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3 15:16:40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教育本土化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分类号G760
1 前言
全纳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全球特殊教育领域讨论最热烈的议题，并引导特殊教育实践的方向。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西班牙召开的世界特殊教育会议上各国达成的《萨拉曼卡宣言》中确定了全纳教育的基本理念与原则：每一个儿童都有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每一个儿童都有独一无二的个人特点、兴趣、能力和学习需要；有特殊教育需要者必须有机会进入普通学校……实施此种全纳性方针的普通学校，是反对歧视、创造欢迎残疾人的社区、建立全纳型社会和实现人人受教育的最有效途径。这些全纳教育的论断充满了绝对主义的语言，用“每一个”、“必须”、“都有”等完美主义的陈述表达极端平等主义的道德诉求。
全纳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想不仅彻底改变了特殊教育的观念与发展模式，而且赋予普通教育以崭新的内容，对世界各国教育发展的方向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全纳教育不仅仅是特殊教育的事情，它要求整个教育体制的变革以应对所有学生多元的学习特征与需求，是面向所有学生的。全纳教育与全民教育的思想相合，公平与多元是其核心价值，参与和合作是其基本原则，它反对传统的牺牲大多数能力一般或较差学生的发展需求、只注重极少数优秀学生发展的精英主义教育模式。
全纳教育也远远超出残疾的范围。它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即通过全纳教育建构一个全纳的社会。全纳教育因此不是某个人的事情，而是与社会上所有的公民相关的事情，是挑战不公正与歧视的利器，与各国社会文明发展水平、人权保护、以及社会公平与正义目标的实现紧密相关。它需要全社会以及社会中各种机构与体制进行相应的调整，包括教育机构与体制；社会中现存的与隔绝、歧视相关的价值观、政策等都需要进行相应的变革。
2 全纳教育理论的社会文化特性
特殊教育理论是建立在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之上的，当某一社会对“残疾”、平等等观念发生变化时，特殊教育的基本理论与教育形式也会随之变化。因此，一方面，全纳的理念与目标成为一个全球讨论的热门议题，它以追求社会公平与平等等普世性价值观为基础，为各个国家制定全纳的教育目标、政策提供了依据与动力。即使在最为贫穷、资源缺乏的国家，全纳教育也至少成为使更多处境不利儿童享有学校教育机会的政治宣示或者现实举措。另一方面，各民族或国家具有独特的社会文化体系，对全纳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有着独特的影响，使全纳教育在各个国家的本土化成为可能。社会文化特性是指各个国家或者地区所独有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结构、历史传统、文化特质等特征_2’；回顾全纳教育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其社会文化特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
2.1从社会发展的宏观视野来看全纳教育
全纳教育理论是建立在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之上的，有着深厚的文化和社会基础。社会公正、权利平等的理想是一个逐渐实现的过程。从人类追求公正、平等的过程来看，与其说是“天赋人权”，倒不如说是社会各阶层、相关群体自己抗争与争取的过程。例如，尽管美国自开国之初便在其宪法里确定了人人平等的原则与公民的自由与民主等基本权利，这些理想与实践却总存在着矛盾，平等的理想与隔离的现实不断挑起社会矛盾与冲突。平等只局限于白人，黑奴与其他族裔移民备受歧视，以至于在公众场所、交通工具及学校内都是黑人白人分开；而华人也不得在路上挑担子或拥有物业；加利弗里亚州更一度立法不准华人子女人读普通学校等。这些不平等的做法通过民权运动、其他相关团体的游说、法律诉讼、公众舆论等社会运动方才逐步得到克服与改善。全纳教育直接起源于美国1950年代以来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更远则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法国启蒙运动等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对个人平等、自由、多元选择等的追求的一系列社会运动。正是这些社会运动孕育了西方所谓以个人自由、社会平等为价值目标的社会文化基础，也为有特殊需要的人士平等、有尊严地参与社会生活以及新的特殊教育理念的诞生提供了动力，使传统的对残疾人进行隔离式的教育与服务受到公开的怀疑与挑战，并导致全纳教育的诞生。
2.2从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变迁的角度来看全纳教育
如果说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美国1950年代以来的民权运动等西方对平等、自由的追求的一系列社会运动奠定了全纳教育的社会文化基础，建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则孕育了全纳教育的哲学理论基础。西方的特殊教育实践经历了隔离式特殊教育体制（特殊学校与特殊班）、回归主流、全纳教育等阶段。不同阶段的变迁紧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科学与人文、客观与主观主义、实证与建构（解释）主义之间的对立与转换的脉搏。建构主义对于社会科学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且与后现代主义哲学范式相互交织；共同为特殊教育提供了宏观的认识论范式基础。全纳的核心价值观念就是平等、个别差异、多元等后现代主义哲学崇尚的基本价值观。带有浓重后现代主义色彩的全纳教育理论在特殊教育领域成功地成为垄断式话语，顺利地成为各国特殊教育政策制定、实施的依据与动力。
西方全纳教育的发展也是特殊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自然产物，是特殊教育发展共同规律。西方在如何对待残疾人士的问题上经历了从杀戮到遗弃、忽视、怜悯与过度保护，发展到逐渐接纳，到尽最大程度地促使残疾人全纳进主流社会的发展过程。在西方，特殊儿童首先从完全被拒绝的环境进入到寄宿制学校，然后到特殊学校和特殊班，20世纪70年代以后则普遍到资源教室接受教育并逐步实现回归主流，进而发展到更为彻底的全纳教育。这种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遵循着渐进式的原则，从拒绝到接受与安置、从隔离到回归主流、从普通与特殊教育双轨制到整合的教育安置体系，并逐渐走向全纳，每一个环节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对前一运动的继承和批判的基础上的。
可见，西方全纳教育理论的生成与发展，是西方特有的社会文化土壤里结出特殊教育理论的果实，也是西方社会民主、自由等所谓普世性价值观在教育领域的具体化。同时，这一过程与西方社会理论范式的发展与变迁一脉相承，也是特殊教育发展规律的自然表现。显然，我国特殊教育的发展模式必须建立在我国特有的国情与文化传统之上，并体现社会主义的政治与教育理念，对西方的文化传统、教育哲学等应该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不能照搬。我们应该结合国际特殊教育发展的趋势，尤其是全纳教育模式的发展经验与教训，对我国特殊教育模式进行思考，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全纳教育理论与实践模式。
3 全纳教育理论的本土化诉求
3.1西方全纳教育研究缺乏历史文化的视野
近年来，西方关于全纳教育的争鸣对于推动全纳教育在各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各国特殊教育工作者开展全纳教育实践提供了具体指导，为特殊教育专业人员的培养提供了坚实的知识与技能培训的基础。但是，学术界从来就缺乏对于全纳教育与社会特别是社会科学发展关系的系统研究，更缺乏对于全纳教育哲学理论基础的深入探讨。总的来看，围绕着全纳教育的发展进行研究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特殊教育最主要的焦点。西方关于全纳教育的研究与成果发表主要集中于两个层面：第一是对于全纳教育理论的系统介绍与总结。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对于全纳教育的基本概念体系、发展沿革、专门术语及其定义、不同的思想观点与争论、以及政策层面的鼓吹与游说等方面进行系统的论述与概活。特别强调的是，这些研究中充斥着热情的语言与华丽的修辞，以人权与社会公平等理念为出发点，旨在推动全纳教育的发展与深化。第二是操作与技术层面，关注的是通过全纳教育的理论指导教育各类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改进其学习的效率与生活的质量；强调通过学校重组、变革以及课堂的教学调整，改善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学习与学校参与的质量与水平，并建立良好的家校合作及社会支持系统。
在诸多全纳教育的论著中，对于哲学基础的论述仅仅简单停留在人权、多元、平等、个性自由等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价值观基础的描述与鼓吹的层面，极少有从人类社会思想与理论发展、社会科学范式发展与变迁的角度对全纳教育的基本概念框架与假定进行哲学反思与探索的，因此，特殊教育理论的匮乏几乎是全球性的。理想主义思潮下的全纳教育充满修辞的夸张，占领了伦理与美好道德的制高点。与其说是一个准确的教育学术语，倒不如说是人们的一种美好的教育理想与完美的价值追求；与其说是一种系统的教育理论或思潮，不如说是一种崇高的、乌托邦式的道德追求。
全纳教育的理论仅停留在表层，无论是系统化还是深入的程度都不够，全纳教育的本质及历史文化特性没有得到深入探讨，更缺乏“扎根”于不同文化背景与教育体制的基础上对全纳教育进行具有本土化特征的理论生成与发展。特殊教育的实践长期以来有着注重心理学、行为技术、以及科学实证研究法应用的传统，新的范式的接受与应用总是慢半拍；建构主义以及其它相关的理论与范式如后现代主义思想只是近来才成为特殊教育领域讨论的话题。这些都可能导致具有强烈西方理想主义色彩的全纳教育理论与话语体系在全球特殊教育领域成功地成为垄断式话语，违背了全纳教育提倡的平等与多元的理想，也不符合各国特殊教育发展的需要。关于中文的全纳教育研究，也多以介绍西方理论、实践以及扩展全纳教育项目为主。各类用于培训的材料较多，但外国名词与理论介绍多，本土化的理论探索与生成少；游说与动员式的论述多，深入的反思与批判少；关于各类人员态度与观念的调查多，课堂教学改革少；结合各地特有文化特点的分析也不多见。
3.2我国全纳教育的发展需要本土化理论
从全球范围来看，全纳教育仍然处于摸索、发展阶段，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人们文化对于全纳教育的定义、目标、实施途径、及其结果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尽管很多国家都致力于发展全纳教育，但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实现了高质量的、有效的全纳教育，即使在首先倡导全纳教育的美国，全纳教育的效果仍然是值得怀疑的，并不能提供满意的或适当的效果。没有一个国家的做法能够为其它国家发展全纳教育提供一个标准的蓝本或范例，各个国家需要根据本国的国情探索适合自己的全纳教育模式。
中国的特殊教育发展需要中国的特殊教育理论，需要中国特殊教育工作者自己的努力与实践去探索，去发展。朴永馨（1998）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外国可以为解决中国几百万残疾儿童教育准备好现成的药方，我国特殊教育的发展模式必须建立在我国特有的国情与文化传统之上，对西方的文化传统、教育哲学等应该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从本质上来看，全纳教育在中国的发展缺少其生成的文化土壤，它是从西方嫁接到我国的一个文化概念。我国并没有如西方那样的全纳教育发展的社会文化土壤，全纳教育背后的平等、个性自由、多元等西方哲学观念在我国没有或很少得到强调。目前关于中文的全纳教育研究，也多以介绍西方理论、实践以及扩展全纳教育项目为主。各类用于培训的材料较多，但外国名词与理论介绍多，本土化的理论探索与生成少；游说与动员式的论述多，深入的反思与批判少；关于各类人员态度与观念的调查多，课堂教学改革少；结合各地特有文化特点的分析也不多见。
因此，全纳教育在我国缺失其生成的文化和哲学基础，这也是目前国内学者对全纳的理解存在着各种争论的重要原因。全纳教育并非我国本土文化的自然生成，它是对西方理论与中国国情之间的嫁接、冲撞与融汇，是基于文化嫁接之上的再生成。这种再生成需要“扎根”于中国特有的文化生成与演进的环境，通过对传统的扬弃、对其他优秀文化成果的吸纳，在特定的时代与地域中以“自发的”、“内在的”方式生成具有本土化特征的全纳教育理论。
4 全纳教育理论的本土化需要研究什么
从本质上讲，特殊教育不仅是一门具有较强实践性的多学科，更是一门理论缺乏，且需要理论建设的学科。特殊教育理论的缺乏需要更多的探索和创新，对全纳教育的理论基础与本质特征进行理性的批判性的分析尤为重要。这种分析有助于厘清全纳教育的本质，确定全纳的历史文化特性，探索适合我国教育实际的特殊教育服务模式，促进教育公平与全民教育目标的实现。从研究的角度出发，全纳教育理论本土化建构至少需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4.1从社会科学理论与范式角度对全纳教育进行哲学思考，奠定全纳教育的理论基础
社会科学理论与范式涵盖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等多方面理论以及隐含在这些理论背后最基本的信念与假设。社会科学理论是指对社会现象各方面进行解释、预测并影响社会生活与实践的一系列命题或者假设。例如，政治学或者经济学理论就是对现实政治与经济生活系统解释的不同层次的命题与假设体系。社会科学范式是对于知识、社会、认识世界的能力和理由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假设或基点，它奠定或引导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向，决定研究的问题、方法。因此，“范式”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表现出来，分别回答事物存在的真实性问题、知者与被知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方法论体系的问题，协调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从宏观层面来看，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基本研究范式。科学与人文的对立与转换导致特殊教育从“心理一医学”向社会、教育模式的变迁，并为全纳教育提供了宏观的认识论范式基础。以人本主义为核心价值观的建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就是全纳教育最基本的哲学基础。从微观层面来说，社会分层、社会冲突、社会学习、社会批判、文化复制、文化演化、生态理论等不同的社会理论与不同学科的理论则直接为全纳教育的研究提供不同的理论视野或研究主题。
因此，全纳教育的理论建设需要跳出特殊教育狭窄的领域和范畴，需要从人类社会思想与理论发展、社会科学范式发展与变迁的角度对全纳教育的基本概念框架与假定进行哲学反恩与探索。从人类社会科学发展的主要范式变迁的宏大背景出发，厘清特殊教育这一具体的学科领域背后所秉持的哲学范式、概念框架、价值理念、方法论与实践模式的变化趋势[7]。
这有别于多数现有论着仅仅立足于人权、多元、社会公平正义等空洞的社会价值观念论述全纳教育的状况，有利于确立特殊教育的学科与方法论基础；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全纳教育发展与西方社会思潮与范式变迁之间的关系。
4.2从社会文化的宏观视野分析全纳教育的本质特征
全纳教育具有强烈的社会文化特性。特定的社会、文化、经济等各种要素不仅通过相关人员的态度与信念对全纳教育政策执行产生广泛的影响，这些要素还直接对全纳教育各个层面的执行直接发挥制约作用。尽管如此，从社会文化的宏观视角对全纳教育进行分析与思考的研究却并不多。现有的研究多数从教育或者心理的角度出发，研究全纳教育环境下特殊儿童的心理一行为变化或者课堂管理与教学技术，重视干预技术的发展与训练效果的提高，对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在全纳教育中的作用关注不够。因此，我们需要从中西方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出发，将全纳教育与中国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相联系，从中归纳出生动具体的而非枯燥、抽象的全纳教育理论；同时，通过纳入社会批判的视角促进带有浓厚文化气息的全纳理论的发展。通过反思与意义的重构探索鲜明的个性化理论；通过人文价值的介入形成人性化的理论；通过纳入社会批判的视角促进带有浓厚文化气息的理论的发展；形成扎根于中国特定文化情景与过程之中的、具有独特性的全纳教育的解读与本土化特征的理论。
4.3从国际比较教育的视角出发探索全纳教育的理论
如前所述，全纳教育并非我国本土文化的自然生成，它是对西方理论的嫁接、冲撞与融汇，是基于文化嫁接之上的再生成。舶来的回归主流、全纳教育被巧妙地“嫁接”在中国文化之上，通过“扎根”的方式生成具有本土化特征的随班就读模式。它是在中西方文化交融与冲突的背景下，嫁接到中国文化上重新生长的一个元素，嫁接的过程与效果同样受到中西方文化碰撞的深刻影响。我国随班就读模式既受国际特殊教育理论如回归主流或一体化思想的影响，因而具有国际性；又考虑了我国的社会文化、经济、教育等实际的条件，即具有民族性。因此，我们需要关注国际全纳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动态，立足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与教育特征，对西方的教育思想应该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对外来文化精华采取吸纳与扬弃的态度；进行比较与归纳，辨明随班就读与西方全纳教育之间的关系，形成具有个性化的全纳教育理论，并对我国特殊教育学科发展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
4.4用实证研究的方法着手形成本土化的全纳教育模式
摘 要： John Schumann 于20世纪70年代末创立了文化适应理论。该理论从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角度探究了二语习得过程中出现的语言休克和洋泾浜化现象。而之后Anderson又进一步提出二语习得要经历本土化和去本土化的过程，即本土化模式。本文着重阐述文化适应模式以及本土化和去本土化的基本内容，并试图探究中国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出现的语言休克现象及对教学的启示。
关键词： 文化适应；语言休克；本土化和半本土化；教学启示
一、 文化适应理论和本土化模式
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是“对一种新文化的适应过程，是对新文化的思想、信仰和感情系统及其交际系统的理解过程，是学习者与目的语社团的 社会和心理结合” 。早在1978年，社会心理学家Schumann就提出：二语习得是文化适应的一个方面；学习者对目标语社团的适应程度决定了其二语习得的水平。所谓社会距离，“就是学习者作为特定社会群体中的一员与目标语群体接触时所产生的影响因素”（武英杰、张玉双，2010）。而心理距离是指学习者作为个体的情感因素。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决定了学习者接触目标语的量以及面对语言输入时的接受程度。
此外，Schumann还从文化适应角度探究了二语习得中的“洋泾浜化现象”。当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较大时，学习者就会停留在语言学习的早期阶段，语言也出现洋泾浜化趋势。而Anderson在此基础上，从认知角度提出了“本土化模式”（the Nativization Model）。他将二语习得视作本土化和去本土化的结果，进而形成了本土化模式。
二、 本土化阶段、半本土化阶段中国学生英语学习过程中出现的语言休克现象
根据文化适应理论，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决定了学习者接触目标语的量以及面对语言输入时的接受程度，从而深深地影响了二语的习得水平。在目标语环境下习得二语时，社会因素的影响是占主导地位的。心理因素只在社会距离无法确定时才发挥作用。而在外语教育环境下，情况就另当别论了。本文中所指的语言休克主要是指本土化阶段、半本土化阶段中国学生英语学习过程中出现的语言错误。
关于语言错误的探讨并不少见。然而，这些探讨多从语言学和跨文化角度进行分析，却很少从认知角度出发。事实上，“语言并非是独立的自然现象，语言意义与人类的一般认知能力和方式具有密切的关系”（李颖，2013）。正如王文斌转引Humboldt所言，“每一种语言都是民族思维的历史积淀，折射出一个民族观察、感知和理解世界所独具的思维范式”（王文斌，2013）。因此，中英文缘于各自不同的人文历史递演，衍生出殊异的表达方式也就不足为怪了。但是这也成为了中国学生学习英语过程中的一大障碍。根据Anderson的本土化模式，二语习得要首先经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学习者想方设法使输入的目标语符合“内在规则”（内在的语言知识系统），即不断地通过已掌握的语言知识构建语言假设。在语言学习的早期阶段，内在的语言知识系统主要是在母语思维模式上构建起来的，母语和目标语之间认知和思维模式的相似程度影响了二语的习得水平。这也就从认知角度解释了母语的正迁移和负迁移现象。当相似程度高时就产生正迁移，母语语言系统就有助于二语的习得；反之，当相似程度低时就产生负迁移，母语语言系统就妨碍二语的习得。在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的本土化和半本土化阶段中所遇到的问题主要分为两大类：思维模式迥异引起的问题和文化背景不同造成的困扰。
1、 思维模式迥异引起的问题
由于不同民族所处的人文地理环境不同，社会历史演变也各异，所以不同民族认识世界的角度和方式也不同。这就造就了各民族思维模式的迥异，而这种差异也进一步体现在语言上。因此各民族描述同一个事物时的表达方式就会有所差异。
汉语思维模式体现了整体性的特点，而英语思维模式则具有分析性的特点。中国人自古就对“现象”有着特殊的兴趣。因此，也就有了“格物致知”一说。对于中国人来说，各种现象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周围事物有着密切联系且富于变化的。故而中国人的思维倾向于整体性和辩证性。所谓整体性就是将各个部分联系起来置于一个整体中来考虑问题，因此事物所处的背景和环境不容忽视。汉语就很好地体现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大多数时候，词语、句子和片段无需通过各种连接手段就可以自然地放在整个语篇中。通过各个部分之间以及部分与整体之间的逻辑关系就可以实现行文意义的连贯。这也就是常说的汉语是“意合”语言。与此相反，英语思维模式则更具分析性。古希腊人喜好哲学，乐于探究事物自身的特性及其永恒不变的本质，故而，一元性、分析性思维更加突出。所谓分析性是指将一个完整的对象看作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每个组成部分都有自己的属性、特点。因而，英语中的每个语言元素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相对完整的部分，各个部分之间通过连接词等手段标明相互之间的关系，构成了英语“形合”的特点。
2、文化背景不同造成的困扰
除了思维模式迥异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之外，在英汉语码转换时，中国学生往往也会面临文化背景不同造成的困扰。这些困扰分为两类：其一，“文化空白”；其二，“文化陷阱”。
首先，来看“文化空白”。顾名思义，“文化空白”就是指在一种文化中存在，在另一种文化中却不存在。
其次就是“文化陷阱”。 “文化陷阱”实质上就是一个一个的雷区，所描述的文化现象两种语言中都存在，物，表面看起来是差不多甚至是一样的，但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其内涵可以说是千差万别。如果在学习语言时，仅限于语言表面的对应，那么就很容易踩到“地雷”。 一旦掉入这些 “文化陷阱”，就会导致语言休克。
“红色”在汉语中象征着喜庆、吉祥，那么英语中“see red”和“in the red”是否也象征着喜庆呢？事实上，英语中红色常常代表着血腥、危险、生气和亏损。所以，“see red”是生气、勃然大怒的意思；而“in the red”表明一个公司处于亏损状态。如果想当然地忽视英汉两种语言背后的文化背景，那么英语学习中就会遇到许多语言休克现象。
三、 给中国英语教学的启示
文化适应理论是针对二语习得提出的理论模式，对我国外语教学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中国学生学习外语时，必然会经历一个本土化和半本土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如果无法有效地缩短心理距离，克服语言休克，中国学生的英语学习就很有可能出现洋泾浜化现象，进而阻碍学生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流和交际。而如何帮助学生调节心理距离，缩短本土化和半本土化的时间，尽快做到去本土化就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如何去本土化呢？Schumann的文化适应理论和Anderson的本土化模式为我国英语教育工作者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些思路。
（一） 心理调适
为了更好地掌握一门外语从而顺畅地进行跨文化交流和交际，必要的心理调适是不可或缺的。根据Schumann的文化适应论，二语习得同文化适应一样，都要受到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的制约.但是由于中国英语教学基本上与目标语群体没有直接接触，因此社会距离的影响就微乎其微。看起来问题似乎简单了。教育工作者需要做的就是帮助学生缩短心理距离。根据Schumann所述，从影响心理距离的四个因素着手即可：克服语言和文化休克，选择合适动机，提高语言的自我透性。以往对如何克服语言和文化休克，怎样选择合适动机的研究较多，却对如何提高语言的自我透性谈及较少。
所谓心理调适就上要在宏观上要形成一个整体的概念：语言是一个民族思维的历史积淀。了解到这一点，就不难承认英汉两种语言折射出的是不同民族的社会历史演变和思维方式。因而，在面对英汉两种语言差异时就能理性对待，从而减少困惑、 焦虑和恐惧等语言和文化休克现象。本土化和半本土化中对待英语输入也不会一味地朝着汉语语言系统靠拢，而是尝试着去了解英语语言系统，逐步构建起目标语语言系统，从而达到去本土化的效果。而教育工作者就需帮助英语学习者形成这种意识，在英语学习的初期阶段就向学生传递这样一个概念。
（二） 跨文化知识学习
心理调适让英语学习者找到一种积极良好的心态，就好比磨好了刀，接下来就要“砍柴”了。所谓“砍柴”就是一点一点地积累跨文化知识。跨文化知识至少是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
1. 英语语言学知识。语言学知识涉及语言的各种属性、语音学、形态学、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语言与心理、语言与文化、语言习得等。从微观的构词法到宏观的社会语言学，语言学知识可以有效地帮助英语学习者构建起英语语言语法规则，形成一整套相辅相成的英语语言系统。
2.英语语言发展史。正如前面所说，每一种语言都带有历史的痕迹，英语亦然。英语语言的历史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古英语（Old English），中世纪英语（Middle English）和现代英语（Modern English）。尽管85%的古英语词汇现在已经不再使用，但一些常用词汇还是保留下来。中世纪英语（11001500）时期，法语一直是英国的官方语言，成为统治阶级用语，而平民百姓说的英语被认为市低等语言。在近四百年时间里，诺曼人给英语带来了近一万的外来词，深深影响了英国人的社会和生活。英语语言在这一时期借用了较多法语中的派生词缀。当然也有一些拉丁语直接进入英语，而且多用于书面语。由于贸易的发展，还有少量的荷兰词语在这时期融入英语中。 现代英语（1500至今）时期词汇拼写开始趋向规范化，标准化，固定化，读音和拼写之间的差距扩大。另外，随着探险、殖民、以及贸易等各方面走向世界化，给现代英语带来一定的冲击。超过50种语言的外来词涌入英语，如阿拉伯语，法语，德语，荷兰语，俄语，希伯来语，西班牙语，汉语，意大利语等。另外，一些外来语仍保留了原来词语的复数形式。还有一些更保留了当时的拼写和发音。
英语语言发展史有关知识的输入使得中国英语学习者更好地理解英语语言的各种现象，譬如大量不符合英语构词法的外来词的输入等等。
3.英语国家社会历史文化。
英语国家社会历史文化涉及对方的政治、历史、社会和文化，有助于英语学习者了解语言背后的故事，对于揣摩语言背后的思维方式是大有裨益的。此外，这类知识的补充对于英汉语言不同的文化内涵以及俗语、谚语的习得是很有好处的。
当然，这些跨文化知识的补充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对于青少年来讲，这些知识可以是循序渐进，即需即学的；而对于年龄较大、思维较成熟的成年人来讲，这些知识的补充可以是集中的、系统的。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 Ellis，R.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2] 李颖.学习者“错误”的认知与思维形态研究[J].外语界，2013.
[3] 钱月琴.五颜六色辨心情――论英语中颜色词的内涵[J].职校论坛，2011.
[4] 王文斌.论英语的时间性特质与汉语的空间性特质[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3.
关键词：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民族音乐教育本土化
一、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应用于我国民族音乐教育的价值与意义
研究奥尔夫的本土化并不仅仅为了使国外音乐教育在我国得到本土化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为了使我们从自身本土文化出发，建构中国人自己的音乐教育体系，从而更好的面向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发展。1.有利于我国民族音乐文化在学校音乐教育中的保存、传承与发展。我国民族音乐教育所体现的个体性、灵活性、多样性等特点，在集体化、规范化、统一化的现代学校体制中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一定程度取消了中国民族音乐文化赖以保存、传承与发展的方式和环境。奥尔夫音乐教学法以其丰富性、灵活性、综合性、体验性等特点，可以使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将国外音乐教学法与我国各地区、各民族的实际相结合，与音乐教学的实践相融合，与各民族学生音乐学习的特点相结合，使之形成适合于我国音乐文化传承与发展、适合于我国音乐教育体制与特点的教育模式，从而促进我国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2.有利于提高学生对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的理解力、表现力与创造力。首先，奥尔夫音乐教育综合性的教学内容———即将音乐与语言、舞蹈、动作紧密结合的教学内容，能够尽量多的保留民族音乐审美的真实性，可以使民族音乐文化尽可能得以原样地展现与传承，从而提高学生对于民族音乐文化的理解。其次，奥尔夫音乐教育参与式的教学形式———即学生必须自己参与其中的音乐教学形式，学生不是听众，而是作为表演者参与其间。因此，学生对于民族音乐基于上文提到的文化理解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进行身体的体验与展现，对于培养民族音乐的表现力有积极作用。最后，奥尔夫音乐教育原本性的教育理念———即基于基本元素的、原始素材的音乐教育，有利于学生对于我国各类民族音乐特性的把握，有利于学生在民族音乐基本元素与原始素材基础之上进行组合与创新，促进我国民族音乐文化在传承与发展中找到平衡点。
二、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应用于我国民族音乐教育的制约因素
本研究将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知网CNKI作为检索源，以“主题”、“篇名”以及“关键词”的形式分别检索了截至2019年4月20日之前发表的，有关“奥尔夫本土化”的相关论文，通过人工剔除相关度不高的文章，共搜集到37篇有效样本。统计分析如下：1.文化冲突。研究按照论文第一作者来源地所属的省、自治区及直辖市进行文献数量的统计相关研究在全国总体呈现出由东向西的递减趋势。究其原因，除了我国东南部经济发展快、教育条件好以及奥尔夫音乐教育研究力量的带动之外，笔者认为，这可能与民族音乐文化、本土音乐文化的特点以及固有的传承方式有密切关系。少数民族种类较多、人口较为聚集的地区，如云南、青海、宁夏、内蒙古等地，几乎没有相关研究，而新疆、西藏、贵州等地，研究力量也较为薄弱。可见，民族、地域文化的冲突一定程度阻碍了奥尔夫音乐教育的本土化发展。2.性格冲突。中国为大陆国家，农业维持老百姓的生存，中国人对土地的依赖，对农业的重视，在文化心理上便形成一种内倾型特点，民族性格总体呈现含蓄、内敛，重情感重体悟的特点，我国学者刘长林在其《中国式思维》中提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源自中国民族文化基因的阴性偏向，并将中国人的思维特点归纳为“重视时间因素超过空间因素”、“喜重平衡均势，强调调和统一”等十个方面。①而奥尔夫音乐教学法主张将音乐与语言、舞蹈、动作密切结合，充满激情地全身心投入，充分调动身体各个部位外化音乐音响，表现音乐、创造音乐，这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与性格特点有出入。因此，文化心理与性格特点的冲突，致使我国学生在奥尔夫教学中，很难实现自然、放松状态，是制约奥尔夫音乐教育本土化的重要原因。3.体制冲突。统一化、规范化的现代学校教育体制与应试教育下的音乐教育评价机制，使得我国音乐教育在教学内容上，追求知识的全面、系统与难度，但在教学的具体计划与安排上，音乐内容又被分割与孤立，学生很难接触到全面、系统、整体的音乐文化。在教学形式与教学方法上，教师与学生“一对一”或“一对多”的传授形式，使得讲授与演示成为最直接、最快捷的音乐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的优势是，知识体系的构成快速，但缺点在于，培养出的学生缺乏创造力。除此，应试教育下，我国音乐教育的评价机制也体现出较为严重的技能化、专业化倾向，这与奥尔夫音乐教育所主张的音乐教育的灵活性、综合性与创造性相冲突。4.环境冲突。奥尔夫音乐教育之所以具有持续的生命力，不仅来自于奥尔夫音乐教育的理念、方法与内容的合理性，还源自一些必要的物质条件支持。例如，奥尔夫音乐教育所处的音乐文化环境的支持，教学的场地、教具与设备的支持等，灵活多样的设备与教具才能实现灵活多样的教学。而在我国的实际音乐教学中，缺乏奥尔夫音乐教学场地与教学设备、缺乏可以灵活使用的乐器，限制了奥尔夫音乐教育在我国的本土化实践。另外，我国音乐教育中仍然存在的西化倾向，也一定程度影响了奥尔夫音乐教育本土化对于教育环境的需求。
一、当前音乐教育中本土化理论的缺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从来都没有停止，无论是教育理论还是技术知识，都在不断吸收西方理论。由于西方音乐教育理论界不断出现广为人知的人物，深受人们的喜爱，致使我国众多音乐学习者对他们尊奉，国内似乎认为如果不对这些理论进行一定的借鉴就不能展开相应的话题，在对学术论文进行研究时，如果没有这些西方人的名字似乎就不是学术论文，即使人们所看到的只是一种相对无效的理论，但还是无法阻止人们的对这些西方音乐家的尊奉。
当然，面对这种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社会，如果还是停留在原来的地方，将会被世界所淘汰，因此，对西方先进教育理论进行借鉴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但是，人们在将目光投向这些国家的同时，唯独对自己的本土化音乐教育进行忽视，缺失着自己的研究规范，更缺失着一定的学术信念。在对学术进行研究时，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根基作为基础，也就会没有文化的语境，没有历史的质感，一旦根基被抽空，就仿佛釜底抽薪，剩下的也只能是一副较好的皮囊，没有任何知识可言。从另一方面来说，虽然绝大多数人都在追求西方音乐教育理论，但还是有人一直坚持对本土教育的研究，例如：王耀华教授曾提出的“音乐创造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本土音乐教育的发展。但是，或许是由于这种西方教育太过强劲，这些对本土进行研究的相关成果还无法对西方理论进行抵抗。
我国音乐教育作为一门相对边缘的学科，在还没有成形时，又被世界一体化推向了多元化的时代，导致出现一定的失落和无助是在所难免的，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关键主要在于研究学者能够对理论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在对西方教育理论进行借鉴和研究的同时，能够不忽视本国特征。对此，国人应该知道：在西方文化强势的影响下，中国的教育研究者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为人们树立属于自己的大旗，立足于自己的国家，将自己的理论知识进行夯实，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有效的促进本国音乐教育的发展。
二、当前音乐教育中本土化理论的对策研究
一个国家要想在不断发展的经济社会中促进本国文化理论的进步发展，就应该根植于特定的民族背景中，这可以说是综合性的产物，它拥有相对明确的表述方式，中国教育研究只有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进行知识的积累，才能发挥出真正的作用。下面，将从以下几点对本土化理论的对策进行简要研究。
（一）在思想上达成共识
要想在思想上达成共识，就应该正确区分中国和西方音乐教育具有的本质特征，这种特征主要表现在时、空方面。
1.时。所谓的时也就是音乐教育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当前音乐处于何种阶段的一个问题。中国的音乐教育和西方的音乐教育主要为前现代和后现代，客观地说，我国的音乐教育目前还处在萌芽阶段，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使其停留在前现代阶段，在这种状况下，要想对学生进行音乐教育培训，还是应该先完成启蒙任务，当这一任务完成后，才能进行基础教育，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在具有一定音乐基础的同时对音乐进行学习，从而促进他们对音乐知识的积累。
2.空。所谓的空也就是指音乐教育在空间状态中所具有的现实意义，音乐教育在空间状态中分为中西方之分，主要表现为：众所周知，西方音乐比较发达，国外的许多经验都值得国内借鉴，尽管对它们进行借鉴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这也只能是差异而不是最终的范型。因为，中国要想进行发展，就必须站在自己的国本上，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发展，同理，西方国家也是一样的道理。因此，要有针对性地对西方文化进行学习。
（二）对行为进行指示
在思想上达成共识可以说是行为的先导，对国外的先进教育进行借鉴时，还应该在之前明确一个点，这个点就是本国，具体措施将从以下几点进行介绍。
1.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音乐教育进行理论总结。中国音乐教育自发展以来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因此，这近百年来有着相当丰富的知识理论体系。基于这种情况，要想对本土理论进行研究，就应该有针对性地对历史文化进行整合，只有这样才能借助更加有利的知识进行音乐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比如：对中国特有的美育教育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可以充分体现出中西方之间所具有的不同特征，以便更好地对本土理论进行阐述。
2.在一定程度上对研究范式和方法进行整合。音乐教育是一门交叉式的学科，那么，在对其进行研究时可能会涉及到各种知识，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应该有针对性的对范式和方法进行的整合，这就要求将学科之间所存在的壁垒打破，善于从相关的学科中进行方法和经验的吸取，只有这样才能更高层面的对音乐进行问题的解决。
2008年4月18~21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主办的第3届亚太地区道德教育网络(Asia Pacific Network for Moral Education，APNME)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大会吸引了来自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菲律宾、尼泊尔、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公民与道德教育理论研究领域的近40余位知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及摘要近50余篇。本次大会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成功召开，也必将成为本年度中国公民与道德教育领域与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学术事件。
20世纪以来，以西方的研究为主体，公民、道德与价值教育研究领域“见证”了许多重要而杰出的理论流派的不断涌现。在全球化背景的强劲冲击下，这些理论开始向整个世界的教育实践领域传播。但这种公民与道德教育领域内的“全球化”趋势，正在引起一些教育理论者们的关注与担忧。人们注意到这一发展过程中的许多具体的问题，例如，这些趋于“全球化”的理论到底该如何适应本土化的语境?本土实践该如何甄别与选择这些理论?选择的标准又是什么?等等。基于对这些问题的考虑，本次研讨会将大会主题确定为：“全球化时代公民与道德教育的本土选择”。
大会开幕式由本次大会主席、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檀传宝教授主持并致欢迎辞。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就10多个相关主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探讨。这些主题基本涵盖了公民与道德教育领域内的热点问题及其最新进展。例如，公民身份的界定与认同、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普世原则与价值的多元化、公正伦理与美德伦理、道德认知与道德发展、脑科学及其在德育领域中的应用、儒家伦理与道德教育、道德情感与关怀伦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利他主义或爱国主义教育等，以及人权教育、价值教育、法制教育、公民身份的话语研究、德育的专业化、行动研究、德育课程与德育范式的变革等。
从研讨会的过程来看，无论是大会的主旨演讲．还是各个专题中代表们的主题报告或发言．都激起了许多精彩的互动与热烈的讨论。
在会议闭幕式上，本领域内专业学术期刊英国《道德教育杂志》(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常务主编莫妮卡·泰勒(Monica Taylor)女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总结性讲话，她对会议的顺利举办表示了祝贺，并给予了积极评价。大会最终决定，下届研讨会将移师韩国首尔国立大学举行。
全球公民及亚太民族一国家的公民身份的认同之间的矛盾、德育理论的实践转化与模式、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及转型社会中公民与人权教育的本土选择等主题．成为了与会代表们集中关注和交锋的焦点。下面仅从公民身份与本土认同、品格教育与道德发展以及公民教育与中国选择等3个主要方面，就本次研讨会中一些重要的报告及会议讨论的热点问题进行简要的概述。
(1)公民身份与本土认同。
国际公民教育领域的知名学者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侯·斯塔克(Hugh Starkey)博士与香港教育学 院 李 荣 安 (Lee Wing-on)教授分别为大会作了题为《公民身份与人权教育：普遍原则的本土化应用》(Citizenship and Httman Rights Education：Applying Universal Principles to Local Contexts)与《 亚洲公民身份的反思：亚洲人的认同 ?》(Reflection on Asian Citizenship: What are Asianand What are Not?)的主旨报告。斯塔克博士认为，人权是公民与道德教育以及全球化过程中正义与和平得以实现和保障的基础，这一理念破除了人权为西方专有的迷信。他提出了两种可以“本土化”的人权教育模式，并得出了教育理论包括学校教育本身都应该关注人权原则在本土语境中的应用问题与机遇的结论。
李荣安教授则从比较的角度，对东亚各国和地区的公民教育的不同的理论与实践范式，进行了深入的揭示与剖析。他主要选取了如下一些案例进行了具体的评述与分析：韩国公民身份教育语境转换中的主体观；香港与上海的全球公民身份；中国大陆地区德育中的新方法；日本公民教育中文化民族主义向政治民族主义的转型；香港政治上积极取向学生的政治社会化现象以及亚洲不同国家与地区推动公民教育的终生学习功能发展的努力。通过这些个案，他概括出了关于亚洲公民身份的基本界定与结构特征：即无论是东亚地区的“强国家”与政治体制传统、民族一国家公民教育中的文化操控、正在出现的关于公民身份与公民教育的折衷主义理念以及亚洲公民身份的流动性与不可预见性等基本趋势与本质特征，还是区域内各国或地区的不同的具体实践模式等，都对广义的公民教育的学术话语与理念的形成做出了各自的基本贡献。
(2)品格教育与道德发展。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 (Queenslan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的多利·汉考克(DorrieHancock)女士与美国佩斯大学(Pace University)教育学院的王晓蕾教授等在品格教育与道德发展研究方面，为我们展示了女性学者在这一重要领域的独到洞察力与最新进展。
汉考克女士的演讲主题是《美德规划》(Th Virtues Project)。她运用一种批判的视角对当前“风行”于世界各个多元文化中的“新”品格教育理念及其实践进行了反思。新美德规划起始于17年前的北美地区．当时的初衷主要是为了抑制来自北美社会中不断出现的各种暴力现象，及其对家庭与儿童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两年之后，这种教育理念便开始迅速传播到了其他国家。当时，前后约有20多个国家与地区开始在学校教育与课堂教学中尝试规划实施自己的美德规划或项目，教师们也明显表示出了对美德规划的兴趣与热情。时至今日，品格教育的理念已经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的家庭、商业与社区教育规划中。广泛传播的现实说服力、多元文化特征的吸引力、草根阶层教育者对其固有的浓厚兴趣，以及学校与教师们正向的实证反馈等因素，均绝对性地压倒了本应在新美德规划实施之前就该有的理性的哲学思考与反思。汉考克女士提出，我们应该沿着著名哲学家泰勒(Chades Taylor)教授的“解释性人文科学观”道路继续走下去，对新美德规划进行较为深刻的反思。这种反思应该从两个方面切入，其一是对于作为学校品格教育计划之美德规划的描述与解释，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分析其形成的深刻根源；其二是以叙事的研究方式，在比照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对学校美德规划的实践理论进行清楚的阐释。这两种方式的结合就有可能从多个层面，为我们描绘出新美德规划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 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与汉考克女士相反，佩斯大学的王晓蕾鼓授则从微观的角度，为道德发展研究提供了—个新颖而独到的视角。她的演讲主题是《错误搭配手势及其在道德发展中的功能》(Using Miamatched HandGestures as Indexes to Promote Moral Develop-merit)。她明确指出，合理地利用育语中自然产生的错误搭配手势，将为人们确定儿童的道德学习的目标与任务提供有益的帮助，而这一发现也终将“实质性”地推动儿童的道德发展。在研究中，王教授借助著名的柯尔伯格理论，按照道德两难情境中儿童道德推理能力发展的基本原理与路径，分别对处于柯尔伯格发展阶段的“前习俗”与“习俗”阶段的120名参加研究的被试儿童进行了实验与分析。她的实验表明，错误搭配手势在儿童两种道德水平的过渡期中起到了支架或桥梁作用。这一“发现”为力图提高儿童道德发展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和实践中的家长与教师们提供了新的实践视角。
(3)公民教育与中国选择。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的金生鋐教授与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的檀传宝教授等，则以大陆学者的视角为我们展示和表达了中国掌者在公民教育及其在中国语境中的本土化这一重要命题的观点与声音。
金生铉教授的演讲主题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公民教育?》。他指出，长期以来，公民教育在中国一直没有被广泛地意识到和接受，公共教育体系没有将培养拥有权利、自由与责任的理性公民作为其培养目标，公民教育的系统实践也远未实施和展开。因而，他提出了全球化时代公民教育的适切性问题。他提出公民教育的使命在于公民公共品格与品质的培养、发展和促进方面，公共教育应该按照公共精神、公民美德、公共理性与公民能力等来构建自身的目标与内容。
檀传宝教授则在其提交的《如何理解公民教育?——个中国学者基于中国背景的三点思考》的论文中指出，公民教育是—个老概念，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依据不同社会的具体实际如何理解和实施公民教育则是—个新问题。基于中国大陆的社会背景，他认为公民教育是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中国大陆需要勇敢破除对于公民教育的政治禁忌；各国公民教育都应当具有各自社会与文化的特质，中国公民教育应当反对简单的“拿来主义”；学校公民教育应与和谐社会的公民生活建设同步，应当反对狭隘的公民教育课程理念。
新时代背景下的公民身份认同的转型、公民教育与品格教育等主题的“复兴”等，是当代西方公民与道德教育领域中的热点，同时也是西方德育理论“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力”，而道德发展理论与美德规划的巨大影响就是其中的重要例证。客观地来看，这些理论也的确为上个世纪道德教育领域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和创造性的贡献，而对这些理论的讨论热情也一直延续到现在。但从本次大会讨论的热点与重点来看，显然这种关注不应仅仅局限于理论探讨，而应该积饭地转向教育教学的实践领域．主动地参与实践，并为具体语境与实践中出现的、与理论相冲突的现实问题出谋划策。
设计的目的在于作品能够成功地运用到社会，为人们的生活提升品质。其主要的评价标准是作品的创意性与产品化。在中国设计专业教学中，基于传统的设计教学注重设计作品的视觉美感共性而忽略本土文化的深度挖掘与融合，致使中国的设计长期以来追随西方的设计观念，要改变这一现状，首先设计教学上确立常规教学理论与本土项目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其次是要确立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底蕴融合的设计教学理念。在本土化设计教学环节中，应该将专业共识理论部分作为专业常识来让学生理解，如图形创意课程教学环节，将图形创意的思维方法、创造手法、表现形式等作为共性知识体系来讲解，让学生对学习目标有个充分的认识，兼顾了课题教学的常规化。而在学生作品创造的环节，将项目具体到某个民族某个地方的某个项目上便于促进本土化设计的创意研究，凸显出教学特色。如“室内陈设设计”课程中的家具设计实践环节，要求学生运用某个民族的元素进行设计，教学设计中，不仅要求学生了解原始形象的来由、内涵、意义等，同时对元素的形象创造过程都要有一个过程的记录，比如以草图或效果图的形式记录下来，学生最后提交的作品就能成为系统的一套具有本土化特色的设计作品。
在对共性知识的理解下，不仅从原始元素形象到创造作品形象，以及元素本身的内涵、审美特征等方面都可以呈现出中国本土化设计的特点，教学形式不仅强调结果还注重过程。立足本土化设计的教学不仅要将理论和具体项目捆绑，而且还要在课程实践阶段安排对本土文化研究与学习的时间，让学生在设计阶段深入实地地对传统文化、地方民族元素进行收集、分析、整理、研究，让最终创造的作品真正体现本土化的特点。确立常规教学理论与本土项目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还体现在本土项目实践的整体贯穿性上，即每阶段的专业课程到毕业设计、毕业论文都能和本土特色项目结合起来，每个专业课程阶段都让学生进行一个地域民族元素的考察，学生毕业完成的作品都体现某一地方或某一民族的东西，这样一来，本土化的设计作品将是很系统的。学生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明白各个阶段的创造活动以及创造方法，可以举一反三、由点及面，应对其他地域的设计问题时可以形成一个系统的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更能体现出良好的设计能力。比如环境艺术设计的学生，在进入专业课学习阶段，可以进行分课程阶段来解决相应的问题。比如课程实践以大理白族文化元素进行创意，在“居住空间”课程可以让学生从单体民居居室布局及空间的设计上融入白族文化元素；在“公共空间设计”课程让学生结合白族餐饮空间设计融入白族文化元素“；陈设设计”课程要求学生结合白族的图案元素进行家具设计等等。在整个过程中，学生始终结合了白族的民族文化进行研究，对白族的文化就有了充分的认识，不仅完成了设计实训，也加强了民族文化的认知，体现本土化设计创造的主旨。
2加强本土元素、符号的深层次挖掘
中国民族众多，同一民族在不同地域也存在差异，设计作品要具有其民族的典型特征必须对其民族有全面的认识。从目前学生创造的很多‘中国元素’作品来看，很多作品还缺乏深层次的特色与内涵。本土化设计的教学要取得更好的效果，必须在设计考察阶段对本土元素、符号作深层次的挖掘与研究。在本土化设计教学的课程体系中，计划部分时间来进行艺术采风是非常必要的。目前学生在做设计时，运用到的民族元素或了解民族的地域文化等方面最直接的手段就是从网络上“拿来”，之后模仿、套用。从这种现象上不难看出，在做本土化设计作品时，没有对本土化元素进行深入的考察与思考分析，缺乏对本土元素、符号的足够收集与整理是脱离设计目的的。因此，在本土化设计的教学中导入考察阶段的教学，让学生有一定的时间来分析考察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对图片资料的收集，结合文献资料的查阅，不仅对本土化元素、符号有了深层次的挖掘，也为设计创意的阶段性工作做好了必要的准备。在设计考察环节，要求学生从多方面进行资料的收集、整理、挖掘：首先，要求学生通过网络、书籍查阅相关的资料，对所设计项目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生活习俗等有一个相应的了解，通过网络、书籍的图片资料进行收集，从初步资料对设计项目的本土文化有一个大体的印象。其次，带领学生深入实地进行细致的学习研究。这个过程，根据项目的不同考察方面可以有选择，也会因设计项目的不同考察周期而有所区别。如面对VI设计项目，学生应从图像符号上面进行考察收集，让学生充分收集本土化的视觉元素资料并进行系统的管理，因为在民族视觉图像方面具有本土文化的视觉元素很多，如民族视觉图像的符号化有图腾符号、图案符号、文字符号、意象化符号等等，这些符号直接或间接地出现在当地具有典型代表的器物、生活用品、工艺品、绘画、建筑、服装等媒介上。通过元素、符号的实地考察与收集，形成重要的资料，用以创作阶段的取材与加工。最后，指导学生整理资料。这个过程是学生根据设计项目的考察与资料收集后，需要在众多的资料中反复比较分析，结合创意想法，找出自己认为具有可参考价值或能够运用的图像资料或文本资料，为设计作品的创作活动提供重要的参考。
3注重本土元素、符号的提炼与创新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课程结构改革 本土化
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预言，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地球将变成一个村落——“地球村”(global village)。全球化首先在经济领域得到力证，各国资本、商品、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配置。经济的全球化要求大量具有国际化的人才，人才的培养要依赖教育，这就要求教育面向世界，具有国际视野。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各国在基础教育领域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尝试从全球化背景出发来整体设计课程体系，建构全球化课程。全球化相对于本土化来说，又是一个挑战，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维护好本土化、民族性的东西，这是教育要探究的问题。
一、课程结构的定义与类型
课程结构是课程内容的组织，主要规定了组成课程体系的学科门类，以及各学科内容的比例关系、必修课与选修课、分科课程与综合课程的搭配等，体现出一定的课程理念和课程设置的价值取向。[1]课程结构是针对整个课程体系而言的，课程的知识构成是课程结构的核心问题，课程的形态结构是课程结构的骨架。
在课程理论与实践中，典型的课程类型可分为：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分科课程与综合课程、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
二、全球化对课程结构的挑战
任何课程目标都是借助一定的课程内容来实现的，换言之，课程内容是一种工具。一般来说全球性的知识资源课通过三种途径获得：一是建构新的知识资源。它是对原有课程体系中所缺失内容的一种开发，例如信息技术课程；二是重组旧的知识资源。它是对全球化为主题对原有的各学科进行重新排序与组织，如创新教育课程；三是重新开掘旧的知识资源。有许多知识资源内在的具有向全球化观念进行重新阐释和解读的过程，如世界历史。[2]但是全球化知识资源的开发不可避免地要带来课程负担的加重。如何在保证学生全球性知识的获得、全球化意识及全球性能力的提高，与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是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一个难题。
三、改革课程结构以适应全球化
中国传统的课程类型结构比较单一，分科课程、国家或地方课程、必修课程一统天下，我国目前的课程改革打破了这一局面，综合课程校本课程和选修课程占据一定比例，这为全球化开展提供了契机。那么在此基础上，在综合课程、校本课程和选修课程的开发中，要适当穿插一些全球化教育的主题，如环境教育、国际理解教育，同时加强双语教育，特别是外语口语教学。使课程在不影响个人发展与国家目标的同时，努力求得教育全球化。
（一）从终身学习的理念出发，把学生目前的课程内容按功能和性质进行分拣，对于那些适合学生心智能力的部分，留作课程内容，其他课程内容延伸到学生的整个人生，贯彻终身，而不是急于一时灌输给学生，以缓解学生一个阶段的学习压力，留给他们自我发展的空间。
（二）从整合教育的理念出发，把学生目前要学习的多学科内容按性质和主题加以归类，对于那些性质相近的、主题相关的学科按新的原则加以重新组织或调整，从而达到减少学生课程负担的目的。
（三）以教育全球化观念为依据，在不改变原有课程结构基础上，对课程内容本身进行更新，对于那些不适应全球化观念的内容进行删除，对于符合全球化教育新观念的内容要补上，这样进行课程内容内部替换，进而达到增加新的内容而不是增加学生课程负担的目的。
（四）课程结构改革本土化的必要性
一味追求全球化的课程改革的同时，我们要警惕“唯西方化”倾向，切实加强自身民族性和本土化的建设。
1、从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看，我国可分为沿海发达地区、中原地区、西部欠发达地区三大区域，各区域的经济发展需要有着不同文化知识结构的人才，因此应当允许各地根据本地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选择相应的课程，以适应这种区域经济和社会差异。从文化角度看，我国是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对本民族的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课程结构应适应不同民族的文化认同需要，如民族文化课程、地域文化课程等。由此看来，国家层面的课程结构需要具有充分的变通性，以有利于不同地区根据自身的需要做出选择。如规定多少比例的必修课、每门必修课程的课时，为地方课程留出一定的开发的空间。
2、课程改革取得成功不在于有多少理论文章和理论研究成果，而在于学校、教师乃至社会的教育观念是否发生转变，学校中实际发生的教育教学行为是否有了变化。因此，调动每一所学校、每一位教师的积极性，使他们真正成为课程改革的主体的时候，课程改革才有希望。每一所学校的主体性集中体现在能够创造和形成本校文化特色的课程上。不论国家课程还是地方课程，都应看到每一所学校的学校文化特殊性，学校有必要也有能力根据本学校的教育宗旨对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进行选择和再开发，创造性地实施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国家或地方层面的课程计划还需要规定学校自己设置的选修课(校本课程)的课时比例。[3]
（五）积极开发本土化课程
我们对本土化课程进行如下的定义，本土化课程是指教师引导学生或学生自主从本县、乡镇的自然、人文社会资源中选取感兴趣的内容开展研究性学习，并在研究过程中，充分发掘与利用本地区和学校课程资源，形成有鲜明地方和学校特色的课程内容体系。它是在研究性学习教育理念指导下开发的一种充分利用当地资源条件、突出地方特色、反映地方文化、满足学生发展需要的一门课程。它除了具有开放性、探究性、实践性等研究性学习课程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乡土性．可开发性、人文性等特点。 当然，我们在实施课程的本土化的同时，并不排斥学生选择一些国际热点和学科问题开展研究，如世界反恐问题、SARS问题、实验的改进与设计等，使研究性学习的内容融合本土化与全球化、民族性与世界性。[4]
开发全球化课程，并不排斥本土化课程，他们恰恰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对于世界的先进教育理论和课程理论及模式，我们应该避免生硬的移植，而应结合自身实际加以借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优秀的本土课程如中华传统美德教育、中国民间文化教育等本身就是世界灿烂文明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施良方.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与问题.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2]向海英.教育全球化对中国课程的挑战及应对策略.当代教育科学.2006年第21期.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商务英语；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7-0140-02
2014年，上海自由贸易区正式成立，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经济地位和竞争能力都有了显著的提升。商务英语作为国际商务贸易交流的重要工具，对企业进行国际扩张、进入国际市场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满足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求，我国在商务英语人才的培养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商务英语
商务英语作为英语的一个分支，是专业性的商务活动英语，即Business English。商务英语涉及经济、贸易、法律、营销等多学科的知识，从某种程度上看，商沼⒂锛从⒂镉肷涛竦挠谢结合。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商务英语的人才培养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关注的一项重要问题，尤其是在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国际的交流更加密切和深入。商务英语成为国际贸易和合作的重要沟通工具，也是我国企业与国际市场联系的重要手段。现阶段，我国商务英语人才的培养还面临很多问题，例如，2008年以后，受美国、希腊等国债务危机的影响，我国国际商务开展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和限制，反映出我国商务英语人才在市场环境方面还比较欠缺；根据商务英语的特点，商务英语人才的培养应顺应时代的特征，在提高语言能力的同时，关注“人的发展”。面对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外贸企业工作人员商务英语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提高商务英语教学水平成为各高校商务英语人才培养的关键，在基础知识、创新能力、国际交际和合作能力能方面，全面提高商务英语教学水平；把握平衡人才培养的知识结构和人格建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根据市场环境，关注商务英语人才培养与当地市场需求的关系；抓住机会，实现商务英语的本土化，成为现代商务英语教学的重要目标。
二、经济全球化对商务英语人才培养的影响
第一，商务英语教学受市场环境影响较大。商务英语教学的目的是培养专业的国际商务人才，因此受市场环境的影响较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经济环境不断变化，出现了很多新的经济集团和新的概念。例如，金砖四国、地中海联盟等，这些新的词汇和新的概念对商务英语教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需要在教学中时刻关注市场的变化和经济形势的转变。以跨国公司为例，原本的跨国公司称为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随着经济全球的发展，跨国公司的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实体不断增多，因此逐渐演变为International Firm、Supernational Enterprise等。一些新的词语如“中印度”“中美国”等，以及一些特定的词语如“次级抵押贷款”和“有毒资产”等，这些新型的表达方式和具有较强特点和风格的词汇，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日益增加。
第二，国际交际和合作能力愈加重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跨文化的交际和合作越来越多，文化呈现出全球化、多元化的特征，因此，要求在商务英语人才的培养中更加关注对跨文化的交际能力和合作能力的培养。据统计，在辞职的外资企业员工中，很大一部分表示对外企的文化不能接受、理解和适应。文化差异、语言障碍、市场信息获取和分析、相关人才的缺乏等问题，是我国企业开展国际交流和合作的重要难题。据相关报告显示，通常由于语言障碍无法实现跨国交易，会为企业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大部分公司表示，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和扩张受语言和习俗影响较大，需要提高国际交际和合作能力为企业发展提供支持。
第三，对商务英语人才的品质要求更高。面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开放的市场环境和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对商务英语人才的个人品质和综合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主要表现为价值观、创新能力、情绪稳定性、抗压能力以及对新事物的接收能力等方面。根据世界500强对人才招聘的要求上看，个人的沟通能力、适应能力、学习能力、领导能力和创新能力等，被作为重点的考核指标。因此，商务英语人才不仅需要具备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还需要具有对市场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分析能力以及健康、积极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这种对人才个人品质的要求具体可以分为道德品质、责任感以及心理素质、创新思维、跨文化意识、语言能力、交际能力、商务知识、解决问题能力、学习能力等多方面，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是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接班人和领军人。
第四，商务英语本土化发展迫在眉睫。商务英语的本土化是指以标准商务英语为核心，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商务英语。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对世界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商务英语的本土化是商务英语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发达国家，商务英语教育发展较快，很多经贸类院校早已开设了商务英语课程，有些大学还专门设置了国际性的商务英语考试证书。此外，还有很多知名的商务英语培训学校，例如华尔街商务英语等，其结业证书已经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在这方面，我国应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需求，积极推动商务英语的本土化发展，加强中国特色商务英语的发展，迎接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商务英语教学带来的挑战。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商务英语人才培养
第一，把握市场需求，做好市场地位。商务英语人才的培养应注重把握市场需求，避免“闭门造车”，与社会经济环境脱轨。商务英语人才的培养应充分考虑社会需求、市场需求，结合当地地方经济需求，有针对性地培养应用型、复合型的高质量人才。加强校企合作，整合学校和社会的教育资源，为人才培养提供专业的平台和环境，实现人才和市场的合理对接，避免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采用订单式、委托式等定向培养的模式，按照企业的实际需求，培养企业需要的专业化人才。
第二，加强国际交际和合作能力培养。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应注重对商务英语人才国际交际和合作能力的培养，构建科学的课程体系。由于长期以来商务英语教学师资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商务英语教学水平的提高。转变教师的教学理念和传统教学模式，重视语言能力和商务能力的培养，加强国际能力和合作能力的教学，实现英语与商务的有机结合，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专业知识和交际能力的有机结合。开设国际化课程，拓宽学生知识面，使学生对国际经济形势、各国的文化背景有一定的了解，转变语言思维和视角，树立国际化的商务理念，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合作能力。在课程体系的设置方面，应涵盖国际贸易、商务英语函电、国际商务谈判、世界文化历史、商务礼仪等各个方面，借鉴发达国家商务英语人才培养的经验，构建新时代、新环境下的商务英语教学体系。
第三，培养商务英语通识人才。根据国际经济发展对商务英语人才的品质要求，应加强商务英语通识人才的培养，结合素质教育、商务英语和英语商务，为人的发展为核心，塑造“健全的人”“完整的人”。现代商务英语人才的培养应注重对人的品质的培养，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引导学生思考人生、理解人生，使学生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环境中，坚持自我，坚持原则，从根本上确保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同时，在实践教学中，建立商务英语与英语商务共同开展的教学模式，彻底改变以往教学过程中“一头重”的教学倾向，以培B高质量的国际商务英语人才为目标，培养商务英语通识人才。
第四，积极推进商务英语本土化。商务英语的本土化应从教材和教师的本土化、教学模式的本土化以及教学手段的本土化入手。首先，加强教材和教师的本土化，在引进国外商务英语教材的同时，应根据我国商务活动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中国商务英语教学的教材。在教学中，应根据实践情况，有针对性的对商务英语教材进行讲解，对不符合实践需求的内容应及时指出，避免对学生造成误导。其次，促进商务英语教学模式的本土化。针对我国传统教学模式僵硬、脱离实践的情况，应加强商务英语实践的比重，加强与学生的沟通和互动，实现教师与学生的良性互动。最后，还应该注重教学手段的本土化发展，开展模拟合作训练，模拟外贸商务流程，开展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商务英语教学，丰富世界商务英语教学理论和实践。
四、结语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商务英语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对传统的商务英语人才模式进行改革。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涌现出大量新的词汇和概念，使商务英语教学处于不断变化的环境下，国际交际和合作能力也越来越重要，同时更加注重对商务英语人才品质的培养，对商务英语本土化的需求也日益增强。面对这种情况，对商务英语人才的培养应把握市场的需求，注重国际交际能力和合作能力的培养，开展商务英语通识教育，以人为本，同时积极推动我国商务英语的本土化进程。通过商务英语教学体系的改革，提高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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