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3 15:15:40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汉字文化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体系之繁杂，包罗之广泛，可谓是亘古未有，在今天强势的西方文化下，中华文化能够独树一帜，并且走出国门，为世界所承认，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笔者认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爱好和平，并不是侵略和好战的民族，其之所以能够绵延五千年而经久不息，历经磨难而长盛不衰，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文化的精神。而汉字作为汉文化的最基本元素，正如国学大师陈寅恪所言，体现出了中华文化的诸多特征，每一个汉字都是一部文化传承的历史，本文的讨论比起各位大师的研究固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本文从一个新的角度研究了汉字所传达出的文化精神，也有着微薄的研究价值。
一、汉字与文化
汉字在中国历史上始终被称之为文字，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写道“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相传汉字为仓颉所造，虽然这缺乏具体的考证，但是可以证明的是汉字是描摹事物的外部形象、形状而创造出来的书写符号，其特征是“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汉字”的说法最早见于元代，为了区别蒙、回等文字，而特有此称谓，汉字流传至今，从最早的象形文字到后来繁体字，从汉代初建其名，唐代形成标准的楷书，和建国以后对于汉字的简化，汉字成为了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文字，也是唯一的从上古时期传承至今的文字。汉族爱好和平，不喜侵略，五千年的文明传承至今，依靠的不是强大的武力，而是文化的优越性和稳定性，满人入关之后，自秦汉以来的衣冠服饰一应改变，但是汉字不但留存下来，而且最终取代了满文，满文作为一种语言至今能读写者不足20人，由此可见汉字的巨大生命力和魅力。
“文化”一语最早当源于《易经》。《易·贲·彖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后来又见之于西汉刘向《说苑·指武篇》，其辞曰：“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从本质上说，文化就是依靠文德进行教化，在现代社会，文化有了更加广泛的涵义，包括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信仰伦理，而笔者个人认为，文化是代表一个民族最基本的属性和特征，是教化一个民族的根本，以文化教化一个民族的过程，就如同治学修身的过程，文化不但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最根本属性，而且还深深地影响了一个民族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二、传统文化在汉字中的传承
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传承都是在汉字当中表现出来的，汉字传承传统文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汉字体现了民族生活
汉字最早是源于绘图显意的形义文字，简言之就是以形显义。比如与钱币有关系的汉字一般都加以偏旁部首“贝”，这主要是由于最早的时候人们都是用贝壳作为货币的，而秦代以后，金属货币大量使用，于是“钱”这个字诞生了，宋代以后，纸币交子的诞生，逐渐演变为现在的“钞”这个词。解读每一个汉字，都能够解读当时的民族生活，这是汉字体现民族生活的重要体现。
2.汉字反应了民族思想
汉字深刻地反应出了民族文化思想，比如中国自古以来有着深刻男尊女卑的思想，因此，大量用“女”做偏旁的汉字都带有着贬义，比如，奸、妖、妒、婪、妄等等等，从汉字中我们可以深刻地看到汉民族克己复礼，坚持伦理道德，以及男尊女卑的思想根源。
3.汉字表现了民族思维方式
一个民族的语言从根本上反应出了民族的思维方式，汉字在这方面尤为显著，古文字乃“盖依类相形，故谓之文……文者，物象之本。”延续至今，汉字仍然是有着象形表意的因素，而且汉字端端正正，上下左右，有理有据，这充分说明了体现了中国人自古追求阴阳上下、工整严格的思维方式。这不仅体现在汉字本身上，还体现在诸如对联和文章等文化上，甚至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都离不开文武之道，这种张弛的思维方式和汉字是分不开的。
三、汉字所蕴含的民族文化精神深入探讨
汉字是文化的根本元素，对于汉民族起着很大的教化作用，而且还从中国传播到全世界，进一步传播了中华文化，隋唐之际，中国的汉字就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琉球，从而对朝鲜、日本、琉球的文化产生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后来又传播到东南亚的广大地区，从而形成了现在的汉文化圈。日本当代的民族精神就是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和影响，明治维新汉字的留存，使得日本保持了其民族自强精神和武士道文化，这避免了日本从本质上被西方化的厄运。
每一个汉字都能够折射出民族文化，从先秦时代，到如今的共和国，中国的方言至今彼此难以了解，和日本的单一民族不同，和美国的移民国度不同，和欧洲的城邦国家更不相同，中国民族众多，地域辽阔，文化属性繁杂，如果没有汉字，中国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成为欧洲了。而后来的北方民族早就统治了中国，中国可能就是一个“披发左衽”的野蛮民族。
从汉字中，我们能够读出中华文化的中庸之道，中华文化的良构性，以及中华民族热爱和平，讨厌征战，渴望天下大同的盛世情节，“男女”，“阴阳”“文武”，中国的民族精神无处不存在一种二元平衡的思想。而且自古以来，汉字就具有一种文化传播性，这种传播性也可以称之为扩张性，但并不是强力的扩张，而是依靠外来文化对于汉文化的深刻认同来进行传播。
每一个汉字都自成为字，这种单元素的字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严谨精神，也体现出了中华文化对于道统的重视，体现出了在字的重心平稳中寻求使人心理达到平衡的东西，从而达到天地大化之道的中和。通过汉字的比划共同体现着阴阳生克同构的特征以及事物对立统一的法则。
四、结语
汉字弘扬了东方文化精髓，体现了中国人独特的理念与智慧，反映出了中华民族独到的民族文化精神。汉字所能够体现的文化精神必须要经过深入的研究方可有着切实的体会，本文浅尝则止，望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
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6.
关键词:本土化;中小型韩资银行;金融;研究
近年来,外资银行在中国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截至2010年6月末,有13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在华设立了35家外商独资银行、2家合资银行、1家外商独资财务公司,另有24个国家和地区的70家外国银行在华设立了91家分行。同时,近5年来外资银行总资产也以年均12%的速度增加。随着在华市场的拓展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外资银行加快推进自身的本土化进程,力争通过尽快实现人才、金融产品、技术和管理模式与本土文化的契合而获得在华发展的先机。按照发展战略及业务重点的不同,外资银行本土化模式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一是以花旗、汇丰等大型国际型银行为代表的业务全面推进型;二是以荷兰银行为代表的专业化服务重点突破型;三是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依托母国总行的目标业务型。不同的发展模式产生不同的发展轨迹,韩资银行因母国与中国一衣带水的天然地域联系,实施紧跟母国在华企业投资地域和产业领域,服务于母国企业的目标业务型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既给韩资银行带来差异化服务的发展优势,同时又造成银行的发展受制于母国企业在中国的发展,甚至在本土化进程中衍生出一系列问题。本文在对韩资银行经营发展特点及本土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以山东烟台的2家韩资银行(分别简称h银行、q银行)为例进行实证分析,深层次剖析韩资银行本土化进程中存在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提出了针对性的措施和建议。
一、韩资银行本土化进程及经营现状
2006年12月,中国加入wto后5年过渡期结束,中国金融业进入全面开放时期。随后,银监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贯穿了以外资银行法人为导向的监管理念。自此,外资银行开始实施法人改制,成立本地注册法人。本地注册法人的成立,其管理架构与经营理念的巨大变化成为外资银行本土化进程的里程碑。外资银行本土化进程由此也分法人成立前时期和法人成立后时期两个阶段,不同的阶段其本土化路径体现出了不同的特征。以笔者所调查的烟台市2家韩资银行为例,在2007年和2009年,两家银行分别转制为本地注册法人银行,成功翻牌并开办了人民币业务,迈出了本土化的关键一步。在华法人成立前,韩资银行没有统一的管理行,经营管理以韩国母行为主,采取业务跟进式的发展方式,主要经营战略为服务本国企业。这一时期,韩资银行缺乏统一、明确的本土化战略,业务范围局限于外币业务,绝大多数客户为韩资企业或合资企业,外籍员工占比较高,银行自身的本土化意愿与程度均不强。法人银行成立以后,韩资银行结合自身优势,提出了统一、明确的本土化发展战略,大力开拓中国市场,如h银行(中国)确定以私人银行业务和财富管理经验及技术引入中国市场,在东北三省和山东省大力拓展个人零售业务的发展战略,q银行(中国)确定结合中小企业金融业务优势,努力拓展中国市场的战略;获准开办人民币业务,业务范围实现本土化;公司治理结构不断完善,对业务、资金等实施了集中化管理,建立了统一的内部审计模式;不断开发本土化产品,非韩资客户占比逐步提高(见表1)。
明确、统一的本土化发展战略的确立及实施,也推动业务的快速发展,截至2010年6月末,h银行(中国)贷款余额89.12亿元,较年初增加23.57%;各项存款70.18亿元,较年初增加15.09%。q银行总资产为56.53亿元,较年初增加13%;各项存款23.04亿元,较年初增加108%(见表2)。
二、本土化问题与瓶颈
从两家韩资分行的运营特点看,转制为法人分行后,其人员配置上出现华人管理中层,业务方面国内客户逐年上升,这说明两家韩资银行在逐步融入本地市场。但总体看,韩资银行本土化进程缓慢,本土化瓶颈问题难以得到有效突破,相关的经营问题和风险也逐步显现。
(一)市场融入度低、运行质量不高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业务规模小,市场占有率低。从总量上看,两家分行平均资产规模只有10亿左右,平均负债规模9亿左右,整体市场占有率不足0.5% 。二是客户群体较为狭窄,授信集中度高。两家分行的信贷投放均集中于烟台、威海地区韩资出口导向型企业,分布在电子、机械、服装、造船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对外贸政策和劳动力成本的敏感度高,出口退税及劳动力成本的较小调整,
就会带来经营业绩较大波动,引发银行信用风险的集中暴露。三是金融融入度低。目前,欧美外资法人行普遍与中资银行在资产、负债及中间业务领域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内容涉及资产管理、转受让、资金结算、银团贷款、拆借市场等,但两家韩资银行仅在拆借市场与中资银行有过简单合作,且金额较小,业务合作参与度低。
(二)管理体制难以达到本土化要求
一方面公司治理尚不完善,如q银行独立董事、外部监事履职的独立性和有效性还存在不足,独立董事、外部监事的薪酬由董事会决定,并由董事会对其考核,同时外部监事与母行间尚未建立直接有效的汇报路径;h银行存在未经董事会决议,高级管理层审批修订银行基本管理制度等情况。另一方面,内部控制“形不像、神难似”。银监会要求商业银行应建立健全内部控制架构并保证顺畅运转,但从目前的情况看,两家外资银行的组织架构均不是按照要求设置,而是根据人员情况和业务发展情况设置,比如q银行只有三个内设部门,h银行也是类似设置,以审贷会为例,2名业务主管+1名风险主管+1名行长的运行模式很难保证审批的独立性和公允性,诸如合规、会计、技术岗位等均是兼任,也很难发挥监督作用。
(三)流动性满足本土监管指标压力大
一是存贷比指标高居难下。截至2010年6月末,h银行(中国)的存贷比为126.99%,q银行(中国)存贷比为145.89%,距75%的监管要求差距较大。同时,为达到存贷比监管要求,部分行在拓展负债业务较为困难的情况下,采取了限制资产业务发展的经营策略,使得资产业务发展也一度停滞。二是韩资银行资金来源主要为同业存放和单位存款,同业拆入和储蓄存款所占比重较小,对于批发性资金依赖性高,核心负债依存度低,资金来源稳定性较弱。三是日常资金管理目标以满足即期资金需求及流动性监管指标为主,以短期资金支持中长期贷款,期限错配情况较为突出,7天以内的短期资金压力较大。
(四)信贷文化“水土不服”凸现风险
韩资银行的信贷文化与国内存在显著差异。以流动资金贷款为例,韩资银行认为对客户发放流动资金贷款并进行贷款展期,既能有效满足客户资金需求,又能降低客户财务成本,让经营良好的客户适时展期有利于“服务客户”宗旨的实现,因此展期贷款一般归于正常类贷款。基于这种信贷文化,韩资银行在国内经营时也大量发放流动资金贷款,并对客户一再展期。但现场检查发现,部分贷款通过办理借新还旧、在异地分行发放新贷款的方式变相展期,展期期限最长达到6年。同时,在部分客户经营亏损的情况下,银行仍为其办理展期手续,并归为正常类客户,造成潜在的信用风险。
(五)人力资源本土化瓶颈难以突破
一是高管层本土化问题未突破。目前,两家行的高管人员均由韩籍人士担任,与成熟外资行高管人员由本土金融资深人士或母国中国通担任相比,现任韩籍高管对中国社会生活认知少,文化熟悉度较低,制约了银行管理的有效性。二是普通员工对银行认同感不强。两家银行的人力资源管理缺乏长远规划,一些新进员工也多以积累工作经验、作为跳槽跳板为主,对银行文化认同度不高,人员流转快。以h银行烟台分行某4人编制的部门为例,从成立初至今已先后有5人跳槽。三是对母行派遣人员的本地管理不足。外籍管理人员的选择、任用、薪酬及考核等由母行决定,本地行权限不足。同时,外籍派遣人员流动性较强,稳定性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经营发展的连续性。四是受银行社会认知度和待遇制约,两家外资行难以吸引到本地的优秀人才,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三、本土化问题深层原因分析
(一)发展战略制约本土化发展
目前韩资银行的发展战略可归结为目标业务型,即银行紧跟本国在华企业投资地域和产业领域,服务于本国企业。这一战略在银行介入中国市场初期具有独特的优势,但也受制于本国在华企业的数量和发展规模。因为金融资本的扩张速度远高于产业资本的扩张速度,韩资银行改制后经历了较快速度的规模扩张,如不及时更新发展战略,重新定位市场,为本国企业服务的异国化特质就会不断固化,出现客户资源“天花板”现象,更严重的是东道国企业被排除于银行服务行列。目前部分中小韩资银行受其发展战略所困,本土客户拓展困难,客户本土化停滞不前。
(二)企业文化融合性不足
目前韩资银行企业文化仍沿袭母行文化,未能结合东道国文化特质,融合形成具有本土化特征的企业文化。如韩资银行倡导员工自主自律的企业文化,倚重员工自我约束与自我管理,因此内部岗位设置中不兼容岗位制衡及授权管理存在不足,不符合国内监管部门对银行内部控制的监管要求,也不适于目前国内经营管理环境,因此产生大量操作风险问题。对q银行现场检查发现,该行未建立资金业务及交易系
统授权管理制度和审批程序,个别分支机构存在不具备交易资质人员使用他人用户名和密码进行交易的情况。
(三)社会影响力及认知度不够
银行是经营货币信用的特殊机构,受依赖心理制约,社会和企业对本土银行的信任要高于外资银行,因此国民认知度对外资银行的本土化程度也起着较为关键的作用。与资金实力雄厚、国际知名度较高的欧美外资银行相比,公众对韩资银行的认知及信任仍有差距,2007年又发生了韩资企业非法撤资事件,使得大众对韩资企业的警惕心理进一步提高。据半岛网报道:52%以上的大众和企业不愿同韩资银行发生业务往来,90%以上的大众和企业表示不会把钱存在韩资银行,社会氛围的排斥,不利于韩资银行进一步扩大本土市场。
四、相关建议
(一)加强文化融合,树立外资银行服务品牌
外资银行在实施全球化标准服务的同时应着力探索文化融合之路,寻找与本土文化相融合的契合点,关注本地市场的需求,设计和提供符合目标客户潜在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在提供的银行产品雷同的情况下,在营销行为、合作习惯、谈判风格、后续管理等软文化和软技能上突出客户管理特色,取得竞争优势,形成独特的外资银行文化及服务品牌。
(二)完善管理模式,奠定本土化发展基石
如何将母行良好的管理文化和管理模式与当地实际结合,建立起既保留母行管理特色,又兼顾当地实际的本土化管理模式,是韩资银行能够做强做大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一是应根据公司治理的原则与要求,完善独立董事、外部监事薪酬管理及考核评价,建立外部监事与母行之间的有效沟通,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二是按照商业银行法、银监法等要求健全必要的内设部门,厘清职责分工,为管理流程再造奠定组织基础;三是要按照监管要求完善诸如审贷会等各项制度,使制度能够和业务发展情况实现无缝对接;四是要实现管理的语言与文化融合,减少信息中间漏损,杜绝管理、执行两层皮。
(三)注重队伍建设,为本土化植入原动力
人才本土化是经营本土化的前提,对韩资银行而言,重要的是植入中国基因,吸收中国文化和智慧,打造自己的人才竞争力。为此,一是吸引本土高级管理人才,在决策和经营导向中注入本土元素;二是要积极推行“本土吸纳、国际培育、善用善待”的人力资源策略,利用母行经营管理优势,给本土人才提供全方位培训和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培养出一支既了解国内当地市场、又懂得国际惯例的员工队伍;三是要注重对不同来源的员工进行文化融合,提供完善和良好的企业经营理念培训和文化熏陶,避免员工曾有的其他公司文化烙印带来的负面影响,减少和弱化文化冲突,建立起真正融合企业与当地文化的本土化的员工队伍。
(四)创新产品服务,加强本土化载体建设
韩资银行要实现本土化发展,就应逐步摆脱目标业务型发展战略,立足自身优势,建立起多元化、多层次的商业银行品牌体系,特别是发挥小企业金融服务优势,从业务导向及客户导向两大体系构筑小企业金融服务品牌,大力发展小企业贷款业务,形成在小企业金融业务本土化营销上的核心竞争力。
(五)加强协作监管,发挥监管引领作用
首先,督促境内法人行建立资本补充机制,增强资本实力,为业务扩张和风险缓释奠定基础。其次,加强全面风险管控。督促完善日常流动性监控手段和工具,加强资产负债管理,改善期限错配情况;完善内部控制,建立操作风险管理系统,有效识别、检查、控制操作风险;建立经济资本管理长效机制,将资本监管要求与自身管理目标结合,促进资本充足率和资本管理水平持续提高。
参考文献:
[1]韩山华.法人导向下的外资银行本土化经营战略研究[d].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08.
[2]银监会.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报告,2007.
[关键词] 父子冲突；单向；双向，线形，圆形
一直在黑暗中苦苦探寻的卡夫卡照亮了20世纪乃至以后的世界文学，点燃了余华前进道路上的火把。余华坦言：“在我想象力和情绪力日益枯竭的时候，卡夫卡解放了我……使我的想象力重新获得自由。”因此余华把卡夫卡奉为自己的导师，同时卡夫卡作品的父子冲突主题也必然会被余华所关注。
父子冲突是西方文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被认为是人性的根本问题之一，也是反权威的标志之一。无论是弑父夺权的宙斯，还是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父子冲突都是最突出的主题，为此弗洛伊德还演化出“俄狄浦斯情结”来解释其内因。这个主题如滔滔江水，奔流直下，从古希腊流到了20世纪卡夫卡的笔下，无论是被父亲判处死刑的格奥尔格，还是被父亲砸伤的格里高尔，父子冲突都是摆脱不了的宿命。父子冲突就像人身体里的盲肠一样寄居在人类社会里，不时会带给人类疼痛，是人类与生俱来摆脱不掉的赘疣，同时也是永恒的文学主题。
然而父子冲突主题在中国文学中就不那么被关注，如起伏绵延的山峦，时断时续，若隐若现。虽然古代文学中也曾出现过李靖和哪吒的父子之战，薛仁贵和薛丁山的父子相残，甚至曹雪芹也曾浓墨重彩描画过贾政杖责贾宝玉。但没有哪个学者对此专门做过深入地研究，也没有哪个中国作家对这个主题特别关注，直到当代作家余华出现。他的三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父子冲突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显性主题。
卡夫卡认为斗争是人的存在方式，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也不例外。“父母是孩子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必须与之进行的是第一次反抗，同他们的讨论是一生中后来所有斗争的模式。”基于这样的认识，父子冲突必然会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有所表现。有意思的是，余华对父子关系的看法和卡夫卡是惊人的一致：“人生就像是战争，即便是父子之间也同样如此。”卡夫卡的孤独气质濡染了余华，唤醒了余华心中同样沉重的东西。“斗争”和“战争”是两位作家对人生内容的解释，对人际关系的概括，当然也包括父子关系。但是卡夫卡生活在20世纪初期的奥匈帝国，余华成长于20世纪后期的中国。他们笔下的父子冲突，其表现形式、文化内涵必然有所不同。因此对卡夫卡和余华笔下的父子冲突进行比较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一、单向和双向
卡夫卡笔下的父子冲突，是单向的，父子。父亲是绝对的权威，可以对儿子发号施令，为所欲为，儿子只能被动地服从，不能反抗，或是不敢反抗。在卡夫卡的小说创作中，最集中表现父子冲突的是《判决》、《变形记》和《司炉》。《判决》中的格奥尔格被父亲判决去投河自尽，格奥尔格竟真的冲下楼去，投河自杀了。格奥尔格，一个已经订婚的成年人，一个在商场上打拼的成功男人，对于已经衰老的父亲，他是有能力反抗的。但他没有一点反抗，而是像个听话的孩子，按着父亲的话去做了。父亲是施令者，他只是默默地承受者，哪怕是让他去死，他都要执行。儿子在这里不再有力量，他的力量在父亲强大的权威面前被瓦解殆尽了。父亲尽管衰老，但父亲的权威像大山一样压着儿子，使儿子无力反抗。《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本是家庭的经济支柱，然而一旦某天早晨他变成甲虫，情况将完全改变。首先是父亲表现出不可遏制的恼怒，后来他又给甲虫形的儿子扔去一个烂苹果，造成儿子的致命伤。这跟判决儿子的死刑实质上是一样的。《司炉》的卡尔・罗斯曼只因年少无知，被一中年女仆引诱发生了关系，却被父母无情放逐到美国，他同样是无力反抗的。在卡夫卡这几篇表现父子冲突的小说中，父亲都是强大权威的代表，是施暴者，儿子是弱小的承受者。父子之间的关系是单向的。
比较起来，余华小说中的父子冲突要复杂得多。概括地说，是双向的，父子。父亲是施暴者，同时也是承受者。儿子是承受者，同时也是施暴者，是有来有往的。甚至有时儿子的力量更强大，无可奈何的是父亲。《活着》中的福贵年轻时妓赌博浪荡胡闹，当父亲的是一定要管的。福贵不但不听，反而恶语相向，拳脚相加，直到把家产全部输光，气死了父亲。古人遣训：“子不教，父之过。”父亲管儿子，天经地义。但儿子不服管，反而反抗父亲，甚至把父亲气死。在这里，父亲不再具有权威性，甚至没有伦理道德，没有作为社会人的其他属性，有的只是俸力的较量。来自儿子的力量大于父亲，儿子就是胜利者。更有甚者，儿子还会成为主动的进攻者、挑衅者。《在细雨中呼喊》中的孙广才对他父亲更是不敬不孝，他把丧失了劳动能力的父亲当成累赘，嫌他白吃饭。一顿饭只给一小碗，而且还不让上桌子。于是父子俩斗智斗勇，父亲故意把碗掉到地上，并说这碗不能摔破，以后他儿子还要用呢。这使孙广才明白他也有老的那一天，他也没有好下场。
在余华描写的父子冲突中，缺乏一种起码的人道主义关怀，只是一种体力的较量，父亲衰老了不再有力量了，就不再具有权威性。父亲可以揍儿子，儿子也能打父亲。父子在心理上是对等的，没有权威，没有伦理，没有道德，简直就是动物的弱肉强食。
二、线形和圆形
文化内涵决定表现形式，卡夫卡和余华笔下的父子冲突，外在形式上是单向和双向的不同表现，是由其中包蕴的不同文化内涵所决定的。卡夫卡的父子冲突折射出其中的文化内涵也是一种直线形的结构，从父亲出发，指向儿子，父亲发令，儿子承受，直来直去。父亲判格奥尔格去跳河自尽，格奥尔格就去跳河，没有犹豫，没有反抗，更没有背叛。格奥尔格冲出去。外面的路很多，他走任何一条路都意味着生，他可以到他的商店里，看到他的生意兴隆，他可能会产生一种自豪感，他可以去看他的未婚妻。他可能会产生一种幸福感。一个生机勃勃的青年，有太多的理由活在世上。但他放弃了所有的理由，单单听从了父亲的话，选择了父亲指出的方向，没有回头。他走的是一条直线，没有迂回，就那么走下去，直至死亡。在这里父亲像上帝一样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
卡夫卡直言不讳：“人对上帝的想象是不由自主地产生于对父亲的交往之中的，可是反过来的可能性同样不可排除。”世界上最了解卡夫卡的马克斯・勃罗德也持同样观点：“精神分析学认为，人对上帝的想象是不由自主地产生于对父亲的交往中的(也就是说上帝是根据父亲的形象塑造的)，可是反过来的可能性同样不可排除：善感的人，如卡夫卡。正是通过对上帝的交往丰富了、扩展了对父亲的想象，使之形象丰满。”
通过父亲想象上帝，卡夫卡把父亲的权威无限扩大了。父亲像上帝一样具有绝对的权威，一言九鼎，不仅操纵着今生，还控制着来世，儿子是不敢反抗的。既然他判决儿子去死，格奥尔格们就不会有生路了。然而父子之间是有亲情 的，儿子的血管里是流着父亲的鲜血的。在卡夫卡那里，血缘抗拒不了权威，他强调父亲权威的至高无上。动物世界重遗传，讲血缘。尽管卡夫卡经常让他的人物变成小动物，但那只是外在形式。实质上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动物属性被削弱了，社会属性被强化了。家庭就是等级森严的社会，权威大于血缘。因此卡夫卡笔下的父子关系很单纯，从父亲出发，指向儿子。一条直线而已。
余华笔下父子关系外在双向性的表现，是由其文化内涵的圆形结构所决定的。父亲向儿子发号施令，儿子可以承受，也可以反抗。因为儿子是父亲生命的延续，父亲宽容儿子也就是宽容自己，于是就容忍了儿子的反抗。指令从父亲出发，画了一个圆，又回到原点。儿子之所以敢于反抗父亲，一个深层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心中从来就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在西方，尼采说上帝死了。权威倒塌了，世界失去了主宰。而中国从来就没有这样一个权威主宰着天堂地狱，因此中国人没有最深层的心理恐惧，不怕来世报应。但中国还有现世的统治者――君王和父亲。三纲五常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君王和父亲的权威并不比上帝小。可是君王太遥远了，威胁不到普通老百姓，也就没有惧怕的必要了。惟一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就是父亲了。“我意识到父亲和我之间的美妙关系，也就是说父亲是我的亲人，即便我伤天害理，他也不会置我于死地。”余华一语道破天机，抓住了中国父子关系的精髓，中国人讲血缘，重亲情，亲情可以重于伦理。
《活着》里福贵的父亲宁可自己被气死，也不会把输光家产的福贵置于死地。《在细雨中呼喊》里孙广才一心盼着父亲早死，父亲也愿意成全儿子。他对儿子说：“儿子呀，我的魂一回来，你就又要受穷啦。”临死他想的还是为儿子节省粮食，不让儿子受穷。这就是血缘的力量。在血缘面前，一切权威都披瓦解，一切伦理都被消融。什么也挡不住血的力量。尽管余华的人物没有变形为动物，都是作为人的外形而存在，但实质上余华的人物比卡夫卡的人物更接近动物性。
三、非理性和理性
卡夫卡和余华笔下的父子冲突都表现出非理性特征。《判决》中的父亲反复无常，开始说儿子根本没有一个远在俄罗斯的朋友，后来又说自己早已写信把格奥尔格订婚的消息告诉那个朋友了。儿子稍一顶撞，父亲就判决儿子去投河自尽。《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四处奔波，挣钱养家，但他变形以后。不能再为家里效力了，父亲暴跳如雷，竟然用苹果砸他，给他带来了致命伤。导致了他的死亡。余华小说《在细雨中呼喊》里的男孩苏字脑血管破裂陷入昏迷之中，没能起床去打水。他父母两次叫他起床去打水，他都无力回答。但他父母吃过早饭上班走了，谁都没到如此反常的儿子身边看一看，他默默地死去了。男孩苏字之死，和格里高尔变形死去，情节不完全相同，但本质是一样的，父子之间的冷漠。
精神分析学家告诉我们，要理解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必须从他的童年开始，卡夫卡的童年几乎是在恐惧和战栗中度过的。在人们的潜意识里，父亲代表着自己生存的世界，代表着世界的生存法则。卡夫卡有一个过于强大的父亲，由于自己的成功为人非常傲慢，对儿子形成一股强大的压力。压得卡夫卡直不起腰，抬不起头来。“在我看来，你具有一切暴君所具有的那种神秘莫测的特征……我的心灵之所以受到压抑，则因为你要我遵循的戒律，你，我至高无上的楷模，你自己却可以不遵循……我，是个奴隶，生活在其中的一个世界，受种种法律的约束，这些法律是单为我而发明的。”暴君式的父亲对卡夫卡童年的摧残是致命的，家庭生活带给他的惟有憎恨和绝望。使他觉得“我在自己家里，在那些最亲近的、最充满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父亲的压制使他感到整个世界似乎都在威胁他。卡夫卡这样形容自己的处境：“和每日世界直接的联系剥夺了我看待事物一种广阔的眼光，好像我站在一个深谷的底部。并且头朝下。”头朝下，有别于世人看世界的角度，一个可能带来全新发现的角度。头朝下就意味着不合常规，因此他看到的世界是扭曲变形的。他从另一个角度看见了别人没有看见的非理性的人性景观。
关键词：汉字 东亚文化圈 日本 韩国
本文围绕着东亚文化圈与汉字这一论题，再次强调汉字在东亚文化圈中的作用。
汉字虽然是语言学领域的概念，但它将渗透到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其它各个广泛领域里。汉字作为传递文化信息的主要载体，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核心，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边缘国家，形成了所谓的东亚文化圈，又在这些国家的文字系统中以多样而复杂的语言形式发展下去。
一、东亚文化圈
（一）东亚文化圈的概念
文化圈理论是德国的格雷布（1887年～1934年）与奥地利学者施密特（1868年～1954年）提出来的。根据他们的叙述，文化圈大概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2]：
①世界上存在若干个文化圈，每个文化圈都包含一定的物质以及精神文化的共有成分在内；
②文化圈由核心（文化源地）和边缘（文化收容区）这两个要素构成；
③核心影响边缘，边缘反过来作用于核心，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诸多要素的影响，核心与边缘的位置有可能会置换；
中国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3]称文化圈是一种‘文明系统’，系统中的诸多国家享有基本共同的传统文化属性﹑文化特征﹑但它并不排斥现代性之下的普世性和多元性，所以在强调同质性的同时，也不能完全否认它的异质性。
东亚文化圈即属于地域概念，也属于语言概念和文化概念。它包括曾受汉字文化和传统儒教文化影响的亚洲东部一些国家。东亚文化圈的地理范畴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其边缘地区包括越南﹑日本﹑韩国、朝鲜等地区。东亚文化圈不是由单纯的政治或者军事力量而形成，而是以地理环境为优先条件，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接受相关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产物。
（二）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
东亚文化圈是世界文化圈中历史最悠久的一种，大概有着五千年的历史，经历了起源﹑形成﹑发展﹑中衰以及裂变、兴起等阶段。它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演变过程也是以深厚的历史﹑政治﹑文化等背景为基础。
东亚文化圈起源于中国的华夏文化，后来渐渐扩展到周边国家，并与其他文化交融到一起。它的核心文化是中国文化，边缘文化是越南﹑日本﹑韩国、北朝鲜等地区的文化。东亚文化圈的发展过程既是中国文化不断向周边扩展和被接受的过程，也是其他地区的文化影响中国文化，并不断深化和丰富整个东亚文化圈的过程。
19世纪中期，西方文明给东亚文化圈带来剧烈的冲击，作为核心地区的中国以及边缘地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的日本迅速地摆脱了边缘地区的位置，通过吸取西方文明主义的道路以和实施野蛮的军事手段，慢慢站到了核心地位。华强教授[1]指出，东亚文化圈在近生的两次裂变均是由日本的侵略行为所造成的。第一次裂变是日本侵占琉球﹑台湾和吞并朝鲜半岛而导致的，第二次裂变是日本发动全面的和太平洋战争而引起的。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战争给东亚文化带来了莫大的物质以及精神损失。在战争结束后的和平年代里，经过两次重大裂变之后的东亚文化圈发生巨大变化，它需要建立一个崭新的东亚共同体。
二、东亚文化圈与汉字
谈到东亚文化圈，不得不提起汉字。因为尽管东亚文化圈里有汉字﹑儒教﹑佛教﹑律令等诸多共同要素，但汉字始终作为文化积淀﹑传承和交流的主要载体，承担着不可欠缺的历史任务。它在东亚地区所担当的主要功能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从古代中国的儒教与佛教传播到边缘地区，到人们解读和精通这些儒教和佛教书籍，都是要靠汉字作为载体；
第二﹑边缘地区为了建立自己的语言文字体系，借用大量汉字来标记本土语言，并把它融入到自己的文字系统里；
第三﹑日本和韩国等地区在接受西方文明的过程中，也是借用大量汉字来翻译或创造一些新文化用语；
第四﹑在现代社会里，汉字仍然在东西方以及东亚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媒介功能。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产业链交流，首先就需要进行大量专业用语的翻译工作。
第五﹑另外，从提高人们的知识度，完善教育制度的角度来讲，仍有必要在东亚各地区坚持汉字教育。
汉字在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中起着如此非凡的作用，与它自身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如上所述，汉字属于自源文字，夏商之际（大约在公元前17世纪前后）就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文字系统，源头是河南安阳古代殷都的甲骨文。特有的方块字形是汉字最突出的个性之一，它的每一个音节都具有独立的意义，使人们很快就能记住并适应汉字。而且汉字的形﹑声﹑义三者在方块字中形成一种完美的结合，造字方法非常独特。汉字除了这些构形方面的优点，还具有超越空间和时间限制的特点。这些都为汉字负载丰富的文化信息，铺垫了良好的基础。每一个汉字都是广义文化意义的全息码，它积淀着无文字时代的文明信息，又蕴含着有文字时期文明进化的韵律，体现了多维的价值。东亚文化圈的复兴之路也是实现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道路。这条路虽然比较坎坷，但有了汉字这一强有力的武器，就见到了一线灿烂的光明一样，它的前途也是无量的。
每个文化都有它自己的历史阶段和发展过程，‘东亚文化圈’也应遵循这个原理。‘东亚文化圈’一度崛起﹑发展，又由于各种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出现过裂变时期。随着“东亚文化圈”的发展和变迁，汉字也在东亚各地区有了不同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东亚文化圈与汉字是两个密不可分的存在。
本文主要以韩日两国为对比研究对象，考察汉字在这两个国家的传播、接受以及应用与发展情况。笔者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对韩日两国的汉字传播阶段、接受形式以及相关文字政策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三、汉字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与接受
汉字作为记录汉语语素音节表意性的书写体符号，给东亚各地区文字系统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不菲的贡献。在韩国和日本等地区处于无文字时期的时候，汉字作为东亚地区的通用文字长期借用下去，并充当着标记各民族语言的作用。权强在自己的研究论著中阐述古代东亚世界的定义时，特别强调了汉字的作用。他称“古代东亚世界是指以中国的汉字作为媒介，接受儒教、佛教和律令等几个要素的东亚地区，其中包括韩国和日本[1]。”汉字传播时期，东亚各地区的书面语和口头语还处于互相分离的状态，只有皇族、贵族以及官僚等少数阶层才能获得接触和学习汉字的机会。由于崇拜先进、发达的中国文化，汉字很快就成了文化传播的媒介，之后又成为了东亚各地区的通用文字。
汉字的传播不仅体现了文化的优越性和文字的可普及性，还体现了当时的政治权力关系。围绕着中国王朝的权威以及以古代中国的册封关系为中心的东亚世界里，中国往往是东亚各地区争先想靠近的对象。有关东亚地区汉字传播的研究中，除了汉字作为文字记录语言的功能和它的文化传播功能以外，还要注意到历史、政治以及外交等诸多因素对汉字传播的影响。汉字的传播与其说是为了实现它的语言记录功能，不如说最初是为了实现它的文化传播以及政治外交功能。
东亚地区的汉字接受形式大致分为汉字的借用与仿造。借用是指通过借音、借义以及音义兼借等方式，用汉字标记本土语言的方法，主要有音义兼借、音读现象以及训读现象等。仿造是指根据汉字的形态以及制造方法创造出汉字式文字，主要有孳乳仿造和变异仿造等。孳乳仿造是指通过根据原有汉字的形态或者偏旁部首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补充旧汉字的新旧混用方式。变异仿造是指通过重新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区分新旧汉字的方式。
梁重海指出，汉字的接受过程主要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改变汉字的形态，按部就班地使用原有汉字。第二个阶段是创造出新的汉字。第三个阶段是改变汉字的形态或减少汉字的结构，创造出崭新的音节文字。第四个阶段是创造出完全不同的文字系统[2]。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汉字与东亚各地区之间的接触是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分析东亚各地区的汉字传播与使用问题，如语音变化、词汇与语法、应用等现象是考察东亚各国国语史和发展过程的重要线索。汉字虽然属于语言学领域的概念，可它广泛地渗透在历史、经济、政治以及社会与文化等诸多领域里。数千年来，汉字作为传播文化信息的重要媒介，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核心，逐渐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越南等周边地区，并形成所谓的东亚文化圈，之后又在东亚各地区的文字系统里不断地发展成新的文字形态。汉字在东亚各国的应用与发展并不是很顺坦，越南和北朝鲜现在已经彻底废除了汉字的使用，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字系统，而韩国和日本也正在有意识地限制汉字的使用。韩日两国都具有符合本国实情的汉字标记法和使用方法，这些地区仍然在使用着汉字。韩国虽然在日常生活和官方正式场合中彻底废除了汉字标记，但在人名和道路标识等领域里还保留着汉字标记法。日本是受中国文化和汉字影响最深的一个国家，它通过颁布当用汉字表和常用汉字表等一系列汉字相关政策，使日本人至今还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地应用着汉字。
至今为止，东亚各地区各自实施了截然不同的汉字相关政策，其过程中也陆陆续续出现过汉字废除论、汉字限制论、汉字简化论等不同的论点，汉字在一些国家也渐渐失去了踪影。如果我们不顾一切，极端地废除或扼杀汉字的适当应用，东亚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交流就会出现‘断层现象’。为了维护共同文化圈的持续发展，也为了实现经济一体化，各地区应该客观地接受汉字的实用性和功能，为汉字今后更好的发展未来而做出最大的努力。
健全而强有力的经济发展，需要规范化的汉字应用和正确的汉字相关政策，同时还要具备有能效应用汉字编码的环境。为了阐明怎样有效应用汉字，并促进国际化交流的研究课题，我们不仅要探讨汉字编码以及汉字字体的统一等一系列新的问题，而且还要在充分掌握东亚各地区汉字应用的共性与个性的基础之下，吸取相互的经验教训，摸索符合时展的正确方向。
我们不仅要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东亚各国的汉字传播与使用情况，发掘它们的共性和个性，还应考虑到东亚地区的繁荣昌盛，彻底研究和分析汉字在各国的政治、经济、历史以及文化等领域中要起的作用和责任，并确立出崭新的课题和解决方向。汉字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当中所创造出来的的宝贵文化，它可以客观而正确地记录人类历史与文化，同时也肩负着继承和发展灿烂文化的重要责任。汉字的应用，必须要完全符合新文化、新语言的发展规律，只有这样汉字的存在价值和地位才会更加巩固和完善。
特别注释：本论文为中国2010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研究成果，是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而完成的。
注释：
[1]冯天瑜（2003）.汉字文化圈论略《中华文化论坛》.第2期 50页
[2]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国际观察》 第2期 70页
[3]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国际观察》 第2期 77页
[4]権強（2004）.古代日本·朝鮮における文字世界の形成.東京大学博士論文1页
[5]（1987）.韓日兩民族？ 漢字漢文？ 受容？ 發展？ ？？ 比較硏究[Ⅱ].《CHEJU UNIVERSITY JOURNAL》，Vol.25 No.1 1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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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2011～2015年 文化语言学 综述
一、综述
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罗常培所著《语言与文化》一书是文化语言学的先导；80年代，陈建民开设“文化语言学”的课程以及周振鹤、游汝杰在《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中首次使用“文化语言学”这一学科名称，标志着文化语言学的正式提出；90年代，邢福义《文化语言学》和申小龙《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出版，标志着文化语言学理论的基本形成。从此之后，出现了“文化语言学中国潮”，文化语言学得到了持续广泛的发展。
二、总论
文化语言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理论建设意识，即对其对象、任务、性质以及方法有一个纲领性的认识。但在近五年间，这方面的研究却不多，笔者查到的资料仅有《文化语言学初探》（《时代文学》，2014）、《浅谈对文化语言学的认识》（《青年文学家・语言研究》，2011）、《从符号的角度看文化语言学》（《商业文化》，2015）等，这些论文所论述的要点大多在之前学者论述的观点范围之内。本文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经过近30年的发展，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已经先后建立了众多较为完整的体系，现如今再想有所创新有一定的困难；第二，构建一套完整的关于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框架需要长时间的学术积累，但五年是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段，所以不足以有所创新。
由于文化语言学经历了近30年的发展，其理论建设已经非常之多，所以近几年学者们开始对文化语言学进行总结性的认识。游汝杰、周振鹤的《耦耕集（文化语言学存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一书为论文集，这一系列文章的结集出版进一步梳理了文化语言学的发展脉络，完整地呈现出文化语言学在国内的发展历程；邱智晶、任雪莲、窦晶主编的《回顾与展望：语言与文化问题研究》（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12）以及赵明发表的《近十年文化语言学研究：回顾与反思》（《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一文回顾了文化语言学的发展历程，旨在促进文化语言学的发展。
由于之前已有不少对中国文化语言学理论的研究，所以这五年中许多学者将视角转向少数民族语言和国外语言，致力于建立其中一种语言的文化语言学体系，如王健宜的《文化语言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主要研究日语，金荣晃的《文化语言学》（民族出版社，2013）主要研究朝鲜语等。
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虽然在之前就已经提到很多，但在这五年中不断得到更新。随着国外对比分析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度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采用对比的研究方法，并且这一方法几乎涉及了文化语言学的各个具体领域，比如《法语时态与汉语时态的文化语言学对比研究》（《语文建设》，2014）、《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男女性别语言差异研究》（《语言文化》，2015）等。除了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外，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性也逐渐显露了出来，比如和民俗学、新闻学等学科的结合，如《“真实的力量，民间的智慧”――方言节目的文化语言学思考》（《新闻知识》，2011）等。
三、分论
在近五年中，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不仅在原有领域的基础上不断扩展，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领域。下文分为8个部分进行论述。
（一）词汇与词义
词汇与词义研究历来是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重点。同以往该方面的研究相比，本时期的研究出现一些新的特点。首先，学者们研究关注的对象不再局限于对词语文化意义的探求，开始关注词语的文化意义对词汇系统的影响，比如《文化语言学视域下的“盂兰盆”一词的内涵与外延》（《东北亚外语研究》，2014）、《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小清新”》（《时代文学》，2012）等；其次，S着语言的不断发展，学者们开始关注到一些新词与借词，例如赵惠霞、周憬编著的《语言与文化阐释》（西安出版社，2011）一书中将当代新词语产生的基本途径作为研究的对象之一；最后，这一时期对成语的研究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涉及文学作品、其他语言、动物等各种类型的成语，比如《分析来源于文学作品的俄语成语》（《北方文学旬刊》，2013）、《汉泰动物成语对比分析及其文化差异》（李智文，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等。
（二）专名
对专名的研究，伴随着文化语言学发展的整个历程。邢福义在《文化语言学》一书中将专名划分为人名、地名、店名和数字。这一时期对地名的研究尤为丰富，涉及各个地方，既有大城市，也有小乡村，如海南州藏语文工作委员会主持编纂的《海南州地名文化释义》（甘肃民族出版社，2011）、《山东省临沂村名的语言文化研究》（颜廷花，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等；涉及人名的研究有《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汉族姓名》（《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3）；涉及数字的有《“二”字文化语言学考辩》（《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3）。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专名研究：研究电视节目名称的《电视栏目名称的文化语言学分析》（梁艳，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研究粉丝团名称的《从文化语言学角度分析粉丝团名称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时代文学》，2014），研究音乐专辑名称的《音乐专辑命名特点的文化语言学透视》（《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1），研究饮食名称的《蒙古族传统饮食名称文化语言学研究》（图拉，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等。
（三）语法
这一时期的关于语法和文化语言学的研究资料并不多见，仅有《语法差异文化阐释》（《南方论丛》，2011）、《现代汉语对称结构的深度研究》（刘晓静，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和《法语时态与汉语时态的文化语言学对比研究》（《语文建设》，2014），这几篇文章都遵从了申小龙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从文化语言学研究语法的具体观点，从一个具体的语法角度将汉语语法研究同汉人的思维和文化心理特点联系起来，主要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
（四）文字
汉字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记载汉语文化信息的重要载体。近几年学界对文字与文化的结合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著作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汉字文化新视角丛书”，它是山东省宣传文化专项基金项目，历时5年打造，由山东教育出版社于2014年5月出版。在中国文化地方性视界和世界性视界融通的过程中，该丛书重新确认了汉字在文化承担和文化融通中的功用和前景。丛书中包括申小龙著的《汉字思维》和《中国网络言说的新语文》、孟华著的《汉字主导的文化符号谱系》等。除了丛书，还有王宝珍的《汉字与中国文化》（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李运富的《汉字学新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等。这些著作都科学地构建了汉字文化研究的理论体系，为日后的汉字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研究汉字文化的论文，但总体上看，研究成果相当零散而不成系统。
（五）交际用语
在交际用语方面，称谓语仍旧是人们研究的重点。目前已有很多著作对一类的称谓语进行了系统论述，比如王琪的《上古汉语称谓研究》（中华书局，2011）。关于称谓语的文章非常多，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倾向性，即2倾向于跨语言的称谓语的文化对比以及称谓语在不同语言中翻译的文化差异，比如《浅谈中英称谓语的文化差异》（《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中日称谓语对照研究》（李玲，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等。
除了称谓语之外，在问候语、双关语、禁忌语、委婉语、惯用语、谚语、俗语等方面都有所涉及，例如《大学生微信问候语的文化语言学解读》（《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4）、《合肥谚语的语言和文化特点初探》（《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3）等。
在交际用语中，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新出现的诸如对网络语和广告语的研究，比如《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中泰广告语对比研究》（《中国报业》，2011）、《网络语言的谐音现象》（任莎莎，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等。
（六）语言接触与融合
语言接触与融合，顾名思义，就是文化语言学跳出汉语的圈子，在跨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比如修刚主编的《外来词汇对中国语言文化的影响》（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分别从日语、英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韩语和阿拉伯语等语言层面，对现代汉语中存在的外来词进行了整体梳理。不过通过对近五年的资料进行梳理，本文发现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集中在翻译方面。
在翻译方面，许多专著从总体上把握文化与翻译。比如李珊、莫兴伟著的《文化差异下的翻译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致力于研究语言、文化、翻译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英汉思维模式的差异对文化以及两种语言间翻译的影响。类似的还有杨怀恩著的《文化与翻译》（新华出版社，2012）、杨蔚君著的《翻译的文化回归》（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等。研究翻译方面的论文则主要是论述一个具体的角度，比如《文化语言学视点的汉语词汇日译文化信息缺失解读――以井波律子日译本为文本》（《凯里学院学报》，2011）、《多角度探讨古诗英译的策略》（《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等。
（七）方言与民俗
从游汝杰、周振鹤合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开始，学界对于方言与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由邢福义主编的《方言与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可以说是这一时期该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其内容纲领性地分为总论和分论，论及了方言与语言、文字、艺术、民俗等各方面的关系。但是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研究某一地区的方言与文化，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方言与文化丛书”，该丛书涉及多个地域，比如汪大昌著的《北京方言与文化》（2015）、王世凯及杨立英著的《东北方言与文化》等。
由于文化语言学跨学科性的特点日益突出，而民俗学又是与文化联系最为紧密的学科，所以对民俗与文化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由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编写的《民俗文化综论》（长春出版社，2014），全书共分八卷，内容既包含理论，也有具体民俗与文化。除此之外，同方言一样，这一时期对该方面的研究也集中于地域民俗或某一种民俗，例如李春雨主编的《藏羌文化与民俗》（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维吾尔语、蒙古语中基本颜色词的民俗语义对比研究》（闹尔吉，西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等。
（八）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的文化研究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文化教学实质上是汉语文化语言学在汉语二语教学中的具体应用。该领域经历了一个从不被重视到被注意、从被热烈关注到趋于平稳的过程。随着国家与学界对二语教学的不断提倡，该领域发展到现如今已经成为了文化语言学的热点及重点。
该领域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文化教学的基础理论以及根本原则的探讨，比如王鸣主编的《外语教学与语言文化》（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姜萍编著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课堂教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等；其次是对文化教学方法论的研究，比如《英语为母语的中高级留学生汉语熟语的学习现状及相应教学法》（陈滢滢，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再有就是对文化教学与第二语言教学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新认识，如赵明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误区和目标》（《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一文中评述了国内外对第二文化教学目标的研究现状，认为第二文化教学的目标不应该过于宽泛，而应该在梳理文化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重点与难点。此外，在唐智芳编著的《文化视域下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和覃俏丽发表的《略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习得》（《语文建设》，2015）中都提到了作者的一些新认识。除了以上三个主要方面，还包括诸如对课程教材、大纲、课程中的文化因素等方面的认识，但都不成系统，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四、结语
总之，近五年间，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不仅在原有研究领域上不断扩展与深入，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很少涉及的修辞、翻译、语言对比等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近五年来的文化语言学研究仍存在不少问题。第一，文化语言学各方面的发展不平衡。从该学科内部来看，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文化教学方面取得了较多的成果，研究相对深入，但对另外几个领域基本理论的探讨还不够深入，对他们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化。即使所谓的“研究得比较多”的方面也存在着“大”而“空”的问题。从学科外部来看，与其他语言学分支相比，文化语言学学科研究开展得较晚、成果仍不够丰富。第二，研究的深度不够。在总论中也提到过，相较于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理论建设热潮，近几年关于文化语言学理论体系的建设较少，这说明文化语言学的学科理论在这几年没有创新，所以如何构建文化语言学的坚实的理论基础是首要的问题。第三，在一些研究方法上存在问题。一些论文虽然采用了定性分析的方法，但没有充足的语料来支撑其所得出的结论。另外，目前的文化语言学研究定量分析很少，没有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机结合起来。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发现，近五年来的文化语言学研究并没有像20世纪90年代“文化语言学中国潮”那样发展迅猛，但在某一具体领域也有所拓展，研究方法也有所更新，更加注重对比与应用研究。文化语言学若想获得进一步的发展，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努力：首先，要加大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建设，只有充足的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才能够支撑文化语言学各具体方面的正确发展；其次，在学界应形成文化语言学风向标的作用，大家率先在研究较少的领域找到突破口，进而促进文化语言学的平衡发展；最后，更好地完成在研究方法上的更新换代，虽然近几年对对比研究方法的运用很频繁，但对比研究的层面亟待拓展，对比研究的视野也需扩大。同时应重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综合运用，提升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高度。
参考文献：
[1]邢福义.文化语言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2]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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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上说,从目前所知最早的汉字甲骨文算起,到现在已有三千多年时间。而且汉字的发展过程是延续的,中间改变的只是字形。传世的甲骨文字,绝大多数是可以解读的。此后演变成的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以及标准字体以外的俗体字、简体字都是可以识别解读的。汉字今天还在使用,人数有十多亿,流通的范围不仅包括中国的两岸四地,还遍及世界上的华人聚居区和历史上的汉字流通区。
在历史上,汉字的使用和流通范围并不限于中国历朝的统治区,也不限于汉族(华夏诸族)的聚居区。在历史中国的范围内,一些非汉族也使用汉字,如回族。有些民族虽有自己的文字,但也同时采用汉字,有的还以汉字为基础创造自己的文字。由于历史的原因,今天中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也曾全部或部分采用汉字,如朝鲜、韩国、越南、日本、琉球(今日本冲绳)等。在一些中国移民及其后裔聚居的国家,有的至今以汉字为官方文字之一,有的有很大的流通范围。至于受汉字影响的文化区,其范围更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大量中国人移居世界各地,汉字已出现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
在汉字的发展过程中,除了由官方认可并得到大多数人使用的标准字形、字义外,也产生过各种阶段性的或区域性的变异,还创造出一些仅仅流通于特定区域或人群的新字或新义,有的后来消失了,有的还在使用,有的已成为标准汉字。
但无论有多少因时间或空间而发生的变化,也无论它们今天是否还在中国的范围,或者是否还在流通使用,全部汉字应该是一个整体。如果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当然也应整体上报。
台湾与大陆对传统汉字使用的不同形式,是不同的发展过程所决定的。繁体字是对简体字而言的,大陆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实行文字改革,制定了规范的简体字,并且通过法律的形式正式颁布和推行。既然有了简体字,未加简化的文字就成了繁体字。而台湾地区汉字没有进行过简化,不使用法定的简体字,自然也不存在相对的繁体字。在这种情况下,将长期使用的标准文字称为正体字也很正常。正体是对异体――也包括实际已流行但未得到官方认可的简体字――而言的。
实际上,在汉字发展过程中一向存在由繁趋简的过程。现在大陆通行的简体字,有的早在古代名家的书法作品中就已出现,宋代以来的印刷品,有的简体字的写法与今天并无二致。当初制定标准简化字时,除了少数文字是新制定的外,多数是在已有的简体字中择优采用和标准化。台湾虽未正式推行简体字,在书写中使用却相当普遍。另一方面,在大陆也有一些人提出了“认繁写简”的建议,即在使用简体字的同时,还是要识繁体字,以利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有人认为现在电脑普及,书写困难已不成问题,可以取消简体字,全面恢复繁体字。两岸在存异的同时也有趋同的一面,是不争的事实。不过无论如何,汉字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和发展趋势是主流,整体申遗有百利而无一弊。
关键词：字本位；对外汉语教学；“符号之符号”说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0-0206-01
一、“字本位”的起源
“字本位”这个概念最早见于郭绍虞写于1938年的《中国语词的弹性作用》一文,以“字本位的书面语”与“词本位的口头语”相对。《文心雕龙》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在长期的汉语英语对比研究后，于1975年明确指出：汉语是不计“词”的，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字”是中心主题（《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248页）。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1980年也指出：“词”在欧洲语言里是现成的，语言学家的任务是从词分析语素；汉语恰好相反，现成的是“字”；汉语里的“词”之所以不容易归纳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就是因为本来就没有这样一种现成的东西（《语文常谈》45页）。1994年，当代著名语言学家徐通锵先生在《世界汉语教学》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字”和汉语的句法结构》和《“字”和汉语研究的方法论》两篇著名论文，指出：英语等印欧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词”，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明确提出了汉语的“字本位”理论。（转引自《汉字文化》07年第4期）“词”是印欧系语言的一种基本结构单位,汉语的“词”是从西方语言学中输入的一种语言结构单位,其内涵与“字”有重要的区别。（引自徐通锵《“字本位”和语言研究》）因此，汉语的字本位与国外学术界所争论的字本位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罢。我们还是应当立足汉语的实际来客观地看待这个学术性问题。
二、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字本位
世界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在一百年前创立他的理论时，就注意到了中国汉字汉语的特殊性，他指出：世界上有两种文字系统，一种是表意系统，每个词各有单独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与该词本身的声音无关，每个书面符号都代表一个完整的词，因而，也就代表那个词所表达的观念，表意文字系统的经典范例，就是汉字；另一种是表音系统。“我的讨论将仅限于表音系统，特别是今天还在使用的源起于希腊字母的这种系统。”（转引自《汉字文化》07年第3期）
从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上来说，主张字本位还是词汇为中心应视情况而定,印欧语系的文字系统为表音体系而汉藏语系文字系统属表意体系,因此,在确定采用何种教学法为中心时应当首先考虑学生学习汉语的需要。如果仅就汉语的听说等日常交流（即口语）为前提，因汉字符号本身形体与读音没有直接关系，因此排除在学习内容之外，同时也就撇开了汉字的表意功能，学习过程类似儿童习得母语，词汇教学为中心无疑是操作性强，易实施，并且接受起来较快的一种方式；然而，若以汉语的熟练掌握与运用（口语及书面语）为教学目标，那么，字本位的思想确应是贯穿始终的中心思想，毕竟汉语中无论是语音间隔（此处指音节）所表示的、书写行文中最小的独立个体无疑都指向这个最基本的单位――字。因此，由字向外辐射所得到的，是最全面、最完备、最适应于汉语语言体系的对外汉语教学策略，更适合于长期学习研究、并有兴趣深入挖掘汉语语言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的二语学习者。综上，采取字还是词汇作为对外汉语教学的中心，应当全面的考量教学对象的程度、学习动机、学习态度及学习汉语所要达成的目的和效果等多方面的因素。
三、文字是“符号之符号”说
所谓“文字是符号的符号”之说，应当是仅就于表音文字而言罢，中国古字起源于图画，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提出造字法“一曰指示；二曰象形；三曰会意；四曰形声；五月转注；六月假借”，由此不难看出，汉字并非简单的表音或是记音的符号，而是确确实实的表达意义，用于沟通交流的工具，若说语言是人类思维的体现，那么汉字同样是思维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起初应是如同绘画和音乐一般的独立形式，而绝非表音文字之类，除却了约定俗成以外便一无是处的符号。
四、结语
关于字本位教学，我们关注的是更适用于对外汉语的教授，更利于留学生的学习，更利于汉文化的传播，更利于汉语言的全球化普及，让更多热爱汉语，热爱中国文化的学习者能够有效且得法地掌握汉语这门语言。
参考文献：
[1]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间题[M].商务印书馆，1979.
[2]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M].商务印书馆，1999.
关键词:汉字书法;实用书写;王羲之;书写科学;艺术
王羲之的书法成就不仅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历史性标志,论文更是汉字实现今体化、走向书写科学的重要里程碑。本文拟通过中国书法的产生、汉字书写发展的历史认识王羲之的书法成就,评价其书写科学价值。
一、中国书法的产生及汉字迈向今体书写的历史
1.汉字书法形成的基本条件数千年的华夏文明史表明,汉字的最初形象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字的最初形象一致,同属图画文字。但由于后来的文字革命,使西方的图画文字变成了以抽象符号拼写的表音文字,不再有与客观事物形象有关的表现特征了[1]。然而,中国的汉字则由于两个主要原因,发展成了具有人类文字书写最高水平的书法:其一是中国人在促使图画文字实现它简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从来没有背离象形、表意的基本属性,其二就是创造汉字书写美的工具毛笔的特殊作用。
2.汉字今体书写的萌芽表现
中国汉字真正走向书写的自觉时代是汉代以后开始的,毕业论文作为语言记录的汉字与体现汉字书写的书体,以及作为书写艺术的书法,三者分别有了各自的内涵。由于此前的篆体文字,虽然相比图画文字简化了许多,但在实用书写上仍然不能适应社会需求,急需要通过革新书写技术去满足实用书写的需要[2]。时至今天我们仍能通过汉代帛、简、牍上的书写墨迹,看到这一进步的突出成就。如“马王堆帛书”、“湖北张家山汉简”、“居延简牍”、“玉门花海汉简”、“大通木简”、“武威王杖诏令简册”。这些作品大都是汉代人们社会交流的手写笔墨实物,一一都突出着书家的真性情。其中最优秀的是建武三年的《居延误死马驹册》(图1),人称“有张芝之狂,索靖之峻,开拓草书长河的源头”[3],是最早反映汉字草写的高水平作品。另外,还有同时期的“居延建武纪年简”(图2)[3],风格不同于章草,当代人称为草隶。奔逸放纵,激情洋溢。两简共14字,其中两“建”、两“武”、两“年”、两“三”等字用笔结字变化极其巧妙。篇末一个“年”字,末笔的一竖占去了大半行,既大气磅礴又妙趣横生,通篇气韵生动,简直就像今人的书写。凡此种种正是我们了解此后的张芝、索靖书法形成的珍贵史料。这些洋溢着书写快乐的作品,其实本是民间或边塞驿站日常事务者的杂记,它们不仅有着卓越的今体书写表现,更要比我们以往用来标识汉代书写形象的汉隶碑铭的《乙瑛》、《礼器》、《袁博》等作品在时间上还要早120至180余年。如上述事实可知,汉代碑铭之外的民间的日用杂写等许多书写现象,已从实用的今体书写这一主流表现上走在了汉隶碑铭书写的前面,不仅为后来的张芝、索靖以至于两晋以来的今体楷书、行书、草书的形成打下了基础,更为其树立了榜样。
3.三国两晋汉字今体书写自觉发展的历史
三国两晋时期,由于在西汉不久已出现了章草,晚汉又出现了行书和今草,使篆、隶、楷、行、草多枝开花的书写表现局面得以迅速形成。社会的发展与科技进步,历史在这一页里汉字书写在造纸术与毛笔制造两大技术的影响下走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在这个被史学家称作“中国周秦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学时代”[4],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们已清楚地认识到通过追求纸与毛笔质量来提高书写水平的作用。驾驭毛笔尖、齐、圆、健的属性,把握好书写用纸的品质,不仅对于保证书写质量十分重要,同时对于通过书写技巧表达书家精神世界,彰显书家个性与情感,更是有着其他艺术不可替代的表现魅力。这不仅是学习书写的技术,更是探究书法艺术的科学。
有关书法的种种问题一时间成了上层文人或民间书写爱好者交流的话题,以至于清谈、著书立说中有关书法论述之多前所未有。我们通过读史发现,从汉末的蔡邕以至魏钟繇、晋卫铄以及后来的诸多大家和那些不知名的书佐人才的研究与实践,使得以马毫、兔毫表现篆、隶文字形式美的书写,渐被羊毫、狼毫、兼毫等蓄控墨能力强的优质毛笔书写所代替。
汉字书写从此走向了自由快乐的时代,甚至还有人制作了鼠须笔用于书写。硕士论文曹魏后期更由于钟繇等先锋书家的影响,之后由晋武帝司马炎设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书法博士教习。钟繇作为政权的上层人物,他俯拾众长,继前人曹喜、蔡邕、刘德升及民间优秀书写为基础的书法创举,以他与当时社会书写迥别的今体楷书面貌,为后来的卫铄、王羲之给予了启示。在这一时期的民间,在王羲之出现之前的许多简册、信札、记事等日用书写中,汉字书写已以极其活泼的面目步入了今体书写的实践历史了。无论是出于上奏应急的黄象《急就章》或是已显现章草走向今草面目的黄象《文武帖》及楼兰魏晋草书简札、楼兰行楷《三月一日帖》、楼兰草书《为世主残纸》、楼兰行楷《五月十四日帖》、晋《泰始九年木简》、索靖《月仪本》、《出师颂》、陆机草书《平复帖》、楼兰草书《济白帖》都以与当时的碑铭正书殊极的面目表现着书家的书写情绪,体现着这一时期书家们尝试今体书写的不同风格。
二、王羲之书法的产生与发展
1.王羲之所在社会的书法面貌
王羲之(303-361)生于西晋之末太安二年,他的主要书法活动在东晋升平五年(361)以前上至永和四年(348)的十三年的岁月里。在世时前后有其父王导、叔父王廙、姨母卫铄、其弟王洽、王荟,其子徽之、献之等著名书家以及众多的朝野书佐人才构成了一个今体书写的社会群体,他们无论于理论与实践都为王羲之书法的形成乃至光大给予了支持。其传世作品可从王荟的草书《疖肿》,王徽之的行书《新月》,王献之的楷书《洛神赋》、行草书《鸭头丸》、《廿九日》、《十二月》及草书《中秋》、《送梨》、《鹅群》,王的行草书《伯远》及不知名书家的行草书纸本的《王念卖驼券》等优秀作品和大量不知名书人的正书砖铭墓志等作品可了然其水平与精神。他们以其今体书写的强大阵容树立了晋书发展的主流形象。
2.王羲之书法形成的社会原因
王羲之是一位楷、行、草书全面发展的书家,其楷书作品有见继承钟繇书风的《黄庭经》、《乐毅论》、《东方朔画赞》等。行书有见于他的代表作品《兰亭》、《姨母》、《平安》、《何如》、《奉橘》、《快雪》等;行草书有见其《行穰》、《丧乱》、《孔侍中》等;草书有见其《大道》、《此事》、《游目》、《长风》、《上虞》、《远宦》、《十七日》等代表作品,王羲之以其崭新的时代面目及远超前人的书法成就树立了自己的形象。
我们在认识王羲之今体楷、行、草书的实用价值及其艺术形象时应当通过其社会原因认识和评价他的意义。这是因为王羲之在东晋不仅有着一个以门阀政治集团需要所形成的强大的王氏家族,其父王导是晋高祖丞相。王羲之本人更是王氏家族一致推荐的集团利益的代表人物且至晋右将军的显贵地位。这对于实现他书法的最高地位无疑是一个有利的条件。晋政权偏安一方的经营环境更为王羲之从事文学艺术的专门研究提供了极其宽松的条件。在这个可以广开思想交流的社会中,探究玄学是文人们相互竞高的交际手段。王羲之本人及其家族均是世代相继的天师道徒。信道食丹盼望长生不死是当时人们高价追求的享受。为此所形成的文化在上层文人心灵深处竟是那样的蒙昧与玄妙,可求又不可至。人们受其意识支配为其相关所付出的努力可至于剔精抉微,且屡遭挫败而毫不叹悔。以此所形成的行为观念是王羲之这位持有道徒修养的高级知识分子之突出本领。王羲之从事汉字书写的创新追求是其少年时期早有的夙愿。术好专攻、业成所长。因长期受成、康二帝之不重,他直将仕途难解国家“倒悬之急”[5]的政治抱负,转变成了以“弃官”[5]为汉字书法而奋斗的热衷追求。他便游前人书法名迹,以可歌可泣的作为给中国书法史树立了一位前所未有的“书圣”形象。
三、王羲之的成就表明:今体是汉字书写科学的必由之路
王羲之书法的历史成就,既体现在他为汉字实用书写的卓绝实践中,更体现在他为汉字用笔科学作出的前无古人的实践上。他还以自己的艺术实践为汉字今体书写确立了内涵中国文化精神的完美形象。这里我们可从以下议题认识其价值。
1.实用书写的领军人物
汉字实用书写是以易识、易写、准确、美观为客观标准向前发展的。我们今天看来这是现代书家于右任先生为他的标准草书所订立的原则。其实王羲之早在他的楷书、行书、草书中已实践了这一原则。
王羲之在《题卫夫人笔阵图》中对“字形大小、平直、偃仰、振动”,“筋脉相连”,甚至“一波、一磔、一横、一戈、一牵、一放纵……”都从书写科学出发追求审美的标准[6]。以往我们在评价王羲之书法时,只注意了他的艺术追求而淡化了他的实用标准。我们今天仍能很容易地从他的楷书、行书、草书的字例与此前的张芝、索靖、钟繇及后来的王献之取得比较,其书写规律所体现的简易与可供他人教习的师范特点,实是无人可比的。在王羲之看来,“结构者谋略也”[6],他不满足汉代隶变字体结构形象和汉隶书体的书写技巧,积极探索今体书写科学,从造字原则出发追求汉字的今体结构。以其假借、通假、改易、省简的书写建树,在楷、行、草各体中,为同时代的书家树立了追求汉字实用书写的榜样。其行书作品《兰亭序》(图3)中“领”、“固”、“俛”、“怏”等字的假借、通假运用,“揽”、“临”、“亦”、“迹”、“世”、“骸”、“将”、“於”、“既”、“所”、“取”、“抱”、“以”、“或”等占全文百分之八十以上字的改易、省简写法既方便了实用书写又暗合造字规律的创新,在今天仍是我们实用书写所追求的典范。笔者曾经从于右任先生所著的《标准草书千字文》的字例中统计得知,其中直接选取王羲之的多达229字,其余的771个字例,则分散在100多位书家或书法研究的群体中,最多的一人也未超过120个字。此中相当多的成分也是间接取王羲之的。由此,我们在评价“标准草书”的研究成就时,与其说是于右任等民国先驱的创造成就,不如说是他们在王羲之的书写科学的历史成就上的总结、归纳和完善。对于书写科学王羲之不仅自己努力实践,更以自己的理论教诲儿子徽之、献之及他人。王羲之生前所著的《题卫夫人笔阵图》、《书论》、《笔势论十二章》等论著,均是用来教诲儿子献之及后学者的,并常叹自己年事近晚“恐子孙不记”[7]。
2.用笔科学与结字规律研究的典范
在王羲之看来,“用笔者刀矟也”[6]。汉字书写用笔由王羲之通过实用追求已走向了最高点。他以无白的笔法实现了中锋用笔、侧锋取势;精于使转、严于提按;有藏有露、藏露结合;有方有圆、方圆兼备;悬针垂露、“万岁古藤”[6];折剑、折钗以及顿、提、波转、应接等,既严守规范,准确把握结字规律,服务于写实记事,又追求“意在笔前”,彰显书家情怀[6],努力实践深涵表意的书写艺术理念。王羲之在其所著的《题卫夫人笔阵图》、《书论》、《笔势论十二章》、《用笔赋》等书法著作中对其思想与科学理念均有论述。其中对于楷书、行书、草书、八分结构的认识,对章草与隶书关系的分析,对实现结字平正与偃仰、欹侧的对立统一关系,对字形大小与笔画长短的取舍,更以“创临”、“启心”、“视形”、“说点”、“处戈”、“健壮”等诸多篇幅作了专论。这些重要论述一一都是指导我们今天认识、学习和研究汉字书写的科学方法。
3.汉字书写的科学与书法艺术的里程碑
在王羲之前的汉字书写发展,由于与社会、科技及书家专研水平等诸多因素限制,使其走过了极漫长的发展岁月。距创造这一科学体系的华夏智者的书写自觉目标,虽近在咫尺,却远如天涯。是王羲之这一领军人物的不懈奋斗与同时代书家的共同努力,使之最终走向了峰巅。字体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为汉字今体楷书、行书形象的定立及实用记录奠定了基础。是王羲之的历史召唤着人们快步走入书写技术大开发、大发展的时代。汉字从文字表达为主的历史走进了以充分彰显书写功能、又积极实践艺术审美表达的历程。在这个汉字书写的自觉时代里,特别是今体草书的历史性突破,使其以完美的书法艺术形象走上了中国艺术殿堂的最高位置。书法家为追求汉字书写所表现的执著与狂热,是汉字对自身遵循书写规律所创造的语言载体与神奇的意象表现的讴歌和赞美;以其对汉字实用书写的有限表达与审美感受的无限拥有,带给创作者与接受者以精神享受;以创造者的快乐书写与接受者的心灵享受共同创造了一个惟有通过汉字才能领悟、而又不可能穷尽领悟的奥秘世界。
纵观汉字书写走过的历程,我们还发现,在王羲之身后300余年,医学论文又由唐人将其用之于实用书写创新与艺术开发的实践之中,并使其更有了光大。我们应该知道这是汉字书写科学发展必然的结果。此后而有的汉字书写速度远不在西方文字书写之下,这在王羲之时代已成了定势。且汉字的表意功能却更在西方文字之上。这正是汉字实用与审美并存之所在。它不仅富有中国道家的哲学理念,蕴存中国儒家的中庸之美,更内涵着佛家的彻悟追求。欲求其有当善其无,欲通其妙当会其玄,欲谙彻悟当安空寂。所谓无声而有音乐之和谐,无色更俱图画之美丽。中国汉字书是一门只有博学才能成就的大艺术,更是一份令人向往的事业。所谓“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会通,会通之际”,方有“人书俱老”[7]之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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