决全球性能源生态环境危机的条件和力量。从全球的认可来看，具有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来自于危机影响的普遍性。问题在于，需要承担这种责任，实现和谐的路径、方式和方法，对于不同个人、不同经济团体和不同国家，又会产生不同的利益影响，目前很难找到一种对全球各个群体都有同等利益的、都可用接受的方式方法和形式。这就是承担责任，实现和谐发展的阻碍所在。解决这些矛盾与冲突，不仅需要用人类的共同责任与人类社会普遍认可的目标来替代个人的、局部的自由和效率，更需要国家和政府之间在推进过程中有更大的压力、更大的动力、更强的能力和更高的智慧，这将也是一个较长期过程。
现在经常提到的科学主义，实质上是指工业技术领域或自然科学领域的所谓科学主义。我们一般讲到的科学应该是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领域，自然科学领域的科学与技术方法，是针对解决自然和工业领域的问题而产生的科学技术，它来源于工业领域和自然领域，其功能和解决的对象也主要在工业领域和自然领域，具有机械性、可控性、可重复性、强制性和普遍的适用性，一般并不适用解决社会问题。 社会的存在方式与运行方式及其规律，都不同于自然领域，不能通用科学技术的方式。这是所谓科学主义问题的实质所在。社会是由亿万个具有社会性的个人、千万个社会性的团体和众多国家组成的，每个个体都有不同的特征、不同的利益诉求，每个团体、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诉求。因此，主要只能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如责任与和谐就是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才能有针对性的解决社会问题，用机械的、强制性的、单一的科学技术的方法很难解决复杂的、具有个体利益特征的社会问题。解决个人主义权利主义与人类能源、生态、环境危机的关系，以及解决责任与实现和谐等，不是自然领域与技术领域而是社会领域的深层问题。在这里主要是一个方法的选择问题。
• 人物链接 •
张颢瀚，江苏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教授，博导。江苏省委、省政府评定为江苏省333工程中青年首席科学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省委决策咨询专家，省政府十二五规划省长特聘专家；江苏省政协委员、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天大学等兼职教授。
关键词： 卡夫卡 悖谬 渊源
迪伦马特指出：“正像逻辑学家不能离开悖论（或反论），物理学家不能离开徉谬一样，戏剧家也不能离开悖谬。”［1］“悖谬”是卡夫卡思考问题的一个基本模式，而且支配着他一生的行为，每件事，他都先站在正面观察，然后又站在反面去衡量；正的和反的往往互相抵消。这样，很多事情在决定性的时刻，都被他的“内心的反叛”掉了。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卡夫卡产生这种悖谬性思维模式，最终以“悖谬”的方式来表现异化呢？我们认为这与他的犹太血统、在家庭关系上出于对父亲既憎恨又畏惧的情感及深受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据社会学家的观点，同一文化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得不面临同样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由文化中存在着的特定生活处境所造成，它们并不代表“人类本性”所共有的问题，而且具有独特性。犹太民族就是这样一个极特殊的民族。在历史上，犹太民族一直是一个在漫漫岁月中无家可归、像幽灵一般四处飘荡的不幸民族，漫长而无望的漂泊和受难历史，早已在这个民族的肌体上培育出沉重的苦难，经过千百年的历史沉淀，化作一种“集体无意识”融入犹太民族的血液。
卡夫卡就出生在一个犹太民族的家庭里，他犹太民族的身份像阴影一样伴随着他的一生，受歧视的民族血统成为他一生中沉重的精神负担。身为犹太人，他“无家可归”的意识是十分强烈的，在写给密伦娜的一封信里有这么一段话：
“……这种欲望有点永恒的犹太人的性质，他们被莫名其妙地拖着、拽着，莫名其妙地流浪在一个莫名其妙的、肮脏的世界上。”［2］
这里，卡夫卡十分形象地道出了他的民族的悲剧命运和在世界上所缺乏的归属感。他晚年写的长篇小说《城堡》就可以找到这种人生体验和感受，可以说它就是这个犹太世界的缩影，每个犹太人都会觉得自己身上有种“无家可归”的感触――就像人们能在自己身上发现浮士德、堂吉诃德或于连・索黑尔也是他的“自我”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样，这是一种不受法律保护、失去了任何庇护的身份，这自然会让人想起犹太人的命运，猜出主人公的犹太人身份，尽管小说自始至终没有一次提及“犹太人”的字样。小说以超现实的、令人惊恐的笔触清晰地揭示了主人公“心中的寂寞”。［3］《城堡》写出了所有犹太人无家可归的失落感，“谁都不是谁的同伴”，事实上还可以进一步说：这就是犹太人特有的感情，他们想在异乡土壤上扎根，他们使出全副心力把自己变得同那些当地人一样以便与之接近，然而他们却从未完成那种融合。小说主人公K为了办理居住证明展开了不懈的努力，都一次次地失败，他发现，他身处其中的是一个充满敌意的陌生的世界，“到处是怀疑的目光，冰冷的语言和推拒的手，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打开与村里人沟通的渠道，被他们承认和接纳，被遗弃的感觉强烈地占据着他的心。”［4］直到临死的时候，城堡当局才准许他在村子里居住，可这种恩准对他来说己经没有意义了，这正向我们展示了生活中的悲剧命运，反映了他作为犹太民族一员找不到家园的痛苦和深深的失落感。正如勃罗德所说：“卡夫卡在《城堡》中已经展示出一幅伟大的和悲剧性的图景，描写进行融合不过是徒劳；在这个简单的故事里，他从犹太人的灵魂处讲出来的犹太人的普遍遭遇比一百篇科学论文所提供的知识还要多。”［5］犹太民族受排斥受压迫的生存处境，使卡夫卡体验到了生命的弱小和个体的无助，在潜意识里渐渐倾向于一种有悖常规的思维方式；而犹太民族的“贱民”身份，进一步强化了他看待事物的“悖谬”方式。
每一个犹太人都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触，这是根深蒂固的。而卡夫卡作为犹太人，他的特殊境遇不仅在于此，他所掌握的语言也具有不合拍性。“身为犹太人，学的不是希伯来语，而他所精通的德语在周围国民中却是陌生的。”［6］从语言环境看，他仿佛生活在一个孤岛上，这时产生“异乡人”的失落感也是在所难免的。
这种作为犹太人的特殊身份及所掌握语言的不合拍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作品的基调；被排除在外的异己感和失落感使他在思想上偏离正常的轨道，不停地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却始终找不到出路，思考问题时趋向“二元对立”。这种情形之下，他的内心渐渐地变成一个多元的世界，无所归依，成为一个生活的局外人和精神的漂泊者。
说到民族，卡夫卡是个“无家可归”的异乡人；如果他能有个温暖的家庭，那么他那“冰冷的内心”或许能得到温存，甚至融化，但他没有。在1913年8月21日的日记里他写道：
“现在，我在自己的家庭里，在那些最亲近、最充满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近年来我和我的母亲平均每天说话不到二十句；我和父亲除了几句空洞的大话以外几乎没有别的话可说；和我那两位已结婚的妹妹和妹夫不生气根本就没有话要谈。原因很简单，我跟他们没有最细小的事情可谈。一切跟文学无关的事情都使我无聊，使我痛恨，因为他们干扰我，或者说阻碍我，哪怕这只是假说的。”［7］
卡夫卡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是个“白手起家”的中等资本家，凭自己的精明强干、体格健壮维持着家里的生计，他关心的是赚钱，缺乏应有的文化素养，和子女在思想上不能沟通，而且非常专断，是个“专制有如暴君”的家长，这使得自小身体孱弱的卡夫卡从内心感到恐惧，心情一直受到压抑。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潜意识永恒性是儿童期经历与成年后行为的中心点，儿童期受到压制的恐惧和欲望，在整个经历或者说是整个成长过程中都会受到影响，父亲从童年起就压抑了他天生孱弱而敏感的天性，扭曲了他的心灵。因此父亲对他的影响是致命的。
父亲的专断、强悍使卡夫卡感到恐惧，在他心目中父亲是一个不由分说的法庭，一位具有绝对权威的法官，卡夫卡一生所做的重大决定都受到父亲的干涉。在职业的选择上，卡夫卡酷爱创作，把创作作为他一生最伟大的追求，这却违背了父亲的意愿，为了维持自己和家庭生活的必需，他不能放弃保险公司的那份岗位，那个既不能给他提供固定的优厚的薪俸，又没有赏识他的才能的上司的岗位，这就使得卡夫卡的创作与职业之间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的岗位于我是不可容忍的，因为它对于我唯一要求和唯一职业即文学是格格不入的，……你也许会问，那么我为什么不放弃这个岗位而后靠文学劳动――我没有财产――过日子呢？对此我只能给予如下可怜的答复：我没有这么做的力量，据我对我的处境的观察，倒不如在这岗位中走向死亡。”
卡夫卡出于经济方面和对家庭的责任上，“恪尽职守”地从事着自己不喜欢的职业，这样他就更渴望一份爱情，得以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温暖的家庭，弥补他对爱的渴望，可是在爱情、婚姻问题上，他也受到父亲的蛮横干涉，致使他在七年的时间里（1912―1919）先后与两位姑娘订过三次婚，可都以失败告终。卡夫卡第一次把结婚的意向告诉父亲时，父亲竟以如下的话进行奚落：“她也许随便找了一件衬衣穿上，就像所有布拉格的犹太女子那样，于是你就决定娶她了。而且越快越好，恨不得过一个星期，明天，今天就要。我真不明白，你已经是成年人了，又是个城里人，你除了见到谁就马上想娶谁，就想不出别的主意了吗？”［8］对于父亲的接连羞辱，卡夫卡被深深地刺伤了。
另外，出于对“唯一职业即文学”的酷爱，也是卡夫卡一直没有建立自己家庭的原因，他怕婚后的生活会把在夜里写作这唯一的爱好剥夺了。在婚姻问题上，卡夫卡再次尝到人生的两难处境，徘徊在渴望与恐惧之间，强烈的渴望必然导致对其的恐惧，而在恐惧的同时又迫切渴望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在家庭与写作之间做出选择使卡夫卡感到更加为难。
卡夫卡强烈地感觉到一生都生活在“父亲强大的阴影”下，人生的重大选择（职业、婚姻）都控制在父亲的手中，被迫从事不喜欢的职业，不能同自己心爱的姑娘在一起，一切的一切都在两个极端摇荡，使卡夫卡的处境进退维谷，进而在潜意识里将“悖谬”性思维模式的种子深深地埋在了他的头脑中。
卡夫卡同父亲的上述矛盾和冲突也反映在他的作品里，以“悖谬”的形式表现出来。《变形记》就是集中表现父子冲突的。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莎一觉醒来，竟变成一只甲虫，这是卡夫卡对其失去乐趣的枯燥的生活的象征性表达，以一种悖谬的方式把格里高尔和家人的关系突出出来。他和父亲的关系是最关键的，维系家庭生计的长子所发生的病故，不但得不到父亲的同情，反而引起他最不可遏制的愤怒，后来是他给儿子扔的苹果，造成格里高尔的致命伤。这跟《判决》中父亲无情地对儿子判处死刑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后者的悖谬性在于毫无父子之情的判决，是从维系封建宗法式的“家长”威严着眼的；前者的悖谬性在于用“甲虫式的人”来突出父子关系，是从维护资产阶级的伦理原则出发的，在资产阶级家庭中，维系家庭关系的是利益，即经济关系，一旦失去这种“关系”，他就会成为家庭中的累赘或多余人，受到家人的厌烦和遗弃。在1919年他写了一封长信《致父亲》，把对父亲的不满，转向对父辈文化乃至传统文化的绝望，这封信可以说是他向整个陈旧的父辈文化进行全面讨伐的檄文。
在家庭关系方面，对父亲既敬畏又恐惧的心态，使得卡夫卡在思考问题时更加倾向于“悖谬”这种二元悖论的思维方式。德国研究卡夫卡的专家巩特尔・安德尔斯对卡夫卡有一段很好的评价，他说：“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操德语的人，他在捷克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波希米亚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工工伤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但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作家。而就作家来说，他也不是，因为他把精力耗费在家庭方面。可‘在自己的家庭里，我比陌生人还要陌生’。”［9］
“障谬”最先是一种哲学上的术语，因此，卡夫卡所建构的“悖谬性”思维与他在哲学上深受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叔本华认为意志是世界的内容和本质，而可见的世界、现象只不过是意志的影子，世界上一切东西都受主体制约，只为主体而存在，都是意志派生出来的，都是意志的表现。这种重视主观意志的观点作为一个极端深深地烙在卡夫卡的“悖谬”思想上；另外，意志即欲求，欲求永无穷尽又永无满足，因此人生的苦难是在所难免的。这种悲剧意识也在卡夫卡的作品中表现出来，崇尚意志（欲望）却有无尽的痛苦随之而来；消除痛苦就意味着消灭欲望即意志，他本人就处在对意志悖谬之中，可想而知，他的主人公无论如何反抗，都不能避免悲剧命运或者说只有“死亡”才能获得对现存状况的解脱。
尼采的“超人哲学”、“重估一切价值”的精神对卡夫卡的影响更大。尼采认为“上帝己死”，一切文明都已毁灭，因此否定现存的一切价值观，这种怀疑、否定一切的思想，在卡夫卡这个乞求磨难的灵魂里，引起了巨大反响。卡夫卡对父亲乃至整个父辈文化的怀疑和反抗，就是在这种思潮的冲击下发生的；卡夫卡甚至对自己唯一的职业――文学创作也产生怀疑，他在1922年6月5日给M・勃罗德的一封信中说道：
“写作，这是人们为魔鬼服务所得的报酬，这是一份甜蜜、丰厚的报酬……在写作中，有一种恶魔般的东西，这一点我看得十分清楚。虚荣心和享乐心不停地围绕着我，也围绕着别人，它们在嗡嗡地作响，……对这一点，人们也许会说，命运就是这么安排的，对此，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可是，人们为什么会后悔呢？为什么总是追悔莫及呢？在那些夜里，我反复思考这个问题，最后的结论总是这么一句话：我本来是可以好好生活的，可惜我并没有在生活，这又是为什么？”
对写作既热爱又怀疑的悖谬心理在这里已经初见规模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尼采认为，现代文明是一种“病态”文化，它必然使人孤独、空虚、无家可归，成为非人，这在卡夫卡那里也得到了共鸣，他作品中的人物乃至他本人都是孤独、空虚、缺乏归属感的；但是在“否定一切”的思潮下，卡夫卡又竭力逃避这种现有的状态，拒绝孤独、寻找归属，这样卡夫卡通过对尼采哲学思想的吸收也在潜移默化地孕育着悖谬性思维。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思想对于卡夫卡产生“悖谬”性思维方式功不可没。布里格瓦特认为，叔本华和尼采这两个哲学家的著作，是卡夫卡最宝贵的精神宝库，是他“喜爱的宝藏”。
卡夫卡悖谬性世界的表现方式――梦幻、潜意识――源于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认为文艺创作是一种“个人的白日梦”，而鉴赏则是由此而“享受我们的白日梦”。文艺是被压抑的本能升华的结果，是无意识的象征表现，具有梦境的象征意义，文艺创作的整个过程都是始于自我并终于自我。作品里的众多人物，是自我分裂成的许多局部的自我来体现其精神生活中的种种冲突，作者扮演旁观者的角色而得到满足。因为梦是以支离破碎、幻影残迹表现着无意识的情绪，所以艺术家就用隐晦的象征手法把内心的欲望和无意识加以修饰而抒发出来。卡夫卡的许多作品就是梦幻的产物，如《乡村医生》、《判决》等，而主人公则是他自我分裂的若干个部分；《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平日被家庭责任所压抑而想获得解放的愿望，终于以变形（Transformation）的形式得到实现，并且是在睡梦中完成的，他的变形可以说是逃避工作的一种潜意识行为。
在创作原则上，卡夫卡师承了福楼拜客观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客观冷静地把故事介绍出来，让故事自己去阐述。与重视主观意识相对，这是卡夫卡“悖谬性”思维的另一个极端――客观地描摹“现实”。在他的作品中，即使内容十分惊骇，发生在充满荒诞、悖谬的世界中，他仍能不动声色，保持着冷静。
综上可知，在哲学上的兼收并蓄也为卡夫卡这种悖谬性思维的产生奠定了的基础。卡夫卡既师从叔本华的生命意志，重视主观感受；又继承福楼拜的客观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注重客观地描摹现实，还现实于本真。卡夫卡热爱尼采“否定一切、怀疑一切”的精神，师承弗洛伊德“治病救人”的心理结构，但是在他那里对现存状况的摆脱或是企图改变都是行不通的，只有走向死亡。
参考文献：
［1］迪伦马特.物理学家.21条.译文见.迪伦马特戏剧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
［2］卡夫卡.致密伦娜书简.费歇尔袖珍出版社.法兰克福/迈因，1967年版，第200页.
［3］马克思・勃罗德.卡夫卡传.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3页.
［4］车成安.卡夫卡思想与创作中的犹太情结.自人大复印资料，1999年，第3期.
［5］马克思・勃罗德.无家可归的异乡人.译文见叶廷芳主编的.《论卡夫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1页.
［6］叶廷芳.卡夫卡：抛入世界的陌生者.转自《二十世纪艺术精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页.
［7］卡夫卡.1910-1923年日记.费歇尔袖珍出版社.法兰克福/迈因，1984年，第319-3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