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4 15: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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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银行保险（bancassurance）是指银行通过各种方式向客户提供保险产品而进入保险领域。尽管19世纪就有了银行与保险的结合，但一般认为，真正的银行保险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欧洲是银行保险的发源地，之后，银行保险便迅速发展起来了。尤其是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银行保险发展的浪潮，特别是1998年11月美国花旗银行兼并旅行者集团将银行保险推向了。2000年，通过银行销售的寿险保单在法国为60%、荷兰为39%、西班牙为40%、英国为28%、意大利为30%、法国为14%.可以说，银行保险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一、银行保险产生和发展的原因
1、银行所处环境的不断变化是银行保险产生和发展的现实因素。首先，人口状况、储蓄方式和金融意识三方面的变化使得银行业经营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银行业的资金来源急剧减少，与此同时，保险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保费收入占金融资产的比重大幅增加。80年代以来，发达的国家人口平均寿命显著提高，人口老龄化问题非常突出，极大的促进了保险行业特别是寿险业的迅速发展。同时，人们的金融意识逐渐增强，人们对长期、高收益的金融储蓄方式的需求不断增加。低通货膨胀率也使得人们愿意购买长期的金融产品。其次，伴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银行所面临的竞争环境急剧恶化。一是西方国家的金融市场已经是高度成熟的市场，竞争的加剧迫使银行不断寻找其他利润增长点。二是管制的放松及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影响，使得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外国银行、金融产品的零售商等金融机构更容易进入银行领域。三是由于技术的进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资金需求者的融资渠道越来越多样化，这使得银行产品的可替代性越来越大。
2、金融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是银行保险发展的内在动力。银行业竞争环境的不断恶化使得利润率不断降低，与此同时保险业的高利润对银行业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促使银行不断开展保险业务。事实上，银行开展保险业务具有极强的优势。一方面，银行拥有开展保险业务的硬件方面的优势，如银行拥有基本的现金帐户，这可以作为其开展多样化业务的平台；银行拥有广泛的分支网络机构，这可以用来销售保险产品等；银行能够利用更加详细的资料库为客户提供更为合适的产品等等。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与保险公司的合作使其较为了解保险业的运作特征。更为重要的是，银行具有更为优良的信誉或声誉等，银行业务与保险业务的相似性可以使银行有效的保持其核心竞争力。
3、银行保险也是保险业横向扩展的需要。从世界范围看，发达国家的保险市场已趋向饱和，业内的竞争已处于一种极限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保险业的横向扩展表现为金融业务的一体化，银保业务的融通趋势日益明显，银行和保险公司之间通过兼并和收购、集中和联合，由此发挥规模经济的效应，以规模优势来获取市场份额的稳定和扩大，便成为一种必然选择。此外，跨行业收购与兼并，可以制造协同效应，从而有效地提高整个金融行业的运行效率。
4、金融监管的不断放松为银行顺利地进入保险领域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纷纷对金融业放松管制，默许银行、保险、证券合业经营，之后又从法律上加以确定。如英国与日本先后于1986年与1997年实行“大爆炸”的金融改革，放松监管，允许合业经营；美国也于1999年11月废除了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通过了《金融现代化服务法案》，从而正式从法律上允许合业经营。
二、国外银行保险的合作模式
1、以银行为主的合作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保险公司仅为银行提供保险产品以及相应的技术支持，如风险调查、承保技巧，保险投资管理等，并因此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占主导地位的银行通常拥有众多的分支机构、ATMS系统、信用消费体系、邮件或电话销售网络等多样化销售渠道，他们可以根据自身的客户群要求保险公司提供最有利的保险产品。
2、以保险公司为主的合作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通常是一家规模较大的保险公司与多家中小银行共同开发市场，占主导的保险公司拥有强大的销售网络，包括专业人、独立人等各种中介。与之合作的银行最少需要五家以上的分支机构，当地拥有较高的声誉，银行只能够辅助保险公司从事一些保险宣传和潜在客户的开发工作。保险公司将根据银行在销售过程中的业绩支付相应的佣金，同时为更好地激励银行销售保险产品，保险公司人有可能将保险产品与银行的某些产品结合起来组合销售。
3、银行、保险公司共建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银行与保险公司平等地分配经营所得，即合作双方通常都是各自拥有广大客户资源及丰富管理经验的大型银行和保险公司，他们之间的强强合作构成了一种新型的更为有效的保险营销模式。二者的合作使双方集中了诸如高效的销售网络、销售技巧、产品开发经验等各类资源，做到优势互补。
4、银行与保险公司的并购模式。尽管银行与保险两种文化的融合需要较长的磨合期，但是银行与保险这种合作方式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他们各自的企业优势都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保险公司的保险专业知识可以解决银行承保业务时所面临的局限性，从而使银行很快介入保险领域，同时一个成功的银行在开展传统金融业务的过程中，会建立数量众多的客户关系，这又能使保险公司很快的进行潜在客户的开拓。
三、对发展我国银行保险的分析和建议
我国实行银行、保险、证券分业经营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银行保险的发展。由于我国的金融业和发达国家甚至许多发展中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故对于国际上出现的金融业务一体化的趋势，我国要谨慎对待，不可盲目追随，但我们要认真研究和进行准备。一旦条件成熟时，我们也应逐步放开各种行业限制，促进国内金融企业的一体化发展。具体应采取以下措施：
1、提高对银行保险合作重要性的认识程度。银行保险符合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趋势，是我国金融业在“入世”之后，必须做出的理性选择，是中国金融市场开放后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所做出的准备。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无论银行还是保险公司都必须进一步提高对银行保险合作重要性的认识程度，立足于长远，制定正确的经营战略和营销策略，同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发展银行保险的经验与教训，不断地推陈出新。
2、健全金融监管。2000年，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保监会和中国证券会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加强了三大监管部门的协调，向综合金融监管迈出了第一步。但单纯的联席会议制度远不足以应对日趋复杂的金融市场格局和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动态。因此，从长远来看，应设立负责综合金融监管的专门机构，统筹规划、全盘布局，统一制定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规划和相关法律法规，集中监管信息，协调监管政策和监管标准，监测和评估金融行业的整体风险。
3、实施保险创新。银行保险要联合进行保险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双方应加强对客户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银行柜台适合销售的保险产品就是卡式产品，寿险方面的短期险比较容易改变成卡式产品，但目前寿险产品在这方面的开发力度尚显不够；同时，由于对于长期合作的重视程度不够，一些长期险产品难于开发。财产险方面，一些责任险比较容易改变成卡式产品，如职业责任险等，对于信贷类保险还有待于银行保险双方更进一步合作开发。另外，可以开发捆绑式产品销售，如信用卡相关的保险等。
4、大力发展保险电子商务。运用计算机手段，实现银行与保险公司的联网，是开展银行保险的基础工作。目前，银行的电子化水平比较高，对客户的服务比较及时，资金结算迅速安全，应该在硬件和软件设计上留给保险以应有的内容和空间。银行保险业务的发展需要信息交流技术的支持，由于保险产品，特别是一些人身险产品需要核保，信息的输送和反馈是相当重要的，双方必须实现联网才能提高业务能力和业务质量。
关键词：银行保险银行业保险业
银行保险又称银保融通，主要是指银行通过各种方式向客户提供保险产品从而进入保险领域的一体化经营方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银保合作。
我国发展银行保险的现实意义
银行业与保险业相互合作、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作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产物，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在这一潮流的影响下，当前我国出现的银保合作热，符合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是我国银行业和保险业在应对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挑战所作出的理性选择，也是为下一步迎接激烈竞争所作出的必要准备。大力发展我国的银行保险，对于我国的银行业、保险业起着双重促进作用。
银行保险可以有力促进保险业的发展
有利于节约保险的经营成本，提高保险市场的运行效率由于银行发展较早,比较完善，具有丰富的营业网点和广泛的销售渠道。银行保险正是利用银行庞大的分支机构网络销售保险产品，使得银行保险的经营者可以凭其信息优势接触数量巨大的潜在客户，而不需要在社会上随机寻找潜在客户和准客户，主动联系进行保险展业，在扩大经营规模的同时降低保险产品的营销成本，实现规模经济，扩大了潜在客户群,提高保单的销售效率。
促使我国保险经营模式的变革一是保险经营理念的变革。银保合作可加深保险公司与客户的关系，降低客户的信息收集成本和交易成本，为客户提供更多的服务选择，满足其多元化和个性化需求。二是保险经营手段的变革。保险业利用银行网点作为销售渠道，可以高效率地覆盖市场与客户，解决保险公司分支机构不足的问题；并可借助客户对银行的信赖，有效缩短保险产品与广大客户之间的距离。
促进我国保险核心资源的深度和广度开发银行保险的推广，可以增加保险市场的主体，有力地加快中国保险业、特别是寿险业的扩张速度，提高保险市场的竞争力度，培养健康、竞争、有效的保险市场。银行与保险开展深层次合作，对提高我国保险业整体规模和服务水平，增加服务的技术含量，增强国际竞争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银行业也会在银行保险业务中获得巨大的利益
使巨大的销售网络获得根国利用利润银行的收益是多方面的首先，银行通过现有的销售渠道、技术等资源的合理利用，实现了成本节约。节约的成本包括交易成本、销售渠道成本、客户信息收集成本等。银行和保险公司可以协商降低保费的形式，把节约的费用向顾客转移从而提高产品的吸引力。银行保险最为发达的法国，在寿险市场采取银行保险形式的公司在成本上明显要比传统的保险公司占据优势，银行保险机构基本上可以把佣金和成本占总保费收入的比例控制在10％以内，而传统的保险公司的这一比例普遍高于10％，有的甚至达到22％。其次，银行可以通过销售保险产品得到手续费，参与其销售的保险产品部分的资产管理将获得资金的投资收益；多项收益将产生“收入的协同效应”，即银行保险可以通过产品开发、销售、网络关系等资源的共享达到规模经济的效果，为银行带来了可观的收益。
稳定银行的资金来源金融市场近年来逐渐显现银行的资金逐渐分流到保险公司，银行为了避免这一状况的恶化，采用了两种方式保险业务的经营：一是与保险公司签定分销协议并参与资金的管理，二是成立自己的保险公司保证资金保留在集团内。这样既避免了资金分流，还使得银行自身的资金来源更加稳定，更多的短期投资转化成中长期投资。
我国银行保险的现状及问题
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及国民经济结构性调整的逐步深化，银行与保险公司的合作仍然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
观念转变滞后于市场。目前银行已充分认识到拓展银行保险业务是今后稳定客户源的一条重要渠道。但是在基层网点，大多数员工对这项业务认识不足，认为是增加额外负担、不务正业。同时推销保险业务简单依靠信贷手段、柜台销售，全员没有真正开展起来，没有采取行之有效的办法。保险公司则习惯于沿用行业代办的模式，对银行保险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上热下冷。甚至一些基层公司有畏难情绪，认为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启动这块市场，还不如建一个保险站业务来得快，没有从营销机制创新角度来重视银行保险，更没有像引进个人营销机制一样开拓银行保险市场。
银行与保险公司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仍显不足。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都是金融企业，其在产品、管理、风险防范、营销对象等多方面有着共通之处，具备广泛、深入合作的条件，但目前我国银行与保险公司的合作仍处于初期，合作内容以保险、保费结算、资金存款为主，而在产品互补、客户共享、电子网络等方面仍未开展有效合作，合作内容的单一和简单化影响了双方资源的共享度和资源整体效益的提高。为此，银行与保险公司应进一步扩大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并通过合作，努力实现降低经营成本、化解经营风险、增强自身竞争力的目标，为迎接全球化金融竞争的挑战奠定基础。产品单一，同质化程度高，且产品存在较高的风险。各家保险公司在银行柜台上推出的产品大同小异，绝大部分为简易型人身保险产品，保障功能设计不足，无法满足客户的差异化需求。产品单一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容易偏向价格恶性竞争。目前占银行保险市场份额最大的产品为趸缴的分红保险，2002年占银行保险业务保费收入的43.6％。分红型产品占比过高，而我国资本市场又不是很稳定，资金运用渠道相对狭窄，势必造成过高的资本运用和分红压力。当然，银行保险主推分红保险与我国民众保险意识不强有关系，因为相对于保险而言，人们更容易接受传统的储蓄方式，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保险公司在产品开发过程中由于受技术力量、精算水平的制约，加之对银保合作的渠道与机理认识不清，不能结合双方优势开展产品、服务创新，以致出现产品缺乏吸引力和价格缺乏竞争力的问题。
电子化管理水平低，专业人员相对缺乏。由于保险产品的特殊性，需要具备保险专业知识的人向投保人详细解释，而我国目前这种专业人员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客户的需要。银行与保险公司之间电子化管理水平参差不齐，机型和软件的规格不统一，双方网点无法实现全面联网；保险公司系统内尚没有开发和建立银行保险售后服务网络系统，始终存在保单流传速度慢、承保质量低、管理有漏洞等问题，影响了客户到银行购买保险的积极性。
发展我国银行保险业务的对策
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的业务合作，使银行保险业务成为金融业一个具有巨大赢利潜力的领域。能否很好解决好目前存在的问题，将极大地影响我国银行与保险业合作的未来前景。现阶段我国保险业发展银行保险的对策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转变银保合作的经营理念。对银行来讲，保险是金融一体化的前奏，是银行自身发展的需要，不是夕阳式的短期行为，更不能单纯地停留在增加银行储蓄存款的低层次认识水平上。这个观念要灌输到银行的每一个员工的思想里，使其工作由被动转为主动。对保险公司来讲，则要树立全新的市场经营理念，除在产品、管理、服务、培训等方面下功夫外，还可以适当地增加前期投入，为银行提供有效的宣传等配套服务。
进行服务和保险产品的创新，使之融入银行的产品和服务渠道，发挥整体联动优势。银保合作的核心是寻找共同的客户市场，并提供多元化服务，保证客户的长期满意度，留住老客户，吸引新客户。为此，保险公司应与银行组成市场拓展专家小组，充分开发与利用客户资源，对市场进行细分、确定相应的目标市场，针对不同需求层次的准客户和潜在客户设计相应的保险产品和营销策略。一是开发适销的银行保险产品。这是银行保险业务得以发展的关键。二是服务创新，提升服务内涵价值。目前可尝试开展诸如信函账单、电话服务和信用卡销售等新型销售方式。
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企业都是以获得最大利润为目标，作为银行也不例外。银行保险能否取得最大利益成为银行保险工作能否突破的关键。业务发展初期，利润少，银行的积极性不大。保险公司应和银行共同商定销售人员的激励考核办法，采取奖励基金与销售业绩、产品组合、业务增长量以及目标实现率相挂钩的方法，调动银行销售人员的积极性。银行在利益分配上要克服短期行为，要有前瞻性、连续性，将手续费或佣金足额分配给经办人员，以充分调动员工开展这项业务的积极性，激活银行保险市场。
加强从业人员的业务培训和市场营销力度。保险业务专业性强，险种的开发、产品的销售、售后的服务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从业人员的专业知识培训已成当务之急。保险公司和银行应该积极引入欧洲的银行保险业务经验，并结合国内银行的特点，加强对专门负责保险业务人员的培训，使之有能力应付各种技术性和专业性问题，使客户在银行买保险也能享受专业化服务。
加快技术开发，推广“银保通”。实现银行保险业务处理的电子化，解决保单流转缓慢、承保质量低、管理有漏洞等问题。银保双方要舍得增加必要的投入，添置和更新计算机设备，建立银行与保险公司之间的网络系统。尤其是保险公司要加强内部自动核保系统、投保信息管理系统、结算系统与银行的合作，开发出适合银行保险需要的业务处理系统，在承保、核保、理赔和其他售后服务等方面全面实现计算机网络管理，建立统一的操作平台，为客户提供方便、完善的售前售后服务。同时，双方应建立共同客户数据库，通过对数据库信息的分析，随时了解共同客户的经营状况、合作情况，有效实施客户关系管理。
银保保险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不仅能促进保险公司进行销售渠道和产品创新，也能丰富银行的经营结构和服务层次。展望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混业经营将成为我国金融业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的必然选择，因此我国必须大力发展银行保险。
参考资料：
1.施建祥，发展我国银行保险业[J]，保险研究，2002年4月
2.袁宜，银行保险及其在中国的发展[J]，浙江金融，2002年10月
3.刘晓宇，银保融通与我国“银行保险业”的发展前景[J]，上海保险，2002年4月
4.沈琳，我国银行保险发展的现状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03年2月
[关键词]银行保险；经营模式；资本融合
在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银行保险的快速扩张逐渐引起了金融服务领域的广泛关注。银行保险正在成为全球性的经济现象。在银行保险的发源地欧洲，银行保险的保费收入在部分国家的寿险总保费收入中的比例已经达到20%-35%；在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一比例甚至超过60%。在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近年来银行保险的发展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例如，香港已经成为亚洲银行保险发展得最为成功的地区之一，银行保险的保费收入占总保费收入的比重接近25%；新加坡银行保险在寿险新契约加权保费收入中的占比在过去几年一直稳定在20%左右；而在马来西亚，，2004年银行保险在寿险新契约保费收入的占比已经超过了传统的人渠道。不仅如此，20世纪90年代后期，银行保险甚至在南美洲、澳洲、南非等地也得到了迅猛发展。
相比银行保险在世界各国和地区的蓬勃之势，中国银行保险经过了十多年的探索，在迅速成长的过程中暴露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引发了人们的诸多思考，也使得中国银行保险的发展走到了一个关键时期。
一、中国银行保险的发展状况
中国银行保险的发展开始于1996年左右。当时，国内的泰康人寿、新华人寿等一些人寿保险公司开始尝试涉足银行保险。表现为，银行以兼业形式销售寿险业务，主要在商业银行和寿险公司的基层网点之间开展合作，寿险公司没有针对银行销售渠道开发专门的保险产品，银行保险的总体规模也一直很小。
2000年以后，银行保险在产品的开发创新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2000年8月，平安人寿保险公司推出了专门的银行保险产品——“千禧红”。随后，其它寿险公司相继推出了各自的银行产品，如中国人寿的“路路顺”、“家家福”、“事事达”、“鸿泰两全”、“鸿星少儿”、“鸿信消费信贷”；太平洋的万能寿险、“红利来”；新华人寿的“红双喜”；泰康人寿的“千里马”、“世纪之星”、“福寿两全保险”等。自此，银行保险对中国寿险业务的影响与日俱增。2001年，中国人身险保费收入达1423.96亿元，其中银行寿险保费收入为44.57亿元，占人身险保费收入的3.13%；2002年，中国人身险保费收入达2274.83亿元，其中银行寿险保费收入为388.4亿元，占人身险保费收入的17.07%；2003年，中国人身险保费收入为3011亿元，其中银行寿险保费收入达764.9亿元，占人身险保费收入的25.4%，同比增长96.9%。其间，银行的保险业务甚至超过团体保险，成为中国人身保险产品的三大销售渠道之一。除了业务规模的迅速增长外，各家保险公司和银行在银行保险的组织架构方面也都进行了建设和完善，以配合业务的发展。表现为，几乎所有的中资寿险公司和少数外资寿险公司都成立了专门的银行部门，一些公司还实行银行保险事业部制，加强银行业务的独立运营和核算；此外，部分商业银行也设立了一级或二级的保险业务部门。
然而，进人2004年，一些人寿保险公司开始进行业务结构调整，主动收缩银行保险业务，导致银行保险的发展速度放缓。2005年第一季度，银行保险的保费收入甚至出现负增长，同比下降19.5%。整个2005年，银行保险机构由2004年的76437家下降为65853家，银行实现的保费收入为803.25亿元，约占人身险保费收入的21.7%。2006年开始，银行保险又出现了大幅增长。
二、中国银行保险发展存在的问题
不难看出，中国银行保险虽然总体上发展较快，但业务起伏较大，目前寿险公司与银行之间的良好合作互动机制尚未建立起来。
(一)产品结构单一，影响持续增长潜力
目前，各寿险公司的银行产品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结构单一，在市场上常见的多是保险责任、保单费率基本相同，保险金额、分红方式等略有不同的五年期、十年期趸缴型分红产品。这些产品与银行储蓄产品较为相似，在业务发展初期，易于为银行客户接受，但从长远来看，此类业务不仅会逐渐给银行施加争夺储蓄存款、分流客户的压力，还可能对寿险公司维持稳定的现金流带来不利影响，并且可能透支潜在的优质保险资源，不利于长期持续发展。
值得庆幸的是，国内保险公司逐渐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在推出万能保险的同时，期缴业务的比重也大幅提高。然而，与银行业务具有一定关联性和互补性、能充分激发银行分销潜力的银行保险产品，如捆绑销售的住宅火灾保险与银行抵押贷款等，仍属空白。
(二)手续费恶性竞争，导致经营成本增高
目前，银行与寿险公司的合作缺乏长期利益共享机制，更多的是在手续费上进行博弈。一方面，各银行网点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主要以手续费的高低作为选择合作公司的标准，而且有的银行网点在手续费的支付上要求寿险公司采用不规范的操作方式。另一方面，由于银行网点资源有限，寿险公司不惜成本，竞相提高手续费率，甚至出现贴补费用进行恶性竞争，导致有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增加了不少，但利润却反而下降了。在一定程度上，银行的手续费要价过高已经使理论上寿险公司通过银行网点降低保险产品分销成本的结论落空。例如，2002年，国内寿险公司营业费用、手续费、佣金分别同比增长了67.45%、212.99%和28.92%。
2002年10月修改的《保险法》取消“11”限制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这种恶性竞争。在实践中，有的银行网点同时与多家寿险公司签订协议，销售多家寿险公司产品，但具体以手续费高低为标准决定推销力度，从而加剧了寿险公司之间的手续费竞争。竞争的日趋激烈和手续费率的不断攀升，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而且导致寿险公司的经营成本明显上升，制约了银行业务的发展。
(三)激励机制不畅，引发诚信问题
虽然银行高级管理层从总体战略考虑，愿意发展银行保险以拓展中间业务，但是银行的中层及基层管理者从自身利益出发，多以存款的多少作为考核基层工作的重要指标。增加保险业务并不能增加存款，银行基层人员办理保险业务的积极性因此受到一定影响。
此外，尽管中国银行保险在崭露头角之初，不乏借力于银行较保险营销员更好的信用和品牌这一因素，但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误导等不诚信行为。一方面，大多数的寿险公司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处理和维系人际关系上，忽视了对银行、邮政网点业务人员的培训，客观上致使这些代办人员不了解或不甚了解产品的条款内容及宣传要求，在对客户说明讲解的过程中，难免发生错误或误导，导致退保或产生纠纷。另一方面，由于有的保险机构的经营理念存在偏差，片面追求保费规模，而银行在利益驱动下，主观上对误导风险的认识不够，也导致误导现象的发生。误导问题不仅影响消费者的判断，混淆寿险公司和银行的责任，而且损害了银行渠道的形象，严重时甚至会动摇银行保险发展的基础。
三、中国银行保险发展的模式选择
中国银行保险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上述问题虽然各有其具体原因，但在一定程度上又都与目前所采取的初级经营模式有关。Sigma的研究指出，按照银行和保险融合程度的不同，银行保险的经营模式可以划分为分销协议、战略联盟、合资企业和金融集团四种。在金融业严格分业经营的制度安排下，国内保险公司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合作中还不涉及资本的融合，银行保险的经营还停留在分销协议和战略联盟这些相对初级的模式上。
在银行和保险公司双方浅层次的合作下，协议期限较短，伙伴关系变动频繁，很难保证寿险公司未来稳定的保费收入来源，也无法实现银行保险的低成本优势。实际上，银行代售保险产品的技术含量要远远高于传统的保险分销方式，银行和保险公司双方需要运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建立统一的操作平台，才能通过银行庞大的分支机构网络，为客户提供方便和完善的售前售后服务。由于网点的稳定性较差，寿险公司不愿也不敢加大对银行业务的投入，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产品的开发和创新，进而影响到银行保险的持续发展。而从国际银行保险的成功经验看，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合作应该是长期的、稳定的、利润共享的关系，其实现的途径之一就是资本融合。例如，在银行保险发展较快和较好的欧洲，银行保险的经营模式多由紧密的股权纽带形成。
(一)中国银行保险资本融合的政策环境
目前，依据中国金融业三部基本法规《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和《证券法》的规定，银行业、保险业与证券业之间必须实施分业经营，不能从事交叉业务，也不得设立非本行业的附属机构。《商业银行法》第43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证券法》第6条规定，“证券业和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证券公司与银行、信托、保险业务机构分别设立。”《保险法》也规定，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仅限于寿险业和财产保险业务；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仅限于在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不允许直接投资于企业股票，更不允许投资于商业银行。
然而，在实践中，金融集团的存在已经既成事实。在它们当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当属以保险公司为主体的金融控股集团——中国平安。目前，平安已经形成了以保险为主，融银行、证券、信托、投资和海外业务为一体的紧密型金融控股集团的架构。
实际上，中国《商业银行法》第43条“……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已经为中国金融业的混业经营预留了政策空间；2006年6月下发的《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稳步推进保险公司综合经营试点，探索保险业与银行业、证券业更广领域和更深层次的合作，提供多元化和综合性的金融保险服务”，“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支持保险资金参股商业银行”。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日前也指出，“鼓励、支持和引导国有大中型企业及各类社会资金投资保险业，探索和研究银行、邮政投资保险业，不断为保险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些政策法规限制的放宽，使得未来中国银行保险的资本融合成为可能。
(二)银行保险资本融合的可行模式
从国际经验来看，在银行保险的四种经营模式中，合资企业和金融集团是较为高级的、涉及资本融合的两种模式，也是银行保险较为发达的国家通常采用的模式。针对目前银行保险经营中暴露的诸多问题，国内银行业务的发展亟需模式和机制上的突破，寿险公司和银行也正在积极探索银行保险合作的新模式。
通过资本、股权等形成相互渗透或是建立合资企业即专业的银行保险公司，正好符合上述形势的需要。这样做，可以从机制角度解决银行与寿险公司的利益共享，避免银行业务中产生的诸多问题，实现银行向成熟的银行保险制度转变，有助于增强和扩大保险业的实力和影响。
采取金融集团模式则是中国银行保险资本融合的另一个可行选择。从中国金融业的现状来看，借鉴美国金融业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转变的经验，实行金融控股集团制是较为稳妥的选择。2006年6月下发的《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也明确提出，“支持具备条件的保险公司通过重组、并购等方式，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保险控股(集团)公司”。
(三)银行保险资本融合的监管挑战
在国内寿险公司和银行积极探索银行保险业务的同时，中国保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在规范银行保险的发展方面也做出了很多努力。例如，2003年4月，中国保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银行人身保险业业务管理的通知》，要求保险公司与银行力口强信息沟通和合作，加强寿险业产品的宣传和信息披露管理，客观公正地宣传银行寿险业产品，不把保险产品作为储蓄产品介绍，不夸大或变相夸大保险合同利益。2006年，中国保监会和银监会又联合下发了《关于规范银行保险业务的通知》，从加强机构资格管理、加强业务内部管理、规范手续费管理、规范销售人员资格管理、规范产品销售、加强监督检查、加强行业内外沟通与交流等七个方面对银行保险业务提出了监管要求。
与此同时，行业自律方面也有了新的进展。2006年9月，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牵头制定，中国人寿、中国人保、平安保险等60家保险公司签署的《银行、邮政保险业务自律公约》面世。《自律公约》从销售人员资格管理、手续费支付方式、手续费比例等方面进行了规范，旨在维护银行、邮政保险市场的正常秩序，制止保险公司与商业银行、邮政储汇局、信用社合作过程中的不正当市场竞争行为，防止商业贿赂，促进银行保险业务持续和健康发展。
但是，以上这些监管规定的出台，仍是以中国银行保险采取较为初级的经营模式为背景的。而银行保险一旦涉及资本融合，将产生比分销协议、战略联盟模式下复杂得多的风险，这必然会给监管机构带来许多新的挑战，如产品的界定问题、监管套利问题、消费者利益保护问题，等等。如何进一步加强银行和保险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配合，逐步将已经建立的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升级为一种正式的监管制度安排，实现双方共享监管信息，建立分业监管的协调机制，避免监管交叉和监管真空的出现，是监管机构在引导和规范银行保险未来发展时所必须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吴定富.中国保险业发展蓝皮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
[2]胡浩.银行保险——商业银行综合经营丛书[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3]黄金财.欧洲银行保险制度的现状及发展趋势[J].保险研究，2002，(7).
[4]黄金财.法国、意大利银行保险制度比较研究[J].中州学刊，2002，(3).
[5]郭琳.亚洲地区银行保险经验借鉴[J].保险研究，2006，(1).
[关键词]银行保险；经营模式；资本融合
在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银行保险的快速扩张逐渐引起了金融服务领域的广泛关注。银行保险正在成为全球性的经济现象。在银行保险的发源地欧洲，银行保险的保费收入在部分国家的寿险总保费收入中的比例已经达到20%-35%；在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一比例甚至超过60%。在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近年来银行保险的发展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例如，香港已经成为亚洲银行保险发展得最为成功的地区之一，银行保险的保费收入占总保费收入的比重接近25%；新加坡银行保险在寿险新契约加权保费收入中的占比在过去几年一直稳定在20%左右；而在马来西亚，，2004年银行保险在寿险新契约保费收入的占比已经超过了传统的人渠道。不仅如此，20世纪90年代后期，银行保险甚至在南美洲、澳洲、南非等地也得到了迅猛发展。
相比银行保险在世界各国和地区的蓬勃之势，中国银行保险经过了十多年的探索，在迅速成长的过程中暴露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引发了人们的诸多思考，也使得中国银行保险的发展走到了一个关键时期。
一、中国银行保险的发展状况
中国银行保险的发展开始于1996年左右。当时，国内的泰康人寿、新华人寿等一些人寿保险公司开始尝试涉足银行保险。表现为，银行以兼业形式销售寿险业务，主要在商业银行和寿险公司的基层网点之间开展合作，寿险公司没有针对银行销售渠道开发专门的保险产品，银行保险的总体规模也一直很小。
2000年以后，银行保险在产品的开发创新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2000年8月，平安人寿保险公司推出了专门的银行保险产品——“千禧红”。随后，其它寿险公司相继推出了各自的银行产品，如中国人寿的“路路顺”、“家家福”、“事事达”、“鸿泰两全”、“鸿星少儿”、“鸿信消费信贷”；太平洋的万能寿险、“红利来”；新华人寿的“红双喜”；泰康人寿的“千里马”、“世纪之星”、“福寿两全保险”等。自此，银行保险对中国寿险业务的影响与日俱增。2001年，中国人身险保费收入达1423.96亿元，其中银行寿险保费收入为44.57亿元，占人身险保费收入的3.13%；2002年，中国人身险保费收入达2274.83亿元，其中银行寿险保费收入为388.4亿元，占人身险保费收入的17.07%；2003年，中国人身险保费收入为3011亿元，其中银行寿险保费收入达764.9亿元，占人身险保费收入的25.4%，同比增长96.9%。其间，银行的保险业务甚至超过团体保险，成为中国人身保险产品的三大销售渠道之一。除了业务规模的迅速增长外，各家保险公司和银行在银行保险的组织架构方面也都进行了建设和完善，以配合业务的发展。表现为，几乎所有的中资寿险公司和少数外资寿险公司都成立了专门的银行部门，一些公司还实行银行保险事业部制，加强银行业务的独立运营和核算；此外，部分商业银行也设立了一级或二级的保险业务部门。
然而，进人2004年，一些人寿保险公司开始进行业务结构调整，主动收缩银行保险业务，导致银行保险的发展速度放缓。2005年第一季度，银行保险的保费收入甚至出现负增长，同比下降19.5%。整个2005年，银行保险机构由2004年的76437家下降为65853家，银行实现的保费收入为803.25亿元，约占人身险保费收入的21.7%。2006年开始，银行保险又出现了大幅增长。
二、中国银行保险发展存在的问题
不难看出，中国银行保险虽然总体上发展较快，但业务起伏较大，目前寿险公司与银行之间的良好合作互动机制尚未建立起来。
(一)产品结构单一，影响持续增长潜力
目前，各寿险公司的银行产品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结构单一，在市场上常见的多是保险责任、保单费率基本相同，保险金额、分红方式等略有不同的五年期、十年期趸缴型分红产品。这些产品与银行储蓄产品较为相似，在业务发展初期，易于为银行客户接受，但从长远来看，此类业务不仅会逐渐给银行施加争夺储蓄存款、分流客户的压力，还可能对寿险公司维持稳定的现金流带来不利影响，并且可能透支潜在的优质保险资源，不利于长期持续发展。
值得庆幸的是，国内保险公司逐渐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在推出万能保险的同时，期缴业务的比重也大幅提高。然而，与银行业务具有一定关联性和互补性、能充分激发银行分销潜力的银行保险产品，如捆绑销售的住宅火灾保险与银行抵押贷款等，仍属空白。
(二)手续费恶性竞争，导致经营成本增高
目前，银行与寿险公司的合作缺乏长期利益共享机制，更多的是在手续费上进行博弈。一方面，各银行网点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主要以手续费的高低作为选择合作公司的标准，而且有的银行网点在手续费的支付上要求寿险公司采用不规范的操作方式。另一方面，由于银行网点资源有限，寿险公司不惜成本，竞相提高手续费率，甚至出现贴补费用进行恶性竞争，导致有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增加了不少，但利润却反而下降了。在一定程度上，银行的手续费要价过高已经使理论上寿险公司通过银行网点降低保险产品分销成本的结论落空。例如，2002年，国内寿险公司营业费用、手续费、佣金分别同比增长了67.45%、212.99%和28.92%。
2002年10月修改的《保险法》取消“11”限制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这种恶性竞争。在实践中，有的银行网点同时与多家寿险公司签订协议，销售多家寿险公司产品，但具体以手续费高低为标准决定推销力度，从而加剧了寿险公司之间的手续费竞争。竞争的日趋激烈和手续费率的不断攀升，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而且导致寿险公司的经营成本明显上升，制约了银行业务的发展。
(三)激励机制不畅，引发诚信问题
虽然银行高级管理层从总体战略考虑，愿意发展银行保险以拓展中间业务，但是银行的中层及基层管理者从自身利益出发，多以存款的多少作为考核基层工作的重要指标。增加保险业务并不能增加存款，银行基层人员办理保险业务的积极性因此受到一定影响。
此外，尽管中国银行保险在崭露头角之初，不乏借力于银行较保险营销员更好的信用和品牌这一因素，但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误导等不诚信行为。一方面，大多数的寿险公司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处理和维系人际关系上，忽视了对银行、邮政网点业务人员的培训，客观上致使这些代办人员不了解或不甚了解产品的条款内容及宣传要求，在对客户说明讲解的过程中，难免发生错误或误导，导致退保或产生纠纷。另一方面，由于有的保险机构的经营理念存在偏差，片面追求保费规模，而银行在利益驱动下，主观上对误导风险的认识不够，也导致误导现象的发生。误导问题不仅影响消费者的判断，混淆寿险公司和银行的责任，而且损害了银行渠道的形象，严重时甚至会动摇银行保险发展的基础。
三、中国银行保险发展的模式选择
中国银行保险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上述问题虽然各有其具体原因，但在一定程度上又都与目前所采取的初级经营模式有关。Sigma的研究指出，按照银行和保险融合程度的不同，银行保险的经营模式可以划分为分销协议、战略联盟、合资企业和金融集团四种。在金融业严格分业经营的制度安排下，国内保险公司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合作中还不涉及资本的融合，银行保险的经营还停留在分销协议和战略联盟这些相对初级的模式上。
在银行和保险公司双方浅层次的合作下，协议期限较短，伙伴关系变动频繁，很难保证寿险公司未来稳定的保费收入来源，也无法实现银行保险的低成本优势。实际上，银行代售保险产品的技术含量要远远高于传统的保险分销方式，银行和保险公司双方需要运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建立统一的操作平台，才能通过银行庞大的分支机构网络，为客户提供方便和完善的售前售后服务。由于网点的稳定性较差，寿险公司不愿也不敢加大对银行业务的投入，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产品的开发和创新，进而影响到银行保险的持续发展。而从国际银行保险的成功经验看，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合作应该是长期的、稳定的、利润共享的关系，其实现的途径之一就是资本融合。例如，在银行保险发展较快和较好的欧洲，银行保险的经营模式多由紧密的股权纽带形成。
(一)中国银行保险资本融合的政策环境
目前，依据中国金融业三部基本法规《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和《证券法》的规定，银行业、保险业与证券业之间必须实施分业经营，不能从事交叉业务，也不得设立非本行业的附属机构。《商业银行法》第43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证券法》第6条规定，“证券业和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证券公司与银行、信托、保险业务机构分别设立。”《保险法》也规定，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仅限于寿险业和财产保险业务；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仅限于在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不允许直接投资于企业股票，更不允许投资于商业银行。
然而，在实践中，金融集团的存在已经既成事实。在它们当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当属以保险公司为主体的金融控股集团——中国平安。目前，平安已经形成了以保险为主，融银行、证券、信托、投资和海外业务为一体的紧密型金融控股集团的架构。
实际上，中国《商业银行法》第43条“……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已经为中国金融业的混业经营预留了政策空间；2006年6月下发的《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稳步推进保险公司综合经营试点，探索保险业与银行业、证券业更广领域和更深层次的合作，提供多元化和综合性的金融保险服务”，“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支持保险资金参股商业银行”。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日前也指出，“鼓励、支持和引导国有大中型企业及各类社会资金投资保险业，探索和研究银行、邮政投资保险业，不断为保险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些政策法规限制的放宽，使得未来中国银行保险的资本融合成为可能。
(二)银行保险资本融合的可行模式
从国际经验来看，在银行保险的四种经营模式中，合资企业和金融集团是较为高级的、涉及资本融合的两种模式，也是银行保险较为发达的国家通常采用的模式。针对目前银行保险经营中暴露的诸多问题，国内银行业务的发展亟需模式和机制上的突破，寿险公司和银行也正在积极探索银行保险合作的新模式。
通过资本、股权等形成相互渗透或是建立合资企业即专业的银行保险公司，正好符合上述形势的需要。这样做，可以从机制角度解决银行与寿险公司的利益共享，避免银行业务中产生的诸多问题，实现银行向成熟的银行保险制度转变，有助于增强和扩大保险业的实力和影响。
采取金融集团模式则是中国银行保险资本融合的另一个可行选择。从中国金融业的现状来看，借鉴美国金融业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转变的经验，实行金融控股集团制是较为稳妥的选择。2006年6月下发的《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也明确提出，“支持具备条件的保险公司通过重组、并购等方式，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保险控股(集团)公司”。
(三)银行保险资本融合的监管挑战
在国内寿险公司和银行积极探索银行保险业务的同时，中国保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在规范银行保险的发展方面也做出了很多努力。例如，2003年4月，中国保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银行人身保险业业务管理的通知》，要求保险公司与银行力口强信息沟通和合作，加强寿险业产品的宣传和信息披露管理，客观公正地宣传银行寿险业产品，不把保险产品作为储蓄产品介绍，不夸大或变相夸大保险合同利益。2006年，中国保监会和银监会又联合下发了《关于规范银行保险业务的通知》，从加强机构资格管理、加强业务内部管理、规范手续费管理、规范销售人员资格管理、规范产品销售、加强监督检查、加强行业内外沟通与交流等七个方面对银行保险业务提出了监管要求。
与此同时，行业自律方面也有了新的进展。2006年9月，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牵头制定，中国人寿、中国人保、平安保险等60家保险公司签署的《银行、邮政保险业务自律公约》面世。《自律公约》从销售人员资格管理、手续费支付方式、手续费比例等方面进行了规范，旨在维护银行、邮政保险市场的正常秩序，制止保险公司与商业银行、邮政储汇局、信用社合作过程中的不正当市场竞争行为，防止商业贿赂，促进银行保险业务持续和健康发展。
但是，以上这些监管规定的出台，仍是以中国银行保险采取较为初级的经营模式为背景的。而银行保险一旦涉及资本融合，将产生比分销协议、战略联盟模式下复杂得多的风险，这必然会给监管机构带来许多新的挑战，如产品的界定问题、监管套利问题、消费者利益保护问题，等等。如何进一步加强银行和保险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配合，逐步将已经建立的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升级为一种正式的监管制度安排，实现双方共享监管信息，建立分业监管的协调机制，避免监管交叉和监管真空的出现，是监管机构在引导和规范银行保险未来发展时所必须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吴定富.中国保险业发展蓝皮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
[2]胡浩.银行保险——商业银行综合经营丛书[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3]黄金财.欧洲银行保险制度的现状及发展趋势[J].保险研究，2002，(7).
[4]黄金财.法国、意大利银行保险制度比较研究[J].中州学刊，2002，(3).
[5]郭琳.亚洲地区银行保险经验借鉴[J].保险研究，2006，(1).
关键词：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责任主体；企业责任
Theabstractarticlefromthestandardgovernmentresponsibility,remouldstheenterpriseresponsibility,strengthenedaspectsandsoonpersonalliabilitytodiscussChinaold-ageinsurancerecessivedebtresponsibilitymainbodyconstruction.
keyword:Old-ageinsurance;Recessivedebt;Responsibilitymainbody;Enterpriseresponsibility
一、重构养老保险隐性债务（IPD）的责任空间
在养老保险方面，应当强调公平与效率兼顾，但两者出现冲突时，应当强调公平的优先性。因为其具有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职能，强调公平性，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防止不公平状况的过度发展，实现社会的公正与安定。但养老保险待遇的享受公民只有在履行缴费义务后才能获得，它强调权力与义务的对等，同时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也有一个效率问题，所以在责任划分上，应当坚持“公平与效率兼顾，在特殊情况下优先考虑公平”的保险原则，保证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妥善解决。
（一）重塑企业责任
企业责任主要表现为为其职工建立的职业年金制度，体现的是雇主责任本位思想，不是政府行为，企业中养老保险应以公平与效率兼顾为原则，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经济状况而建立，为企业职工提供一定程度的退休收入保障，强调了企业在社会养老保险中的直接责任，有利于将中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成统一性和灵活性的保障制度，同时也有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经营。
（二）规范政府责任
养老保险制度由现收现付向部分积累制过渡,即意味着隐性债务的浮现。对于这种转制成本或隐性债务,由于政府没有明确承诺自己是转制成本或隐性债务的承担者,也没有明确的偿债计划并公之于众,以至于有关研究称之为明债暗偿。政府本身就是制度的设计者,对于改革过程中与原有制度的衔接和从原有制度向现有制度的平稳过渡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基本养老保险具有国家承办、国家保底、面向全体公民、保障基本生活、强制执行和实现社会共济等特征,所以说基本养老保险应是政府行为。国家在老年保障制度中的责任包括三个方面：
1．法律责任。国家有制定并健全老年保障的法律体系、实施强制性的养老保险、确定企业和职工必须履行的缴费义务、保证养老金按规定的标准和程序支付、同时确定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法律规范、依法处理养老保险争议的责任。
2．政治责任。国家有保持社会稳定、维护社会公正、合理确定和有效控制
社会收入分配差别的责任。国家有责任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权、基本生活需求提供保障。
3．财政责任。我国一直实行低工资、重积累、轻消费的政策。这时期劳动
者只获得维持再生产的必要的收入,而生产的剩余劳动则以利润的形式上交财政,支援了国家建设。或者说他们劳动的剩余价值已并入国有资产中,基本不具有养老金积累,因此,国家有责任和义务偿还这部分人的养老金及债务,也就是实现保障承诺。基本养老保险是国家实现其保证社会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的基本手段,可见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责任是责无旁贷的。
（三）加强个人责任
尽管承担转轨成本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考虑到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生产率的低下，改革以来国民收入向个人的倾斜以及现行养老保险制度规定的退休年龄过早、替代率过高等问题，适当进行责任分解，让各代人分担部分制度改革成本也是合理和必要的，这样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政府压力。
1．改革“老人”的养老金调整机制，明确养老金的调整与物价指数挂钩，而不是与社会平均工资增长水平挂钩。基本目标是在保证老年人生活水平不降低的前提下，全面控制支出水平的增长。当然，在适当时期提高老人的待遇水平，使他们分享社会发展成果。
2．对“中人”并入新制度前的个人账户储存额的计算，应采取累计确定法，即在制度改革时，根据每个人的实际工龄，结合过去不同年限的实际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物价指数，并给予一定的回报率进行测算。而不应该简单地参照现有的待遇标准、工资水平及工龄进行折算。这样，用以补充“中人”个人账户的成本也会有所降低。此外，还可以借鉴其他一些国家的做法。如阿根廷，承诺给每个转向新制度的职工发补偿养老金，因为补偿养老金在职工整个退休期内逐渐付清，所以延迟了需要现金的时间。又如智利和秘鲁，对“中人”发行认可债券承认他们过去的缴费，在退休时兑付，这种债券具有法律效力，由国家信用做担保，因而较为安全。
3．将新人缴纳的社会统筹部分的养老金拿出一块来补充“老人”的养老成本，但数量应限制在尽可能低的水平，可以考虑根据“老人”的实际养老金需求数额的一个固定比例来划拨，或者在能够维持社会统筹养老系统正常运转的费率核定基础上，适当增加一个很低费率的追加缴费来划拨，直至“老人”的养老
成本全部消化。
二、培育养老保险隐性债务中新的责任主体
中国的非营利组织自上个世纪80年代迅速崛起，独立性日益增强，为社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目前依据中国法律体系，非营利组织大致可分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和未登记或转登记社会团体，此外中国的事业单位也从广义上纳入非营利组织的范畴。中国非营利组织独立性的增强，使社会多元化、民主化气氛空前高涨，也使其成为解决IPD的重要力量。
（一）资金募捐力：保障IPD后备资金的保值增值
基金会作为一类重要的非营利组织，具有向社会募捐的功能，起着公资和私资间的桥梁作用，在解决IPD问题上也可起到举足轻重作用。基金会通过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手段募捐社会闲散资金，实际上是一种长期的储备积累。把其中的稳定部分用于其志愿宗旨，既有利于资金的保值和增值，又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反过来又可成为国家解决IPD的坚强后盾,以备不时之需。
（二）文化制胜力：强化公众参与解决IPD的社会认同
非营利组织因其自由结社、慈善事业和社会优先传统而具有独立的人文生态，将其作为培育中国新社会文化机制的摇篮，发挥文化渗透力对公共价值观和新的社会主义新道德塑造，从而强化公众对IPD偿还的认同意识，达到共同参与解决IPD的目的。
（三）社会服务力：补充政府在IPD上的事务管理职能
非营利组织本身的奉献精神、服务意识和爱岗敬业等价值取向，使其具有天然的广泛参与和监督职能。在IPD的事务管理上非营利组织可以在以下方面大显身手。不仅有效降低政府管理的成本，弥补国家对IPD管理的漏洞。而且非营利组织可以通过其广泛的民间力量不断吸纳新的农村的劳动力参与到城市中
的养老保险体系中来，从而保证了缴费与支出的平衡，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起到解决IPD问题的作用。
（四）善用农民与农民工资源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他们已经逐步转移到其它行业，逐步走向城市，并显现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对社会发展、经济繁荣做出了很大贡献。从IPD的问题解决上看，据相关分析，如果从现在开始有计划的逐步将进城工作的农村年青劳动力纳入养老保险体系，花十五年时间将所有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他们缴费时间假
定为40年，那么最早到2040年开始领取养老保险金。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养老保险金的支付高峰在2030年左右。到时他们的个人账户已经有了相当的积蓄，
从1998年下半年起，我国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拉动内需，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政府的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 的比重）和负债率（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等显性指标都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上升趋势（见图1，图2）（注：之所以称为“显性”，是因为赤字率指标反映的是财政预算内的收支差额，对债务负担的衡量也仅仅是从政府发行的具有法定清偿责任的显性债务的角度入手的。）。2002年中央财政的预算赤字突破3000亿元，中央财政赤字率首次超过了3%.
积极财政政策造成的赤字率和负债率的提高引发了人们对我国财政风险的关注。但就显性指标而言，如进行国际比较，不难发现其实中国的赤字和显性负债水平是相对较低的。在标准普尔（Standard Poor's ）对世界上68个国家2000年政府债务负担率的统计中，中国排在第63位，不但低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意大利等经济最发达的西方七国，也低于韩国、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等新兴市场国家以及俄罗斯、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克罗地亚等市场转型国家（注：资料来源：标准普尔公司网站，Global Financial System Stre
，09-Oct-2001.）。图3进一步展示了中国与CIS （独联体国家）、CEE （中东欧转型国家）和Baltic（波罗的海国家）在整个转轨期内赤字率方面的比较。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中央财政赤字率要远远低于CEE 和CIS 国家，即使是财政状况良好的Baltic三国，其总体上的赤字水平也是高于中国的。
然而，赤字率、负债率等这些显性指标相对较低就能说明我国目前的财政风险不高吗？换言之，赤字率、负债率等这些显性指标相对较低就能说明我国目前的财政风险不高吗？换言之，赤字率、负债率等这些显性指标能完全反映中国这样的转型大国经济的财政风险程度吗？世界银行研究财政风险问题的著名经济学家Haria Polackova Bnxi等（1999）发现：和大多数转型国家在转型期出现的严重财政赤字状况不同的是，捷克和马其顿这两个国家在整个经济转型期内都保持了财政预算的基本平衡。他们的进一步研究表明：这两个国家的财政平衡是通过把大量政府活动转移到预算外，以大量积累或有债务及隐性负债的形式隐藏了一部分预算内的政府赤字和债务而达到的。大量隐性和或有负债的积累使捷克和马其顿财政风险事实上很高。
图3中国与前苏联和中东欧转国家赤字率的比较
那么，中国政府有没有隐性和或有负债？这些非显性负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会对我国的财政风险产生什么样以及多大的影响？这些就是本文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二、政府隐性担保与我国政府的隐性和或有债务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政府债务的种类，这里先引入Hana Polackova Brixi（1998）的财政风险矩阵。她认为政府面临着四种财政风险：显性的、隐性的、直接的和或有的财政风险。每一种风险从广义上都可以定义为负债，Polackova Brixi 将政府负债分为四种类型，即：直接显性负债、直接隐性负债、或有显性负债和或有隐性负债（见表1）。按照传统的财政预算方式，只有直接显性负债是直接、即时地被纳入到财政预算中去的，而后三种类型的负债都具有不同程度的隐蔽性。相对于仅从赤字率、负债率等直接显性负债指标来判断一国的财政风险，财政风险矩阵有利于更全面地认识国家的负债及财政风险状况（见表2）。
资料来源：刘尚希、赵全厚：《政府债务：风险状况的初步分析》，《管理世界》2002年第5期。
直接显性负债在政府预算表中都有清晰的描述，本文主要关注的是政府的隐性和或有负债，对表2中的隐性和或有负债项目进行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我国政府主要的或有和隐性债务都是源于政府的担保，并且大部分是隐性担保，如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国有政策性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其他金融机构、国有企业、社保基金等提供的担保（注：政府担保是指政府作为担保者（Guarantor ）向受益者（Beneficiary ）或是直接向债权人（Creditor）作出的在担保受益者（即债务人）违约时支付债务的承诺。当债务人发生债务违约时，将由政府代替债务人向债权人偿付债务。）。之所以称为“隐性”，是因为，与显性担保不同，隐性担保是一种没有明确完整的担保合同作为依托、没有严格法律约束力的担保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明确规定“国家机关不得为保证人，但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的除外”，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转型时期的绝大部分政府担保部属于隐性担保。
在经济转型期内我国形成了一个以中央政府为核心的完整的政府隐性担保体系。这个体系包括四个层次：一是中央政府对国有经济部门（包括国有银行、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中央银行、政策性银行、包括国有粮棉流通企业在内的国有企业及其他国有附属机构）的隐性担保；二是中央政府对资本市场的隐性担保；三是中央政府的社会养老金隐性担保；四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务的隐性担保。在对国有银行、国有企业等提供隐性担保时，政府没有负债；但是，如果债务人发生违约，政府将有义务偿还债务，此时，隐性和或有负债将成为政府的实际负债。（注：比如1999年“广信”破产时，虽然根据1995年《担保法》政府并没有代偿“广信”债务的法定义务，但政府还是部分地履行了1995年以前的隐性担保承诺，承担了一部分的对内对外债务。）因此，判断我国的财政风险，不能仅仅停留在赤字率、负债率这样几个显性指标上，还需要（或更需要）关注由我国庞大的政府担保（主要是隐性担保）体系所引发的政府或有及隐性债务。
三、补偿替代：一种解释
对政府提供隐性担保的经济部门进行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这些部门，如银行证券等金融部门、社会保障、国有企业等都是我国渐进式改革较晚才触及的部门（如表3）。这时的改革步骤仍要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几乎是不可能的，而“非帕累托改进”就必然意味着改革会面临来自各方面现实和潜在利益受损者的阻力，在客观上加大了政府推进改革的难度。
为了消除改革的阻力，政府的一般做法是对利益受损者进行“补偿”或“赎买”，以换取人们对改革的最广泛支持。通常的补偿有两种不同的方式：显性补偿和隐性补偿。显性补偿往往动用政府财政资源对利益受损主体进行直接补偿，这种方式在我国又分为两种具体的表现形式：一是樊纲所说的“让利”行为，中央政府“让利”行为的实质是把本应纳入到财政收入中的一块收益让渡给企业或地方政府；政府给予某项改革涉及到的潜在利益受损者直接的财政补贴，典型的是70年代是80年代初进行的对城镇居民的粮价补贴（注：农村改革能够提高农业的产出和农民的收入水平，但粮食价格的提高却可能损害到城镇居民的既得利益。胡汝银（1992）就曾指出，政府在推进农业改革的同时，通过一种配套性的财政补贴政策对城镇居民进行补偿性的粮价补贴，便既可增加粮食供给，又能够使得城镇居民成为农业发展的受益者和农业改革的支持者。）。显性补偿在财政风险矩阵中表现为政府直接显性负债。而隐性补偿最主要的就是政府在经济重构过程中为各经济部门提供的显性或隐性担保，这些担保产生了政府的隐性和或有负债。
当改革进入“攻坚战”阶段，为减缓或消除改革的阻力，政府对潜在利益受损者的补偿将加大。此时，政府将面对两种补偿方式的选择问题。William Easterly（1999）从政府资产净价值的视角出发构建了“财政调整假象”模型，分析了政府财政调整的过程（注：模型请参见Easterly，William ，1999，"When Is Fiscal Aajustment an Illusion？"，EcoaomicPolicy（April ），p.57-86.）。本文将对Easterly模型加以简化来分析政府在渐进转型过程中对不同利益补偿方式的选择及其对政府债务的影响。
中国政府被视为一个经济主体，有自己的效用函数。政府的效用函数取决于政府的消费量，政府在整个经济转型期间的动态最优化问题就是如何使自身跨期消费的效用现值最大：
（公式略）
其中C 代表政府的消费，ρ代表政府的贴现率，t 为一个连续的时间变量。
（公式略）
其中A 代表政府的资产价值（包括税收部分）（注：鉴于或有债务的不确定性，所以这里的Lc实际上是一个期望值E （Lc）。），代表政府的直接显性负债；代表政府的直接隐性负债，Lc则代表政府的或有负债，它包括或有的显性负债和或有隐性负债两个部分。政府资产的回报率和债务的利息率都用常数r 来表示。这里政府每一期的消费C 不仅包括政府本身对公共资源的消费，还包括政府在转型期内给予不同利益集团的优惠和租金，即“赎买”或“补偿”。从这个角度看，除了财政领域，有一部分政府效用来自赎买改革的社会收益。
政府跨期效用函数的预算约束条件为：
（公式略）
这个不等式同时也是政府具备跨期清偿能力（Inter-temporal Government Solvency）的条件。根据Ramsey-Cass-Koopmans一阶条件，可以得出
C/C=r-ρ（4）
这时政府的跨期效用达到最优状态。由此也可以推出政府的资产净值占其消费的比率为政府贴现率ρ的倒数：
（公式略）
ρ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变量。它主要是用来衡量政府“财政不负责任”（Fiseal Irresponsibility）的程度，ρ值越大，代表对当前消费的主观评价也就越高。
由（5）式可以得出：
（公式略）
这就意味着政府的财政调整可以围绕政府资产和各种形式的负债来进行权衡。当政府面临外部财政约束时，比如法律规定的不能超过一定的上限时，政府就可以选择通过变现资产，或者是增加的方式来继续维持原有的ρ值。
在渐进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政府虽然没有面临诸如欧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等规定的外在财政约束（注：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了申请欧元货币区成员国资格的国家必须满足3%的赤字率和60%的负债率上限。），但内在的财政约束却是一直存在着的。1994年《预算法》第一章总则的第三条就明确规定“各级预算应当做到收支平衡”。尽管转型期内的绝大多数年份都出现了财政赤字，但中国总体的赤字水平是相当低的。从1998年开始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收支不平衡的局面加大，但这并不能表明中国放弃了财政预算平衡的长期目标。补偿替代模型较好地解释了在赎买式渐进改革策略下，政府对其资产和不同形式负债的权衡问题。中国在转型期内的赤字率一直控制在3%以内，债务负担率在20%以下，原因就是，在内在财政约束条件下，政府通过增加的方式成功地对进行替代，以保证政府以一个较高的ρ值平稳推进改革进程。当然，中国政府也可以选择将政府资产A 贴现的方式，比如政府曾经希望通过减持变现部分国有股权来补充社会养老基金的亏空，但迫于社会公众和利益集团的压力，政府还是选择了维持政府资产A 的现状。（注：2001年6月12日国务院《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决定通过证券市场减持国有股以筹集社会保障资金。但该方案出台后，大多数流通股股东选择“用脚投票”，股指一路下跌。2001年12月23日，中国证监会不得不宣布暂停执行《暂行办法》。2002年6月23日，国务院决定对国内上市公司停止执行《暂行办法》中关于利用证券市场减持国有股的规定，并不再出台具体实施办法。）
在渐进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政府通过提供隐性担保补偿的方式保障了整个经济转型的平稳推进。在短期内，政府以最小化的财政支出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收益。
四、隐性担保对财政风险的影响
在隐性担保的框架下，政府可以用最小的显性财政成本平稳地推进渐进改革的进程。因此在短期条件下，隐性担保似乎是一种“性价比”很高的政府补偿手段。这就往往会使政策制定者忽略政府担保的另外一面：政府担保所导致的负债问题。“过去，不管是公众还是政治家都有一种错误的信念，认为贷款担保对政府的成本是零，除非最后发生了严重的‘短缺量’”（Merton and Bodie，1992）。而实际上，受保主体把信用风险部分或全部地转嫁给担保者，受保主体违约时，提供担保的政府将不得不承担转嫁来的债务，隐性债务会显性化，而或有债务也会变成直接、必然的债务。
事实上，隐性担保的广泛实施已经使得中国政府积累了越来越多的隐性和或有负债。马拴友（2001）在国内首先运用财政风险矩阵对我国公共部门的债务进行了估算，指出“我国政府总债务占GDP 比重已相当高，单国内债务负担率1999年合计已达72.4%，财政的潜在风险已经很大”。而刘尚希、赵全厚（2002）的估计是2000年中国政府总债务规模占到当年GDP的130.6%，其中或有债务占GDP 的比重为65.6%（数据见表2）。前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Pieter Bottelier（2001a ）从三个层面对中国中央政府2000年的总负债规模进行了估算：第一层面为中央政府的显性债务和债务担保，占GDP 的43%-44%；第二个层面是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或有债务，占GDP 的37%-44%；第三个层面是还没有纳入到个人养老基金账户的国家养老金隐性债务，占GDP 的45%-95%，国家总负债规模为125%-183%（这里还没有包括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债务）。
标准普尔公司2001年公布的2000年底68个国家政府在金融部门中的或有负债状况则从国际比较的角度为评价中国或有负债的规模提供了非常好的佐证。标准普尔估计的2000年中国政府在金融领域中的或有负债为当年GDP 的43%-86%，在68个的国家中是最高的。（注：资料来源：标准普尔公司网站，Global Financial System Stress，09-Qct.-2001.）
政府或有债务和隐性债务的大量积累也就是政府财政风险的大量积累。“由于体制的渐进式推进，各种经济关系中的风险可以无限外推，并最终向财政转移，财政风险同社会各种风险构成强的相关性，各种风险潜存于制度变革之中，为了推进渐进式改革，往往人为限制风险的暴露。结果将导致制度变迁的压抑性和风险、危机的突发性。”（傅志华，2002）
从长远的眼光看，隐性担保将会导致更高的财政风险，这主要是因为隐性担保合同会扭曲受保主体的激励结构，引致严重的道德风险，从而加大隐性担保的最终财政成本。道德风险首先表现为政府的隐性担保使受保主体意识到政府会在自身发生财务危机的时候帮助其摆脱困境，因此它们也就放弃了投资决策中的审慎原则而偏好追求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审慎原则的放弃和过度的风险偏好必然带来受保主体违约率的非正常提高，由此提供担保的政府将承担更多的转嫁来的风险。道德风险还包括受保主体及其经理人员的败德行为。隐性担保并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合同，作为担保者的政府和受保主体之间的委托－关系是模糊和残缺的。在政府与受保主体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不但无从了解受保主体的努力程度和风险倾向，更难以设计出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来约束其行为。于是，受保主体的败德行为便成为其理性的选择，比如国有银行的经理人员混淆政策性损失和商业性损失的界限，把经营不善导致的资产损失也纳入政府隐性担保的框架；国有粮食流通企业利用国家对“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担保，故意压低粮食收购价格（低于保护价），这就不仅把政策性收购的风险全部转移给政府财政，还从政府手中套取了一块额外的收益；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会隐瞒贷款项目信息，改变资金用途，把本来用于“安定团结”或是企业技术改造、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的政府担保的银行贷款挪作他用，有些贷款甚至被企业转贷或用于管理人员的职务消费；等等。这种恶意的风险转嫁将引起政府财政风险的进一步提高。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政府将本应在预算内进行的大量补偿性财政活动转移到预算外，以隐性担保这种“准财政活动”部分地替代政府预算内的财政活动，从而缓解了政府当前的财政压力，改善了政府的收支平衡表，表现出了较低的赤字水平和显性负债水平。短期内，政府所采用的这种策略在充分保障国有经济部门顺利融资的前提下做到了财政显性成本的最小化，这对于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平稳推进经济转型都具有重大意义。
但这种策略的实施也使得政府在渐进转型的后期面临越来越大的财政支付压力。为了偿付隐性担保所形成的国有经济部门中的巨额或有债务，政府将为此付出沉重的财政代价。同时由于隐性担保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受保主体激励结构的扭曲必然导致道德风险的蔓延和政府财政成本的增加，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我国的财政风险。
要想继续发挥政府担保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监控和化解政府担保可能导致的财政风险，必须进行财政创新并对传统的政府隐性担保机制进行彻底改造：首先，必须改善担保激励约束机制，逐步实现隐性担保显性化。目前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1）加快构建覆盖各种类型金融机构的存款保险体系；（2）在各级政府介入的担保活动中，必须有要件完整、条文明确的具备法律效力的合同作为担保的基础，合同应当明确风险分担的机制、受保主体的义务和责任、发生损失后的补救措施等内容，最大限度地做到激励兼容；（3）逐步相机减少担保范围，当政府在负外部性威胁和社会预期的压力下不得不对显性担保框架之外的经济主体进行担保“补偿”时，应坚持审慎原则，补偿之前要向社会公众阐明政府救助的必要性、原则、范围和方式，补偿过程中要明确政府与利益相关主体的责任与权利，以期将道德风险遏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其次，尽快实现预算体制由收付实现制向权责发生制转变、建立财政资产负债管理体系。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财政收支管理的最大弊端就是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出政府的风险状况，而在以权责发生为基础的财政资产负债管理制度下，隐性和或有债务被纳入管理范围，政府必须从自身所拥有财政资源总量的角度去权衡承担所有债务的最优数量，必须对从事的任何一项导致隐性和或有负债产生的活动负责并作出解释说明，这就在源头上有利于财政风险的预测、监督和控制。
最后，政府还可以在事后（担保关系正式确立之后），以市场为导向，大量应用市场化的手段（如利用金融工具对冲风险，进入国内、国际的保险市场和再保险市场分摊风险）和机制（如建立风险储备机制）降低和转嫁财政风险。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这种利用市场化的手段规避和转嫁自身风险的行为不仅是合理的，而且也是完全具备可操作性的。
「参考文献
[1]Easterly，William ，"When Is Fiscal Adjustment an Illusion？"，EeonomicPolicy（April ），1999，pp.57-86.
[2]樊纲：《论改革过程》，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傅志华：《国家财政安全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胡汝银：《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刘尚希、赵全厚：《政府债务：风险状况的初步分析》，《管理世界》2002年第5期。
[6]马拴友：《中国公共部门债务和赤字的可持续性分析》，《经济研究》2001年第8期。
[7]Merton，Robert C.，and Zvi Bodie ，On the Management of Financial Guarantees.FinancialManagement 21（Winter），1992，pp.87-109.
[8]Pieter，Bottelier ，Implications of WTO Membership for China's State-OwnedBanks and the Management of Public Finances ：Issues and Strategies.Working paper，200l.
[9]Polackova Brixi ，Hana，Contingent Government Liabilities ：A Hidden Riskfor Fiscal Stability.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No.1989，1998.
[10]Polackova Brixi，Hana，Ghanam Hafez，and Islam Roumeen ，Fiscal Adjustmentand Contingent Liabilities：Case Studies of the Czech Republic and Macedonia.WorldBank Working Paper，No.2177，1999.
[11]Standard and Poor's：Global Financial System Stress.
[12]Tanzi，Vito &George Tsibouris ，Fiscal Reform Over Ten Yesrs of Transition.IMFWorking Paper ，June（2000），No.113，p.2-29.
目前银行保险的兼业形式不符合金融市场混业经营的趋势。本文对制约银保业务发展的因素作了简要分析，提出了一些应对建议，如建立战略联盟、加强联合监管、加强创新和激励等。
【关键词】
银行保险；兼业；功能型监管
0 引言
银行保险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欧洲，如今已经发展到银行与保险公司的深层次合作所表现出的一种新制度。银行保险合作拓宽了银行和保险公司各自原有的服务范围，借助于此种模式，彼此双方充分整合资源、技术、经验和客户，取长补短，抢占到更大的市场份额。然而理论中的理想模式在我国的金融实践却是另外一种形态：目前的银保合作停留在回避权属融合的前提下谈银行或保险，主要表现为：银行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以自身业务之便销售保险公司的产品，属于保险的兼业形式，不符合世界金融市场混业经营的趋势。现就制约我国银保业务发展的因素和应对方案浅析如下。
1 制约我国银行保险发展的因素
1.1 兼业模式使银保合作无法深入
目前我国的银保合作主要是银行与保险公司之间签订代销协议，银行拥有比保险公司更丰富的客户资源，作为分销渠道，通过保险公司的银保产品增加中间收入和完善产品线；而保险公司则无需寻找客户，直接依托银行销售产品，扩大自己的保费规模。这种兼业模式使双方在合作之初便形成了关注点的分歧，使银保合作停留在表面：银行并没有把与银保合作列为经营管理的议事议程，也有没有更深层面上的融合创新，包括营销机制和手段等等。银行只是单纯的考虑与哪家保险公司合作会获得更多的手续费、中间收入；而保险公司之间则可能陷入价格的恶性竞争。
1.2 银保产品品种没有考虑到客户基础需求
我国人均保险覆盖率较低，作为风险转移的重要手段，保障型保险的市场最为广泛。而在银行代销的保险产品中绝大部分为分红险，万能险、两全险，这类保险体现投资理财功能，保障功能较弱。从客户自身实际需求考虑，我们可以说每个人都至少需要一份关于人身保障的保单，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必须拥有一份投资理财型保险；从产品特性考虑，现有的各类投资型保险在设计上多是大同小异，不区分区域特性，不区分年龄特质，不能满足客户个性化和差异化的需求；从投资功能考虑，国内资本市场并不稳定，保险资金投向相对单一，加上银保合作本身要支付较高的成本，这些势必影响到产品的盈利。
1.3 销售人员专业培训不到位
由于保险精算原理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一般的保险产品在学习和掌握上都具有一定的难度，而保险公司进行产品培训时大多避重就轻，采用揭示产品亮点、提炼营销话术的方式，致使银行销售人员对产品本身缺乏辨识度，对保险产品形态及内容掌握的不够到位，无法与客户需求匹配，更不能专业解答客户提出的问题。实际操作中，多数成交保单为保险公司协助完成，产生售后异议的概率较大。
1.4 没有科学有效的激励考核制度
银行在兼业的过程中占优势地位，绝大多数情况在签订合作协议的期间内，保险公司饰演从属与配合的角色，通过提供人员、资源和阶段性激励等方式推进保险业务销售目标，而无法真正干涉到指标的落实等具体执行问题。如果银行内部在宣导银保合作政策时选择规避任务指标和考核激励措施，或是银行将收入的手续费全部计入银行中间收入，不做二次分配或部分到营销个人，多少会影响到网点销售人员的营销动能。
1.5 分业监管弊端
银监会和保监会的《关于加强银行寿险业务结构调整促进银行寿险业务健康发展的通知》中虽然有对银行保险合作比较完善的监管规定：如手续费支付管理，协议签约主体限定，银行寿险兼业资格及销售人员资格，售后回访及风险评估等等，但规定的落实情况并不理想。实践中实行分业监管银保合作，银监会和保监会在各自的领域内发挥监管作用，无法“越权行动”。虽有规定，但没有明确跨机构跨业务该如何合作加强监管，无疑就可能出现多重监管和监管真空的情况。
2 应对建议
2.1 建立长期银保战略联盟，联手提品和服务
银行与保险公司应以更长远、战略性的合作为目标，双方平等共赢，联合参与人、财、物的投入，培养稳定且专业的销售团队，联合开发互利互惠的合作模式的银保销售体系，寻找建立双方的共赢点，维护银保渠道关系。合作的模式不是单纯签订产品的短期协议，而是银行只跟某一家或两家保险公司建立长期战略联盟，银行可以主动参与银保产品的创新，结合客户需求，联手开发集“储蓄性、保障性、投资性”于一体的特色银保产品，优化售前、售中、售后服务流程，实现共赢局面。
2.2 加强产品开发创新和人员专业培训
银行应该主动参与到银保产品的开发工作中，给保险公司提供思路和建议，丰富银保产品的内涵：如兼具保障和信托，投资和年金等特色；也可以根据银行所在地区实际情况，设计满足区域客户群需求的特定产品项目，划分市场，有针对性拓展银保业务。
保险公司对银行销售人员保险专业知识、银保产品销售策略、银行专业化销售流程、柜台营销等内容进行培训；销售人员必须具备保险人资格，并且按时进行继续教育及产品学习，使其对银保产品像掌握其他银行理财一样清晰；对台柜面人员培训积极主动转介绍客户及高效配合销售人员完成销售操作流程。
2.3 建立健全激励考核机制
银行和保险公司应共同协商，设立关于银保产品销售的考核办法，明确执行奖励与保险产品的销售业绩以及目标完成率相匹配。银行可以将收取的手续费收入按一定比例发放给到销售人员；而保险公司则可以再划出一部分因银保合作降低成本所得的利润，将这部分资金作为专项竞赛激励，奖励给集中推动中业务突出的销售人员。综上激励考核制度可以大大调动银行及其员工销售的积极性，而对于员工的激励和考核更可以不限于直接销售人员，还包括进行客户转介绍的柜员和其他条线的银行员工，对于他们参与团队营销给予充分的肯定，促进合力推动产品销售。
2.4 打破分业监管，强化监管力度
金融一体化是未来银行保险发展的必由之路，应逐渐突破分业监管的模式，实行功能型监管制度。根据金融产品的功能进行监管，不再强调业务由哪个金融机构发起，当出现金融业务交叉时，可以实施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的体系化监管，扩大了监管机构对金融风险的监控范围。同时由于金融产品的基本功能相对稳定，功能性监管体系的规则更易于达成连贯和统一，进而避免混业经营下，一些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归属不清，产生无人监管或多重监管的问题。
【参考文献】
一、商业银行保险业务概述
（一）银行保险业务的含义商业银行的银行保险业务是指银行与保险公司采取相互融合渗透的战略，充分利用双方的优势资源，通过共同的销售渠道，为共同的客户群体提供兼备银行和保险特征的金融产品，以一体化的经营形式来满足客户多元化金融需求的一种综合化的金融服务。银行保险业务是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以及金融服务融合创新的产物。
（二）银行保险业务的模式国外银行保险业务的发展主要历经了三种模式：一是银行保险模式；二是合资联盟模式；三是银行与保险公司的金融集团化模式。
银保业务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保险产品分销模式，即保险公司开发银保产品并提供给银行，银行销售后按一定比例收取手续费。该模式主要参照以下程序运作：银行作为兼业机构，通过柜面、网上银行、电话银行等渠道，在授权范围内为保险公司推销人身保险产品和财产保险产品，并为银行法人客户和个人客户提供保险业务咨询、投保支持等服务的业务，简称销售业务。这种业务模式目前仍是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采用的银保业务模式。
合资联盟模式是指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在协议契约下，为达到共同占有目标市场、扩大自身规模等目标，通过入股、参股等方式在资本层面融合合作。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原则，相互提供金融服务、相互融通资金。
金融集团化模式是指银行与保险公司通过交叉持股、互相兼并、收购，或通过银行直接成立旗下保险公司等方式，实现银行和保险公司更高程度的混业经营方式，这一模式是银保合作的高级模式。
二、我国商业银行保险业务创新的必要性
（一）银保业务创新是解决目前商业银行银保业务发展存在问题的重要措施近年来，伴随银保产品合作规模的不断扩大，许多潜在的问题逐步暴露出来，引起了金融监管部门的关注。总体来看，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银保业务存在以下三方面主要问题：
第一，现有银保产品结构单一，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保险公司的产品主要是五年期、十年期趸交或期交分红产品，各公司为抢夺客户提高市场占用率，在销售时常将客户的注意力吸引在产品的收益率上，这使得银行保险产品与债券、基金等投资理财产品在相同的领域竞争，银行保险产品的保障功能被弱化。
第二，销售行为不规范，误导销售导致的客户投诉时有发生。银保销售人员有时为了片面追求销售业绩，常出现一些误导现象。例如将保险与定期储蓄产品相比，甚至将保险直接说成“高利率的储蓄产品”，套用定期存款的本金、利息概念介绍保险产品。如果客户中途兑付或者满期赎回时发现收益比银行存款低，就会产生上当受骗的感觉，极易诱发纠纷和投诉。
第三，银保产品缺乏有效的监管。在我国现行金融体制中，银行、保险实行分业经营，并分别由银监会、保监会监管，银行与保险的相关法律法规也相对独立，这使得金融一体化产物的银保产品缺乏有效的监管缺少必要的法律支持。与此同时，银保产品的发展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环境也难免遇到瓶颈和障碍。
以上问题暴露出我国银行业和保险业还处于发展不成熟阶段，对于产品和客户的经营能力不强，需要在创新中不断谋求发展，只有很好的解决了银行保险业务的创新问题，才能推动商业银行银保产品较快的发展到具有成熟的产品体系、强大的经营能力的较高级阶段。
（二）银保业务创新是进一步拓宽商业银行收入渠道，增强综合盈利能力的有效途径据中国农业银行年报批露，2010年末，农行共与44家保险公司签订了全面合作协议，全年共实现新单保费收入1024亿元，实现保险业务收入43亿元；2011年，上线农行银保通系统的保险公司达32家，农行实现新单保费928.62亿元，实现保险业务收入42.16亿元；2012年，中国农业银行与银保通系统上线的38家保险公司合作，全年共实现新单保费900.3亿元，实现保险业务收入38.32亿元。
从以上数据分析可知，2012年与2013年农行保费收入均有所减少，分别比上年下降9.31%和3.04%，2012年保险收入与2012年相比下降10.88%.三年来，中国农业银行利润一直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而保险业务收入却呈现持续下降，这充分反映了传统银保业务对农行利润的贡献度在显著下降。
来自银行业协会公布的数据，2012年至2014年，中国农业银行保险业务收入市场份额一直稳居四大行第一。这说明但受资本市场持续低迷、以及银监会90号文严格监管银保业务等因素影响，商业银行的传统银保业务产品——保险业务同时受到了冲击，此项业务收入在不断减少，因此商业银行亟需通过创新发展新的银保产品来拓宽银保合作渠道，以实现提高银保业务收入的终极目的。
（三）银保业务创新是我国商业银行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金融集团竞争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对金融创新的需求是商业银行业务创新的外在动力。在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世界经济格局中，我国金融市场已逐步加快对外开放，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金融机构陆续进入国内金融市场，同时我国商业银行也加快了进军国际金融市场的步伐。为了应对开放的金融市场，确保我国商业银行的基础性优势地位，必须加强我国银保业务创新力度，增强银保业务的技术含量，从而增强我国商业银行的国际竞争力。
三、商业银行银保业务创新模式设想
（一）借鉴国外银行先进经验，建设新型银保合作模式我国银行保险业务目前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是金融界的共识，银行保险业务的管理者也同样清醒地认识到我国银行保险业务还很年轻，从它诞生以来还没经历过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尤其是在现阶段银行保险业务开始出现萎缩的情况下，必须考虑主动调整银行保险业务的发展策略。
从世界主要国家银行保险业务的发展经验来看，合资联盟模式与金融集团化模式能更好的推动银行业与保险业深入发展，实现共赢。
也正是因为经营模式的不断创新，才带来了法国等国家银行保险业务的快速发展。而我国银行保险受监管政策和历史等因素的影响经营模式还处于初级阶段，现阶段的银保合作模式暴露出的合作不够深入、银保产品售后服务得不到有效保障等弊端迫使我国商业银行将建立银保合作新模式提上了议事日程。实现我国商业银行银行保险的创新发展，必须转变现有的银行保险经营模式，逐步采取合资联盟模式和金融集团化经营模式。
（二）细分市场开发创新，研究设计多元化的银保产品银行保险业务的创新，首先就是产品的创新。目前结构单一、同质性高的银保产品已经不能满足客户的综合保险需求，更不能满足客户多元化的理财需求，因此需要根据不同客户群体的需求细分银保市场，开发创新出多元化、满足各个客户阶层的银保产品。
银保产品的创新应由商业银行基于产品设计所契合的精算和风险承受能力，结合投资管理能力开发适合银行渠道销售的保险产品，提高银保产品的吸引力。特别要加大银保混合产品和综合性金融产品的开发力度，以满足客户的多层次理财需求。商业银行要将存款计划、投资产品等因素融合于产品开发中，丰富产品类型，提升银保产品的技术含量。结合银行的信贷业务为贷款客户开发出配套的保险产品，从而实现银行传统主流业务与保险的充分融合，丰富银保产品的种类和适用性。如2011年10月，上海银行和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以及太平洋保险公司联合开发推出的科技中小企业履约保证保险短期贷款业务，就是银行业务与保险产品的积极创新成果。
（三）利用IT网络技术，提高银保产品运营效率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在建立深层次合作模式的基础上，要积极加大对信息技术的投入力度，充分利用现代IT网络技术的最新成果，在保证保密性和安全性的基础上，规划实现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的数据联网，加快业务信息的处理速度，提高作业效率，为银保产品的发展提供高效快捷的技术支持。
借助信息技术成果，建设网上业务平台。开发在线投保、在线赔付等快捷服务，让客户借助电脑或IPAD、手机等移动终端就能实现银保产品交易。通过网上业务平台的建立，确保不同的客户群体便捷的实现各自的产品需求，完成个性化的保险产品定制，充分提高银保产品的营运效率。
四、商业银行银保业务创新中风险防范
（一）构建完善的银行保险监管体制，充分防范化解风险与欧洲主要国家的银保混业经营监管相比，我国的保险业与银行业实行的是分业监管。自2009年开始，我国的分业经营监管政策有所松动。2009年1月，银监会和保监会签署《关于加强银保深层次合作和跨业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在符合有关规定及有效隔离风险的前提下，可开展相互投资的试点。同年4月，保监会批准交通银行、北京银行参股保险公司的方案，随后它们被报至国务院。截止2013年初，五大国有银行各自控股一家保险公司的格局已经形成。监管部门也出台了一系列配套监管政策，银行保险金融集团化合作模式的混业经营监管体制已初步形成，并将紧随银行保险业务的进一步融合与发展不断得以完善。
（二）提升内部控制管理水平，实现合规合法经营在银行保险金融集团化合作模式已经初步形成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在银保业务经营中要切实加强内部管理，提高内部控制水平。同时在业务开展中要更加注重经营的合规合法性，确保各项业务活动在依法开展，杜绝出现违法和违规行为，切实防范和化解各类法律风险。商业银行要充分研究监管部门在银保合作方面的政策导向，不断加强自身业务管理，确保业务经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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