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4 15:13:20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经济增长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论文摘要]：经济增长问题是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內容，长期以来，人们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和思想。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的认识过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对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各种因素间的相互关系有着不同的看法，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速、稳定、持续的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关于经济增长
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定义有不同的观点，最常见的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是指一个经济所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持续增长，也即实际总产出的持续增加。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经济增长是指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实际产出的持续增加。
其实，每种定义都有其优越性，如果要研究一国经济实力的变化，那么实际总产出就具有重要性；如果要研究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那么人均实际产出的增长就有决定意义，在本文中，我们将经济增长定义中的实际产出的持续增长放松为实际总产出的增长。
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学中争议最大的领域之一，长期以来，为了对经济增长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经济增长问题的论述最早见诸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从那时起，经济增长就一直没有被经济学家所忽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增长便成了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经济增长理论有了极大的发展，各种理论相继出现下面对主要的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进行简要地回顾和分析。
二、世界各国经济理论对比分析
(1)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渊源。它的某些结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用的；有些观点，如同最初出现的那样，至今仍是争论的话题。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源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当时英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工业革命已经拉开序幕。经济学家必须对工业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基本促进因素及其发展结果予以科学的解释。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古典经济学家中，对经济增长间题论述较多的主要有魁奈、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但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密和李嘉图所提出的增长理论。
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66)一书中，最早论述了经济增长问题。其增长理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引入了劳动分工；二是区分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类劳动，他认为生产性劳动占全部劳动的比例以及劳动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决定国民财富增加的主要因素。“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同时强调，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此劳动生产率与需求之间建立了互相促进的关系，对一个人劳动生产物需求的增长会提高他的劳动生产率、实际工资以及他对其他人的劳动生产物的需求，这就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生产性”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即可生产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则不能够。经济增长能否维持下去，取决于全部劳动者中有多少劳动者愿意从事生产性的劳动，这解释了为什么有的经济的增长能够持续下去的原因，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1817)中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个重要的概念：报酬递减规律，他对增长理论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指出经济增长最终将趋于停止，即达到所谓的“停滞状态”；二是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说明了国民收入分配在经挤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在土地上增加投资，得到的回报会不断减少，因此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经济增长最终会停止。决定收入分配的力量同样也会导致经济增长最终走向停止，这是因为劳动力生产出的剩余中，资本家的份额在不断下降，这一方面减少了储蓄，另一方面，利润率的下降减少了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投资和积累过程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关键原因在社会产品中绝大多数被用于非生产性消费，而不是生产性投资，古典经济学家所分析的经济增长过程遵循收益递减的规律，经济增长过程从长期来看将趋于停止，最终结果是一种停滞状态。但从那以后的200余年里，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停滞的迹象，这表明古典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增长的描述并不科学。后来的经济学家指出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最明显的不足之处是他们关于规模收益递减的假定。他们没有观察到技术进步，只把增长过程看作是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与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大之间的竞赛。(2)新古典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始于50年代末索洛等人建立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索洛(RobertSolow)的《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1956)和斯旺(TrevorSwan)的《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1956)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由索洛最早提出的增长理论源于对哈罗德一多马增长理论中缺陷的修正，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缺点之一是假定生产技术是不变的，对于一个给定的储蓄率，能够实现均衡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只有一个唯一的数值，但是实现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的条件除非特殊情形，一般很难实现。所以，即使经济能够沿着一条均衡增长的轨道向前发展，那么这条轨道将犹如“刀锋”，一样狭窄，一旦偏离这条轨道，经济增长的路径将表现为累积性的经济扩张或经济收缩，为了克服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局限性，索洛、斯旺、米德和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类新的增长模型，这类模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认为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刀锋”式的增长路径是可以避免的，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调整生产中的劳动与资本的配合比例来实现，同时，索洛等人还指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索洛的增长理论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经济内涵，但其理论框架却比较简单而又极其精致，索洛等人的理论模型的核心是关于总量生产函数性质的假设。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生产函数具有下面的性质：
(i)规模收益不变；
(ii)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
关键词：经济增长；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制度实施机制
1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意见分歧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含义和增长源泉的研究成果似乎并不与其热情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目前我们并未形成对增长及其源泉的统一认识。较为普遍接受的库兹涅茨关于经济增长的定义是：“一个国家的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调整的基础上的。”上述定义表明经济增长直观表现为用GDP或人均GDP衡量的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而技术进步和制度调整则是增长的源泉。
经济增长理论对增长源泉的分析经过了从要素禀赋论、技术决定论到制度决定论，从关注非制度因素到关注制度因素的变化。哈罗德－多玛模型作为将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动态化和长期化，在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不能相互替代的苛刻假设条件下，得出储蓄率是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结论，即
G=S/σ
(其中，G是经济增长速度，S是储蓄率，而σ是资本产出比)。
新古典的索洛－斯旺模型放松了哈罗德－多玛模型关于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不能相互替代的假设，通过引入总产出函数，否定了资本差别以及资本回报率的差别与人均产出的正相关关系。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表明在稳定均衡状态下，人均产出只受技术进步因素的影响，而与其它因素无关。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主要的贡献是将技术进步作为内生变量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并认为研发和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罗默，1990）。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技术的新增长模型从本质上都属于增长的技术决定论。舒尔茨虽然通过分析美国教育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人力资本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的观点。但其实质仍然是要素禀赋决定论，只是将资本要素从物质资本拓展到了人力资本，考虑了劳动力供给者质量对增长的影响。要素禀赋论和技术决定论能从不同侧面解释发达的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增长的实际，但对于转型国家经济增长现象却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以诺思为代表的经济增长制度决定论者并不否认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而是进一步分析技术进步的动力。在其著作《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90）中，诺思将技术变化速度的差异归结为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完善的产权，而这两个因素本质上都具有制度的特征。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市场规模的大小受交易费用的制约，高昂的交易费用不仅阻碍市场发展，甚至导致市场无法形成。低效率的市场是资源不能完全自由流动，必然限制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阻碍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另外，由于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效应，缺乏对技术创新有效的产权保护必然导致创新不足。“从过去一直到近代都未能建立系统的产权制度，是技术变化缓慢的根源。”（诺思，1990）。基于上述分析，诺思利用交易费用分析工具，结合产权理论和国家理论勾画了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的理论框架。
诺思将制度分为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制度实施机制三个层面。正式制度包括政治（司法）规则、经济规则及契约。其中政治规则被广义地定义为政治团体的等级结构、基本决策结构及支配议事日程的明确特征；经济规则用于界定产权；契约则包含着对交换中一个具体协议的条款。非正式制度来源于社会流传下来的信息以及我们称之为文化的部分遗产，包括行为规则、行为规范和习俗。真实经济中人的有限理性、信息非对称及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与制度相关的不完全契约的形成，从而带来制度实施问题。诺思的研究表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作用的发挥有赖于有效制度实施机制的建立。制度正是在以上三个层面的相互作用中通过降低经济中的不确定性、为经济主体提供稳定的预期和良好的激励而促进经济增长。虽然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将制度分解为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三个层面，但并未对三个层面在不同国家（cross-country）经济增长中的具体作用和相互关系进行详尽的研究。本文将推进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分析制度的不同层面在转轨国家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2正式制度与经济增长
虽然从理论上严格界定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仍然存在困难，因为两者或许只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诺思，1990）但由于正式制度相对非正式制度表现为较弱的制度刚性和较弱的排他性，对于转轨国家的增长分析，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区分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虽然经济学家对于正式制度中政治制度、产权制度和契约制度对增长的影响仍然存在不同意见，但普遍认可的是有效产权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从经济增长的历史来看，西方国家兴起的历史进程印证了了产权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这方面最据代表性的研究是诺思《西方世界的兴起》及《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最典型的国家是荷兰和英国。
从理论角度分析，有效产权制度是使个人收益率尽量接近社会收益率的产权制度，明晰的产权制度是市场竞争的必要条件。按照波斯纳的分析，有效产权具备三个基本特点：产权的广泛性（universality）所有的资源都应存在归属，除非资源不是稀缺资源（意味着所有经济资源都存在产权）；产权的排他性（exlusivity）；产权的可转让性（transferability）。具备上述三个特点的有效产权将通过降低社会的交易费用、优化资源配置来促进经济增长。其作用具体表现为：产权将减少不确定性，为经济行为主体提供稳定的预期。因为产权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给定了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选择集，降低了经济交往中的交易费用；产权具有将外部性内部化的功能。无论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的存在都将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明晰的产权将使外部性内部化，实现社会收益和个人收益、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的等价，实现社会资源最优配置；产权具有激励功能。“有恒产者有恒心”，产权的最主要权能是收益权，明晰的产权将为产权主体提供稳定的预期收益，从而诱使其提高努力水平、增加消费和投资，促进经济增长。
3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增长
非正式制度在市场经济中的存在具有普遍性，因为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正式制度也只是决定选择的总约束中的一小部分（尽管是非常重要的部分）”（诺思，1990）。正式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一方面表现为作为正式制度的互补品，通过对正式制度的拓展、阐明与修正，发挥制度的互补效应；另一方面，非正式制度作为社会公认的行为准则和内部实施的行为标准可以在经济增长中独立发挥作用。
1993年诺思在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发表演讲时指出,离开了非正式规则,即使“将成功的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正式政治经济规则搬到第三世界和东欧,就不再是取得良好的经济实绩的充分条件。私有化并不是解决经济实绩低下的灵丹妙药。”同样的正式制度和宪法规则强加于不同的国家，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正式制度只有在社会认可,即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历史和理论都表明，正式制度的演变从非正式制度的“边际”演变开始的，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不存在绝对的权利。正式制度由于高昂的制度执行成本的存在，使制度执行并不总是完全的，而是存在“余地”。因而，在正式制度的边界上，实际上是非正式制度发挥了协调的作用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独立作用，在没有国家和正式制度的习俗经济中的突出作用已经得到人类学的证明（科尔松和波斯纳，1980）。但即使在现代经济中，非正式制度也普遍发挥作用。
对转轨国家而言，强调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增长中作用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多数转轨国家在“赶超战略”的指导下，总是希望尽快通过改变正式制度实现经济体制的转轨获取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由于非正式制度的演化又必须经历长期的过程，“急功近利”的转轨国家就可能只注重对正式制度的移植，而不注重非正式制度的培育和引导。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对正式规则和惯例的大量移植可能在短期内带来经济增长效应，但是缺乏非正式制度的支撑，正式制度面临高昂的制度执行成本。这种成本突出表现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持续的不相容,即移植的正式规则与持续的(或传统的)非正式约束的偏离。因而转轨国家要保持经济可持续的稳定增长，必须充分发挥非正式制度在规范经济主体行为、降低交易费用中的作用。
4制度实施机制与经济增长
制度作为一种约束经济主体行为的规则，本身具有不完全性，而且受到经济行为主体主观偏好的影响（机会主义），因而制度实施机制对制度功能的实现至关重要。从严格意义上讲，不能实施的“制度”不能成为制度。（青木昌彦，1994）非正式制度由于是经济行为主体在重复博弈中自发演化形成的，因而具有自我实施的特点。但是正式制度的实施，一般要依赖独立的第三方实施机制。制度实施机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业主要表现在：第三方实施机制的成本大小，不同制度实施机制会产生不同的制度执行成本，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实施机制应该具有最低的交易费用；第三方实施机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取决于实施机制本身的公正性，即第三方自身不存在机会主义行为。
不同的制度实施机制存在不同的交易费用。就促进经济增长而言，有效的制度实施机制应该最大限度促进制度的“自我实施”，降低交易费用。由于制度本身是作为经济主体的“共有信念”而存在的，具有规范性和规制性。因而，制度的实施需要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合作，有效的制度实施机制必须以满足经济主体的个人利益为前提，否则制度不可能实施。这一点对存在“集权惯性”的转轨国家非常重要，因为长期以来强调国家和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企图通过社会强制来实现统治者的目标。但由于这种制度设计是以“牺牲”个人利益为前提的，在个人并非都是“毫不利己”的情况下，必然带来高昂的制度执行成本。渐进式改革中形成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本身反映了利益分歧造成的制度实施困难。
第三方实施机制的公正性能够给经济主体提供稳定的预期，通过对“违规”行为的有效威慑达到制度实施的目的。由于国家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使其成为市场经济社会中最重要的第三方实施机制。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国家在制度实施的过程中并非完全“公正”。“诺斯悖论”表明，政府在受到官僚体制和利益集团的影响下，并不总是做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裁决”，政府时常做出违法行为。由此可见，建立有效的第三方实施机制关键在于约束作为最大制度供给者的政府的行为。经济增长的实践也表明，一个有效政府和有限政府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之一。对于转轨国家而言，重要的是打破“软政权”，改变政府官员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弊病，实现经济主体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维护法律权威。在渐进式改革中容易形成阻碍制度变革的利益集团，因而有效政府的关键是作为“全民”利益的代表政府不受制于利益集团的牵制，真正实施有利于增进整体社会福利的制度和政策。
参考文献
［1］汪丁丁.制度创新的一般理论［J］.经济研究，1992，（5）.
1.1消费价格
价格对消费结构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消费价格总水平的变化意味着消费者可支配的货币能够购买到的消费品的数量和质量的变化，这就促使消费者在消费和储蓄之间以及各种金融资产之间做出重新选择，从而使消费结构发生变化[2]。消费品之间的比价变化也会影响人们的消费结构。一般来说，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较小；而一些高档奢侈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较大。正因为各种消费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不同，所以它们之间的比价变化会影响人们对不同消费品的需求量，进而影响消费结构。
1.2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决定产品结构，决定消费结构，是影响消费结构的又一个重要因素。首先，消费资料主要来源于第一、三产业及第二产业中的轻工业，它们的发展状况及在整个产业体系构成中的比重直接决定了广大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其次，三次产业内部的结构变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三次产业内部结构的变化直接决定了居民消费的具体品种，反映了消费结构微观层次的变化。如第一产业内部种植业、畜牧业的结构，对人们食物消费结构中的粮食、水果、肉蛋奶的消费有直接的影响。
1.3消费倾向
消费结构和储蓄之间也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虽然近年来镇江城市居民消费倾向（消费性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稳定在63%左右，但边际消费倾向呈现出较大差异。
2镇江市居民消费结构实证分析
2.1恩格尔系数分析
恩格尔系数是指用于食物的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2012年镇江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39.3%，比2000年的42.7%下降了3.4个百分点。按照恩格尔系数划分贫富的标准，镇江城市居民已处于相对富裕阶段。但是恩格尔系数的下降不仅源于人均收入水平的迅速上升和生活水平的急剧提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居民消费观念的多元转变。因此从总体上讲，镇江城市居民生活仍处于小康阶段，正在逐渐走向富裕。
2.2边际消费倾向分析
2012年镇江城市居民总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413，这说明在新增可支配收入中，41.3%用于了生活消费。其中，食品、教育文化娱乐与其他商品和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分别达到0.077、0.070和0.098。城市居民在基本的生活满足后，更加注重饮食的丰富化和科学化，教育的多样化和层次化，旅游和美容等成了城市居民十分热衷的消费项目。由于国家住房调控等政策的实施，居民在居住需求方面的意愿降低，居住的边际消费倾向仅为0.009。
3镇江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镇江经济运行逐步从生产主导型转变为消费主导型。市场化程度越高，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牵动作用就越大，其规模、结构和增长速度，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条件之一。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对经济的发展起到助推器的作用。从基本生活消费为主的初级阶段到以家用电器及耐用品等向高档化方向发展的第二次、三次消费阶段的升级，对电子、钢铁、机械制造等行业产生强大的驱动力，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4镇江市经济增长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分析
经济增长对消费结构传递机制可以归纳为经济增长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费需求增加消费结构改变经济进一步增长，具体如下：
4.1经济发展推动消费增长
由于资料的限制，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可用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代替。2008年至2012年期间，镇江市地区生产总值由1491.83亿元增长至2630.42亿元，四年间增长了76.3%；而相对应的，镇江城乡居民收入四年间分别增长了54.7%和66.8%，城乡居民消费性支出增长了51.6%和60.0%。随着经济的增长，居民消费（收入）也有了较快增长。
4.2消费的商品化和市场化程度促进经济增长
一方面，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卖方市场，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买方市场，供过于求，消费者的需求导向决定着市场的发展导向，消费品的商品化和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另一方面货币分配形式增强了消费的选择性和自主性，拓宽了消费渠道。
4.3以智能化为特征的信息产品引导消费，实现质的飞跃
近年来，信息产品进入家庭，无论是从数量扩张和质量提升都达到相当高的速率。移动电话、家用电脑等拥有量成倍增长。十年来，城市居民家庭彩电拥有量增长49.0%、照相机增长22.0%、摄像机拥有量增长3.7倍；移动电话增长3.7倍，家用电脑增幅达到7.4倍。消费产品的智能化、网络化和数字化也预示着未来居民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5实现居民消费结构合理化的基本对策
消费结构的合理化作为一个动态的运行发展过程，客观上存在着一些标准来帮助人们判别消费结构是否已趋于合理。这些标准主要包括生理标准（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经济标准（消费结构应与生产力水平、生产能力、资源承载能力和经济承受能力相适应）和社会标准（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等。
5.1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千方百计提高镇江居民的收入水平，尽快扭转镇江居民收入水平长期低于苏南地区平均水平被动局面，不仅可以有效地促进区域消费水平的提升，而且还能启动目前较为低迷的消费市场。因此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加居民收入，将对消费需求的回升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从而促进镇江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升级步伐的不断加快。
5.2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多年来，镇江凭借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自然禀赋，坚持错位发展，扬优求特，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现阶段，镇江应当做好以下几方面文章。一是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二是建设好协作配套园区。按照发展壮大产业链、加速培育产业集群的整体思路，培育一批竞争力强、带动作用大的优势骨干企业。三是以发展现代农业为重点，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
5.3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善消费环境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 《统计年鉴 （2013 年）》和2003-2012 年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告。研究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方法很多，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回归分析法、有索罗的速度增长模型方法、有生产函数法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法、有丹尼森因素分析法计算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等等方法。但最为常见的分析中等职业教育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关关系、最能反应中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方法是回归分析法。本研究以 EViews（统计分析软件）为分析工具，以 2003年—2012 年间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在校人数为基础，揭示中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的依存关系，构建相应的数学模型，探讨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二、中等职业教育与 GDP 总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与简单线性回归分析
（一）中等职业教育与 GDP 总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利用 Eviews 软件作出中等职业教育与 GDP总量之间的线性相关关系图。Y 代表 GDP，X 代表中等职业教育人数，由此可见，从 2003 年至 2012 年随着中等职业教育人数的增加，国内生产总值 GDP 也在增加，这表明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依存关系。
（二）中等职业教育与 GDP 总量之间的简单线性回归分析
为了更好地揭示中等职业教育与 GDP 总量增长之间的关系，建立一元回归模型。1.假设建立如下一元回归模型:表 1-2 给出了采用 Eviews 软件对表 1-1 中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的计算结果。一般可写出如下回归分析结果：=75.72123 + 0.020031Xi（0.670710）（3.004096）R2=0.530092 R2=0.471353其中，括号内的数值为相应参数的 t 检验值，R2是可决系数，R2是调整后的可决系数。2.模型检验在给定显著性水平 α=0.05，查 t 分布表得自由度为n-k=8，临界值 tα/2(n-k)=2.306。由表 1-2 中数据可得，与对应的 t 统计量为 3.004096，其绝对值大于 tα/2(n-k)=2.306，这说明应当拒绝原假设，也就是说，当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解释变量“中等职业教育人数的增加”(X1)对被解释变量“国内生产总值 GDP”（Y）有显著的影响。模型估计结果说明，在假定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当年中等职业教育人数每增加 1 人，国内生产总值 GDP 就会增长 0.020031 亿元。
（三）高等教育与 GDP 总量之间的简单线性回归分析
为了更好地揭示高等教育与 GDP 总量增长之间的关系，建立一元回归模型。1.假设建立如下一元回归模型:同中等职业教育与 GDP 总量回归分析一样，采用 Eviews 软件对表 1-1 中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的计算结果。一般可写出如下回归分析结果：=-77.43496 + 0.018508Xi（-0.920054）（5.860176）R2=0.811061 R2=0.7874432.模型检验在给定显著性水平 α=0.05 时，查 t 分布表得自由度为n-k=8 临界值 tα/2(n-k)=2.306。由表 1-3 中数据可得，与 对应的 t 统计量为 5.860176，其绝对值大于 tα/2(n-k)=2.306，这说明应当拒绝原假设，也就是说，当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解释变量“高等教育的人数的增加”(X1)对被解释变量“国内生产总值 GDP”（Y）有显著的影响。模型估计结果说明，在假定其它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当年高等教育人数每增加 1 人，国内生产总值 GDP 就会增长 0.018508 亿元。
三、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对比
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从大局出发，实施了优先发展东部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西部地区经济基础原来相对薄弱，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供给缺乏，自然资源禀赋上的相对优势也因区位、政策劣势和投资收益率低下而严重削弱，即所谓的“贫困的恶性循环”，从而出现了东西部发展不均衡，从东至西经济走弱的区域特征。与东部相比，西部地区经济落后主要表现在经济总量小和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等方面。
1999年、2000年占全国国土面积56.85%，全国人口23%的西部地区的GDP比重仅接近于全国的14.8%。导致西部经济落后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投资不足显然是其中的重要一项。1999年、2000年西部的固定资产总额分别为4494.32亿、5103.74亿，仅占全国15.05%、15.5%。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更是少得可怜，1999年、2000年分别仅占全国的2.8%、3.0%。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低下影响了资本形成，导致西部地区资本存量及增量的不足。在区域资金配置方面明显呈现东西部配置不均衡的特点：1999年末西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为14498.68亿元，货款余额为13886.74亿元，仅占全国金融机构存货款余额的13.33%和14.81%。这远远不能满足西部大开发对于资本的需求。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本市场作为融通资金、优化资源配置、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途径，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西部地区在资本市场上偏居一隅，远远滞后于其它地区，见表2、表3。
注：表1、表2均引自《中国证券报》2000年3月3日18版。
西部地区本身资金积累尚且不足，然而在资金追逐利润的情况下，一部分西部资金通过银行间融资体系流向收益高而且安全的东部，另外一部分资金又通过资本市场上购买东部大量的证券等方式流向东部。资金逆流的“虹吸效应”使得西部资金“贫血”更为严重。
西部大开发需要巨额资金，然而传统的融资方式已不可能解决西部发展的资金缺口。如果单纯依靠西部地区的自身资金积累或者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都是不现实的。当今国内外经济形势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导致西部地区发展经济的不利条件明显增加。90年代以来世界主要能源、原材料及其他资源产品的全球性生产过剩，使西部地区寄希望于凭借资源优势，进行大规模资源开发，依靠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以加快西部经济发展的设想面临严峻挑战。生态环境的脆弱与恶化，工业化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得工业化水平扩张模式存在的条件不复存在，从而大大限制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其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西部大开发依靠改革释放动力的难度加大。随着改革的深化推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必须着手解决一些迫切的全局问题，如解决再就业，确保经济增长，规避金融风险，加强国防等发展难题。中央财政收支更为紧张，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1.2%下降至1995年的10.7%，2000年这一比例也仅为15%。近年来，国家所直接掌握的预算内资金已经十分有限，财政预算内资金占全社会固定投资的比重已由1981年的28.1%下降为1996年的2.7%，2000年虽有所回升但也仅占6.4%。国家财政收入回旋余地小，国家主要财政目标指向被迫调整，用于支持西部开发的能力因而受到限制，即使国家把其所掌握的全部资金投向西部地区，也只能是杯水车薪。因此，西部地区若仍抱着“等、靠、要”的固有思想，企图依靠中央政府大规模投资启动西部地区经济是不切实际的。
2、西部融资与经济增长的互动
西部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是资本要素的积累和流入，而资本要素的净流入在市场经济运行体制中，关键取决于资本要素在西部收益率的高低，资金收益率的提高相应会带动技术、人才的流入。目前西部地区由于本身不能克服的区位劣势以及历史遗留的经济弱势，难以吸引资本流入。
要加快西部经济增长，解决制约西部经济发展的资金问题，西部地区必须树立改革创新意识，运用新思维、新方法，依靠市场机制，培育资本市场，采取多方位、灵活有效的融资方式和渠道，通过国家资金的注入，以“四两拨千斤”，启动并诱导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和社会资金，使之流向西部地区，从而带动西部经济腾飞。
（一）通过对西部财政税收的扶持促进西部经济增长
适时提高中央财政投资资金在西部地区的比例，建立规范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目的、有重点地将财政资金集中于一些具有较强的外部效应和规模效益的项目，比如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投资要充分发挥先导性投资作为“领头羊”的作用，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为后续的资本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充分带动全社会投资。
1.发挥财税政策的杠杆作用，引导东部地区的资金向西部转移。允许西部实行差别税率制，对符合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关联度高、带动外部效应强的投资给予税率优惠。税收返回的政策，以扶持支柱产业和高科技产业。或者通过一部分财政资金以财政贴息、财政参股等多种方式引导社会资金参与社会公共设施投资，发挥财政政策的杠杆作用和“乘数效应”，创造能与东部地区竞争的条件和环境，弥补市场缺失，提高西部地区的资本利润率，增强对外部资金的吸引力，为东部地区的经济向西扩散创造条件。
2.发行长期性西部开发特别国债，保持西部经济增长。可以考虑中央赋予西部地区省一级政府一定的融资权限，以省级财政为担保，发行区域性中长期建设债券，吸引社会闲散资金，用于能源交通基础建设、重点行业的技术改造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科教基础设施建设等。通过将一部分储蓄直接转为有效需求，发挥更好的财政扩张效应，保持经济增长，还可优化产业结构，为经济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3.在西部地区或全国发行多种形式的彩票募集资金，为西部经济增长奠定良好基础。在加强管理的前提下，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发行方式，加大返还比例，吸引广大群众参与，将社会闲散资金聚集起来，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以支持西部大型重点工程建设或加强社会保障体系，使西部经济的增长有后劲。
（二）开放西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促进西部经济增长
在金融方面，国家必须改变货币资金配置的不平衡状态和金融政策“一刀切”的做法。应考虑对西部实施有区别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开放西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以促进西部经济发展。
1.强化信贷支持力度，为企业提供融资的方便。在西部中心城市建立中国西部金融中心，成立西部开发银行，统一组织经营西部大开发所需的投资项目，信贷融资等银行业务。强化银行信贷支持，包括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信贷投入。将筹集到的资金作为重大基础的资本金，重点企业技术改造的配套资金，以及支持私营、个体等非国有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项贷款。
放宽投资领域，大力支持西部地区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尤其要充分利用BOT融资和资产证券化融资这两种国际上通行的融资手段，使企业融入到国际资本大市场，学习国外市场先进的资本运营理念和管理手段与经验，加快国内外信息市场沟通的步伐，提高我国大型企业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对于外资从事农业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在配套资金、经营权、外方控股权等方面给予优惠，鼓励东部地区的“三资”企业“西进”。这对西部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这些西进企业往往是所在产业的技术领先者。他们为西部所带来的高新技术直接促进所投资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通过技术扩散对当地的国内企业起技术创新的示范作用。
2.优化区域金融组织体系。一个地区的金融机构越多，那么引入的资金也会越多。入世后，央行在市场准入限制上应向西部倾斜。目前西部金融机构数量偏少，应对西部实行有差别的金融机构设置管理条件，适当降低西部地区设置区域性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资金、营运规模等方面的要求，大力促进西部地区各类金融机构的发展。同时加大西部地区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力度，在若干中心城市设立外资银行。积极引导外资金融机构“西进”，使其享有相当甚至高于沪、粤的金融政策。
设立国家西部开发专项基金，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多渠道筹集资金。中央财政专项拨款占主要部分，各省市根据其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能力划分不同等级确立出资比例。将专项基金用于西部基础设施和重点产业的投资补贴，以弥补市场失效。
3.建议实行差别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赋予西部区域的人民银行分行一定的准备金浮动权和再贷款权，对存贷款利率也可允许有适当幅度的浮动。在利率尚未市场化的条件下，中央银行对中、西部地区的贷款利率应有别于东部地区，使其与西部地区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承受能力相适应。为了增强西部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可适当调低中央银行对西部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同时对西部金融机构在税收和利润留成上给予一定优惠，提高其贷款积极性，支持西部企业建设。
4.加速培育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解决西部地区的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调整，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资本市场具有资本聚集的功能，能够在短期内增加企业的长期资金来源，适合大规模的西部经济开发和建设。首先，大力发展股票市场，扩大西部地区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的数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与证券市场的发展密不可分。西部地区政府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树立改革创新意识，要在规范运作，明晰产权的基础上，对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力争更多的公司上市。当地政府必须树立新思维，舍得“靓女先嫁”，把一批质量高、效益好的规范化企业推荐上市，而不能像过去一样以企业脱贫解困为目的“圈钱”。而且，应充分利用上市公司的“壳”资源，支持现有上市公司进行资本运营，通过产权、股权、债权等交易实现企业资产重组和整合，优化资源配置，将固有资产尽快退出并变现，并带动关联企业的发展。通过创造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良好示范效应，以增强国内外资金进入西部的信心和吸引力，同时也为自己及其他西部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创造有利的条件，以形成“双赢”局面。其次，鼓励高科技风险企业在创业市场融资。风险投资是高科技企业的“孵化器”。体系健全、资金实力雄厚的风险投资机构，能为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提供经费支持和服务，促进西部地区的科技创新，加大西部企业的科技化，提升其竞争力。对于一些外向经济程度高，竞争能力强的企业，可以认真遴选，积极推向海外市场，如美国纳斯达克市场，香港创业板市场等。一些规模较小、改制规范，但暂时不够交易所上市资格的股票，可创造条件，争取在区域内证券交易中心开展柜台业务，安排区域内尚未公开上市的股票进行柜台交易，活跃本地的资本市场。第三，建议在西部地区中心城市开辟期货市场交易所。我国西部地区资源丰富，自然禀赋得天独厚，大量的有色金属、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急待开发和利用，西部期货交易所的运行有着天然的优越条件。因此可考虑在资源主要集散地建立期货交易所。如在昆明成立中国有色金属期货交易所，在乌鲁木齐成立棉花期货交易所。在风险控制的前提下，西部地区应加大对期货市场的扶持，培育实力雄厚的期货经纪公司，积极引导企业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回避或分散价格波动的风险，以达到锁定收入成本、保障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发挥其作为物资、信息集散地的幅射功能，加快商品物资流通，促进区内外经济循环，稳定与发展社会经济。第四，为扶持高科技风险产业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积极发展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积极稳妥地建立产业投资基金，尤其要大力发展以股权方式直接投资的中外合作产业投资基金。投资资金不足和资金使用效率低下，一直是制约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发展产业投资基金特别是中外产业投资基金是实现科技产业化和加强基础产业的有效途径。产业投资基金作为一种新型的投融资方式日显重要，是加快基础产业建设，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的强劲助推器。中外合作产业投资基金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通过规范、透明的市场化操作吸引国内外社会闲置资金，分散市场投资风险，还可以向企业注入资金，将企业从巨额债务中解脱出来，按照市场机制塑造新型投融资主体，改变以前财政拨款或银行贷款的软约束投资方式，因而有利于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转换经营机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3、结论
西部大开发，是国家调整区域经济结构、缩小地区间差距的重大发展战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总体上属于一种投资推动性经济，保持着“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良好态势。资本的积累对整体经济的增长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资金匮乏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关键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部大开发就是一个资本不断积累和流入的过程。当然，根据全要素经济增长模型以及重视人力资本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一个地区的经济成长还离不开技术、人才、知识等的相关因素的推动。但是，这些生产要素最终都要归结为资本收益的高低。资金收益率提高会相应带动技术、人才收益率上升，吸引技术和人才要素。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良性互动就会将经济增长的列车推上持续增长的快车道。
【参考文献】
[1]谭崇台.发展经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通过制定政策让内外统一，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是有局限性的，但是国际的存在是可以将这些变成无限的，所有的人文经济形成高度的统一，在配置的优化上也下足了功夫，中国经济如果是仅仅靠自己的能力的话就算是一百年也发展不到现在的这种体系，我国开展的一系列政策都是有根据的，是在大发展下研究出来的细枝末节，用技术代替自然，把握好国际经济贸易的橄榄枝，顺着各个要点前进，从需求中获取利益。这些政治经济为一体的组织不断增多，经济一体化也突破了局限，市场上的交易逐渐完善，这全都源于人们的客观需求，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是架不住不断的开发生产以及人员的需求，所以面临的问题也是严峻的，在这种情况下，多元化发展无疑对我国的经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以往的闭关锁国在一定程度上将自己保护了起来，但也使中国落后了很多年，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迎头赶上，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与国际的交流有多么重要，目前我国也积极发展国际交际，其实国与国之间才是最大的出口，只是要在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这个环境中进行，让资本的流动更加迅速，给了中国经济上的保障。我国的经济发展还不是很成熟，与国际接轨有利于我国的对外贸易投资，使跨国经营模式逐渐成熟，这样我国的经济文化等才能广泛的流入各处，这也是一种手段，有力的手段，这样的吸引力无疑让整个国际经济贸易对我们拭目以待。
二、顺应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体系，有效抑制人口增长
在时代飞速发展的如今，中国也是人口大国，在经济的大发展下，中国虽然逐渐富裕起来但是始终摆脱不了贫穷的影子，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惑着我们，首要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控制中国人口的增长，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不能让我国的人口再继续膨胀下去，这对我们来说百害而无一利，对国家未来的发展影响也是巨大的，对国际经济贸易的影响也是有的，所以为了改善这点，我国顺应国际和本国经济需求在国内推行了计划生育，在相对应的政策的开展下，有效的抑制了人口膨胀的结果，以往一个家庭能生四五个孩子甚至更多到现在的只能生产一个，这种数量上的变化也大大减轻了对家庭的负担，给国家的负担也减轻了不少，这是一种优良传统的开始。人一多，自然对物资的消耗也就更多更快，国外的人住的房子很多都是两层楼的独立房，而中国居住的则大多都是高楼大厦，这对人均的经济水平有很大的影响，在国际经济发展下，各个国家自然就互相体现出来彼此的优缺点，相比较之下，中国人民的个人空间活动范围就显得很小了，在公路上也经常造成交通拥堵的情况，一些生态公园景观地点满地的垃圾等，这些由人口带来的危害都逐渐凸显出来，最主要的危害就是对经济的拖累，要知晓其带来的后果，大量的人口带来的就是整体经济水平的低下，造成的是整个经济体系的不平衡，这就是人口的弊端。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从源头限制了人数，这种方式也是对国家的巨大贡献，同样是对世界的贡献，人们对自然的破坏，对各种物资的消耗，总体水平同时下降，拉开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牵制着国家的发展，但是目前对人口减少的策略还没有应用的很彻底，人口只是被控制了发展，还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建设，让国际经济发展的作用力完全的体现。
三、学习国际经济贸易发展，从内部入手改善经济问题
眼看着抑制人口与促进本国经济已经开展了很多年，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制约国家建设的因素，从七十年代开始，各政府就不断努力到如今取得了成功，这是非常可喜可贺的，这项举措也是长远目光下的产物，开始的越早收到的成效也就越大，这也可以说是国家的思想觉悟。但是在一些地区还是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老旧思想，对本国的经济没有支持的思想，这是政策的落实没有下达到根本，很多人都还不懂得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这种思想没有在年轻一辈的人心里形成，所以要将改革的春风送到基层，加强抑制人口工作的开展，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这种工作探讨需要领导的调查与研究，要分析好各层次人物的心理，做好相对的应对工作，保证好计划上的全面，目前中国在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下也受到很大的影响，不断培养属于自己的一股经济能力，而这种也大多体现在对学生以及青年的教育中，或是借助学校辅助进行一些加强教育，这也是对我国经济的促进。有句话说得好，想要学的好，就要从小教，我国响应国际的号召，学习先进的事物对国内的进行不同层次的年龄段教育，而在发展的异常开放的时代，这些学生往往比我们理解的还多得多，所以从小就要纠正他们的思想，这才是正确的途径，这种途径可以说是最直接的，能很直观的反映在未来经济的工作上。
四、结语
第一，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中国国力经历了从强到弱又由弱到强的历史过程。1820年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为32.4%，居世界首位；到1890年降为13.2%，1919年又降为9.1%，1952年降为5.2%。这是因为1820-1952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0.22%）明显低于同期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62%），因而中国GDP比重占世界GDP比重明显下降；到1978年达到5.0%，这是因为1952-1978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4.40%）大大高于1820-1952期间的增长率，但是却低于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为4.52%），因而中国GDP占世界GDP比重略有下降；1978年中国的比重不断上升，到1995年超过11%，这是因为1978-1995年期间中国GDP增长率上升为7.49%，而世界GDP增长率下降为2.7%，所以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明显上升。;
第二，中国人均GDP水平与世界人均水平的相对差距是先拉大而后迅速缩小。1820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9%，1890年降为50%，1919年降为36.7%，1952年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不足1/4（23.7%），1820-1952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呈负增长（为-0.08%），而世界人均GDP增长率为正增长（为0.92%），因而中国人均GDP与世界人均GDP水平的相对差距明显扩大；1978年为22.3%，略低于1952年的水平，1952-1978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2.34%），略低于世界人均GDP增长率（为2.56%），这一时期中国人均GDP不仅与发达国家人均GDP水平拉大，也与世界人均GDP水平拉大；而后迅速上升，直到1995年达到世界的平均水平的1/2（为51.1%），比1978年提高了28.8个百分点，也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1%，日本人均水平的13%，台湾的20%，南朝鲜的22%。这一时期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6.04%），明显高于世界人均GDP增长率（1.01%），中国人均GDP水平不仅与世界人均GDP水平差距明显缩小，而且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水平的相对差距也大大缩小。
第三，在世界性现代化进程中，中国长期闭关锁国，直到1978年以后才日益开放，加快了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过程。衡量一个国家在世界市场的作用可以用该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来描述，中国1890年这一比重为1.7%，1913年降为1.6%，1978年降为0.8%。一个国家贸易发展水平可以用该国人均出口额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的百分比来衡量，中国1890年为6.5%，1952年为4.6%，1978年为3.6%。这表明中国虽然是一个人口大国，但又是一个“贸易小国”；虽然中国从50年代就开始发动工业化，但是属于典型“闭关锁国”和“自给自足”国家。1978年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有四个特点：一是对外贸易呈现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1978-1997年期间中国外贸总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5.6%，其中进口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4.5%，出口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6.7%；二是贸易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外贸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指占GDP比重）不断上升，70年代末中国贸易依存度占GDP比重为13%，是世界上最低比率的国家之一，到1995年这一比例猛增，占GDP的30%以上；三是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比重明显提高，到1995年提高到2.9%，成为世界第十大出口国，但这一比重仍太小，仅“四小龙”出口额就超过世界出口额比重10%；四是中国人均出口额提高了数十倍，1952年中国人均出口额只有1.4美元，1978年为10.1美元，1997年为122.8美元，但是中国人均出口额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仍然低下，1995年仅为13.6%。这表明对外开放的政策使中国迅速参与国际市场、国际竞争，对世界的贸易增长贡献越来越大。无论是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还是中国人均出口额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与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相比都是太低，因此加速中国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尽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既是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也符合中国的国家根本利益，它给中国经济所带来的长期好处将会远远超过短期的开放调整代价。如果中国人均出口额接近或达到世界人均水平1/2，则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至少达到1/10以上。
第四，中国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人文指标的相对差距。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经济的迅速增长，人均收入水平的幅度提高，促进了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的明显变化，人们寿命延长了，识字率上升，吃得更好，居住条件改善，尽管这些变化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表现出不平衡特征。从人口出生率来看，1952年中国人口出生率高达37.0‰，1978年降为18.25‰，1995年降为17.12‰；从人口预期寿命来看，1952年中国人口预期寿命为38岁，1978年达到64岁，1995年接近70岁；从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看，1952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1.70年，1978年上升为5.33年，1995年为8.93年（麦迪逊的计算结果高于
的计算结果），高于同期印度5.55年，但比法国50年代初期低，法国50年代是9.6年，德国是10.4年，美国是11.3年，英国是10.8年。经济增长与人类生活质量改善是一个相互促进和过程，人口健康素质越好，受教育水平越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越大。
第五，改革以来，中国各类生产要素增长及其配置市场化程度增强有助于加速中国的快速增长。从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类要素指标看，按两个不同时期：1952-1978年期间与1978-1995年期间相比，中国总人口增长率明显下降，由2.20%下降为1.37%；劳动投入增长率略有提高，由2.57%提高到2.62%；资本投入增长率略有上升，非居民投资（non-residentialcapital）增长率由7.57%提高到8.80%；农地（farmland）无增长，由0.47%下降到0%；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增长率由负变正，由-0.78%提高到2.23%。这表明，改革以来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不断增强，改善了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也有了明显的提高，1952-1978年期间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1.78%，1978-1995年期间上升为4.74%；资本生产率增长率一直呈负增长，1952-1978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2.95%，1978-1995年期间为-1.21%。
通过国际比较表明，1978-1995年期间中国实现经济起飞的过程更类似于日本和韩国在1952-1978年期间经历的经济起飞情形。人口增长率明显下降，中国为1.3%，日本为1.1%，韩国为2.26%；相对高的劳动投入增长，中国为8.86%，日本为9.57%，韩国为8.49%；农地（farmland）无增长或负增长，中国为0.00%，日本为-0.12%，韩国为0.46%；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明显提高，中国为2.23%，日本为3.74%，韩国为1.84%；出口额增长率大幅度增长，中国为13.5%，日本为13.17%，韩国为26.09%；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呈高增长，但资本生产率呈负增长，人均资本存量大幅度增长。如果说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日本和韩国成功地追赶了美国，则在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成功地在追赶美国、日本和韩国。
上述数据表明，中国在历史上既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又是一个人均收入相对较高的国家，但它在全球性工业化历史进程中大大落伍了，到本世纪中叶已沦为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口大国。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尽管中国已经开始发动工业化，经济增长速度比较高，但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增长率高于中国经济增长率，因而中国占世界GDP总量比重不仅没有上升反略有下降，中国人均GDP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也是没有上升略有下降。1978年以后，改革与开放使中国经济增长率明显提高，而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又明显下降，出现了中国迅速追赶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水平的新现象。这是一个全面追赶的过程，既包括经济总量，也包括经济个量；既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也包括社会发展水平。上世纪美国追赶英国、本世纪二次大战之后日本追赶美国、“四小龙”追赶发达国家都相继成功了。同样，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正在成功地追赶上来。迄今为止，尽管她尚未完成这一追赶过程，但是她对人类发展的推动、对国际贸易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大。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
中国走向21世纪的过程，就是从世界经济大国走向世界经济强国的过程。今后中国还会加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迅速赶上，并在下世纪初期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以下介绍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几种预测和估计。
1995年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预测，1995-2000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3-10.2%。2000-2010年期间为8.0-8.7%；2010-2020年期间为7.0-7.8%。
按底线方案预测，1994年中国人均GDP为2100美元；1994-2015年平均年增长率为7.6%，预计到2015年左右，中国GDP总量将超过美国，但是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4。按上限方案预测，1994年中国人均GDP为2510美元；1994-2015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8.1%，中国将于2010年左右GDP总量超过美国，中国人均GDP水平相当于美国的1/4。
1996年美国兰德公司对中国1994-2015年的长期趋势作了预测。他们对中国人均GDP美元值（按PPP方法计算）的初始值估计过高，既1994年为4200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人均GDP水平的16.3%；他们对未来时期中国GDP平均增长率估计又过低，在最好情况下仅为4.9%。按上述假设条件，他们预测到2006年中国的GDP总量将超过美国，到2010年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110%，到2015年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127%，到2000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2.1%，到2010年上升为25.6%，到2015年上升为28.9%。
1997年世界银行发表了《2020年的中国》的报告，假设今后十年中国国内储蓄率从40%左右逐渐减少到35%，同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略微下降到每年1.5%。在这些假设条件下，1995-2000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8.4%，而后GDP增长速度随时间推移将减缓，从目前的9-10%，幅度减到2020年的5%。世界银行专家认为有三种力量会造成今后中国GDP增长率有所下降：一是人口因素，即总人口增长率减慢，劳动年龄人口到2020年不再增长；二是随着资本积累，报酬收益递减的经济法则起作用；三是随着经济成熟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结构变革为增长所提供的动力日益减小，包括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配置收益越来越小。该报告预测中国与其他国家缩小了技术差距，其技术进步的势头将趋于减慢。中国的GDP在2020年大大超过美国。根据世界银行对中国1995年人均GDP的估计为290美元，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接近现葡萄牙的人均水平，相当于美国现在人均水平的一半。此外该报告还预测到2020年中国可能是世界上第二大进口国和出口国；其居民购买力可能会超过整个欧洲；在世界金融市场上，作为资本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中国可以和大多数工业国家竞争。
1997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表的《崛起的亚洲》报告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作了三种可能的估计：一是乐观方案，中国将继续进行经济改革，生产力和资本形成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1995-2025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6.6%；二是悲观方案，中国未进行必要的改革，行业瓶颈将制约整个经济增长，1995-2025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4.4%；三是基本方案，假设中国仍保持1995年自然和政治条件不变，1995-2025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6.05%，大大高于东亚地区人均GDP增长率（2.8%），略高于东南亚地区人均GDP增长率（为4.5%）。在这一持续性高速增长过程中，中国人均GDP相对于美国人均GDP水平迅速缩小，由1965年的3.2%，提高到1995年的10.8%，到2025年又上升为38.2%。
1998年麦迪逊对中国的未来作出了自认为相当保守的估计。他基本假设条件如下：第一，劳动投入增长相对缓慢，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也有所下降；第二，教育水平增长速度有所放慢；第三，人均资本存量增长速度不会超过5%；第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也会有所放慢。在上述假设情况下，他预测1995-2010年期间中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由1978-1995年期间的7.5%下降为5.5%，人均GDP增长率大约由6.04%下降为4.5%。既使在这种假设条件下预测，按PPP法计算，到2015年中国的GDP总量将会超过美国，约占世界GDP总量的17%，比1995年提高了近6个百分点；由于中国总人口规模大，那时人均GDP的水平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中国的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5，属于中等收入国家，由于中国经济总量大，将在世界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无论那一种长期预测都表明，如果中国不出现社会动乱、国家分裂和重大经济决策失误，在下世纪初期的10-20年间中国GDP总量将超过美国应当是可预期的发展结果。这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仅经历了20年的改革开放，就大大缩小了与美国经济总量和人均GDP水平的相对差距。如果我们再能够保持这样的增长趋势的话，20年后中国GDP总量将达到美国经济总量的水平，中国的贸易总量将略低于美国贸易总量，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空前发展将成为跨世纪的世界性重大事件，并将对世界的发展与和平做出积极的贡献。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期前景
1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对中国发展的影响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各国在贸易、直接投资、金融等方面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深化，以及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步，导致一个国家产生的危机会改变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宏观经济条件，特别是通过货币危机传导；一个国家的经济萧条会减少其他国家的出口需求；一个国家的币值贬值会增加其他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亚洲金融危机从经济增长、国际贸易、金融交易、债权债务关系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对整个世界经济产生影响，同时也对中国产生愈来愈大的负面影响。
第一东亚和世界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直到2000年以后才能有所复苏。据世界银行1998年10月报告，1991-1997年期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2.3%，1997年为3.2%，1998年下降为1.8%，比上年下降了2.4个百分点，预计1999年为1.9%，2000年为2.7%；东亚和太平洋地区1991-1997年期间经济增长率为9.9%，1997年为7.1%，1998年降为-1.8%，而后将逐渐恢复。其中1998年该地区13个国家和地区中，有7个国家和地区出现负增长，从-0.4%至-15.0%，而中国经济增长最高，为7.8%，但是明显低于前几年的记录。引起1998年世界经济增长率明显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一是日本和东亚危机国为负贡献，分别为-0.4%和-0.3%，合计使世界经济增长率下降0.7个百分点；二是美国、中国和拉丁美洲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呈现正贡献，但均下降了0.1%，合计使世界经济增长率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预计1999年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率贡献比上年又下降0.4个百分点，拉丁美洲也下降0.1个百分点，日本和东亚危机国开始复苏，其贡献率为零，即中性作用，而中国的贡献可提0.1个百分点，为0.3%。
第二通过恶性竞争和大幅度贬值产出影响。东亚地区各国的出口依赖程度明显高于与世界出口市场的程度，这表明，在本地区各国之间的竞争性要高于各国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竞争性。从1997年6月至1998年8月28日，印度尼西亚币值贬值了76%，南韩贬值了34%，马来西亚贬值40%，菲律宾贬值了40%，泰国贬值43%，俄罗斯贬值了52%。这些周边国家币值大幅度贬值，而中国人民币不仅没有贬值却有所升值，这势必影响今后中国出口竞争力；同时其它周边国家由于币值贬值，按美元计算的资产价格下降，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方面比中国具有较强竞争优势。例如，到1998年8月美国在亚洲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80亿美元，相当于上年同期的2倍之多。
第三通过贸易产生影响。亚洲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全球进出口贸易增长，对危机爆发国家影响最大，也对与这些国家贸易的国家产生间接影响。据世界贸易组织（WTO）估计，1998年世界贸易增长率仅为4-5%，大大低于1997年的9.5%。据世界银行估计，世界出口额8.8%下降为5.8%。这次金融危机使东亚地区内需停滞，进口大幅度减少，东亚地区危机国家进口额增长率由1997年的3.0%，下降为1998年的-17.0%，日本由1.7%下降为-7.5%。为了应付危机，东亚地区政府都采取了控制需求的措施，企业因巨额债务负担而缩小开支，银行因危机中发生混乱难以开设进口信用，不良债权庞大也阻碍了内需扩大，美国、欧洲、日本及中国对东亚地区的出口增长均在不同程度的下降，美国出口额增长率由1997年的15.4%下降为1998年的2.3%，欧盟15国由9.6%下降为6.3%，日本由11.8%下降为-1.5%。1997年中国出口额增长率为20.5%，净出口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约在1/5。1998年年初政府提出实现10%的出口增长目标，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估计不足。当年1-11月份出口增长率下降至0.2%，近几个月来出口额连续出现负增长，其中10月份为-17.2%，主要是因为东亚地区的出口大幅度下降所致，1-11月份的亚洲地区出口额增长率为-9.6%。据世界银行预计，1999年世界出口增长率为5.3%，2000年为6.3%，世界进口增长率分别为5.8%和6.4%。在这一国际贸易环境下，1999年中国出口额增长可能会出现负增长。从国内需求增长率看，实际上从1998年下半年已呈扩张趋势，1999年会比上年有所提高，担受出口需求下降的负面影响，使实际GDP增长率下降约1个百分点左右；与此同时也直接影响出口企业经济效益，间接影响就业增长。
第四通过外国直接投资产生影响。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报告，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直接投资从流入亚洲地区转向欧洲和美国，全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总额约1400亿美元，其中私人资本的流量下降了7.1%，仅对亚洲新兴市场的流入就下降了14%左右。预计今后还会有所下降。此外占中国外资比重较高的来自东南亚、东亚和香港等地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大幅度下降。1998年合同投资额（contractualinvestment）比上年下降了13.4%，实际利用投资额（actuallyutilizedinvestment）比上年下降了9.27%，预计今年还会继续下降。
第五通过全球性通货紧缩产生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深化不仅使世界经济增长率减速，而且使国际市场各类非能源产品、能源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据世界银行统计，非能源产品价格指数增长率由1997年2.2%变为1998年的-15.7%，其中农产品由2.6%变为-16.5%，金属和矿产品由-10.5%进一步下降为-24.1%，化肥由1.2%变为-15.4%；能源产品由-6.9%，进一步下降为-28.5%。国际市场原油价格1997年为每桶20美元左右，现已降至12年来最低点，跌破每桶10美元大关。东亚地区是原油和农矿原料最大进口区，其经济严重衰退，需求疲软是使农矿产品价格暴跌的主要原因。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经济学家》商品价格指数下降了30%。从深层次看，全球许多工业面临生产能力过剩，同存有严重问题的银行一样，大概是亚洲危机的根源。全球性通货紧缩从外部环境使1997年开始出现的持续的国内通货紧缩“雪上加霜”，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国内煤炭工业、石油工业、钢铁工业、有色工业以及农业部门，影响了中国初级产品出口的增长。
从今后来看，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其他地区的经济危机作为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越来越深刻，我们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到这些不容忽视的潜在或显性因素，做出现最坏情形的打算为好.
2国内形势面临的挑战
从1993年以来中国政府实行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的控制高通胀率，由1994年21.4%的高通胀率下降为1997年的0.8%，接近零通胀率，首次成功实现了宏观经济“软着陆”，但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以及各种长期积累矛盾的作用，从1997年以来，国内经济形势面临严峻的挑战。
第一经济增长率不断下滑，已低于潜在产出水平。从经济学看，产出缺口指实际产出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之间的差距。自然经济增长率又称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在通货膨胀度等于常数——既不趋于加速、也不趋于减速的情况下的真实经济增长率。从历史数据看，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趋势为9.5%，90年代上半期上升为10.9%，但是90年代下半期这一增长趋势有所下降，在8-9%之间。从1997年一季度GDP增长率为9.6%到1998年一季度下降为7.2%，第二季度又进一步降为6.8%，直到第三季度才提高为7.6%，第四季度又上升为9.0%，其意味着改革以来第四次经济周期（长达八年）的结束，开始进入了第五次经济周期的扩张期。从年度数据看，1997年GDP增长率为8.8%，1998年为7.8%，“产出缺口”由正变负，略低于这一时期GDP的增长趋势。
从197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长达近20年的前所未有的高增长过程，现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和调整期。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增长率相对下降，呈现结构调整特征，即从总量扩张导向增长转向结构调整导向增长，从供给要素推动增长转向需求要素拉动增长，从以工业主导带动增长转向由工业和服务业共同带动增长，从投资主导刺激增长转向投资和消费共同刺激增长。相对于世界和其他国家同期增长纪录，其增长率仍居世界前列，仍呈现高速增长特征，中国仍保持较高的国内储蓄率，FDI投资增长趋缓，但仍是世界第二大吸引FDI国，固定资产投资仍然是增长的动力，具有大国优势，有助于扩大国内需求。因此，1999年和2000年中国GDP增长率虽难以获得1991-1995年期间的两位数增长率，但也不会出现周边国家那样的负增长或低增长，预计有望达到7-8%的增长率。如果出口额呈正增长，则GDP增长率可能为8%或以上；如果出口额呈负增长，GDP增长率可能为7%或以下；如果出口额增长率为百分之零左右，可能在7.5%左右。中国政府1999年经济增长率目标在7%左右，但这已不是指令性计划指标，而是一个指导性指标。1998年投资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大于消费的贡献率。1997年8.8%GDP增长率中，投资增长为2.2%，消费增长为4.9%，净出口增长为1.7%，它们对GDP增长贡献率投资占25.2%，消费占55.5%，净出口占19.1%。1998年7.8%GDP增长率中，投资增长率为4.7%，消费增长率为3.1%，它们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分别为60%和40%，净出口几乎无贡献。投资仍然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增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15%，其中国有单位投资增长率为20%，今明年两年还会有所上升。当前国内需求不足主要是消费不足。从1994年以来，各类消费增长率都在大幅度下降，按现价计算，到1997年农村消费额增长率由33%下降到6.5%，城镇消费额增长率由37.4%下降到11.2%，政府消费额增长率由33.0%下降至10.2%。消费增长率下降已成为制约GDP增长的主要因素。扩大和满足消费需求既是经济增长的目的、也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今后看，中国应从投资拉动为主转向扩大投资、刺激消费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由于消费额占GDP比重近60%，因此只有有效地扩大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特别是扩大和刺激9亿多农民消费需求，应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长久之计。
第二中国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商品市场供过于求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改革以来中国工业生产能力空前提高。按不变价格计算，1978-1997年期间工业附加值增长了7.6倍；1978年时中国工业部门净资产为2000多亿元，到1997年上升为4万亿元。《国际先驱论坛报》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排行榜上居首位，几乎主要的商品供应都大大超过了需求。而生产能力过剩同样对中国经济和贸易构成新的威胁。根据中国国内贸易局商业统计信息管理办公室对全国600多种主要商品的市场供求分析，1998年初调查约有25%的商口供过于求，5月份调查约有27.4%的商品供过于求，1999年初约有2/3的商品供过于求，例如，纺织品、日用百货商品供过于求的比例为100%，电器、交电商品、化工商品供过于求超过90%，此外农副特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供过于求的比重也明显上升,其余1/3的商品是供求平衡,只有一种粮油商品供不应求。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是多年来这些行业过度投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的后果。它反映出中国经济已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结构性竞争日益突出，而现存的经济结构既不适应国内市场需求，也不适应国际市场竞争挑战。
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除零售业、餐饮业之外的大部分服务行业仍然保留排队现象，国有经济部门高度垄断的格局没有打破，特别是银行业、电信服务业、高等教育、医疗保健、电视与电影、科研和技术服务业等。这既人为地压抑了居民消费，又减小了这些部门吸纳就业的能力。
第三通货紧缩越来越明显，严重打击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从经济学看，产出缺口的变化直接影响通货膨胀率的变化方向。当实际产出高于潜在产出（产出缺口为正）时，通货膨胀一般呈加速上升；当产出缺口为负时，即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则通货膨胀呈加速下降。从1997年10月以后，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率一直持续负增长，到1998年为-2.6%，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为-0.8%，其中食品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为-3.2%，交通、通讯工具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为-4.2%。改革以来，中国始终面临着高通胀威胁，而今却第一次面临通货紧缩的威胁。如果说通货膨胀直接损害广大消费者利益的话，那么通货紧缩则直接打击生产者。从大多数消费者角度看，物价下跌是一个好现象，但商品和服务价格持续性下跌迫使企业被迫削减开支，减少供给，过度竞争，降价倾消，调低工资，增加失业，而且形成恶性循环，生产能力愈是过剩，商品价格下跌幅度就越大，工资收入提高越慢，下岗人员明显增多，这反过来又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在供过于求和价格下跌的情况下，抑制通货紧缩的主要办法是关闭效率低下、质量低下、商品过时、污染严重、持续亏损的企业。例如，1998年国有重点煤炭企业累计亏损37亿元，亏损面达81%，予计1999年下岗职工240万人，关闭各类小煤矿2.58万处，压产2.5亿吨，煤炭生产比1996年将减少近3亿吨。1998年纺织业淘汰512万棉纺绽，分流安置66万名下岗职工，1999年准备计划压绽438万，减员110万人。此外，冶金、森工、军工、石油等生产能力过剩的行业，亦将大量裁减工人，进一步压缩生产产量。
第四城镇失业人口急剧增加，创建国以来最高记录。首先是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迅速上升，由1993年的420万人升至1998年的620万，增长47.6%；其次是下岗职工大幅度增加由，1993年的300万人，升至1997年的1435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929万人，
估计1998年将在1700-1800万人之间，其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1200万人；下岗失业人员由1993年的120-180万人，上升至1998年860-960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约610万人；1998年农民工进入城镇的失业人口约80万人，估计其失业率为1.5%；1993年中国城镇实际失业人口为540-600万人，1997年上升为1300-1500万人，真实失业率为6.8-7.8%；
估计1998年全国城镇失业人口约为1540-1640万人，真实失业率约7.9-8.5%，成为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突发性失业高峰。90年代以来，农业部门就业增长下降了10%，第二产业增加了20%，服务业增加了55%，成为中国就业增长的主要渠道；城镇就业增长了21.6%，其中城镇集体经济下降近20%，国有经济是先上升、而后有所下降，而其它经济（私营企业、个体经济和三资企业等）则增长了130%，成为中国城镇就业增长的渠道。
高失业不仅已经成为全国经济社会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也成为各地区最突出的经济发展问题和社会稳定问题。全国城镇实际失业人口规模最多的地区是辽宁，为96.0万人，其次是黑龙江为81.0万人，河南为72.8万人，湖南为76.9万人，湖北为67.1万人，山东为66.8万人，四川为64.6万人；重庆在四个直辖市中实际失业人数最多，为26.6万人，而北京只有6.5万人，天津为9.2万人，这是因为这两个市上报的下岗未就业人员数太低所致。
中西部地区城镇真实失业率普遍高于沿海地区的水平。青海城镇失业率居全国首位，为11.5%，其次是陕西为11.4%，贵州为10.5%，吉林为9.3%，湖南为9.0%。福建为4.0%，广东为4.8%，上海为4.9%，北京为1.4%，天津为2.8%，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相差近10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仅表现为人均GDP水平与增长率差异甚大，而且各地真实失业率水平差异甚大。中国进入高失业阶段的地理特征，主要表现为中西部地区处于高失业率水平。
第五国有企业改革越来越困难，亏损额愈来愈大，利润额愈来愈高少，并出现了巨额净亏损。国有企业乃至整个国有经济既不适应国内市场竞争，也不适应国际竞争，这是多年积累的深层资机制性矛盾，并已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心问题。1994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亏损额达483亿元，利润额为829亿元，净利润额365亿元。1997年亏损总额上升了一倍，为831亿元，而利润额却下降了一半，为428亿元，净亏损额为403亿元。根据国家统计局对5.8万家国有企业亏损额合计为近千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7%,其中大中型企业增长30.4%。若考虑到利润额逐年下降，估计1998年净亏损额约700亿元。
国有企业投资利润率大幅度下降。1990年国有企业资金利润率为3.2%，到1997年下降为0.9%；1990年国有企业资金利率为投资利润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从各种经济类型劳动生产率增长指数看，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1991-1997年期间，国有工业企业增长了59%，以外资企业为主的其他经济增长了114%；从各种经济类型比较劳动生产率看，1985年其他经济与国有企业之比为1.5:1，1991年为2.1:1，1997年为2.8:1。这说明从总体上看，国有企业已无法与外资企业为主的其他经济企业竞争，出现了此消彼长的过程。因此，能否在三年内实现国企改革的目标（中国中央政府的政治承诺）是令人怀疑的。
参考文献：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机遇与挑战：中国走向21世纪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基本发展战略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WorldBank,1997,China2020:DevelopmentChallengesintheNewCentury,TheWorldBank.AsiaDevelopmentBank,1997,EmergingAsia:ChangeandChallenge,TheAsiaDevelopment.AngusMaddson,1998.WorldBank,1998.GlobalEconomicProspectsandtheDevelopingCountries,TheWorldBank.
新华社，北京，1998年12月10日、1999年1月22日电。
《国际先驱论坛报》，1999年1月30日。
《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2月4日。
论文摘要：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闻具有相互促进作用。纺织品服装进口对纺织品服装出口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纺织品服装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出口的贡献。我国要加强自主创新，改变纺织品服装出口依赖于进口的局面：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纺织品服装出口弹性．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1相关文献回顾及评价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如Edwardsf1998)通过对30个发展中国家1970—1983年的数据进行检验．认为开放的国家伴随着经济的高增长n1。Kwanh和Cosomities(1990)以中国1952～1985年的数据为样本，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发现出口与产出之间互为因果关系嘲。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飞速发展．国内众多学者对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许和连、赖明勇f2001)采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中国19781998年的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GDP、出口与贸易条件之问存在长期的稳定均衡关系t31。石传玉，王亚菲，王可等(2003)对1952—2000年间我国GDP与进出口的有关数据进行协整分析．发现进口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而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州。对经济增长与我国纺织品贸易的关系研究，目前有少量学者正在逐渐涉人。姜延书，付韶军，白小伟等(2006)以我国1985—2004年的统计数据为样本，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纺织工业经济增长、纺织品出口和纺织品国内需求之间存在着比较稳定的协整关系魄。
上述专家学者研究问题的方法和结论对本文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然而．目前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有些研究基本上是采用回归分析方法，而对于时间序列数据的回归分析必须以样本数据的平稳性为前提条件．对非平稳性的时间序列直接应用回归分析有可能产生“伪回归”，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第二，一般的定量研究，对模型的可靠性(尤其自相关性、异方差性等)没有做进一步的检验，得到的研究结论可信度差；第三，简单的回归易于把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相混淆，把不存在因果关系的变量经过“伪回归”后做出因果关系分析：第四，由于经济增长与纺织品服装进口、出口之间存在交互作用，采用单方程经济模型，一方面，不便于分析两个以上变量之间的交互影响，另一方面，易产生变量的内生性偏差。因此，有必要通过多方程模型来分析两个以上变量之间的交互影响关系。
2研究方法
20世纪70、80年代，Granger和Newbo|d通过多次模拟分析．发现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会造成“伪回归”现象，因此对非平稳时间序列不能直接应用传统的最小二乘回归。
Enger和Granger提出了随机时间序列分析方法。这一方法的基础思想是：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变量值呈现非平稳性，但它们是同阶单整的．变量之问有可能存在某种长期稳定关系，即协整关系。本文基于这一理论考察我国纺织品服装贸易与GDP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本文的分析方法具体如下。
单位根检验。最常见的时问数列的平稳性检验就是单位根检验。本文将采用ADF(AugmentedDickey—Fuller)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对于非平稳的变量还需要检验其差分的平稳性。如果变量的n阶差分是平稳的，则称此变量是n阶单整，记为I(n)。所有变量同阶单整是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的必要条件。
因果关系检验。Granger(1969)提出的因果关系检验解决了变量之间是否及如何构成因果关系的问题。其基本原理是：在做Y对其他变量(包括自身的过去值)的回归时，如果把X的滞后值包括进来能显著地改进对Y的预测，就可以说x变化是Y变化的原因。
联立方程组模型。对于联立方程组模型中的单方程(即结构式方程)。只有在可识别的条件下才能被估计，结构式方程是否可以识别存在如下定理：在一个含有M个联立方程组的模型中．一个方程如果能被识别，该方程所排除的前定变量的个数必须不少于它所含有的内生变量的个数减1，即：K—k≥in一1(其中K为模型中前定变量的个数，k为给定方程中前定变量的个数，m为给定方程内生变量的个数)，对于可以识别的方程组模型，一般可以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来进行估计[91。根据估计结果，还有必要从拟合优度、F检验统计量值、样本回归系数的t检验值，是否存在自相关、异方差性等方面，对模型的可靠性做进一步的分析。
本文以1985～2005年为统计样本，应用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法及联立方程组模型，分别考察我国纺织品服装贸易与我国GDP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交互影响关系。在实证研究结果基础上，最后给出研究的结论和政策启示。
3实证分析
3．1样本数据的建立
本文选取的样本区间是1985～2005年。我国的GDP(支出法)、纺织品服装进口额(M)、出口额(x)的数据均来自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2005／2006中国纺织T业发展报告》以及历年《中国纺织工业年鉴》。按照年平均汇价(中间价)将当年进口额、出口额美元价格折算为当年人民币价格。为了消除数据系列的不平稳性。用GDP缩减指数(以1985年为基期)将我国GDP、纺织品服装进口额、出口额进行调整。南于样本区间大，统计数据多，这里省去模型应用的原始统计数据及计算结果(如果需要，可向作者索取)，直接给出我国GDP、纺织品服装出口额、进口额(单位均为亿元)的自然对数值，分别用lnGDP、lnX、lnM表示(见表1)。
3．2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应用Eviews软件，对表1巾的lnGDP、lnX、lnM序列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表2。从表2可以看，通过相应的检验方式，各变量的ADF检验统计量值均小对应的1％或者5％临界值，表明各变量均是平稳的；此，各变量都是0阶单整系列，于是进一步检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3．3因果关系检验
对变量lnGDP分别与lnX、lnM进行因果关系检验，观察
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设定的滞后阶数很敏感，在对不同滞后期的检验结果进行评价时．一般地以AIC或SC取值最小，同时考虑检验模型中随机干扰项不存在序列相关性为依据I。检验结果见表3，检验的模型均不存在1阶和2阶自相关性。从表3看出，在5％显著水平下，我同纺织品服装进口变化是我国GDP变化的原因．而我国GDP变化不是我国纺织品服装进口变化的原因。我国纺织品服装进口变化是出口变化的原因．而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变化不是进口变化的原因。在10％显著水平下。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变化与我国GDP变化互为因果关系。基于此检验结果可以确定：在模型中，lmM应为自变量，lnGDP、lnX既可为自变量也可为因变量
3、4联立方程组模型的建立、识别和估计由于本文研究目的是分析我国纺织品服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交互作用，又根据因果关系分析的结论，经过反复试验法，并且把存在自相关的模型进行校正，引入滞后一期的lnGDP作为滞后内生变量，建立如下联立方程组模型的基本形式。
lnGDPL=0【(I+0【IlnX+0【2lnGDP¨+[1(1)
lnGDP=13olnM+p．1nGDP¨+p2AR(1)+(2)
lnX=-y0+-yIlnM+^y2lnGDP+(3)
根据本文的研究方法所述，上方程组中，先决变量为lnM和lnGDPK=2，式(1)、式(2)、式(3)中k值分别为1、2、1，对应的m值分别为2、1、2，则式(1)、式(2)、式(3)均为恰
好识别方程，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来进行估计，结果见式(4)、式(5)和式(6)。
lnGDP,=0．6177+0．10481nX+0．87461nGDP¨+I(4)
t：(2．5958)(2．3668)(16．3409)校正的R=0．9984D．W．=1．1914F=6012．916Prob．=0．000
lnGDP~=0．06891nM~+0．96971nGDP+0．7841AR(1)+tx2(5)
t：(2．2901)(55．5992)(6．6323)校正的R=0．9985D．W．=1．5131
lnX=一2．7949+0．31531nM+0．79441nGDPl=o(6)
t：(一3．2132)(3．3901)(6．1301)校正的RZ=_0．9646D．W．=1．0920F=258．799Prob；0．000
3．5对模型结果的分析
从式(4)、式(5)、式(6)的结果看，拟合优度均在96％以上。在5％的显著水平下，样本的回归系数都是显著的。从经济意义上考虑，样本的回归系数符号是合理的。对式(4)、式(5)、式(6)的残差进行LM检验，在5％的显著水平下，LM(1)检验相伴概率分别为0．0857、0．4402、0．0695．表明模型均不存在一阶自相关。对式(4)、式(5)、式(6)的残差进行异方差性White检验，在5％的显著水平下，检验相伴概率分别为0．1463、0．1044，0．7006，表明式(4)、式(5)、式(6)均不存在异方差，说明模型是有效的。
从长期来看，式(4)结果表明，lnGDP关于lnX的长期弹性为0．8357(0．1048／(1—0．8746))，如果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实际值，下同)每增长1％，我国实际GDP会增长0．84％((1+1％)0．8357-1]x100％)左右。式(5)结果表明，lnGDP关于lnM的长期弹性为2．2739(0．0689／(1—0．9697))，如果我国纺织品服装进口额每增长1％。我国实际GDP会增长2．29％左右。因此．纺织品服装进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大于纺织品服装出口的贡献。同时，式(6)结果表明，lnX关于lnM的长期弹性为0．3153．如果我国纺织品服装进口额每增长1％，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会增长0-31％左右。lnX关于lnGDP的长期弹性为0．7944，如果我国实际GDP每增长1％，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会增长0．79％左右。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大于GDP增长对纺织品服装出口的贡献。超级秘书网
4研究结论、原因分析和政策启示
4．1研究结论及原因分析
(1)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相互促进作用。原因在于：一方面，出口是拉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纺织品服装出口是我国商品出口的重要来源，纺织品服装出口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长加快了我国纺织工业的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了我国纺织产业的发展，促进了我国纺织品服装的出口。
(2)我国纺织品服装进口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地促进作用。理由在于：一是我国纺织生产上所需的纺织原材料及高级服装面料等的进口．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了我国纺织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从而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二是进口到我国的部分纺织品服装很快转化为最终消费，进一步刺激了投资需求，推动了我国经济增长。
(3)我国纺织品服装进口对出口具有促进作用。原因在于：一是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加工贸易在出口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比如2005年我国纺织品服装进料、来料加工贸易占出口的26-3％．加工出口对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二是我国许多纺织行业产品出口所需的纺织原材料及高级服装面料等依赖于进口，比如目前我国每年要进口几十亿美元的外国面料。因此。纺织品服装进口变化是出口变化的原因，进口对出口具有促进作用。(4)我国纺织品服装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纺织品服装出口的贡献。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我国是科技相对落后的国家，我国许多与纺织有关的先进技术对外依赖程度还相当高。另一方面，我国纺织产业还处在世界生产价值链的末端，诸如设计、产品开发、印染后整理、品牌营销等与国外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真正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不多。因此，相对纺织品服装进口来讲．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
4．2政筻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