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4 15: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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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济南新城人。王士禛终身居官四十多年，康熙朝以刑部尚书致仕，位列台阁，但他生前身后均以诗显。《四库全书总目》曰：“当康熙中，其名望奔波天下，凡刻诗集者无不称渔洋山人评点，无不冠以渔洋山人序者。”赵翼《瓯北诗话》论康熙朝诗人，称：“其名位名望为一时山斗者，莫如阮亭。”所以在清诗研讨上，王士禛是不能略过的“一代正宗”。但正是由于王氏以诗而特显，关于王士禛的阐述和评价常常也就停留在诗论和诗作上。他的门人程哲在《渔洋文集序》中就曾言：“新城先生以渔洋著称海内者，凡五十余年，盖皆称其诗也。”“或疑先生之文，殆为诗掩”。[1]王士禛的散文创作直到如今还处在存而不管的状态，甚少有人加以研讨。本文以渔洋山人王士禛的悼亡文为研讨对象，从一个侧面反映王士禛古文创作的相貌与特征。
张宜人是作者的第一位“糟糠之妇”，是她陪伴着本人从家乡一步步走向京城，从布衣一步步仕至郎中任上。王士禛在《诰封宜人先室张氏行述》思念妻子张氏“宜人十四归予，二十年甘苦两人相与共之。数载以来，牛衣对泣，忧患惟两人共之。”“抑人情最不能忘者，所与共忧患之人也。”因此先生对她的感情相当深沉与真诚。王家是个典型的封建大家庭，宜人初归“典尽恩礼”。在先生最初的印象之中“时予方为诸生，与诸兄读书家塾，每至丙夜不归，宜人一灯荧荧，缝纫以待无倦容。”张宜人节俭持家的状貌与侯夫归家的缱绻深情如在目前。随着作者登第入仕，张宜人随之扬州任上。当时王士禛的扬州之任是颇不自得的，难能可贵的是张宜人“了无事俗交谪意”。在扬州“与予同志相助”，“忆辛丑在广陵，闽中友人许天玉公车北上，以缺资斧来告。会囊无一钱，宜人笑曰：‘君勿忧，我为君筹之。’除腕上跳脱付予曰：‘此缺乏为许君行李费耶？’予一笑，持遗天玉。”“同里徐东痴隐君贫且老，虽冻饿不干人。每严冬风雪无御寒之计，宜人辄出絮帛属予曰：‘君得勿念徐先生乎？曷以遗之？’”张宜人的音容笑貌明晰可见，使读者激烈感遭到作者对死者鲜活形象的留恋与思念。作者选择这两件小事，使张宜人的形象超越了普通妇女宥于家庭生活的传统，而在更这宽广的意义上表现了张宜人的仁慈品性。随着先生谒选京师，应该说生活该呈现改观了。但不幸衔接来临。先是子启涑新妇“以产殁”，再是子沂病死，然后子浑又死矣。中年丧子，可谓人生之大不幸，“宜人益悲不自胜，自是病日增。形神悴矣。”死别甫过，生离又至，张宜人还沉浸在丧子之痛中，“予奉使入蜀”。“时两丧爱子，宜人病骨支床，而予有万里之行，宜人虑伤予心，破涕为笑，反覆慰譬，扶病治装，刀尺之声与呜咽相间，生怕予闻之也。”以形象的画面“破涕为笑”“扶病治装，刀尺之声与呜咽相间”直面读者，宜人心中的大悲大痛不写而写，浓浓的悲伤充溢其中。先生未归而母孙太君卒，未几兄西樵又死。先生自是“屡绝复甦”，张宜人以一女子之弱，“涕泪之余，凡予饮食起居，调护备至，予非宜人其不濒死者仅矣。”之后的五年之中，张宜人“为予上事严亲，中恤姊妹，力已殚矣，心良苦矣！”直至病逝。
张宜人终身是勤劳悲苦的终身，少失恃，中丧子，家门多丧乱，上要孝养舅姑，下要抚育诸子，料理家务。特别是先生“性疏懒，好读书不问家人消费。
假如没有张宜人的贤惠，很难想象先生一房的日常生活。“予岂木石，忍须臾忘之哉！”全文根本采用了历时性构造，紧紧抓住“抑人情最不能忘者，所与共忧患之人也。”回想了张宜人从归嫁到逝世悲苦的终身。“宜人婴生艰之至极，又薄命而早终，病不及知，敛不及见，决语不及闻”在可惜与淡淡的自责之中，发出了“天荒地老，此恨何穷哉”的浩叹。
陈孺人是先生的第二位妻子，张孺人卒后由父母作主聘之。时陈孺人十六岁，先生四十七岁。作为掌管中馈的家庭主妇，陈孺人十七年的生活无甚大事可记。这篇行实多从亲人如父司徒公口中转述陈孺人之贤，但陈孺人聪明的性格特性还是给人留下的深入的印象“孺人性慧强记，初从予，口授唐诗绝句百首，皆成育，吟讽中律吕。予所赋诗，亦颇能诵数十篇，禅诵之余，每举以相文娱，既十四五年，扣之一无遗忘，似有慧业然。”夫妻闺房之乐温馨怡人。但想起其诀别之言又让人无限悲伤“孺人诀别无他语，但曰：‘君身受国恩深重，致身九卿，当黾勉服官以图报称。遇下人当以宽。’久之又曰：‘从君十七年，止有一女，且善病，可谨视之如我在也。’”作为封建社会中的传统妇女，陈孺人自然摆脱不了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约束，无子的她当然要一切从夫，顾忌到丈夫的仕途，这是“大节”。但是子女作为父母生命的持续，父母深受子女期之以成的天性是如何也泯灭不了的。“久之又曰”在心中环绕了许久的对儿女的挂念终于化为最后的嘱托，一笔将母亲奄奄一息时放心不下儿女的心态描写出来，可谓写实之笔。这样的“儿女语”比任何的美德评价更具感人的力气，由于它表现出了一个普通人的普通情感，更能惹起读者的共鸣。不幸的是“孰谓孺人逝后三月而女亦相随于公开哉！”死神擦除了陈孺人留在人世的最后一丝痕迹，只留下了无尽的怀念与悲伤。
《亡儿启浑墓碣铭》是在子启浑卒后二十一年所写的碑志。时隔多年，作者依然难以忘怀，丧子之痛一直挥之不去。启浑十七岁而夭，与作者生活的时间不长，加之作者已入仕途，繁冗的公务又缩短了父子两人相处的有限时间。但是作者选择了本人印象最深的几个生活片段，略加点染就让人过目难忘。启浑生而多难“时年从宦淮浦榷署，得悬痈疾，庸医施刀针，予方以河涸额缺，愦愦听医所为，症遂不可疗，予不悟也。”由于本人疏于关爱，“愦愦听医所为”，启浑后来竟成跛子。“明年入都，从浙西李生学为文，颇清拔，然坐或跛倚，予初诃责之，儿不自言，其母淑人为言，予始知医所向为，悔之然无及矣。”颇为传神地展示了一个普通的生活场景：对儿子缺乏关爱的父亲，竟不知儿子由于本人的忽略而落下残疾。儿“颇清拔，然坐或跛倚”，努力在父亲面前坚持端正的坐姿而终不能，父只一味“诃责之”，然儿“不自言”。父的“不悟”与儿的恭顺构成比照，作者深深的自责与后悔从笔尖倾注而出。“又明年，其幼弟狮儿病亟，儿五更冒风露驰召医，躬视汤药，其孝友有过人者，儿亦不数以病告也。”想像跛儿风露之中的艰苦与爱弟的关切之情，作者不能不悲喜交集，情难自禁。启浑年少而早夭，没有大的功业与德行可言，但是这两件小事却让一个跛儿的形象感人至深。作者有自责，自悔，有对亡儿深深的愧疚，又有对生命脆弱的感受“生十七年，而芳兰忽摧。既二十年，而尚俾我哀。电光泡露兮，汝胡为乎来哉？”
中国传统的文学教育，历代有不同的特点。先秦诸子的学术传授中蕴涵着文学教育的成分。两汉时期，太学的教学中文学教育作为经学教育的附属物而存在。魏晋六朝，文学教育存在于贵族文学团体内部以及家族成员的创作、品赏、评论中，文学的审美教育功能受到重视。唐宋时期，科举制度促进了文学的兴盛，文学教育得以发展。元明清时期，不管是各级官学、书院，还是民间的义学、私塾，文学教育大都服从科举考试的需要。虽然中央与地方、都邑与乡村、庙堂与民间各有不同，地域的发展也具有不均衡性。但是，从总体上看，政治伦理色彩与大的文化教育理念、教学内容上的经学中心与广义的文学观念相关联，是传统文学教育的主要特色。
到了清代，科举制度的弊端越来越凸显。王士祯曾记载进士不读《史记》的怪事:某一前辈老甲科见一孩童读《史记》，问知作者是司马迁，竟问“渠是某科进士”。事或夸大，但是也能说明问题。科举考试讲求以八股文体作文章，文章题目从四书中来，因此文学教育的功利色彩极强，一些读书人甚至缺乏基本的文化常识。清末，从开始，经历运动、第二次、、、、八国联军侵华，可谓内忧外患。面临这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识之士进行了、等寻找出路的努力，促成了教育方面的变革。为培养操办实际事务所需要的人才，洋务派开办了新式学堂，特别注重外语、军事和专业技能教育。1862年创办的，主要开设外语、天文、科技等课程。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对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1898年梁启超草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这一章程初步建立了分科教学的体系。1901年，清政府颁布诏书，鼓励各地设立学堂。1902年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颁布，对学堂的目标、年限、课程设置等制定了规范。1903年，张之洞、上书，提出废除科举制。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等人，在壬寅学制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形成《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这一学制得到光绪皇帝批准并在全国推行。随着各地学堂的开办，1905年清政府最终废除了科举制。
二、古代文学教育的转型
(一)古代文学教育地位的变化
癸卯学制对学堂的招生、课程设置、考试等都进行了详尽的规定，将教育分为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三类，又按程度高低将整个教育过程分为三段七级:一是初等教育(含蒙养院、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二是中等教育(中学堂)，三是高等教育(高等学堂、分科大学及大学选科、通儒院)。蒙养院教学内容中的“歌谣”一条，初等小学堂教授科目中的“中国文字”，高等小学堂、中学堂及高等学堂教授科目中的“中国文学”，均与文学教育有关。高等学堂按照学生日后预备入学的方向，将学科分为三类，中国文学属于三类共有的必修内容。大学堂中，文学科大学分为9门，其中“中国文学门”的主课有理论性质的“文学研究法”，还有“说文学”“音韵学”等专门学问，另有“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相当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课程，还有“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补助课”“四库集部提要”，以及中国及西方的历史、外国科学史、外语等相关内容。“研究文学之要义”共41则，对授课内容作出了细致规定。由于中国古代传统中没有纯文学的观念，文学教育往往附属于经学、史学等，明清时期更成为科举考试的工具。癸卯学制第一次从制度上将“中国文学”与“读经讲经”并列，作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中一门独立的学科，大学文学科还设立了“中国文学门”，这是我国中小学开设“国语”“国文”“语文”课、大学开设“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开端。然而，古代文学教育获得地位并非顺理成章，而是来之不易的。癸卯学制的主要起草者张之洞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本就以提倡实学著称。加上清末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迫切的富国强民愿望弥漫朝野，在这种救亡压倒一切的语境下，出于经世致用的需求，科学被赋予崇高的地位，文学则无容身之处。但是癸卯学制参照日本学制，而日本又是学习西方的，不管西方还是日本，学制中都存在文学这一学科。
也许正是基于此，中国文学终于挤进了新教育体系中。在这种功利主义的倾向下，传统文学教育必须证明自己“有用”，才能被社会接纳。癸卯学制的纲领性文件《学务纲要》中专门有一条指导意见:“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煞费苦心地为中国文辞找出了存在的合理性。首先，中国的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如果不读经书，那么就失去立国之本，“安有富强之望乎?”这样的解释巧妙地将儒家经典与外国的宗教比较，又将读经与民众追求国家富强的诉求联系在一起，赋予了读经令人信服的意义。这样一来，学习中国文辞自然也就有了价值与意义。按照“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的精神，“读经讲经”一科在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的课时设置中，分别占周课时的五分之二、三分之一、四分之三。其次，中国文辞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作用，那就是写奏议、书札等实用文章。与之相应，在各级学堂具体的授课内容中，也一再强调学习中国文辞“以备应世达意之用”“适于实用”。这里并没有提到对科举的作用，应该是废除科举制酝酿已久，因为第二年也就是1905年就正式下诏实施了。这样古代文学教育实际上陷入了某种尴尬的处境中。文学被正式立为一科，第二年科举制又被废除了，摆脱了桎梏的文学教育本该获得自由。但其赖以论证自身存在合理性的理由，恰恰是对经学的助益。也就是说，古代文学教育以丧失独立性为代价，得到了独立的地位。而废除科举制，固然打碎了文学教育的桎梏，却也部分消除了文学教育存在的依据。实用的文体，虽然是传统文学教育的一部分，但是往往缺乏文学性。一味追求实用，文学教育将走向偏狭。等到十余年后文化精英大力推行言文一致的白话文，连“奏议、公牍、书札、记事”也开始使用现代汉语，慢慢和古代文学脱离了关系。这时候连实用性的理由也变得不能服人了。再后来“人格教育”“美育”等教育思想兴起，由于古代文学被视为旧思想的载体，这些任务自然又落在了白话新文学上了。概言之，中国文学自癸卯学制以来，固然得以被专门列为一门学科，但是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由于长期受制于实用主义的功利化思想，教育的审美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这一问题一直延续至今。
(二)古代文学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式的根本变革
培养写作者是传统文学教育训练的主要目的之一，也就是说训练的内容除了阅读，还有实践性创作。授受的双方一般都参与文学的创作，所以文学是动态的，作品是不断累积的，既包括过去的文学，也包括现在的文学。癸卯学制中虽然有写作一项，但是已经不再那么强调了。大学堂的课上也不进行传统的诗赋训练，中小学堂更是有“学堂内万不宜作诗，以免多占时刻”的规定。1905年为保证学堂的发展而废除科举制后，以文言文或古白话为创作语言的传统写作方式失去地位，随着白话文运动兴起，逐渐被现代白话文写作取代。这意味着，古代文学教育不再是从古至今的文学教育，而是“古代的文学”的教育。“现代文学教育”“当代文学教育”等也先后从文学教育中分离出来，成为与古代文学教育并立的门类。古代文学教育的目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培养写作者已不再是主要目的，培养学术研究者以及提升普通接受者的文学素养成为最重要的任务。这样一来，授受双方往往缺乏相关的写作经验，并且随着古今语言文字的演变，普通民众与古代文学作品之间的隔阂越来越严重。因此，古代文学研究和教育也面临脱离现实需求、成为少数研究者群体内部的话语游戏的危险。
从内容看，古代文学教育也有重大变化。癸卯学制中大学堂“中国文学门”的“中国文学研究法”称“务当于有关今日实用之文学加意考求”，对“历代文章流别”指出以仿照日本的《中国文学史》，编纂讲义授课。1904年，时任京师大学堂国文教习的林传甲，将为授课需要而编写的讲义以“中国文学史”为题刊行，这是“第一本中国文学史”。林传甲在卷首题记中表示“将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又说“查《大学堂章程》中国文学专门科目所列研究文学众义，大端毕备，即取以为讲义目次”。可见，此书一则受国外文学史编写的启发，二则忠实贯彻了癸卯学制的要求。林著文学史分16篇，目次与癸卯学制的“研究文学之要义”的前16条完全一致。此后出现的一系列文学史教材，大抵也都是基于高等学府中的教学需要而编写。这意味着从传统的文学选本到系统的文学史著作，教材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以前强调实践的教学方法不同，新的教学方法似乎更侧重知识的系统传授，这也适合现代学校的课堂教学。虽然初等和高等教育不以系统的文学史为授课内容，而是选择“雅正铿锵”“有益风化”的诗歌等。但是，癸卯学制规定中小学堂教学方法“以讲解为最要”，特别提出对记性太差无法背诵的学生，“若强责背诵，必伤脑力，不可不慎”，又规定中小学堂读古诗歌“遇闲暇放学时，即令其吟诵，以养其性情，且舒其肺气”。这实际上也就规定了课堂教学以讲解为主的方式，明显不同于传统官学和书院“执经叩问”的发问答疑式、私塾的诵读玩味式、家庭教育的互相启发式这些非系统性的教学方式。
三、癸卯学制对古代文学教育的影响
(一)古代文学教育的西化与现代性问题
癸卯学制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中体西用色彩，是中国儒家思想和外国教育制度的结合体。这一学制是学习日本的结果。日本学习西学大有成就，其文化又与中国接近，加上路途不远，往来相对容易，所以考察日本成为当时的潮流。张百熙拟定壬寅学制前曾派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前往日本考察，张之洞也在1901年12月派罗振玉等人去日本考察。这些人的调查访问及对日本学制相关资料的编译，为后来癸卯学制的拟定打下了基础。日本学习西方思想的同时能保存自己的思想传统，这一点正符合中体西用的观念，是理想的学习对象。学习的结果是癸卯学制以儒家思想为不可变的根本，其中又特别重视宋儒理学。另外，只设外国文学，不设外国哲学。王国维1906年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中对此提出批评:“其根本之误何在?曰在缺哲学一科而已。”他主张从哲学意义上而非仅从道德伦理方面研究理学，指出哲学、美学与文学的关联，并且主张开设印度哲学和西洋哲学课程。癸卯学制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对自己本民族文化作何处理的问题。无疑，制定者对于西方思想带有某种疑虑，竭力维护传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但是从学习西方的技术，到学习西方的制度，再到利用西方的思想否定自我的传统，近现代文化史上的这一出戏已经拉开序幕。对于中西文化的争辩及文化认同的问题，余英时在《越过文化认同的危机》中指出，现代西方已经成为“普遍的现代性”的象征，于是现代化往往也就意味着西化。在古代文学教育中，采用的教材、使用的研究理论，乃至教学方法都曾有过西化的倾向。
时至今日，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育中，如何做到既吸纳其他民族优秀文化又不失落本民族文化传统，仍旧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与中西学术思想冲突问题同时浮现的还有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思想冲突的问题，只不过在癸卯学制颁布之时，还没有发展到后来尖锐对立的程度。所以这一学制规定仅限于“习通行之官话”，练习写作时“愿习散体、骈体，可听其自便”，不过“不宜太数”，诗赋“听学者自为之，学堂勿庸课习”。当然，这里的写作指的是文言文写作。后来，随着白话文运动兴起，中国文学科目中，文言文和现代文的冲突日益激烈。以1906年筹建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即后来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为例，一开始的中国文学课是按照癸卯学制的要求。1915年，校长经亨颐实行改革，推行白话文教育，编写国文课本，收入大量时文，以白话文承载现代社会伦理与经世致用之说，以贯彻他的“人格教育”理论。这种现象是普遍的。文学教育的内部，现在我们称之为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两部分力量的消长，以及古代文学教育内部，传统思维和现代思维之间的冲突，也一直都存在。
(二)古代文学教育的均衡发展问题
传统的文学教育中，资源的配置相对均衡。特别是科举制度完善以后，从蒙学到太学，讲授的内容是相通的。乡村的社学、义学、私塾起着辅助各级官学的作用。在士大夫家庭内部互相切磋的文学活动中，文学的审美教育得以进行。像《红楼梦》中所写的结诗社的情形，以及香菱学诗的经历，是有现实基础的。这样，各个层次的文学教育形成稳定的结构，缔造了一个延续不断的文学教育传统。癸卯学制的颁布以及继而废科举的举措，打破了这种相对均衡的状态。首先，新式学堂虽然大量涌现，但是这些新式学堂往往在都市，加上学费昂贵，乡村的大批寒门弟子实际上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文学教育在乡村自然也面临着这样的断层，诗书传家的家庭教育传统，以及苦读诗书博取功名的文学教育模式，都在新的历史时期难以为继。其次，癸卯学制对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中的“中国文学”一科的教学，有较明确的分工规定。这开启了后世语言、文学分科的论争，也开启了“工具性”和“人文性”之争。癸卯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堂教授科目有8种，第三种为“中国文字”。“中国文字”一科的“教育要义”是识字以利于读书，能够用“俗语”表达自己的意思，能够写“日用简短书信”，其最终指向是“供谋生应世之要需”。而高等小学堂的“中国文学”一科内容是“读古文，使以俗话翻文话”“习楷书”“习官话”。对照可知，这其实是“中国文字”科的延续。中学堂虽也有讲授“文章流别、文风盛衰之要略”的要求，但仅仅是出于作文的需要，重点还在于识字、写字等语言文字的训练。从癸卯学制对中小学堂“中国文学”的学科描述来看，显然是侧重语言知识。
这样一来，语文就变成了实用的工具，其人文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对大学的古代文学教育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大学可以通过语言和文学的分学科教学，使两者各司其责。实际上中学也曾经做过类似的尝试。20世纪50年代，关于语言与文学关系的讨论成为语文教育的热点问题。讨论的结果是模仿苏联教育，实行汉语和文学分科。1956年4月2日，教育部发出通知，将中学、中等师范学校的语文分汉语、文学两科教学，于1957年秋季统一实施。然而仅仅半年后，1958年3月，中央宣传部宣布取消分科教学，将汉语、文学合并，成为语文科。这样一来，语文就必须要面临语言与文学两方面的问题。语言教学侧重于工具性，文学教学侧重于人文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学语文教学界进行了激烈的人文性与工具性之争，其开端其实在于癸卯学制最初的分工，是50年代分科讨论的进一步深化。这一论争的结果是，教育部于2001年出版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规定:“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延续了这一说法。对比1986年版《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中“语文是从事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的说法，“人文性”显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古代文学论文横吹曲与边塞诗
汉横吹曲是李延年因胡曲而改造的新声。汉横吹曲魏晋以后有十八个曲调流传，它们是《黄鹄》、《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扬》、《望行人》、《关山月》、《洛阳道》、《长安道》、《梅花落》、《紫骝马》、《骢马》、《雨雪》、《刘生》。郭茂倩《乐府诗集》“汉横吹曲”部分收诗二百多首，其中边塞诗有近一百六十首，占到了总数的70％。若按曲调来算，十八个曲调中，《黄鹄》、《黄覃子》、《赤之扬》三曲无作品，《洛阳道》、《长安道》、《梅花落》、《刘生》四曲不关边塞，其余十多个题目都创作过边塞内容的诗歌。最早赋咏汉横吹曲题的诗歌是南北朝诗人所作，在南北朝诗人那里，赋咏的横吹乐府多与边塞有关，到了唐代，依然如此。《乐府诗集》“横吹曲辞”部分收录的诗歌很多都是边塞诗，这些横吹乐府边塞诗有什么特点？其价值和意义是什么？以上问题值得探讨。
一、横吹乐府边塞诗与横吹乐的关系
郭茂倩《乐府诗集》“横吹曲辞”题解称：“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有鼓角者为横吹，用之军中，马上所奏者是也。《晋书·乐志》曰：‘……汉博望侯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1](p309) 横吹曲是李延年据胡乐而改造的军乐，虽然没有古辞的流传，但是可以肯定其内容与征伐之事相关。试看这几个横吹曲的题目，《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关山月》、《紫骝马》、《骢马》、《雨雪》，从题面上就很容易与边塞联系在一起。从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了大量的横吹乐府诗，在南北朝诗人手中横吹乐府诗多被创作成了以边塞题材为主的诗歌。其后唐代的横吹乐府在题材上基本是对南北朝的延续。南北朝时期赋咏横吹乐府诗，都是关于边塞内容的，之所以写边塞内容，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古辞的流传，诗人依据题面的意思来创作，自然而然地会联系到出征作战的边塞内容。另一方面，虽然横吹曲古辞没有流传，但是横吹乐在南北朝时期仍然在流传，那么，横吹乐军乐的性质、胡乐的风格，也会对诗人创作出边塞内容的诗歌产生了一定的规定性。就拿《出塞》这个曲名来说，《出塞》从字面上来看可以联系到出征作战的边塞内容，也可以联系到王昭君出塞和亲的内容。南北朝诗人如果只是单纯的据题面意思来创作，可供他们选择的空间是很大的，但是南北朝的《出塞》诗都是写边塞的，而没有写其他内容，说明横吹乐本身对后来的横吹乐府创作是有影响的。
第一,学会用怀疑的眼光来审视以往的种种“定论”。借用鲁迅《狂人日记》中的追问:“从来如此,就对么?”但是,这种“怀疑”与“挑战”,不应该局限于枝节,更不是胡搅蛮缠,而必须是“知根知底”的叩问。文学史研究,就像所有的学科一样,存在着某种惯性,依照已有的思路,只能停留在枝节问题的不断修正上。而那些根本性的问题,或者称之为“真问题”,又很可能被目前学术界新闻化、随笔化的着述所掩盖。我并不反对学者写随笔,我自己也一直在写。我的意思是说,做学问就不行,必须直面难题--因为那很可能正是成败关键所在,必须扎死寨,打硬仗。能否发现“真问题”,既能取决于历史机遇、个人才情,也与学术史视野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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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反思“文学史”,或者说谈论学术史上的“文学史”,其目的是通过触摸历史来面向未来。既然是面向未来,择善而从、直接引进不就得了,何必如此啰嗦?通过与过去对话来获得经验与方向感,比起直截了当的“拿来”,确实是慢了些。为何宁愿下此笨功夫,正是有感于百年中国学界的过于急功近利。流行思路是,走出国门,寻找“最新潮”的理论与方法,套用在自家的研究中。表面上看,走得很快,早就“与国际接轨”了,但实际上一直跟在别人后面。永远的“拿来”,不是好办法,“中国经验”不应该只是研究中的“原材料”。并非主张漠视国外的研究成果而是批评时下流行的西方理论“嫁接”本土经验的研究思路。说得不好听,这是偷懒,目的是“多快好省”,一步抢到最前沿。通过触摸历史来获得问题意识和方向感,没提供任何可以“活学活用”的理论与方法,只能说有长期效应,但无法马上“上一个台阶”,属于“滋补”而非“救急”。
新课程改革要求在课堂教学中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避免传统课堂模式中的“满堂灌”，因此，为了提高古代文学的教学效率，教师要引导学生主动探索，可以将每个章节设置成若干个问题，在讲解之前先提出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去听讲，这一方面可以充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学生有重点、有方向的听讲。在讲解教材中具体的文学作品时，更应该体现这种问题意识。教师可以用一系列相关联的问题，引导学生梳理作品的写作思路，把握文章的结构脉络，体会作品的艺术手法，感悟文章的内在意蕴和审美特征。学生在解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就会逐渐把握作品的重难点。例如，在讲解《苏秦始将连横》这篇作品时，可以为学生设置如下问题：苏秦外交策略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课文中哪些语句可以表现出来？从苏秦家人前后态度的变化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风俗怎么样？文章的语言有什么特点？在刻画人物时主要运用了哪些手法？通过这几个问题让学生领悟战国谋士的雄辩之才、人生目标及战国策的写作风格。教师为学生设置一系列的问题，可以引导学生明确教学目标，深入理解课文内容，领会教学重难点。
二、运用多媒体，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古代文学教材中选用的作品都是文言文，其中的字、词、句子、音调和语法结构都与今天的语言习惯有很大差别。此外，文言作品的思维跳跃性也较大，句子之间、词语之间都缺少关联词。而且大部分作者的生平经历和作品的创作背景都比较复杂。这都使得学生在学习古代文学时感到枯燥、艰涩。
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应当寻找合适的途径和技巧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完成教学目标。研究表明，学生在课堂上参与的感官越多，记忆效果就越好。因此，教师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手段，将艰涩难懂的文言作品转化成生动的画面，或者为学生播放与所学作品相关的音乐，或者让学生观看相关的影视资料，从视觉、听觉上拨动学生的审美神经，让学生在这种直观的审美体验中，逐步加深对诗词的理解和记忆。例如在学习陆游的作品《钗头凤》时，可以在网上查找相关的flas，然后在课堂上一边播放动画视频，一边播放陈瑞演唱的《钗头凤》，从而让学生对这首凄美的文学作品产生更加深入全面的审美感受。学生透过动画中凋残的落叶、憔悴的美人、凄凉的风雨就可以充分体会到有情人不能相伴的悲痛，进而认识到封建礼教对人的摧残和毒害。
（一）民族文化振兴的需要
目前，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突飞猛进。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中国要想发展成文化大国，现阶段急需的是复合型人才。赤峰学院顺应形势，制定了《赤峰学院十二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培养适应新时代特征，兼具人文情怀、科学精神、专业素养的，服务国家和民族地区发展的，具有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行业从业者”的人才培养目标。学院着手进行教育教学各项改革，将目光投向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上，力求培养出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急需的，既具有丰富深厚专业基础知识又具有较强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应用型高级人才。
（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当前，我国高校教育除部分研究型高校外，多数院校已经进入向应用型发展的阶段，大学教育正在实现由理论研究向应用实践的转型。面对社会经济转型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中国古代文学这一理论性课程表现出诸多与实践性不适应的情况，古代文学如何增强社会适应性，面对社会需求适时地做出调整，促进理论知识有效地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和全民精神素质，加强传统理论与当前社会实践密切联系，是重点也是亟待解决的难点。适应社会的发展，发挥高等教育的作用，提高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社会适应性，必然成为当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中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二、课程改革的可能性
（一）理论指导
目前，国家为了推动高等教育的现代化，推出了一系列的指导性刚要和发展规划，为高校改革指明了方向。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公开征求意见稿）、教育部《关于深化教学改革，培养适应21世纪需要的高质量人才的意见》（1998）、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意见》、《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2011）、《中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2011）和《赤峰学院“十二五”改革与发展规划》（2013）等文件内容。本课题组深入研究、领会文件精神，以“育人为本、实践取向、终身学习”的理念为指导，力争完成此次教学改革。
（二）学科优势
赤峰学院文学院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经过2006—2009年、2009—2013年两个周期的建设已经初具规模，现已是院级“重点扶持学科”，“中国古代文学”也被评为自治区级“精品课程”。文学院开设的相关古代文学课程有《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辅助课程有《论语与传统文化》、《先秦两汉散文研究》、《史记研究》、《唐诗研究》、《宋词研究》、《红楼梦专题研究》、《中国古代诗歌研究》、《古代戏曲研究》、《明清小说研究》，基本能够涵盖古代文学教学的重点内容，这些为文学院古代文学学科建设及改革奠定了基础。
（三）师资优势
本课程有专职教师11人，具有硕士以上学历的7人，正高职3人，副高职3人，讲师5人；赤峰学院教学名师1人；古代文学教学团队被评为自治区级“优秀教学团队”。本专业任课教师不断提高教学水平，认真总结多年来的教学改革实践经验，为深化本课程的教学改革积累了一定的基础。现在学院已经吹响改革的号角，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改革也要积极应学院改革的春风而动，踏踏实实为培养“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人才进行改革，以育人为本，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创业能力和创新精神。
三、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学科定位
（一）指导思想
以《赤峰学院“十二五”改革与发展规划》（2013）为指导，坚持“育人为本、实践取向、终身学习”的理念；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注重专业基础、拓宽培养口径、加强能力培养、提高综合素质”为宗旨；以新的视野、新的思路，立足本学科，深化教学方式方法改革；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宽基础、广交叉、纵向贯通，实现培养理念创新；拓宽自主学习空间、强化专业综合能力，突出培养过程创新；重点课程与教学资源建设，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大力提高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二）学科定位
本学科定位是，通过教学，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学作品的独立阅读能力、审美鉴赏能力、文学作品的分析能力，为提高民族人文素质、文化传承做贡献；通过培养学生的文学审美、文学批评与创作等方面的能力，培养文化事业的传承人和文化产业从业者；与社会需求对接，直接为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服务。在改革方针的指导下，优化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手段，强化实践环节，加强师德修养和教育教学能力训练，以达到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目的。教师在施教过程中力争做到：学习和探究融会，因材施教，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和创新意识；专业与职业融通，着力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构建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按照基础实践、专业实践和综合实践三个模块把教学、社会实践、实习、就业四项工作有机衔接起来，切实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社会竞争能力。通过对此课程的研究与改革，更新教学观念，注重因材施教；改进教学方法，完善教学手段，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促进学生自主性学习、研究性学习和个性发展。
四、课程内容改革的具体思路
（一）课程设置
中国古代文学历史跨度大，作品繁富。现在赤峰学院古代文学课时仅216课时，如何在有限的课时内，让学生学习到中国古代文学的精髓，并能有效地把知识转化为能力，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古代文学课通常由文学史、作品选二大块组成，此外还有辅助拓展教学，就是通过选修课。目前文学院已开设的选修课有：《论语与传统文化》、《先秦两汉散文研究》、《史记研究》、《唐诗研究》、《宋词研究》、《红楼梦专题研究》、《中国古代诗歌研究》、《古代戏曲研究》、《明清小说研究》等，多为作品专题研究。在此基础上，还准备开设诸如诗歌史、小说史、散文史、戏曲史等。此外，对于认知度比较高的，诸如《蒙学三书精读》等，也应考虑开设。
（二）教学内容
为了让学习效率最大化，首先，在对教学内容深度认知的基础上，教师应对教学内容进行重新解构，在原有按时间进行四段划分的原则上，把毎段的内容按文体分单元进行重新编排。通过对文学史的讲述来理清古代文学文体的流变、文风的演变、不同文体的特点；通过对作品的解读，了解不同时期作家作品的特点，从而能全面而清晰地品读作品、鉴赏作品，乃至学习创作。将文体部分划分为重点和非重点内容，在文学史的讲述上，突出重点、难点，人物生平之类的内容由学生课下自学，文学史和作品选的时间比应在3：7左右。将文学作品部分分为精讲、泛讲、自读内容。对重点内容，无论是教师讲授还是学生学习，都应执行比较具体而严格的标准，并量化落实，重要内容背诵、作业等来完成，并增加重点内容的授课时间和学习时间。
（三）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分为几个步骤：教师导读，课前提出学习要点、参考书目、设置问题；课堂教学中检查学生的自学情况，针对设置的问题进行重点讲解，可以通过讨论、评点的方式来完成教学，课上给学生留出提问和答疑的时间。
（四）考核方法
采用N+3式。所谓N包括：背诵、名篇教学方案设计、课件制作、读书报告等，占总成绩的20%。所谓3指：单元阶段测试，占总成绩的20%；期中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30%；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30%。
（五）试题库、习题库建设
随着高职高专教学改革的深入，理论性课程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压缩。不少学校的古代文学课程从十年前一周四节，压缩至今天的一周三节甚至二节，总课时减少了近一半。如何在实际不足两年的教学中展现中国古代文学两千多年来的辉煌成果，使学生能把握文学发展的脉络，尽可能地触及到更多的经典作家作品，为将来的古诗文的教学打下基础，这也是在教学的过程中要解决的一个难题。
2应对策略
2.1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我国著名的教育专家庞维国曾说过：“自主学习是建立在自我意识发展基础上的‘能学’；建立在学生具有内在学习动机基础上的‘想学’；建立在学生掌握了一定学习策略上的‘会学’；建立在意志努力基础上的‘坚持学’”。由此可见，学习并不是简单的信息的输入、存储和输出的过程，它必定是学生主动参与，外化和内化相结合的过程。高职高专学生学习情绪化较强，对理论强的课程兴趣往往不大，长期以来，古代文学课堂上老师滔滔不绝，学生埋头笔记，从思想内容到艺术特点，从文学史到作品选的教学模式，在今天的高专的课堂上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在教学的组织过程当中，拉近古代文学课程与学生实际生活的距离，增强教学的生动性，提高学生的参与的积极性，从而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帮助学生完成自主学习中“想学”的环节。古代文学在语文教育专业的全部课程中由于时间久远，文字障碍多、识记信息量大，一直是学生学习的过程中感到困难较多的课程。因此在课程开设之前，帮助学生正视困难、树立学习的信心、兴趣是尤为重要的。以《诗经》的学习为例，在学习的过程中主要采用两种办法：一是带学生走进《诗经》的时代，在课余时间利用网络、图书馆等资源，了解周代的政治、历史、文化的相关知识，利用晚自习的时间进行交流、分享；二是让《诗经》走进我们的时代。大学阶段，正是学生情窦初开的年纪，我们可以从《诗经》中的婚恋诗的学习入手，拉近学生与古代文学课程的距离，共同体会爱情追寻过程中的甜蜜与苦闷。有了感同身受的理解，学生会认识到抛开文字的障碍，古代文学中这些经典作品其实距离我们很近。在古代文学的学习过程中，经典作品的背诵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但往往也是让学生们头痛不已的事情。在这个环节中，强迫性的记忆往往会让学生们丧失学习的兴趣。可以让学生利用网络搜集经典作品的诵读音频，亦可将同学们中优秀的诵读上传至网络，在闲散时间，利用电脑、手机、MP3等电子设备，反复聆听，并可定期开展诗歌朗诵比赛。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诵读激发学生对古代诗文学习的热情，达到熟记的目的，同时又锻炼口语表达能力，提升了自信。
2.2利用多媒体丰富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生理学研究表明，视觉接受信号的能力要优于听觉。教学过程中，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将视觉与听觉结合在一起已成为现代课堂教学中教师们的共识。在古代文学课程中运用多媒体，一是可以补充大量的文字材料，扩大知识容量，节约板书时间，缓解课时压力；二是通过图片、音乐、视频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使枯燥的讲授变得更加直观、有趣。例如，在讲庄子寓言时，可以将寓言做成动画、漫画；讲唐代文学时，展示唐代的版图、壁画、书法、绘画等来说明其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先进与发达；在讲授《春江花月夜》、《红楼梦》等作品的时候播放相关音乐作品，既能加深学生对作品的情感、意境的理解，又活跃课堂气氛，培养了学生多样的文化情趣。当然，多媒体技术只是教学的辅手段，是为教学目的服务的。在使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适度的原则，不可喧宾夺主。此外，还可以通过网络打造“多媒体教学资源库”，搜集网络精品教学资源，如名家名作诵读、《百家讲坛》、爱课程网站中古代文学相关讲座，建立网络课堂，使学生在课余时间也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教学资源，把课堂学习延伸的课外。
2.3“散点透视教学法”在古代文学课堂上的应用
近年来，由于课时不断压缩，很多篇幅较长作品没有时间仔细研读，只能进行片断解读，点到即止。如何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使学生掌握更多的精华内容，成了每一位高专古代文学专业课程教师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尝试采用“散点透视教学法”来解决这一难题，即“定点定位，以点带面”。定点定位，指教着确定所讲授的内容在整个知识体系的历时发展和共时结构中的位置，并能根据这位置来确定讲授的重点难点，“点”和“位”的选择，都必需具有代表意义和典型性的。通过对“点”、“位”的讲授，带起了对那个时代、那段历史、那类人物的思考与发现。例如在《诗经》中通过选讲《卫风•氓》，使学生认识到古代社会女性在恋爱婚姻问题上的受迫害与不自主，并使之对《诗经》、汉乐府中的弃妇诗有一定的认识和理解。在教学中，要用联系的观点来加以讲授，既要联系到时代、环境等外部因素，又注重作品在内容、风格、手法的纵向的因袭沿革、推陈出新。这样可开拓学生的知识面，又可辨析异同、把握规律、挖掘深隐、体味好处。
2.4“模拟课堂，角色互换”，提升学生的执教能力
（一）教育和教化
从“诗三百”诞生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都被作为教材使用。儒家鼻祖孔子的众多言说也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基于这种文化背景，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一个以诗为主体的阶段。诗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对当时的社会有影射作用，对后世文学的形成和创新也有很大的启发作用。还有后来出现的《文选》、《乐府诗集》等作品也逐渐变为基本的教材。他们在教育方面发挥的作用非常巨大。与此同时，文学在教育人的同时，也在发挥着教化的作用。孔子在以诗教人的同时，也逐渐提出全新的教化观念，主要表现为“宏教化、厚风俗、正人伦”，以至于后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都在不知不觉中得以发扬，同时也在约束着人们。
（二）抒怀和抱负
作为抒怀和抱负的文学载体主要有诗歌、赋和小说等。很久以前，古人的文学作品中就表现出一种不平、渴望作为和个人情怀等。汉代的司马迁就层做出类似的见解。后来作为唐宋家之一的韩愈之处，当人们在遭遇不公时，往往会引起愤懑和不满，但是人作为情绪的主体不会无动于衷。作为主体，人总是会通过特有的方式将产生的情绪发泄出来，以达到内心的平衡和稳定。追溯到明清时期，小说就逐渐变为文人表达情感的载体。形成了“风情丽逸”的独特性格，加上特殊的命运遭遇激发出他们独有的激荡情怀。而这份情怀在当时理学氛围充斥的时代也只能借助小说的形式来表达。
（三）政治目的
统治阶级派专人或者特殊机构将民间是个加以整理并演奏，可以达到考察社会情况的目的。以诗为证，在周朝众多的民歌中，就有很多描述国家盛衰和人民生活情况的作品。汉代以后，这份职责由“乐府”这一特殊机构承担。不仅如此，从周朝开始很多统治者就开始鼓励公卿、士人、大夫等“赋诗言志”，借由这种方式对时政进行赞扬或批评或献策。
二、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方式
（一）语言传播
口头传播的方式最为普遍、便捷。上古时期应文字还没有文字，所以早期文学都是通过集体口头创作产生的，并经过口耳相传得以传播。后来，伴随着文字的诞生，文学的传播方式逐渐多样化。在口耳相传的同时，唱和也渐渐兴起。这种传播方式因为韵律的加入，创作了一种特殊的语境，因此唱和的传播方式有时比口头传播更有效果。当唱和的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以唱和作为职业的乐妓就应运而生。而乐妓参与文学活动室从魏晋开始的，到唐宋时期，乐妓的数量日益壮大，活动范围也逐渐扩展，歌妓向词人索要词赋的情况也日益普遍。乐妓可以通过词赋大家的名望提升自己的身价，而此人则通过乐妓的弹唱将自己的作品传播开来。
（二）抄写方式传播
抄写传播可能在殷商之前就已产生，到了秦汉时期，已经得到长足的进步。汉代自惠文帝废除挟书令后，整理文学名著大兴，大规模的抄录得以实现，文学才真正进入到抄写传播的时代。但是，由于秦汉时期的传抄介质多为简牍和绢帛，受到便利性和经济性的限制，文学无法实现大范围传播。知道后来纸张的出现，给传抄传播带来了翻天覆地变化，纸张凭借携带便利、方便书写和成本低廉等有点，迅速取代其他书写介质，大大加快了文学作品的流通速度。后来出现的专职抄书的“佣书”，更是使得文学作品得到了迅速发展。由于传播介质的进步，文学传播活动对于文学产生了更加深刻的影响。纸张的出现，在打破了贵族文化垄断的同时，大大他读懂而来中国文学的自觉性，也极大程度提高了文人的文化水平。
（三）雕版印刷传播
在纸张经历了规模和质量的大幅提高之后，国家对于书籍也进行了系统整理，并出现了定本的经典之作，再加上科举制度的普及使得书籍的传抄规模更加庞大。种种原因刺激了雕版印刷的产生，雕版印刷对于古代文学的传播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大量书籍的产生带动了社会上的藏书风气，继而是佣书业的兴旺，这也为文学文本的大规模复制奠定而来坚实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唐朝出现的中外交流现象。由于唐朝文化的极度兴旺、昌明，唐朝与周边国家如朝鲜、印度等多的交流逐渐频繁起来，同时，唐文化的巨大辐射作用也深刻影响着周边国家的文学发展。经过唐朝之前长期的发展，雕版印刷和发达的文化形态是唐朝的文学传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广度。根据史料记载，唐朝中后期在民间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和数量的印书作坊。可见，雕版印刷在唐朝以后得到更深度的发展和创新。
三、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