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4 15: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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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并通过对欧、美、非三种区域货币合作的动因、模式、汇率制度等方面的比较后，得出启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在世界经济尤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区域货币合作已成为国际金融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尝试性实践，其中欧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最引人注目。与区域货币合作直接相关的理论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简称OCA理论)。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对迄今为止几个影响较大的区域货币合作案例进行剖析，通过对欧、美、非三种货币合作的比较后，认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一、区域货币合作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1.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最优货币区(OCA)是这样一种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1961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一文，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问题，他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研究汇率和货币区，开创了观察汇率问题和货币区的全新视野，触发了有关“最优货币区(OCA)”理论的大量文献。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所以有人将他的OCA理论称为要素流动论。
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密切关注，也引起了更多经济学家对有关最优货币区判断标准的讨论，促进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学者们对最优货币理论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最优货币区的构成条件上，这些讨论从不同的侧面发展了最优货币区理论。
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 (R.I. McKinnon )提出了把“经济开放度”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又一评价标准，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品占社会总产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凯南 (P.B. Kenen) 在《最佳货币区：一个折衷的观念》提出，经济高度多样化的国家是货币区的更为理想的参与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指出，为了达到货币区的最优化，有必要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标准的观点。哈伯勒 (C·Haberler，1970)和弗莱明（J·M·Fleming，1971）分别提出把“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即通货膨胀率接近的国家更适于达成货币一体化。1976年，爱德华·托维尔 (E·Tower)、托马斯·维利特(T·Willet)和弗莱明强调把“货币区成员国之间的政策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但是，以上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带有一些局限性。首先，这些标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标准难以量化，缺乏实际上的可操作性。第三，这些理论在强调组成货币区的正面效应时忽视了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成本问题。加入货币区在给一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成本；特别是，货币是一国经济主权的象征，加入某一货币区即意味着该国对其主权的放弃。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对一个考虑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而言，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展。传统的对最优货币区的研究视角是短期的、静态的，侧重于现实约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滨田宏一 (Hamada，1985)研究了一些国家加入货币区的福利含义。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理论加入了私人部门的自由选择权和自由放任思潮。克鲁格曼和奥博斯菲尔德(Krugman & Obstfeld，1998)也对该理论的研究做了总结，并提出了通过GG一LL模型判断加入货币联盟的时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实世界一体化和区域化发展趋势的增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逐步从相对孤立的宏观经济稳定转移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发展上，汇率制度本身越来越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仅放宽了对于价格和市场竞争性的假设，综合了各种关于最优现实标准的探讨，而且提供了从动态视角阐释”最优”的研究思路。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对称性的动态联系，成为主导最优货币区成本一收益判断的主要因素，对于区域货币合作前景的判断，从关注成本——收益的现实约束状态，放到关注区域货币一体化发展和实质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及同区域内部对称性增强之间的动态前景上，研究的视野更加宽广。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实践
1.欧洲货币一体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欧洲联盟（欧洲共同体的前身）就开始了进行货币一体化的尝试，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欧元正式流通，成为欧元区各国惟一的法定货币。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创举。正如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杜伊森贝赫所说，欧元是欧洲人民联合的象征。
随着欧元区资本市场不断一体化发展，欧元区国家投资者，尤其是政府部门更愿意在欧元区而非国内市场借债，单一货币欧元为在国际市场融资带来的优势，同时投资银行费率的降低和投资者倾向于通过国际市场进行投资组合分散风险也带动欧元区的主权债券发行的增长。以欧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已经远远超过以美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发行比重。伴随着欧元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巨大的具备较强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的形成，欧元拥有了挑战美元作为最大储备货币的潜力。由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将外汇储备多元化时越来越青睐于欧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降至约64.7%，而与此同时，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从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随着近年来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屡创新高，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也会不断提高。
2.拉美国家美元化。拉美国家货币美元化的内涵，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就是通常所说的“货币替代”现象 。“货币替代”是指一国居民因对本币的币值稳定失去信心，或本币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时发生的大规模货币兑换，从而外币在价值储藏、交易媒介和计价标准等货币职能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币。在经济易发生动荡的拉美国家，为寻求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美元化政策，使美元具有和本国货币同等的法定货币资格，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美元区域化现象。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政策制定者早就提议在西半球建立美元集团，NAFTA的贸易伙伴们在许多贸易中已经大量使用了美元。 根据统计，已经有包括阿根廷、秘鲁、乌拉圭、厄瓜多尔、墨西哥、多美尼加等多个国家已成为高度或中度美元化国家。
地区经济一体化是拉美经济“美元化”的重要动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拉美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不断加强区域内联系与合作，以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美洲自由贸易区等经济协作体的建立，就是这种合作的体现。地区经济一体化，特别是贸易一体化推动了货币一体化。当贸易关系加强时，同主要的经济伙伴分享一种共同货币自然会带来利益，因为利用汇率差别转移资本的成本会变得更高。2005年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加强了拉美同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市场的贸易联系，并加速了这个地区的“美元化”。
3.非洲区域货币合作。非洲的货币合作最早起源于殖民地时期，法属殖民地和英属殖民地的各类国家群体联合进行了共同的货币制度安排。当时实行的货币制度安排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英属殖民地国家的货币钉住英镑，并由英镑支持，当地政府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殖民行政当局凭借在英国政府储备投资的利息而获得领地特权收入;而法属殖民地的法郎也是钉住宗主国法国的法郎，且殖民地的货币发行最终是由法国财政部的可兑换性保证和对政府借贷融资幅度的限制来支持的。
非洲法郎区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货币、经济和文化区域，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融合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真正的地区性货币体系。非洲法郎区货币合作的模式是在原法属殖民地的法郎联盟逐渐扩展基础上组成了非洲法郎货币联盟。该种模式的特征是：从技术层面上讲，法郎区是一个具有内外联系的货币体系。从政治层面上讲，法郎区则是各成员国政府所支持的合法组织（张延良、木泽姆，2002），它以一种国家责任的方式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不发达金融合作体系的典范。
三、区域货币合作给我们的启示
[摘要]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世界经济趋势对东亚货币合作提出了迫切要求，东亚国家在金融领域暴露出的金融体系脆弱性也要求加强东亚货币合作。在当今世界上三个最重要的区域经济集团中的两个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区域货币体系的情况下，建立东亚货币区应该成为东亚货币体系改革的长远目标。本文首先介绍了最优货币区理论及其最新发展，进而指出目前世界上存在的三种区域货币合作模式，最后着重阐述东亚货币合作的模式及路径选择。
[关键词]最优货币区东亚货币合作区域汇率稳定机制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高级阶段，而金融全球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统一的货币体系，这就决定了在当前加强区域货币合作的必要性。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货币一体化就开始成为国际金融界的研究热点，并已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得到实践，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一、最优货币区理论及其发展
1.传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
早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TheTheoryofOptimumCurrencyArea，简称OCA）起源于二战后国际经济学界对于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优劣的争论，该理论主要研究用什么标准判断货币区的最优性，满足何种条件可以加入货币区，以及加入货币联盟、实现货币一体化的利与弊。最后货币区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蒙代尔（1961）、麦金农（1963）、英格拉姆（1962）、凯南（1969）等。
蒙代尔（1961）最早明确提出“最优货币区”理论，主张以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他在当时的背景中提出了大胆的设想：一些国家可以放弃自己的货币，在本地区范围内实现共同货币。这一设想的优点是降低了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及汇率风险，缺点是容易造成实际工资下降，影响就业，因此他强调劳动力流动的重要性，认为地区内高度的生产要素流动性是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麦金农（1963）提出以经济的高度开放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经济开放程度是指一国生产消费中的贸易商品对非贸易商品的比率。在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区域中，如果为了解决国际收支赤字问题，采用本币贬值政策势必引起进口商品价格上升，以至于带来国内物价的上涨，但为了控制物价，又会引发国内需求下降和失业人口增加。同时由于“货币幻觉”的作用，还可能造成工资成本的上升，从而抵消货币贬值的效果。因此，高度开放的经济区域应该组成相对封闭的货币区，这将有利于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
此外，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也各自提出了自己关于最优货币区选择的参照标准，如：凯南（1969）以低程度产品多样化、英格拉姆（1969）以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G·哈伯勒（1970）和弗莱明（1971）通货膨胀率的相似程度、爱德华·托尔和托马斯·威莱特（1970）以政策一体化程度等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发展
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研究在19世纪80年代几乎处于停滞状态。80年代末，这一理论又重新复活起来，经济学家开始研究有关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与收益。90年代以来，欧洲经货联盟（EMU）的发展使得经济学家加强了对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模型分析和实证检验。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有：德瓦拉詹和罗迪斯（1991）、巴尤米（1992）、里斯（1997）、德弗罗和恩格尔（1998）等用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对早期的OCA理论建立模型分析，并运用大量历史数据对最优货币区理论进行评估和实证分析，主要包括测定地区间实物冲击、经济周期、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OCA标准的内生性分析、货币联盟与政治联盟的关系、汇率工具的效应、货币联盟中最优币种数目以及其他相关的货币调节机制，主要包括财政转移、信贷及资本市场在最优货币区的作用等问题。90年代克鲁格曼在深入研究蒙代尔和麦金农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最佳货币区理论，建立了GG-LL模型，用以解释加入固定汇率区各国的经济结构应比较接近并且经济联系紧密，这样发生汇率波动的可能性就比较小，货币区经济发展趋于稳定。
最优货币区理论自19世纪60年代初产生以来，对国际货币一体化实践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这一理论的开创者蒙代尔由此获得了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80年代以来，最优货币区理论又得到了极大拓展，克鲁格曼（1993）甚至认为“最优货币区问题应当成为国际货币经济学的中心”。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三种模式
1.单一货币联盟模式
单一货币联盟模式是指区域内成员国承诺放弃本国货币发行权，在区域内创立和使用全新的统一货币模式。目前最为成功的典型实例即欧元区统一货币模式。从欧洲货币联盟内部来看，由于使用共同货币，形成统一大市场，欧元区各国之间能真正实现商品、资本、人员和劳务的自由转移，使各国资源能够更好地优化配置、合理利用。同时，按照《马约》的四个趋同标准，加入欧元的国家应自觉维护财政纪律，加强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以维护统一货币的稳定，促成成员国经济的协调发展。
欧元启动后削弱了美元的霸主地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欧元的结算量已经上升到24%，从中期来看，世界金融资产的30%～40%将以欧元计价，欧元在世界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也将增加，这有利于稳定国际金融局势和国际货币体系。
2.多重货币联盟模式
多重货币联盟模式是指先通过地区内次区域货币合作，然后再过渡到单一货币联盟的合作形式。多重货币联盟模式是东亚货币合作的现实选择。它决定了东亚货币合作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动态过程。东亚货币合作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近期，建立危机救助机制；中期，建立区域汇率稳定机制；远期，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
3.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
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是指使用一种别国货币，如美元，在政府法定或私人部门的事实选择下，最终直接取代本国乃至本地区的货币，发挥区域货币的职能或作用。这种货币一体化方式又被称为美元化路径。二战后，国际社会逐步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许多国家目前仍选择显性或隐性的钉住美元汇率制度，将美元作为本国货币的“名义锚”。同时，货币替代成为拉丁美洲国家的普遍现象，许多拉美国家实行“双轨货币制”，即本币和美元都是国内的法定通货，有的拉美国家甚至取消本国货币直接使用美元作为其本位货币。在东亚，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是不现实的，但这并不影响在东亚次区域采取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只要各国愿意接受这种货币，就可以在该区域采用它作为次区域的共同货币。
三、东亚货币合作的模式及路径选择
1.东亚货币合作的模式
如前所述，多重货币联盟模式是东亚货币合作的现实选择。它决定了东亚货币合作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动态过程，东亚货币合作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原因是“亚洲传统”决定了东亚货币合作的渐进性。这种独特的“亚洲传统”是指东亚合作的灵活性、渐进性、协商性和非政治性。灵活性是指东亚各国在贸易自由化、统一市场进程、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建立统一货币体系等方面不强求一致；渐进性是指东亚各国经济差异较大，可以分批加入货币一体化组织；协商性是指目前东亚经济合作尚处于对话机制阶段，远未完成制度化建设的进程；非政治性是指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存在领土争议和国家统一等问题，目前东亚经济一体化应多讲互惠互利的经贸合作，不讲或少讲政治，不谋求共同的外交和防务政策。以上这些“亚洲传统”极大地影响着东亚区域经济货币合作，使这一进程变得十分缓慢和渐进，充满艰辛，这也是东亚一体化和欧洲一体化的主要区别。2.东亚货币合作的路径
笔者认为，东亚货币合作可选择如下路径，并分为三个阶段循序渐进地进行：
(1)初级阶段——建立危机救助机制
东亚货币合作的直接目的就是就是防范、化解可能出现的新的金融危机，在东亚建立某种区域性危机防范、救援机制是近期东亚货币合作的中心工作。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14个亚太地区经济体的财政部与央行主要官员在马尼拉亚太地区高级财政金融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加强地区金融合作新机制的设想，又称“马尼拉框架协议”，在APEC范围内建立了“马尼拉框架”集团，与亚洲开发银行（ADB）、世界银行及IMF协作进行经济信息交流与经济形势监控，并确定每半年举行一次会议。此外，东盟（ASEAN）10国强化彼此的监督机制，10国财长每年聚会两次，进行政策协调。这一监督机制后被扩展到“10+3”监督进程，在2001年5月的檀香山财长会议上提出了设立“10+3”早期预警系统。2000年5月6日在泰国清迈召开的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上，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签署了“货币互换协定”，又称“清迈协定”。其主要内容是建立一笔备用贷款基金，估计将达到200亿至300亿美元，各国出资额将按照其外汇储备额比例分摊，只要东亚外汇储备中的10%至20%被用来作为地区基金，参加的国家就能够很容易地克服任何清偿危机，而不需要来自发达国家的任何帮助。一旦亚洲地区发生短期资本急剧流动等情况将相互提供干预资金，以应付紧急之需，同时还将交换经济和外汇方面的信息，建立起一个预防新的货币危机的监督机构。迄今为止，日本已经同韩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缔结了货币互换协定。2002年3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和日本银行总裁速水优在东京签订了必要时向对方提供最高约合3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安排协议，显示旨在稳定亚洲地区货币的合作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
(2)中级阶段——建立区域汇率稳定机制
区域性危机防范、救援机制能在短期内解决外部冲击与金融危机问题，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东亚地区的金融不稳定，也难以保证东亚经济在长期内的稳定增长，因此建立一整套区域汇率稳定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笔者认为，现阶段东亚汇率合作的合理选择既非欧洲单一货币模式，亦非“美元化”模式，而应当选择钉住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即组建一个货币篮子，亚洲各国货币钉住一篮子货币。应当承认，钉住货币篮子制度并不是最理想的汇率制度，容易诱发投机冲击，但由于东亚目前尚不具备高层次的区域货币一体化条件，只能开展低层次的区域汇率合作制度。当前东亚各经济体实行的汇率制度实际上是隐蔽的较金融危机前宽松的钉住美元制度，或是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它虽然具备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承诺，容易引发“道德风险”。东亚各国应在汇率制度安排方面进行协调与改革，建立起区域性的汇率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以下阶段：加强东亚各经济体汇率政策协调，维持区域内双边汇率的相对稳定；建立次区域的钉住共同货币篮子汇率制度，促进次区域汇率稳定；在东盟经济圈、中华经济圈和日韩经济圈的三个次区域之间建立固定汇率制，实现次区域货币一体化；建立整个东亚区域钉住共同货币篮子制，构建东亚固定汇率区。
论文摘要: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东亚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东亚地区在总体上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东亚各国深刻认识到，在全球不稳定的金融环境下，进行区域货币合作是有必要的。欧元的启动也为东亚进行货币合作提供了一个现实中的成功范式，东亚各国希望能够通过本地区的货币合作一方面降低金融风险，另外一方面促进区域内经济合作和经济发展。本文将结合最优货币区理论，就目前东亚地区各国的一些经济指标进行分析，并试图说明东亚各国目前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具备成立货币区的条件。
一、建立东亚货币区目前所具备的条件
1、经济对外开放度高，区域内贸易活跃。
东亚各国在发展的不同阶段普遍实施过“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各国经济都具有较高的对外依存度。另一方面，就区域内贸易比重而言，东亚是世界上仅次于欧盟的地区，区域内贸易比重达50%以上。从这方面讲，东亚具备了实施进行货币合作的条件。
2、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分析
汇率制度方面，东亚国家的汇率波动呈现高度相关性。根据IMF在1999年的研究，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5国的汇率波动高度正相关，其中，印度尼西亚与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汇率变动幅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25、036、，0.26和0.28。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泰国之间的汇率日变动幅度相关系数分别为0.28、0.31和0.35。
金融市场方面，伴随着东亚各国资本市场的开放和金融国际化的浪潮，东亚各国的金融市场已成为世界金融市场的一部分，东亚各国的金融市场也日益联系成一个整体。尤其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部分东亚国家和地区间的股票市场相关系数显著增大。
3、通货膨胀率分析
就通货膨胀率指标而言，东亚国家(地区)的平均通货膨胀率是较低的。Kwan计算了东亚国家(地区)1982—1996年平均通货膨胀率为5.8%，低于西欧各国的年均通货膨胀率6.1%。就各国通货膨胀率的标准差而言，东亚也比西欧小。①所以，按照“通货膨胀相似性”的标准，东亚地区可以说存在着与欧盟一样具有最佳货币区的某些特征。
4、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一致性及外部冲击的对称性
如果外界冲击对货币区内各国的影响是对称的，可采用同样的(或类似的)货币政策予以抵消，各国就不需要独立的货币政策。
首先，东亚诸经济体的经济周期较为一致。这主要是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东亚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美国的出口，其经济周期与美国经济的波动有着密切的联系。随后的20年里，随着东亚内部贸易和投资的增长，这种联系逐渐弱化，东亚经济体间的波动同步性增强。
其次，在金融体系的构成上，东亚国家和地区也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都属于间接融资方式为主的银行主导型体系，因而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上具有一致性，有利于货币一体化时货币政策的统一和协调。
再次，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对潜在干扰因素进行调整的相关性、规模及速度来看，如果各国(地区)的扰动因素是相关的，规模小且调整迅速，它们就是货币联盟的较好候选国。IMF的经济学家Bayoumi和Eichengreen②把东亚各国同欧盟受外部冲击的对称性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区分了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他们对东亚1972—1989年外部冲击对称性的研究成果表明:(1)东亚的供给性冲击规模和欧盟是相同的。(2)需求性冲击欧盟是东亚的2倍。(3)在调整速度方面，也许由于东亚拥有较为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东亚的调整速度是欧盟的两倍。(4)在供给性冲击中，也有两组国家(地区)供给性冲击颇为类似，一组是日本、韩国、中国台北，另一组是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
5、政策目标的相似性分析——政策一体化
政策目标相似性越高，在对付经济冲击时，各国政策协调越容易，较深层次的货币合作越容易成功。参加货币区后，成员国丧失货币政策的自主权，只能依靠财政政策来调控自身的经济。但各国不同的经济增长目标和就业状况可能导致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手段，从而使各成员国之间难以维持其固定汇率。衡量各国政策目标是否一致的重要指标有通货膨胀率、失业率、赤字占GDP比率和国债占GDP比率。
1996年底，欧盟各国通过《稳定与增长公约》明确规定了成员国必须符合预算赤字占GDP低于3%，国情占GDP低于60%的标难。1998年欧盟这两个指标分别为2.3%和73.9%。与欧元区相比，东亚在这两项指标上，表现甚至优于欧盟国家，表明东亚各经济体有可能进一步合作，协调彼此的宏观经济目标。
二、建立东亚货币区所面临的制约因素分析
1、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过大
进行深层次的货币合作，尤其是建立统一货币，要求各国间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为接近，否则无法承受统一货币带来的国家间物价水平趋同。欧洲之所以能够实行单一货币，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各国普遍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且国与国之间差异较小。
而对于亚洲而言，国与国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并且根据历史数据显示，这一差异并无缩小的趋势。由于实施共同货币后各国会出现物价趋同，这种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存在从根本上限制了货币合作的可能性。
2、生产要素的流动性较低
要素市场越灵活，资本及劳动力的流动性越高，成员国财政转移的程度越大，这些国家就越有可能组成最优货币区。而东亚各国或地区对生产要素流动性的限制比较多，即使是流动性最强的生产要素资本的流动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资本项目还未放开，可见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而且，在亚洲金融危机后，这种限制被加强了，如1998年马来西亚曾一度恢复了资本管制。
除了资本的流动外，劳动力的流动在东亚各国间也受到限制，与欧盟已经基本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不同，东亚各国或地区对人员的流动要求非常严格，加上宗教和语言上的巨大差异，使得劳动力的跨国流动难上加难，种种原因都使得东亚地区无法通过劳动力的有效流动来改变各国非对称的经济波动。虽然亚太经合组织及东盟在贸易自由化方面已有一定进展，但由于签订的协议对各国不具备约束力，因此，东亚各国的生产要素流动要达到欧盟的程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只有较高的商品和要素流动性加以配合，东亚货币区才有可能得以实现。
4、政治基础薄弱是东亚货币合作的最主要制约因素
从目前看，与欧洲相比，东亚货币合作的困难主要在于政治体制方面。任何形式的货币合作，首先都是一定程度的政治联盟。国际货币合作是艰难的，要受到很多敏感因素包括政治、民族情绪等内在因素的影响。因为区域内部的国际调节涉及到生产、分配乃至整个国民经济，这已超出了货币金融的范围，它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进行协调，甚至要让渡一部分国家主权，尤其是货币主权，执行某些共同的政策，建立统一的协调区域内部经济政策的机构。例如，欧元成功启动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民族主义的削弱，法国和德国摒弃前嫌，与其他国家一道组成了政治联盟，携手共建欧洲。但这些货币合作的政治基础，目前及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东亚是很难具备的。东亚各国关系中的历史因素非常复杂，而且最有可能在东亚货币合作过程中发挥主导力量的日本在过去战争问题上的态度，使得其无法在东亚各国中树立一个负责任的可以信任的大国的形象，同时，日本这几年军国主义势力不断抬头，使东亚各国对日本充满戒心。而中国无论是在经济实力还是自身金融体制发展水平上采讲都远不具备主导东亚货币合作的基础。
三、建立东亚货币区的可能途径
通过本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可预见的将来，东亚地区尚不具备实行单一货币的可能。必须首先通过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并以此促进地区内大国间政治关系的发展。然而，区域货币合作作为区域内经济发展与金融稳定的需要，东亚地区可以通过次区域合作进行实现。现在看来，在东亚地区以下次区域内实行货币合作乃至建立单一货币是存在可能性的
1、东盟货币区
东盟是东亚地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组织。2002年1月3日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东盟内最富的6个国家(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印尼)降低了关税(几乎所有的商品关税都降低到了0至5%)，这6个国家的贸易额之和占东盟贸易额的96%，缅甸、老挝、越南、柬埔寨等四国也计划在十年内加入该自由贸易区。东盟主要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同时具有很高程度的经济及政治一体化程度，随着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和东盟各国维护金融稳定的需要，东盟的货币一体化在东亚地区具有最大的可能性。
2、人民币区
这里主要指包括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在内所形成的“大中华货币区”。随着大陆加入WTO，大陆、港、澳、台在经济上更加成为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整体，成立自由贸易区已是水到渠成，在市场统合的基础之上，以人民币作为单一货币也具有一定的实施可能性，当然，这种合作也涉及到比较多的政治问题。
3、从长期来看，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人民币货币区与东盟货币区相互融合的可能性更大。贸易区里将有17亿人口，10个东盟国家加上中国的贸易额超过了1.23万亿美元。目前，东盟已成为中国继日本、美国、欧盟、香港之后的第五大贸易伙伴:同时中国也是东盟继美国、日本、欧盟、香港、台湾之后的第六大贸易伙伴。另外，中国同东盟间的贸易增长速度一直高于中国外贸平均增长速度，也就是说，在世界范围内，中国与东盟间的经贸关系重要性正日益加强。
此外，人民币货币区与东盟货币区的融合还有地缘上的优势。到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时，中国与东盟就将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市场。如果中国经济增长能在未来继续保持强劲，中国的经济实力加强，人民币无疑会在东亚地区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人民币区与东盟货币区将有可能最终融合成为单一货币区，届时，东亚将形成人民币区与日元区两个主要货币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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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平，刘沛志.东亚地区货币合作与协调[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版.
[3]陈乔之.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版.
【论文摘要】民办高校专职教师持股是一种薪酬激励的创新，它符合二元论、一体化和知本论的经济学原理，也符合《民办教育促进法》的相关规定。民办高校持股教师的范围可以大致界定为：优秀教学骨干、重要专家学者以及其他优秀特殊人才，年龄一般为中青年阶段，教师股控制在学校总资本的10％～15％为宜。在教师股总量中，90％分配给界定的优质专职教师，5％作为机动股份，余下的5％作为奖励股。
民办高校要取得长足的发展，师资力量的建设是关键民办高校和教师之问是一个契约关系，加强薪酬激励是减小交易成本的一种有效的措施。基础性薪酬和必要的福利只能解决短期稳定作用，而通过“教师持股”这种薪酬激励的创新，可以达到长期激励优秀教师的目的。
一、教师持股的内涵
根据劳动力资本化理论，教师股的实质是教师投入到教育产业系统中劳动力的资本化，是教师优质智力劳动的资本价值体现。但持股教师并不是原始股东，不具备原始创业者的股权身份，这种制度实质上是一种后天生成的利润分享激励机制。教师股具有以下特点：
1．特殊性：教师股是对劳动力资本的肯定和回报，目的是长期激励教师而非个人投资行为。教师股是作为学校资本金的一部分参与到学校经营过程中，同时更重要的是，现行法律规定民办高校的财产只归学校法人本身所有，任何私人不享有学校真正的财产权。因此不允许从学校抽资撤股(当然举办者原始出资可以返还)。每位教师的股权份额既不能在学校内部自由转让，也不能上市交易，股权也不能继承，即教师股不具有流通性。教师离开本学校时，其名下的教师股须全部返还给学校。当然可以在整个学校划定的教师总股中拿出一部分作为“调节基金”(或称之为预留股份、机动股份等)用于收购离开学校的教师股份和新增教师购股。
2．收益性：教师股也是对学校资产和经营结果具有收益权的凭证，在进行合理回报时，它和举办者或出资人的资金股一样，同股同权，获得合理回报分配。远期还可以获得一次性股金回报。
3．风险洼：任何股份形式，都具有风险性。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是股份制的天然特征。教师股同其它股份一样承担学校经营风险，并按其股份数额来确定其承担责任的大小。风险共担形成的压力会促使教师真正负起责任，变压力为工作动力。
4．管理性：教师股不仅可以参与分配，也是教师参与学校管理和决策的依据。根据对企业员工持股制进行个案分析及样本企业统计分析，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员工持股制必须要与员工参与管理决策结合在一起，才有可能对组织效率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同样教师持股也是如此。
二、教师持股的经济学分析
(一)二元经济论
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兼律师路易斯?凯尔索等人出版了《民主的经济力量》一书，并提出了“二元经济”理论。该理论认为：现代经济已不是一个劳动创造价值的一元经济，而是资本与劳动共同创造财富的二元经济。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要素密集度由劳动向技术、资本的转移，资本投入对产出的贡献比例越来越大。如果仍只是少数人掌握着资本，则经济发展的好处便会主要落入少数人手中，普通劳动者受益不大，这将造成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日益严重，从而降低社会经济运行效率，危害社会稳定。要消除社会分配不公，就必须将富有生产性的资本拥有关系，像劳动力～样广泛分配。即应以某种方式使大多数并不富有的人也可以得到一定数量资本，从而拥有一定的生产性资源，并由此获得利益。也就是说，使每个公民都有权获得两种收入——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员工出卖劳动力可以获得劳动收人；持有股票(或期权)等可以获得资本收入及衍生收入。二元经济论突破了以往只在“劳动报酬”激励上“打圈圈”的局限，将员工激励机制拓展到“资本报酬”激励的深层次空间上。
(二)一体化理论
一体化是个人在心理上把自己与自己以外的某种东西视为同一或一体的现象，极端地，将对象看成自己本身或自己的一部分。一体化理论的代表人物是西蒙(H．S．Simon)和马奇(J．G．March)。他们在著作《组织》中提出，一体化是组织成员在与其他意识的关系中评价自己的位置，把其他目的作为自己本身的东西来接受，以通过这种一体化来提高工作动力。西蒙和马奇认为最主要的是对组织的一体化，它在组织中可以起到强化所属成员一体化的作用。该理论说明当个人与组织的利益目标相联系或人为地将利益捆绑在一起时，会产生一定的利益趋同和一体化的表现。
(三)知本论
“知本论”是近年来理论界流行的一种有关知识资本化的价值论。“资本”最初用来表示贷款的本金，与利息相对，而与“生息金额”同义。“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古典经济学家都认为增值是资本的本性，也就是说资本的存在要求其不断处于增值状态”。货币是资本，生产资料是资本，人力资源也是资本。拥有货币资本的人是所有者，拥有人力资本的也是所有者，都是产权的主体，都有分配权。“人力资本指的是人的知识、技巧和才能”。既然增值是资本的本性，那么作为使价值增值的凝聚在人身上的知识和技能，当然应该属于“资本”的范畴，而且是一种能创造价值的可变资本。因为这种知识和技能一旦投入生产过程，成为生产要素，就能够提高生产率，增加剩余价值的产生。现在人们已经形成共识：知识已经是土地、货币资本和简单劳动力以外的第四生产要素。据统计，国际上的企业，人力资本所有者并没有投入货币资本，但拥有企业产权平均水平接近38％，打破了长期以来谁出资(货币资本)谁拥有产权的传统观念。假如人力资本不能参与分配，激励与约束就成了一句空话。人力资本参与收益分配，是人力资本拥有者合法收入制度保障的理论前提，又是员工持股、经营者持股的现实基础。
(四)政策法律依据
《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出资人根据民办学校章程的规定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可以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从民办学校的办学结余中按一定比例取得回报”。这是民办教育产业化运作的一项重大突破与支持。“在坚持不以赢利为目的的同时，从另一侧面规定了民办教育投资办学、可以赢利和允许回报这三项主要特性”。因此，既然可以取得“合理回报”，就为学校出资人或其他利益权利人取得合理收益提供了法律支持与肯定，也就是说权利人的收益权可以通过设置股权、期权等分配制度得以实现。基于民办高校社会产业性的本质属性，以及合理收益权的法律确定这种现实，我们可以尝试借鉴现代企业中员工持股的有关模式，为民办高校专职教师设计一种具有长期激励作用的薪酬分配制度，即教师持股。
三、教师持股的现实可操作性
(一)持股教师的范围
把最优厚的待遇留给最优秀的成员，这是任何组织的必然选择，但合理界定受益对象至关重要。民办高校引入股份激励机制应有别于企业，其主要受益对象不是高级管理层，而是对学校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最优秀教师。只有将一批有价值的专家学者和有培养前途的中青年教师稳定在学校，或吸引到学校来，才能使学校具备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条件。在界定受益对象时，必须充分认识到稳定人才、引进人才、激励人才的重要性，为学校的发展提供重要的人才支撑。因此，民办高校持股教师的范围可以大致界定为：优秀教学骨干、重要专家学者以及其他优秀特殊人才，年龄一般为中青年阶段，只有他们才构成了民办高校教师持股的主体，而不是全体专职教师。持股教师数量由民办高校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确定。
(二)教师股的比例
理论上讲，教师股权数额应取决于其优质智力劳动的资本化价格比，但实际上，这种价格比还没有科学的确定方法，而通常是由资金股或举办者原始股与教师股代表协商确定的。据有关资料介绍，目前我国企业为激励员工所设置的员工股一般占企业总资本的10％～20％。据此，基于民办高校自身特点，教师股控制在学校总资本的10％～15％为宜。
(三)教师股的取得
在企业领域，根据目前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及生产中要素的密集度来看，我国企业员工股的取得，通常做法是让员工出资一部分，承担一定的风险，更利于激励员工。鉴于民办高校教师股的特点及实质，其股权的取得教师不宜出资。因为设置教师持股体现的原则是以优质智力资本化为依据，因此教师无须再出资购买即可获得股权。
【关键词】金融产业经营模式，弊端，原因，发展
为了适应国际经济发展情况和各国金融业的改革步伐，混业经营被引进金融业。伴随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加深，可以预期，混业经营将成为各国金融业经营模式发展的基本模式。混业经营模式在世界各国金融业的应用，似乎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
一、以我国为例讲述金融分业管理制度的弊端
首先，我国金融分业管理制度对于金融业的规模化经营不利于传统金融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转变。分业管理制度对银行业务和证券业务有严格的区分和限制，限制了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融通，无法保证市场资金供给。与此同时，导致银行、证券、保险之间无法进行深层次的交流合作，各自提供的业务品种单调有限，不利于提高整个行业的竞争力。
其次，中资银行在外资银行大量融入的浪潮下，压力倍增。外资银行有充足的资金储备、丰富的管理经验和高质量的人才储备，且业务种类齐全，中资银行在外资银行面前往往相形见绌，甚至面临生存威胁。
最后，在分业管理制度下，银行在参与证券业务方面束手束脚，一些具备转移风险和套期保值功能的金融产品不具备市场竞争力，从而导致证券机构的市场运作呈现极强的短期投机性和不稳定性，这从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银行业和证券业的发展。
二、由分业管理机制向混业发展的原因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在承受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的情况下，不得不放松金融分业管理，鼓励金融机构的多元化经营。这种变化的外在表象是各国分别出台相应的政策或者法律条文，默许或者鼓励金融业混业发展，而究其内因，则是技术革命和金融市场全球一体化起到决定作用。总体来说，金融业由分业管理机制向混业发展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从需求方面考虑
首先，众所周知，金融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固定汇率制度崩溃，打破了世界金融市场的平稳状态，金融业进入到了动荡期。金融业的风险激增，金融危机频繁爆发要求金融业必须实行混业经营。
其次，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经济金融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为了在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金融业不得不扩大经营规模和业务范围，金融分业管制模式限制了各个国家金融业的发展，使他们在全球竞争中逐渐落到下风，因此，这些国家纷纷放弃了分业管制政策。
（二）从供给方面考虑
首先，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导致居民生活和企业生产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各类经济主体为了防范风险，对保险业的依赖增强；与此同时，经济技术的发展提高了居民收入，增加了企业效益，这使得他们拥有更加充足的财力支付保费。由此可见，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必然推动保险业快速发展。
其次，以计算机技术和无线网络技术为特征的新技术革命大大降低了金融通讯和数据处理成本，从而促进了金融信息传播和科学管理，为金融机构提供多种业务服务打下了基础。
最后，近年来人们对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银行倒闭、股市崩盘等相关事宜做的分析表明，分业管理也并非是恢复公众对商业银行体系信心，化解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合作冲突和预防银行垄断的唯一法宝。因此，从理论上也给了混业经营以发展空间。
三、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发展情况
（一）逐步走向国际化
从全球十大银行以及金融集团的排名的巨幅波动我们可以看出，全球都被卷入了兼并浪潮之中。兼并范围不断扩大，兼并金额不断上升，可见混业经营已经逐步走向国际化。
（二）大型金融机构大力推动混业经营
大型金融机构所青睐的超级复合体对于分散风险、提高竞争力的效果显而易见，在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大力推动下，“金融超级市场”、“金融百货公司不断涌现”，混业经营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三）金融业走向全方位、一体化
随着兼并浪潮席卷全球，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证券公司等在兼并过程中结合而成的“金融百货公司”经营规模和服务范围都进一步加大，金融业已经走向全方位、一体化的道路。
（四）金融资本全球化
随着兼并行为愈演愈烈，使兼并后的金融机构具备了较低成本的自在增值的交易平台，为他们开展对别国货币资本的全球批发提供了便利条件。
（五）网络金融的发展
在国际兼并的浪潮下，网络金融对传统跨国金融机构的冲击越来越大，迫使传统跨国金融机构步入全面重构。一方面跨国金融机构需要在加速兼并中弥补跨国银行在网络金融投资上的损失，另一方面，由于兼并而强化的全球体系给跨国银行赢得了调整的时间，以应对来自网络金融的带来的冲击。
（六）分业经营的金融企业面临改革
虽然很多大型、超大型金融集团已经采取了混业经营的模式，但是各种形式的分业经营管理的金融企业仍然占绝大多数份额，并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这些企业一面在坚守分业经营的管理模式，一面在金融全球化的影响下，逐步走上改革之路。
结束语：在很多国家，金融混业经营仍处于初级阶段，各国如果想搞好混业经营，还需加强监管机构建设，对国际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发展现状、特点和趋势等做深入研究和分析，根据各国国情，加深金融业经营模式改革。同时，还要努力提高经济技术，给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一体化等的建设方面提供技术支持。争取走金融业持续创新发展的道路。
论文摘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性的经济波动所带来的危害在范围、程度上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在追成经济衰退的同时带来巨大的浪费，严重地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本文从国际资本的本性与 资本主义 国家政权的私人性质的角度出发来分析和研究产生经济波动的根源。
从资本主义诞生的那一天起，经济波动或者称之为经济周期就像噩梦一样笼罩在资本主义世界上空挥之不去，上演着一幕幕繁荣、萧条的悲喜剧，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永恒不变轮回，所有周期的结局都已经写好，生产苒生产被破坏，人民生活陷入困境，文明的进步严重受阻，同时带来了资源巨大的浪费，使得资源稀缺形势变得更加严峻。随着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深化，这种危害在世界蔓延的范围越来越大，造成的危害成倍增加，卷入其中的国家和地区深受其害，损失巨大。
一 资本的存在和扩张是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
资本的存在和扩张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它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为了增值，为了实现增值不折手段是资本残忍和血腥的具体表现，同时也构成了资本运动的全部和原始的动力。从资本主义诞生到今天走过了近五百年的时间，五百年来，资本主义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经过了原始积累、自由竞争，垄断、国家垄断的 历史 过程，伴随着这一过程，资本主义势力称雄世界，资本主义集团内部通过激烈的竞争，不断分化和组合，形成了规模宏大、实力雄厚的金融、能源、矿产、粮食世界性垄断集团，在与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长期博弈中，最终获胜，获得了货币发行权，资本主义步入国家垄断阶段，国际资本应运而生，资本主义政权最终成为国际资本的附庸，国际资本通过手中掌握的海量资本，完成了对世界经济的全方位掌控，其实现增值的手段变得随心所欲，花样翻新，不断通过制造经济波动，劫掠世界财富。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性的经济波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近年来发生的频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虽然导致经济波动的原因不尽相同，但是，结局却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和研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进入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的形态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的同时，其实现增值的方式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资本已经对通过传统手段掠夺财富，实现增值变得失去了耐心，而是利用手中掌握的海量资本频繁搅动世界经济，实现一夜暴富，疯狂地掠夺世界财富，掠夺的手段变得更加隐蔽和富于欺骗性。
二战后在频繁发生的石油危机、 金融 危机 、粮食危机、局部战争危机的背后我们总能看到资本的影子，资本在这些危机的背后鬼魅魍魉，若隐若现，事实上我们应该知道：它___一国际资本才是这些危机的真正罪魁祸首!但哭得最伤心的却往往是最大的赢家，每次 经济 危机的最大受益者恰恰就是它，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危机的根本原因，也许能加深对危机的认识和把握，在未来的经济运行中防微杜渐，减少损失。
二 金融危机成为世界经济波动常态
金融经济国际化早在70年代就已露端倪，80年代进一步发展，到了90年代演化成席卷全球的大趋势。尽管几次金融风暴的冲击使金融经济国际化受到异议，但是，随着经济垒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金融经济国际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已成共识。金融国际化使得国际资本轻而易举敲开了世界各个国家的大门，表面上表现为垒球经济一体化以及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合理高效流动，但本质上我们可以看到金融的国际化进一步加深了国际资本对世界经济的全方位控制，为国际资本搅动世界经济创造了条件和机会，国际资本只是在等待的合适的时机和机会来制造增值的机会。基于国际资本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控制地位，技术垄断、资源垄断、规则垄断、金融国家化使得国际资本如虎添翼，金融危机成为世界经济中的经常发生的现象，金融危机的常态化使得世界经济陷入经静性的波动中。
论文摘要:社会保障一体化是欧洲一体化的重要内容，是欧洲建立统一劳动力市场和实现劳动力跨国自由流动的重要条件，而养老保障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欧盟各国在历史上形成了以现收现付制和给付确定制为特征、具体操作上又具有显著国别差异的养老保障制度。在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欧洲一体化进程不断深人的今天，欧盟国家养老保障制度面临着财务可持续性和跨国便携性两大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盟国家进行了一系列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具体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欧洲的社会保障一体化
(一)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社会保障协调
1999年，欧洲经货联盟第三阶段启动，欧元登上历史舞台，欧洲的一体化进程迈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口欧洲单一市场和欧洲单一货币的出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对欧洲乃至全球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壁垒被大大削弱;成员国之间的经济依存度和市场开放度空前提高;生产要素在欧元区可以更加自由的流动，实现跨国配置。在欧洲国家政治、经济协调不断深人的同时，欧盟成员国之间社会政策，特别是社会保障政策协调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首先，相互协调的社会保障政策是作为生产要素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人力要素得以跨国流动的基本条件之一;其次，在欧元区货币政策由欧洲中央银行统一制定、欧盟各国财政政策受到欧盟有关规定制约的情况下，过高的社会保障支出对财政的影响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第三，社会保障政策受到各国历史传统、文化背景、道德习惯、政治博弈等因素的制约，各国政府在改革过程中都采取了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超国家协调则更加困难。
欧洲各国现存的社会保障制度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不同国家对社会保障内容的理解也有差异。但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养老保障制度始终是欧盟各成员国在制定社会保障制度过程中重点关照的对象，养老制度整合的成效直接关系到欧盟社会保障一体化进程的成败。
(二)欧洲社会保障模式简析
回顾历史，欧洲各国在不同的理念指导下建立了各具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并相互影响、融合成两大主要模式。一是由英国首创的“福利国家模式”以及由此派生出的、以瑞典为代表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式”。这种社会保障模式以凯恩斯理论和贝弗里奇的“收人均等化理论”为基石，在全社会倡导“收人均等化、就业充分化、福利普遍化、福利设施系统化”，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完整的社会保障措施，大量社会保障经费在国家财政一般预算中予以安排(往往占社保基金总收人的40%以上)。相对而言，英国“福利国家模式”受到传统自由主义影响，更加强调发挥私人积极性，社会保障措施全面但保障水平较低，而派生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受到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影响，保障水平相当之高。二是在德国形成的“社会保险模式”，在理论上奉行德国历史学派和社会政策协会的“国家干预主义”，主张“人人为大家，大家为人人”的互助互帮原则，保障社会上大多数人不陷人贫困，充分保护私有财产，有效维持经济发展的微观动力，以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和劳动者基本生活的保障。在这种模式下，社会保障资金主要由雇主和雇员交纳，国家财政投人较少(占社保基金总收人的20%左右)而主要给予政策性扶助。
(三)欧洲社会保障一体化的既有实践
在社会保障政策协调方面，欧盟及其前身欧共体已经在成员国之间达成了诸多共识，并出台了相应的协调措施。1951年签订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就对特殊行业中劳工的工资水平、生活保障、工伤、失业补助以及再就业提出了超国家的指导性意见。1957年建立的欧洲原子能共同体设立了有关工人及公众健康和保护的基本标准。同年通过的《建立欧洲共同体条约》明确提出要增加劳动者在共同体内的就业机会，建立欧洲社会基金，促进劳动者在共同体内的就业便利以及在地域、职业选择方面的灵活性。1986年通过的《单一欧洲文件》中，社会政策被作为重要一节。1992年签署通过的《马斯特里赫条约》更进一步提出了“欧洲公民”的法律概念，要求成员国更大程度的协调社会政策，明确了对欧盟成员国公民权利进行保护的法律法规，规定欧洲公民享有自由迁徙和居住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从而成为迄今为止在最高层面上涉及到欧盟成员国社会保障协调问题的条约法规。然而，相对于快速推进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欧洲的社会一体化进程“走走停停”，在深度和广度上明显滞后。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仍然在欧盟各成员国的权限范围之内，欧盟内部真正意义上的超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依然任重而道远。
二、欧盟国家养老制度的现状与挑战
(一)欧盟国家养老金体系的财务安排与“可持续性危机”
1.欧盟国家养老金体系的财务安排
欧盟国家的养老制度各不相同，然而它们在养老金体系的财务安排方面却有共同之处。首先，在筹资模式上，欧盟各国的养老金体系普遍采用了“现收现付制度”(pay as you go)。现收现付制侧重维持养老保障基金的横向平衡，对当年(或近年)需要支付的养老金总量加以精算，再根据“以支定收”的原则，将总金额按一定的缴费比例分摊到参与养老保险的社会单位和个人头上。这种筹资方式的特点在于实现了代际之间的收人转移，基金能够实现收支平衡，运作成本小，抗通货膨胀能力强，但受人口结构影响较大。第二，在给付水平的计算方面，欧盟国家普遍采用“给付确定制度”(definite benefit,db)，即以服务年限和职业生涯中的平均收入水平为基准，按照某种既定方式计算个人退休后每年可获得的养老金数额。退休后，参保人每年可从养老基金中领取固定数额的养老金直至身故。这种制度下养老保障水平比较稳定，但却能诱导人们偏向提前退休。
2.可持续性危机
欧盟各成员国现有养老金体系财务安排的设计始于二战之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欧洲的经济环境和人口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动，“现收现付”和“给付确定”的养老金体系财务安排愈发显得力不从心，从而出现了欧盟国家养老基金人不敷出的所谓“财务可持续性危机”。
如果说，欧盟国家现有养老金体系的财务安排是引发财务可持续性危机的制度内生原因，则其外部原因乃是欧盟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一方面，欧盟国家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养老金精算结果显示，欧盟人口最低的出生率应该维持在2. 1‰，然而这一比率早在70年代就已经下降为1. 7‰，至今仍没有显著的上升迹象。这一问题的后果是青壮年就业人数的相对不足，代际间转移支付负担沉重。另一方面，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欧盟国家人口的期望寿命较战后大大提高，而各国法定退休年龄的提高受到社会习惯限制，导致需要领取养老金的退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加大。此外，战后欧洲“婴儿潮”一代即将陆续进人退休高峰，又在未来几十年中给欧盟各国养老基金增加了不小的支付压力。
为了应对日益凸显的财务危机，欧盟各国相继出台了补救措施，但手段不外乎提高社会保障税的收缴比例，提高法定退休年龄，降低养老金的工资替代率即降低养老保障水平。但一方面，这些修补都属于在原有财务安排框架下，对“参数”的“微调”，不能根本上应对老龄化、高龄化给养老基金带来的支付危机。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在对欧洲社会养老保障前途的研究中就曾指出，如果欧洲国家要想维持目前的养老金给付水平，工薪税至少要提高50以上。另一方面，社会保障税的收缴和养老金的发放直接关系到民众的经济利益，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激烈的政治竞争环境下，欧盟各国政府在对养老保障制度加以改革时都不免要放慢步伐，瞻前顾后，但仍无法避免以失败告终的危险，比如中途夭折的法国改革。
(二)欧盟养老保障制度的国别差异与“便携性难题”
1.欧盟养老保障制度的国别差异
尽管欧洲各国社会保障制度千差万别，但是我们仍可依照福利(或市场)取向的维度权重将他们划分为三种类型:
(1)“福利型”国家。其共同特点是福利取向，包括瑞典、英国、挪威、丹麦等国。实行普遍的保障制度。全体居民和公民，以及达到一定居住年限的侨民，不论其有无收人和是否就业，均可享受特定的现金补助和免费服务，现金由政府财政拨款。所有居民，只要达到一定的年龄，均可申请社会保障金和津贴;提供全面的保障项目。国家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涉及生育、疾病、工伤、失业、残疾、老年等，还包括家属津贴及住房方面的福利，人们在整个生命期间都可能从福利制度中受益;政府在福利制度中发挥主体作用。在经费的来源上，强调国家的责任。基本上都通过一般税来支付，某些保险项目由财政提供补贴，在住房福利方面，政府或者是承担了支出方面的责任，或者通过税收减免的方式提供待遇。在组织意义上，福利制度完全由政府机构及公共雇员运作，社会组织在社会保障管理中起的作用不大。
(2)“西欧大陆型”。其共同特点是:收人关联社会保险占中心地位，福利取向较弱。西欧国家及部分中欧国家均属此种类型。这种类型特点有三:一是保险费来源，以雇员和雇主为主，国家财政辅助;二是把市场配置资源放在第一位，初次分配体现效率，再次分配，通过对高收人者课以累进税率，体现公平;三是政府实行宏观调控，不直接操作保障事务。
(3)中东欧“国家保障型”。主要是原来实行计划经济的东欧及部分中欧、前苏联国家。
中东欧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经济关系过早地自由化和行政控制的削弱使社会财富发生无原则的再分配，造成居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和贫困化阶层扩大。如此种种的社会问题，迫切需要在经济转轨和私有化进程中，国家必须根据本国财力实行带有强制性的、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企业不再负担职工的住房、医药等费用，只负担检查和住院治疗费;私有化后的原国有企业向国家上交一定股份或工资，作为国家实行社会保障制度的物质基础。各国做法不完全相同。例如，波兰规定，纳人“大众私有化”的国有企业必须将其25%的股份交给国家，用于建立社会保障基金。在保加利亚国有企业私有化后，必须向政府交纳该企业工资总额的35%作为社会保障基金、7%作为失业保险金。退休、失业者和社会弱者在社会保障机构领取退休金和各种保障金，由于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因而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有限，保障项目、保障范围也受到制约。这些国家虽然现行社会保障制度没有达到高度社会化的水平，但他们摆脱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和企业统包的体制，社会福利已与企业脱钩，实行社会保障基金制。
以上三种社会保障制度类型都曾经而且正在对各成员国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进步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一步推进，欧洲的社会保障制度也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三、养老保障改革实践
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差异较大的养老保障预算基金体系成为统一货币及财政体系核算的重要障碍，所以养老保障被提上议事日程。与此同时，在诸如移民福利、地区开发以及医疗保健等社会政策方面的合作也日渐加强.
1992年通过的《马斯特里赫条约》规定实行统一货币的前提条件是各国控制财政赤字，各国的债务不得超过gdp的60，因此众多欧盟成员国试图通过消减养老保障支出，维持财政平衡(colin gillion,2002)。欧盟委员会也着力于督促各国进行养老保障改革。面对财务可持续性危机和养老金便携性难题，欧盟各成员国在养老保障改革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实践。
(一)灵活退休制度
在退休年龄的规定方面，开始引入灵活的退休制度。keenay的研究指出，在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下，欧盟国家通过减少老龄工人的经济活动参与率来降低失业率的政策至多是短期政策，不仅不能提高年轻人的就业率，相反还会增加养老金支出的负担(keenay,2003)。这一点，已经被有关国家既有的实践所证明。基于这个判断，目前欧盟开始转而鼓励推迟退休年龄，实行灵活的退休制度(flexible retirement)，并制定了2010年老龄工人就业率目标。在具体实践层面，奥地利早在1993年就引人了“部分养老金”计划，55到60岁的女性和60到65岁的男性可以减少一半的工作时间，同时获得50%的养老金。德国的退休年龄将在2012年前逐步提高到65岁，并且引人“部分退休选择权”，鼓励退休者参加半日制等部分时间工作。这些措施改变了以往对退休年龄的硬性规定，鼓励有能力的高龄劳动者参与就业，从而降低了养老基金的支付压力(queisser,1996 )。采用了类似制度的还有比利时、法国、荷兰等国家。
(二)多支柱的养老金体系
面对人口结构老龄化、高龄化的现实情况，为了缓解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压力，促进私人承担更多的养老责任，世界银行倡导在公共养老金计划之外建立强制、私人管理和基金积累的第二支柱，并鼓励实施多支柱。据2003年统计，近1/3的欧盟国家实现了部分养老保障私营化。在丹麦、爱尔兰、荷兰等国家，雇主提供的养老金被强制化，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只提供最低退休生活保障。英国、德国、西班牙等国也形成了基本保险加补充保险的两支柱体制。
(三)名义账户的引人
名义账户(nominal defined contribution, ndc)是指在名义上建立缴费确定(definite cost, dc)的完全积累个人账户，而在融资方面仍然使用现收现付制度。这种制度具有给付确定制度(db)的特点，又融合了缴费确定(dc)的优势，是一种完全积累制与现收现付制的混合体。引人名义账户后，养老保险参保者可以拥有一个带息的缴费账户，但账户的余额始终是名义上的。当参保者退休时，将名义账户的余额年金化，退休者得到相应养老金。在支付水平上对完全积累制的“模仿”，解决了养老基金的财务可持续性危机，在融资上采用现收现付制，又避免了向完全积累制转型所需要的巨大成本。从业者跨国转换工作时，原工作国家可以将其个人养老金名义账户中的余额支付给就业目标国家，个人福利不受影响，对两个国家来说也是公平的，从而很好的实现了养老金的“跨国携带”。这种名义账户制度，从1995年起被瑞典、拉托维亚等国采用，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并引起了各方的关注。欧盟委员会开展了对名义账户制度的研究工作，并将其作为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理想模式推荐给各个成员国。
(四)预筹基金
面对日益严峻的财务状况，在欧盟各国积极推进养老金改革的同时，养老基金的运行也积累了一定的风险。为了增强各国养老基金的抗风险能力，欧盟委员会在2002年对欧盟国际养老金制度进行了评估之后，向其成员国和候选成员国推荐建立“预筹基金”。所谓预筹基金，就是在“以支定收”的基础上，再多收缴一部分费用，从而形成一个用于投资的基金，以便应对潜在的支付危机。
关键词：亚洲货币单位；货币一体化；货币篮子；名义汇率合作
一、引言
1997-199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亚洲国家之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有必要展开经济合作以共同抵御金融风险，这促使区域内货币当局们商议推进一个共同的货币制度安排，以稳定双边汇率、加强货币政策合作。危机后大多数受冲击国家宣布放弃单一盯住美元，考虑到区域内贸易水平的上升以及潜在的竞争性贬值引起的经济溢出效应，在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为媒介的市场推动下，加强汇率政策的协调对于亚洲国家而言非常重要。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探讨亚洲区域内汇率政策的合作与协调。
本文使用ASEAN+3区域内六种货币的月平均名义汇率数据，包括印尼盾（idr）、马来西亚林吉特（myr）、菲律宾比索（php）、新加坡元（sgd）、泰铢（thb）和韩元（krw），使用SVAR模型识别这些国家货币汇率波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AMU、美元和欧元汇率波动解释。文中的分析引入了AMU，突破了Frankel & Wei（1994）仅仅关注主要货币的传统模型。实证结果支持亚洲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盯住AMU稳定其汇率的假说，尤其在2006年10月——2010年7月这一特点更为显著，通过盯住美元实现稳定已经不是这些国家的最优选择。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对于地区货币汇率的考察主要从汇率联动和汇率合作两个方面展开。
汇率联动方面，许多学者沿用Frankel & Wei’s （1994）的方法。刘刚（2013）分阶段实证发现金融危机后东亚仍旧是事实上的美元区，美元的地位仍难以撼动，但人民币对部分东亚货币的影响力已超过了美元。Jyh-Dean Hwang（2013）发现人民币对于东亚汇率变动的影响很有限，除在极短期内外人民币在东亚汇率决定中并未起重要作用。另一些论文在MGARCH框架下运用Engle的动态条件相关系数模型，来估算时变的条件相关性。如Bong-Han Kim等（2013）发现，21世纪头十年的后半期，五种新兴亚洲货币和日元汇率之间的关联性下降，甚至是负的动态条件相关，并且用DCCX-MGARCH模型识别出国际资本市场驱使新兴亚洲货币和日元汇率之间关联性下降的两个主要因素。
另外一部分学者们关注区域内的汇率合作。Williamson（2005）提出由9个亚洲国家及地区盯住一个共同的篮子货币，该篮子由美元、日元和欧元构成。Ogawa & Shimizu（2006）提议使用亚洲货币单位来监测亚洲的汇率政策，稳定有效汇率。在比较各货币相对AMU的偏离指标后，他们发现其中存在不吻合现象，并将此理解为非协调的汇率政策的表现。Eichengreen（2006）认为与欧洲货币单位（ECU）和欧洲货币体系（EMS）相似，AMU能够起到官方协调作用。
三、模型与方法
（一）交叉汇率模型的构建
Frankel&Wei（1994）开创了识别主要国际货币在隐含篮子货币中权重的方法，评估了日元、德国马克和美元的汇率变动对于亚洲地区汇率变动的影响程度，他们的计量模型如下：
eEAt=α0+β1etUSD+β2etEUR+β3etYNE+εt（1）
其中，e为各货币对瑞士法郎汇率的自然对数的一阶差分，β的估计值表明各货币在隐含篮子中所占的权重。然而，采用Frankel-Wei回归进行的研究大多仅关注主要的国际货币，忽视了亚洲货币的影响，本文在Frankel-Wei模型中引入AMU。
当将AMU引入（1）式后，OLS估计结果将不如人意，因此本文使用带约束的SVAR模型解决内生性偏误和共线性问题。SVAR考虑了各内生变量之间的同期相关关系，规避了VAR中Cholesky分解结果对内生变量排序的敏感性。通过对如下的模型进行方差分解，可以模拟外部货币和AMU的冲击效应，从而发现其变动在各亚洲货币变动中分别所占份额（即隐含权重）：
Rt=0+∑Pk=1k（L）Rt-k+εt（2）
其中Rt为向量矩阵（eusd，eeur，eamu，eEAi），Фk（L）是一个4*4矩阵，Ф0是常数矩阵，方差分解可以得出各货币（usd，eur，amu）在各国隐含货币篮子（EAi）中的相对权重。
本文数据使用2000年1月-2014年5月的月平均名义汇率（T=173），并以瑞士法郎（chf）作为计价货币。双边汇率数据来自Pacific Exchange Rate Service，AMU数据来自Ogawa & Shimizu。
（二）多重结构变动检验
本文使用Bai-Perron的多重结构变动模型（Bai&Perron，1998，2003）内生估计亚洲各国汇率制度发生变动的时点。使用完全结构变动模型，考虑如下回归方程：
yt=ztδj+ut
t=Tj-1+1，…，Tj；j=1，…，m+1
其中，yt为因变量，zt（q*1）为协变量矩阵，δj（j=1，…，m+1）是相对应的系数矩阵，ut为误差项，Tj为断点处，得到结构变动检验结果如表1：
注：表中列出了各亚洲国家货币汇率分别在Sequential检验、LWZ检验和BIC检验下存在的断点个数；TiS、TiL，B（i=1，2，3，4，5）分别给出了Sequential检验下和LWZ检验、BIC检验下第i个断点出现的时期。 检测发现大多数国家在2006年和2010年左右分别存在断点。2006年的断点可能与中国政府宣布采取参考一篮子货币的管理浮动制度有关，而2010年左右的断点可能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逐渐平息后亚洲国家汇率调整有关。根据断点情况，本文将样本期分为三个子区间：2000M01-2006M09；2006M10-2010M07；2010M08-2014M05。
（三）建立SVAR模型
在进行SVAR分析之前，首先对汇率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ADF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所以在（2）式中使用一阶差分值建立VAR模型。根据AIC准则选择最优滞后阶数，所有国家在第一期滞后阶数为1，在后两期滞后阶数为3。VAR结果都通过了平稳性检验，下面建立SVAR模型。为使货币篮子中各货币结构冲击正规化为1，假设各亚洲货币面临自身冲击时的脉冲响应为0。按照eusd、eeur、eamu、eEAi的顺序反映其外生性水平，并假设美元和欧元不受同时期AMU的冲击。
四、ACU的角色：方差分解
表5给出了SVAR模型得到的预测误差方差分解结果。表中数据是12个月的预测方差分解结果，反映了usd、eur、amu的外在结构性冲击分别对亚洲各国货币汇率变动的贡献率。
首先观察第一个时期的估计结果。总体而言，amu的贡献率比较低（除印尼和韩国），对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分别为0.076%、7.378%、9.241%、16.988%。除印尼外，美元是所有其他国家内在货币篮子中主要的锚货币。在1997-1998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大多亚洲国家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危机，其中措施之一是放弃严格盯住美元。然而，许多实证研究表明在危机平息之后，这些国家重新对美元实行软盯住。McKinnon&Schnabl（2004）认为亚洲国家回归官方盯住美元或者事实上盯住美元，其原因在于美元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盯住美元既有助于便利国际贸易，又有助于锚定区域内和国内价格水平。
第二时期的估计结果发生很大变化。amu汇率波动对亚洲货币汇率方差的解释能力都高于10%，总体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尤其是在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等国家，amu冲击的贡献度显著高于第一时期的份额。而在印度尼西亚和韩国，amu的份额较为稳定，仍然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这些证据表明亚洲货币正从事实上盯住美元开始转向盯住货币篮子，并且这一篮子中亚洲货币和欧元的比重不断变大。虽然亚洲国家货币汇率波动绝大部分仍然由美元汇率波动造成，2006年起各国逐渐放松了美元盯住制。在第二时期，所有国家（除了印度尼西亚）的美元贡献度都有所降低，菲律宾和韩国约下降了40%，马来西亚约下降了30%，新加坡约下降了20%，泰国约下降了10%。这一阶段货币篮子中三种货币的表现可能与多种因素相关。首先，这一时期前段，正是中国、马来西亚等国官方宣布放弃单一盯住美元、进行汇率制度改革的政策开始发挥实际效力的阶段。区域内各国受到网络外部性的影响，将会总体上呈现出放松美元盯住的格局。其次，这一时期后段，正值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及危机持续影响时期。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元体系的脆弱性，驱使各亚洲国家调整汇率安排，积极处理危机对国内货币体系和对外贸易带来的不利影响。
最后分析第三时期的估计结果。第三时期处于后金融危机时代，危机的影响已逐渐散去。从表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美元波动对亚洲货币方差的解释能力上升幅度很大，基本恢复到第一时期水平。这与其他学者关于1997-1998金融危机平息后亚洲国家回归美元软盯住制的研究有相似之处，可能与美元长久以来占据重要地位的惯性作用相关。
五、结论
本文通过方差分解可以发现，与欧元冲击和AMU冲击相比，美元变动在三个时期内对亚洲货币都拥有绝对影响力。然而，结果也显示在2006年10月——2010年7月间，平均而言美元对亚洲国家汇率变动的贡献率由大约76%下降到56%，而AMU的份额均值由13%上升到22%（不考虑印尼）。这些结果都表明这一时期内，亚洲国家不再单一盯住美元，开始尝试在亚洲货币占相当份额的货币篮子体系下进行汇率合作。
根据此实证结果，这些亚洲国家都开始实行事实上的货币篮子体系，并且区域内货币在货币篮子中占据不可忽视的比重。此前很多研究认为一篮子盯住制更适合亚洲国家，并且1997-1998危机后美元权重长期高于其理论值（如Bird&Rajan，2002；Bénassy-Quéré，1999；Ito et al.，1998等）。在上述分析下，这一期间内亚洲汇率的变动情况似乎证实了这些观点。如Owaga&Shimizu（2006）所建议，加强亚洲区域内汇率合作的一个方向可以是使各国货币与AMU保持稳定联系。通过这样循序渐进的努力，推动未来亚洲货币一体化向纵深方向发展。（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系）
参考文献：
[1] Bong-Han Kim， Hyeongwoo Kim， Hong-Ghi Min. Reassessing the Link between the Japanese Yen and Emerging Asian Currenc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2013（33）：306-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