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5 10:48:28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民主与科学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 加强学习，完善自我。
为了丰富科学知识，提高教育教学水平，不断提升自身的科学素养。我经常从一些报刊、杂志上剪贴一些与科学课有关的知识，积累起来。我还经常学习《山东教育》、《烟台教育》上有关科学研究的内容，课余时间观看电视台的“科学教育”节目，多媒体网络也是我搜集材料、释疑解惑的好帮手。课余时间我就到实验室，把课堂上要做的实验先做一遍，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做到心中有数。勤于积累，勤于学习，勤于反思，使我在课堂上得心应手，也能使学生在课堂上心满意足。
为了尽快跟上新课程教学改革的步伐，还积极参与各种培训与教学研究，认真撰写科学教学案例和教学论文。曾多次在区市科学论文评选活动中获奖。在不断的学习中我迅速成长起来。
二、充分准备，有的放矢。
小学科学教学如果没有材料，那就是纸上谈兵。每一节课我都布置学生课前准备材料。要求学生通过上网查阅、阅读报纸、刊物、询问父母、朋友等形式收集资料。另外我还利用农村的天然资源。让他们到自己熟悉的大自然中去调查了解进行探究。如在学习《各种各样的矿物》时，我就带领学生到大自然中去实地考察，对学生带回来的各种矿石，进行科学的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学生对各种矿物的特征已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课堂上学习的知识掌握得比较牢固。这样让学生亲自动力手，既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提高了学习质量，教学效果很理想。
再是，我不怕麻烦，自己动手，搜集和制作实验所需的教具，并积极发动学生、家长寻找许多直接可以使用的教具：小铁钉、细铁丝、注射器、塑料吸管、电池和各种金属等；可以寻找替代品：如脸盆代替水槽，普通玻璃杯或其他水杯代替加热用的烧杯；利用不锈钢的勺子、汤匙代替凸面镜和凹面镜等；可以寻找各种能够制成教具的材料：如各种瓶子、线、废纸、易拉罐、可乐瓶等。凡是人们看不上、用不上的东西往往在我们的科学课上都有用武之地。
三、激发兴趣，巧妙引导。
要想激发学生的兴趣，培养学生的愉快的心情，就应该努力创造一个民主、平等的气氛，让学生有自主时间去分析思考，去提出问题，去猜想假设，让学生毫无顾忌地发表己见。在教学中我始终和学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和学生一起观察、实验、思考、分析、交流，和学生始终保持融洽的师生感情，加深了学生的实践兴趣，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在课堂上我经常利用故事法、悬念法、游戏法、谜谚语法等创设学习情境，启迪学生提出问题，形成良好的学习动机。如在学习《生命的奥秘》一课时，我给学生讲了女娲造人的神话故事，引起了学生极大的学习兴趣。当学生在心理上有了愉悦感时，就敢想、敢说、敢为。我适时地、灵活地引导学生有序地进行探索，不包办代替，引导学生在动手、动嘴之前先动脑。
课堂上对于学生经过精心思考提出的问题，教师如果不能很好地加以处理，甚至置之不理，则很有可能打击学生积极探索的兴趣。使他们感到自己的想法没有得到关注，从而放弃自己的努力。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每当学生提出一个好的问题或答对一个有创造性的问题时，就及时地评价进行表扬，对一时答不上来或答错的同学，也给予鼓励。由于学生的想法能及时得到反馈，课堂气氛活跃了。有时候我对学生的发言也不急于表态，因为过快的肯定和表扬往往传递着“讨论已经结束”的信息，应该给学生提供发表自己见解的自由空间，让学生都有机会发言，尝试成功的喜悦。
在做火山喷发实验的时候的有个同学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老师：火山喷发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灾害，我们能不能用一个锅盖盖在火上口上，这样它就不会喷发了。我当时极力的忍住笑。没有评价他的问题是否正确，而是让同学们针对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同学们从火山的形成，火山喷发的原因等方面进行了热烈讨论，课堂气氛之活跃达到空前水平。
四、认真指导，及时反馈。
新的科学课程标准强调“科学学习要以探究为核心”、“让探究成为科学学习的主要方式”。而实验是学科学的最有效的手段。动手实验可以激发学生爱科学的兴趣，有效地帮助学生发展智力，提高学生科学素质。
开学初，我直接给学生布置课外实践活动，并未作具体指导和要求。结果，收效不大。有的未引起重视，忘了；有的遇到问题，卡壳了；有的未坚持观察……我反思后认为，这主要是我的责任，是因为自己没有做好指导工作。于是，我从几个方面入手：1、讲清家庭小实验的重要性，讲清每个实验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让学生做到心中有数。2、为学生提供他们难以找到的器材。例如，做“溶解”的实验前，我就发给每个学生一点高锰酸钾。3、作一些必要的演示。例如，“怎样加快肥皂的溶解”的实验，就涉及怎样切肥皂的问题。我向学生作了演示，还提醒大家要买一块较软的肥皂，才容易切开。4.根据实际情况，对书上的实验作适当的改进。例如，做“火山喷发”的实验时，由于用土豆泥做火山外壳，实验多次不成功。后改用萝卜做火山外壳，实验很快成功。5.指导学生坚持观察并作好记录。例如，“鸡蛋在醋中的变化”的实验，我要求学生每天观察记录一次。
一、“为了每一朵花蕾的绽放”是学校发展的行为指南
过去花园小学办学环境、校园文化离时代对教育的要求、国家对教育的要求、人民对教育的需求，学生发展对学校教育的渴求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学校缺乏特色，学校发展思路不清晰，无明确的学校办学理念。为了让学校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让学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校园文化特色、育人特色，让学生、教师、学校能科学的、可持续发展，学校进行了广泛的深入的办学水平大讨论：学校凭借花园小学的名称、地域特点，凭借学校干部、教师团结向上、开拓创新的精神和教育对象学生的特点，提出了“为了每一朵花蕾的绽放”的办学理念。这一理念体现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人本理念。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是祖国的花朵，这一理念就是要让每一个学生的个性都得到发展，特长都得到培育，每一朵花蕾在园丁的培育下都能绽放，每一枚花朵都开得更香、更艳，这是时代的需求，是学校发展行为的指南。
二、为了每一朵花蕾的绽放”优化了学校制度管理文化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如果学校没有好的规章制度，学校就不可能办成为高品味的学校。由此，学校十分注重制度文化的建设，十分注重制度的科学性，也十分注重用发挥特长使用人，用民主管理激励人，用感情投入感动人，用高尚精神塑造人，确立以人为本的花文化制度理念。
1、学校的制度文化的建立，紧紧围绕“为了每一朵花蕾的绽放”的内在理念，充分考虑以学生发展为本，以教师发展为本，调动人的积极性，用人性化的花文化语言整理、修改、完善各种制度。制度分成规范管理类、阳光引领类、温馨提醒类、特色激励类，将规范管理、人文管理、自主管理的理念与花文化特色有机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活力的制度文化。为打造“人文花园、和谐花园”提供了制度文化保障。
2、学校的制度管理的目标就是让学生成才、教师成长、学校成功，通过制度文化的建设管理学生，让学生成为品学兼优的花样少年，通过制度文化的建设管理干部教师，让干部教师成为顾全大局、精诚团结、分工协作的花样教师。
3、在制度的落实上，学校力求让制度入心、入脑，作为教师、学生的行为指南。在执行上，力求做到按制度办事，不照顾、不迁就，以制度条款为准绳，客观公正，一视同仁。
三、为了每一朵花蕾的绽放”更新了教师的育人文化
教师文化建设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重要的地位，起着引领作用。“与花为伴，随花而舞”是学校的校风，描述的是学生在教师的培养教育下健康成长，教师在培养学生的同时成就自己，学生是朵朵花儿，教师像片片绿叶，相互依存，共同成长，互相尊重，和谐成长，教学相长。同时，要求教师不断的学习创新，相互学习，演绎舞动教学的精彩。“与花为伴，随花而舞”的教师文化，一方面凸显教师为了学生成长而甘为人梯的奉献观，另一方面也体现师生共同成长的和谐观。“与花为伴”表明了师生之间平等、民主、和谐的同伴关系；“随花而舞”，指的是师生共同进步、共同成长、共同展示生命的风采，师与生在这个理念中融为一体。教师在教育活动中培养教育了学生，也实现提升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生命质量。这既是教师成长的动力，也是教师前进的目标。在教师文化建设中，学校十分注重教师素质的提高，教师在教书育人的同时学校给教师营造自我发展的学习氛围：
1、倡导鼓励教师关心国家大事，看书看报，收听新闻，加强师德修养，进行不同层次的师德研讨、演讲、反思，严师表、铸师魂、修师德，塑造教师新形象。让教师们进行心灵的沟通和碰撞，让教师反思自己的教育行为，让教师享受人生的幸福和工作乐趣。
2、鼓励教师主动学习，学习进修，提高学历层次。
3，激励教师勤实践，常反思，让教师在学习中、在教学实践中成长，在教学实践反思中成长。
4倡导互助学习，学校为教师提供请进来、走出去、教师间互相学习的平台，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举办教学基本功竞赛、教学观摩、案例交流活动。
5、倡导科研兴校战略，组织教育科研课题研究，提升教师素质。如《以“花文化”为特色的校园文化建设实践与研究》课题就是重庆市十一五教育科研课题，这个课题是全校师生共同参与、研究的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大大提高了学校的文化品味和文化特色。
四、为了每一朵花蕾的绽放” 创设了环境育人文化
为了增强学校校园的育人功能，学校领导班子动脑筋、下决心，改善了办学条件，优化了育人环境。学校在环境文化建设中突显了花文化特色在思想理念、布局格调、育人功能上的和谐统一，在校园的绿化、美化、净化、香化中做到布局合理，错落有致，实现了春有花、夏有荫、秋有香、冬有绿，显示了校园的美丽和精致。
1、学校的校徽上边是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蕾，暗含着“花园”二字首字母和花小建校年份1993字样，下边是两片绿叶。从意义上看：上边含苞待放的蓓蕾代表活泼可爱的孩子们，两片绿叶代表着老师象绿叶一样托起孩子们美好的明天。学校的办学理念、校训、校徽、校风、教风、学风，体现着师生的创新理念和人文精神，分别彰显在教学楼和办公楼显眼墙面上，彰显着各自的内涵和魅力，其标准色是橙红色、绿色，充满了阳光和活力。校大门左侧的文化墙上的雕塑是孩子们耳熟能详的励志成语故事，有：“凿壁偷光、铁杵成针、闻鸡起舞、负荆请罪”等等，激励和教育孩子刻苦学习、诚实勇敢。操场前边的宣传橱窗展示的是同学们在各种大型活动和比赛中的身影，展示的是老师教育、教学的风采，展示了国家、学校的大事、要事和花卉知识。办公楼底楼花语墙即书香墙是孩子们赏花、品花、学习花文化的地方，有各种各样名贵的花、花语、花的习性、花的品格和精神，还配有相关花的诗词，让学生扩展了花文化知识。如：山茶花学校的校花，就有着谦让、可爱、向上的美德。教学楼走廊墙壁上是学生的书法、绘画、摄影、剪纸作品，一二楼是各种不同的花，是学生参观花卉、种植花卉、了解花文化的创作成果。校大门通道两边绿油油的大树下面的树池里种植有不同品种的鲜花，有孔雀花、凤仙等，这两排花池由全校各班级负责，同学们常对花池里面的花草进行浇水、施肥和除草。培养了孩子们爱花、赏花、养花的情怀。操场外边坡种植园是荒地改良成的花卉种植园，种植了几十种鲜花、树木，有月季、栀子、桃花、茶花、黄桷兰、桂花、梅花、樱花等，是学校最有特色的花卉风景区。每到植树种花的季节，同学们就会种上自己最喜欢的鲜花和树木。培养了孩子们爱花、赏花、养花的情怀和品性。教学楼墙上的花样少年笑脸是从各班中挑出的品学兼优的孩子笑脸的组合，照片每年一换，通过挑选和展示是为了激励更多的孩子早日成为“花样少年”。
2、为了每一朵花蕾的绽放，发挥学生特长，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学校设置了舞蹈室、音乐室、主题班会展示室、绘画室、阅览舞、科技室、实验室、广播室、微机室、多媒体室、综合体育运动场，完善了校园网络，实现了教室班班通，为学生提供了学习本领、展示才华的平台。
五、“为了每一朵花蕾的绽放” 创新了丰富实用的校本课程文化
学校根据师生的实际，从花木文化中寻找有利于陶冶学生情操、锤炼学生意志、提高学生能力的知识和素材，编写了花文化校本教材，对学生进行花文化教学。同时，各学科还渗透着花文化教学：在美术课上可欣赏花的图片，制作花的书签、花木标本、图画等，设计绿化校园的方案，种花扮靓教室与家园；在科学课或综合实践课上走出教室观察花，介绍花木的基本知识（花名、花貌、花类）、培育花木的技能，认识花木对环境的影响，对美化生活的作用，根据植物的种子鉴别花木的品种。了解花木文化的发展史，花木克隆技术与发展前景等。并写出实验报告及科学论文等。通过活动和课程教学，让师生具有“识花、赏花、品花、爱花”的素养，并能在自己的学习生活中践行花的精神、花的品质，以提高自身的素质。
六、“为了每一朵花蕾的绽放” 创建了多姿多彩的学生文化
学生是校园特色文化即“我阳光 我灿烂”的最大受益者。学校播种热爱，学生在温暖的阳光照耀下努力学习、全面发展，像阳光一样热烈，像花一般美丽，学生刻苦锻炼、野蛮体魄，有着良好的心态，文明、自信、自主、创新、快乐，阳光而灿烂。
1、为了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班级文化，学校开展了从教室环境建设、班级制度文化、班级精神文明方面的“向着太阳开放”的班级文化活动。
2、定期组织开展“阳光照耀我成长”的主题班队会教育活动。
3、开展“花儿朵朵笑开颜”的传统节日系列活动：每年3至5月，利用春暖花开的季节，举办“花儿朵朵笑开颜花卉节”，种花、赏花、画花、诵花、护花；每年“六一”儿童节举办以音乐、舞蹈、游戏等形式的“花儿朵朵笑开颜快乐节”，为“阳光儿童”、“灿烂花朵”、“鲜花中队”、“靓丽班级”颁奖；每年“三.八”妇女节、教师节举办“花儿朵朵笑开颜感恩节”，感谢长辈，感谢老师；每年10月组织“花儿朵朵笑开颜运动节”，开展体育竞赛，野蛮学生体魄；每年11月组织“花儿朵朵笑开颜科普节”，开展科普知识竞赛、科技作品制作，科学小论文答辩等，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每年12月组织“花儿朵朵笑开颜迎新年活动”，为学生进入新一年的学习奠定基础。
4、进行“荣誉花儿”的评比活动。进行文明之花、纪之花、卫生之花评比活动，让流动的校花成为学校的一道靓丽的风景；进行“阳光儿童”、“花样少年”、“鲜花中队”、“靓丽班级”等评比活动，定期表彰先进。
自1997年初之后，我国科教界关注的热点是知识的到来；自1997年夏季之后，我国经济界最关注的热点问题是东亚的危机。这两件事在20世纪末不期而遇，绝不是偶然的。早在90年代初，就有位美国经济学家指出："并没有什么东亚的经济奇迹，他们没有上的创新，没有新经济制度突破，整个东亚经济就象一个巨大的肥皂泡，只要用针尖轻轻一戳就会破灭。"这句话今天被言中了。而这些年来，美国的5000家软件公司高速，创造的利润价值使美国经济获得了强大的助推力。连续几年经济上获得高增长，失业率降到最低点。这一消一长，反差如此之大，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除了金融管理方面的诸多原因之外，有一个教训也是深刻的：一个缺少科学储备和创新能力的国家，不可能持久地繁荣。
"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全党、全都要高度重视知识创新人才的开发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作用。使科教兴国真正成为全民族的广泛共识和实际行动。"这是主席代表国家对所有教育工作者的号召。如果到现在我们仍不觉悟，仍然没有为国家本世纪的腾飞，培养出一代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新人，那将是我们教育的重大历史性失误。
为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现在大家都在议论建立国家的创新体系。教育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一个创新人才既要具备创新意识，又要具备创新能力。首先，创新意识是属于世界观的范畴。我们知道：一个人的世界观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形成的，而这个年龄的人正是处在高中时期。不能设想一个从小没有好奇心、对新事物不敏感、对科学新发展没有兴趣、没有批判意识、没有为事业献身精神的人，长大以后能成为一个具有创造性的人才。而人的这些可贵的精神，必须从小经过启蒙、引导、爱护、培养、发展。
另一方面，创新能力是属于思维能力的范畴。心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思维能力，发展到十八岁就基本成熟。而在这之前，整个青少年时期有两次思维能力发展的。一次是在十四岁，正值初中阶段；一次是在十七岁，正值高中阶段。在这两个阶段培养成的思维习惯，会与人终生相随。这说明创新教育必须从基础教育抓起。
我们的教育自古至今，不论大中小学，都太注重继承，都太注重记忆，总认为就是吸收知识，把知识记到脑子里就是真正学到了东西。所以，我们大中小学课本的知识容量和难度远大于欧美。我们的学生学得很苦、很累，他们把功夫都下在强化重复性思维方面。我们的学生发展了这方面的能力，所以参加各种学科竞赛，欧美的学生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但是西方人拿诺贝尔奖的却远远多于我们。
注重效益的西方人认识到：脑子不是主要用来记忆和的。人类不具备鸟类的飞行功能，但却设计出飞机、火箭，比鸟飞得更高更快；人类的奔跑速度和耐力不如很多动物，但能设计出汽车、火车，比任何动物跑得更远更快；人脑的记忆和计算能力有限，但可以设计出记忆、运算能力无比强大的计算机。可见人类正是利用自己最可贵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使自己机体的各种能力得到发展和延伸，使全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这就是教育工作者在本世纪末最应该深刻认识到的现实。今天国家强大起来了，经济上有了一定的发展。唯独深入每个中国人骨髓的传统教育观念没有变。今天，的功能得以进一步发挥，重复、记忆负担比几十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的教育怎能应付本世纪世界经济的挑战？
综上，基础教育应该是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环节。从国家的最高利益来考虑，改变基础教育现状，实施创新教育，是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培养创新人才是我国基础教育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二、实施创新教育须进行的几项改革
高考制度的改革。
有人说："高考不改革，的基础很难有根本性的改变。"此话不无道理。不是有人把高考比作"独木桥"吗？现在就是有千军万马急于要通过它，因为只有通过它才可能达到充满希望并获得的彼岸。如果我们不去改造这座"独木桥"，不去建筑新的通道，只是一味地宣传、动员大家不要拥挤，那不是解决的根本办法。几十年来，我们从批判片面追求升学率，到反对"应试教育"，问题真正解决了吗？
现在的高考，用一张试卷、一个标准、一个模式来要求和鉴别几百万学生，至少有两个弊端是明显的。第一，在这种统一标准的下，因为试卷主要考查学生的知识复制、迁移、运用能力，学校教师也用主要精力培养学生这方面的能力，结果造成了我国青少年，在整个基础教育阶段，创造才能得不到有力的发展和培养。第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人有所长就有所不长，很多创新型人才并不全面。所以说，这种制度在选拔出一大批有才能青年的同时，也扼杀了一批有突出特长、有创造性才能的人。
其实这种统一考试的弊端，早在选拔、美术、表演、等特殊人才的过程中就被人们认识到了，而且做了改进，形成了一个细小的通道。实践证明，以上院校按照他们各自的招生都挑选到符合自己培养目标的新生。现在的问题是对、科学的各个领域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青少年也应该开辟这样一个通道，使他们的能力得到鉴别，使他们不拘一格地受到重视和培养。
这种选拔工作开始时可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只有少数的重点高校参加。特别应该强调这种选拔应该不同于过去的保送生，因为过去的保送生绝大多数是通过各种形式不同的考试（如学科竞赛）来证明他们的继续进入高校的潜能。而对具有创造能力学生的鉴别，应该以中学生科研论文答辩会的形式来进行。各个高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协会以及大的集团，每年可以按期组织一个或几个中学生科学论文评选和答辩会。关键是由学生已经完成的创造性工作的成果来说明他们的学习能力和创造性能力。与之相辅可以对他们相应的文化基础做一定的综合考查。如果这样的通道一旦开通，它的好处是多方面的。首先，这种招生方式是一个指挥棒，它使得所有的学校都来重视学生创造能力的发现和培养。这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对整个基础教育的教育观念、教育方法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第二，高校能招到一批在某一个领域已经自学了相当，有一定研究能力和研究兴趣的新生。外国的经验证明，这样的学生在研究领域的成功率远高于各种学科竞赛获奖的选手。第三，如果这样两种高等学校的录取方式并存，形成一个双渠道的高校招生体系的话，一方面它们可以相互补充，另一方面它们也可以相互竞争、相互影响。这样势必可以促进原有高考制度改革步伐的加快。
课程和教材的改革。
在学校我们是通过课程和教材对学生进行教育，是通过课程和教材来具体地体现我们的教育目标。每一门课程都是以学科体系为中心，系统深入地介绍本学科的基础知识。虽然因学生的负担过重，几经删减，但是由于指导思想没有根本变动，学科体系没有改变，删的总是皮毛，负担依旧不变。知识的到来，人类创造新知识的速率成几何倍率增加，知识更新的周期在不断缩短，学生在学校所学的知识，将不再能够适应未来的需要。时代的发展，注定了"人为了生存，不得不终生学习"。所以，学校不仅要传授给学生人类积累的重要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教育学生如何自己去学习，使他的终身学习比较顺利。这是一种全新的课程观、教材观。在这种新观念的指导下，我们应该作以下几方面的改革：
（1）改变必修课的教学方式。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不是对基础知识的否定，更不是不要基础知识的教学；创新不是异想天开，新知识的发现是在扎实的基础知识上，运用创造思维能力，通过艰苦的探索和努力才能获得。所以，我们强调创新精神培养的同时，也要强调学生要具有扎实的基础知识。为此，我们必须重视必修课的教学，必须把素质教育的要求落实到必修课的教学当中。这就首先要改变教师的教学观念，改变课堂的教学方式，积极实行启发式和讨论式教学，激发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新意识，切实提高教学质量。
（2）改变必修课、科目。
在保证培养学生能力所必需的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删减一些必修课的内容，与此同时增加培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内容。必修课不一定都要学得那样系统，可以合并成一些综合的科目；还可以删减一些必修科目，把一些必修科目改为选修科目。这样做，一方面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为他们的兴趣爱好和创造能力留下空间；另一方面有利于给开设一些适应新需要的课程留下时间。
（3）开设新课程。
实际上，我国的广大工作者早已呼唤要开设新课程。在全国各地的教改实验中，出现了学法课、小论文课、实验课、创造发明课、科学专题讲座、科学专题讨论会等等。在这一类课程中，突出的特点是：激发学生对科学的兴趣，引导学生去自学，使学生学会在实践和学习科学的过程中，发现、提出问题、问题，系统地学习科学的研究。这样，就把学生的精力引导到进行科学或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从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现在的问题是应该扩大这种教改实验的范围和深度，经过提炼形成新的课程，并最后把这种课程纳入我们的课程体系之中。
教学环境的改造。
培养创造性人才，需要改革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但创新教育不是只能在特殊的课程和活动中才能进行，它应该贯穿于学校整个教学、教育活动之中。在我们的学校里应该形成一种培养创造性人才的环境和氛围。学校的办学思想和校长、教师们的教育观念、教育方式和教学方法是形成这种环境和氛围的重要因素。
由于我们历来重视培养学生重复性思维能力，重视以统一的来鉴别学生是否优秀，所以我们传统观念中的好学生就是努力学习，成绩门门优秀的学生。按照这样的好学生标准，那些有突出特长、有想象力、创造力的学生就可能不在其列。由于我们强调学习前人所积累的知识，所以在师生关系上，我们维持师道尊严，强调趋同性，凡事都要求统一。有人甚至想把军营里一切划一的要求，也移植到我们的学校里面来，认为只有那样才体现学生素质高。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和培养创造性人才的要求相背的。
学生健康的个性是发展学生创造性才能的基础。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要求每一个学生都门门优秀，就会把一个天才变为普通人。有想象力、创造性的孩子，总是好奇好问，好突发奇想，具有思维的批判性，往往会使我们的教师难堪，无法应对。为了培养创新人才，使我们的学校成为培养创新人才的沃土，我们必须建立一种新的学生观。我们要重视学生对人类过去积累知识的学习，但是，决不要苛求有个性特长的学生门门优秀，不要以他们在我们眼前表现的不足而过多地责备他们，而应该把他们看成一个个正在发展的个体，尊重他们、宽容他们，要对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每一点可贵倾向，都给予鼓励和帮助。我们的学校里，要形成一种民主的教学氛围，因为只有民主，才有可能发展求异思维，使有创造性的思想、见解充分地发表出来。
教学方法就是培养人才的方法。不同性质的人才应该用不同的方法去塑造。过去，我们着重培养重复性思维的人才，把学生作为储藏知识的容器。传统的教学方法--讲授法就是用告诉的方法传授知识，这是因为单纯就传授知识而言。告诉的方法效率最高，它可以细致准确地把知识传授给学生，剩下的问题就是看哪个学生记忆得最好。可以说从古至今，我们的大多数课堂都是承袭这种教学方法，而且成为成千万计教师的教学习惯，而今天的时代，要求培养善于思考、有创新精神的人才，学生不能只是被动地接受所谓的真理。学生在课堂上应该是学习的主动参与者，他们应该在积极的思辨中、在不同见解的碰撞中，发展自己的思维能力。我们要培养和发展他们思维的批判性、发散性，要使他们不仅准确地掌握人类已发现的知识本身，还要他们在课堂上、在教师的精心组织下，体会人类发现这些的过程，要引导学生去自学、去研究、去争论、去自己推理归纳、去做探索性实验。
关键词：澳大利亚 科技政策 政策研究 科技战略 ARC
Abstract: As a Commonwealth R&D funding agency， 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ARC)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giving advice on national S&T policy and its coordination while it makes an effort to policy research and strategic planning for its own development. The paper examines policy research and strategic planning in ARC and their effects in-depth in the context of Australian innovation system， in order to learn lessons for R&D management of our government， especially during this socio-economic transition time of China.
Keywords: Australian S&T Policy; Policy Research; Strategic Planning; ARC
科技政策与战略是科学技术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科技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同的国家或机构从不同时期国家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需求出发，制定与其总体发展目标相适应的政策与战略，构成了各具特色的科技体制的基石。20世纪下半叶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以及知识经济的崛起，许多国家的科技政策与战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各国的科技、经济、社会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科技政策与战略的重要性也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其制定过程也逐步规范化与制度化。了解这些制度与方法，对于我国制定科技政策与战略、特别是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和“十一五”科技发展战略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与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相比，澳大利亚的研究与发展（R&D）规模相对较小，但其研究领域又呈现出往往是科技大国才会具有的多样性，更接近于如我国等发展中大国可能达到的状况，因此，其R&D管理应当是我们关注的研究对象，而国内现有的研究多以美国、日本等科技大国为主，对澳大利亚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且，近年来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澳联邦政府在推动科技为解决国家社会经济重大问题服务以及在科技管理部门推行绩效管理等方面的改革，和我国转型时期科技体制改革也有相似之处，其科技政策研究和战略制定中的许多方法和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但国内关于澳大利亚的研究多针对其政策战略的具体内容，缺乏对其制定过程及方法的分析。本文试图以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ARC）作为政策研究与战略制定的范例，把对ARC的分析置于澳国家科技政策与战略演变的背景下，深入考察其政策研究与战略制定过程及其产生的作用与影响，提示对我国R&D管理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1 ARC的改革与发展
1.1 澳大利亚的科技政策与R&D管理体制
澳大利亚具有较强大的科学基础，在科学发现与技术创新的世界舞台上表现活跃。迄今为止，已有7位澳大利亚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SCI统计数据表明，1993-1997年澳研究人员发表科学论文的数量占世界论文总数的2.7%，平均每百万人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高于美国、德国和法国等科研规模更大的国家。[ ]“澳大利亚的科学基础比许多国家更具多样性，……在地球和环境科学、生物学和医药研究方面特别具有优势”[ ]，这与澳大利亚独特的自然资源状况有关。在一定程度上用以说明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间关系的指标——专利对科学论文的引证——显示，在如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等知识密集的高技术行业，澳大利亚专利对化学、物理学、工程学和生物学等学科的高质量论文有很高的引用率，而且，这些专利所引用的澳大利亚论文中有95%产生于公共资金资助的研究。[ ]
澳大利亚政府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资助科学研究，但直到70年代初以前，联邦政府没有统一的R&D或科技预算，没有全国性的科学咨询机构，没有一个负责制定科技政策或协调全国研究工作的政府部门。[ ]进入70年代后尤其是80年代以来，联邦政府的科技政策理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认为创新对国家的繁荣至关重要，科技政策逐步从对科学研究的自由放任转变为强调科技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与此同时，政府也加大了R&D的投入和支出水平。澳大利亚的R&D支出从20世纪80年代起保持快速增长，到90年代中期R&D占GDP的比例已接近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1996-1997澳大利亚R&D的总支出为87亿澳元，约占GDP的1.65%，其中公共部门的R&D支出占GDP的0.85%，在OECD国家中排第四位。[ ]近年来，随着政府进一步鼓励公共部门R&D成果的商业化和私人部门向R&D投资，产业界的R&D支出占GDP的比例持续上升，政府及公共部门对R&D的支持也在加大，但公共资金支持的主要领域仍然是基础研究。
澳大利亚的R&D管理体制呈现由联邦政府起主导作用的多元化格局，政府通过投资和政策引导等方式，在推动科学发展的同时促进技术创新和经济繁荣，其活动范围覆盖了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实验开发乃至商业化等R&D的各种类型。目前，澳联邦政府资助R&D活动的主要部门和机构有联邦教育、科学与培训部（DEST）、国防科学技术组织（DSTO）、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理事会（NHMRC）、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RC）、澳大利亚核科学技术组织(ANSTO)等，其中只有ARC是以支持医学研究之外的所有学科的科学研究和研究培训为主的资助机构。
1.2 ARC的成立与发展
ARC的前身是成立于1965年的澳大利亚研究拨款委员会（Australian Research Grants Committee，缩写为ARGC），负责资助大学的高水平科研，澳全国范围的同行评议系统就是自那时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如前所述，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的科技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政府开始质疑使用公共资金的科学研究到底为纳税人贡献了什么，要求研究人员走出“象牙塔”，参与更广泛的竞争，为解决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服务。[ ]ARC于1988年依据《就业、教育与培训法（1988）》成立，取代ARGC，成为国家就业、教育与培训委员会（National Board of Employment，Education and Training，缩写为NBEET）的组成部分，与原机构相比其职能也得到了拓展，负责资助与管理大学和大学以外的科学研究及其教育计划及项目，完成NBEET和联邦就业、教育与培训部交付的任务，以及就国家优先研究领域或研究政策的协调等问题向NBEET提供咨询。
然而，在ARC成立近10年后，对其整体运行状况开展的评估发现，ARC在履行资助管理和政策咨询这两项职能时不能很好地协调——ARC本身更多地关注资助活动的管理，而负责听取其政策建议的直接主管和决策部门NBEET又对高等教育部门之外的研究政策兴趣不大。[ ]因此，为了使ARC更好地履行职责，同时也是借鉴其他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验，联邦国会于2001年3月通过了《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法案（2001）》（简称为ARC法案），决定同年7月起，ARC成为联邦就业、教育与培训部（2001年11月26日更名为教育、科学与培训部）下一个法定的独立机构，拥有自己独立的决策部门——ARC委员会，在资助活动及其管理中享有更大的自主权，在国家政策和战略制定中也将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1.3 ARC法案及其影响
根据ARC法案，ARC的作用是对联邦政府的研究资助和科学政策提出建议，并推动开展最高水平的、有益于澳大利亚全社会的科学研究与研究培训。在研究资助方面，ARC继续支持除了临床医学和牙医研究以外所有学科领域内具有高度竞争性的科学研究和研究培训；在政策与战略方面，除了ARC原有的就国家优先研究领域和研究政策协调提出建议之外，政府于1999年12月的白皮书《知识与创新：研究与研究培训的政策声明》，向ARC提出的3项重点要求也仍然适用于作为独立机构的ARC：帮助形成与保持学术界和产业界、政府组织和国际社会的有效联系；促进公众理解科学及其对社会的贡献；比较澳大利亚与其他研究活跃的国家的科研绩效，并评估国家对科研投资的回报。[ ]
新法案实施后，ARC最大的变化是在其组织结构、资助框架和管理模式等几方面。在组织结构方面，作为独立法定机构的ARC有着自己的决策部门ARC委员会，成员由14位来自有关政府部门、联邦研究资助机构、学术界、产业界和相关社会各界代表组成，ARC的日常工作由具有卓越科研水平和突出研究管理能力的首席执行官（CEO）负责。ARC下设三个部门，即：学科与项目管理、政策与计划协调以及合作部门。其中最大的是学科与项目管理部门，分为6个学科群（生物科学与生物技术；工程学与环境科学；人文学科与创造性艺术；数学、信息与通讯科学；物理学、化学与地球科学；社会、行为与经济科学），每个学科与项目管理机构都有一个专家咨询委员会，负责对研究申请进行同行评议。[ ]
在资助框架的变化方面，新的ARC将原有支持项目、人员、设备和机构的资助类型进行重新整合，避免资助活动中的分散与重复。新的资助框架称为“国家竞争性资助计划”（NCGP），分为两种资助类型“发现”和“合作”——“发现”旨在发展和保持澳大利亚在广泛的学科领域范围内具有国际水准的高水平的科学基础，而“合作”则是试图通过加强澳大利亚国家创新系统内部以及澳大利亚与国外创新系统的联系，鼓励和拓展各种合作方式，以使科学研究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
在管理模式方面，《知识与创新》白皮书提出，新的ARC必须建立计划透明、重在绩效的管理体制。因此，ARC声明每年将提交一份覆盖未来三年的战略计划，设立拟达到的目标，并提出战略实施行动的时间表以及结果形式，以实现真正的绩效管理。[ ]事实上，从2000年到目前为止，ARC共制定两份战略计划，即2000-2002年战略计划和2002-2004年战略行动计划，是ARC资助及管理工作的政策与战略指南。
2 ARC的政策研究与战略制定
ARC不仅在国家科技政策与战略的制定、协调和实施中发挥重要作用，与此同时，ARC也十分重视针对自身资助和管理工作而开展的政策研究和战略制定，以下将分别进行分析。
2.1 国家科技政策研究与战略制定
由于ARC负有向联邦政府提出有关科技活动及其资助政策建议的责任，从成立之日起，ARC就开始了一系列国家科技政策研究和战略制定工作，其中有些是由ARC主持的，有些是ARC参与的工作。
由ARC支持的国家科技政策研究包括政策分析、政策评估和政策建议等多种形式，政策分析重在理论研究，为政策制定奠定理论基础；政策评估重在对已有政策进行评估，为政策调整提供实际依据；而政策建议则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可操作的政策措施建议。其政策研究多是利用其与学术界（特别是科技政策研究专家）的广泛联系，以委托研究课题方式或由ARC人员牵头、政策专家参与的方式进行，课题或研究任务完成后形成的专题研究报告、评估报告或政策建议由ARC提交有关部门，其内容涉及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产学研结合、科学研究的资助模式、学科交叉研究、科学研究的评估指标、科学研究及其教育活动的国际化等国际科技政策界也普遍关注的问题。特别是近年来，关于科学研究的商业化问题、知识产权管理问题、科学研究的评估问题等在ARC的政策研究中占到相当的比重，如《将科学研究的效益最大化：ARC和高等教育理事会关于知识产权的联合建议》（1995）、《评估大学的研究：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研究评估实践之比较》（1997）、《学科交叉研究》（1999）、《向未来投资：澳大利亚专利与基础研究的关系》（2000）、《为了国家利益的研究：澳大利亚大学研究的商业化》（2000）、《多样性与集中性：澳大利亚大学的研究资助与研究活动模式》（2000）等。这些政策研究为国家科技政策制定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ARC主持的国家科技战略制定主要围绕资助战略展开，如90年代制定若干前沿学科的国家资助战略，2000年主办基因组学与基因技术国家战略研讨会，2002年制定国家的优先研究领域等。而ARC参与制定的国家科技战略议题广泛，形式多样。以1999-2000年度为例，1999年针对其参与起草的联邦政府关于21世纪发展高等教育部门研究与研究培训的政策性文件《新知识、新机遇》讨论稿，ARC向学术界和产业界广泛征询意见，以完善这一国家科技发展战略；1999年ARC还参与了国家科学技术普及战略和产学合作战略的讨论和制定；2000年3月ARC主席参加了国家创新峰会，负责主持《向思想投资》主题的讨论；同年3月，ARC主席赴欧洲参加欧盟政策研讨会和出席澳大利亚与欧盟科学技术合作联合委员会会议，推动双方的科技合作；2000年6月ARC主席参与主持了在巴黎举行的OECD全球科学论坛，代表澳大利亚政府提出建立全球创新平台，促进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等等。[ ]可以说，这些战略制定大多是以ARC开展的政策研究为基础的。
转贴于 2.2 ARC政策的评估与研究
在开展国家科技政策研究和战略制定的同时，ARC也十分重视自身决策与管理水平的提高。由于评估是提高决策与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乃至前提条件之一，尤其是随着近十多年来OECD国家科研评估之风兴起和澳大利亚本国政府对绩效评估的重视，因此ARC的政策研究常常伴随有评估。ARC政策领域的研究和评估主要对象有其学科政策、资助政策和管理政策等。
第一类是学科评估与学科发展战略研究。1990-1997年ARC对其在自然科学、工程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几大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的24个学科的5年资助结果进行了评估，以说明其“分配资源的管理工作”是否有效。[ ]评估由3-4位专家（包括聘请的国外专家）组成的评估专家组独立进行，内容涉及资助结果和资助过程及管理，如：资助项目的产出和影响如何？受资助方向和人员是否合适？资助强度是否足够？项目遴选和评议工作如何？等等。专家组根据评估结果对ARC所资助的学科研究水平做出判断，并就相关管理问题提出建议。ARC有义务回答评估专家的问题，针对接受的建议提出解决设想，对不接受的建议则需说明理由。因此，评估过程既是ARC了解其资助绩效的过程，也是改进其政策和管理工作的过程。在开展学科评估的同时，ARC也结合评估结果开展学科资助政策研究工作，为制定学科发展战略提供依据。
第二类可称为资助类型的评估与研究。在1992-1998年间，ARC还针对其项目类型的运行情况进行了评估，包括研究项目类型、教育项目类型、研究设施资助计划和研究中心资助计划等。以小额项目类型评估和研究为例，其内容主要有：小额项目类型作为一个整体是否合适？与大额项目的关系是否协调、在实现其近期和长期目标方面有效性怎样？该项目类型的整体性（项目人员、规模和用途等）如何？经费分配的机制和准则是否需要改进以及其他与项目运行有关的问题。[ ]
第三类是管理政策的评估与研究，通常委托专业的政策研究专家进行，对象包括ARC的同行评议过程、对学科交叉研究的资助政策、任命学科评审组成员的程序、ARC的组织结构，等等。专家开展这类评估和研究，往往是基于较为深入的理论研究，并进行国际比较，分析ARC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以评估ARC的同行评议为例，评估报告分析了同行评议的定义和起源、开展有效的项目申请同行评议所需条件、同行评议的局限与受到的批评等，同时还介绍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等相关机构的同行评议，研究了ARC大额项目申请同行评议的情况，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
上述三类政策评估与研究工作在ARC的政策制定和改进管理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ARC的高度重视。而且，多数评估与研究报告都可从ARC网站获得，从而使得ARC的工作与澳大利亚更多的政府部门、更广泛的科学界和更广大的社会各界公众构成了公开、透明、活跃的互动关系，推动了科学的社会化，也提高了ARC自身的影响力。
2.3 ARC战略的制定
ARC自身战略可分为学科战略和总体战略两个层次，关于学科战略的制定前面已经提及，主要结合学科评估进行，而总体战略的制定如前所述，在《知识与创新》白皮书对ARC提出绩效管理的要求以来已成为ARC工作必不可少的内容。ARC的战略制定从机构的使命出发，首先明确制定战略的指导原则，然后设立主要发展目标，再将总体战略分解为几个主要领域，结合经费预算，形成战略实施的行动时间表，并提出衡量其结果的绩效指标。
以ARC的2002-2004年战略行动计划为例。[ ]其制定战略计划的指导原则为卓越性、集中性、灵活性、战略性、伙伴关系、桥梁作用和绩效管理，与7个主要发展目标相对应的7个战略行动领域是：发现、合作、研究培训与职业发展、研究设施、优先领域制定、公众理解科学和绩效管理。限于篇幅，不可能对这些领域的战略逐一介绍，仅以“发现”领域为例。“发现”的战略目标是“发展和保持澳大利亚在广泛的学科领域范围内具有很高国际水准的科学基础”，这一目标又可分为3个子目标：卓越性、灵活性和创造性，在每个子目标下制定不同的投资战略，采取不同的实施措施。（1）在“卓越性”目标下的投资战略是通过同行评议遴选具有高国际水准的研究，确保澳大利亚拥有实现研究卓越性的广泛基础。正在采取的行动包括：继续改进ARC的同行评议，并在保证研究质量的基础上，对学科间的资助经费进行调整；通过提供研究的直接成本，确保ARC的资助达到可与国际竞争的水平。（2）在“灵活性”目标下的投资战略是保持与加强反应迅速的灵活资助机制，以满足不同研究的需求，抓住新出现的研究机会。正在采取的行动是在NCGP框架下保持“发现”领域的资助灵活性，并在广泛的研究领域内保证都有资助活动；从2003年开始的行动是在不同的计划间实现灵活资助，以满足不同学科群的需求；2004年开始的行动是缩短项目申请处理周期，每年实行多轮受理与批准。（3）在“创造性”目标下的投资战略是支持多学科研究和早期研究人员提出的创新性方法，正在采取的行动是，向最优秀和最具创造力的研究人员提供长期项目支持，保留对早期研究人员的资助计划，向创新性研究提供约100万澳元的种子资金资助。
在制定发展目标、投资战略和具体行动的同时，ARC还提出了“发现”领域的预期结果——即促进知识进步以推动新发现与创新产生——以及衡量结果是否成功的指标：（1）“卓越性”的绩效指标有两项：通过国际同行和终端用户的评估显示，并辅以投入-产出定量分析的支持，表明“发现”在广泛的学科范围内产生了国内外具有竞争力的产出与结果；澳大利亚具有竞争优势的研究领域其实力得到加强。（2）“灵活性”的绩效指标也有两项：对ARC受资助者所来自的国别进行调查和分析显示，“发现”吸引国际水平的研究人员来到并留在澳大利亚；对“发现”领域ARC资助计划的灵活性和敏捷性进行调查，人们表示满意。（3）“创造性”的绩效指标为一项：评议报告和国际同行的评估显示，ARC通过申请书评议和项目遴选过程而支持的研究具有新颖性特征，采用了创新方法。
从上述指标的具体化程度可以看出，ARC的战略绝非“大而无当”或“空洞无物”，每个战略目标都有可测度的绩效指标，真正能够发挥“宏观指导、微观操作”之功效。需要强调的是，ARC从2000-2001年度报告起，每年在年度报告中根据战略计划提出的绩效指标，列出本年度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进展，以检验其实现战略目标的绩效情况，使得战略计划最终能够落到实处。
3 结论与借鉴
制定科技政策与战略是政府R&D管理部门和机构的主要职责之一，其公开性、科学性、合理性、可行性是国家R&D管理水平的重要体现。从ARC的政策研究和战略制定可以看到，作为一个政府机构不仅要积极参与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而且要重视自身的政策研究与战略制定，以此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并提升自身的影响力；科学合理的评估是制定政策与战略的重要依据，也是检验政策与战略实施结果及效果的手段之一；政策和战略制定的过程可看作是实施的基础，因为政策与战略制定过程中的公开讨论与磋商能够使相关各方的思想进行充分的交流与协调，以求达成必要的共识，并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而这正是政策与战略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对比我国的科技政策与战略制定工作，我国存在重制定、轻实施的现象，在战略制定中又存在重设想、轻论证的问题，在公开性、科学性和可行性等方面也有许多可改进之处。考察ARC的状况，有以下几方面的经验可以借鉴。
3.1 战略制定是绩效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行绩效管理是近年来发达国家政府公共管理改革的一大趋势。美国于1993年颁布了《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GPRA），率先通过法律在联邦政府部门和机构实行绩效管理，要求各部门和机构制定5年战略规划（且每3年修订一次），并每年提交年度绩效规划和绩效报告，年度经费预算的批准与绩效报告的审议直接相关。[ ]澳大利亚也于1997年通过了《财政管理和绩效法案（1997）》，1999年通过了《公共服务法案（1999）》，规定了要对政府的工作实行绩效管理。ARC法案的第6章对“规划和报告”制度作了详细规定，明确指出制定战略计划在其整个工作中的重要地位，要求年度报告中必须包括根据战略计划中设立的目标对ARC当年的实施情况进行绩效评估的内容。因此，对于ARC来说，战略制定不是一种姿态的展示，更不是争取经费的手段，而是法律所要求的实行绩效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制度将其工作置于政府和社会的公开监督之下，结果恰恰是增强了政府和公众对ARC工作的信心，政府对ARC的投资在2001-2005年间将增加一倍！
我国近几年也在公共管理中引入了绩效管理的概念，但实施中只是在局部有所试点，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和制度安排。在战略制定中往往仍然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做法，偏爱制定宏大的中长期规划，缺乏包括具体绩效指标的实施方案、特别是年度绩效规划，而且，在规划或计划覆盖的时期结束时也不要求开展评估，易造成“虎头蛇尾”的现象。
3.2 评估是制定科技政策与战略的重要依据
ARC凡有重大的政策变动或战略出台，必评估先行，评估已成为政策与战略制定的重要依据乃至必要前提。ARC在2001年转变为独立机构前，对其组织结构、资助计划、评议过程等开展了一系列评估，包括对国外职能类似的组织进行比较研究。在专门针对机构改革而开展的评估中，政策研究专家从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对澳大利亚的重要性出发，就ARC的组织机构、运行机制和管理成本等与美国、英国、加拿大、荷兰等国的类似机构进行比较，充分讨论现有体制的利弊，探讨组建新机构的可能性，并提出具体建议。无独有偶，日本国会于2002年秋通过法案，决定从2003年10起将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转变为一个独立机构。此前，JSPS也委托包括国外专家在内的外部评估委员会，于2002年2月开始对JSPS的组织结构及运行状况等进行评估，充分考虑将来作为独立机构的JSPS的地位、组织、功能与作用等方方面面，以此为依据提出政策建议。通过这样的严格评估过程制定出来的政策与战略，自然很有针对性，而缺乏评估的政策与战略制定则如同“盲人摸象”。近年来我国科技界也开展了广泛的评估活动，但评估对象还多限于研究人员、研究机构和研究项目等，以科技政策为对象的评估还不多见。随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评估活动也将逐步成为政策与战略制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3.3 公开的政策与战略制定过程是实施的重要保障
现代政治的特征之一就是其公开性，从问题的提出到公众参与的各方讨论，再到政策制定与实施，都要求公开进行。ARC的经验表明，公开的政策与战略制定过程不仅是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也是政策战略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制定优先资助领域战略以及在不同的学科间分配经费一直是政府科研资助机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因为每个学科都有其要求增加资助的理由。ARC的策略是，让本机构以外的其他相关政府机构、澳大利亚科学界以外的国外科学家、科学界以外的产业界以及更广泛的公众参与这一过程，通过对其他机构资助活动及重点的了解，对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关键技术和科学问题的把握，以及听取国外科学家的咨询意见，制定的优先领域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与可行性，不仅得到科学界的理解，也得到公众的支持，保证了优先领域资助战略的顺利实施。而我国以往在科技政策与战略实施中多有不到位的情况，除了政策与战略目标不够明确、内容不够具体等原因，也和制定过程缺乏公开性和相关各方的广泛参与有一定的关系，这也应是今后改革的一个重点。显然，ARC的策略值得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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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传播；英语强势；影响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的到来，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在用一种语言即英语相互交流和传播思想。不管你是否喜欢英语，如果你要想融入全球化趋势和信息化浪潮，并开展有效的国际传播，或成为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有一定影响力的政治家、商人和科学家，那么你必须（至少学会）能够用英语进行国际传播。“英语语言的这种强势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雪球，几乎无法阻挡”。[1]
一、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的表现方式
首先，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表现为使用英语的人口数量上。目前，全世界有近3.8亿人口把英语作为母语，约2.5亿人口把英语用作第二语言。而学习英语的人数则更多。英国文化委员会估计，全球正在学习英语的人口大约为10亿，另有15-20亿人口每天使用接触英语。到2050年，全球一半人口会较熟练使用英语。[2]
语言学家把上述使用英语的人口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指把英语作为他们的母语的人们，通常也是他们惟一的语言。这些人主要居住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冰岛、南非。第二类是指把英语当作第二语言的人们，这些人一般居住在曾经是英国殖民地或美国拥有较大影响力的国家和地区，如印度、尼加拉瓜、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的香港。第三类是指把英语作为外语来学习的国家和地区，一般与美国和英国没有十分密切关系。[3]
虽说把汉语作为母语的人口目前也要超过13亿（包括海外华人），但讲汉语人口多限于中国人和华人，外国人把汉语作为母语或第二语言毕竟凤毛麟角。这些年，随着中国的国力的增强，也出现了汉语热，但与英语热相比，还不能同日而语。
其实，国际传播中的英语强势不但体现在使用的人口数量上，更多体现在英语的应用范围之中。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到来，英语在全世界各个领域被广泛应用，包括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外交、旅游、通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等。据统计，目前世界上有60多个国家把英语作为官方性的语言。[4]有85%的国际组织把英语列为通用语言（联合国、欧盟等）。世界上有75%的邮件是用英语写的，80%的出版物和互联网信息都是用英语出版和的。[5]英语强势在科学研究领域的交流中尤为明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德语曾替代英语成为科学研究的主要语言。但是随着二战后（尤其是冷战后20年中）美国在世界上超霸地位的确立，英语的强势已势不可挡。据科学引用指数（SCI）的创始者尤金·加菲尔德（EugeneGarfield）教授对1997年全世界几千份主要科学期刊调查发现，1997年全球共发表925，000份科学论文，其中95%是用英语撰写，而且这些论文中只有一半是由来自英语国家的作者撰写的，也即有一半的论文是非英语国家的作者用英语撰写的。英语的强势可见一斑。[6]
国际传播中的英语强势在我国也较为明显，尤其是在过去20年中更是如此。我国英语媒体的大量出现便是例证。到目前为止，我国以传播新闻为主的英语媒体包括一个英语电视频道、一个外语电台、9家英文日报和周报、10家英语杂志和9大英文网站。这对于一个以中文为官方语言的国家而言，已足以显示我国在对外传播事业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英语语言的重要性。[7]上述的统计中还未包括全国各地以英语学习为主的英语报纸。
除英语媒体的发展外，中国的英语学习人数之庞大也足以说明英语强势的影响。据估计，我国约有3亿人口在学习和使用英语[8]，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英语热，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
我国英语热的出现与国家的开放政策有密切关联，这一点在我国入世后更是如此。现在，我国不但要求高初中以上所有学生必修英语，从2001年起，还要求在有条件的城市中普及小学三年级英语教学[9]。英语也是我国每年高考和研究生考试的必考科目，还是提拔干部和晋升技术职称的必要条件之一。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一个人的英语能力还可以决定他是否能够成为国际化人才的标志。
二、国际传播中形成英语强势的成因
英语语言的强势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才形成的。1300年，英语还只是英格兰的“下等人”所说的语言到1500年以后，现代英语才开始形成，主要指英语已拥有相对稳定的拼写、发音和词义[10]。但英语真正作为国际性语言的出现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三大方面的原因促成了英语的国际性地位。
1.从宏观角度讲，英语强势并非语言本身所促成的，因此英语强势在国际传播中的出现并非只是这种语言本身的强势。正如牛津大学教授琼·艾奇逊（JeanAitchison）指出的那样，一种语言的成功或失败与语言的内在特性并无多大关联，而与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力量有很大关系。[11]
就英语而言，这一点最明显不过了。在18-19世纪中，工业革命使得大英帝国的影响力开始遍及世界各个角落。英语也随着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的士兵和商人开始流行到世界各地，并向全球性语言的目标迈进。英语不光在英国的殖民地使用，就连非英语国家的外交谈判也用英语进行。1940年，德国和日本两国在商议建立反英美的联盟时，两国的外长（JoachimvonRibbentrop和YosukeMatsuoka）就使用了英语进行谈判。[12]
不过，无论英语的适应性有多强，也不管英语势力曾覆盖多大面积，目前英语的国际性地位主要源于二战以后讲英语的美国的大国地位。丘吉尔在二战结束后意识到大英帝国的没落不可避免，于是设想用美国的力量来维持英国对世界的领导地位，当然他得到的只是美英之间的“特殊关系”。随着全球影响力向大西洋的另一端转移，一种新的英语（美式英语）在全世界流行[13]。美式英语的流行与英式英语稍有不同：美式英语主要不靠政治和军事，而是依托流行文化和媒体市场的力量向全世界推广，其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于是出现了“可口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新的术语来描绘英语在国际传播中的强势。
除上述原因外，20世纪末，全球化的经济发展和新的政治格局也迫切需要一种“国际性”的通用语言，于是，英语语言本身的某些便利使其很快成为首选目标。
2.从语言层面讲，国际传播中的英语强势与英语语言本身的生命力有密切关联。首先，英语与印欧语系的所有语言都有联系。对于东方人而言，英语也许会很难。但对于西欧人、俄罗斯人甚至伊朗人来说，英语也许不那么难学，因为他们会发现英语的语法和词汇与他们的母语有相似之处。
与印欧语系的语言相比，英语又独具“世界语言”的特性，即英语的多样性、灵活性和适应性。尽管英语强势源于英国和美国英语，但是全世界五大洲都有国家把其列为官方语言。同时，英语虽然词汇量是世界上最大的语言，至少有50万个单词，比德语（近20万）和法语（10万）都要多，但一般使用者只要能掌握1000到2000个英语单词就可以用英语有效交流。
此外，英语能允许非英语人士进行“本土化”，创造出适合他们的英语，如新加坡式、中式英语（普通话和英语混合）、西式英语（西班牙文加英语）、日式英语（日文加英语）、克里奥耳语（西印地语加英语）、甚至法式英语（法语加英语）和德式英语（德语加英语）等[14]，也可以包括在上海出现的“洋泾浜”英语。总之，英语的强势表现为其“能容忍非英语人士用蹩脚的英语使用英语”，进而使他们觉得英语的便利性和亲近性[15]，使之更具“世界性”。
3.英语的这些“世界性”当然与其文化价值体系有密切关系。相比其他文化而言，英美文化价值观能更多地鼓励创新、能容忍“异己”。也许正因为如此，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人物可能只能出现在美国，他不太可能出现在强调集体主义的欧洲和东方国家。
其次，英美媒体强大的市场化倾向和技术强势也足以使英语在国际传播中占主导作用。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好莱坞效应”和“硅谷现象”。前者主要是指文化产品，包括英语媒体、电影等娱乐产品；后者主要是指电脑和互联网为基础的技术产品。这些产品在世界的风靡必然导致产品所包含的英语语言流行到全世界，这些产品在世界的主导地位当然也会帮助英语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取得强势。
最后，英语强势的形成还因为现存世界性文化中多数已以英语语言形式出现。如上文所述，世界上80%的文献是用英语撰写的。要把这些文献转化为其他一种世界性的语言，如世界语、汉语或德语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英语的强势的形成就成了一个轮回逻辑：英语是世界性的，因为它本来已经具有世界性了。[16]
三、英语强势的特点
从上述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的三大特点。
1.首先，英语强势的实质是讲英语国家的强势。这在英语国家中也不例外。目前，美式英语之所以能取代英式英语也只是对美国在世界格局中作为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和实力的反映而已。因此，如今席卷全球的语言虽然还被称为“英语”，但它携带的内容却是美国文化。[17]
2.这种英语强势是不可抗拒的，而且在短时期内较难改变。非英语国家可以选择顺应这种强势还是拒绝，但无法阻挡这种英语强势的出现。
3.由于语言和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传播业等领域是紧密相联的。英语语言强势必然也会反过来进一步强化这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传播业上的强势。也就是说，英语强势不是简单的语言世界性的问题，它会通过其强势地位运用各种手段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各个方面（包括语言）产生影响。
四、英语强势的影响
英语强势的影响像把双刃剑。它们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也可以同时出现，即一个看似是负面的影响往往也会伴随着有利的一面，反之亦然。有趣的是这一点不但适用于非英语国家，也同样适用于英语国家本身。
1.对英语国家的影响
对英语国家或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口而言，英语强势所带来的影响应该说正面、有利的影响要多于负面、不利的影响。首先英语强势使得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强势进一步强化，这些强势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强英语的强势；其次，英语强势还会促使这些国家的国民自然产生一种民族优越感，使他们觉得作为英语人口的荣誉感。从长远讲，这是英语强势给英语国家带来的最大好处（或有利影响），因为这会使得整个国家和民族始终保持一种高昂姿态并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凝聚力。当然，这种优越感和荣誉感在各个英语国家中的表现程度也会有差别，实力最强的美国可能表现最为强烈。
但是，这种强势所带来的优越感和荣誉感有时也会带来负面影响。例如，由于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通用性和便利性，多数英语国家的国民没有兴趣去了解其他国家和文化，较少关心国际新闻，也不想学习外国语。据了解，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使用其他语言能力最差。2000年，全美所有大学学习阿拉伯语的人中，只有9人毕业，而英国是欧洲使用语言最单一的国家。这种惰性使得他们会越来越封闭，思维方式也会逐步僵化。[18]
此外，英语强势及其普及性也会导致英语的变种，如新加坡式、中式英语（普通话和英语混合）。这种变种不但会引起某种语言交流障碍，同时对英美两国的英语语言本身也产生了影响。《金融时报》指出对英语的真正挑战来自那些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人口，因为目前这些人口不但在数量上已远远超过英语母语人口，这些人口人数也正以迅猛速度增长。该报预言这种情况必将对英语本身产生深远的影响。[19]
2.对非英语国家影响
英语强势给非英语国家带来的影响可能与英语国家正好相反，其负面不利的影响可能要多于正面有利的影响。英语成为全球通用语言带来的直接好处是不同国家的人们能够自由地进行交流，但是语言并不仅仅是传播的工具，它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和身份的标志。面对英语强势的不可抗拒性，许多非英语国家觉得无可奈何，但对英语强势所带来的文化入侵（文化帝国主义）又表示担忧，因为这些文化入侵所带来的影响虽然看不见、摸不到，但确确实实存在，而且在短时间内无法改变。有人甚至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这些殖民宗主国过去炮舰政策的延续，只是现在殖民的手段相对文明了一点。[20]
尤其是对那些少数语种和民族而言，英语的强势可能是毁灭性的，甚至意味着他们的语言、文化和身份的消亡。语言的消亡这种情况古已有之，只是现在规模更大，速度更快而已。有人说到本世纪中有一半的语言会消失，而有人说是90%。[21]
对于那些也想成为语言强国的非英语西方国家（如法国）而言，这种无可奈何的心理更为明显。现在，法国尽管每年花费一亿美元来推广法语文化，但是法语在世界语言中的排名仍然只有第9位，而且法语的衰落仍到处可见。法国的科学家们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处境，“要么用英语发表文章，要么说着法语默默无闻地死去”[22]。
于是，非英语国家便会面临一种困境：是要融入世界、要现代化，还是要孤立自己、保持民族性？要现代化就必须融入世界，而要融入世界肯定会对于本民族的语言和传统文化带来一定的变化。从目前情况看，能否成功地走出这一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能否有效处理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的问题。
3.对中国的影响
英语强势对我国来说正面和负面的作用都有。从正面角度讲，英语强势的直接作用是促使英语在我国的大范围的普及，从而有效提高了我国国民的素质和国际化程度，改善了我国与世界接轨的软环境。试想：如果在过去20年中没有英语这座语言桥梁，我国改革开放的结局会怎样？如果我国不引入英语强势，不重视英语学习，不把英语水平与接受教育、晋升和就职等方面挂钩，那么过去20年中就不可能出现一个又一个的英语热：从新概念英语，到3L，到《走遍美国》，到疯狂英语，也不可能出现所谓的“英语经济”，也不可能每年大批中国莘莘学子赴国外留学，也不可能出现上文中提及的那么多英语媒体。
总之，没有20多年来对英语强势的有效吸收，就没有我国现在具有初步国际化程度的大环境，而没有这样的大环境，我国要能够加入世贸、申奥成功也是不可想象的。
我国的经验表明，只要能把英语强势处理得当，只把英语当作融入世界的工具使用，那么我们就能用较少的成本较快发展本国现代化，缩小落后的时间，为尽快进行“赶超”打下基础。
当然，许多中国学者对目前的英语强势和普及所带来的潜在危险表示担忧。1998年在哈尔滨召开的“技术进步和当今世界发展”研讨会上，他们认为在当今信息技术时代，语言的强势必然会触发文化强势，从而产生新的不公正。[23]
这种担忧显然是有道理的。只要看一下英语在汉语中的渗透就可以知道：政府官员在记者招待会上随口会说出WTO、PNTR、APEC等英语缩写，仿佛说自己家乡话一样。年青人中更是满口TOEFL、GRE、NBA。即使你问一位老太太去医院干吗，她会回答：“我做CT”。
著名社会语言学家陈原认为这是汉语的奇观，奇在没有任何红头文件规定的情况下，英语单词会如此自然地出现在汉语中，即使像老太太不懂CT为何义但照说无妨。[24]
那么，如何看待英语强势在带来积极作用时也可能带来潜在的危险（负面作用）呢？如何看待英语强势对汉语甚至我国文化可能会产生的负面作用？本文认为首先我们没有必要杞人忧天。正如陈原教授所说的那样，有生命力的语言（或文化）从来不怕异物的“入侵”。任何语言都不是自给自足的，时不时会搀杂一些异物才能丰富和发展自己。[25]从另一个角度看，汉语在英语强势面前能够有效吸收众多的英语单词，正是汉语有生命力和活力的表现。因此，面对英语的强势和我们汉语的弹性，我们应该充满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不是满怀忧虑感。
语言如此，文化当然也如此。中华文化五千年来之所以能源远流长靠的就是其能去粗取精的特性。西方文化通过英语强势必然会影响我国的文化。但是，从长远讲，我们如果能吸取外国文化的精华，去其糟粕，中华文化也一定会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获得新的发展，更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
五、结束语：英语强势的未来
在英语强势之前，其他语言（如拉丁语、世界语、法语和德语）也曾出现过强势，但是随着讲这种语言的国家影响力的下降，这些语言的强势已经不复存在，有的甚至已经死亡。那么，英语也会沉浮吗？英语会像其他语言一样出现颓势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既然其他语言都会沉浮，英语也不应该是个例外。那么英语颓势的标志是什么呢？《英语的未来》的作者大卫·格雷多尔（DavidGraddol）认为科学技术是一大标志，他认为英语出现颓势的标志可能是当重大技术发现不断出现在中国或其他国家的时候。这个时候英语的重要性可能会大幅度下降。[26]
科学技术当然是一个标志，但笔者认为英语出现颓势肯定还会在其他方面（如政治影响力、经济实力等）有所表现，毕竟一种语言的强势是靠其他强势来支撑的。事实上，英语国家公民中对国际新闻缺乏兴趣、对世界事务缺乏了解以及学习外国语言所表现出的“低能”都表明了这些英语国家（至少在这些方面）的不灵活性甚至僵化趋势。从长远来讲，这也许是英语走向颓势的开始，但是应该承认这一过程将是漫长的。
参考文献
[1][2][3][19][26] English is the international language.Financial Times.December 28.2000.p.20
[2][10][11][12] A world empire by other means.The Triumph of EnglishDecember 22 2001.Christmas special of The Economist.p.63.
[4][23] Huang.C.Z.Linguistic Diversity a concern a global village.December 11.2000.China Daily.p.4.
[6] The Dominance of English: Colleges worldwide abandon their native languages for acommon tongue.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September8.2000.p.1.
[7]郭可：《我国英语媒体的发展趋势和传播效果》，2002年未。
[8]Zhao.Y. & Keith.P.C..(1998)English in China.World Englishes. Vol. 14. No. 3.p. 377-399.
[9]China Boosts English.21st Century.March 29.2001.p14.
[13]Stevenson.R.L(1994)Global Communi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Longman Publishing Group.New York:Longman.p.88.
[14]《地道英语将不复存在》，《参考消息》，2001年3月29日第6版。
[15]Stevenson.R.L(1994)Global Communi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Longman Publishing Group.New York:Longman.p.91.
[16][20]Stevenson.R.L.(1994)Global Communi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Longman Publishing Group.New York:Longman.p.92.
马塞尔 ·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marcel proust, a la recherché du temps perdu）
语言交换--发出者与接收者之间建立于编码与解码的基础之上，在一定规则或创造力的辅助下的一种交流关系--也是一种经济交换。它形成于生产者与消费者（或者市场）之间一种特定的象征性权力关系中，其中生产者被赋予了一定的语言资本，而消费者，则有能力获得一定的物质的或象征性的利润。换句话说，言说并不仅仅是需要被理解和破译的符号（除了在特别的情形中）；他们还是财富的符号（signs of wealth），意欲被评价和赞美；也是权威的符号（signs of authority），意欲被相信和遵从。与文学（尤其是诗歌）中语言的运用大相径庭，在日常生活中语言很少被作为单纯的交流工具。对于信息最大效率的追求仅仅是语言生产的另一个突出目标，并且它所暗示的这种对语言的工具性使用，往往与对象征性利润的下意识追求相冲突。因为除了明确表达出的信息之外，不可避免地，语言实践还在交流着关于交往态度或曰表达风格（expressive style）的信息，而这种表达风格，被参照理论的或实践的竞争风格来看待和欣赏，则具有着社会价值和象征的有效性。
资本、市场与价格
言说只有在与市场的关系中才能获得自己的价值及其意义，而这一市场则以特殊的价格形成规律为其特征。言说的价值取决于言说者语言能力之间所固有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既可以理解为他们生成性的能力，也可以理解为他们获取认可和赞赏的能力；换句话说，言说的价值取决于交换关系中所涉及的各不同主体是否具有将最有利于自己的欣赏准则强加于其他主体的能力。这种能力并不仅仅取决于语言本身。显然，语言能力（作为被社会界定了的生产能力，它形成了由社会界定的各语言生产集团的特征；而作为获取认可和赞赏的能力，它界定了其自身带有社会烙印的市场）之间的关系，帮助确定了特殊的交换行为中价格的形成规律。但是语言的权力关系并非完全是由占主流地位的语言力量所单独决定的；它还与所讲语言自身的特点、使用这种语言的言说者、各不同集团对该语言的相应掌握水平有关，整个社会结构在此（因而也在言说话语的过程中）相互作用。这正是被相互作用主义者的眼光所忽视了的一点。相互作用主义者把相互作用看成是一个封闭的世界，而忘记了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事--是在雇佣者与被雇佣者之间，还是在殖民时期的讲法语者与讲阿拉伯语者之间，或者是在后殖民主义时期发生在前殖民国家的两个成员之间，譬如说一个讲阿拉伯语者和一个讲法语者之间。相互作用主义者的这种看法，从相应的语言或用法，以及讲这些语言的集团之间的客观关系中，推导出了言说的具体形式。对于要回到事物本身，并取得对"事实"更为确切的把握的关注（这一关注常引起对微观社会学项目的研究兴趣），只能使人纯粹而简单地错过"事实"，因为事实常常存在于结构之中，并且这种结构超越了其所揭示的相互作用，因而并不会为直接的直觉让步。于此最好的例子莫过于由屈尊策略（strategies of condescension）所提供的了。一份贝亚恩省(béarn，法国西南部的一个省) 发行的报纸如此写道，波市（pau）的市长，在一次纪念贝亚恩语诗人的庆典上，对与会的群众用贝亚恩语发表了讲话，"听众被这种细心的举动深深地打动了" 。要使母语为贝亚恩语的听众感觉市长用贝亚恩语发表讲话是一种细心的举动，大家必须默认，法语是正式场合发表正式讲话的唯一可接受语言。屈尊策略正是从每个人在实践当中所面对的（甚至或尤其是当法语空缺时）客观存在的语言权力关系中，通过象征性地放弃这一权力关系（指语言之间的等级制度与讲这些语言的人们之间的等级制度）而获得利润（profit）。只要在场的人们之间明显的地位差异（或者说是他们社会属性之间的差异）已经为所有人(尤其是参与这一过程的人们，包括参与者与旁观者)充分理解和认同，那么象征性地放弃这种等级制度（例如通过使用"能打动一般人的本领"），就能使言说者获得一种来源于未被解除的等级关系以及来源于明确地象征性地放弃这一等级关系的双重利润--这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利润是通过加强等级关系获得的，尽管利用这种等级关系与社会认同是相一致的。事实上，贝亚恩人的市长能够取得这种屈尊的效果仅仅是因为，作为一个大城市的市长，除了他所表现出的从容自信之外，他还具有所需的头衔（他是一位称职的教授）以确保他是理所当然的"高级"语言的"高级"使用者[没有人，尤其不会有省报的记者，会想到要像称赞市长的贝亚恩语一样称赞他的法语；因为依据职权（ex officio），他被认定就应当是一个合格的、被获准的能够讲一口"标准流利"的法语的人]。被称赞为"标准流利的贝亚恩语"，必须是来自合法语言的合法言说者；否则就会被认为完全是毫无价值的--并且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在正式场合里这是不可能的--譬如从一个农民口中说出，譬如他为了解释为什么尽管他获得了较大份额的选票，但他并不曾梦想成为村里的村长，说（用法语）他"不懂得如何讲话（指法语）"。这就揭示出对于语言能力的定义完全是社会性的。由此还可以看出，在语言场域，要推翻现存的等级制度（在文化场域也是这样），也（also）与屈尊策略相类似，是那些对自己在现存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充分自信的人的专利，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否定这种等级制度同时又不会显得无知或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假如贝亚恩语[或者其他如克里奥尔语（creole） ]有一天可以在正式场合讲，那么这也是由于讲支配性语言者的功劳；他们对于语言的合法性有充足的理由（至少在他们的谈话者眼里是这样的），能够避免被怀疑为退回到落后的语言或者缺少更好的东西（faute de mieux）。
由于某些能动者不能够将最有利于自己的准则施加于由他们自己或由别人所提供的语言产品之上，所以这一事实就显现并且被确认了下来，即：在语言市场上所取得的权力关系，其变化决定了同样的话语在不同的市场上可以获得的价格的变化。这种强加的合法性的影响越大--市场法则就越是有利于由最大语言能力的拥有者所提供的产品--当合法语言的使用更具有强制性，也就是说，当场合更加正规时（也就是当情况对那些或多或少有正式发言权的人更有利时），消费者也就对合法语言和合法语言能力给予更加完全的确认（这一确认与其对这种语言的知识相对无关）。换句话说，市场越是正规，其准则在实践上也就越是与合法语言的标准相等同，支配者或曰合法语言能力的所有者，有权发表讲话的权威者，也就越发处于支配性地位。语言能力并不仅仅是技术能力，并且只要它是依靠法定属性[贵人行为理应高尚，（noblesse oblige）]的影响，靠强加法定能力而获得的，那它就是经常与技术能力相伴随的一种法定的能力，而非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技术能力是法定能力的基础。合法的语言能力是一个获得了授权的人所具有的获得了法律认可的能力--即一个"权威"在正式场合中使用合法的（或曰正式的）语言的能力。经过授权的、权威性的语言，是为官方所认可的话语，是值得相信的，用一句话来说，是操作性的（performative），是宣称为（并且具有最大的成功可能性）有效的。上述所界定的合法语言能力揭示了操作的有效性，让人可以理解，在社会心理学确定言说有效性的具体实验中，言说的说服力依赖于言说者讲话时的发音（pronunciation）（其次是用词）；也就是说通过这种对法定能力的特殊的、可靠的衡量尺度，言说的说服力依赖于言说者的权威性。对于决定了相关市场中通行的价格评估准则的象征性权力关系的估价，仅在它们表达了言说他们的那些人的社会权威和社会能力的范围内，考虑到了话语特殊的语言属性。它们发挥作用的方法与其他非语言的属性--例如声音的特点（鼻音或者喉音）--相同，发音器官的恒久倾向是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标志之一，而所有更为外在的社会品质，如贵族或者学术头衔；服饰，尤其是制服和正式服装；某些制度的特征，例如神父的讲坛、教授的讲台、演讲者的演讲坛和麦克风，所有这些都把合法言说者置于一个突出重要的位置，并且通过这种预设的空间结构形成了整体结构的相互作用，并最终建构成一个整体，而语言交换正是在这一整体中发生的。
因此，越是在正规的情况下，支配性语言能力就越是有可能在特定市场中发挥其作为语言资本，强行将最有利于自己产品的价格形成规律施加于市场，并且确保自身获得相应的象征性利润的作用。因为情况越是正规，他也就越发能够凭借自身的力量，强加对支配性表达方式的合法性的认同，把作为其特征的可选的诸形式（至少在发音的层次上），转变为不可更改的规则，转变为"礼仪上必要的（de rigueur）"（就像正式宴会中的黑领带），从而使这些语言产品的接受者，即使在正规情况的限制之外，也倾向于知晓并且承认这种表达方式的合法性。换句话说，这些不同的条件越是趋同，这种情况在市场上发生的程度也就越高，在实践当中赋予市场上彼此冲突的语言产品的价值与其在理论上所具有的价值--也即，在假设的统一市场中，它们与其在整个语言风格系统中的位置相对应所具有的价值--也就越是接近。另一方面，随着交换环境正式程度的减弱，以及交换被具有高度权威的人所支配的程度的减弱，价格形成规律对于被支配性语言惯习的产品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也就趋向于减弱。
确实，象征性权力关系，作为市场的重要构成要素，其定义可以通过谈判（negotiation）磋商，而且在一定限度内，市场可以被关于话语使用条件的元话语（metadiscourse） 所操纵。这包括，例如，用于引入或解释过于随便或者令人吃惊的表达（"您如果允许的话"，"假如我可以这样说"，"您如果原谅我这种说法"，"带着所有的尊敬"，等等）或者是那些强调性的，通过非常明确的语言表达，在特殊市场上被欣赏的坦率（"私下说"，"仅限于我们之间"等等）。但有一点是无须说的，就如在屈尊策略中所表现的那样，一个人拥有的资本越多，他就越有能力操纵市场。还有一点也是确定的，即无论市场多么统一完整，都无法阻止被支配个人在私人生活的空间里，在朋友中间，找到一个使正式市场中通行的价格形成规律无法发挥作用 的市场。在这些同类伙伴之间的私人交换中，"非法"的语言产品是按照这类标准--即按照他们自己的生产准则调整过的标准--来加以判定的：也就是把他们从必须的、相对的区隔逻辑和价值逻辑中解放出来。尽管如此，正式的规则，只是暂时失灵而非真的被违背了 ，它仍然是有效的，并且一旦被支配个人离开这些可以畅所欲言的场域（他们有可能在这里度过终生），正式规则就会重新强加到他们身上，就如其在正式场合控制发言人的语言生产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因此，要在这片自由绿洲的语言使用中，找到一种"真正的"通俗语言，将是相当错误的。因为在这里人们有许可(license，一个典型的词典词)，处于朋友之中，不必"管好自己"。这一点也是确实的，即当面对正式的市场，例如由语言测试或者科研调查所形成的市场时，通俗语言的能力往往被摧毁了。语言合法性的事实正在于此：即使被支配个人像韦伯所描述的贼那样，在正式规则所触及不到的地方度过终生，但他们仍旧总是处于正式规则的潜在判决（potential jurisdiction）之下，所以当一旦被置于正式环境中时，他们就只能像语言调查中所记录的那样，只有沉默或者结结巴巴的话语。
这意味着，相同语言惯习的生产随着市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并且所有对语言的观察都记录了一种话语，而这种话语是语言能力与语言调查所形成的特殊市场的联合产物。由于在语言调查所形成的特殊市场中，价格形成规律与学术市场的价格形成规律紧密相关，因此，在这一市场中紧张程度是非常之高的。要把所有可以解释记录中的这些差异的变量都详细地确定下来的所有努力，都有忽视调查环境本身的风险，而作为一个隐藏的变量，它无疑是不同变量所具有的不同权重的根源(a hidden variable which is doubtless the source of the differential weight of different variables)。那些希望打破语言的抽象性，试图建立对语言能力的社会因素进行考察的统计指标（用这种或那种发音学的、用词学的或者是语法学的指数）的尝试，只是走了一半路：他们事实上忘记了这一点，即在特殊市场环境中所衡量的不同因素--由询问本身所造成的--在不同的环境里可能具有非常不同的相对权重，因此重要的是确定决定能力的各不同因素--即那些决定了能力的解释权重是如何随着市场情况的不同而变化的因素--（这要求要发展适宜的实验项目）。
象征性资本：一种被认同的权力
如果我们把操作性言说看成是象征性支配--在所有语言交换中都会发生的--的影响的一个特例，那么关于操作性言说的问题将会显得更加清楚。语言的权力关系绝不能仅凭现存语言能力之间的关系予以界定。不同能动者的重要性还依赖于他们的象征性资本--即他们从集团中所获得的象征性资本--或曰依赖于认同（recognition），无论这种认同是否已经制度化了。象征性强制--这种巫术般的有效性既是命令又是通行密码，而且是要求得以实施的仪式话语或简单的命令，或者甚至是恐吓或侮辱--只有同社会条件相吻合时才能发挥作用，而社会条件与话语的严格语言逻辑是大相迥异的。哲学家的语言，若要获得它所宣称的重要性，就必须与社会条件相吻合，以确保他人对之（指哲学语言赋予自己的重要性）给予相应的认同 ；同等的，仪式交换的设立，就如同众多事物中的弥撒，以下面所述为前提条件：即所有社会条件都已经确立好，而这些社会条件正是为了确保已经在彼此内部取得一致的、合适的发出者与合适的接收者的语言生产获得应有的效果所必需的。理所当然，当能够确保这种认同关系再生产的机制，也就是作为权威基础的机制，停止运作时，宗教语言的象征有效性就将受到威胁。这一点在任何象征性强制的关系中都是正确的，即使在使用要求被听从、被相信并且被遵守的合法语言时，也是如此，只有在上面分析的所有保证了支配性语言及其合法性认同的顺利再生产的机制都有效时，它才能发挥其特殊的有效性。人们或者可以顺便注意到，任何由使用合法语言所获得的独特性利润的源泉，都取自社会世界的整体，以及赋予其结构的支配关系，尽管这一利润的最重要要素之一似乎单单基于该人的个人品质。
奥斯汀关于操作性言说的记述并非仅仅局限于语言的范围。这些制度行为（acts of institution）的巫术般的有效性，是与制度的存在分不开的，而正是这种制度，界定了巫术话语发挥效力所必需的条件（关于参与者、时间或地点等等）。正如奥斯汀所分析的案例中所表明的，这些"恰当性条件"是社会条件，当某人希望恰当地(felicitously)进行为船舶命名或为人洗礼的仪式时，他必须是有资格（entitled）这样做的，这与命令时必须具有为命令接受者所认同的权威是相同的。确实，语言学家已经纷纷在奥斯汀对操作性的断断续续的定义中，发现了一个驳回奥斯汀所提问题的借口，并且以此试图忽视市场效果而回到狭义的语言学定义上来。他们正是通过在明确的操作性--即其自身就表征了某个动作的完成，因而是自我检验的表达--与含义更广泛地、意味着一个动作被完成所需要的陈述、而不仅仅是为了说些什么的操作性之间做出区分，或者更简单点说，在严格的语言行为（例如宣布一个会议开始了）与超语言行为（通过宣布会议开始来开始这一会议）之间做出区分来做到这一点的。通过这一方法，他们认为，自己反对任何分析操作性言说得以运作的社会条件的行为是正确的。因为奥斯汀所讨论的恰当条件只涉及超语言行为；只有为了有效地开始一个会议，才需要被授权这样做，而任何人都可以宣布会议开始，即使他的宣布是完全无效的。
花费这么多的精力，只为了去发现我所做的必须是我所说的，是否有必要？但是通过把语言与超语言之间区隔的推论推进到一个极限--语用学正是意欲以这一极限作为其自治的基础（与社会学相关时更是如此）--语用学通过归谬法（reductio ad absurdum）证明，像奥斯汀所描绘的那种非语言风格行为（illocutionary act） ，如果其背后不具有某种社会秩序，那它就只能是无法获得认可的制度行为。"很显然，鉴于一个人必须经过授权才能开始会议，但并非处于较高职位才能下达命令，因此一个战士可以对他的长官下达命令，尽管他的命令几乎没有被遵从的可能" 。或者还有："要有效地召开一场会议，并非所有人，而只有一个人是必须由相应的制度所授权的；但是每个人都有权说完一句类似于命令的话，因此所有人都有权完成这样的语言动作。" 这种由明确的操作性所表征的"纯"操作性的建构，具有能够通过对立推理（a contrario）带出关于普通操作性表达的前提条件的优点，而这则暗示着与其成功所需要的社会条件的关联。从严格的语言学角度看，任何人都可以说任何话，一个列兵可以命令他的上尉去"清扫厕所"，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事实上这正是奥斯汀考察恰当条件的问题时所采用的角度），很明显并非任何人可以宣布任何事，或者只能冒着风险宣布；任何人都可以在公共场所高叫，"我命令全民总动员"，但是由于缺少必要的权威，这不能成其为"行动"，这样一种言说仅仅是言语而已；它将自身降格为无用的吵闹，孩子气，或者疯狂。 将语言行为与其实现条件分离开的逻辑实验，通过这一抽象行为所引发的荒唐，显示出，操作性言说作为一种制度行为,从社会学角度看，不能脱离给予其存在的理由或目的（raison d’être）的制度而独立存在；假如它不顾一切地产生了，那么它将失去任何社会意义。 由于一项命令或者甚至仅仅是一个通行口令，都只能在事物的一定秩序的情况下发挥功效，因此，其成功取决于所有构成社会秩序的各种规则的关系。如他们所说，一个人如果在不具备恰当条件的情况下梦想命令，将是一种疯狂的行为。对恰当条件的预期，通过仔细考虑并感受言说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将有助于确定言说。只有一个无望的战士（或者一个"纯的""语言者"）才会想象到要给他的长官下达命令。操作性言说暗示着对拥有这种或那种权力的公开要求 ，一种或多或少被认同因此也或多或少为社会所批准的要求。这一要求，通过词语而作用于社会世界，即巫术一般地，其或多或少的疯狂或者合理取决于它有多少社会客观基础 ，因此我们可以对比两种巫术般的命名行为，这两种行为具有完全不等的社会保证性：缺乏授权的侮辱（"你只不过是一个教授"），冒着被反击的危险；与官方命名或曰"任命"（"我任命你为教授"），带着由集团所赋予的所有强有力的权威，并且能够授予被命名者以一个合法的、也即被广泛认同的身份。
关于操作性言说的限制的例子，是法律行为--当它按照规定，为有相应权力的人说出 ，也即由代表整个群体的能动者所说出时--能够以语言代替行动，如他们所说，是具有效力的：法官只需要说"我认定你有罪"，因为有一系列的人和制度去保证判决的实施。对于话语中"非语言风格力量"背后的具体语言规则的研究，此时就要让步于对何等条件下个人及其言语才能具有这样的权力的明显社会学研究。操作性言说具有如此魔力的真实源泉，就在于职责的秘密，或曰由于委任的特点使一个人--国王、教士或发言人--获得了代替一个集团讲话并且行动的授权，因此，魔力就在他身上得以建构并且由他来建构了 。更准确地说，它存在于职责制度（institution）的社会条件之中；而正是这种职责制度，通过授命人作为集团与社会世界之间的媒介，把合法的代表建构成了能够通过言语作用于社会世界的能动者；并且它是通过以特殊的符号和徽章来表明这一事实--即他并非以自己的名义和以自己的权威的名义在行动--而做到这一点的。
所有的象征性权力都来自于对权力的象征。象征性特征--在权杖（skeptron）的例证以及在对非法穿着制服者的制裁中得到了最好的说明--是一种公开的表现，并且是委任和约的一种官方化：标志着法官职位和贵族身份的貂皮长袍和医生的大褂，表明了法官或医生是被认为具有正当理由（在集体的认同之下）宣称自己是法官或医生的，他的冒名顶替--从他外表表现出来的装扮来看--是合法的。能力，尤其是语言能力--医生们所讲的拉丁语或者是发言人的雄辩--从有权讲话并且通过讲话而行使权力的角度来看，也是一种能力的表现。权威语言的各个方面，包括它的修辞、句法、词汇甚至是发音，都仅仅是为了强调其作者的权威以及他所要求获得的信任的。在这一方面，风格只是机制（mechanism）的一个元素，从帕斯卡式的（pascalian） 意义上来说，语言通过这一机制，达到了生产和强加其自身重要性的表征的目标，并且达到了帮助确保其可信性的目标 。权威话语的象征有效性总是部分地依赖于言说者的语言能力的。当然，如果讲话者的权威没有被明确的授权，那么这一点就将更为正确。依此类推，象征性权力的实施与对话语形式（form）的注重是相伴的，在古代社会中诗人的例子已经充分证明，对话语形式的注重具有展现言说者的掌握能力，并且为其获取集团的认同的目标。 [这一逻辑在流行的挖苦技巧中也可以见到，它通过夸张的言谈和对仪式程序的有规则扭曲，产生了一种表达效果，即允许人"让人们同他一起嘲笑"]
这样，正如在陈述性的例子中与市场的关系界定了被接受的可能性，并且由此界定了话语的形式，在操作性言说的例子中，与可能性--由特定市场所提供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恰当性的条件。我们必须因此而断言，与所有明显的语言秩序的自治形式相反，所有的言语都是由市场生产也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并且正是市场决定了言语的存在及其最为具体的属性。 利 润 预 期
既然话语只能在其存在的形式中存在，只要它不单单是语法上正确的，并且最重要的，还具有社会可接受性，即能够被听到、被相信，并且在既定的生产和流通关系的状态中是有效的，那么依此类推，对于话语的科学分析，就必须要考虑到作为相关市场之特征的价格形成规律，或者换句话说，要考虑到界定了话语可接受性的社会条件（包括具体语言学的语法规则）。在现实中，所面对的接受条件是生产条件的一部分，而对市场裁决的预期，则有助于决定话语的生产。这一预期，与有意识地计算毫无相似之处，是语言惯习的一个方面，作为与特定市场规律延长的、初始关系的产物，它倾向于作为对可接受性的实践感觉和对自身语言生产的可能价值的实践感觉，以及其他语言生产在不同市场上的可能价值的实践感觉，而发挥作用 。正是这种对可接受性的感觉，而非其他形式的源自对象征性利润最大化的理智计算，鼓励人们在生产话语的过程中，把话语的可能价值考虑在内，从而决定了修正和其他形式的自我审查制度--个人通过接受使自己在社会中被接受这一事实，而对社会世界所做的让步。
由于语言符号也是商品，也注定了要被能够提供信用的权力（随其所在市场的不同规律而不同）给定一个价格，因此，语言生产不可避免地要受对市场裁决的预期的影响：所有动作性的表达--无论是朋友之间的言语交换，官方授权发言人的言辞或者是科学论文的学术话语--都以可接受条件为标志，并且其属性的一部分（即使从语法层次讲）要依存于这一事实，即，在对相关市场规律的预期的基础上，其作者经常不明智地、无意识地这样做，试图将其从实践--而实践，不可分割地，是为了交流而定位的，并且需要被估价--中可获得的象征性利润最大化。 这意味着市场决定了语言产品的价格和性质，因此也决定了它的客观价值；而对这一价格的实践性预期也有助于此；并且这还意味着与市场的实践关系（从容，羞怯，紧张，尴尬，沉默，等等）有助于确定市场裁决，因此也为部分地促使这种关系产生的裁决提供了一个明显合理的理由。
在象征性生产的例子中，由市场通过对可能利润的预期所施加的限制很自然地采取了对审查制度(censorship)的预期的形式，这种预期是一种自我审查制度，它不仅决定了说话的方式，即语言的选择--在双语情况下的"符码转换"--或者语言的"水平"，而且决定了哪些东西是可以说的，哪些东西是不可以说的。
在每一种具体情况中，所有事件的发生好像都是这样的，即语言规范（价格形成规律）是由最接近合法语言能力的能力拥有者所施加的，或曰，是由相互作用中的支配性言说者所施加的，并且正规程度（在公共场合，正式场合，等等）越高，情况就越是如此。看来似乎是这样的：当不同种类资本之间的差距越大时，即使所有的其他情况都不变，施加于被支配言说者身上的审查制度对他的影响，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采取合法表达方式[在讲方言土语（patois）的言说者的例子中即法语]的必要性，也将更强大--然而这种限制在相同的象征性资本和语言资本的所有者之间，例如在农民之间，是不存在的。从特殊语言资本和其他种类资本的分布结构的角度来看，使用两种语言的情况，能够使人准实验性地观察到，语言的使用是如何随着言说者之间的关系和他们所掌握的表达工具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这样，在1963年贝亚恩省的一个城镇中观察到的一系列相互作用中，同一个人（住在附近村庄的一位老妇人）先是在城里用一种"方言土语的法语"同一位年轻的商店女老板讲话，这位女老板来自贝亚恩省另外一个较大的城市（并且，作为一个更加的"城市人"，她或许听不懂贝亚恩语，或者会装作听不懂）。然后，她用贝亚恩语同一位居住在城里，年纪与她差不多，但来自农村的老妇人讲话；然后她用认真"修正过的"法语同一位城市小官员讲话；最后，她用贝亚恩语同一位来自农村、年纪与她相仿的城市修路工讲话。非常明显，调查者，作为一位"受过教育的"城市居民，只能遇到认真修正的法语或者沉默；假如他自己使用贝亚恩语，这或许会缓和交换中的紧张，但是无论他的目的是什么，都会如屈尊策略一样，可能造成一种不亚于最初关系的虚假局面。
对于市场所固有的规律以及体现市场规律的裁决的认识和认同，决定了对话语的策略性调整，决定了在合法发音的代表在场时，他们是否注重"修正"自己的低级发音，并且更为普遍的，决定了所有的修正--即通过更为准确地使用可利用资源，以倾向于维持自己语言产品的修正--或者，决定了一种相反的趋势，即为了生产适应特殊市场需求的产品，退而使用较为简单的句法以及短语的趋势。社会心理学家在成年人对孩子说话时经常观察到这种趋势。对于"讲好"和"讲话得体"的关注，总是使话语从一定程度上更加接近于委婉语（euphemisms）；它们是妥协的形式compromise formations)，是表达利益（所说的内容）与特定语言的生产关系中（不管是语言相互作用的结构还是特殊场域的结构）所固有的审查制度--即一种强加于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能力的言说者或者写作者之上的审查制度，或曰，一种存在于这些象征性权力关系 之上的具有或多或少重要性的象征性权力--相互交易的结果。
话语形式（form）的区别，更准确地说是其在形式上[正式性的（formal）]被控制主宰和推敲提炼的程度，因此一方面就取决于市场的客观紧张程度（objective tension），即环境的正式程度，以及在相互作用的情形中，发出者与接收者之间社会差距的程度（在语言及其他种类资本的分布结构上）或者是他们各自所属的相应集团之间社会差距的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言说者对这种紧张程度及其所暗示的审查制度的"敏感性"，同时还在于言说者对高度紧张做出高度控制的、由此也是非常委婉的表达反应的紧密相关的自然倾向。换句话说，话语的形式和内容取决于惯习（它本身也是具有一定水平紧张度的市场裁决的产品）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这一市场由或多或少被强化了的一定水平的紧张度所界定，由此也是由它对那些对"正确性"和正式用法所要求的"形式的强加"未给予充分重视者所施加的惩罚的严厉程度所界定的。
因此，我们还无法弄清，一个人除了从市场紧张程度的变化的角度之外，还能够如何理解风格的变化(stylistic variations)呢？于此，巴利(bally) 用一系列都可引致同样的实践结果，因而看似是可以互相替换的表达方式，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这里用相近的英语同义词来表示）："来！"，"一定来！"，"你不愿意来吗？"，"你会来的，不是吗？"，"说你一定会来"，"如果你来了呢？"，"你应该来"，"来这儿"，"这儿"--对此还可以再加上"你来吗？"，"你会来的"，"你来多好啊"，"你肯赏光来吗？"，"是哥们儿就来"，"请光临！"，"来吧，我求你"，"我希望你会来"，"我盼望你……"诸如此类数不清的（ad infinitum）例子。虽然这些措辞从理论上来说是等同的，但是在实践中却并不等同。其中任何一个，当被恰当地运用时，都能通过对可利用资源最大限度的使用，取得表达意图--在这一例子中，坚持要求冒着看来似乎是无理侵犯或者不被接受的压力的风险--与多少有些不对等的社会关系中所固有的审查制度之间妥协的最适度形式，无论它们是否已经像礼貌措辞一样被客观化和程式化了，或者仍然以事实上的状态存在。这里坚持的程度与个人"允许自己"所使用的程度相一致，只要遵奉了"形式"。在"您如果赏脸光临"比较合适的场合，"你必须来"就完全不合适，因为太简慢；而"你来吗？"则明显"粗鲁"了。在社会形式主义中，与在巫术的形式主义中一样，在每个实例中只有一种惯用语"有效"。如果一个人对市场情况具有完全的把握，那么所有为了尽可能地达到完美的惯用语句的礼貌努力都将立即不言而喻。
形式以及与之相伴的信息，浓缩并且象征了整个社会关系的结构，而且它们正是在此得以存在并且获得其有效性（即著名的"非语言风格的力量"）的。所谓的策略或者技巧，就在于考虑到发出者与接收者在不同种类资本的等级制度中的相对位置，以及性别和年龄，还有这种关系中所固有的限制，并且当有必要时，通过委婉的手法仪式性地超越它们。命令口吻的缓和，在"这儿"，"来"，或"来这儿"中降低为零，而在"如果您能赏光从这边儿来"中则非常明显。通常用来中和"不礼貌"的形式可以是一个简单疑问句（"你来吗？"），或者是考虑到了被拒绝的可能性的倍加微妙的否定问句（"你不愿意来吗？"），这或许已经成为坚持的一种程式了，通过宣称被拒绝的可能性和妥协的价值而装做不坚持。在这一例子中，采取一种口语的形式，可能在同龄者中较为合适（"赏脸来"），一种"呆板做作"的形式（"你能赏脸来吗"），甚至是一种谄媚奉承的形式（"如果你赏光来"）；或者还可以是对问句本身的合法性提出疑问的玄妙语言学的形式（"我可以请求你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