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4 15:13:51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非正规金融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目前，非正规金融组织(地下钱庄、资金互助社、合会等)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又重新发展起来，甚至在某些地区已经成为了支撑当地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力量。2000年后，政府加速农村金融改革，推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建设。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作为一个改革的突破口能够起到引导民间资金为地区发展服务的作用，但从各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及资本追求高回报率的属性来看，该方式是否具有普遍可行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因此，全面、快速推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建设是否科学？如何贯彻这样一项引导民间资金“正规化”的政策，并且是否能够有助于社会福利的增进，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二、研究回顾
在看到非正规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的前提下，更多学者认可二元金融共生的农村金融市场结构。张杰(2003)认为我国传统的合作制金融为社员服务的功能逐渐转变为追求利润，导致了制度变迁中非正规金融的再次出现与快速发展，并成为农村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林毅夫、孙希芳(2005)认为非正规金融在农村地区能够长期存在的根源在于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诸多国外学者提出的金融抑制现象对该问题确实有较大的影响，但并不是根本所在。钱水土、陆会(2008)通过对农户贷款来源的实际调研，发现非正规金融的贷款比重远远大于正规金融，而农户摆脱流动性约束是非正规金融机构能够长期与正规金融机构并存的主要原因。并得出结论认为非正规金融更适合农户借贷特点，适应农村经济模式的要求，正规金融的发展应该借鉴非正规金融发展的经验。这一观点与Allen等(2005)对中国非正规金融组织在经济发展中具有明显促进作用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他们认为不应盲目的对非正规金融加以限制，甚至强迫其“正规化”，而应该促进非正规金融的健康成长使其逐渐从“地下”走到“地上”，更好的为经济发展服务。而对于如何走到“地上”这一关键问题，大家的研究各有特色，姜旭朝、丁昌锋(2004)认为成本优势和信息优势是非正规金融得以发展的基础，而随着其自身经营范围的扩大和参与人员的增加，其组织特征出现由“互助”到“过渡”最终到“赢利”的转变，此时就能够实现非正规金融组织向正规金融机构的逐渐转变。胡金焱(2004)强调政府在非正规金融组织走向“地上”过程中的作用，认为政府政策的根本着眼点在于引导、利用非正规金融促进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并对非正规金融制度中某些不确定性进行监管，降低其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和社会危害。而徐璋勇、郭梅亮(2008)提出对于非正规金融的认识不能从政府的逻辑出发，应该充分认识其在农村存在的社会性基础和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刘孝红、巴曙松(2009)更加认可重“实”轻“形”的渐进性的农村会融体系改革，注意发挥国家政策的协同效应和社会资金的引导功能，该研究与李锐、朱喜(2007)的研究具有相同的着眼点，都是强调了农村地区资金供给对经济发展及社会福利改善的巨大作用。王华峰(2006)认为非正规金融是与农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一项自发性金融制度安排，并不是正规金融在农村发展过程中的一项过渡性制度安排。因此，应尝试找出两者合理共存的“临界点”，而本质在于促进农村经济、金融的发展。赵岩青、何广文(2008)认为基于“声誉效应”建立的民间金融组织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然而其缺乏完善的法律行为约束，从而不可能完全替代正规金融机构发挥作用。因此与正规金融机构的“合作”就具有重要意义(Ayyagari，2007)。
因此，如何充分利用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各自的优势，并进一步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增进社会福利也就成为新的着眼点。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对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共生形式进行研究，探索一个二元共生、优势互补的农村金融市场，使其更好地为农村发展服务就具有比较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三、二元共生市场结构下参与主体的行为分析
在二元共生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里，参与资金融通的主体主要有三个：农户、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因此，在理性人的假设条件下，其选择是否进行资金借贷，以及借贷多少的行为都是为了最大化自身的期望收益。
(一)农户的行为选择
假设1：农户进行生产时的资本投入均为借入资本，且不考虑劳动投入。
(二)正规金融机构的行为选择
假设2：正规金融机构在预测自身的期望收益时，不考虑非正规金融机构的行为。
对于正规dylw.net 写作论文金融机构而言，令表示贷款总量，贷款的总成本为(包括前期审核、后期追踪及监督等成本)，并且。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其无法对借款者的信用度及还款能力进行客观评价，也无法连续追踪贷款的投资去向及项目的变化状况，所以，正规金融机构在判断借款人的还款概率与投资的成功概率时，只能借鉴以往的经验，依据过去的平均还款概率与平均投资成功率来进行。因此，其期望收益为：
而在农户与正规金融机构之间存在明显信息不对称以及农业投资受诸多客观因素影响的情况下，正规金融机构对于农户还款的概率判断以及凭借经验对农业投资成功概率的判断不可能都显著大于0.9甚至是趋近于1。因此，对于正规金融机构判断农户进行投资获得成功且如约还款近似一个必然事件的条件要求过于苛刻，且在现实中很难实现。所以，在通常情况下。由此可得，在多数农村地区，正规金融机构的期望收益与其发放的贷款数量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在某些地区正规金融机构不放贷款或者少放贷款。
(三)非正规金融机构的行为选择
假设3：非正规金融机构在估计自身期望收益时，不考虑正规金融机构的行为，但是会参考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即。
对于非正规金融机构而言，由于其对贷款对象的了解是完全信息，因此，其选择贷款的对象均是信用度较好、能够确定还款(投资失败也会尽力偿还)的农户。所以，本文假定其面对的还款概率为
从非正规金融与农户之间的完全信息看，一旦农户发生故意违约行为，此信息将迅速在该非正规金融机构能够影响的范围内扩大，从而使该农户不仅仅在经济层面(抵押品、未来资金借贷等)出现损失，而且其在某个地缘或血缘范围内将再无个人信用 可言，因而使该农户的其他非经济行为也将受到极大的制约，甚至出现难以立足的窘境。因此，农户从非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进行投资时，制定决策往往比较谨慎，多投资于风险相对较低的产品，并且一旦因为客观因素使投资发生损失时，农户会尽力弥补损失，全力归还贷款以维护自己的信用和声誉。所以，即使在农户投资失败时，由于多种抵押及还款形式的存在以及农户维护个人“形象”的行为使真正能够转嫁到非正规金融机构的损失是一个较小的数，同时非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利率水平普遍较高，因此，在通常情况下是普遍存在的。从而说明当非正规金融机构将资金全部贷出时，其期望收益最大。由此可见，自身资金规模是限制非正规金融机构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获得更多收益的最大障碍。
通过对农户、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行为选择的分析可以看出，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均有各自的优势与劣势，两者都无法单独占领农村金融市场。
四、福利最大化的模式选择
(一)福利最大化
本文对社会福利的定义借鉴Detragiache(2008)的研究，社会总福利为期望总产出减去信贷总量与检测成本。从而，本文认为借贷利率高低，是否违约等因素仅仅影响社会总财富在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分配，而不会影响社会总福利。假设F(*)表示社会总福利、表示投资失败后的平均亏损率，由前文所述可得，社会总福利的表达式为：
(二)竞争与社会福利最大化
当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之间为竞争关系时，两者之间仅从自身的优势出发采取策略，即正规金融机构发挥自身的利率优势与资金规模优势，而非正规金融机构发挥自身的信息优势。对比前文所述的正规金融期望收益最大化与非正规金融期望收益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可以看出，在以竞争形式共生时，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是其竞争优势，而当降低时，看似正规金融机构在利用自身优势参与竞争，实际上对于那些最大化期望收益一阶条件能够实现的正规金融机构来说，其期望收益不断降低；而对于那些本来就缺乏贷款意愿的机构来说，其贷款数量与贷款意愿会进一步萎缩。因此，导致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数量无法满足社会福利最大化要求的贷款数量；而对非正规金融机构来说，其贷款数量是否能够满足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取决于其资金规模。当，即非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规模大于社会福利最大化要求的贷款数量时，非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量可以满足社会福利最大化要求的，而超出部分甚至可以通过必要的转换弥补正规金融机构留下的缺口。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浙江、江苏、福建等东部沿海省市的某些地区，非正规金融机构可以独自承担起满足当地资金需求的重任，而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功能趋于薄弱。反之，在那些非正规金融规模相对较小的地区，由于受制于资金规模上限的影响，社会福利最大化要求的非正规金融资金供给水平无法得到满足。由此可见，在以竞争形式共生的情况下，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意愿低，贷款数量少的特征并不会改变，其贷款数量不可能满足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而多数地区的非正规金融机构因为受其资金规模限制，难以满足当地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因此，在竞争性条件下，正规金融机构难以充分发挥增进社会福利的作用，而只有在极少数非正规金融非常发达地区，非正规金融机构可以满足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所以本文认为，在非正规金融机构发展规模并不足以独自支撑当地经济发展需求的广大农村(尤其是内陆地区的农村)，二元金融以竞争形式共生对于社会福利的增进未必具有显著的效果。
(三)合作与社会福利最大化
在这里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能够进行合作的基础在于各自拥有明显的劣势与优势(见表1)，且各自的优势均为对方的劣势所在。因此，这样的比较优势使双方存在合作的可能性。而通过分析各自的比较优势可以发现，组织特征是其产生优势的根源，而一旦一种组织形式经过转化或者逐渐演变之后，丧失了其本质特征，那么其存在的优势也就逐渐丧失了。因此，本文所说的合作是指保持双方各自的本质特征，相互利用对方的优势弥补自身的劣势以谋取更高收益的一种联合。虽然本质在于追求更高的利益，但是前提为保持由组织特征所带来的比较优势。对非正规金融机构来说，在合作之前完全信息使其可以以较高的利率进行借贷，此时，利润率是反映其完全信息价值的最重要标准；而合作后，由于贷款利率及组织形式等一系列问题的改变，使利润率难以成为合作前后进行对比的依据。所以，合作带来的利润总量的前后变化是反映其信息价格的最主要因素。当合作带来的总利润大于竞争时，非正规金融机构更加倾向于“分享”信息以谋求合作②。同样，对于正规金融机构来说，当在合作与竞争两种选择中进行博弈时，总利润③(总期望收益)的变化对其有同样的影响。
当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进行合作时，为了能够使合作具有长期存在的可能性，双方首先需要保证的是各自所拥有的比较优势的稳定，而合作的过程为正规金融机构可以从非正规金融机构获得完全信息，而非正规金融机构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帮助”，突破自身在资金规模上的限制。而这种资金规模的扩大与前期部分学者提出的当非正规金融规模突破某个“临界点”时，其经营风险、信息优势等特点将丧失的问题存在较大的区别。其主要原因在于，在正规金融机构帮助下的规模扩大仅是资金规模的扩大，参与者数量与原始状态相比也仅仅增加了正规金融机构一个个体④，而该个体本身发挥的还是资金供给功能。所以，与过去学者研究的依靠参与者人数增加、地缘范围扩大提高资金规模的扩大形式存在明显差别。从而认为非正规金融机构突破资金规模上限后其组织优势，目标函数、预期收益形式等问题与竞争时保持一致是合理的。因此，本文认为在维护二者比较优势不变的基础上，首先，应该认可非正规金融机构作为一个社会团体的合法组织地位，使其摆脱长期的“灰色”身份；其次，在保持非正规金融机构信息优势的基础上，由正规金融机构对非正规金融机构进行引导，“帮助”其合理发展，从而使其能够长期“扎根”于农村，充分发挥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最后，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为主力，刺激农村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1.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分析
当 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以上述的合作形式共生时，双方可以相互借鉴对方的优点弥补自身的弱点。
其次，对非正规金融机构来说，由于正规金融机构对其进行“帮助”，因此，能够有效扩大其资金规模上限，从而也使其贷款规模能够满足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所以，合作可以有效地使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突破发展“瓶颈”，提供满足社会福利最大化所要求的资本数量。
虽然合作能够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所要求的资本被两个参与主体提供出来，但是，应该看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并没有涉及dylw.net 写作论文利润在各个参与者之间的分配，而对于合作双方来说，追求自身期望收益最大化才是根本目标，因此，社会福利最大化与自身收益最大化之间存在潜在的冲突。所以，需要对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是否具有稳定性做进一步研究。
2.合作的稳定性条件
为了探讨二者合作的稳定性，本文建立以下博弈模型，假设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共同提供满足社会福利最大化要求的资本总量，因此，任何一方提供(0，)数量范围内的资本时，其期望收益水平均不小于0。同时，本文假定双方均有两个行动策略即合作或者不合作，且当采取合作策略时，一旦发生损失由于总资本中包括双方的资本，所以双方提供的资本承担相同的亏损率。同时，当正规金融机构采取合作的策略时，其向非正规金融提供资金“帮助”，并使其贷款总量能够满足社会福利最大化所需要总资本，而提供给非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的回报率与一般贷款利率相同，为。当采取不合作策略时，停止对非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帮助”，从而变为与其竞争。同样，当非正规金融采取合作策略时，其向正规金融机构提供信息支持，并对其提供的“资金帮助”给予与非正规金融机构自有资本同样的“待遇”，而采取不合作策略时，同样转变为竞争。所以，在不同的策略组合里双方具有不同的期望收益。
分析可知，当正规金融机构选择合作时，非正规金融机构选择不合作的期望收益大于选择合作的期望收益，因而在理性人假设下，非正规金融机构选择不合作；如果正规金融机构选择不合作，非正规金融机构根据不同策略下带来的期望收益，仍然选择不合作。因此，不合作是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占优策略。类似的，不合作也是正规金融机构的占优策略。所以，在这样一个完全静态博弈中，(不合作，不合作)是唯一的纳什均衡。从而，如果试图在单一期内构建一种以市场为主导的能够满足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合作方式，那么这种合作方式显然是不可能稳定存在的，即双方均有背叛的动机。而在多期内，由于惩罚机制的存在，任何一方的“背叛”行为都会在未来遭受到对方背叛的惩罚。因此，假定δ为正规金融机构的贴现因子，θ为非正规金融机构的贴现因子。满足下面条件，给定非正规金融机构选择合作，正规金融机构将不会选择背叛：
由(11)式可以看出其表达式大于0。可以判断θ∈(0，1)，符合贴现率值域的要求。
由此可见，当δ、θ满足上述两个条件时，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均有积极性进行合作，同时，也有积极性惩罚对方的“背叛”行为，而由于短期背叛行为带来的利益在长期内显得微不足道，所以满足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策略(合作，合作)是每一个阶段的均衡结果。因此，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可以稳定存在，且(δ、θ)为合作的稳定条件。同时，也应该看到，对于一个微观的农村金融市场来说，稳定条件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数值。显然，对于双方来说，开始合作之后“背叛”成本越高，合作就越稳定，因此，也就更加突显出稳定条件(δ、θ)背后对于监管及相关惩罚机制的要求。
结合前文对正规金融机构期望收益最大化的假设与分析可知，影响正规金融机构的行为决策及其贴现因子δ的最主要因素在于社会平均投资成功率P(S)⑥，所以，将δ对P(S)求导可得：
由(12)式可以看出，正规金融机构的贴现因子δ与平均投资成功率P(S)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从正规金融机构的行为选择出发，其更意愿在社会平均投资成功率越高的地区与非正规金融机构进行合作，此时合作的稳定性条件更加容易实现。而由于P(S)的大小直接反映的是与当地气候、地理特征、经济发展条件等客观因素的状况，所以dylw.net 写作论文，在那些生产条件更加优越，农业科学技术更加发达的地区，正规金融机构的合作热情更加高涨，而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大力推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今天，东部地区的步伐明显快于中西部的原因。同样，结合前文对非正规金融机构期望收益最大化的假设与分析可知，影响非正规金融机构行为决策与贴现因子θ的最主要因素在于资本规模，所以，将θ对求导可得：
由(13)式可见，非正规金融机构的贴现因子θ与资本规模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在那些非正规金融机构规模相对较小的地区，其合作的稳定性条件更加容易实现，该条件同样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地区非正规金融机构拥有较强的合作意愿。资金规模较小的非正规金融机构更加希望通过合作突破“瓶颈”，而对于这些地区的社会福利来说，合作同样为其带来必要的改善。
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分析，本文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在多数地区，正规金融机构缺乏放款的意愿，而非正规金融机构常受制于资金规模的限制，使农户期望收益最大化下的资金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在二者各自拥有得天独厚的比较优势的同时，二元金融共生的市场结构将一直存在。
其次，当二元共生的市场结构长期存在时，在竞争形式下，正规金融机构的期望收益会进一步减少，而非正规金融机构仍然将受制于资金规模的限制，难以更好地发挥作用。因此，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作为理性人，在各自期望收益最大化下的行为选择无法满足社会福利最大化对于资金投入的要求，所以竞争难以对农村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及经济的发展带来明显效用。
再次，在合作形式下，当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各自保持由其组织特征带来的比较优势时，双方之间存在可以相互合作的基础。但是，这样的合作关系 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可以实现，即文中的(δ、θ)条件。
最后，通过对(δ、θ)条件的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对于正规金融机构来说，其更加倾向于在自然条件较好，农业发展基础更加坚实的地区与非正规金融机构合作，显然东部地区的农村就成为其首要选择；而对于非正规金融机构来说，在资金规模相对较小的地区，其合作意愿更加强烈，且合作条件更容易实现。由此可见，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在合作的地域选择上可能会产生冲突之处。
本文提供以下政策建议dylw.net 写作论文：
第一，政府在对农村金融市场参与主体进行引导时，应“重实质、轻形式”，保护市场参与主体对社会福利的积极作用。同时，建立必要的监督体系与惩罚机制，提高参与主体的“背叛”成本，提高合作的稳定性。
第二，合理、正确引导非正规金融组织的发展。应该借鉴一些渐进性的方式，更能体现实地特征，甚至可以允许在某些地区采取一种“非正规金融→过渡性金融→准正规金融→新型正规金融”的转变路径。
第三，通过不同方式促进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合作。在中西部及部分东部自然条件较差，非正规金融发展滞后的地区，政府应该从地区实际需求出发，以需求为导向，通过相关优惠政策的实施，推动两者的稳定合作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而在东部沿海及部分西部自然条件优越，非正规金融发展速度较快的地区，政府更应该充当监督者的角色，以供给为导向，依靠市场的功能对两者的发展进行引导，强调社会福利的增进与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不是某种“形式”的实现。
第四，结合实际，适度推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建设，避免“多而同”的模式。在推进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过程中，应该时刻注意地区间的差异，从实际出发来解决农村经济、金融发展中的问题。
*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注释：
①农村地区多数正规金融机构利率平均上浮比例为20%～60%，以6.06%的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农业贷款利率为7.27%～9.69%。
②除利润总量的增加，合作后非正规金融机构还可以在组织结构、身份、政府政策等方面得到认可和相应的支持，这种潜在“收益”也对其是否选择合作有重要影响。
③本文的分析是以期望收益对其进行衡量，因此，在总收益的改变中已经包括了由于完全信息的使用所带来的资金安全性的提高(、提高)等问题。
④具体的，对于多个金融机构共同出资的问题，我们也可以视为是“正规金融”一个个体。
论文摘要:文章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我国非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历来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根据诺斯和托马斯的双层制度安排假说,我国的正规金融体系是基础性的制度安排,但在改革开放后,这种制度供给已经不能满足私营企业和社会居民的制度需求,使得制度供求处于不均衡状态。我国的非正规金融正是以中小企业和社会居 民为主体,进行制度创新的结果。
1 问题的提出
对我国的非正规金融产生与兴起的原因,已有的文献大都从以下两个方向展开:一条思路是沿着麦金农的非正规金融源于金融抑制的观点进行拓展,如史晋川(1997)、张军(1998)等的研究;另一条思路是沿着 Stiglitz和Weiss(1981)的信贷配给均衡的框架进行研究,如林毅夫(2003)、林毅夫(2005)等认为,信贷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是非正规金融产生和广泛的根本原因,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应当说,这两种观点都可以用来解释我国的非正规金融的起源问题,但他们都无法解释非正规金融为什么会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后逐步壮大兴起。首先,金融抑制并非产生于改革之后,相反,改革前我国的金融抑制尤为突出;其次,不完全信息是银行信贷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不会因改革而有所改变;最后,在我国这样一个具有“二重结构”的国家里,中央政府的强大控制力也不会因改革而失效,但非正规金融为什么会屡禁不止。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都没有很好的解释我国非正规金融的产生问题。
根据诺斯和托马斯的双层制度安排假说,制度安排可分为基础性制度安排和次级制度安排。前者一般由政府充当制度供给主体,通过引入法律、法规、政令等手段加以实施。基础性制度安排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滞后性。
后者是个人或个人团体在获利机会诱导下自发倡导实施的,多表现为私人间的契约安排,具有非正式的特征。在渐进改革进程中。次级制度安排大体上是对现存基础性制度安排的弥补和修正,在某些范畴甚至是一定程度的背离,从而导致对基础性制度安排进行根本性的修改。次级制度安排之所以存在,根本原因在于基础性制度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作者认为,非正规金融是我国经济制度转轨过程,因正规金融制度供给滞后于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对制度服务的需求,由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在正规金融制度边际进行非正式制度创新的结果。因此只有从我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入手,才能找到非正规金融产生的原因,正确把握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趋势。
2 非正规金融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2.1 制度环境变迁:非正规金融的产生的制度需求因素
分析制度环境是指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从逻辑上讲,如果法律上或政治上的某些变化可能会使制度环境发生变迁,并导致利用现存的外部利润机会获利成为可能,那么与制度环境相关的制度安排就会处于非均衡状态,不得不做出一些调整或在其边界进行制度创新。
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制度选择从功能上使得金融实际上成了政府财政的一部分。社会资金大都通过财政手段进行分配,银行的作用只是充当政府的“出纳”,金融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在此阶段,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 被普遍禁止;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货币化水平低,人们 在解决其基本生活需要后几乎没有多少货币剩余。因此,虽然我国存在深度的金融抑制,但在这种制度环境下,金融制度的供给与制度需求是相适应的,整个金融制度处于均衡状态,非正规金融根本没有任何的生存空间。
1979年以后,我国开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这次改革的后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所有制结构和经济资源分配方式的不协调。我国的私营企业不断的发展壮大,对经济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大,但在金融资源分配方面,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 有经济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仍是我国正规金融机构的首要任务,对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无暇顾及,个私企业从正规金融部门融资变得十分困难。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当正规金融的进人变得更昂贵时,中小企业必然会寻找新的金融服务机会、形成相应的规则和约束并使之合理化,即从非正规金融部门筹集资金。
其次,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程度也有所改变。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政府利用其在政治、经济资源上的绝对的控制权,对经济活动进行严格的管制。与此相适应的是政府在制度的供给方面长期居于垄断地位,未得到政府允许的任何制度创新都是非法的,以此将其他个人或团体排除在制度创新的空间之外。改革开放以后,政府逐渐放松了对经济活动的管制,将一部分经济资源的控制权从政府手中转移到私人部门,为权利主体的多元化创造了条件。
最后,经济运行的货币化程度日益提高。改革开放后,收入的货币化分配逐渐取代了传统经济制度下的实物分配,我国居民在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之后,积累了大量的剩余货币。为使其货币资产保值增值,社会居民或组织在运用其货币资产时要兼顾安全性、流动性与收益性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非正规金融正好可以满足这种要求,因此,数量巨大的民间资本所有者受利益驱动而成为非正规金融的供给者或中介人,将小规模的短期储蓄集中起来,为各种类型的非公有制企业提供资金供给,促进货币或资本向投资转化,对正规金融产生“挤出”效应。
2.2 正规金融制度变迁:非正规金 融产生的制度供给因素分析
虽然在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环境变迁中成长起来的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对金融制度服务产生强烈的需求,但在我国,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只是正规金融制度的接受者。我国的正规金融制度变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即它是由政府通过法令等手段进行的,政府在制度选择与制度变革中处于主动地位,是正规金融制度的决定者。由于制度供求主体的地位不同,两者的制度效益分析的出发点也不尽相同,对于作为制度接受者的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来说,只要现有的制度安排使得其净效益不是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中最大的一个,就会使其产生对新的制度服务的需求和新的制度安排的需求以及新制度的潜在供给,即原有的制度安排因供给不能满足需求而处于非均衡状态。作为制度供给者的政府,其制度变迁的供给虽然也是建立在制度成本和效益分析的基础之上,但所依据的不是制度的个别净效益,而是制度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由于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中存在个人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差异,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因制度变迁的供给不足而导致的制度非均衡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这一点在我国的正规金融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改革开放后,国民收入的大部分以各种金融资产的形式,经过银行完成由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原有的“大财政、小银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家利用财政手段支持国有经济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这使得国家在金融制度安排和变迁过程中必然要加强对正规金融机构的控制,通过国有金融系统对金融活动垄断,从居民储蓄中获得大量的资金剩余,为公有制经济发展筹集所需资金,对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采取制度性歧视政策,尽量少地满足其融资需求。由此可见,政府作为金融制度的供给者,由于受到自身偏好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进行金融制度安排时并不一定以国民财富最大化为目标,必然会导致制度供给结构扭曲。即使政府能够克服以上影响,但由于其有界理性、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以及设计、建立金融制度安排所需信息的复杂性 ,它仍然不能校正制度安排的供给不足。此外,由于政府缺乏管理市场经济的经验,对变革的金融制度供给采取“摸着石头过河”方式逐步进行的,对正规金融制度的强制性变迁存在着认识和组织、发明或引进 、菜单选择、启动时间等四重时滞,因此这种强制性的金融制度变迁并不能完全反映市场的需求 。
在金融制度变迁中,即使政府放松对正规金融机构的控制,金融行业的经营特点也会造成金融服务的供给不足。首先,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正规金融机构逐步成为自负盈亏的经营实体,安全性 、流动性和收益性兼顾成为其经营目标。商业银行按照商业化、市场化原则对贷款行为进行规范,信贷标准日趋严格。而民营中小企业由于信息不透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比大企业要高得多。正规金融部门对中小企业群体自然会抑制其贷款冲动。另外,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具有“时间急、频率高、额度小”的特点,正规金融部门贷款手续繁杂,不能及时满足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同时“频率高、额度小”的资金需求也提高了银行提供单位贷款的交易成本。
由于政府对正规金融机构的控制以及正规金融机构的经营特点,使得我国的银行信贷分配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据资料显示,在我国整非国有经济部门从国家银行系统中获得的贷款不足银行贷款的 20%,有组织的银行系统中 80%多的信贷都被分配给了国有经济部门。而在直接投融资中,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被定位于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在股票发行中,有限的额度基本都被分配给国有企业,迄今为止,股票市场中,上市的民营企业不足 10%,通过发行股票筹资的比重则更低。
3 结 语
总之,在我国经济制度发生巨大变革的社会背景下,制度环境的变迁不仅生产出对非正规金融有着强烈需求的中小企业,也生产出拥有大量货币剩余的私人部门和允许多样化权利主体进行制度创新的基本的制度安排。由于正规金融制度的供给不足,金融制度供求失衡意味着现存制度下的巨大利益空间,因而孕育着巨大的制度变迁收益。为了争取现有制度安排下不能获得的外部利润,他们必然会在现有制度的边际进行金融制度创新,导致我国非正规金融最终得以产生,发展和壮大。由此可见,我 国的非正规金融具有 内生性 ,因此对非正规金融不能采取简单的取缔态度,必须通过立法途径引导非正规金融合法化,正规化,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联系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世界性金融危机冲击的现实,政府更应当充分发挥非正规金融的优势,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关键词］农村金融； 城乡收入差距； 金融抑制； 非正规金融
［中图分类号］F832.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339(2012)02-0020-07
一、文献综述金融作为现代经济资源配置的核心，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均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随着农村金融体系的不断发展，中国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却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很多学者讨论了国家整体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多数文献是从中国整体金融发展的宏观视角出发，认为中国整体金融发展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从农村自身金融发展出发，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研究则较少。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如下：
张立军、湛泳（2006）［1］运用改革开放后与农村金融相关的经济数据，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由于农村资金的大量流失，农村金融发展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该研究中仅采用了农户储蓄加上农业贷款之和除以农业产出的比值作为衡量农村金融发展的指标，忽略了农村金融发展具有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率两个方面，所以结论中仅提出要扩大农村金融资源的供给，节制农村资金外流，而未提及农村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姚耀军（2005）［2］从农村金融与城市金融的相对滞后的视角出发，选择了城市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之比的农村金融发展相对滞后指标，对农村金融发展相对滞后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张立军、湛泳（2006）［3］在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作用机制方面进行了研究，提出了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作用机制的三大理论假设，并运用1978～2004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金融发展通过门槛效应、地区与城乡的非均衡性以及降低贫困效率影响城乡收入差距，与理论假设相符。
然而上述文献仅仅使用农村金融规模来衡量农村金融发展，忽视了农村金融中介的效率和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为了更完整深入地探讨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本文将从金融发展的规模、效率以及结构三个方面研究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收稿日期］2011-11-03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研究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理论与实践”（项目编号：11JZD01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付荣（1982- ），女，河南安阳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统计系博士生。
二、 农村金融发展目前，学术界对于农村金融发展没有统一的定义。本文根据农村金融体系的自身特点，对农村金融发展的涵义给予界定：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是指增加农村金融的相对供给数量、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和对内生于农村经济的非正规金融机构进行规范，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在规模上，突出金融相对规模的扩大，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机构有能力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在效率上，防止农村金融资金的流失，并在农村自身经济生产中有效率地对资源重新配置，实现投资收益最大化；在结构上，提高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商业性和自主性，同时，规范非正规金融机构，形成合理的内生于农村经济的金融结构。
1. 农村金融的相对规模
国际上常用金融相关比率（FIR）［4］来衡量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即在某一时点上现存的金融资产总额与国民财富之比，为了方便，常用金融资产总额与一国的GDP之比来计算。衡量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相对规模时，以上述表达式为基础，结合实际加以变动。在我国农村金融系统中，银行业具有极强的垄断地位，它对各农村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直接、最重要的，因此，以各类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总和作为农村金融资产总额的一个窄的衡量指标，同时选取农村GDP总值来衡量农村经济生产总值，定义农村金融相关比率RFIR（Rural Financial Interrelations Ratio）为全部农村存贷款总和与农村GDP之比，即：
RFIR=RC+RDRGDP（1）
其中RFIR为农村金融相关比率，RC为农村存款总和，RD为农村贷款总和，RGDP为农村GDP农村GDP根据各年的《中国农村经济绿皮书》整理而得。。
2. 农村金融发展的效率指标
农村金融发展的效率主要分为农村金融资源的转化效率和配置效率两部分。［5］金融资源的转化效率衡量农村的大量存款是否有效转化为农村贷款，是否满足了农村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农村金融的配置效率是指农村金融资源即农村贷款是否根据市场利率自由流动，在重新配置中是否达到了帕累托最优。
（1）农村金融资源的转化效率。在农村的金融市场中，金融资源的供给来源多是农户在银行中的储蓄，通过银行转化为贷款流入资金市场。但其中只有一小部分金融资源转化为农村贷款（包括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投入到农村自身经济的生产中。因此，对于农村金融效率中的转化效率，应着重考察农村金融机构对储蓄的转化能力，即农村储蓄转化为农村贷款的能力。
因此，选取农村存贷款比率（SLR）来衡量农村金融转化效率：
SLR=RLRS（2）
其中RS和RL分别为农村储蓄和农村贷款。
（2）农村贷款的配置效率。衡量农村金融机构效率的另一方面是农村贷款在生产中的配置效率，即金融资源在生产过程中的重组是否实现了帕累托最优配置。
我国农村贷款分为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两大部分。其中，在政府主导的农村信贷体系下，农业贷款主要是针对农业生产的需要，向国有农业企业、农业生产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的贷款，农业贷款效率较为低下，而且增大了农村金融风险。［6］而乡镇企业贷款主要是为农户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服务的，用于创建各种企业来支援农业发展。农业贷款的配置效率往往低于乡镇企业贷款的效率。
因此，采用乡镇企业贷款与农村GDP的比率来衡量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亚洲开发银行（1992）以对私人部门的信贷量与名义GDP之比反映资金配置状况，King和Levine（1993）提出指标PRIVY等于提供给非金融私人部门的信贷与GDP的比率，两个指标的上升均表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ALLOE=RELRGDP（3）
其中，ALLOE为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REL和RGDP分别代表乡镇企业贷款和农村GDP。
3.非正规金融的相对规模关于农村正规金融在拙作《金融发展的规模、效率》中已经给予全面的讨论，因此，对于衡量农村金融结构的指标，本文选择非正规金融的规模测算。
与正规金融不同，非正规金融由于缺少政府部门的正式监管以及大量非正规金融机构的隐蔽性，无法对其进行统计，缺乏准确的官方数据。因此，要衡量非正规金融相对经济发展的规模，必须先对非正规金融贷款总额进行测算。
（1）非正规金融贷款总额。由于缺乏公开准确的农村非正规金融总额的统计数据，所以一般采取抽样调查研究或者模型估计进行测算。本文利用田光宁等［7］估计出的农村非正规贷款的上下限，求其平均和来代表农村非正规金融渠道贷款额。
IRL=IRL1+IRL22 (4)
IRL1为非正规贷款总额的下限，IRL2为非正规贷款总额的上限 IRL1和IRL2数据来自田光宁、李建军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金融支持结构演变》中的测算结果。，IRL为农村非正规金融贷款总额的测算。
（2）非正规金融相对规模。［8］依照金融发展理论中衡量金融发展规模的指标设计方法，得到一个相对准确地衡量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相对规模的指标，即农村的非正规金融相关比率，采用非正规金融贷款总额与农村国民收入的比率。
IRF=IRLRGDP (5)
其中，IRF代表农村非正规金融相对规模，IRL代表农村非正规金融贷款额，RGDP代表农村GDP。
三、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分析我国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效率以及非正规金融相对规模见表1。
表1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效率及非正规金融相对规模
年份RFIRSLRALLOEIRF年份RFIRSLRALLOEIRF1978年0.27 0.89 0.01 0.26 1994年0.44 0.79 0.79 0.18 1979年0.28 0.79 0.01 0.29 1995年0.35 0.78 0.78 0.20 1980年0.32 0.87 0.01 0.28 1996年0.46 0.79 0.79 0.16 1981年0.34 0.82 0.01 0.32 1997年0.49 0.78 0.78 0.21 1982年0.35 0.77 0.02 0.34 1998年0.54 0.82 0.82 0.20 1983年0.36 0.74 0.03 0.32 1999年0.57 0.82 0.82 0.19 1984年0.42 1.03 0.06 0.30 2000年0.57 0.73 0.13 0.17 1985年0.39 1.02 0.09 0.27 2001年0.60 0.72 0.13 0.16 1986年0.47 1.08 0.12 0.29 2002年0.56 0.71 0.12 0.14 1987年0.50 1.10 0.13 0.27 2003年0.59 0.70 0.12 0.13 1988年0.46 1.14 0.13 0.24 2004年0.57 0.68 0.10 0.13 1989年0.49 1.12 1.12 0.27 2005年0.59 0.63 0.09 0.10 1990年0.52 1.08 1.08 0.31 2006年0.57 0.54 0.06 0.08 1991年0.57 1.00 1.00 0.27 2007年0.55 0.53 0.06 0.07 1992年0.59 1.01 1.01 0.21 2008年0.57 0.48 0.06 0.08 1993年0.52 1.04 1.04 0.17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农村金融相关数据整理而得。
农村金融的相对规模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农村的金融相关率体现了我国农村经济的货币化水平。该比率从1979年的28%提高到2008年的57%，其中农村FIR在2001年达到最高点为60%，进一步表明经济货币化程度在农村是逐渐加深的。
农村金融资源转化效率逐渐降低，存贷款比率缩小，说明银行将存款转化为贷款的能力减弱，农村储蓄与农村贷款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农村资源的转化效率在1984～1993年普遍较高，甚至有些年份大于1；但是在1993年后转化效率逐渐降低，到2008年底降至0.48。农村贷款与农村存款的差距越来越大，大量的农村金融资源流失。
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指标ALLOE区分了农村贷款总量中投向乡镇企业的部分和单一投向农业的部分，指标值越大代表投向乡镇企业的贷款比重越大，农村贷款配置效率越高。我国农村金融贷款配置效率经历了先上升，再平稳波动，而后下降的变化过程。从1978～1987年，十年间从最初的0.01增加到了0.13，其原因是农村的乡镇企业多是经营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农村贷款使得乡镇企业得到了迅猛发展，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金融贷款的配置效率较高。从1988～2003年配置效率一直在0.15~0.12之间平稳波动，但2003年以后开始下降，2008年下滑至0.06。在这个阶段农业贷款大大超过了乡镇企业贷款，2003年农业贷款为8 411.35亿元，2008年底升为17 628.82亿元，增长了110%，而乡镇企业贷款数额基本保持不变。农业生产的弱质性和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明显放缓造成了农村贷款配置效率下降。
非正规金融相对规模在长期内呈下降的趋势。从1978～1991年，由于农村金融资金流失，用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正规金融资源的供给短缺，使得一大批非正规金融借贷发生。IFIR在0.30左右轻微波动，说明非正规金融在农村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从1992～2000年，政府出台取缔非正规金融的政策，但由于农村非正规金融对地方经济有着有利帮助，使得地方政府与非正规金融“合谋”，出现了非正规金融屡禁不止的状况。因此IFIR在0.21到0.17之间呈波动下降趋势，但是下降趋势并不明显。从2001～2008年，受信息、交易成本等因素的制约，导致农村非正规金融在规模和范围上的劣势。［9］同时正规金融机构在服务农村经济方面不断完善，农信社采用浮动的存贷款利率，上调了农村贷款利率，减少了金融资源供给方面的抑制性；而且小额农户贷款的大量发行，使得农民更容易在正规金融机构取得符合自身经济发展需求的小额贷款。IFIR从0.16快速下降到0.08，下降的幅度达到50%。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农村金融规模相对较小，农村金融需求受到抑制；［9］农村金融资源的转化效率低下，农村金融资源严重流失；用于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的乡镇企业贷款短缺，农业贷款尚未形成规模经济，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内生于农村经济的非正规金融发展遭遇“瓶颈”，相对规模逐渐缩小。
四、 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我们运用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金融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数据建立半对数模型如下：
lnCJ=c+α1FIR+α2SLR+α3ALLOE+α4RIF+ε（6）
其中，CJ为城乡收入比率；FIR为农村金融发展规模；SLR为农村金融机构的资源转化效率；ALLOE为农村贷款的配置效率；RIF为非正规金融规模；ε为估计误差。
1. 变量平稳性检验。
为避免出现伪回归问题，使用ADF检验对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
城乡收入差距、农村金融相关率、农村金融资源转化效率、农村贷款配置效率、非正规金融规模均是非平稳序列，而且这些变量经过一阶差分后均平稳，故这些变量是一阶单整的。所以可以对这些变量进行下面的协整检验（见表2）。［10］
表2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变量检验类型ADF临界值（1%）临界值（5%）平稳性Problncj（c，t，0）-2.8995-4.2967-3.5683不平稳0.1767D(lncj)（0，0，2）-2.5741-2.6534-1.9538平稳0.0121RFIR（c，t，1）-2.7664-4.3098-3.5742不平稳0.2199D(RFIR)（0，0，1）-3.4193-2.6501-1.9533平稳0.0013SLR（c，t，1）-0.6777-4.3098-3.5742不平稳0.9655D(SLR)（0，0，1）-2.9184-2.6501-1.9533平稳0.0051ALLOE（c，t，1）0.7129-4.3098-3.5742不平稳0.9625D(ALLOE)（0，0，0）-7.9491-2.6471-1.9529平稳0.0000RIF（c,t,0)-3.5313-4.2967-3.5683不平稳0.0540D(RIF)（0,0,0)-4.8474-2.6471-1.9529平稳0.0000资料来源：作者利用计量软件计算得出。
2. 协整检验。
本文采用Johanson协整检验来分析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效率以及非正规金融规模的长期关系。
首先，构建包含城乡实际收入比率对数、农村金融相关率、农村金融资源转化效率、农村贷款配置效率、非正规金融规模五个变量的VAR模型，用AIC、SC信息准则和LR等统计量作为VAR模型的最优滞后期数的检验标准。检验结果见表3，最优滞后期数为1。
表3最优滞后期数的选择
LaglnLLRFPEAICSCHQ0 185.8747 NA 2.63e-12-12.47412-12.23838-12.400291 299.9373 180.9268* 5.83e-15*-18.61636-17.20192*-18.17338*2 326.019632.37811 6.41e-15 -18.69101*-16.09786-17.87887资料来源：作者利用计量软件计算得出。
其次，采用Johanson协整检验来分析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效率、非正规金融规模的长期关系。结合ADF单位根检验的结果，采用包含常数项、不包含趋势项的协整检验形式，同样选取滞后期数为1。
表4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迹统计量)
协整关系个数特征值迹统计量5%临界值置信概率None* 0.742973 87.92802 69.81889 0.0009At most 1* 0.561219 48.52942 47.85613 0.0431At most 2 0.481348 24.64051 29.79707 0.1747资料来源：作者利用计量软件计算得出。
协整检验结果由表4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五个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表明农村金融相关率RFIR、农村金融资源转化率SLR、农村贷款配置效率ALLOE、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RIF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
3. 误差修正模型的建立。
构建如下VEC模型:
lncjt=αlncjt-1+βrfirt-1+γslrt-1+ηalloet-1+λrift-1+ecmt-1+C
rfirt=αlncjt-1+βrfirt-1+γslrt-1+ηalloet-1+λrift-1+ecmt-1+C
slrt=αlncjt-1+βrfirt-1+γslrt-1+ηalloet-1+λrift-1+ecmt-1+C
alloet=αlncjt-1+βrfirt-1+γslrt-1+ηalloet-1+λrift-1+ecmt-1+C
rift=αlncjt-1+βrfirt-1+γslrt-1+ηalloet-1+λrift-1+ecmt-1+C（7）
其中ecm为误差修正项。如果变量之间存在的长期协整关系为如下形式：
lncjt=θ1rfir+θ2slr+θ3alloe+θ4rif+C（8）
则误差修正项为：ecmt=lncjt-θ1rfir-θ2slr-θ3alloe-θ4rif-C(9)
长期均衡关系为：lncj=84.75rfir-18.92slr-85.39alloe-38.93rif-0.24(10)
没有差分的协整模型表现出城乡实际收入比率对数、农村存贷款比率、农村贷款配置效率、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等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代表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金融相关率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正的影响，即城乡收入差距随着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而增加；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包括金融资源转化效率SLR和贷款配置效率ALLOE）和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RIF均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负的影响，随着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和非规模金融规模的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将会缩小。而且这四个有关农村金融发展的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
在差分后的方程中误差项ecm系数反映了短期波动对长期均衡的影响。在城乡收入差距方程中，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负数，而且显著。这说明当城乡收入差距偏离其长期均衡状态时，误差修正项对其有负向的调整作用，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即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误差修正模型以-0.006985的速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
4. 格兰杰因果分析。
Granger(1988)指出，如果一对时间序列是协整的，那么至少存在一个方向上的Granger因果关系。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效率、非正规金融规模是存在协整关系的，因此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效率、非正规金融规模是否具有短期的因果关系。
表5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考察变量零假设F统计量置信概率RFIRRFIR不是LNCJ的Grange原因26.47232E-05LNCJ不是RFIR的Grange原因1.168540.2893SLRSLR不是LNCJ的Grange原因0.473120.4974LNCJ不是SLR的Grange原因9.954960.0039ALLOEALLOE不是LNCJ的Grange原因18.18280.0002LNCJ不是ALLOE的Grange原因7.578590.0104RIFRIF不是LNCJ的Grange原因15.19770.0006LNCJ不是RIF的Grange原因0.298960.5890资料来源：作者利用计量软件计算得出。
格兰杰检验结果说明：至少在95%的置信水平下，农村金融发展规模RFIR、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中的贷款配置效率ALLOE以及非正规金融规模RIF的变动都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反过来，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会影响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中的资源转化效率SLR。
5. 脉冲响应分析。
利用VEC模型分析城乡收入差距LNCJ对于一个标准新生信息的脉冲响应。图1为基于VEC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横轴代表追踪期数，纵轴代表响应程度，描述了城乡收入差距LNCJ对其自身、RFIR、SLR、ALLOE及RIF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在各期的“响应”。
图1城乡收入差距脉冲响应城乡收入差距LNCJ对于自身信息的一个标准差扰动的影响为正，在第1期影响最大，约为0.045，随后逐渐下降。
LNCJ对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RFIR信息的一个标准差扰动的影响也为正，意味着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将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其影响在第1期为0，第6期达到最大，此后基本不变。这表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滞后效应在第6期得到完全的展现并长期保持。
LNCJ对于农村金融资源的转化效率SLR信息的一个标准差扰动的影响第5期以前是负的，而从第6期开始影响变为正的。这表明在前5期扩大农村储蓄转化为农村贷款的能力有助于减少城乡收入差距。
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ALLOE的一个标准差扰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前8期是正的，到第9期逐渐变为负的，说明农村金融机构加大对乡镇企业贷款的比重、增强资金的配置效率，是可以减少城乡收入差距的，但是有着较严重的滞后性。
LNCJ对于非正规金融规模RIF信息的一个标准差扰动的影响是负的。在第1期为0，而后负的影响逐渐变大，到第3期达到最大，为-0.0074，随后保持不变。说明合理地规范和发展非正规金融的规模，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且这种负效应将持续保持。
五、 结论性评价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这符合金融发展理论的主流观点。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是城乡收入差距的Granger原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贡献度高达49.53%。其隐含的政策结论是：农村金融相对规模的扩大放大了金融城乡非均衡效应，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所以不能单纯地增加金融机构在农村的网点，只有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改善农村资金外流的状况，才能扩大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农村金融资源的转化效率SLR与城乡收入差距是负相关的，SLR的一个标准差的扰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前5期均是负的。这表明通过加强农村储蓄转化为农村贷款的能力来提升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减少农村金融供给的抑制性，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农村金融贷款的配置效率ALLOE与城乡收入差距是负相关的，并且农村贷款配置效率是城乡收入差距的Granger原因,但是这种负相关性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表明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向乡镇企业、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倾斜对农村经济增长和缩小城乡差距有积极的影响，所以应强调乡镇企业融资问题的重要性。
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RIF与城乡收入差距是负相关的，是城乡收入差距的Granger原因，而且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可知，非正规金融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积极影响是长期有效的。这表明内生于农村经济的非正规金融机构是适合农村经济发展的，规范和扩大非正规金融，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增长，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相对收入，进而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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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Impact of Rur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Fu Rong
(Economics Colleg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110036,China)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农村金融从无到有,日趋完善与发展,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与农村经济发展相配套的农村金融体系。这一体系以正轨金融为主导、非正规金融为补充。但是由于现今城乡差距大、农民收入低等问题依然突出,使得我国现有的农村金融体系存在许多缺陷和固有问题。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将推进农村金融发展提到了相当的高度,提出深化我国农村金融改革是发展农村经济的必要前提,国家开始有步骤的逐步大力支持农村金融的健康发展。本文从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和现状出发,分析了目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的诸多缺陷和问题,指出了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一、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构成
目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是一种以正规性金融为主导、非正规性金融为补充的体系结构,正规与非正规金融互为补充,共同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服务。
(一)正规金融机构及其主要职责
1.中国农业银行:支持农业生产和农产品销售,既经营商业性业务,又经营政策性业务,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开始进行商业化改革。
2.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承担国家规定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并财政性支农资金的拨付。
3.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中唯一一个与农业农户具有直接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是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中向农村和农业经济提供金融服务的核心力量。
4.农村邮政储蓄:吸收储蓄,再把储蓄资金转存入中央银行,开展存贷业务。
(二)民间金融形式
农村非正规金融是指农村中非法定的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间接融资以及农户之间或农户与农村企业主之间的直接融资。目前,我国的民间金融主要有三种形式:
1.无组织无机构的个人借贷和企业融资(如企业相互融资、企业非法集资等);
2.有组织无机构的各种金融会,属于互助资金性质;
3.政府没有认可的有组织有机构的各种融资形式,如私人钱庄、典当行、基金会等。
二、我国农村金融存在的缺陷和问题
虽然我国农村大部分地区已经达到温饱,正在向小康迈进,但GDP 的增长速度较为缓慢,与大城镇的经济发展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农村金融体系未能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而且其自身发展还存在诸多缺陷和问题,造成了农村资金匮乏,使其不能充分发挥潜在优势。
(一)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单一,金融机构匮乏
目前,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已形成了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三驾马车”共存的局面。但是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其业务经营范围十分单一,专门行使粮、棉、油收购贷款资金的封闭管理,业务空间日益狭小;本来“重农”的农业银行将竞争视角从农村转向城市,农村网点大量撤并,人员锐减,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上投入相对较少。因此支持“三农”经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农村信用社身上,使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更为单一。
(二)农村信用社包袱沉重,力不从心
由于农村信用社多年积累的历史问题较多,又受到资金规模、硬件设施、业务品种、结算条件等方面的限制,普遍存在资产质量不高、经济效益欠佳和人员素质欠缺等问题,肩负的职责与自身的能力不相匹配,致使农村信用社在支持“三农”经济发展过程中力不从心。
(三)农村金融机构资金外流严重,金融机构撤离加剧
农村政府指导下的政策银行,众多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业保险,邮政储蓄等等机构更多的成为名义上支持农村建设的机构,这些机构更多的将农村资金流向上级城市,正式的金融机构实质上并未履行农村金融资金供给的责任。除此之外,大量国有商业银行纷纷从农村金融体系中撤离,据不完全统计,国有商业银行撤并机构达到4万个。农村金融机构中有限资金的外流加之国有商业银行的纷纷撤离给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四)农村贷款利率偏高,利息负担较重
目前,农村金融贷款利率偏高,加重了农民的贷款利息负担。尽管中央规定了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的区间,但由于农村金融市场不够发达,在利益机制的驱使下,其贷款利率不但不可能下浮,而且也不愿意低浮,使农民贷款优而不惠。
(五)非正规性金融服务活跃但问题突出
与农村中正规性的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相比,农村中非正规性金融服务非常活跃,主要是民间的、地下的借贷需求增加,规模不断增大。这些金融服务虽然一定程度上起到优化资源配置、便利交易、补充农村正规金融服务的作用,但是,这些金融活动风险大、利率高,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宏观调控的效果,影响了正常的金融只需,加剧了农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六)农业保险发展滞后
农业是高风险的产业,我国又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但当前我国农村保险业发展滞后,无法满足农村经济对风险控制的需求。由于农业保险的“高风险、高成本、高赔付”特征,加上不可预测因素多,预期收益低,与保险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相左,各保险公司不愿涉足农业领域,积极性低。
(七)农村政策性金融支农力度不足
当前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资金来源不足,大多数由政府全部或部分出资,而且在运营中多靠政府扶持。支农力度不够,在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经济活动等方面作用较少,对农户、个体工商户、涉农民营企业支持也有限。
(八) 农村小额信用贷款发放难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小额农户贷款对于急需脱贫致富的农民群众无疑是雪中送炭,但农村金融机构却很难发放。主要原因,一是一些农民信用观念淡薄,逃废债务等违规行为时有发生;二是小额农贷业务量超常,放贷成本高;三是清收手段脆弱,致使很难使用依法起诉、强制扣款、变卖资产等手段清收贷款;四是农民风险防范能力弱,受社会、自然、市场条件的影响很大,小额农贷风险很大。
三、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策及建议
(一) 发展多种类型的农村金融机构,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引导金融机构根据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前景,尽可能地发展多层次的网点。规范和引导民间金融,适当发展农村互金融组织和互担保组织,逐步完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二) 继续推动和不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加强其合作金融功能
积极拓宽农村信用社信贷支农渠道,加大对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和涉农产业龙头企业的支持力度。大力开展和开发农村信用社的中间业务,提高盈利水平。对农村信用社进行股份制改造。
(三) 加速推进农业担保和保险业务,分散和降低农业风险
适当降低担保机构设立门槛,鼓励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快发展农产品期货市场,开发农产品期货新品种,鼓励农产品生产经营企业进入期货市场开展套期保值业务。进一步完善农村地区的信贷市场、保险市场、期货市场,建立功能完备、分工合作、竞争适度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
(四)建立农村利率定价机制,降低农民贷款成本
制定符合农村信贷资金供求特点的利率管理政策,对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等支农贷款要实行优惠利率,以减轻农民的负担,增加农民收益。建立科学、合理的贷款利率定价机制。增加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优惠贷款利率,以降低农村居民特别是偏远落后地区农村居民的融资成本。
(五)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
利用政策扶持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对农村金融组织要执行有差别的监管政策。通过财政补贴、担保或税收减免等措施促使金融机构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信贷投入,实行支持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税收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经营。
四、总结
农村金融作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最为重要的资本要素配置制度,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尽管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的整体水平不高,农村金融体系存在一定的缺陷和问题,但是,通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农民自身各方面的调整,农村金融体系一定会逐步完善与健全,将会为我国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张贞,肖庆业.农村金融服务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老区建设,2008:19-20.
论文关键词：民间金融；正规金融；制度保障；金融服务体系
论文摘要：民间金融问题既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它往往既是金融创新的源泉，也是金融制度变迁的初始状态。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不论政府态度如何，民间金融活跃的现实是毋庸置疑的。但民间金融囿于自身的特点和弱点，在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社会经济运行带来一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对我国民间金融运行特征及其影响分析，探讨其未来的规范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引言
长期以来，民间金融在我国被列为地下金融或灰色金融进行一味地整治，企图利用行政手段来解决民间金融问题。实践证明并不成功，出现了“整”而不倒，“治”而不顺的局面。根据央行调查统计司对民间融资的调查推算，我国目前的民间融资规模约为9500亿元，占GDP的6.96％左右，占本外币贷款的5.92％左右。如此大规模的资金在体制外循环，蕴含着很大的金融风险。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为维护我国正常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客观上要求对体制外循环的资金进行规范和整顿。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处于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时期，在这一渐进的体制变迁过程中，整个社会的经济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特征。城乡经济和金融发展极不平衡；同时，多种所有制成分、多种经营形式、多种经营层次并存的情况在我国也将长期存在。为此，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和分布在广阔农村的农户，由于其自身的一些弱点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完全通过正规金融部门获得庞大资金需求的满足，有相当一部分需要求助于民间金融。这是我国民间金融发展的原动力。这就意味着我国的民间金融将长期存在下去，是我国金融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民间金融的内涵界定
到底何谓民间金融，理解角度不同，对其内涵的概念表述也不同。姜旭朝认为：“民间金融就是为民间经济融通资金的所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资金运动。”这一界定主要是从资金服务对象角度考虑的。而美国经济学家吉利斯以是否纳入国家的金融监管体系为标准，把民间金融定义为：“未能纳入国家金融监管体系的非正规金融机构”。另外，还有学者从经营权角度对其进行界定，认为“民间金融是由民营金融机构提供的各种金融服务和与此相关的金融交易关系的总和”。可见，民间金融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从不同角度分析，自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上述对民间金融概念的表述都是将制度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即假设制度不变。事实上，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带有明显的转型特征。在这一过程中分析民间金融，制度因素是不能不考虑的，因为制度的变迁对民间金融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可以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民间金融进行界定：民间金融是指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经济主体(自然人或法人)在正规金融体制以外，进行的合理的资金融通活动，它的产生属于需求诱致型的金融制度安排。
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民间金融和非正规金融有着很大的交叉，但却属于两个不尽相同的范畴。民间金融只是非正规金融的一种特殊形式，而非正规金融是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补充。相对于其他形式的非正规金融而言，民间金融带有更多的一般性，主要是金融管制的产物，是在主流金融体制之外而生的体制外金融形式。
三、我国民间金融的运行特征
近年来，我国的民间资本在农村经济、民营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民营经济的资金需求起到了巨大的支持作用。总体来看，呈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特征：
1发展速度快，融资规模逐年扩大。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主体的日益多元化和快速的发展，民间金融的融资规模逐年扩大。我国的民间金融主要发源地在农村，从1986年开始，农村的民间借贷规模己经超过了正规信贷规模，而且每年以19％的速度增长(何安耐，胡必亮。2008)。2005年末，央行的统计数据认为，目前我国民间融资规模在1万亿元人民币以上，民间融资规模与正规途径融资规模之比平均达到28.07％。
2活跃程度与民营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区域金融生态发展有关。经济发达、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民间借贷相对不太活跃，对正规金融的替代作用有限；商品活跃程度低、民营经济欠发达地区，民间借贷相对平稳，规模较小，利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借贷行为集中在生活消费领域；而民营经济较为发达、商品集散的沿海地区和中部部分省份，资金流动性强，资金需求旺盛，民间借贷活跃，民间融资规模大，利率高，如湖南、山西等。
3参与范嗣和参与主体更趋广泛化。从参与来看，民间金融融入了农业、制造业、采掘业、房地产、商贸餐饮业、养殖业等多种行业。从参与主体来看，民间金融的借贷主体扩大到城乡居民、个体私营业主和机关公务员等个人和群体。
4形式多样化发展。除个人和企业间直接借贷、企业集资、私募基金、资金中介以及地下钱庄形式外，还有合会、小额贷款公司、商品寄卖行、典当行等机构大量参与民间借贷，但“向别的企业或者个人借”和“职工集体融资”是民间融资的主要方式，占民间借贷的绝对比重。
5缺乏约束，潜藏着较大的风险。民间金融活动主要包括微观风险、中观风险和宏观风险三个层次。微观风险指的是民间金融活动给交易各方带来的风险；中观风险多出现在以“一对多”为主要特征的集中型民间金融活动中，通常会对一个地区的金融和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冲击；宏观风险则是民间金融活动的加总对整个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的潜在影响。由于民间金融活动缺乏应有的风险约束机制，不需要外力的干预即可实现契约的完全履行，但在中观风险和宏观风险的防范与控制方面往往超出了民间金融活动参与主体的能力掌控范围，易产生较强的负外部性。
四、规范发展民间金融的必要性分析
(一)民间金融缺乏监管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1影响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不利于国家产业政策的实施。由于受民间金融的自发性、盲目性、逐利性以及民间融资主体生产经营和管理素质所限，大部分资金流向进入门坎低、短期内能看到收益的行业。这类行业的相当一部分是当前的需求热点，以高耗能、高污染和技术水平低的行业和项目为主。这样，民间金融不仅助长了热点行业过热，同时也形成更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生产过剩，影响总供求的平衡和国家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
2对正规金融机构的业务造成冲击。民间金融缺乏制度保障，存在制度风险；民间金融资金规模普遍较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差；加之民间金融存在的组织结构不健全、管理落后等问题，导致民间金融具有较大风险性。由于民间借贷活动的频繁发生，个别人尝到了甜头，在利益的驱动下，便开始非法吸收存款、高利率发放贷款，办起了非法“地下钱庄”，扰乱了金融秩序。
3引致矛盾和纠纷，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民间借贷通常是在借贷双方都认可的利益条件下，通过口头约定或简单履约的情况下进行交易的，手续简便，很不规范，缺少必要的抵押担保制约和法律程序，整个交易极具风险，从而容易引发债权、债务纠纷。也正是由于民间金融机构的“地下性”，有时甚至会被非法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所利用，可能导致区域性金融风险，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二)规范发展民间金融的积极作用
1有利于为巨大的民间资本寻找出路。我国民间资本存量的绝对值是巨大的，已成为继国有资本、跨国资本之后的第三支力量。由于正规的投资渠道匮乏和理财知识所限，大量的民间资本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民间资本或者闲置或者低效运转，缺少合理出路。让这些资金找到合适的投资渠道，既满足了民间资本的逐利需求，又对国家经济发展有益。
2有利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小企业发展非常迅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支生力军，但目前我国的金融机构信贷门槛过高。而且贷款手续复杂、耗时长、成本高，且对借款人资格审查、担保人经济状况都有严格的界定标准，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的规模小、资质差等因素使得其获得贷款的成本较高、几率较低，中小企业所得到的银行信贷还不到贷款总额的30％。
3有利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由于民间融资松散性、盲目性、不规范性以及随意性，民间融资不可能完全适应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对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及其调控造成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将阻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实施。民间融资会造成大量资金体外循环，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影响国家利率政策实施，截流信贷资金来源等。还可能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甚至酿成相当大的金融风险，妨碍中央银行现金管理，造成金融风险防范与监管的盲区。规范化发展民间金融则可促使政府监管民间资本的流向，从而与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保持一致。
五、规范化发展民间金融的建议
必须认识到，民间金融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制度安排，而是与正规金融并行的重要制度安排。但是，为了克服民间金融所存在的先天弊端，有必要对民间金融加以扶持和引导，形成较为完善的民间金融服务体系。
1改变政府角色定位。我国经济发展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型特征，如果没有政府的首肯和政府角色定位的转变，民间金融的规范化发展是没有保障的。在对待民间金融问题上，政府一方面应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允许其以多种利率水平、多种投融资渠道自由存在，而不是一味地打压和简单地取缔；另一方面应在民间金融合法化后，将其角色定位于为民间金融规范化发展提供服务，在法律框架内放任民间金融的发展，减少不正当干预。
2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确立民间金融的合法身份。如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管理与《贷款通则》、《担保法》、《商业银行法》等相关法规有一定冲突，而监管部门尚未确定相关制度。因此，在发展民间金融的同时，要严把市场准人关，维护市场主体的质量，建立健全市场退出机制。按照法律规定和市场原则实行破产，以保证中小金融机构健康高效地运行。同时应加快制定、完善和落实《放贷人条例》、《民间融资法》、《合同法》等法规体系，使合法的民间金融机构走上法制化轨道。
3实施差别化监管政策，建立健全外部监管。民间金融的规范发展，需要强有力的外部金融监管作依托，否则可能产生制度变迁中的更大风险。在建立民间金融监管制度的基础上，制定具有操作性的差别化监管机制和模式，矫正民间金融发展中存在的经营管理和信用不规范等突出问题。同时还应建立跟踪监测体系，防范民间借贷风险。
4促进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的有效合作和适度竞争。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可以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开展合作，如可以利用民间金融部门的信息优势降低正规金融部门的信息搜寻成本；利用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优势弥补民间金融机构资金不足的缺陷，提高整个市场的金融交易水平。另外，两者可以利用各自的优势在一个好的金融秩序下进行公平有序地竞争，享有公平竞争的机会，满足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
5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规范民间金融行为。所谓利率市场化。是指利率由交易主体根据资金的数量结构、期限结构和风险结构自主决定。要积极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逐步取消利率的行政管糊，尽快形成以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利率形成机制，充分发挥利率在民间融资中的作用。利率市场化不仅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银行资金运作效率，而且有利于民间金融活动由隐蔽性向透明性转变，减少民间金融的监管成本，降低其活动风险。
论文摘要：新农村建设是党和政府在新时期构建和谐社会下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其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在现行的农村金融制度安排下，金融业对农业支持缺口较大，农村金融改革明显滞后。作者分析认为，创新农村金融机制，优化金融组织，以形成适应新农村发展的融资环境和制度支持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我国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中国农村经济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农村发展对资金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需求越来越大，而融资渠道不畅通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压抑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原因。农村贫困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资金缺乏，而资金缺乏归根结底是金融制度安排不合理。因此，如何构建合理的农村金融制度，对于改变农村整体面貌，构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至关重要，也是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下走出困境的有效途径之一。
一、我国现行农村金融制度的缺陷
历经几十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农村逐步形成了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主，多层次、多渠道提供服务的农村金融体系。但农村金融问题突出，商业性金融远离农村，政策性金融支农济，合作社金融名存实亡，非正规金融活动频繁，但管理缺乏规范，资金供给渠道不畅，与新农村建设资金需求极不相称。
㈠涉农金融制度安排不合理
第一，商业银行的趋利性动机使其支农功能严重弱化。近年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定位和经营战略发生重大转变，信贷业务重点逐步向大城市倾斜，县域内的国有商业银行机构大量撤并，对农村的信贷业务逐步减少。同时，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资金管理体制改革，普遍上移贷款权限，县域营业网点逐渐演变成“多功能的储蓄所”，只吸收存款，不发放贷款。随着国家行政体制的大部制改革，政府机构精简，实行乡镇撤并，原来设立的乡镇商业银行网点也将不复存在，银行信贷资金也将退出这些农村市场。
第二，农村信用合作社支农功能发散，势单力薄，而且存在结构性的矛盾。许多地方农信社功效失灵，形成大量不良贷款和亏损挂账。以短期融通为主的资金供应难以满足新农村建设周期长的资金需求，经营的商业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大量资金流向收益率相对较高的城市和非农业部门。另外支农乏力，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筹，对大规模的农、项 目资金投入能力不足，并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业务创新能力和市场化程度不高。
第三，政策性金融支农严重不足。政策性金融机构仅农业发展银行一家，而且基层的机构设置到县域，远离农村，无法为农村建设提供，泛的支持。目前农发行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资金来源渠道和资金应用方式不规范。
第四，非正规的金融供给操作与管理混乱。其形式有自由信贷、典当业信用、民间贴现等，在正规金融支农不足的情况下，非上E规金融为满足农村资金需求发挥重要作用。但现行的金融制度不承认其合法性，非正规金融的法律地位及身份缺失，只能在广大农村开展“地下活动”，其支农效能受到严重限制。
㈢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协调能力不足 目前我国农村存在多种形式的金融组织，但这些金融组织并没有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农业银行作为国家商业银行，市场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业务范围已与其它国有商业银行无异，而各种形式的民间借贷属于非正规的金融部门，不受政府政策上的鼓励与保护，且具有较高的金融交易成本，如今在农村农信社“一家独大”，其它涉’农的金融组织难与其竞争，农村金融组织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各为其事，造成较高的信息成本和资源浪费。
㈢农村金融信用建设滞后，道德风险高 由于缺乏有效的失信惩罚机制，对欠账、赖账的个人惩处力度不大。许多农户受教育程度不高，信用意识淡薄，法制意识薄弱，严重影响了信贷资金的安全。一方面，居住于农村的借贷人通常居住分散，生产手段简单、生产规模小、信贷需求不大的特点，使得金融机构的规模效益难以发挥；另一方面，农村的信贷往往难以严格用于生产性用途，非生产性需求仍是主要的金融需求，为仅实现低小康水平的农户借贷人具有较强的刚性生活融资需求，足出现婚丧嫁娶、疾病、子女上学等问题。
金融品种单一，不适应新农村建设多样化资金需求 收入较低的农户阶层在出现资金缺口时，向亲朋好友寻求无息和贴息贷款的居多，互助信贷为其首选。对于收入较高的农户来说，需要的是大额农资信贷，但是又苦 j：寻找到担保对象和抵押品，因而获得正规贷款的机率较低，而散户人际信贷所能提供的信贷规模又极其有限。目前农村金融业务仍然以传统的存、贷、汇为主，信息化水平低，缺乏信贷服务品种创新，农村金融结算以手工为主，银行汇票、本票等结算工具使用很少，支付结算票化程度低。
二、我国金融制度安排的战略取向与对策
㈠对涉农金融机构支农功能重新定位
建立多层次金融安排，以金融和止规金融优势补的农村金融体系。 第进步加强和完蒋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支农功能。首先，将原属农 银行务范的如于人贫息贷款、农业综合开发划归农业发展银行为这些业务由农行承办将向商业化靠拢，难以得到支农的效；其次，调整信贷结构，逐步将支持晕点农产品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础设施建设领域，以提高农资贷款的利 川效 率，实现 资金优化配 置；冉次，完善政策性金融机构体系，将其机构设置下放到乡镇，可以设一级机构，走进群众，倾听使其成为躬剐其实的支农助农开发银行。
第一，发抨比较优势 ，深化衣信社改革。要奇：足 于农村 ，服务农厂应该牢牢抓住农村这片沃土，，发挥其在乡村 点多、与农户联系紧密的优势：构建独特的企业文化，加强自己业务效率建设，促使内部产，L集聚效应，对外产生辐射效应；创新金融产品，以效益为导向，实施有效的业务创新，在农户中培养一批黄金客户，注意拓展信贷领域，扩人支农范围，加大农村运输业、农产品加工业及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加快电算化建没步伐，发展 兑结算、租赁、咨询、投资理财等中介业务。
第三，积极 引导和规范民间金融。非规金融 已经成为农村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日益活跃。应尽快 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 ，承认其 市场 主体地位 ，给予其合法 的身份 ，同时允许非 公有制资本进入农村金融领域，并对其给 积极疏导，规范其操作降低法律成本，搞活民问金融市场。
（二）宏观调控农村金融市场 促使农村金融主体在竞争中谋求合作，在合作中谋求发展，优化资金配置，实现功能互补。
第一，重新整合现有金融体系，明确各自在农村金融市场上的职责和分工，并尽可能强化合作，信息共享。积极开拓市场，在保证基本重组的情况下，加强监管，规范风险，允许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尝试建立多种所有制形式的金融主体，配置新的竞争力量，如建立农业互助组织、互助保险机构和农村基金等，设立乡镇农行、社区信用合作社。
第二，加强协调机制的系统化建设，催生协同效应，减少组织运转的交易费用。通过对各成员、各环节、各要素的功能磨合和能力整合，使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产生的整体功能远远超出各成员、各环节、各要素的功能之和的效应。由于新农村建设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深化的进程，所以应以动态发展的眼光不断深化改革，不断推动农村金融机构适应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将农村金融机构置于新农村建设的大环境中，通过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协调机制的建设，提高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对新农村建设的贡献度。
㈢加强农村金融信用制度建设
第一，通过创建信用户、信用村镇活动，引导广大农户增强信用意识，推动农村地区信用建设，逐步在农信社和农户间建立良性互动机制和诚信桥梁，对高信用用户在同等条件下简化手续，服务优先，刺激更多的农户遵守信用。
第一，加强对 内授权、对外授信的管理，合理界定信贷授权授信限度，以效益性和风险性原则为标准，根据经营规模、经营实力和经济效益实施不同程度的授予权。同时，授权、授信应视具体情况进行必要的定期调整和期间调整。把好贷款审批关、正确选择贷款投向是新增贷款风险管理的关键，农村信用社应该不断加强信用社班子的民主建设，充分发挥贷审会职能，对贷款决策进行集体审批，减少决策失误，严禁搞“一言堂”[4]。
第三，扣‘击金融欺诈和恶意逃废银行债务等违法行为，保护金融债权。对在清理整顿农资金融机构的 良资产过程中，地方政府要予以帮助和清收，盘活和变现，减少农信社的资产损失。建立科学的网络体系，使信用社和银行同业之间联合起来，利用人民银行的信贷琶记查询系统相互配合，将列入“黑名单”的企业停止对其发放贷款并清理结算户，维护良好的信用环境。呼吁尽快出台《金融债权管理条例》和《金融债务行为处罚办法》，加强社会信用制度建设。
㈣完善农村金融配套设施建设
第一，组建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由于农业固有的高风险，必须主要依靠政府的力量直接或问接支持农业保险。根据农业保险面厂‘量大、风险高与赔付率高等特点，政府应给与财政税收、贷款政策等方面的支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建立由农户、农村经济单位自愿出资形成非赢利性的合作保险组织，承担理赔范围主要是农户的养老、家养牲畜死亡及乡镇企业职工失业保险等。
第二，开发多样化的贷款担保形式。除传统的担保方式、保证和不动产担保外，应探索动产抵押、仓单质押、权益质押，在担保机构上既鼓励政府出资的各类信用担保机构和现有商业性担保机构开拓农村市场，还要积极探索吸收民问资本进入农村担保信贷，推进其市场化。
第三，提供优惠的金融财税。人民银行给一些低息长期再贷款，中央财政分期拨款给信用社补充由于保值储蓄的贴补支出：降低农信社的营业税和所得税税率，对西部地区试点的农信社律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由地方政府承担部分农信社的坏账，再由农村信用社利用自身积累冲销部分坏账；在民间借贷比较活跃的地方，实行灵活的利率政策。
参考文献
[1]黄成莲，温智良．从农户融资看农村金融制度安排的取向[J]．武汉金融，2 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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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村金融市场服务体系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通过对我国农村金融市场服务体系现状的深入分析，找出农村金融市场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并剖析其产生的原因，最后提出完善我国农村金融市场服务体系的对策措施。
关键词：农村；金融市场；服务体系；问题；对策
1农村金融市场服务体系现状
我国的农村金融市场服务体系主要由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三大金融服务市场构成。中国农业银行是中国最大的涉农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主要业务是办理国家规定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农村信用社是农村最基层的金融机构，直接向农户提供贷款，满足农村的资金需求，是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主力军。除以上三个正规金融机构外，还有邮政储蓄、农村扶贫社和民间私人借贷等非正规的金融服务机构。
2农村金融市场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
2.1农村金融机构功能缺失，定位不明确
功能缺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策缺失。表现在中国农业银行商业化运作，大量收缩农村的营业网点，扶贫的政策实施不理想；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功能单一，政策功能不全；农村信用社存在产权不清晰、治理结构不完善、残缺等问题。二是商业缺失。四大国有银行的商业化运作导致农村网点大幅度减少，直接面向农村的涉农业务减少，对农村的信贷只限于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户、农业生产的金融服务处于萎缩状态。
各大金融机构定位不清，农业银行支农功能“边缘化”。农行在农村的机构大幅减少，被撤并的机构主要是面向农村、服务农民的基层营业网点，因此，贷款业务逐渐远离农村，农业银行的大部分贷款投向了城镇工商企业，而农业贷款投入较少。
2.2农村金融服务机制落后,金融机构数量不足，金融服务品种单一
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主要是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随着国有商业银行实行战略调整，县级商业性金融机构逐渐成为“储蓄所”。农业发展银行只限于粮棉油的收购和加工，而无法满足农村生产和农民生活等资金需求。目前在大部分农村已经形成农村信用社一家独撑的局面，然而农村信用社仍停留在手工操作阶段，科技含量低，效率十分低下。由于受技术、人才、资金、交通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农村金融机构结算资金时间长，资金到帐不及时。农村金融机构支农信贷的品种单一，主要以小额贷款为主，而且中间业务欠缺。农村金融功能弱化，金融产品少，金融服务种类单调，基本上只有传统的存贷业务，中间业务和外汇业务种类很少。
2.3农村信贷资金投放不足，资金外流严重
随着国有商业银行撤离农村，为邮政储蓄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形成了与信用社两足鼎立的局面，据统计在新增的存款中信用社约占2/3，邮政储蓄约占1/3，但邮政储蓄只存不贷，随着存放资金的增多，这些资金又回流到城市，同时农业银行存多贷少，吸收的资金倒流到城市，使得农村资金供给缺口加大，加剧了农村资金供求失衡。
2.4农村经济补偿机制缺失
我国农村的保险业发展缓慢，目前只处于初创阶段。农业保险还不适应农业发展的需求。由于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和市场环境的影响较大，使其赔付率较高，商业保险公司的目的是盈利，所以保险公司不太愿意开展农业保险业务。此外，由于农民的金融知识不足，缺乏主动投保的意识，故农业保险的覆盖率低。我国农业目前仍主要是靠民政主管的灾害救济为主的农业保险保障。补偿性质的灾害救济，受国家财力的限制，不适应农村经济市场发展的要求，也不利于培养农户参与保险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业保险的发展。同时，我国还没有建立相对完善的担保机制，缺乏相应的风险补偿机制，导致农业投资缺乏高效的风险分散渠道和农业风险保障机制，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和市场价格波动，农户就无力偿还贷款，风险转嫁给银行，进而制约了金融机构支农信贷投放的积极性，导致农村信贷资金投放不足。
3农村金融市场服务体系存在问题的产生原因
3.1政府对农村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监管
国家将信用社交由地方政府管理，却没有给予相应的监管职能，使其只负责经营活动，风险和成本仍由国家承担，这种制度安排有可能会导致信用社新一轮的亏损。
3.2资金结构失衡,农村资金匮乏
我国缺少专门面向单个农民的政策性扶持的金融机构，农民也没有得到真正的资金资助，农民的经营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斥在金融体系外。而国有银行的体制改革，大量撤并农村乡镇的营业网点，向县城和城市收缩，导致农村基层金融机构欠缺。县域的金融机构不仅不能发挥“供水站”的作用，反而成为资金的“抽水机”，大量资金抽离农村市场。农村市场资金匮乏，影响了农民扩大在生产开拓市场和应用先进科学技术推广优良品种，进而影响了农民的收入。
3.3农村保险严重缺失,农村经济补偿机制不健全
一是农业保险的风险损失率较高，农户分散，展业成本高，使农业比其他财产保险费用高很多，而农民又是低收入的投保者，自愿购买保险几乎不可能。二是要分散农业风险必须大面积的建立保险制度，由于国家的扶持力度有限，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只能进行试点，尚未大面积展开。三是农户和农村企业缺乏有效的担保手段。四是通过财政手段对支农信贷的风险补偿有限。
3.4其他金融组织发展不规范
尽管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着各种形式的民间借贷，但这些金融组织并不受国家政策上的鼓励和保护，使得大部分非正规金融组织走向地下经济化，没有实现规范发展。相当一部分的民间借贷采用口头约定等简单形式，利率高，制约了资金的需求，使信用社成为农村金融市场上唯一正规的金融组织，没有其他组织对其产生竞争威胁，其相互间也没有竞争。
4完善农村金融市场服务体系的对策措施
4.1建立多层次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深化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明确产权关系，强化支农职能，充分发挥信用社直接服务农业、农村、农民，覆盖面广的优势，把农村信用社培育成真正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扩大邮政储蓄的功能，加速建立邮政储蓄的支农机制。在保留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定位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其政策性支农领域，应该把农业开发、扶贫贴息等政策性业务转给农业发展银行，使其信贷重点由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在抓好农业银行改革的同时，克服其偏离农村的倾向，强调其服务对象是涉农企业，要为农村和农业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降低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放宽民间资金进入金融业的限制，通过制定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实现非正规金融组织合法化，要建立农村金融监管体制和破产保护制度，强化民间金融市场的退出制度，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担保补偿制度，保护中小贷款人的利益，为民间金融的发展提供保障。
逐步形成竞争性、多样性的金融体系，构建符合农村需要的商业性、政策性、合作性和其他形式并存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实现各金融组织合理分工、优势互补、正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有机互动，更好地支持三农、服务三农。
4.2加大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
国家应充分考虑金融机构在服务农村经济过程中面临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加大政策扶持，实行积极的支持和保护政策，进一步完善农业银行的扶持和指导功能。对农村信用社给予财政补偿和金融政策扶持，可以考虑给予一定的免税政策，适当减免农村信用社接受抵债资产收回不良贷款征收的相关税费,促进信用社落实债权。改变农业政策性资金来源渠道过于狭窄、资金来源不稳定的现状,通过发行农业金融债券、建立农业发展基金面向农民筹资、境外筹资等多种渠道筹集资金,进一步调整农业政策性金融信贷结构,进一步拓宽支农领域,逐步将支持重点由农产品流通领域转向农业生产领域，改善农业生产环境。4.3创新农村金融服务，增加金融产品种类
根据我国农村金融需求的多样性，探索更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组织形式，鼓励金融产品和业务品种创新。引进国外农村金融产品，结合中国国情，使其满足农村金融需要。创新业务流程，对超过支行授权的业务,可直接提交地市行决策。扩大服务领域，发挥农村金融机构在项目评估、产业信息、理财等方面的优势,为农村企业出谋划策,帮助规避投资与经营风险,努力实现“多赢”目标。
4.4减少农村资金分流。建立农村资金回流机制
首先要以法律形式规定国有商业企业将新增存款的一定比例投放到农业或涉农领域，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应修改资金上存制度，以减少和解决农村资金继续流入城市的问题。其次,完善邮政储蓄功能，开办贷款业务，将吸收的部分存款在一定限额内，允许发放小额贷款业务，将信贷业务锁定在广大农村地区。国有商业企业还应缩小乡镇的营业机构，把有限的农村信贷份额转给农村信用社，可减少农村资金通过合法途径流向非农业区域。其他金融机构在县以下农村吸收的存款应直接转存到农村信用合作社或农业发展银行,统一安排在农村使用,避免资金的流失。对支农贷款进行财政贴息，引导资金流向农村，从而加大对农业的信贷投入，降低农民贷款成本。
【论文摘要】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企业仅靠内部积累难以满足全部资金需求，企业必须选择外部融资。在信息不对称下，如何有效地规避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选择何种融资方式、所选方式能否取得资金等都是必须面临的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中小企业内生性互助联保融资模式并加以研究。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
Stiglitz(1981)认为，由于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引起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所以银行的贷款供给不一定是贷款利率的单调增函数，在竞争均衡下也可能出现信贷配给(S—W 模型)。这样，即使银行可贷资金有剩余，也不愿意按高利率放贷而使自己的利益受损，即在配给中得不到贷款的企业，即使愿意出更高的利率也得不到贷款。
Whette(1983)修改了“S—W模型”关于借款人为风险厌恶者这一假设条件，并认为，在借款人风险中性的条件下，银行的抵押品要求同利率一样可以成为信贷配给的内生机制，从而减少银行的期望收益。
Bester(1985，1987)的论文进一步讨论了抵押品在信贷配给中的作用。Bester认为，抵押品可以和利率同时充当银行分离贷款项目风险类型的甄别机制，即银行可以通过企业对抵押品数量变动的反应敏感程度来分离高风险和低风险的贷款项目。
(二)国内研究
王霄、张捷(2003)在上述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引入了抵押机制和企业规模因素，建立了新的理论模型，从而使均衡信贷配给理论更加贴近不同规模的企业在贷款可得性上存在明显差异这一客观现实。通过考虑贷款抵押品的信号甄别机制和银行审查成本对贷款额的影响，将借款企业(项目)的风险类型、资产规模与能够(愿意)提供的抵押品价值量相联系，从而使抵押品和企业规模成为了均衡信贷配给中的内生决策变量。
张杰(2000)从我国中小企业大部分是民营经济的情况出发，认为民营经济一时无法在国家控制的金融体制中寻求到金融支持。解除民营经济金融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营造内生性金融制度成长的外部环境。只有内生性金融制度的存在和发展才不致于损害民营经济可贵的内源融资基础。同时，他还认为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在确保其内源融资机制的前提下，可发育内生性的横向信用联系。因此，鼓励民营经济自身出资组建金融中介机构势在必行。
林毅夫、孙希芳(2005)从中小企业在融资中依赖“软信息”的客观现实出发，得出结论：只有便于获取并处理“软信息”的金融交易主体才能克服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信息不对称难题。他们认为，非正规金融部门通过各种人缘、地缘关系较易获得临近的中小企业的信息。因此，在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方面具有信息优势，而正规金融的信息获取方式和信贷决策机制使得正规金融部门在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方面处于信息劣势。
二、我国传统担保模式简述
目前，我国担保机构主要有三种：一是政府出资建立的担保机构，主要面向符合政府产业导向、政府重点扶持的中小企业；二是行业协会性质的互助担保机构，主要服务于协会内部的企业；三是私人建立的商业性担保，服务的企业类型广泛。前两种担保机构带有浓厚的政府色彩，具有产业导向性强、进入的门槛较高、企业获得担保的门槛也较高等特点；第三种担保形式虽然不具有上述特点，但其担保很难得到银行的信用。
从传统的担保来看，担保机构自身经营也存在着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风险与收益不匹配。由于银行的优先权，对于符合要求的企业，其可直接采取信用、抵押、质押等措施向企业放贷，而真正寻求担保的，往往是那些经营状况不尽理想、资信程度低的企业，这就决定了担保机构承担着比银行更大的风险。二是担保筛选机制和担保模式存在严重缺陷。理想的担保机构应该是由大批专业人士组成，可以实现信息完全对称，而现实的情况并非如此。不管是政府性质的担保机构还是商业性担保机构，都不是纯粹的信用担保，而必须设立严格的反担保措施。但担保机构对风险的调查能力有限，并且不具有银行所具有的天然优势。所以，他们为了控制自身的风险，只有通过要求企业提供足额的抵押品等措施来补偿担保的风险，且抵押标的一般是厂房、土地、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而这些恰好是大量中小企业的软肋。因此，这种经营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担保机构存在的本来价值。
三、内生性互助联保融资模式研究
(一)内生性互助联保融资模式概述
中小企业之间内生性的互助联保融资模式，是由需要向银行贷款融资的企业自己寻找合作伙伴并结成联盟，集体向银行贷款的一种行为。在模式中，任何一家企业都由联盟内其他企业共同为其担保，如到期无法归还贷款，则需他们共同为其还款。相关主体关系如图1所示(虚线箭头表示银行向企业提供贷款融资，实线箭头表示企业之间的相互担保，承担连带责任)。
(二)内生性互助联保模式运作机制
如前所述，大量中小企业由于缺乏足够的抵押品或者规模较小等原因，被排除在了传统的担保贷款范围之外。但是，这些企业往往掌握有核心技术，或者具有独特的商业模式等等。因此，在内生性互助模式下，这些小企业会互相寻找合作伙伴，争取互助联保融资。在多重博弈后，会形成大量优质中小企业的“强强联合”。当然，也不排除一部分风险巨大的劣质中小企业“弱弱联合”，企图集体取得银行贷款然后联合违约的情况。这就需要进一步筛选，也就是银行的甄别。
经过前期企业之间的初步筛选，已经形成了“强强联合”或者“弱弱联合”。因此，银行的筛选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各企业是否满足基本的互助联保融资门槛，如企业前期经营状况、是否有重大违约记录等；二是组合的各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否均是独立经营法人，彼此之间是否存在互相参股等情况；三是企业的偿债能力考察。由于前期企业的自由组合，经过彼此之间的相互博弈，组合的企业大多经营实力、风险大小相近，这就是互助企业彼此组合博弈的信息发现功能，为银行的审查带来了规模效应，节约了部分审查成本。通过银行的审查，“弱弱联合”组合被剔除。
组合一旦通过银行审查，顺利得到贷款融资，组合内部的企业之间就会进行互相之间的监督，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会对经营有困难的企业给予适当的支持和帮助，以减少其经营失败违约的可能。这样，中小企业联合起来，不仅共同联合争取到了贷款，更是将这种联合带到了整个生产经营活动中，有助于彼此的发展壮大。
(三)内生性互助联保融资模式中交易成本分析
对内生性互助联保融资模式交易成本，从企业和银行两方面来分析。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交易成本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筛选和监督合作伙伴的成本，由于都是中小企业的合作，如前所述，他们彼此的筛选比银行或第三方担保机构更具有针对性，更容易以较低的成本真实地了解对方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前景等重要信息；二是申请银行贷款审查的时间成本，企业之间前期的彼此筛选，节约了银行审查的工作量，由于没有经过第三方担保，缩短了业务链条，有助于审查时间的节约和效率的提高；三是银行的贷款利息，由于没有通过第三方担保，企业不必缴纳额外的担保费用，这直接节约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即使银行会对这样的贷款方式作一定的利率上浮，只要还在企业的预期融资成本范围内，这样的融资方式也为企业打开融资渠道带来了便利。
从银行的角度来看，交易成本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银行的贷款审查成本，相对于通过第三方担保贷款而言，在企业互助联保贷款模式下，银行的审查任务相对增加，但是收益也会随着所承担风险的增加而增长；二是贷款后的监督成本，由于企业之间利益的联动促使他们在贷款后有足够的动力互相监督和扶持，并且他们相互之间密切的业务往来也使他们有最佳优势做好彼此的监督工作。
四、互助联保模式实证检验
在我国，中小企业互助联保模式有初步的尝试。其中最成功的案例要数中国建设银行浙江分行和阿里巴巴公司合作推出的网络互助联保。只要满足：工商注册时间满18个月或企业主本人从事本行业5年以上；上年经营无亏损；3家或3家以上的企业组成一个联合体并承诺互相为联合体内其他企业担保，都可以申请贷款，贷款额度从3万元到200万元不等，如果一家企业到期无法归还贷款，则需要另外两家共同替第一家还款付息。
此业务一推出，得到了大批急需贷款融资而又苦于无法获得担保机构担保的中小企业的热烈响应。不到一年，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通过阿里巴巴已经为两百多家中小企业发放了5.7亿元的无抵押、无第三方担保贷款。
同时，他们设置了严密的违约处罚措施，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一旦企业出现违约，无法归还贷款，阿里巴巴会在网上封杀该企业；二是一种和搜索引擎相联系的惩罚方式。一旦某家企业违约，公众只要搜索和该企业有关的关键词，搜索结果页面的最下方会有个温馨提醒，披露企业的违约信息。
通过这样的机制设计，使贷款企业违约的成本远远高于贷款本身。这对于正处于创业期和成长期，视自身信誉为生命的中小企业来说，无疑很好地防范了道德风险。
上述只是违约后的惩罚机制，但是建设银行和阿里巴巴共同关注的是在贷前、贷中、贷后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体系，将风险最大可能地降低，最大限度地保障企业第一还款来源。为此，阿里巴巴根据客户在网上的记录设计了一套筛选流程。同时，还在研究一套测伪系统，通过与工商税务、水电、专业互联网等平台对接，经模型测算，对客户信息的真伪作出初步判断。
参考文献
[1] 巴曙松，等.2006年度中国担保业监管研究[C].2006中国担保论坛(论文集)，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2] 林毅夫，孙希芳.信息、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J].经济研究，2005.7.
[3] 杨胜刚，胡海波.不对称信息下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问题研究[J].金融研究，20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