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5 10:48:51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教育政策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出自己的丑。”[2]应试教育及其自发形成的运作体系，正是基于私益诉求为主导的利益导向和驱动。素质教育政策自确立以来，一直是围绕“为了什么”即“什么素质最有价值”开展政策活动，形成“由应试教育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的政策目标及技术路径。而作为一项纲领性教育政策，它却忽视“为了谁”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即“为了国家和社会，还是为了家庭和个人”的利益关系处理与协调，以公共利益至上而疏于对学习者及其家庭的教育利益的关注。这使得素质教育政策目标和措施以公共利益至上，而实践过程和结果却在应试教育驱动下偏向学习者及其家庭的私益诉求一方，造成公共利益危机。诚然，国家制定和实施教育政策的根本目的，是对不同主体的教育利益进行调整和分配。[3]面对社会转型及由此产生的利益转型，素质教育政策必须进行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重新配置，实现教育利益由冲突走向各种教育主体的利益分享。
一、利益转型：素质教育政策面临的现实挑战
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推动了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领域的深化改革。转型的一切问题说到底都是围绕利益展开的，转型其实就是利益的转型，所谓改革就是利益的重新调整与分配。[4]当代中国学校教育改革的推进和政策制定，正是为了实现更大的公共利益，满足更多人的利益需要。[5]社会转型和教育转型的实质，正是基于教育政策和制度变迁的利益转型，促进教育利益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重新分化、组合。
（一）素质教育的国家和政府利益立场
国家和政府实施素质教育，是要最大程度地实现教育的公共利益，实现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民族素质的整体提高。其中，无论培养合格公民、提高民族整体素质的大众取向的素质教育，还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优秀人才的精英取向的素质教育，都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需要。国家和政府有责任进行一种“制度整合”，防止出现“公地的悲剧”。然而，这种公共利益不一定在各个社会群体、组织和阶层和个人之间平均分配。政府往往采取一种非均衡化政策，旨在实现重点突破和优先发展。这固然满足了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也满足了特定个体和群体的教育利益，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影响了另一些群体、阶层和个体的教育利益。
（二）素质教育的学习者及其家庭利益立场
学习者及其家庭的教育利益诉求通常是以私益为主导的。学习者通过接受相应的教育，形成特定的素质和能力，为未来取得一定的成就、收入、财富和地位，实现社会流动和成层。家长更是希望孩子通过读书升学获得更高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取得就业和发展的竞争优势。就现实而言，经济结构的转型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下岗和待业人群增加，就业机会稀缺，生存竞争日趋激烈；而招工用人、人事调动、职称评比、人才引进、干部使用等方面，又是以“学历”而非“素质”作为衡量标准。这就极大地强化人们对文凭、分数、升学率及优质教育资源的追求，而不是素质的提高。
（三）素质教育的学校和教师利益立场
学校和教师一方面代表和实现国家意志，维护教育正义和教育公平，肩负着公共使命；同时，无论公办还是民办，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学校和教师又面临市场竞争和实现自身利益的挑战，以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由此，学校和教师在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同时，又必须尽力满足“顾客”——学习者及其家长的教育利益诉求。而学习者及其家长通常是把所选择的学校和教师能否带来其私人利益最大化作为杠杆的。由此形成学校的部门利益和教师的个体利益诉求与其担负的公共使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造成教育公共性的式微。
总之，教育转型正在使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教育利益，经由平衡状态转向矛盾、冲突再走向新的分化和再分配的过程。素质教育政策正面临这种利益关系的转型，以及由此带来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冲突的挑战。如何合理建立新的教育利益关系，形成新的教育利益格局，是新时期素质教育政策的核心任务。
二、利益冲突：素质教育政策失灵的根本原因
教育政策对不同政策主体的教育利益分配，主要包括教育权利、教育机会、教育资源分配与安排，以及个体或群体发展水平与资格的认定与赋予。这些通常往往成为学习者实现社会流动和成层，获得一定成就、财富和地位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现行素质教育政策在国家、社会利益方面以及促进全体学生的和谐、全面、公平发展方面，提出了一整套政策目标和措施，而在涉及学生个人利益的入学、考试、升学、就业的权利和机会等政策安排上，往往显得空泛而笼统，缺乏有效性。例如《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受教育者要“坚持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素质教育要“坚持面向全体学生，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相应的条件，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和青少年学习的基本权利，尊重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教育规律，使学生生动活泼、积极主动地得到发展”。但整个政策文本四大部分、26条中，绝大多数是教育目标、内容和过程如何改革，以扩大素质教育的公共利益。显然，这些政策措施不能满足学习者及其家庭对私益诉求，他们不会放弃私益诉求而去接受旨在公共利益的素质教育，而更愿意在应试教育的苦苦奋争中，达到私益诉求的最大满足。所谓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争，实质是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博弈与冲突。
（一）教育目的取向的利益冲突
素质教育政策在培养目标上要求面向全体，实现学生全面发展，培养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数以千万计的高级专门人才和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为此，国家采用精英取向和大众取向两种素质教育。一方面，高等教育实施“211工程”“985工程”，基础教育实行“重点校”“示范校”政策，以集中优质教育资源和优秀生源，为国家培养和选拔优秀人才。与此同时，大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发展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培养数以亿计高素质劳动者和一大批高技能人才。这两种不同取向的素质教育对不同教育组织、家庭和个体来讲，其私益的实现程度是不均衡的。于是，很多学校把国家对培养合格公民所提出的素质要求和评价标准放在一边，当成软性指标，而在部门利益驱动和竞争压力下更多地追求学习者个人发展目标的实现。很多家庭则把精力和财力花在孩子的知识学习和升学应试上，期求孩子学习好，考名牌、上重点大学。这种过于功利化的“精英—私益”的目的取向，导致教育公共性弱化。
（二）教育机会选择的利益冲突
当下，无论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都比以往有了巨大增加。1977年高考报考人数570万人，录取27万，录取比例为29∶1；经过30年的发展，2007年高校计划招生就达到567万人，录取比例为2∶1。部分省市应届高中毕业生70～80%都能进入高校学习。然而，在“精英—私益”价值取向驱使下，很多家长并不满足国家所提供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教育机会，而是通过志愿机制，高薪为孩子聘请“家教”，不惜巨资择校、上“班”，使孩子接受理想中的“优质”教育。在高等教育机会选择上，学习者及家长普遍存在一种精英情结，甚至非名牌、重点不入。
（三）教育实践过程的利益冲突
《决定》规定，素质教育“必须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有机地统一在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中”“使诸方面教育相互渗透、协调发展，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然而，很多学校、学习者及其家长越过这种政策要求，而对国家规定的课程标准和教育内容进行一种轻重主次的排列和取舍。例如，国家要求德育为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很多学校和家庭则施以分数为目的的“应试教育”，放松甚至放弃德、体、美方面的培养和要求。在教育内容上，往往注入一种功利化和个人主义价值精神。例如，素质教育重视培养学生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信念，形成社会责任感；而在实际过程中，很多学校和家长灌输的却是个人奋斗的“竞争技巧”，上特长班、兴趣班，不是从培养审美情趣和素质出发，而是为孩子未来成为“家”“星”做投资。
（四）教育服务关系的利益冲突
在素质教育政策下，学校和教师代表一种公共使命和公共理性，即所谓“社会代表者”，接受国家和教育主管部门的委托和授权，贯彻国家教育方针，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而学习者及其家长则把能否带来其私人利益最大化作为选择学校和教师的唯一杠杆。甚至，一些家长联合发起盲目的集体行为，要求学校多布置作业、节假日补课、集体上晚自修、加大考试难度、延长学习时间等；否则就以退学或转学相胁迫，甚至因子女所在学校高考较往年差而鼓动集体上街游行。[6]面对公共使命与学习者及其家长利益诉求的冲突，学校和教师往往进行变通和妥协，上演所谓“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的双簧戏。
三、利益分享：素质教育中利益关系的制度变革
素质教育政策忽视“为了谁”——“为了国家和社会，还是为了家庭和个人”之间利益关系及转型，所进行的种种改革举措都难以彻底撼动应试教育大厦。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难以落实，症结就在素质教育政策上的公共利益至上和利益主体单一化，没有适应社会转型形成的教育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基于此，本文认为，素质教育政策的核心问题是要通过制度性变革，实现教育利益由公共利益至上走向多种教育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分享。
（一）消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隔离与对立，实现素质教育的公利私益
传统上，公益与私益一直处于对立状态。而在现代宪法保障基本权利的理念下，无条件地以牺牲人民基本权利以满足公益的绝对性已面临挑战。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个人为了自己的私利而行动是人类行为的一个基本前提。”[7]人性中的利己因素驱使人们自爱、自重，寻求自我发展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从制度分析的角度而言，一种社会形态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就在于这种社会形态的制度能够更好地协调个人私利与公共利益的关系，能够将个人追求私利之行为最终导向在使个人私利实现的同时亦增进社会公共利益。”[8]
基于此，新制度教育学提出，教育制度归根到底来源于个人的利益追求及其过程中的成本—收益计算（理性计算/估算）。任何教育制度都是以个人利益为根基的。[9]129-130素质教育政策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应当将学习者及其家庭的私益诉求公开化、合法化，通过制度安排使之与其他利益关系取得一种协调，实现公利私益。即在政策安排上，容纳、承载学习者及其家庭的教育利益诉求，不断扩展这种利益空间，将公共利益转化为学习者及其家庭私益诉求的实现。为此，在制度设计上，素质教育政策应改变政府与公民（学习者及其家长）之间的强制性关系，建立一种“委托—”的教育服务关系，使学习者由“受教育者”成为追求和实现自身教育利益的利益主体；转变学习者与学校之间的规制性关系，建立彼此双向的责权主体关系，确保学习者对教育内容、方式的选择权和自；改变政府、学校对教育的垄断地位，确立家庭及家长在教育机会上的选择权和教育过程的参与权。
素质教育政策的制度变革，包括“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9]46。前者如增加教育经费投入，普及高中教育和促进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大力发展民办教育等，为素质教育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资源条件。而更加实质性的变革是后者，即对现有教育利益关系格局进行调整和再分配。长期以来普通学校与职业学校的等级区分，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等级区分，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的等级区分，城市学校与农村学校的等级区分，以及基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区域性分割，构成学校体系的一种等级制度。[9]345这种由制度形成的学校等级局面，不仅与素质教育“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全面发展”目标相冲突，也导致素质教育的外部收益（公共利益）优先，而内部收益（个人利益）动力不足。因此，素质教育政策应对这种等级区分的双轨体制进行结构性变革，促进各级各类学校的均衡化、多样化和综合化发展。以此，学习者才能共享平等的基本教育机会，并通过公平竞争和志愿选择，获得优质教育和特色教育机会，促进公利向学习者及其家庭的私益转化。
（二）对学习者及其家庭教育利益活动进行引导和规制，实现素质教育的私利公益
学习者及其家庭对教育的私益诉求，主要包括就业机会、福利待遇、学习条件等经济利益，身份、地位、理想、信条、名誉、权利、资格等政治—文化利益，以及能力、成就欲望、自信心、内在平静等内在精神利益。[9]133这其中一部分具有自利性和独占性，他人无法分享；一部分与国家、社会等公共利益交叉一致，实现私益同时也实现公益；一部分则由个人创造而流入集体或社会之中，成为溢出部分；还有一部分存在着有悖甚至损害他人、集体和社会利益的可能性。诚然，“以往的素质教育在实践中重视和强调公共取向和公共利益是不够的。在某些地方和学校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中，素质教育的个体取向存在着被放大、甚至绝对化的现象和问题”。[10]为此，国家和政府应通过制定法律与政策，建立一种体现国家意志和公共利益的“公共性框架”，对学习者及其家庭的个性化、选择性利益诉求进行一定的引导与规制，不任其扩张膨胀，误入私事化的泥沼。具言之，在教育目的、内容及质量评价等方面，对学校、教师、学习者及其家长进行一种导向，切实贯彻国家教育方针，遵守公共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规范，实施国家课程标准，培养公民基本素质。进而使学习者在实现私益同时，也肩负起公共使命与社会责任感，自觉关注、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因为“只有为社会提供了某种服务，满足了社会上的某种需求，才能使自己的私利得到满足，才能得到别人提供的服务，从而每个人利己的动机都能在客观上起到利他的效果，为私的行为能达到增进公益的目的”。[11]
（三）素质教育的利益分享，应通过教育制度创新得以实现
所谓利益分配，是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确立一定“标准”进行切割与配置，形成明显的利益差别。利益分享则试图限制这种利益差别，既坚持效率优先的绩效原则，也体现利益均衡的公平原则，以实现多种利益主体的利益互惠与共赢。在制度建设上，利益分享需要在政府主导下加强不同利益主体之间交流与互动，促进政府、学校、社会、学习者及家长的对话与协商，扩大社会、学习者及家长对教育利益配置的知情权、选择权、自和监督权；建立群体和个体教育利益诉求和表达机制，促进教育利益配置公开化、民主化；建立教育利益循环和再分配机制，如通过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扩大教育利益总量，为社会成员尤其弱势地区、群体和个体提供助益，建立优质学校经费收入与薄弱学校分享机制，以推动教育利益循环流动，促进教育公平和和社会公平。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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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原光.利益的转型与转型中的利益：制度变迁的利益分析[D].济南：山东大学，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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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1.
[8]高兆明.制度公正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119.
[9]康永久.教育制度的生成与变革：新制度教育学论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关键词：教育政策；农村家庭；教育消费；影响
教育政策是实现整个国家教育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反映了政府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对教育发展不同途径和方向的选择，其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府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志与愿望。从1985年开始的教育体制改革到2006年这22年间，年均出台88.8件教育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促进了教育的快速发展，同时也改变了家庭教育消费，特别对收入增长缓慢的农村来说，教育政策变化影响着他们的家庭生活消费。
一、教育政策的变化发展
（一）不同类型划分的教育政策变化分析
1、教育管理政策的内容及主要变化。一是各种宏观指导性的政策，主要包括法制建设、政治思想教育等方面的内容，该政策的变化主要强调了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弘扬社会主义精神风貌。二是教育经费的政策，主要包括拨款、学费、国家助学贷款等方面的政策，其变化始于1985年。在这之前，中国教育财政体制主要是单一的国家供给制，无论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由私人分担的比重都不大。1985年后，基础教育实施财政分权改革，基础教育投资责任层层下放，农村地区教育筹资负担加重，特别是非义务教育收费制度改革提高了教育收费标准，使家庭分担教育成本的比例不断上升，其变化对家庭教育消费影响较大。三是教育管理的政策，包括教育举办权、后勤社会化等问题，该政策的变化强调了教育决策的自、不同层次办学主体的资格以及高校后勤管理社会化的问题。四是教育环境的政策，该政策主要强调包括校园周边环境、学生外出活动安全、校园文化建设等内容。
2、教育教学政策的主要内容及主要变化。教育教学政策主要包括以下5种政策：一是教学的各种具体政策，包括课程、教材、教学计划等方面的政策；二是关于教师的政策，包括教师的培养、培训、聘任等问题；三是关于学生的政策，包括学生的学习、思想、品德等问题；四是关于质量的政策，主要反映在优秀人员奖励、教学评估等方面；五是有关学术的政策，包括学术组织建设、学科建设等方面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对教育教学单位自主办学条件下的教学活动规范化管理，其变化对农村教育消费的影响很小。
（二）不同层次划分的教育政策变化分析
1、基础教育教育政策变化。基础教育是提高整个人民群众和民族的文化素质，关系到整个民族文化和素质的根本。因此，国家不断地集中精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不断制定和出台政策指导来支持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基础教育投资责任的变化：基础教育投资责任层层下放，农村地区教育筹资负担加重，为了扭转了农村教育政策不力的状况，2006年起开始实行了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的重要政策。
2、高等教育教育政策变化。高等教育是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教育，它是一种非义务教育，且其常具有十分突出的专业性。中国的高等教育由过去的精英教育逐步向大众化教育转化，高等教育收费由国家主要供给逐步向个人负担转变，大众化教育使得高等教育不断扩展，特别是1999年后的扩招，高等学校的数量急剧上升，为了适应时代对高等教育超常规发展的要求，出台了一系列教育政策来规范和引导高等教育。这些高等教育政策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教育经费、教育教学管理、教育管理等方面，而且这些政策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的产业化
和市场化。
二、教育政策变化与农村教育消费的影响
（一）农村教育消费变化状况
本文以中部地区的江西省1995～2007年农村居民的教育文化人均现金支出为例来说明农村家庭教育消费的变化状况。
1、农民家庭教育消费支出成为家庭消费的主要部分。从表1可以看出，文教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一直维持10%以上，最高达16.23%。对于广大农村家庭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家庭来说，教育消费支出在农村家庭总支出中居于首位，这多是以农村家庭一部分成员取消享受资料、发展资料，仅维持低层次的生存需要为代价的。
2、农民家庭教育消费结构比较单一，学费支出成为教育消费的主要部分。农村教育消费比较单一，消费支出主要为学费支出，学费支出占教育支出的比例基本上都在75%以上，特别在高校扩招和还没有实行农村义务教育免费的那几年，学费支出基本上占教育支出的80%以上，最高达84.94%。这一点说明农村除了缴纳学费以外，用于提高综合素质的其他教育却很少。
3、国家义务教育免费政策使农民受益。2006年开始在西部地区和部分中部地区实施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的重要政策，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农村教育消费占收入和占消费支出的比例从2006年开始有所下降，到2007年均下降近2个百分点。
（二）教育政策变化对农村教育消费的影响
教育政策对农村消费影响最大的政策就是教育经费的政策，其变化特点若拿“90后”的话来说就是“以前读小学要钱，读大学不要钱，轮到我们现在是读小学不要钱，读大学出大钱”，这说明了基础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在收费方面的差异。由于目前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免除了学杂费、书本费，初中生每学年的收费仅400元至800元，对于农村来说负担也不算不大。随着中考和高考升学率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村学生进入高中或中职学习，非义务教育的高中（高职）及高等教育的教育消费支出大增。以江西省调查为例，高中生每学年的收费为2000~3800元，另外由于乡镇级的高中制学校较少，基本都集中到县城及以上，所以农村学生多数都是住校，因此住宿费、伙食费等费用的支出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偏高。
另外，高等教育消费年年递增，已成为一些农村家庭的最大负担。从1995年至今，大学学费从每年几百元一路飙升至4000-8000元不等，学费猛涨约15倍。40%的农村家庭认为教育消费支出负担重，50%认为较重，只有10%认为轻。这道出了教育体制的改革使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由国家财政单一供给向多渠道筹集转变，多种渠道的学校自筹经费在高校经费投入结构中的比例呈上升趋势，这使得高校向受教育者收取较高的学费，这对大部分农村家庭的教育消费形成了一定的压力。
（三）教育消费支出对农村家庭生活水平的影响
教育政策使农村的文化水平大幅上升，科技文化给农民增收带来了收益，农村生活水平日益得到改善，农村教育消费支出增加。但在农村出现的教育消费型贫困与当前教育收费居高不下密切相关，使得农民不堪重负。从表1数据可知2007年江西省人均可用于储蓄的金额最大为1102元（用收入减去生活消费支出），而1位大中专生1年的学费最低在4000元以上，也就是说，农民家庭中4人才能送1个大中专生上学。而因“家庭收入低-没钱投资教育-子女就业机会少-子女收入低-新一代家庭收入低”，这成为一个贫困代际传递的“怪圈”，“教育消费型贫困”带给许多农民担忧的前景。
三、提升农村教育消费的对策
（一）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致富能力，提升教育消费能力
虽然全面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政策，使农村文化水平得以提高，但农民的教育消费质量和水平依然不容乐观，现行的高教收费政策对广大农民来说压力依然巨大。因此，积极关注地方特色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出台具体的支农措施，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致富能力，拓宽农民增收的渠道，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村居民教育消费的承受能力。
（二）提高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和教育投资回报率，增强农民教育消费的信心
对于农村家庭而言，接受教育要付出很高的成本，其接受教育是为了改善生存条件，但其收益却并不明显，这显然会抑制农村教育消费的增加。各级主管部门、高等学校和用人单位要积极推动大学生就业工作，组织指导和管理毕业生就业供需见面、双向选择活动，搭建各种双选平台，提供公平竞争的就业机会，提高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另外一方面可以对农村大学生回乡创业提供补助或提供创业基金，一定程度上实现教育消费的投资回报，提高农民教育消费的积极性。
（三）加强金融部门对农村教育国家助学贷款的支持力度，积极推进国家助学贷款工作
金融部门要在教育消费方面有所作为，积极配合政府有关部门认真落实已经出台的各项助学贷款政策，及时了解掌握贫困学生助学贷款的实际需求，加强助学贷款品种和服务方式创新，探索将保险引入助学贷款业务的新途径，对符合条件要求助学贷款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贷款支持。
（四）设立国家奖学金、助学金支持农村学生，减轻农村家庭教育消费负担
政府可以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投放更多的资金用于国家奖学金、助学金项目，鼓励学校通过各种途径设立更多的奖学金项目，这样既可以鼓励农村贫困的品学兼优学生勤奋学习，有可以为农村家庭教育消费减轻负担。
参考文献：
1、谢维和.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政策走向分析——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教育政策数量变化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3).
【关键词】教育福利政策功能价值分析
在我国，很少有学者或官方文件使用“教育福利政策”概念，与此相近的概念主要有教育资助政策、教育救助政策，等等。笔者以为，采用资助或救助的概念表述，强调的往往是经济援助或某一方面的扶持措施，其背后逻辑更多体现为一种救济施舍而非公共教育服务的责任担当，这远远不足以涵盖教育福利的核心要义。
福利经济学派的开创者英国经济学家庇古认为，福利由效用构成，效用就是满足，人性的本质就是追求最大的满足即最大的效用，也可以说是追求最大的福利。从经济学视角看，教育本身具备正外部性效用的典型特征，因而与福利密切相关。所谓教育福利，是指以促进和保障教育权利公平为目标，通过各种途径为扶持和发展教育事业所做出的努力，从而达到提高国民素质、推动个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整体效用。
从功能主义观点出发，有学者将社会福利分为“补救型”的社会福利和“制度型”的社会福利两种类型[①]，前者的服务目标主要是针对“弱者”，后者则强调为全体社会成员服务。据此，作为社会福利重要组成的教育福利亦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普惠型”教育福利，强调所有社会成员都有权享有一定年限或某种类型的教育，并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维护其受教育权利或机会，如向适龄儿童提供“免费义务教育”；二是“选择型”教育福利，基于事实上的教育不公平状态和促进教育的整体效用考虑，倾斜性地为弱势群体提供福利服务，保障其受教育权利落到实处。社会学理论一般认为，所谓弱势群体是由于某些自身障碍或缺乏经济、政治、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多指社会中需要给予特殊关爱和照顾的人群共同体[②]。
与社会政策旨在“解决社会问题以实现公正、福利等特定的社会目标”[③]的根本观点相契合，所谓教育福利政策是指国家和社会针对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育公平问题，为调节和满足社会或特定群体的教育需求，提升其教育福祉，通过一定的决策程序，制定并颁布实施的系列法律、条例、措施和办法的总称。从动态分析，教育福利政策涵盖政策决策、执行、监督和评价的全部过程；从静态分析，教育福利政策特指相关法律、条例和措施等具体表现形式。如前所述，基于政策指向的目标社会群体，教育福利政策可以分为“普惠型”教育福利政策和“选择型”教育福利政策。采用何种教育福利政策，往往与一定的国家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特定结构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密切相关。
一、教育福利政策的功能
教育福利政策的宗旨在于维护和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利，促进教育公平进而深刻影响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推动社会协调全面发展。总理在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曾强调指出：“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教育公平是重要的社会公平。”
（一）政治功能：保障受教育权利，促进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是教育福利政策的合法性基础，教育福利政策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教育公平包括入学机会公平、受教育过程公平和教育结果公平三个层面。与此相呼应需确立三项基本原则：机会均等原则，即不论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观点、民族或社会出身、经济条件或家庭背景，所有人均有相同的机会升入教育系统某个特定学习阶段；过程公正原则，即学习者在大致相当的环境和条件下接受教育，并且基于公正的规则要求开展竞争；结果补偿原则，即对处于相对弱势的受教育群体予以必要支持，保障其平等参与学习和竞争，共享教育发展成果。诚如罗尔斯主张：“为了平等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同等机会，社会必须更多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④]。
“在现代社会，受教育已经是一个人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受过教育的公民难以融入现代社会，其个性、尊严和基本需求也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和实现”。[⑤]通过制定和落实教育福利政策，尤其是借助各种途径对教育资源进行调节和再分配，为贫困学生、残疾学生、流动人口、女性群体等常常处于教育困境的人们提供必要补偿，可以有效地维系和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公平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比如随着教育主体多元化，公立、私立学校以及不同等级学校之间在法律地位上存在微妙差异，在不同教育机构接受教育，往往会导致教育福利的待遇迥然，民办学校学生助学贷款难即是一例。从更深层次分析，社会资本进入教育领域后，如何均衡资本逐利本性与教育公益属性二者之间的摩擦和冲突，需要不断完善教育福利政策来加以和统筹发展。
（二）经济功能：提高个人收入水平，促进国民经济增长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推动经济长期增长最主要的动力来自知识（人力资本），这些知识一方面可以转化为新技术和新产品，直接推动经济增长；一方面会通过溢出效应增加社会的知识总量，长期推动经济增长。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教育与人们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之间的共变关系越来越密切。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将直接决定其工作机会的选择和工作报酬的水平。
明瑟收益率是衡量教育与经济收入相关度的重要指标，表示社会成员每多接受一年教育，在经济收入上提高的百分比。北京大学岳昌军教授基于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研究表明：简单明瑟教育收益率从1991年的2.76%上升至2000年的8.21%。而且，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年均教育收益率呈现出明显的递进规律。相对接受小学教育者而言，初中、高中、中专、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的年均教育收益率依次为3.74%、5.24%、5.40%、6.24%和8.84%[⑥]。通过完善和落实教育福利政策，为人们更多更好的受教育机会，有助于缩小社会教育差别，进而弥合日益拉大的社会收入差距。事实上，也惟有均衡发展教育，才能将我国庞大的人口资源转换为人力资源，从而为国民经济的永续发展注入不竭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支出，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大大高于诸如资本品的其他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尤其是在知识经济的形态下，这种趋势更加明显。”[⑦]
（三）社会功能：促进社会流动，建设和谐社会
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结构体系的核心内容。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典型的“金字塔”特征：极少数位于塔尖的群体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并占据大部分社会资源；大部分群体居于塔基，他们缺乏必要的社会话语权，生活状况常常处于贫困线和温饱水平之间；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阶层群体只占社会的少数。有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与职业选择高度相关。从事较高层次职业的人，往往具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从事较低层次职业的人，往往受教育水平也较低；不同的职业选择本身往往意味着不同的社会声誉、社会地位和资源拥有程度。
社会流动是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源泉，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社会分层理论认为，形成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前提是有开放的社会空间、合理的社会流动，尤其底层成员能够有机会向上层流动。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学校教育的社会功能有二:一是社会化，二是社会选拔。柯林斯曾尖锐地指出：教育是限制经济领域中具有优厚报酬职位的竞争者数量的筛选工具，帮助那些接受过较高层次教育的人占据这些职位。[⑧]在现代社会，教育对于社会分层的影响更加深远和广泛。在社会差别不可避免的前提下，如果能赋予处于社会底层而往往成为弱势群体的人们以更多的教育机会和必要的救济支持，他们就有可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奋斗，顺利流动到经济、政治、社会地位更高的阶层，从而改善不合理的社会结构现状。反之，若缺乏必要的教育福利，贫困家庭“缺乏知识和技能”的素质缺陷就会如同疾病基因一样代际相传，世代沉沦于社会的底层。（四）文化功能：消除“贫困文化”，促进社会融合
美国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提出的“贫困文化”观念认为，长期生活于贫困之中的穷人，会逐渐脱离社会主流文化、不受主流文化的影响而形成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即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这一“贫困文化”的形成和存续，会对周围的人，特别是穷人的后代产生深远影响并且代际相传。处于“贫困文化”体系保护下的穷人群体，彼此之间维系着简单的人际关系，以血缘、亲缘、地缘为半径而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规模小，社会资本质量低。而且，由于“贫困文化”的阻隔，穷人与主流社会的接触机会很少，无法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取更多的稀缺资源。“贫困文化”现象割裂了社会群体之间的融合，并极有可能造成彼此间的对立和冲突，与建设和谐文化的努力方向背道而驰。
哈夫曼和沃尔夫认为，教育具有积极的外溢作用[⑨]：教育可以改善穷人的知识贫困状态，改变观念、行为、意识与精神面貌，增加与主流文化接触的意愿和机会，增强社会参与能力，扩大其人际交往的范围，从而提高穷人的社会资本存量，切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纽带；教育可以增加医疗卫生知识，改善配偶和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降低因病致贫的风险；教育可以降低生育率，减轻家庭抚养子女的负担，等等。诚如郑杭生教授所主张：“要消灭贫困，首先必须改造贫困文化……而要摆脱贫困文化的束缚，就应当增加他们及其后代与主流文化接触的机会及其被主流文化接纳的技能。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教育，即促进教育机会的均等”。[⑩]
二、教育
福利政策的价值取向
任何时期的教育福利政策都具有一定的价值取向。上世纪70年代，西方许多国家经济发展下滑，一些所谓的“福利国家”开始更弦易辙，大力削减包括教育在内的庞大公共开支，一些学者也开始鼓吹“高福利的负面效应”和“市场机制的高效率”。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公共教育制度是一种政府的垄断，缺乏必要的市场竞争将导致效率低下、资源浪费，无论从经济从社会还是从教育上看都是失败的，唯一的出路是走市场化的条件。哈耶克则认为片面强调社会正义会促使人们对市场秩序产生各种不切实际的期望，市场和竞争原则才是教育活动的基础和依据，并主张国家对教育的投资规模完全应由教育投资的回报率来决定，而一个社会如果要从有限的教育投资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回报，就应该将投资集中于少数尖子的高等教育。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免费加助学金”的福利教育模式，与西方许多所谓“福利国家”在表面上具有某些共同性，由此在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当中产生深刻影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要避免福利化的观点成为共识。基于这一逻辑假设，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我国政府一方面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则在包括教育福利在内的社会福利领域逐步退隐。“教育不是免费午餐”成为改革时代的流行语。直至上世纪末期，随着社会公平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暴露，政府渐次认识到公共服务对于社会良性发展的重大意义，“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关注民生”等概念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同，并引领政府职能转变的努力方向。随着政府角色转型趋势的日益显著、迅捷，教育福利政策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和演变趋势更加清晰。
（一）从消极走向积极
传统社会福利是以公民的各种权利为理论基础，如社会权或公民权等，福利政策常常被看作是消极的再分配功能，是障碍经济发展效率的因素。近年来，各国政府和社会政策研究者开始重新检视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的作用。新福利主义理论认为，经济全球化、劳动力的流动性、家庭生活的复杂化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迫切要求改变旧有的社会福利制度，增加教育福利的支出，因为只有用于人力资本的投资，才能增加个人参与经济机会的可行性。
教育福利具有人力资本投资功能，通过提高受教育者的知识和技能，增强其社会生存和发展能力，从而减弱对一般性社会福利的依赖。教育福利政策不是简单的社会再分配方案，而是变被动恩惠式福利为主动进取式福利，变事后补偿利为事前预防利，是“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这也有助于增强整体社会福利政策的可持续性，并推动教育福利政策的关注重点从扶助弱势群体的“选择型”福利逐步拓展到提供公共教育服务的“普惠型”福利。我国实施免费义务教育政策的渐进路程很好地阐释了这一趋势：由少数贫困地区到中西部农村地区，再到全国农村地区，直至2008年秋季在城市全面铺开，最终实现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同在一片蓝天下”。
（二）从济贫走向发展
传统的教育福利政策，关注的往往只是少数贫困特殊群体，以致人们似乎形成这样一种思维定势：教育福利是社会的善义之举，仅与救济经济贫困学生相关。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逐步认识到贫困不只是物质和经济的匮乏，更是一种“能力的剥夺”，“社会排斥”的概念由此开始纳入对贫困的阐释当中，教育福利政策更多地关注通过教育路径促进社会的整合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福利的供给对象开始逐渐覆盖贫困群体之外的其他社会群体，如女性群体、有残障者、流动人口及其子女、少数民族群体，以及其他在接受教育方面处于劣势的群体。就此而言，教育服务的性质已经具备更多的公共特征，即从基于救济的目标向发展的目标逐步延伸。
教育福利本身即是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教育公平进而推动社会公平的实现是教育福利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论其身份、地位、家庭出身、财产背景如何，尽量满足所有社会成员在接受教育方面的现实要求，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为此，一方面要营造积极的公平教育环境，实现教育权利面前人人平等；同时要采取必要的优惠政策和特别保护措施，以弥合现实中存在不同群体间的教育不平等鸿沟。事实上，通过必要的帮扶措施，帮助教育弱势群体及个人走出困境，并使其有效地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共享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成果，正是暗合了“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全面发展的价值选择。
（三）从单一走向多元
早期的西方国家，教育福利政策的决策主体和行为主体都是政府，尤其在“福利国家”流行时期，政府的角色得到空前强化。国家高度介入教育福利领域，以公共权力干预市场分配不公，使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成员的受教育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与此同时，教育服务质量欠佳、效率低下、严重、政府负担过重等问题也沉疴日深，“教育市场化”呼声鹊起，且愈演愈烈，“福利多元主义”日渐占据主流观点：强调教育福利服务可由公共部门、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家庭与社区共同来负担，政府角色逐渐转变为福利服务的规范者、福利服务的购买者、物品管理与仲裁者，以及促使其他部门从事服务供给的角色。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采用“国家─单位制”的模式，基本由政府包揽了所有的教育福利内容。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国退民进”的角色变迁过程在教育福利领域同步上演。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我国政府在教育福利多元化的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角色缺位，一是忽视了政府的主导作用，“一退了之”；二是忽视了对教育福利的社会组织体系的培育；三是教育收费制度和准入制度政出多门，缺乏科学统一的规范；四是个人及其家庭负担教育成本比例普遍超出其承受能力范围。但无论如何，我国政府推进教育福利多元化的大方向是清晰的，由“福利国家”逐步演变成“福利社会”是促进教育福利事业发展的有效路径。在新的制度框架下，政府的教育福利角色从过去的直接提供者变成主导者，但政府依然是教育福利政策中最重要的角色，包括政策的主导决策者、教育福利资金的提供者、教育服务质量的监控和评估者、教育福利社会组织的扶持者，等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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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文关怀 思想政治 对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3-0103-01
一、高等院校思政教学活动中人文关怀匮乏的现况
1.教学忽视个性特征，学生创造力匮乏
以当前时期高等院校思政教育现状来看，绝大多数教师都没有意识到学生认知结构的个性化特征，因而在教学过程中普遍存在过于偏重学生共性化，忽视学生个性需要，简而言之就是重群体、轻个性，没有因材施教，缺少针对化教学安排。除此之外，高等院校思政教学过程中还存在培养目标狭隘、偏重理论性讲授、填鸭式等状况，这一现状十分不利于学生个性化的发展，造成学生趋于同化，缺乏创造力。
2.注重理论灌输，忽视教学引导，学习困惑累积
在进行思政教学活动时，教师过于注重理论性灌输，只是对课本知识进行简单说教，几乎没有教师会为学生剖析讲解当下社会面临的新的挑战和矛盾冲突，忽视日常生活中可利用的新闻话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生存在的思想疑惑。与此同时，思政教学内容的陈旧、教学模式的单一，也很难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无法满足学生的实践性需求。
3.偏重管理，忽视人文关怀，学生心理问题严重
现如今，各高等院校思政教学团队的整体师资水平较低，致使其在进行思政教育活动的过程中呈现出“一边倒”现象。而高等院校出于对自身稳定以及学生人身安全的考虑，通常情况下也更偏重于管理，忽视对学生心理问题的疏导。其教学目标主体由“人”转变成“事”，增强了对学生行为的规范、束缚与监管。从短期来看，这种方式能够优化学校管理，然而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却潜在巨大的危机，这种方式极易造成学生心理上的迷惑与空虚，进而引发各种心理问题的产生。
4.侧重于课堂教学，忽视课外拓展，学生精神生活极度匮乏
大学生的课余生活较为丰富，学生公寓、图书馆、食堂等成为学生除了教室以外最常停留的区域，因此这些区域的氛围好坏深刻影响着其学习心理的发展。然而多数高等院校并没有对这些场所给予足够的重视，没有把其高效利用起来，比如说绝大多数高校没有开设心理咨询室，没有构建运行学生思政教学网站，校园文化建设滞后，很少举办竞技赛事、文艺活动、研讨会等，导致学生精神生活空虚与匮乏，不能满足广大学生群体的精神需要。
二、高校思政教育加大人文关怀的措施
1.完善教学服务，疏导学生思想
高等院校思政教师在进行课堂讲授的同时，还应关切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自觉担负解惑者的角色，提高服务水平，优化服务意识，可利用建设服务平台等方式，进行学生思想的疏导工作，帮助其解决成长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比如：帮助学生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实现高效学习；提高对学生的就业指导力度，帮助其形成良好的就业观与择业观；关注经济存在困难的学生，给予其必要的精神鼓励及物质支持，实现无忧学习；关注学生心理发展，加大心理健康教育的力度，使其能够勇敢战胜挫折；在校内积极开展各类文化活动，丰富学生精神生活；除此之外，在教学服务的同时，要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促进学生心理素质及思想品质的全面发展。
2.营造良好氛围，培育学生人文素养
各高等院校在关注人文精神建设工作的同时，也要打造出良好的学习氛围，开展各式各样的文体活动，上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促进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和民族精神的高度觉醒，兼具创新能力和时代精神。除此之外，还需积极引导其个人发展和国家发展相统一，在社会建设中实现个人价值。与此同时，也要大力完善校园环境建设工作，以文化影响人、以氛围熏陶人，进而实现广大学生群体的全面发展。
3.关注心理趋势，推动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在如今的社会环境中，大学生担负着学习、就业、生活的三重压力，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开始显现出来，对社会发展造成了一系列的不良影响，为此各高校必须大力加强对在校生的人格培育力度，帮助其形成健全人格。比如：积极开展各式文体活动，引导学生切实参与到其中来，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健康发展；定时或不定时地开展校规教育讲座，在校内形成良好的学习风气，使学生形成自尊、自信、勇于担当的良好品格。除此之外，还需要切实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力度，帮助学生形成健康心理，切实关注其在心理上存在的疑惑和问题，帮助学生实现身心的和谐发展。
4.利用信息网络，优化思政教育成效
高校可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优化思政教育成效。当前，正逢信息大爆炸、大发展的时代，在这种环境下学生的自主性也随之增强，教育者传授的知识已经无法满足其发展需要，更多的则是按照个人的兴趣和发展需要来选择信息。除此之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大面积推广，师生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获取有关学习资源。正因如此，教师必须革新传统的教学模式，实现线上线下双平台教学疏导。比如：建设网上党校、疑惑解答、法制教学、时政教学、心理咨询、校园生活服务等网站，在健全学生群体法制意识的同时，提高其政治敏锐度。
参考文献：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有着重要的意义，思想政治理论课引入实践教学，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实践教学可以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但是，从目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具体情况看，仍然有很多问题待研究解决。
一、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对实践教学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虽然各高职院校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有了一定的重视，但一些高职院校，对于实践教学的重要性仍然认识不够。学校倾向于更多地在专业实践教学中进行投入，思政课实践教学多为教师自己负责组织实施，结果往往选择了最简单组织的形式，如看电影、演讲等，实践教学形式相对单一，缺乏实践教学的深度和广度。
（二）教师和学生指导参与实践教学的积极性不高
部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指导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活动时积极性不高，并没有认识到自身在实践教学中所处的主导地位。另外，学生在参与实践教学活动时没有认真对待，例如：没有提前做相应的知识准备，而且在活动过程中缺少积极参与的自觉性，仅有少数学生能够真正积极地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绝大部分学生仅仅是自己完成社会实践报告。
（三）实施过程缺乏规范性
大多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计划中设计了内容丰富完整的实践教学活动，但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很多活动都过于形式化，并没有真正地落实到位。还有一些高职院校的其他部门及班主任都在搞社会实践，而这些部门之间并没有进行良好的沟通与协调，导致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活动简单重复，不仅没有达到教学目的，反而浪费各种资源。
（四）所需的保障条件不能到位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比较困难，更需要良好的条件才能够保障实践教学能够顺利开展，但到目前为止，所需要的保障条件仍然没有到位。例如：一是部分高职院校在实践教学方面经费投入不足；二是部分高职院校并没有组织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活动，课时有名无实；三是部分高职院校实践教学的基地建设不足，要开展实践活动，场地也是一个重要保障。
（五）高职特色不明显
高职院校的学生有其自身的特点，包括知识和实际操作方面等等。所以，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践应该结合这些学生自身的特点来进行。但是，在实际进行教学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很多高职院校并没有结合这些特点来进行，内容和形式都缺少针对性。
二、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认识不到位
1.领导认识不到位
一些院校领导比较重视专业课的实践教学活动，他们不能够充分认识到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重要意义，认为思政课实践教学不能为学校产生经济效益，所以没有必要花费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其中。由于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监管力度不足，导致了实践教学处于被动弱势地位。
2.学生自身认识不到位
大学生从应试教育考试走入大学校门，在这种教育方式的影响下，他们一直把学习专业知识和实用技能作为自己学习的目的，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是为了期末考试能够顺利通过。没有意识到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对培养其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意义。
3.家长和社会认识不到位
在家长的意识里，他们认为孩子进入学校就是为了学习专业知识，掌握一技之长，为将来进入社会工作打下坚实基础。而学校不应该花费时间在搞社会活动上，而且学生在校期间去社会上搞实践活动，安全问题也难保障。除此之外，社会上的许多单位都没有积极意愿去配合学校接受大学生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活动，这些单位企业认为这种活动并不能产生多大意义。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缺乏足够数量的高素质教师
1.师资队伍不足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面对的是全学校的各个专业的学生，所以授课任务比较重，一般师生比要达到1：50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教师上课比较疲惫，而且教师本身要做一些科研活动，因此精力不足，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进行实践教学改革。
2.实践教学能力不足
在高职院校中，很多教师都是毕业之后就做了教师这个行业，没有在社会上各行各业进行历练的经历。在这种情况之下，教师由于自身没有实践经验，所以很难有效在实践活动中去指导学生，给学生以言传身教的影响。一些高职院校缺乏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学术带头人，很难开展深入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缺乏科学的管理
1.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制度建设严重滞后
在高职院校应建设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教学大纲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实施细则等各相关规章制度。但是在部分高职院校，这部分文件或是简单的仅仅是分配学时的方案，或是干脆处于空缺状态。正是由于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的制度建设的严重滞后，才导致在实施过程中没有执行力，致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一直处于无序状态。
2.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与学校有关部门之间缺乏紧密的联系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应与其他部门良好的联系与沟通，密切配合工作。但实际上与学校的其他部门缺乏联系，致使错失了利用其他部门组织的学生实践活动开展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机会。
3.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缺乏科学的评价体系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中，学校并没有对老师进行一定的监督，并没有合理的激励机制，而教师也没有对学生进行有效的监督。导致的结果就是教师对这种教学活动不重视，而学生不管在实践活动中不管做的是好是坏，评价结果都是一样，没有很大差别，最后影响了学参与活动的重视程度和积极性。
三、加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对策
（一）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重要性的认识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关乎大学生成长成才，能够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自己观察、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学生从未走入社会，对社会知之甚少，参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活动能够帮助大学生提前了解社会，增强对社会的责任意识和奉献意识。不管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还是专业课教学，都关系到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因此，需要学校领导、教师、学生、家长以及社会都能充分认识实践教学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重要地位。
（二）提高教师指导实践教学的水平
教师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正常有序开展的关键，是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是改进实践教学成效的根本保证。教师需要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水平、积极性和指导实践教学的水平，还要不断探究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新思路和新途径。学校要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培训体系的建设，通过开展在职培训、考察、学习培训，学术交流等有计划地提高教师指导实践教学的水平，引导教师转变观念，重视对实践教学方式方法的研究，通过走出去、引进来的方式，借鉴其他院校的有益经验，多种途径提升教师的实践教学技能。
（三）建立健全实践教学的管理机制
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涉及的因素较多，在实践教学过程中，不仅涉及思政课教师，而且还涉及其他部门工作人员，思政课教师与其他有关部门的人员互相配合，才能够保证实践教学能够顺利进行。因此，必须建立健全管理机制。首先，应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领导小组，负责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整体工作，指导方向、把握细节，及时解决出现的各种问题。此外，要建立科学的实践教学管理机制，要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细则纳入到教学计划当中，而且要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做出不同的方案，例如：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应设计不同的实践教学内容。在实施的过程中要做到规范科学管理，以确保实践教学健康有序地进行。
（四）保障经费投入、建立稳定的实践教学基地
经费支持和实践教学基地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能够顺利开展的基本保障。首先，实践教学要走向社会，在活动中必然需要一定的经费支持。学校为每个学生顺利地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应提供一定的专项经费，并且科学制定专项经费的管理办法。其次，思想课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最为必要的，实践教学基地是实践教学能够稳定进行的先决条件。高职院校应积极主动与政府、企事业单位、爱国教育基地等进行合作，也可以结合顶岗实习企业，拓展各种多样的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确保多种形式思想整理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有序开展，让学生在走向社会之前，可以接受更多的锻炼。
关键词：新时期 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一、引言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大学时期，是一个人处在成长、成才过程中剧烈变化的时期，在大学时期的受教育者，他们易于接受新鲜事物，可塑性很强。因此，大学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对象，我们必须针对大学生做好切实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时期，全面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养出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动力支持和智力保障，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素质教育发展欠平衡
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困境较多，各高校虽然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上认识深刻，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存在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收到的效果甚微。部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素质教育发展欠平衡，在把学生培养成符合时展的专业化人才上有明确的要求，但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要求不能很清楚的表现出来。另外，高校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课程教学和管理有时脱节，不能很好地与学生的思想实际情况相联系，例如，有些高校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缺乏有效的重视，导致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很少开设或基本没有，心理辅导机构不够健全，手段较为落后，方法较为陈旧，不能很好的适应学生的要求，学生一旦有了心理问题往往得不到及时有效地疏导，严重影响了自身的健康成长。
（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建设发展有待完善
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建设发展较为缓慢，对大学生关心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热点问题不能及时、准确的回答，在某些方面所给出的现有回答说服力不强，导致一部分大学生在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上产生了模糊不清的认识，不能够充分理解问题的实质。对于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是靠机械的说教方式，填鸭式教育，而不能使其对象得到启发，学生纷纷在学习过程中感觉所学的理论单调乏味，在指导实践方面，作用也不是太明显。而学生们所学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教材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滞后性，不能紧跟时代的发展进步和环境形势的瞬息万变，以最新最快的速度反映的中国化成果，致使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有所降低。
（三）思想政治教育氛围欠佳，相应配套设施有待改善
思想政治教育氛围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取得的效果，常常在以下两方面表现欠佳，一方面是在学校的内部组织上，大学校园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好平台，然而，当下大学校园虽然很重视活动的举行，却常常忽视了活动的质量，出现了能参加的学生不能很好的展现，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不能参加的学生事不关己，己不劳心的局面；另一方面是学校的外部运作上，学校在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上，不能有效的发掘校外资源，外联工作力度较小，例如邀请名家讲座，邀请知名校友给在校学生作报告等类似活动。同时，相应的配套设施不足，硬件和软件建设不能适应学校在思想政治教育上的发展程度而实现相得益彰，主要表现在下拨学生工作经费方面不能及时有效，预算费用也较低，不能很好的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推进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对策
（一）国家、社会、高校更加紧密协调，发挥更大作用
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项事关为国家民族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伟大工程，使命重大，任重道远。国家应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社会应给予更多关注，高校应高度重视，三者通力协调，形成关心和支持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的强大合力，共同为做好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出谋划策，献智献力，让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到点上，落到实处，真正让当代大学生受到教育，受到启发，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抓住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主线，创造良好教育氛围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高校是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最佳场所，对大学生继承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发扬中国精神的优良作风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高校学生管理者应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通过课堂上教育，课下组织学生参加一系列有意义的活动的形式，例如让学生们参加社团活动或社会实践，在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创新能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理论与实践充分结合，创造良好的育人氛围，引导当代大学生积极乐观向上。
（三）建立专业化的师资队伍，提高教育水平
高等学校在对大学生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应高度重视建设一支专业化的教育队伍，提高教育队伍的整体教育水平。大力推进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和专家化建设，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定的比例配备思想政治辅导员，在引导政工干部队伍自觉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的同时，要提供给辅导员应有的进修和提升机会，以便其增长本领，增加才干，更好的满足学生对更高水平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需求。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进步，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为了满足新时期对人才的需要，我们必须以严谨科学的态度，求真务实的精神，不断提高和创新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水平，变被动为主动，积极探索各种行之有效的解决途径，富于创新的采取相应对策，为培养出一流的社会有用人才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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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系统论 农民工子女 初中后教育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A
Analyze of the Education After Junior Middle School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Based on System Theory
QIAN Xue
(Education School,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AbstractSystems Theory is a subject to study the general pattern of researching system, structure, and principle。The education after junior middle school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is a social project. Government, schools, and families should corporate to solve this question.
Key wordsSystem Theory; rural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education after junior middle school
随着我国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城市就业，其子女也随父母到城市读书和生活，在流入地长期居住，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二代移民”。受户籍制度和高考政策的限制，农民工子女初中后教育问题日益凸现。农民工子女初中后教育政策问题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政府、学校、社会和家庭等各个利益主体，只有各方力量协力配合，构建相关的因素模型，多元化的观察这一问题才有取得突破的可能。
1 对农民工子女初中后教育问题的系统论认识
所谓系统，简单的说就是由部分构成的整体，是相互作用的诸要素的综合体。农民工子女初中后教育政策问题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是由政府、学校、企业和家庭四个基本要素构成的开放系统。政府、学校、企业和家庭肩负着不同的社会职能，但它们又不是一个独立的子系统，而是与外部环境有着复杂联系的开放系统，关系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首先要认清农民工子女初中后教育问题产生的原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于是大批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农民工在城市生活p生产相对稳定后，一部分人把生活在原籍的子女接入城市读书和生活，此外他们还在城市生儿育女，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二代移民”。在义务教育阶段，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办法来保障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权利，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但在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不断取得成效的同时，农民工子女初中后教育的问题却日益凸现，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文件规定，也没有相应的政策支持。成了教育政策系统的一个盲点和断层区。搞好农民工子女初中后教育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其次要认清“二代移民”的独特性。与农民工子女的父辈不同，一方面“二代移民”有着不同的生活追求和心理预期，他们是未来的城市新公民。当他们较多的体会到与迁入地人群的生活地位差距时，在心理上会产生更多的被歧视感，对他们的成长很不利。另一方面，他们的可塑性也很大，初中毕业的农民工子女正处于青少年期，渴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现状，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和引导，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根据上海市对外来务工子女受教育情况调查显示，初中毕业后继续读书是农民工子女及其父母的主要意愿，而在流入地继续就读是农民工子女的主要期望。①所以创造条件让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接受初中后教育，已经是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了。
2 系统论的角度分析农民工子女初中后教育的主要障碍
教育系统是社会大系统中的子系统，也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独立系统，教育系统的存在和发展，要依赖外部环境，要时刻与外部环境保持物质p能量p信息的交换。农民工子女初中后教育问题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政府、学校、家庭等各个利益主体。下面我们就从系统论出发来探讨影响农民工子女初中后教育的主要障碍因素。
2.1 制度性因素的限制
（1）户籍制度的限制是影响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接受初中后教育的首要障碍。我国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几乎所有的省市都明文规定，当地高中（含中专，技校，职高）只接纳有本地户籍的初中毕业生。虽然部分地区有所松动，但成效不大。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子女不能享受与本地学生接受初中后教育的平等权利。教育制度的颁布实施和户籍制度也有密切的关系，教育福利直接与户籍本身挂钩。由于初中后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非本地户籍人口没有纳入当地的教育财政预算，难以享受到优越的教育资源和教育福利。②
（2）高考政策的限制是影响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接受初中后教育的主要障碍。我国现行的高等学校招生严格执行按户籍报考的规定，非本地户籍不能在当地参加高考，这说明，即使农民工子女有幸在流入地高中学习，也无法在当地参加高考，只能回原籍参加高考，而各地的课程设置不一致，教材也大不相同，而且有的省市实行高考自主命题，这就使得回原籍参加高考的农民工子女面临巨大的困难，使得他们高考困难重重。
2.2 财政性因素的制约
由于初中后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国家缺乏针对农民工子女接受初中后教育的经费投入。地方政府预算也只考虑了本地户籍的教育经费。所以幸运进入高中教育阶段的农民工子女除交纳学费、杂费外，还要负担一笔借读费和择校费。我国有三分之一的农民工家庭处于城市贫困群体中，根本没有能力支付高昂的学习费用，只能对高中阶段教育望尘莫及。
2.3 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1）高中教育资源相对短缺。大多数农民工都希望孩子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所以他们对进入高中学习有较高的预期。而高中属于非义务教育，高中教育资源相对来说比较稀缺，高中学校的规模受到师资、校舍、经费等种种条件的限制，无法容纳数量众多的农民工子女。所以学校处于自身因素考虑设置了较高的入学门槛，来限制进入学校的农民工子女的数量和质量，使得众多的农民工子女无法进入流入地高中学习。③
（2）与高中教育资源短缺不同的是，职业技术类学校资源相对宽松。目前部分职业类学校存在生源不足的现象，职业类学校的教育资源仍有较大的剩余空间。这就形成了一个结构性的失调问题，一方面高中教育资源供不应求，另一方面职业类学校还存在生源不足的现象，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所以农民工子女初中毕业后可以考虑在职业类学校就读，即充分利用了职业教育资源，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初中毕业后的教育问题，提高自身的学历水平和职业技能。
综上，我们从制度性因素的限制、财政性因素的制约，以及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这三个方面来分析了农民工子女初中后教育的主要障碍。可见各个因素都是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相互交叉的。所以我们不能独立的来分析每一个问题，而是要综合起来考察事物，把它置身于社会大环境中，来寻求解决的思路和办法。
3 系统论视野下的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探析
目前，针对农民工子女初中后教育问题，我国部分地方政府正在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这反映出了地方政府对解决农民工子女初中后教育问题的重视。但要全面解决农民工子女初中后教育的问题，仅仅靠地方政府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要从一般系统论出发来综合寻求解决的方法和策略，使得各方力量协力配合来解决这一城市边缘群体的教育政策问题。
3.1 采取分层推进策略，逐步打破户籍限制，为农民工子女接受高中教育提供政策支持
目前我国采取的严格户籍制度严重制约了农民工子女接受初中后教育，国家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通过倾斜性的诱导政策，在有条件的地区逐步放松对户籍的限制，分层分步骤地从户籍制度逐步向居住证制度过渡，逐步打破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子女接受初中后教育的限制。有选择地放宽对农民工子女进入高中的入学限制，使高中教育资源更有效的发挥作用。这样也许短期内会引起大量的农民工子女为接受优质教育资源涌入城市，引起对教育资源恶性的争夺。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来规范准入的标准，设置一定的条件，满足条件的人才能获得本地居民所享有的教育权利和利益。④
3.2 充分利用职业类教育资源，为农民工子女接受中等职业教育提供便利
在我国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过程中，各行各业对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的需求日益旺盛，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为中等职业受教育者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中等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明显增强。着眼于满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和就业需求，中等职业教育无疑会成为农民工子女接受初中后教育的一个重要选择。因此，政府和职业类学校要采取措施为农民工子女提供便利，降低入学门槛，通过助学金，奖学金，贷学金等多种途径来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经费问题，多方位多渠道的吸收民间资金，鼓励企业和学校合作办学，以此解决教育经费问题，为农民工子女接受中等职业教育提供便利。
3.3 建立法律保障机制，从法律的高度来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初中后教育的权利
教育是关系到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民族前途的事业，农民工子女属于城市的边缘群体，政府要给予高度的重视，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初中后教育的权利。政府在建立法律保障机制时要考虑种种因素，以及防范特殊问题的发生，是一个有待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注释
①吴晓燕，吴瑞君.大城市流动人口子女初中后教育的现状p问题及难点分析―基于上海市的专题调研[J].教育导刊，2008-12(上半月).
②雷万鹏.从多元需求看流动儿童教育政策选择[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5.
论文摘要:网络时代中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的冲击与挑战，在目前国内学界所提出的优化途径中尽管有着诸多有价值的对策，但也存在着缺乏针对性与实效性等方面的不足。因此，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优化途径中必须意识到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所具有的限度性;坚持“身体在场”的教育原则，处理好现实与虚拟间的互动关系，帮助受教育者实现良好的“自我认同”。
一、引言
2008年1月17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2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止2007年12月31日，我国网民人数达到了2.1亿。本次调查结果显示，网民职业构成结构中学生所占比例最大，达到28.8%，而这其中文化程度本科的占16. 1%、大专占18.7%。对于紧跟时代步伐的青年学生而言，网络已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应地，以这一群体为重要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们必然要将视线投向网络，“要加强对大学生网络虚拟群体等新型大学生组织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者们在网络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及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化对策的问题上进行了积极探索，成果颇多。本文试图分析目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众多对策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思路。
二、网络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网络是把“双面刃”，它一方面给人们带来大量的信息资源，使得“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极大的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另一方面，它的虚拟性及开放性却也极易对人们产生诸多不良影响。尤其是对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言，网络在提供一种新的教育载体的同时，更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对此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界争论纷纭，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持网络对思想政治教育有利的一方认为，网络中高容量的信息环境，在时间上、空间上的自由性都极大地充实和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资源;网络中交往主体的平等性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创建了自由对话的平台，从而改变了传统教育中那种单向式的“你讲我听、你打我通”的权威主义教育模式，促进了双方信息与意见的交流，从而有效地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而网络的开放性则有利于教育者在第一时间内进行真实信息的收集，进而能够作出迅速有效的预测和防范。此外，个性化的服务环境、多样化的服务平台满足了不同个体的需求，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更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深人人心。与此相对应的是，也有不少学者从网络的虚拟性等基本特征出发，强调了它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负面影响。他们认为，网络世界的交往由于缺乏身体在场，从而使得交往主体脱离了现实社会道德规范的约束，极易产生道德冲突、道德价值取向错位、道德相对主义盛行以及社会责任感弱化等不良现象。而目前的网络世界信息鱼龙混杂、多元文化夹杂其中，、迷信信息泛滥，随意的个性环境和缺乏理性的环境极易令青年学生沉酒其中，丧失自我。这些都使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
面对着积极与消极影响并存的网络环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既不能削足适履，更不能因噎废食。库尔特·卢因说过“信息总是沿着含有门区的某些渠道流动，在那里，或是根据公正无私的规定，或是根据‘守门人’的个人意见，对信息或商品是否被允许进人渠道或者继续在渠道里流动作出决定”。对此，针对网络的虚拟性、瞬时性、开放性及互动性等特征，研究者们主要从“自律”和“他律”两个方面探究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优化的途径及方法。
一方面，主张将重点放在“自律”上的学者们，提出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方的自我提高、自我约束的要求，并推动双方的互动协作和共同建设，从而达到教育的“合力”。他们指出，教育者应由“教会顺从”的训导者转变为“教会选择”的指导者，加强自身的学习提高综合素质，主动利用各种有利资源将自身建设成一支专业化、高效化的网上“环保”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同时应加强网络文化建设，主动培育占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阵地，增强正面宣传，引领舆论导向;教育者还应转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营造健康的精神环境，抓住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关键，并完善政治环境，从而保证人民群众对思想政治工作的信任。此外，受教育者自身也需要自觉倡导网络“自律”精神和遵守“网络伦理”，抵制不良信息的腐蚀，积极参与营造科学的网络环境。
另一方面，研究者们着重强调要从体制、法律法规的建设及加大人财物的投人、提升网络技术水平等“他律”的角度来优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法。“他律”一要靠立法的完善和及时，要加强法律法规对网络的监管，并形成制度机制，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开展;同时更要加大物质投人，广泛运用新的技术手段，更新硬件设备、提高网络技术的安全水平，净化网络空间，创造良好环境;此外还可采用实名制，并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监督和管理以建设有序的网络环境。而更为根本的则是要从家庭、学校、社区及传媒等大环境人手，营造全社会齐抓共管、群策群力共创良好网络环境的大氛围。闭
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优化途径中存在的问题
如上所述，针对网络社会中的多种特点，学者们都能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合理地论证了自己的观点。这对于我们深人了解网络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冲击与帮助有着很大的价值和贡献。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些观点与论争亦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表现如下:
第一、泛泛而谈，难显实效。或由于广大思想政治教育者本身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高科技信息技术缺乏较深人的了解，平时接触不多、研究不够;或由于缺乏有效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激励机制，使得目前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还只是作为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附属，重视不够。虽然广大研究者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优化的方法和途径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目前的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网民在网络上的行为呈现出多样性及复杂性。然而目前的研究较多停留在对于现象的描述层面上，缺乏对不同群体的心理及行为特征等的深人研究，因而提出的对策也缺乏针对性，很难收到实效。一些泛泛而谈的对策显得空洞且滞后，另一些脱离网络世界关键特质的对策则只是美好的愿望。当然，这些研究也有赖于伦理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其他相关学科的共同努力。
第二、观念陈旧，模式落后。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来，不少研究者的思维方式依然停留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上，对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大多将其视为传统模式的一种延伸或附属。现有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或原则等也大多是由传统工作方法改头换面而来。借鉴已有的经验固然重要，但是如今的互联网世界，已非新生时对现实社会的简单虚构。虚拟社区、虚拟商店、虚拟会社等等新的名词，与现实社会的社区、商店、会社相比，他们不仅仅只是多了个“虚拟”一词，不再只是反映一种对现实社会的模拟，更多的则是揭示出一种“异化”，是对现实社会的延伸和发展，甚至是以虚拟世界的游戏规则和道德准则对现实生活某些方面的反讽与矫正。由此，也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紧跟时代的发展和变化，及时更新自我的观念和思维方式。
第三、缺乏立场，随网起舞。与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改头换面”直接应用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相对的是，一些研究者陷人了“随网起舞”的误区。面对网络这一新生事物，不少人以为“只要是新的就是好的”，于是忽略了本该坚守的立场，随着网络的指挥棒乱转。网络世界虽然表现出虚拟性、匿名性等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新特征，然而其终究无法脱离物理社会的存在而存在，网络交往的主体也是实实在在的人。在幻像万千的网络世界中把握其本质和规律，既要以“变”的思维和“变”的目光来审视其发展，也要以“不变应万变”的沉着来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只有教育者在思维模式上真正转变了，才能切实有效地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四、“新瓶装旧酒”传统思维的超越:问题中解决对策的探寻
据上所述，针对已有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优化途径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应该用矛盾分析的方法，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思索解决问题的出路和对策。
首先，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必须要做到“凭虚人实”，坚守“身体在场”的教育原则。
作为全球化最显形的投影一建立在互联网技术基础上的网络社会，影响和改变着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要面对的不过是整个人类社会所需要解决的历史问题的一个折射。“立世德为首，立德育为先”，肩负着育人使命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坚守住“身体在场”的教育，不能“随网起舞”。我们应该加强对网络这一新生事物的理解和认识，扬优抑劣，及时矫正青年学生在网络世界中的失范行为。但是须知网络生存毕竟基于现实社会，虚拟身份亦有确切所指。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在遵循虚拟世界的游戏规则，以化名或匿名的身份与受教育者平等、自由、近距离交往的同时，更要凭虚人实，做好“身体在场”的教育。即摒弃“只要是新的就是好的”的思想，在适应时展的同时，自我反省、回归本然。思想政治教育是指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教会人们怎样与世界相处、与伙伴相处、与自身相处的实践活动。正如高德胜所说:如果学校教育能够回归本然，在教育过程中使每个人建构好自身，学会与自己交往和对话，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网络空间中迷失自我，动辄着火的缺陷。我们承认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根本不同，也承认在现实生活中所形成的品质不可能完全迁移到网络空间之中，但我们同样不可否认真正的德性所具有的穿透力和持久性。学校教育要由教育引导向教育关怀转变，由读写算的技术性工具性职能向教会学生关心自己、关心他人、关心自然社会环境、关心人类制造出的物品及关心知识和学问等方向转变。也惟有如此，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化为“看不见的手”，真正做到“净化网络环境”，当好“环保工人”。
其次，必须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的限度，在实际教育中量力而行。
在探索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如何向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领域转变的时候，我们特别需要克服“新瓶装旧酒”的懒惰思想。面对一个新生的事物，借鉴已有的经验固然重要，但是毕竟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二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区别，因此需要认真研究和掌握网络空间的思维逻辑和客观规律。万维网的发明者伯纳斯·李曾阐述道:从原理上讲，要使网络成为一种普遍的资源，就必须使其毫无限制的发展。而从技术上讲，如果有任何控制中心的存在，它就会立刻成为限制网络发展的瓶颈，这样网络就永远也不会发展壮大。人出于社会关系、劳动及需要的本质而寻求人际交往，互联网最大的长处莫过于满足了人们对于信息资源交流、共享的需求。人们上网是为了消费信息或在娱乐、消解信息中获得愉悦和满足，几乎没有人上网的目的是为了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据在大学生中调查，经常浏览网上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网站或网页者仅占6. 8%，有时浏览者占25. 8%，偶尔浏览者占38.7，从未登陆过的占28.6%48.1%的学生从未听说过学校有关党的知识专题网站，26. 4%的学生听说未访问过，23肠的学生听说过并只在组织活动时才有2.5%的学生访问过。川这组调查数据充分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网站的效果不佳，也对我们倡导思想政治教育占领网络阵地，引领舆论导向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毕竟网络世界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信息主义，不能很好地适应网络世界的逻辑规则必然会被网民所冷落。思想政治教育亦有自己的规律和前提，在强大的信息网络面前既不能“随网逐流”更不能包办一切，应该量力而行。举例来说，“实名制是反网络的，与网络的本性不符，也与大多数网络行者的需要相悖，强行推行的结果只能是毁灭网络。就好像都市是一个陌生人的世界，在陌生人的世界里生活的好处是自由，没有熟人社会的处处约束，坏处是孤独和冷漠，人与人之间缺乏关爱。但我们不能因为都市生活的孤独和冷漠而让都市中的每一个人在胸前插上自己的名卡。
最后，还必须要做好现实与虚拟间的互动，帮助实现“自我认同平衡”。
