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3 15:16:09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语文知识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既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所有外部因素,那么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因素必然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因素等方面。这些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其发生作用往往是多种因素的合力。可是,从微观方面看,单个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亦是存在的。我们试着从文化传播与迁徙的角度,来探讨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从而为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创造条件。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主要是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文化迁徙的含义与途径
文化迁徙,或文化变迁是指文化从一个地方和环境传播或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和环境。在这当中,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传播的推动者或实践者。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的四大文明已经随着漫长的历史长河的不断迁移或消融或消失或融入到一种新的文化中,成为新的文化形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传播可谓是经典之传。正是因为的巨大生命力,特别是与中国文化的某种可相容性,使得不断中国化,从而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科学理论,成功推动了中国化的理论进程,在实践中丰富了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说,文化迁徙是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和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文化迁徙需要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中进行。这就是文化迁徙的途径问题。文化迁徙的途径主要包括口头传播、书本传播、潜移默化式地传播和网络传播。
首先,口头传播。这是最原始的文化传播方式。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发达,人类在群居生活中往往是由长者把本族群积累的知识,用口头传授的方法传给下一代。其中,采取的是讲故事的方式。当然,这种知识不能被称之为知识,只能称之为传说。
其次,书本传播方式。把文化用书写的方式记录下来,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甲骨文是人类较早的记录文化的方式,虽不能同现在的文字相比较,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人类的进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造纸术的发明和印刷术的改进,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从此以后,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就大大加快了。我们今天能见到和读到的许多书籍,特别那些关于古代史书、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正是书写方式传播人类文明的重要体现。
20世纪的中国小学语文教学在继承中国几千年教育的优秀传统，借鉴世界先进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创造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探索中国小学语文教学客观规律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涉及小学语文教学的根本问题上获得了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这些认识不可能在这里一一罗列，只能选主要的列举如下：
（一）语文是工具，是交际的工具，是交流思想的工具，是思维的工具，是学习各门学科的工具，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工具。
在语文学科的工具性上达成共识，应当说是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语文教学界取得的重要成果。
语文既然是交际的工具，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那么，语文这个工具的运用必然伴随着人的思想感情。因此，语文学科不仅具有工具性，而且具有思想性。
近年来有人提出了语文学科具有“人文性”的论断。笔者认为，“人文性”只是“工具性”的自然延伸，并不能否定工具性。因为，所谓“人文性”，是指语文是文化的载体，它在传播人类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其实，如果语文不是工具，它就不可能充当文化的载体，也就不可能起到传播人类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作用。
（二）语文学科的基本任务是指导学生掌握语文这个工具，掌握语文这个工具的标志是具有听说读写的能力。
关于语文学科的目的任务，本世纪曾有过多次大的争论。进入80年代以后，这种争论基本上停息。因为大家已达成了这样的共识：语文学科的基本任务（或曰“特有的任务”）是培养听说读写能力，在听说读写训练的过程中，要进行思想教育，发展学生的智力。
（三）培养听说读写能力的基本途径是听说读写的实践。因此，语文学科的教学活动主要是听说读写的训练。
“训练”的思想，是语文教育家叶圣陶先生的一个重要思想。早在三四十年代，他在谈到语文教学时，就多次使用过“训练”这个概念。六十年代初，他更明确地指出：“学生须能读书，须能作文，故特设语文课以训练之。”（引自《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717页）可见，培养语文能力的过程就是一个训练的过程。
语文训练的过程，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文字符号的训练过程。无论是理解语言、运用语言的训练，还是积累语言的训练，都必然是把语言形式和它所承载的思想内容当做一个整体进行的。语言训练一旦离开思想光辉的辐射，学生面对的只能是一堆苍白、冰冷的符号。
近年来提出的“加强语言文字训练”，就是要加强听说读写的训练。它所针对的是削弱听说读写训练的两种倾向：一是把大量的时间用在了讲解、分析毫无意义的问答上，挤掉了听说读写的训练；二是只重视内容的分析，忽视了语言文字的理解、积累和运用。
（四）语文训练的过程，不仅是一个语言形式和思想内容辩证统一的过程，也是一个语言和思维统一发展的过程。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思维的过程借助语言进行，思维的结果借助语言表达。因此，语言训练和思维训练相统一，会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
（五）语文训练是教师的“训”和学生的“练”相统一的过程。这个过程离不开教师的主导作用，更离不开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否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是训练成败的关键。
语文训练中的“训”指的是教师的设计、指导、启发、示范和必要的讲解；“练”指的是学生听说读写的实践活动。“训”的目的是使学生想练、会练、练好。离开学生的“练”，“训”就毫无意义。因此，必须坚持以“训”导“练”，以“练”为主，“训”、“练”结合的原则，这个原则也就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原则。
（六）语文训练是一个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因此，语文训练既要根据不同的阶段，突出不同的重点，又要注意许多最基本的内容（如字词）在任何一个训练阶段都是不能忽视的。
这是语文训练的一个重要特点。不根据学生的认识规律和语文基础，简单划分若干阶段，每个阶段突出一两个重点，是不足取的；一旦划分阶段，就把每个阶段的训练重点绝对化，也会严重影响语文训练的成效。
（七）语文训练的最终目标为“自能读书，不待老师讲；自能作文，不待教师改”。这种能力就是语文学科的自学能力。最终目标，不是到“最终”才培养，必须从语文学科的启蒙阶段就要开始。可见，培养自学能力，既是语文训练的落脚点，也是语文训练的出发点。
语文这门学科是最适宜于自学的一门学科，语文这个工具也必须靠自学才能真正掌握。当然，自学的要求随年级的不同可以有所不同，自学的因素随年级的升高应当逐步增加。即使是一年级学生，只要学会了拼音，就可以借助拼音阅读，借助拼音识字。
（八）语文训练的主渠道是课堂，但课堂不是语文训练唯一的渠道。以课外阅读、课外练笔为主要内容的课外活动是语文教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九）发挥汉语拼音在语文训练中的多种功能，在学生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情况下，利用汉语拼音帮助学生阅读，发展学生语言，是语文训练启蒙阶段的一项创造。
学汉语和识汉字的矛盾，是中国小学语文教学的难题之一。利用拼音帮助阅读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难题。当然，这对拼音教学提出了新的、较高的要求，如何在不增加学生的负担的前提下，使学生尽快过拼音关，成了一个新的难题。不过，在没有更理想的办法之前，这仍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
（十）语文训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训练学生的作文。小学生作文是一种练习，它不同于成人的写作，更不同于文艺创作。因此，对小学生的作文，一不能要求过高，二要敢于放手，三要培植兴趣，四要把学生从被动的地位解脱出来。
二
既然我们在语文学科的性质、任务、完成任务的基本途径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已经获得了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而且将这些认识写入国家的法规性文件教学大纲之中，那么，为什么教学中违背教学规律的现象仍比比皆是，而语文教学总是处于效率低下的状态呢？
原因很多，也很复杂，这里只能列举几个方面。
（一）理论研究的成果尚未转化为广大教师的认识。
教学“大纲”是教学理论研究成果中已被实践反复证明并在理论界基本形成共识的内容的概括，它基本上反映了教学的客观规律。按道理讲，每一位语文教师都应当十分熟悉教学“大纲”，透彻理解教学“大纲”的内容，但事实上，真正熟悉教学“大纲”的为数不多，比较深透地理解“大纲’精神的为数更少。因此，目前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组织广大语文教师认真学习“大纲”，使“大纲”的基本观点、重要规定植根于教师的头脑之中。
（二）应试教育机制严重制约着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实践。
这是长期以来影响小学语文教学质量的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钱梦龙先生曾慨叹：“现在语文课内教的一些东西，对提高学生的实际语文水平，基本上不起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当前不少教师处处注意与考试对口，而现在某些颇为风行的试题模式又不能发挥正确的导向作用。因此，学生在语文课上花了大量时间学到的东西，除了用于对付考试外，实际上都是些基本无用的“应考语文”。（参见《人民教育》1997年第2期《飞红点翠写春光——访特级教师钱梦龙》）这里主要是针对中学语文讲的，可小学语文教学又何尝不是这样一种状况呢？能把责任仅仅推到老师们头上吗？我认为不能。老师们之所以处处注意与考试对口，是应试教育的机制迫使他们做出的选择。因此，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既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也是燃眉之急。
（三）在某些理论问题上，我们还没有作过深入的、实事求是的探讨，而理论上的哪怕一丝一毫的偏差，都会导致实践中的巨大失误。
无论从宏观上看，还是从微观上看，语文教学中都还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认识。这里仅列举几点，作为引玉之砖，以期引起理论界的深入研究。
1.语文知识和语文能力的关系问题。
在这方面，流行的说法是：语文知识是语文能力的基础。
如果这里的语文知识，指的是识字、积词，记住了若干句子、片段或诗文等，那我们可以赞同“语文知识是语文能力的基础”的诊断；但如果这里的语文知识指的是语法学、修辞学、逻辑学、文章学等学科的知识，就值得商榷了。因为，“迄今为止，编入课本的那些语修逻文的知识，基本上是语言学家、文章学家研究出来的属于原理定则、常识概念的东西，是一种静态描述的学科知识。这类知识对语文有用，但无大用，可是我们却一直说它是基础。说一个学生基础没打好，就是指的这些知识没学好吗？我们要求学生具备的所有语文能力都是建立在这些知识的基础之上的吗？显然不是”。（引自1996年第1期《课程．教材．教法》陈日亮先生的文章）
那么，语文能力是怎样培养的呢？“获得运用工具的技能，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知识为基础，由知识到技能；另一种是直接传授，由技能到技能，知识起辅助作用。我认为语文属于后者。”（引自1996年第7期《课程．教材．教法》刘国正《我的语文工具观》）“学生学习本民族语文，多数情况是‘能力在先，知识在后’，而不是相反。就拿幼儿园儿童来说，别看他们年龄小，他们已经会说不少互相连贯的话，具有相当可观的口头表达能力了。这种能力是如何形成的？当然是不断实践、不断学说话的结果，而不是先学习知识再转化能力的结果。”（引自《文汇报》1996年12月9日孙光萱等《能力在先，知识在后——语文学习规律谈》）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一些同志的论述，并不是要全面否定语文知识的积极作用，只是想从中引出下述结论：
第一，笼统地讲“语文知识是语文能力的基础”，是不符合学习语文的客观规律的。
第二，有些语文知识是语文能力形成的基础，但到底具体有哪些语文知识是基础，尚需认真研究。
第三，语文的有些理论知识并不是语文能力形成的基础，但它对语言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如语法知识、修辞知识、文章知识等。
第四，有些语文知识，既不是语文能力形成的基础，也没有指导语言实践的作用。如文学常识等。
作这样的分析，对教学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现在教学中的不少微效劳动就是由于大讲一些无用或用处不大的理论知识造成的。
本来我们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明确规定不讲语法、修辞的理论知识，不涉及名词术语、可我们不少老师却在课堂上大讲这些知识，更为严重的是有些地区还在考这些知识。
2.语文教学和语文课堂教学的关系。
我这里说的课堂教学，指的是课本的教学。
在对中职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注重个人发展，对于缺乏自信的中职学生来说，进行主体意识教育。积极地鼓励学生的个人发展，唤醒学生的内在。所以中职学校的政治教育上，进行授课的过程中应当尊重每一位学生，从赏识的角度出发，针对学生的不同差异，积极进行鼓励与引导，强化学生的个体，对学生其他方面的能力进行深入挖掘，尊重学生的生活方式，从学生的角度出发理解学生。
二、积极鼓励学生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随着中职生对价值观的多元化方向发展，在言行与对事物的评判上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这就与教师的思想产生了不一样的判断，是教师在思想理论上过于传统，还是学生对事物的判断过于片面，如何辩证的判断两种情况，就需要教师从多方面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不能仅靠自己的主观意识直接否定。现如今，在市场经济的不断快速的发展下，单纯依靠对与错已经是能评判事物的标准了。所以这就要求中职学校的思想政治教师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积极接受新事物的出现，对自身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改正，深入探究，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完善自己的文化修养。
三、根据每个人的差异，采用区别对待的方式进行教育
在中职学校的政治教学过程中，采取赏识教育要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允许存在不同的见解。正处在中职教育过程中的学生，对人生观与价值观都有着不同的认识，在兴趣爱好与个人能力上都存在着差异，如果还是沿用统一的赏识教育，就会起到相反的作用，所以在实际上课过程中，要求教师要主动的了解每一位学生，根据学生的主观意识与思想道德观念，区别对待，积极采用赏识教育，注意对度的掌握，因人而异。
四、深入挖掘学生的潜能并激发学生的潜能
从教育的角度来说，赏识教育就是对学生进行表扬与赞赏。赏识被分为两种，一种是对已经发生的事物提出赞扬，这种赞扬是对学生的肯定。另一种是对没有发生的事物先提出赞扬，这种赞扬是对学生的鼓励。在实际过程中，通过对学生进行全面的分析，从学生感兴趣的方面入手，挖掘学生的潜能，并激发学生的潜力，最终实现学生成才目的。在进行教学过程中，借助成功的理论基础，把对学生进行的赏识教育看作为对学生的激励教育，向学生介绍他们自身与达到目标之间的差距。教会学生承担责任，激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积极性，在不断的展示自己的过程中，接近目标，最终实现目标。
五、致力于学生的内心世界，引导学生积极思考
在对中职生进行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要坚信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始终确信每一个学生都拥有潜在的能力，都是极具创造力的学生。在发现学生的潜能后，积极鼓励学生，赞赏学生的个人兴趣，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特长、鼓励学生在面对教材中的误区进行大胆的质疑，制定目标，不断的进行自我超越。且在中职教师对学生进行中职教育的同时，探索学生的内心，在学生面对问题时及时进行引导，把对学生的赏识教育看做对学生的激励教育。
六、提升中职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的综合素质与人格魅力
一个具有人格魅力的教师，对中职生的影响也是十分重要的，它是在人与人的实际交往过程中所逐渐建立起来的，它对于学生有着号召力与吸引学生的能力。在对学生进行赏识或者评判时把握好尺寸，依然可以让学生在接受批评的过程中的自信心不受到任何的损伤，在与学生进行交流的过程中对学生达到思想政治教育。在不断地对学生进行培养的过程中，身为中职学校的思想政治教师也要不断的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准以及自己的文化素养，要通过在于学生交流的过程中达到相互信任，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在学生心中建立起威信，且身为中职学校的思想政治教师，还应当要掌握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让自己始终高于学生，在学生提出问题时，教师要能够及时的解答出学生疑惑，让学生对教师产生崇拜的思想，吸引学生，感召学生。
七、改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增加师生合作
关键词：教师教育实践性知识形成机制
目前对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形成机制的研究较为零散，本文拟对此进行梳理、分析与探讨，以期形成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一、实践性知识的形式
学者们将教师的实践性知识分为三个层次，即可言传的、能意识到但无法言传的(缄默理论)和无意识的(内隐理论)。笔者倾向于把教师的实践性知识划分为可言传的、难以言传的两类，其中难以言传的又可分为两个层次：可意识但难以言传的，下意识且难以言传的。作如此的划分主要是基于认识论的考虑。人的意识来源于外界的刺激，只要存在着实践性知识，那么不管是在当时、还是过后，不论是自己、还是他人，它迟早都会被意识到，并通过语言、行动或其他方式表现出来。真正无意识的知识是无法被感知的，因此也是不存在的。过于强调实践性知识的无意识和缄默性只会让我们陷入神秘主义的泥潭。
可言传的实践性知识，即所谓的显性知识。它在教学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对一些理论知识的描述和解释，包括教师传授的学科知识和对一些教学方法、课堂管理技巧的说明。这种实践性知识的表述符合一定的逻辑规律，界定较为明确，并易为现象所证实或证伪。它在实践中能得到广泛传播与应用，可以同时为不同的人们所分享。
难以言传的知识，即所谓的缄默知识。可以将难以言传的知识细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其一，可意识但难以言传的知识。我们能意识到这类知识的存在，但却难以用语言表达，有些经过努力可在一定程度上将其挖掘和表达出来。例如每个人都体验过愁的滋味，可是却无法对此进行具体描述，而少数杰出的文学家却做到了这一点。女词人李清照在《武陵春》中，先写花已尽，泪先流，倦梳头，事事休；继而写“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但再接下来却是“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这样，就把一种难以言传的愁绪表现得极为具体和形象。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说，难以言传的知识中的大部分仍停留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状态上。波兰尼举例说，我们可以认识一个人的脸，可以在成千上万张脸中辨认出这张脸，但却说不出我们是如何认出这张脸的。
其二，下意识的且难以言传的实践性知识。教师的实践性知识除了能被主体意识到的以外，还有未被意识到但却实实在在地在影响着主体行动的知识。这种知识有的表现为熟练技巧，这是在一定理念指导下经过反复练习习得的；有的表现为顿悟、直觉与醍醐灌顶，看似无意识，实际上是以个人以前所获得的知识为基础的。在《默会维度》一书中，波兰尼讨论了关于阁下知觉的实验。在实验中，实验对象被示以大量的无意义的音节，在给他展示了其中的某些音节之后，就实施一个电击。不久，实验对象就显示出这样一种征象，即当他看到那些“电击音节”时，就预期电击会到来。显然，他已经知道如何来预期电击的到来，他具备了这方面的知识。但是，当被问及是凭什么来预期电击时，他却难以明确地指认是什么使他能够做出这样的预期。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一些看似没有关联的现象却能激发科学家的灵感，而导致一项重大成果的产生。
长期以来，人们对难以言传的实践性知识研究不多，但恰恰是这类知识能更深刻地影响教师的教育活动。事实上，尽管教师对有关理论知识耳熟能详，但他们原有的隐性教育观念却能更深地支配教师的行为。探究实践性知识的形成机制将有助于一线教师对实践性知识的挖掘。
二、实践性知识的形成
研究表明，人脑中存在着许多分离的信息处理机制以实现某种特定的分析，但由于信息传导的串行性加工和平行性加工，使不同脑区的活动具有更为广泛的联系。任何加工过程，即使是相对简单的感觉过程，也非仅定位于少数脑区，而是多个脑区协调活动的庞大功能系统所产生的集合场效应。实践性知识是在内隐学习和外显学习的共同作用下，通过个体对知识的不断建构而习得的。一般而言，内隐学习的过程是一种心理上的自动加工过程，这类学习所获得的知识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的特点，并会形成一定的积累效应，是创造力的要素诸如直觉、顿悟、高峰体验等形成的基础。内隐学习所习得的知识通常表现为缄默知识，而外显学习则表现为一种心理上的控制加工过程，是通过严格的意志控制来进行的，结果就以有意识的观念存在于人的头脑之中，表现为一些可陈述的知识。尽管形成机制各不相同，但内隐的自动化加工与外显的控制性加工过程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由控制向自动化的转化中，练习起到了催化的作用。
通过内隐学习与外显学习的共同作用，教师的实践性知识得以形成，但它不是被动的，而是一种个体的主动建构过程。在实践性知识的形成过程中，外显学习是在不断地对新知进行同化与顺应的过程中形成的。同化的过程是指新知能够被纳入到已有的知识结构中去，使知识发生量的扩大；顺应的过程则是新知与原有知识结构不相容，需要对知识结构进行调整，调整以后的知识发生了质的改变。相比而言，外显学习习得的更多的是显性的实践性知识，通常以理论知识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内隐学习更多地是在动态的“建构——解构——建构”的基础上形成的，更多地表现为隐性的实践性知识。:
三、实践性知识的转化
日本学者野中郁次郎提出的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相互转化的四种模式(即SECI模型)可以用来对此进行描述。
社会化——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过程。在传统的师徒制中，经过师傅的示范和传授，徒弟可以学到相关工作中重要的技术与诀窍，这在书本上是得不到的，有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波兰尼认为：“不能够详细描述的技巧也不能通过规则的方式加以传递，因为它并不存在规则。……通过观察自己的导师，通过与他竞争，科研新手就能不知不觉地掌握科研技巧，包括那些连导师也不是非常清楚的技巧。隐性的实践性知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传递并得以延续的。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所以传播上有很大的局限性。
公开化——从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将自己未经编码的经验转化为可编码的系统化的逻辑化的内容，并通过语言来描述和表达，成为宝贵的知识财富。公开化的过程扩大了实践性知识的传播空间。
综合化——从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实践性知识以专业知识的形式进行传递，零星的显性实践性知识组成知识体系。这种综合也许并未扩展现有的实践性知识，但却对实践性知识进行了归纳与整理，能大大提高对实践性知识的应用能力。这正如系统论所揭示的：要素间的互动所产生的“系统效应”远远大于要素的叠加之和。
内在化——从显性知识转化为隐性知识的过程。它在知识共享的基础上产生。显性实践性知识内化为组织中所有成员的知识，并促使他们拓宽、重构自身的隐性实践性知识。隐性知识又将开始新的、在更高起点上的转化，使实践性知识呈螺旋上升态势。
以上四种模式是相互转化的。以教师的校本学习为例，专家教师通过观摩交流活动将教学心得(以隐性知识形态存在)传递给其他教师，其他教师将收获转化为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并通过不断的交流在学校内部共享。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们在汲取他人之长为我所用的同时，又结合自身的特点进行新的探索，从而形成具有个性化的、独具魅力的教学风格。教师的实践性知识经历了从隐性一显性一隐性这种循环转化的过程，教师们也在这一过程中达到了专业成长与进步。需说明的是，公开化和内在化的过程是实践性知识得以增加的最为关键的两个环节，它们都要求作为主体的人的积极参与。如果丧失了人的主动性，对实践性知识的挖掘与深化显然将会成为空谈。
四、影响教师实践性知识形成的因素分析
1．内部因素
(1)个人的职业理想与职业动机水平。教师对自己的职业的理想及职业发展动机是影响教师实践性知识获得的重要因素。一个热爱教育、关心学生、目标明确的教师，自然会投人更多的精力于教育教学中，研究教学中发生的问题，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不断从实践中获取知识，乐此不疲。相反，如果只是把教师职业作为谋生的手段，那么他对待工作就会应付了事。当然，在教师的实践性知识的获得过程中，既需要有激励教师深入钻研的内部动机，也要有外界刺激产生的外部因素。但无论是何种动机，都需要教师进行自我调节，使自身的内在需求与外在诱因相协调，从而维持教师的职业发展。
(2)原有的知识背景。学习的效果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努力，还在于所学内容是否能成功地与学习者原有的知识建立起联系。教师如果没有相应的知识基础作为支撑，将很难敏锐地感知到新的实践性知识，并将其纳入自己的知识框架。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已有知识对新知识的“前摄”作用，尤其是在新的知识与已有知识不兼容的情况下。教师在长期教学过程中会受到习惯性思维的影响，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个人化的“教学理论”，这既是教学工作的有利资源，也可能是教师开展教学改革的沉重包袱。
(3)自我反思意识。实践性知识的获得与教师的自我反思意识的发展有密切的关联。反思既是实践性知识的重要组成，也是影响实践性知识形成的重要因素。首先，在教学过程中表现出的实践性知识是教师在特定情景下对特定问题的应对，虽然合乎目的，但仍存在着对它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的必要，需要运用反思手段加以理性分析。其次，实践性知识有处于显性状态的，但绝大部分处于隐性状态。能否了解或能够了解多少不易于显性化的隐性知识，取决于个体对这种隐性知识的敏感程度，而反思则是达到这一目的的良好途径。
(4)自觉的理论学习。教师不能仅仅满足于对实践的反思与回顾，还需要自觉运用理论的武器对实践性知识进行深挖。教师面对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丰富的世界。广泛地涉猎各种理论，成为一个杂家，是教师职业持续发展的要求。
(5)人际交往。实践性知识的特点决定了它必定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形成的，所以教师间的良好互动，共同探讨，将会有力地促进实践性知识的交流与传播。当然，作为个体的教师也处在与学生的交往和互动中，教师在影响学生的同时，学生的个性和行为也在影响着教师，促使教师不断进行反思与学习，以丰富自己的实践性知识。
2．外部因素
【关键词】经史、文史、史学、魏晋南北朝
较之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不论是史学著作的种类还是数量都大大增加了。《隋书·经籍志》史部所列史书共计十三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其中,每一门类除开头一种或少数几种为三国以前著述外,几乎全部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作。[1]史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与同一时期的经学、文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以下将围绕着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这两条线索展开讨论,以期把握史学发展的脉络。
（一）
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最大特点莫过于史学学科的独立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依据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把《国语》、《世本》、《战国策》、《太史公书》等史书都附于《春秋》经之下,史学没有独立的地位。但是到晋代,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晋荀勗作《中经新簿》,分书籍为四部,史学著作为独立的一类,属丙部,东晋李充又改定次序,将其置于乙部。《隋书·经籍志》不用乙部之说而谓之史部,实质并无变化。
史学著作在图书分类上的变动不是没有原因的。梁代阮孝绪编制《七录》,其一为经典录,其二为记传录。他解释说:"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纪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蘩芜"。[2]阮氏所说有一定的道理,从汉末至梁代,史籍数量确实大增,别开一类,势在必行。但是在西晋,新的史著并不是很多,恐怕还不能这样解释。
考诸史实,经与史的区分在目录分类以外也有反映。《三国志》卷42《尹默传》：
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
据陈寿所说,汉末荆州的学校不仅教授经学,而且也教授史学。对此,我们找不到旁证,姑置不论。但"通诸经史"一语,至少表明在陈寿生活的西晋时期,人们心目中经与史是明明有别的。《文选》卷49干宝《晋纪》总论李善注引王隐《晋书》称:"王衍不治经史,唯以庄老虚谈惑众。"王隐是两晋之际的人,他也用了"经史"一词,可见陈寿用语不是出自个人的习惯。"经史"在唐修《晋书》中是经常可以见到的,如卢钦"笃志经史",邵续"博览经史",王珣"经史明彻"等等。[3]参诸上述晋人用语,这些记载应该是可信的。经史双修实际上汉代就有,《后汉书》卷64《卢植传》载,卢植少从大儒马融受古文经学,后在东观"校中书五经纪传,补续《汉记》。"我们自然可以说他是"通诸经史",可是当时人并不这样说。有经史之实而无经史之名,这说明在东汉人的观念中经与史的区别尚不明确。[4]西晋人开始频频使用"经史"一词,意味着经与史发生了分离。
西晋以后,经与史的区分在教育上也有明确体现。《晋书》卷88《刘殷传》:
刘殷字长盛,新兴人也。……弱冠,博通经史,……有子七人,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
署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
《宋书》卷93《雷次宗传》:
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
不论是在官学中或是在私学中,史学都是一个独立的门类,由此可见,自晋以后人们对经学与史学的区别是有清楚认识的。荀勗、李充在书籍目录上把史书从经书中分离出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阮孝绪生活在梁代,他没有考虑目录以外的上述历史变化,而仅仅从史书数量的增加来解释目录分类的改变,似乎还是未达一间。
"经史"一词的出现、目录分类的变化、教育中史学科目与经学科目的分别设置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事实,那就是,史学确实独立了。史学摆脱经学而独立表明人们对经、史的认识有了变化。在这方面,东汉的王充可谓思想上的先行者。《论衡·谢短篇》:
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可也。五经之后,秦汉之事,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然则儒生,所谓陆沉者也。五经之前,至于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五经比于上古,犹为今也。徒能说经,不晓上古,然则儒生,所谓盲瞽者也。
王充责难儒生只懂五经而不了解古今历史,这当然是对史学的强调。不过,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叙述方式,他把历史分为"五经之前"与"五经之后",言外之意,"五经"只是这之间的一段历史的记载而已,儒生所了解的历史仅至于此。这实际上已是视经为史了。所以,他又说:"儒者不见汉书,谓汉劣不若,使汉有弘文之人经传汉事,则《尚书》、《春秋》也。"经亦史,史亦经,这种大胆的思想使我们在经学泛滥的时代看到了史学振兴的可能。余英时先生称王充为"晚汉思想界之陈涉",[5]其比喻极为恰当。王充的思想在他生活的年代没有得到积极回应,但是,从汉魏之际开始,可以明显感到人们对历史的兴趣是越来越浓厚了。《三国志》卷41《张裔传》称蜀郡张裔"博涉《史》、《汉》",卷42《孟光传》称河南孟光"锐意三史",卷64《孙峻传》注引《吴书》称会稽留赞"好读兵书及三史"。[6]吴末,右国史华覈上疏道:"汉时司马迁、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与六经俱传。"[7]《世说新语·言语篇》载,"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人们何以对史书如此感兴趣？《三国志》卷54《吕蒙传》注引《江表传》:
初,权谓蒙及蒋钦曰:"卿今並当塗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蒙曰:"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令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
《三国志》卷59《孙登传》:
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张)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
孙权要吕蒙等"涉猎见往?quot;,"急读"史书、兵书,以为"大有所益",又让孙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这些建议都与现实有关。当时的社会正处于剧烈变动之中,经学作为意识形态,因其繁琐、迷信、荒诞已经丧失生命力。孙权说"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正反映了经学的无用。在思想迷失了方向的时候,从历史中,尤其是从近代历史中总结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就成了当务之急。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8]这也是在总结近代历史的经验教训。《隋书·经籍志》载,诸葛亮著有《论前汉事》一卷,大约都是此类内容。
关于史学与经学此消彼长的关系,我们还可以从西汉的历史中得到应证。西汉之初,面对秦的骤亡,人们也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陆贾著《楚汉春秋》,贾谊写《过秦论》,以后又有司马迁的《史记》,但是并没有因此出现一个史学的,原因在于经学兴起了。在汉儒眼中,经学是无所不能的,对于历史的演进,经学已经给出了答案,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汉儒也每每以经义断事,赵翼说:"汉初法制未备,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9]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没有史学的地位。《汉书·艺文志》将《史记》等史书附于《春秋》经下,在今人看来是贬低了史学,如果就当时而论,倒不如说是抬高了史学。比较两汉,经史关系一目了然,经学盛则史学衰,经学衰则史学盛,经与史之演变轨迹大致如此。
魏晋以后史学脱离了经学而独立,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不过,我们不得不注意另一方面,这就是,经学对史学也还有很大的影响。这首先表现在史书语言的使用上。《三国志》卷1《武帝纪》载曹操语曰:
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
注引孙盛《魏氏春秋》云:
刘备,人杰也,将生忧寡人。
裴松之就孙盛改易文字评论道:
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励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类。
当时采用类似的文字处理方式者不止孙盛一人。刘知几在《史通·模拟篇》中列举了这方面的大量例证。比如:"谯周撰《古史考》,思欲摈抑马《记》,师仿孔《经》。其书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杀其大夫李斯。''''夫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拟《春秋》,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又如"干宝撰《晋纪》,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时无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又如"《公羊传》屡云''''何以书？记某事也。''''此则先引《经》语,而继以释辞,势使之然,非史体也。如吴均《齐春秋》,每书灾变,亦曰:''''何以书？记异也。''''夫事无他议,言从己出,辄自问而自答者,岂是叙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拟《公羊》,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刘知几对貌同心异的模拟极为反感,但对得其神似的模拟却也不反对:"如《左传》上言芈斟,则下曰叔牂;前称子产,则次见国侨,其类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书桓玄,则下云敬道;后叙殷铁,则先著景仁。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除去对经传的模拟外,篇中还举出了对《史》、《汉》的模拟,如令狐德棻《周书》模拟《汉书》。最后,刘知几概括说:"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呀?喜学五经。"他的概括是不准确的,对三史的模拟文中只举出了《周书》一例,而其作者令狐德棻是唐人,与"自魏已前"之说自相矛盾;历史著作对经传的模拟也不是"从晋已降"才出现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讨论。
经学对史学的影响除语言之外,还表现在史书的名称与体裁上。这一时期,史书书名常常模仿经书,如袁晔著《献帝春秋》,孔衍著《魏尚书》、《汉魏春秋》,孙盛著《魏氏春秋》,习凿齿著《汉晋春秋》,王琰著《宋春秋》,吴均著《齐春秋》,裴子野著《梁春秋》。除《魏尚书》外,这些以"春秋"命名的史书均属编年体,显然是对《春秋》经的模仿,至于《魏尚书》,大约是对《尚书》的模仿,模仿《春秋》远多于模仿《尚书》,这或许是因为《春秋》原本就是史书,而《尚书》为古代文献汇编,体裁不适宜模仿。除以春秋为名者外,如上引刘知几所提到的干宝《晋纪》、裴子野《宋略》等也均属编年体。语言模拟现象基本上都是出自这些编年体史书。史学著作在语言、体裁、名称上都模拟经书,经学对史学的影响不可谓不深。
对于这一时期《春秋》体史书的大量出现,《隋书·经籍志》解释道:
自史官放绝,作者相承,皆以班、马为准。起汉献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命颍川荀悦作《春秋左传》之体,为《汉纪》三十篇。言约而事详,辩论多美,大行于世。至晋太康元年,汲郡人发魏襄王冢,得古竹简书,字皆科斗,……盖魏国之史记也。其著书皆编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经》。诸所记事,多与《春秋》、《左氏》扶同。学者因之,以为《春秋》则古史记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体。
按此,模拟《春秋左传》的编年体史书起自汉末的荀悦,不过,《隋志》的作者似乎比较强调西晋竹书出土以后所带来的影响。这与刘知几所说史书在文字上"从晋已降,喜学五经"不谋而合。经学在汉代盛于晋代,何以模拟之作从晋代始？这是须要加以解释的。
如果不局限于《春秋》体裁,而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模拟,则模拟还可以推得更早。《续汉书·百官志》:
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学汉官篇》。案:胡广注隆此篇,其论之注曰:"前安帝时,越骑校尉刘千秋校书东观,好事者樊长孙与书曰:''''汉家礼仪,叔孙通等所草创,皆随律令在理官,藏于几阁,无记录者,久令二代之业,闇而不彰。诚宜撰次,依拟《周礼》,定位分职,各有条序,令人无愚智,入朝不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刘君甚然其言,与邑子通人郎中张子平参议未定,而刘君迁为宗正、卫尉,平子为尚书郎、太史令,各务其职,未暇恤也。至顺帝时,平子为侍中,典校书,方作《周官解说》,乃欲以渐次述汉事,会复迁河间相,遂莫能立也。述作之功,独不易矣。既感斯言,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学为《汉官篇》,略道公卿内外之职,旁及四夷,博物条畅,多所发明,足以知旧制仪品。盖法有成易,而道有因革,是以聊集所宜,为作诂解,各随其下,缀续后事,令世施行,庶明阙旨,广前后愤盈之念,增助来哲多闻之览焉。"[10]
胡广曾作《汉官解诂》,此段议论,是就此作的说明。文中提到"刘千秋",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惠栋说:"刘千秋即刘珍也。《文苑传》云珍字秋孙,疑《传》误。……珍与子平(即张衡)皆南阳人,故云邑子。"检索《文苑传》所载刘珍事迹,知惠栋说不误。胡广此段叙述十分重要,它说明有意模拟《周礼》撰述汉制已在东汉人的自觉意识之中。由此可以推论,东汉出现的《汉官》、《汉官仪》一类书名正是由模拟《周官》而来。这与前述晋代众多的模拟《春秋》之作并无区别。因此,应该说,模拟是从东汉开始的。
此外,在史书的注释与传授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模拟的痕迹。自东汉后期开始,对史书的注释渐多,如延笃有《史记音义》,胡广有《汉书解诂》,蔡邕有《汉书音义》,服虔有《汉书音训》,应劭有《汉书集解音义》。周一良先生说:"这些音义注解,大约与汉儒解经相同,多重在训诂名物方面。"[11]应该说,这也是一种模拟,是注释方法上的模拟。前引《孙登传》中称张昭读《汉书》"有师法",《隋书·经籍志》称:"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我们知道,汉儒读经最重师法相传,而读史居然也要有师法,这又是在传授方法上对经学的模拟。
由此可知,模拟之风并非始自晋代,从东汉起,在史书的名称、体例、注释、传授诸方面均已有模拟出现,在这个阶段,因为还没有形成著史的风气,所以西晋以后的那种在语言、体裁、书名上全面模拟经传的众多史书自然难以见到。
东汉以来,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仔细分析这一时期的经史关系,可以看到,对史学的影响似乎更多地来自于古文经学。我们知道,《周官》、《左氏春秋》都是古文经,因此,严格地说,《汉官解诂》、《汉纪》一类书只是对古文经的模拟。史书的音义注解,其实也只是对古文经的模拟,因为今文家只讲微言大义,并不重训诂名物,重视训诂名物乃是古文家的特点。注释《史》、《汉》的学者如服虔、延笃等,本人都是古文学家,他们以注释经书的方法来注释史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关于史学与古文经学的关系,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东观汉记》的作者来进一步探讨。《东观汉记》的修撰是从东汉明帝时开始的,一直持续到献帝时,参与者较多。《四库提要》主要根据刘知几《史通》并参诸《后汉书》,列出的作者有:班固、陈宗、尹敏、孟异、刘珍、李尤、刘騊马余、伏无忌、黄景、边韶、崔寔、朱穆、曹寿、延笃、马日磾、蔡邕、杨彪、卢植、韩说、刘洪。这个名单并不完备。余嘉锡广为搜求,又补充刘复、贾逵、马严、杜抚、刘毅、王逸、邓嗣、张华数人。[12]以上作者中,可以肯定是古文经学家的人相当多。《后汉书》卷64《卢植传》载植上书称:
臣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传记,其与《春秋》相表里,宜置博士,为立学官,以助后来,以广圣意。
《后汉书》卷24《马援传附马严传》:
从平原杨太伯讲学,专心坟典,能通《春秋左氏》,因览百家群言。
注引《东观记》曰:
从司徒祭酒陈元受《春秋左氏》。
《后汉书》卷79上《尹敏传》:
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
《后汉书》卷64《延笃传》:
少从颍川唐溪典受《左氏传》,……又从马融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
以上诸人都是古文学家。还有一些人,史传中未明言所属经学派别,但是可以从旁考证。如马日磾,《三国志》卷6《袁术传》注引《三辅决录》曰:"日磾字翁叔,马融之族子。少传融业,以才学进。"按马融为古文大家,日磾传融业,自然也是古文一派。又如蔡邕,实际上也应是古文家。从《月令问答》中可以看出他的经学倾向:
问者曰:"子说《月令》,多类《周官》、《左氏》。假无《周官》、《左氏传》,《月令》为无说乎？"曰:"夫根柢植则枝叶必相从也。《月令》与《周官》并为时王政令之记。异文而同体,官名百职,皆《周官》解。《月令》甲子,沈子所谓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句芒、祝融之属,《左传》造义立说,生名者同,是以用之。"……问者曰:"令曰:七驺咸驾。今曰六驺,何也？"曰:"本官职者,莫正于《周官》。《周官》天子马六种。六种别有驺,故知六驺。《左氏传》:''''晋程郑为乘马御,六驺属焉。''''无言七者,知当为六也。"
《隋书·经籍志》载蔡邕著《月令章句》十二卷,严可均《全后汉文》卷80以为《月令问答》即出自《月令章句》。蔡邕说《月令》,多类《周官》、《左氏》,由此可知,他确实属古文家。
东观作者中,可以明确为今文家的只有杜抚、伏无忌、杨彪、。杜抚,"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13]杨彪系杨震之后,"少传家学。"[14]杨氏家族世世传习欧阳《尚书》。伏无忌为伏湛之后,"亦传家学"[15]伏氏所传为韩《诗》。杜、杨、伏三家所传均属今文经。虽然如此,我们认为这些今文学家及其他学术不明的作者很可能也通古文经学。《通典》卷26职官8:
汉之兰台及后汉东观,皆藏书之室,亦著述之所。多当时文学之士,使讐校于其中,故有校书之职。后于兰台置令史十八人,又选他官入东观,皆令典校秘书,或撰述传记。
东汉皇家图书,章、和以前在兰台,章、和以后移至南宫东观。按杜佑所说,兰台令史及以他官入东观者除撰述传记外,还有典校书籍的任务。考诸史传,知杜佑此说不误。如贾逵:"拜为郎,与班固并校秘书,应对左右。"班固:"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撰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刘珍:"永初中,为谒者仆射。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騊马余、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永宁元年,太后又诏珍与陶马余作建武已来名臣传。"王逸:"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崔寔:"迁大将军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等著作东观。……复与诸儒博士共杂定五经。"卢植:"复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纪传,补续《汉记》。"[16]按校书,即是所谓"整齐脱误,是正文字"。《通典》卷22职官4引《汉官仪》称:"能通《仓颉》、《史籀篇》补兰台令史"。兰台令史必须通小学,这是因为令史有"是正文字"的任务。图书移至东观后,这种要求应?靡廊淮嬖凇！端滴慕庾帧沸蛟匦沓迳涎?"慎前以诏书校东观"。许慎也曾入东观校书,这应该是因为他精通小学的缘故。兰台、东观校书者通小学,这为我们探寻其经学背景提供了路径。王国维曾发现,两汉小学与古文经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他说:"观两汉小学家皆出古学家中,盖可识矣。原古学家之所以兼小学家者,当缘所传经本多用古文,其解经须得小学之助,其异字亦足供小学之资,故小学家多出其中。"[17]按此,小学家皆出古学家中,而于兰台、东观校书者又必须通小学,是知兼校书、撰史于一任的东观诸文士必定通晓古文经学。
东观作者还有一个特点,即不少人好为文章。如班固"能属文诵诗赋",刘珍"著诔、颂、连珠凡七篇。"李尤"少以文章显,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刘毅"少有文辩称,元初元年,上《汉德论》并《宪论》十二篇。时刘珍、邓耽、尹兑、马融共上书称其美。"边韶"以文章知名……著诗、颂、碑、铭、书、策凡十五篇?quot;刘复"好学,能文章。"延笃"能著文章,有名京师。"蔡邕所著诗赋等"凡百四篇"[18]据《隋书·经籍志》载,东观学者中,班固、贾逵、刘騊駼、刘珍、李尤、王逸、边韶、延笃、崔寔、卢植、蔡邕等皆有文集传世。文章与小学一样,也与古文经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桓谭即是"能文章,尤好古学"。[19]何休《春秋公羊传》序为此提供了最确切的证据:
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说者疑惑,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其势虽问不得不广,是以讲诵师言至于百万犹有不解,时加酿嘲辞。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不可胜记也。是以治古学、贵文章者,谓之俗儒。至使贾逵缘隙,奋笔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
何休为今文学家,他将"治古学"与"贵文章"者视为一体。由此反推,上述以文章著名的东观学者应属古文学家。
东观撰史者通小学、能文章,这都是与古文经学联系在一起的,而反之东汉一流的今文学家如范升、桓荣、欧阳歙、何休等人完全不具备这些学术特徵。由此可知,史学确实是与古文经学联系在一起的。
古文经学与史学能够联系起来,是由其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古文经学反对微言大义,强调对事实的考订、补充,这与史学本来就是相通的,也可以说,古文家对古文经的研究本来就是一种初步的历史研究。二者所不同的是,古文经学只研究经书所限定的时代范围内的历史,而史学的研究则要延伸到当代。由考订古代历史到撰写当代历史,其间只差一步,我们看到,东观作者终于迈出了这合乎逻辑的一步。
在描述经史分离的进程时,前文曾着意指出,经学的衰落是史学兴起的原因。至此,我们可以更准确地说,所谓经学的衰落,主要是指作为意识形态的今文经学而言,就古文经学而言,东汉时期,它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是蒸蒸日上。正是古文经学的繁荣才为史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因此,就经史关系而论,今文经学的衰落与古文经学的发达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才共同构成史学发展的前提。
前文还曾指出,"经史"一词的出现意味着经史的分离,至此,还要补充的是,"经史"一词的出现也同样意味着经史仍有密切的关系,史学对经学、尤其是对古文经学的模拟正可说明此点。
总之,史学虽然从经学中独立了出来,但这一转变过程不可能脱离原有的学术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经学。史学对经学的模拟,正是史学刚刚脱离经学后不可避免的特徵。
(二)
荀悦在《汉纪》卷1《高祖纪》中说:"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他所说的著史的目的在政治方面,除此之外,自司马迁以来,著史者往往还另有目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自己写《史记》是"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20]这一点在魏晋以后得到了继承。《晋书》卷82《王隐传》:
建兴中,过江,丞相军谘祭酒涿郡祖纳雅相知重。纳好博弈,每谏止之。纳曰:"聊用忘忧耳。"隐曰:"盖古人遭时,则以功达其道;不遇,则以言达其才,故否泰不穷也。当今晋未有书,天下大乱,旧事荡灭,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长五都,游宦四方,华夷成败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应仲远作《风俗通》,崔子真作《政论》,蔡伯喈作《劝学篇》,史游作《急就章》,犹行于世,便为没而不朽。当其同时,人岂少哉？而了无闻,皆由无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没世而无闻,《易》称自强不息,况国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奕而后忘忧哉！"
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强调著史以求"没而不朽"。在王隐看来,这是第一位的,而"明乎得失之跡"的政治目的反而居于次要位置。这种认识并不仅仅是王隐个人的看法。陆机撰《吴书》,陆云致陆机信中称之为"大业"、"此真不朽事"。[21]一直到南朝,还可以找到类似的说法。《南史》卷33《徐广传》:
时有高平郗绍亦作《晋中兴书》,数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图之,谓绍曰:"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我寒士,无闻于时,如袁宏、干宝之徒,赖有著述,流声于后。宜以为惠。"绍不与。
"流声于后"与"没而不朽"为同义语。追根寻源,此说实来自曹丕。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託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曹丕极重文章,但这里所谓"文章"却并不能仅仅理解为文学作品。刘邵在《人物志·流业篇》中说:
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臧否,有伎俩,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辩,有雄杰。
那么,什么是"文章"呢？他的解释是:"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在文末总结处他又扼要地说:"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刘邵只把"文章"与"国史"相联系,似乎过窄了,但"文章"中包含有史著是可以肯定的。前述东观撰史者多擅长文章已经暗示出了二者的联系。刘勰的看法也是如此,他在《文心雕龙》中将文体分为"明诗"、"乐府"、"诠赋"等二十类,其中第十一类即是"史传"可见,在当时人眼里,史是包括在"文章"中的。六朝人以文求名、以文求不朽,既然史在文中,所以撰写历史著作当然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在这样的认识下,魏晋以后,文学家著史蔚然成风。如西晋陆机著《晋纪》,东晋袁宏著《后汉纪》、南朝范晔著《后汉书》,谢灵运著《晋书》,沈约著《晋书》、《宋书》,萧子显著《晋史草》、《南齐书》等都是如此。《隋书·经籍志》说当时的情形是:"一代之史,至数十家"。文士纷纷著史以求不朽,自然导致史书数量大增。北朝人对此似乎不能理解,李彪说:
近僭晋之世有佐郎王隐,为著作虞预所毁,亡官在家,昼则樵薪供爨,夜则观文属缀,集成《晋书》,存一代之事,司马绍敕尚书唯给笔札而已。国之大籍,成于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时也。"[22]
北朝文史均不发达,李彪因为不明白"国之大籍,成于私家",是与著史以求不朽的风气有关,所以将其简单地归结为"史官之不遇"。
将史纳入文的范畴及由此产生的文人著史的风气给史学著作以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著史者往往把较多的注意力置于文字一端。袁山松说:
书之为难也有五:繁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23]
周一良先生对此评论说:"五条之中,三条都是关于文字表达方面。据本传,袁山松博学有文章,善音乐,是一个才士。他的修史标准特别着重文字,也就可以理解。"[24]《三国志》卷53《薛综传附薛莹传》载华覈上疏推荐薛莹任史职:
……涉学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莹为冠首。今者见吏,虽多经学,记述之才,如莹者少。
薛莹"文章尤妙",有"记述之才",所以应该担当史职。这与刘邵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范晔自称所作《后汉书》"《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25]刘知几对这种文风深表不满:《史通·叙事篇》:
自兹(班马)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
同篇又云:
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龟兹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
《序例篇》云:
孔安国有云: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爰洎范晔,始革其流,遗弃史才,矜衔文彩。后来所作,他皆若斯。如是迁、固之道忽诸,微婉之风替矣。
文学对史学的影响如此之大,这使得脱离了经学的史学并未获得完全的独立,史学若要进一步发展,还必须划清与文学的界限。
关于文风改变的时间,刘知几在以上三段中,时而泛泛说在班马以后,时而又强调"三史而往"与"今之所作"不同,只有第三段才明确提出始自范晔。按此,文对于史的影响是日甚一日。但不能不注意到,也正是从范晔生活的南朝开始,文与史开始了分离的过程。以下由"文史"一词的使用开始讨论。《宋书》卷58《王惠传》:
陈郡谢瞻才辩有风气,尝与兄弟群从造惠,谈论锋起,文史间发。
《南齐书》卷33《王僧虔传》:
僧虔好文史,解音律。
《梁书》卷25《周捨传》载普通六年诏书称:
周捨"义该玄儒,博穷文史"。
《陈书》卷34《岑之敬传》:
之敬始以经业进,而博涉文史,雅有词笔,不为醇儒。
《魏书》卷45《韦阆传》:
长子荣绪,字子光,颇涉文史。
《颜氏家训·涉务篇》:
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不忘前古;……
"文史"一说,西汉就有,司马迁说"文史星历,近乎卜巫之间",[26]东方朔说"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27]其含义是指文书记事而言,与文学、史学无涉。唐修《晋书》中也有文史一说。《晋书》卷62《祖逖传附祖纳传》:
纳既闲居,但清谈、披阅文史而已。
同书卷69《刘隗传》:
隗雅习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
同书卷90《吴隐之传》:
隐之美姿容,善谈论,博涉文史,以儒雅标明。
按此描述方式,似乎晋代已有文学、史学意义上的"文史"之说。这些记载可能不准确。《世说新语·德行篇》注引王隐《晋书》:
"祖纳……最治行操,能清言。"
《太平御览》卷249引虞预《晋书》:
"刘隗……学涉有具,为秘书郎。"
《艺文类聚》卷50引王隐《晋书》中有吴隐之任广州刺史事迹,未涉学业如何。王隐、虞预为晋人,在他们的描述中未见文史一词。唐修《晋书》是以南朝臧荣绪《晋书》为蓝本,《文选》卷4《三都赋序一首》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曰:"左思字太冲,少博览文史,欲作《三都赋》。"唐修《晋书》所谓"文史"云云,有可能是由臧氏而来。
不管怎样,文史一词被频繁使用是从南北朝开始的,这与晋代使用的经史一词相似,也具有双重含义,既意味着文与史的分离,也意味着文与史还有着紧密的联系。不过,从发展趋势来看,分离是主要的方面。如第一节所述,南朝宋代,儒、玄、文、史四科并立,文与史如同经与史一样是各自分开的。萧统《文选》中收有"史论"若干篇,他在序中论及选文标准说:
至于记事之史,繫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文与史的区别在此表述得清清楚楚,史书中的赞、论等入选只是因为有文采而已。《颜氏家训·省事篇》:
近世有两人,朗悟士也,性多营综,略无成名,经不足以待问,史不足以讨论,文章无可传于集录……
这与前引刘邵《人物志》中把"文章"与史混同的观点已迥然不同,史与"文章"终于区分开来。到唐代,文与史的分离进一步完成,刘知几对"文非文,史非史"的责难、唐修《晋书》卷82史学家集传的出现、《隋书·经籍志》中史部的明确提出都可证明此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会有专门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问世。至此,自晋代开始的史学独立进程告一段落。
(三)
大致说来,晋代的经史之学与南朝的文史之学可以视之为前后相承的两个阶段。史学历经两个阶段而走向独立,这是史学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章。但是,对这一方面似乎不宜估计过高。几百年间学术思潮的演变对史学的发展也有诸多制约,晋代的玄学、南朝的文学对史学的冲击是不能低估的。《晋书》卷50《庾峻传》:
时重《庄》、《老》而轻经史,峻惧雅道陵迟,乃潜心儒典。
同书卷82《庾预传》:
预雅好经史,憎疾玄虚,其论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发,所以胡虏遍于中国,以为过衰周之时。著《晋书》四十余卷、《会稽典录》二十篇、《诸虞传》十二篇,皆行于世。
据此可知,经史之学与玄学在西晋是处在对立位置上的,这一点在地域上也有反映。唐长孺先生曾指出,魏西晋时期,玄学等新学风是从河南地区兴起的。[28]与之相反,这一时期的史学家却大多出自河南以外。著《魏略》的鱼豢是京兆人,著《帝王世纪》的皇甫谧是安定人,著《古史考》的谯周、著《三国志》的陈寿都是巴蜀之人,著《后汉书》的谢承、著《后汉记》的薛莹、著《晋书》的陆机都是吴人,著《后汉书》的华峤是平原人,著《续汉书》的司马彪是河内人,著《魏书》的王沈是太原人。经史之学在文化最发达的河南地区不受重视,这对史学的发展自然是不利的。
东晋以后,学术发生了变化。《晋书》卷82《孙盛传》:
孙盛……善言名理。于时殷浩擅名一时,与抗论者,惟盛而已。盛尝诣浩谈论,对食,奋掷麈尾,毛悉落饭中,食冷而复暖者数四,至暮忘餐理竟不定。盛又著医卜及《易象妙于见形论》,浩等竟无以难之。由是遂知名。……盛笃学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释卷,著《魏氏春秋》、《晋阳秋》。……《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
孙盛为一流玄学名士,同时又模拟经传著史。与之类似的还有袁宏。《世说新语·轻诋篇》:
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袁虎率而对曰:"运自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
袁虎即袁宏,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评论道:"然则宏亦祖尚玄虚,服膺夷甫者。"袁宏一方面著《后汉纪》,以为"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29]另一方面,又祖尚玄虚。孙盛、袁宏的事例表明东晋儒与玄逐渐合流,这使得玄学对经史之学的威胁自然解除。
但是,南朝日益发展的文流又对史学构成了新的威胁。当时文史之学转盛,但文史两方面并非势均力敌,实际重点在文而不在史。《梁书》卷14《江淹任昉传》末载陈吏部尚书姚察曰:
观夫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辞藻壮丽,允值其时。
所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云云,参考下文所说"二子之作,辞藻壮丽,允值其时",可知实质仅是指文学而言,在南朝,史学是不受重视的,"晋制,著作佐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30]以检验其能力,而到宋初则是:"诸佐郎并名家年少"[31]颜之推说:"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32]史官任用不重学术而只重门第,由此可以推知史学的地位。《通典》卷16选举4引裴子野论曰:
……爰及江左,称彼颜、谢,箴繍鞶帨,无取庙堂。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斯文,高才逸韵,颇谢前哲,波流同尚,滋有笃焉。自是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文破典,斐尔为曹,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讨其宗途,亦有宋之遗风也。
留恋经史之学的裴子野对南朝文学的迅猛发展持消极态度,而文学之士对他也颇有微辞。萧纲评价裴子野称:"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33]沈约初撰《宋书》,论及子野曾祖裴松之时竟说"松之已后无闻焉。"[34]裴子野逆风而行,固守传统,"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35]但他终究无力改变潮流的发展方向。《文心雕龙·通变篇》说:"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刘知几说"从晋以降,喜学五经",实际上,南朝喜学五经者如裴子野辈毕竟只是少数。
重文轻史的现实,在文史分离的进程中也有反映。文史分离与经史分离不同,在经史分离中,史学是主动的,它是伴随着今文经学的衰落而走向独立。在文史分离中,文学正处于高涨阶段,史学处于被动的地位,当时并不是由于对史学的本质有了更多的认识而将文史分开,实际的情况是,人们因为越来越认识到文学的特性,所以才逐渐把史学从文学中排斥出去。换言之,是文学的进一步独立迫使史学不得不随之独立。如果说,魏晋以来对文章的重视客观上促进了史学的繁荣,那么,南朝文学的深入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重文轻史的风气则显然对史学不利。
萧子显在《南齐书》卷39传末说:
江左儒门,参差互出,虽于时不绝,而罕复专家。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服膺典艺,斯风不纯,二代以来,为教衰矣。
此处所论,意在说明经学的衰落原因,但是据此讨论史学也未尝不可。"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准确地概括了学术思潮的演变,在这之中没有史学的位置。因此之故,史学尽管获得了独立,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毕竟不可能达到两晋之玄学、南朝之文学所达到的高度,这就是本文对这一时期史学的基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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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载《魏晋南北朝论集续编》。
[2]《广弘明集》卷三阮孝绪《七录序》
[3]分见《晋书》各本传。
[4]《太平御览》卷463引范晔《后汉书》载,孔融十二岁时与李膺"谈论百家经史,应答如流,膺不能下之。"按今本范晔《后汉书》无此句。
[5]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载《士与中国文化》
[6]"三史",即指《史记》、《汉书》、《东观汉纪》。参阅程千帆《史通笺记》补注篇
[7]《三国志》卷53《薛综传》
[8]《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
[9]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汉时以经义断事"条。
[10]文中"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学为《汉官篇》"一句不通。疑"小学"、"为"二字倒置。联系上文,此句应为:"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为《小学汉官篇》"。《隋书·经籍志》载:"《汉官解诂》三篇。汉新汲令王隆撰,胡广注。"书名与《续汉书》所载不同,或许是胡广作注后为之改名？
[11]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
[12]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卷5《别史类》
[13]《后汉书》卷79下《杜抚传》
[14]《后汉书》卷54《杨彪传附传》
[15]《后汉书》卷26《伏湛传附传》
[16]分见《后汉书》各本传
[17]《观堂集林》卷7《两汉古文学家多小学家说》
[18]分见《后汉书》各本传[19]《后汉书》卷28上《桓谭传》
[20]《汉书》卷62《司马迁传》[21]《陆士龙文集》卷8
[22]《魏书》卷62《李彪传》。[23]《史通·模拟篇》
[24]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
[25]《宋书》卷69《范晔传》
[26]《汉书》卷62《司马迁传》
[27]《汉书》卷65《东方朔传》
[28]参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29]《后汉纪》序
[30]《宋书》卷40《百官志》下
[31]《宋书》卷64《何承天传》
[32]《颜氏家训·勉学篇》
[33]《梁书》卷49《庾肩吾传》
论文摘要:高校德育学分制将德育的内容学分化,以此来综合评价学生政治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实践能力在内的综合素质。在具体实践中,要不断提高师生的认识,强调德育学分的导向作用,坚持奖惩分明、公开公平的原则,实现德育理论教育与实践教学的有效统一。
一、德育学分制的涵义
德育学分制是通过量化的标准,对包括学生的政治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实践能力在内的综合素质进行评价,以提高学生接受思想政治品德教育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促进学校德育工作发展的一种德育管理模式。
德育学分的评价借鉴了大学生综合素质测评的评价内容和方法,融德育内容、德育途径和德育载体于一体,并以学分的形式加以规范。在德育学分制中,每个学生每学年只有接受一定量的专题理论学习和实践教育活动才能获得必需的基本分,另外学生还可以通过一些学术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等获得一定的附加分;当学生出现一些不应该有的行为时也要有适当的扣分。学生每学年的总评成绩达到合格底线即可获得相应的学分,分数的高低将成为各种评优活动的直接依据。实际上,在德育学分制中,德育成为每个学生每个学期均必须学习的一门课程,其理论和实践教学内容浑然一体,主要是从思想、道德、心理、行为等层面展开。
二、德育学分的基本内容
实施和操作大学生德育学分的目的,是从教育与管理相结合的角度,形成有助于鼓励学生主动参与的学校德育工作的管理体系和管理机制。为此,大学生德育学分的实施,我们是从“基本学分”和“奖惩学分”两个方面进行的。
1.关于基本学分的内容和操作
基本学分是对学生的基本德育要求、德育活动和德育形式,以科目化、活动化的方式加以规定的一种形式。基本学分是学生参与各种奖励评定的“德育入门线”,是每一位学生在每一学年里必须取得的最基本学分,是学生参加各种奖励评定的基本条件。其内容包括参加政治学习、学术活动、志愿者社会实践活动情况、公益劳动情况和日常行为五个方面。基本学分应着重反映学校培养目标中德育的内容和要求,要以学校培养目标规定的德育规格的具体化为内容,以党和国家对大学生的要求与大学生的实际状况为依据设定。每一方面都应确立一种或几种导向重点。例如对学生参加政治学习活动,主要是要求学生增强接受理想、信念教育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主动性;在团组织和集体活动中,培养学生的集体观念和集体意识;通过参加社会实践,让学生自觉确立正确的成才观念,走正确的成才道路。在具体操作基本学分时,采用明确目标与实施目标相结合的方法,要求每一位学生根据自身参与德育活动的实际情况,登记活动内容与活动效果,同时也要求辅导员根据活动的情况不定期地对学生的《测评手册》进行检查。在机制上确保对大学生德育学分的检查和督促。
2.关于奖惩学分的内容和操作
奖惩学分包括加分和减分。加分以奖励先进为目的,鼓励学生在校园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创建以及其他校、院、系三级管理机构所极力倡导的活动形式和活动内容中发挥作用。加分必须对衡定学生的素质状况有价值,必须能够作为学生各种奖励评定的重要依据。
制定的加分主要包括:(1)在担任学生干部期间工作成绩优秀者;(2)在参加党团组织生活和集体活动的过程中成绩优秀者;(3)积极开展社会实践、青年志愿者活动的组织者与参与者;(4)学生公益劳动的组织者与参与者;(5)在学院宣传工作中的成绩优秀者;(6)在参加学院以上单位组织的各种竞赛活动中成绩优秀者;(7)宿舍卫生自律方面评比优秀的宿舍长及舍员。
显然,加分能够对学生的日常各种表现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但是适当的减分也是必不可少的。主要包括:(1)故意破坏公共环境公共卫生者;(2)在教室或宿舍内违章使用电器者;(3)聚众赌博者;(4)集体活动迟到或不到者;(5)无故不打扫宿舍卫生者;(6)打架或偷盗者等。
为了做到奖惩学分的公正、公开与公平,我院奖惩学分的操作原则是:(1)建立德育学分操作小组,组长由辅导员老师担任,成员主要是由班级中推选出来的认真负责的同学。操作小组具体负责指导和落实大学生德育学分的工作。(2)制定统一的德育学分操作细则,形成包括基本学分和奖惩学分合一的奖励评定机制。(3)随着年级的不同,德育学分的具体细则会有不同方面的侧重点,具体不同由年级辅导员老师提出,在经过学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的同意后方可实施。
三、德育学分设置的原则
1.坚持奖惩分明
大学生身上同时存在着积极与消极、先进与落后两方面的因素,因此必须明确指出其身上存在的优点与不足,肯定其积极因素和先进成分,通过肯定性评价,激励学生正确的思想言行,并在全体学生中起到导向的作用。同时也必须明确指出其身上的不足和缺点。通过否定性评价,使学生能重新审视自己的言行,并采取相应的调整行为。坚持奖惩分明的原则,要注意不能以肯定性的评价代替否定性的评价。
2.坚持客观公正
德育学分的建立其实质就是通过可量化的标准和原始的记载,体现大学生在德育学分内容规定范围内的实际表现。由于德育学分直接作为学生评选奖学金、三好学生等评奖活动的依据,因此必须始终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要改变以往主要凭主观印象对学生进行评价的不足,以原始记载材料讲话,提高评价的精确性和可信性。四、德育学分操作中应重视的问题
1.必须将德育学分的实施与建立奖惩分明的政策导向相结合
对大学生德育学分到底要对大学生形成一种怎样调节与制约机制的问题,我们主张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原则,实施大学生德育学分必须与学生的奖惩措施挂钩,必须对用人单位评定学生素质有用。以此作为发挥大学生德育学分的导向、激励、鉴定、诊断和调节等积极作用的重要机制。同时,考虑到各年级学生的不同特点应该提出不同的要求。在低年级重点考核学生遵守各种校规校纪,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在高年级重点考核学生的综合能力。
2.提高学生与辅导员对实施德育学分的认识
辅导员和学生对于实施大学生德育学分的认识,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只有不断提高辅导员和学生操作与执行大学生德育学分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德育学分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院在具体设计和操作大学生德育学分时,把设计、试点大学生德育学分的过程与对学生进行动员两项工作结合起来进行。把试点和讨论看作是提高学生对德育学分认识的一个重要环节。与此同时,我们也吸纳学生来参与设计和操作,在参与的过程中,不断提高他们对实施大学生德育学分的意义的认识。由于有学生的参与,我们制定的德育学分实施办法比较贴近学生的学习生活实际,具体实施与操作过程中进展也较为顺利。
通过实践我们认识到对大学生德育学分的设计,必须注重体现德育首位和以学生的发展为本位的教育理念;必须注重提高广大学生接受思想、政治和品德教育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必须注重将学生的思想政治品德的考评具体化、规范化和可操作化,做到教育和管理的有效结合,提高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自觉性和实效性,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同时我们也深感,德育方面的考评相比于智育和体育方面的考评显得比较薄弱,缺乏可操作性和规范性的状况,已现实地成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学生德育工作的一个“瓶颈”因素。探索和实践切实可行的大学生德育测评体系,是进一步加强高校学生德育工作针对性、主动性和实效性的一个突破口。在德育学分的轨道上我们只是刚刚起步,还需要全体学生工作者共同建设,保证我校德育学分工作能够科学化、规范化,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和提升我校学生工作的层次和水平。
参考文献:
[1]楼军江.大学生的德育学分的设计和操作[J].中国高等教育(半月刊),2001,(15).
[2]王静怡.积极构建德育学分的评价与奖惩机制[J].思想·理论·教育,2001,(4).
毕业设计过程中工作态度较好，潜力较强，任务完成状况较好。软件设计贴合工程规范，文档及程序清单比较齐全。推荐毕业设计(论文)评为中等。
2、学习态度比较认真，严格遵守校纪校规。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课题设计，并较好地到达了任务书所提出的要求。演示效果良好。
论文书写格式比较标准。界面设计合理，文档齐全。推荐毕业设计评为良好。
3、该生能圆满地完成毕业设计任务，方案合理，方法正确，能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儿童教育要“六个解放”，即解放儿童的头脑，使他们能想；解放儿童的双手，使他们能干；解放儿童的眼睛，使他们能看；解放儿童的嘴，使他们能说；解放儿童的空间，使他们能到大自然、大社会里去扩大认识的眼界；解放儿童的时间，使他们能有些空闲消化学问，并学一些他们自己渴望学习的学问。尽管是针对儿童教育提出的，但这“六解放”更适合高职教育。解放学生的头脑，培养创新能力；解放学生的手、眼、嘴，培养实践能力；解放学生的空间与时间，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实现职业教育能力培养，就要从“微能力”入手。所谓微能力，不是讲很小的能力，而是讲个体相对于整体而言所具有的能力是微能力。我们知道，职业教育很重要的培养是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因而，只有提升“微能力”才能形成团队整体力量。
二、信息化应用技术发展是高职教育走向微时代的催化剂。
（一）信息技术应用的快速发展孕育了教育“微时代”发展环境
信息技术（InformationTechnology，简称IT），狭义上讲，主要是指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该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引发职业教育的一场“微教育”革命。从教育史上看，没有语言的发展，文字的诞生，印刷术的发明，没有这些技术的出现，就不会产生一次又一次的教育革命。显然，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使职业教育日益处在信息技术环境下。借助音视频制作、移动互联网技术创设人——机、人——人互动系统的学习环境，使知识的传播实现了时间与空间的超越。
（二）学生对教学的更高要求促使教育“微时代”的发展
通过问卷调查，高职学生及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学生有90%以上的学生（发放100份，收回100份，有效问卷100份）对目前的教育不满意，上课学习提不起兴趣来，遇到问题也很少问教师，往往采取“百度”的方式解决。100%的学生持有智能化手机并喜欢观看网络视频，持续时间较短且以学习为主的较少。由此可以了解到，学生对于知识的需求已经由传统的课堂接受教师填鸭式的灌输转化为自主探索性的学习，对教师的依赖性越来越小，对网络的痴迷程度越来越重。但是，由于缺乏正确的引导，学生利用网络学习的能力还有待提高。如60%的学生未接触过微课网站，在精品课程建设负责人的引导下会观看教学录像，却未等看完就产生了厌烦情绪等。很显然，学生的自主探索与学习要求高职教育的“微时代”快速发展。这一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师的正确引导，使学生正确使用互联网工具学习；二是丰富微课教学内容，满足不同学生的不同需求。
（三）教师对教育的更高追求促使职业教育“微时代”的发展
高职学生的学习情绪化较强，对感兴趣的东西学习积极性较高，而对于内容枯燥的内容则学习效率较低。同时，职业教育的生源参差不齐，对知识的学习要求不尽相同。显然，职业教育教师面临新的挑战。通过对高职院校及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师的调查了解到：年轻一点的教师都比较了解微课，甚至有些教师还参加了微课比赛。教师们普遍认为微课能够丰富课堂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师生交流与沟通；微课还能够有针对性的有效解决教学中的重难点问题，利于学生的自我学习。90%以上的教师都表示愿意选择微课教学作为职业教育改革的切入点。但多数教师提出制作微课会增加教学负担，尤其是教学设计环节难度较大。
三、高职教育走向微时代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高职教育走向“微时代”，就是实施“微教育”。众所周知，教育是以课程为阵地的，无论是理论课程、实践课程、还是理实一体化课程，都是教师针对教学对象围绕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方式、考核形式等展开。因此，在高职教育走向微时代的背景下，开启“微教育”的正是“微课程”，它成为职业教育的必然产物。“微课程”是指以视频为主要载体，记录教师围绕某个知识点或者教学环节开展的简短、完整地教学活动，并配套教学设计文本、多媒体教学课件等辅助材料，一般时长在10-20分钟之间。相对传统的课堂教学活动安排，微课的制作是在教师的精心准备下，教学设计和教学内容也都是经过教师的仔细斟酌，微课时间虽短，但教师前期投入很大，目标明确，针对性强。
（一）“微时代”为“微课程”的发展带来了机遇
微课程，就是“微型视频课程”，它是以教学视频为主要呈现形式，围绕学科知识点、例题习题、疑难问题、实验操作等进行的教学过程及相关资源之有机结合体，借助互联网技术进行广泛传播。具有教学知识结构微小，教学时间短小的特点。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这种微课程得到了学生的追捧与喜爱，其高效的教学效果得到了教师的认可。可以说，微课程在今后的职业教育中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微课程”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一个成功的微课程视频可以有效帮助教师提高教学效果，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率，但制作微课面临技术与教学设计的挑战。教学设计是微课的灵魂。需要根据学习对象设计学习目标，分解教学知识，确定教学内容；同时，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呈现教学内容；设计科学评价形式。比如：操作性微课采取演示的实景教学，而解题类教学采用写字板的形式，逐步写出解题步骤，更能够引导学生思路。因此，不同的教学内容采取不同的呈现形式，不同的呈现形式又会带来不同的教学效果，这主要由教学设计及学习者的特点决定。信息技术的应用是制作微课的关键支撑因素。在调查中绝大部分教师表示愿意采取微课辅助教学，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也纷纷表现出制作微课的为难情绪。微课主要是利用多媒体与互联网技术将音视频整合到一起的超小型视频课程。因此，制作微课需要对视频进行拍摄、后期剪辑制作等，涉及到AdobePremiere或是会声会影等软件的应用，甚至为了追求微课视频的完美效果用到更为复杂的Autodesk3DSMax或MacromediaFlash等软件的使用。这些技术的应用对于教师来说是一个挑战，要求教师学习软件操作，掌握一定的音视频制作技术。
四、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