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4 15: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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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意蕴；歌德；黑格尔；特征说；理念说
“意蕴”作为美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审美术语，一直以来都被中外的学者艺术家所看重。在中国的美学发展史上自不用说，我们虽然不曾像“滋味”、“风骨”、“神韵”、“格调”、“意境”等影响深远的美学概念，专门就“意蕴”一词形成一种独特的并具有标举意义的审美术语。但是毫无疑问，对于艺术“意蕴”的审美领会和美感把握，却明显源自于具有独特审美特征的和独特艺术风格的中国美学实践，发源于以《易经》和道家“言意”关系哲学思辨为根本思想资源的中国传统文化。同样，在西方，从近代歌德较早在文章中提出“意蕴”概念开始，“意蕴”美学和“意蕴”研究就受到西方学者的高度重视。大凡说来一件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不论其类别、材质、风格、特性，只要从该作品外在的艺术形式下显现出更深一层、更见丰富、更加悠远、更多回味的意义内涵，我们大致都可以把它叫做富于“意蕴”。在黑格尔看来，“意蕴”是“比直接显现的形象更为深远的一种东西。”按亚里斯多德“四因说”的分类，意蕴或当属于“质料因”范畴，或者说按照传统美学“内容”/“形式”二元论观念，“意蕴”也更多属于“内容”这一方面。从这一角度而言，“意蕴说”与西方传统下的文论话语和美学体系也是有深刻联系的。本文着意之处不在于证明或梳理“意蕴说”的概念史流变，亦不在于探讨“意蕴说”的纯粹东方色彩或西方痕迹，而是从西方近代思想史上两位著名人物，即歌德与黑格尔著作中关于“意蕴”的命名和翻译出发，力图呈现其“意蕴说”在此二位德国大哲思想中的真实状态，同时也试图从中揭示出从歌德“意蕴”说到黑格尔“理念说”的逻辑过程及其潜在影响。
一、从《美学》说开：黑格尔何以独提歌德之“意蕴”
在西方文论语境下，首先对“意蕴”进行说明或强调的可能要算歌德，正是在歌德的相关理论论述中“意蕴”概念被有所提及才进一步被黑格尔所强调。黑格尔在《美学》第一卷全书序言别推出，“歌德说‘古人的最高原则是意蕴，而成功的艺术处理的最高成就就是美。’”这句话属于引中含引，朱光潜在其所译的莱辛《拉奥孔》“译后记”里也再次确认，歌德这一主张出自于他的文章《论拉奥孔》然而，通过检索文献，我们在歌德《论拉奥孔》一文的范大灿译文中，并没有找到与上文表述相类似的直接表达，不过却有这一问题的相关表述：“我们所知道的最高级的艺术作品向我们所展现出：活生生的，高度有机的天性。…… 特征。…… 静止或运动状态。…… 理想。…… 优美。…… 美。……”这一表述的结构形式与内容似乎与黑格尔的谈论稍有吻合。因为按黑格尔所言，我们倘若能把“意蕴”理解为与“特征”相近似的一个概念的话。同时按照朱光潜的提示，我们从该篇文章的其他部分里并不能找到与黑格尔所说得更加接近的表述。甚至在检索歌德有关文艺的论文中，专提“意蕴”或者对于“意蕴”进行强调的地方也不多，比较明显的地方”就只有一处。“我们要求重新去对富于个性的东西进行完满的欣赏，同时又不抛弃意蕴和崇高的东西。美使科学的东西具有生命力和热力，使有意蕴和崇高的东西得到缓和。”在范大灿译文中，这段材料出现在歌德《收藏家及其亲友》第六封信里，“意蕴”被翻译为“有意义的东西”，由此正好说明歌德的“意蕴”概念所包含的基本意义。我们不排除不同的译文在翻译以及语言撰组中出现的差别，然而确实有更多美学史家，包括鲍桑葵与朱光潜等都强调，歌德对于西方美学理论最明显的贡献却是有关“特征论”的分析。歌德文论中有多处提到“特征”或“特性”的概念。“古人的一切美的东西都仅仅是特征化的东西，只有从这个特点才能产生出美。”“因而我要说，特征化的东西是基础，在它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是质朴和尊严，艺术的最高目的是美，它的最后效果是优美的感觉”歌德在1772年作的论文《论德意志建筑》还说过“这种显示出特征的艺术才是唯一真实的艺术。”这些表述在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以及鲍桑葵《美学史》中都多有引述，足以见出美学史家对这一问题的共同觉察。
黑格尔在其著作《美学》四卷本中评论歌德，舍弃了歌德更有影响的“特征说”而专提其“意蕴说”，自然不会是黑格尔的疏忽。黑格尔在标举歌德的“意蕴说”同时列出希尔特的抽象“特性说”以为对比，一方面认为希尔特关于“特性”的抽象定义是“艺术形象中个别细节把所要表现的内容突出的表现出来的那种妥帖性”，另一方面黑格尔又说：“所以（歌德）这种要求艺术作品要有意蕴的看法是和希尔特的特性原则没有多大分别的。”即是说，在一定程度上，黑格尔把“意蕴”与“特征/特性”看成是同一层面的两个概念。而他之所以不取歌德的“特征说”而更旁求与希尔特的“抽象特性”说，原因很可能在于希尔特所提出的“特征论”更早于歌德，并对后者产生影响。对于这一点已有美学史家作出说明。此外在黑格尔看来，“意蕴”和“特征（特性）”两者之间还是各有所侧重，“特性”侧重的是艺术作品表现方式上的特出之处，它包含着内容但并不直接等于内容，而是要求其作为表现方式的“特性”自身中的一切个别因素都要有助于明确地显出内容，从这一方面看来，“特性”则是属于“形式因”范畴的概念；相反“意蕴”则侧重于讲艺术作品的特性、形式所显现出的一种“内在的生气，情感，灵魂，风骨和精神”，是“比直接显现的形象更为深远的一种东西。”因而“意蕴”当属于“质料因”或“内容”这一范畴的概念。总而言之，我们认为黑格尔在论述哥德的文艺思想时特别提出歌德的“意蕴说”这其中显然有其特别的考虑。
二、从“意蕴说”到“理念说”，探寻其间的逻辑关联
黑格尔关于美的经典定义已经为大多数人所熟知，“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朱光潜评论说，黑格尔关于美学的定义这句话包含着理性与感性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以及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三个基本原则。我们也看到这句话中所包含的深刻的辩证法思想，感性与理性，有限与无限，形式与内容，外在表现与内在情韵、思想、意义等的辩证统一，有机统摄在艺术作品生动美好的感性表现之下。无可否认，从黑格尔所引述和推崇的歌德“意蕴说”与其自身所提出的“理念说”之间存在之一种必然的意义关联。有学者就指出，黑格尔自己对于美的定义（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就是从批判温克尔曼和希尔特，以及发挥歌德的（意蕴说）思想而得来的。
事实上无论是在歌德那里还是在黑格尔那里，对于“意蕴”含义的讨论都相对初步，尤其是歌德，根本上言只算是提出了“意蕴”这一概念，意指艺术作品内在蕴含的某种东西。黑格尔对“意蕴”的讨论相对详细一些。如前所述，黑格尔把“意蕴” 看做是“比直接显现的形象更为深远的一种东西”，是艺术品经由外在形式显现出的一种“内在的生气，情感，灵魂，风骨和精神”，因而“意蕴”被更多当成了“内容”与“质料因”一类范畴的概念。然而即便是在黑格尔那里，他也并没有就 “美”与“意蕴”的关系展开直接说明。如果对照黑格尔关于美的“理念说”这一经典定义，我们拈出“意蕴”与“特征”这一对概念，似乎便可以做以类似的陈述：“美是（表现）意蕴的感性特征”，它所表达的意思即是：艺术或者美的自然通过生动，形象，鲜艳灵动的感性特征（艺术形式），展现出具有深厚意蕴内涵的理念世界以及绝对精神。从这一陈述出发，“意蕴”与“理念”在结构上成为同一层面的概念，而“特征”则与“感性显现”、“形式”，“外在表现”等概念对应起来。同时这也就与我们在前面对于“意蕴”与“特征”所做的简单讨论是吻合的。简言之，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正是从歌德关于“意蕴”内涵与“意蕴”思想的初步阐释与理解出发，再经由黑格尔的进一步讨论，定义，陈述，界说，使得“意蕴”概念在黑格尔的美学框架里，相当程度上成为了黑格尔阐述美学观念的一个重要范畴。
在这里，通过对“意蕴说”的对照研究，“理念说”作为黑格尔的经典美学事项，其含义便展现出更广泛的多重意义。我们都知道黑格尔的“理念说”最早可溯源于柏拉图的“理式说”或“理念论”，两人都以“理念”或“理式”为世界的根本存在或绝对实体，由此展开各哲学建构，并且也同时在这样的框架下将“美”或“美学”问题一并纳入探讨。当然黑格尔的“理念” 比之于柏拉图已经有极大的发展，同时赋予了更丰富的意义并表现出更加思辨的，推论的，历史的，现代性特色。即便如此，从柏拉图吸收了更早时期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逻各斯”这一抽象观念，从而形成自己的“理式”说之后，这一抽象观念便一直延续下来，到中世纪神进一步融合了上帝观念之后，“理念”始终呈现出一种抽象的纯西方化理论风格。由此，当我们在一种相对单一的纯西方语境下，对“理念”的认识基本上也无法生成更多富于新意的阐释。而在跨学科跨文化研究情况下，通过引入、对照和比较“意蕴”观念，赋予“理念论”更多美学上类似于“审美意蕴”的体验和意会，显然有助于使之成为一种更加可以把握，感受，言说，陈述的美学概念，从而弱化其抽象的、思辨的、枯燥空洞的形而上思辨特征。这对于黑格尔美学和哲学思想体系中的“理念”的认识和把握显然是有益的。可以推论，黑格尔未尝不正是看到了其自身的“理念”观念与歌德“意蕴”观念之间的这样一种亲密的互补关系，未尝不正是看到了歌德“意蕴说”对于充实，完善，深化自身“理念说”理论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才使得他对于歌德的“意蕴”观念情有独钟，并且宁肯舍弃歌德在其文论讨论更多的“特性说”，而独将其“意蕴观念”转引到自身的美学观念中来。由此我们也就看到，黑格尔《美学》之别地对于歌德的“意蕴说”展开讨论和研究，其内在的逻辑关联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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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工商大学文艺学学科组建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现有教学与研究人员12名。其中教授5人，具有博士学位者9人。经过10多年的发展，该学科已成为一个富有学术生气且在某些研究方向上颇具特色的学科。2002年以来，学科成员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学术月刊》《文艺理论研究》《文艺争鸣》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教材）16部，主持省部级以上研究项目22项。目前，已形成文艺美学、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三个主要研究方向。
文艺美学研究方向以本校“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为平台，以哲学建设为基础，打通美学、文艺学和文艺批评，最为突出的是提出了“本体性否定”学说，已逐步建立起具有原创性意义的“否定主义”理论体系，并在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实践上产生了“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广泛而重要的影响。该学科学术带头人、理论家和批评家吴炫教授，从上世纪80年代末就致力于“否定主义”研究，迄今已近20年。其代表作《否定主义美学》《新时期文学热点作品讲演录》《中国当代思想批判》《中国当代文学批判》《中国当代文化批判》《否定本体论》《穿越中国当代思想》《穿越中国当代文学》《否定与徘徊》等10余部著作和200余篇论文，在探讨区别于西方、也区别于传统的当代中国文史哲原创性理论方面，以其思维方法的开拓性、诸种理论观念的独创性以及介入中国当代文学创作问题的有效性，引起学术界的较大反响和关注。其主编的《原创》《中国视角：穿越西方现代美学》丛书也获得学界广泛好评。吴炫教授的科研成果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逾百篇。中国期刊网统计的针对该理论的社会评价、引用和运用文章已近400篇。“本体性否定”不仅打通了文、史、哲，而且以其原创品格和鲜明的“中国问题”意识，不仅获得学界越来越多的认同，而且也影响了越来越多的学者进行相关实践。在其影响下，汤拥华博士以现象学美学为中心，对西方近现代美学的先验逻辑进行批判性研究。其博士后研究课题《中西比较与“中国生命美学”的生成――对宗白华美学思想的批判性考察》，学术专著《西方现象学美学局限研究》等问题性研究成果，通过中西文论的视阈交融和哲学与批评的两极拉动来激发美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的活力，从而有效地介入当代文化语境，受到学界的肯定性评价。
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方向侧重于将西方生命哲学和生命美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西方文学的研究，即在形形的西方文学理论中，寻找生命美学和生命哲学理论方法的不同侧重面并加以综合运用，并从西方文学活动的各个方面来考察人的多层面的生命现象，从而寻求文学活动中人类寻求完美的不懈的探索动向。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该学科研究人员就对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关于文学活动中的人的生命现象的研究投入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雷体沛教授出版有专著《艺术――生命之光》《存在与起：生命美学的导论》《西方文学初步》《艺术与生命的审美关系》，发表有《寻找与追求――西方近代哲学美学中的生命本体论》《发现与寻找：西方现代哲学文化中的生命本体论》《荒诞派戏剧对时间秩序的超越》《从生命的现实境遇看西方艺术的发展》等50多篇论文；朱鹏飞博士亦有《在绵延中寻找美：柏格森美论述评》《艺术是时间的造物：浅析柏格森的“艺术时间”观》《浅谈对康德“美在形式”说的误读》《从“美的理想”“技巧中的自然”到“美的规律”》《主旋律艺术与开放道德》等重要论文10余篇。这些专著和论文皆从西方文学及艺术活动的各个侧面，乃至中西方文学艺术现象中人的审美活动作了生命哲学和生命美学的研究，其视角独特并有创见。本方向上的研究实力得到学界的认同，研究成果多被权威学术刊物转摘或转载，显示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较之西方的生命哲学和生命美学理论，其研究更注重于对西方文学及艺术活动中的人的状态、心理、情绪、意愿和生命理想等多层面的把握。对西方文学给予了各个方位生命现象的解释与揭示，致力于人的存在与发展意义的探索，即从生命与文学关系的探索中来揭示生命的全部意义，使西方文学理论的研究具有了新的视角和崭新的方法。这种包括把现代人文学科在内的生命哲学与生命美学延伸到西方文学理论并运用于西方文学的研究领域，使西方文论在学术空间上更为广阔和深入，也为我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新的思考方式。
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方向有两个研究向度：一是在广泛研究中国作家、作品与文学思潮的基础上，从文化学的角度考察文学的文化内涵，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即是在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层面上研究中国文学的文化承继性及其价值，从文学发生学层面上拓展了文艺学的研究领域。二是在深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艺术发展史以及文化现象的基础上，探讨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目前已有较为丰硕的成果。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在文艺研究领域受到高度重视。本学科研究人员将中国文学研究同传统文化研究结合起来，在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化、区域文化研究领域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近年来，除在《文艺研究》《江汉论坛》《文艺争鸣》等多种权威刊物和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外，还有学术专著和一系列有特色的研究项目，成果丰硕。诸如，罗昌智教授的专著《20世纪中国作家与荆楚文化》；学术论文《沈从文的文化选择》《挣不脱的脐带：废名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生命意识:闻一多诗歌与荆楚文化内在精神的契合与同构》《论荆楚文化对郭沫若创作个性与心理的影响》《京派作家与荆楚文化》《论余光中诗歌的文化品格》《文化内力与精神阻隔》；研究项目《浙江新诗人与中国新诗的现代化》《中国当代文艺思潮与当代政治关系研究之子项目〈中国现代作家的当代政治转型〉》《20世纪中国文学与荆楚文化研究》等都有一定影响。在中国文化理论研究方面，徐斌教授的专著《论衡之人:王充传》《永远的书圣――王羲之传》；学术论文《建安名士的人格关怀》《竹林名士对放达的把握》；研究项目《在浙江》《王充与浙江文化精神》等在学界产生重大影响。博玫教授的近现代期刊与文学思潮及文化传播研究，王丽梅博士的专著《曲中巨擘――洪N传》，研究项目《昆曲生态及新时期保存与发展对策研究》等，体现出本研究方向的学术活力。通过中国文学与文化理论的研究，探析中国文学的文化内涵，一方面求证文学的民族文化传承意义，另一方面也诠释着文化传统的现代性价值和意义。
再细读他正式出版的这一论著，更觉有写篇书评的必要。我从来都认为演奏家的理论高度与其表演立美的程度是相互辉映、交融的，对于段召旭的追求和选择，难道不值得支持和鼓励吗？
该论著的特色在于：
一是历史与逻辑的交互
段书以肖邦大赛的核心理念“肖邦精神”与“纯正性”作为逻辑基石，放在逻辑的起点与终点，贯穿全书，并将其置于肖邦音乐的发展及肖邦国际比赛的历史背景中加以审视，使论点的展开、论域的递进既有论述的聚焦，又有历史发展的动态和相关视野的辐射力。从引言第一页始，“肖邦精神”与“纯正性”就被作者郑重推出。第一章第四节《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历史上的几次争议》都是围绕评委和参赛演奏家在比赛作品的弹奏中对“肖邦精神”与“纯正性”理解的不同，从而产生了分歧，导致评价的大相径庭进行了讨论。第二章《肖邦国际钢琴比赛获奖者演奏的美学分析》四首曲目不同演奏版本的比较原则亦是紧扣“肖邦精神”与“纯正性”。在第三章《肖邦国际钢琴比赛评判的主流意识》中，作者在第一节又集中全面地分析大赛对“肖邦精神”与肖邦演奏“纯正性”的倡导。第四章《不同演奏倾向的美学聚焦》分析的个性化表演，其参照对象还是“肖邦精神”与“纯正性”。
但是作者的笔触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让这一鲜明的聚焦点在历史的发展中、在不断变化的时空中展开。如在第一章论述每次比赛争议时，作者不只交待矛盾双方对核心理念理解的差异，还探究了其原由并从后续发展的角度展现了这些有异议的演奏家当今的现状。又如第三章第三节，作者把肖邦比赛的主流意识和西方音乐表演美学观念演变进行了相关的链接，找出大赛强调的“肖邦精神”与“纯正性”与表演美学流派的新古典主义的联系，突显其来龙去脉的历史轨迹。由此可见，点与面、核心理念与相关音乐文化时空发展的互动，使观点的阐明与展开，论述的层次与布局具有逻辑和历史的交互。
二是宏观与微析的结合。
作者在论著第一章花了三节的笔墨介绍1―16届肖邦国际比赛的全貌，包括比赛概况、评委和前三名获奖选手的具体信息，又在附录《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历史回顾》中图文并茂地加以翔实罗列。给读者对大赛具有十分全面与宏观的整体感。同时，又在第二章《肖邦国际钢琴比赛获奖者演奏的美学分析》中，以肖邦的《“英雄”波罗涅兹》《第一叙事曲》《第三谐谑曲》《第一钢琴协奏曲》四首乐曲为例，比较不同演奏家的风格、纯正性和独特个性。
以《第一钢琴协奏曲》为例，作者把前苏联女钢琴家、第四届肖邦大赛冠军达维多维奇，第五届比赛第三名中国钢琴家傅聪、第七届冠军阿根廷女钢琴家阿格里奇、第八届第一名美国钢琴家奥尔逊、第二名日本女钢琴家内田光子五个版本进行比较，首先从整体比较了他们演奏全曲的速度和风格特征，指出达维多维奇版的稳健经典、傅聪版的诗意深沉、阿氏的豪爽潇洒、奥尔逊版的恢宏多彩、内田光子的灵动精巧。然后，作者从某些闪光的细节进一步分析他们的特色。如达维多维奇在第二乐章演奏的如歌优美，101―103小节弹奏的宁静空灵。傅聪弹奏引子的爆发力，音乐层次的清晰细腻。阿格里奇的抑扬张弛，第三乐章的疾风骤雨。内田光子触键干净、音色漂亮，处理上却有些造作，不够自然。次之，作者从几个版本对乐谱的遵照和依据的程度来进行比较。他认为傅聪的演奏基本上尊重乐谱，在作曲家没有具体力度标记之处，就进行了艺术化的处理。阿氏没有按乐谱行事的细节是把第三乐章第260小节强记号弹成弱，与前面的渐弱衔接自然。奥氏的演奏忠实乐谱，只有个别细节与谱子不同。再者，作者比较了版本中演奏家的个性发挥。他指出，达维多维奇与傅聪版在第一乐章速度保持统一，表现了他们演奏的一丝不苟，而傅聪更是字斟句酌、精益求精。奥尔逊高度忠实于乐谱形成强调客观性的特性，内田光子演奏的古典风韵使肖邦古典与浪漫交织的风格凸显。召旭在此章的细微剖析与比较体现了其论著宏细结合的特点，同时亦仍然离不开逻辑基石的纯正性、演绎肖邦精神的个性化以及两端张力的平衡与分寸。
三是理论与实践的交融
作橐黄音乐美学的博士论文、一部从美学角度审视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专著，是构建于表演美学的理论基础之上的。正如其导师张前教授在著作序言中指出的：“段召旭这篇论文的特点和新意在于它的美学视角，在于它在更深和更高的层次上，对肖邦钢琴大赛所倡导的‘肖邦精神’和肖邦演奏的‘纯正性’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和解读……对音乐原作与表演创造的辩证认识与论述，是该论文对音乐演奏美学论述的核心所在与出彩之处。”？q？
音乐演奏作为二度创造其解读原作的客观性与演奏家个性展现之辩证关系、平衡程度从来都是音乐表演美学关注的基本论题。段著以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的实践为研讨、思考的论域，从动态、多元的角度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动态的角度。即以发展的、可变的视角来分析掌握这一原则的关键――“人”的因素。作者借鉴了身体美学的研究成果，从“身体活动和思想感情这两个‘人’的基本方面入手，探讨音乐表演‘纯正性’中的忠实原作与表演创造性之间的关系。”？r？他认为基于人身体结构的同与异，演奏家忠于作曲家所指示的“演奏动作图示”既有与之一致的普适性，又有因人而异的差别。加上，肖邦时代的普利耶尔钢琴的限制，他无法想像出当代的演奏家在现代钢琴上展现其作品的表现力，乐器制作的区别更加大了这种差别。再从更重要的心灵体验看，尽管很多演奏家都力图回到肖邦的时代、进入他的感情世界，但毕竟时过境迁、人的感情又复杂多变，作曲家的心灵与演奏家的内心是无法达到完全的一致的。所以客观性与个性创造的辩证关系，要从动态的视角理解，静态、机械的强求不符合音乐的实践、社会的实践、人的实践。
多元的角度。作者认为肖邦音乐内涵的丰富性、精神世界的多样性为表演者提供了演绎这种辩证关系多元化的基础。成为演奏家不同出彩亮点的依据。无论是波利尼的抑扬张力还是傅聪的东方诗韵，无论是阿格里奇的挥洒畅意还是内田光子的古典色彩，都是忠于肖邦音乐基调上的多元创造。
这种多元还来自不同文化的评委和获奖选手以不同文化的角度理解肖邦音乐以及演绎肖邦音乐的张力，把握纯正性与个性挥洒的程度。同样作者强调的伽达默尔“视界融合”的关系，也存在视界理解与变化，不断的历史生成与新旧视界融合程度的多样性。这样的多样性亦令客观性与创造性的关系具有多元化。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理论的阐释不仅从整体布局上紧扣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的实践，而且在论述与分析上也紧密联系自己对大赛获奖者演奏的感性体验，自己演奏肖邦作品的心得。正如作者在书中强调的“笔者除了对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文献进行阅读和思考之外，特别注重反复聆听与比较分析历届肖邦大赛前三名获奖者演奏的肖邦作品的录音录像。力求从实际音响入手，对肖邦国际钢琴比赛进行美学审视，避免纯粹的纸上谈兵和空泛的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s？这充分说明他的研究具有形而上的观照与形而下的实践操作的互动，道与器对应的优势。
笔者认为段召旭著作的价值，首先在于对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面面俱到的介绍和深入细致的评析。在此可以了解到一切与之相关的信息。其次，作者对肖邦作品演绎的具体剖析、对肖邦演奏纯正性的精细阐述，有助于一切热爱肖邦音乐的欣赏者、演奏肖邦作品的表演者、研究肖邦艺术的学者以一种发展的、开放的、多元的心态来理解“肖邦精神”。
再者，论著中对音乐表演美学客观性与创造性辩证关系解读的新颖角度、独到见解，对不同表演版本个性精细入微的分析，为音乐表演美学的理论探究具有另辟新径、增色添彩之功。
最后，书的价值，充分显示了作者积累的丰富资源、蕴涵的独特素养、积淀的大量实践、形成的气质与个性。作者与他的作品两者之相恰、统一，是这本论著的又一亮点。
从段召旭的人生经历，我们可以看到钢琴学习、演出实践与艺术理论的学习、钻研如同复调的呈示、展开，在其人生中交织进行。段召旭生长在一个音乐之家，其父是中国铁路文工团歌剧演员，曾师从臧玉琰、朱崇懋等名家。家里的音乐氛围培养了他对音乐的兴趣，从5岁习琴师从名家周广仁教授，10岁登台演奏，11岁获河北省钢琴比赛中学组第一名，便与钢琴结下了不解之缘。17岁就读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师从周铭孙教授，钢琴硕士毕业后留校从事钢琴的教学和演奏并多次在国内外钢琴比赛中获奖、多次担任钢琴赛事的评委。他在国内外成功举办几十场钢琴独奏音乐会，无论是在泰国、新加坡、香港的舞台上，还是在中国国家大剧院、北京音乐厅、中山音乐堂等艺术圣殿的演奏，都以精妙的技艺、鲜活的音乐形象、准确生动的演绎令听众纷纷喝彩！笔者尤其喜欢他弹奏的李斯特作品，激情澎湃、气势非凡、触键干净清晰、色彩炫丽多姿！在一些高校举行的讲解音乐会，他都会对每首乐曲的旋律特点、表现技巧、创作背景、作曲家的生平等相关知识和盘托出。精彩的讲解与美妙的弹奏交相辉映，让整场音乐会达到感性与理性的融合。更让笔者欣喜的是他在审美趣味上对流行音乐的兼容。2006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疯狂钢琴》有其改编的7首流行音乐的钢琴曲。在高校的演奏会上，他也弹奏了自己根据张信哲原作编写的钢琴曲《直觉》与《别怕我伤心》。这令他在钢琴上有更开阔的发挥空间，在美学领域有更多元的比较视野，具有雅俗共存的度量。
段召旭在中学时期兴趣广泛，除了音乐之外，还喜欢看书、画画、写诗歌和小说、打乒乓球、健身等。大学任教后，亦醉心于写乐评、搞研究，因此，他终于进入音乐美学研究的领域，完全是水到渠成的结果。他写的乐评《诗意与抒情的展示――听陈萨“盛宴李斯特”钢琴独奏会》介绍了演奏家陈萨别开生面的李斯特演奏风格，抒情的诗意诠释了李斯特音乐深刻、哲理的内涵，考究的音色、清晰的布局、适度的控制表现了形与神的高度融合。言之有物的论述、栩栩如生的描绘令欣赏者顿悟、阅文者身临其境。他发表的论文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自由穿梭，既有实践的理论升华又有感性的通透妙悟。为了在这样两个领域中不断进取，他还继续拜石叔成和周广仁教授为师提高钢琴水平，拜张前教授为师攻读音乐美学博士，从此开始了新的征途和新的飞跃。
笔者期待段召旭在该著作再版时能精益求精，对其核心概念“肖邦精神”与“纯正性”进行精确界定，注明谱例所引用的版本。在阐释不同版本个性化技巧的发挥时更多地联系不同演奏家对乐曲内涵的独特理解及其文化渊源，著述定会更加周全。
论文摘要：包装设计是传统文化的承载体，传统文化也是包装设计朝着个性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文章旨在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挖掘和梳理，探讨包装设计如何找到发展之路，即在本土文化中知何构建现代包装设计的新语义、新生命。
现代包装设计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成果，是科学技术与艺术的结合，更是人类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载体。它是以大众生活为基础，以文化为本位，以生产生活方式为导向，沿着历史的文脉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
设计与文化从来都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紧密而不可分割。论文百事通设计将人类的创造性思维付诸实现，丰富发展了人类的物质生产与生活，同时物质生产与生活也作为人类文明的承载体而存在。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文化逐步成为设计的内在驱动力，而设计自身也演化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包装设计正是在历史的演进中展现出它特有的文化意蕴与精神境界。包装设计植根于人们的生活，体现了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物质文明程度，也表现出特有的民族文化面貌和审美水平，它是名副其实的文化综合体。
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大碰撞的今天，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面临着机遇和挑战:既要保护本土文化，又要发展民族文化，即如何解决好民族化与国际化的关系。世界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新的文化形态也在不断地涌现，古老与现代、传统与时尚不断冲撞更迭，在历史的洪流中一些古老的事物渐行渐远，新事物纷至沓来，在纷繁的变化中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然而，人们的内心深处依然荡涤着悠然而温婉的民族文化情结，人们想尽力保持住本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在全球化的激流中树立起民族化的旗帜。中国现代包装设计正是面临着这一严峻课题。设计师如何在包装设计中重树传统文化的新生命，如何在传统文化中找到包装设计的新生命，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当今社会留给我们责无旁贷的使命。面对浩瀚丰富的中国本土文化，本文将分门别类地进行概括性地梳理，探讨其对现代包装设计的实践应用与现实意义，以期探寻出新语义，发展一条适合现代包装设计的民族之路。
1.中国传统美学观对现代包装设计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自先秦诸子以来，如汉魏的王充、刘怨，清代的王夫之、叶燮等，美学思想家人才辈出，形成了丰富完备的美学思想观念。由于我国的传统文化主要受到儒、道、佛三教的影响，形成了“宁静致远”、“恬静淡泊”、“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等审美理论。这些理论对现代包装设计有着深刻而明确的指导意义。如:我国传统文化倡导的“天人合一”，是指自然、人与世间万物相互照应，形成一个完备的、生机勃勃的有机整体。古代的粽子包装就恰如其分地体现了这一哲学观念;而现代绿色设计也是对这一古代思想的新解读、新诊释。可见，传统的美学思想还有待于我们深人挖掘、完善与创新，它必然以势不可挡之势融人到现代人的思想意识中去，融人到现代包装设计之中，并将开启人们精神与视觉领域的新生命、新语义。
2.中国画在现代设计中的运用
中国画历史悠久，它在本土文化中生根开花，在立意、构思和技法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的风格。中国画带着它的哲学思想和笔墨意趣为现代包装设计注人了一股激流。中国画的情境讲求“情景相生气韵生动”、“无画处皆成妙境”、“计白当黑，用墨微茫，以一当十，虚实相生，寥寥数笔意尽形全”，在包装设计中纳人这些文化精髓，将会使包装设计在表现手法上呈现“超以象外”的民族视觉形态，设计语境也将在审美层面上达到一个全新的文化境界。新晨
3.书法文化与印章文化的运用
中国书法文化源远流长，历经岁月磨砺，已达到了形神兼备、笔法与精神高度统一的艺术境界，其中包括甲骨文、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几大类型。它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支奇葩。书法文化为现代包装设计提供了更为广泛的艺术平台。尤其在带有传统特色的产品包装设计中，选择主体文字为书法的设计形式确为明智之举。
中国的书法形态万千，是包装设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是创造视觉语境的重要元素。中国书法中的不同门派、风格，为包装设计提供了很多可以感受发掘的空间。书法与印章关系紧密，大多印章均以篆文字作为组合元素，在位置经营上有相当的美学意境。印章的图与地、阴与阳、方与圆、多与少、粗与细、疏与密、简与繁、刚与柔等等形式美的要素，对今日的设计师在元素与概念的运用上会大有裨益。
4.民间艺术的应用
根植于民间沃土的民间艺术，承载着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折射出多彩的民俗民风，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希冀。这些民间艺术散发出浓浓的乡情，流淌出淡淡的世故人心和烟火气。从民间艺人老百姓的生活中生发出的艺术，在包装表现上有着灼灼的、浓烈的心理效应。
民间美术中的图形装饰感极强，简洁单纯、朴拙生动，具有强烈的“原生态”艺术魅力，如剪纸、皮影、年画、蜡染、扎染、织染、脸谱等，这些都是极丰富充沛的包装视觉元素。民间美术中常用谐音来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祈望。“年年有鱼”中“鱼”与“余”同音，表达生活富裕、家境殷实。蝙蝠图案中，“蝠”与“福”同音，表达幸福长寿。对于民俗食品和器物的包装，尤其在旅游产品的整体包装设计中，民间美术元素是不容忽视的巨大资源，它们散发着浓郁的地域色彩与温暖的思乡情，突破了语言与文字的局限。新晨
5.传统图案
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无论是宫廷艺术还是民间美术，经过历代画家、艺人、工匠、百姓的创作实践，积累了大量丰富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逐步形各具文化内涵的表现特色，体现了整个民族的生存观念和审美情趣。如阴阳太极图、易经中的八卦图、古代器物上的图形、古代服饰上的图案等，这些构思巧妙的传统图形都是包装设计可借鉴的资源。
6.原生态的材质的应用
[论文摘要]当代室内设计美学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审美思维的变化，它在现代哲学与科学思想的双重影响和推动下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因而完全摆脱了总体性的、线型的和理性的思维惯性，迈向了一种更富有当代性的新思维之路。当代室内设计不仅需要满足人们的生理、心理等要求，从环境整体的高度综合地处理人与环境、人际交往、文化内涵、实用功能等多项关系，而且需要注重表达审美情感、体现审美意义和价值。因此，美学理论为当代室内设计提供了指导性的作用。
室内设计是建筑设计的继续和深化，是完善空间、传播文化、创造美的艺术，是运用现代工艺、技术将美学理念、文化内涵和功能因素融入人性化室内空间环境的艺术。完美的室内设计产生于高度的现代文明，成功的室内设计同时创造着先进的文化。作为美学分支的艺术与技术美学是指导室内设计的重要学科之一，它是研究设计领域审美问题的一门新兴学科。
今天，人们已日益明晰地认识到被装修空间的布局、质感、色彩；家具的布置；设备的安装；通信等网络的建设不再是简单的组合、时尚的反映，而应提升到人性化和个性化的层面去实现文化、科技、环保和效率的有机结合。现代室内设计需要满足人们的生理、心理等要求，需要综合地处理人与环境、人际交往等多项关系，需要在为人服务的前提下，综合解决使用功能、经济效益、舒适美观、环境氛围等种种要求。现代美学理论在当代室内设计中发挥着指导性的作用。本文就此加以论述。
一、从形态学视角看室内设计中的美学要素
就本质而言，室内设计是将多种视觉的物质元素组合构成具有三维空间形态特征的造物活动，属造型艺术的范畴，然而与其它纯粹欣赏艺术形式不同的是，室内设计同时具有着实用的动能属性。从形态学的角度看，室内设计中的美学要素及内容任务主要分为一下几个方面：
（一）空间要素：空间合理化并给人们以美的感受是设计的基本任务，因此，设计者不能拘泥于过去形成的空间形象，要勇于探索发现时代技术与审美特点赋于空间的新形象。
（二）美学色彩要求：室内色彩除对视觉环境产生影响外，还直接影响人们的情绪、心理。科学的运用色彩有利于工作，有助于健康，应做到色彩处理得当，既能符合功能要求又能取得美的效果。室内色彩设计除了必须遵守一般的色彩规律外，还应随着时代审美观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三）美学装饰要素：室内整体空间中的柱子等建筑构件以及墙、顶等各界面，对其进行符合功能需要的装饰，是构成完美的室内环境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利用不同装饰材料的质地和丰富多变的装饰形式，可以获得千变万化和不同风格的室内艺术审美效果，同时亦能体现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特征。
以上美学要素虽有其相对独立的价值，却不能孤立对待，因为从形态学的角度分析，总体应大于所有个体的总和，仅仅依靠总体中的一部分不能解释总体。因此，室内设计整体审美价值的产生要凭籍各美学要素统一框架下的意义整合而获得。
在所有的与视觉有关的艺术设计中，形态学提供了基本的部件构成形式和把它们组合在一起的准则，当然其中也包括设计中依附于形式的各美学要素的组合法则。不仅如此，形态学理论还被应用在甄别艺术设计风格流派及研究艺术设计的特征等方面。具体到室内设计操作过程中，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把设计的个性从那种“压迫性的总体性”中解救出来，如何充分发展差异性和异质性。其实，这种把大叙述和小叙述对立起来，把总体性和差异性对立起来，把同一性和异质性对立起来，以非总体性、非中心的思维方式来审视、规范自我的创造的思维特征，不仅是建筑与室内设计领域，而且也是当代艺术与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从实践来说，它也确实已经对当代室内设计创作带来了积极的富有成效的影响。
二、整体环境观念下的功能与审美意义表达
处于随社会变化而不断发展中的当代室内设计，或称室内环境设计，应确立整体环境的设计观念，这里的“环境”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建筑实体围合形成的室内环境，它主要包括室内空间形态、视觉环境、空气质量环境、声光热等物理环境、心理环境等诸多要素；其二是指包括建筑外观在内的庭院、街道、广场乃至整个社区、城市、地区的自然和人文景观的大环境概念。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因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社会背景、生产力水平等因素，在不同时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审美取向与理想精神，所有这一切经历史的积淀与传承而形成具有个性差异、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它和地貌、物种、气候交织一起共同构成了这个地区的自然与文化景观。以人为中心的室内设计，不但要从功能上考虑符合人们生活方式和生存所需的各种实用要求，而且更应从心理方面进行基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精神需求的人文关照，以及满足人们渴望亲近自然的愿望。室内设计作为文化的物化创造活动，其风格形式的表现应从大环境整体的高度，运用符号学的理论、方法，把室内环境视作一个符号系统，通过对设计元素在组合中的符号化处理，使能指与所指有效结合而具意指作用，充分运用设计形态符号的象征、隐喻功能，准确反映出室内设计的地域文化内涵和时代特色，以及表达审美情感、体现审美意义和价值。
室内设计的“里”，和室外大环境的“外”，具有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作为大环境系列“链中一环”的室内设计，不可脱离开大环境中的自然、文化与社会特征、意义而孤芳自赏。正是为了更深入地做好室内环境设计，就愈加需要对环境整体综合因素有足够的了解和分析，着手于室内，但着眼于“室外”。当前室内设计还存在着相互类同、缺少创新和个性的情况，对环境整体缺乏必要的了解和研究，从而使设计缺失内涵而流于一般，设计构思局限封闭。
三、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审美结合
当代室内设计的另一个显著特点便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审美结合。设计的科学性在带来空间环境功能的合理、舒适、高效、安全的同时，其结构、材料、工艺本身具有的技术美感与设计形式处理产生的艺术美感，共同形成了当代室内设计审美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室内环境的创造中，现代美学要求室内设计不但高度重视艺术性，而且还高度重视科学性，及其相互的结合。从建筑和室内设计发展的历史来看，具有创新风格的兴起，总是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社会生活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价值观和审美观的改变，促使室内设计必须充分重视并积极运用当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包括新型的材料、结构构成和施工工艺，以及为创造良好声、光、热环境的设施设备。当代室内设计的科学性，除了在设计观念上需要进一步确立以外，在设计方法和表现手段等方面，也日益予以重视，设计者已开始认真的以科学的方法，分析和确定室内物理和心理环境的优劣。另外，在设计表现方面，计算机技术进行设计和绘图的广泛普及应用，可使我们在初始设计阶段中便能运用其所提供的三维视觉技术去探测第四维效果。例如美籍华裔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来中国讲学时所展示的华盛顿艺术馆东馆室内透视的比较方案，就是以电子计算机绘制的，这些精确绘制的非直角的形体和空间关系，极为细致真实地表达了室内空间的视觉形象，并把新技术产生的视觉美感展现在我们面前。
针对当代建筑和室内设计中的高科技和高情感问题，室内设计在采用物质技术手段的同时，当高度重视并运用现代美学原理，将科学性与艺术性、生理要求与心理要求、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进行综合而全面的考量，从而创造出具有表现力和感染力的室内空间和形象、以及具有视觉愉悦感和文化内涵的室内环境，使生活在当代社会高科技、高节奏中的人们，在心理上、精神上得到平衡和满足。新晨
综上所述，处于多学科交叉、渗透、融合、发展中的当代室内设计，离不开美学理论的参与和指导。理论必须是明白清楚的，它是学术和应用的重要工具。没有理论的指导，室内设计便缺乏组织基础且是脆弱的。同时，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论是物质技术的，还是精神文化的，都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当代室内设计应因地制宜地有效借助美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并紧跟时代和尊重历史，从整体环境的角度出发，采取具有民族特点、地域风格、充分考虑文化的延续和发展的设计手法，创造符合功能需要、且具文化内涵意义与审美价值的当代室内设计文化。
参考文献
[1]王世仁，理性与浪漫的交织:中国建筑美学论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关键词】体育美学；跨学科；学术流派
TheDevelopmentTendencyandLookingintotheFuture
fortheSportsAestheticsinOurCountry
FengPing
（AnhuiNormalUniversityP.C.241000）
【Abstract】Thestudyonthesportsaestheticsinourcountryhastransferedfromsingle-aestheticspointsofviewtomultiplesubjectspointsofview;studymethodsshowvariousdevelopingtendency;Thestudycontingenthavetrans-feredfromclosedsystemtoopensystem.
【Keywords】sportsaesthetics;multiplesubjects;academic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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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体育美学是体育科学体系中一门新兴的边缘交叉学科，是研究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体育的需要以及与体育教育有关的科学。国外早在50年代，体育美学就已诞生。日本西田正秋发表在1950年《体育科学》副刊号上的《体育美学的提倡》一文，首开体育美学研究的先河。随后，日本、欧美各国和前苏联相继开展对体育美学的研究，并发表了大量有关体育美学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在我国，对于体育美学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70年代末才开始。尽管起步晚，但发展较快，态势喜人。80年代初，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理论科学学会成立了体育美学专业组，一些大专院校和体育学院也相继开设体育美学选修课。近年来已陆续出现大批研究体育美学的论文和著作。就著作而言，比较具代表性的有胡小明的《体育美学》（四川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金大陆的《体育美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刘慕梧的《体育美学》（科学普及出版社，1992年版），等等。上述论文和著作都对体育美学的研究和方法、体育美学的本质和特征、体育美学的种类和形式、体育美学的欣赏和创造、体育与美感、体育与艺术以及体育运动中的审美教育等体育美学研究的范畴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为完善我国体育美学的科学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首先，体育美学的建立与发展适应我国教育培养跨世纪人才的需要。体育美学对培养和提高青少年的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将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既可以增强青少年的体质，提高青少年运动水平，又可丰富青少年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青少年的心理素质。其次，体育美学的建立和发展适应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从审美角度分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表现为整个社会和生活环境的美化，特别是人的美化，利用一切生动丰富的审美对象，进行广泛的审美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手段。体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自身包含着许多审美因素，是审美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人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我国体育健儿在国际大赛中取得一块又一块金牌，情不自禁地高呼喝彩，这有力地证明了体育审美教育对人们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的激励作用，使人们从中受到熏陶和感染，获得审美的享受、精神的满足、情操的升华、心灵的净化。可见，体育中的审美活动在教育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具有巨大的功能和作用。而体育美学正是研究和诠释体育领域内的审美活动和审美教育。最后，体育美学的建立与发展适应我国体育运动发展的需要。在体育创造美的活动中，“物种尺度”表现为人自身的体育尺度；“内在尺度”表现为增强体质、健美身心、创造优异成绩。根据体育美学研究的成果，可以促进体育运动的发展，增强我国人民的体质。
1我国体育美学的发展态势
1.1体育美学的研究愈来愈受到重视
如前所述，体育美学的构建与发展，取决于社会实践的发展需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体育美学将愈来愈显示出其独特的功能和作用。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养二十一世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不仅要大力开展体育运动，而且还要在体育运动中促进动作技术更加优美。换言之，在未来，体育审美功能将会愈来愈受到重视，体育美学也将被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成为人们进行体育锻炼和运动训练的指南，成为人们完善自身、陶冶心灵、使身心和谐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
1.2从单一的美学角度研究转向跨学科研究
目前，我国体育美学研究者基本上是从美学角度论体育美学的。诚然，体育中包含着丰富的审美因素，从审美关系上去认识体育，是从理论上把握体育本质的重要方法之一。美学确实能帮助人们认识体育，了解体育。但现代科学发展迅速，边缘学科层出不穷，各门科学及其分支纵横交错，相互渗透。人类涉及到的客观世界的每一个方向，都有某种专门科学在研究。尽量从体育美学角度来研究体育美学，难免会以偏概全。为了科学地研究体育美学的有关原理，为了用有机整体观念代替机械整体观念，为了用多向的多维联系的思维代替单向的感性因果联系的思维，在体育美学研究中，由单一从美学角度研究转向从心理学、系统科学、伦理学、历史学、人类学、文化学、教育学等进行跨学科研究，将成为体育美学研究的必然发展趋向。
1.3研究方法将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当前，我国体育美学研究者在研究中大都采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勿庸讳言，这两种方法是体育美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方法。然而，体育美学本身有其特殊性，它不仅与体育科学的其它学科有着纵横交错的关系，而且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许多学科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体育美学本身复杂的结构和繁多的层次，要求研究方法多样化。唯其如此，才能有利于体育美学科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譬如，系统科学方法是当代各门学科普遍采用并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涉及到人类文明的一切领域。用系统科学方法来研究体育美学，可以将体育中的美作为信息，将审美意识作为反馈参与控制，将审美活动作为一个系统结构考察，这样我们便可以对体育系统的许多错综复杂的组成因素及相互作用的系统作出比较全面的细致的考察，深入地认识体育审美系统诸要素的纵向系统的发展过程和横向系统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规律，从而切实地把握整个体育审美系统。
1.4研究队伍由封闭体系转向开放体系
目前，我国体育美学研究队伍仅仅局限于体育院校和体育科学研究所的有关教师和研究人员。随着体育美学研究的深入和体育美学知识的普及，我国爱好和从事体育美学的研究人员必将越来越多，届时，体育美学将会受到全社会的重视，这是体育美学由封闭体系走向开放体系的第一层意思。体育美学由封闭体系转向开放体系的第二层意思是，我国体育美学研究不仅要立足国内，而且要面向世界，不断吸收国外有关体育美学研究的成果和精华，用来丰富我国体育美学的科学体系。体育美学的封闭体系转向开放体系的第三层意思是，我国体育美学研究不仅局限于体育美学本身的研究，而且要不断吸收体育美学以外其它学科的成果和经验，包括自然科学的成果和经验，以丰富和改造体育美学的形式和内容。
2我国体育美学的发展方向
我国体育美学的发展态势就其主流来说，是进步的、积极的、令人振奋的，但并非不存在问题。我们认为应该站在促进体育美学发展的立场上，对我国体育美学发展态势中的支流（不足之处），也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至少下面两点应引起我们关注。
2.1要形成较大影响的学术流派
虽然我国体育美学研究得到拓展，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和观点，不同学术观点也时有争鸣，但没有形成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流派。因此，我国体育美学理论界互相争鸣、互相交锋、互相影响、相互促进、相互提高的机会很少，也没有出现过哪个流派的理论在某一时期占主要地位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相当一部分研究者把体育美学科学体系和体育美学学科体系有意识地混为一谈，合二为一。从目前已出版的体育美学专著来看，基本上都是作为体育美学学科体系中高校教材形式出现的。不言而喻，体育美学科学体系和体育美学学科体系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体育美学学科体系要反映体育美学科学体系的理论发展水平，但并不需要把体育美学科学体系所研究的全部内容都用来构建体育美学学科体系，而只要根据体育美学学科体系的研究对象和教学对象有所取舍，就如同《政治经济学》教材属于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资本论》则属于政治经济学科学体系，《政治经济学》教材并不需要也没有必要囊括整个《资本论》内容。相对来说，作为科学体系的体育美学，应比学科体系的体育美学更具理论深度和广度。我国要形成有影响的体育美学学术流派，就一定要在体育美学科学体系理论构建方面有所突破。
论文摘要：在接受问题视域下，接受美学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把期待视野、审美经验、读者参与和第二文本等接受美学理论的概念引入思想政治教育，将意味着一种思路的转换，即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将关注的视角由教育者转向受教育者，由教育转向接受，从灌输论转向接受论，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效果，达到预期的教育目标。
接受美学，亦称“接受反映文论”，是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一个美学理论派别。其创始人是联邦德国康士坦茨大学教授姚斯和伊瑟尔。作为文学理论的一个流派，接受美学使西方文论由“文本中心论”转向“读者中心论”，将文学研究的重点由文学作品本身转移到读者的接受上，是以读者研究、接受研究为着力点的独立的理论体系。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注定是为读者创造的，读者是文学活动的能动主体，如果没有读者的能动接受，文学作品将毫无意义。换言之，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只有在读者的阅读和接受过程中才能得以体现和印证。
从接受问题的角度看，接受美学所关注的读者接受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受教育者接受是两个类似的概念，具有相通性。将接受美学的接受理论观点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既转换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思路，拓宽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视野，又把一些新的教育方法引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对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将不无禆益。
一、思想政治教育借鉴接受美学理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在接受问题的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对接受美学理论的借鉴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
1.思想政治教育借鉴接受美学的必要性
(1)有利于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 接受美学理论认为，美育的根本任务是提高人们对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的鉴别、欣赏和创造能力，陶冶人们的思想情操，提高人们的生活情趣，使人们在思想感情上全面健康地成长。美育能使受教育者心甘情愿地去接受美的教育，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美的熏陶，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出高尚的审美情操，获得精神的满足与愉悦。美育的这些独特性，使之在素质教育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一直以来美育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2)有利于“以人为本”教育教学观的牢固树立 “以人为本”是现代教育的价值取向，也是其基本的教育观念。坚持“以人为本”教育教学观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必然要求。接受美学强调研究读者的重要性，确定读者的中心地位，认为读者之所以重要，就在于“读者绝不是被动的接受，也不能陷于情感的束缚(被感动)，而要靠自我的自由使作品复苏。读者的自由一旦受到损害，就不能生成美的对象，作品就不能得到实现，获得现实的生命”[1]。目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模式是“灌输法”，此种教育方法过分强调施教者的主体性，而忽略了接受者的主体性。通过对接受美学理论的借鉴，“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可以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得到大力贯彻和实施。
(3)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效果的提高 接受美学理论认为，在文学作品活动中，文本的传播和接受效果的好坏，重点取决于读者而不是作者。也即是说，接受者的接受是最本质的，是它赋予了文学作品生命。因此，评价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不应以施教者施教的方式方法为重点，而应以接受主体的接受状态为重点，将接受主体的接受效果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质量与有效性的“试金石”。
2.思想政治教育借鉴接受美学的可能性
(1)思想政治教育与接受美学在接受活动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 接受美学理论认为，整个接受活动是由作者、接受主体、接受客体、接受媒介和接受环境等组成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活动与其相比有很多相似之处，作者相当于教师，接受主体相当于学生，接受客体相当于教科书，接受媒介相当于教学方式或方法，接受环境相当于教育环境。接受美学理论对接受主体的高度关注以及该理论的深入研究，为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探讨接受主体的接受问题提供了基本科学依据和方法论基础，使得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能够借鉴接受美学理论，进而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步伐，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2)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活动本身具有独特之处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接受与接受美学中的接受虽然有共同之处，但也有自己的特点。从接受美学理论角度来看，对精神客体的接受活动可分为两种：一是对科学认识成果的接受，如对科学命题、科学概念、科学知识、科学理论等的接受；二是对价值认识成果的接受，如对善恶、美丑、好坏等价值观念、价值准则、价值导向的接受。从根本上说，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后者，即价值认识方面的接受，其目的主要是使接受主体树立起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某种理想和信念。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接受是关于思想政治信息的接受问题，这些信息与其他学科的信息有不同之处：一方面，它们不具有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种直接实用价值；另一方面，它们却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社会政治倾向性，因而相对来说，这些信息的接受有更大的难度。因此，不能简单地直接套用接受美学理论，而是要借鉴其基本观点和方法，来进行具体的研究和应用。
二、思想政治教育借鉴接受美学理论的路径
加强受教育者的接受研究是新形势下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成效和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解决了接受问题，也就把握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环节。为此，思想政治教育应从以下几方面借鉴接受美学理论。
1.借鉴“期待视野”以促进“视野融合”
“期待视野”是接受美学理论家姚斯美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文学接受活动中，读者原先各种经验、趣味、素养、理想等综合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欣赏要求和欣赏水平，在具体阅读中，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审美期待。”[2]期待视野包括人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审美趣味、直觉能力和接受水平等，会因人而异，因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所以，读者和作品的“视野融合”成为接受美学的一条重要原则。
思想政治教育对“期待视野”的借鉴在于，从接受的差异性出发，找到提高接受效果的根本动因，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双向建构的互动过程中，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视野融合”，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达到预期的最佳效果。
第一，承认接受差异的存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受教育者作为一定历史背景下从事不同实践活动的社会人，其主体性特征的差异将导致接受效果的差异性。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受教育者的接受活动始于“非零起点”，他的知识水平、实践活动、思想状态和社会的文化传统等构成其主体意识和认知结构，决定受教育者在接受过程中的能动选择性。教育者要转变实现思想认识整齐划一的习惯思维，肯定积极性差异；同时区别对待消极性差异，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优化接受。
第二，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受教育者不同程度的接受取决于一系列内外因素，但最根本的一点是人的内在需要。人的内在需要是接受差异存在的关键，也是实现受教育者“视野融合”的根本。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活动是在受教育者自身需要的驱动下进行的，需要越强烈，主体的接受活动就越具有内在的驱动力。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受教育者有受教育的需要、向善的需要、进步的需要、提高思想境界的需要。教育者必须把握这些需要，并有意识地开发这些需要，这样才可以摆脱思想政治教育的被动局面，优化接受；另一方面，如同接受美学要求读者有一定的思想、道德、文化等方面的修养才能实现“视野融合”一样，美学教育对接受的优化至关重要。人的需要可以升华，需要结构可以优化，优化需要即优化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效果不仅受制于受教育者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取决于需要的水平和层次。教育者要对受教育者的需要进行针对性地引导，坚持正面教育，引导受教育者独立思考和自我教育，激发正当而合理的需要，节制不合理的需要，努力实现“视野融合”，进而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效果。
2.借鉴“审美经验”以实现“顺利接受”
接受美学认为，“审美经验”是“读者在作品接受中积累起来的审美记忆、形象信息等构成的直接经验、间接经验、感性经验和理性经验”[3]。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来看，受教育者也有一个“审美经验”，它是受教育者在长期的生活、学习、工作和交流中积淀下来的对审美对象的反映与选择、理解和认知的动态过程。受教育者的“审美经验”具有预置性和可衔接性，对将要受到的思想政治教育起着评价和选择的作用。当受教育者认为施教者所传授的内容、思路和方法与自己的审美经验基本一致或相近时，一般会顺利接受；反之，就会抵制。
如何充分发挥受教育者“审美经验”中的积极因素，让受教育者欣然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呢?接受美学认为，在“审美经验”与作品中间，应该有一个“美学距离”。这种“美学距离”“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要远近适中”[4]。借鉴接受美学理论，思想政治教育既不能脱离现实，又不能完全成为社会现实的传声筒，要把握好合适的“美学距离”，让受教育者感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既不是晦涩难懂、遥不可及，又不是口头白话、肤浅无趣。同时，教育者要密切关注受教育者的“审美经验”，尤其要重视受教育者“抵制接受”的心理研究，以开阔的视野、创新的思路、周密的考虑和广泛的引用，从多种角度、多个层面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传授给受教育者，取得受教育者心理上的共识，从而实现“顺利接受”。
3.借鉴“读者参与”以优化接受主体地位
接受美学提出让读者参与到作品中来，充分发挥读者的能动性。姚斯指出：“只有通过接受者的媒介，作品才会进入变化着的、体现某种连续性的期待视野。而在这样的连续性中，简单的接受将转化为批判的理解，被动的接受会转变为积极的接受，被认可的审美标准将转化为新的、超越这种标准的文学生产”[5]。很显然，在接受美学看来，作品的价值随着接受者的参与，将会得到不断的修正、丰富和补充。因此，姚斯认为“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没有接受者能动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6]。过去，我们比较容易把教育者当作指导者，没有深刻体会出受教育者“参与”教育活动的重要性，而且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总是分出主客双方。而事实上，也存在着双方同时都是主体的相互作用方式。这也就是国外有的哲学家讲的“主—主”模式，它突破了传统的“主—客”模式，突出了受教育者的参与性，这对我们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如何使受教育者参与到教育活动中形成良性互动并凸显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呢?接受美学在这方面给我们的启发就是有意留下空白，留下思考的余地。接受美学家们认为，任何文学作品都具有未定性，都不是决定性的或自足性的存在，而是一个多层面的未完成的图式结构。“正是这些未定性和空白点，为读者留下想象、丰富和补充的余地，促使读者参与对作品形象的再创造，也激励着读者去寻找作品的意义。”[7]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主导性、统一性和确定性，应该服务于一定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要求，在总的目标、基本内容和施教主要途径等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思想政治教育也有和接受美学相似的“未定性”和“空白”。“未定性”是指主导性、统一性前提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层次性、内容的多样性、方法的变动性、途径的全方位性，正是未定性为受教育者搭建了积极参与的广阔平台。“空白”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施教过程中为受教育者留下进一步思考、想象的空间。当前，受教育者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越来越强，我们要在施教过程中主动适应这种变化，顺势而为，使受教育者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理解、体验、要求和建议，优化其接受主体的地位。
4.借鉴“第二文本”以增强接受效果
接受美学认为：“未经过读者阅读的作品只能是第一文本；经过读者阅读后的作品才是第二文本”，“第二文本”是“经过了读者主观的润色、加工与改造，渗透着读者的思想感情。”[8]由此可见，“第二文本”是建立在“第一文本”的基础上的。
从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过程来看，教育者要灌输的内容应该是“第一文本”，而受教育者对教育内容进行理解、想象、体验、改造后形成的新认识，应该是“第二文本”。检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关键取决于受教育者形成的“第二文本”。关注、研究受教育者的“第二文本”，把握受教育者思想变化的轨迹，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也是教育者调整教育内容、改进教育方法，提高教育针对性、实效性和主动性的有效途径。事实上，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受教育者的对外交流广泛、信息丰富、思维活跃，其思想也呈现出复杂化和多元化。这就要求教育者在对受教育者“第二文本”的认识上谨防以点代面、以偏概全，将受教育者的“第二文本”简单化；在教育方法上，要注意点和面的结合，做到因材施教。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受教育者“第二文本”的价值，真正增强教育的实效性和接受效果。
参考文献
[1] 朱立元.接受美学导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40.
[2] 朱立元.接受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13.
[3][4][7][8] 薛永武.西方美学论稿[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0：538，535，5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