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4 15: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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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知识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如何适应知识社会，提高电大会计教学质量，向社会输送能力型会计人才是当前电大教育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本文从电大会计教学目标定位，会计教学组织形式中的课堂教学、课外阅读、网络学习三个部分的有效利用以及学校管理等方面对这一课题做了一些探索。
目前世界正发生着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革命，这场革命将使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发生人类文明史上的改变。这场革命的核心就是知识。从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角度讲，人类社会经历过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现在进入了知识社会(阿尔温·托夫勒在他著名的《第三次浪潮》中，预言这种改变是有史以来最深刻的社会巨变和创造性的重建。并将人类文明称之为农业化浪潮，工业化浪潮，第三次浪潮——信息化浪潮)。
纵观人类文明的变迁，会发现人们对知识的界定，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时代背景的不同而变化着，形成了多种认识观点。知识社会中”知识”的概念比传统的概念要宽泛得多。经合组织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一书中将知识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知道是什么的知识(Know—what)。是指关于事实方面的知识。第二类——知道为什么的知识(Know—why)，是指自然原理和规律方面的科学理论。第三类——知道怎样做的知识(nKow—how)，是指做某些事情的技艺和能力。第四类——知道是谁的知识(Know—who)，涉及谁知道和谁知道如何做某些事的信息，这在社会高度分工的经济中显得尤为重要。
正是基于对”知识”的这种重新认识，才使得人类对于知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功能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上的觉醒，从而推动了实践意义上的社会变革。从社会生产与分配方式看，生产资料的内容体现着不同社会经济时代主要特征，例如农业社会表现为土地，工业社会表现为资金资本，而知识社会则表现为知识资本。知识资本已经成为企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指广义上的实施企业化管理的组织)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世界管理大师(知识经济理论的创始人)彼得·F·德鲁克在《后资本主义社会》(Post—capitalistsociety)中提出，知识资本的比例远远大于资金资本，成为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作为分配的主要依据之一。他的论断一针见血：”世界上没有贫穷的国家，只有无知的国家”，”知识的生产率将日益成为一个国家、一个行业、一家公司竞争的决定因素”。
有人断言，二十一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二十一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这种对未来社会发展的主流的认识恐怕没有多少人会去反驳，但问题在于”建设者”(一个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人群名称)能否立足于这样的认识去进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活动。
面对知识社会的发展需要，电大教育，作为中国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将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发挥其重要作用呢?下面就会计教学目标定位、有效组织会计教学活动、学校管理等三个方面对上述论题做一些探索。
一、电大会计教学目标定位
(一)、影响会计教学目标定位的因素
会计实践、会计理论、会计教育三者构成了有机的整体。从会计发展历程来看，社会经济发展对会计的需求，决定着会计教育与教学。会计教育总是立足于社会经济活动的需要，应用会计理论研究成果推动会计实践的发展。因此，会计教学中心的定位实际上是动态的、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为前提的。
就当前会计实践的需要来看，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呈现出经济组织形式多样化、市场交易复杂化、生产要素构成多重化、信息技术普及化、学科研究细分以及应用综合化的发展趋势，这直接导致了会计教学内容的复杂化、教学手段的多样化、会计教育的阶段化。
因此，会计教学目标定位应当充分考虑上述经济的、技术的、学科研究与应用等各因素的影响。
(二)、电大会计教学目标定位——培养能力型会计人才
无论”以教师为中心”，还是”以学生为中心”，都是教学理论研究中认识的发展历程。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落在一个实体的定位上，这导致了教学主体的割裂，忽略了教学主体的互动，而且不适应教育教学的开放性的时代特征。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结合电大生源特点，会计教学目标应当定位于培养能力型会计人才。
所谓能力型人才，不同于以往的应用型人才。应用型侧重于知识的转移，而能力型是侧重对知识的再创造，即对会计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发明出与之相适合的新方法。这才是知识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从教育哲学观来讲，大学教育的理想目标是使得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既为生活做好准备，又为谋生做好准备。然而实际上这总是难以两全。著名教育家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就此阐述到：”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夫社会生活大于社会事业，事业不过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辅翼人生，推进人生，固为事实，然不能谓全部人生寄寓于事业也。”就电大的会计教学目标来说，培养能力型会计人才实际上是兼顾了两者。
这一目标的实现，要配合以专业知识传授及技能训练为立足点，以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为主旨，以人文文化熏陶为拓展的教学模式。
二、合理组织会计教学
从会计教学体系的构成环节看，会计专业的教学计划、教材以及考核都对教学质量有重要的影响。教学计划决定了专业知识之间的有机联系，考核内容(教学大纲、考试内容)直接导引”教”的目的和”学”的目标的深浅度。但本文主要是针对会计教学组织形式中的课堂教学、课外读书、网络学习三个方面对提高会计教学质量做一些探讨。
(一)会计课堂教学
在传统的教育体制中，每个学校都把自己视为教育的终点。一旦学生上完足够的学期，其教育过程即告”完成”。但在知识社会中不存在这种”完成的教育”。教育贯穿了整个人生，只有终生受用的知识，没有终生够用的知识。如前所述，为实现教学目标，电大会计课堂教学应当通过传授会计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来提高学生的思考能力(包括认识与发现能力、判断与推理能力、分析与综合能力、归纳与演绎能力等)、学习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创新能力，并将人文文化寓于其中。换句话说，在课堂上要做两件事：第一，教给学生一定范围的专业知识；第二，使学生变得越来越聪明(能力型人才)。具体把握以下几点：
1、教师须有充分的知识积累
在教师备课的时候，教科书无论如何不能作为知识的唯一的来源。(这恰恰是目前存在的现象!)教师应当知道的东西，要比他教给学生的多10倍、20倍。教科书对教师来说，只不过是他应当”善于弹离的跳板”而已。例如讲解复式记账的原理时，对复式记账方法产生的时代背景要进行一个简单描述，这就牵扯到中世纪欧洲的经济、政治、宗教等方面知识，仅靠一两本书是满足不了需要的。教师不应该充当复读机的功能(难以置信的是现实中的念教材竟然成为了一种教学现象)。如果一位教师在课堂上照本宣科，那么可以断定，这位教师距教育工作者的素养要求还差甚远。再者，课堂上，教师关于教材的思考，使用的精力越少，则学生的脑力劳动的效率越高。如果教师把全部注意力都用在自己关于教材的思考上，那么学生感知所教的东西就很费力，甚至听不懂教师的讲述。
2、运用探索问题式的授课方法
大量的教学实践表明，以事实为起点、解决问题为终点、提供充足的知识背景这种探索问题式讲课方法很适合会计课堂教学。
学生的脑力劳动是教师脑力劳动的一面镜子。假如学生还没有具备作为掌握知识的工具的那些能力，而教师已经把源源不断的新知识硬塞给他，那么这种囫囵吞枣的后果就是将学习变成了苦役。
会计学科知识具有实践性以及以哲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知识作为理论支持的特点——这是对会计学科特点的极为重要的认识起点。会计”事实”是支持思考的素材，教师应当选用一部分事实放在课堂上讲，而把另一部分事实留给学生自己去搜集和加工。对搜集事实的过程给学生提出一些方法上的指导，教给学生如何对事实进行思考，以此来培养学生搜集和加工事实的技能。
课堂上的提问以及练习是经常使用的互动手段，但不可以反复咀嚼已经熟知的东西，以免引起学生对知识的冷淡和轻蔑的态度。提供的材料既包含一定”份额”的已知的东西又包含一定”份额”的新的东西，这是一个不可突破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唤起学生建立在思维本质上的稳定的兴趣，并体验解决问题的成就感。
对有能力的同学提供现实中的会计难题，比如将会计究竟是什么、会计信息失真问题、衍生金融工具、国际会计的协调化、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价值的确认与计量、网络技术对会计的影响、会计控制功能的实施、环境会计问题等一些新问题在相关学科里提出来，可以开拓学科知识的认识领域，引导学科知识的深入与探索，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3、区分机械学习与判断分析
会计学科知识总是包含机械成分和判断分析部分。比如会计核算的程序，就是机械操作。而会计事项的处理则需要会计的判断分析。会计教学不应该有”更容易掌握”的出发点，将全部的知识都转为机械记忆。当学生的头脑需要考虑、深思和研究问题的时候，教师却让它摆脱思考，使出教育学上归纳的所有的”巧妙”办法，使自己的教学变得尽可能地”容易理解”，这样做是很愚蠢的。这就好比是给聪明伶俐的头脑做催眠术，使它变得迟钝起来，贻害不可估量。应该尊重思维的客观规律，少一些武断。慷慨于事实吝啬于概括，把思维能力的成长体验提供给学生。
在优秀教师那里，学生学习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他们对学习的对象采取研究的态度。有经验的教师明确地认识到，详细讲解某一原理、事项或理论，就是不仅要向学生揭示问题的实质，而且要教会学生思考的方法，使他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努力做出详细的解释。对会计政策、会计理论、会计实务传授”唯一正确”的认识倾向是有害的，这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反思能力、批判性思维。事实上，会计实践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需要职业的判断能力。因此，把一些知识的”砖瓦”递给学生，让他去掂量，怎样把这些”砖瓦“用到正在建筑的”楼房”上去，是一种高明的训练思维创造活动的做法。
4、提供适当的课后案例以巩固知识
巩固知识不应当仅仅归结为当教师刚刚讲完时就立刻喊学生起来回答问题。给学生布置适量独立完成的课后案例，让他们去深入思考教科书内容，这才是巩固知识的有效手段。
尽管学生可以通过机械记忆来识记基本的会计理论、会计知识，但是主要地还是在运用知识的过程中掌握它们。教师应当努力为教材的无意识记忆创造一系列条件。概念、观点、方法不应罗列太多，否则将导致记忆成本过高，变成只有学习没有智力的脑力浪费。当然，提示学生在听讲过程中做简要的笔记，把主要的逻辑点及其顺序记录下来，以及课后的整理，这也是一种巩固知识、训练抽象思维能力的有效办法。
5、融人人文文化，浸润生命对美的理解
人生光有点小聪明、仅掌握一些简单工具技巧是远远不够的。意识到这一点的不只是教师。劳伦斯·H·萨默尔斯(哈佛大学校长)曾经就人文教育的重要性说到：假如我们葬送了人文教育的薪火相传，一切将覆水难收。我们需要拥有一种最基本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既无法从对自然科学的探寻中得到，也不能从社会科学中获得。人文科学应被置于人类所有阅历的顶峰。
知识社会的教育观，既不能容忍有知识的野蛮人(这种人过着吃穿富足而精神贫乏的生活)，也不能容忍有文化的非专业性人才(这种人缺少责任感与效率观)。(后者比前者贻害更大)
教师只有对会计学科知识的人文内涵有充分的认识，才能有意识地把人文教育融合进会计教学当中，让学生感受和欣赏会计理论知识与会计实践活动的理性与人文之美。
(二)课外阅读
课堂教学毕竟是时间短暂而宝贵，大量的学习还是在课后进行。
电大会计教学以专科层次为主，设置的任何一门课程都不能覆盖经济生活中的各个复杂方面，很多问题要在更高级的课程中解决，甚至一些问题则根本不能在课堂上解决。
但是，对于一些课堂上没有明确讨论过的学科中的问题，则可以通过阅读，并将它们与所学过的基本原理联系起来思考，从而得到满意的解决。
阅读应当跟学习紧密地联系起来。通过阅读能深入了懈并思考各种会计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理论支持和会计实践中的热点问题，这样将有助于学科知识的掌握与拓展。
科学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教师不可能做到把层出不穷的事务、概念、理论、方法、制度等完全补充到课堂教学里去。因此，阅读就成为教学过程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教师要为学生提供课外阅读的书目。在学校图书馆里，应当有足够的书籍，用来扩充学生在教材方面的知识。(不幸的是，电大系统书籍少而且陈旧是常见现象)
对于一个善于思考的学生来说，他在脑力劳动上所花费的时间，用在阅读教科书上是很少的，大部分的时间是用在阅读非必修的书籍上的。思考习惯的形成，思考能力的提高，在决定性的程度上是依赖于课外阅读的。就这一点来说，课外阅读是培养学习能力的主要途径。如果一个学生只读教科书，把全部时间都花费在准备必修课上去，那么知识的积累、学习的效率是令人担忧的。
著名作家林语堂在”论读书”中尖锐地指出读书之忌，可拿来以警示：1、所读非书。学校专读教科书，而教科书并不是真正的书。读一部《小说概论》，到底不如读《三国》、《水浒》。2、无书可读。因为图书馆存书不多，可读的书极有限。3、书读不好。学校所教非慎思明辨之学，乃记问之学。记问之学不足为人师，《札记》早已说过。书上怎样说，你便怎样答，一字不错，叫做记问之学。学堂所以非注重记问之学不可，是因为便于考试。
(三)网络学习
知识经济时代教育的开放性不仅体现在教育的终生性，还体现在现时教育的无限性，后者依赖于互联网提供的广博之信息。加拿大人马歇尔·麦克卢汉说过，改变中世纪大学的并不是文艺复兴运动，而是印刷书籍的出现。同样，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是知识社会教育赖以支持的信息传播前提。
计算机网络所提供的教学资源是任何一个课堂上的教师都无法比拟的。大量的分析素材(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丰富的案例资料)和教学课件、丰富的书籍与文章、随时的BBS讨论与快捷的邮箱传递功能等等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了无限的选择机会和交流手段，学生可以按需索取，自我服务。
三、学校经营管理政策
一提到教学质量，有人马上就联想到教师。这样片面、孤立的看问题，是犯了认识论上的错误。教学质量的提高是一个学校整体运营的综合结果。事实上，学校教育理念的定位、理念实施的制度体现、激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考核与评价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每个环节都会影响到教学质量。教师只是其中的一环。况且教师作用的发挥常常受制于学校的激励政策以及教育投入的比重。
要想了解一个学校的经营管理状况对教学质量的作用。一个最直接又简便的方法就是查看学校的财务报表。(会计报表的重要作用!)学校的激励政策是否有效、人员配置是否合理、支出与效益的对比是否最大化，这些是考核一个学校管理水平的主要方面，也是影响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索。
1．社会实践对大学生思政教育的意义
1.1有助于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的增强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然而，现在的大学生“生在蜜罐里，长在红旗下”，从小生活在家庭、学校营造的良好环境中，对国家的真实国情缺乏了解。通过社会实践能够让他们对我国发展的真实现状有最直观的了解，让他们能够真正有所想、有所感，从而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2]。
1.2有助于学生专业技能的提升
所谓社会实践，就是将在学校里所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社会生产实践中去，在实践中巩固所学知识，同时，在实践中来检验、发现自身理论学习的不足之处，用实践来指导理论的学习。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革逐步加快，特别是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变化更是日新月异。而社会的快速变化对大学的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由于教科书的更新会远远滞后于社会的需求，这导致学生刚学到的有些知识在他们离开校门的时候就已经落伍，这就要求学生到社会中去验证自己的所学，并让他们知道社会需要什么，在社会中更新自身的知识。[3]
1.3有助于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
如今的大学生大多为独生子女，他们一直备受呵护，家庭为他们营造了一个温室环境，从小到大很少遇到挫折，这导致他们平日里自视甚高，可一旦遇到困难和挫折，就容易显示出信心不足、垂头丧气。因此，意志薄弱、情感脆弱成为如今大学生的一种普遍症状，这些学生在刚进入社会的时候经常会难以适应社会的环境。而社会实践就为他们提供一个缓冲的机会。社会实践并不仅仅是为了提升他们的专业技能，还让他们在实践的挫折与困难中逐渐锻炼其意志，培养其承受困难和挫折的能力，使其毕业时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的生存环境。
1.4有助于提升团队协作能力
大学生社会实践时所从事的工作大多数时候不是独立的，需要在一个团队中与其他成员去共同努力协作完成任务。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大学生能够逐渐了解到每个人的优点及其对团队的价值所在，了解到团队中每个人的职责，了解到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对工作的重要意义，并且在其中逐渐学会如何去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如与同事的关系、与指导老师等的关系。通过团队学习，大学生会树立应有的责任心，学习别人的优点，不断提高自身的素。
1.5有助于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随着高等教育的扩招，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调查显示：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主要有大学生择业观的偏差和社会对大学生素质要求与大学生自身素质不匹配这两方面。[4]择业观的偏差主要体现在学生由于社会经验匮乏，在个人理想与社会现实、长期利益与眼前利益发生冲突时缺乏处理能力。社会实践能够让学生加深对社会的理解，有利于学生形成更理性、更长远的择业观。调查显示企业在选择大学生时对大学生的素质要求集中在沟通能力、协作能力、创新能力、专业知识以及个性特长等方面。社会实践能够让学生对更早的知道企业对学生的素质要求，他们能够较早地针对企业要求拓展自身素质，在将来的就业中占取先机。
2．当前社会实践工作存在的一些问题
自80年代开始，在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下和各个高校的努力下，社会实践经过不断探索和发展，已经越来越贴近社会的需求和学生的成长需要。但由于各种原因，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2.1对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部分老师认识不到社会实践对学生培养的重要意义，认为社会实践只不过就是学校交代的一项没有多大意义的工作，不对学生的社会实践提供应有的指导。而部分学生则不知道社会实践对其自身发展的重要性，认为学习专业知识才是最重要的，而去参加社会实践只是浪费时间，经常随便找个单位盖章敷衍了事。由于这些原因，导致社会实践在好多学校和学生那里失去了其原来的价值，而成为一个应付的差事。
2.2学校与企业的脱节
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学校主要进行基础技术和前沿技术的研究，而企业则更注重工程应用技术的开发；学校注重学生的培养，而企业则更注重其生产秩序和生产任务。这些差别导致在大学生实践安排的时候学校难以与企业寻找到共同点，实践工作难以推行下去。
3．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对社会实践工作的一些建议
3.1学校要加强社会实践工作重要性的教育
学校要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使老师和学生明白社会实践工作的重要意义，让他们总根本上转变认识和态度，强化他们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意识，使他们参加的方式由被动的应付进行转变为主动的争取参与。只有师生在思想认识上的统一、态度上转变，才能切实有效地将社会实践工作推行下去，社会实践工作才能起到其应有的效果。
3.2要建立长效的社会实践机制
要建立长效的社会实践机制，保证社会实践活动能够制度化、有序化地进行。这就需要政府、学校、企业共同配合协作进行。企业要主动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也要认识到大学生在企业实践对企业带来的好处。通过“官产学”共同协作，逐步建立起长效的社会实践机制。
3.3学校要明确其定位并合理安排社会实践的内容
当下中国诸多社会问题在法律层面往往集中表现为法律制度在社会现实中的运行问题，那么法律制度运行的实效到底是如何受到影响的，抑或影响我国法律实现的社会性因素到底是什么?
一、研究方法与对象
深入了解某个组织内的制度执行情况，采用便利抽样方法，将已工作一年多的E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参与观察、文献梳理以及重点访谈等方法对其进行研究。E公司系东南沿海城市一家专门为政企单位提供云计算解决方案的公司，它自成立后发展迅速，仅两年时间就从一家小公司发展出四家子公司/关联公司，注册资本也从100万元增加至1400万元。挑选E公司的日报制度进行研究，是因为该制度系员工每日都要实际操作的规则，且亲自参与制定、监督执行，对相关信息掌握清楚、详实，便于进行研究分析。
二、E公司日报制度执行情况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从制度制定者的角度来看，一个制度的理想执行情况应该是：所有目的都得到实现，每个条款都被100%执行到位，没有任何打折。但日报制度即便简单，却依然在执行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达不到100%执行的状态，这让笔者发现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一）关于发送形式的理想与现实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两难
E公司日报制度规定统一使用内部软件发送日报，目的之一是统一日报发送形式，方便接收者阅读。但由于部门主管需发送部门工作，而软件是按时间、任务、完成情况的固定格式设计，无法另行编辑，不利于部门之内还有各类不同性质分组的主管总结发送本部门工作日报。因此，多个部门的主管改变了发送形式。在笔者看来日报形式的改变并不会对其目的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在监督执行过程中，默认了各部门主管的上述日报发送形式，而没有要求其进行更改，总经理也没有对此提出异议。
但其实该类变通，已经与正式颁发的书面制度内容产生差异，该项制度执行情况未达到100%。但若强制要求所有主管采用统一的形式，对一些内部还有分组或者直接兼管几个部门的主管而言的确不太方便，日报制度不仅没有帮助工作反而对其造成负担。二者之间的冲突正是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两难之争，在E公司因为过程环节少，过程执行对结果的影响也小 ，程序正义的牺牲可以达到实现实体正义的目的。但就大型组织而言，牺牲程序正义最终是否可以真正实现实体正义就有待商榷。
（二）关于发送人员与时间的理想与现实监督执行人员面对特殊情况时的两难
日报制度是针对公司所有成员制定的，因此原本应该是所有在职人员都要每天按时发送两次日报。但因为E公司处在高速发展期，人员变动较快，时有试用期人员离职现象。另外，有些刚报到的主管级别成员，甫进公司有很多其他事项需要交接、学习，因此对这些新进人员，其上级主管都没有即时安排其执行日报制度。笔者作为制度监督执行者，面对这样的情况，只能尊重各部门主管的安排，但该类情况，并没有在制度上得到体现。因此，笔者在接纳此部分人员的执行情况时，严格来说，其实也是对制度的一种违背。
（三）关于罚则的理想与现实违背制度后果的衰减效应
关键词 社会新闻发言体制 语言教学 引导 培养
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推动了我国新闻发言人事业的发展，新闻发言人以其独特的语言和个人魅力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新闻发言任务。新闻发言人的语言功力对完成新闻发言非常的重要，它是发言人与媒体和公众沟通的重要载体，新闻发言的语言表达和人际交往能力直接关系到新闻发言的成败。因此我们必须要掌握好新闻发言的特点和规范，了解其内涵，做好新闻发言。
一、新闻发言人语言的特点
（一）语言准确规范性
新闻发言语言不同于普通的语言，它实际上就是一种交际语言。在新闻会中，新闻发言人不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他是代表组织对媒体进行回答、演说，他代表着集体的形象，因此必须要做到语言的准确和规范性，这里的语言准确有两层意思：①对于提问和回答的时候，要对关键信息和关键问题进行准确理解和把握；②对于细节和一些问题的深刻内涵要准确把握，例如在新闻发言中我们经常使用具体的时间和数字来增加语言表达的准确性。
在语言的规范也有两层意思：①语气的规范。语气是非常好的情感表达方式。在新闻发言中，在发言内容一定的情况，不同的语气可能造成不同的理解，语气可以改变语言的美学效果；也可以增减语言的感情的色彩和分寸；还可以改变语言的语义和意向，它直接影响了语言的传播效果；任何不规范、不贴切的语气，都会导致表态失范，削弱语言传播的表达效果，甚至影响组织的形象。②语言用词的规范。新闻发言语言不同于普通的语言，它要求我们必须要使用外交辞令，不能过于随意，避免媒体或公众引起误解。规范的语言表达，既尊重了事实，又可以避免消极因素。
（二）简单、简短、简要
新闻发言的语言一般都是围绕一个核心去进行表达，为了让媒体和公众能够更好的掌握语言表达的核心，我们要做到简单、简短、简要：①简单。新闻发言语言要按照普通人的思维去组织，去进行表达，它最终要实现能够让普通人都能理解和接受，要让别人听得懂。②简短。我们要用最简短的语言去将自己要传达的意思表达出来，尽量不要用太长的句子，避免产生歧义与误解，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尽量能够用简短的语句，以免让媒体和他人断章取义。③简要。就是要求新闻发言语言要突出核心和重点，明确的表达出你的要点。
（三）具有时效性和时机性
所谓新闻发言就确定了语言要有新闻性，必须要保证语言的时效性，否则语言的表达效果就会大大的削弱。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讲我们要确保新闻发言语言的准确，所以要掌握语言的时机，在合适的时间使用恰当的语言能够实现很好的表达效果。
社会新闻语言体制在大学语言教学模式的引导和培养考虑到目前社会新闻发言体制的兴起和新闻发言语言的特性，它具有非常强的实用性和应变性，能够让我们在交际当中占据主动地位，因此在我们的大学语言教学可以进行引导和培养。
（一）提高学生知识储备和文化素养，确保语言的准确性和规范性
新闻发言人的高质量的发言，离不开其丰富的知识储备和文化素养，这样在回答问题、演说时才能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一个人的语言文化素养影响了其语言风格。因此在大学语言教学中一定要注重学生对于语言知识的积累和储备，加深文化积淀，提高语言文化素养，并且在语言教学和使用中，注意加强学生准确规范使用语言习惯的培养，不断提高学生语言的驾驭能力。
（二）培养学生角色意识，提高语言应变能力
新闻发言人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其特定的角色定位使得其在语言风格和表达形式上有了一定的特点。因为新闻发言人他从自己的角色和职责出发，在特定的环境下进行发言。在大学语言教学中，我们要加强对学生角色意识的培养，通过不断的训练让学生可以在假设的角色模拟中做好角色定位，在不同的角色转换中提高语言应变能力，加强对于语言的掌握和驾驭能力。
（三）注重语言交际能力和实用能力的培养
新闻发言体制其实就是一种交际机制，它通过提问和回答、演说来进行交际，语言是实现交际的主要手段，在交际的场所和时机运用合适的交际语言可以起到很好的交际效果。语言最终的目的就是应用，在大学语言教学中，要通过各种训练来加强对于学生语言交际和实用能力的培养。
三、结束语
良好的知识储备和语言能力是新闻发言人做好新闻发言的基础条件，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和语言应变能力对我们的大学语言教学有着很好的启发。我们的大学语言教学应该结合社会新闻发言体制的培养模式，做好学生语言基础知识的储备，同时培养学生的角色和政治意识，不断训练学生语言表达和应变能力，提高学生语言的人际交流和实用能力，让语言能够真正的发挥其效用。
参考文献：
[1]张洋.政府新闻发言人语言风格的构建[J].现代传播，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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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外企业的信任研究的文献综述
信任的探讨一直是一个久远的话题，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作为对经济学帝国主义入侵的一种回应，信任问题逐渐成为西方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学者开始对信任进行了研究。
1.国外企业信任研究综述
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理性选择理论研究信任问题。经济学家阿罗在其《组织限度》一书中指出信任是经济交换有效的剂，将经济落后与信任联系起来，提出可以用缺少相互信任来解释世界上的很多经济落后现象。新经济社会学奠基人格兰诺维特以嵌入理论提出经济交易，经济行为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可以有效地防止相互破坏和相互欺诈行为和事件的发生，从而降低为防止欺诈、破坏及处理争端所需的交易成本。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在其所著《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用企业发展的规模作为主要指标来反映一个国家信任度的高低，即一个国家的信任度越高，则其企业发展越好，反之则影响企业的发展。他指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可有助于经济行为者降低了交易成本，以提高经济效率与效益。
2.国内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综述
我国对信任的研究相对滞后，随着中国信任度下降问题日趋严重，学者们开始将信任作为重要的课题来研究。张缕博士以嵌入性为视角，提出了当前我国企业间信任关系有二个特征：一是以工具性关系构建为基础的多元信任关系构成。二是不同信任关系模式的运作方式相差较大，这种不同信任关系模式级有利也有弊，有利的一面为各模式在企业经济活动中各尽其能地发挥作用，而不利的一面为各模式运作效果存在相互抵消的风险，对设计出有效的保障机制是极大的制约。清华大学的罗家德教授在《中国人的信任游戏》指出中国人做生意，一手是信任游戏，一手是权力游戏，信任是企业双方进行交易的基础。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学者关于信任理论的理论研究较多，而实证研究则较少，因此，本文立足于实践层面以服务型企业为例，运用企业信任理论，通过问卷法来探讨影响服务型与其消费者建立信任关系的重要因素，并在此基础提出构建服务型企业与消费者良好信任关系的建议。
二、服务企业的信任的界定
西方学者Sirdeshmuk以服务行业为背景来研究影响顾客信任的因素，将顾客信任定义为顾客所怀有的服务提供者是可靠的、并且能够履行其承诺的服务内容的期望。对服务性企业来说，其服信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即企业对员工的信任、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任、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在这里我们讨论的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问题。
三、影响服务型企业持续性信任关系的最主要因素
企业持续信任的形成，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工具信任的形成，即企业通过独特的物质文化、建筑、服务设备，服务的规律性在顾客心目中获得良好的信任;第二阶段通过提供给消费者各种承诺，提高办事效率，与顾客有友好的合作经历，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过程型信任;第三阶段通过上述两个过程最终获得顾客的满意感、忠诚度的情感信任。基于此，本文选取500名消费者，来研究物质文化、服务规律性、企业办事效率、提供给顾客的承诺、顾客的满意度和顾客的忠诚度等6个因素来分析顾客是否会与服务型企业建立持续性的信任关系，顾客的满意度、顾客的忠诚度和服务型企业所提供各种承诺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其顾客建立持续性信任关系的重要因素。
1.顾客满意度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顾客建立持续信任的最主要因素
顾客满意是顾客对企业及企业员工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直接性综合评价，顾客满意是顾客信任的前提。如果顾客对企业的服务态度、内外部设施越满意，顾客就会重复购买企业的企业的产品及服务，顾客的信任会增加企业的收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率。
2.顾客忠诚度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顾客者建立持续信任的重要因素
顾客忠诚度是顾客对某企业产品或服务产生的好感形成的偏好，主要是通过顾客的情感和行为忠诚表现出来的。对于喜欢规避风险的消费者来说，其对企业的忠诚度越高，就越不可能冒险尝试接受另一家服务，而愿意选择已经习惯了的服务。因为一旦选择其它的企业，他可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对于服务性企业来说，尽可能地维持与同一个的服务享受者的长期关系本身就可以帮助企业获取持续利润。
3.承诺也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消费者建立持续信任的重要因素
服务性企业产品具有无形性的特点，只有通过承诺才有可能建立某种信任关系。信任是对承诺的一种跨越，是不可化约的信念的一种品质。对于服务型企业来说，对服务接受方的承诺可以提供了一种激励，增进双方的合作，决定了可信赖性。但是承诺也必须适度，频繁的承诺可能不利于企业的成长，如果企业总是对顾客做出承诺，在顾客看来，企业会不可信。
四、培育服务型企业与消费者构建持续性信任关系的措施
本文通过对顾客的问卷调查，针对影响服务型企业构建信任因素的分析，认为应通过服务型企业应从自身出发，采取多种措施来培育服务性企业对顾客的持续性信任关系的构建。首先，因顾客满意度和顾客忠诚度是影响服务性企业信任的重要因素，所以企业应经常关注顾客的利益与诉求，可以通过通过提高服务质量，改善内部设施实现顾客满意，赢得顾客的忠诚，进而与顾客建立信任关系，使企业收益。其次，加强企业内部法制和行为规范的建设，对违反信任原则的要予以制裁。使员工认识到与交易方合作能为企业的长期发展带来很大的益处，在企业信任的基础上进行长期投资和管理。最后，服务型企业要有效发挥服务承诺的作用，在服务承诺设计上遵守内容适度、表述清晰和队服容易等原则;在实施服务承诺时，要综合考虑服务本身特点、服务企业状况、服务行业情况和顾客特征等一系列因素。
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二：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张力及范式反思
一、社会网络与关系嵌入说
社会网络与关系嵌入说是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代表性学说。它们假定，个体的经济社会行动是嵌入在人际关系网络之中的，人们正是通过对关系资本的建构与利用达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各种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是屈从于个体理性的，关系人其实是理性人，关系嵌入本质上是一种弱嵌入，它并未否定经济理性的客观事实。在新经济社会学领域，格兰诺维特的探索最具代表性，其方法论关系主义原则的立论基础是在被其称之为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两种视角间展开的。格氏指出，社会学家将个体的经济行为视为一种社会化和制度化的过程，个人行为屈从于共有的价值与规范系统，受到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支配。这是一种过度社会化的观念，持这一主张的典型代表人物是帕森斯。格氏反对帕森斯的社会学传统，十分贬抑对符号、价值、规范以及文化等等的学术关怀。他试图推翻帕森斯所强调的模糊的社会系统概念，而将个人行动理论及如何链接他人行动的方式置于新理论的核心位置，这个核心便是关系网络，它使个人行为和总体的社会形态的链接成为可能。与过度社会化相反，新古典经济学在认识人的经济行为时，将人视为理性个体，个人行为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人类的一切文化与制度行为均可从理性个体的自利动机中得以理解，这便是低度社会化观点。该观点假定，生产、分配与消费行为完全不受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影响。格氏指出，无论是低度社会化还是过度社会化假定，都将社会性孤立的行动者作为行动与决定的中心，没有处理好社会网络与社会行动的关系。因此，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应当尽量避免过度与低度社会化的孤立问题。行动者有目的的行动实际上是嵌入在真实的、正在运作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的，社会网络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而嵌入性的基本内涵是：经济行动和经济绩效以及所有社会行动和社会绩效，都受到行动者动态的社会关系和全面的关系网络结构的影响。[1]格氏以职业流动为例，比较了社会学和经济学在分析个体经济行为上的差异。他指出，这两个学科在看待劳动力市场中行动者的跳槽行为时，都坚持方法论个体主义原则，从个人行为及其动机入手，来分析求职者通过何种手段来达致跳槽和转业的目的。不同之处是，社会学强调个人的求职流动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受到社会网络的限制，而经济学则坚持社会孤立性假说，认为个人的经济行为可以脱离于社会关系网络的限制，强调是受雇者的个人倾向、经济动机、人力资本、升迁机会等因素决定了其跳槽或转行。格氏认为，经济学的解释不符合真实情况，个人的职业生涯及工作流动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一个人的求职及跳槽经历取决于他认识的人的数目及在工作中同这些人的关系状况。同样，经济学中的隐形契约、有效工资论将劳工行为视为一种社会孤立性行为，将员工和雇主视为陌生人，将他们的关系从社会组织网络中抽离出来，忽视了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熟识关系。在企业中，通常情况是，那些靠着关系获得职位的人已建立了工作上的非正式关系，这种关系促进了双方之间的信任。从社会学视角看，职位升迁的决定与行动嵌入在非正式的交换网络中。格氏关于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的经验研究是其方法论关系主义原则最具代表性的尝试，被视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第一个范例，体现了他将个体经济行为与网络关系、微观层次与宏观层次加以链接的理论野心。他力求解答的基本问题是：人际关系如何建立和维系，如何利用这种关系传递信息、关系人如何从网络中获得信息，这种关系是强的还是弱的，其本质是什么。基本观点是：人际关系在求职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个人高度依赖其现存的个人关系特别是由弱关系构成的关系链来获取求职信息。个人关系是寻找工作的主要方法。大多数被访者指出，更好的工作是通过弱关系即工作关系和其他关系找到的。在个人求职经历中，弱关系往往比强关系更有效。弱关系比强关系更有利于信息传递，对个体的经济行动更为有利。强关系是群体内部的纽带，组成者之间的相似度高，他们之间的信息的重复性也高，通过强关系传播的信息更可能限制在较小范围内;而弱关系是群体间的纽带，其中的信息传播由于经过较长的社会距离，能使信息流行起来，弱关系充当了信息传递的桥梁。在群体关系中，弱关系更能扩大自身的关系网络，连接不同群体的成员，从而能获得更多的求职机会并找到更好的工作。弱关系的引入建立了一座链接微观至宏观、个人经验与社会结构的桥梁，形成了一条解释个人经济行为的因果链条。
二、社会资本理论中的形式主义传统
以普特南、林南等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理论，强调将关系视为一种结构性社会资源，当作一种能为行动者带来价值增值的新型资本形态。这种资本嵌入在社会关系、社群组织、社会群体、权威关系之中。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突出个体行动与社会关系的链接，强调社会关系对个体行动的意义。与格兰诺维特等为代表的嵌入性关系相比，社会资本理论更明确地将人情关系作为一种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社会资源凸现出来，彰显了行动者的主体性与目的性。社会资本理论从个人及其行动出发，探讨行动者如何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来实现自身利益。这些学者认定，在社会行动中，行动者是理性人，其行动的目的是在确保资源损失最小化的基础上，谋求收益最大化。林南是社会资本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以个人及其理性选择为出发点，在个人行动和社会结构互动的基础上，试图回答：行动者为了在工具性行动中获得回报，如何在社会关系中投资，如何获取和使用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林南指出，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它是在关系中获得并能带来更好回报的资本形态，包含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嵌入在社会关系而不是个人中的资源、这些资源的获取和使用取决于行动者。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行动者提高目的性行动成功的可能性的投资。不同之处是，人力资本是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对个人能力的投资，而社会资本则是在社会关系中的投资，通过社会关系可以使用和借取其他行动者的资源。林南的社会资本概念包含了三个基本含义：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关系之中，不能离开社会关系谈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可以增值的资源;社会资本不仅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而且是人们为了获取各种效益的投资行动。[2]行动、社会关系和资源构成了社会资本的基本结构要素。首先，资源及其利用是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一般而言，行动者即个体或由个体组成的集体都会采取行动维持和获得有价值资源，促进自我利益。维持和获得有价值资源是行动的两个主要动机，而且维持资源比获得资源更重要。其次，这些有价值的资源是嵌入在等级制结构和网络结构之中的。资源的嵌入性与社会位置、权威关系、互动规则和位置占据者等结构要素相关，它们形成了一个密切相连的连续体，共同对行动者动用社会网络资源产生影响。第三，行动是社会资本得以运转的动因。行动者建立和维持社会资本、加强社会互动的目的在于从行动中获得益处并增进其福利。行动者通过行动直接或间接地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社会资源。林南更关注目的性行动对行动者的意义，因为这种行动指导着社会互动。为评价互动在社会行动中的意义，林南将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为同质互动与异质互动[3]45-46。前者以拥有相似资源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为特征，揭示了情感、互动与共享资源的三角关系，这些资源包括财富、声望、权力和生活方式等。行动者之间的共鸣与共同关心促进了同质互动。异质互动表述的是拥有不同资源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与同质互动相比，异质互动要求付出更多努力。行动者参与异质互动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回报，这意味着要超越自己的社会圈子，需要高代价的互惠承诺并向搭桥人提供资源。最终，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关注的是：嵌入在个体的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及如何获取和使用这些资源使个体获益。[3]54资源是投资活动的对象，关系网络是投资活动的场所，而个体及其行动则是投资者及其活动。林楠认为，社会资本包含了三个过程：社会资本中的投资、对社会资本的获取和动员、社会资本的回报。社会关系包含了宏观的结构位置和中观的网络位置。行动者依靠行动和社会互动同嵌入在关系网络中的资源连接在一起，通过动员社会资本，使其实现资本化的转化，最终为其带来资源的增益与回报。林南沿着微观中观宏观自下而上的分析路径，从微观的个体有目的的社会行动开始，逐渐上升至社会网络和社会结构层面。微观层面上，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工具性行动中用来获取嵌入性资源的实际联系。中观网络层次上，强调的是个体如何获取嵌入在集体中的资源。宏观层次上，强调的是工具性或表达性行为所具有的结构意义，并受到结构性位置的限制。
三、新经济社会学的范式反思
新经济社会学始终将关系或社会网络视为个体经济行动的重要资源看待，从个体行动的关系论立场出发，力图超越政治经济学对人类经济行为的认知局限，拓展人类经济社会行动研究的新视野。新经济社会学试图将行动者的微观行动与宏观的社会结构链接起来，以弥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之间的鸿沟。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对于人类经济行为的认知?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从理论硬核、知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等层面对新经济社会学进行范式反思，并在这种范式反思的基础上，培养我们的范式自觉意识，进而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学的发展。我们将再次以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开拓者格兰诺维特的理论观点为典型范例，来说明这门分支学科在认知人类经济社会关系时所陷入的范式困境。之所以选择格兰诺维特作为典范，是因为其经济社会思想在新经济社会学范式中最具代表性。甚至可以说，认清了格兰诺维特思想的误区，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认清了新经济社会学面临的范式困境。格兰诺维特试图从关系主义方法论视角，展开对个体经济行为的研究，其理论抱负是超越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视角，建立经济行为分析的第三种研究思路。然而，格氏对上述两种视角的处理存在简单化倾向，甚至为了论述其关系主义的合理性，故意歪曲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如他将斯密视为低度社会化的主要代表。但斯密在谈到个体的经济行为时，强调了经济行为的道德与社会基础。同样，格氏在认识帕森斯的观点时，同样也存在着简单化和片面化倾向。在帕森斯思想中既包含着个人自主的社会基础，又包含着社会秩序的多元基础，行动既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帕森斯的理论是在与各种理论传统，特别是在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传统进行激烈对话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一直未放弃整合两者的努力。帕氏一方面强调集体规范对个体的渗透，一方面又突出个体自发意志的意义，认为规范的相互渗透作用是由两个个体分享共同符号并使之内化的过程造成的。帕森斯认为，就像离散的个体是一种不可能发生的社会事实一样，无序的社会行动也是不可能发生的。符号的相互渗透意味着，个体之间必然会存在着某种确定的秩序要素。个人行动受内化于其中的规范制约，服从于个人意愿的调整。
格氏在对帕森斯的思想进行批判时，并未认真对待帕森斯的理论精神，他对过度社会化问题的解释十分草率。格氏所说的关系嵌入本质上是一种形式嵌入，从未否定方法论个体主义中关于理性个体、经济理性与市场自主性的假定。他关于经济行为的嵌入性分析强调的是行动者如何利用各种关系来实现自身的行动目的，关系是为个体理性行动服务的。在他笔下，求职者是自由人，是能够为了达致经济目的而建立、维系和利用关系的经济理性人。不论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均为个人的经济需要与目的而存在。因此，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说中的理性人、经济理性、市场自主性等要素，构成了市场经济的硬核。格氏所修正的，其实仅是市场硬核之外的保护带，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根基。格氏在个体行动的基础上，引入了社会网络变量，并探讨了社会网络如何影响经济行动、社会结构如何产生经济绩效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修正了形式经济学的一些假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尔特认为，格氏的嵌入性思想与其说是对经济学的批判，不如说是对经济学的补充，他似乎在提醒经济家，在考虑经济行动时，应当关注社会网络。他的理论并未没有提出一种目的性与策略性行动的理论，仅仅补充了经济行为分析的某些变量。[5]斯威德伯格也指出，网络分析方法并没有形成一个关于到底何谓市场的完整理论，而是构建了一个探索社会关系的一般性方法。人们为什么从事交换活动，市场在何种情况下被建立等，都没有被包含在这一理论当中。[6]Krippner指出，格氏试图超越原子化个人的假设，但却陷入了经济学设定的模型中，将经济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了。嵌入性观念假定，市场世界可以脱离社会而存在。但即便从理想类型看，市场也不可能不受时空限制，它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制度，反映了一种复杂的政治、文化和思想的炼金术。因此，以格氏为首的网路理论家尽管清晰地验证了市场，但社会内容却从社会结构中蒸馏了。他指出，格氏试图在低度社会化与过渡社会化之间寻求一条认识经济行为的中间道路，但却坚持将经济与社会的本质分割开。这个问题在经济社会学领域产生了一种悖论现象：研究者既可以放弃市场领域而研究社会领域中的经济过程;也可以将市场视为一个自治的理论实体来研究，而清除所有社会因素。因此，嵌入性概念对提升市场社会学的理论化水平贡献甚微。[7]倪志伟等指出，虽然格氏为经济生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他对人际关系和网络结构本质的片面认知限制了经济社会学的分析视角，无法解释与经济相关的国家、法律、规则、契约、产权等制度，也无从解释维系交易的各种组织制度和与社会规范相关的各种非正式制度。如果缺乏制度性因素的考虑，这种网络嵌入的观点在解释力度上就会受到限制。格氏试图为个人行动建构一种社会基础，但他对网络与制度之间关系的理解是肤浅的。在倪志伟等看来，个体的关系网络除了正在进行的社会互动外什么也不是。这些网络牵涉到动态的社会过程，而不是静态的社会结构。格氏的嵌入说缺乏对行动机制的阐释，这种机制可以解释为什么经济行动者有时候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脱离持续的网路。
最后，格氏忽视了经济形式的多样性，忽视了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对经济行为的影响。虽然他也提及社会因素，但它基本上等同于社会网，显然简化了社会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对此，格兰诺维特曾进行了认真检讨和反思，他指出，社会网络分析犯了两个致命错误：一是将很多精力放在追求网络分析的细枝末节和因果性分析上，却对社会理论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缺乏敏感性，忽视了经济关系中的文化、政治以及制度框架的重要性。实际上，社会网络不可能独立于社会建构和权力结构之外，经济行为是嵌入于特定的政治、文化和历史脉络之中的;二是，嵌入性理论未能有效分析较大的文化及政治力量如何影响个人的行动与网络。格氏的理论认知局限表明，新经济社会学的关系主义方法论本质上是沿着个体主义的思路展开的，其理论分析的基本单位是理性个体，没有实现对形式主义经济学的超越和替代，而且缺乏对重大问题的理论关怀。关系人本质上是理性人，是为追逐私利而利用关系的人。社会关系一旦建立，似乎便成为了一种客观的、静态的网络结构，一种可以用数理方法进行演绎推理、按照因果逻辑加以认识的资源。正如塞勒尼等指出，嵌入性观点将社会结构萎缩成关于网络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所有这些智识上的选择，都包含了对理性选择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含蓄让步。在有限理性的假定下，模仿是理性的，网络是被理性个体操纵的资源，而嵌入性不过是在理性选择旁边加了个括号，亦即假设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平的。因此，格氏所主张的嵌入性观念不仅忽视了阶级的差异，而且忽视了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历史意义，收缩了经济社会行动的时空范围。
但实际上，建立在人际互动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本质上具有理性与情感、工具性与表达性、历史性与共时性、流动性与易变性等特征，受到特定的文化传统与社会制度的限定，更难加以量化和客观化。因此，关系所能提供的仅仅是对纷繁的日常生活的一种可能的分析方法。[10]总之，新经济社会学明确以方法论关系主义为取向，来弥合方法论个体论与整体论、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之间的内在张力。关系存在于个体与社会、个人与集体、经济与社会之间，是开启个体与社会、行动与结构之张力的中间路径。然而，通过分析发现，这些学者主张的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本质是建立在微观基础上的人际互动产物，是经济人为谋求私欲而与他人互动的结果，是一种工具理性关系。当这些学者将关系视为一种客观结构、一种资源和资本时，表明这种分析理路已经陷入形式分析所追求的强调客观性、普遍性和一般性的思维困境之中。依照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解，关系本身是一种客观性资源，这种资源能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中，其发挥作用的机制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仅是其表现形式而已，即在有的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是弱关系、而在其他社会中可能是强关系。在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表述中，关系成为了理性行动者谋求自身利益而启动的社会资源，是嵌入在经济社会行动之中的资本形式。因此，新经济社会学非但未否认经济理性与经济交往的客观事实，反而赋予了这种理性更丰富的现实基础，如关系理性、社会资本等。它强调的嵌入性，更确切的表述方式是：关系是嵌入在经济社会行动之中的，是理性行动者实现个人私欲的工具。这种嵌入性观点未从根本上动摇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基础。
四、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学研究的范式自觉
[关键词]思想政治课教师;实践智慧;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G4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5）24-0049-03
当今，新一轮教育改革对教师的能力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推动着教师由知识型向智慧型转变。做一名智慧型教师需要教师在教学实践过程中生成并发展一种对自身教学行为进行反思的实践智慧，因此，教师实践智慧逐渐成为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深远意义的课题，如何正确地看待和生成教师实践智慧也逐渐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
一、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学术界对实践智慧的研究程度稍浅，时间稍晚。虽然早在20世纪末，郭金平、袁祖社就从哲学领域和社会学领域论述了实践智慧，但却并没有从教育领域论述实践智慧，也没有将实践智慧与教师教育教学实践结合起来。随着21世纪的到来，我国才逐渐积累了一些成果。
（一）研究背景
第一，学术期刊。2003年，芳的《论教师的实践智慧》揭开了教师实践智慧的神秘面纱，这也是国内最早论述教师实践智慧的专门性学术论文。截至2015年6月，在中国学术期刊网上以教师实践智慧为搜索主题词的文章有92篇，其中，专门性论述思想政治课教师实践智慧的学术期刊文章2篇。这92篇文章大部分以一般性理论论述为主，结合具体学科的研究较少。
第二，著作或著作章节。关于教师实践智慧的专门性著作有范国睿的《诗意的追求――教师实践智慧案例引导》、邓友超的《教师实践智慧及其养成》以及舒尔曼著、王艳玲译的《实践智慧：论教学、学习与学会教学》。同时，姜勇等著的《教师自主发展及其内在机制》和王守恒等著的《课程改革与教师专业发展》都提到了教师实践智慧。但是这些著作年份都较早，知识更新不及时，一些新的观点并没有被采纳进长。
第三，学位论文。博士论文有以席梅红《教学实践智慧发展论》为代表的文章，共5篇;硕士论文有以郑苗苗《论教师的实践智慧》为代表的文章，共12篇。在17篇研究教师实践智慧的博士和硕士论文中，专门性论述思想政治课教师实践智慧文章的数量很少，仅为2篇。
虽然关于教师实践智慧的著作、文章不断增多，也近百余篇，但基本上是重复性的研究，真正有创意的研究寥寥无几。目前，就思想政治课来说，探究思想政治课教师实践智慧的文章只有3篇，分别是东北师范大学王荣华的硕士论文《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师实践智慧研究》、东北师范大学李宏昌的博士论文《思想政治教师实践智慧问题及对策研究》和苗田的期刊论文《新时期培育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的基本策略》。无论是对教师实践智慧还是对思想政治课教师实践智慧的研究，都主要涉及含义、特点和生成。
（二）关于含义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于教师实践智慧含义的研究，整理后分为以下三个观点：第一，知识能力说。李斌、赵瑞情和范国睿认为教师的实践智慧是一种知识的积累、能力的提升。第二，认识体验说。张兴峰和王素梅认为教师的实践智慧是教师对教学情境的认识和体验。第三，综合素质说。许占全认为教师的实践智慧是教师综合素质的生成和体现。由此可见，对教师实践智慧含义的理解众说纷纭。实践智慧最早是由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翻译而来的，被汉译为“实践智慧”“实践理性”或“明智”。因此，这个命题必定会引出不同角度的讨论。但是，笔者更倾向于教师实践智慧是一种综合素质的提升，这很好地体现出了教师实践智慧是知识、能力、德性的统一，是认知与情感的统一。
（三）关于特点的研究
国内学者关于教师实践智慧特点的研究，整理后分为以下三个观点：第一，生成性。教师实践智慧产生于教师的实践活动，而实践活动又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过程，整个过程都伴随着不确定的因素。因此，教师要在应对这些动态的突发事件中使实践智慧得到提升。第二，缄默性。实践智慧往往是一种瞬时间的直觉反应，是以隐蔽的形式存在的，具有明显的不可言传性。但席梅红却对此有着截然相反的观点，她认为“实践智慧是教师在教育情境中对个别的、特殊的教学现象的理解与处理，但它并非‘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是可观察、可转述和可言传的”[1]。第三，个体独特性。教师的实践智慧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不同的教师由于其年龄、成长经历、生活背景等的差异，对教学的感悟也会有种种不同，再与个人的思维方式、行为特征相结合，往往会形成极具个性化特点的实践智慧”[2]。其实，教师实践智慧的特点远不止这些，还有实践性、德育性等。虽然这些特点并未在学术界达成统一认识，但也是确实存在、不可忽视的。所以，纵观现有的相关文章可以发现，一些学者对教师实践智慧特点的研究还是有些片面的。
（四）关于生成的研究
国内学者关于教师实践智慧生成的研究，整理后分为以下四个观点：第一，通过理论知识与实践的相互作用。“实践智慧的获得离不开理论与实践的交融和相互影响”[3]，实践智慧的生成要以理论知识为基础，并在理论知识的升华中发展实践智慧，积极促使理论知识在实践中转化为实践智慧。第二，教师的个体自我反思。王恩惠认为“只有将实践性知识内化成自己的思想并在教师头脑中得以重新建构，这样才能在教学情境中发挥其教育学上的意义，完成知识向智慧的提升，而实现这一过程的基本策略就是教师的教学反思”[4]。第三，加强教师合作。 “一个教师的教育理念与行为是这个人所属共同体的教育理念与行为的一种表现，个人的智慧是该共同体文化的实践的产物”[5]。第四，通过课堂实践检验。教师生成和积累的实践智慧究竟是否科学、准确，这需要课堂实践来检验，因为“教学过程可以预设，但教学过程的展开却并非完全依照预定的教案”[6]。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会产生许多突发事件，这就需要教师运用实践智慧来及时感知和处理教学问题，以保证课堂教学的顺利进行。
综上分析，通过对国内教育领域对教师实践智慧文章的研究，笔者发现普遍存在如下四个问题：第一，对教师实践智慧含义的界定未达到统一认识;第二，对教师实践智慧的重复性、无用性研究文章太多;第三，缺乏对教师实践智慧和思想政治课之间的整合研究;第四，对教师实践智慧生成的理论论述较多，但对实践方法的论述较少。笔者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学者和教师要专注于实践而不是理论，只有回归到教育教学实践才能把握实践智慧的内涵和外延。
二、国外研究现状
笔者查阅到的国外关于教师实践智慧的资料大多是关于实践智慧的研究，并没有对教师实践智慧方面比较系统和完整的研究。国外的研究主要针对实践智慧的含义、内容和生成三个方面进行。
（一）关于含义的研究
西方实践哲学传统源自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智慧是一种反思性智慧。同时，其他学者对实践智慧的理解也有不同的观点：以奥迪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实践智慧是“真实的、伴随着理的能力状态”，强调实践智慧的介理性;以里弗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它就是对情景的感知、辨别与顿悟;以邓恩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实践智慧是对人类有益的道德品性。综上分析，外国学者对实践智慧研究多倾向于一个伦理学和政治学的概念，虽然后来延伸至人类的实践智慧，但并未延伸至教育学领域，也没有专门地探讨教师的实践智慧，这也成为国外研究领域的一大憾事。
（二）关于内容的研究
对实践智慧内容的研究也为分三个观点：第一，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智慧考虑的乃是对人的整个生活有益的事;实践智慧不只是对普遍事物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对特殊事物的知识，并且经验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7]。所以，他主张生活实际就是实践智慧的内容，而且是生活实际中对人类有意义的事。第二，邓恩认为，实践智慧是使人走向真善美的行动倾向，这种倾向让人懂得如何更好地生活，是技术倾向所不具备的道德意识。第三，舒尔曼认为，实践智慧是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化。因为“教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复杂性的智慧工作”[8]，“教师教育必须转变，从知识论的培养观转向实践智慧的培养观”[9]，这种观点更倾向于“慎思”的生成与发展。
（三）关于生成的研究
国外的学者认为实践智慧的生成途径主要有以下两种：第一，通过“教育叙事”，这种观点强调教师个体的反思。康内利和柯兰迪宁主张教师通过写日志、传记等方式进行单独的个体反思，或经过教师间会谈、参与观察等方式后再进行反思。第二，通过“合作的自传”，这种观点强调教师间的合作。巴特和雷蒙德主张一组教师先对工作的背景、使用的课程、教育理论等写出自我描述性的文字，然后进行组内批判性的评论，通过教师间的合作来生成实践智慧。可见，国外学者对于教师实践智慧的生成是各执己见的。但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强调语言表达对于教师反思的重要作用，并以某种语言表达方式为媒介来设计教师活动。
综上分析，国外对实践智慧的含义、内容和生成都是未达成一致观点的，这给深入地研究实践智慧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没有矛盾就不会发展，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会不断产生出更多、更新的观点，并最终会剖析出其本质。同时，这也正是我国学者需要深思之处。因为我国学者的观点大都相同，真正有建树的文章较少。教师实践智慧的发展不需要重复性研究，而需要实践性、创新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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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过度解读；反思
近十年来，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被广泛接受，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主导话语、战略选择、政策导向和实践追求。然而，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在中国实际上被过度解读了。不论这种过度解读出于何种原因，是现实的需要还是理论的盲从，我们都需要做出理性的剖析和反思，这对于教育研究的持续深化和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是必要的。
一、对马丁·特罗的理论，过度突出其中大众高等教育说的地位，大有以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取代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的趋势
1962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马丁特罗(Martin Trow)教授在《美国高等教育民主化》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大众高等教育”这一概念。70年代，特罗以美国和战后西欧国家高等教育发展为研究对象，探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量变与质变的问题，连续撰写了《从大众高等教育向普及高等教育转化的思考》(1970)、《高等教育的扩张与转变》(1972)、《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1973)等系列长篇论文。特罗认为高等教育的发展，至少有三种表现形式：第一为成长率，即在校学生数的增长；第二为教育制度及教育机构规模的扩大；第三为适龄青年进入大学的比率。根据适龄青年入学率的不同，将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划分为“精英”、“大众”、“普遍”三个阶段，并提出了具体的量化指标。高等教育入学率在15％以下时，称精英教育阶段，此时高等教育首先关注的是塑造统治阶层的能力和人格，使学生为在国家和学术性专业中充当精英角色做好准备，高等教育的对象局限于少数学术精英，作为特权，受出身、天赋等条件的制约。当高等教育入学率为15％-50％时，称为大众高等教育阶段，此时教育的重心从塑造人格转向传授更为具体的技能，高等教育机会逐渐成为那些具备某种正式资格者的权利。当高等教育入学率超过 50％时，就进入普遍高等教育阶段，此时高等教育越来越成为一种义务。特罗认为，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高等院校类型与规模、入学与选拔、课程组织、学术标准与教育质量管理等方面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教育文化观念、功能、教学形式与师生关系、制度变革、教育结构、领导与决策方式、教育运行机制等方面也将具有不同的规定性。此后，特罗发表了《论大众高等教育与教育机构多样性》和《从大众高等教育向普遍进入过渡：美国优势》等文章，进一步探讨了大众高等教育与普遍进入问题。
对于处于“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的‘过渡阶段’”的中国，关注特罗理论中大众高等教育说有其合理性。但从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演绎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甚至将特罗称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之父”，却是我们的过度解读。实际上，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提出时的7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已经实现了大众化。此后，特罗教授对其“三阶段论”不断进行修正、补充，但仍局限于部分发达国家，并未在其他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推广与验证。从上世纪90年代起，美国适龄青年进入大学的比率已经基本停滞，个别年份甚至出现下降，支撑高等教育普遍进入的是终身学习的兴起和大量成年人进入高等学校学习。于是在《论大众高等教育与教育机构多样性》和《从大众高等教育向普遍进入过渡：美国优势》等文章中，他明显地以网络社会和终身学习为背景讨论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可以看出，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并没有局限于大众高等教育阶段，在修正自己的理论时，其修正的重点是大众高等教育阶段与普遍高等教育阶段的关系，以使自己的理论与不断变化的教育现实相吻合，并未涉及精英阶段与大众阶段的关系。
由于这种过度解读，特罗的学说就从实证性研究被解读为规范性研究。实证性研究是通过一套经验的东西追求一个理论的验证，而且不是通过价值预设的。而规范性研究是用一套思辨的东西去构造概念，已经有了价值选择。特罗的高等教育阶段说，着眼于对高等教育发展态势的客观描述，并以此为依据对高等教育未来发展进程作出猜测和预期。这主要是一项实证性研究而非规范性研究，这一学说主要是根据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而构建的关于高等教育演化的一个简单的思想框架。他自己后来也承认：“构建这个图式或模式只是初步的尝试，存在甚多的局限和不完善。……在某些方面，特别是我关于欧洲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变化也将沿袭美国的大众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假设性预示，现在被1973年以来欧洲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所证明是个明显的错误”。在将客观描述解读为规范性预期的同时，高等教育大众化就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和政策目标。
二、对西方高等教育理论，过度突出大众高等教育说在其中的地位，漠视这一理论的对立面
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近十年来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一直处于一枝独秀的话语统摄地位。人们透过特罗的理论，将纷繁复杂的高等教育发展整合为一种关于高等教育历史演化、发展前景和终极目标的总体的、同一的、系统化的、理论化的、纲领化的发展模式，即精英—大众—普遍。这种高等教育发展模式隐含着无所不包的统摄性，实际上它也为高等教育发展确定了历史观和价值观，并由此构筑起“教育领域典型的大叙事”（孙玉杰，2006)。但是，西方高等教育理论目前并没有某个理论处于这样的话语主导地位。
20世纪构成高等教育发展认识论基础的主要是两种高等教育论，即知识论和政治论。两种不同的认识论，带来了高等教育发展的两种不同路径。秉持知识论的人，把以“闲逸的好奇”精神钻研知识、追求“不受价值影响”的真理作为目的，认为高等教育的目的在于求真，在于高深学问的自由探究，因此高等教育只能是精英型的，所谓大众化只会把不合格的、不适合做研究的学生带进大学；强调政治论的人则注重高等教育对于国家强盛、社会民主与平等、产业发展与技术进步的影响，主张高等教育应当走出“象牙塔”，从求真走向求用，向所有人开启大门。它推动了大众型高等教育的发展，促进了各国高等教育向多元化和多样化的演进。虽然二战以后以政治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占据优势，但“法国、地中海各国和拉美等国高等教育坚持第一种方向”，延续着以知识论为基础的精英教育传统。即使像美国这样大力推广大众高等教育的国家，精英教育理念依然是许多名校和学者的选择。
对于二战以后出现的高等教育迅速扩张，西方学者，特别是社会学与高等教育学学者出现了严重的认识分歧。其有关考察与思索、分析与阐释主要形成两种理论阐释：一种是教育过度说和资质过度说，一种是大众高等教育说和普遍高等教育说。教育过度(Over Education)说及资质过度(Over Qualification)说认为，在任何国家，工作职位任职资质要求与就职者实际资质之间，都存在着特定的文化、社会、经济甚至法律规定或曰惯例。就职者实际资质高于职位任职资质要求而形成现实配置，属于教育过度或资质过度，它与教育不足或资质不足一样，都是配置错位。有高等教育扩张，就有教育过度或资质过度；高等教育扩张速度越快或幅度越大，教育过度或资质过度就越严重。教育过度往往导致多种负面效应，如教育回报降低、资质利用不足或就业不足、挤占低技术工作岗位、知识浪费等等。所以教育过度说和资质过度说倾向于否定高等教育扩张，将其视为社会问题。大众高等教育说和普遍高等教育说以马丁·特罗为代表，他提出了高等教育“精英”、“大众”、“普遍”三个发展阶段，并提出了具体的量化指标。这一学说实质就是关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理论，其理论根基和研究范畴属于教育民主化的理论体系之中。它是基于某种描述性原则提出的，偏向于中立考察高等教育的扩张，偏向于中性描述高等教育扩张态势。“但是在西方学术界，一般则把特罗教授的贡献看成是提出了‘一个概念’，因为量的划分标准并没有科学的依据”。
可以看出，无论是基于知识论的精英教育观，还是基于某种规定性原则提出的教育过度或资质过度说，一直作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学说的对立面享有同等的话语权。这些对立观点的争论不断校正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构成了高等教育健康发展所不可缺少的环境和条件。但我们今天对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理解和运用，却局限于特罗教授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解读，这既是一种历史的遗撼，也是一种理论的遗憾。这种过度解读由于略掉了理论的对立面，客观上造就了目前只有一种声音的大众化语境：似乎谈论高等教育发展问题，即使是指陈时弊，也只能在大众化大背景下给出自己的话语。这样的大众化语境也将我们自己紧紧地绑缚在大众化单一坐标之中，以至于形成了只有我们自己察觉不到的不科学的认识。例如“已经跨入了国际上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这样的表述泛滥于学术和主流媒体，却不知这是典型的过度解读的结果，因为目前国际上对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并没有“公认的”标准。
对理论对立面的选择性漠视，或许是理论界的疏忽，或许是我们已经择定了高等教育扩张道路之后而采取的有意的疏忽。但理论上过度解读与选择性漠视的结果，只能是在实践层面上得到“教训”。如某些精英型大学出于现实的利益权衡也加入到扩招的行列，导致研究水平和教育质量的滑坡；而大众型大学定位不明，与精英型大学盲目攀比、贪大求全，把大众型大学办成压缩型、低质量的“精英教育”；有些学校出于利益动机不顾现实条件，在“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口号下盲目扩大招生，造成一方面是社会急儒的人才存在严重缺口，一方面是大量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尴尬局面，即使就业，起薪标准也逐年降低；有的地方和部门领导将大众化与产业化等同起来，认为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应当遵循办产业的思路，从而将高等教育的发展引入歧途，甚至无节制地扩大高等教育基本建设规模，许多高校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跑步进入“大众化”已经导致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脱节，并遮蔽了高等教育面临的结构调整的矛盾，延迟了高校在招生录取、专业设置、教学质量评价、人事制度等方面的紧迫改革。因此，即使对大众化理论深信不疑的人们，也不得不承认：“即使是达到15％甚至是更高的毛入学率，也并不能代表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众化”。
三、对西方教育大众化理念，过度突出其中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部分，略去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是整个教育大众化的延伸和发展这一理论的背景
教育大众化是伴随近代化而出现的社会潮流。近代史上，欧洲教育曾长期存在双轨制，一轨是为了将下层劳动者子女培训成职业技术工人而发展起来的学校系统，自下而上是小学—职业学校，这是职业教育；一轨是由古代贵族学校演化而来的带有等级特权色彩的学校系统，自上而下为大学—中学（中学预科班）—小学，其培养目标是学术性的，其实是精英教育。两个体系各自封闭，互不相通，实际上剥夺了普通大众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的权利。“大众教育”(Mass Education)一词17世纪产生于欧洲，更确切地说是“大众初等教育”(Mass Elementary Education)，指的是教育发展阶段中与精英教育并存的非精英教育部分。但实现教育公平、反对教育歧视的斗争在近代史上从来没有停止过。随着社会的进步，历经多次教育改革（如洪堡改革），双轨制逐渐向单一学制靠拢，精英教育增加科学知识的教育，职业教育也增加人文教育的内容，原来作为上层特权的、面向大学教育的普通中学开始对普通大众开放（亦即大众化），大众教育的内涵发生了变化。随着义务教育法在欧美各国的推行以及义务教育年限从初等教育延长到中学，教育大众化、教育普及化成为社会常态。
“大众高等教育”(Mass Higher Education)是教育大众化向高等教育领域延伸的自然结果，尽管秉持精英高等教育传统的人予以反对。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又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有其自己的形成和演变过程。特罗的理论是对这一进程的理论概括和提炼，其实质就是关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理论，其理论根基和研究范畴与教育民主化思潮有内在的联系。从概念的演进来说，在特罗教授提出大众高等教育学说之前，大众化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已经存在于教育领域之中。大众教育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原生概念，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一概念产生的最初形式。当代西方的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乃至“普及化”不仅仅是一连串的数字，更是基于其文化传统和社会自身发展需要的无数次改革的结果，以及教育与社会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其背后是几百年的国家宏观教育政策和制度安排变化，是教育理念和大学观念转变，是教育民主和法制的不断完善。特罗的理论带有西方教育传统的浓重色彩，它不是抽象的教条，离开了特定的历史实践和具体语境，我们就不能确认其对错，它们没有天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然而我们在引介、借鉴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时，却略去了其历史基础、制度文化和理论背景，试图将这一理论“范式”生硬地套在中国高等教育上。T.S库恩认为范式是“一幅用来类比的具体的‘图画’，是一种‘看的方式’”，“一种共有的信念”，它能提供“一个可供仿效的解题范例”。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学说的过度解读已经使高等教育大众化成为当下高等教育发展研究的核心概念，并实际上框定了一定时期内的研究途径与方向，同时也成为关注与从事高教事业的人们的某种科学信念和价值标准。其实，在西方高等教育扩张过程中，大众高等教育是不可抑制的现实，也是充满问题和争议的现实。高等教育大众化趋势，早在20世纪初就引起高度重视和激烈争议。“20世纪以来，以培养学生特定的职业为目标的下属领域的学院声誉日隆：新闻学、商科、图书馆学、社会服务、教育、牙医、护士、林学、外交、药学、兽医外科以及公共行政。”在坚持精英教育理念的人们看来，从教育理想、培养目标、课程内容、集资方式上“将大学职业教育化对大学而言显然是有害的”。在现实中，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由于多方面的因素使之具有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的特殊性。例如：我们的高等教育是在厚重的传统文明的背景下展开的，其中既有绵亘千年的“科举情结”，也有崇仁义、尚礼智、倡道德、重责任的教育道统；既有重视“风节”、“体道”、自省、和谐的教育理念，也有反常合道、知行合一、寓德于教、学以致用的教育主张，它们都从深层国民心理上影响着大众化的进程；我们是在“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进程中发展高等教育的，在追求高等教育发展的同时，必须完成体制改革、制度创新等现代化使命；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使我们的高等教育发展进程具有深刻的制度色彩，中国高等教育是政府主导的，无论是政策制定、学校分类、学校改革，政府都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在西方，入学门槛较低，但高等教育毕业率低，而在中国入学率和毕业率几乎相同，进入高等教育后学生淘汰率很低，因此我们的入学率指标与欧美国家不具有可比性。不可否认，特罗的大众化命题与原则之中具有某种普适性，但整体而言，其所欲解决的问题，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一一对应的。
需要补充的是，对理论的过度解读不同于对理论的发展。后者关注用理论提供的方法原理，解释现实存在的问题，突破与时代和现实变化不相适应的观念和认识，由此带来理论的创新。对理论的过度解读则是任意引申、演绎文本本身，为已经设定的目标或价值找到理论的文本教条，只能带来对理论的误读和曲解。我们需要的是在文化自觉和现实理性基础上对特罗理论的发展，而不是对理论文本的过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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